宏观经济的意义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宏观经济的意义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宏观经济的意义范文
政府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中应该是一种择优选用的原则，应该帮助消费者和产业者知道新形式下的最好的技术、生产渠道、发展模式或者是调高效益的方法。我们的国家由于名族众多，地域广阔，可用于发展的艺术和文化底蕴也是最多的，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和心里下，其经济行为和协调关系也不一样，因此由于历史、文化的不同会对艺术与文化认知的意识形态产生差异，一般来说在宏观经济调控下有三种模式（图1）。一种是以个人或者是团队合作形式的自由经济模式，通俗地来说自由经济模式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法治与国家行政规范的指导下，对社会人文与艺术传统因素的个体经营模式，特别是在艺术与文化产业集聚区，此种模式尤为明显。其实早在19世纪后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有了类似的手工艺作坊，并由此而孕育出了各种行会经济体制，自由经济模式的有事在于其调节市场经济的转变作用，同时实现各民族歌地域之间历史、艺术、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在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上，起到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杠杆行为作用，并对社会储蓄与保险承担责任。另一种是企业的集体职能模式，这种模式一般可以理解为集体协调市场经济的行为，艺术与文化可以使个体的发挥，也可以使以集体为载体的创造性经济活动。现在各种以高校为载体的产业园、高科技软件应用；以艺术文化娱乐中心为载体的影视、动漫、展示；已消费为主体的各种民族旅游、映像互动等等。这种集体协调可以使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可以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而由此形成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与艺术历史文化的演绎，政府经济管理机构的改革、政府经济宏观计划的协调、艺术与文化产业金融系统、企业模式、劳资关系都十分紧密的相互联系在一起。第三种是国家政府职能模式，国家和政府在行政市场体制中起指导性调控行为的作用，，建立和健全有法律规制的，带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文化的市场经济在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中是十分必要的。例如：新加坡模式。由功能完备的职能部门来控制投资和艺术产业的发展，这种宏观经济的调控无论是在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宣传传统与道德界面，更加具有充实性，且具有长久发展的潜力。
二、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分析
（一）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行为特征艺术与文化作为一个新兴的知识性意识形态产业，首先需要的是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指导，从当今世界关于文化产业的实践经验来看，宏观调控的手段对于艺术与文化创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例如1997年的“创意英国”全球推广计划，在税收、出口计划、财政支出所给与的发展战略计划，不仅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国民消费意识的增长。其次艺术与文化的行为特征需要受到规范的约束和保护，艺术和文化从意识层面上来说是我们的精神财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更是政府职能机构对于经济宏观调控的手段，经济学之父霍金斯就曾经提出，文化与艺术需要有传承的载体，这种载体是一种价值，体现在知识的民族性、文化的差异性、对社会的贡献性上面，所以要有完备的法律和宏观的政策去促进它，只有这样，我们的创造活动才有价值。第三，个体与团队的作用在往往可以创造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种创造性思维不仅可以带动经济的跳跃式发展，在绘画、设计、电影与时尚、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甚至我们的将来都会给予深刻的影响，而艺术与文化不仅仅是简单的创意产品的价值，同时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只有激发出这种行为才能促进社会的共同繁荣和文明的进步。第四，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行为需要产业经营的主体，只有通过市场的运作与开发，才能够在市场与消费者之间搭建起桥梁，这些产业经营的主体利用资源和环境，提高全民整体素质，这不仅是带来了经济效益，同时也对社会整体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对我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国经济增长从来都不曾像现在这样备受关注，近50年来似乎没有一个国家做的能比中国更出色，如果让我们穿越到从前，以一个历史者的眼光来看中国现在的复兴，不难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在于宏观调控下渐进式的市场导向，改革开放并不是一条平坦的康庄之道，经验告诉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局部性的市场导向与改革往往是在取得成功之后再随之推广。而现在的中国经济又处在转型期，艺术与文化的创意与发展也符合我国宏观调控机制的中“微观先行”的思路，现今中国的高储蓄额对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并不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如果不考虑到社会消费能力以及社会主动投资的可能性，那么中国经济也可能会出现高储低开的局面，只有通过刺激消费与改变投资方式，促进资本积累才能有利于经济发展。以江苏省为例，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排前兵，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每年的增长率超过25%，高于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的增速，据统计2011年，江苏文化产业产值达到1500亿元，占GDP比重的3.4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0.7个百分点（表1）。从诸多数据可以看出，现在中国经济宏观调控重点已经从开放投资转向了扩大内需、增强消费的理性控制阶段。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投资一度出现过热的现象，导致了投资与消费的失衡，随着中国经济由计划统制模式走向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不在是由国家宏观控制供需比的单一模式，随着改革的深入，可以预期的是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一定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的需求和消费比率，但是由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所遗留下的高储率以及银行投资贷款项目过热的问题，会导致文化创意产业在现有的经济体制转型中不能以主力军的姿态出现，但其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作为经济转型期的文创产业在当前进出口投资疲软，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作为改变现有收入分配格局，促进消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对中国宏观经济内外平衡的影响近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的GDP平均增长率都在10%以上，但是从社会经济内外平衡的研究来看，现在的经济体制构架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状态。就国内而言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国民经济的内部吸收成分，即消费投资额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很低，国内的经济增长都是政府企业在投资涉外进出口项目或者是基础设施中体现出的价值逆差；从外部环境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开始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把其纳入国家经济宏观协调的范畴中加以深化，以美国为例，其创意产业早已成为国家最大的出口产业，好莱坞影视、迪斯尼主题公园、第五大道等等。据统计，2011年，仅美国的知识产权产业就约占国家生产总值的5.24%左右。在美国艺术与文化创意作为知识经济的核心，成为其国家经济宏观调控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当前的世界经济已经不在是资本积累初期的意识形态了，多元化、金融性、创造性已经成为现今社会发展的主流，在中国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需要对艺术与文化创意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上升到战略高度，这不仅对社会繁荣稳定、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增加经济增长点、促进社会就业率，都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四）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之一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增长与传统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有所不同，现有的快速经济模式并不适合于艺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短期的经济增长是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所不能带来的，它需要资源配置循环利用，需要先发展后规范进而边发展边规范，并逐步转向先调控后发展的过程，利用艺术和文化的附加值实现经济增长转向，同时依靠新技术改善结构的优化整合，影响体制改革，同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有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能体现当前社会对于知识价值体现的一种新形式，兼顾传承与中国的没学道德，同时体现地投入高回报的经济增长特色。在这里可以运用经济学GNP的模型修订指标来衡量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性，即GNP=GNP-Dm-Dn+A，其中Dm代表人力资本的折旧，Dn表示资源配置的折旧，A表示折旧资本的再利用。模型建立的基本思路是在中国现有的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宏观调控下，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资源利用率等因素，考虑进人文发展指数（HDI），通过艺术与设计创新提高生活品质、促进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所以当前中国社会的宏观调控政策需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思维能力，而艺术与文化不仅可以使经济增长的方式之一，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方向。
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下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构架模型
（一）国家财政与货币政策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因地域而异，人文风情也不经一样；由于历史原因、民族传统与风俗习惯的不同，国家在对待文创产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要有不同类型与之适应。大体上来说，一类是投资性财政政策或者是激励政策模式，在鼓励和帮助的机制下，扩大财政支出，降低税率，减少各种规费和地方性税收，以刺激需求和吸引外部资金流动。另一类是有计划财政支出政策，提高税率，控制需求平衡。利用激励模式促进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高就业率和消费水平，提升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对于那些需求过度，供需比不平衡，财政支出过高的要采取稳定有效的措施，一切从有利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思路出发，做好宏观调控工作。
（二）社会资源分配以及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对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来说，特别需要对社会资源的有利分配，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应该按文创产业的生产要素进行分配，通过再分配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收支水平，计划协调好资源的社会供需比，既要保障对经济增长的有效利用率，同时也要对资源的分配所带来的风险和回报率做好预判。国家宏观调控文创产业的手段一般由税收来调节社会、地区间的极差水平，同时通过转移支付调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比，还有最为关键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作为调节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艺术和文化创意产业是知识产权与国家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息息相关的经济体模式，需要国家宏观调控系统中法律规范的约束和保护，因此经济增长是宏观调控的目的，而对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来说宏观调控还应该有另一个层面的内容即文化的传承。
（三）文化创意的产业政策对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来说，并不是一味的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强调经济增长实际上不能忽视艺术品和艺术家在创造精神财富时的不确定性，需要在宏观经济体制调控中加以体现，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刺激市场消费水品，同时增加教育投入和素质培养，例如美国国家博物馆、艺术馆、美术馆、设计中心等艺术文化中心占城市公共服务的比重有87%以上，免费对外开放以及参观的几乎占95%以上，城市基础文化建设的比重占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47%。依据经济最优投资模式主要受国家就业率增长的驱动原理，目前的中国实际处于经济投资过度，未来就业率水平下降的经济过渡期，我们在文化基础建设投入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因此国家对文化创意产业宏观经济政策上应该有“倾斜”的政策，要有合理的维护和适度的竞争机制，不能盲目的追求规模经济。
（四）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机制下的构架图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需要有国家宏观调控机制政策的引导，而有利的经济增长点；有竞争力的知识产权；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力；都能让中国的经济摆脱过渡依赖对外贸易的被动局面，减少外部需求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但是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跨越性边界十分模糊，因此需要从经济学宏观控制的角度来量化分析，给出了关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机制下的构架图（图2）。从构架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创意产业的增长模式对国家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构成了一个外循环的过程，如果单从国家GDP即国名生产总值上来看是不能体现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以及社会艺术文化教育水平、创新科学技术等诸多相关因素的，但是从构架图上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出文创产业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国家宏观调控机制起到深刻影响作用的，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内需不足，特别是社会储蓄率过高而物质消费水平偏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于基础设施和制造投资比重太大，而对文化、素质、教育、艺术等公共服务投资严重失衡。从构架图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当前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应向着有利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方向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在宏观经济调控下的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应抓住机遇和挑战，依据地域文化以及科学发展的优势，不断完善自身产业模式，从长远的角度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宏观科学的市场经济体制。
四、结论及补充
第2篇：宏观经济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利率期限结构 宏观经济因素 货币政策
一、引言
利率期限结构是指在某一时点上，不同期限资金的收益率与到期期限之间的关系，它反映了不同期限的资金供求关系，揭示了市场利率的总体水平和变化方向。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等原因，利率作为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价格变量及货币当局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主要观测变量，其在金融市场上所起的杠杆功能显得日趋重要。
对于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解长久以来都是金融家和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主题，但是，二者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区别。一方面，金融家主要集中在有价证券利率的预测和定价上，并没有指明利率期限结构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学家专注于理解利率、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关系，为了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往往信赖“预期假说”，而不管其贫乏的实证记录。结合这两条线的研究似乎是富有成效的，因为两种方式都有潜在收益（Hordahl等，2006）。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借鉴国内外学者将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进行联合研究的成果，从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审视利率期限结构，以此加强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解。本文主要包括加入宏观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利率期限结构与单一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以及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关联性的研究。
二、加入宏观经济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传统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主要是针对期限结构本身的研究，没有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随着利率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人们开始重视利率期限结构中包含的宏观经济信息，并尝试将宏观经济变量引入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发现在模型中加入宏观经济变量后，对利率变动的解释度显著增强（Kozicki和Tinsley，2001；陈哲，2008）。
1.国外研究现状
泰勒规则和新凯恩斯理论的提出，引发并促进了加入宏观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即宏观-金融模型（Macro-finance Model）的研究。Kozicki和Tinsley（2001），Ang和Piazzesi（2003）首次在期限结构模型中加入宏观经济变量并证明这样做是合适的。Ang和Piazzesi认为宏观经济变量对收益率起到重要的解释作用，这些变量在期限结构模型中能改善其预测效果，在这一开创之作后，宏观-金融模型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并不断被修正和发展。
Hordahl等（2006），Rudebusch和Wu（2008）将期限结构模型追加到新凯恩斯宏观模型中。Hordahl等构造了一项完全基于宏观经济因素的动态期限结构模型，模型包括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三个关键的宏观经济变量，考虑了短期利率到宏观经济产出的明确反馈。Rudebusch和Wu的建模与前者类似，他们均在建模过程中将定价核心看做是外生决定的，但二者都在供给和需求方程中添加了带有几分任意性的滞后结构。
由于大多数的宏观模型中的关键变量是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但是由于这类模型的过度简化揭示了非常有限的有关货币权威性和私下部分（private sector）的信息量。众所周知，货币政策的运行环境是需要大量的数据的，所以，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难以充分地预测货币政策未来的表现。因此，Bekaert等（2010）完善了带有无套利仿射期限结构模型的结构化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框架，与前面所提研究不同，除了通货膨胀、去趋势化的产出和短期利率以外，他们在潜在的宏观模型中引进了两个不可观测的变量——随时间变化的通胀目标和输出的自然增长率，构建了一个五因素的清晰的结构化模型，促成了期限结构动力的一个有意义的经济解释。
此外，学者通过不断修正和完善，将宏观—金融模型进行拓展。例如，achter和Iania（2011）通过引入额外的流动性相关和回归预测因素，扩展了仅包含标准宏观经济因素的基准宏观-金融模型，模型在使用横截面数据修正收益率曲线上，显著优于Dew大多数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宏观-金融收益率曲线模型。Benchimol和Fourcans（2012）遵循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提出并测试欧元区的模型，特别强调了风险规避和货币的作用。Dewachter等（2012）开发了空间向量自回归模型，在模型中同时考虑了经济冲击的时间和空间维度，通过这一框架来分析欧洲地区通过宏观经济冲击（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利率）的空间和时间进行的传播。
2.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于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因而有关宏观-金融模型这一领域的理论及建模方面的研究还较缺乏，新起的研究都是基于国外学者的理论及模型框架上进行的。
朱波，文兴易（2010）根据宏观经济结构和微观金融模型的结合方式，对国外新近的宏观-金融模型进行区分，主要分为仅在仿射期限结构模型的基础上增加宏观经济变量的简约型宏观金融模型，以及对利率期限结构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考虑的结构化宏观金融模型两种类型。沈根祥，闫海峰（2011）也是在国外文献的基础上，按照利率期限结构模型的因子来源将其分为内基模型和外基模型。其中内基模型的因子不可观测，其经济含义往往难以解释，而外基模型中的因子为宏观经济变量，模型具有明确的经济含义。
孙皓，石柱鲜（2011a，2011b）首次使用宏观-金融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但他们并没有构建新的模型，而是基于Oda和Suzuki（2007）的模型框架，先是对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动态过程中的时变宏观经济风险价格进行定量估计，随后探讨了我国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
三、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
利率期限结构中包含了宏观经济的信息，同时，宏观经济因素会对利率期限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
1.利率期限结构与单一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
目前，研究宏观经济所涉及的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主要包括生产、消费、投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货币供给等。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选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宏观经济因素，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利率期限结构与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情况。
（1）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利率期限结构包含通货膨胀的信息（Mishkin，1990a，1990b；Fama，1990），对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预测功能（Ang等，2006），李宏瑾，钟正生，李晓嘉（2010）通过对中国银行间市场国债利率期限结构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短期利率期限结构（特别是中短端）包含了未来通货膨胀变动的信息，可以作为预测变量用来判断未来通货膨胀走势。
但是，不同学者关于利率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功能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Ribba（2011）通过将预期通胀对利率冲击的瞬间响应限制到零，发现短期名义利率不能作为通货膨胀的预测器来解释，至少不是长期预测器。陈鹏，徐炜（2009）则认为10年期与7年期利率差对未来3个月的通货膨胀预测能力最强，利差增大预示着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增大，而陈红霞等（2011）表明市场利差与未来通胀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对未来通胀具有持续显著的负效应。
除了能够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测功能外，利率与通货膨胀之间还存在相互作用和影响。Yuksel和Akdi（2009）就探讨了不同通货膨胀对美国利率不确定性测度的影响，脉冲的不确定性对短期和长期利率有负面影响，而结构的不确定性对短期和长期利率有正面影响。Tillmann（2011）在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框架内，根据货币传导成本渠道，评估了利率对通货膨胀动态的影响，研究表明，更高的利率转换成更高的边际生产成本，并最终成为更高的通货膨胀。Hagedorn（2011）根据理性预期和全可信度下的标准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模型预测，名义利率应该下降以实现低通货膨胀目标，而实际利率大致维持不变。Ehrmann等（2011）使用高频率债券收益率数据来研究欧元区的通胀预期，发现更低的长期利率，更高的稳定性，以及更好的锚定反应，能够大幅增加长期通胀预期的锚定。Wright（2011）提供了期限溢价，通胀不确定性和二者关系的跨国实证证据，这些证据表明长期通胀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收益率曲线斜率向上进行解释。
（2）利率期限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的关系。关于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的联系，早在Estrella和Hardouvelis（1991）就通过美国季度数据，证明10年期和3个月期的国债收益率之差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的消费、投资和产出情况。Haubrieh和Dombrosk（1996）通过研究说明利差对GDP增长也有很好的预测作用。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对宏观经济走势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孙皓，石柱鲜，2011），利率期限结构是宏观经济波动态势的“指示器”（孙皓等，2012）。
于鑫（2008）认为长短期利差对我国未来经济变化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但利差的边际预测效果较差。况山（2009）研究发现银行间市场不同长短期利差结构对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的预测能力不同。其中，2年期国债利率与同业拆借1天的利差对一致指数解释力度较强，且一致指数与利差呈负相关关系系，利差越大，未来10个月的一致指数越小。陈鹏，徐炜（2009）则认为10年期与3年期利差对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力最强，利差增大预示着未来经济的增长。此外，利率期限结构对还能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预测，孙皓，石柱鲜（2011）研究表明，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变动能够较为稳定地指示未来3个月的经济周期波动状态。
最新的研究由Favero等（2012）等做出，他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状态空间模型框架，用来分析无套利和大型信息集的预测功能，发现非套利模型在较短的期限较短的范围内更有用，大型信息集则在较长的范围和较长的期限内更有用；收益率曲线模型可以利用宏观经济变量来预测宏观经济。
（3）利率期限结构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大量文献都表明利率期限结构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利率期限结构中蕴含着货币政策信息（徐小华，何佳，2007；郭涛，宋德勇，2008），通过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化，中央银行可以获得金融市场对未来通货膨胀以及利率变化的预期信息，从而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同时，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它的具体操作和传导机制对利率期限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Dai和Philippon，2006）。另外，贾德奎（2010）还从货币政策透明度角度上进行研究，发现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更有利于引导市场预期和形成稳定合理的利率期限结构。
不同期限利率受货币政策的影响不同，货币政策对我国短期利率的影响要远大于对中长期利率的影响（刘海东，2006）。货币政策对期限结构不同因子的影响效果也具有显著差异，孙皓，石柱鲜（2011）表明货币政策作用下，利率期限结构水平和曲率因子减小，而斜率因子增大。在货币政策的宽松期和紧缩期，面临货币政策从紧的冲击，水平因子的响应分别为正向和负向，而斜率的响应均为负向；当货币政策由宽松期转向紧缩期时，水平因子变大，斜度变小（潘敏等，2012）。但是沈根祥（2011）的研究指出，货币政策和利率期限结构之间的短期动态影响表现出非对称性，即债券市场对货币政策变化的反应较为迟缓，但货币政策对市场利率的变化反应敏锐。而长期均衡关系则表明，货币政策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期限结构有显著影响，但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央行的利率调控目标不敏感，不能形成明确预期。
2.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关联性的研究
除了分别研究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外，国内外学者也尝试着探索利率期限结构与多种宏观经济因素间的动态关系，从整体上分析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胡雪琴，陈勇（201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我国国债市场的三因子动态模型，分析利率期限结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三者的关系。Reschreiter（2011）研究货币政策制度的转变对英国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目标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货币政策改变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实际利率的均值回归水平下降，实际利率的波动性也降低了，实际利率偏离均值的持久性则增加了。Orphanides和Wei（2012）则探索了宏观经济结构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表明实际GDP增长、通货膨胀和名义短期利率的递归估计的VAR产生与调查预测更为一致的预测。
宏观冲击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也引起学者的关注，但宏观冲击对不同期限利率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货币冲击、供给冲击和价格冲击对短期利率具有持续显著的影响，而对长期利率则没有显著作用（刘金全等，2007）。同时，不同类型宏观冲击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也不一致，于鑫（2009）认为利率的水平因子受价格水平的影响最大，货币政策变化主要引起倾斜和曲度因子的变化，但季绍波等（2010）则认为货币政策主导水平因子变化，实际经济变化才是倾斜和曲度因子变化的主要原因。孙皓，石柱鲜（2011）模拟了宏观经济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冲击效应，认为宏观冲击长期对利率期限结构的整体水平具有明显影响，而对坡度的影响仅在短期内有效。
四、研究评述和未来研究展望
第3篇：宏观经济的意义范文
《宏观经济学》是普通高等学校经济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在经济类专业课程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学习其他后续专业课程的基础。以往《宏观经济学》教学主要是以教师讲解为主，这种教学方式不利于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难以有效培养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因此，《宏观经济学》教学不能是知识的简单灌输，而应是培养学生掌握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的方法并将其运用到后续课程的学习中，探究式教学和学习方法是培养学生更好地学习和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手段。
一、探究式教学
探究式教学是以探究为基础的教学活动，在教师的指导启发下，以学生独立自主学习和讨论为基础，引导学生以原有知识、外部世界和生活经历为参照对象，通过思考、观察、实验、阅读、讨论等途径去独立探究、自主发现并掌握相应的原理和规律。探究式教学以学生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以学生独立学习和小组合作讨论为手段，从学生所熟悉的现实经济生活实际出发，依据探索研究的客观规律，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探索研究的能力，调动其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探究式教学中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
在探究式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的目标取向需要教师做好角色转变，不断加强教学过程的控制力。教师在探究式教学过程中，应该有目的地将自己转化为学生学习的协作者和促进者。
1．学生学习动力的促进者有参与的意愿是学生积极参与探究式教学的前提，因此，吸引学生的参与兴趣要求教师必须熟练驾驭教材，把科学性与趣味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教师在探究式教学内容安排上要尽可能选取学生感兴趣的社会热点问题，从而充分调动学生探究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参与探究新知、掌握理论的能力。教师在探究式教学活动中的职能就是组织和监督，具体职责为合理安排探究问题、设置良好的学习情境、维持和促进学生探究兴趣等。
2．学生学习过程的协作者当学生有了探究学习的兴趣，被引导进入探究学习过程后，教师的角色就转化为学生探究学习的协作者和积极旁观者，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协助。总之，在探究式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是主导学生的学习过程，而是放手让学生主动探究知识形成的过程，亲身体验学习的成功与失败，教师成为学生的合作伙伴。
三、探究式教学的环节
现象观察。教师挖掘出教材中适合进行探究式教学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观察与将要学习的教学内容相关的现实经济现象，引起学生的探究兴趣。发现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对现实经济现象的观察，发现经济现象背后的基本规律。猜想假设。针对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的规律性，结合经济学知识，提出符合经济现实和相关理论的基本假设。逻辑推理。围绕假设，通过演绎、推理等手段探究问题的答案，这是探究结论的提炼过程。得出结论。在逻辑推理基础上总结探究结论，得出结论的假设猜想和推理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不断地重复和试验，最终获得探究结论。结论应用。引导学生运用探究结论解释现实经济现象，一方面对探究结论进行检验，另一方面使学生感受到探究学习的乐趣。
四、《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探究式教学设计
笔者以消费理论为例，简要说明探究式教学模式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
1．现象观察现象观察是探究式教学的第一个环节，也是学生探究活动的切入点，学生只有对该经济现象有切身体会才能引发探究兴趣。在消费函数理论的探究式教学中现象观察设计如下：第一，要求学生写出自己的年龄、性别、籍贯等信息；第二，写出自己本月消费金额与本月收入金额（假定来自家庭的生活费为个人收入）；第三，假如月收入分别增加100元、200元、300元、400元，请学生写出不同月收入情况下的消费金额；第四，为避免泄露隐私，要求学生以纸条的方式提交自己的答案，并标注在黑板上供其他学生分析；第五，要求学生总结收入变动与消费量变动之间的关系。
2．发现问题学生通过对提供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了收入与消费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接下来在教师的引导启发下提出问题：收入与消费额之间为什么是正相关关系？当收入提高以后消费额的变动趋势是什么？除收入以外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消费额吗……针对这些问题，教师鼓励学生大胆猜想，并分小组进行讨论。通过讨论，学生会发现，除收入因素以外，年龄、性别等因素也会影响消费额；随着收入的提高，消费额也逐步提高，但消费额提高的幅度落后于收入的增加幅度。
3．猜想假设因为收入与消费额之间的关系涉及消费者这个复杂经济主体的具体行为，为避免个人差异对研究对象的干扰，教师有必要启发学生对问题作出以下假定：消费额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收入，从而避免了其他因素对消费的干扰。
4．逻辑推理根据上述一组经济数据所总结得出的收入与消费额的正相关关系，还不能称之为理论。因为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可能只是一组特殊现象，这是归纳法。归纳法尽管有助于我们从纷繁复杂的现实经济现象中找出背后的规律，但若要形成经济理论则需进一步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作出证明。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应指导学生用作图、列表等方式配合逻辑推理。
5．得出结论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总结探究结论，我们可以得出消费理论，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总结研究结论，由教师在学生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给出凯恩斯的理论表述。在收入与消费的关系方面，存在着一条基本的心理规律：在一般情况下，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如收入增加得那样多。
6．结论应用鼓励学生运用消费理论解释现实经济现象，如分析一下家庭收入与支出的关系是否符合消费理论，进一步启发学生探索储蓄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为后续教学内容作铺垫。
五、《宏观经济学》探究式教学效果分析
1．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相对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而言，以学生为中心的探究式教学模式有助于学生从消极、被动地接受知识变成积极、主动地学习知识。采用探究式教学，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突出了思维活跃、勇于探索的优点，充分激发了学习热情。
第4篇：宏观经济的意义范文
进入2006年以后，产能过剩问题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代之而来的是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增长速度的加快，一些原来担心出现过剩亏损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出现回升，生产增长速度加快，企业总体盈利状况有所好转。出现这样的局面是与2006年年初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的急剧增长相联系的。2006年初投资增长速度的再度加快，投资增长速度的提高意味着投资需求增长速度的提高，投资增长对投资品的需求，直接吸纳了上游产业可能出现的过剩产能，并激起上游产业部门的再度扩张，形成经济景气在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内部的加速自我循环。然而投资的高增长只是暂时掩盖了由于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这种上游产业部门内部的加速自我循环是不可持续的，这种供求关系短期平衡的恢复是以未来更为严重的不平衡为代价的。如果不加强宏观调控，把过快增长的投资稳下来，未来将会面临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2. 打破经济运行中的不良循环链
由于某些部门的产能过剩，国内市场需求相对不足，迫使过剩产品寻求国外市场，造成出口增加。出口的大量增加使得外贸顺差明显增加，外汇收入相应增加。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货币当局不得不增发基础货币，基础货币的增加，使得国内信贷供给相对宽松，为投资的过快增长提供了资金基础。由于国内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造成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拉动，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宽松形成的隐性的通货膨胀压力，虽然造成在相对较长的时期内，投资品价格与消费品价格的相对背离，却没有直接形成消费价格指数的明显上涨，而是使资产价格水平，包括房地产价格出现了明显上涨。这种状况更形成了在某些短期有利可图的上游产品部门的盲目投资热，而在未来出现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外贸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状况仍然在进一步发展。除个别城市外，全国总体房地产价格还在较明显地上升。因此此一轮宏观调控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抓住关键环节，采取必要措施，打破经济运行中的不良循环链，不仅解决好短期问题，同时为解决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打下基础。
一段时期以来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的问题是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不良循环的直接孪生物。不良循环中过高的货币供给和投资的一个重要的投向，就是房地产业。在过去一段时期中，相当数量的违法使用土地案件涉及到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业通常是增长速度最快的部门之一，房地产业获得的信贷数量通常也是增长最快的。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贷款总额达到2743亿元，同比增长56.4％，增幅比去年全年高35个百分点。从这些情况来看，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也应该是当前宏观调控着力解决好的问题。
然而与解决外贸不平衡主要需要依靠货币和财税政策通过市场调节来进行不同，进一步解决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问题，需要更多地使用政府行政手段。受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影响最严重的是普通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与控制房地产价格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由于住房具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二重性，我们不能简单地通过市场来解决所有居民的住房问题。住房作为私人物品，其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而作为公共物品，政府有责任要满足中低收入阶层基本的住房需要。
3. 解决好地方政府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响应问题
在诸多矛盾中,地方政府对中央调控政策的响应程度不高,是影响宏观调控效果的一个重要问题。某些地方对宏观调控政策采取各种化解措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以及目前干部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中尚存的急待进一步改革的问题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央与地方目前存在着财权与事权的日益不对称。城市化建设、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与生态的保护与恢复,任务艰巨,需要大量的投资支撑。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减轻农民负担、保障当地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落实这些目标的具体工作在相当程度上是各级地方政府的任务。在事权划分上地方政府的事权大大增加了。而在财权划分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权却有相对减小的趋势。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的划分比例,1990年约为34∶62,2000年上升为52∶48,2004年已经上升到55∶45。虽然中央政府在不断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但对大多数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转移支付的规模与他们的期望，与当地发展需要相差甚远。在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压力下,地方必然产生通过发展工业,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以解决当地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内在动力。地方往往在把上项目、求发展，片面追求GDP放在首要位置，而存在忽视保护耕地、保护环境，和忽视采用先进技术和要求规模效益的趋向，特别是地方不太关心宏观经济“过热”会引致通货膨胀的问题。
4. 努力完成“十一五”规划制定的各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2006年是执行“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目前确实还存在着与“十一五”规划要求相悖的倾向。在经济结构方面，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连续多年，我国投资增长速度高于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使得投资率不断上升，增大了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的难度。“十一五”规划要求，“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合理控制投资规模，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今年上半年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消费。如果这种投资波动的态势演变成长期趋势，将不利于“十一五”规划关于调整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任务的完成。
第5篇：宏观经济的意义范文
近几年，各界对我国人口结构变动及其影响的讨论越来越多，争议也较大。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不会因劳动力减少而在未来10年大幅放缓，人口结构的变动将如何影响投资工具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在如何看待本轮通胀性质的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刘易斯拐点）导致的工资上升将成为中国未来持续高通胀的驱动力。本文将分析和探讨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通胀、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可能影响。
劳动力减少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力供给增长、资本存量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过去30年，我国经济增长平均达到10%左右，这其中有劳动力供给快速增长、高储蓄率支持的资本存量扩张以及生产效率提高这三个方面的贡献。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满15周岁不到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有9.2亿，比2000年的8.25亿增加了近1亿。据统计局人口专家预测，我国未来10年年均适龄劳动力资源将增加9亿左右，2013年以后，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会逐步下降。也就是说，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有所下降，甚至会有负面的影响（图1）。
劳动力供给减少拖累经济增长的现象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存在，老龄化严重的日本尤为明显。但中国有一些特殊因素，增加了判断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的不确定性。
一是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从经济供给的角度看，城镇化意味着农村富余劳动力从边际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生产转移到边际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此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城镇人口达到了6.66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9.68%，比2000年上升了13.46个百分点。而在前一个10年，即2000年比1990年的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9.86个百分点。50%的城镇化率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同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还在扩大，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在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未来城镇化率上升的速度可能比过去10年有所放缓，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可能降低，近几年农民工供给趋紧就是一个迹象。
二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此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文盲率从2000年的6.72%下降到2010年的4.08%，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8930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意味着同样的劳动力供给，而平均生产效率增加。这同时也意味着经济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改变过去依赖低端劳动力、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当然，在调整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可能存在技能错配的失衡。近几年，一方面有农民工短缺的现象，低端劳动力工资上升较快；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工资较低的问题仍然存在。在工作年龄人口中，15岁到24岁之间的人数在过去10年增速明显下降 (图2), 而中学和大学入学率却有较大提高，其结果是低端劳动力中的年轻劳动力供给显著下降，但现有经济结构对低端劳动力需求仍然大，所以工资上升压力有所增加。与此同时，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供给虽有增长，但受限于现有的经济结构，对此类劳动力需求增加不够快，工资增长较慢。
总体来讲，工作年龄人口的变动将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在未来5～10年内将显著放缓。城市化所释放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劳动力素质提高将部分抵消工作年龄人口总数下降的影响，但难以完全弥补。依据中金公司对中国经济生产函数的估算，考虑到劳动人口、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未来可能走势，“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8%～9%左右，和过去10年平均10%的增长率相比显著放缓，“十三五”期间的增长率将进一步下滑。
工资上升不是长期高通胀的推手
人口结构变动影响经济的潜在供给和潜在消费需求，从而影响长期的平均CPI上涨率。若将年龄介于25～64岁之间的人口定义为生产者，而将2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人口定义为消费者 （此区间内的人口也可能参加生产，但其生产能力相对较小，储蓄能力较低，更主要是消费），然后计算生产者（储蓄者）与消费者数量之比（图3）。目前中国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比在120%左右，每100个消费者对应着120个生产者，潜在供给大于潜在消费需求。这一比例是在1995～2000年间才超过100%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短缺型转为过剩型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显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人口结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生产者数量大幅超过消费者，供给相对于需求变得比较充足，储蓄上升，支撑高投资，推动产能扩张。由此带来的结果是，通胀在过去10年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显著下降。
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在生产者多于消费者的经济体中，平均通胀率较低。过去10年年中国平均通胀率约为2.0%，而印度、巴西和越南的通胀平均分别为5.5%、6.9%和7.7%，人口结构的差异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2010年印度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比率约为80%，表明每100个消费者仅对应着80个生产者，而这已经比2000年75%的水平有所上升。巴西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比率在2010年刚达到100%，而2000年时仅为80%。越南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比率目前是95%左右， 10年前只有75%。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更接近于发达国家。过去20年，美国和英国的生产者显著多于消费者，而日本和德国处于这一阶段的时间更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通胀率显著下降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并非巧合。
当然，并不是说在生产者显著多于消费者的国家，其通胀始终处于低水平。过去10年，中国经历了三轮通胀周期，通胀的上下波动受经济周期（包括总需求和货币条件变动）的影响较大，本轮通胀主要原因还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内外比较宽松的货币环境。从国内来讲，2009～2010年货币和信贷大幅扩张带来通胀预期和总需求压力，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也造成输入型通胀压力，工资上升也增加了生产成本，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有部分抵消作用。退一步说，若没有总需求强劲和宽松货币环境的配合，企业把上游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空间有限。
生产者对消费者比率预计在2015年达到顶峰，然后缓慢下降。在相对长的时期内，中国的生产者人数都会显著超过消费者，是供给充分的经济。但中国与发达国家比，有一个重要差别，就是所谓“刘易斯拐点”对城镇劳动供给可能产生的影响。过去，农村富余劳动力较多，农村边际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城镇较低，造成低端劳动力工资低且增长慢。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近几年低端劳动力工资上升加快，对企业成本压力增大。从这个角度看，城镇化的过程远没有结束，“刘易斯拐点”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此造成的工资上升将推动中国通胀长时期处在较高水平。因此，工资的上升幅度长期内仍然要受到劳动力转移这一供给因素的制约。目前，有些分析用中国现在的情况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韩国相比，认为中国未来平均通胀率会在5%左右。但是，中国和日本、韩国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当年这两个国家总体人口结构是短缺型的（日本当年生产者对消费者比率是83%，韩国当年的比率只有约60%），所以不能简单的比较。
从中长期看，还存在政策的通胀容忍度问题。过去10年，我国平均通胀率约为2%，但高点在8%。通胀是个周期性现象，上下波动较大，如果平均通胀率是5%，高点就会大大超过10%。基于社会经济现实，很难想象政策会容忍如此高的通胀率。通胀容忍度和人口结构也有一定关系，一个老龄人口占比越来越大的社会，对通胀的容忍度会降低。短期内，考虑到农村富余劳动力规模的不确定性，劳动力供给紧张有可能比一般预期要严重，也就是潜在增长率可能已经显著下滑。如果政策判断失误，还追求过去的高增长，通胀压力就会增加。从目前政策调控的力度看，这个风险在降低。
房地产泡沫是主要宏观风险
当经济处于过剩状态时，由于通胀温和，货币政策相对宽松，虽然可以控制消费价格上涨水平，却可能对资产价格有过大的刺激作用，也可以说，宽松的货币条件加上高储蓄率为持续的资产价格膨胀创造了环境。过去10年来中国房地产价格大幅攀升，不仅反映了持续扩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对住房的刚性需求，也是高储蓄率带来住房投资需求和宽松货币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总储蓄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35%左右，过去10年快速上升到近50%，主要原因就是生产者逐步超过消费者。尽管政府鼓励消费的政策可能使储蓄率未来几年见顶回落，但如果以上逻辑是正确的话，中国的储蓄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维持较高水平。
同时，发达国家的经历也值得关注和借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达经济体受到的主要冲击是周期性的高通胀，导致政策紧缩，随后是经济衰退。过去20年，发达国家通胀温和，但资产价格泡沫和与之相关的金融危机变成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日本在1975～1980年间生产者超过消费者，其后15年经历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破灭。美国在1985～1990年间生产者超过消费者，其后15年多一点的时期内，经历了科技股和房地产两个泡沫的生成和破灭。中国是1995～2000年间生产者超过消费者，尽管不能简单地比较，中国过去几年房价快速上涨，偏离基本面确实需要警惕。
总之，未来几年的主要宏观风险来自房地产价格泡沫。政府应当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引导房价回到合理水平，如通过结构性措施引导储蓄流向生产性投资，发展金融投资工具，以限制房地产投资需求，同时增加住房供给。货币政策也应发挥作用，不仅要针对CPI, 也要顾及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波动。
人口结构变化推动金融脱媒
高储蓄导致的投资需求也体现在我国股市和债市市值的大幅扩大。过去10年，我国A股总市值从2000年底的47212亿元上升到2010年底的263138亿元，占GDP的比例从48%上升到66%，债券余额也有大幅增加。近几年，银行的委托理财业务也快速增长。央行最近公布的有关社会融资总量的数据显示，直接融资的比重在增加，而间接融资（银行信贷）的比重在减小（图4）。这种金融脱媒现象当然有政策的推动的作用，但和人口结构也有一定关系。过去10年，年龄在35～64岁之间的高储蓄人群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3%上升到42%。高储蓄人群所占比重上升，意味着整体投资的风险偏好增加，人们更多地追求银行存款以外的风险较高、回报也较高的投资工具。
第6篇：宏观经济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 宏观经济政策 建议
一、推进减税政策，实现“藏富于民”
在企业的投资信心不足、居民消费信心匮乏的情况下，政府进行减税，实现“藏富于民”，不仅可以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企业的可用资金，而且有利于经济的长久发展。中国古代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都是以轻徭薄赋为基础，最终形成的盛世。西方国家在经济出现衰退时利用减税来刺激经济，恢复社会生产已经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方法。只有大力推进减税政策，增加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才会增加。消费的增加，会通过乘数的作用，使国民收入成倍的增加。因此，只有“藏富于民”，逐渐恢复企业家的信心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才能从根本上启动内需，中国经济的增长才会具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
二、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在后危机时代，中国财力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人们对未来有较为确定的预期。人们的信心和对未来的预期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启动内需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要建立健全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体系建设。其次，要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再次，社会保障的措施要跟踪到位。
三、加大对教育领域的投入
首先，政府应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力度，严格审查幼儿园的办学资格和办学条件。在每个较大社区均规划出相应的场地用作幼儿办学，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前教育质量，而且还可以降低居民用于学前教育的费用支出。其次，政府还要加快九年业务教育向十二年义务教育转变的步伐，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再次，政府要注重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的投入力度。最后，政府要鼓励高等教育的学习，加大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争取避免出现因为学费和生活费等原因而放弃学习机会的现象出现。这并不是一个不可承受的财政负担，但却会在将来为全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改善。在今天的中国，大量的人才和发明创造的开发刚刚开始，有效地利用知识，充分发挥人才的潜能是迈向更具创新力社会的重要一步。
四、加大开放步伐，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在外部需求扩张、国内相关出口企业大多盈利的背景下，主动去调整经济结构是比较困难的，企业反应比较消极。金融危机的爆发恶化了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使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充分暴露并扩大。此时将经济增长由过度依赖外需、主要依靠消耗资源和环境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内外需共同拉动、集约型的低碳经济增长方式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将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相结合，进军国际高端产业，加快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步伐。首先要鼓励、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其次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再次鼓励发展低碳经济。
五、抑制价格过快上涨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实际利率，刺激投资需求，进而增加总需求，实现经济总量增加，同时也推动了价格水平上升。目前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流动性过剩造成的。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为转变外贸出口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中央银行从2008年9月开始，连续下调基准利率，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连续实施了两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美元的货币供应量，来拉动美国经济增长。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对于拉动内需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其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出现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中国也未能幸免。自2009年年底，国内CPI就开始不断上涨，通货膨胀日益严峻。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货币政策应该及时做出调整，由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货币政策。由于中国经济正在逐渐复苏，目前的头等大事是保持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所以，货币政策的调整要适度，要处理好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货币政策的调整要保持市场流动性的均衡，合理优化信贷投放的结构。信贷投放的方向在今后一个长期应该符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并积极配合产业振兴发展规划，在贷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贷款要更多地投向实体经济，将资金真正配置到需要的地方，实现信贷资金的最优配置，防止资金过多地流入投机性行业。中央银行要根据经济运行环境，充分运用公开市场业务、准备金率和贴现率等货币政策的工具，及时将货币政策调整为稳健型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并严格控制信贷的非理性增长，从而有效抑制通货膨胀。
除了流动性过剩的因素之外，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重要农产品供应不足也是造成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对此，政府应及时采取一系列发展生产、保障肉类、食用油、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应的措施，从供给的角度抑制价格的过快上涨，从而保障居民基本生活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
六、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
引发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不恰当的房地产调控措施导致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直接引发了次贷危机的爆发。因此，只有选取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才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首先，重视对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的监督，选择有效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其次，完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严格贷前审查，从源头上加强对风险的控制。最后，征收房产税，抑制对房地产的投机行为。
七、加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
金融危机的爆发向世人阐明了一个道理：金融市场如果缺乏足够的、必要的政府监管，单纯依靠自我调节无法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因此，政府要对市场发展进行严格、适度的监管。严格、适度的政府监管不仅可以保障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能够有效避免虚拟资本与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与影响。首先，要转变金融监管的理念。其次，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再次，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最后，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
参考文献：
[1]鲍丹.金融创新的协调机制及实现过程[J].财经问题研究，2008（1）
[2]程恩富.消费理论古今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
[3]陈宝森.次贷危机在恶化[J].世界经济，2008（18）
[4]陈柳钦.我国金融制度创新的理论分析与实践选择[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第7篇：宏观经济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 改革开放 经济 宏观调控 历史演进 有效性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978年～2006年年均经济增长9.7%。但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也经历了几次明显的波动，现今的宏观调控体系正是在治理经济波动的政策实践基础上不断演进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演进历程
1.行政和计划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阶段（1978年～1986年）。这一阶段，“”刚结束不久，我国百业待兴，正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但随着计划控制的松动和价格改革的推进，原来隐藏的隐性通货膨胀压力逐渐释放出来。对此，我国政府采用的主要是行政和计划调控手段，包括行政性财政政策和行政性货币政策。表现在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引导上，就是对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停止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对落后的中小企业进行强制性整顿和关停并转等。由于调控手段较为单一，在复杂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往往使得政策变化过快、调整过于频繁，缺乏必要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尝试性引入现代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阶段（1987年～1991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政府开始引进财政、货币政策的概念和做法，并尝试性地进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来调控经济，但由于缺乏市场经济调控机制可应用的经验，仍以直接调控为主，很少用财政和金融等中间变量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下手段多样的宏观调控阶段（1992年～1997年）。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开始迅速提高，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微观经济主体的活跃程度也在提高，我国已开始告别短缺经济时代。但同时，在有效供给不足的大背景下，经济过热也导致通货膨胀的风险积累。
此时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逐步建立过程中，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并重的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政府开始注重运用经济和法律等间接手段来管理经济活动，注重不同政策间的配合使用，并注意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但同时却又缺乏必要的应变性、灵活性，在亚洲金融危机这样重大的外部意外事件冲击面前，就显得无所适从。
4.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使用的宏观调控阶段（1998年～2003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出现的通货紧缩，从1998年开始，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启动国内需求。针对具体经济形势，政府灵活调整既定政策，并注重运用各种可以运用的手段形成合力，但政策搭配之间的矛盾却又减弱了合力，比如 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侧重于增发国债与增加支出，在税收方面执行的实际上却是一种增税政策，这对经济具有潜在的长期慢性紧缩影响，与扩大内需的目标相矛盾，从而减弱了政策组合使用的预期效果。
5.财政、货币政策“双稳健”的宏观调控阶段（2004年～现在）。2003年以来，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在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后不久，又出现了煤电油运紧张、部分地区和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以及外资流入偏多等“局部过热”的苗头。对此，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及时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在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态势的同时，政府在2005年宣布财政政策实施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特征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从而实行财政、货币“双稳健”政策。
但2007年以来的宏观调控较为特殊。为了应对2006年出现的经济局部过热问题，从2007年开始，宏观调控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调整为“适度从紧”，年内曾10次调高存款准备金，4次提高人民币基准利息率。并在年底提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双防”调控目标，最终将宏观调控的取向由“双稳健”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进入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虽有所回落，但CPI仍在高位运行。从总体上看，2008年宏观调控将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在调控目标上，“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对比2007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双防”目标，显然又增加了新的难度。
二、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效果的主要因素
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手段和做法，综观30年来的宏观调控历程，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效果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调控方式上的偏差，是影响实际调控效果的直接因素。首先是调控过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政府在治理经济波动时往往用力过猛。这种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急刹车”，就是典型的调控过度，它所引起的经济剧烈波动，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熨平”。其次是调控不力。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累积效应的释放，国民经济进入持续扩张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开始加快，投资率迅速回升，从2000年的35.3%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42.7%，年平均41.2%。面对投资增长过快,调控政策没有及时有力地干预,最终引发了经济的局部过热。
2.经济转型期投资体制的缺陷是影响宏观调控效果的深层次原因。首先,在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扩张的目标往往不是以市场为导向,而是服务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目标。结果是全国各地争上周期短、见效快的投资项目,造成产业结构趋同化；而一些建设周期长、见效慢、投资风险高的基础设施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却发展缓慢,成为制约经济健康发展的瓶颈。
其次,在投资决策的主体上,政府往往为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高指标而产生投资冲动,结果造成投资规模的过度扩张。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政绩”，扮演经济主体角色，最终的收入分配又向政府、企业倾斜，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造成大量资金转入投资领域，必然带来投资过快增长。
3.宏观调控运行机制不健全，政策相互配合不力是影响宏观调控效果的重要因素。由于机制缺陷和观念转变不及时，我国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全球化需要，不能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变化并对其做出适时反应，结果延误了最佳调控时机，这就降低了调控的有效性，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要为国际市场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价。
有效的宏观调控需要不同政策相互配合，虽然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政府工作报告一直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重，但在实际运用中，却存在着“一头重，一头轻”的情况，两大政策在配合运用、相辅相成上一直不甚成功。
三、努力探索富有成效的宏观调控政策
1.进一步改进宏观调控方式，建立健全预调微调机制。科学的调控方式是一国宏观调控政策趋于成熟的标志。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建立一种预调微调机制。进行预调，是要防止调控的大起大落，避免经济运行中的“急刹车”。进行微调，主要是注意调控方向和力度，避免经济运行偏离正常轨道。这就要求我们敏锐地观察经济形势的细微变化，分析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并以此来选择时机，及时调控经济运行。在经济周期变化的各个不同阶段，要特别注意各主要经济指标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趋势和程度，以确定预调措施在什么时机出台。
2.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由于宏观调控的对象、环境越来越复杂，特别是一些投机者，往往利用调控政策的不健全打“球”，这就要求在制定政策时，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复杂因素，并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例如当前实行的“从紧的货币政策”，不仅要关注总量问题，而且更要注意优化结构，关键是要“实行更加有针对性的信贷政策”，“实现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金融机构的货币差别供给，满足产业政策对货币的不同需求。”加大对“三农”、服务业、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贷款支持。
3.财政、货币政策与相关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短期措施与中长期措施并重。不同政策的配合，首先是相关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各职能部门在出台政策时不能相互掣肘，而应该彼此配套、相互协调。其次是不同政策的组合使用问题。有学者认为，这种“组合”是我国转轨时期经济运行状况和市场体制发育的阶段性产物，它能够完成仅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所不能完成的调控经济运行的任务，但它也强化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旧体制的回归，这种为调控经济付出的体制成本应尽量减少。
调控政策的选取一定要有长远考虑，短期措施只能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迫在眉睫的情况和现象，要治本，还得从中长期政策着手。如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通胀压力问题，并非单纯的货币总量问题，而是长期以来资本边际报酬率过高、劳动和土地的边际报酬率过低的失衡结果，它不会简单地因货币紧缩而终止。如果不辅之以其他政策措施，而频繁动用单一的货币政策，将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还会改变消费者的心理预期。
参考文献:
[1]本文涉及的有关数据，均根据相关年份的《国家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得来
[2]《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2008年3月26日国务院第2次常务会议通过
第8篇：宏观经济的意义范文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
［摘要］中国股市和宏观经济走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异动现象，很多相关学者都纷纷展开了研究，但从已有的研究中看，并没有对中国股市以及宏观经济走势的异动现象以及机理有清楚的解释。站在投资选择以及寻租理论的角度上看，能够将中国股市和宏观经济异动的内在机理解释为：当股市的一些相关的制度宽松的时候，租息率就会较高，此时资金也会大量的流入到股市当中，共同推动股市的不断走高，但在这之中，流向产业领域之内的资金比例会逐渐地减少，最终导致出现投资不足的现象，使得宏观经济进入到缓慢增长状态。本文针对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走势异动的观察与机理进行一定的分析，以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
［
关键词 ］宏观经济；中国股市；走势；机理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5.038
实践表明，中国股市和宏观经济走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异动现象，该现象的存在，给相应的股市上市公司带来一定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很多上市公司为了能够掌控股市，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纷纷采用宏观经济控制的手段，应用寻租等办法提升上市公司的竞争力，调整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确保在股市以及宏观经济不断上升的趋势之下，投资者以及公司都能够得到一定的经济收益。
1中国股市和宏观经济走势异动现实情况分析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国外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给予了相关的解释，在该解释当中认为，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股票市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宏观经济大的环境当中，股票市场在其中不断地发展运行，同时，它也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此，在中国股市运行中，应该注意与宏观经济运行的趋势处于同一个发展水平上，基本上保持一致。股市实践表明，宏观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衰退、萧条等，都会给市场的周期性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尤其在“牛熊”周期变化方面，其影响更大，这也是周期变化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众所周知，股市的周期由经济周期决定，在股市波动情况当中，能够将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状况真正的反映出来，为此，在国民经济当中，股市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但事实上，中国股市和宏观经济的走势现实情况并不与传统理论中的结论相一致，如果将近些年的股票指数和GDP走势情况结合起来看，自股市设立直至当前，中国的股票指数和GDP从总体上看，一直都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如果单从表面上看，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但事实上，从1993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就已经开始下降，这种下降的现象直到2000年才有回升的趋势，但是股票市场却从1994年开始经历了大牛市，这种状况持续了7年的时间，并且在不断地发展当中创造出新的高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在走势方面，在那段时间里基本上是相反的状况。
在国内，针对中国的股市以及宏观经济走势异动之间存在的关系、成因等，有相关学者已经展开了研究。在研究中他们发现，股市与宏观经济走势两者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异动态势。有相关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中国的股市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双重的体制两者都能够正常的运行，并认为影响股市走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政府部门的思路、意图以及相关的要求。也有相关的研究人员经过调查得出，1991—1996年，中国股市以及经济周期运行情况很平稳，两者之间基本上都保持一致的发展态势。在此之后，针对中国股市以及宏观经济的发展，我国政策逐渐放松，政策的放松推动了中国股市以及宏观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波动。
2对投资选择和寻租理论的相应解释分析
2.1对投资选择以及资产配置方面的解释分析
证券市场主要是以股市为代表，在融资当中，它属于一个较为重要的融资渠道，同时，该渠道在投资方面也有着较大的作用，被称为投资渠道。实际上，在现代社会当中，投资者展开证券投资以及产业投资等，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相同的元素，对于投资者而言，它们的存在，是一种重要的资产配置的方式，投资者在投资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投资方式，并应用相应的投资方式，预期投资风险，从而对投资资产进行一定的配置。但是，在投资的过程中，由于可用于投资的资源并不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不同资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形势。我们也可以说，当增加证券投资分配资源的时候，产业投资以及储蓄分配资源便会在一定程度上下降。为此，投资者在不同的投资领域当中展开不同程度的投资，希望能够得到相应的经济利润，并展开资产配置，在这之中，很多资产都会流入到预期资金收益率较高的一方。如果资金流入到股市之内，那么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股市不断上升，相反，就会导致股价不断地下降，给投资者造成一定的损失。
2.2寻租理论以及中国股市寻租特性分析
现阶段，作为经济学说中的重要分支学说，寻租理论已经在很多领域当中被广泛地应用。近年来，对“寻租”的解释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即“直接生产性寻利活动”，寻租理论中，既包含了政府干预条件下的寻租活动的实施状况，也包含了一些寻求政府干预活动。如今，寻租关系以及制度变迁已经成为经济学探讨的较新的领域。有相关学者认为，由于寻租生产存在着一定的条件，那么在该条件之下，政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市场进入以及市场竞争的制度等。一般情况下这都与政府干预的特权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关联。实际上，在政治活动中寻租表现最为明显，如果政府的经济活动范围有所扩大，那么就会不断地推动寻租的可能性，同时，寻租的规模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但是，寻租活动自身具备着一定的非生产性质，使得社会资源出现无限浪费的现象，为此，如果要确保寻租限制取得良好的效果，首先需要对政府的经济活动以及范围进行相应的限制。也有人认为，寻租之所以能够和政府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关键在于政府在供给或者是制度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优势。
2.3股市租源和寻租活动、寻租风险等分析
事实上，寻租的展开，无法创造出新的价值，它主要能够对价值进行再分配，这就决定了租源将会来源于生产、生活中，同时，在一定时期内，可被寻租的租源是有限的。在不同制度环境影响之下，租源也会存在着很多的不同点。对于中国的上市公司而言，如果盈利不断下降，所对应的分红派息就会减少，那么此时，创造出来的新价值就会极为有限，为此，股市租源具备一定的特殊性质：它的主要并且直接的渠道是投资者所用于循序的购股资金。以下为寻租活动主要的体现：①在合法且合理的前提下，借助新股、投机两种方法实现收益。②于二级市场中开展投机活动，当然这些活动中势必会存在借助虚假信息获取利润的问题。③当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后，很多小股东的债权也会被一定程度侵占，其利益也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响。通常情况下，股市寻租会出现负数以及博弈性质的再分配情况，这样一来，其中一部分人必将能够获得相关的收益，而其他的人需要承担着寻租所带来的损失。事实上，寻租之所以会出现一定的风险，主要的原因在于与规定的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风险规定不符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其规定，与此同时，制度的不完善，漏洞的不断出现，寻租风险就会有所降低。
2.4对股市和宏观经济异动分析
对股市以及宏观经济异动的分析，主要是依据投资选择情况作为研究的基础。就中国目前的证券发展情况来看，股市不但是其构成部分，现在俨然已经成为了不可替代的主体，市场经济其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租息率，而与投资经济形成对应关系的则为收益率，与前两点相比，和储蓄形成对应关系的就是所谓的利率。以上三个方面，就是目前中国投资的代表性渠道。而我们从以上渠道中也不难发现，对于一个投资人员而言，其可以根据对于收益率以及利率等方面的选择来进行资产的配置调整，一旦租息率超出了收益率，那么预期未来走势不断的提高，此时投资者就会加大证券市场的投资力度，提升投资比重，从而有效的缩减其他方面的投资比重。如果与之相反，租息率较低的时候，预期未来将逐渐的走低，那么投资者便会更多的转向产业投资以及储蓄方面。
从上述我们已经得知，影响租息率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便是制度不够完善、缺失，因此，我国股市有关政策如果发生变动，对租息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政策相对宽松的情况下，寻租风险相应降低，租息率相应提高，进而对投资者形成吸引，融入更多的资金，另外，此方法还可以扩充新的租源，使股价更快速的提高。随着股价的增高，寻租的规模也相应有所扩大，从而引发投机情况。如果相关政策变得严格起来，不但可以降低股市资金的流入量，同时也能够使租息率有所降低。
3结论
从分析中得出，当前中国股市以及宏观经济走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异动现象，并且我国当前对该异动现象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充分的解释。仅仅凭借国外的一些相关研究不断地发展我国国内的股市以及宏观经济，这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在某一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利因素。实践表明，我国股市以及宏观经济走势在某一时间段里同时处于上升的趋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上市公司的发展，但是，在此之后，随着风险的不断出现，中国股市和宏观经济走势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为此，相关学者在中国股市以及宏观经济走势方面还需要不断地研究，确保能够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何问陶，黄建欢，段西军，等.对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走势异动的观察与机理解释［J］.广西社会科学，2006（7）.
［2］郑冲.中国股市波动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多因素交互效应的视角［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2.
［3］王烜.中国股市波动特性、政策成因与政府有效干预机制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5.
第9篇：宏观经济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审计监督；环保审计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079-02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宏观调控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则主要是经济手段，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政府参与市场（充当“运动员”的角色），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来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的运用，会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其调整其行为，最终重新恢复市场平衡。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是在战争时期，政府是没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撇开特殊的战争背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类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应该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这类手段，也必须获得政府立法机构的授权。中国经济不管是在全球范围还是从自身发展进程角度，其长期发展潜力和前景确实值得我们充满信心。从全球范围来说，中国经济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的潜力较大，工业化、城市化扩展空间也很大。同时，中国经济已经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体制条件，具备实现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空间。从自身发展进程来说，中国经济尚处于起飞阶段，进一步发展空间巨大，而且中国经济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市场规模，这样的市场规模将为中国技术持续创新与发展提供基石和可能，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在前现代社会，市场规模作为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使中国经济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虽然在工业革命之后，数学模型以及可控试验等科学技术的出现使规模在技术进步中的优势消失；但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技术进步与技术的应用必须以需求为支撑，随着技术应用中累计规模效应逐步被即时规模效应所取代，市场规模的大小正成为新技术需求大小的关键因素，市场规模又将成为未来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之一。所以，不管是外部环境比较还是自身条件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但要想将潜在的优势和潜力转化为现实优势与能力，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外条件下，阻碍因素也非常多。
二、审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