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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规模十年扩大十倍,产业地位日益提升
今年1-10月,我国软件产业实现软件业务收入10902亿元,比2001年扩大了十多倍,年均增速达38%,占电子信息产业的比重由2001年的6%上升到18%,位居电子信息产业第二,仅次于计算机制造行业。
二、产业结构快速升级,信息技术服务成为重要增长点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带动下,软件产业的结构不断调整,软件服务化趋势突出,且服务不断走向专业化、精细化,已成为行业增长的主要力量。2010年前10个月,软件产品实现收入3703亿元,占全部收入的34%,比2001年下降34个百分点;实现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和信息技术增值服务收入1007和1422亿元,同比增长38.1%和36.9%,分别高于全行业收入增速8.2和7个百分点,两者收入占行业比重达22.2%,比2001年提高15.6个百分点。
三、软件出口规模扩大,但增速放缓
2001-2009年间,我国软件产业出口规模扩大了25倍,年均增速达50%,在提高我国软件业管理水平、人员素质和扩大软件业规模等方面作用突出。2010年1-10月,全国软件产业实现出口收入185亿美元,同比增长24.6%,由于受国际需求下滑、人民币汇率等因素的影响,增速比去年同期低17.5个百分点。
关键词:SCP范式;经济型酒店;上海
0 引言
自1997年上海锦江之星作为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型连锁酒店品牌诞生,上海的经济型酒店发展一直处于我国各地的前列。目前,上海是中国经济型酒店分布密度最高的城市。从2004年起,以平均每年增加100家的速度发展,截止到2009年底,上海经济型酒店已开业534家,品牌数量众多,拥有莫泰、锦江之星、如家、格林豪泰、7天、为波等68个品牌。经过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重大机遇后,上海经济型酒店市场在数量、规模以及品牌等方面都呈现出特定的市场效果和竞争状态。基于此,本文拟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的主流研究范式“结构―行为―绩效”框架,对上海经济型酒店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进行梳理和研究,分析上海经济型酒店的产业现状,揭示产业组织活动的内在规律性,为现实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以及政策的制定者维持基本的市场秩序和经济效率提供实证依据和理论指导。
1 SCP范式理论综述
1.1 SCP范式的提出与发展
SCP范式是由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以梅森和贝恩等为主要代表的哈佛学派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市场的结构、行为、绩效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即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企业行为决定市场绩效,为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需要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不合理的市场结构。
1959年,贝恩《产业组织》的出版标志着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最终形成,阐述了从市场结构推导竞争结果的结构、绩效两段论分析范式。1970年,谢勒出版了《产业市场结构和经济绩效》一书,弥补了贝恩《产业组织》对市场行为论述的不足,在贝恩两段论范式的基础上发展成了三段论的SCP范式,从而将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目前为止,有关SCP范式的阐释和应用,主要以谢勒所做的说明和图示为依据。
谢勒提出了完整的“结构―行为―绩效”的模式,认为市场结构首先决定市场行为,继而市场行为又决定市场绩效,其中,市场结构决定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市场行为又决定了市场运行的经济绩效。市场结构是导致某些产业部门的价格长期高于平均成本,但同时潜在进入者也不愿进入该产业的非均衡状态的主要原因,决定市场结构的因素主要有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和进入退出壁垒。市场行为是指企业在充分考虑市场的供求条件和其他企业的关系基础上采取的各种决策行为,包括产品定价行为和产品决策、广告策略、研究开发、排挤竞争对手等非价格行为。市场绩效是指在一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条件下,市场运行的最终经济结果,评价指标主要有资源配置效率、利润率水平、销售费用规模、技术进步水平、以及产品的质量水准、款式、变换频度等。
1.2 对SCP范式的应用性评价
SCP理论建立的基本假设前提是存在“私有企业和自由市场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和政府体制”,其所分析的对象是“私人拥有的商业组织”,这些组织“从事追逐利润机会的生产活动”[1]。
SCP分析框架着眼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及市场绩效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考虑了许多可控的变量,因此是一种具有基本的、较强说服力的经济分析方法。与其他仅考虑产业本身的方法相比,它的优点在于从市场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突出了某些与企业数量、规模等有紧密关系的特征的重要性[2]。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给现实的企业竞争战略提供环境分析和策略选择。对于企业竞争战略的设计和分析来说,运用SCP范式对某一具体产业的产业组织进行研究,对于市场竞争的分析和研究,有许多可供参考借鉴之处。
2 上海经济型酒店SCP分析
2.1 上海经济型酒店的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是指一个行业内部企业在等级、规模、经营模式、产品差别上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竞争形式,是反映市场竞争和垄断程度的概念。影响酒店市场结构的主要因素包括市场集中度、进入和退出壁垒、产品差异化和规模经济性等。
2.1.1 市场集中度
市场集中度是表示在某一具体产业中,买者或卖者具有所拥有的相对规模结构的指标。市场集中度是反映市场竞争和垄断程度的最基本的概念和指标。市场集中度越高的产业,越容易形成产业中的垄断势力,削弱市场竞争性。
绝对集中度是最基本的集中度指标,是测量市场集中度的常用方法,可以通过产业内规模处于前几位的企业数量占整个产业市场相应数值总量的份额来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CRn为X产业中规模最大的前n位企业的绝对集中度,Xi为X产业第i位企业的产品规模或销售额、资产额、职工人数等,n为X产业的全部企业数,取决于研究的需要。)
一般说来,CRn集中度越高,说明前n位企业在整个市场的供给中所占比重最大,对市场的操纵能力就越强;而CRn集中度越低,则意味着少数厂商很难操纵和支配市场,买者之间的竞争得到强化[3]。
计算市场集中度,通常采用CR4或者CR8指标。根据上海经济型酒店市场规模,本文分别运用了CR4和CR8指标。
截止2009年底,上海经济型酒店已开业534家,房间数达65713间。2010年,上海经济型酒店比2009年新增酒店数超过136家,经济型酒店总数超过670家。
根据表1,以经济型酒店开业店数居上海经济型酒店前8位的品牌所拥有的饭店数为单位按规模(饭店数量)计算的市场集中度为:CR8=67.1%(C8代表饭店规模前8位的经济型酒店占上海经济型酒店总数的比例)。以经济型酒店开业店数占上海经济型酒前4位的品牌拥有的饭店数计算的市场集中度为:CR4 =49.4%。根据贝恩的市场结构分类,上海经济型酒店属于寡占Ⅳ型 (35≤CR4
表1 上海经济型酒店前8大品牌饭店数统计表
资料来源:根据各大经济型酒店官方网站和盈蝶――中国经济型酒店网数据整理而得,数据截止到2010年底。
表2 上海经济型酒店前6大品牌增长速度比较表
资料来源:根据各大经济型酒店官方网站和盈蝶――中国经济型酒店网数据整理而得。
从表2中可以看出,借助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东风,各大经济型酒店品牌纷纷抢滩上海,在规模扩张上的竞争异常激烈,分店规模得到了显著提升。其中格林豪泰以几乎1倍的速度迅速扩张,汉庭、莫泰168、如家等经济型酒店品牌也以较高的发展速度扩张。因此,虽然目前上海经济型酒店市场集中度相对较高,但品牌之间的竞争依然激烈。
2.1.2 产品差异化
产品差异化是指一个产业内相互竞争的企业生产的同类商品,由于在商品的物理性能、销售服务、信息提供、消费者偏好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从而导致产品间不完全替代关系的状况。产品差异化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4]。
区别于传统星级酒店,经济型酒店突出提供单一的住宿服务功能,因此在产品功能方面经济型酒店产品差异化较小[5]。就产品价格而言,上海经济型酒店产品价格集中在150-300元之间,占有86%,而针对300元以上的市场,可能更多的要考虑酒店产品的差别化和功能性(图1)。
图1 上海经济型酒店产品结构(按价格段分)
资料来源:盈蝶咨询2009年3月
目前经济型酒店产品差异化主要体现在品牌差异化和渠道差异化两个方面。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上海经济型酒店经历了起步、快速扩张、品牌建立等阶段,已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品牌竞争和空间分布格局。随着市场细分的深入和同质竞争的加剧,上海经济型酒店的产品和服务正面临着巨大挑战,细分市场、创新产品成为经济型酒店的新趋势[6]。为了适应客户市场多样化的需求,需通过准确的市场细分,建立起满足需求的品牌体系。汉庭集团目前拥有汉庭酒店(豪华经济型)、汉庭快捷(舒适型)和汉庭客栈(廉价型)三大品牌,囊括了经济型酒店高、中、低三大领域。莫泰集团在莫泰168的基础上推出莫泰268经济型上午酒店品牌。锦江之星开发了百时快捷(定位大众)和锦江白玉兰(定位高端)等经济型酒店品牌。在销售渠道方面,便利快捷的预订系统以及完善密集的酒店网络布点会产生网络的扩散效应,迅速结集大量顾客,并且通过会员制,不同品牌都在培育忠实顾客群,进而稳固营销网络,使不同品牌的产品产生一定的差异化。但以上两方面的产品差异化只有达到一定的市场规模,才能从规模经济中体现出来。
2.1.3 进入与退出壁垒
1)进入壁垒
由于经济型酒店的拼命扩张,直接后果就是物业租金暴涨,出现抢楼现象,疯狂抢楼导致局面失控,2007年和2008年,上海经济型酒店物业成本分别上涨超过40个百分点和25个百分点。而从2007开始,经济型酒店的人工成本也在以每年20个百分点的比例递增。从经营成本方面来说,不断增加的上海经济型酒店物业成本已经成为潜在进入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专业化规模经营是经济型酒店成功的根本。经济型酒店价格低,所以要以规模取胜,通过战略联盟组建网络,提高市场覆盖面,最大幅度地降低成本[7]。上海前6大经济型酒店品牌几乎占据了整个经济型酒店市场的62.7%,2010年受到上海世博会巨大的市场空间的吸引,各大品牌连锁经济型酒店增加了扩张的步伐,具有竞争优势的连锁品牌的寡占格局基本确立,市场的进入壁垒逐步提高。新进入者除非加盟到连锁品牌中,否则难以在规模、品牌和营销网络方面获得比较优势。
2)退出壁垒
退出壁垒是指企业消减或停产其所从事的特定业务,从特定市场退出时的障碍。退出市场就意味着企业停止生产原来的产品,将资产转让或转为他用。经济型酒店的主要实物性资产是酒店物业和房间内各种设施。目前经济型酒店大多通过租赁或收购破旧楼房进行改造的方式获得物业,这为退出提供了便利。其他硬件设施和管理服务、品牌等无形资产的资产专用性不强,可以转为他用或者转让。因此经济型酒店的退出壁垒亦不高。
2.2 上海经济型酒店的市场行为
2.2.1 价格行为
由于经济型酒店的特点决定其价格定位总体较低,上涨空间受到产品定位限制,因此市场价格保持稳定,上海经济型酒店的价格竞争并不明显。而从维持超额利润的角度看,市场竞争中胜出的连锁经济型酒店品牌之间形成了一定的价格联盟,获取寡占市场收益,避免出现低星级酒店的价格恶性竞争。上海经济型酒店产品价格集中在150-300元之间,从2005年至2009年间,上海经济型酒店平均门市价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区间(如图2)。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机遇使得上海经济型酒店经历了一个史上最长的住宿高峰期,产品价格高涨,但是随着世博会的闭幕,世博后上海客流的下降,经济型酒店房价也归于平稳。
图2 2005-2009年上海经济型酒店发展
资料来源:盈蝶咨询
2.2.2 合作行为
随着经济型酒店行业的激烈竞争,使区域性中小规模品牌经济型酒店面临竞争压力,出现了连锁经济型酒店品牌之间的合作,即通过形成经济型酒店战略联盟,实现联合预定、联合促销、提高入住率,以达到资源配置最佳的目的。典型案例为7天连锁酒店牵头成立的“星月联盟”。星月联盟是一个集分销与互动为一体的品牌经济型酒店联盟,从网络系统平台、庞大而精准的会员体系、营销渠道拓展、先进的酒店管理经验等四个方面为联盟商提供支持,从而有效地提升联盟成员的网络营销能力,降低运营成本。
经济型酒店的合作行为还体现在与航空、餐饮、出租车、银行等多个行业之间的联合发展[8]。比如2008年如家与神州连锁租车企业合作共享资源优势,携手打造住行一条龙的整合服务。
2.2.3 竞争行为
经济型酒店的市场竞争主要集中在包括品牌、服务、运营能力以及成本控制方面的竞争[9]。
目前上海已经拥有莫泰、锦江之星、如家、格林豪泰、7天、为波等68个品牌,上海经济型酒店已经形成了多品牌竞争的格局,并且各大品牌经济型酒店通过采用多品牌竞争策略,抢占细分市场,比如汉庭集团拥有汉庭酒店(豪华经济型)、汉庭快捷(舒适型)和汉庭客栈(廉价型)三大品牌;莫泰集团在莫泰168的基础上推出莫泰268经济型酒店品牌;锦江之星开发了百时快捷(定位大众)和锦江白玉兰(定位高端)等经济型酒店品牌。
经济型酒店的主要特点是“物美价廉”,这就要求经营者运用专业化管理和技术进步寻求服务质量和成本控制的最佳结合点。在预定与营销网络方面,具有较大规模和品牌的经济型酒店已经建立了独立的预定系统,如锦江之星、汉庭、如家等,既能降低销售成本,又能稳定分销渠道,提高服务效率。而一些规模较小的经济型酒店依旧通过旅行社、订房中心、旅游预定网站等销售渠道,被攫取相当一部分利润,不利于经营成本的控制,在成本控制竞争方面处于劣势。
2.2.4 并购行为
随着市场容量的增长及企业间竞争的加剧,经济型酒店通过并购重组等资本方式扩大市场份额及建立市场准入门槛。近几年,如家通过并购“七斗星”成为了行业老大;汉庭收购“宜居”实现快速扩张;锦江之星并购了金广快捷。在今后经济型酒店的发展过程中,品牌之间的整合难以避免。
2.3 上海经济型酒店的市场绩效
2007年,上海经济型酒店的平均入住率和房价分别是96%和202元;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房价下跌到178元,入住率依然高达89%;2009年入住率在85%以上,房价则回升到了214元。表明上海经济型酒店市场需求显著,投资见效快,经营绩效好。
2010年,上海各大经济型酒店的入住率与客房收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以锦江之星为例,2010年锦江之星业务快速增长,显著受益于世博会。锦江之星和旗下酒店百时品牌在2010年的平均出租率分别达到了85.2%和97.6%,锦江之星2010年RevPAR同比增长了27.8%(表3)。
表3 锦江之星(上海)经济型酒店房价及出租率
资料来源:锦江之星公司中报 国金证券研究所
3 上海经济型酒店市场效果和竞争状态分析
根据对上海经济型酒店产业组织现状的分析,可以对上海经济型酒店的市场效果和竞争状态做出一定的判断。
3.1 市场集中度较高, 具有竞争优势的连锁品牌的寡占格局基本确立
上海经济型酒店市场集中度较高,具有竞争优势的连锁品牌的寡占格局基本确立。上海前8大经济型酒店品牌对市场的操控能力较强,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市场竞争。受到上海世博会的影响,上海经济型酒店的规模扩张明显增速,各大品牌以较快的增长速度进行规模扩张,抢占上海酒店客源市场,市场将进一步集中于少数品牌。
3.2 市场进入壁垒逐步提高
不断上升的上海酒店物业成本和用工成本使得经济型酒店的经营成本面临着挑战,市场的进入壁垒逐步提高,新进入者除非加盟到连锁品牌中,否则难以在规模、品牌和营销网络方面获得比较优势。
3.3 产品差异化较小,市场竞争集中在品牌、服务、成本控制等方面
上海经济型酒店产品差异化较小,主要体现为品牌和销售渠道差异,并且需要通过规模经济才能实现。经济型酒店市场竞争主要集中在包括品牌、成本控制等在内的竞争。随着市场容量的增加及企业间竞争的加剧,大型品牌连锁经济型酒店通过并购重组等资本方式扩大市场份额及建立市场准入门槛,而中小规模连锁品牌经济型酒店通过联盟合作提升竞争力。
3.4 世博后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上海经济型酒店市场需求显著,投资见效快,经营绩效好。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经济型酒店经历了史上最长的住宿高峰期,各大经济型酒店的出租率和客房收益都达到了顶峰,但是面临着世博会期间大量的新增酒店客房数和世博后回归常态的来沪游客数量的矛盾,世博后酒店市场竞争必然更加激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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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机电产品 五力模型 竞争态势
机电产品是一个细分产业极广的行业,如果可能,应该对各具体行业进行深入的竞争态势分析,但是一方面各细分行业的资料难以获得,细分行业的竞争态势分析可能不完全,另一方面,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竞争态势比较趋同,因此,本文仅对装备制造业整个行业进行竞争态势分析,所采用的方法为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五力模型方法。
一、竞争威胁
近年来,随着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导致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装备制造业也不例外。装备制造业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产能过剩,决定了生产规模过大,存货、应收账款增加,企业生存困难。少数企业为了生存,不惜以低价格、送回扣、以次充好等手段参与竞争,扰乱市场秩序,不利于行业的长远发展。
此外,国外企业也有参与国内市场竞争的风险。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以及我国加入WTO后过渡期的结束,市场纷纷对外开放,国外企业通过合资设立、参股等途径,参与国内的市场竞争,大部分国内企业在技术、生产经验、产品稳定性、配套服务等方面还没有与国外企业同台竞争的实力。
而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除自身实力的差距外,还面临一些壁垒。
1.政策壁垒。欧盟实施的《废弃电气电子设备指令》(WEEE)和《关于在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ROHS)对我国输欧机电产品造成极大的影响,而这两个指令涉及的产品将包括十大类产品:大型家用电器类,小型家用电器类,IT 和通信设备,消费产品类,照明设备类,电气电子工具类,玩具休闲及体育设备类,医疗设备类,监控仪器类,自动售货机类。从我国目前出口欧盟机电产品现状来看,这两个指令所涉产品出口增长迅速,占机电类产品对欧盟总出口的约三分之二。在加工贸易上,我国所涉产品对欧盟出口中,仅进料加工贸易一项,出口金额就占当年所涉产品对欧盟出口的四分之三。因此,我国装备制造业面临比较强的政策壁垒限制。
2.经济技术壁垒。国外设置技术壁垒限制机电产品出口。一是美国、日本和欧盟一直变换着不同手法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实施严厉技术壁垒措施。我国出口三大市场集中在美国、日本和欧盟。据调查,这三 个市场的技术壁垒对我国出口机电产品造成的损失占总损失的95%。二是进口国多变的标准和要求造成出口机电产品的退货、退运数量不断增加。三是对出口机电产品的绿色壁垒也越来越突出。机电产品的绿色壁垒主要涉及安全、节能、可回收、排放、臭氧层保护、排污限制、电磁兼容、包装技术等。
以上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我国制造业国内市场竞争激烈,而打开国外市场又存在层层障碍,因此,我国制造业存在较强的竞争威胁。
二、购买者威胁
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决定着装备制造业的购买者威胁:
一是行业本身产能过剩。上文指出,产能过剩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企业采取价格竞争策略,寻求生存和发展。而制造业大部分产品的专用性不强,供应商多,这样,购买者就可以以很低的成本转换到其他供应商,因此,购买者的威胁较大。
二是购买者相对分散,购买者的侃价能力较弱。同样由于制造业产品的专用性不强,其客户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由于购买者的分散,购买规模通常不大,这样,购买者在价格谈判中通常处于弱势低位,具有较小的购买者威胁。
三是对于某些大型专用设备,购买者威胁也不大。制造业大型专用设备的供需特点是供应商少,同时由于设备的专用性,购买者也比较少,但通常来说,大型专用设备都具有核心的生产技术,技术拥有者同时也是市场垄断者,虽然购买者市场集中,但是,由于供应商市场更加集中,这就决定了购买者在价格谈判中也处于弱势低位,购买者威胁较小。
四是购买者需求持续扩大。虽然目前我国制造业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但是,据统计预测,2000-2020年,我国制造业将保持12%以上的平均市场增长率,而预计GDP平均增长率仅为7.4%,由于需求总量的增加,购买者的威胁不大。
五是购买者还不存在后向一体化倾向。对于通用设备,由于本身产能过剩,行业利润率偏低,购买者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产品,后向一体化的动力不足;对于专用设备尤其是大型专用设备,由于存在较高的经济、技术壁垒,同时,单个购买者对设备的需求数量有限,因此,也不存在后向一体化倾向。
因此,在通用设备上,购买者具有较大的威胁,而在专用设备上,购买者的威胁不强。
三、供应商威胁
制造业最重要的原材料是钢材。目前,我国钢铁产业严重产能过剩,尤其是通用钢材的产能过程程度严重,同时,行业集中度不是很高,因此,供应商的侃价能力比较弱。但是,以下几个方面决定制造业仍然面临较大的供应商威胁。
一是特种钢材供需矛盾还比较突出。虽然通用钢材产能结构过剩,但是,目前我国特种钢材的供需矛盾还比较突出,目前紧缺品种主要有:制造发电设备所需的管板材、汽车用钢板、大型变压器所需的取向冷轧矽钢片、模具用钢材、锻造用钢材、轴承用钢材等。由于对这些钢材的需求大于供给,决定了供应商具有较强的侃价能力,买方处于弱势低位。
二是钢铁产业整合逐步推进。由于钢铁行业具有十分明显的规模效用,为了扩大钢铁行业在成本控制、资源保障、研发水平等方面的优势,国家一直致力于推动钢铁行业的整合。钢铁行业的整合,必将使钢铁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增大,对于钢铁行业的下游需求商来说,将面临较高的转换成本,在价格谈判中的低位将逐步削弱。
三是钢铁行业的上游供应商的垄断。目前我国铁矿石的供给不足,大都依赖于从国际铁矿石垄断企业进口。国际铁矿石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决定了其在与钢铁企业谈判时用用较强的价格决定权,对钢铁行业造成巨大的威胁。而钢铁行业成本的上涨,必然通过成本转嫁使钢铁价格上涨,这就构成了对装备制造业巨大的威胁。
因此,装备制造业面临较强的供应商威胁。
四、潜在进入者威胁
“十一五”时期,装备制造业市场需求旺盛,行业高速增长,吸引了较多投资,许多企业纷纷扩大产能,建造厂房、购买设备,同时外资也大举进入,因此全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产能扩张。其后果自然是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再加上需求减速,毛利率下降,导致行业利润增速出现较大幅度回落。近几年来,制造业利润增速继续放缓,在低档工业品市场,超额利润率已经越来越少,对潜在进入者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弱。而在大型专用设备方面,由于存在较高的资金和技术壁垒,潜在进入者要进入该市场也存在很大的困难。
因此,装备制造业的潜在进入者威胁不大。
五、结论
由于装备制造业的产品是基础性产品,对行业整体来说,不存在替代威胁。总体来看,我国装备制造业国内外竞争威胁较大、购买者威胁较弱、供应商威胁较强、潜在进入者威胁不大,因此,我国装备制造业整体竞争态势偏中性。对我国装备制造企业来说,应把握未来十年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期,依托技术创新,力图在行业关键技术等方面获取突破,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和产品附加值,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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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建翠.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0.1:94-96
关键词: 生态环境治理; 市场调控模式; 政府强制模式; 企业自觉模式; 多元共治模式
中图分类号: D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4-0052-06
一、引言
回顾漫长的人类历史,生态环境问题在工业革命以前,对人类生存和文明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为在此之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主要源于环境自身的变化,如洪水、干旱、地震、海啸、台风等,所以又称为原生性生态环境问题或内源性生态环境问题;但在工业革命这一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之后,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因为这一时期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森林锐减、酸雨扩大、陆地沙化、水资源污染等问题的出现,其始作俑者为人类自己,所以又称为次生性生态环境问题或外源性生态环境问题。若忽视这一问题,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将是人类文明的断送。时至今日,世界各国均已认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并试图通过市场调控、或政府强制、或企业自觉等各种治理模式的尝试,能有效地遏制住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并使其好转。然而,在进行众多的尝试之后,无论是实践工作者还是理论研究者,均发现上述任何一种生态治理模式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都会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基于此,相当比例的学者提出生态环境的多元治理模式,以期通过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治理过程的协商化、治理结果的实效化。笔者将在梳理上述几种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各自内涵和特点的基础上,对彼此之间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分析。
二、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
(一)概念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应当通过产权界定,使公共物品私有化,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从产权、交易成本的角度研究了外部性问题,并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或者交易成本很小且收入的大小不影响交易双方的决策时,无论产权初始界定如何,私人之间通过协商、谈判可自行解决外部性问题而无需政府干预。由此可见,在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市场调控的目的在于通过产权的界定来减少共有物,从而尽可能减少“公地悲剧”发生的广度和深度。而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即指将生态环境这一公共物品私有化,并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不同的生态环境资源进行稀缺程度的界定,以此促使人们进行技术革新,合理开发并有效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全过程。尽管这一模式在理论上可以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但在现实中,由于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使得“搭便车”现象比比皆是。[1]
(二)特征
1. 生态环境的私有性。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每个人的本性都是自私自利的,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动机,而对公共的事物则关心较少,甚至没有。哈丁的“公地的悲剧”、普遍使用的“囚犯困境”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无一不说明在特定情况下,公共事物总是得不到应有的关怀,进而出现悲剧性的结果。所以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认为,如果将生态环境这一公共物品私有化,使其有了明确的产权界定,就会明确损害责任,实现外部性的内在化,即让生态环境副产品的社会成本转化为私人成本,而不是由社会、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分摊,从而有效抑制生态环境问题。这一特征,也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得以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
2. 生态治理的市场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总是存在着矛盾的两方面。即一方面,生态环境资源总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其需求却是无止境的。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其最佳状态就是缓和双方矛盾,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亦称帕累托状态。即指社会用最低成本生产人们需要的产品,在既定的投入和既定的技术条件下,使资源利用能达到最大满足水平的状态——没有使其他人境况变坏而使自己境况变好的状态。实践证明,以自然的资源配置方式和计划资源配置方式在理论上和事实上是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状态的,而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则是可行的。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主要是运用管理合同、BOT(即建设—运营—移交)模式、合资、TOT模式等不同市场调控形式,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实现建设与运营的产业化、市场化,从而弥补生态环境治理的资金缺口,并提高效率。
3. 资源配置的有限性。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有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这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不仅包括市场的完全竞争性、完善的产权制度,还包括完全信息、体现价值的市场价格体系等。事实上,有些条件往往是很难完全具备的。如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市场是不存在的,没有价格,并不能通过市场行为来进行交易;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产权是不能明确界定的,像臭氧层、公海、大气等;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尽管产权可以界定,但需要更多的交易成本来维护其产权。此外,还有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价格的影响因素极为复杂,有无形与有形之分,要想合理体现其价值是非常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调控模式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力是极为有限的。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弥补生态环境治理的资金缺口。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建设大量的环境基础设施予以配套,但如果单纯依靠政府,是难以提供足够的建设资金,对此就易造成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污染处理不及时等问题。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可以调动大量的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治理,弥补政府的生态环境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缺口。二是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和服务。在生态环境共有的情况下,一些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企业容易形成垄断,在进行管理和技术创新方面缺乏足够的动力,企业员工也缺乏提高生产效率的积极性,从而造成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不高的局面,而市场化的结果则是效率的提升与服务质量的优化。三是促进人们节约使用最稀缺的生态环境资源。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引入了价格机制,并以此作为衡量其稀缺程度的尺度,人们必须通过购买才能使用。这就会督促人们在利用生态环境资源时,尽量避免浪费现象的发生,并引导人们努力探寻可替代的资源,从而节约使用最稀缺的生态环境资源。
2. 不足。一是市场的不完备性难以克服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负外部性问题。由于市场的不完备性,使得一些市场主体在运作环节面对各种成本与收益的选择时,往往对生态环境这一因素会有所忽略。加之环境投资者在改善环境的过程中,环境改善的全部收益并非其投资者所有,而是全社会共享,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二是“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经济人”一般都秉承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来行事,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会围绕着如何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来进行思维和实践。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矛盾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以损害社会利益为代价,不仅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反而会造成更大层面的环境染污。三是高昂交易成本的存在影响市场调控模式的效用。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在实际运行中,由于生态环境污染的对象是多数的,如果按照上述生态环境私有性的程度,需召集所有利益相关人就相关事宜进行协商(赔偿或获得补偿)。而这种活动往往是要花钱的,这一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就产生了交易成本,这笔费用的存在自然对该种模式的效用会产生影响。
三、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强制模式
(一)概念
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无疑给政府干预生态环境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一干预主义的指引下,政府被赋予了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性和合法性,其治理功能和干预权力在人们对政府的迷信和崇拜中,被人一再鼓吹,并无限放大,进而产生了一种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强制模式。所谓政府强制模式是指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被视为唯一的管制主体,通过依赖其行政性、经济性、法制性等手段,规范社会各界在开发、利用生态环境资源中的行为,并强制其承担相应生态责任的总称。这种生态治理模式在初始阶段,对于解决“看不见的手”——市场所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该治理模式强调发挥政府生态职能部门的主体作用,通过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直接操控各种生态环境政策和制度,治理过程完全依赖现行政府的行政体制,从而使得整个生态环境治理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2]
(二)特征
1. 政府权力的无限性。为提高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的效能,政府长期扮演着环境公共物品提供者、政社合作和政企合作的倡导者、区域合作的推行者等角色。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政府被视为利益博弈的协调者和仲裁者,是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最权威、最无私的代言人,能够代表公众的意愿和利益来行使生态环境治理权,理性地配置一切权力、资源和社会福利。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治理中存在外部性,尤其是负的外部性,这恰是市场交易无法自主实现的,而政府却能有效地解决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消费中的“搭便车”行为和供给不足等问题。对此,迈克尔·泰勒用一句话予以概括,“如果没有国家,人们就不能卓有成效地相互协作,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不能为自己提供某些特定的公共物品。”[3]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政府成为垄断生态环境治理的唯一主体,其他社会行为主体根本无法也无缘染指这一公共事务,因为它们不具有合法性,处于事实上的被“排斥”、“边缘化”状态。同时,为了不断维护和增强公共利益,人们还认为政府应尽量扩大自身介入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范围和程度。
2. 政府干预的直接性。根据斯蒂格利茨的理解,政府干预是政府以管理者的身份,通过税收、强制、处罚等一系列措施,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干预,以实现生态平衡、环境优化等政府预定的目标。政府干预的主要功能在于纠正市场失灵,解决生态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一般来说,政府的干预手段可分为两类,即直接性干预和间接性干预。政府直接性干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最常用、最典型的行政管制方法是政策,它通过制定各类法律法规或排放标准来控制污染,其中不免伴随着暴力和强制;而政府间接性干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该方法具有市场激励导向,旨在鼓励实施环保措施或减少污染的战略,而不是迫使污染者遵守某个条例。将两种方法相比较,不难发现,由于政府是社会上唯一拥有合法暴力权的主体,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直接性干预的行政管制方法获得了更多的重视。事实也证明,在世界大多数国家,该方式在环境政策中处于主导地位。同时,政府直接性干预的实践是依托中央集权式的管理体制,大部分环境政策制度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体制进行实施。因为中央政府是社会生态环境利益的总代表,是以强制性手段来行使国家生态环境治理权。而地方政府则是接受并执行中央政府的指令,对上级政府负责。
3. 政府管理的行政性。尽管政府可以运用行政性、经济性和法制性等各种治理手段,但在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强制模式中,政府一般采用以自身能够直接操控的手段为主,即大量使用行政性治理方式。因为在政府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中,其贡献值占据了绝大部分比例。政府承担了从宏观政策的制定、微观环境质量监控、环境产品或服务提供等所有生态环境管理和治理活动。可以说,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无论是制定还是执行,都深深打上了政府的烙印。其他诸如社会组织和公众即使参与了,但由于自身行为能力有限,也只能在政府的行政性命令之下进行,使其具有较强的“政府依赖性”特征。经济性和法制性等治理方式在这一模式中,只能视其为政府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辅手段。从实践来看,若要确保上述两种治理手段能正常运用,首先必须以政府大量投入为前提条件,而这往往又需要耗费较多的财政资源,无形中也给政府施加了极大的财政压力。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经济性手段和法制性手段也可看作是行政性手段的一部分,是一种以收费、罚款等经济价值来进行生态环境治理的行政性管理手段。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组织和协调配置各种治理资源的权威性。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几乎与政府的各个组成部门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换句话说,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全局性、系统性、协调性和综合性极强的工作,只有政府才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来组织、协调配置各种治理资源。二是应急处理各类突发生态环境问题的高效性。如前文所述,次生性生态环境问题一般具有偶发性、突然性、紧急性的特征,其有效解决依托行政机构的快速反应和高压态势,需通过制定和执行强制性的生态环境政策扭转并消除其负面影响。政府强制模式的这一优势可以说是其他任何模式所无法比拟的。三是限制和引导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保护环境。经济人出于对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的孜孜追求,并不会主动采取措施防治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使得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因此,需要政府出面,强制采取各种措施,对污染和损害生态的其他活动加以限制。
2. 不足。一是信息不对称问题。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模式由于受政绩考核、晋升机制、税收体制等因素影响,下级政府一般不愿将生态环境治理的真实情况向上级政府反馈,从而规避了因生态环境治理不力等问题受上级政府查处的可能性,导致上级政府不能全面掌握下级政府的执行情况。二是生态环境治理成本高昂问题。由于政府强制模式是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绝对崇拜,使得政府统包统揽了涉及生态环境治理的所有问题,其所需的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均由政府“买单”。加之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其直接后果是政府的生态环境治理成本不断攀升。各级政府捉襟见肘的财力使得该模式难以长久维系。三是制约其他生态环境治理主体能力的发挥。政府在治理生态环境问题时的强势,使得社会资源很难介入。既限制了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社会力量参与能力的发挥,也制约了这些非政府的社会治理主体的发展壮大。此外,政府在浪费大量可利用社会资源的同时,还不可避免地走了许多弯路,从而降低了政府治理的效率。
四、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
(一)概念
尽管工业革命后产生的工矿类企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其为企业主或股东谋求经济利益的本质也为社会集聚了大量财富与资源。随着“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深入发展,人们不断认识到,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社会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必须解决整个社会在经济发展中生态环境资源过度消耗的问题,不断减少环境污染,使社会各活动主体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特别是企业还应充分认识到,要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活动,致力于成为对全社会负责任的企业,并以此取得消费者与全社会的认同感,从而保证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此背景下,企业积极地、自觉地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也就显得顺其自然。对于这一企业自觉性的行为,笔者估且称之为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即指企业为履行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使用资源的社会责任,在发展经济社会的各项活动中,自觉地考虑其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尽量降低其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全部活动的总称。这一模式的运行,完全依赖于企业的自觉性,并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而是需要企业通过额外的努力来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如严格自控污染的排放量,定向增加治污资金投入等。
(二)特征
1. 治理承诺的自愿性。经济增长的粗放型是人们通过高强度的作业将地球上储存的不可再生性资源开采出来,再经过生产加工和消费环节又将大量污染物和废弃物向自然界排放出去。在这里,社会各活动主体把大自然当成了天然的资源库和垃圾场,享受着无限的权利,却漠视全社会和全人类的责任。特别是企业,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尽管自身就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污染源,但在当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声明将自觉遵守UNGC、GRI、AA1000、SA8000等规范和标准;同时,也着手制定本企业的行为规范,用来规范自身和供应商行为,并且定期反映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年度报告。”[4]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浪潮的推动下,企业逐步认识到承担生态责任的重要性,并将其付诸于实践。诚然,这种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是值得肯定的。与此同时,我们不禁要思考,由于承担生态环境治理责任将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影响企业的短期收益,这一模式的成功实施,仅凭企业的自觉性是远远不够,还需大量外力对其施压,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仅靠政府的强制性权力所致,而是作为消费者的公众及社会组织对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视与配合。
2. 治理形式的多样性。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由于源于企业自身的认识,所以尽管是同一地域或同一行业,企业自觉的治理方式也不尽相同。因为对整个社会而言,没有同样的负面效应和同样的环境标准要求存在。这就使得社会的成员将按照各自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或公共机构作用发挥的不同来确定其治理的形式。具体而言,主要有如下几类:一是单边承诺,指企业自身制定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计划和所需遵循的条款,旨在加强与利益相关者(如企业、公众等)间的沟通。但为增加其计划的可信度和承诺的效力,往往会委托独立的第三方(非政府组织)进行监督或解决争议事宜。二是私下协议,指社会上的污染主体主动与污染受害者(工人、当地居民,邻近企业等)之间签订协议,以此约定污染主体应实施的环境管理计划或需安装的污染控制设备。三是谈判性协议,指企业与其所在的国家或地区内相关公共权威机构签订协议,主要涉及污染削减的目标、达成目标的时间表等,并约定在其辖区内的企业为达到约定的环境治理目标,而采取自觉性行动期间,公共权威机构不引入新的环境管制标准。四是开放性协议,指企业赞同环境管理机构提出的、与环境绩效、生产技术或环境管理标准相应的监督标准和环境条款,并主动接受其对自身执行计划情况的评价。同时,公共机构也向企业提供研发补助、技术援助和声誉(如允许使用特定的环境标识)等形式的经济激励。[2]
3. 治理结果的双赢性。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社会中的最大污染源——企业,若削减污染会增加其生产成本,导致企业产品价格的提高,人们会因此而减少产品需求,或因企业不愿提高产品价格而减少企业的利润。那么,企业为何还要自觉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甚至采取高于政府管制水平的生态环境管理措施?其动力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认识到企业自身所应担负的生态责任。更为重要的是,企业的这一行为可以满足消费者对环保商品的需求。因为企业通过消减污染,提升了产品的环境品质,再以广告等手段向消费者传递环保产品与非环保产品(绿色产品和非绿色产品)的区别,逐步引导人们愿意为环境友好产品支付额外的费用。最后,企业通过产品环境品质的高低获得出售环保产品与一般产品的价格差,从而实现企业收益的增加。即使有些消费者不会购买价格高昂的环保产品,若在同等价格下,还是会考虑选择环保产品,这也是提高生产企业市场份额的有效手段。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减少了污染的源头。在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中,企业成为治理污染的主体,对于控制污染的问题由“要我做”向“我要做”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因环境管理机构与排污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道德风险”,减少了环境监测机构的执法成本,促进了社会参与防治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等相关工作的落实。二是降低了治污成本。与政府管制相比,企业自觉性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使企业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允许企业在综合考虑各方因素的基础上,自主选择符合其特定状况的、更有效的削减污染的措施,从而达到环境目标,降低污染控制成本。三是填补了法律空白。当人们对生态环境提出更高要求时,由于在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领域存在制定周期长、论证费用大、调整不及时等客观原因,往往会出现管制或立法滞后的现象,导致很多“政策盲点”和“法律空域”的存在。企业的自觉行为,特别是当在企业层面,采取高于现有环境法律法规要求的环境标准时,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填补了因环境立法滞后所导致的负面影响。
2. 不足。一是缺乏对非自觉性企业的约束力。如前文所述,由于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的突出特征是“自愿”,缺乏法律效力,所以不能动用任何手段强制其他企业参与。同时,由于政府存在制定环保政策、产业发展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的滞后性,影响了社会各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导致一些企业宁愿“搭便车”,也不愿参与这种自我约束的行为。二是缺乏对自觉性企业的评估。尽管一些企业采取了自觉性的行动,并与利益相关者签订了许多协议,但这只是君子协定,没有规定监测主体和定期报告制度等相关条款。加之缺乏相应的惩罚机制,使未达标协议方并不会认真考虑毁约后的实际影响。这不仅降低了企业自愿性承诺的可信度,还加大了对企业履约情况评估的难度。三是容易导致重复建设。企业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自觉参与,一般是个体行为,而非整体推进,这就容易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即各个参与治理的企业从各自的投入成本、自身的排污量等角度出发,建设适合需要的环境治理基础设施,而并不过多考虑邻近企业的需求。从这一意义上说,企业在增加运营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重复建设的可能性(如污水处理设施等),而这又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五、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
(一)概念
无论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还是政府强制模式,或是企业自觉模式,就其三者的本质而言,都为一种单一主体的治理思路。因此,如上文所述,均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而多元共治模式则是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既然政府、市场、社会都可作为治理生态环境的主体,而且各自有不同的手段与机制,那么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可以将政府的权威性、高效性,市场回应性、限制性,以及企业的自愿性、多样性等各自优势充分利用,从而提供一种“多元共治”的生态环境治理新范式。因为面对生态环境的恶化,各个主体将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续的共同收益。”[5]“多元共治”这一概念的提出,其理论基础来源于治理理论(the governance theory)。它强调的是主体的多元性,强调多个主体间面对公共事务问题时,应通过明确分工、增进合作、加强协商的过程予以解决。所以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定义为:政府、市场、公众及社会其他主体通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采取分工合作协商等方式将生态环境问题予以解决的全过程。当然,多元共治模式作为补充政府强制模式、市场调控模式和企业自愿模式的不足而提出的一种生态环境治理方式也不是万能的,也存在着治理失效的可能性,如一些学者提出的在“多元共治”模式下会导致“无中心”倾向的问题。应当指出,作为一种补充而确立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绝不能将政府排除出去,它依然是这个复杂系统中最核心的主体。
(二)特征
1. 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多元共治,其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即在生产公共物品、处理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政府已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而是存在多个供给主体,如社会组织、公众等,这些公共和私人机构只要权力合法,均有可能成为某个领域的权力中心。因为这样既可以保持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又可以通过多种主体的参与,对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性质相似、特征相近的前提下,形成一种竞争或准竞争的关系,从而破除传统观念中由单一主体垄断的局面。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正是希望通过各个主体间的竞争,迫使其进行自我约束,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并增强回应性。因为除了运用政府的行政手段、市场的调控手段对生态环境破坏者予以严惩或排斥外,其他自发性成立的绿色环保组织也会通过系列活动对污染物的过度排放者形成一定压力。这些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是多元共治模式的生动体现,使生态环境治理不再步入私有化和国有化的两个极端。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多元共治模式并不是排斥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在承认政府强制对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的同时,希望政府将部分权力让渡给市场或其他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共同解决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
2. 治理方式的合作性。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的实践,得益于政府在生态环境中管理权力的简化。此处的“简化”一词并非否定政府的作用,相反是要强化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即政府在宏观调控和微观操作层面保持的公正性。同时,各主体通过建立合作、协商的伙伴关系,确立生态环境意识的认同感和共同的生态环境目标。其实质是指建立在生态环境的公共利益、市场原则和价值意识认同的基础上的合作,依赖的是合作网络的权威。这里的合作性有着自己的特征:即一是合作是过程导向的社会性行动,是有着明确方向的连续性过程;二是合作是一种共同的行动,其各主体均是独立而有个性的;三是合作者考虑的是合作行动的总体收益,而非个人期望通过合作过程能创造的收益;四是合作的行为是自主性的体现,即整个合作过程是自主性的实现;五是合作需满足道德的审查和判断,一般不涉足于求助法律;六是合作是一种社会生活,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标志。[6]
3. 治理结构的网络性。原来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政府往往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与上发号施令,整个治理结构是一种金字塔形,呈现出权力的高度集中、上下级之间关系的极度不平等性。而治理理论则主张政府应该主动走下“神坛”,以开放治理的体系,从而打破公私机构间的界限,将责任与权力赋予其他治理主体,并且逐渐形成一种平等协商、合作互利的伙伴关系。网络性结构的多元共治模式正是将政府组织、私营企业、公众自治组织、利益团体、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围绕着生态环境问题,通过对话、协商、讨价还价、谈判、妥协等集体性选择和行为,达成抑制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治理目标。并建立共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纵向、横向或二者相结合的网络状结构,形成资源共享、彼此依赖、互惠合作的机制与组织结构。此外,在多元共治模式的网络结构中,不同与上述三种模式的科层结构,最关键是在于各主体间拥有共同的逻辑性结构,而并非正式的上下级权威关系;从总体上看,是一种彼此平等、相互依赖的结构,不存在命令等级和科层链条的部分,也没有科层制的形式。[7]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集众所长,能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各类治理主体的优势,多元共治既承认政府强权、市场调控、企业自觉的作用,却绝不单独依赖谁,而是主张通过综合性手段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换句话说,治理污染生态环境的主因,单靠“堵”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通过其他综合性手段来进行“疏”。二是提高效率,在明确了维护生态环境这一公共利益是各类治理主体的义务之后,下一步就是治理成本的大家分担。而这一结果不仅可以下降之前单一主体模式的治理成本,精简治理机构,避免新的浪费,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治理效率,使生态环境治理收到更好更优的实质性效果。三是解决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难题,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往往因为区域划分的问题被人为分割,在单一主体模式的治理下,往往会将难以界定的区域环境问题的治理成本转嫁给他方。而多元共治模式不仅可以建立区域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和竞合意识,还可引入第三方对其达成意向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并通过一定压力使其调整、纠偏。
2. 不足。一是出现治理权利交叠的现象,由于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呈网络状,在此间所构成的“权利体系”是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的,因此极有可能造成部分治理权利交叠现象的产生。权利交叠现象并非权利的越界,只是在同一个范围内,权利主体在正常行使权利时,出现与他人的权利界限发生交叠,这种现象极易造成权利冲突。二是存在目标差异的冲突,治理主体的多元也预示着目标的多元。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市场、公众、社会组织等不同的治理主体,可能存在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不同的治理目标。因为利益是各主体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根本动因,而又由于利益归属的不同,自然就会有不同治理目标之间的冲突。三是导致治理问责的困境,由于多元共治强调各主体间关系的相互依赖性,使得政社之间、公私之间的责任边界变得模糊,其结果是难以明确责任主体,最终导致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责任反而出现主体缺位的问题。加之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就复杂多变,而法律规则的滞后性与不完善性,对问责的对象、内容、依据、程序、时间、标准、范围等也都难以作出明晰的规定。[8]
六、小结
通过对上述几种治理模式各自内涵、特征及优缺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多元共治模式无疑是对前三种单一主体治理模式的突破。在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中,既希望政府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更希望市场调控的积极作用,以及公众、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也得以充分发挥,从而形成合力,促使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谨慎估计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的意义,需研究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支撑体系是否建设完善。因为多元共治这一模式得以实践,当前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民众对政府、或市场、或社会等单一主体治理模式弊端认识的提高,来自市场调控手段的不断完善、民众参与力量和热情度的增强,来自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力量的协同与合作。按格里·斯托克对治理概念的总结,治理出现时,权力主体应当是多元的,而多元的权力主体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但就目前情形看,生态环境治理的其他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非相互依赖,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对政府的依附和服从。无论是市场还是社会,其能掌握与政府进行平等交换的资源并不多,很难实现与政府间的“谈判”或“协商”,只能以“请求”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求得政府的“恩赐”。既然如此,那这就有必要从辩证学思考,将政府部分治理权力让渡给市场或社会,在生态环境治理中,三者实力相当、机会平等。现有市场调控手段的不断完善与社会力量的逐渐觉醒,既是民间可自由活动空间扩大与可自由支配资源增加的结果,也是政府这一权力核心主动进行制度变革的结果;而公众、社会组织能够进一步获得合法性的“待遇”,更是有赖于政府的作为或“无为”。因此,在生态环境治理中,要通过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将各种体制内和体制外、原有的和新生的治理主体进行重塑,政府还应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减少对其他治理主体的制约,并培训和引导其发展壮大,以更多的协商渠道,实现生态环境的“善治”。
参考文献:
[1]肖建化,赵运林,傅晓华.走向多中心合作的生态环境治理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8-20.
[2]姜爱林.城市环境治理的发展模式与实践措施[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4):78-81.
[3]Taylor Michael.Th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4]单忠东.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报告(2006)[R].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138.
[5]刘峰,孔新峰.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启迪与警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政治学思考[J].行政管理改革,2010,(1):68-72.
[6]黄爱宝.论府际环境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5):96-99.
【关键词】 清真食品 九要素模型 竞争态势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清真食品国际竞争态势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清真食品竞争态势研究较少,例如: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杨海娟等(2015年)人对马来西亚清真食品产业国际化发展前景进行了系统研究[1];《经济学人》杂志(2009年)在《Halalfood: Cut-throat competition》一文中介绍到,欧洲清真食品行业贸易竞争相当激烈,但是,在欧洲各国间清真食品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2]。
国内关于清真食品竞争态势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四个方面:(1)依据钻石模型分析清真食品竞争态势;(2)从开拓国际市场方面研清真食品竞争优劣势;(3)研究清真食品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2 Cho的九要素模型理论概述
有学者指出,波特的“钻石模型”更适用于研究发达国家产业竞争力,并不适合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竞争力问题。由此,韩国学者Cho Dong―Sung构造了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产业竞争力的“九要素模型”。在此模型中,Cho将竞争力的资源要素分成了两大类,即“物质”要素和“人力”要素。其中,人的要素包括工人、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企业家、专业经理和专业工程师等。九要素国家竞争力模型如图1所示。
因此,“九要素模型”更适合分析中国清真食品国际竞争态势。本文以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基于“九要素模型”分析我国清真食品国际竞争态势人力要素。
3 “九要素模型”视角下清真食品产业人力要素竞争力分析
(1)清真食品产业工人要素现状分析。人力资源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成本的高低,还体现在人力资源构成中的教育和综合素质等这些隐性要素的作用[3]。因此,从事清真食品的人力资源优势突出。但是,随着清真食品的国际化进程加速,对从事清真食品的人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清真食品产业企业家要素现状分析。企业家不同于普通的商人,他们甘冒风险去开拓新的商业领域。企业家要素对任何国家都很重要,企业家将通过减少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来增强围家竞争力。宁夏清真食品加工基地初具规模,形成了一批食品骨干企业,目前宁夏在银川市和吴忠市都已经形成了一些食品加工基地。
(3)清真食品产业职业经理人和工程师要素现状分析。Cho指出当国际竞争需要削减价格和增强服务时,只有冒险精神是不够的,需要职业经理人来完成降低生产成本等工作来增强竞争力。宁夏聚集了大量回族学专家、学者以及伊斯兰教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都有专人研究清真食品、伊斯兰用品及其开发管理,为清真食品产业发展提供着重要的支撑。
4 讨论
“人力”要素通过创造(creating)、促进(motivating)、控制(con―trolling)“物质”要素,驱动国家竞争力不断提高。通过对我国清真食品产业人力要素的分析,本人认为要提升我国清真食品产业国际竞争力,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培育高素质工人,助推清真食品产业升级。首先,企业发展要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建立良好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工人培训机制,实行等级差别化培训。对工人进行技能培训,尤其是要加强外出务工人员技能培训。培训期间,尽可能提供补贴。其次,政府应动员社会教育机构参与技术工人培训,建立庞大的高素质技术工人储备,进一步提高劳动者技能和素质,提升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竞争力及企业效益,以适应我国清真食品产业向世界工厂角色的转变。
(2)充分发挥薪酬制度作用,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由于宁夏属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还处在较低水平。但是,随着宁夏清真食品产业国际化市场的打开,宁夏劳动力价格上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应加大对清真食品行业普通员工收入的力度,通过调整薪酬结构、提供具有公平性和竞争力的薪酬、实现薪酬与绩效挂钩、实行薪酬透明化和及时发放薪酬。
(3)政府加大对清真食品龙头企业扶持,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走品牌化道路。要积极探索龙头企业――农民的集团化经营、利益联结机制,建立利益共同体,最终形成农户与龙头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期合作模式;政府要将进一步培育龙头企业作为清真食品产业化的突破口来抓,集中培植一批辐射面广,带动力强的清真食品加工业,走品牌化道路。
参考文献:
[1]杨海娟,Francois,黄立军.马来西亚清真食品产业国际化发展经验与启示[J].中国穆斯林,2015(03).
关键词:中小企业;会计模式;会计管理;信息披露;会计核算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信息已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被社会公众所关注。各单位以市场为导向组织生产经营,需要及时掌握各种真实、可靠的信息;投资者进行风险判断,作出投资决策,需要及时掌握各种真实、可靠的信息;债权人、税务机关及其他相关部门和个人,为满足各自需要,也要及时掌握各种真实、可靠的信息。从社会经济角度上看,科学、合法、合理的会计模式,直接关系到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关系到社会各方的利益。因此,做好会计模式设计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维护市场秩序正常运行。
一、中小企业与会计模式概论
1.中小企业的概念
中小企业也被叫做中小型企业,它和大型企业相比是行业职员规模、资产规模相对较小的经济单位。这类企业的就业和营业额都很小,一般是由独立一人或少数人提供资金,大多数情况下,企业是由经营者直接管理,很少受外界干扰。
2.会计模式概述
会计模式即会计使用一定的货币计价单位,依据一定的计价基准,运用一定的方法,采用一定的程序为核算监督会计对象提供必要的会计信息,并将其以科学方式结合起来所形成的程式,其在会计核算中属于固定程式。会计模式的制定主体可以是政府部门,也可以是企业,实际上属于具有一定强制性的会计行为准则和规范,同时也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会计方法和程序的总称。会计模式既可以是行政法规,也可以是企业规章,作为行政法规,政府部门制定的统一会计模式强制性较大;作为企业规章,企业内部会计模式强制性是相对较小的。企业单位会计模式的制定要在符合国家有关会计模式的规定的基础上进行设计。
二、中小企业会计模式的主要内容
1.会计组织机构的设计
会计模式在组织上的落实称之为会计机构设置,它不仅涉及到会计部门,还涉及会计人员的内部分工问题。由于不同企业在经营规模与业务类型中存在差异,因此企业的会计机构设置不可能完全一样。对于企业而言,会计机构健全与否以及各职能岗位之间的运作是否协调等都将会影响到会计工作的质量。因此,从企业实际情况出发建立合适的会计机制是促进企业会计工作效率以及会计信息质量的第一步。制定具体的会计模式,应当根据每个企业的规模、经营特点和管理的组织形式来决定。
2.会计科目的设计
会计科目是编制会计凭证的基本要素、设置会计账户的依据、进行会计核算和会计控制的依据、编制会计报表的基础。会计科目设计就是确定会计对象经济内容的分类体系,它是会计模式设计的重要环节,企业应遵循一定原则来设计会计科目,根据企业经济业务的特点科学设计合理的会计科目。3.会计报表的设计会计报表设计是会计模式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会计信息质量,它能为信息使用者及时提供企业经济活动的综合信息,是保证现代企业有效运行的重要手段。科学并合理地设计会计报表,建立健全的报表体系,是会计模式设计的一项重要任务,对充分发挥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有着重大意义。
4.货币资金业务会计处理程序的设计
在企业流动资产中,货币资金是重要组成部分。货币资金的收付贯穿企业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而货币资金的持有额正是影响企业偿债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企业在进行会计模式设计时一定要加强对现金、各种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的核算与管理。在此过程中,企业除需严格遵守国家在外汇、银行现金管理结算制度方面的规定以完善货币付款程序外,还需及时准确地进行结算业务的办理。同时还要将企业现金及各种存款的收支和结存情况密切反映出来,采取积极的保护措施,以免其遭受损失并确保企业合理有效地使用。
三、中小企业会计模式应遵循的原则
1.合理分工原则
合理分工就是说,任何相关工作分为若干处理步骤,分别由不同的人来完成,为了防止任何人单独完成核算的全过程。根据这一原则,任何经济业务的整个过程至少应该由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分工。例如现销业务,不能开票和付款,并装运都是一人负责,否则将失去约束,产生错误。
2.账务与事物分离原则
账务与事物分离原则要求账钱分管、账物分管,就是财产物资的经管职员和会计职员要完全分散开来,会计不可以既管账又管物。中小企业往往由于规模小,节约人力成本,就会让会计兼出纳,没有实行“管钱不记账,记账不管钱”的原则,很容易出现腐败、贪污案件。
3.检查原则
检查原则有:第一,上级对下级的检查程序。其次,内部审查,如财务机构的会计凭证,会计凭证填写时必须交给一个会计师审查后才能让出纳做收付款或登记转账业务。第三,独立检查,主要是指企业内部审计机构或专职审计人员对会计资料的定期检查。
4.经济责任原则
建立严格的经济责任制,规定相关责任人的权力和责任、奖励和惩罚措施。职责的规定不仅可实现对经管人员的有效制约,还可以提高其工作责任心。
四、我国中小企业会计模式现
1.中小企业较少配备专职会计
虽说从事会计工作人员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培训,也有一定的会计经验,但是他们通常一人身兼数家中小企业会计岗位。因为兼职会计不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的整个过程,所以他们在做账时都是听老板的吩咐,而老板为了企业利润、少交税,就只会给少数凭证,兼职会计就按照这个凭证来做账;另外因为这些会计只是兼职并不是全职,所以中小企业在管理上缺乏约束他们的机制,一旦和老板在利益上有冲突和矛盾,他们通常会不辞而别;再者,由于兼职会计的时间不稳定,可能会导致下一个会计人员在做账时衔接不上。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中小企业的经营活动无法得到完整的反映,会计的监督职能无法正常发挥,无法实施有效的财务管理,并且还违反了相关财务和会计的规定标准。
2.中小企业业主与会计存在裙带亲属关系
中小企业大多是民营企业,所有经营行为都是自己做主,因此大多数中小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均有许多不想公开的商业机密,这些中小企业内部比较重要的会计部门都会聘用亲属或同管理者有裙带关系的人员,这些人与管理者存在不可分离的利害关系,且在处理账务时并不能单独核算,大多数时候仍需听从于管理者的指令。这一特殊情况的存在导致会计监督功能完全丧失,财务会计混淆,弄虚作假。不过现在许多中小企业的这种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仍然很难改变中国传统任人唯亲的思想,所以就造成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瓶颈现象。
3.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银行存款、现金管理、仓库管理混乱。会计不遵守国家规定的会计模式,如摊销折旧方法不一致,收入和支出不相符,成本核算不规范等,使会计报表反映的数据不真实;银行账户另开多家,将某银行账户不归并入账,进行收支账外核算。
4.支出凭证套用不合法凭证或白条入账
存货管理混乱,购入原材料没有验收制度,仓库没有领发货制度,存货计价随意,账物不相符,账账不相符;产品销售不记账、设立自己的“小金库”,应收账款失控,收入支票随意背书,实收资本不真实,空壳验资。
五、解决中小企业会计模式现状的对策
1.明确会计机构的设置和会计人员的职责
在进行会计机构设置、会计人员配备时,需对本企业的业务特点、业务量的大小、企业的规模及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加以充分地考虑,以确保中小企业会计人员在履行会计职权时具有足够的独立性。每个中小企业的会计机构设置和会计职员配备的形式一般有三种:一是既无独立核算的机构,并无独立人员,委托有关中介机构记账;二是有独立核算的机构和独立的人员;三是有独立核算的机构和独立的人员。但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会计模式中都应明确规定有关人员在这其中应当承担的责任,明确其分工,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会计工作,建立起会计工作的正常秩序,充分调动会计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会计工作的质量。
2.加强中小企业经济责任制度的建立
针对现阶段我国中小企业在会计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中小企业需加快建立企业经济责任制度,具体措施如下:相关人员办理经济业务后需取得或填制相应的会计凭证来证明相应的经济业务已经发生或完成,为了明确经济责任人,凭证上还需有经办人员的签字与盖章。为了进一步完善经济责任制,中小企业还需制定出相应的会计凭证填制、审核的手续制度。其中,会计凭证的填制和审核制度的制定有利于相关责任人在其职权范围内履行各自的职责,经济业务的发生和完成情况即可得到完整的记录。经济业务的合法性、真实性与合理性也可在这一过程中检查出来,进而可为接下来的会计核算工作提供原始数据,同时也可为会计监督提供重要依据,会计核算中的经济责任也可以得到明确,落实岗位责任制所需的重要文件在这一过程中也可得到落实,同时也可为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一定的法律证据。
3.建立科学严密的会计指标体系
会计模式设计的一项根本任务是建立科学严密的会计指标体系。会计指标是设计会计科目、设置账户、编制会计报告的依据,指标体系设计要考虑全面,使其反映的信息真实、可靠、客观,满足各有关方面需要。每个指标应当互相联系、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形成一套科学的、严格的会计指标体系。
4.设计科学适用的会计核算制度
怎样以会计科目、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等形式,去完成信息的汇集、整理、分类、计算、登记、分配、汇总和存储,所有的内容,构成会计核算制度的具体内容。一个科学、适用的会计模式,不仅可以简化会计核算手续,还可以全面、准确和及时地提供各种管理所需要的会计信息,满足中小企业经济管理的要求。
5.制定行之有效的会计控制和会计监督制度
第一,会计必须监督中小企业经济活动,不违反由国家制定的有关法规和政策,以确保会计信息的合法性、客观性和真实性;第二,会计必须监督会计核算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不违背中小企业现行会计模式,以确保会计核算信息的合理性、可比性;最后,通过各项监督手段和监督工具保护各项财产物资的安全和完整、对中小企业各类资金和各项财产物资加以合理使用。对于中小企业中那些严格遵守并执行会计控制制度的部门和人员,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与精神嘉奖,如全司表扬、加薪乃至升职,但对于违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且经过批评后仍无改正迹象的部门和人员,需及时给予严肃的通报批评,并采取减薪降级乃至撤职与辞退的措施。只有在中小企业内部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并通过将会计部门管理人员的业绩与工资薪酬挂钩的方式将管理层及各岗位员工的利益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及长远发展结合起来。综上所述,会计模式的设计对中小企业的管理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中小企业能够加强完善建立适合其公司发展的会计模式,让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得到提高,中小企业的财务报告详细明了,那么就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经济纠纷。中小企业通过对会计模式的研究和实施,就能够有利于推进中小企业经济业务的发展和创新技术的进步。
作者:蓝政 单位: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参考文献:
[1]蒋继娴.“新常态”经济下中小企业融资创新模式探析[J].商,2015,41:180.
一、研究原理
目前,学界逐渐重视区域旅游业发展的趋势预测,在入境游客量预测、国内游客量量预测等方面,建立了各种方法和模型。在对国内旅游市场游客量需求的预测中,常用的方法有多元回归模型、神经网络模型、灰色预测模型、引力模型及一般时间序列模型等,这些方法可以反映游客变化的一般趋势,但预测结果受突况(如SARS事件)的影响比较大。ARIMA作为统计预测中的一个重要模型,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由于ARIMA模型则能够较好地克服随机干扰问题,近年来,也被运用与旅游业游客量的预测中。
ARIMA模型全称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utoregressive Integranted Moving Average Model,ARIMA),由博克思(Box)和詹金斯(Jenk-ins)于70年代初提出。其中ARIMA(p,d,q)称为差分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是自回归,p为自回归项;MA为移动平均,q为移动平均项数,d为时间序列成为平稳时所做的差分次数。
ARIMA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将预测对象随时间推移而形成的数据序列视为一个随机序列,用数学模型来描述,模型被识别后可以从时间序列的过去值及现在值来预测未来值。
二、研究步骤
(1)根据时间序列的散点图、自相关函数和偏自相关函数图以ADF单位根检验其方差、趋势及其季节性变化规律,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识别。(2)对非平稳序列进行平稳化处理。如果数据序列是非平稳的,并存在一定的增长或下降趋势,则需要对数据进行差分处理,如果数据存在异方差,则需对数据进行技术处理,直到处理后的数据的自相关函数值和偏相关函数值无显著地异于零。(3)根据时间序列模型的识别规则,建立相应的模型。若平稳序列的偏相关函数是截尾的,而自相关函数是拖尾的,可断定序列适合ARIMA模型;若平稳序列的偏相关函数是拖尾的,而自相关函数是截尾的,则可断定序列适合ARIMA模型;若平稳序列的偏相关函数和自相关函数均是拖尾的,则序列适合ARIMA模型。(4)进行参数估计,检验是否具有统计意义。(5)进行假设检验,诊断残差序列是否为白噪声。(6)利用己通过检验的模型进行预测分析。
三、研究假设
(一)预测指标的选择
本文选择入境旅游人数和入境旅游外汇收入,进行模型分析,对未来入境旅游市场发展进行预测。
(二)研究假设
假设1:利用ARIMA模型预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入境旅游市场发展趋势是可行的。
假设2:基于时间序列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其预测值具有可信性。
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入境旅游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本文选择1998-2013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15年的入境旅游人数和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为实验数据(见表1),构成研究对象的时间序列,采用ARIMA模型建立时间序列模型,并预测至2015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入境旅游市场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生态补偿;建筑;设计
建筑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的生态构成了相对稳定的城市生态系统,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建设体系一直存在着无视环境承载力、过度开发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生态环境的危机正是一种设计的危机,设计师势必要通过设计活动,建立起人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的机制,景观生态补偿即是其中之一。建筑设计中的景观生态补偿,即在建筑设计中,通过适宜的景观设计途径,尽最大可能减少建筑在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负面影响,以增强建筑的补偿功能。本文将对建筑设计时的绿地系统、建筑立体绿化、城市水系统、景观视觉系统等不同的方面来进行补偿设计。
一、绿地系统补偿
在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非生物要素不可避免地要处于增加状态,传统的城市规划有严格的规划区边界,绿地系统是城市规划中的一个专项规划,规划区外被看成是“空白”,这种规划显然忽视了区域环境的重要性,同时,近年来我国工业化的建设快速发展,城市景观格局急需补偿与修复。建筑设计则可以通过增加绿量与绿地面积,不断地优化绿地系统的生态效率来进行生态补偿:
(1)绿地系统的布局与水系统、地形等要素相互影响,共同形成城市景观格局,因此必须要正确地把握绿地和其它景观要素间的关系,让他们彼此限制又能互相激发。这样一方面能减少对物种和栖息地的破坏,有助于维持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把建筑绿地与市内外的自然植被、水体空间连接成一体,形成生态格局景观,也就修复和补偿了城市景观格局。
(2)引入较为适宜的自然群落结构机制,将城市植物群落的栖息地明确区分,以此促进绿地的自我维持和更新,促进城市健康有序的发展。
二、建筑立体绿化
建筑外表面是除地表面外最影响城市区域大气状况的第二热力面。我们通过建筑的立体绿化不仅可以有效改善建筑周边的环境温度、提高建筑的冬夏热工性能,缓解当前比较严重的城市热岛效应和降低能耗负荷,为生物提供更多生存空间,更适宜的生存环境,有助于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
立体绿化主要分为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两项,由于立体绿化不仅能发挥良好的生态效益,还具有独特的美学特征,因此在实际应用中较其它生态技术应用更为广泛。如清华大学的超低能耗楼的屋面绿化,其覆土约5-10cm,上面种植有十余种植物,即达到了隔热保温功能,又发挥了景观生态效应;再如伦敦的象堡生态园,以空中庭院的方式将绿化从建筑底层向上延伸,空中中庭也通过种植乔木、灌木和草的方式进行绿化,这样就对景观生态做了很好的补偿。
三、水系统补偿
建筑对城市有重要影响,其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建筑面积的大量增加导致了大量不透水地面的出现;污水、废水的产生不断增多;建筑使得地表植被越来越少,城市水资源涵养量缩减。建筑设计主要通过水的循环利用、雨水收集、建筑设计中水生态处理回用等来对生态进行补偿。
我国雨水资源较丰富,雨水也是城市重要的淡水资源,但却有大量的雨水没有得到妥善的利用就直接排放,这不仅是对水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城市排水设施的负担。在建筑设计中,一方面是利用建筑中的不透水地面收集雨水,雨水收集以后,经过毛管渗滤和人工湿地的处理,可作为景观用水,另一方面是利用透水地面向城市补充地下水。植被具有很强的保水性能,并且对雨水中的污染物有一定的截流和净化作用,收集到的雨水径流水质相对较好。(1)屋顶花园:屋顶花园是指在建筑物的屋顶上进行绿化的统称。通过科学的屋顶花园设计,它是美化城市和消减城市雨水径流的重要途径之一。植被能截留雨水,种植层能吸纳雨水,这样就可以降低雨水径流量,仅在遇到暴雨时形成雨水径流,减少城市排水管网压力;(2)下凹绿地:下凹绿地是指低于周围地面适当深度,能够接受周边地面雨水径流的绿地。相关研究指出,若草坪低于周围路面0.1—0.2m,其入渗量将提高3-4倍,因此可在建筑设计中将普通绿地设计改造成下凹绿地,不仅可以减少绿化用水,而且强化了地下水补给。同时,通过湿地的水生生物、细菌自然过程净化污废水,也可以减少污水处理费用,增加用水效益。此外,建筑设计还应当考虑保护建筑广域环境中的原生态资源,以涵养水源,增进水循环,改善城市内部生态质量。
四、景观视觉补偿
绿视率是衡量景观的重要指标,所谓绿视率就是指在人的视野中绿色所占的比例,相关研究指出,绿视率达到25%以上时就会使人的精神和心理处于舒适状态,从而产生良好的生理效应。在城市建筑设计中,人工要素所占的比例非常高,因此必须要增加绿视率来补偿景观视觉。
(1)提高绿视率的有效方法就是加深视觉空间,透漏更多的绿色。因此在建筑设计中要合理安排绿化位置,并将绿化和休闲设计结合,如在人行走廊、楼梯、休息区人群比较密集的室内外空间中设置不同层次的绿化,包括草地、花池等,从而加深视觉空间,营造出较好的绿视率。
(2)加强细部处理。建筑的边角如果能充分的得到利用,种植上各种绿色植物也可以提高绿视率,对于带状绿化池,减少护栏的使用,可以让树下空间开阔,通过这些细部处理,就可以让建筑设计从微观上得到更多的生态补偿,并且能突出自然与人文的结合、景观与生态的结合。
(3)当建筑与公园、广场等相连时,宜采用近低远高的方式种植植物,远处采用高大乔木的方法,近处采用草地、花池,这样大大增加了景观深度和景观面,从而获得了较高的绿视率。
小结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项及为紧迫的课题,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已经引起了一部分设计师转向设计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在设计领域,生态补偿设计就是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具体化的一种设计理念,在建筑设计中进行景观生态补偿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也就推进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城市景观格局普遍存在着结构不 合理和功能缺失的问题,因此必须要从宏观到微观,从平面到立面广泛实施景观生态补偿建设,只有这样,城市景观生态格局才能不断优化,城市生态环境才能逐渐改善。当然,建筑设计中的生态补偿是一个持久的过程,但它是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的,所以应该坚持下去,而设计师所要做的就是脚踏实地地解决问题和努力的工作,推动更有利于生态化的人居环境的形成。
参考文献
[1]吴正旺,王富平,栗德祥.建筑设计的景观生态补偿[J].建筑学报,2008(9):84—88.
[2]张洪军.生态规划——尺度、空间布局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
[3]叶敏青,姜立,张雷等.绿色建筑技术中的生态绿化——绿色建筑中的植物配置及计算机模拟[J].2010.
[4]李学伟.生态补偿设计思想的实践——以德国海尔布隆市砖瓦厂公园及北京门头沟区大沙坑环境整治为例[J].中国园林,2008(10):48—52.
关键词:电子商务平台;“寡头化”趋势;经济学分析;应对策略
1电子商务平台“寡头化”趋势的主要特征
1.1移动化特征:从电子商务平台的形态来看,电子商务平台“寡头化”趋势的移动化特征非常显著,且其终端结构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甚至还将颠覆PC电商。电子商务平台的终端逐渐由PC电商终端慢慢发展成为移动终端,从而使得电子商务平台“寡头化”形态逐渐发展成为移动化。另外通过2015年的洗礼,在电子商务平台中,以“微商”为代表的电子商务会不断将行业的发展秩序规范化,将商业模式创新化,从而探索出更大的增长空间,且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还能实现更大的突破,从而有利于促使移动腾讯电子商务平台更快的发展,并促进阿里系电子商务平台也逐渐朝着移动化的平台转换。
1.2服务化特征:从电子商务平台的内容来看,电子商务平台“寡头化”趋势的服务化特征逐渐凸显,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日常消费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发生转变,这对电子商务平台的服务内容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2015年,电子商务平台寡头已经开始向生活电商服务方面进行投资,例如百度糯米,快递与滴滴的合并等。在今后的消费需求中,其会由产品销售逐渐转变成服务类的销售。因此电子商务平台“寡头化”趋势也会逐渐拓展到服务化的平台中去,这样一来其在未来的电商市场竞争中将会获得更大的优势。
1.3纵深化特征:从电子商务平台的辐射来看,电子商务平台“寡头化”趋势服务化的特征日趋明显。随着各种扶持政策、物流快递网络以及基础网络设施的建设,电子商务平台也正在逐渐下沉,在一些乡镇地区以及三四线的城市中,电子商务正在表现出飞速的发展趋势,京东、苏宁以及阿里等电子商务平台都在大力的开发农村市场以及三四线城市等。
1.4融合化特征:从电子商务平台的结构来看,电子商务平台“寡头化”趋势还具有较强的融合化特征。目前,实体商业与电子商务融合的趋势日益凸显,且两者也逐渐有冲击关系转变成融合关系。同时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以及可穿戴设备等现代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虚拟现实的销售模式也会得到更大的创新,并且实体商业也会面临又一次发展的机遇。另外由于电子商务平台的竞争局势的不断加剧,实体商业还能够为电子商务平台提供更好的支撑,从而极大的促进实体商业与电子商务寡头的纵向融合。
1.5全球化特征:从电子商务平台的格局来看,电子商务平台“寡头化”趋势正逐渐趋向于全球化。近些年,电子商务平台的跨境使得电商获得全新的增长点,国内庞大的消费能力以及海外市场等促使电子跨境商务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但是在电子跨境商务中,由于其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涉及到了很多的环节,例如边检以及海关等,因此各个国际对于者方面的政策还存在较大的动态性。
2电子商务平台“寡头化”趋势的应对策略
2.1辩证认识“寡头化”趋势:电子商务平台“寡头化”趋势本身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与行政力量干预下的形成的寡头具有本质差异。因此政府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要辩证的、客观的认识电子商务平台的“寡头化”趋势,不仅要看到其存在的弊端,同时也要看到其存在的有利因素。同时企业们也要对其进行理性对待,要清楚的认识到电子商务平台发展以及生存中,用户才是关键因素,因此只有将用户的需求充分考虑到,才能促使电子商务平台获得更大的发展。
2.2健全法律体系: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寡头垄断会对其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还会对消费者以及中小企业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针对电子商务平台“寡头化”趋势,首先就是在确保政策以及立法灵活的前提条件下,以行业公约自律以及规划发展为基础点,实时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并不断完善相应的监管体系。要对电子商务平台给消费者以及中小企业造成的损害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并不断吸取电子商务平台的有效规制滥用市场的科学经验,从而促使电子商务平台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
2.3重视差异引导:电子商务平台“寡头化”趋势并不代表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缺乏机会。电子商务平台的蓬勃发展,也为一些特色领域以及细分的行业带来了一些商业机会。因此针对电子商务平台“寡头化”趋势,可以制定一些具有特色差异的扶持计划进行有效的引导,并且还可以支持一些电子商务平台的商业网站的发展和建设。同时还可以对一些中小企业进行交易扶持,并不断激励电子商务企业注重创新和增量,这样就能打造出一批更具有特色的电商平台。
2.4创造有利环境:最后针对电子商务平台“寡头化”趋势,对于市场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也要进行正确的处理,并始终坚持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将市场的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同时还要努力创造更加开放的、公平的、和谐的市场有利环境,例如搭建监管部门、企业、港口码头以及地方政府在内的多元化的服务性、公共性商务平台从而确保电子商务平台能够实现规范化、健康化的发展。
3总结
综上所述,在电子商务平台“寡头化”的趋势之下,必须对其进行正确的认识和客观的对待,要辩证的对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以及寡头垄断下的市场经济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探索出能够促使电商平台、消费者以及中小企业都能获得最佳效益的有效策略。
作者:李东升 单位: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三8班
参考文献:
[1]林鹤.电子商务环境下中国零售业的经济学分析———结合阿里巴巴零售平台的商业模式进行研究[J].现代商业,2016,05:9-10.
[2]何勇.电子商务平台“寡头化”趋势的经济学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6,03:104-111.
[3]王法涛.电子商务平台纵向关系治理及竞争策略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