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手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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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手段范文

关键词：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调控；价格型与数量型手段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11-0026-08

一、引言

国际经验表明，正常的跨境资金流动是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各种因素影响下，跨境资金的大进大出可能对一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一定条件下还会触发货币、银行、债务等危机。20世纪70―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和巴西货币危机，以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无不与跨境资金短期集中大规模流动密切相关。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跨境资金流动规模迅速扩张，尤其是在加入WTO后，我国跨境收支长期表现出净流入特征。跨境资金年净流入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促进了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但跨境资金长期保持净流入导致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央行被动投放流动性，进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同时，货币错配风险、短期套利资金流入等给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埋下隐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金融改革进程。跨境资金流动管理是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均衡管理，促进和维护国际收支平衡，是保证货币政策自主、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宏观审慎监管理念的深化，原有货币内外供求隔离的现状已开始向内外供求趋同发展，传统数量型调控工具正逐步被价格型工具替代。如何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管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宏观审慎的跨境资金流动控制框架，并根据这一框架，基于外汇管理政策和货币政策控制工具，探索设计前瞻性的宏观审慎调控工具成为研究的重点。

国外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的研究较早，主要围绕跨境资金流动的利弊、管理、宏观调控等几方面展开。米德（Meade，1957）就短期跨境资金大幅波动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提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政策操作方案：第一，为防止资金外流采取外汇管制措施；第二，释放国家外汇储备，抑制短期资金投机；第三，发挥汇率机制的调节作用，允许汇率下降。托宾（Tobin，1972）首次提出了托宾税的构想，即应通过对国内证券和外汇即期交易进行统一的国际税收，提高短期投机资金跨境流入、流出的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金的流动性及其导致的汇率波动性。当托宾税推广到全球范围时，就成为监管全球跨境资金流动的政策之一。萨潘（Sphan，1996）认识到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对金融稳定的危害，对托宾税进行了重新设计，提出在对金融交易征收较低税率税收的基础上，对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征收临时性、惩罚性的高税率。萨金特和华莱士（Sargent和Wallace，2007）分析了在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下宏观经济稳定性所表现出的差异，发现数量型政策存在单一均衡，而选择价格型的利率政策则可能使经济步入多选择的非均衡，因此在宏观调控上数量型工具更有优势。

国内研究普遍认为，在跨境资金流动管理和调控中，应构建市场化的制度基础，充分发挥市场化手段的作用，并针对宏观审慎的时间和横截面维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工具。巩志强（2012）指出，近几年来在市场化制度的基础上，在应对国际资本冲击时，新兴经济体主要运用宏观经济调控和金融审慎管理的综合平衡手段。郑杨（2010）认为应通过运用市场化手段来规范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作用，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在制度设计上，一些学者提出应借鉴国际经验，应通过金融交易税或存款准备金等手段，建立制度防火墙，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陈西果（2011）认为应建立流动性冲击的预防和控制机制，建立国际“热钱”防火墙，借鉴新兴经济体中已实践成功的巴西等国家针对从国外获取的短期贷款和国际债券征收交易税的经验，控制国际“热钱”流入。基于银行在跨境资金流动中的关键地位，一些学者认为应通过加强银行业务管理来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晏丘（2012）、巩志强（2012）指出通过提高银行的短期外债管理和银行外汇头寸管理两个外汇调控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短期资本的流入，减少银行业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的风险。综上可以看到，关于数量型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国内学者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商业银行授信仍是货币政策作用于经济运行的主要传导途径，因此数量型工具仍然是最有效的（盛松成和吴培新，2008；黄宪等，2012；盛天翔和范从来，2012）。第二种观点认为，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价格型工具作为货币价格信号功能日益突出，金融宏观调控正从偏重数量型工具运用向价格型工具变化（周小川，2013）。第三种观点认为，数量型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对于不同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以及同一目标不同成因的作用优势不同（卞志村和胡恒强，2015）。

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当发生跨境资金流动异常时，国外学者倾向于采取汇率机制、控制交易成本、征收税费等宏观调节政策来降低跨境资金流动的波动性，国内学者更倾向于从加强金融系统业务管理、征收金融交易税、管理外汇等方面对跨境资金进行管制。从以上管理方式的特征来看，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数量型调控手段，包括准备金、总量限制、头寸限制、比例限制等；另一种是价格型调控手段，包括特别费、交易税等。本文立足于资本流动全过程及分析框架，尝试根据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过程和动态机制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更加强调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各经济主体行为角度判断是否发生跨境资金失衡的情况，并根据现有的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调控理论，建立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调控模型，重点探索不同宏观调控手段的效果，从而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的系统性风险评估

（一）风险点识别

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系统性风险监测框架，需要有效评估和识别跨境资金流动的风险点。

一是境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压力差风险。境内外资本压力差是资本流动风险的宏观驱动力，不同于商品、服务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特点，跨境资本流动并非由国际贸易中的对价交换所引发，而是由资本的逐利特性或是避险需求所致。即由境内外宏观政策、制度、市场不同所产生的差异，包括境内外利差、本币的汇价差、投资收益差、投资环境的风险差异、税负轻重等所驱动。

二是总量不平衡风险。在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下，由于资本大规模流入加剧了总量顺差式不平衡，进而可能引发汇率升值，加大通胀和资产泡沫压力；在国际收支表现为逆差的形势下，资金大量流出将会进一步增大逆差规模，进而大概率引发汇率贬值或货币危机。

三是银行债务期限和比重错配风险。例如过于依赖短期融资进行长期贷款而产生期限错配，作为风险应对，可以采用资本管制如外部借款限额、储备金要求等。

四是汇率风险。汇率波动过大对进出口、金融市场价格造成冲击，同时，汇率波动过大会形成汇率单边升值或贬值预期的自我强化，进而对跨境资金波动形成顺周期的扩大作用。

五是银行体系风险，资本流动对银行信贷和货币供给造成冲击，进而对利率、经济增长、资产价格产生影响。

六是人民币资产池风险，人民币资产池是资本流入的终点和资本流出的起源，可以看作“人民币卖出头寸”的积累，在境内资产配置和抛售行为中跨境资本将对境内金融市场价格、实体经济投资造成冲击。

（二）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

基于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点的识别，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旨在刻画跨境流动异常现象。考虑到价格型与数量型跨境资金流动协调监管模式和本外币一体化监管两个方面，综合理论基础和经济资本市场运行的典型事实，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包括：外汇储备、实际有效汇率、利差、通货膨胀率。

由于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需具备实时有效性，上述指标均采用2010―2015年的季度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芝加哥期权交易所、OECD和万得数据库等。基于各项指标缺口值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参考大多数文献的做法，采取H-P滤波法（lambda=1600）求取各指标趋势值，并以各指标对趋势值的偏离（缺口值）来表示正向或负向失衡程度。由于各指标之间存在不可公度性，需对各指标缺口值进行标准化。根据指标的安全阈值，设置相应的风险阈值，并按映射函数公式（1）转换。

其中，[b1、b2]分别为各指标警戒状态下限及对应风险状态下限，[a1、a2]分别为各指标警戒状态上下限差值及对应的风险状态差值，[x]为各风险指标值，[y]为映射后的分数值。风险阈值区间按照偏离程度分别分为正常、轻度偏离、中度偏离、重度偏离四个区间，每个区间又可分为正向偏离和负向偏离（见表1）。

基于CRITIC法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考虑到各风险指标的对比强度和冲突性，对于能够提供较大信息量和存在较小冲突性的指标赋予较高权重。采用CRITIC客观赋权方法构建综合指数既可以充分利用有效信息，又可以避免各指标重复提供信息（见表2）。

（三）“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评估

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旨在寻求反映资本市场跨境资金流动失衡程度的指标，将其作为识别跨境资金流动异常、检测系统性风险的参考变量。“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作为一种风险提示指标是否具有先行性，是否为后续研究提供可靠信息有待进行评估。基于这一研究设计，通过对“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与反映国际资金波动的主要经济事件进行对比分析，检验该指数作为变量的有效性。

结合实际资本市场运行状况对“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进行评估。从时间视角来看，跨境资金流动呈轻微波动变化态势，领先于利差水平和实际有效汇率且相对波动幅度较大（见图1）。轻度偏离状态主要集中在三个阶段：一是2011年第四季度和2012年第一季度，这一阶段“跨境资金流动指数”呈正向偏离状态，国际游资流入态势明显。具体分资金项目来看，2011年第四季度，直接投资项下的净流入491亿美元，资本流入比前三季度同比增长30%。二是2012年第四季度左右， 2012年跨境资金流动呈双向变化形势，第四季度资金明显外流。三是2015年第四季度，从2015年后半年开始国际资金呈外流形势。从银行结售汇数据的时间变化来判断，2015年第一季度发生逆差914亿美元，第二季度逆差收窄至139亿美元，第三季度逆差扩大至1961亿美元，第四季度逆差下降至1644亿美元，2015年全年跨境资金总体表现出逆差波动扩大的态势。综上所述，“跨境资金流动失衡指数”的变化形势与实体经济运行状况基本吻合。

三、中国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调控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和指标选择

1. 研究方法。考虑到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在外汇市场实行官方管制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汇率制度下，相应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等传导机制会产生资金波动；跨境资金流动又可以通过汇率、利率、价格等渠道影响国内资本流动，可能导致国内资本市场出现失衡现象；波动下的国际游资又将对资金结构产生影响。基于以上考虑，各变量的时间序列之间存在系统性经济联系，本文运用VAR模型构建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生成机制，进一步研究跨境资金流动失衡的影响机制。

2. 指标的选择。从实证角度对“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的经济内涵和性质进行系统性评估。测度“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 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系统性关联、相互影响和作用方式，在此基础上研究数量型和价格型的宏观审慎操作作用机制。

（1）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EMP）。对跨境资金进行宏观审慎调控的政策目标就是熨平跨境资金大幅波动，维护跨境资金基本平衡，故此对前期定义的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进行标准化，用其量化跨境资金监管有效性的政策目标。

（2）国际市场需求（W）。国外需求的变化会带动出口增加，使得交易性跨境资金收入增长，进而影响跨境资金流动，同时也可反映国际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本研究用G20国的GDP同比增长率来代表国外需求水平。

（3）国内通货膨胀率（p）。通货膨胀率是衡量物价水平变动的指标，选择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以此反映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程度。

（4）境内外利率差（LL）。梳理和总结对国内外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有效性评估的实证检验方法，借鉴利率平价法对跨境资金监管有效性进行评价。引入三个月Libor-Shibor利差作为评估监管有效性的指标。

（5）价格型手段（JG）。在对现有宏观调控手段进行梳理后，以客观性、代表性、可公度性为原则，选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中间价（HL）作为价格型管理手段的代表。

（6）数量型手段（SL）。2013年5月起，货币当局发文将外汇贷存比与银行结售汇头寸下限挂钩，对当时防范热钱流入短期内起到了良好的抑制效应，故选取外汇存贷比作为比例数量型调控手段的代表。

（二）两类调控手段协调配合模型的情景分析及效果评估

1. 跨境资金流动协调监管模型。构建VAR模型分别在数量型手段、价格型手段、数量型和价格型手段共同作用三种情景下对“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进行系统性评估。按照标准理论，在构建VAR模型前需进行平稳性和协整性检验。对六组数据进行ADF平稳性检验并得出结论，各序列均在一阶差分后达到平稳标准。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如果各项指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见表3），则可说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关系。

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显示，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意味着某一变量的变化可以通过若干经济变量影响另一变量的变化，可以建立VAR模型进行分析。

2. VAR模型和情景分析。在平稳性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通过LR（似然比）、AIC（赤池信息准则）、SC（施瓦茨准则）等统计量检验，确定滞后二阶的VAR（2）模型。回归模型所估计的系数大多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经单位根检验后，所有特征值均落在单位圆内，表明VAR模型是稳定的。由于VAR模型的系数通常难以解释，因此建立脉冲响应函数，继续探讨各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通过未来10期的脉冲响应，重点考察JG、SL手段分别作用以及共同作用时对LL、EMP的动态响应路径。

情景模拟一：将代表数量型调控手段的SL作为外生变量引入模型（以数量型调控为主）。

（1）EMP受到SL冲击的响应（见图2）。EMP受到SL的单位正向冲击后，在第一期产生最大的负向影响，然后开始逐渐衰弱，在第三期逐渐趋于零。这表明跨境资金有较大幅度波动现象时，实施数量型的调控手段有助于短期内起到较好的效果，可以有效缓解资金的波动，但随着时间的变化，开始逐渐衰减，在第四期趋向于零。

（2）LL受到SL冲击的响应（见图2）。LL受到SL的单位正向冲击后，当期及随着时间的变化，数量型调控手段对境内外利差起作用的效果均没有对EMP的作用大，相比较而言，数量型调控手段对平衡跨境资金流动的作用短期内较为显著。

情景模拟二：将代表价格型调控手段的JG作为外生变量引入模型（以价格型调控手段为主）。

（1）EMP受到价格型调控手段冲击的响应（见图3）。当受到JG单位正向冲击后，当受到JG单位正向冲击后，EMP脉冲响应值在当期产生负向影响，第三期开始呈现正向波动，随后出现反向变化。这一特征表明跨境资金流动对结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较容易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2）LL受到价格调控手段冲击的响应。LL受到价格型手段的单位正向冲击后，当期的作用较小，后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开始逐渐增强。

情景模拟三：将代表价格型调控手段的JG和数量型调控手段的SL共同作为外生变量引入模型（以价格型调控手段和数量型调控手段共同作用为主）。

（1）EMP受到JG和SL冲击的响应。当受到JG单位正向冲击后，EMP脉冲响应值在当期达到负向最大值，随后开始出现正负波动；当受到SL单位正向冲击后，EMP脉冲响应当期值负向最大，随着时间的变化，影响作用在第三期达到正向最大，随后交替波动变化。

（2）LL受到JG和SL冲击的响应。当受到JG的单位正向冲击后，LL第一期产生最小的正向影响，然后开始负向递增，在第五期达到最大，随后逐渐收窄；当受到SL的单位正向冲击后，LL出现负向波动且在第二期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逐渐衰减，在第五期转正，随后有正向增大趋势。

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在以数量型调控手段为主的情景模拟中，数量型调控手段对跨境资金压力指数的短期效应较为显著，但对境内外利差收窄效应较弱；在价格型和数量型调控手段并存的情景模拟中，对跨境资金压力指数和境内外利差的作用均有所放大，效应期有所延长；在以价格型调控手段为主的情景模拟中，价格型调控手段对跨境资金压力指数的作用要弱于数量型调控手段的作用，但其对境内外利差收窄效应更加明显，说明价格型调控手段更遵循市场规律，对资金跨区域的充分流动具有较好的引导作用，但由于国内市场制度建设不完善、价格型调控手段尚不健全，其对跨境资金压力指数的影响作用相对有限，数量型调控手段效果更加突出，当前仍应以数量型和价格型调控手段并存为主，并逐渐向价格型调控手段过渡。

四、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调控手段的协调配合使用

（一）跨境资金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探索

1.日常管理中，应加强资本流动系统性风险的多层面监管。宏观层面，聚焦资本流动的驱动力视角，全面评估系统性风险，防范大量信贷资金跨境、跨币种投机，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观层面，着重监测非居民以及居民所持有的“卖出头寸”资金存量、资金盘的变化和在境内金融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实时评估资本流动对金融系统可能造成的潜在冲击性；微观层面，监测市场中资金流动的微观主体是否发生大范围单边预期或非理性情绪的群体传染，谨防引发集体性趋同行为，也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

2. 危机应对中，应根据资本流动的反馈类型采取不同措施。应防范由顺周期性出售资产和货币进而导致资本流动出现非理性失控，尤其要警惕“资本大幅流动―本币汇率大幅波动―外债风险敞口大幅增长―国内信用等级下降―货币供应量增长―国内资产价格下跌”这一循环所造成的连锁式正反馈效应。当预评估可能会形成这种正反馈效应时，应提前实施逆向审慎措施来增加资本流出入环节的阻力作用，使系统性风险头寸积累有所缓解。

3. 从长效机制来看，对资本流动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进行有效防范的根本保障是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健全的市场环境，具体体现在健康运行的境内经济金融体系以及具有系统监测和良好监管能力的货币当局。当前应逐步扩大境内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和衍生性发展，提高金融市场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的承压能力，提高金融市场的理能力，进而使货币价格不易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发生过激反应；应提高市场的层次结构，推进市场主体多元化，完善市场风险对冲工具。

（二）跨境资金调控手段的选择与协调使用

合理应用宏观审慎工具能有效缓解资本流动对一国经济体的负面冲击（见图5）。

1. 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对跨境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均有作用）：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按风险加权计算可借款余额，风险加权余额不得高于一定比例的资本或净资产，目前净资产的估值当中充分体现出了逆周期监管的思路，在其中纳入了跨境融资杠杆率和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参数的设定与跨境资金宏观形势密切相关。在我国面临跨境资金流出压力较大的阶段，宏观审慎监管参数和跨境融资杠杆率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容忍度，充分体现了逆周期管理的基本思路。

2. 存款准备金管理（对跨境资金的流入更有效）：为有效抑制境外资金对人民币投机行为、营造境内外金融机构相对公平的市场环境，应对境外金融机构在境内同业存放执行正常的存款准备金率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投机者在离岸市场进行短期、大额人民币融资的成本。

3. 外汇售汇风险保证金管理（对跨境资金的流出更有效）：金融机构需根据远期售汇的签约额一定比例缴存准备金，银行为适应政策要求需对其资产负债结构进行调整，通过价格传导来抑制非实需的远期售汇顺周期集聚发生，该政策的实施能够补充和完善跨境资金宏观审慎管理的框架。

4. 银行结售汇头寸与银行结售汇顺差挂钩（对跨境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均有双向作用）。设定年度银行结售汇顺差调控基点数，与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挂钩，按季度调整。超过基点数额则要求银行增持相等数额的外汇头寸，不超过的不做调整，如果超过季度目标值，则将超过额度按各家银行对结售汇顺差的贡献度来增持相应头寸。

5. 外汇兑换交易税（对跨境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均有双向作用）：外汇兑换交易税隶属价格型调控手段的范畴内，通过市场化价格的传导，对系统性风险进行有效防范，最终起到逆周期调控目标，来补充微观审慎监管层面和当前一些传统的资金流动管理措施在预防资本流动冲击方面的不足。在当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初始阶段，需综合权衡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的风险，在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容忍度范围内，可将外汇兑换交易税的初始税率设为零，通过设立该交易项目，起到震慑和警示资金投机者的作用。外汇兑换交易税项目的设立，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增加短期投机资本大规模异常流动的成本、影响短期投资者的投机预期，从而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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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盛天翔，范从来.信贷调控：数量型工具还是价格型工具[J].国际金融研究，2012，（5）.

[14]周小川.宏观调控的经济描述与工程描述――在首届“金融街论坛”上的讲话[J].金融研究，2013，（1）.

[15]卞志村，胡恒强.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数量型还是价格型？――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5，（6）.

[16]洪昊.我国“热钱”跨境流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0.

第2篇：宏观经济手段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管理；创新；调控

宏观经济管理指的是国家把国计民生作为最为基本的目的，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经济与法律手段，进行对市场经济在总量与结构方面的调整与控制的一项总和。从党在十四大上正式确定了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宏大的改革目标后，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得到了巨大的完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也需要对我国宏观经济的管理试行一系列创新调整，使之更好的应对未来不断深化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一、我国宏观经济管理运行的现状

同其它国家在宏观经济运行方面的现状相比较，我国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运行有着自身的特点。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把投资当成驱动，把工业当成主导，在经济的具体投资中，政府干预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西方的一些国家基本是在制度框架之下，经历很长时间的积累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统一的经济市场的大环境。

我国在开展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分析过程中，一般采取静态这一种分析模型，但是却忽略了包含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动态不确定因素，导致了我国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过程当中，自始至终是在受到局限的条件下进行发展，因此无法做出对当前所采取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客观上的评价。

二、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

1.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目标进行创新

我国经济在计划经济模式的长期影响下，政府相关部门在进行宏观经济的目标调控中还一直保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这种类型的目标调控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对目标调控的确立直接对调控的方向与手段的具体选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宏观经济的具体调控路径进行创新，应该首先对调控的目标进行调整。当前，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的整体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质检的一种平衡，而不是进行对经济发展的超额干预，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进行调整，应该从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灵活处理。如在整体经济在过热的情况下，需要执行紧缩型的经济调控目标；在整体经济在相对萧条的情况下，需要执行刺激经济发展的模式。当然。在保证宏观经济在整体平衡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还需要考虑到经济结构的平衡，如果出现某一行业失衡的情况，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及时制定相关措施进行纠正，如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就不能离开国家对其的宏观干预。

2.对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进行创新

同过去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宏观经济调控主体进行比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调控主体表现的更为多元化，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主体就是政府部门，对调控主体进行创新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组织机构进行创新，另一个方面是对调控职能进行创新。对组织机构进行创新指的是政府部门应该专门成立一个宏观经济的调控部门，明确这些部门的具体职能，避免出现多头管理的情况。对组织进行创新的重要基础就是改革政府机构，确定政府的具体职责。对职能的创新指的是宏观经济的调控主体在对经济实行干预时应该把市场手段作为主要的手段，以政府的行政干预作为辅助手段，避免出现具体职责的缺位与越位的情况。

3.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手段进行创新

对调控手段进行创新主要是指政府部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手段，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操作过程中所采取的达成经济管理具体目标的手段应该能匹配不断变化的经济调控。一般的宏观调控手段包括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当前，我国在进行调控手段的创新时应该采取以经济手段作为主要手段，把行政手段作为辅助手段，在这个前提下，依据实际需要进行合理的创新。

4.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进行调整，在我国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工作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效率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因素，是一项在政府的直接参与下，达成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目标的一项重要途径。为了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相适应，改善当前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不平衡情况，在进行宏观经济的调整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对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做出相应调整，与第一、第二产业相比较，我国当前第三产业发展是比较之后的，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二是对消费与内需情况做出调整，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在经济出口总量上大幅下跌，这样避让会对我国GDP的增长产生影响，而调整内需与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消费需求得到扩大，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且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总结：

一个国家在宏观经济方面的表现，是长期以来国际上在经济研究范围内的一项重大课题。宏观经济管理不仅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具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且还能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的体现。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还能对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与水平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创新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够完善我国的经济体制，提升国民的生活质量与水平，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够与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形势相适应，才能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找到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实现经济的全面、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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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建波，秦晓斌.供给主义经济政策“空降”中国——梳理近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J].资本市场，2012（05）

第3篇：宏观经济手段范文

中国是一个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开放度很高的国家，宏观调控面临的经济背景较为复杂，这就决定了政府在进行总量调控的同时，必须兼顾其他目标。但由于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有时很复杂，有些是短期变量，有些是长期变量，这就迫使宏观调控部门必须在看清楚这些经济变量关系的基础上，在多重目标中进行有取舍的选择，否则会造成主要目标的模糊不清甚至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比如，本轮调控在抑制过剩产能、缩减贸易顺差和控制流动性过剩等方面同时下手，但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分配机制是一个由制度所决定的长期变量，不是短期内可以调整好的。如果把保增长作为短期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顺差扩大与货币过剩以及资产价格上涨就是保增长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也是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前提条件。

多重目标之间可能相互掣肘、自相矛盾，大大降低了政策的效果。从未来趋势看，宏观调控四大总量目标应该兼顾，但在宏观经济调整尚未见底、就业形势空前严峻的新形势下，“保增长”和“保就业”应该置于更为优先的目标，而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则作为兼顾目标。在“保增长”和“保就业”两大目标中，应把“保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投资和银行信贷应重点向对就业带动作用大的部门倾斜，通过增加就业扩大消费需求，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宏观管理的关系

在本轮经济景气周期中，宏观调控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反复“偏热”，针对土地使用和生态环境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土和环保部门加入了宏观调控部门的行列。例如，前环保总局组织开展“环评风暴”、国土资源部开展土地督察等等。这些政策措施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提高投资项目质量的效果。

但在经济下滑期，这些部门是不是需要配合调控主要目标而放松经济管理职能、放宽市场准入?显然，周期性的加强或放松土地、环保和行业准入政策是不适当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宏观调控”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的关系，把常规性经济管理职能与反周期的调控职能分开，把确需强化的部门经济管理职能通过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范围、方式与手段。特别是在当前新增政府投资项目比较多、比较集中的情况下，要按照中央有关部署，坚决杜绝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两高一资”项目死灰复燃。要认真总结近年来在节能减排方面行之有效的一些经验做法，使之及时制度化、法制化。不能把市场准入等经济管理政策与宏观调控政策混为一谈，防止在采取宽松调控政策的同时降低环保、能耗等市场准入门槛，使“十一五”前3年来之不易的节能减排成果毁于一旦。要把扩大内需与调整结构结合起来，通过改革创新，在不断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的过程中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正确处理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之间的关系

我国宏观调控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由于市场体系还不健全，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完善，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调节工具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地方财政体制与市场经济还不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必要的行政手段客观上发挥了对宏观调控的协助和配合作用。本轮在控制投资过度扩张、土地滥用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甚至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行政手段往往见效快，反弹也快，甚至还会对现行体制造成路径依赖(尤其是土地、环境保护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行政手段的过多使用对加快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因此，在未来的宏观调控中应更好地处理好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与行政手段之间的矛盾，要通过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重点发挥经济手段调控的作用。为了尽量减少宏观调控中过多地依赖行政手段，今后在解决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企业、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方面，要应尽快完善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立科学的行业准入制度，规范重点行业的环保标准、安全标准、能耗水耗标准和产品技术质量标准，并且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这些标准的实施，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通过严格的法律法规，打击假冒伪劣，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市场有序竞争。

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的关系

第4篇：宏观经济手段范文

2005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特点是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按照经济普查调整后的数据，2005年前三个季度的GDP增长为9．8％、9．9％。和9．8％，预计全年增长9．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0全年上涨1．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9％，二者差距较上年缩小1．2个百分点；全年煤炭产量18．2亿吨，发电量2．4万亿千瓦时，分别增长10．7％和13．3％，煤电油运紧张状况趋缓。国民经济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平稳运行的良好局面。

从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来看，2005年经济增长仍处在经济周期整合上升阶段。自2001年出现了7．5％的增长拐点之后，2003年出现了宏观经济过热的势头，至今已经经历了不到4年的上升阶段，根据以往每5年一个短周期的变化规律，2005年处于我国经济经历3年上升期后的一个整合阶段。作为调控指标的货币、信贷的增长，2005年上半年一直在政策调控区间(12％--20％)的下限附近；工业增加值增长保持在16％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由于时滞效应，其名义增长在2005年2月达到15．8％的峰值后，逐渐回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l)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l)在2004年三季度达到峰值后，呈现下降趋势，2005年年底两项指标都已降到2％左右。基于以上分析，可得出总体判断：目前仍处于本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但已转入温和调整期，经济软着陆基本完成。

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及其效果

在“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总体目标的指导下，2005年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加强农业生产能力建设，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着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努力促进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供需衔接，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增加就业、扩大消费，着力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2004年下半年以来，中央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全部免征农业税、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适度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提高房地产、钢铁等企业贷款资本金条件，以及暂停半年审批农用地转非农建设用地，严格土地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对加强宏观调控起到了关键作用。从判断宏观调控效果的两个关键指标GDP和CPI来看，宏观调控政策达到了预期目标，具体如下：

1、物价水平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下降。由于影响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变动的首要因素是食品价格，随着食品类中粮食价格下降，物价水平有所回落，未来物价上涨的预期也相应降低。而且随着宏观调控的到位，调控政策相继出台，房地产市场总需求下降，非理性繁荣得以遏制。此外，由于政府仍然控制着一些服务性收费价格和基础性产品价格，比如居民生活用水、电、煤气等，考虑市场的社会承受力，2005年调价力度不大，所以，物价水平趋于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下降。

2、工业产品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钢材品种结构继续优化，电解铝淘汰落后自焙槽生产工艺步伐加快，新型干法水泥产量占全部水泥产量的比重增加，一批大型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进一步做大做强。

3、三次产业之间不协调的问题开始出现解决的迹象。具体表现为农业基础加强，第三产业保持稳定发展。在几个重点调控领域中，房地产投资增幅明显回落，并呈逐月递减趋势；汽车产量增长速度也开始放缓，回归到较为正常的状态。受其影响，一些相关行业的调控成效明显。

4、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趋于协调。投资在降温，消费稳中趋活，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上半年比2004年同期提高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有所改善。能源、交通等薄弱环节继续加强，一些盲目扩张行业投资增速明显减缓，水泥等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钢铁等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铝等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趋于合理。

三、宏观调控呈现的新特点

1、从总体上看，这次宏观调控是一次结构性调整。党的十四大以来，已经进行了三次宏观调控，以往的几次都是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之后，才制定相应政策，力挽狂澜。而此次宏观调控是在经济生活中的若干矛盾刚刚暴露，经济过热苗头显现初期，尚未影响全局经济发展之时，通过科学分析，审时度势，未雨绸缪，制定科学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加强调控力度，使投资过热、盲目扩张的势头得到控制。这次宏观调控不是全面的紧缩，而是微调。在整个调控过程中，适时适度、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有保有压。在经济过热的相关领域重点调控，注意力度的把握，使经济实现软着陆。它的实践意义在于：在经济尚未全面过热、通货膨胀尚未发生之时予以遏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对国民经济可能造成的损害，大大降低了宏观调控的成本。

2、经济手段逐渐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手段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但是由于我国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单纯运用经济手段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本轮经济调控之初，就遭遇了这样的困难，一些经济调控政策出台之后，各地并不重视，依然我行我素。中央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了收紧银根、强制性关停若干项目的措施。进入2005年，经济类宏观调控措施逐渐成为调控主要措施，中央政府出台了提高贷款利率抑制商品房需求过剩等措施；地方政府则采取了通过税收政策打击商品房投机行为，以经济手段引导地方投资方向等措施。这充分说明本轮宏观调控正朝着更加合理的调控方式回归。

3、此次宏观调控更加重视标本兼治。既注意解决浅层次的矛盾，又注重深入研究，把更多精力放在解决深层次矛盾的缓解上，对金融体制、土地制度、政府的行政管理、财政税收制度等矛盾根源与制度缺陷进行了体制上的完善与深化。而且此次宏观调控不是简单的总量性的调控，而是从总量人手，着力解决结构性问题，一方面着重于农业基础地位的加强，煤电油运、社会发展(包括教育、科技、卫生、文化事业等)薄弱环节的发展；另一方面着重于解决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对投资总量存在的问题进行结构性紧缩。这样在整体上没有造成经济的巨大波动，同时在结构上更趋于合理。

4、地方政府成为本次经济调控的积极参与者。在现行体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利益上存在一定冲突。这一利益格局决定了地方政府往往是宏观调控的被动执行者，有时地方政府甚至会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消解者”。而2005年以来，不少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当多的经济调控政策，这些政策多与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相一致。这表明，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宏观调控措施不仅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利，而且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也不无裨益。但在某些方面，地方政府出台的调

控政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些地方还不符合全局利益。

5、2005年宏观调控在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前提下，在相关方面，尤其是土地管理方面采用了严格的行政措施。土地调控是本次宏观调控的最大特点，国家依法对土地市场进行清理整顿，推行所有经营型商业、住宅项目用地一律实行公开的招、拍、挂的土地政策，并逐步推广至工业用地项目，有力地改变了土地价格过低、滥用土地的问题，对抑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尽管2005年我国宏观调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我国宏观经济仍存在着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

四、我国宏观经济存在的问题

1、企业效益下滑，行业分化突出。2005年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2464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20．1％，增速下降了18．7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1844亿元，同比增长58．5％，提高了49．4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亏损额1009亿元，增长95％，提高了93个百分点。企业效益变化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新增利润主要集中在石油开采、钢铁、煤炭、化工、纺织业五大行业，亏损主要集中在其他行业；二是上游行业尤其是资源开采行业利润持续高速增长，而下游行业利润大幅下降。行业效益迅速分化，有经济周期导致上下游产品比价关系调整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资源约束和行业垄断。利润集中和高速增长的行业基本都是垄断性强的行业，利润下降的基本都是竞争性的行业。由于下游行业在投资和就业中占据了主要比重，它们的效益下滑将直接影响到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意愿和能力，并对整个经济运行产生影响。

2、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初显不足。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和基本动力，作为先行指标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开始不同程度地下降，反映出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已经初显不足。2005年前三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4．3点，与2004年相比有所回落。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状况评价的满意指数从6月份的93．8点回落到92．8点。其中，认为目前是轿车购买适当时机的消费者只有10％，认为目前是商品住宅购买适当时机的消费者只有16％。 可以看出，大部分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并不十分看好，这必然会影响到消费预期。居民在购车和购房方面持等待心理，既和汽车、住房价格下降(或涨幅下降)有关，更和收人预期下降有关。此外，2005年三季度，全国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27．6，比2004年同期下降5．0点。从行业看，社会服务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略有提升，其他行业均为下降；从企业类型看，联营企业、私营企业的企业家信心指数有所提升，其他类型企业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从企业规模看，大型和中型企业的企业家信心指数分别下降12．9和2．0点，小型企业提高2．0点。全国企业家信心指数的差异与不同行业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基本吻合。作为先行指标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开始不同程度地下降，反映出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已经初显不足。

3、金融机构资金宽松，但从金融机构融通资金的渠道明显收窄。自从银监会提出国内商业银行必须在2006年末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要求后，因贷款规模的扩大会降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放贷速度普遍减缓。2005年12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5个百分点；消除季节因素后人民币各项贷款月环比折年率仅为9．3％左右，为历史较低水平。目前，金融机构资金非常宽裕，但通过借贷市场进入实体经济部门的渠道明显收窄，大量资金涌人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连续几个月的资金供过于求使收益率出现“透支”现象。金融机构的资金宽松与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紧张形成鲜明对照。一方面，金融机构因资金运用渠道狭窄而出现不惜成本地追逐债券，导致市场利率大幅走低，大量资金需要寻找出路。另一方面，实体经济部门资金来源十分紧张。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债券或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有限，股票市场为保证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事实上已经暂停新股发行和增资扩股。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渠道尚未打通，间接融资渠道已经收窄，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放缓，企业利润增幅明显下降，致使企业资金来源呈现短缺局面。

4、外需强劲，人民币依然面临升值压力。我国2005年贸易顺差的增加，使净出口对经济增长和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在内需降温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和工业增长率仍然居高不下。外需占经济新增需求的比重偏大，一旦国际经济形势、人民币汇率或其他贸易条件发生变化，外需的波动容易造成经济动荡。2005年7月21日，我国汇率改革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人民币仍呈现强势，人民币远期市场依然存在升值压力。此外，美国为改变其进出口贸易现状，一再对我国施加压力，而且2005年年底对我国征收27％以上的关税，以迫使人民币升值，打压中国经济发展。

5、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体制性束缚。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微观主体，既有在旧体制模式下运行的，也有在新体制模式下运行的，还有处于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的，不同的模式，使不同的微观主体对调控的反应程度不同。由于宏观调控难以对不同的微观主体采取不同的调控手段，因此降低了宏观调控的效力。

经济结构失衡使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经济增长中的消费拉动因素和投资拉动因素不平衡等诸多问题，加大了调控难度。

五、政策建议

1、在体制性束缚的约束下，构建理性宏观调控体系。首先在确定宏观调控目标时，要分清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现象和经济转轨中的体制束缚。如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失衡、失业等问题，其实质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体制性现象，而不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现象。只能在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加以消除。宏观调控只能为体制性问题的解决创造一个平稳的宏观环境。其次，对市场的主体行为的调控，不能运用旧体制时期惯用的行政干预的方式，以免造成市场结构的进一步扭曲，以及市场机制向旧有体制的复归。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要注意适度把握，以免影响市场主体的预期偏离调控的目标。再次，要对经济运行过程的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调控手段。同时，通过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责划分的合理化和法制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等)推动经济运行的体制基础尽快完善，以提升我国经济运行的整体绩效。

第5篇：宏观经济手段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微观规制

中图分类号:F1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003-01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干预机制的要求

理论上,市场经济是以交易自由化为要旨,倡导供求关系以市场自动调节为准,即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虽然商品市场会出现暂时的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但是市场利用价格等调节机制最终会达到结构均衡。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发展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它制定了利于国计民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运用,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由于过去的市场经济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的,因此,这一尝试需要摸索着前进。微观规制的作用在这里就凸现出来。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一些不足,那么就需要针对具体市场行为主体进行调控的机制。只有具体行为主体处于良好的运行当中,才能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打下基础。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需要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

二、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

(一)宏观调控的有效开展

1.作为政府用来调节市场行为的主要方式,在运用宏观调控时要注意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结合。行政手段的特点是具有权威性和执行性,因此调控的效果很好,但是只能在短时期内使用,并且在运用时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否则就会造成市场的结构失衡。经济手段是一种相对比较温和的手段,尊重市场机制的成分很大,利于市场自身发展的程度较高。法律手段是三种手段中最强硬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要满足市场经济“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要求,还要维持“政府调节资源”的实际,这一手段的运用是必须的,但不是最好的。只有将三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好而高效地运行。

2.宏观调控要“与时俱进”。面对当前中国市场全新的特点,宏观调控要“与时俱进”。国际国内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宏观调控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不仅要提高调控的频率,拓宽调控的范围,还有加大调控力度。频率上,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工具的运用频率,还有及时地优化信贷结构,为保持经济平稳有效地增长提供良好的支持;范围上,由于经济危机的国际化传导,我们要增强对出口相关政策的调整,还要加强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上,大规模地增加政府支出和实施减税,是重要的调控方法[1]。

(二)微观规制的合理运用

1.将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结合起来。经济性规制主要是规制具体的某一行业,社会性规制从社会整体范围上出发,面向全社会的企业和消费者。经济性规制以保证经济有效率地运行为目标,而社会性规制是要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性规制是社会性规制的基础,做好了每一行业的企业行为约束,就利于社会整体性的规制;同时,社会性规制搞好了,为经济性规制打下了坚实的后盾[2]。

2.进一步改善微观规制。这里的“改善”,包括规制的范围、力度以及方法。目前,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以前只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规定要设立反不正当竞争的专门机构或部门,而现在有了《反垄断法》明确规定政府必须设立反垄断的专门组织和机构[3]。

(三)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

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各有特点,一个“大处着手”,一个“小处着墨”。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代表国家,整个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完全依靠市场来调节资源配置,是不现实的,还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政府的干预,要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两手抓”,且“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因为市场是由很多具体的经济主体组成的,对于市场的干预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到对具体经济主体的约束,即微观规制;另一方面,微观领域的市场规制并不能适应主体构成的市场,市场结构、就业、收支平衡等总量问题,需要宏观调控。也就是说,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一体”的“两翼”,保证了“两翼”的“完好无损”,才能使整体“翱翔”,即保证了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喻新安.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的特点[J].企业活力,2009,(3).

第6篇：宏观经济手段范文

关键词：房地产周期宏观经济波动

房地产经济周期指房地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扩张和收缩交替反复运动的过程。是指在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伴随时间推移而出现扩张与收缩的交替循环过程。

一、房地产业周期中不同阶段的特征

一般来说,房地产业周期可划分为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四个阶段。

(1)复苏阶段的特征是:有效需求逐步增加,交易量回升,房价止跌回升,购房者多为实际用房者,房地产业投资者信心开始恢复,房地产业投资不断增长,房地产的档次不断升级,不断推出具有诱惑力的卖点,并酝酿新一轮的繁荣。

(2)繁荣阶段的特征是:交易量急剧上升,房地产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房地产价格拉升,并逐步达到顶点,房地产的用家争先恐后地买房,房地产业的投资功能被非理性地扩大,炒家十分活跃,整个市场呈现购销两旺的火爆局面。

(3)衰退阶段的特征是:房地产交易量减少,虽然价格不断调低,但难以激起购房者的欲望,购房者普遍保持观望心态,价量低迷,房地产业投资嘎然而止,市场逐步萎缩。

(4)萧条阶段的特征是:房地产交易量锐减,产品严重供过于求,房地产价格达到冰点,但市场仍然冷冷清清,房地产业普遍面临市场需求严重不足和资金链断裂双重压力,房地产业重新洗牌,一些缺乏竞争力的房地产企业摆脱不了困境,最终黯然出局。

二、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研究的理论基础

1．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下，经济波动通常有许多潜在的原因：如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改变，对投资需求的冲击、货币需求函数的变化等等，并且还包括对总供给的各项扰动因素。经济周期的主要传导机制为经济变量的刚性或者粘性。根据这些分析，凯恩斯提出了反周期的相机抉择政策，认为政府在经济波动的过程当中，应当积极采取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

萨缪尔森于1939年最先对凯恩斯周期波动理论进行了动态化的完善和调整，引入了收入和消费变动对投资的加速作用，分析了外部扰动通过投资乘数和加速数的传导过程。在此之后的凯恩斯主义波动理论有多方面的发展，包括卡尔多的非线性动态增长周期模型、哈罗德―多马德动态增长周期模型、希克斯的非线性乘数―加速数模型，但对引起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和对冲击进行强化的内部传导机制的认识没有显著变化。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起源于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并引导了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的潮流。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起点，卢卡斯在这个基础上试图解释宏观经济波动，他的周期模型主要试图阐明两个问题：经济波动的初始根源是什么？波动的传导机制又是什么？卢卡斯认为，货币因素是波动的初始根源，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波动的传导机制是信息不完全，由于当事人无法获得完全信息，不能准确判断价格变化的实际情况，从而导致了产量的波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学者们转向经济中的实际因素，用实际因素去解释宏观经济波动，这就是所谓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他们认为波动的根源是经济中的实际因素，其别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冲击。至于传导机制并不唯一，主要包括消费者的跨期闲暇替代和卢卡斯所提出的信息不完全。

3． 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共通之处在于：缓慢的名义量调整是被事先假定的，而不是推导出来的。但是它的发展在于强调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从一些名义变量不完美性的源头出发进行分析，使得分析的结论更加具有说服力。 在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要关注名义冲击的真实效应，并认为如果名义不完美性对于总量波动是重要的，那么必然是微观经济层次上的小的名义不完美性对宏观经济有大的影响。关于名义刚性的微观基础的许多研究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

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波动理论虽然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拓展，但是关于引起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并没有多大变化，凡是引起总需求或者总供给变化的因素都有可能通过经济系统内部的传导机制进行强化。不同之处在于，传导机制从名义变量刚性细化成为更加根源的因素，主要是市场的不完全竞争。

三、房地产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的互动关系

房地产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总的发展态势密切相关，可以从两个不同层面分析房地产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不断上升，房地产经济景气与宏观经济景气的相关程度逐渐提高。 从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展开过程来分析，房地产周期作为宏观经济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扩张阶段，虽然晚于宏观经济周期进入扩张阶段，但因其复苏速度快，故早于宏观周期进入复苏阶段；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阶段时，房地产周期可能已经进入衰退阶段，并且在收缩阶段持续的时间可能要长于宏观周期。

当宏观经济复苏后，房地产投资与开发也随之上升，但因物业开发的时滞效应，使得房地产复苏稍晚于宏观经济的复苏。在房地产经济开始复苏后，在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带动下，房地产需求不断上升，但由于房地产供给短期刚性，加上在保值增值心理影响下，于是导致房地产价格全面上升；与此同时，随着房地产价格上升，房地产开发商资产相应快速膨胀，在银行提供大量按揭的情况下，经过投资乘数等作用，结果导致房地产经济周期比宏观周期更快进入繁荣阶段。由于房地产周期的繁荣期更早来临，加之没有宏观经济那种各行业之间相互消长的综合影响，因而房地产业通常比宏观经济先期进入衰退现象。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后，房地产经济出现更为猛烈的下降过程，房地产价格大副下降，房地产交易也大大降低，房地产商品空置率明显提高。经过明显的产业紧缩之后，房地产经济进入相对持续时间较长的萧条阶段，直到宏观经济缓慢复苏，才慢慢走出萧条期，重新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周期。

四、企业应对市场周期波动的几点措施

1、企业建立和完善现代管理体制,能够对企业科学的制订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战略计划。

就土地储备而言,战略目标的规划应坚持“适度提前”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处于低迷阶段更应该注重增加土地储备,以便满足市场恢复高涨时的大量土地需求。②应深入研究城市发展规划和不同地段的开发价值,从多种渠道获得土地资源,保持良好的储备结构。这就要求房地产企业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与发达的信息平台,能够第一时间获得土地信息并合理分析土地潜质,积极参与招标、拍卖工作,争取获得成本低、潜质好的土地。③区位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土地储备策略。选地的时候要特别注重重点区域,重点区域存在重要的商机,但并不是每个企业都有机会竞争到重点区域的土地。因此,在实际操作当中,还应注意一些不被人们重视,却存在巨大潜质的土地,如政府规划方向、工业园区外搬等。

2、在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上，要按市场经济机制的要求，同时与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改革相协调，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制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建立房地产宏观调控机制，强化政府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机制。

3、在房地产宏观调控力度上，要恰当合理，避免力度过大或力度不足造成大幅波动或恶性发展。要依据产业发展现状，实施反周期反向调控操作，适度紧缩与适度扩张交替推行，紧缩型与扩张型调控手段混合运用。

4、在房地产宏观调控时间上，可以根据周期预警系统的先行景气指标，及时实施调控，以免来不及或急刹车带来巨大的社会震荡。

五、结语

房地产业的周期波动不仅关系到房地产业本身,而且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要求我们认真研究、探求、运用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的规律,更好地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谋求银行稳健经营,带动房地产投资消费,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马辉、陈守东、才元:中国房地产周期实证研究[J].长白学刊,2008(4).

第7篇：宏观经济手段范文

从去年至今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部分行业过热、投资需求过旺、信贷投放过猛、耕地占用过滥等问题，呈现出中国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反映了深层次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

一季度经济运行主要表现为：

■ 从投资和消费的结构看，一季度投资增长43%，消费仅增长10%，投资与消费的结构严重失衡(图1);

■ 从中央和地方的角度看，中央项目投资增长4.8%，地方项目投资增长60.2%，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十分强烈(图2);

■ 从区域经济看，东部地区同比增长加快9.8个百分点，占全国投资比重达62.4%，广大的中部和西部地区仅占30%左右(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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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投资分别增长107.2%、101.4%、101%和41%，加剧了煤炭、电力、油料和运输的紧张状况。尤其是电力，17个省份拉闸限电，不少地方出现停三开四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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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贷款动态看，贷款规模仍然偏大，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9.2%，通货膨胀压力剧增；

■ 从流通环节价格走势看，生产资料上涨14.8%，消费资料价格总水平上涨2.8%。

上述种种问题中，最根本的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特别是一些行业增长过快，大大超出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其结果是：势必刺激信贷规模扩张，反过来又推动投资的更快增长；势必加剧煤、电、油、运的紧张，使经济运行绷的更紧；势必拉动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势必占用大量耕地，削弱粮食生产的能力。

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任其发展下去，就会使可持续发展受到限制，加剧结构不合理的矛盾，造成重大比例关系失调，引发通货膨胀，也就会出现大量生产能力过剩。而一旦市场发生变化，企业停产和倒闭必然导致失业增加。其结果都会造成银行呆坏账增多，最终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影响社会稳定。

经济运行状况表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这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一场新的考验。在经济运行中，热中有冷、冷中有热的结构性矛盾，暴露出体制性的深层次问题，体现了关键时期经济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国家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准确、及时、有力，对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坚决加以抑制，就可以确保中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平稳前行。

2.宏观调控――适时适度的松紧政策组合

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结构性矛盾，中央和国务院审时度势，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使得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开始得到缓解，宏观调控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 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6%，比一季度回落14.4个百分点，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遏制；

■ 钢铁、水泥、电解铝投资增幅分别回落52.2、44.9和29.5个百分点；

■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28.2%，比一季度回落12.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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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信贷增长偏快的势头得到控制，同比增长16.2%，比一季度回落3个百分点；

■ 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得到抑制，农业生产出现“拐点”，部分过热行业增速明显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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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缓解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的矛盾。上半年发电量、煤炭、柴油产量分别增长15.8%、14.9%和22.1%；铁路日均装车量逐月上升，6月份突破10万车，煤炭运量增长17.7%。

上述经济运行数据表明，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国家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是及时、正确和富有成效的。

第一，调整结构，没有搞“一刀切”和“急刹车”。这次宏观调控有着很强的针对性，重点解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规模过大，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耗能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等问题。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土地政策等，根据经济发展形势，松紧有度，区别对待，对症下药，收到了较好效果。

第二，调控动手早，措施适时适度。这次宏观调控，实际上始于去年下半年，是在局部问题有所显露、还没有演化为全局性问题时采取措施的。由于是一种事前的预防性调节，调控的回旋余地较大。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根据不同行业的情况，调控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多次微调、适时适度，较好地把握了调控的时机、力度和分寸，使宏观经济平稳发展，没有引起大起大落。

第三，控热促冷，冷热兼治。这次调控采取控热促冷、冷热兼治的双向调整措施。为了抑制那些生产过剩、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产品，提高了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市场准入标准，并严格控制对过热行业的信贷投放和建设用地审批。与此同时，加大对“三农”和煤、电、油、运供应紧张和西部开发等的支持力度，采取了许多切实有效的供给措施。

总的来看，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进一步显现和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当前整个经济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

3.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与环境的变化

与前几次宏观调控相比，这次宏观调控具有新的特点。正确认识当前宏观调控的新特点，对于我们分析经济形势，制定宏观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 从经济体制看：

前几次宏观调控是在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型过程中的调控（如1987年～1988年；1995年～1996年）；这次宏观调控，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的调控。

前几次宏观调控，主要采用的是行政手段，如行政性财政政策，强制控制财政支出;行政性货币政策，强制控制信贷投放;对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停止财政补贴，停止银行贷款;对落后的小企业进行整顿和关、停、并、转等。

在1995年～1996年的调控中，开始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如运用利率、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率等市场化货币政策进行调控。这次宏观调控中，主要采用的是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调控。宏观调控中综合运用经济手段（利率、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率等市场化货币政策）、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提高过热行业准入门槛、提高资本金比例、整顿土地审批和加强监管等），对症施策，确保宏观调控取得预期效果。

■ 从利益主体看：

民营投资和外资迅猛增长，加大了调控的难度。今年前5个月，在全国城镇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同比增长33.3%，而民营企业投资增速高达70%。民营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也由1994年的31%上升至目前的50%以上。外商在我国的实际直接投资额由1992年的100亿美元左右扩大到500多亿美元，增加了4倍。因此，这次调控中，一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受到影响较大，资金链断裂，生产经营中断，不但会形成银行新的呆坏账，而且有可能增加社会的潜在风险，企业的退出要付出代价和成本。这都使各种不确定因素加大。

■ 从开放程度看：

前几次宏观调控，外贸影响的因素要少一些，也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这次宏观调控，我们加入了WTO，国际国内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必须从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考虑调控手段的选择及其相应影响。

例如，1984年进出口总额为1201.2亿美元，1994年进出口总额为2367亿美元，2003年进出口总额达到8512亿美元，比20年前扩大了7倍，比10年前增加了4倍。我国的国家外汇储备由不到200亿美元，扩大到4300多亿美元，增加了19倍。2003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国。从总量看，我国的进口额只占世界总额的3.4%；但从增量看，我国的进口增量约占全球进口增量的1/3

以上。海外有关机构、投资者和新闻媒体，对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怎样进行宏观调控特别是这次宏观调控的效果将会如何，也予以了广泛重视。因此，这次宏观调控同时要兼顾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统筹协调。

■ 从经济总量看：

前几次调控经济规模小，这次调控经济总量规模大。如1995年和1996年时，GDP分别只有58478亿元和67885亿元，而2003年GDP达到116694亿元，经济总量增加了一倍。大船的转舵、转向和小船的转舵、转向的调整是不一样的。原来调控一个小船很容易，现在调控这样一艘大军舰是很不容易的，增加了许多复杂性。

■ 从经济运行态势看：

在前几次宏观调控中，针对的都是经济已经出现超过11%的经济增长率（1978年：11.7%；1984年：15.2%；1988年：11.3%；1992年：达14.2%），都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表现为全面过热或总量过热，而且都要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这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部分行业和部分地区投资的局部过热，针对的是物价有上升的苗头和压力。

这次宏观经济总体并没有过热，但局部经济投资过热，引起了煤、电、油、运等生产资料供应紧张。因此，这次宏观调控对于过热的部分行业来说，是及时的调控;而对于宏观经济全局来说，则是见势快、动手早、防患于未然的主动调整。所以采取的方式是由冷静观察、温和预警，到逐步加大力度，准确地把握了调控的时机、节奏和力度，通过适当的控速降温，促短降热，在保持适当高位运行的同时，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4.中国经济――进一步调整和改革的方向

从结构上看，一方面，一些行业和部门扩张过快、投资过大，导致经济运行绷得过紧；另一方面，还有相当多的地区、部门和行业偏冷，比如农业、西部地区以及教育、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的投资还很不够，发展仍比较滞后。这就决定了宏观调控要区别对待，有抑制也有发展。

从体制上看，不能否认，钢铁、水泥、电解铝和房地产的过快增长，有着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消费升级，住宅、汽车等行业快速发展带动的因素，但其根源在于政府职能尚未根本转变，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仍在起作用，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还远未到位。这就要求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建立起调整和改革的互动机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增长方式上看，“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完全转变，一些企业粗放经营、管理落后；一些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技术、落后设备和落后企业没有退出市场。因此，选择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就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

从经济运行上看，投资偏热，消费偏冷，两者的结构和比例极不平衡。在没有消费需求支撑的情况下，如果再扩大投资规模，那么今天的投资一两年后就是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将导致物价下降、通货紧缩，将会产生企业停产、倒闭和职工下岗，以及大量的银行呆坏账，潜在的风险不容忽视。

因此，要综合运用多种宏观调控工具，注重政策的松紧搭配和协调，注意把握好调控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做到适时适度;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区别对待，不搞“急刹车”，不搞“一刀切”；要在总量控制的同时，着力调整结构；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发展,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8篇：宏观经济手段范文

----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几点思考**县建设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形势联系，结合工作，就如何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提出几点初步认识。

一、注重从国民经济全局审视房地产市场，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房地产市场调控如果单纯就市场自身情况进行判断和决策，而忽视与国民经济整体的联系，就会产生“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问题。目前，全县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近18%，占我县生产总值近9%，已成为我县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当经济繁荣局势抑制需求时，抑或经济衰退有待拉动需求时，房地产投资均是重中之重。同时，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充分显示，房地产市场是重要的资产市场，与信贷、证券等金融市场高度关联，有关国家金融安全和稳定。

因而，在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工作中，要将房地产市场作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摸索出宏观经济与房地产市场波动的规律性，实施“逆经济风向行事”的市场调控，促使房地产市场调控主动为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宏观经济目标而服务；要将房地产市场纳入金融资产市场统筹考虑，灵活审慎地实施房地产市场调控，尽可能避免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严防房地产价格的剧烈波动传到至虚拟经济。

二、注重从民生角度审视房地产市场，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在推动房地产领域市场化的进程中，市场如果成为住房领域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虽然大大提升了住房生产、分配、消费环节的效率，但亦造成住房资源向少数人过度集中，而部分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实践表明，住房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低收入者难以依靠自身力量达到基本的居住水平，若政府不加以干预，就会逐步演化为社会问题，最终将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因而，在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中，要大力推进住房保障，通过非市场化手段解决部分低收入且住房困难居民的住房问题；要保持住房价格的相对平稳，使其与国民收入增长相协调。可以让一部分群众能够通过住房市场解决住房问题、改善居住环境。尤其应引以注意的是，要处理好市场化与非市场化的关系。推进住房保障，并不是要取代住房市场，而是对市场缺陷的一种弥补。市场机制依然在住房领域的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促进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住房保障则着力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是促进住房领域和谐稳定的必然选择。

三、注重从经济规律出发审视房地产市场，处理好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第9篇：宏观经济手段范文

投资跳水短期内加息已无可能

从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活力明显增强，经济增长速度回升，经济学界普遍认为，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期。但去年下半年出现了某些行业投资过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过快的现象，包括各种经济手段乃至土地政策、行政处罚等行政手段在内的宏观调控措施纷纷出台，力图使经济尽快降温。从某种意义上说，“调控”是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的“主旋律”。

从公布的数据来看，调控措施已经收到明显成效。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上半年，全社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08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6％，增幅比一季度回落了14.4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22.7％，较年初几个月的增幅已是大幅下降。国家重点调控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建材等过热行业的投资增幅更是大幅跳水。

据悉，钢铁和水泥的投资上半年分别增长了54.7％和56.5％，已经远远低于去年全年的96.2％和1.3倍的增长速度，也低于一季度增长一倍左右的水平。金融机构信贷增幅指标也表明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已初见成效。6月末，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同比分别增长16.2％和16.2％，增幅比上月回落1.3和2.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4.1和4.7个百分点，增长幅度均处于央行年初制定的增长17％的调控目标内。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43万亿元，按可比口径比去年同期少增3501亿元，其中6月份少增2396亿元。

据分析，以上几个方面是中央用于观察宏观调控成效的指标。从目前数据看，投资增速慢下来了，银行的信贷规模也收缩了。紧缩银根的目的已基本上达到，其降速甚至还超出大多数人的预料。在这种情况下，加息已没有紧迫性。其实，早在6月初很多媒体断言加息已成定局的时候，本报《经济周刊》就发表文章认为随着宏观调控的深入，加息的可能性正在减小。即使美联储在7月将联邦基金利率由1％的46年低点调高了0.25个百分点，中美之间的利率差仍然很大，可以认为，短期内央行加息已无可能。

既然不加息，电力建设的资金成本便不会上涨，这个持续困扰着电力行业神经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资金紧缺已经在某些地方出现，虽然利率没变化，电力企业融资的难度却是大增。

电力紧缺缓解煤电油运成关键

据悉，在本轮调控中作为风向标的最终还是上游产品价格，特别是能源、原材料价格指标。认定本轮调控是不是取得了最终成效，调控的目标是不是达到了，最终要看能源、原材料紧张的局面是否得到好转。

今年上半年，能源供应量强劲增长，全国原煤产量、发电量、原油进口量、铁路煤炭运量均有两位数的增长。但是，资源“瓶颈”约束仍很突出，能源、运输和重要原材料的供求形势依然紧张，能源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上半年，电力供需缺口继续扩大，电力设备长时间高负荷运行，电力安全稳定运行压力加大。拉闸限电的范围由去年同期16个省份增加到24个，三季度电力缺口预计可能超过3000万千瓦。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主要还是目前经济增长中重化工业比重较高。虽然，高耗能行业用电增幅已经回落，但今年上半年重化工业对电力的需求持续上涨。来自中电联信息统计部的数据表明，上半年工业用电占全社会用电总量的74.29％，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个百分点。

其中，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制品业的用电量分别增长了31％、26％、19.8％，远远超过全社会用电量的增长速度。

要使能源、原材料紧张的局面得到好转，固然要努力增加供给，让煤电油运等行业的重点企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坚持高负荷运转。但是，不少专家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扬汤止沸，要想从根本上克服缺电，还得釜底抽薪，即调整产业结构，建立高增值、资源高效利用、低能耗、区域合理布局的新型产业结构。

据预测，下半年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将放在优化结构、加快体制改革和转变增长方式上。

因此，宏观调控政策对电力产生的重要影响将日益显现。粗放的用电负荷结构得到改变，高耗能工业拉动的电力消费高速增长将不复存在。

其实，此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根本着眼点，不是为了限制发展，而是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及时消除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促进国民经济既快又好地平稳向前发展。根据上半年的指标分析，国家将进一步贯彻落实已出台的调控措施，近期内出台新的力度更大的调控政策的可能性不大。下半年，煤电油紧张状况将缓解，经济增速也会略微下降，但仍处于一个上升周期内。

世异时移电力发展要“换档减速”

电力工业的独立性不如汽车、家电这样的工业部门，电力的发展需要其他经济部门的拉动，因此，电力与宏观经济的关联性也比其他产业要强得多。面对中央调控下的宏观经济发展新趋势，电力发展也要作相应调整。

首先，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速度逐渐减缓是必然趋势，今年的用电需求增速也将是前高后低。但电力装机的增长却是与之相反的前低后高。今年1至6月份已投产装机容量1639万千瓦，下半年按计划还将投产2000多万千瓦。更远地看，目前全口径在建规模为1.3亿千瓦。大规模的电力建设，将有利于保证电力系统有足够的备用容量，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会为正在试运行中的区域电力市场提供足够的物质基础。但新华社的文章也指出：国家经济将回归到理性发展的轨道，电力市场增长的势头必然放慢，需求增长回落与火电项目集中投产同步发生，投资者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超级秘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