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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临床药师;急诊科;培养模式;药学服务
[中图分类号] R95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7)03-0133-04
Training model of clinical pharmacists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ZHANG Yang SHEN Su
Department of Pharmacy,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50, China
[Abstract] This work is to explore the training model of clinical pharmacists worked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based on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and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pharmacy services. Currently, the training of clinical pharmacists existed som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on specialized knowledge, clinical pharmacy services and precision medicine, as well as lack of motivation. Thus, the training of clinical pharmacists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should focus on professional quality, specialized knowledge, practical skills and communicational ability, especially enhance theoretical study on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knowledge, get more clinical practice, strengthen the learning in different departments, participate in more advanced courses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in problem solving and precision medicine. Moreover, the clinical pharmacists should receive regular examination. Taken together, the training should be on the basis of engag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pharmaceutical knowledge. Appropriate training model will be tracked out and applied in practice in the near future.
[Key words] Clinical pharmacist; Emergency department; Training model; Pharmacy services
2002年,我卫生行政部门明确提出了“以患者为中心”的药学管理模式,并逐步设立临床药师制度,标志着医院药学管理模式由供应型转向服务型。目前,我国临床药师的培养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以专科培养为主。临床药师分专业培养可使其在较短时间内掌握本学科的医学和药学知识[1]。1999年,美国医学科学院在报告中指出急诊科属于医院3个“最有可能发生高错误率和严重后果”的科室之一[2]。由于急诊科特殊的医疗环境,临床药师到该科室开展工作相对滞后。鉴于此,发展急诊科临床药师队伍迫在眉睫,本文结合临床药师在急诊科的实际工作,对其培养模式进行了探讨。
1 急诊科临床药师的培养目标
临床药师应掌握急诊科常见疾病的药物治疗方案的分析与评价,参与药物治疗、药学监护等相关专业技术服务,能预防、发现并解决潜在的或者实际存在的用药问题,协助医师在正确的时机给予患者正确的药物和准确的剂量,避免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同时,应具备与医师、护士及患者沟通交流的能力,能够为其提供药学信息咨询及合理用药宣传等工作的支持。
2 目前临床药师培养模式的不足
2.1 临床知识的培训不足
目前影响我国临床药师队伍发展的最大颈瓶是严重缺乏临床知识。邹添甜等[3]对26名在职临床药师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60%的药师认为自己进入临床的最大障碍是缺乏医学基础知识和临床经验。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多数国内的临床药师本科所学专业并非临床药学。而即便是所学专业为临床药学的药师,其培养仍是以药剂学、药物化学、药物分析和天然药物化学等为主要知识结构的传统模式,而缺乏对临床医学知识的系统教育[4]。而在美国,临床药师在经过6年的大学教育后,需再接受2年的专业培训才能取得药学博士学位,其中,最后一年是在医院各个科室轮转实习,巩固临床医学和药学专业知识。博士毕业后,须考取所在州的药师执照,并经过住院药师的培训阶段,才具备担任全日制临床药师的资格[5]。因此,美国的临床药师往往同时具备扎实的医学知识和药学知识。
2.2 药学服务能力的培训有待加强
在美国,临床药师除了学习专业课程以外,还接受与患者交流沟通、药学问诊等药学服务能力的训练,进而具备搜集患者相关信息,帮助医师控制治疗过程、避免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的能力[6]。而能否提供优质的药学服务,临床药师的素质是关键。临床药师应主动走入临床,成为医疗团队中的一员,并与医生、护士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遇到疑难问题时,虚心与医师、护士进行探讨,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临床药师的服务模式是以患者为中心,如果遇到依从性较差的患者,那么交流、沟通的技巧在药学服务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2.3 缺乏精准用药技能的培训
美国在2015年启动的精准医疗计划[7]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医药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也将对临床药学的服务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给临床药师们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客观上,要求临床药师们需具备全面的医学、药学知识和技能,能够借助于血药浓度监测、基因检测及群体药动学等精准药学服务技术为患者解决复杂的医学问题,进而为临床治疗方案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有益的帮助。精准用药,要求在正确的时间、给予正确的药物、使用正确的剂量[8],因此它是保证安全合理用药的重要技能,但目前的临床药师培养模式往往缺乏精准用药技能的培养。
2.4 缺乏激励机制
临床药师为临床降低医疗成本的同时提供高质量的药学知识服务,但往往并不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客观上造成了医院对临床药师缺乏重视,没有对他们的日常工作和绩效建立明确的的考核机制[9]。然而,与常规的调配、发药、审处方等工作相比较,临床药师深入临床开展药学服务要付出更多的精力,但往往得不到回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床药师的积极能动性和临床药学的发展进程。因此,必须为临床药师制定与工作质量挂钩的激励机制,以此来鼓励他们更好地提供药学服务。
3 急诊科临床药师需培训的内容
3.1职业修养
随着社会的发展,药师的职业修养有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名临床药师,除了要有强烈的工作责任心和对患者的高度同情感,还要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自身修养,始终以提供优秀的药学服务为己任。同时,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做到爱岗敬业、诚实守信、服务群众和奉献社会[10]。要做好事必须先做好人,培养良好的职业修养至关重要。将职业修养纳入临床药师的培训体系,针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向临床药师提供职业教育和指导,使其坚定信心、持续进步、坚忍不拔、迎难而上;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增强应对压力和挫折的能力,进而适应岗位的需求[11]。
3.2 理论知识学习
熟悉急诊科主要病种的临床表现、实验室z查和临床检查、诊断、鉴别诊断、药物治疗及其他治疗、疾病的预后等,阅读相关的治疗指南,对常见疾病的诊治经过、疾病进程以及药物效应有所掌握。通过理论知识的储备为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应对急诊科常用药品的药理作用、适应证、常用剂量和给药方法、药效学、药代动力学、特殊人群给药剂量调整、不良反应、禁忌证、药物相互作用和时辰药理学等内容了如指掌。
3.3 实践技能
理论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指导临床实践。临床药师在学习了疾病的治疗原则和方法后,需要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病例去巩固、实践上述内容。在美国,急诊科临床药师承担着用药重整等多项工作,并在急救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参与紧急救治、在患者床旁及时为医师提供药品选择和剂量等信息、配置抢救药物并追踪药敏结果等[5]。临床药师通过跟随医师查房、协助医师制定医嘱等方式参与患者的管理,与医师一起承担临床工作,进一步了解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思路,熟悉了药物的选择、药学监护的实施等内容。这些实践活动对药师药学思维的建立和临床思维的培养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3.4 沟通与交流
药师进入临床后,必然会与医生、护士及患者交流,针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沟通技巧,只有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工作才能顺利开展。药学问诊、用药咨询、患者教育等都将成为临床药师需具备的职业技能[12]。沟通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在于临床药师自身是否具备良好的沟通技巧。在临床药师参与临床治疗的过程中,沟通时机的选择、沟通内容的多少和准确性等均是沟通技巧中非常重要的内容[13]。临床药师的沟通技巧是在不断的尝试与失败中总结出来的,需要千锤百炼、日积月累。
4急诊科临床药师培养模式的探讨
4.1 加强临床专业知识、药学知识与实践技能的培养
我国医药院校的药学专业所设置的临床课程相对较少,因此药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所掌握的临床专业知识较为薄弱。而与其他专科相比较,急诊科不但具备危重急症快速抢救的能力,还具有处理各临床专业急症的能力。鉴于此,急诊科临床药师的培养应借鉴全科医学的培养模式,对临床各学科知识都进行强化培训。培训的方式可以是课程培训,也可以是自主学习,亦或采用二者相结合的方式。同时,急诊科临床药师还应熟练掌握各学科的常用实验室检查、影像及病理诊断、临床诊疗指南、治疗原则和治疗进展等相关知识。
同时,在急诊科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常需要同时应用针对多种系统疾病的药物,如抗感染药、祛痰平喘药、血管活性药、呼吸兴奋药、解毒药、止血药、质子泵抑制剂等,因此临床药师对各系统疾病的常用治疗药物均应系统掌握。临床药师尤其应重点关注一线药物的使用进展,注意观察一线治疗药物的疗效和不良反应,当一线药物疗效不好或者不适合使用时可以迅速给医师建议备选的治疗方案。这部分内容的学习仅仅通过书本是远远不够的,很大程度上需要花时间查阅文献及资料从而不断积累,通过实践也会进一步加深对药物作用特点的认识。
另外,对于急诊科临床药师而言,需要熟知急诊科收治患者的特点:(1)患者一般年龄偏高,因而对于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均有所改变[14]。(2)患者多伴有其他疾病。由于就诊患者以老年居多,通常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脑梗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慢性疾病。(3)患者通常病情紧急,如果在发病的早期及时进行正确而合理地治疗,将极大提高治疗效果。因此,在急诊科临床药师的培养过程中,应重视对特殊人群的生理特征、代谢特点、治疗方案调整等知识的培训,以期在药物治疗中能结合患者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个体化用药选择,帮助医师为患者建立最适宜的用药方案。
临床药师培养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临床实践技能,参与查房是该培养的关键方式。药学问诊、用药监护、用药安全以及用药教育,是药学查房的重要任务。此外,临床药师还可以通过阅读病程记录、相关检查结果、用药医嘱等手段来了解患者的病情,通过参与病例讨论、查阅文献资料等方式真正地协助医师管理患者,进而熟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思路,上述实践活动对药师临床思维的培养、临床思维的建立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4.2 加强轮转学习、进修和^续教育
随着医药学的发展,临床药师必须不断更新专业知识,以满足临床的需要。由于急诊科属于综合性学科,涉及各专业相关知识,急诊科临床药师要得到临床的认可,知识面应该以全科为基础,以多个专科为重点。若片面强调某一专科,对专科以外的临床药学知识知之甚少,将不利于自身整体素质的提升,而适当轮转可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可根据医院实际需要并结合临床药师个人专长选定诸如感染科、心内科、肾内科、神经内科和ICU等部分专业分别进行实践,在具体临床实践中,拓宽知识范围。
临床药师的培养不应当仅局限于在本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定期安排其参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进修和交流,既可通过直接接触顶级专家,获取先进的理念和最直接的培训,也可以较系统、规范地学习和巩固专业知识,了解最新的临床药学发展动向。
此外,急诊科临床药师的继续教育同样重要。临床药学专业和急诊科专业相关的学术会议、学术沙龙往往会邀请国内外顶级专家作为讲者,通过参加上述活动,临床药师能较快了解这一专业领域的最新动态。同时,本院的临床药师团队可定期组织病例讨论、文献阅读报告等活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帮助临床药师梳理临床思维,理清治疗思路,便于发现和解决用药问题。
4.3 加强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目前药品说明书和药学参考书中关于特殊人群的用药信息还不是很多,因此医师和药师在治疗过程中时常面临一些困惑。对于急诊科临床药师而言,最常见的问题是高龄、接受持续肾替代治疗(CRRT)、多脏器功能衰竭、孕妇等特殊患者的给药方案的制订,这就需要临床药师具有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及时掌握前沿动态的能力,在临床实践过程中,不断开阔视野,对临床常见问题进行总结分析,不断积累经验,建立根据患者病情寻找主要问题的能力,以及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
4.4 加强精准用药水平的培养
“精准医学”于2011年在美国首先被提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的演讲提到这个概念后,其迅速成为医学的热点。随着个体化精准医学时代的来临,以血药浓度监测、基因检测及群体药动学为主要技术手段的精准用药服务也展现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所谓精准用药,就是在正确的时间、给予正确的药物、使用正确的剂量[8]。比如用于治疗肺栓塞的药品华法林,患者若用药剂量过大会导致凝血障碍,若用药剂量不足会导致疗效不佳而出现血栓,而通过基因检测技术可快速确定患者的最佳用药剂量,提高用药的有效性、经济性和安全性。临床药师可将患者基因型及相关临床信息代入国际华法林药物基因组学联合会(IWPC)建立的模型中,以获取华法林推荐维持剂量,为临床提供个体化抗凝治疗方案[15]。因此,提高临床药师的精准化药学服务水平,保障患者用药安全,也是急诊科临床药师培养内容的一部分。
4.5定期考核
为了促进急诊科临床药师自身的发展和完善,需建立严格的、适宜的考核制度。可定期组织涵盖药学知识、医学基础知识的理论考核,内容范围可包括药物适应证、用法用量、溶媒选择、给药途径、用药疗程、不良反应、配伍禁忌、联合用药、特殊人群剂量调整等方面;同时,还应进行用药分析能力和合理化方案设计能力的考核,可由高年资临床药师提供典型病例,组织药师完成临床用药分析、治疗方案评价、合理化方案设计以及用药监护的建议等。
5 小结
急诊科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其主要特点是患者病情紧急、多学科交叉[16]。急诊科临床药师的培养目前仍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规范,在实战中不断成长和成熟。急诊科临床药师的培养模式必须以强化临床实践为基础,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应用实践相结合,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形成科学、成熟的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1] 陆妙. 国外医院临床药学实践模式探讨[J]. 中国现代医药杂志,2008,10(7):141-142.
[2] Kohn LT,Corrigan JM,Donaldson MS,et al. To erris human:building a safer health system[R]. 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9.
[3] 邹添甜,胡嘉妮,周乃彤. 华西医院临床药师工作调研与探讨[J]. 中国药房,2009,20(4): 311-313 .
[4] 刘水冰,杨奇,王东光.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思考[J]. 中国医药导报,2016,13(30): 75-78.
[5] 张伶俐,张扬,曾力楠,等. 美国临床药师的工作职责及定位[J]. 中国药房,2016,27(34): 4753-4756.
[6] 李菌,张幸国. 美国临床药师服务模式的探讨[J]. 药学服务与研究,2014,14(2): 94-96.
[7] Collins FS,Varmus H. A new initiative on precision medicine[J]. N Engl J Med,2015,372(9):793-795.
[8] 刘昌孝. 精准药学:从转化医学到精准医学探讨新药发展[J]. 药物评价研究,2016,39(1): 1-17.
[9] 李燕青,李世良,邹尚荣. 中美医院药师工作差异的分析[J]. 抗感染药学,2015,12(1): 6-8.
[10] 胡晋红. 临床药师职业素质培养[J]. 药学服务与研究,2013,13(3):161-165.
[11] 毕瑞,吴红艳,孙婷,等. 有限理性理论视阈下临床药师及其工作的探析[J].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2015,35(24):2241-2244.
[12] 周鹏,孟菲,李学林,等. 某院临床药师工作标准操作规程和量化考核的探索与实践[J]. 中国卫生产业,2016, 26: 7-9.
[13] 胡冬梅,赵先,王婧雯,等. 临床药师应具备的沟通技巧探讨[J]. 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15,22(3): 59-60.
[14] 陈霜. 急诊病人就诊特点分析及其对护理管理的启示[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5,23(13):109-110.
[15] Peng Q,Huang S,Chen X,et al. Validation of warfarin pharmacogenetic algorithms in 586 Han Chinese patients[J].Pharmacogenomics,2015,16(13):1465-1474.
[关键词] 精准医学; 口腔精准医学; 个体化医疗; 生物样本库
[中图分类号] R 78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7518/hxkq.2015.03.021
[Abstract] The completion of human genome project and the progress in medical practice have inevitably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ecision medicine, which is a medical model that proposes the customization of medical care including medical decisions, practices, and/or medical products with patient’s genetic backgrou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life behavior being taken into account. The current work proposed precision stomatology for the first time, and by integrating data reported in recent literature, we described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precision stomatology in multiple disciplines in modern dentistry.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precision stomatology and its future challenges have also been discussed.
[Key words] precision medicine; precision stomatology; personalized medicine; biobank
2011年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及美国科学委员会共同发出“迈向精准医学”的倡议,并首次提出了精准医学(precision me-dicine)概念[1]。精准医学可归纳为P4医学,即前瞻性(predictive)、预防性(preventive)、个体化(personalized)及参与性(participatory)[2]。精准医学是以个体化医疗为基础,随着各种高通量组学技术快速进步以及生物信息与大数据共享的交叉应用而发展起来的新型医学概念与医疗模式。精准医学有赖于基因组、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等组学技术和生物医学前沿技术,对大样本人群与特定疾病类型进行生物标记物的分析与鉴定、验证与应用,从而精确寻找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靶点,并对一种疾病不同状态和过程进行精确亚型分类,最终实现对疾病和特定患者进行个体化精准诊疗,提高疾病诊治与预防效益。
精准医学研究正成为国际医学领域的前沿与焦点。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国情咨文演讲中正式提出了“精准医学计划”(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拟研究个体遗传变异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了解疾病治疗的分子基础,加速推动个体化精准医疗的发展。精准医学也引起了众多国内医学工作者的关注。王辰院士领衔的研究团队已制定了临床常见病种的个体化精准治疗指南,通过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平台,在国内上百家三甲医院建立精准医学中心,根据患者基因特征,开展个体化精准药物治疗,取得很好的效果。
口腔医学作为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口腔疾病都基于个体遗传与环境因素,全身系统性疾病与口腔健康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现代口腔医学需主动参与全球医学研究前沿,构建新的口腔疾病知识网络,优化口腔疾病个体预防、诊断及治疗,提高口腔医疗的均等性、可及性和先进性,降低重大口腔疾病的发病率,提升疑难疾病的治愈率,实现口腔精准医学(precision stomatology),促进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
1 口腔疾病的精准医疗
当前口腔疾病的诊治主要基于临床症状和病理学表现,但一些临床或病理分型相同的疾病,经过相同临床治疗的效果并不相同,提示现有口腔疾病诊疗远未达到个体化水平。口腔精准医学应当深入研究个体差异对口腔疾病发生、发展的影响,根据疾病发生的遗传背景,结合环境与宿主生活习惯等因素,建立新的口腔疾病知识网络,实现个体化的疾病“精准预防”与“精准诊治”。下文以口腔医学各学科典型疾病为例,结合近期相关研究进展,阐述口腔精准医学对各学科发展的指导意义。
1.1 口腔癌
美国的精准医学计划主要从肿瘤防治新途径入手,旨在基于分子标志物对肿瘤进行分类,并针对关键分子靶点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促进疾病的预后[2-3]。口腔癌是头颈部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主要包括唇癌、牙龈癌、舌癌、软硬腭癌、颌骨癌、口底癌、口咽癌、涎腺癌和上颌窦癌以及发生于颜面部皮肤黏膜的癌症等。广义的口腔癌包括眼眶以下、颈部以上范围内所发生的癌症,绝大部分属于鳞状上皮细胞癌,统称为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HNSCC)。中国是HNSCC的高发地区。全球HNSCC致死率在癌症致死率中排名第六,诊断后5年生存率不及50%,属预后较差、毁容性疾病。过去30年间,手术、放疗及化疗等治疗手段的发展对HNSCC患者生存率的提高有限。如何早期检测HNSCC病损,寻找有效药物靶标治疗晚期和复发患者,是亟待解决的难题。获得与临床相关的癌变分子标记,实现早期诊断、有效阻断、靶向治疗,成为HNSCC精准医疗的关键。
鉴于口腔肿瘤与唾液在解剖学上的密切关系,以及唾液生物学样本易获取、转运、保存的生物学特点,近年来唾液组学借助各种高通量组学技术,从大规模口腔癌患者人群唾液样本中筛选出大量的生物标记物,为口腔肿瘤的早期诊断与个体化治疗提供了众多潜在的分子靶点。美国加州大学牙学院科学家团队建立了唾液组学知识网络,包括Saliva Ontology和SdxMart两大功能模块,前者通过统一的语言,实现不同研究者间以及唾液组学与其他系统组学间的数据对接;后者通过可视化界面,实现对口腔癌及其他常见口腔疾病在蛋白组、转录组、非编码小RNA、代谢组等层面分子标记物查找,旨在有效整合与共享唾液组学研究数据与临床资源,促进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口腔癌精准医疗的转化[4]。
近期针对头颈部肿瘤组织的高通量测序研究表明,多数HNSCC中存在一些基因突变[5-8],包括p53信号通路相关的TP53[9]、与有丝分裂相关的PIK3CA[10]以及Notch信号通路相关基因(Notch1、Notch2以及Notch3)等[11]。另外,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基因突变(936 C>
T)以及GSTM1功能失活突变均被证实与亚洲人群口腔癌的易感性密切相关[12-13]。针对上述分子靶点设计个体化基因治疗,将有助于实现口腔癌的精准治疗。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李龙江教授团队对口腔癌不同阶段患者接受基因治疗敏感性的临床研究积累了长期经验,近期研究发现重组腺病毒p53基因治疗结合常规化疗可显著提高口腔鳞状细胞癌三期患者的生存率,但对口腔癌四期患者生存率无明显促进效果[14],提示建立针对口腔癌临床分期的个体化精准医疗势在必行。
值得注意的是,约有62%的口腔鳞状细胞癌来源于口腔潜在恶性病损(oral potential malignant le-sion,OPML),后者主要包括白斑、红斑及扁平苔藓等口腔黏膜疾病。对于OPML患者,早期诊断与恶变风险评估尤为重要,早期干预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生存率及生活质量[15]。目前研究[16]已发现一些可导致OPML恶变的风险因素,包括病理组织学改变和环境因素,然而通过这些风险因素来判断OPML是否可能恶变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5]。研究发现个体基因背景与OPML恶变与否显著相关。具有恶变倾向的白斑病变组织中观察到p53高表达,或p53低表达的同时伴有Ki67高表达[17];具有恶变倾向的红斑病变组织中p53突变率较高[18]。通过对不同阶段OPML及口腔黏膜原位癌患者的病变组织样本进行组学分析,发现了一些功能基因拷贝数改变以及mi-RNA改变与OPML进程密切相关[15,19],提示基因转录调控及转录后调控可能参与了OPML恶变过程。深入研究个体基因信息与OPML转归的关系,建立新的疾病分类体系,对早期诊断及精准治疗具有恶变倾向的OPML有重要意义。
1.2 口腔感染性疾病
龋病是最常见的口腔感染性疾病,可对牙体硬组织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因此个体的龋病风险评估及早期干预尤为重要。通过动物实验及临床回顾性研究,已发现了一系列患龋风险因素,包括致龋微生物检出率、高糖饮食、口干症等。然而近期研究显示,部分人群即使暴露于高致龋风险因素,其患龋率仍较低,而一些较少暴露于上述龋病风险因素的人群,其患龋率却比较高,提示现有龋病风险评估系统尚存在局限性,可能与忽略了个体遗传背景及缺乏对个体口腔微生物群落结构与功能的整体评价有关。动物实验[20]及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遗传因素与龋病发生相关[21];进一步通过连锁分析及关联分析,发现某些参与釉质发育、味觉喜好、唾液组成及宿主免疫的基因与龋病易感性相关[22-23]。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作为一种非假说驱动的开放式研究,已成为筛选、鉴定更多与龋易感性相关基因的有力手段[24-27]。Shaffer等[24]早在2011年对3~12岁乳牙列患龋儿童进行了全基因组扫描与关联分析,发现包括ACTN2、EDARADD、EPHA7、LPO、MPPED2、MTR、ZMPSTE24在内的7个新基因与患龋风险密切相关。进一步整合现有龋病相关GWAS研究数据进行meta分析发现,MPPED2与乳牙患龋风险显著相关,而ACTN2与乳牙和恒牙患龋风险均显著相关,提示MPPED2和ACTN2可为龋病精准预测和精准治疗提供潜在分子靶点[28]。
牙周病也是常见的口腔感染性疾病。1999年牙周病分类世界研讨会根据牙周病的临床表现、牙周微生物群落、全身系统性疾病等因素,将牙周炎分为4类:慢性牙周炎、侵袭性牙周炎、全身系统疾病伴发性牙周炎及坏死性牙周炎。由于早期慢性牙周炎与侵袭性牙周炎在临床表现、微生物群落、组织学形态等方面无法精确鉴别,现有牙周病分类系统已无法有效指导临床医生对一些个体进行早期干预,导致一些侵袭性牙周炎患者在已造成较严重牙周组织损害后才得到针对性治疗。有研究[29]指出可通过家族聚集、基因信息及一些环境因素对侵袭性牙周炎进行风险评估。Kebschull等[30-31]通过对120例慢性牙周炎或侵袭性牙周炎患者的牙周组织进行转录组分析,并通过计算机进行聚类分析将所有样本分为两类;发现基于转录组信息进行的分类与个体牙周炎相关指标(炎症破坏程度、牙周微生物群落等)更为相符。上述研究提示:根据个体基因信息与牙周疾病的关系,对牙周炎进行全新的分子生物学分类,可对牙周炎风险进行精准评估,从而对一些高风险人群进行预防及早期治疗。
由于人体是由人自身细胞及定植于人体内部及表面微生物共同组成的超级复合体[32],对影响人体功能及健康的第二基因组――微生物组进行系统性、群落性和差异性研究,也必将为口腔精准医学提供新模式。借助于高通量测序与生物信息学技术的发展,学者们[33-34]对健康与疾病状态下口腔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及功能组成进行了深度扫描,研究结果发现了大量与龋病、牙周病及口腔黏膜感染相关的微生物与功能基因簇,为疾病的精准预测与诊疗提供了海量的生物学标记。以龋病为例,除公认的链球菌、乳杆菌及放线菌外,丙酸杆菌、韦荣菌、颗粒链球菌、纤毛菌等多种细菌在健康及疾病人群之间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细菌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及其对疾病风险预测的价值有待深入研究。
发生在牙齿不同部位(釉质、牙骨质及牙本质)的龋损组织内微生物组成也存在显著差异,龋病不同进展阶段的微生物组成也发生了明显演替[35],提示对临床表现不一和/或处于疾病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群采用单一的检测、诊断及治疗龋病的方式必将造成部分患者的防治失败,发展口腔精准医学在龋病防治领域势在必行。在对牙周病相关微生物组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不但筛选出了牙周病状态下差异分布的微生物群落组成,还发掘出了差异性富集的功能基因及转录子。笔者所在课题组采用人体微生物功能基因组芯片技术发现了编码毒力因子、氨基酸代谢、糖胺聚糖代谢和嘧啶代谢相关的功能基因在牙周炎患者中大量富集[36]。最近一项针对牙周炎患者龈下菌斑宏转录组的研究[37]发现,绝大多数表达上调的致病毒力因子主要来自一些以往被忽视的微生物。除龋病及牙周病这两大口腔最常见的感染性疾病外,笔者所在课题组对放疗导致口腔黏膜炎患者口腔细菌组成进行了全面分析,发现拟杆菌属、费克蓝姆菌属、葡萄球菌属组成丰度在放疗性黏膜炎发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差异性分布微生物表型是否可作为疾病预防及诊断的分子生物学标记亟待证实。
口腔常见感染性疾病防治研究进展提示,口腔精准医学需全面考虑宿主遗传因素与微生物群落因素对口腔常见感染性疾病发生、发展的影响。找寻与疾病发生密切相关的宿主基因及核心微生物组,建立全面的疾病风险评估系统,可建立更为有效个体化预防措施和治疗方法,如基于核心微生物群落组成与功能的椅旁诊疗系统和分子靶标疫苗,以及基于宿主易感基因的个体化基因治疗。
1.3 唇腭裂(cleft lip and palate,CLP)
CLP是一种由环境和遗传因素交互作用所导致的多基因遗传性疾病,是人类常见的出生缺陷。在世界范围内,CLP发病率约为1.7‰。CLP不但直接影响患者发音、听力、吞咽等生理功能,还可影响患者长期心理健康,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口腔精准医学对CLP的诊治目标是:深入研究CLP发生的遗传机制,根据不同分子生物学发病机理对CLP进行分类,实现精确的早期诊断,甚至胚胎期个体化基因治疗。由于颌面部发育过程中有多种基因与信号传导通路参与,任何环节的错误都有可能导致CLP发生,具有显著的遗传异质性,因此对CLP遗传机制的研究较为困难[38]。通过以家系或人群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连锁分析[39]、外显子测序[40]、GWAS[41]等遗传学研究手段,筛选与CLP发生相关的基因,进一步通过动物实验,验证并探究这些基因在CLP发生过程中的作用,目前已发现IRF6基因、Wnt/β-
catenin及BMP信号通路等功能异常与CLP发生密切相关。进一步整合遗传学研究成果,以不同表型的CLP为研究对象,一方面采用组学研究方法,发现更多与疾病发生相关的基因;另一方面优化前瞻研究模型,探索不同基因异常导致CLP发生的分子机制,对实现CLP的精准医疗有重要意义。
1.4 错畸形
错畸形由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Angle错分类将其分为Ⅰ~Ⅲ类。对于个别类型错畸形,通过早期预防矫治、阻断矫治等干预措施,能阻碍其发生、减轻其畸变程度或改善后续的治疗效果。然而基于家族遗传史、早期口腔检查及影像学检查等,难以在早期对疾病进行精确的风险评估及诊断。深入研究错畸形发生的遗传机制,将利于错畸形早期诊断,并可通过基因信息判断某些患者的治疗效果[42]。
目前普遍认为Ⅲ类错畸形是一种多基因遗传性疾病[43],但也有家系研究[44]表明Ⅲ类错畸形为单基因遗传疾病,具有孟德尔遗传疾病特征,提示Ⅲ类错畸形可能存在拥有不同遗传发病机理的亚型。全基因组连锁分析发现一些基因座上的遗传信息改变与Ⅲ类错畸形发生相关[43]。关联分析发现一些影响髁突软骨生长的基因,如IHH、PTHLH、VEGF、RUNX2、SOX9等,与Ⅲ类错畸形的发生密切相关[43]。 通过对4个家系进行外显子测序,发现DUSP6的一个错义突变与Ⅲ类错畸形显著相关[45]。通过GWAS等手段可获得更多与错畸形发生相关的候选基因,进一步对候选基因的机制研究亦将阐明其与错畸形发生及预后的关系,最终可实现通过个体遗传信息对某些错畸形进行早期诊断并进行传统的早期治疗,甚至针对某些导致错畸形发生的遗传因素进行精确的基因治疗。
1.5 牙列缺损与缺失
牙列缺损、缺失是口腔最常见疾病之一,严重影响咬合功能和全身健康。种植义齿修复是目前治疗牙列缺损、缺失的理想方案,成功率高达90%,但是一旦牙种植失败将对患者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与健康危害。骨整合是牙种植修复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其过程类似骨愈合,依赖于宿主的组织修复能力及免疫反应。临床研究发现一些骨整合失败的风险因素,包括吸烟、系统性疾病、手术感染与创伤等因素。然而尚有一些骨整合失败病例并不能完全由以上临床指标解释。一些学者[46]发现牙种植失败存在聚集现象,即常发生于某些特定人群。目前认为牙种植失败存在遗传易感性[47],发现和鉴定与牙种植体失败相关的个体遗传信息,一方面可精准评估个体牙种植失败风险,为高风险人群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另一方面可在高风险人群牙种植修复过程中进行精准靶向干预,提高牙种植成功率[47]。
目前针对牙种植失败相关遗传因素的研究仍局限于对一些参与骨代谢的基因进行关联分析,研究发现IL1B[48]和MMP1[49]等基因与牙种植体失败相关。为能更全面地发现与牙种植失败相关的基因多态性,GWAS、外显子测序等高通量研究技术将是有力的工具。此外,还需建立更多的动物模型研究,对候选基因进行功能验证,并探究其分子机制。
1.6 其他
目前关于儿童口腔疾病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研究相对较少。儿童早期龋(early childhood caries,ECC)定义为71月龄以下儿童发生的乳牙龋损。ECC病因与其他类型龋病有一致性,但亦存在一些特有的风险因素[50],如产妇口腔健康情况以及生活习惯(糖、果汁摄入等)。遗传因素也是ECC病因的重要组成部分,Bagherian等[51]发现ECC患儿基因组HLA-DRB1等位基因频率显著高于无龋组儿童。基于现有研究对ECC经行风险评估与早期预防仍具有局限性,需要更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牙釉质发育不全(amelogenesis imperfecta,AI)是一系列影响釉质形成或矿化过程的遗传性疾病,具有多种表型以及遗传异质性。迄今已经发现数十种基因异常与非综合征型先天性AI发生相关,包括AMELX、ENAM、AMBN及MMP20等[52-53]。进一步以不同表型AI为研究对象,利用组学研究手段发现更多的与疾病发生相关基因突变,通过机制研究探索其发病的分子生物学机理,可为AI的基因诊断与基因治疗奠定基础。
另外,上述一些口腔疾病(如CLP、错畸形等)的“精准预防”与“精准诊治”与儿童口腔医学范畴有明显重叠。儿童口腔医学的特点决定其应当承担个体早期信息采集工作,推动口腔精准医学相关研究与临床进展。
2 实现口腔精准医学的挑战
2.1 构建口腔疾病知识新网络
现有口腔疾病定义与分类存在局限性,即主要基于疾病的临床表现及组织病理学改变,但一些临床指标及病理学指标的判读具有主观性,导致一些疾病的诊断不够精确。以表型为依据的疾病分类方式对一些在分子机制上不同而表型相似的疾病无法精确区分,导致采取同一种治疗方法针对不同患者取得的疗效差异显著。另外,某些疾病的临床表现、组织病理学表现具有滞后性,传统方法往往只有在疾病已造成严重损害时才能进行相应诊疗。口腔精准医学要求针对口腔疾病发生的分子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对口腔疾病进行新的分子生物学定义或分类,从而形成口腔疾病知识新网络[1]。口腔精准医学所构建的口腔疾病知识新网络应具有系统性、准确性、个体化及前瞻性,并以实现口腔疾病椅旁诊疗与口腔卫生宣教为主要目标。具体需实现对当前已获得及后续将要获得的高通量组学研究(基因组、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海量数据和患者临床信息的结构化存储和数据管理,实现临床采样、样本分析、患者临床信息、牙医诊疗方案等核心步骤的高效整合;开发数据库快速检索和智能化数据挖掘工具,进行多角度样本对比与聚类,挖掘分子遗传信息与患者临床表现及检测报告的相关性,通过各种交互式、可视化、图形化操作界面,最终自动生成口腔精准医学诊断报告与治疗方案,服务于牙医和患者。
笔者所在研究团队在长期从事口腔内科学相关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上,正在着手建立口腔菌群临床助诊系统。该系统的建立将实现椅旁采集个体口腔菌群样本,应用高通量测序技术获得菌种组成等数据,匹配宿主临床信息,实现海量测序数据与患者口腔健康状态的结构化存储和数据管理;围绕显微成像与宏基因组学两类数据,通过智能化的数据挖掘,自动生成口腔微生物群落临床助诊系统检测报告,并根据牙医和患者需求,通过电脑、iPAD和智能手机等新一代医患沟通工具,探索和示范新一代移动远程口腔医疗系统,对口腔感染性疾病进行“精准预防”及“精准诊断”。
2.2 组建口腔生物样本库
精准医学建立在大规模人群组学研究基础上,依赖于高质量、大数量的生物样本,包括人体血液、尿液、病变组织及微生物群落等。因此,建立具有完整临床信息的高质量生物样本库是21世纪个体化精准医疗的关键[54]。
生物样本库要求采集范围广,即要求纳入的个体数量多,又要求采集的样本种类多。例如丹麦国家生物样本库,含有1 500万份生物样本,包括血浆、血清、DNA等样本,全国每天新增入库的样本约有1 000多份[54]。口腔精准医学生物样本库不但包括血液、组织、DNA等生物学样本,还应包括口腔菌斑、唾液等样本。
生物样本库的建立还需配套的管理与安全维护工具:首先,样本库应当实时动态更新,以确保基于生物学样本的研究能准确揭示疾病动态变化的分子机理;其次,用于组学研究的生物样本需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质量,一些易降解破坏的DNA、RNA样本需要科学的保存;另外,在生物样本库的建立过程中还需加强对与之配套的信息化管理数据库的安全维护,特别注意在各生物样本库数据共享过程中针对涉及个人遗传信息方面的隐私保护。
随着“十二五”国家科技计划的推进,我国的生物样本库建设取得了蓬勃发展,其中临床疾病样本库和流行病研究人群对列样本库备受关注。笔者课题组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支持下,充分利用依托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巨大的临床患者资源,建立了口腔临床样本采集规范,包括严格的纳入排除标准、样品采样(唾液、软组织、菌斑)、标记和转送、样品处理、鉴定、分类、保存标准。在该系列流程的规范下,四川大学口腔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已建立了我国人口腔微生物组资源库。在口腔生物样本库的建设过程中,国际同行在临床资源采集与安全管理方面有哪些可借鉴的经验,国内多中心联合样本库建设现状、遇到问题和困难,如何提高国内口腔生物样本库样本的数量与质量,加强生物样本实体库与信息库的安全管理,加速建设紧密围绕口腔临床重大疾病的生物样本库进而为口腔精准医疗提供有力的支持,是我们将长期面临的一系列的实际问题。
3 结语
精准医学模式的提出集合了诸多现代医学科技发展的知识与技术体系,体现了现代医学理念“简单到复杂,复杂到精准”的发展趋势,也代表了临床实践发展的方向。尽管现阶段美国的精准医学计划主要旨在实现肿瘤的精准医疗,但在这场围绕精准医学开展的未来医学格局的竞争中,应立足国情,明确自身优势,从肿瘤和非肿瘤疾病两方面入手,加速利用我国巨大的患者资源转化为促进临床诊疗技术进步的战略资源。与传统口腔医学模式相比,口腔精准医学旨在把人们对口腔疾病机制的认识与生物大数据和信息科学整合交叉,精确进行疾病分类及诊断,为疾病患者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防疗措施,既有生物大数据的整合性,也有个体化疾病诊治的针对性和实时检测先进性。有理由相信,口腔精准医学将带来一场新的医疗革命,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医疗模式。在口腔精准医学临床研究方面,中国与美国处于同一起跑线,亟需国家大力投入与布局,整体提升我国口腔精准医疗水平及其转化应用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为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全面实现科学技术总体规划目标和造福人类做出更有力的推动和重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Committee on a Framework for Developing a New Taxo-nomy of Disease. Towards precision medicine: building a knowledge network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and a new taxo-nomy of disease[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1.
[2] Hood L, Friend SH. Predictive, personalized, preventive, participatory (P4) cancer medicine[J]. Nat Rev Clin Oncol, 2011, 8(3):184-187.
[3] Sadanandam A, Lyssiotis CA, Homicsko K, et al. A colorec-tal cancer classification system that associates cellular phe-notype and responses to therapy[J]. Nat Med, 2013, 19(5):
619-625.
[4] Ai JY, Smith B, Wong DT. Bioinformatics advances in saliva diagnostics[J]. Int J Oral Sci, 2012, 4(2):85-87.
[5] Agrawal N, Frederick MJ, Pickering CR, et al. Exome se-quencing of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reveals inactivating mutations in NOTCH1[J]. Science, 2011, 333
(6046):1154-1157.
[6] Stransky N, Egloff AM, Tward AD, et al. The mutational landscape of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J]. Science, 2011, 333(6046):1157-1160.
[7] Nelson NJ. Genetic events in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revealed[J]. J Natl Cancer Inst, 2013, 105(23):
1766-1768.
[8] Pickering CR, Zhang J, Yoo SY, et al. Integrative genomic characterization of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identifies frequent somatic drivers[J]. Cancer Discov, 2013, 3(7):770-
781.
[9] Powell E, Piwnica-Worms D, Piwnica-Worms H. Contri-bution of p53 to metastasis[J]. Cancer Discov, 2014, 4(4):
405-414.
[10] Lui VW, Hedberg ML, Li H, et al. Frequent mutation of the PI3K pathway in head and neck cancer defines predictive biomarkers[J]. Cancer Discov, 2013, 3(7):761-769.
[11] Sun W, Gaykalova DA, Ochs MF, et al. Activation of the NOTCH pathway in head and neck cancer[J]. Cancer Res, 2014, 74(4):1091-1104.
[12] Mandal RK, Yadav SS, Panda AK, et al.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936 c>; T polymorphism increased oral cancer risk: evidence from a meta-analysis[J]. Genet Test Mol Biomarkers, 2013, 17(7):543-547.
[13] Zhao SF, Yang XD, Lu MX, et al. GSTM1 null polymor-phisms and oral cancer risk: a meta-analysis[J]. Tumour Biol, 2014, 35(1):287-293.
[14] Li Y, Li LJ, Wang LJ, et al. Selective intra-arterial infusion of rAd-p53 with chemotherapy for advanced oral cancer: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BMC Med, 2014, 12:16.
[15] Cervigne NK, Machado J, Goswami RS, et al. Recurrent genomic alterations in sequential progressive leukoplakia and oral cancer: drivers of oral tumorigenesis[J]. Hum Mol Genet, 2014, 23(10):2618-2628.
[16] Yardimci G, Kutlubay Z, Engin B, et al. Precancerous lesions of oral mucosa[J]. World J Clin Cases, 2014, 2(12):866-872.
[17] Gissi DB, Gabusi A, Servidio D, et al. Predictive role of p53 protein as a single marker or associated with ki67 antigen in oral leukoplakia: a retrospective longitudinal study[J]. Open Dent J, 2015, 9:41-45.
[18] Qin GZ, Park JY, Chen SY, et al. A high prevalence of p53 mutations in pre-malignant oral erythroplakia[J]. Int J Can-cer, 1999, 80(3):345-348.
[19] Cervigne NK, Reis PP, Machado J,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a microRNA signature associated with progression of leu-koplakia to oral carcinoma[J]. Hum Mol Genet, 2009, 18
(24):4818-4829.
[20] Kanamoto T, Nonaka K, Nakata M. Genetic variation in experimental dental caries in four inbred strains of rats[J]. Caries Res, 1994, 28(3):156-160.
[21] Bretz WA, Corby PM, Schork NJ, et al.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heritability for dental caries traits[J]. J Dent Res, 2005, 84(11):1047-1051.
[22] Vieira AR, Marazita ML, Goldstein-McHenry T. Genome-wide scan finds suggestive caries loci[J]. J Dent Res, 2008, 87(5):435-439.
[23] Peres RC, Camargo G, Mofatto LS, et al. Association of polymorphisms in the carbonic anhydrase 6 gene with sali-vary buffer capacity, dental plaque pH, and caries index in children aged 7-9 years[J]. Pharmacogenomics J, 2010, 10
(2):114-119.
[24] Shaffer JR, Wang X, Feingold E,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can for childhood caries implicates novel genes[J]. J Dent Res, 2011, 90(12):1457-1462.
[25] Shaffer JR, Feingold E, Wang X, et al. GWAS of dental caries patterns in the permanent dentition[J]. J Dent Res, 2013, 92(1):38-44.
[26] Wang X, Shaffer JR, Zeng Z,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can of dental caries in the permanent dentition[J]. BMC Oral Health, 2012, 12:57.
[27] Zeng Z, Shaffer JR, Wang X,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of pit-and-fissure- and smooth-surface caries in permanent dentition[J]. J Dent Res, 2013, 92(5):432-437.
[28] Stanley BO, Feingold E, Cooper M, et al. Genetic associa-tion of MPPED2 and ACTN2 with dental caries[J]. J Dent Res, 2014, 93(7):626-632.
[29] Stabholz A, Soskolne WA, Shapira L.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s for chronic periodontitis and aggressive periodontitis[J]. Periodontol 2000, 2010, 53:138-153.
[30] Kebschull M, Guarnieri P, Demmer RT, et al. Molecular differences between chronic and aggressive periodontitis
[J]. J Dent Res, 2013, 92(12):1081-1088.
[31] Kebschull M, Demmer RT, Grün B, et al. Gingival tissue transcriptomes identify distinct periodontitis phenotypes[J]. J Dent Res, 2014, 93(5):459-468.
[32] Turnbaugh PJ, Ley RE, Hamady M, et al. The human mi-crobiome project[J]. Nature, 2007, 449(7164):804-810.
[33] Belda-Ferre P, Alcaraz LD, Cabrera-Rubio R, et al. The oral metagenome in health and disease[J]. ISME J, 2012, 6(1):
46-56.
[34] Ling Z, Kong J, Jia P, et al. Analysis of oral microbiota in children with dental caries by PCR-DGGE and barcoded pyrosequencing[J]. Microb Ecol, 2010, 60(3):677-690.
[35] Aas JA, Griffen AL, Dardis SR, et al. Bacteria of dental caries in primary and permanent teeth in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J]. J Clin Microbiol, 2008, 46(4):1407-1417.
[36] Li Y, He J, He Z, et al. Phylogenetic and functional gene structure shifts of the oral microbiomes in periodontitis pa-tients[J]. ISME J, 2014, 8(9):1879-1891.
[37] Duran-Pinedo AE, Chen T, Teles R, et al. Community-wide transcriptome of the oral microbiome in subjects with and without periodontitis[J]. ISME J, 2014, 8(8):1659-1672.
[38] Dixon MJ, Marazita ML, Beaty TH, et al. Cleft lip and palate: understanding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J]. Nat Rev Genet, 2011, 12(3):167-178.
[39] Zucchero TM, Cooper ME, Maher BS, et al. 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 6 (IRF6) gene variants and the risk of isolated cleft lip or palate[J]. N Engl J Med, 2004, 351(8):769-780.
[40] Roach JC, Glusman G, Smit AF, et al. Analysis of genetic inheritance in a family quartet by whole-genome sequencing
[J]. Science, 2010, 328(5978):636-639.
[41] Sun Y, Huang Y, Yin A,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a new susceptibility locus for cleft lip with or without a cleft palate[J]. Nat Commun, 2015, 6:6414.
[42] Joshi N, Hamdan AM, Fakhouri WD. Skeletal malocclusion: a developmental disorder with a life-long morbidity[J]. J Clin Med Res, 2014, 6(6):399-408.
[43] Xue F, Wong RW, Rabie AB. Genes, genetics, and Class Ⅲ malocclusion[J]. Orthod Craniofac Res, 2010, 13(2):69-74.
[44] El-Gheriani AA, Maher BS, El-Gheriani AS, et al. Segrega-tion analysis of mandibular prognathism in Libya[J]. J Dent Res, 2003, 82(7):523-527.
[45] Nikopensius T, Saag M, Jagom?gi T, et al. A missense mu-tation in DUSP6 is associated with Class Ⅲ malocclusion
[J]. J Dent Res, 2013, 92(10):893-898.
[46] Weyant RJ, Burt BA. An assessment of survival rates and within-patient clustering of failures for endosseous oral im-plants[J]. J Dent Res, 1993, 72(1):2-8.
[47] Alvim-Pereira F, Montes CC, Mira MT, et al. Genetic suscep-tibility to dental implant failure: a critical review[J]. Int J Oral Maxillofac Implants, 2008, 23(3):409-416.
[48] Jansson H, Hamberg K, De Bruyn H, et al. Clinical conse-quences of IL-1 genotype on early implant failures in patients under periodontal maintenance[J]. Clin Implant Dent Relat Res, 2005, 7(1):51-59.
[49] Santos MC, Campos MI, Souza AP, et al. Analysis of MMP-1 and MMP-9 promoter polymorphisms in early osseointe-grated implant failure[J]. Int J Oral Maxillofac Implants, 2004, 19(1):38-43.
[50] Leong PM, Gussy MG, Barrow SY,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isk factors during first year of life for early child-hood caries[J]. Int J Paediatr Dent, 2013, 23(4):235-250.
[51] Bagherian A, Nematollahi H, Afshari JT, et al. Comparison of allele frequency for HLA-DR and HLA-DQ between patients with ECC and caries-free children[J]. J Indian Soc Pedod Prev Dent, 2008, 26(1):18-21.
[52] Wang SK, Choi M, Richardson AS, et al. ITGB6 loss-of-function mutations cause autosomal recessive amelogenesis imperfecta[J]. Hum Mol Genet, 2014, 23(8):2157-2163.
关键词:放射治疗;CT模拟;放射治疗计划系统
现代放射治疗已经踏进了精准定位、精准计划和精准治疗的"三精"阶段,其目标是达到一低三高放射治疗模式,即低损伤、高精度、高剂量和高疗效。随着医学影像新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因此便发明了三维适形放疗、逆向调强放射治疗及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等放射治疗技术,推进一低三高放射治疗模式的实现。然而在我们的认知中都知道,精确度越高,风险亦随之而加大,在工作的每个环节中出现细小错误,都可能酿成很严峻的后果,所以确保放射治疗的每个环节准确无误,保障整个放射治疗过程中的QA、QC工作,避免一些人为差错的发生,是我们每一位肿瘤放射医技人员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1 激光定位灯质量校验时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1.1存在的问题 模拟定位室和治疗室都均会安装激光定位灯,在正常放射治疗的时候,可以按照激光定位灯的指示将放疗患者重复固定在同一位置上,此外还能够将患者靶区中心放置到加速器机械中心,即加速器的等中心处。按照放疗课本上的要求,很多企业在检验这个项目的时候,都认为两侧和天花板上的三个激光定位灯覆叠在一起,这个重合点和治疗机中心重合,准确度在2mm之间就可以了。但是这具有2个问题:①2mm的标准只是针对常规放疗而言,对于三维适形放疗及调强放射治疗来说则有着更高的要求,其准确度应该要求在1mm之内,不然不能确保放疗的治疗准确度在2mm之间;②不能单单确保三个激光定位灯的重合点和治疗机的中心重合,还要关注激光定位灯的摆放,保持其水平垂直。若激光定位灯出现倾斜或扭转现象,即使激光定位灯的重合点和治疗机的中心重合,但是其在患者体表或者定位框架的标记已经与治疗时中点位置相偏离了。
1.2应对策略 对激光定位灯进行检验的时候,除了保证激光定位灯的重合性,还要保持其水平垂直。在治疗机中心的高度20cm范围内,不仅要检验和确保两边激光定位灯的水平精确度在1mm之间,还要检验和确保天花板的激光定位灯的垂直精确度在1mm之间。
2 诊断CT用于放射治疗计划时可能存在的问题
2.1存在的问题 肿瘤放射治疗在近20多年得到快速发展,但是对于一些基层的放疗单位,由于经费问题,大多采用医院诊断CT加以改造用于CT模拟定位。一般来说,CT检查床是凹形的,但是加速器治疗床却是水平的。若放疗计划是以诊断CT图像为参考的,那么在胸腹部肿瘤的治疗深度上就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就一般而言,深度差异每相差1cm,那么剂量差异达到3%左右。我们以中下段食管癌患者进行放疗为例,若2个后斜野深度差异在2~3cm左右,则剂量差异达到6%~9%;对于头部肿瘤患者而言,由于CT床面与治疗床面不一致,必然导致定位图像与治疗不符,姿势不一样,深度亦不一样,照射的大小和形状随之而不一样,此时治疗计划如果依然以诊断CT图为参考,那么患者体内实际剂量分布和计划剂量一定会存在很大的差异。
2.2应对策略 所以笔者认为任何放射治疗计划若要以诊断CT图像为参考,必须要求患者无论CT定位还是放疗时都要保持同样的姿势,这样就要求对诊断CT床面进行一定的加工改造,以水平床面代替原有的凹形床面,这样所出的CT图像可以适用于放射治疗计划。不然放射治疗计划就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会影响临床医师的判断。
3 患者影像数据的传输与转换中的问题
3.1存在的问题 目前将患者最初的影像数据传送到放疗计划系统主要有三种方式,其分别是:互联网、光碟/光盘、胶片扫描仪。这三种传送方式中误差小的是互联网和光碟/光盘,其是以数字×数字的1:1方式传送的,胶片扫描仪是将图像拍成胶片,再以扫描仪将胶片数据传送到放疗计划系统中重建三维,其是以数字×模拟×数字的方式传送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胶片图像会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导致其失真和缺损。在重建CT图像的时候,对多层CT图像进行人工平整对中,这样工序繁琐,也易造成错层现象,重建完的CT图像表面呈阶梯形。所以第三种数据传送方式,容易造成照射野位置和靶区中心定位出现偏差。
3.2 应对策略 依据学者的研究,就512×512方阵来说,一个像素范围在0.75~1mm之间,加上扫描的综合偏差可达1.5~2mm之间,多层CT图像平整对中出现的错层现象导致原数据上位置偏差很大。所以在适形放疗的时候,使用互联网或光碟/光盘传送患者数据,可以降低定位/摆位位置的偏差,而且现在互联网速度快,提高医生的工作效率。医院购买适形放射治疗、调强放射治疗及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的时候要对设备信息清晰了然。
4 放射物理技术上一些待研究完善的问题
在不同的组织界面中剂量分布十分复杂,具有畸变特性,称之为界面效应,其是一个典型的问题,特别是肺、骨界面以及气腔、软组织等多种情况。目前没有一个数学模型能准确的计算这个现象。医生跟物理师对于这个现象要有足够的认知,比如鼻咽癌放疗,在鼻腔、内外耳道、口咽等处一定存在气腔反应,因为界面效应,在气腔界面附近会出现一个低剂量区域,根据学者的研究得出,照射野范围的大小直接影响气腔反应的强弱,因此在患者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较大范围的照射野,降低气腔反应的影响。然而在调强放射治疗及立体定向放疗中,所使用的照射野范围是集中型的,因此气腔反应不容忽视,由此而衍生了2个问题:①对于界面效应引发的剂量异变如何做出准确的计算,此要一个精准度高的数学模型配合;②准确计算临界面低剂量区域的时候,如何在此区域增加剂量。
此外,放射治疗能够飞跃进步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系统TPS的出现和应用,然而我们要清楚了解,TPS计算的剂量分布只是一个理想状态,患者体内的剂量分布需要进行验证才能知道实际情况,这些可以通过相关设备进行二维剂量甚至三维剂量分布的验证,从而将物理学的剂量分布向生物学剂量分布的转变提供了有力保证[1,2],保障了放疗安全。但由于摆位误差、机械误差的存在,照射靶区的实时变化和器官运动以及人体的动态变化过程,物理学的剂量分布与生物学剂量分布永远存在一定的差距,如何尽可能的缩小这个误差,使肿瘤患者得到一个更可能完美的放射治疗,这将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关键词:医学院校;生物化学;双语教学
引言
所谓双语教学,实际上就是在进行母语教学的同时进行非母语教学,我国所指的双语教学主要为汉语与英语。生物化学是医学院校基础课程,在医学本科教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在临床医学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生物化学发展,很多新技术、新理论出现在人们的学习生活中,但90%的论著都源自于国外,因此需要注重培养能够掌握多种语言的复合型人才,也就有必要深入研究在医学院校中开展生物化学双语教学的方式方法。
一、在医学院校开展生物化学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生物化学课程是医学类专业学生基础知识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将双语教学应用到医学生生物化学教学中,有助于将学生培养成复合型人才。我校的临床医学专业教改班是以探索高素质基层医生培养模式为目标,教学一般都以小班课程为主,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能力也比以往强了很多。教师有足够的时间解答学生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也可以得到进一步提升。如果将双语教学与临床医学教学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则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英语应用水平,让学生掌握更多英语学习技巧[1]。通过实际调查研究得知,多数学生对开展生物化学双语教学表示支持,认为它不仅可以让自己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而且能调节课堂氛围,关键是能够提升英语水平。由此可见,将双语教学应用到生物化学教学中很有必要。但在实际运用中还发现存在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做好研究工作,找出有效解决措施。
二、医学院校开展双语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师方面问题。由于本校属于民办高等医学院校,师资力量较国内重点院校来说相对薄弱,尤其是具有留学经验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尽管从事生物化学双语教学的教师基本都是国内优秀人才,无论是英语写作能力还是教学能力都很强,但听说方面依然难以与留学教师相媲美,导致学生的听说能力也相对较差,因此怎样提高学生的英语表述能力,做好英语与汉语转换就成为双语教师重难点问题。同时,在生物化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应怎样将复杂知识精准地转述给学生,并让学生深入理解也是双语教师需要重点考虑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提高了教师的备课难度,加大了双语教师教学压力。
(二)学生方面问题。由于生源的不同,学生基础知识参差不齐,掌握英语知识的程度也不相同,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英语口语表达与听力上。同时,生物化学课程具有一定的枯燥性与抽象性,学生学习较有难度,且内容较复杂,其中涵盖的词汇量也很大,也就使其成为学生心中最难学学科。尤其是对成绩一般的学生来说,学习带有较大难度的英语无异于“极限挑战”,如果双语教师在教学中所使用的方法不得当,学生在学习时就会更吃力,从而产生放弃学习的念头,不仅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效率,还影响了教学质量。
(三)教材方面问题。教材是生物化学双语教学中重点依靠内容,教学质量的高低、学生学习情况的好坏也与此有很大关系。现阶段,我国多数医学院校所使用教材都是传统母语教材,其中所含有的英文部分基本都是词汇,英文文章所占部分极少,不能满足现有双语授课需求。当然,有时也将英文教材应用到教学实际中,但其内容与学生实际需要有较大差别,专业术语过多,学生学习起来十分困难。将近80%的学生表示阅读这样的英文文章时,至少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查阅词汇含义,可见,这种教材并不适合学生使用。基于此,就需要制定汉语与英语参半的教材应用到教学中,同时内容要丰富,不给学生带来枯燥感,让学生主动投入到双语学习中。
三、医学院校开展生物化学双语教学的方式方法
(一)确定生物化学双语教学目的。由于生物化学属于医学院校重要课程,能够为学生进行临床医学实践课程奠定良好基础,因此医学院校在开展生物化学双语教学时,最关键的就是要确保学生能够掌握一定的生物化学知识,学好双语教学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让学生在进入工作岗位以后能够与国际权威人士交流,获得更多更新观点。因此,在开展生物化学双语教学时,一定要先确定生物化学双语教学目的,并将这一目标传递给学生,让学生理解学校的良苦用心,同时在教学中尽量实现全英语授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也不要忽略基础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发挥双语教学价值[3]。
(二)提高任课教师英语应用能力。要提高双语教师的英语应用能力,关键在于强化教师英语培训,特别要注重英语口语与听力训练。双语教师应经常查阅资料,做好备课,与学生共同学习,通过观看双语教学短视频掌握教学方法与技巧[4]。学校也要积极引进留学人才,为其提供一定的薪资待遇,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双语应用能力。
(三)构建完善的考试制度。通过考试可以看到双语教学效果,但以往的单纯依靠期末考试的方式已经难以真正体现学生学习情况,这就需要双语教师根据实际情况,将学生课程表现与期末考试结合起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期末考试中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英文考试内容,如用英文解答名词,同时对利用英文答题的学生给予加分奖励,这样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四、结语
生物化学双语教学对医学院校学生发展异常重要,但在实际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限制了双语教学作用的发挥,因此只有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才能培养更多优秀学生。
参考文献:
[1]韦耀东,梁平,吕坤,李中坚,吴杏起.加强双语教学提高生物化学教学质量[J].卫生职业教育,2013,02:79-80.
[2]罗艳红,王太重,邓益斌.民族医学院校临床生物化学双语教学的实践与思考[J].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2013,02:217-218.
[3]赵青,黄炜,章喜明,陈新美,王燕菲.提高生物化学双语教学质量的探索与思考[J].基础医学教育,2015,01:69-71.
(2019年x月x日)
市卫健委:
现将我院基本概况、重点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打算做以简要汇报,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基本概况
XX市中医医院创建于xx年,现为一所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结合,集医疗、教学、科研、康复、预防、保健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中医医院。目前编制床位xx张,实际开放床位xx张,年门诊病人xx万人次,年住院病人xx万人次。现有职工xx人,其中在编职工xx人,医院设有xx个临床医技科室,xx个行政后勤科室,x个中医研究所,x个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拥有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x名,“甘肃省名中医”x名,“天水市名中医”x名,硕士生导师x名,市级领军人才x名,副主任职称以上医师xx人,其中正高级职称人员xx名,硕士研究生xx名。拥有国家级重点专科x个、省级重点专科x个、市级重点专科x个、院级特色专科x个的四级重点专科体系,xx个专科制剂品种投入临床,xx种制剂入选全省院内中药制剂调剂使用品种。
医院是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重点中医医院项目入选单位,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中医类),国家中医药文化建设试点单位,xx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及xx中医药大学、xx医学院、xx省中医学校和xx市卫校的教学医院。担负着全市及xx周边县区数百万人口的医疗、康复、预防、保健及中医人才培养等工作。是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研究重点专项H型高血压精准医学合作中心,xx省中医药公共卫生服务重大疾病中医药项目单位。
二、2018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一)医疗指标稳步增长
2018年门诊诊疗xx万余人次,较上年同期增长xx%。收治住院病人xx万人,较上年同期增长xx%。病床使用率xx%,较上年同期增长了xx%,病床周转次数xx次/月,平均住院天数xx天。中医非药物疗法诊疗xx万人次,占门诊诊疗人次的xx%;中药处方占门诊处方数的xx%,中医药“简、便、验、廉”的优势得到了更多患者的认可。
(二)科研能力进一步提升
全年共开展xx项新技术、新项目、新业务。xx篇,其中国家级xx篇,省级xx篇,出版论著x部。参与国家级科研x项、省级科研x项,通过市级鉴定科研xx项,市级待结题科研x项,省级立项科研x项,市级立项科研x项。x项新业务获国家专利。
(三)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一是我院内科综合大楼项目申报成功并正式入选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重点中医医院项目储备库。该项目XXX。争取2019年项目落地实施。
二是医院新分院建设项目正式列入全市民生项目建设规划。
三是医院被列入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中医)项目,并正式启动。XXX。项目建成后,医院将进一步加强XX区域住院医师、全科医师、研究生等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力度,全力作好规范化培训,提高区域中医临床医师队伍的能力和水平。
四是棚户区改造项目截止目前完成投资xx万元,主体工程已于x月封顶,并完成了电梯等配套设施的采购。项目建成后将盘活医院医疗用地,改善家属区职工居住条件,解决部分无房职工住房问题,同时为引进人才,拓宽医院发展潜力,推动医院稳步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深入贯彻医改政策,切实让利广大患者
加入了XX院“血液病专科联盟”、 XX院“眼科联盟”、XX省中医院“脾胃病专科联盟”、XX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优势学科联盟”和“优势学科睡眠医联体”、XX省睡眠研究会“睡眠联盟”等紧密型专科联盟。由院领导组团带队先后赴XX大学医学部和附属医院、XX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XX市中医医院、XX省中医院、XX省肿瘤医院考察学习文化建设、医院管理、学科建设和医联体协作等工作。积极组织省市名中医、硕士生导师和各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到各县区中医院开展“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查房、带教、讨论病例、授课等活动,共计义诊xxx余人,对xxxx余名基层医务工作者业务授课,同时与x个医院的xx个科室签订了紧密型专科联盟。严格执行药品“两票制”,坚持实行药品零差价,降低药占比,2018年全院药占比(除中药饮片、自制剂外)为xxx%,较上年同期下降了xxx%。取消药品加成后,药品月均直接让利xx万元。
(五)切实突出中医特色,大力发展优势专科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我院“十二五”国家中医重点专科(脑病科、内分泌科、心血管科)进行了评估调研。省卫建委和市卫计委对我院国家级重点专科培育项目心血管科和第五批、第六批省级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哮喘病专科、肛肠科进行了验收,均达到合格标准。不断完善65个优势病种的诊疗规范,全院共开展xx项中医适宜技术,实施中医护理方案2xx种xxxx例(较去年同期上升xx%),开展中医护理技术xx项xx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xx%)。针灸推拿科、儿科、肺病科、内分泌科、脾胃病科全面开展“冬病夏治”和“冬病冬治”贴敷治疗,共诊疗xx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xx%。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医院2013年完成了第三轮人事制度改革,现已6年,部分中层管理者已经退休,另外随着医院业务发展,科室部门适当增加,部分科室管理者未配备到位。
2.医院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启动实施中还面临许多矛盾和困难,需要上级部门进一步加大帮助协调和支持的力度。
3.作为三甲综合中医院,高层次人才匮乏,严重影响着医院人才梯队的构建,进而也影响着医院解决疑难危急重症技术能力的提高。同时发挥和拓展中医药特色优势还不够,发展和应用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能力还需进一步提高。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
1.深化城市公立医院改革,不断提高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推进医院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2.积极推进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重点中医医院项目、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中医)项目、棚户区改造项目、医养分院项目的实施。努力改善医院发展环境,拓展发展空间。
3.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多途径引进培养高层次人员,进一步完善人才梯队。
4.加强内涵建设,积极培育医院文化。努力营造中医药文化氛围,不断提高职工人文素养,激发全院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热情,凝心聚力,不断推进医院改革发展。
四、急需市卫健委协调解决的问题
1.加快工作进度,尽快为医院配齐中层管理者,进一步强化医院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促进医院提升服务质量。
關键词:生物信息学;教学方法;医学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7)51-0146-03
生物信息学是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启动而兴起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1-2]。它包含了生物信息的获取、处理、储存、分发、分析和解释等在内的所有方面;综合运用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学的各种工具,来阐明和理解大量数据所包含的生物学意义。目前,生物信息学在医学领域中已广泛应用于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及药学等多个学科。特别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生物信息学的作用逐步显现,越来越受到重视。近期,精准医疗概念的提出与相应模式的推进,进一步强化了运用生物信息学工具的要求。精准医疗是将临床信息、患者表型与基因蛋白谱进行整合,从而为患者量身制定精准诊断、预后及治疗策略。因此在高通量测序产生数以万计的庞大组学数据中,只有依托生物信息学技术,才能探寻基因突变、药物靶向等隐含遗传学奥秘的精确位点,进而提供可靠的个性化治疗方案。可见,生物信息学是精准医疗的核心内容之一。当前,大多数医学院校均已开设研究生生物信息学课程,但尚未将生物信息学正式列入本科生培养方案,以选修课形式开设生物信息学课程的院校也极为鲜见。医学本科生是祖国医学的未来,是临床一线最直接的储备军,面对飞速发展的生物技术和以几何级数增长的生物大数据,如果现阶段的医学本科生还不能学会如何利用和解读这些资源,这将大大阻碍临床医学的发展。综上,一方面医学领域对生物信息学方面存在旺盛的需求,另一方面大多数院校均未正式开设本科生生物信息学课程,造成生物信息学人才极度紧缺。针对这一现状,笔者近年来围绕在研的各项科研课题,选拔学有余力的优秀学生,在学校开展的各项大学生科研能力训练、创新创业项目支持下,吸收本科生进入实验室,对医学类本科生的生物信息学教学实践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培养了一些初步掌握生物信息学知识与方法的本科学生。在此对教学过程中的感想和体会做一简要总结,并对本科生生物信息学的教学模式进行了探讨。
一、在医学本科生中开展生物信息学的教学实践
(一)尊重学生的教育主体地位,实施因材施教
由于生物信息学涵盖了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等诸多学科相关知识,所以一般情况下生物信息学科研实践的开展要迟于上述各门课程。在开展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自身条件,进行分组施教。因为不同学生对相关背景知识的掌握不同,会导致他们接受相关教学内容的快慢程度不一样,因此要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开设不同等级的实践内容。此外,根据学生将来从事的工作类型导致的对生物信息学的需求不同,可有针对性地分成科研组和临床组。如有些学生将来可能主要从事科研工作,因此希望掌握较多的生物信息学知识,包括各种计算机语言的使用、编程、复杂统计软件的使用等等,这类学生学习热情比较高涨。
(二)构建多学科教师组成的教学团队,实现知识的互补与整合
由于生物信息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需要计算机学、统计学、医学生物化学、医学遗传学等相关学科的共同发展来支撑。此外,生物信息学专业知识较为前沿,而且涉及的医学研究领域较多。再加上目前生物信息学的专业教师缺少,这就限制了学科的发展。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合理组建教学团队,授课教师需要来自不同的专业,了解本专业最新的知识,教师之间相互学习沟通,将不同学科的相关知识整合起来[3],并需持续补充和学习生物信息学前沿知识,在授课内容上还要体现教师自身优势。这样不但可以在知识结构上互补,还可以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需求。
(三)围绕教师在研科研课题和学术会议,追踪医学研究前沿
生物信息学是一门快速发展的学科。近年来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以及医学技术及医疗模式都在快速更新。因此医学生生物信息学实践教学不能拘泥于原有教材。在进行基础和共性的知识教学时要利用教材。而对于前沿的知识,教师一方面要结合在研的各项科研课题引入知识点,另一方面可带学生参加一些与生物信息学相关的学术会议,让他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激发科研灵感。
(四)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激发其学习潜能
由于学生专业背景知识掌握程度差异较大,以及学生自身兴趣不同,传统的大班教学较难达到一致性的教学效果。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不同的分组方式以满足学生不同的需求。由于现阶段生物信息人才非常缺乏,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对于个别基础较强的学生,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一些更深层次的培养,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利用课余时间,合理安排一些“实战”性任务,通过实践锻炼,提升他们的专业科研素质,为当代生物信息学的发展培养特色人才。如我校2009级临床专业熊同学、2010级药学专业本科生熊同学,都对生物信息学兴趣非常浓厚,在科研实践中表现得十分出色,充分利用课余和寒暑假时间,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用perl语言成功编写出分析组学数据的一系列程序。在研究生面试时,他们扎实的生物信息学功底获得导师的青睐,并成功读取/保送了国内知名大学的研究生。
二、医学本科生生物信息学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探讨
(一)PBL教学法在案例教学中的应用
PBL(Problem-BasedLearning)教学法[4],也称作问题式学习。生物信息学是一门操作性和实验性很强的学科,要利用互联网、计算机和各种生物信息学数据处理软件来解决实际问题。目前,生物信息学已成为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工具。在实际训练中应以问题为导向,针对每个知识点尽量从实际的应用案例出发,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学习、进行交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会各种技能,如统计方法、计算机语言和软件的基本使用、编程技巧及数据库的运用等。随着生物信息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整合不同生物技术产生的数据将有利于人们发现疾病致病相关位点和药物作用靶点。在本实验室开展的PBL教学实践中,我们以代谢性疾病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对糖尿病、高胆固醇血症及肝癌等展开了疾病相关基因/位点的全基因组筛查。
(二)在教學过程中发挥优秀学生的引领作用,以点带面
由于生物信息学在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逐渐凸现,因此要求参加科研实践培训的学生人数逐年增多。而目前生物信息学专业的老师相对缺乏,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在实践教学和科研中摸索出一种新的方法,即以“导师-学生双向选择制”遴选学生进入老师课题组后,以优秀学生为中心,采用以点及面式训练。与以往的老师带学生做试验的传统模式不同,在培训中教师除作为指导老师外,还要善于在众多的学生中发现优秀的人才,并对这些有天分的学生进行精细培养,然后以这些人才为中心点,进行放大,即由一个优秀的学生指导几个后参加培训的学生,在这几个学生中再选出优秀的学生作为下一轮的指导“老师”,这种以点带面的特色实践教学模式不但能节约大量教学资源,而且将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科研潜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素质。
(三)以大学生的各类科研训练、创新创业项目为载体开展教学活动
目前,科技创新已成为发达国家保持持久竞争力的“法宝”。中国早在若干年前就确立了“科技兴国”的战略目标。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大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是21世纪高校人才培养的核心内容。国内外众多高校都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因此,将生物信息学科研训练与学校开展的各类科研创新训练计划(如大学生“挑战杯”、“创新学分”或“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等)相结合,将更加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全面锻炼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例如,文献的检索与阅读,各种组学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分析,程序的编写,实验设计和操作,科研项目书的撰写,科研论文的书写等。
(四)同步开展科技文书的写作训练,总结成果保持学生的热情
疾病的发生发展与特异基因的改变密切相关,鉴定与疾病相关的基因是医学科研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科研实践训练中,学生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通过分析处理感兴趣的数据(如基因组、转录组、单核苷酸多态性、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等),可挖掘出一些与疾病相关的内在信息,或再通过实验对分析结果加以验证。教师可鼓励学生将这些阶段性的成果进行发表,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种能力上的认可,可以增加学生的科研信心,激发他们的科研热情和动力。此外还要鼓励学生积极申请学校乃至全国性的大学生“挑战杯”等竞赛。培养学生的创新和挑战激情,以便激励他们在科研之路上能再创新高。如我校2012级本科生王同学,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进入实验室学习生物信息学分析数据,勤奋钻研,已分别于2013和2014年发表了2篇核心文章,并已成功申请到我校大学生“挑战杯”项目,在我校大学生作品“挑战杯”竞赛中获得二等奖。这些成果极大地鼓舞了同学们的科研热情。
三、本科生生物信息学科研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生物信息学在医学领域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学生意识到这门学科的重要性,都积极参与实践练习。而生物信息学实践离不开计算机这一硬件设备,同时由于生物数据量庞大,这就要求较高的计算机的配置。此外,现阶段生物信息学专业教师比较缺乏,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教学实践的开展。因此,对医学本科生开展生物信息学实践训练尚需相关资源的配套和完善。
四、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对医学本科生开展生物信息学科研实践过程中的一些感想和体会,并在多年教学实践基础上,总结出一种以科研为核心、学生为主体、训练项目为载体的科研实训教学模式。当前虽然一些医学院校已经开设了生物信息学课程,但是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上还有很多不足,尚有待进一步的摸索和改进[5-6]。此外,我们要加大硬件设施的投入,并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积极参与教学改革,整合各种教学力量,从而提高生物信息学教学质量。
致谢:感谢南昌大学医学实验教学中心汪雁老师生前对本科生生物信息学教学方面的贡献!
参考文献:
[1]Shachak A,Ophir R,Rubin E.Applying instructional design theories to bioinformatics education in microarray analysis and Primer design workshops[J].Cell Biol Educ,2005,4(3):199-206.
[2]Boyle JA.Bioinformatics i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practical examples[J].Biochem Mol Biol Educ,2004,32(4):236-238.
[3]樊代明.整合医学纵论[J].医学争鸣,2014,5(5):1-13.
[4]祝鸿程,刘浩,王迎伟,等.基础医学课程PBL教学应用的新思路[J].基础医学与临床,2011,31(12):1410-1412.
[5]冉景盛,姚启伦.生物信息学创新教学模式初探[J].生物学通报,2009,44(1):46-48.
【关键词】 开业初期问题;应对措施;具备素质
消毒供应室是集技术性、科学性、操作性为一体的综合性科室,是向医院各科室供应无菌器材的重要场所,与医院内感染的控制有密切关系,其发展越来越受到管理者的重视。分析我院开业初期供应室存在的问题,可以提高供应室的工作质量及工作效率,达到把供应室建设成为适应发展的、广大就医患者健康需求的供应室。下面来具体谈一谈供应室开业初期展中出现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1 我院供应室在开业初期存在的问题分析
1.1 层次配置不合理,我院开业初期大多数是年轻护士,他们临床经验较少,身高、学历偏低,高职称护士较少。
1.2 专业知识不扎实,外出学习机会少,与外界接触较少,缺乏自学精神,工作缺乏积极性。
1.3 自我防护意识差。供应室每天都有大量的、污染的器械需要清洗、消毒、包装,但自我意识防护观念差。
1.4 未认真学习规章制度及操作流程,工作时个别人不按制度流程进行操作,缺乏严格的自我质量监控。
2 应对措施
2.1 加强全院对供应室的重视度,充分认识供应室在医院发展中重要性,增加充足的高资质后备护理人员加入我科专业护理工作。
2.2 认真学习规章制度 ①组织管理制度:各级人员职责;物资管理制度;人员培训制度;安全管理制度等。②质量管理制度:各区域工作流程及质量标准;各项技术操作规程;职业安全防护制度;消毒隔离制度等。
2.3 护理部及科室组织专业知识讲座,积极争取外出学习与培训机会,使护士重视自己及专业,循序渐进,充分调动护士工作热情。①以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学习,增加上级领导督查次数。②创造良好氛围,互相学习、互相关心,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增强科室的凝聚力。③打造良好的专业形象:以扎实的业务素质使自己成为“专业人士”、“预防感染小专家”。
2.4 加强风险管理意识。在各个环节上严把质量关,提高风险意识,加强防范措施,为临床提供高质量的消毒灭菌物品。
2.5 提高专业护理人员素质
2.5.1 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事业观 举办相关职业素质拓展培训,通过培训来培养高度的责任心意识,爱岗敬业精神,使他们有职业荣誉感,了解专业角色的需求,建立稳定的职业心态,强化职业道德观念。
2.5.2 培养敏锐的观察力及精准的记忆力 准确掌握器械的数量,敷料的性能、用途等专业知识,消毒物品的日期及保管等管理方法。每位护士掌握好各科室的需求,保证供应。
2.5.3 培养坚强的意志力及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 工作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困难、委屈、挫折或误解、难以处理的人际关系时,做到排除干扰,约束言行;注意及训练自己肢体语言、表情语言等沟通能力,避免误解与差错。
综上所述,消毒供应室是消毒隔离质量的基础,医院对供应室工作的重视程度直接着影响供应室的工作质量。因此总结、反馈我院开业初期供应室存在问题,引起了领导层足够的重视,对我科作出必要的投入。大德在医,善行于民,我们不但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还要加强社会科学、护理相关边缘科学知识的学习,在学习中逐渐提高自身素质,提高专业水平,跟上时代的步伐,迎接新的挑战,为广大人民的健康把好关。
参考文献
[1] 郑柏湘,戴李中.供应室护理组织管理模式的调整[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05,15(4):426.
这种解读所指的是,人工智能将在未来全面介入人类生活,开启人类文明发展的又一个新时代。
人工智能的绝对优势
人工智能早就进入了医学研究(药物研发、基础研究)和临床诊疗领域,人与人工智能的竞争也不可避免,那么,人工智能会像战胜柯洁一样,优于或胜过人类医生吗?
仅从现有的情况看,人工智能有优于人类医生的地方。以癌症治疗为例,当确诊癌症后,针对不同病人的个性化治疗才会比较有效。机器学习(算法)是人工智能的一基本内容,其中,数据的输入、输出、赋值等运算可以让人工智能对某一问题进行计算分析,从而得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手段。加拿大西方大学的罗根(Peter Rogan)等人通过对基因数据的分析得出最可能的有效治疗癌症的方案,让该治疗方案变得更加个性化。
研究人员使用了一套含有40个基因的数据,这些基因可以在90%的乳腺癌中找到。在接受试验的近350名癌症病人当中,至少都会接受紫杉醇或吉西他滨其中一种化疗药物治疗。之后,研究人员让人工智能对数据展开处理并找出药物与病人基因之间存在的关系。结果显示,同时接受两种药物的治疗有效率为84%,只接受紫杉醇的有效率为82%,只接受吉西他滨的有效率则在62%到71%之间。
这就为医生提供了选择更好或最佳治疗方案的决策基础,在上述方案中,医生选择对病人同时使用紫杉醇和吉西他滨,可以达到最高的84%的治疗有效率。
也许这种人工智能软件对不同病人提供的治疗方案比其他医生的治疗有效,但是,人工智能的这种算法和分析是医生首先教会它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当超出了这40个基因的范畴,这套人工智能的算法和提供治疗的方案就有可能受到限制。
面临这样的问题,人工智能只会一筹莫展。但是,人是有巨大动力的,这种动力的来源之一是,人有强烈的情感。柯洁输给Alpha Go或感到赢不了Alpha Go会沮丧得流泪,但Alpha Go不会。正是这种差别,让具有强烈爱心的人会想出更好的方法去诊疗和战胜疾病,至少取得更好的结果。基于这种情况,Alpha Go不可能战胜医生,因为前者没有爱心,后者,尤其是病人的亲属有强烈的情感和爱心。
战胜检查数据的真情暖男
一位叫马丽砂的女性患有卵巢癌。15年间,她经历了4次手术和30多次化疗,她的丈夫张欣华相伴相依,一路保驾护航,让她的生命一直延续。这名“暖男”起到的作用不过是辅助医生,但是他却使用了特有的“理工男方式”,通过数据分析、(深度)学习和逻辑推理,获得了理想的治疗结果。这些方法正是人工智能的强项,别说使用Alpha Go,就算是一种很简单的统计和分析软件都可能超过张欣华,但是决策和疾病治疗的结果难于胜过后者。
早在2005年,定期随访复查的马丽砂发现自己的验血指标似乎有些异常,但核磁共振检查未发现问题。张欣华分析,核磁共振的原理是逐行扫描,也许因为肿瘤的位置关系,或者扫描的行与行之间的断层关系,没能发现肿瘤。但普通的B超检查原理是检测回声,是反射过来的信息,这也许能发现一些更有意义的线索。他便自作自作主张让妻子做B超检查,果然发现肿瘤复发,及时作了手术切除。
而后,张欣华对妻子的检查数据做了如下的数据分析和深度学习:对其妻的一种肿瘤标记物CA125进行数据统计,时间为横坐标,CA125为纵坐标,把2014年2月11日到2017年5月1日的CA125变化描绘成曲线图。
95%的健康成年妇女CA125的水平≤35U/ml,如果CA125的数值是该数值的两倍以上,就意味着与癌症有一定关系,而马丽砂是癌症康复者,这个数值在更高的范围(几百)才可能被医生视为与癌症复发有关。马丽砂的CA125在2016年12月达到曲线的顶点,也只是73.5,没有达到医生认为的与癌症复发相关的数值。但张欣华比较了其妻2014年和2016年的两个高点,正好对应其在这两个时期的大手术,当时的数值与73.5相差无几。因此,张欣华认为情况不好,便带妻再到医院检查,发现肿瘤又复发了,又及时进行了手术,马丽砂CA125的曲线很快回归低位。
此次Alpha Go战胜柯洁,研究人员称是Alpha Go采用了能自行学习的人工神经网络技术,但也有专业人员认为如果仅仅是人工神经网络技术,不可能让Alpha Go达到如此强大的能力,实际情况是Alpha Go的核心――记忆增强技术得到更大增强,通过其海量的存储能力,不断将外部的数据输入存储器,更新数据结构,并分析数据,然后重新输出数据,给出相应的博弈策略。
但就算使用Alpha Go战胜柯洁采用的人工神经网络技术为马丽砂诊断,由于CA125数据正常,以及核磁共振成像检查正常,恐怕就连有经验的医生也会忽略患者的变化而不会让其再进一步检查,更不用说Alpha Go,仅靠数据分析判断,一定会把马丽砂归为正常情况。而患者的丈夫张欣华怀着对妻子无限的真情,用自己特有的计算方法判断妻子的病情,挽救了妻子的生命。这不能不说是人工智能输给人类大脑的佐证。
美国父子超越常规的精准医疗
说到底,这又是一种人工智能难以掌握的技能――精准医疗。因为人工智能的大数据和分析,以及深度学习只能对一般性的情况进行分析判断,不会对每种情况进行具体的个性化的分析和诊治。在进行精准医疗时,医生也未必会对每个病人做到个性化的诊治,而是千人一药、万人一刀地进行治疗。但只有对亲人倾注了深厚爱心的人才会对病人的具体情况进行辨别,以寻求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精准医疗。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家迪米特里斯・伯特西马斯教授的父亲在2007年诊断患有非转移性胃癌,已经无法手术,唯一的治疗方案是化疗。为了让父亲尽可能延长生命和提高生活质量,伯特西马斯研究了全美五大医院的常规化疗方案并惊讶地发现,每家医院使用的化疗方法都不同。
数学家的天性让其产生了一个想法,对医院的临床试验数据进行计算,以确定哪一种方法能产生更好的效果。他画了一张简单的图,横坐标代表药物毒性,纵坐标代表患者的生存率。根据这一曲线,伯特西马斯选取了一个他认为的最优策略对其父亲治疗。结果他的父亲在确诊胃癌后存活了2年,比医生的预期翻了一番。
人工智能难以逾越的“先天不足”
伯特西马斯和张欣华这样的精准医疗既不是人工智能能够做到的,也不是一般医生能做到的,因为不同的医生就有不同的对疾病的诊治和看法,以及选用自认为正确的和效果好的疗法,即便是人工智能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技术自主学习,也不可能像伯特西马斯和张欣华那样对亲人进行个性化的诊治。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并不神秘,人人可用,而且根本就达不到人的自我学习和分析能力。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没有情感,不会因为对亲人的爱而多一分责任、多一分细心、多一分分析、多一分比较,从而选择最有利于亲人的诊治方案。
显然,预测人工智能未来会在其他方面战胜人和统治人类社会,需要让它先要有情感。但是,人工智能不是生物,它会有七情六欲吗?退一步说,能把爱心输进去吗?
以此来看,人工智能“先天不足”,或许只有理性,那它靠什么与人做全方位的博弈?所以,不必过多担心人工智能会战胜人类,而是全身心享受我们作为人类所拥有的美好情感吧!
〔关键词〕医学生;职业精神;课程思政;工匠精神
课程思政对医学生职业素质的影响越来越引起学界的重视,在疫情防控的当下,更需要将思政元素纳入医学专业课程,以助于对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养成。
1医学生职业精神养成的现实挑战
职业精神作为一种深层价值引领,与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具备职业特征的精神、操守、能力和自觉,赋予个体职业理念和职业追求,是形成自身行为自律规范的基石。医学生职业精神是实践行为的内在指引者,但是目前我国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养成存在诸多困境与挑战。1.1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养成需要价值重塑。职业精神是认知的反映和体现,是能力的自觉表达,也是现实必要性、合理性的统一,是学理依据和具体范畴的综合。所以,医学生职业精神本质上是一个观念价值体系,是医学生价值观念的精辟概括和高度浓缩,是医学生对医学的职业认识、职业情感、职业意志和价值指导的践行准则。在社会功利化和公平性诉求的当下,医学生职业精神需要自我规范标准和价值重塑。医学生职业精神是一种非外在强制的规范,是自愿接受的内容,因为它主要依靠的是自身的价值体系、思维观念和职业情感,而不是外在的权利强制。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形成是为了控制自身的活动,称为自控或内控,将各种要求和规范内化为自身的价值体系。此外职业精神作为价值尺度,可以判断职业活动是否合理[1]。1.2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养成需要鲜活表达。目前,我国医学生职业精神在培养过程中缺乏理论根基和内涵建设,对于课程建设缺乏统一标准。例如,医学职业精神是如何养成的,中国传统的工匠精神是如何形成的,中国特色的公益性医学职业精神的典型性体现在何处,以及实现方式的具体路径探索、方法载体、过程规律如何展开?医学职业精神要如何处理好公平与公益、显性与隐性、他律与自律的关系?这些本质内涵,无处释疑,无从解答。基于医学职业精神的构成要素,需要阐述医学职业精神在医学课程中的表现,但目前这种润物无声的形式极少。通过沉浸式和体验感来诠释医学职业素养,至今还缺乏行之有效的鲜活表达。1.3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养成需要培育承载。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是涉及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作风、职业目标信仰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教育,通常受到社会、医疗、学校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在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过程中,就需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重要载体的作用。虽然第一课堂在知识传授中占据最有利的优势,但仍存在案例陈旧、形式单一等现象:在课程设置上,医学职业精神教育课程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课程建设重视不足;在教学内容上,存在机械性的职业精神植入较多,人文式的潜移默化较少,针对医学生特点的授课不足。在课堂形式上,教学相长的互动式不多,循规蹈矩的说教式为主,提高积极性的举措不足;在评价方式上,量化的测试居多,开放式的讨论不足。
2影响医学生职业精神养成的原因
医学生职业精神养成的各类需要表征在:师资力量的不足、师资水平的聚焦,医学教育的定式、医学学制的贯通,以及课程设置的选定、教学方式的单一等方面。影响医学生职业精神养成的原因主要与医学师资职业精神的内化、课程设置的显性表达与隐性嵌入的割裂、医学教育一体化建设的布局有显著相关性。2.1师资力量缺乏内生动力。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内生动力需要准确把握知识教育、技能教育、思想教育之间的关系,把医学史观、政治认同、公民健康的大格局内化为医学职业教育的文化自觉及医疗岗位对人类健康所承担的社会道义。教师在塑造医学生职业精神时缺乏教学目标、教学动力不足,针对性不强。从事基础研究的教师参与专业授课时,更多在于知识垒砌和建构;从事临床工作的医生参与专业授课时,又很少谈及职业精神的理念。总体而言,存在精准施教的师资短板。2.2课程设置的显性表达与隐性嵌入的割裂。目前医学课程设置中职业精神的养成,所使用的观点和提出的目标笼统模糊,统一性和规范性的缺失,使育人在岗位胜任力和职业精神养成方面流于表面。医学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的割裂,使职业精神教育成为专业课的附属。在具体设置中,往往忽略了学生的参与,在情感上缺乏同理心体验就无法真正做到以情动人,以情感人,以情化人。医学选修课普遍未开设医学哲学、叙事医学、医学人类学等课程,其内核是将医学与职业精神结合的机械化。2.3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缺乏有效贯通。医学职业精神的培育模式不是技术教育的“教-练”模式,亦不是知识教育的“教-学”模式,而是人格养成的“化-育”模式,其价值养成不全是物理过程,而是生物过程(职业神圣与信仰的萌生、发育)。医学学制的分段化,本科、长学制、研究生、规培生的差异性,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造成全过程的职业精神养成缺乏标准化和统一性。医学院校在“大教育”工作格局中缺乏维度联动,在“大思政”管理中的缺失多措并举,在“一体化“建设中缺乏有机衔接。
3医学生职业精神养成的路径优化
秉持“全面、立体、创新”的医学教育理念,要着重强调从“他者”意识中审视,要培养医学情怀,共情体验、实践经验,常常比单纯的理论教学影响更深远。3.1通过精准实践教育优化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养成路径。医学职业精神教育有着自身的特征,譬如优先意识:职业精神培育先于知识、技能教育;潜水意识:伦理与人文不是孤立的道德说教,而是无声地伴生、融会于专业教育与成长过程中;知易行难:职业精神播种容易发育难,苏醒容易清醒难,知识宣导容易,行为坚守难。实践教学、实训内化的教育明显偏少,尤其是医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学校、实习单位基本没有开展有针对性、系统性的实践教育。除了要考虑教学计划内的传统医学专业课程的教授,还要考虑来自校内外更广、更多元层次的影响。3.2通过序贯制建设内化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养成路径。在“医教协同”背景下,需要促进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有效贯通,开创全域育人工作新格局: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的有关举措、落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2],注重在专业课程教育中充分融入职业精神教育,在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过程中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纵横、上下、左右、前后”的多维度协同效果。“纵”在于贯通医学长学制教育,“横”在于整合资源;“上”通过顶层设计完善“整合式教学改革”,“下”通过具体实施推动激励计划的开展;“左右”保证相关职能部门间的合作、医教研管各方面。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与品格培养平台、素质拓展与能力发展平台、成长服务与事务管理平台。需要序贯制打通分段模式,使医学生职业精神一以贯之,使养成路径通畅。3.3通过沉浸式隐性渗透课程思政优化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养成路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属性,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受教育者在适应与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和促进全面发展的过程[3]。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是同向同行的定位。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本质内涵都是立德树人,但思政课程是显性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论的主要传播渠道;而课程思政是一种隐性教育,其依靠课程的价值内涵,在专业知识传播中实现思政教育的价值[4]。医学院校及附属医院在医学生思政教育中要形成“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双向贯通”和“思政实践与实践思政双向贯通”局面,有利于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助于大医精神的养成,有助于明确医学发展的价值标尺。医学课程思政是新形势下“课程育人”的强烈化表达,是对当前教育中面临的紧迫问题的积极回应[5]。要积极探索医学专业课程实现育人功能的途径和艺术,使医学专业课程真正担负起思想政治教育职能的过程中,让医学课程思政活了起来、扎下根来、长出花来。
4医学生职业精神养成的守正创新
医学在形式上是一门专业,强调自治、自律、技术胜任力;同时,医学在本质上是一门人学,培养的既要是“横向型”的通才,又要是“纵向型”的专才。医学生专业精神的产生不是以医生职业的出现为背景的,而是以医学的不断发展并最终形成专业为前提的;而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养成也不完全以医学的专业化为基础,而是在医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达成的道德契约以及构建的价值稳态和固化形成的行为方式。4.1职业能力精进中全人教育的属性。医学发展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科技创新,二是学科交叉。医学生其养成须学得真学问、真本领,悟得真担当、真使命。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开篇“大医精诚”,论述了有关医德的两个问题:第一是精,亦即要求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习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第二是诚,亦即要求医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隆米勒总结了“全人”的六个基本要素:智能、情感、身体、社会、审美、精神,其中精神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古今中外,医学生培养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其特殊性显示出医学职业能力的精进实践理念与医学职业精神的全人教育思想的统一。全人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医学专才成为完整意义的“全人”,能洞察学科间相互联系的人,为文理兼通、视野开阔、具有职业素养的“完人”。并以期增加学习趣味和情感认同,提升职业素养。4.2医学课程思政中价值导向的嵌入。医学“课程思政”中的课程,不是简单理解为一课堂的教学,也包含实验教学、教学实践活动以及课堂之外任课教师所从事的与教学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医学专业课充分发掘专业课中的价值元素,深入扩展思政教育的载体,深挖医学专业课程的职业精神作用。将课堂思政课、情境思政课、朋辈思政课、舞台思政课融会贯通,擦亮学生医学初心底色[6]。改进思政课程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提升职业精神养成的感染力与亲和力。在医学课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医学教育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有利于扭转思想政治教育与医学专业教学“两张皮”、无法有效形成育人合力的现象,打通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思想政治“两个精神世界”,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医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教书与育人的统一,形成每门课程、每个教师都承担育人责任的思政大格局,更好实现医学人才培养目标。4.3后疫情时代中的自律自觉实践。2020年肺炎疫情中的感人故事激励、鼓舞着无数医学生投身于医学事业的伟大征程中。凝聚社会共识,医学实践中应更加强调医疗体系和职业精神的高度融合,在注重岗位胜任力的培养外,养成医学生的职业精神。加快推进均质化、精英化和复合型培养进程。医学生的职业精神的养成需要课堂教育与实践操作并重,因此在课程思政方面更要探索如何在临床操作实践中加强教育。同时需要医学生自身的自律与自觉,解析医学课程思政的空间坐标,即历史地平线的变化逻辑与后疫情时代的发展逻辑,抽象概括课程思政嵌入价值导向的理论问题新域。
〔参考文献〕
[1]李锋清.文化自信视域下医学生职业精神培养的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8,31(5):647-649.
[2]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2018-09-10)[2020-05-02].
[3]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4.
[4]杨春燕,尹梅,徐文轩,等.“课程思政”视域下医学人文学科群的课程设计[J].中国医学伦理学,2020,33(3):381-384.
[5]高德毅,宗爱东.课程思政:有效发挥课堂育人主渠道作用的必然选择[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1):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