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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浙江省;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前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速度稳步提升,呈现出外贸出口规模大,速度快,商品结构优化,出口市场日趋多元化等特点。一个具备民营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市场格局在浙江省逐步形成。当下,浙江对外贸易发展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沿海地带区位优势得以彰显。因此,进一步研究浙江省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概述
1.对外贸易概述。对外贸易也被称为进出口贸易,相关学者对其准确定义为:具有独立关税制度国家之间展开商品交换的过程。对外贸易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形式,狭义对外贸易一般是指某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有形商品进出口贸易,而广义对外贸易则包括有形和无形在内。其中,无形对外贸易又可细化为类似保险运输等服务性经济活动的直接性商品相关贸易,与类似劳务输出,侨汇等间接联系的对外经济活动两种。进口和出口是对外贸易的两种主要形式,运进商品或劳务的称为进口,运出的则是出口。从本质上讲,对外贸易经济活动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并受生产力水平制约,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2.经济增长概述。国家国民产量或GDP扩展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典型表述,是一种随着生产可能性拓展而随时间变化的结果。某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是它向人们提供商品能力上升的过程,基于技术和该区域意识形态调整,人均产量增加是经济增长的提出表现点。所以,国家在进行统计过程中常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人均产值增加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数据,笔者基于此衡量思路对浙江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情况做具体论述。
三、浙江省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发展状况
1.浙江省经济增长的总量特征。浙江省自改革开放后,其发展轨迹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浙江特色,符合该省这个阶段的实际发展情况。全省经济长期处于快速发展状态,并长期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和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省份之一。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显示:1978年浙江省DGP为123.72,而到2009年达到22990.35亿元,相较于1978年翻了186倍之多,浙江省GDP占全国GDP总值从1978年的3.39%上升为2009年的6.70%。具体数据如下表1所示:
表1 浙江省 1986年-2009年的GDP年增长率
2.浙江省对外贸易的总量特征 。浙江省不仅经济增长量飞速提升,对外贸易也取得很大发展。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显示:浙江省1986年进出口数量为6.96亿元,2009年为3738.23亿元,同比上涨537倍,出口总量从1986年37.68亿元上升到2009年9085.93亿元,同比上涨241倍。该省仅用二十四年就取得如此发展成就,进出口贸易在推动该省经济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其中,浙江省1986年-2009年进口具体数据如下表2所示:
表2 浙江省 1986年-2009年进口额情况
四、对外贸易对浙江省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1.对经济时间序列变量平稳性的检验
(1)时间序列平稳过程
时间序列yt(t=1,2),y为随机变量,其中y为一随机变量,当yt 满足以下条件时则表示该时间序列为平稳过程。首先是无论何时t,t=1,2, yt的期望值为常数:
yt(t=1,2)的协方差cov(yi,yj),和随机变量yi,yj在过程中的间隔i-j互相管理,和具置无关联,即:
(2)平稳性检验方法
对于时间序列yt(t=1,2),若 平稳过程,则:
该时间序列就是单位根过程,单位根过程经过一阶差分为平稳过程,也就是:
所以,时间序列yt就是一阶单整序列,表示为I(l),常态情况下,如非平稳时间序列经d次差分后平稳,则d就是阶单整序列,表示为I(d),此时的d就是单整阶数,是序列包含的单位根个数。
ADF是变量平稳性检验中最常见的方法,具体步骤为根据经济变量的本质去选定检验方程,ADF的检验事先假定变量序列为 I(d),并提出相应假设 最后设定T的统计量为:
Se就是对应标准差,接着进行显著性检验。相对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上述T实际值>ADF临界值不能拒绝原假设,变量序列的单位根具有非平稳性。反之则原假设被否认,序列变量呈现平稳发展状态。
2.指标选取和数据处理 。笔者采用进出口额度进行对外贸易分析,通过地方GDP的产值来展示该区经济增长的具体情况。其中,M表示进口数, X表示出口数,G表示GDP数。样本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采集为1989年-2009年度数据,其中,GDP数值由当年中美汇率换算而来(1989年:3.8;1990年:5.2;1991年:5.4;1992年:5.7;1993年:5.81;1994年:8.6;1995年:8.4;1996年~2004年均为8.28;2005年:8.07;2006年:8.07;2007年:7.817;2008年:7.30;2009年:6.83),具体浙江省该阶段的进出口和GDP数值如下表3所示:
表3 1989年-2009年浙江省进出口、GDP数据集(万美元)
以上数据为保证彼此之间的可比性和更好的消除序列之间的异方差,对变量采取自然对数为LnM, LnX,LnG,对应的一次差分序列为dLnM, dLnX,dLnG。以下分别是对LnG,LnX,LnM三数据进行基本的统计分析后得到的图示,详见如下:
图1 LnG数据统计分析图
图2 LnG数据统计分析图
图3 LnX数据统计分析图
根据图1、图2、图3可知:Jarque-Bera值大于Probability值,序列分布与正态分布存在差异性较小,为进一步宝藏序列数据平稳,采用ADF单位根检验对模型数据序列的平稳检验。LnG、LnX、LnM三者ADF检验值在未差分前都比5%临界值大,属于不平稳范畴。这三者一阶差分序列在百分之五的显著性水平下显示不平稳状态,二阶差分后ADF检验值比百分之五小,当三者同阶稳定时可变量进行类似于协整的深入分析,以更好检验变量之间存在的关系。
为进一步保证序列平稳性,笔者对个数据进行单位根基岩,通过ADF对模型数据序列平稳性做出的结果鉴定如下表4所示:
注:C,T为常数项和趋势项,N指除C,T外,L指滞后阶数,并根据AIC定阶准则和DW值综合(接近2)对比选用,通过EVIEWS6.0确定最小AIC(L)值和滞后阶数。
由上表可得知:LnG、LnX、LnM这三者的ADF检验值在未差分前分别大于5%的临界值,是不平稳的。同理,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下也是不平稳的,经过二阶差分后, 它们的ADF检验值分别都小于5%的临界值,即它们的二阶差分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所以这些变量都是二阶单整序列,在这三者同阶稳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检验其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3.实证结果分析。笔者通过对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研究可知:进出口与经济增长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也因为其内部存在的这种均衡关系为笔者提供了分析依据,从长远发展来说:浙江省出口比进口对GDP贡献值大,进口对GDP有时会出现反作用,这也是基于浙江省以出口导向经济为主,依靠出口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得出的结果。
五、浙江省对外贸易的政策建议
通过综合国内外实证研究,并在结合浙江省贯彻社会主义经济科学发展观基础上,把改革重点放在竞争模式,增长方式及促进发展模式上。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基于效益型转化,竞争模式从廉价竞争向综合竞争转化,促进发展上从量变到质变,从出口为主向进出口双向发展转化。笔者基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并综合以上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以下改革策略以更好推动浙江省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
1.调整进口策略。实证分析证明: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太显著。所以,对进口方式进行调整是促使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大力鼓励先进设备或技术进口,对世界一流创新成果和紧缺资源准确把握和引进。对于科技含量较低的产品进口要进行适当限制,从而促使浙江省的经济增长方式摆脱粗放型模式,逐步向集约型的产业结构靠拢。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不仅可有效促使劳动生产率增长。而且推动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出口增幅上涨,达到进口影响出口以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2.改善出口产品结构。造成浙江省区域国际竞争力相对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产品结构不合理,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产品是浙江省出口商品的主要构成部分,以上实证研究曾表明出口对浙江省经济增长有明显拉动作用。因此,从根本上改革浙江省出口产品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具体策略如下:
首先要彻底贯彻科教兴贸的政府工作战略,从而加快企业改革步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出口产业技术的革新。出口商品得到优化可有效实现产业向资本密集型过渡,出口产品实现高科技和高资本含量,出口贸易以此为基点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其次要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作用,只有从根本上改善高新技术产业在浙江省中所占的比重,才可引领更多高新技术产品向国际市场迈进。例如通过加强电子信息,高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率先改革,使浙江省产业发展拥有一定核心竞争力。
最后要加强多元化主体出口培育力度和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让对外贸易企业重组过程含有更多实力派民营企业或私人资本成分,加强国有对外贸易改革进程。基于贸易主体多元化基础扩大对外贸易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族群,以扩大出口企业主体的方式来促进出口和社会经济上升。
3.充分利用外资,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对于外资投向企业要进行约束和调整,加大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优化升级,加大外资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和教育产业的投资,综合区位因素进行全省引资策略规划,采用转让经营权,兼并重组等措施吸引外来投资商关注,突破传统以投资商数量为准的衡量标准。数量带动质量,逐步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转移等效应推动浙江经济持续发展。
六、结语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速度稳步提升,呈现出外贸出口规模大,速度快,商品结构优化,出口市场日趋多元化等特点。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国际贸易自由化趋势加强,对外贸易在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中作用越发凸显。据相关资料调查显示:浙江省目前已与230多个国家建立直接经济贸易关系,一个具备民营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市场格局逐步形成。当下,浙江对外贸易发展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沿海地带区位优势得以彰显,对外贸易呈快速增长态势,但新形势下如何以浙江省外贸发展战略为切入点,带动我国其它省份外贸发展,并为其产业调整提供可鉴经验仍需我们相关从业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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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外贸依存度;现状;对应策略;影响
中图分类号:F752.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6-0095-03
1 我国外贸依存度的国际比较
经济学理论认为, 对于中小国家来讲, 一方面由于资源总量限制和为了实现规模经济, 有必要把资源集中起来, 用于少数行业或产品生产, 因而不具备建立门类齐全的国民生产体系的条件; 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对单一产品的需求有限, 本国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无法完全在国内实现销售, 结果是, 中小国家大多走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 即通过产品和原材料的大进大出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国民收入最大化。因此, 中小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往往较高。而对于后起大国来讲, 由于其一般具有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 且人口多,潜在国内市场容量大, 故能在工业化过程中比较容易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并能在许多行业达到规模经济。因此, 后起大国没有必要, 也不应该像小国那样完全依赖对外贸易来解决大部分产品的出路问题, 一般应该通过内向型发展战略来实现经济腾飞。无论从理论上抑或从经验上来推论,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和经济大国, 外贸依存度理应较低才是。然而, 从上面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在不断地上升, 尤其是加入WTO之后, 中国的对外贸易呈现出了小国经济才有的特征。
从横向比较来看,以2004年为例,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大国中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了。如上表所示,2004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5.6%),而且远高于美国(20.1%)、日本(22.1%)。从印度、俄罗斯、巴西和中国比较来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依然是最高的。俄罗斯由于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出口依存度相对较高31.5%,但进口依存度只有16.5%),其外贸依存度相对较高(48%),但也大大低于中国的70%;印度和巴西的外贸依存度则更低,都是25%左右。外贸依存度超过100%的国家都是小国,如马来西亚、泰国和荷兰等。除此以外,只有一个中等国家的外贸依存度(韩国70.4%)达到了与中国齐平的水平。如果拿2000年与2004年之间(中国入世前后)世界各主要国家外贸依存度的变化情况对比来看,除了中国、日本和巴西之外,其他国家的外贸依存度都是下降的。世界总计下降4.3%,其中不少国家的外贸依存度下降达到两位数。列表国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马来西亚,降幅为32.1%,随后是加拿大、英国和俄罗斯,分别下降25.5%、20.3%和20.1%。与此相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上升幅度最大,4年间上升了25.8%。巴西和日本的外贸依存度上升也分别只有3.9%和1.9%。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一直在不断的增高,已经远远超过合理的外贸依存度的百分比。这是必须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2 高外贸依存度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受世界经济影响的风险也在逐步变大。如果一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不易正确把握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主动权,容易导致过度保护政策或过度开放政策,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充分利用外贸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达到风险最小化、利益最大化、贸易结构最优化和贸易主体合理化,既要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又要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和国内经济的协调发展。
同时,2008是对世界经济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和冲击。我国在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的情况下,全球的经济不景气对我国的外贸造成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2.1 影响国家经济安全
国家经济安全就是一国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不能受到伤害。由于我国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外部需求的波动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中不得不面对的风险。世界经济发生的剧烈变动,对于对国外需求依赖程度不断增强的我国经济将有难以预测的冲击。由于我国对高科技产品的进口依存度很高,当世界经济发生较大波动时,中国将在经济、科技等方面遭受损失。由于我国对某些重要商品的进口的市场较集中,一旦因为政治或其他原因引起特定出口国禁止对我国的出口,引起的损失将不可估量。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上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粗放型占主要地位,能源的消耗超出我国的可产出量,导致我国不得不进口能源、原材料等。如果世界经济发生较大波动,中国经济必将受到影响。尤其是当前中国进出口主要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动荡或蓄意作梗,我们将不能有效防范风险。例如,近几年我国原油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2006年进口的原油占国内原油消费总量的45%,这些进口石油的一半以上来自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大约4/5的海上石油运输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所使用的船只大部分租用国外油轮,一旦在此受阻,我国的石油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
2.2 不利于我国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劳动力市场的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贸结构有了明显的优化。初级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不断上升,制成品占出口产品比重已提高到了91.2%。但是在工业制成品中,中国出口竞争力高的产品依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格局依然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弱。中国外贸除了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外,其他要素密集型产品的贸易基本上都是逆差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不仅弥补了这一逆差,还使中国外贸总体上出现顺差。由此可见,尽管中国近年来产业结构有了一定的提高,外贸商品结构出现了优化,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有了突破,但从总体上讲,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仍然只有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低附加值行业的不断扩容不利于我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增加了实现提高外贸竞争优势目标的难度。在我国出口产品中占较大比重的有纺织服装、鞋类、玩具之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行业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使我国劳动力市场极容易受到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造成劳动力市场的波动
2.3 增加了我国出口的贸易摩擦
由于我国出口的特点是市场狭小集中、产品结构单一,使得主要贸易伙伴国内的经济发展情况会直接影响到我国对该国的外贸出口。在我国的主要出口对象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不但其经济的繁荣与否对我国的出口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其对整个世界经济的负面作用也将间接地影响到我国对其他国家的进出口。美国从2000年稳居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我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由1997年的5.4%上升到2003年的8.95%。也正是如此高的对美贸易依存度,成为近年来中美之间不断发生各种形式的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目前,除了传统的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数量的平稳增长外,其他贸易救济措施如保障措施等和贸易壁垒措施调查如技术壁垒调查等也被主要的目标出口国频繁使用,作为抵制中国产品的手段。从1979年至今,我国出口共遭遇国外反倾销调查420多次,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随着我国出口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出口遭遇国外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明显增多,给我国出口持续发展带来重大威胁。
2.4 恶化贸易条件
我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一般来说,前者的供求价格弹性比较高,后者的供求价格弹性比较低。这种供求价格弹性的不对称导致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方面,我国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依赖程度大于其他国家对我国的供给依赖。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大量进口的能源和各种资源性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比较低,也就是说,无论国际市场的价格发生哪些变化,我国的进口需求都将保持一定的增长,且我国是一个大国,一旦大量进口,还会引起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涨,这不仅会加剧我国对海外能源等产品的依赖,而且还会恶化贸易条件,降低我国的经济福利。
3 高外贸依存度下我国的应对策略和措施
从理论上讲,外贸依存度反映了一国参与国际经济的广度和深度。而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利用国内外不同资源和市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尽管国际上对于外贸依存度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但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基本情况出发,应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为此,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3.1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现阶段,我国的产业结构仍然不合理,长期忽视现代服务业发展,使我国在金融、商贸等现代服务贸易发展滞后。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比重仅为1/3略多一点,而发达国家都在70%以上。由于我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较低,这也构成了我国外贸依存度高位攀升的原因。我国应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提高其在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中的比重。这样可以把一部分过剩的劳动力和资金吸引到发展服务贸易上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增加利润的来源渠道,降低由于加工贸易造成的高依存度,从而降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同时也可以提升服务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增加分子的比重,达到降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的目的。
3.2 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截至2004年底,我国加工贸易出口总值5103.8亿美元,占到全国出口总值的52.67%。但是我国加工贸易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大进大出,即原料从国际上进来,产品从国内出去。由于这种模式的加工贸易迅速扩张,使得我国的外贸依存度随之迅速上升。由于国内加工企业只是进行简单的加工装配,加工贸易中国产原料、零部件使用率低,使得加工贸易在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没有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我国的产业结构也没有因为加工贸易的发展而得到升级和进步。一旦我国失去人力资源优势,外贸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政府在制定发展加工贸易政策时,应当从对本国产业的带动作用出发,减小加工贸易带来的负外部性,促进加工贸易由简单的加工装配逐步转向采购、加工制造、分销服务、售后服务、研发、信息咨询等升级。通过加工贸易促进、拉动内需的扩大,使得加工贸易成为连接国内产业链和国际产业链的纽带。
3.3 优化进出口的商品结构
我国在出口产品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如鞋、成衣、玩具等,这类产品的对特定市场依赖大,受其影响和制约较大。我们应当推进外贸市场的多元化和出口商品结构的多元化战略,从而降低对特定贸易伙伴和特定进出口商品的依赖程度,保证国家经济稳定。由于我国经济在以往的高速增长中未转变“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我国的自然资源现在处于相对贫乏的状态,很多矿产资源是从几个矿产资源出口国进口的,因此对外界环境依赖程度高。同时,我国又将大量的资源性产品用以出口创汇,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我国的很多珍贵的生产原料外流。所以,在提倡节能、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同时,有必要控制自然资源的出口,从而减小外贸依存度。
3.4 加快科技投入,发展高科技产业
受国内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出口产品占优势的只有劳动密集型产品,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很少。同时,在我国进口的产品中占主要地位的是高科技产品,而高科技产品的价格很高,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加快科技投入,发展高科技产业,一方面减少了对国外高科技的进口依赖,另一方面可以创建自己的世界品牌,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主动优势。对于我国依赖进口的原料、原材料,比如石油等,更应该加大科技投入,早日研究出其替代品,减少进口,避免受制于人现象产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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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贸易;经济增长;Granger检验;脉冲响应;方差分解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01-00-02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提高,对外贸易无论是总额还是增长率都呈现出顺经济周期变化的态势。201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29727.6亿美元,同比增长34.7%。其中,出口15779.3亿美元,增长31.3%;进口13948.3亿美元,增长38.7%。而2010年我国的GDP达到6.27万亿美元,是1978年的110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显然,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如何准确、客观地评价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一直以来都是许多学者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论证的重要课题之一。而当前随着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深入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应对这些因素给我国对外贸易造成的影响,并根据发展环境的变化制定新的对外贸易政策,稳定经济增长就成为当前我们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基于以上的理论背景和实践发展的需要,认清现阶段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对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确地发挥对外贸易的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时这也有利于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特点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有利于实现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十二五”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的重要课题。因此,结合现阶段我国特殊的外贸发展环境研究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找出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今后的方向,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
二、定义变量与数据描述
在变量的选取上,本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度量全国的经济增长水平,同时考虑到我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用进口总额(M)和出口总额(X)来度量对外贸易发展水平。
本文采用的数据为1978—2010年中国年度数据,所有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对数据进行以下两方面的处理:第一,因GDP和进出口数额受价格因素影响较大,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用GDP平减指数(1978=100)对所用数据进行平减和修正,以此来消除价格因素对各变量的影响。第二,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避免因数据变化带来的剧烈波动,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变换后的变量用LGDP、LX、LM表示。
本文进行实证分析所用的计量软件为Eviews7.0。
三、我国对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在建立时间序列的计量模型时,要求采用的数据必须具有平稳性,即残差不具有时间趋势,不然就会导致“伪回归”。本文采用ADF方法对LGDP、LX和LM进行单位根检验,同时依据各变量检验方程中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的系数显著性来判断方程设定的合理性,滞后阶数的选择是基于赤池信息准则确定,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12检验类型(c,t,d)12ADF统计量12临界值(5%)12伴随概率P12结论12LGDP12(0,0,1)123.1112-1.95120.999112不平稳12D(LGDP)12(c,0,1)12-3.8312-2.96120.006812平稳12LX 12(c,0,0)12-1.6812-2.95120.429912不平稳12D(LX)12(c,0,0)12-5.5112-2.96120.000112平稳12LM 12(c,t,0)12-2.8812-3.56120.181512不平稳12D(LM)12(c,0,0)12-4.1812-2.96120.002712平稳注:(c,t,d)分别代表所检验的方程中含有截距,时间趋势及滞后阶数; D(X)表示X的一阶差分。
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GDP、LX、LM是非平稳序列,而其一阶差分序列是都是平稳的,记为I(1)。
(二)VAR模型的建立与Johansen协整检验
为了进行后面一系列实证分析,必须首先构建VAR模型。根据赤池信息准则,同时考虑到样本容量问题来进行VAR模型滞后阶数的选择,经检验最佳滞后期为3。在VAR模型的基础上,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对变量进行检验,以判别三者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通过对初始数据的形态分析,确定协整方程中无截距项,但有趋势项,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进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在5%的显著水平上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标准化后的协整方程为:LGDP = 0.24LX + 0.13LM + 0.88trend+μ
由协整方程可以看出,进出口的发展从长期来看对国内生产总值均有着正向的影响,说明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可见,改革开放30 年来,进口和出口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只是出口的作用更大,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显著的“外贸驱动”迹象。
(三)Granger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只是证明了GDP、出口和进口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本文选取多个不同的滞后期对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出口是GDP的Granger原因;而GDP不是出口的Granger原因。第二,进口在前7期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从第8期开始才是GDP的Granger原因,这表明进口要经过一定时期的转化才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GDP总体看来是进口的Granger原因。第三,进口是出口的Granger原因,而出口不是进口的Granger原因,这表明出口与进口之间存在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
(四)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更具体的展现Granger因果关系的过程,以及更为形象地说明GDP、出口和进口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下面将利用基于VAR 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它们的动态特征。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冲击对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它能够形象地刻画出变量之间动态交互作用及其效应的路径变化。图1、图2和图3均是基于VAR(3)模型采用正交化方法和Cholesk分解技术模拟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图中的横轴表示新息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单位:年),纵轴表示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实线为脉冲响应函数的计算值,两侧的虚线为脉冲响应函数值正负两倍标准差的偏离带,在模型中将新息冲击作用的滞后期设定为10 年。
图1GDP对出口和进口一单位标准差冲击的响应路径由图1可见,GDP对来自出口的新息冲击,从第1年开始就呈现出正向效应,随后逐步增强,到第4年时正效应达到最大值,之后显现出缓慢衰减的趋势,在第8年之后这种正向效应开始变得平稳,这说明出口的变动在短期内对GDP可以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长期来看,这种推动作用便得平稳且影响时间持久。而GDP对来自进口的新息冲击,在开始的2年多内体现为微弱的负向效应,第3年后变为正向效应,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正向效应缓慢平稳增长,在第10年达到最大值。总的来说,进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出口的促进作用大于进口的促进作用。
图2出口和进口对GDP一单位标准差冲击的响应路径由图2可知,出口对来自GDP的新息冲击,一直呈现出正向效应,但这种作用较小,成波动变化的态势。而进口对来自GDP的新息冲击,在前2年的正向作用表现的很明显,在第2年以后这种正向作用会下降,从第5年开始的1年多时间内呈现出负向效应,在此以后又变为正向效应并缓慢上升,最后变得稳定。因此, GDP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但对进口有显著的影响,是影响进口的重要因素。
图3出口和进口对彼此一单位标准差冲击的响应路径图3显示,出口对来自进口的新息冲击一直呈现出正向效应,在第3年达到最大值后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进口对来自出口的新息冲击在第6年之前呈现出微弱的正向效应,此后出口对进口几乎无影响。结合前面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认为出口没有带来进口的显著增长,相反,进口却对出口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四、实证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若干结论,并在这些结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提出一些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启示。
(一)实证结论
第一,协整检验表明,尽管我国进出口和GDP的增长是非平稳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均衡结果表明,进出口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只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进口的作用较小,这是因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采取“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战略,出口通过对现有剩余资源的利用,带动就业和促进资本积累等方式拉动了经济发展;而对进口的作用不够重视,从而导致进口规模相对较小且中国进口商品的结构不合理,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比例偏低,这些因素导致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
第二,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进一步发现:出口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多用,而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作用不显著,这说明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导向性”作用较明显,但由于我国产业结构还不够合理,技术水平还不高等因素阻碍了经济增长对出口增长形成规模经济效应。
进口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长期效应,在短期表现为负效应。这是因为,从短期来看,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三个因素,进口的增加会通过相对减少内需、淘汰落后的厂商、导致外汇流出等途径起作用,这时进口的作用就表现为短期的负效应;但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进口的商品中往往包含大量先进的设备、技术和管理水平,这些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会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并产生“溢出效应”扩散到整个国民经济,从而促进GDP的增长;此外本文的分析还表明进口能有效地促进出口,它会通过促进出口的增加间接地再次拉动经济增长,即通过进口更多的稀缺资源和先进技术来增加产量,从而使出口增加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这些作用的发挥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长期。而当经济发展了,必然会带动进口商品的增加,从而促进进口的发展。因而,总的来看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政策建议
鉴于上述实证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对出口而言,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因此应继续推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一方面要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使出口贸易尽快实现从劳动力和资源为主的粗放型向资本和技术为主的集约型的出口方式的转变,以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出口商品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即从“代加工”向“代设计”乃至自创品牌发展转变,使我国成为全球先进制造基地、服务业外包基地和研发基地,实现我国从“候鸟经济”向“榕树经济”的转变;在此基础上要促进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即要避免与发展中国家形成过度竞争,又要防止拉美化风险,减少经济发展的脆弱性,从而转变我国的外贸发展方式,增强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使我国真正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第二,对进口而言,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为长期效应而不是没有作用。因此,一方面我们今后应重视进口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作用,抓紧研究进口信贷、进口融资担保等政策,为促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要尽可能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引进,真正引进优质外资与先进技术,利用其外溢效应来提升国内生产技术与生产效率,促进规模经济、制度创新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真正使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分工中从低端向高端发展。这样才能发挥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缓解当前对外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稳定人民币币值,促进国内经济增长。
第三,要积极促进国内消费和投资,优化经济发展方式。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受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很多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纷纷倒闭以及国际上对我国反倾销等问题的增加,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我们在重视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国内消费和投资,协调好“三驾马车”在经济发展中作用,做到内外发展的平衡,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发展对外依存度过高的现状,从而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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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北省经济发展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年平均增长率超过9%,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奇迹。1978年时的GDP仅3624.1亿元人民币,人均GDP仅379元人民币,而到2006年时全国的GDP达到了183956.1亿元人民币,是1978年的50.76倍,人均GDP达到了14040元人民币,是1978年的30.04倍。但河北省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一直较低,一直在4%~6%之间徘徊。可以归纳出河北省经济发展的现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人均GDP较高,但与经济发达省市相比,经济总量相对较低。
2.河北省对外贸易发展概况
河北省的对外贸易发展情况从统计数字来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对外贸易总量上升,但占全国比重呈下降趋势。1994年到2006年间河北省对外贸易增长的平均速度为17.65%,且一直呈继续增长趋势。尽管对外贸易总量呈不断上升趋势,但占全国比重不断下降,2006年河北省进出口总值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为1.05%,其中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为1.32%,进口占全国的比重为0.71%,出口所占比重与1994年相比整体上进一步减少,在河北省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是落后于国家整体水平的。
(2)贸易结构趋于优化,但仍有待提高。1994年以来,河北省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较大,出口工业制成品和进口初级产品的比重不断上升。河北省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1994年占出口总额的60.84%,到2006年上升到85.04%,虽然期间有升有降,但总的趋势是以出口工业制成品为主,且工业制成品出口中,高附加值、高科技类产品所占份额不断上升。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自1994年以来,河北省的进口贸易中初级产品进口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制成品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到现在二者所占比重大体相当。
(3)一般贸易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加工贸易发展缓慢。近年来,河北省加工贸易不断发展,但发展较缓慢,且所占比重不断下降。1994年河北省加工贸易比重为18.4%,在1997年到历史最高值25%后,又继续下降,到2006年仅占13.64%,而同期我国加工贸易比重为52.67%,河北省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一般贸易呈不断上升趋势,2006年河北省占到84.72%。2006年河北省出口中加工贸易比重有所上升,占总出口额的13.63%。
二、对外贸易对河北省经济增长作用的测度
1.河北省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度
对外贸易的贡献率是指对外贸易变量的增量与GDP增量的比率;对外贸易的拉动度则指对外贸易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的乘积,它表明在GDP的增长中有多少是由对外贸易贡献的。公式为:对外贸易贡献率=Δ对外贸易额 /ΔGDP×100%,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度=对外贸易贡献率×经济增长率×100%。根据有关统计数据计算了1994年~2005年对外贸易对河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度,如图1。
从图中可以看出,对外贸易对河北省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度波动较大,虽然个别年度出现了负值,但总体具有正的趋势。从1994年~2005年间河北省的外贸贡献率来看,1997年的外贸贡献率和进口贡献率为负值,1998年的出口贡献率为负值,1999年的出口贡献率较低,这和当时的国际经济形势相符,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2000年之前外贸的贡献率不高,2000年之后,特别是近年来外贸贡献率增长很快,2005年达到了29.2%。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平均拉动度来看,进出口对经济增都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且出口的拉动作用大于进口。
2.河北省对外贸易额与GDP的相关性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进出口贸易对河北省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选用河北省的进出口额和GDP年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样本区间为1994年~2006年。为了消除GDP和进出口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对二者分别取对数,并建立如下线性回归方程:
lny=a1+b1lnx+μ1(1)
式中以y代表GDP作为被解释变量,x代表出口额作为解释变量,a1和b1为出口趋势的截距和斜率,μ1为误差项。
lny=a2+b2lnm+μ2(2)
式中y代表GDP作为被解释变量,m代表进口额作为解释变量,a2和b2为进口趋势的截距和斜率,μ2为误差项。
分别得回归方程如下:lny=3.5134+0.8512lnx (1)
(0.6240) (9.5514)
R2=0.8924F=91.2285
lny=4.9877+0.7096lnm (2)
(13.4377) (9.6985)
R2=0.8953F=94.0603
通过所建立的回归方程可以看出,方程的整体显著性较强,拟合的效果较好,各项系数的值都通过了检验。因此,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是较好的,能够很好地反映GDP和进出口总额之间的关系。从模型(1)来看,河北省的出口总额对于GDP有正的影响作用,且系数为0.8512,这表明从1994年至2006年河北省的GDP与出口总额有着密切联系。从模型(2)来看,河北省的进口总额对于GDP有正的影响作用,且系数为0.7096,这表明从1994年至2006年河北省GDP与进口总额也有着密切联系。通过分析可知,河北省的进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出口的作用比进口明显。
三、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中存在的问题
1.外贸依存度较低,对外贸易潜力未被充分发挥
河北省对外贸易依存度偏低,2006年河北省对外贸易依存度为12.89%,而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67%,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一些外贸发达城市如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北京市等的差距更大。尽管河北省外贸总量在全国排名比较靠前,近几年连续保持在全国第10位,但从动态看,与第9位差额拉大,与11位差额缩小。从全国出口大市场中看,河北省出口劣势非但没有改变,且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2.贸易结构不够合理,进口规模不高
近年来,河北省一直致力于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从目前来看,河北省在某些产业,如:纺织服装、皮革、皮毛、钢铁、化工等都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群,如容城的服装业、南宫市的羊剪绒业、石家庄制药和唐山钢铁等。河北省贸易结构也在不断升级,但与全国平均水平和经济发达省市仍有一定的差距,而且河北省工业制成品内部结构仍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工业制成品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另外出口产业与非出口产业的产业关联度不高,对产业升级的导向性不强。另外河北省的进口规模不高,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得不到发挥。
3.加工贸易发展缓慢,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
目前,河北省贸易方式仍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所占比重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6年仅占13.645%,并且一般贸易的基础是本国(地区)的产业优势,它的发展要受到本地区产业发展的制约,而加工贸易不受此约束,可以在较短时期内得到迅猛发展。以河北目前的经济实力而言,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借助加工贸易对其他产业的示范效应、外溢效应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实现本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才能实现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
4.河北省产品出口缺乏自主品牌
河北省出口的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有很高的比重,这类产业的进入门槛低,中小企业占据重要位置,这类企业由于规模小,出口竞争激烈,缺乏打造自主品牌的能力和动力。以占出口比重第二大的纺织业为例,出口贸易中纱、坯布等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较大,因此企业应对国际市场波动的能力比较弱。从长远来看,出口企业只有理性拓展国际市场,实施品牌战略,走高科技低能消耗之路,才能真正规避出口风险,减少贸易摩擦。
四、提高对外贸易对河北省经济增长作用的建议
1.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根据国际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努力扶植那些无污染、高附加值、多功能等市场发展潜力大的产品,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另外,在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时要充分利用外资,要加强对外资投向的宏观引导和产业政策指导,使外商在河北省投资战略目标与河北省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协调一致,将外资引向一些基础产业设施和设备亟待更新的产业和创汇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使外资在促进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一方面,应及时淘汰那些在国际市场上萎缩、失去比较优势的商品;另一方面,应积极将新技术、新材料向传统产业或产品进行渗透,提高传统产品的技术含量、质量和档次。改变产品的需求弹性,维持这些比较优势,并使其获得竞争优势。应继续积极鼓励机电产品的出口,结合河北省现有的行业水平,鼓励发展重点机电出口联系企业,从金融、财政、新产品开发、开拓国际市场、人才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争取从国家机电产品出口专项技术改造贷款中争取更多的资金用以支持这些企业的发展。
3.注重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单纯追求出口规模和贸易顺差为目标的不平衡贸易政策,导致了许多问题的出现,例如出口恶性竞争,低价竞销,粗放经营。世界市场需求的增长是平缓的,而中国出口的迅速扩大,必将经过激烈竞争。河北省单纯站在促进本省经济增长的角度上,也应重视发挥进口的作用。河北省应制定进口战略,把进口与河北省的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改造紧密结合起来,有秩序地进口那些河北省经济建设急需的资源、原材料及先进的设备和适用技术进口,加快进口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4.采取措施,积极发展加工贸易
要把加工贸易与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充分考虑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实行分区域分层次发展加工贸易。石家庄、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一线”地区具有经济实力强,优势行业集中,新技术产业发展快,人力资源素质较高的发展优势,今后应采取通过加工贸易结构升级带动加工贸易出口规模扩大的发展方针,重点发展高层次的加工贸易项目,布局资金技术密集型具有竞争力的加工项目,通过发展高科技加工贸易,努力提高科技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邯郸、邢台、衡水、沧州 “南厢”地区要因地制宜,拟定加工贸易发展规划,利用港口通道优势,利用纺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等制造行业的特色优势,大量吸引外资兴办有地方特色的产业、企业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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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法规;比较优势;产业漂移;污染避难所;向底线赛跑
中图分类号:F7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3-0071-05 收稿日期:2008-11-03
随者全球经济的发展,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比如气候变化、臭氧层空洞、森林植被减少以及生物多样性较少等。为此,世界各国达成了一系列的环境条约,如蒙特利尔条约(1987),旨在缓解臭氧层变化;巴塞尔公约(1991),旨在控制污染物的跨国移动;京都议定书(1997),旨在缓解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为了保证环境条约的实施,政府制定了许多环境法规,并且借助于贸易政策来促进环境法规的实施。所以,随着贸易壁垒的削减,环境法规已经成为限制自由贸易的重要因素。传统的经济学家已经提出,环境法规的实施不利于自由贸易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比如Panayotou(1999)指出,许多国家制定环境法规的目的并不是环境保护,而是进行贸易保护;Frankel(2002)指出,环境法规不但不会提高环境质量,而且还会造成贸易额和国民收入的低速增长。
一、环境法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比较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是,随着贸易自由化,一国会专业化生产和出口其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比较优势来自于要素禀赋或者其他因素。在理论模型中,除了劳动力和资本以外,环境经常被认为是生产的第三要素。如果一国在污染密集型商品的生产上有比较优势,那么就说明该国有相对丰富的环境要素禀赋。环境法规会把污染控制和消除成本强加给生产者,所以相对于实施环境法规的国家,无环境法规的国家不需要支付额外的环境成本,从而获得了价格优势,并且专业化生产污染密集型商品。
(一)理论研究根据Richard理论,产品的相对价格决定两国之间贸易模式和比较优势。如果一国因为采取严厉的环境法规而使相关产业的生产成本增加,那么两国之间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就会发生改变,进而引起两国间贸易模式比较优势的改变。基于这个理论,经济学家做了很多研究。
Siebert(1977)构造了一个两种产品的开放经济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污染是副产品,产品的相对价格是污染物排放税的函数。通过比较静态分析,Siebert指出,产品的相对价格不仅依赖于产业的边际生产力水平,也依赖于产业的污染倾向、污染物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和对污染物征收的排放税。Baumol和Oates(1989)构造了两个国家相同产品的模型,即两个国家(A国和B国)生产相同的产品。Banmol和Oates认为,在局部均衡条件下,如果A国不采取环境保护措施而B国采取,那么A国的比较优势就会扩大,B国的比较优势就会缩小。Brock和Evans(1986)、Waller和Whitehead(1996)与Rhoades(1985)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环境法规还制定了许多新的技术标准,进而产生的技术革新成本会进一步影响产业的比较优势。Carraro和Siniscalco(1992)分析了环境法规规定的新技术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造成的影响。他们假设,在东道国采取强制的技术标准之前,国内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自由贸易,所有的国家都拥有相同的技术;技术进步会增加产品的边际成本。基于以上的假设,Carraro和Siniscalco指出,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下,技术标准将会降低污染产业的竞争力。
除了环境标准约束以外,政策制定者也把明确产权作为可选的环境法规来阻止环境恶化。Chichilnisky(1994)使用一个北南模型来研究国际贸易与产权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模型中,两个地区有相同的技术、资本和参数选择,不同的产权法律。Chichilnisl(v指出,由于南方没有制定产权保护法规,两个地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加剧了南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丧失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她认为,在开放的经济体中,最有效的保护环境的方式应该是产权保护。
国际学术界也有许多学者认为环境法规会对比较优势产生积极影响。比如Porter(1991),Porter和van den Linde(1995)提出了“波特假说”,他们认为严厉的环境法规会促使技术和管理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并且能够得到环境和经济的双重利益。Eliste和Frederiksson(1998b)为“波特假说”提供了理论支持。他们的研究发现,由于税收和补贴政策的改变,环境质量的提高可能会同时导致出口的增加和进口的减少,产业竞争力会上升。Frankel(2002)指出,如果将来世界商品生产都倾向于环境友好型产品,那么首先进行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国家将会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Slater和Angel(2000)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二)实证研究环境法规会对比较优势产生影响,但是现在并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指标来衡量这种效应,实证研究使用的方法也多种多样,很多分析都集中在微观水平,特别是个体产业。
Ugelow(1982)综述了20世纪70年代的10个实证案例。美国商务部研究发现,环境法规对美国短期的贸易模式和比较优势只有很小的影响;Walter(1982)和Robinson(1998)却认为环境法规对国际贸易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环境成本每增加1%,就会使美国的贸易均衡值减少65亿美元;OECD的宏观估计也支持Walter和Robinson的结论。Ugelow指出,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虽然很难去比较各种各样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表明了环境法规会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远没有预期的那么大。
Kalt(1988)研究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美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随着环境标准的不断提高而逐步丧失。Robinson(1998)检验了环境法规对美国污染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的影响,指出环境法规降低了美国污染密集型产业中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从而导致贸易模式的转变――进口污染密集型的商品。
在确定了环境法规会对污染产业的比较优势产生影响之后,许多学者做了后续研究,主要的研究方向转向了环境法规的松弛程度与污染产业出口量之间的关系。Toby(1990)首先使用(HOV)模型来检验环境法规的松弛程度与污染产业的出口是否存在线性相关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则的严厉程度和污染产业的出口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传统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对贸易格局的影响
更大。Sartzetakis和Constantatos(1995)以及Wang(2001)的研究发现,一国的环境法规会影响其厂商国际竞争力影响,并且国际竞争力的高低不仅与环境管制措施的松弛程度有关,而且还取决于环境管制的形式。
二、环境法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环境法规对国际贸易影响第二个方面就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转移,这涉及两个问题:松驰环境法规的国家能否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是否会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
(一)理论研究Siebert(1992)指出,比较优势的变化暗含了潜在贸易流、投资流和区位优势的变化。Copeland和Taylor(1995b)认为,在特定环境下,污染密集型产业会转移到环境法规较松弛的国家。所以。在开放经济中,环境法规不仅会对比较优势产生静态影响,还会对资本流动产生动态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再分配。这个学说被称为“产业漂移假说”。而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海外投资,一般会采取温和的或者中性的环境法规。所以,发展中国家一般会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
McGuire(1982)基于HOV的2X2模型,研究了由于环境法规引发的资本跨国流动。他把环境要素作为污染产业的生产投入要素,并使用环境要素边际生产力(MPEE)来衡量环境法规的严厉程度。研究结论表明,对于相同的劳动和资本投入,环境法规会降低污染产业的产出。因此,在严厉的环境法规下,如果商品的价格比率不变,资本将会在各个产业内重新分配。Rybczynski(1995)指出,在开放经济体中,假如外国的环境法规较松弛,东道国的污染产业将会转移到外国,直到其产量为0。
此外,环境法规对跨国公司的选址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Markusen、Morey和Olewiler(1993)拓展了两个国家两个企业(2x2)模型,揭示了环境法规对于公司选址的影响。他们指出,如果一国单边征收烟尘排放税,当税收超过某一点时,工厂的数量会减少,企业也会离开。Markusen(1997)使用了两个相似国家之间的垄断贸易模型,表明严厉的环境法规会使跨国公司既不会增加产量,也不会寻找新的投资地点。Kanbur et al.(1995)和Andonova(2003)研究指出,除非企业会得到额外的优惠政策,否则企业基本上不会在高污染控制成本的国家建厂。但是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Repetto(1995)指出,发达国家倾向于出口他们的“污染”产业,但只是在发达国家相互之间转移,并没有把污染产业转移到环境管制较松弛的发展中国家。Eskeland和Harrison(2003),Grether和de Melo(2003)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证据表明,跨国公司会把污染产业转移到有“污染避难所”之称的发展中国家。
(二)实证研究产业漂移假说产生了许多实证研究,包括Walter(1982),Leonard和Duerksen(1980),Pearson(1987),Leonard(1988),Lucas,Wheeler和Hettige(1992),还有Low和Yeates(1992)。
Low和Yeates发现,污染密集型产业在全球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从1965年的18.9%下降到了1988年的15.7%。对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而言,污染密集型产业占其总出口的份额也是下降的,从1966年的20.4%下降到了1988年的15.9%。全球范围内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规模在缩小。但是在1986年,发展中国家污染产业RCA指数大于1的国家有6个,1988年就上升到了12个,通过比较以上两组数据,Low和Yeates得出结论,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法规促使污染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
Lucas,Hettige和Wheeler(1992)检验了OECD国家的环境政策是否会促使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作者用两个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第一个模型:用污染物的排放密度对单位资本的GDP贡献和时间趋势做回归。第二个模型:用污染物排放密度的增长率对单位资本的GDP增长率和经济结构做回归。结果显示:在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中,污染密集型产业发展地更快。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结果与“产业漂移假说”相联系。
从上述的研究可以看出,存在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的证据。同样,也有很多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出环境法规与污染产业转移之间的相关关系。Leonard和Duerksen(1980)通过分析投资和贸易数据,发现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投资额的增长率低于其全部投资的增长率,指出污染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增长率也低于其他类型产品的进口增长率。
Grossman和Krueger(1991)估计了美国产业的污染消除成本对美国――墨西哥贸易模式的影响。结果显示,污染消除成本的统计结果并不显著,这表明墨西哥松弛的环境政策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流的影响不大。
虽然学者们做了很多的实证研究,但是只有很少的证据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同时也很少有证据证明,发达国家进行对外投资的动机是为了逃避严厉的环境法规。
三、国际贸易对环境标准的影响
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贸易自由化带来了商品的生产、消费和运输的扩张,同时也引起了环境的进一步恶化。Sturm和LHph(2002)指出,贸易自由化使政府更加注重本国在全球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而忽视本国的环境保护问题。Dua和Esty(1997)指出,伴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各国会降低自己的环境标准以维持或增强竞争力,出现环境标准“向底线赛跑”的现象,进一步发生生态倾销。Frankel(2002)指出,在开放经济中,如果国内严厉的环境法规使企业的销售量、投资等减少的话,企业就会在面临国外竞争时失去竞争力。所以,国内生产者就会给政府施压,以降低环境成本负担,Barrett(1994b)指出,当环境政策规定的污染消除成本很低时,生态倾销就会出现;这就会使污染消除成本不能补偿污染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从而引起了生态倾销。
自由贸易的反对者担心“向底线赛跑”会使某些国家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Esty和Geradin(1997)指出,因为较低的环境标准和松弛的环境法规会使某些国家形成一批国际竞争力较高的污染产业,所以经济一体化将会带来更多的污染避难所。Wheeler(2001)以美国、中国、巴西和墨西哥的空气质量变动为分析样本来验证“向底线赛跑假说”,其结论表明这4个国家的空气质量都呈下降的趋势。
Beghin(2000)认为,环境法规的不透明性和污染产业转移现象,会促使“向底线赛跑”的发生。但是他也指出,几乎没有实证证据来支持这个假说。Bhagwati(2000)给出了两个原因,来解释为什么有
些实证研究不支持“向底线赛跑假说”:(1)跨国公司不会降低环境标准;(2)民主国家也不会通过降低环境标准来获得市场竞争力。
四、环境法规与国际贸易相互协调
过去的20年间,许多政府和其他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的环境条约,比如华盛顿公约、巴塞尔公约、蒙特利尔条约和京都议定书等。但是因此制定的相关环境法规会降低缔约国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等,所以环境条约的缔约国会对非缔约国采取一系列的贸易限制。Stiglitz(2006)主张,欧洲、日本和其他支持《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应该严厉控制从美国进口产品或者对美国商品征税,来弥补欧洲、日本等国因为采取措施而引起生产成本的上升。美国众议员Lautenberg提出第2887号法案,禁止美国把特殊贸易条款给没有达到美国环境标准的国家。此外,其他的国内措施也会影响商品的自由流动,比如德国的包装循环法案等。但WTO/GATT致力于取消国家之间的贸易限制,这就引发了环境法规与贸易的冲突。
有些学者支持使用贸易政策来实现环境目标。由于环境控制成本只占全部生产成本的一小部分,其他方面的比较优势可以弥补环境标准引起的比较优势的损失。Whalley(1991)指出,道德舆论并不会保证环境目标的实现,必须要使用贸易政策保证环境条约的实施。Shrybman(1990)也认为,如果一国既要保持高的环境标准又要避免产业竞争力的下降,那么该国就要对污染密集型进口产品征收关税或者补贴自己的污染密集型产业。
环境保护的反对者认为这些措施在控制污染方面是无效率的,阻碍了自由贸易。Low和Safadi(1992)认为,只有当贸易政策用来实施国际条约时,贸易政策才是达到环境目标的最好选择。Subramanian(1992)提出,大部分的环境问题不是由国际贸易引起的,环境问题主要来源于市场失灵和外部性。所以他建议,解决环境问题要从生产和消费水平进行干预,从而达到环境成本内部化。
国际贸易和环境法规的实施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是单边的贸易协定和单边的环境协定都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Steininger(1994)支持在国际范围内协调环境法规,从而解决因为环境问题导致的产业竞争力的下降,但是很难在两者之间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Ulph(1996)指出,不可能存在协调国家之间环境法规的理论,解决全球污染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国家之间的合作。Sorsa(1992)和Young(1994)建议使用新的国际机制,促进国际贸易机构和国际环境机构的合作,从而获得环境和贸易的双重利益。
总之,随着贸易和环境之间冲突的发生,忽视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合理的。在定义效率概念时,要同时考虑贸易和环境因素,而且要避免双重标准。如果国内环境政策并没有歧视进口商品,那么就不能把一国严厉的环境法规当作非关税壁垒。同样,当贸易措施有利于减少全球污染时才能允许被使用。
五、结束语
第一,理论文献指出,在开放经济体下,环境法规是决定贸易模式和资本流动的因素之一。所以,不能忽视环境法规对贸易的影响,并指出市场工具应该是消除环境法规对贸易负面影响的第一选择。
第二,在环境法规与国际竞争力关系方面,现有研究文献既没有在理论方面提供有说服力的分析,又没有提供可信的实证研究。有研究表明,环境法规会降低厂商的国际竞争力。但是有的研究认为,严厉的环境法规会促进厂商创新,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强竞争力。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三,从实证研究中并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支持“产业漂移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和“向底线赛跑假说”。这说明,贸易模式和资本流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未来的研究者应该构造一个包含所有重要因素的框架来分析环境法规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摘 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又是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的必然走向,两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 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
经济全球化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推动下,在国际分工空前深化的基础上,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扩展,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进行配置,在不断发展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日益加深,逐渐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
经济全球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贸易交往的增加使得世界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其次,贸易的扩大和市场的逐步统一,又使得各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程度大大提高。再次,国际资本跨国流动规模愈来愈大。
科技革命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世界经济进入新时代,突出表现为资本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和跨国公司实力不断增强;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除了极个别国家外,都在实行市场经济,尽管各国运用市场手段和实行国家宏观调控的程度不尽相同,一个大市场使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大大加强;但是世界各国还面临着诸多的共同的全球问题,这些因素都影响了经济全球化得进程。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推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资源,促进国际投资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方面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会为经济全球化付出代价的。
二、对区域一体化的理解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相邻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既有的、实现未来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制定和规范共同的行动准则,协调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M行长期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达成和实现经济的甚至是政治的联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区域市场,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另外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1.欧盟。在欧盟的继续发展和扩大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和制约它的发展。但继续发展和扩大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欧洲联盟今后不仅是欧洲的决定性力量,也会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欧洲联盟是目前世界上最有成效、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区域性集团,是区域集团化获得成功的典范。
2.北美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首脑于1992年10月17日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成立的,经三国国会批准后于1994年1月1日正式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区这种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地区集团化具有自身的特点和意义。美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发展,使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色彩更加鲜明,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北美以至美洲经济的发展,也会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3.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太区域经济近十多年来发展较快。1989年11月经澳大利亚提议,在堪培拉举行了首次亚太经济合作部长会议,亚太地区有组织的经济合作正式起步。1993年6月,正式启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名称。此后迅速发展,每年召开一次非正式首脑会晤。
APEC在面对诸多矛盾的同时,在协调亚太地区经济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亚太经合组织方式”,成为目前成员国最多、最具活力的区域经济组织。它的成员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APEC在强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同时,还追求地区经济技术合作的目标,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使APEC免于沦为少数发达国家打开他国经济大门的工具。APEC采取的这种协商方式符合本地区的实际,不仅有利于在平等的基础上使APEC成员国经济得到发展,也将对世界范围的经济合作、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两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1.二者的相互促进。经济全球化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是国家期主导作用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把那些愿意参加一体化结盟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场的状态下,风险是很难规避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风险;而在经济区域化的状态下,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家分工的深化,加强了区域内部各加盟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各加盟国的经济发展,再此基础上通过强化跨国公司的贸易功能,必然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集团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力,就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2.二者的相互制约。区域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欧盟等发展完善。各加盟国对区域经济依赖性加强,再加上区域对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竞争局面,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是为了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则是为消除全球经济间的贸易壁垒努力,区域经济在这一方面与之出现矛盾,区域经济以地域为名为贸易提供一种新的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手段对于区域外的成员来说就是阻碍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强化了其内部产品的竞争力,对区域外的产品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组织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进入。这一行为,满足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与经济全球化来说,则伤害了全球经济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加大了国与国或区域与区域之间对话的难度,妨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长远利益来,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虽然实施途径相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为企业创作了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两者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两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相辅相成,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克服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四、经济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下的我国对外贸易
(一)二者的影响
1.经济一体化下国际贸易的弊端。贫富差距的加大。在经济一体化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占据主导位置,往往是获利者。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底子薄、技术水平低、生产设备落后、生产成本高等原因,经常处于劣势。这也就使得国际贸易出现了不平衡状态,总是徘徊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很少,资本流通受阻,不利于全球化的正常贸易。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的掠夺和开采,并将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还将一些垃圾及有害物质向其他国家倾卸。这样的国际环境就不利于国家间贸易往来,不仅危害了受害国的利益,更是危害了世界的环境与和平,不利于人们健康舒适的生活。经济一体化使得许多国家、民族间的冲突增大,这都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有许多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文明、价值观,当经济来往时,这些民族之间就会产生摩擦。在办事方法、待人接物等发面会有歧义,造成沟通困难,也不利于贸易的正常进行。
2.扩大对外贸易。中国加入WTO后,在经济对外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对外贸易量也是逐年上升。但中国是人口大国,GDP总量虽然很高,但人均收入仍位列后几位,人民的生活水平依旧差距较大。面对这样的国情,我国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我国的对外贸易总是依赖于劳动输出,在技术及知识领域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所以我国要改善对外贸易的环境,在技术、知识领域积极提升,显示出优势,才能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的优势主要集中于充足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但是不能仅仅依赖这些,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要在尊重资源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应用。总之,我们要积极改革,不断进步,让中国的国际贸易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3.深化产业结构。中国的经济想要跻身世界顶端,光靠单一的产业结构是很艰难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应对经济一体化有效的方式。中国的产业结构一般是比较浅层次的,比如一部手机的完成,核心部件是其他国家的,而中国的工作只是外壳的制作,整机的组装,在中国来看,赚的钱是很少的,而且对于中国的环境和资源是浪费的,不利于长期发展。所以,中国要改善这样的产业结构,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来促进发展。对于本国的人才培养也要重视,培养出属于自己的人才,才能占据有利地位,有利于深化产业结构。
4.突破贸易壁垒。经济一体化导致许多国家建立了自己的贸易体系,利用关税壁垒,只允许本国内部或指定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将很多国家排除在外,不得与本国有经济往来,这样虽然保护了本国产业的持续发展,但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中国因为有着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出口的商品价格较其他国家低,中国的商品在国外很受欢迎,基于此,很多国家都建立了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导致中国出口商品的积压,资源的耗费。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可以采取“逐个突破”的策略。也就是说在中国形成几大产业集中地,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产业,追求本产业的“精”。比如在浙江义乌,就以出售小商品为主,义乌的饰品、玩具在全国来看都是领先的,所以将小商品的批发定在义乌,有利于商家的竞争,形成质量更好的产品,出口时也就更具有优势。再比如上海,是改革开放后的重点经济地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标志,形成了一大批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科技园区、金融贸易区等特区。我们就要以此为中心,建立上海的经济特区地位。
(二)二者的作用
1.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各集团内部的经济增长。因为经济一体化下,每个经济区域组织都有属于自己的贸易条例,内部成员国在其中享受着贸易的方便,有的建立了共同的税率机制,在成员国之间税率是相同的,制定了相同了税率来对外。有的不仅在经济上形成了同盟,还在政治上、军事上也建立了同盟。有利于成员国之间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实现经济互补,同时也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和繁荣,提高了国际地位和竞争力。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都是区域性的经济组织。不仅对成员国内部有积极影响,对于世界来说都是有利的。增强了世界的多极化趋势,有利于世界和平,促进了资本、技术、人才和商品的国际流通,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2.跨国公司在经济一体化下的国际贸易。跨国公司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力量,如果跨国公司可以很好的利用经济一体化,在竞争中显示出特有的特色,那么国际贸易也会不断发展。首先是跨国公司间的外部交易。优胜劣汰是自然生存的法则,跨国公司也不能避免这样的境况。公司间可以采用兼并的形势,将一些不太占据优势的企业兼并,扩大自己的产业,又或者可以收购一些小型企业,增加自己企业的覆盖率,对于跨国公司的发展相信是有利的。其次是跨国公司间的内部交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企业间也是可以说通的。跨国公司并不是神一般的存在,也需要各种新力量的加入。这就说明每个企业间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当然不能将核心产品共享,但一定的管理方式,制度方式还是可以借鉴的。共同促进企业的长期发展是每一个企业合作的前提。
3.中小企业在经济一体化下的国际贸易。中小企业虽说不是国际贸易的主流,但也是国际贸易大流中不可缺少的活跃力量。中小企业的发展要有一个强大的后盾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政府的支持,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就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只有政府重视、支持中小企业,才能使其增加国际竞争力,才能健康稳定的发展。人才是中小企业发展的核心,没有人才的加入是很难进步的,所以中小企业要广招贤才,给人才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这样才能增加企业的活力,使企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小企业要有与大企业合作的勇气,要有融资的勇气,只有与大企业合作,才能更快的使企业扩大,给企业有注入新鲜的血液。在运行过程中,企业要不断与大的企业争取贸易的机会,要积极利用闲置资金充实企业发展。
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从新航路的开辟到现在各国间的频繁往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国际贸易则是应用而生,符合了经济一体化的需求,符合了国际间交往的需求,更加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发展要求,世界的S富性。虽然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坎坷的,但是对世界人民是利大于弊的,我们一定要不断创新,不断改革,不断进步,解决发展道路上的问题,经济一体化下的国际贸易才能持续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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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疆华.周红燕. 《内部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12)
【关键词】进口贸易 R&D溢出 经济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17万亿美元,已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迅猛发展。2007年,我国GDP总额达到了246619亿元,居世界第四。但是,受“重出口轻进口”的出口替代型贸易战略思想的影响,人们在评价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往往只重视出口和顺差而忽视了进口的作用。然而,由低附加值低价格优势的出口贸易推动的顺差伴随是频繁的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这迫切需要我们对“高出低进”贸易政策进行新的评估。鉴于此,本文对“进口贸易通过技术溢出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展开综述,并做出简要评析,希望对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帮助。
二、进口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1、古典贸易理论关于进口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思想表述
进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代。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通过进出口贸易促进国际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换回本国需要的商品并节约国内劳动。因此,必然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交易生利)。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认为进口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及原材料,能稳定物价,阻止利润下滑的趋势,保证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则认为进口为国内经济提供了激励性示范,推动本国生产过程的创新和改良,刺激和引导新的产业的成长。可见,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一贯重视通过进口贸易来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然而,受“重商主义”思想和国内贸易保护主义集团力量的影响,早期研究文献往往更多地强调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普遍忽视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凯恩斯(Keynes,1936)的“对外乘数原理”更是将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2、新贸易理论关于进口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再考察
以罗默(Romer,1986)、卢卡斯(Lucas,1988)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家揭示了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增长机制和国际贸易发展观,认为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国际贸易又是技术外溢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同时,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尤其是在南北贸易模型中,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进口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形成一种“赶超效应”,向发达国家的经济逼近。在新增长理论和全球国际贸易新态势的共同推动下,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Grossman&Helpman(1991)首次运用实证研究分析方法研究开放经济中贸易、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阐述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
三、进口技术溢出效应的经验研究
1、国外实证研究综述
(1)CH模型
Coe和Helpman(1995)借鉴Grossman和Helpman(1991)“技术创新”研究思想,首次建立实证模型来研究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国内和外国的R&D都对TFP有着正的促进作用。他们假定国内全要素生产率(TFP)和国内外的R&D存量相关,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2)CH模型的拓展
CH的实证文章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者对国际贸易贸易技术溢出问题的广泛关注,并为其提供了分析框架,后继文献在CH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
第一,外国R&D资本的计算方法的改进。Lichtenberg和Potterie(1998,简称LP)认为CH模型中有关外国R&D资本存量的权重只能反映R&D溢出的方向,而不能反映溢出的强度,并对外国R&D投入权重进行了修正,其实证结论与CH模型相同。Falvey,Foster和Greenaway(2002,简称FFG)拓展到用6种方法计算外国R&D资本,使关于进口贸易溢出效应的研究结论更具有可靠性。
第二,研究视角的转变。学者通过从不同的侧面来考察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的大小,对现有的文献研究结论进行补充,其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不同结构进口商品的溢出效应的研究,FFG(2002)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知识的性质对R&D溢出变量设定的重要性,仅当被转移到研发溢出接受国的知识属公共产品时,R&D溢出效应才为正并在统计上显著。二是微观层次的研究,Keller(2000)从微观厂商的角度研究发现国际贸易促进了技术进步,认为中间产品之间的国际贸易导致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大。
第三,吸收能力的考察。学者们将贸易国的地理距离与技术差距、人力资本、国内自主研发等因素纳入模型,来考察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Engelbrecht(1997)在CH模型中增加了人力资本变量(平均受教育年限),实证发现国际R&D溢出依然是显著的。Gouranga(2000)的研究表明进口国的技术吸纳能力、进口贸易量和其产业结构是否与出口国相似等因素共同决定了此国能否成功地获得国外先进技术。
第四,将影响技术溢出的其他因素纳入模型。FDI在众多国际技术的溢出渠道中一直备受青睐。将FDI变量加入到CH模型,其重大意义在于便于对FDI与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比较。同时,很多学者开始转而关注如教育培训、专业人员的流动、科学文献、国际会议、国际专利等无形的技术外溢。
2、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佟家栋(1995)较早探讨了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同时期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度不同,但总体上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林毅夫,李永军(2001)指出传统方法倾向于低估外贸对经济的影响,外贸对经济的影响应该重新定义为“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加上出口通过引致消费和投资的增长而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吴振宇、沈利生(2004)指出进口和出口分别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推动经济增长,应将“进口和出口当作不同的性质来处理”来分析对外贸易对经济系统产生贡献。同时指出了“开放经济环境下,进口对经济系统的作用不仅仅局限在解决国内紧缺资源,而且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逐渐开始认识到进口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重要性。
在实证研究方面,基于CH模型,国内学者方希桦等(2004)、李平、钱利(2005)、李小平、朱钟棣(2006)、俞春娇、俞美辞(2006)对中国进口贸易技术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都表明:进口产生了比较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国内学者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对CH模型进行了修正和拓展。在微观层次的方面,李小平、朱钟棣(2004)利用我国1990-2000年的面板数据,从省际和地区层面分析了中国进口对TFP的影响。对于CH模型中争议最大的外国R&D资本的方法的计算方法,李小平、朱钟棣(2006)借鉴FFG模型,采用了6种计算外国R&D资本的方法和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进一步证实了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
同时,受国际研究的启发,国内学者开始把吸收能力纳入模型,来考察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溢出效应效果的诸多因素。国内学者(赖明勇等,2005;陈刚等,2006;符宁,2007)探讨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投资、贸易开放度衡量、国内研发存量等因素对增强我国进口技术外溢的吸纳能力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四、简要评析
上述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扩散的研究文献,扩展了CH模型,检验了现实经济世界中的实际进口贸易技术外溢过程,为研究者深化对技术进步、技术外溢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很好的分借鉴。但是现存的文献针对中国的研究甚少,存在着几点不足:一是国内相关文献偏重分析FDI的技术溢出(何洁,2000;张海洋,2005等),而普遍忽略了在开放经济中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重大贡献。二是在分析中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时,忽视中国作为经济转型国家的特殊性,应将制度因素纳入模型。三是对进出商品的结构重视不够。现有的文献大多从进口贸易的总量入手,而较少具体分析消费品与资本品、水平型垂直型中间产品等不同性质的进口的溢出效应的差异。四是未能将人力资本、FDI、国内资本存量等多种影响进口溢出效应的因素纳入模型,进行综合考察。这无疑是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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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收入分配;消费;投资;出口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根据统计局数据,“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1.2%,远高于同期3.5%的世界平均水平。国内生产总值(GDP)居世界的位次从2005年的第5位提升到2006的第4位、2007年的第3位,2010年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中,2010年GDP的总量达到397,983亿元。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其中0.4为一个警戒线。而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呈稳步上升的趋势,早在2000年就已经在0.4以上了,如图1所示。(图1)
收入分配不均的加剧,导致其对经济的影响加剧。因为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消费、投资和出口。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对消费、投资和出口都产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将从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对这三个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所产生的影响来进行分析,以证明收入分配的不均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已经产成了很大的影响。
一、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对消费的影响
尽管我国经济增长迅速,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GDP还是很低,人民生活水平尚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内需不足。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近年来不断升高,早已突破了60%。以2007年的数据为例,2007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166,740.18亿元人民币,而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89,210亿元。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要大于消费。金融危机后,外贸需求减少,我国提出扩大内需保增长的口号,使得近几年内需有所上涨,但是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不利于我国国内消费水平的进一步上升。
一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均将大部分应分配与低收入的财富聚集到高收入的群体中去,这一过程必然导致两个极端,即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下降,而高收入阶层消费奢侈品的需求则增加。我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费大国,连续三年居世界第一,但是我国还是有许多人生活在温饱水平线上。一般地,在收入分配不平等较为严重的社会中,由于社会财富聚集在极少部分群体中,其所带来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奢侈品的需求将远远小于社会极大部分人群因未获得相应财富而减少的消费需求,这就是说,收入分配不平等越严重,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也就越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弱。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此收入高的人群,消费较少,储蓄较多,而收入少的人消费少,更少有储蓄。结果形成高储蓄,低消费,并最终导致消费减少,减少有效需求。这一现象极为符合中国现阶段“高储蓄和低消费”的经济现实。
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很容易使市场生产出现两极分化:一方面富人更倾向于消费高端奢侈品;另一方面低端产品则为穷人所青睐,而处于中间水平的大部分工业产品的需求则较少。因此,它极有可能导致国内工业品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国内工业品狭小的市场又制约了国内工业化的进程和经济发展,从而进一步影响该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质量。所有这一切在我国现实中反映出来就是:有些地区厂商由于市场的滞后性,不知道收入分配不均所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这一事实,从而因为盲目扩大投资而产生产能过剩;另一些地区的厂商则因为缺乏利润激励,产生了较为普遍的投资不足,从而最终形成产能过剩和估计不足并存的现象,这一现象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二、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对投资的影响
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对一国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2003~2007年期间,消费需求偏低且消费率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经济的高增长,我国不得不实行投资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了在此期间平均10%的增长率。由此可以看出,投资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投资分为物质投资和人力投资,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对这两种投资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首先来看物质投资。按照宏观经济理论,由于投资系数的存在,投资的增加可以导致收入的成倍增加和消费需求的成倍增加,刺激生产,增加就业。但投资乘数的大小是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相联系的,他等于1/1-mpc。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投资乘数越大。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大,势必导致社会大部分财富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社会中大部分人因为财富的减少而减少消费,虽然会增加富人的消费,但是这种贫富差距过大的总效应还是会使社会中总消费量减少,从而最终导致这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小,继而减小投资乘数,降低物质投资的投入对产出的多倍扩张效应。另外,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小也会导致有效需求降低,从而减少生产者扩大生产、增加投资的动机,最终减少整个社会物质资本的投入量。
其次从人力资本来讲。理论上,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假如经济增长仅仅依靠资本积累,而这种资本积累有又不过是靠用现存的生产技术来增加工厂的数目的话,那么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会停止。要使得经济增长能够保持持续稳定地增长过程,而不出现停滞或后退,只有依靠知识的积累和进步。在社会实际中,尽管穷人所拥有的初始禀赋较少,但是由于投资与人力资本,提高教育水平可以使下一代人脱贫致富,获得较多的社会资本,因此穷人虽然投资水平低,但相对而言,人力资本的投入对他们而言有更大的偏好。但是,在收入分配差距日渐加大的今天,第一,由于收入差距的加大,使得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投资支出占了家庭消费支出的很大部分,当所得收入仅能维持正常生活水平时,人力资本的投入就会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使得下一代拥有不同的教育起点,获得不同的教育资源,并且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在就业方面又往往会占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处于竞争优势。这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人们进行教育投资的积极性,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第二,收入差距的加大,不利于广大民众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虽然现在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各大高校四年的各种费用加起来平均每年也在1万以上,这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第三,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影响着人力资本的流向。地区间经济的不平衡增长以要素的初始禀赋不平等为根源,国家的发展政策更导致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不发达地区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积累程度低。反过来,高校毕业生毕业后更希望去东部发达地区,很少人愿意回到西部去,导致了人力资本在东部发达地区的聚集,而西部培养出来的人才大多都被吸引到发达地区,很少有人愿意留在不发达地区。在市场体制的收入分配机制下,人们向收入高的地方聚集,各地贫富差距加大更使大部分毕业生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向高收入地区转移,导致了低收入地区难以进行人力资本积累,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不平衡。
三、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对出口的影响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经典需求理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突出表现在其净出口余额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额不断增大,贸易顺差也在不断扩大,外贸对经济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在这些年,我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到2011年3月,我国外汇储备已经突破3万亿美元,达到了30,447万亿美元。在骄傲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方面匮乏的人力资本和低廉的劳动价格使得中国能够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发挥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从而能够承接发达国家产业链的转移;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高额的国内储蓄率使得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国内企业不得不寻求国外市场以求销路。这种出口增长方式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两个特征所带来的对外贸易的巨大发展与收入分配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其一,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导致低收入阶层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这进一步使得低收入人群的社会网络资源无法得到补充,因而使其收入来源更为有限,更难以改变现有的经济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低收入阶层因为缺乏足够的教育,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低附加值工作,这种工作的工资通常较低,无技术含量,大部分都分布于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行业。由于有这种低廉的劳动成本,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也由于大量出口这种低附加值的产品,使得我国处于国际贸易的低端,只能承接一些发达国家转移的低端加工贸易。因此,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大不利于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和更新换代;其二,收入分配不平等是经济转型期产生储蓄剩余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前面已经交代了,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使社会财富聚集在小部分高收入群体中,大部分人因为收入有限,再加上生活成本大,会选择缩小消费,增加储蓄,结果导致平均消费倾向减少,储蓄剩余产生,从而促进了国内企业的外销,但这种低成本、低附加值靠出口数量取胜的模式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及稳定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金融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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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出口退税;对外贸易;促进;发展
出口退(免)税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出口货物在报关时免征国内或区内间接税和退还出口货物在国内或区内生产、流通或出口环节已缴纳的间接税的一项税收制度。出口退(免)税是为了平衡税负,使本国出口货物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货物具有相对平等竞争的税收条件,在客观上有利于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加出口,扩大出口创汇。目前,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惯例,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加入WTO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自由空间相对缩小,在一定范围内出口退税可以成为一种相机抉择的政策手段,通过对外需的调节而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这样出口退税政策就可以被看做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部分,在鼓励外贸出口、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中国出口退税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发展总共经历了五个时期:早期发展时期(1949—1957);停滞时期(1957—1978);初步恢复时期(1978—1983);形成时期(1983—1994);建立与调整时期(1994至今)。
1994年中国税制进行了重大改革,随之出口退税政策进入建立与调整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也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适时的调整。当年依据国际惯例,中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对出口货物税收实行零税率的政策,对从一般纳税人购进的出口货物实行退税率为17%和13%的政策;对从小规模的纳税人购进的特准退税的出口货物实行退税率为6%的政策。出口退税和零税率政策执行不久,由于在进出口税收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少征多退、出口骗税和中央财政出口退税财力不足等问题,1995年和1996年国务院先后两次调低了出口退税率,即由原来的17%和13%下调到9%、6%、3%,综合退税率从16.63%下调到12.86%,下调3.77个百分点。1997年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外贸进出口遇到困难,其增长速度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为了抵消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1999年7月1日,国务院决定提高一些大类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由9%、6%和3%提高到17%、15%和13%,退税率从12.56%上调到15.51%,上调了2.95个百分点。2007年,为了进一步抑制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中国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突出矛盾,同时,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减少贸易摩擦,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取消了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降低了2 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2008年7月至2010年7月,为支持外贸出口,提振经济,保证就业,国家连续六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以缓解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产业的冲击。
从前几次调整的经验看,出口退税率与出口增长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负相关性。如1995年7月1日,中国的出口退税率从16.63%下调到12.86%,下调3.77%,相应地,当年出口增长率从上半年的44.2%急剧降为下半年的8.8%,下调出口退税率的出口弹性系数高达9.39.1999年7月1日,中国将出口退税率从12.56%上调到15.51%,上调了2.95%,相应地,当年出口增长率从上半年下降4.7%提高到下半年的增长15.8%,增幅提高20.5%,上调出口退税率的出口弹性系数为6.95.由此可见,出口退税率调整对出口增长的影响非常明显,出口退税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如何有效利用这一手段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服务是目前经济刺激计划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
二、应对金融危机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
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受到了很大冲击,中国的对外贸易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巨大影响,这对于对外依存度非常高的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无异于是一次地震。为尽量缓解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上调出口退税率就是其中的一项政策。
(一)应对金融危机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
为支持外贸出口,提振经济,保证就业,国家从2008年下半年起,已经连续六次提高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分别是2008年6月13日、8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2009年1月1日、4月1日。相关统计显示,出口退税率提高后,中国实际办理的出口退税明显增加,不仅缓解了出口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部分调高出口退税率的产品还表现出跌势趋缓的积极现象。
(二)出口退税率上调的积极作用
1.减轻出口企业经营压力,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据了解,纺织服装出口退税率每上调1个百分点,即可为纺织服装出口企业获得76亿元人民币的退税额。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8年8月和11月,国家先后将纺织品、服装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了2个和1个百分点,很快纺织工业产品出口形势就得到好转,2009年1月在工业出口下降了17.6%的情况下,纺织工业出口却能基本与2008年持平,仅下降0.2%。此次将纺织品、服装的退税率提高到16%,对于相关企业降低成本、提升盈利水平将带来实质性利好影响。
2.配合产业调整规划,提振企业信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指出,可能是受到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影响,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2008年12月实现小幅加快增长。11月出口同比下滑3.8%的纺织纱线、纤维和相关产品,12月出口同比增长0.4%,服装及衣着附件和鞋类出口12月份分别同比增长10.9%和23.6%,较11月4.8%和21.8%的同比增速有所上扬。2009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有关人士表示,上调出口退税率,是为了配合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实施,在之前出台的调整振兴规划里就已经提出了通过增加出口退税率、降低出口关税的办法来减轻负担。因此,上调出口退税率是中国主动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所采取的措施,有利于缓解出口企业困难,恢复出口企业信心。
(三)出口退税上调的局限
1.出口退税率上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进出口形势。退税率上调对出口来说只是一个短期利好,并不能彻底改变外贸形势,因为中国进出口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需求决定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后,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大幅缩减,企业出口订单锐减。虽然企业可以通过迅速调整产品出口方向,将出口方向从欧美日转向南美等国家,有的企业也确实已经重新拿到订单、开工生产,似乎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但每次出口退税上调后,很快就会收到外商提出降低产品报价的要求,导致企业并没有真正获得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政府补贴了外商,使得提高出口退税率实际效果有限。
2.出口退税率再上调的空间已非常小。目前中国的增值税税率为17%,按照国际贸易组织有关公平贸易政策出口产品零关税的内容,企业出口退税率最高可至17%,一些企业人士和专家都表示,希望将出口退税率一次调整到位,甚至有些行业可望与国际接轨,实现零税率。但是在经历了近一年连续六次产品出口退税率的调高,大部分行业的出口退税率继续上调空间都非常有限。
3.出口退税率上调可能使贸易出口摩擦抬头。国际贸易对一国进出口政策十分敏感,由于出口退税率的上调降低了中国出口商品的成本,使得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得以加强,影响了一些国家国产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可能造成贸易摩擦抬头。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了解到,2009年1月末,印度财政部保障措施局,对从中国进口的铝平滑辊和铝箔产品,发起特别保障措施调查,要求利害关系方在2月27日前向该局表明立场。2月份又传出消息,加拿大对从中国进口的铝挤压材反倾销反补贴案做出终裁,认为中国铝挤压材行业不属市场导向行业,并裁定高额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日前加拿大、印度等国已经开始向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实施贸易保护政策。
三、完善出口退税政策的建议
为使中国尽快走出出口大幅度下降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困境,在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上应该加强出口退税机制的法制化建设,确定最优出口退税率。
(一)加强出口退税机制的法制化建设
中国现行的出口退税机制一直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出口退税机制不利于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出口退税结构不能适应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出口退税的负担机制不尽合理,出口退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等。
中国加入WTO后,将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到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浪潮中去,我们在享受世贸成员权力的同时,也将不可推卸地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尽快建立和完善与WTO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已成为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税收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定主义原则已成为现代世界各国税法中的一条最为重要的基本原则。目前,中国出口退税立法级次普遍较低,严重影响了税法的权威性和执法效率,也使税法缺乏透明度和稳定性,
有悖于税法的公平和效率原则。在中国经济已驶上高速发展道路并已融入国际大循环的今天,这样的税收法律级次着实让人感到有点落伍。不仅退税资金长期不到位,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即使是日常的退税管理各个地区也自成体系,出现了大量的外部不规行为,使出口退税管理失去了统一性和规范性,也使中国出口退税难以形成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进而导致出口退税的政策效果扭曲,产生负效应。另外,也正是由于这种管理缺乏统一性,导致了出口骗税的屡屡发生。出口退税是促进对外贸易的财政手段,而外贸出口又是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往来将成为国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加快出口退税的立法步伐,在加快中国税收基本法的进程中,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出口退税程序法的立法工作,创造良好的退税外部环境,使之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将是目前中国出口退税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国加入WTO后认真、严格贯彻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迫切需要。
(二)确定最优出口退税率
进口征税、出口退税的消费地课税原则已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世界贸易组织也鼓励各国通过进口征税、出口退税的办法实现自由贸易,并且强调各成员方不得将出口退税视为出口补贴。当然,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各国对出口商品退还已征的国内商品税,但是并没有规定一定要全部退还。这就给各国处理出口商品已征的国内商品税留下了较大自由决定的空间,即各国可以自行确定退税的程度,如全部退还或部分退还,甚至还可以不退还。税收政策的目的是追求国家福利的最大化,最优出口退税理论就是研究在不违背经过国际协调的国内商品税课税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多大程度的出口退税能够实现国家福利的最大化。
最优出口商品税税率是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的倒数,其经济学含义在于: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越低,意味着外国消费者对出口征税引起的国际市场价格的上升反应越差,那么其需求数量变化就小,越利于出口国将出口征税转嫁给国外,这样最优出口商品税税率就越高(最优出口退税率越低)。反之,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越大,最优出口商品税税率就越低(最优出口退税率越高)。如果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无限大,本国对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无法使外国消费者接受更高的价格,出口征税只能使本国的福利减少,此时最优出口商品税税率应为零(最优出口退税率为国内商品税征税率)。
从中国出口产品的性质上看,很多出口产品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需求弹性比较大,只有部分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较大份额甚至占有垄断地位,需求弹性很小。根据最优出口退税理论,考虑行政管理和实践的可行性,确定中国出口退税程度的基本思路应是:大多数产品实行完全退税政策;对少数国外需求弹性很小的产品,如工艺品、土特产品和稀有矿产品等实行不完全退税或不退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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