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济协调的主要手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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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外经济协调的主要手段范文

摘 要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中国像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着，这种喜人的状态让我们看到了我国发展的美好蓝图。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被我们忽视的问题呢？

关键词 贸易 对外经济 交通勘察

一、我国对外经济现状

我国现阶段对外出口产品多为原材料、农产品和生活必需品。对于原材料出口，我国地域广阔、地理环境和气候多样使得我国拥有丰富的矿物资源，这些珍贵的矿物资源在国外市场需求非常大；农产品出口方面拿水稻举例，虽然我国人口众多，但是农业发展一直是政府主抓的项目，在技术上，我国有领先世界水平的袁隆平杂交水稻技术，水稻生产量除了供给国内需求外还有富余出口，这也解决了农民生产出的粮食无法卖出去的难题；关于人力资源出口，近几年来国际经济动荡、发展不稳定，我国许多中小企业相继倒闭许多人员就业困难。将这些剩余的人力资源投入国际市场，很好的解决了我国就业难的问题。

二、对外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毫无疑问的，外需带动内部发展，当国内企业看到自己的发展前景，必定会朝着这个目标勇往直前。国内部分企业想要将自己的产品推进国际市场，首先需要做到的就是提高自己产品的质量，国外进口产品检测非常严格，如果产品不能达到标准则没有进入该国销售的可能，在这一条款的制约下，我国企业不断技术革新，企业发展壮大。在带头“大哥”的带领下，我国剩下的中、小企业更加有信心走的更好。

三、公路、水运工程的对外经济特点

近几年来，一个比较陌生的对外经济渠道悄然开启。我国采用直接投资或者间接承包等方式，进行了公路、水运工程的承包建设工作。那么在这方面的对外经济中，我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公路、水运工程是关乎民生的大事情，它从前期的勘察工作到正式的投入运行都必须严格。我们以某公路为例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需要对当地的法律政策有一个详细的了解，了解当地的民俗、经济情况做好准备；

第二点非常重要，我们需要非常详细认真的评估实事工程需要的材料、人力等得花费，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要求用最经济的手段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工程。评估工程承包是否可行，制定出可行性方案；

第三，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工作方案，设计施工图确保设计质量的工作。做好前期的投标准备；

第四，编写投标书，并在可能情况下尽量了解其他投标企业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提高自身优势，争取更大把握；

第五，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不论是公司内部或者外部合作方明确统一战线，做好准备。

以上是整个投标过程中需要完成的工作。

四、我国对外经济现状

1．我国自身发展继续转变

在世界经济萎靡状态下我国经济逆流而上，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我国的政府相关部门非常重视经济发展，出台了一些规章制度规范我国产品市场，坚信良好的产品质量才能取得社会认可，另外政府还出台了优惠扶持政策支持我国产品出口国外，赚取外汇。

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发展的步伐加快，国人眼界越来越开阔，新技术引进、自主品牌的研发等等都有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许多中、大型企业将目光放在国外市场，利用自身优势占据国外市场的雄心壮志，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我国出口的多是初级产品，这些产品并没有太大的利润，另外资源是有限的无法提供给我们无节制的开采，要想让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更加持久就需要转换角度。高科技技术产品近几年来非常夺人眼球，拿手机行业举例，几大手机龙头企业四处招揽人才并购其他公司，为的无非是获取先进的技术。我国企业需要以此为戒，拿出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技的研发，只有拥有了先进的技术才能占据不败的地位。

2．国外的经济压制

我国对外经济发展前景良好发展速度快，这种现状已经受到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广泛关注。08年金融风暴对中国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却让其他国家的经济受到重挫，这些国家银根紧缩，呼吁群众购买本国产品，如此一来我国的产品就受到了排斥。更加激进的做法是有些国家对我国出口的产品提高了进口关税，使得我国出口产品成本增加，失去了市场竞争优势。

五、我国对外经济合同涉及的法律问题

1．对外贸易风险

与外国企业合作时，我们需要额外注意一些术语上的运用，因为一些专业术语两国的解释是有差异的，如果一旦在这些问题上出现的纰漏，再进行申诉维权，费时费财。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合同上，对那些容易出现问题的、比较生僻的专业术语加以注释，这样做可以很好的杜绝不必要的麻烦出现。

部分国家为了保护本体企业，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采取了抵御压制的手段。经济环境不好，眼看着我国对外经济在自己国家“遍地开花”，我国通过对外贸易赚取的大量外汇等等这些都给别国造成了很大压力。经济和政治是紧密相连的，从多方面的考虑部分国家将中国看成了其假想敌，对我国进行压制，这样一来经贸易封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为了打破这个局面，近年来，我国企业采取了维权等手段，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

2．解决办法

以上多方面的探讨让大家看清了大好形势下存在的诸多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一些列措施进行解决。

（1）加强行业管理（维护公路、水运工程勘察设计秩序）

作为我国相关管理部门，需要根据国家八部委颁发的《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的相关的法律条款，严格执行自己的责任，主抓公路水运工程的勘察设计工作，保护上方的合法权益，握好法律标杆。

（2）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严格制定好管理权限，划分好职责权限。贯彻执行上级领导下达的命令。制定、晚上公路、水运工程勘察工作管理实施细则等具体办法。

做好审核检查工作，杜绝任何、钻法律空子、偷工减料等问题的出现。

（3）我国经济相关政策透明化

我国经济发展快速，对外贸易做的风风火火。国际贸易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有一系列很好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主要是帮助发展中国家以较低的税率进入他国进行贸易往来，而发达国家要想进入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话就需要支付比较高额的代价。这种“不均等”的待遇，使得部分发达国家认为我国已经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应该正式进军发达国家行列。事实却并不是这样的，我国国内外贸易确实在近几年来发展迅速，但是这些成绩并不能掩盖我国其他方面发展的滞后，所以我国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如果冒失的宣布进入发达国家，会影响到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进程。

介于这种情况，我国应该适当放开一些经济政策和国家发展情况，让其他国家对我国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让我国对外贸易能够顺利进行。

（1）了解国外经济走势

想要发展就必须走出去，想要进步就必须了解外面的世界。我们已经受过封闭思想的苦，一个国家无论它的资源多么充沛、制度多么完善，它都不可能自给自足的一直保持下去，外界的冲击会给予很大打击。为了跟上世界的步伐，我们需要对国际走势有所了解，灵敏的嗅觉可以掌握国外经济走势，知己知彼才可以百战不殆。

（2）进一步改善中外关系

我国一直是一个友谊之邦，我们坚持着三分方针有好外交政策，与各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举例来说，近年来世界灾难频发，当他国有困难的时候，我国总是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加以帮助。国内有些人对这种做法有些疑问，其实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这样做除了发挥我国人道主义精神帮助他人于水火，也让他国看到我国的友好，和我国建交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

发展带来新的希望，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是这段时期我国重点研究的课题，这个课题沉重而且背负着很大的责任。当我们揭开外衣迎接挑战的时候，首先需要做好保护措施。对外经济贸易的保障就是国家配套完善的规章制度，企业自身严格按法规做事。如此一来，在对外经济发展这条路上，我国一定会走的更加稳健、更加久远。

参考文献：

[1]张远.试论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南京正式学院学报.2007(6).

[2]曲博.国际利郎、国内政治与对外经济政策选择.教育与研究.2007(1).

第2篇：对外经济协调的主要手段范文

关键词：“走出去”，辽宁经济，战略

 

辽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南部，是中国东北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区的重要结合部。辽宁是东北地区通往关内的交通要道，也是东北地区和内蒙古通向世界、连接欧亚大陆桥的重要门户和前沿地带。“走出去”战略在我省实施期间，经济发展呈良好态势，“走出去”发展战略也为我省维持较高增长速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走出去”即进行对外投资或其它跨国经营活动，据我国商务部的解释，具体包括对外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三项业务。近年来，随着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走出去，开展境外投资，从事跨国经营，不仅成为企业拓展发展空间的内生要求，也成为我国企业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目前的“走出去”战略实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对增加辽宁经济发展动力和后劲，拓展市场空间，获取国际资源，突破贸易保护壁垒，培育辽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等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培育自己的跨国企业，为辽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寻求更为广阔的空间，这是“东北振兴，辽宁先行”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要有效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必须根据辽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现今的国际形势，战略的制定不仅要体现企业的投资效益，而且更要体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带动效应和长远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要对辽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布局、方式与政策设计等进行认真研究。

1.辽宁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现状分析

辽宁省实施的“走出去”战略一直为辽宁经济发展拓展空间，同时，辽宁省“走出去”战略也存在一些问题。

1.1 “走出去”质量没有保障

辽宁省虽以形成“走出去”战略布局，但还存在相对薄弱、形式单一、规模较小等问题。一方面,“走出去”的企业的面不广,地区不多,大多数企业和相当一部分区县在“走出去”方面还没有起步;另一方面,现有的“走出去”的主要形式出口贸易中,出口的商品种类还不是太多,不少很有份量和质量的重庆制造的产品还“待字闺中”;再有,与辽宁省有经济贸易往来的国家的面还不广,市场面较窄。

1.2 缺少政策优势

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对辽宁省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政府要抓住机遇，改变不利政策为有利政策。政府有关部门在推进“走出去”工作方面由于对其重要意义尚未形成共识，因此在加快推进工作中，步调不一，没有形成强劲的合力。采取财政政策与税收政策双管齐下。一方面,运用诸多税收优惠手段加以扶持,如对“走出去”战略收入实施低税率计征,或直接对“走出去”战略企业实施免税待遇,对实物、技术投资或投资利润返回予以税收减免等。采取多样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产业实行差别对待的政策，重视给技术人员的培训和保障政策，通过立法来规范各项优惠政策等等。

1.3 企业缺少国际竞争力

生产经营规模总体偏小，能够独自“走出去”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抗衡的较少。尽管辽宁省经济总量已经不小，但在一般竞争行业，乃至一些“龙头骨干企业”，与跨国公司或发达国家及地区相比，辽宁省的企业经济规模仍然偏小。总之，辽宁企业实力单薄，抗风险能力不足，企业自身很难“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

2.借鉴优秀地区“走出去”经验

2.1 向深圳市“走出去”战略取经

第一，深圳形成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高新技术产业比较发达，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具有“走出去”的综合实力和基础。其次，深圳的企业在产品扩张、资本扩张、寻求项目发展空间等方面需求强烈，“走出去”的内在动力强劲。论文大全。第三，以华为、中兴、中集为代表的一大批深圳企业率先勇敢地“走出去”，充分展示国家形象、民族风格、深圳实力，使深圳在“走出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广大企业要抓住机遇，苦练内功，不断提高“走出去”的能力，尤其是要提高品牌竞争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制度建设能力、公共关系能力。企业家在“走出去”中的作用。企业要“走出去”，首先企业家要“走出去”。广大企业家在“走出去”的实践过程中，切实增强责任意识、机遇意识和人才意识。为企业“走出去”保好驾、护好航。论文大全。

2.2 向北京市“走出去”战略取经

对外经济合作工作是外经贸工作中的一项新兴的事业，作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北京市的境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等对外经济合作工作是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逐步开展和发展起来。随着“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把“走出去”发展从政府号召转变为自身发展的主动要求，作为企业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工作来加以考虑。国家出台有关鼓励政策，就是把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作为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主要手段和形式，在审批管理、资金支持等方面进行改革和调整，逐步解决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为企业创造“走出去” 发展的条件。从建立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出发，为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支持企业的“走出去”发展，提高对外经济合作工作的水平和档次，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2002年北京市政府批准出台了《关于鼓励境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的意见》，对北京市从资金、管理等方面如何鼓励和支持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劳务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和措施。在此基础上，北京就支持境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制订并实施了有关支持政策，利用北京市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对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项目和对外承包工程项目进行资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资金问题。论文大全。这些政策自实行以来，收到良好成效。北京支持政策已为符合条件的1.9亿美元的项目进行了贴息，为近2亿美元的工程项目提供了保函和融资支持，为北京企业的进一步“走出去”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3.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建议

实施“走出去”战略，对政府是新的挑战。辽宁省要结合本地实际，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企业积极稳妥地“走出去”。本着“促进有力、保障有效、监管有方”的原则，加强信息和政策服务；遵循“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引导企业选准市场和项目；主要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企业“走出去”发展，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保障投资者利益；加快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简化和规范审批程序，提高行政效率，新的促进政策措施，支持企业“走出去”。充分发挥商业贷款、优惠贷款、无息贷款和对外援助的作用，鼓励企业带资承包，在境外承揽大项目，促进扩大出口；研究探讨允许具备条件的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融资，利用国际商业贷款，增加资本金。

辽宁的发展有多种选择条件：一是出口国际贸易港口，二是中韩国际铁路。三是亚欧大陆桥（从辽宁经内蒙古到俄罗斯东欧的市场，或将来从辽宁经内蒙古新疆到中亚的市场，那个市场都比韩国的市场大）因此注重辽宁深水港口建设，扩大辽宁企业的国际贸易出口，同时引进优秀海外留学（并有实践工作经验）的理工类技术人才回国，到辽宁创业，到国企任职，不断提高辽宁企业的技术升级，使之生产出的产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额。辽宁能发展的更快更好。

同时注意对外投资项目的风险。目前，我国缺少对外评估机构，许多部门的评估流于形式，导致企业错失投资机会或增大了海外投资风险。此外，国家由于没有建立专门提供国内国外商情信息的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企业“走出去”的盲目性。建议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建立金融、财税、公安、海关等相关部门参加的统一协调机制。制定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的配套扶持政策。完善服务体系，积极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加强信息渠道的拓展，加快构建信息系统建设以保证信息的高效传递。

重视跨国并购，提高跨国并购方式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中的比重。并购投资具有投资小、见效快的特点，是近年来国际投资的新趋势。收购发达国家的企业，可获得该企业的先进技术和专利权，提高跨国公司的技术水平，还可以利用被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和商标的知名度进入当地市场，可以使辽宁老工业基地企业迅速拓展经营领域，扩大企业产品种类，实现跨行业综合经营，并在短期内实现多元化目标，可以使辽宁老工业基地企业利用适合当地市场的原有管理制度和管理人员，从而避免因对当地情况不熟悉而造成的种种麻烦，还可以使辽宁老工业基地企业提高在海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公众中创造出一个良好的企业形象，并为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形象。

第3篇：对外经济协调的主要手段范文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我国国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经济贸易在面临巨大挑战的同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本文主要阐述了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点应对策略和战略方向以供参考。

关键词国际经济贸易贸易战略趋势

随着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形势的不断变化和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了世界上影响力巨大的贸易大国，但是贸易大国并不完全等于贸易强国，中国的国际经济贸易在发展规模、竞争能力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面对这样的经济形势，中国必须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不断创新，及时改变政策，调整战略方向，促进产业升级，使中国成为贸易强国。

一、新形势下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的国际经济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增加，与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贸易联系不断增强，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全球化趋势，同时贸易政策保持稳定，贸易结构在不断优化，国家大力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提高了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是在我国国际经济贸易获得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随之而来的问题。

（一）国际竞争力不足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我国成为了世界第一的贸易出口大国，贸易出口种类越来越丰富，但是我国的出口产品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偏低，国内大部分的生产企业也仍然属于劳动型企业，没有形成产业化，企业缺乏创新能力，生产技术没有更新，导致企业在国际上的综合竞争力不足，并且近年来伴随着激烈的竞争氛围、原材料价格上涨、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承接出口加工产能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能力的提升等因素，很多企业在发展中失去了传统的竞争优势，甚至逐渐消失。

（二）发展规模不均衡

虽然我国的经济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由于本身起步较晚，所以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规模仍然较小，同时由于地理条件、政策实施等多方面条件影响，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规模也不够均衡，比如沿海地区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较快，而我国的西部内陆地区受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等原因的限制，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就较慢，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

（三）严重的生态问题

国际经济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经济贸易自由化不断发展，在带来巨大了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环境被污染，生态资源被大量消耗，我国的国际经济贸易正在受到“绿色贸易壁垒”的限制。

（四）国际经济贸易服务发展滞后

在我国服务业总量不足，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低，导致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在整体的国际贸易出口的规模中，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规模偏小，整体水平不够高，出口的部门、结构也不合理。同时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的管理体制、政策规章等方面也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五）贸易摩擦加剧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国家通过设置贸易壁垒等手段抢占国际市场，中国一直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受害者。

二、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趋势

在新的国际经济贸易形势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

（一）网络贸易规模不断加大

网络贸易是指借助互联网，利用网络交易平台进行贸易活动。随着多媒体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沟通交流越来越便利、快捷。现在各国的经济组织也开始积极采取措施来维护网络贸易交易平台的安全性，以保护网络贸易的健康发展。

（二）新型产业和跨国企业规模不断增大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国际贸易的竞争核心，技术、人才、知识逐渐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这也导致了一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逐渐取代了以自然资源为核心的传统劳动产业。同时随着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型产业和跨国企业。通过不断调整贸易战略，跨国企业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者。

三、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发展战略

作为人口大国，劳动力的丰富资源始终是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中的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也一直是我国出口贸易的主要内容。但是随着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些优势逐渐被取代，新型的产业结构正在建立，知识、科技、人才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面对这些变化，我国应该积极转变调整国际经济贸易战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

（一）建立健全的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体系，完善管理机制

完善的管理体制才能更有利于推进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健全的法律体系作为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法律保护武器，能够有效避免其他国家利用国际贸易规则侵害我国的合法权益，稳定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有效保障经济利益的增长。

（二）大力发展新型产业，积累竞争优势

高新技术产业、跨境电商等新型产业的发展可以调整优化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提高我国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应该加快人才建设，继续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加对自主知识产权的投入，使出口产品积极向高端产业、高附加值方面靠拢。同时更加支持大型跨国企业的发展，注重跨国企业品牌建设，多加强与国际企业的合作交流，引进先进的技术经验和管理理念，使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扎根立足。

（三）增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

在信息化时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变得频繁，经济贸易的关系变得密切，因此在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中，应该更加注重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合作交流，加强友好关系，寻求合作，共谋发展。目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也已经与22个国家和地区达成自贸协定，在未来的经济贸易工作中促进共同发展。

（四）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深入挖掘国内市场

在对外经济贸易中，我国国内的生产企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积极推进产业调整，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在资金、资源、政策、人才等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增加品牌推广力度，鼓励民营企业运用网络贸易等现代交易方式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加快工业园区、电子口岸的建设，加快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工作机制。同时，也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拉动内需，扩大国内消费市场

（五）实现对外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在努力发展国际经济贸易的同时，还应加强对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重视，一方面创新技术，调整产业结构，逐渐减少重污染企业，另一方面加强对企业环境保护意识的宣传工作，同时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管力度，实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国际经贸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给我国的国际经济贸易带来了给予和挑战。开展好国际经贸工作对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应该紧紧跟随时代潮流，响应国家政策，不断变革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新型产业，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同时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交流，共谋发展。

参考文献：

[1] 汪晓红.我国国际经济贸易战略与趋势研究[J].中国市场，2013.11（46）.

[2]朱伶瑾.浅谈我国国际经济贸易战略及趋势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5.3（11）.

[3]金明美.我国国际经济贸易战略趋势研究[J].知识经济，2014.1（6）.

第4篇：对外经济协调的主要手段范文

【摘要】国际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无法为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提供合理的解释。因为传统理论在考虑内外均衡关系时主要关注两者之间的总量平衡，而忽视内外均衡的结构性互补关系。通过考察内部结构调整对外部环境的要求，并结合中美两国当前的经济结构特征，不难看出，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两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的特征和潜在的互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摩擦的产生和解决过程就可以称为协调两国内部结构调整的契机和手段。

一 背景：问题的提出

过去几年，中美两国的经贸交往全面发展.但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也不断升温，并日益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一个热点。进入2003年以后，贸易摩擦升温的趋势更加明显，继美国政府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断对中国政府施压以后，针对中国一般制成品出口的贸易保护措施也被美国政府相继付诸实施。

从中美经贸交往的历史来看，每当美国临近大选年，中美之间总会出现一些争执与摩擦。对于国内外很多关注中美经贸交往的学者来说，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定式。毫无疑问，大选前各经济、*利益集团的角逐，是影响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中美贸易摩擦升温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有人认为除了*因素的影响外，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贸易过程中出现一些摩擦和争执也是必然的。这类似于自然界中混沌和秩序的“和谐悖论”。这两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学者看待中美贸易摩擦的主流观点。

从这两种观点出发，一方面，大选因素只是暂时的，也是中国无法左右的；另一方面，贸易规模扩张和摩擦增多之间又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那么，中国似乎只能采取“无为”的策略。然而问题绝非如此!*利益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离不开经济利益的支撑；规模只是一个总量指标，它掩盖了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后，贸易结构并没有背离中美两国经济结构的对比现状，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工和交换的特点。因此，如果只是基于静态的分析，我们会得出中美之间不应该出现摩擦的结论。而就*利益来说，一方面，美国在传统产业受到来自全球的竞争，中国在其中的份额并不大；另一方面，为维护这些传统产业的利益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必然要牺牲其他行业的利益，如流通行业或整个服务业。考虑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一直与中国竞争美国市场，美国对中国的产品施加各种保护主义措施，很难改变其国内传统产业的现状，而且会引发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执。

从目前流行的观点出发，我们很难理解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为此有必要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去展开分析。为寻找这个新的分析视角，我们首先分析中美经贸交往赖以发生的大背景。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WTO的诞生，人们所期待的平和、有序的国际贸易环境并没有如期出现。相反，发达国家内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凸现了现行多边贸易和投资体系的不足。从西雅图到多哈再到坎昆，WTO框架下的多边谈判不断重复无果而终的结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美国经济的调整为先导，世界经济步人一个普遍而深刻的结构调整期。

结构调整通常伴随着经济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集中爆发，从长期来看，这是维持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必要条件；但是在短期内，这往往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各种经济、社会和*问题激化。这种短期阵痛可以说是经济调整的必然成本，关键是一个经济体能否承担、消化和吸收这样的成本。一方面，这受制于一国内部的各种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另一方面，在开放经济中，这还受制于外部经济环境。以国际贸易、投资等为纽带的国际经济传导机制，为各国释放内部调整压力、转移调整成本提供了条件，但也增加了各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不和谐性。

多边贸易—投资体系的制度调整滞后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这样的体系自然缺乏足够的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对外经济政策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和谐因素就会不断激化，并演变成现实的贸易摩擦和纠纷。这是世界经济理论和实践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中，伴随着各国经济的涨落，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交替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自然规律。反映在理论上，就是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在贸易领域永恒的纷争。

结合全球性结构调整趋势和多边贸易、投资体系在目前所遇到的发展困境，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不断升温的贸易摩擦将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国际贸易领域的所有问题是不是都符合这个特征?具体到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各国自身的结构调整又是如何发生联系和作用的?这个过程又是如何导致摩擦的?我们试图在理论层面上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

二 分析问题的视角：开放经济的动态均衡

国际交换问题的传统分析框架是斯密、李嘉图等人所开创的古典贸易理论，它强调优势互补下的分工和合作原则。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自由贸易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无法在这个分析框架下得到解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古典贸易理论过分强调贸易的福利效应和帕累托改进，忽略了利益分配和利益转移问题。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论”则是用另一种分析范式分析国际贸易和产业成长过程的融合，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这两种研究范式的交织和竞争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变化的主要线索。20世纪70年代以后，为了反映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等新贸易理论逐渐成为西方学者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的主要方法。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新贸易理论分析了国际水平分工和国际贸易背后的利益创造和利益分配机制，对自由贸 易和保护贸易各自不同的政策效应进行了分析。

在考虑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时，上述理论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差异基础上的分工、合作和自由贸易，它与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是不相容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所要保护的是处于成长过程中的产业，这些产业必须有发展前景和长期发展潜力。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相关产业主要是纺织、钢铁等一般制造业，这些产业在美国不是幼稚产业，而是接近生命周期尽头的“衰退产业”。新贸易理论分析的是水平分工基础上的国际贸易和相关政策，这同样不符合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对比的现状。

但是在这些理论框架之外，我们又该如何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呢?为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在开放宏观经济这样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考虑国际贸易及相关政策问题。在开放的宏观经济中，外部均衡是不同国家宏观经济运行过程的交集。国际贸易之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正是在这个交集中发挥的。国际贸易的变化直接改变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进而影响一国经济的整个外部均衡状况。这是国际贸易政策直接作用的对象，但不是国际贸易政策的终极目标，国际贸易政策最终要影响的是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这也是开放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总目标。从这样的目标出发，国际贸易政策的形成和实施过程都必须依赖和服务于开放宏观经济的整体均衡关系。

内、外均衡是开放宏观经济中最基本的两个平衡关系，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取决于内部均衡状况、外部均衡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和谐程度。因此，国际贸易政策的实施必然依附于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不仅要反映贸易收支或外部均衡状况，更要反映宏观经济的内部均衡状况以及内、外均衡之间的协调程度。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贸易政策必须顺应内、外均衡之间的配合和协调状况。通常的理解是，在内、外部经济同时实现均衡的基础上，开放宏观经济实现总体均衡，这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理想状况。但实际上，内、外部经济同时达到均衡只是一个静态环境下的理想情况。在动态的环境中，宏观经济总是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同时实现均衡是一种“刀刃情况”。更普遍的情况是内、外经济各自都是非均衡的，但它们结合在一起却能实现经济的总体均衡。进一步说，这种状况不仅反映了现实中开放宏观经济的常态，更反映了外部经济在维持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平衡过程中的作用所在。这也可以说是“开放”两字的意义所在。在总量关系上，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可以由外部经济来弥补；在结构关系上，国内供求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可以由外部经济来弥补。在这样一种互补关系中，国际贸易政策的实施方向不仅要维持外部均衡，还要促使进出口适应内部经济的发展、变化和调整。

第5篇：对外经济协调的主要手段范文

[关键词]欧美国家对外贸易政策；再工业化；产业转型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6081

1欧美国家对外贸易政策

11后危机时代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新特点

（1）积极推动双边和区域性发展战略，制定新的贸易规则。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多哈谈判始终未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受涌现出的大量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而受损，出现了不利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变化。面对这种形势，美国实施双边和区域性发展战略，从而维护了美国在全球的利益和地位。此时，美国着力推进并扩大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将其视作通往FTAAP（亚太自贸区）的桥梁，以实现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布局的最终目的。美国和欧盟是传统的贸易和投资伙伴，经贸依存度很高，美欧之间签订自贸协议的想法由来已久，对当前金融危机下的美国和债务危机之下的欧盟而言，两者的合作意愿愈加强烈，TTP终于被再次提上日程。欧美国家意图通过贸易规则重构多元化的路径，强力推动新的经贸规则的制定，从而维护自己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霸主地位。

（2）多措施力促“再工业化”。美国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由过去经济过分依赖服务业到现在开始重新重视和发展制造业。过去美国将主要精力放在掌握创新和升级核心技术上，将制造环节外包委托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完成。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就业等各种矛盾层出不穷，政府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重新定位并将制造业视为解决就业和经济问题的重要战略措施。

（3）贸易保护主义趋势明显。后危机时代，美国经济发展逐步放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比以前有所下降。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与保护，美国正转向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与中国的进出贸易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于是我国是美国实行贸易壁垒重点打击对象。美国实行“双重标准”，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对中国产品进行各种壁垒的限制。美国对华贸易实行保护政策使得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抬头，这对中国乃至世界贸易发展极为不利。

12欧盟对外贸易政策

（1）服务业层面。欧盟服务业的比重在全球贸易中只占到20%，究其原因是贸易壁垒的问题。例如：国家与国家之间服务贸易所产生的关税平均比制造业产品关税高20%，同时还面临了准入、开放等贸易壁垒。因此，欧盟采取措施是：一方面，向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贸易伙伴争取更为广泛的市场开放；另一方面，在贸易协定中寻找必要方式避免这些新兴服务业遇到新的壁垒。

（2）政府对贸易产业的支持。欧盟国家都不会选择对本国外贸企业进行干预或下达命令，也不采取手段来扶持对外贸易，而是积极创造条件，尽量让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凭借自己的产品、售后服务等优势巩固和扩大市场占有。同时，着眼于国际市场的现状和发展，政府积极为相关产业的进出口创造合理的必要条件。

（3）重视贸易促进体系的建设。贸易促进体系的建立主要是为本国商品和服务的贸易服务，进而提高商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欧洲尤其是德国特别重视贸易促进体系的完善，积极促进在全球范围建立一个能为本国企业提供服务的网络，进而为德国企业海外业务的拓展提供有力的支持。服务的内容包括了产品咨询服务、法律和关税的咨询服务、当地市场和经济的分析服务、商务咨询服务等。鉴于大型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强，贸易促进体系的建设将服务的对象聚集在中小企业的身上。通过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国际贸易的竞争力。

（4）与亚太国家的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就目前世界经济环境来看，亚太地区将是未来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其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版图上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在上述经济形势下，欧盟努力增强与亚太国家的经济联系，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与亚太国家进行双边自贸协定谈判，缔结自贸协定将是欧洲国家未来工作的重点。欧洲国家主要目的是维护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既得利益，更希望在新形势下新的经贸规则下保持乃至扩大自己在亚太地区的经贸权益。

2欧美国家对外贸易政策对山东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启示

21处理环境和贸易的关系

在环境和贸易关系中，欧盟坚持为了环境保护，可以实施限制措施，但同时在环境和贸易关系中引入非歧视性原则和适当性原则，使得限制的措施是合理的非歧视的。当环境和贸易出现争议时，采用双轨渠道来协调，即政治途径和法律途径。

22政府对贸易产业的支持

政府对贸易的管理和干预是为了给贸易企业创造正常的活动和竞争条件，因此政府都不直接对外贸企业进行干预或下达命令，也不采取补贴或优惠手段来扶持对外贸易，而是根据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积极创造条件，尽量让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凭借自己的产品、售后服务等优势，巩固和扩大阵地。同时，着眼于国际市场的现状和发展，政府积极为相关产业的进出口创造合理的必要条件。总之，山东要学习欧盟政府的宏观调控的能力以及综合运用国内外环境的有利因素的能力。

23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经济的发展除了政府机构的服务和调控之外，行业协会也起了积极的作用。欧盟各国的行业协会作用明显，为本地区产业的发挥起到信息服务与咨询的作用，尤其是德国，大多数企业主都会加入行业协会。各协会会定期举办讲座和报告会，产业最新信息，行业内企业交流和咨询。山东的行业协会所起的在提供专业信息和专业咨询方面做得还不到位，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对产业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24熟悉WTO 规则和各国的相关法律、惯例

金融危机以来，山东的出口贸易频繁遭遇贸易壁垒和贸易纠纷，究其原因是对WTO规则和各国的法律不熟悉。从政府层面，山东应该调整贸易政策目标、进出口管制措施，使之与国际接轨，维护本地区的利益。从企业层面，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认证，获得在国际市场通行的证明。在面对歧视性的贸易壁垒时，也要运用规则、惯例进行积极抗辩，运用合理的手段进行仲裁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

25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是增强贸易竞争力的重中之重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技术创新能力是各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要立于不败之地的必备资质。我国一方面要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强科研技术的研发能力，另一方面要学会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变，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价值。

总之，新经济常态下，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放缓，山东乃至全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严峻。美国、欧盟作为山东对外贸易的主要贸易伙伴，它们的对外贸易政策直接影响产品在两个地区的竞争力。我们讨论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侧改革等，主旨目标是增强我国经济对内对外的竞争力。但我们不能忽视各个国家对外政策的调整对外贸经济的直接影响，因此，立足欧美地区外贸政策的研究，能够为对外经济方式转变路径选择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第6篇：对外经济协调的主要手段范文

近二十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现出较为强势的增长，并且在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流出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截止到2008年底，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约占全球FDI流出总量的18.91%，总规模约为3512.06亿美元。从2003年至2008 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44.07%，比同期发达国家 FDI 流出的年平均增长率高出约18.93个百分点。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FDI流出的规模也显著提高。据商务部统计，2010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下同)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显然，传统的FDI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兴起，缺乏经济竞争力的经济体为什么会更愿意将资本投资于海外市场？宏观视角下决定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或条件究竟该如何甄别？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FDI流出的决定因素的影响机制是什么？从2002年到2010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稳步发展阶段。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机来说，本阶段中国市场化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步入正轨，经济快速发展，国内企业逐步成熟、壮大起来，同时大量外资的涌入，导致国内市场的竞争加剧，从而导致对外直接投资逐渐成为中国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开放、透明的国际环境。另外，中国实施的“走出去”战略与政策措施也对本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和持续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图1描述了1982年到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演变趋势和发展历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2年到1991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规模很小，平均值仅为5.38亿美元，绝大多数属于政府投资，企业所有权优势有限。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2001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波动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迅速增加，但也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的态势，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仍然受到偶然因素和短期利益目标的驱动，政府也没有完善的引导或管制的政策与措施。第三阶段从2002年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而持续，迅速增加到500亿美元以上，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另外，通过整理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2004-2009）的资料，我们还发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些基本特点。第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强劲，2004年至2010年七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0%。第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主要分布在周边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拉美国家或经济体以及经济水平相对较弱的非洲经济体。2004年至2009年六年间，中国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基本超过90%。该统计结果支持英国学者拉奥的“技术地方化”投资理论，即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发展水平相当国家或地区（Lall，1983）。第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加大。从2004年到2009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从48.2%上升到68.6%，总体呈现逐步上升趋势。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符合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对外直接投资必将是中国未来对外经济活动的主要力量。首先，从战略角度看，世界上的经济大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都十分庞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是衡量一国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以鼓励本国企业投资海外市场，正是通过政策推动本国企业去更多地开拓国外市场，在国际商业活动中占据有利地位，同时为避免中国重要能源和资源的国际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开展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以逐步增强对能源和资源的生产控制和国际价格的话语权。其次，从投资角度来看，中国快速扩大的经济规模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与目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并不相符，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伴随着中国出口的不断扩大，中国将遭受到更为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倾销。对外直接投资则是一种有效地绕开贸易壁垒而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手段。再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强劲增长优化了中国的产业结构，转移了中国制造业的剩余生产能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取得外国公司的技术、品牌或市场渠道，并将其与中国本土企业的生产能力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产业结构。当然，充足的外汇储备、坚挺的人民币币值和稳健的银行体系，也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宽松的金融环境。

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传统的FDI理论，使之能够有效解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从而为提出更加广泛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供依据。针对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这一问题，西方学者已经做过比较深入的实证分析，但是绝大多数的研究对象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涉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研究这几年才刚刚兴起。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因此对该领域进行研究十分必要和紧迫。国内学者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实证研究较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较难捕获。《中国统计年鉴》2003版才在“对外经济贸易（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章节下增设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数据，中国商务部也是2003年才出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以实证的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二、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理论框架

（一）改进的邓宁折衷范式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提出的OLI折衷范式不失为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最广泛的理论模型。尤其是针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该理论模型能够给予较为全面和有力的解释，即当企业具备所有权优势O（Ownership），区位优势L（Location）以及内部化优势（IInternalization）时，其对外经济活动的表现方式一般为对外直接投资。“邓宁折衷范式”不仅是目前基于公司层面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给予的最全面的解释，并且在该模型中还引入了对东道国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较为广泛的解释了跨国公司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进行国际活动的动因和条件。但“邓宁折衷范式”依然无法有效合理地解释在发展中和经济转型国家中那些不具备OLI优势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因此在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前，有必要对OLI模型进行一些改进，然后从微观层面的OLI模型推导出宏观经济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型，以适应中国独特的国际投资发展路径。

1.内部化变量的重新归属

OLI 模型中三种优势变量在逻辑和内涵方面存在一定的冲突，即三种优势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先后关系或因果关系，这在一定程度对实证分析增加一定的困难。首先，OLI模型中三种优势变量确定和衡量的方式是不同的。在邓宁折衷范式中，所有权优势O和区位优势L都是以静态的指标来测度的，即某一个时间点以特定的变量来衡量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而内部化优势I体现的是企业通过使外部市场内部化后，整个动态过程所带给企业的内部化收益，即该变量是以动态的过程来测度的。其次，三种优势变量是有先后次序的，或者说，可能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总体上来说，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是相互依赖的，两者共同决定了企业是否应该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美国学者Hyme（r1960）就曾指出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是相对而言的，一国企业只有在确定的东道国的区位，才能确定其所有权优势的参照系。在邓宁折衷范式中，企业是否以内部化市场来取代外部市场主要取决于三种优势变量的相互作用（Cantwell& Narula, 2001; Dunning, 2001）。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内部化优势变量作为所有权优势变量的内生变量。首先，企业以内部化市场来取代外部市场是一种旨在减低风险，提升自身所有权优势的对外经济活动。在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必然会面对东道国不同的文化，政策和制度环境。因此对东道国FDI的流出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东道国市场带给企业的不确定性，也有利于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的融资、营销和管理，从而提升了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其次，企业以内部交易机制来取代市场机制本身可以看作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如果这种制度上的创新可以为企业的运作带来内部化优势，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化收益超过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和企业跨国经营的内部化成本，该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会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反之亦然。

2.改进的OL-FDI模型

根据前文的分析，当内部化优势变量被看作是所有权优势变量的内生变量时，邓宁的OLI折衷范式可以被简化为OL-FDI模型，如图2所示。横轴L表示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的区位优势变量，纵轴O表示跨国企业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变量。我们假设跨国公司可以从其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收益，并且在东道国市场中可接受的最低收益为U0、U’、U分别表示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的无差异收益曲线，其中U’>U>U0。根据简化的OL模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所有权优势变量O和区位优势变量L两方面共同决定的。即当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变量为O1，区位优势变量为L1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如图中箭线FDI所示。图中O0、L0两条垂直于横纵坐标轴的虚线表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即当跨国企业的区位优势变量为L0时，我们不难发现，无论该企业的所有权优势O如何提升，由OL 决定的 FDI 规模都无法满足其在东道国市场上可接受的最低收益 U0。反之，当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确定为O0时，即使在东道国市场有着较好的区位优势，企业也不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实际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企业所能投入的所有权优势O是有限的，因此企业更愿意投入较多的区位优势L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假设某跨国企业在某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变量L1。若单从该企业在东道国的收益来考虑，则箭线OA一定是企业最好的FDI选择。但该企业如果想得到处于U 水平的收益，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所有权优势 O 来增加其 FDI 的流出，同时也浪费了其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L1。因此最好的选择应该是充分利用其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L1，同时在保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变的前提下，付出最少的所有权优势O1（如图2中FDI位置所示）。通过以上对OL-FDI模型的经济学解释，不难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是由所有权优势变量和区位优势变量共同决定的，但OL-FDI模型更反映了区位优势变量的重要性。Dunning（1977）明确表示企业优势不但与母国有关，还与东道国有关。只有把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有机的相互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出所有权优势。Rugman（1981）也强调对外直接投资中区位因素的重要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其所能投入的所有权优势是有限的，因此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是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母国约束”机制

以邓宁折衷范式为代表的众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侧重于研究企业FDI流出的两大影响因素，一是企业自身所具备的满足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与动因；二是与东道国相关的区位因子。在众多文献中，很少有学者从宏观视角出发研究“母国约束”对一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因此这些理论其实都具有一个隐含的假设条件：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自由的，母国的经济环境和政策对于FDI的流出既没有鼓励的作用，也不会产生约束，即对外直接投资只是一种企业行为，与母国政策和经济变量无关（王恕立，2003）。显然，这不符合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客观事实。至少在目前的世界对外经济活动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和政策都会对本国FDI的流出产生影响。例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某些阶段会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来消除“资本外溢”的风险。诸如德国、日本、波兰和美国等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也对一些敏感投资领域设置“门槛”（IMF,2005A）。因此，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就必须考虑母国的约束条件。

本文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是一个综合变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动因及条件，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联系以及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宏观视角下，母国的内在动因及条件是以资本输出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来衡量的；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联系十分复杂，包括政治、文化、地理等许多不可测量的因素。本文仅从对外经济活动的角度来考察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联系；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则主要是指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各种政策，包括一般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一般来说，对外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很少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随着对外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这些经济体才会从实施一般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转变为更多地实施具体措施来引导本国FDI的流出。

约束机制1：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对FDI流出的影响。

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对决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优势变量和区位优势变量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所有权优势变量来说，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企业在母国和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例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财政支出的增加，母国的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于国际生产要素价格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从而导致企业的“比较成本”的升高或降低，影响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民经济的发展拉动了国内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促使企业向海外投资以谋求低成本战略；另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刺激了国内消费，企业在本国有了更广泛的市场，更愿意选择在本国进行投资。考虑到海外投资的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减小母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对区位优势变量来说，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主要是通过影响汇率水平，从而改变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一国经济发展的稳定程度的重要测度指标是通货膨胀率。较高的通货膨胀会导致一国的汇率下降，诱发资本从强势货币的国家流向弱势货币的国家。

约束机制2：母国对外经济活动对FDI流出的影响。

一般来说，对外经济活动主要包括国家或地区间的贸易活动和资本流动，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则属于国家或地区间的资本流动。因此，其他对外经济活动对FDI流出的约束机制在于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相互补充，甚至可以说是一国对外经济行为的连续过程（Vernon , 1966；Johansson&Vahlne , 1997）。针对不同时期的特定国家或地区，这种约束的效力和方向都会产生较大的改变。

约束机制3：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FDI流出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FDI流出的约束主要分为两类，一般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影响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的影响。一般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主要指为控制对外直接投资而人为设定的障碍，如严格的外汇政策和审核程序等；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则主要是指政府针对企业的海外投资而提供的各种优惠。

下面简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母国FDI流出的约束机制。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都是独特的，即与母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地缘特色、产业结构以及经济战略目标相一致（World Invest-ment Report , 2006）。根据 OL-FDI 模型，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通过影响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能适度地引导母国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首先，特定的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可以提高或削弱跨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例如，如果母国政策限制资本输出的规模，并实施先进技术输出管制，一个拥有雄厚的资产和技术优势的企业也无法发挥所有权优势进行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其次，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还会改变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比如有政府支持的FDI保险计划降低了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即FDI保险计划最大程度上削弱了区位因素中的国有化风险、战争损失以及无法将利润汇回母国的风险，从而提高了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另外，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并非完全取决于东道国的条件，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及相关政策协定程度也是衡量区位优势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查尔斯•希尔（1999）在《今日全球商务》中就指出80年代日美的政治经济关系是日本放宽对美国FDI的限制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机制可以用图3简化表示。在宏观视角下，来自母国的约束影响着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即沿着从母国向东道国这样的路径推动着国际间资本的流动，因此本文也形象地将“母国约束”称作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因素。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约束因素的检验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选取

在宏观层面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母国的推动因素，二是来自东道国的拉动作用。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的相互博弈不仅仅是对邓宁折衷范式的一种理论上的延伸，并且丰富和改进了“投资发展路径学说”中单一解释变量的缺陷。沿着资本流动的方向，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从母国和东道国两个不同的视角来考察影响FDI流出的经济变量，才能真正探究和验证中国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本文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机制主要是通过作用于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和区位变量，从而促进或抑制本国FDI的流出。本文我们把这种“母国约束”称为来自母国的推动作用进行分析。同理，“东道国约束”，即东道国的拉动作用，也是通过作用于改进的OL-FDI模型来影响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值得注意的是，母国推动因素和东道国拉动因素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并且分属于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变量是基于“比较”而得来的。例如，中国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往往是与劳动力成本紧密相关的，如果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相较于潜在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偏高，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更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再如，人民币汇率不仅属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东道国的通货强势与否。因此，本文仅从母国的推动因素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旨在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分析FDI 流出的决定因素。本文从五个推动因素来考察中国资本流出的母国决定因素，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框架，分别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开放程度、货币因素以及政策因素，如表1。其中，先针对前四个推动因素进行实证的检验，其变量分别选择为人均GDP、教育费用、出口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额、以及人民币外汇汇率。由于政策变量的无法测量以及其特殊性，将以“走出去”战略为例定性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因素。

（二）假设的提出及理论基础

假设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为变量）成正向关系。

理论基础：根据投资发展路径理论（Dunning,1981），一国对外投资净额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天然的联系。一般而言，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其对外投资净额为越大的正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其对外投资净额也会相对较低；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其对外投资净额则为负数。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以人均GDP来衡量的母国经济发展水平有可能会对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产生积极的影响。再者，本文认为母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动机。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规模庞大，因此对战略性能源和资源的需求日益加剧，对这些领域进行有效地对外直接投资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最佳选择。因此本文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成一个正向的关系。本文使用人均GDP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

假设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成本（以教育费用为变量）成正相关。

理论基础：Dunning and Narul（a1996）认为由于每个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都具有独特性。母国的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也是衡量母国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例如，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国家的制造企业更愿意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子公司，实现资本的对外流出。就中国而言，近年来国内的劳动力不再相对廉价，许多依靠低成本战略的中小企业面临着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的上升，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自身素质和修养以及对生活标准的提高要求企业支付更多的薪水，提供更多的福利保障。因此，本文使用教育费用来衡量中国的环境和劳动力成本，并假设随着教育费用的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在增加。

假设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水平（以出口额为变量）成正相关。

理论基础：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就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系达成统一共识。针对特定国家特定时期，两者的关系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一方面，许多学者认为对外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互补关系。邓宁（2001）认为对外出口贸易会帮助企业获得知识从而产生所有权优势，有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同时，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建立出口平台和生产设施又推动了对外贸易（UNCTAD，2003）。在中国，人民币升值将增加传统优势行业产品出口的比重，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可能是替代的（Vernon, 1966; Bellak, 2001）。这是由于潜在的出口商为了绕开出口贸易壁垒而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就中国而言，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技术含量不高的制成品，而海外投资在2008年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商务服务业，约占60.9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按行业分对外直接投资”计算得到），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对外贸易出口的延续，两者并不存在替代关系。在本文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母国约束”中，也认为一国对外贸易水平是衡量该国FDI流出的对外投资条件。因此，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水平成正向关系，用出口额作为对外贸易水平的变量。

假设4：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越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量越大。

理论基础：Dunning（2001）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会把海外企业的所有权优势转移给国内企业，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是正向关系。以中国为例，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会带给中国企业以高效的管理模式、先进的技术水平以及更多的投资机会，形成持久的示范效应，从而提升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中国企业主动进行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关于这种外溢效应，Duran&Ubed（a2001）也曾指出。但是，本文认为直接使用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额作为衡量外商直接投资是不科学的，这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的前提是母国足够大程度地利用外国资本。只有母国企业充分利用外国进入的资本，其管理和技术水平以及投资机会的把握能力才会得到显著的提升。因此本文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成一个正向的关系，且使用实际利用外资额作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变量。

假设5：东道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越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量也越大。

理论基础：一般来说，汇率对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难以估计。然而，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充足的外汇储备和坚挺的人民币币值的支持下强劲增长，这似乎映射出两者具有一定的关系，尤其在传统的优势行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近年来人民币的持续升值标志着中国已经逐渐成为货币相对强势国家。Alibe（r1970）认为，在购买力优势和资本成本优势的促使下，FDI会从货币相对强势国家流向货币相对弱势国家。若母国的货币处于强势地位，母国的资本成本也会较低，即母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就可以以较低的折现率来资本化其在东道国市场上的未来收益，这在理论上提高了母国企业未来现金流的净现值；同时，货币强势地位的国家的企业可以花费更少的钱购买东道国的生产要素，这也刺激了这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因此，基于目前人民币汇率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以及理论，本文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人民币汇率成一个反向的关系。根据上述假设条件以及变量的设定，本文构建如下模型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检验：其中，t表示年份，μ 表示白噪声，其零均值，且等方差。本模型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处理。OFDI表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GDPPC表示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SCHO表示中国的教育费用支出；EXPO 表示中国的对外贸易出口额；IFDI 表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EXCH 表示人民币汇率。各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期影响见表2。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在验证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时，数据来源主要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等相关材料。因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样本选取年限为1985年至2008年。其中，200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版，1985-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在解释变量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教育费用支出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版；实际利用外资额，出口额和人民币汇率的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9版。汇率采用外汇汇率表示法，即用100美元作为标准，折算为一定数量的人民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单位是美元，其他经济变量的单位是亿美元。由于教育费用支出的数据是不完整的，即1985-1991年和2008年教育费用支出的数据是缺失值，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缺失值进行有效地处理。本文的处理方法如下：根据中国教育费用原始数据作图4，发现1992-2007 年中国教育费用额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因此判定可以使用年平均增长率计算缺失年份的数据。中国教育费用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9.43%，然后运用该值计算1985-1991年和2008年的缺失数据。（四）数据处理及分析

1.数据相关及共线性

根据各变量1985-2008年的样本分析，显示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费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出口额都随着时间呈上升趋势，因此需要对这些解释变量进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显著性水平为1%的情况下，所有变量间的相关都是显著的。在考察相关系数矩阵后，我们发现几乎除EXCH 的自变量之间都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比如 GDPPC 与 SCHO，SCHO 与 EXPO，EXPO 与 GDPPC 等等。由于多重共线性可能造成参数估计量的无效，所以需要对模型的设定进行处理。本文将采用差分法来改进模型的设定，实现多重共线性的消除。

2.平稳性检验

一般来说，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时间序列数据通常是非平稳的，而且主要的经济变量如消费、收入、价格往往表现为一致的上升或下降。这样，从非平稳性的角度看，若仍通过经典的因果关系模型进行分析，则一般不会得到有意义的结果，因此必须首先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主要采用的是扩展的狄克—福勒检验法（ADF检验）。本文的时间序列数据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且均值不为零，因此在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时，应选择包含常数和时间趋势项的检验方程，即：Δyt=c+δt+γyt-1+εt（2）表4给出了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变量LogOFDI、LogGDPPC、LogSCHO、LogEXPO、Lo-gIFDI 和 LogEXCH 的 ADF 统计量分别是-2.27、-1.22、-0.81、-2.72、-2.09 和-0.68，均不能拒绝置信水平为90%的原假设；但所有变量的时间序列在经过一次差分后都变成平稳的，因此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满足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的条件。同时，利用差分还有效消除了各变量间的多重共线问题。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基础上，为考察各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需要对一阶差分的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是指各解释变量的前期变化可以有效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变量的变化，当两个变量在时间上有先导—滞后关系时，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从统计上考察这种关系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即主要是一个变量过去的行为在影响另一个变量的当前行为？还是双方的过去行为在相互影响着对方的当前行为？在表5中给出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共列出八个格兰杰因果检验。根据p值可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出口额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即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MF-DI）和出口额（MEXPO）的前期变化可以有效地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动。同时，我们也可以很快地判断，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MGDP），教育费用（MSCHO）以及人民币汇率（MEXCH）这三个解释变量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不明确。然而，依据格兰杰因果检验6,7和8,这三个变量的变动却可以很有效地解释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MFDI）。因此本研究在方程（1）的基础上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假定在时间序列中的连续三期表示为T-2，T-1和T。在T-1时期，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出口额的变动能够有效地解释T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变动；在T-2时期，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费用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可以有效解释T-1时期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变动，从而间接对T时期中国FDI流出的变动给予了解释。因此，方程（1）可以改进为如下形式：

4.协整检验及内生性检验

接下来，需要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有许多研究表明基于国内投资、海外投资和商业周期的宏观层面数据可能是协整的（King, Plosser, Stock&Watson, 1991;Love & Lage-Hidalgo, 2000），因此本文也将通过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模型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的协整关系检验采用基于最大特征值检验的JJ检验。同时也进行内生性检验，用于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其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表6显示各变量之间至少有三个协整向量，这六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关系。由于存在协整关系，本文将使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进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分析。另外，为更准确地估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还需要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以考察因变量LogOFDI和各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研究采用VAR模型中的Wald－Granger检验，以检验内生变量是否可以被作为外生变量看待。VAR模型是自回归模型的联立形式，VAR模型的结构与两个参数有关：一个是所含变量个数N，一个是最大滞后阶数k。表7给出了内生性检验的结果。从结果可知，五个解释变量中只有LogEXPO在置信水平90%下拒绝了原假设，这表示中国出口受到中国FDI流出的影响，两者具有反向的因果关系，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化会影响中国出口的变化。即得出中国出口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2004 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增长迅速，这也伴随着中国对外出口的增加。1985-2003 年中国对外出口额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7.07%，而2004-2008年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约为26.83%。可以说两者呈现出同向变动的趋势。

5.基于VEC模型的分析

由于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本研究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进行分析，以考察因变量和解释变量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首先，我们设定各变量的滞后阶数以及区分各变量是否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内生变量。因为变量观测值是年度数据，而鉴于本文的样本数据范围较小，因此，一般来说建立滞后2期足以消除随机误差项中存在的自相关。Sims提出的用似然比统计量来选择滞后项值，其判断标准是，如果似然比统计量的值小于临界值，则认为新增加的滞后变量对VEC模型毫无意义，本文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根据方程式（3）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费用以及人民币汇率无法直接有效地解释中国FDI流出的变动，因此本研究将这三个变量归为外生变量，在VEC模型中分别用LogGDPPC(-2)、LogSCHO(-2)和LogEXCH(-2)来表示。外资直接利用额和出口则作为内生变量考察，选取的滞后阶数为1。然后进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计各变量的参数。表8给出了各参数的具体数值及t统计量。另外，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结果AIC值和SC值分别是-2.151591和-0.812585，相对较小，这说明本文构建的VEC模型是有效的。可决系数和调整后的可决系数分别是0.786860和0.680290，因此拟合程度可以接受。

（五）结果与讨论

表8的结果有效地检验了提出的五条假设。

假设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为变量）成正向关系。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FDI流出的最显著因素。其二阶滞后序列所对应的参数估计值显著，约为5.22，这说明t-2时期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t时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将有较大并且正向的变动。该结论与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相一致，有效地验证了描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假设条件。

假设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成本（以教育费用为变量）成正相关。

教育费用的二阶滞后序列所对应的参数估计值显著，约为-4.46，这说明在t-2时期中国更高比重的教育费用支出会导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减小。更多的教育费用对FDI流出产生的效应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从短期来看，更多的教育费用导致母国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企业的竞争力严重下降，没有更多的资本进行海外投资。从长期来看，教育费用支出的不断加大会提高母国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增强跨国企业的人才储备，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另外，教育费用增加所带来的高成本还会促进低成本战略的企业不得不寻求海外投资。在VEC模型中，只有误差修正项的参数估计值表示的是一种长期关系，其他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则表示一种短期关系。因此从短期来看，估计结果较为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关于描述对外直接投资和教育费用的假设条件未通过检验。

假设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水平（以出口额为变量）成正相关。

在VEC模型的估计中，出口的参数估计值虽然为正数，但并不明显显著。因此无法验证假设中两者的正向关系。然而，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内生性检验，两者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这里不再赘述。参数并不显著的原因则可能是由于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引导。例如，受政治影响，中国企业更偏重于投资于非洲和拉美国家或经济体，但是针对这两个地区的对外贸易出口总量却十分有限。

假设4：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越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量越大。

根据表8，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的参数估计值约为2.65，并且十分显著。这说明随着中国外资实际利用额的增长，中国企业将更多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将从外商直接投资中“吸收”先进的技术、管理模式以及更广的营销平台，并转化为自身的竞争力，海外投资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因此通过了对该假设的检验。

假设5：东道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越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量也越大。

人民币汇率的二阶滞后序列所对应的参数估计值显著，约为2.27。这说明伴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升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将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升高就意味着东道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降低。该结论与美国金融学家阿利伯（Aliber, 1970）提出的“通货区域优势理论”相一致，即资本会从相对强势货币的国家流向相对弱势货币的国家。人民币汇率的升高意味着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资本成本降低，能以更少的钱购买东道国的生产要素，即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得到了提升。这一检验结论也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是一种提升企业效率的战略选择。因此本研究接受该假设。

（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因素

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不断制定鼓励和扶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措施，如简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放宽对外汇的管制，信息服务以及财政和资金上的支持，尤其是2000年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目前已是中国经济开放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走出去”战略正式被写入“十五计划”，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金融、保险、外汇、财税、人才、法律、信息服务、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确保“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宗旨在于扶植有国际投资潜力的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以合理分配国内现有资源，提升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商务部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要负责该战略的实施和协调工作。“走出去”战略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工程承包和国际劳务合作。其中，对外直接投资是“走出去”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的部分制度规定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该战略的有效性（World InvestmentReport, 2006）。比如说，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过于复杂，对外汇使用的限制也过于严格（Yao & He, 2005）。而根据约束机制中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分类及描述，本文认为中国外资流入流出的审批程序和外汇政策可以看作是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人为障碍”，正是一般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而中国“走出去”战略有效地鼓励和扶植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则是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的体现。因此，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因素需要分成两个步骤：先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再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性优惠。只有在良好的制度条件下，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四、结论

本研究以宏观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以及政策制度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影响中国FDI流出的母国决定因素。对于可以定量的决定因素，如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中国劳动力成本、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以及中国海外投资的货币因素，本研究采用变量的方法进行实证的检验。其中，以人均GDP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以教育费用来衡量中国劳动力成本，以出口额和外资实际利用额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以人民币汇率来衡量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货币因素。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1：以人均GDP来衡量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最显著因素，并且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会继续扩大。

结论2：以教育费用来衡量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会显著地影响中国海外投资的规模，并且在短期内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减少。

结论3：以出口额和外资实际利用额来衡量的中国经济开放程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经济开放程度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是相互影响的。另一方面，出口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而外资实际利用额是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的显著的正的因素。若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是互补关系，则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开放，海外投资也将不断增加。若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是替代关系，则中国经济开放程度与海外投资的关系就取决于这种“替代效应”与外资实际利用额的正影响之间的博弈。

第7篇：对外经济协调的主要手段范文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概述

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就是对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的立体式的创新现象的集中概括。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标明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

如果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一简单的概括，我们就会发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包含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

（一）观念创新

它具体包括：

（1）把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

（2）客观地估价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调看成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

（3）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

（二）格局创新

它具体包括：

（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政治联盟为基础的贸易联盟，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

（2）区域贸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趋势，全球一体化步伐正在加快；

（3）国际贸易重心已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单一重心的格局。

（三）制度创新它具体包括：

（1）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拥有更强约束性和更高运转效能的世界贸易组织逐步取代关贸总协定；

（2）区域性协调机制的迅速建立和不断加强；

（3）国别的“管理贸易”制度的推广和普遍化。

（四）政策创新它具体包括：

（1）有限制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抬头，保护主义开始相对地退入低潮；

（2）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逐渐被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灵活和更隐蔽的贸易限制措施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

（3）贸易政策趋向于和其它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溶合；

（4）区域内“共同贸易政策”开始形成。

（五）构成创新它具体包括：

（1）国际贸易的内容在比例结构上出现重大调整；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尖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别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

（2）多边贸易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展：乌拉圭回合协议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以及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体制以外的农产品和纺织品纳入到多边体制的管辖范围。

（六）工具创新它具体包括：

（1）投资和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

（2）现代通讯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信息工具；

（3）国际贸易惯例、规则的革新更科学地规范了国际贸易的全过程；

（4）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国际贸易如虎添翼；

（5）各国在促进和便利贸易发展方面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举措。

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实际内容还远不止上述这些方面。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已经深入到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并通过和当代国际金融创新、国际投资创新的日益溶合，产生新的更广泛的创新，从而推动整个国际经济的全面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近现代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它呈现出下列一些鲜明的特征：

首先，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全面性的和立体性的创新。这个全面的立体式的国际贸易创新局面可以概括为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以格局创新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实质，通过政策创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具体体现的包含国际贸易各个方面、贯穿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创新。

其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分水岭。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由于它的全面性和立体性，在时间上便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并构成了比较明确的划分国际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分水岭。这个时间分水岭大致是1990——1995年。尽管国际贸易创新的某些方面可能明显地早于这一时期，而且，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过程尚未结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过程、方面和内容基本上都发生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大转换后的5年左右的时期内。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大调整的时期。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国际经济贸易大发展的时代的来临。

再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了开放与自由的主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崇尚开放与自由，努力挣脱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近20年的禁锢，鲜明地高举起了开放和自由的旗帜，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从观念创新到制度创新，从格局创新到政策创新，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开放与自由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开放的创新、自由的创新，是对长期猖獗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击。它迎来了国际贸易逐步自由化发展的新时代。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成就的取得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对保护主义长期抗争的结果，而且也是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和退让的结果。这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创新方面。贸易集团内部的自由化可以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但是，承诺贸易集团成员共同一致的对外保护的合法性本身又标明了这种自由化的浅薄。因此，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决不意味着贸易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胜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寿终正寝。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相对提高了贸易的自由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势头。最后，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加者。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特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首先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在国际政治发生根本性变迁后，与此关系最为紧密的西方发达国家既出于争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又出于维护共同的国际利益才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和深入发展，并直接成为各个创新领域和方面的主要参加者。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一直操纵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全过程，把握着创新的发展方向。这些都保障了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最大受益者。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剖析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为90年代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形成的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浓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深入地剖析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加以剖析。

（一）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转换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国际贸易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健康稳定的时期往往就是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动荡不定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国际贸易就会停滞甚至萎缩。因此，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创新的前提条件。

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美苏对抗的“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把整个世界长期笼罩在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威胁之中，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各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和制约。随着苏联的突然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冷战”的政治格局终于被打破。但是，由于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打破具有“突发性”，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无法形成，因此，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个新格局的酝酿和形成的“无格局”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突然没有了政治对手而表现出了政治神经从未有过的松驰，国际政治矛盾与对抗被暂时搁置下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确。

在这个“无格局”时期，各国为了迅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的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纷纷把注意力转向经济贸易的发展方面。在国际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上，经济贸易关系逐渐上升到首要的位置。为了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利益，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在健全和维护国际贸易制度、法律和秩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努力。所有这些方面都推动和促进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和发展。

（二）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增强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广宽的国际经济舞台和创新压力当代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社会化、国际化进程，社会分工、国际分工日益朝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方向发展，整个国际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发展体系。这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最显著的特点。

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国际贸易具有联结作用。国际经济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贸易纽带联结的。正是由于国际贸易这一特殊的桥梁作用的存在和发挥，整个国际经济才被凝合为一个整体。

其次，国际贸易具有渗透作用。它通过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其它国际经济活动对国际经济的全面的渗透，进一步地把整个国际经济各个组成部分和领域溶合为一个有机的发展体系。

再次，国际贸易还具有导向作用。贸易往往是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发展的先遣，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总是能够推动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关系包括其它政治、文化等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使得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建立在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

最后，国际贸易还起着助动作用。对外贸易对一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助动作用实际上还表现为对外贸易对一国更大规模和更大程度上溶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助动。这种双重助动作用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体系的重要动力来源。

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大规模变迁，当代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在其基础还是在其表现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基础看，单一政治联盟基础正在向以地缘经济联盟为主的多基础过渡。从表现形式看，相互依赖关系逐渐表现为包括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还不断产生着迫切要求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协调各国政策与利益的强烈愿望。为了适应上述变化，以便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联结、渗透、导向和助动作用，国际贸易必须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以信息革命、生物工程等为特征的当代科技革命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不仅表现为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明，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新技术的应用上的突飞猛进。这不仅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而且还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电子数据交换的日益广泛的运用和全球范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出，以现代技术服务和信息传输为内容的国际服务产品的形成和发展，以高新尖技术产品为交易对象的现代技术贸易的日益壮大，既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它们本身又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组成部分。

二战后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带来了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这不仅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衰退程度的下降和期限的缩短上，更表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国际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当代国际贸易构成的创新，还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其它领域和方面的创新。为了适应和容纳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日益膨胀的需要，同时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更快地增长，当代国际贸易必须在观念、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实现全面的创新。

（四）当代各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外在强制当各国开始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方面以后，那些一直被“冷战”状态所掩盖或淡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大都共同面临着下列问题：

其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溶合？如何发挥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

其二，如何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如何消除贸易收支的逆差？

其三，如何实行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国际间协调？如何合理地分割国际贸易利益？

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各国迫切希望对“冷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这在客观上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起着外在强制的作用。作为这一强制作用的结果，各国开始了贸易观念的反思和创新，并就国际贸易制度、格局和政策的国际宏观安排和微观实施进行着少有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国际贸易的全面创新得到了各国普遍的强有力的扶持和推动。

（五）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当代国际贸易发展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挠。

第一个方面是国际贸易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而又无法消除的障碍。这些障碍中最突出的有两个：

一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两难选择。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的摇摆不定人为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

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残缺与低效能。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所有的贸易行为，而且仅有的管辖能力还表现为“软约束”。这更加剧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

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贸易同时又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具体体现在：

一是如何适时地变更有关国际贸易的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

二是如何调整“冷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三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和框架上改革和完善国际贸易制度；四是怎样在国际贸易的构成、手段和工具上充分体现当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和现代经济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和困难严重地阻碍着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和其对国际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正常发挥。它们从国际贸易的内在的最深层次上驱动着国际贸易自身的全面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正是由于这一内在动力的驱动，当代国际贸易才发生了从观念到格局、制度、政策、构成和工具的全面的深刻的创新。

三、几点启示

从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的初步剖析，可以得出下列启示性的结论，它们能够引发人们对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宽松的政治环境不仅有利于经济贸易的发展，还可能成为经济贸易振兴与腾飞的前提条件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得益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实质性转换，得益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真正到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大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政治环境的稳定。这是保证中国改革开放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

第二，只有坚决地把中国经济更大程度地溶入国际经济的发展体系，中国经济贸易才会有真正起飞的明天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建立在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强的基础之上。没有这种依赖关系，国际贸易创新就难以形成。事实上，如果一国经济脱离这种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关系，那么它也就不可能从这种相互依赖中获得利益。尽管溶入相互依赖关系体系需要付出代价和作出牺牲，但对于长期实行封闭经济的中国来说更应如此。从长远利益看，这乃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基本出路。

第三，科技发展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生长点科技进步和广泛应用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基础，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中的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并通过各种途径对整个国际贸易产生作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科技基础。因此，不仅要在观念上，更应该在实践中，真正地把科技看成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强支撑，甚至是根本支撑。

第四，经济贸易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自身发展的不适应性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各国经济贸易发展面临的问题对国际贸易发展所造成的压力；

第8篇：对外经济协调的主要手段范文

【关键词】： 商务文秘

作用

形象塑造

Abstract: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system of enterprise， its secretary quality should be more advanced and be up-to-dated. Secretaries play the role of consultant， assistant， offering information， mediation， public relation and attendant， which is getting more important. The article would focus on it. Based on that， it tries to open out the special value and requirement that the occupation character decides the image of the business secretary. In addition， it also expatiates on how to shape the image of business secretary.

keywords: business secretary; function; visualizing model

商务文秘人员，即商务秘书，主要是指为企业领导者办公、办会、办事服务的参谋和助手，是为了适应企业管理工作的需要而配备的左右手。就现代商务秘书来说，秘书工作的职能作用越来越强，秘书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由于现代科学管理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被人们广泛认识和重视，具有专业知识的秘书人员就有了更多的参与决策的机会，秘书工作的参谋作用、协调作用、信息作用、服务作用等将越来越重要，而秘书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的地位也明显地提高。这既是商务秘书的职业品格，也是秘书人才全新的形象的定位。

一、商务文秘人员所发挥的作用

商务文秘工作是一种具有较强特殊性的职业。一方面，这种工作直接为领导服务，甚至直接参与领导的决策，对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领导行为影响较大。另一方面秘书工作毕竟不是领导，只能为领导出谋献策，而不是出谋划策。那么，商务秘书人员应发挥什么作用呢？总的来说，应当起到六种作用：助手作用、参谋作用、提供信息作用、协调作用、公关作用、服务作用。

1、助手作用

商务文秘人员的首要职责和作用是协助领导处理各种事务性工作，起到领导的助手作用。秘书或秘书机构要做好文件的起草、印刷、发行、立卷、存档及会议的组织准备工作，减轻领导的负担，使领导能集中精力研究指导全局性的工作。现代商务秘书充当助手的辅佐性工作也是智能化和事务化的高度统一，过去那种“呈上启下、收收发发、接传电话、写写报报”的事务性辅佐内容，已不能涵蓄现代秘书工作日益重要和纷繁复杂的辅佐性的正直含义。通过预见性思考和换位性思维及组织、沟通、协调、督办等能力的发挥、广采信息，拟定预案，反馈指令执行情况，为领导决策的事前、事中、事后做好辅佐，实现企业整体协调统一，政令畅通，高效运作，这已成为当代商务秘书工作重要标志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属。

2、参谋作用

商务文秘人员许多时候需要协助领导制定工作规划、计划以及各种政策、制度，起到领导的参谋作用。秘书的参谋作用不仅体现在提供辅助决策的方案与日常工作的预案等方面，更多的秘书人员可以在大量的经常性工作中，为领导决策与管理工作提供优质服务，当好参谋。诸如协助领导安排一个时期的工作布局；为领导出主意想办法，积极主动地办文办事，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等。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商务文秘人员要承担收集情况和建议，草拟可行方案，参与领导班子的研究讨论 ，直到方案确定，形成书面文件等一系列工作。商务文秘人员不仅要掌握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过程及其各阶段的薄弱环节，而且更要将自身思维和行动置于外界（国内外市场），随时参与对外经济活动，及时更新思维行动方式，把握市场动向，收集有效信息，搞好调查研究，为领导及时把握市场形势提供最佳决策，发挥最好的参谋作用。

3、提供信息作用

商务秘书信息服务于领导的全部决策、管理和指挥工作，领导者要在众多的变革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进行决策，都要以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的大量信息为基础。就通常商务秘书工作而言，需要掌握多种信息，概括起来所提供的信息应包括政府信息、内部信息、历史信息、本单位及下属单位的有关情况、资料以及社会信息、国际信息、业务信息、科技信息和发展历史资料等。广泛、周密、经常地收集情况和资料(信息)，起领导的耳目作用。除了通过下级的 各种书面材料、口头汇报、统计报表等掌握工作的情况外，还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帮助领导随时掌握工作的进展情况。

4、协调作用

协调是管理的手段，其实质就是统一认识，调整关系，解决矛盾，协调行动。在新的历史时期，企业领导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接触的横向、纵向关系也千丝万缕，不断产生大量新的矛盾，这些矛盾最后都会集中到各级领导面前，要求及时解决。很多企业的秘书部门是综合性的办事机构，是企业的“窗口”，是各种矛盾的交汇点，也是沟通上下、联络左右的纽带。从一定意义上讲，秘书部门就是协调部门。因此，围绕商务中出现的矛盾，协助领导及时、正确处理，是新时期商务秘书人员所要发挥的的重要作用。

5、公关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商务秘书工作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使秘书活动的领域得以较大的拓展，“内务”与“外事”相互溶合，组成了秘书实践运作公关性的整体内容。从实践的本质特征来看，秘书与公共关系工作具有一致性和相通性。对内，事务处理、接人待物、调查研究、协调左右、沟通纵横，使企业各部门按经营目标同步运转，实现秘书同领导、各部门关系融洽；对外，收集和交流经济信息呈报经验材料，反映主要问题，参与经济与文化交往活动，配合诸如经济信息会、产品订货会、庆典会等对外经济活动而进行大量的具体策划和事务工作（会务，传授、反馈、交往），都表现出公关性的浓厚特征。

6、服务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商务文秘人员还要干一些服务性的工作，记录工作，检查工作。比如与厂家洽谈时，作为秘书，要使谈判的会场保持安静，不要让别人打扰，要关好门，不要让闲人随便进出。秘书还要准备好笔记本，做好会议记录，以作备份文件，待以后留作参考资料。

第9篇：对外经济协调的主要手段范文

第一,取消了《试行方案》中保留的国民收入统计、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划分、主要商品资源与使用平衡表、财政信贷资金平衡表等适应计划经济管理需要的内容,从而新方案能够更好地适应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分析和管理的需要。

第二,删除了《试行方案》中——国家统计局核算司司长许宪春就实施新核算体系答记者问本刊编辑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的规范操作性不强的内容。经济循环矩阵是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所有核算内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张矩阵表式,调整帐户是用来反映由于非交易因素引起的资产和负债的变动。这两部分内容都包括在《试行方案》中,尽管它们都是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在我国现阶段其操作性不强,因此,新方案取消了相应的内容。

第三,增加和改进了一些反映我国市场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内容。新方案增加了国际投资头寸表,用来反映对外经济交往中产生的资产和承担的负债情况;改进后的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人口资源与人力资本实物量核算表用来反映主要自然资源、人口资源及人力资本的拥有量及其变动情况。这些核算表为分析对外经济活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依据。第四,规范了有关交易分类,提高了国际可比性。新方案参照联合国1993年SNA的分类标准以及我国最新制定的行业分类标准,统一规范了产业分类、机构部门分类、主要交易分类,在兼顾我国实际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使用国际分类标准,增强了我国与国际标准相互转换的可能性,提高了国际可比性。记者: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有哪些薄弱环节?许宪春:由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较短,目前国民经济核算工作中还有一些薄弱环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核算范围不够完整。从理论上讲,生产范围包括所有货物的生产和所有对外提供服务的生产,但受资料来源的限制,一些部门核算的并不完整,如房地产业中,非房地产开发经营单位从事的以赢利为目的房屋出租活动尚未核算进来。

最终使用核算的范围也不全,如固定资本形成中非生产的非金融资产的转移费用没有全部包括进来。另外,目前还没有很好地估算非正规经济部门的活动。第二,目前的季度核算是累计的季度核算,还没有进行分季核算。第三,不变价的计算由于受资料的限制,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由于我国还没有编制服务进出口价格指数,不变价服务进出口不得不借用有关的价格指数进行推算。记者:新方案将贯彻到哪一级?是不是乡镇一级也要搞国民经济核算?许宪春:原则上,新方案只要求在国家、省(区、市)两级实施,实施中国家与省级核算内容也略有不同。由于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地区之间统计基础差别较大,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对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需求也不一样,新方案对省级以下(比如,地市级)的地区不作明确要求。统计基础较好的地区可以根据条件和需要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地开展国民经济核算工作。

原则上,我们不主张在乡镇一级开展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因为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对人员素质和资料来源等方面的要求较高,乡镇一级一般不具备这些条件。记者: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哪些主要作用?许宪春:第一,国民经济核算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它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和方法,把描述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基本指标有机地组织起来,为复杂的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勾画出一幅简明的图像。它既反映了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和全貌,又反映了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和平衡关系等。第二,国民经济核算可以有效地协调经济统计,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数据检验的作用。国民经济核算对各种不同类型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和指标设置提出了统一的要求,因而能够提高各种不同类型经济统计之间的衔接程度。同时,当各种不同类型经济统计数据放在国民经济核算这个统一的基本框架下时,容易发现这些数据之间存在的矛盾,因而能够起到协调各种类型经济统计数据的作用。第三,国民经济核算是制定和检验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科学系统地反映了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全面详细的数据,它包括有关生产、收入分配、消费、投资、对外经济往来等方面的基础数据,它既是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及财金等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检验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科学性的手段。第四,国民经济核算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声誉。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和享受的优惠待遇,决定了我国在国际社会所能发挥的作用。

同时,如果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不准确,存在虚报浮夸等不真实的因素,将影响到党和国家的形象。第五,国民经济核算是进行国际比较的工具。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进行国民经济核算,这样产生的经济总量和结构等方面数据可广泛用于国际比较。记者:现在公众能获得哪些国民经济核算资料?许宪春:适应对外开放和增加透明度的需要,我们已经建立了相对规范的统计资料公布制度,公众一般可以通过以下渠道获得相关资料:国内生产总值核算资料:我国按季度和年度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季度数据包括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及增长速度,按三次产业划分的增加值及增长速度,一般在季后二十天左右公布。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可在《中国经济景气月报》上查阅。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分为初步统计数和核实数,初步统计数在《中国统计公报》上公布,核实数在《中国统计年鉴》上发表。此外,专门出版了比较详细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度历史数据。投入产出核算资料:我国每逢2、7年度进行全国投入产出调查,编制基本表,每逢0、5年份编制延长表,2、7、0、5年份的全国投入产出表都有专门的出版物。资金流量核算资料:我国按年度编制资金流量表,相应的资料在《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