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和退休工资的区别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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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养老保险和退休工资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

一、问题的提出。

2008 年 3 月，《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获得国务院原则通过，决定在 2009 年内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等五省市启动有关试点工作。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制度能够衔接，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将按照企业养老保险的办法进行发放，这也就是意味着与机关公务员挂钩的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金不再由国家财政负担。其实在这次改革之前，原人事部就曾下发过相关的文件，并在云南、江苏等地区进行过试点，但最终因为没有形成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而以失败告终。这次的改革方案一出台就立刻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和质疑。大家对改革方案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根据改革方案，事业单位的职工退休后的待遇将和企业基本一致，养老金待遇将大幅降低。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的是“双轨制”，在这种制度下，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远高于企业职工。数据显示，2005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是企业职工的2倍左右。虽然从2005年开始，国家连续调高了企业退休职工的待遇，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并未缩小，原因在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也相应的提高了。如果改革实行的话，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待遇将远不如之前，这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消费水平不符。第二，一直以来，机关与事业单位作为一个整体，享受着‘双轨制’带来的制度优惠。可是这次的改革则只针对事业单位，改革的设计者和实施者———公务员，却不在改革之列，这不禁让人怀疑改革的公平性。

二、改革的基本框架。

根据《改革试点方案》的内容，此次改革主要涉及养老金的筹资结构、缴费比例、养老金的计算和发放、新旧制度的衔接等方面：（1）事业单位人员也要和城镇企业职工一样统筹交纳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单位缴费一般不超过单位工资总额的 20%，员工缴 8%。（2）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对象根据参加工作时间的不同，主要分为三种情况：《改革方案》实施前退休人员（简称老人）；《改革方案》实施前参加工作，实施后退休且个人缴费年限累计满 15 年的人员 （简称中人）；《改革方案》实施后参加工作、个人缴费年限累计满 15 年的人员（简称新人）。（3）养老金发放以改革正式实施时间为界，即所谓“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老人”在社保机构领取的养老金，从第一个月起均不得低于原来的退休工资标准。“中人”在发给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基础上，再发给过渡性养老金。“新人”缴费累计满15年，退休后其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4）事业单位养老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事业单位养老金是否实行省级统筹，根据试点城市的具体情况而实施。如果暂时不具备条件的，可以市或地区为统筹单位。（5）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形成基本退休金之外的养老保险第二支柱。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事业单位建立工作人员职业年金制度。职业年金实质就是对每个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给予的一项社会保险福利，它是为了避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退休后工资收入降低对自己生活的影响，而在基本养老金之外增加的一项退休收入，这种福利具有强制性，事业单位必须办理并缴纳。

三、改革试点推进的制约因素。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从一开始出台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而绝大多数人是持不赞成或反对态度的，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更是遭遇到了重重的阻力，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

1.时间敏感，机构复杂。

改革的试点方案是2008年3月份通过，2009年1月份正式下发的。众所周知，2008年一场金融海啸席卷了全球，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经济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中国的经济的发展面虽然算是比较好的，但也不能忽视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所造成的问题和负面影响。在经济发展放缓时，公众对于涉及自身利益的改革承受力通常来说都比较差的，而选择这个时候进行改革必然会给尚未退休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此外，全国事业单位人员近4000万人，其中 3000 多万名正式职工，900 万名离退休人员。这次改革几乎涉及到所有的事业单位机构和人员。虽然总人数并不算太多，但按家庭计算却将近牵涉一亿人，并且涉及教科文卫、农林水、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126 万个单位，每个单位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单位的众多和复杂的情况也使得改革必定是一场持久战。

2.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缺陷，事业单位难以加入。按照试点方案，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实际上是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靠拢的。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存在缺陷的制度。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推出的。所以养老保险收缴费率是按照原来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的员工人数、工资基数和退休人员人数的比例来测算的。而当年国企改革引发了大量工人下岗，提前退休转化成养老金领取者，当时全国平均退休年龄只有 47 岁，计划中的缴费人与领取人之间的赡养比和实际赡养比例差异明显。这个制度不仅要支付下岗提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而且还要支付以前已经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执行初始政府就发现收上来的养老金不够支出，中央必须转移支付。但当时中央转移支付能力非常有限，于是挪用个人账户，导致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长期混账管理、个人账户空账运营。这样就使这个制度无论从赡养比还是资金筹集和供给能力，从一开始就不配套，随着时间推移，问题日益严重。而如果事业单位的改革向企业靠拢的话就意味着马上要承担28%的费率，因为事业单位职工要缴纳个人工资8%，事业单位也要筹集20%，这 20%到底是财政出钱还是让事业单位自己筹集资金，目前并不明晰。如果事业单位面临自己筹集资金的压力，其公益性难免受到影响。即使这样，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水平也会出现大幅度下降。改革方案的思路是通过职业年金来弥补，但职业年金的来源渠道也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如果要建立职业年金，由单位和个人出资，这将必将会增加费率，加上基本养老保险28%的费率，单位和个人的缴费率将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3.事业单位人员待遇降低，公务员不受影响。改革后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将大幅降低。按现行的制度来讲，一位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现在在职的月基本工资是四到五千块，按传统，退休金是其个人最后工资的80%的甚至 90%，那么退休后大概能拿到三到四千左右。但如果是在企业，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只有很少的地方能发到2000元，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1300～1400元。改革必然会令事业单位的退休者的生活水平下降，更会对尚未退休者构成一大心理压力。从本质上来说，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人员、企业职工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并不具有超出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的道德水准、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当然也就不应该享受与企业、事业单位职工不同的待遇。但事实是，历次的养老制度改革，公务员都能置身事外。在此次改革之前，公务员已实行阳光工资，各地事业性质人员收入其实已落后于公务员收入，其整体收入一般也只能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线。但这次的养老改革将使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后的的待遇进一步降低，而改革设计者———公务员本身却未能成为改革的对象，这不禁使公众对改革所能达致的公平性产生疑虑。 　4.法律法规不健全。除了改革试点在各地都受到很大质疑和阻力之外，试点改革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没有依据，具体执行和操作过程中困难较多。事业单位社会保险保障没有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养老保险方面的单项政策规定也不健全。例如，如果事业单位将参照企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那么新旧办法该应如何衔接就是必须考虑的问题，现在最通行的说法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所谓“新人新办法”是指新进人员按照新的改革方案执行，直接入社保，对于“新人”来说，退休是十分遥远的事情，目前大可不必“庸人自扰”；而“老人老办法”，即新办法实施前已退休的“老人”，待遇照旧发放不受影响。而眼下可能最受影响的，是那些已经在事业单位工作多年而又尚未退休的“中人”。这批人大都是五十岁以上，大部分是本单位的“中流砥柱”或业务骨干，并且占有一定的比重，而改革方案的出台却另他们进退两难，如果按照方案来执行，这些人都要求提前退休的话，必定会对正常的日常工作有所影响。为弥补缺失，改革虽然采取了“中人补齐”的办法，对于那些可能受影响的“中人”，在基本养老金计发上，将有“过渡性养老金”这一项。但目前，国家对此并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而是要求各试点地区因地制宜。

5.相关配套制度进展缓慢。与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配套推进的还有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事业单位分类事关“养老改革试点的成败”。但是据了解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根据 2008 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事业单位将被分成承担行政职能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从事公益服务的三类事业单位。通过分类改革，以后的事业单位将主要以公益性事业单位为主。虽然改革方案提出了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原则和目标，但是从各试点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没有哪一个省市真正实现了事业单位的有效分类。2011年6月，《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指导意见》（下称《意见》）下发，事业单位改革也开始正式推进。《意见》显示，中央已经确定了一张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时间表：用2011～2015年的五年时间，我国将在清理规范基础上完成事业单位分类。在5年目标之下，根据《意见》，事业单位被划分为三类：参照公务员类、自收自支类、财政补贴类这三个类别，其实是按照社会功能来划分的。就是将承担行政职能的变为行政机构；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转为企业，推向市场；保留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这种改革可以形象地概括为甩掉两头、留下中间（中坚）。从实际执行来看，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之难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在这场改革中，政府部门既是推动者，又是被改革对象，改革中的“主客同体”现象使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有专家分析，各类利益的维护也让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举步维艰。政府的特定利益，事业单位的独立利益，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提出的要求以及改革的个人得失，使得改革的动力在各类利益维护之间互相抵消，无法形成广泛的社会基础。

四、基本评述。

事业单位养老改革试点从颁布到现在已经有近 3 年时间，改革过程中暴露出了很多问题。针对改革试点的瓶颈和难题，很多专家和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解决的对策。例如，有人提出“养老金制度改革”，应当是让企业的养老金向事业单位的养老金靠，提高工人的生活待遇，而不是让事业单位向企业靠，降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待遇。有学者则认为国务院及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暂停这一试点，并立即着手制定机关、事业和企业三者联动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还有学者为沉疴多年的养老保险开出的药方是，建立中央政府统筹的国民基础养老金，同时市场化运营全民个人账户养老金（含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储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也应进入到国民基础养老金系统，以职业养老金替代退休金，对接国民基础养老金，带动全国养老金制度结构性调整。笔者认为，不论专家学者给出何种解决策略，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一定要面对的，那就是就我国目前的养老制度而言，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双轨制”的养老模式已经运行了多年，牵涉机构、人数众多，在此过程中必然会打破某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也会使其他人收益。而要想通过一次改革就彻底改变现状显然是不尽现实的，因此这必定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和阻力，因此改革一定会是一个艰巨、漫长的过程。

参 考 文 献。

[1]董力堃。对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重新审视。学术界。2010（2）。

[2]汪孝宗，韩文，曾娟。难改的事业单位养老。中国经济周刊。2009（41）。

[3]姜爱林。事业单位养老改革为何困难重重。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0（5）。

第2篇：养老保险和退休工资的区别范文

教师工资改革方案2015:教师涨工资

事业单位取消编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同工同酬,增加社会公平,是为了实现人才的自由流动,增加社会活力.纵观关于北京高校这次事业编制改革的文件,却是回避了高校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教师的职称工资问题.上海中 公整理

因为教师的职称和财政经费、养老保险、住房补贴、出国交流都是息息相关的.教师职称工资不进行配套改革,其他的改革都会流于形式

【2015关于教师涨工资最新消息】【教师加工资最新消息2015调整方案】

首先,在高校内部,有编制的教师和合同制教师在工资待遇上并没有太大区别.毕竟教师的待遇取决于职称.职称上去了,工资才会上去.而职称对于教师来说却相当于有“编制”的,名额有限.教师从讲师到教授,其工作内容几乎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但是待遇却相差不少.这说明教师当前的职称工资和当前的事业单位“工勤岗”等其他岗位一样,属于新型的“同工不同酬”,并且更具有隐蔽性.上海中 公整理

其次,由于各个地区和各个高校关于教授的认定条件并不一致,而且动态变化,这就导致了某些学校的讲师水平甚至远远高于某些地方的教授水平.而职称工资导致了跨学校的同工不同酬现象.而我们现在的人才流动大都还只是看当前职称,这种职称制度也限制了人才的自由流动.

再次,在在编教师的退休工资里面,职称是决定性作用.哪怕是退休前一天获得教授职称,退休金也会大幅度增加.这和当前的社会保险制度“多缴多得”是相违背的.对于其他教师的付出也是不公平的.更何况现在诸如“住房公积金”等很多分配方式都合职称挂钩,这更加剧了校内教师间的工资待遇差距,加剧了“同工不同酬”的程度.上海中 公整理

最后,高校作为事业单位,教师无论是否在编,教师的工资待遇都是需要财政拨款,讨论教师在编与否其意义并不是很大.这几年合同制教师的探索也证明了这一点.对高校影响最大的并非教师的编制而是职称岗位的多寡和职称工资的公平性.高校行政编制的控制、工勤岗和服务岗推向社会可以减轻高校负担,使得高校能够轻装上阵,但是教师编制和职称的改革却可以激发高校教师们的创造力,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所以,没有高校教师职称岗位和工资的编制改革,是不完善的改革.上海中 公整理

核心内容:2015年教师工资改革方案教师工资将取消职称是真的吗?教师工资改革方案2015年最新消息暂未出台,小编搜集整理了一些信息给大家了解,仅供参考.

人社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今年人社部将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分类推进职称制度改革,全面实施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爱阅读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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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出台2015教师工资改革试点方案

第3篇：养老保险和退休工资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离退休职工；管理；政治；医学类研究所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0616（2016）12-146-04

最新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m。老年人口尤其是失能老人数增长快，规模大，家庭空巢化等将造成社会很大的负担。高龄老年人口已上升到2400万；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增长到3500万，慢性病老年人和空巢老年人数规均已突破1亿大关。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当今的离退休管理工作与以往相比，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有显著不同。人们的思维模式，精神追求，物质需求与以前相比都有很大差异，这就要求我们医学类研究所的管理工作必须做到锐意创新，加强研究，与时俱进。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是卫生部所属国家级公益型科研事业单位，离退休职工福利待遇较好，离退休费稳定。但整体人员平均年纪较高，已进入高发病期，生活、医疗难等问题凸显。空巢家庭，人员身体失能的情况普遍。为在实际工作中帮助他们解决真正的困难，我们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了不同调查方式的优缺点以及在整个调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为今后工作思考，创新，探索提供实践依据。

1.2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对象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放射所）离退休工作处管理范围内的离退休职工134人，以及近年即将退休的职工4人，共138人，占全所离退休职工91%。本次调查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相结合的方式，主要采用问卷形式收集相关数据，以自评为主，对于一些无独立能力填写的老同志，采用填查者宣读作记录，调查对象口答的方法。

1.3研究工具

我们借鉴参阅国内外文献，编制了调查问卷。调查问卷设计二类指标。一是个人信息（包括年龄，生活水平，收入状况，健康状况）和家庭情况（包括居住状况，医疗状况，子女状况等）。二是心理状态（包括心态、儿女孝顺程度、家庭和睦氛围）和人际关系与社会和谐程度（包括社会保障、社会环境、人际关系交流等）以及目前最关心的问题等。

1.4统计学处理

为了得到真实可靠的调查数据，保证统计结果与现实的相对一致性，共发放调查问卷138份，回收138份，其中有效问卷138份，有效率100%。全部测评数据量化后输入Excel表中建立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结合统计学原理进行计算，最后又召集相关离退休职工采取座谈会形式座谈，认为得出的调查结果是符合真实情况的。

2.结果

2.1离退休老同志的一般情况

放射所参加调查问卷的老同志为138人，男61人，女77人。正常退休121人，在职4人，内（病）退13人。年龄55岁以下的9人，56～60岁的25人，61-70岁的34人，71～80岁的52人，80岁以上的18人。专业技术人员93人，管理人员17人，工勤人员28人。身体健康良好为14人，较好的为27人，一般的为54人，不太好的32人，需要住院的为11人。放射所离退休职工呈现专业技术人员多，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占绝大多数，年龄大、身体健康状况一般及以下的占70%。放射所离退休工作处工作非常艰巨，任重道远。

2.2家庭情况

自有住房的117人，占85%。租房4人，借住房1人。与子女住在一起的51人，空巢家庭39人，独身的12人，与孙辈住在一起的7人。空巢和独身的离退休职工51人占37%，即三分之一多；希望放射所提供志愿者服务，提供心理慰藉疏导。每天都需要的为2人，每月一次需求的7人，半年一次的2人，一年一次的8人。

2.3心理状态

有85%的离退休职工认为自己的家庭和睦或较和睦，子女孝顺或较孝顺。92%的人认为自己心态非常好或较好。有65%的离退休职工坚持每周进行锻炼。有87%的离退休老同志愿意出行去旅游，地点首选是国内游，其次是天津北京周边游，43名老同志愿意出国游。调查表中，47人为离退休工作处提出的主要建议就是多组织各项活动。退休后每天主要的生活方式，62%的人选择看电视，39%的人主要看书看报，买菜做饭干家务的老干部为24%。生活方式比较单一。71%的离退休同志有事才来离退休人员活动室，每天都来的有5人。

2.4社会环境

目前居住在天津的离退休职工为130人，1人北京，1人四川，4人国外，2人其他省市。对当地治安情况59%的人认为比较满意，小区的居住环境42%的满意度，食品安全25%的满意，医疗服务26%的满意，具体见表1。分析：对社会环境满意的人只有6%，较满意的占30%，一般的占46%，不太满意的占11%，不满意的占7%。尤其是对环境污染最不满意，其次是食品安全，再次就是医疗服务。体现了离退休职工比较关心国家发展建设，关注社会上比较敏感的问题，不满意的地方也应是国家未来需要重点治理的关键问题。

2.5最关心关注的问题

在离退休职工最关心的问题调查中，其中94人最关注的依然是工资问题，占68%；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问题，是离退休职工目前最关注的问题。其次关注问题，43%的离退休职工选择养老问题。56%的离退休职工愿意选择居家养老，即儿女伺候或者请保姆护工。再次关注点，29%的离退休职工选择的是医疗的问题。医疗状况中，116人能够自理，占总人数的84%；10人门诊的医保费用不需要动用，43人需要增加很多自费项目。分析：离退休职工最关心的三个问题都是他们的切身利益问题，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才能逐渐改善，国强人民才能富裕。具体到放射所，离退休工作处要做好参谋助手作用，为所领导献计献策，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逐步、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使绝大多数离退休职工能够满意，快乐幸福的度过晚年生活。

3.讨论

医学类研究所离退休人员是个特殊群体，他们以知识分子为主。大多学历和职称较高，长期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养成自己特有的职业素养和人生价值观。他们关心政治、勇于接受新鲜事物，重视精神和文化生活。他们与其他离退休职工的最大区别，就是精神生活需求胜于物质待遇需求。所以，根据这个原则，不仅在物质生活上给予他们关心，更重要的要在精神文化生活上给予关心，这是做好当前医学类研究所离退休转型工作的基本要求。

3.1以思想建设为核心，以组织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保障

针对离退休职工最关心的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问题，我们要做好相应的政策宣传，以思想建设为核心，让他们安心放心。天津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在2016年3月1日起全面实施！养老金由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通过社会保障卡实行社会化发放。很多离退休职工担心以后工资社会化，将和原来的单位完全脱离关系，这样除了享受基本的养老金之外，不再享受原来的福利待遇。我们要提前做好相应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放心下来。改革事关每一位离退休职工的实际利益，也关系到事业单位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绝对不是把离退休职工推向社会。改革后放射所加强了对每位离退休职工的服务保障，按照党和国家有关离退休工作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制定放射所自己的离退休管理制度。以常规管理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努力构建良好的管理环境。按照“统筹兼顾”去谋划离退休工作，要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既要保证离退休职工的整体各项福利待遇得到不断提高，又要重点解决好个别离退休职工的特殊困难。在部署工作时，既要考虑满足离退休职工的精神文化需要，又要保证离退休职工的生活质量与社会发展同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

3.2激励离退休职工调整状态，做好养老服务辅助工作

上了年纪之后，心态容易发生变化，尤其是老年人容易出现孤独寂寞等等不良的心理，这成为他们晚年生活最主要的阻碍。工作中要做到政治上关怀、经济上关心、生活上关照、感情上关爱他们。遇到离退休职工看不惯或想不通的事时，可充分发挥离退休党支部和志愿者的作用，与之沟通，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变不利为有利，及时消除心理障碍。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热情乐观、积极进取。只有学会调整自己，保持积极向上，健康的心态，才能拥有幸福的晚年生活。在重大节日前夕，组织研究所领导开展走访慰问工作，对高龄、重病、空巢等特殊离退休群体进行慰问，使离退休职工感受到组织的温暖，领导的关心。

3.3为丰富离退休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搭筑平台

不断丰富离退休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一直是离退休干部们晚年生活重点关注的内容，也是一项重要的幸福指标。兴趣爱好可以使离退休职工充实自己退休后的业余生活，更好地预防老年抑郁症。充分有效的利用离退休职工活动室，适时地将活动室建设纳入研究所发展的总体规划，建立正常的经费支持保障机制。离退休职工活动室可以提供给离退休职工一个娱乐的场所，以此来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继而排遣他们因离退休和空巢期所带来的心理上的抑郁，以及其他的负面情绪，让离退休干部的生活更加快乐。在离退休职工活动室，可以设立一些适宜老年人的文体活动，要在文化、娱乐活动上努力创造条件。要针对离退休职工的生理心理特点和文化需求，开展多样化的讲座和多媒体教学，指导、支持离退休职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成立兴趣爱好小组，主动开展有益于离退休职工身心健康的丰富多彩的各种文体活动，确保他们能够精神充实，生活愉快，身心健康，老有所乐。

3.4传统与创新相结合，全面发挥离退休职工作用

第4篇：养老保险和退休工资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中国社会保障；人口老龄化；问题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6月21日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一）我国经济转型期间劳动力减少。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重的情况下，老年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越来越大，劳动人口的数量因此不断减少。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在2010年的时候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在9.7亿左右，但是这个数据将会在2050年的时候变成8.7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的拐点在2015年，因为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为9.98亿左右。但是在2015年之后，这一数据将会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并且将在2055年的时候降低至7.1亿。而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显示，在2030年的时候，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锐减，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会出现严重不足的情况，这样就会因用工短缺而导致工资水平不断上升，企业的经营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二）人口老龄化问题较多

首先，我国将逐渐进入“人口冬天”。我国对老年人的划分以60岁为界限，而随着我国60岁老人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的不断增加，老龄化现象将会不断加重。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在2011年的时候60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为1.85亿，占我国人口总数的13.7%，并且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而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在2050年的时候我国的老年人数量将会达到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在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多的情况下，老年人的赡养和医疗等都将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

其次，空巢失独和无子女老人的数量将不断增加。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实施的实践不断增加，计划生育影响的第一代父母已经逐渐进入老年阶段，而其中大部分老人没有与子女住在一起，导致其成为缺少家人照料的独居老人，而子女发生意外事故去世的现象也越来越多，没有子女的老人数量因此而不断增加。其中尤其是农村很多年轻人迫于生活压力而外出务工，导致老人被独自留在家中，从而形成大量的留守老人。而在新生人口数量不断减少，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建设的用工荒逐渐成为阻碍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而老年人的养老荒则成为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主要问题，并且会对其子女的生活带来巨大压力。

再次，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生活压力越来越重。随着计划生育实施的实践不断增加，第一批计划生育制度下出生的独生子女大都组建了自己的家庭，而其中有很多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在这样的情况下，夫妻所要承担的将是双方四个老人的赡养，并且要给予老人相应的关怀和照顾。而这些夫妻不但要面临父母的养老问题，还要面临不断上涨的房价和子女抚养方面的压力。而为了让家庭的生活有必要的经济保障，很多夫妻会经常忽视对老年人的照顾，其中最常见的是定时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相关费用，但却很少与老人相处，对老人的关怀极度缺乏。这样就导致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平淡，很容易因此而患上相关疾病。

最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受生活条件的影响。很多老年人在退休后工资水平下降，加上其经历过中国经济最困难的阶段，所以在生活中会十分节省，很多老人在独自生活的时候都会尽量将钱节省下。而一些老人并没有退休工资，其生活的基本保障主要来自于子女，导致其在子女经济拮据的时候不能得到有效的生活保障，影响其生活质量和尊严。

二、人口老龄化下的社会保障

（一）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由于我国尚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所以面临老龄化人口不断增加，年轻人数量不断减少的情况，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健全，并且这种现象正在随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而不断加重。而根据我国社会保障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家都对社保很在意，其实质是对与养老保险捆绑在一起的医疗保障的重视。这主要是因为现代医疗水平的提升导致医疗费用的上涨，老年人生病时动则几万元、几十万元，这让很多家庭无力承担，而医疗保险可以为人们的医疗省下很大一部分开支，所以社会保障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而社会中的劳动人口数量不断减少导致社会保障金的收入不断减少，政府在社会保障金中的投入资金将不断增加，这在一定上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导致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能得到健全。

（二）养老金不同制度是社会不公平的主要特征。根据我国的养老金缴纳和发放制度，在缴纳方面一般企业与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没有太大区别，但是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员工的养老金全部由政府财政资金统一发放，而一般企业退休员工的养老金要有企业和政府财政共同承担。同时，由于一般企业的经济实力有限，所以其在发放养老金的时候会比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少很多，形成不公平的养老金发放制度。而在社会养老金缴纳体系中，由于社会统筹账户收不抵支，导致个人账户的资金被强行占用，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目前政府在养老金发放上的资金压力，但却让今后的养老金发放受到严重影响。而在养老金发放制度不同的情况下，将会让我国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长时间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将会对社会的正常运行造成严重影响，所以政府必须要对其有足够的重视，从而不断改善这种不公平的制度。

（三）社保基金的增值较慢。根据我国社保基金的经营现状，其中有大部分社保基金被用于银行储蓄和国债的购买。但是银行的储蓄利率较低，国债的收益也不高，并且银行储蓄的收益还会受到国内通胀率的影响，而我国近年来通胀率明显高于银行储蓄利率，这样的情况下社保基金的储蓄收益实际上为负。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样的现象将会越来越严重，而养老金的缺口将会因此而逐渐扩大。

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现代社会文化的影响，很多年轻人与退休年龄的差距还比较大，所以其在工作过程中不会选择购买社保。这样就让社保基金的收入来源变得更少，从而逐渐出现养老金发放困难的现象。而根据我国对养老保障的综合考虑，提高社保购买价格、延长退休年龄等都逐渐显现出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运行困难。

三、养老方式

（一）居家养老方式。由于老年人在退休后收入来源会逐渐较少，并且退休工资的水平会与其工作期间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所以其退休后的收入一般会相对较低，并且其日常消费以生活必需品的购买和看病就医为主。并且老年人会在退休后逐渐与社会脱离，导致其在生活中的孤独感倍增，家庭活动将会成为老年人消除孤独感的主要方式。所以，对于老年人而言，家庭生活对其及其重要，会直接影响其生活质量。

所以，在老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上，要尽量选择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的方式，并且为老人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以解决其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常见困难。同时，要建立社区上门服务，为居住在家里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其要涉及到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这样能够让老年人外出的风险降低，并且让子女的负担有所降低。而在这样的养老模式下，对于一些独居老人而言，出现意外事故的时候能够有人及时发现，避免贻误救治时机。另外，老年人在儿孙的陪伴下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快乐，并且感受到家人的关怀，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也不会因为心里孤独而患上相应的精神疾病，能够有效提高老年人的生存年限。

（二）养老机构的养老方式。养老机构一般是指养老院，其能够为每个老人提供全天候的照顾，并且能科学合理地安排老年人的饮食和医疗。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养老机构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的养老问题。但是由于我国的老年人口众多，养老机构的容纳量并不能满足我国的社会需求。同时，养老机构的专业化养老服务队伍建设存在一定的不足，养老人才的招募也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从我国整体上来看，养老事业的经营效益并不高，所以社会中愿意在养老事业中进行投资的人也很少，这样就导致养老事业的发展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另外，养老机构有盈利性的和非盈利的，其中非盈利性的养老机构一般由政府部门主导建立，所以其在运行的过程中会逐渐加重政府的财政压力。而对于一些盈利性养老机构，其会更注重养老机构日常经营的经营效益，导致其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时候存在不足，这会对老年人的正常生活造成很大影响。而一些子女出于对养老机构各个方面的担心，而不愿意让父母到养老机构养老，但是自己又不能腾出更多的时间用于照顾老人，导致老人的晚年生活十分凄惨。

（三）社区活动。社区活动中主要包括老年活动中心和老年学校的建设，通过社区中各种各样的活动，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更多的乐趣，让老年人能够在没有子女陪伴的情况下消除内心的寂寞。而一些琴棋书画相关的活动能够让老人修身养性，从而减少相关疾病的患病概率。同时，通过社区活动的开展，能够让老年人结识更多的朋友，这样能够让其在闲暇时间有更多交流心声的人，从而避免内心长期积压的情感对其精神状态造成影响。在未来的社区养老中，还需要加强对老年人的照顾，如社区加强对安保方面的建设，并在社区内建设更多的老年活动场所。综合来看，在没有子女照顾的情况下选择社区养老是最好的养老方式，而有子女陪伴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家庭养老的方式。

四、结语

社会养老问题并不是钱的问题，其实质是人的问题，因为养老保障制度是人建立的，其中有很多问题都是由人来解决的。根据我国老龄化人口不断增长的速度来看，我国将很快进入全面老龄化状态，社会中的老年人数量越来越多，而劳动力的数量不断减少。这就会导致我国的养老保障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尤其是在养老金的发放问题上将会存在很大的困难。而这种现象已经逐渐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来，所以在养老保障制度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让其不断完善，从而解决养老保障问题。这不仅是我国老人的生活保障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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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与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D].华侨大学，2011.

[3]于涛.中国人口老龄化与老年消费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3.

[4]陈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分析[D].辽宁大学，2013.

[5]李雪.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中国养老保障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04.

第5篇：养老保险和退休工资的区别范文

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也就是对微观主体经济利益的调整，即个人收入与支出的相对增减。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导源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改革的方式是渐进式的，由增量调整逐步过渡到存量调整。在增量调整时期，新的体制是在一部分人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受损的条件下产生的，新体制的建立也不直接触及原有的体制，也不对原体制覆盖下的居民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新的体制对经济效率的释放在一定时期内几乎可以提高经济中所有个体的收入，这一过程表现出帕累拖改进特征。而存量调整阶段，原有的某些体制逐步被淘汰，这就意味着原体制覆盖下的个人的利益也逐步丧失。这一过程已不具备帕累拖改进性质。

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居民的支出形式与支出范围发生深刻变化。收入分配的形式逐步货币化；为减轻企事业单位的社会负担，原有的社会职能逐步剥离，导致职工原来所享有的暗中补贴等逐步取消，相关部分的隐性收入被逐步取消、甚至转化为居民的支出内容。相应地，从居民收支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转轨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特点是居民收入增加，但居民支出福利基本上没有减少，居民对收入的增加具有稳定的预期；在后一阶段中，虽然居民的收入水平整体上仍在增加，但对收入的增加存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与此同时，居民支出福利被逐步取消，实际的支出项目和内容有所增加，并可能导致实际支出水平有较大幅度上升。

Friedman曾从收入的非预期性下降与支出的非预期性增加的角度来理解不确定性。本文将基于这种对不确定性的理解，以城镇居民的收入支出状况变化为依据，从居民这一微观角度描述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不确定性的演变。本文的讨论仅限于收入、就业、教育和医疗方面。

一、居民收支的基本特征

1.居民收入的总体变化

从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总体变化趋势呈持续增长状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加至2002年的7702.8元，年均名义增长率为14.1％，年均实际增长率为6.8％。在1979—2002年期间，城镇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波动幅度（这一期间名义增长率的最大值减最小值）达32.6个百分点，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率波动幅度达16.2个百分点。尽管收入的增长率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波动，但无论是名义量还是实际量，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仍然是基本的变化趋势。从1994年开始，尽管城镇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率变化比较平缓，但人均收入的名义增长率则在整体上趋向于下滑。由于存在“货币幻觉”，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的下跌同样可能产生消极的效应。从1994年到1998年期间，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高于实际增长率。1998年以后，城镇人均收入的名义增长率仍然略高于实际增长率。

表1居民收入增长率（1979—2002）

注：括号内为相应年份。

人均收入的波动也具有一些阶段性特征。1979年—1989年期间，城镇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部比实际增长率的波动显得更为严重。1979年—2000年及1990年—2000年期间，城镇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率比名义增长率波动更严重。由于1994年开始出现的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的降低，以及1990年—2000年期间人均收入实际增长比名义增长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这将对居民收入预期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收入名义增长率的降低与实际增长波动性的增强还意味着收入的增长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

2.就业变化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国居民的收入构成中，劳动收入仍是最主要的部分。居民的就业机会与就业结构显然对居民劳动收入有重要影响。表2大体上可反映家庭的就业状况与收入等级之间的关系，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与就业状况之间有比较密切的正向相关关系。在我国现阶段，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由于劳动收入仍然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因而就业机会的相对不足将构成制约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不同年份的纵向比较也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的就业人口数量及就业面总体上都有所下降。从全国范围来看，户均就业人数从1995年的1.87人降低到2002年的1.58人；就业面也从1995年的57.68％降低到2002年的51.59％。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就业机会变得逐渐稀缺。

表2收入等级与家庭就业状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1999年及2003年。

居民的就业机会可以用宏观就业状况来表现。当一个社会中的失业现象大量存在时，个人的就业机会也就相对较小。在劳动力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居民的就业机会可以通过失业率来反映。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性意味着，企业可以根据宏观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的需要对所需劳动力人数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既包括对既有劳动力的存量调整，也包括对新增劳动力的增量调整。但在我国，公有制条件下形成了劳动者的“天然就业权”，这就意味着对劳动力的存量调整存在着制度上的障碍。这种制度障碍导致的结果是，劳动者一旦就业就不会被雇佣单位解雇，即不会失业。当劳动力市场出现供过于求时，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失业人员增加，而是新增的就业人员得不到工作岗位，即形成所谓的“待业青年”（注：事实上，即使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从业人员的数量仍然有可能增加，因此下面试图反映新增劳动力就业状态的就业弹性比实际的情形仍有可能低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并不是由劳动力的存量状态来反映，而主要是通过劳动力的增量状态来体现。

现以从业人员就业弹性（注：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计算公式为：就业弹性=从业人员增加数/经济活动人口增加数。对这一指标需要做出两点说明。首先，本文中的就业弹性反映的是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状况，这与通常的产出—就业弹性不同。其次，利用从业人员就业弹性描述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状况是有条件的。不存在劳动力的存量调整时，就业弹性对新增劳动力就业状况的反映越充分；如果存在劳动力的存量调整，则这一指标所包含的意义可能有变化。）来反映劳动力增量的就业状态变化。从业人员就业弹性大于或等于1，则意味着从业人员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活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因此新增的劳动力都能得到就业，并且如果大于1则意味着部分非经济活动人口进入就业状态或存在外来劳动力；如果从业人员就业弹性小于1，则意味着从业人员的在增长速度低于经济活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因此一部分新增劳动力不能就业。1980—1984年期间，从业人员就业弹性均高于1，但此后各年份基本上都在0.9左右徘徊。1995年，这一指标首次低于0.9，只有0.847.1996年又有所回升，达0.973，但随之急剧下滑，到1998年只有0.635，1999年又达到了1.075.从90年代后期以来，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波动表现得非常剧烈。2000年及2002年分别低至0.575和0.770；而1999年及2001年则分别为1.075和2.136.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总体变化趋势表现出两个阶段性特征，1995年以前稳中有降，即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指标值基本稳定（大约在1左右），同时也显示出极其轻微的下降倾向，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变化非常平缓。这一特征表明，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机会逐渐变得相对稀缺。1995年后，则大起大落，波动剧烈。后一种特征可能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一是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减少，二是对劳动力的存量调整，即失业下岗等使得参与就业的人员结构有较大变化。

从90年代末期开始，劳动力就业的存量状态有所变化。在国有企业改革趋向深化的过程中，企业开始裁撤冗员。部分国企破产或濒于破产，导致就业的存量被迫调整，下岗职工增加。企业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自与市场约束力也在增强，也导致部分企业对就业存量主动调整。下岗职工人数变化可以反映劳动力存量就业状态的变动的一些特征。从1997年起，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公布每年的下岗职工人数。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也许下岗职工人数相对于从业人员数量、经济活动人口数量并不占有非常显著的比重。但即便如此，下岗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仍不可低估，下岗不仅意味着下岗职工本人的收入将缺乏保障，而且还将对在岗人员就业稳定性的预期产生影响。

表3历年下岗职工人数（万人）

注：转引自陆铭著：《劳动经济学》第19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001与2002年的数据来自当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报告。虽然2000年以后，新增下岗人数有所下降，但下岗人数的存量可能仍然很大。

由于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只包括城镇登记失业率。许多学者指出，这一指标低估了我国的失业状况3.根据抽样调查的数据也许能得到更为准确的结果。为了对居民就业机会进行更为客观的描述，本文利用了住户调查资料4.在问卷中，就业机会体现在两个问题中：“成员现状与身份”和“在XX年的就业时间”。这两个问题是对就业状态的不同反映形式，前者强调的是时点数，即一定时点上的就业状态；后者强调的是时期数，即一定时期中的就业状况。

估计就业机会的样本选择的基本范围为16至60岁的经济活动伤口。失业的时点数中只包括工作或就业、待业青年、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等情形，不包括离退休、内退、家务劳动者、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者和其他等情形，并将待业青年、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等都视为失业（注：2002年调查问卷对家庭成员就业与身份状况的问题选项的设计与以往有较大区别。该年的时点效失业状况中包括工作或就业、下岗、离岗（或放长假）、失业、待业青年、高中毕业及以上的待分配和待升学者及其他非就业者，不包括离休、退休、丧失劳动能力者、提前退休、内退、家务劳动者、在校学生等，年龄范围仍限定在16至60岁之间。失业的时期数根据年底就业（在岗）与失业成员的回答分别计算汇总，失业数包括年底就业人员选“部分时间失业”（513人）再加上失业人员对2002年就业时间的有效回答数（1148人）。将内退人员与家务劳动者排除在经济活动人口范围之外可能存有争议，本文认为内退人员基本上相当于自愿失业人员，根据经济活动人口的定义可以将他们排除；而在调查问卷中发现家务劳动者基本上都不回答全年就业状况的问题。1995年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45位家务劳动者中只有了位回答了全年就业状况的问题；1999年问卷调查中的274位家务劳动者只有12位回答了全年就业状况的问题，其中只有7个有效答案。2002年问卷中的454位家务劳动者只有1人回答了全年就业的问题。因此将家务劳动者排除在经济活动人口之外是与我国的经济环境、社会公众的普遍认识相一致的。失业的时期数中包括“部分时间失业”与“全年失业”。

从1995年、1999年和2002年的就业状况对比中可以看到，1999年的就业机会有了较大程度的下降；1995年的数据中虽然有过失业经历的比例也较高，但在调查登记时点上的失业率并不高，这可能说明当时的再就业机会也较高，失业下岗在当时对居民并未构成实质性的影响。但1999年的数据中，时点与时期意义上的就业机会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都较高，这就意味着再就业机会也较低，个人一旦失业则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再就业。而2002年中，虽然时期数也高于时点数，但两个数值仍都处于较高的水平，有失业经历的人数仍在增加，时点意义上的失业率也较高。比较1999年与2002年的就业数字可以发现，这两年的就业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宏观经济层面所表现出的持续的就业机会稀缺可能导致居民对未来收入的悲观预期。

表4就业基本状况（注：1999年的住户调查样本中包括两种类型：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样本框的随机抽样和专门针对失业下岗家庭的调查。为了避免因选择性偏差导致对失业率的高估，在计算1999年的就业状况时，本文只选取了随机抽取的样本。）

资料来源：1995年、1999年与2002年的城镇住户调查资料。

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人们长期对在公有制企业中的就业具有某种偏好。在国有企业中的就业不仅被视为身份与社会地位的象征，并且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收入。因此，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中的就业人数在从业人员总数中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尽管从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所有制成分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各类所有制中，国有企业中的就业人数依然占有较大份额。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对新增劳动力的就业也具有较大的贡献率。

国有与集体企业内部开始剥离其社会职能，这也意味着原有的社会保障方式被打破，居民在原有体制下所可能得到的福利将为居民自身的实际支出所替代。因此，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出现的就业结构变化不仅影响居民的收入，同时也对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有了较大程度的下降，尤其是90年代的后半期。从表5中可以看出，1996年以来，国有企业对社会总就业的贡献率一直小于0，在1998年甚至达到-2.431，同时，1998年开始还出现了国有企业就业人数的绝对下降。而集体企业则从1992年开始，对社会总就业的贡献率就为负数，1998年为-1.126，也是从1998年开始集体企业的就业人数出现绝对下降。这一变化特征显然与同时期中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举措直接相关的。从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特征或许正符合改革决策者的初衷，但是在国有和集体单位就业机会减少的同时却没有出现其他形式就业机会的相应增加。原有的就业机会在减少，却没有相应地增加新的就业机会，这两种方向同时作用的结果是导致社会就业机会的整体性下降。

表5就业结构变化

注：X[，i，t]为各部门（指农村、城镇；国有单位、集体单位、乡镇企业）在时期t的从业人员数；X[，t]为全国的年底从业人员合计。各年份中城镇与农村的数值相加等于1，但国有、集体，乡镇企业的数值之和不等于1，因为按照后一种分类，还有许多未包括的部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

3.支出结构变化，恩格尔系数的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降至2002年的37.7％。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变化的阶段性特征表现为，在1978—1988年期间略有下降，最大值（1983年，59.2％）与最小值（1988年，51.4％）相差7.8个百分点，但在此期间有一定程度的波动；从1989年开始持续下降。恩格尔系数的整体变化趋势是趋于下降。

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食物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的增加，恩格尔系数将不断降低。因此，在收入的增加与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之间应该存在着负向关系。单纯从恩格尔系数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时间序列变化关系上看，这一期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随时间推移而增长，而恩格尔系数则随时间推移而下降，因此在收入增长与恩格尔系数之间似乎存在着反向变动关系。将收入（或收入的变化量）作为解释变量，恩格尔系数（或恩格尔系数的变化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方程分别设定为：

ENG[，t]=βO+βY[，t]，ENG[，t]=βO+β1Y[，t]

其中，ENG[，t]、ENG[，t]分别表示恩格尔系数绝对量及其变化量（一阶差分），Y[，t]、Y[，t]分别表示对数收入及其一阶差分（收入含实际收入与名义收入）。如果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收入水平的上升所引起的，则回归系数β[，1]＜0，并且回归系数与回归方程显著在时间序列数据中，恩格尔系数与名义/实际收入的绝对量回归中存在着自相关，因此我们也将恩格尔系数的一阶滞后作为解释变量。在绝对量回归中，收入对数的符号为负（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309、-4.718）且较溪显著，但由于这两个变量都带有趋势性变化，因此可能存在“伪回归”现象，即恩格尔系她的变化与收入的变化之间可能存在“共趋势”现象；为此，我们对相关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处理，但回归结果表明，系数与回归方程都不显著，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99、-2.081，但都不显著，调整R2及F统计量都很低。整体而言，收入的变化对恩格尔系数的下降缺乏解释力度。这也意味着，消费结构的变化可能并不是居民收入增加所诱致的结果，而可能是由于社会经济结构转轨强制作用的结果。在业已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的前提下，医疗保健、教育、住房支出的增加将迫使消费者不得不增加有关方面的支出而压制食品消费支出，从而可能成为导致恩格尔系数下降的原因之一。

表6恩格尔系数与收入变化关系检验

注：方括号内是，统计量。***、**、*分别表示1％、5％、10％水平上统计显著。

表7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括号内为所占消费支出总奉的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

消费支出构成的变化

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中，食品与衣着支出基本上呈下降趋势，具有上升倾向的是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文教和居住支出。在这四项中，医疗保健、娱乐文教和居住支出具有较强的制度变迁特征。医疗保险、教育体制与住房制度改革导致了这些支出的较大幅度上升，这些变化具有强制性特征，即居民不得不支出。

1990年—2002年期间，医疗保健支出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上升了3.55倍，2002年的医疗保健支出相对于1995年增加了2倍以上。2002年医疗保健支出的绝对数则是1995年的3.91倍，1990年的16.75倍，1985年的25.74倍。娱乐文教支出在1985年就占有较大的比重，但由于在统计上这一项所包含的内容较多、也较为繁杂，这一指标有可能掩盖教育体制改革所导致居民教育支出增加的幅度。此外教育收费改革的起步时间也较早，所以在1985—2002年期间教育支出的增长幅度不很明显。但即使是这样，2002年娱乐文教支出的绝对数还是比1985年增加了15倍，比1990年增加了8倍以上。居住支出所占比重在1985—2002年期间也增加了1倍，绝对数增加了18倍。住房制度改革对居民支出的影响是显然的。但这里的居住支出不包括居民的购房支出，只包括与居住相关的日常性支出，如房租、水电煤燃料等。

二、经济转轨对居民收入水平与稳定性的影响

从80年代开始，为了对企业职工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国家逐步对企业内的收入分配方式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至少在现实中表现为如何通过增加某些职工的收入以对其工作积极性提供物质刺激，而不是减少职工收入对其行为施加一定的约束。1991年底，全国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亏损面达29.7％，亏损额达310亿元，政府的规定仍仅限于亏损企业不能增加工资和发放奖金（注：白和金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辑要》（1978—2001），第315页，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年版。）。国家对亏损企业的各种补贴仍至少能支撑职工基本工资的发放。职工仍基本上不存在因企业效应不佳而被解雇的可能，其基本工资与企业盈利能力的关联性可能也不很密切，因此尽管这一时期中的企业盈利能力已经有所差异，但职工的基本收入仍是有所保障的。

对居民的收入真正形成逆向冲击的或许是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开始采取新的措施。“抓大放小”与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使国有经济在保持或强化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的同时，国有经济的数量或规模有所下降。部分亏损国有企业被破产，留存的国有经济内部也开始减员增效。1994年，国有企业开始试行破产制度，原有职工面临着被解雇的可能。1997年，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成为国有企业改革措施的重要方面。在企业改革的同时，国家机关与事业单位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国家机关精简机构，事业单位也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大量的冗员被释放。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减少，现有的就业人员（劳动力存量）也面临被解雇的可能。由于就业的不稳定性，居民收入的稳定性大大降低。

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导致居民就业机会下降，从而对居民收入水平产生逆向冲击；而且对居民的支出也产生了冲击。长期以来，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机关事业单位都对其职工承担了许多社会职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只要在国有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中获得了工作机会，不仅可以得到稳定的收入来源，更重要的是细致的保障制度可以使职工免除许多后顾之忧。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开支几乎由工作单位包揽。

如果把公有制、国有经济称为体制内经济，把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体制外经济，那么从劳动就业的角度来看，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之一是体制外经济的成长速度低于体制外经济的收缩速度。这无疑将导致就业机会的锐减。此外，即使失业或下岗人员能够得到再就业机会，就业的稳定性与收入水平都将受到较大程度的冲击。

尽管存有争议，但我们仍不可否认农民工向城市的大量转移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释放。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显著增加但劳动力需求却没有显著提高。这将一方面导致工资水平受到下降的压力，另一方面导致就业机会的进一步稀缺。

不仅就业机会在下降、在职职工的收入风险在增加。不仅个人随时都存在被解雇的可能，由此将丧失获取收入的机会，而且即使处于就业状态，工资水平的刚性特征被逐步打破，个人从企业中所获得的收入也将随企业盈利能力的变化而变化，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样受到许多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处于特殊状态的个人的收入也在减少，例如年老退休人员、患有疾病或残疾的人员等。在原有的体制下，这部分人的社会保障实际上由企业或工作单位提供。在企业效益欠佳、甚至亏损时，他们的收入将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显然严重滞后。

在此过程中，政府也开始努力建立失业保险体制，试图缓解因就业机会的减少而导致的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如失业救济制度、最低生活保障线等。但至少在2003年之前，其效应并不十分明显，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失业及低收入者缺乏有效的生活保障。

三、经济转轨对居民支出结构的影响

对居民的支出产生影响的主要措施大多也与企业改革相联系。直接的原因表现在为了剥离企业的社会职能、增强其生存能力，使得低工资制度下的某些福利措施被逐步取消；间接的原因则表现为企业用人制度的变化导致了居民与企业（工作单位）之间的联系变得较为松散，居民也无法再要求企业为其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而只能通过增加自我支出进行弥补。

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也导致某些特殊行业的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上升。医疗机构、教育部门等单位都以各种形式增加本单位的经费来源，其中的方式之一就是提高医疗费用、药品价格或增加教育收费。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在拨款方式上将医疗机构划为自负盈亏单位，并鼓励学校的各种创收活动，实际上在政策导向上鼓励（或默许）相关来源经费的迅速增长。

医疗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住房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改革对居民相应的支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原有的体制下，职工的医疗、养老以及住房基本上都由工作单位包揽，医疗费用由工作单位支出、退休人员仍可以获得较高的退休工资（甚至高于在职工作人员）、住房通常也由工作单位无偿或低价（低租金）供应。在改革过程中，这些福利被逐步取消，取消的方式既有直接的改革措施，如医疗包干等，也有间接的方式，如企业被破产兼并等。这些福利取消后，对居民所产生的影响是居民必须相应增加自我支出水平。

1.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与居民医疗支出的自我支付

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不仅导致居民的实际医疗支出增加，居民还将自我承担因个人健康、医疗费用等而造成的支出风险。在公费医疗制度下，个人虽然需要承担疾病所导致的痛苦，但基本上无须承担医疗费用的支出风险。医疗制度改革首先是使个人的医疗支出比例增加，公费比例不断缩减，此外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又导致药品价格、医疗费用的增长，这两方面的医疗支出风险都逐步转化为个人承担。

在建国之初，我国建立了低货币工资、高福利保障的收入分配体制。就医疗保险而言，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公费医疗制度。这种公费医疗制度并不是指由工伤而引发的医疗费用支出全部由国家或企业负担，而是指职工因一般性疾病与非因工伤所导致的医疗支出由国家或企业负担。所覆盖的群体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单位职工本人，还包括职工家属。根据50年代初的劳动保险条例，职工在病假期间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工资和疾病救济费；治疗费、住院费、普通药费由企业负担；贵重药费、就医路费、住院膳费由本人自理；供养直系亲属在企业医疗所、医院、特约医院免费诊治，普通药费由企业负担一半。而实际上，个人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使得医疗支出的自我支付部分大大低于规定的数量。在这种体制下，对城镇职工基本上实行的是免费医疗制度，居民不存在医疗支出风险，相关的风险全部由国家或企业承担。

对这种体制的改革可以认为经历了两种方式，一是对医疗费用管理体制的局部调整，但不从根本上打破由国家或企业承担医疗支出风险的社会保障体制；二是将医疗支出的风险承受者由国家或企业转向居民个人或家庭。第一种方式是与职工和企业之间具有稳定的组织形式相联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劳动力的流动性逐步增强，国有企业实施破产兼并重组等原因导致职工与企业的关系松散化，原有的社会保障机制所发生作用的渠道被打破，在新的医疗保险制度缺乏有效性的情况下，居民个人不得不自我承担医疗支出风险（注：但我们很难发现有关取消公费医疗的直接措施，而只能间接地从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障体制中去推断。）。

疾病风险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在现代社会中，通常利用商业保险或社会保障等形式将此类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化解，较为完善的保险体系使得医疗费用的居民自我支付部分因另一类型的原因导致下降（注：这是相对于公费医疗制度而言的。在公费医疗制度下，居民自我支付的医疗费用较低，这是由于国家或单位支付了相应部分；在医疗保险体制下，居民的低医疗支付则主要来自于个人所面临的医疗支出风险在横向或纵向范围内被分散的结果。因此居民医疗费用的两种下降形式是由不同的原因造成的。）。但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原有的医疗保险方式被打破后，尚未建立起新的替代性机制（注：饶克勤指出，1993年至1998年期间，城镇居民各种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由53.73％下降至42.09％（见饶克勤：《转型经济与卫生改革——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思考》，载卫生部网站）。），医疗支出风险主要由居民个人或家庭承担。

根据1988年、1995年、1999年和2002年的住户调查资料，公费医疗的覆盖范围在不断缩小。没有成员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家庭比重在逐步增加。1988—1995年、1995—1999年期间，这一比例均分别增加了6.7和4.2个百分点。到2002年，大部分的家庭中已没有享受公费医疗的成员，这一比重达到了62.71％。在原有的公费医疗范围逐步缩小的同时，其他形式的医疗保险并没有相应地增加。从全社会范围来看，1995—1999年期间公费医疗的覆盖面下降了6.73％，而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则只增加了1.04％，替代公费医疗制度覆盖面缩小的是自负医疗费的人口比重上升了5.69％，被排除在原有公费医疗体制之外的85％的人没有医疗保障，需要自我承担医疗支出风险。公费医疗的覆盖面在2002年则只有21.28％，比1999年下降了约28个百分点。在这一期间，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增加了18个百分点，而自负医疗费的家庭也上升了10个百分点。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这可能是居民的风险意识增强、社会医疗保障体制发达程度提高的结果。

表8家庭中享受公费医疗的成员数分布

（注：①1988年的数字是根据问卷中“家庭中享受公费医疗的人数”计算得到的，其中有许多缺失值，在这里我们把这些缺失值作为0值看待，因此有可能高估没有成员享受公费医疗的家庭的比重。但如果不这样处理，这一比重为1.4％，显然被严重低估。其他年份的数字都是根据个人享受的医疗保障情况按家庭汇总得到。）

资料来源：根据1988、1995、1999年的住户调查资料整理。

表9医疗保险形式的覆盖范围（％）（按个人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1995、1999年的住户调查资料整理。1988年数据中的医疗保险形式没有类似的分类。

为了排除个人的身体状况的差异对医疗支出增长的影响，说明因医疗保障制度变化导致医疗费用的个人支付比例的增长。我们分别考虑健康的和有疾病个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情况。（注：在1995年的调查问卷中没有健康状况评估的问题，我们把病假天数小于30天的个人视为健康，大于30天的视为有疾病。这样，在1995年的样本中，健康个人的比例为90.88％，有疾病的为9.12％。而1999年的健康状况则根据个人的健康自评确定，健康的比例为91.21％，有疾病的为8.79％。1999年的健康状况是根据“现在身体健康状况”这一问题来识别的。2002年的健康状况则根据“您今年是否曾经患有较为严重的疾病”识别。）无论是健康还是有疾病的个人，医疗费用中的自费比重都在上升。在1995年—1999年期间，人均医疗支出中的自费部分在增长而公费部分则在下降。特别是，比较健康个人与有疾病的个人可以看出，有疾病的个人的自费医疗费用部分的比重增长比健康个人更快，而公费部分的比重下降得也更快。2002年中，在未患严重疾病的个人的医疗费用构成中，自费部分已经高于公费部分；而在患有较为严重疾病的个人中，虽然自费/公费的比率比1999年略低，但比1995年则显然高得多。一旦个人遇有疾病，主要的经费来源并不是医疗保障体制而是个人的自我支付。这也无疑增加了个人医疗支出中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医疗体制改革的一个结果是导致医疗支出风险的承受者由国家或单位转向了居民个人或家庭，而社会性的风险分散机制的建立则明显滞后，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将构成家庭行为决策环境的一个显著特征。

除了体制性的变化以外，还有一些导致医疗费用增长的一般性因素，如预期寿命的延长、因医疗技术进步导致医疗器械与药品价格上涨、慢性病发病率的上升等。而我国正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这也将导致家庭医疗费用的增长，因为老年人的医疗支出需求相对较高。

表10人均医疗支出增长

资料来源：根据1988、1995、1999年的住户调查资料整理。

卫生保健支出在GDP中都占有相当的比重。一般说来，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这一比重也会相对较高。因此，医疗支出的增加及其相伴的支出风险并不仅仅是转轨经济所独有的。但在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国家中，卫生保健支出中的公共支出也将占有较高的比重。但个人支出的比重则可能因为各国的保险制度的不同而不同。从卫生保健支出占GDP的比重的国际比较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医疗支出水平仍然较低，在一定时期内，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仍将呈现出增长的态势。

2.教育机会的增加与教育费用的增长

教育制度的改革的主观愿望在于力图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机会、增加教育的经费投入。原有教育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通过严格的筛选机制让少数人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个人所负担的教育费用也较低。如果要增加居民受教育的机会，在公共教育支出有限的前提下，则必然要求增加私人的教育支出水平。

从80年代开始，中小学的学费等教育费用开始增长，90年代开始，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高等教育所普遍实施的“并轨”使得高等教育的学费等教育费用支出迅速增长。1997年—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生均公共教育经费年均递减5—6％，2000年普通高校平均学费比1994年提高了4.6倍（方凡泉，2003）。同时，由于教育机会的增加，筛选程序的简化，也意味着个人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在延长，个人一生的教育总支出也在随之增加。在市场化过程中，教育部门也在提高居民接受教育的费用。（注：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教育收费混乱对居民教育支出所造成的影响。2003年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专项检查共查出教育乱收费案件12634件，违规收费金额21.4亿元。据称，教育收费问题已经连续3年成为全国价格投诉头号热点。（见《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4日第11版）。即使考虑到这些现象可能仍不能全面反映教育的全部实际支出情况，因为有关后勤服务的收费通常是以“公平交易”的形式出现的（但实际上交易的双方并不处于平等的地位，有关部门完全可以凭借其垄断地位收取高价），而这些支出将导致在校学生的相关生活支出大幅度上升，但从教育支出调查项目中难以得到反映，无论是调查者还是被调查者都极容易忽视该问题，在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资料中也没有对该项内容予以专门反映。）根据住户调查资料（表11）也可以看出，1995—1999年期间，各阶段的教育费用都有相当大程度的提高，其中高等教育的学杂费及全部教育经费几乎上升了一倍。

表11相同阶段人均年教育费用比较（居民自我支付）

资料来源：根据1995年与1999年住户调查资料整理计算。

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结果，各层次教育的升学率在大幅度提高，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长尤为显著。高等教育迅速地由精英型教育转向普及性或大众化教育。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与较大范围内的教育产业化，则进一步扩大了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相应的教育支出也有大幅度上升。从表12中可以看出，各层次教育的升学率在90年代都有大幅度的上升。1999年以来，高中的升学率上升幅度尤为显著，此后一直保持在60％以上，2002年达到了83％，这就意味着对于大部分含有在校高中生的家庭来说，接受高等教育的开支将几乎成为其近期内必然发生的支出项目。

表12升学率与教育经费构成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2000）》，教育部教育发展司总第26期《教育统计公报》有关数据整理。

而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教育经费的公共投入比例显著下降，不仅对教育的公共投入在教育经费中的比重显著下降，公共教育支出在GNP中的比重也有所下降。在现有的教育投资体制下，教育经费公共投入的下降将只能由私人支出的增长来弥补。私人教育经费有两种基本形式：学杂费与社会力量办学。后者又有两种可能，个人的捐资助学和私人投资办学（注：个人捐资助学既包括个人对教育的捐助，但现实中也包括因考生分数不够录取标准或选择学校而向招生学校支付的额外费用（后一种形式可能更为经常）；私人投资办学指民办学校等。）。学杂费与捐资助学支出的增长直接构成居民的教育支出增长。私人投资办学比重的上升同样也意味着居民教育支出的增加，因为这类学校是企业化运做的，不仅学校的经费几乎全部来源于学生支付的费用（当然也许存在某些组织的捐款与赞助等），还试图从中得到利润，这些资金显然也是来自于居民的私人教育支出。从表12中可以发现，教育经费中的财政拨款份额逐年下降，由1991年的84.5％下降至2001年的65.9％，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学杂费份额逐年上升，由1991年的4.4％增加至2001年的16.1％，增长了12个百分点（注：财政拨款份额的下降与学杂费份额的增长之间还有一差额，从表面上看，这一差额可由教育投资渠道的多元化来解释，即其他教育资金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公共教育经费的不足，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其中的相当一部分资金来源很可能最终仍转化为居民的教育经费开支）。这两种教育经费来源的增长率的比较则进一步显示，学杂费的增长率远远高于财政拨款的增长率，1993年财政拨款的增长率只有19.1％，而学杂费的增长率则达到了98.4％，后者几乎翻了一番。

根据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与各层次教育水平的入学率的国际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公共教育支出的比例相对较低，公共教育占GNP的比重由1980年的2.5％降低至1997年的2.3％，与我国这一轻微下降的特征相对应的是，其他国家的公共教育占GNP的比重都有所增加；跨国比较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公共教育占GNP的比重甚至严重低于低收入国家。同时各层次教育水平的入学率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如1980年—1997年期间，小学与中学的净入学率分别增长了16、7个百分点，高等教育的总入学率也由1980年的2％提高到1997年的4％。这两种变化特征也可为这一期间居民教育支出增长提供间接证据。我们还应看到，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仍有一定差距，这可能成为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的理由。但国家教育投资倾斜于高等教育的做法已经受到了多方批评，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可以想见，居民为接受高等教育而发生的支出数量至少在短期内难以有下降趋势，甚至仍会表现出明显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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