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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亚区域合作的内部动力和外部影响因素
首先分析一下外部因素:(1)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飞速发展,导致国际市场的竞争与风险加剧,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中,由于巨额游资充斥其间,如果某个国家金融体系不够完善、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不够高,就有可能使投机者有机可乘,从而给该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动荡。而东亚地区大部分国家还处在发展中国家水平,其金融制度、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会面临较大的风险,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前,东亚任何一国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迫切需要紧密合作来共同面对机遇与挑战。(2)作为上世纪末经济全球化浪潮过渡和补充的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合作浪潮汹涌澎湃,加上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大大激发了东亚国家加强区域合作的积极性,增强了它们对区域合作的信心。当初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使该地区形成了约3.6亿人口的大市场,内部贸易额达到2250亿美元,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0%。而东亚地区如果能形成这样的自由贸易区,则会形成约19亿人口的更大市场,内部贸易额必定会大幅度上升,运行良好的话就有可能会取得超过NAFTA的成就,这极大地诱惑了东亚各国。
在外部因素驱动的同时,东亚各国自身对区域合作意识的加强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东亚整体意识”在区域内达成了共识,寻求区域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很长一段时间,东亚被“割裂”为东南亚和东北亚,两者之间来往很少,个体意识较强,东南亚国家更多的是寻求内部合作。从1967年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到1992年实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到如今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得有声有色,其内部贸易确实做得不错,但其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却十分有限,危机爆发后,东盟国家发现东北亚国家也被波及,这让它们了解到东亚各国的经济依存度其实是较高的,加上中国在危机期间毫不犹豫地向东南亚受灾国伸出援手以及所表现出的一种负责任的大国姿态,让东盟国家转变了地域观念,将自身置于东亚整体区域之内,转而谋求区域合作机制以提高整体竞争力,这种主观意识的转变奠定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其次,由于美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姿态以及操纵IMF对援助方案提出苛刻条件的所作所为,让受灾国从惨痛的经历中意识到必须依靠东亚内部自身的合作才能生存发展,外部的力量并不一定靠得住。而在2001年美国经济的衰退导致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东亚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更加深了东亚国家对上述观点的认识。正是由于这些主观因素的影响才造成了如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热潮。
二、关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具体形式问题的分析
现在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形式是“10+3”模式,即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三国的交互合作方式,但这仅仅只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过渡阶段,并非真正地实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假使这一阶段过渡得很成功,区域经济合作要朝着一体化层次发展,那么可能会表现为哪种一体化形式呢?
区域经济一体化按层次高低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不同的形式会给成员国带来不同收益,但也需要其让渡不同程度的国家,因此,各成员国会谨慎权衡自己的利弊得失,相互协调以做出抉择。
由于在东亚区域内,既存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又有东盟的一些小国家,况且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政策更是千差万别,也就是说上述X指标在东亚各国间差异很大,因而可以认为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是相当高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各国组成货币联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东亚区域内采取经济联盟这种一体化形式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建立自由贸易区会给各国带来一些看得见的利益:如果自由贸易区能够建立,会形成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市场,由于取消了关税和一些同等效力的限制措施,内部贸易额肯定会大幅度上升,这样就能够通过促进各国外贸额的增长带动其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该形式并不妨碍各成员国针对非自由贸易区成员采取其它的贸易政策,即没有要求各国进行国家的转让,这使得东亚国家比较容易接受。
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的阻碍
根据上述分析,似乎在理论上建立自由贸易区给各国带来的收益大于其付出的成本,比较容易实行,但来自经济理论之外的因素却给自由贸易区的形成造成了不小的障碍。
这些负面影响来自区域内和区域外两个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来自美国方面的阻碍,由于之前欧盟的高速发展已经开始威胁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美国不愿再看到一个潜力巨大的经济联合体的崛起对其造成影响,同时更担心被其认为是潜在对手的中国会借助区域合作的力量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因而其会阻止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上日韩均是美国的盟国,美国的干扰无疑会产生较大的影响。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与1997年日本提出建立AMF均因美国的反对而未成功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同时,区域内的不和谐因素也对区域经济合作构成了干扰。主要表现为:(1)作为“10+3”主要推动者的东盟由于担心其内部合作会被区域合作体制所吞噬,近年来对推进全区域范围内经济合作已热情不在,有回到原先那种仅在东南亚小范围内实行合作的趋势,此点由2000年第四届“10+3”会议上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的发言可见一斑。(2)欧盟的成功经验证明,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能够顺利实施,大国之间必须要相互协调配合。但是占东亚13国经济总量绝大部分的中日两国却由于特殊的历史矛盾以及一些领土的争执近年来政治关系跌至低谷,这种相互的不信任使得双方难以协调配合,从而影响到东亚区域合作的局势。(3)比之世界上其它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东亚各国之间无论在社会制度、还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这种巨大差异面前,即使是自由贸易区这种低层次的区域合作,也会由于一些国家担心本国市场受到外来的强大冲击等原因而变得举步维艰。(4)公认的东亚区域合作最重要的缺陷是内部缺少一个核心力量来推动一体化进程,成功的一体化组织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美自由贸易区都拥有自身的主导力量,而东亚国家或者因为实力不济或者因为不愿出头而无人担当主导力量,这就导致目前的合作只停留在论坛层面而无法就更深层次的事项作出决策安排,使得一体化进程受挫。
关键词:TPP 成员规模 发展前景
跨太平伙伴关系协议(TPP)12个现有成员国中,既有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又有经济特别不发达的国家,还有经济转型国家。TPP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悬殊,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所坚持的立场也不同。此外,各个成员国国情不同,加入TPP的意图也不同,从而决定了TPP未来的发展前景难以简单揣测,尤其是在成员国规模的扩展方面。
一、TPP 组织的竞争方案分析
在世界贸易组织难以担当世界经济贸易合作引导者的情况下,亚太地区各重要或重大经济体大多都将选择通过参与区域性贸易组织来维护本国的贸易发展。从竞争角度看,目前在亚太地区的区域合作方面,与TPP这样一个泛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构想具有竞争力的方案共有三个,如下表所示。其中,“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构想、亚太共同体构想和TPP一样设想的最终主导方都是美国,然而美国目前一直致力于TPP的推动,而对这两种设想却并没有付出努力。 而且,这两种设想最终设想的重要成员国比当前的TPP更多,设立的目标也不低于当前的TPP更高,因此实现难度也比TPP更大,其竞争力也低于TPP的竞争力。
“东亚共同体”构想与TPP相比,其优势十分明显。首先该构想当前的参与方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文化差距都远低于TPP,合作基础比较完善。其次是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为“东亚共同体”构想提供了良好的实现基础。第一,东盟和6个合作伙伴之间都已经订立了6个“10+1”自贸协定。第二,在2011年11月的东盟“10+6”经济部长会议上,东盟提议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已经正式启动谈判,且进展顺利。第三,中国、日本和韩国也于2012年开始加紧了内部的经济合作回话,并于今年3月28日结束了第一轮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再次是该合作方案确定的谈判指导原则和预期目标尽量将各成员国的舒适度、执行能力考虑在内,以渐进性和过渡性加大各成员国对该合作方案的接受程度。最后,一旦东亚自由贸易区能够成功建立起来,其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贸易规模将超过当前的TPP,对其它非成员国的吸引力也将大于TPP。
通过以上亚太区域合作构想模式的对比分析可知,目前TPP最重要的区域合作构想竞争模式是“东亚共同体”,但随着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美国也可能参与到“东盟10+6”倡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中,使“东亚共同体”构想升级为“亚太共同体”,并逐渐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其中,从而使区域经济合作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二、TPP潜在成员国分析
1.TPP重大非成员国加入TPP的可能性分析
在TPP的非成员国中,韩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中国这四个国家对待TPP的态度将直接影响TPP的发展前景。
最近,美国方面开始采用各种方式向韩国施压,希望其加入TPP,然而对韩国而言,是否相应美国的号召却是两难的选择。一方面,韩国在外交方面一直与美国联系紧密,并在多方面受到美国的扶持与保护,去年又与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不得不考虑美国的呼吁。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如果韩国加入TPP,则很可能影响韩国与中国的贸易和政治关系。而且,目前韩国已经TPP诸多成员国已经或正在签订FTA,这些FTA为韩国获取贸易自由化方面的利益提供了保障,再加入TPP可能获得的利益增长并不是很大。相比之下,如果东盟“10+6”的RCEP能够谈判成功,那么韩国在其中的获益将由于付出代价小而远大于在TPP中的获益。因此,最终韩国做出何种选择都有可能,但更希望RCEP谈判成功并加入其中。然而,如果韩国最终选择了加入TPP,则将使得TPP成员国间的GDP总量和贸易总量都再度扩大,影响力也将进一步扩大,也很可能将使得APEC中的TPP非成员国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信心进一步下降,向TPP倾斜的可能性增加。
对于俄罗斯而言,目前加入TPP并没有太大必要。俄罗斯当前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欧盟国家与APEC成员国。即使TPP谈判能够获得成功,在短期内对俄罗斯的外贸出口也不会带来较大的影响,因此俄罗斯参与当前TPP谈判的可能性不大。从俄罗斯近期的行动上来看,俄罗斯正在积极进行与APEC 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经济合作并致力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推动,对于TPP协定没有表示出加入的意愿,预期俄罗斯在中短期内不会加入TPP。
印度尼西亚作为东南亚最重要的经济体和世界第四大人口大国,也一直被认为是TPP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国家。然而根据印尼各大媒体的报道和众多政界人士和专家学者的言论来看,印尼国内人员认为印尼当前并不具备加入TPP的条件,若强行加入必定会对本国造成不利影响。由此推断,印尼对加入TPP的兴趣也不大,预计短期内印尼不会加入TPP,而是会致力于东盟内部的联合和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
中国作为亚洲地区的头号大国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支持者和领导者,一旦加入TPP,则意味着正在与TPP竞争的“东亚共同体”方案失去了重要的支撑,东亚其它中小国家也就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并试图加入到TPP中来防止自身被世界隔离和淘汰。目前中国对加入TPP的利弊分析还没有完成,就是否应该加入TPP还没有定论。而且,中国现在正在致力于中日韩经济合作建设以及东盟“10+6”经济合作的协议谈判和推动发展,最终是否会加入TPP尚需考虑,短时间之内应该不会做出选择。
2.亚太地区TPP的潜在成员国分析
在亚太地区国家中,除了韩国加入TPP的可能性比较大之外,菲律宾和泰国。近几年,菲律宾官方言论中表示加入TPP的意愿十分明显,而且国内各方面也一直在为加入TPP做准备。此外,菲律宾与墨西哥的产品具有极高的相似性,如果菲方不加入TPP,那么菲方在TPP成员国原有的市场份额很可能会被墨西哥抢占。由此推断,菲律宾在未来成为TPP成员国的可能性极大。
泰国在美国的拉拢下对加入TPP也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迫于竞争对手新加坡、越南和马来西亚都已加入TPP的压力,也不得不考虑加入TPP。另一方面,由于TPP框架下的市场比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市场开放程度更高,泰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基础比较薄弱,因此泰国还需要考虑国内多个服务业可能受到的影响和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目前泰国政府还在就加入TPP进行利弊分析和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在亚太总体形势不变的情况下,泰国加入TPP很可能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三、结论
在成员国数量的扩展方面,对TPP的影响较大的非成员国主要有韩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中国,预期其中的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在短期内都不会加入TPP,韩国是否加入TPP的概率相当,中国的选择尚需时间考察。其它亚太地区的TPP非成员国中,菲律宾近期加入TPP的可能性最大,印度加入的态度也基本明确。日本的加入使TPP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如果韩国也成为TPP的成员国,那么TPP就囊括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亚洲两大经济体,“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就只能靠中国、俄罗斯和部分东盟国家的推动,从表面上来看,TPP对其它非成员国的吸引力将超过进一步扩大“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但随着TPP成员国数量的不断增加,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的矛盾也将进一步扩大,TPP最初畅想与现实可能需要的让步之间的冲突也将进一步扩大,而TPP谈判成果的不确定性又会阻碍其他国家参与TPP的积极性。虽然韩国可能也会和日本一样加入到TPP中,但可以预期的是,日本和韩国在加入TPP后都不得不与美国就各自的利益而展开激烈的斗争,如果美国与日韩都不能作出让步,那么TPP的推进将被拖延甚至搁浅,当TPP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时,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再度把目光投向东亚共同体。可见,未来TPP的发展前景与最终的TPP协议能否满足各成员国的利益还有很大关系。如果未来中国也加入到TPP中并接受了TPP当前成员国已经协商完成的贸易规则,那么其他东亚共同体的推动力量将失去核心领导者而变得孤立无援,此时TPP必然会成为大势所趋。归纳来讲,TPP成员国数量短期内仍会继续扩张大,至少有望扩展到14个,未来能否进一步扩大,取决于韩国和中国对待TPP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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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欧盟东扩;中国对外贸易;贸易合作关系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45(2009)27-0003-02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欧洲联盟作为最有影响的集团组织,在全球经济领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欧盟的发展历史以及欧盟东扩的背景
(一)欧盟的发展历史
1951年,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在巴黎签订了《巴黎条约》, “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成立。1957年,上述六国又在罗马签订了《罗马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正式成立。经过不断发展,六国于1965年签署了1967年7月1日正式生效的《布鲁塞尔条约》,将三个共同体机构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简称“欧共体”(EC)。
1991年,欧共体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召开首脑会议,通过了以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为目标的《欧洲联盟条约》。1993年11月1日条约生效,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正式成立,简称“欧盟”,是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政治、经济集团组织。
(二)欧盟东扩的政治、经济原因
东欧剧变后,随着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呈现美国一方独霸的局面。世界各国都希望能够建立多极化的政治经济新格局,在这种情况下,欧洲联盟不断发展壮大,力争在经济领域成为能够与美国抗衡的经济实体。1999年,欧元投入使用,经过几年的发展,成为了金融领域能够与美元相提并论的一种货币,欧洲经济一体化日趋成熟。作为欧洲一部分的东欧诸国希望能够通过加入欧盟而达到快速发展本国经济的目的,而欧盟成员国则希望进一步扩大欧盟的规模,使之真正成为与美国抗衡的政治经济组织。欧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壮大使其自身的人口、经济实力等各方面均达到与美国持衡的状态。
二、中国与欧盟长期的良好关系以及中国与东欧各国的经济交往
自从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以来,中国与欧洲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欧盟成立后,与中国的关系更是日趋亲密。此外,中国也与欧盟早起成员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保持了良好的经济交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一)中国与欧盟长期以来的良好关系
1975年5月6日,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1983年11月1日,中国与欧共体实现全面建交。欧盟正式成立后,明确提出“欧洲和中国应建立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以保证实现双方共同的目标”,强调欧盟对华关系的全面性、独立性和长期性。1998年,欧盟进一步采取了一些改善对华关系的措施:修改反倾销规则,将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删除;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入21世纪以来,中欧政治关系良好,高层互访频繁,各级政治磋商活跃。
据我国海关统计,2003年中欧双边贸易额1252.2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在美国、日本之后,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自2004年,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发展至2008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双边贸易额仍然迅猛发展,达到4255.8亿美元。
(二)中国与新加入欧盟的12个东欧国家以往的经济交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与诸多欧洲国家保持了良好的经济贸易往来关系。其中也包括最后加入欧盟的12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塞浦路斯和马耳他。在这里,仅以波兰和马耳他为例,浅述中国与东欧诸国以往的经济交往。
中波及中马经贸关系均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双边贸易额长足发展,逐年递增。其中波兰已成为我国在中东欧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我国与马耳他的贸易交往以我国出口增幅占主导地位。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波兰在加入欧盟之前对汽车制造、冶金、石化等工业的进口产品征收较高关税;对我国出口的自行车、打火机、鞋和电熨斗曾采取反倾销调查、征收关税附加税等措施,以保护波兰本国生产制造商。
而马耳他市场,所需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绝大部分均依赖进口,我国出口产品在该国适销对路,价格和质量均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其次,马耳他地处地中海中部,据南欧、北非和中东三地海上要冲,海上交通便利,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港口设施优势是向周边,尤其是北非国家发展转口业务的有利条件。
三、欧盟东扩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利弊
2003年5月1日,东欧12国正式加入欧盟,从而形成一个规模与美国不相上下的统一大市场。东扩后的欧盟对中国对外贸易来讲有利有弊。
(一)欧盟东扩对中国对外贸易有利的因素
东欧诸国加入欧盟后,对中国来讲,有以下几点优势:
1.更为广阔的欧盟大市场。从总体和长远来看,欧盟东扩之后对中欧经贸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随着东欧诸国的加盟,新欧盟整体规模与美国不相上下。货物、服务、资本和劳动力在各国内实现自由流通,如此规模的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是任何外部企业都无法忽视的。欧盟市场容量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有利于我国优势产品扩大对欧盟出口,带动我国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
2.普惠制待遇。欧盟的扩大,意味着中国可以从更多的国家获得普惠制待遇。普惠制下的出口产品关税平均要比最惠国税率低约1/3左右。欧盟扩大后,所有新成员国都给予中国出口的制成品、半制成品普惠制待遇,这对中国企业享受关税优待、扩大出口、提高出口效益有一定好处。
3.统一关税政策。欧盟作为欧洲经济的统一体对外实行统一的税率政策,欧盟扩大最直接的好处,便是这些新成员国关税税率的降低。新成员国的进口关税较欧盟普遍偏高。例如,波兰及匈牙利对非农产品实施的平均进口关税,原为19.9%和9.8%,而欧盟的平均水平只有7.4%。关税的降低,无疑有助于中国企业扩大出口。因入盟关系关税调降而特别受惠的产品主要有钟表、玩具、游戏、运动用品和人造首饰。
4.技术标准统一,有利于中国企业占领欧洲市场。欧盟作为欧洲经济的统一体,对外实行一致的政策标准。也就是说,只要根据欧盟标准获得认证的中国产品,就会在所有成员国得到认可。举例而言,欧盟东扩前,即使中国产品已通过欧盟认证,但如想出口到东欧国家,仍需获得这些国家有关当局的特别审批;东扩后实施统一的技术标准,产品可以同时在西欧和东欧市场销售而取得更大的规模效益。
5.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扩大。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成员,对第三方实行的关税与其他贸易法规,总体上不得高于或严于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前的水平,否则受害国有权要求补偿。这就意味着,扩大后的欧盟,如果在关税上对中国企业做出了有违世贸组织规定的行为,中国企业有权要求欧盟进行补偿。
(二)欧盟东扩对中国对外贸易不利的影响
中欧经贸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反倾销调查、技术壁垒、数量限制等;还应注意到普惠制中的“毕业机制”,欧盟国家会利用这种机制削弱中国产品在欧盟市场的竞争能力以及纺织品双边配额管理等。
1.反倾销调查:欧盟是对华实施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地区。欧盟对我出口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累计百余起,还对我国多种产品实施了保障措施。这些反倾销案例涉及我五矿、化工、纺织、机电、土畜等多行业的产品。新入盟的成员国,会逐步引入欧盟的反倾销措施。
2.欧盟统一的技术标准纷繁复杂:欧盟使用统一标准是一把双刃剑,对中国企业有利亦有弊。由于中国产品的技术标准相对较低,原来我国可向东欧各国出口的产品,现在必须达到欧盟统一标准后才能进入。
3.欧盟内部保护: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与中东欧国家比较接近,竞争性强。西欧国家为利用东欧廉价的劳动力、东西欧地理接近等优势,大量到东欧国家投资设厂,更加剧了东欧国家在工业制成品方面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东欧诸国竞争力相对较弱,但会为了自身的利益,推动扩大后的欧盟对非成员国产品进口设置更多障碍。
四、中国对外贸易应对利弊应采取的举措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欧盟东扩给中国对外贸易带来的有利因素,降低其不良影响,我国政府和企业应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应对。
(一)发挥各行业协会作用
如前所述,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成员,对第三方实行的关税与其他贸易法规,总体上不得高于或严于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前的水平。这也意味着,如果欧盟东扩对中国企业产生不利影响,中国有权要求欧盟进行补偿。在欧美国家,行业协会在维护本行业利益,制定相关法规,影响政府决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中国目前的行业协会很多属于准政府部门,并非企业自发自愿组成,能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
此外,在反倾销案应诉方面,我国也应该发挥行业协会作用,积极应诉,避免我国众多企业遭受经济损失。
(二)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企业竞争力
为应对欧盟统一的、高标准的技术要求,我国企业应积极提高产品质量,以适应欧盟国家进口产品标准,争取早日占据欧盟这个巨大的市场。诚然,提高产品质量、严格产品技术标准需要我国企业进行一定的资金投入,但从长远角度来讲,产品技术标准一旦符合欧盟成员国的要求,产品便能够占据广大的欧洲市场,利益是不容忽视的。
(三)加强与欧盟各国的交往
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应当与欧盟加大交往力度,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建立招商网络,利用当地中介机构,利用使领馆以及友好城市拓宽招商渠道;发展与欧盟有实力公司的战略伙伴关系;充分利用中国自身的产业优势,在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中增强竞争力。同时,我国有志于发展欧盟贸易的企业和个人也应主动“走出去”,了解欧盟各国,尤其是新成员国的政策,针对欧盟政策实施相应措施,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推进,以达到预期经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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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TPP;影响;对策
2015年10月5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亚特兰大最终达成一致意见,TPP已成为涵盖范围最广的区域自贸协定。TPP协定使得从汽车到大米等多种交易品实现了全额或部分关税减免,并在知识产权、劳工待遇等方面统一了规范,这一协定的形成必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影响。
一、TPP起源,发展及特征
(一)TPP的起源及发展
2005年,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新西兰、新加坡、智利、文莱四国发起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旨在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2009年美国正式宣布加入,并邀请秘鲁、澳大利亚一同加入谈判,TPP实现了快速发展。2010年,TPP首次谈判在澳大利亚举行,共8个成员国参与谈判,此次谈判主要涉及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等方面。随后日本、墨西哥等国都相继加入或者明确表达了加入的意愿,TPP规模上升到12个成员国。截至2015年10月,美国、日本等12国已成功结束TPP谈判,达成TPP的贸易协定。根据TPP贸易协定,贸易范围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主要包括货物贸易、服务、劳工、知识产权、技术壁垒、动植物检疫措施、政府采购等方面,旨在实现各国双边进口零关税、扩大各国间政府采购、取消国内金融及服务贸易管制、增强各成员国技术合作。
(二)TPP的特征
1、涵盖范围广。TPP协定不仅涉及货物贸易、服务、劳工、环境、知识产权、技术壁垒、动植物检疫措施、政府采购等方面;还延伸到食品安全、气候变化、政策透明度等当前世界经济与全球化发展中出现的极具时代性的议题,要求各国在透明度、行业标准、规制合作等方面做出承诺。
2、标准程度高。TPP规定其成员国逐步实现贸易产品的零关税,同时在服务、投资、金融等领域实现自由化,保障成员国在既定范围内的全面竞争,更好的保证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步推进贸易自由化。
二、TPP对中国的挑战
当前,TPP的快速发展,推进了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TPP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一种区域合作的崭新范式,更可能在未来为区域内的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发挥巨大的作用。我国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TPP对我国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产生了挑战。
(一)TPP对中国的经济挑战
TPP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外贸市场,具体体现在在贸易流向和市场份额上,无论中国是否加入TPP,还会给中国带来了制度上的挑战。
首先,TPP协议执行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发展水平相当,产品替代性较强,由于成员国之间实行零关税,贸易在TPP各成员国之间进行会降低交易成本,这就使得贸易流向发生了改变,导致中国市场份额大幅减少,降低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自从加入WTO,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以中国为核心的东盟区域经济合作格局逐渐形成,美国失去了对东盟的绝对控制,所以美国企图借助TPP重返亚洲,削弱中国的影响力,限制中国的发展。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美国与TPP各成员国的贸易总额仅占美国与中国贸易额的小部分,TPP成员国自身市场规模狭小,并不能满足美国增加出口的需求,足以见得美国推进TPP有较强的政治目的。
(二)TPP对中国的政治挑战
TPP使中国同周边各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中国需谨慎处理;同时,TPP也对国内政治经济形成压力,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
首先,自加入WTO后,中国积极开展同周边各国的合作,实现了快速的发展。但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使美国感到担忧,由其主导推进的TPP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平衡中国。总之,我们应该对TPP背后的政治化倾向持谨慎态度,这也是TPP对中国带来政治上的挑战的根源。
其次,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中,进出口占较大的份额,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也必须调结构,转向发展国内经济,拉动内需。但相对中国庞大的经济体,调结构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目前仍依赖出口,中国目前的出口市场无法达到TPP贸易标准,严重影响了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的发展。
三、面对TPP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水平无法达到TPP规定的标准,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所以必须以TPP为标准保证产品的质量水平,加大科技研发的投入,促进新兴产业兴起,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加强我国的服务贸易水平,尽快实现贸易自由化,加大知识产权领域的保护。
(二)调整出口结构
根据TPP的贸易协定,贸易范围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主要包括货物贸易、劳工、环境、知识产权、技术壁垒、动植物检疫措施、政府采购等方面,旨在实现各国双边进口零关税、扩大各国间政府采购、取消国内金融及服务贸易管制、增强各成员国技术合作等。但我国目前的出口结构单一,出口产品种类较少,无法满足加入TPP成员国的要求,所以我国应根据TPP的要求调整出口结构,保障出口的产品质量。
(三)积极主动加入TPP
随着美国加入TPP,TPP给各成员国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市场,还带来了充足的资金。作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贸易经济大国,中国要主动加入其中,WTO的经验充分证明了只有早一步加入TPP,才能成为贸易规则的制定者,最大程度的体现自身的要求,切实维护自身的经济及政治利益。中国必须主动开展TPP领域的学习,掌握TPP谈判议题,研究参与TPP所带来的利弊,了解TPP的协商机制,根据国际形势及地区格局的变化,选择合适时机果断加入,并积极推动TPP向更广范围区域内扩展。(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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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中伟,沈家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研究前沿与架构》,当代亚太,2012.
【关键词】江西;城市化;经济
【中图分类号】F29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6)06-0124一03
城市化是由产业结构变动所引起的人口不断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城市在一国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的过程。在工业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的江西,以工业化促进城市化,积极推进江西的城市化进程,对于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促进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江西城市化现状
江西城市化滞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数量少、规模小、实力弱。目前,全国共有城市660个,而江西省只有21个城市,城市数量仅占全国的3.2%。其中,特大城市1个(南昌);大城市1个(2004年,九江城市人口突破50万,跨入大城市的行列);中等城市9个,平均每万平方公里0.54个,与东部的广东(中等城市34个,平均每万平方公里1.91个),山东(中等城市28个,平均每万平方公里1.82个),江苏(中等城市25个,平均每万平方公里2.44个)相比,差距很大;与同为中部的湖北(中等城市18个,平均每万平方公里0.97个),河南(中等城市17个,平均每万平方公里1.2个),安徽(中等城市14个,平均每万平方公里1个)等相比,也有较大差距。
2.城市化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大。江西城镇群体的网络结构具有南北差距明显,北重南轻的特点。以浙赣铁路路线为界,纵观江西省的城市空间分布,江西21个设市城市16个在浙赣线以北,占76.2%,城镇密度达每万平方公里50个,南部只有5个城市,城镇平均密度每万平方公里35个;该线以北的地区,2002年城市化水平为34.67%,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以南地区为28.5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4个百分点;北部的南昌市城市化水平达44.41%,景德镇、新余、萍乡城市化水平也在35%左右,而南部的吉安和赣州城市化水平为29.5%和28.96%,与北部相差十几个百分点。此外,通过对浙赣线以北、以南地区经济总量、市场发育程度、基础设施水平、投资环境等指标综合分析,结果也证明江西北部的城市化水平远远高于南部,区域间差异明显。
3.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省农村劳动力得到了大解放,农村劳动力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民有了自,乡镇企业得到较大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导致农村人口就业结构和农村人口的空间转移错位,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2004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中,二、三产业所占比重达到79.6%,也就是说,全省工业化比例高出同期城市化水平(41.7%)37.9个百分点。这一方面说明江西的工业发展没有相应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工业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有限;另一方面,说明江西经济实现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中,没有带动社会结构实现同步转变,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缺乏协调性。大量人口集中在农村,会固化和加剧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从而严重制约江西经济顺利进入新的成长阶段。
4.城市经济功能不强,辐射带动作用弱。江西城市经济职能普遍不强,加工型城市偏少,农区城市数量较多。农区城市即原属行政公署所在地城市,后改市但仍承担地区行政中心的职能,由于历史、政策等方面的原因,城市行政色彩较重,经济职能和功能较弱。从城市GDP和人均GDP来看,2004年,江西城市的GDP为1331.59亿元,占同期全省的比重为38.09%,而同期江苏、福建城市的GDP分别占全省的47.7%和42.5%。从人均GDP看,江苏、福建城市人均GDP在3万元以上,江西城市人均GDP仅为1.5万元,只有江苏、福建城市人均水平的一半左右。由于中心城市经济实力不强,辐射带动区域范围较小。南昌虽然进入了特大城市行列,但缺少大城市与之匹配,使得特大城市在省际经济交往中获得的大量信息和能量不能有效辐射到省内城镇网络。由于地缘文化的原因,历史上南昌从来没有成为江西的经济文化中心,尽管南昌作为省会城市本应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但其经济辐射和影响的范围并没能波及全省各个地区,据统计,南昌市的辐射距离为205.86公里,影响力主要在赣中北。而九江、赣州、景德镇、新余、萍乡、上饶等作为次区域中心,自身的经济实力也不很强,辐射带动作用更弱。九江市的辐射距离为34.73公里;景德镇、新余辐射距离分别为14.65和14.21公里;上铙、赣州、鹰潭、抚州、吉安和宜春等城市的辐射距离均在10公里以下,基本上不构成城市辐射力。
5.城市间没有较强的经济联系,尚未形成带动作用强大的城市群或城市带。从世界范围看,伴随着一批特大城市和超级城市的出现,相继出现了若干以特大或超级城市为核心,组成人口规模逾千万、地理空间相互毗连、社会经济结构融为一体、影响力举足轻重的城市群或城市带。这些城市群或城市带,有力地推动和支撑着区域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江西城市间仍存在“各自为政”和产业趋同现象,城市之间还是一种松散型的经济合作关系,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区域分工、协作尚未形成,影响了产业集约化和城市经济功能的发挥。
6.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改革开放特别是“九五”以来,江西省加大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随着一大批防洪、供水、供电、供气、道路、环卫等设施投入使用,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已有所缓解。但由于历史原因,城市基础设施还远不能满足城市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普遍存在交通拥挤、供水不足、居住水平低、文化设施落后和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如江西城市人口用水普及率92.24%,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列28位;城市燃气普及率80.15%,人均拥有铺装道路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人均居住面积分别为8.76平方米、7.37平方米和9.27平方米,在全国排位均在20名之后。
7.小城镇发展较慢。江西省小城镇发展动力不足,特色经济不突出,人口聚集程度不高。县城和县级市常住人口平均为5.2万人,县以下建制镇平均建成区面积0.67平方公里,平均镇区人口在2万人以下的建制镇全省仍有一半左右,镇区人口1万人以上的建制镇全省也只有133个。由于规模小,布点
散乱,不利于规划建设,不利于集约使用土地等资源,不能充分发挥对人口和产业的吸纳作用,更难以服务于周边的农村。
二、加快江西城市化进程的对策与建议
1.制定江西城市化总体战略。要针对江西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城市聚集效益为依据,引导江西的城市化发展,正确处理城市与农村、工业化与农业的关系,综合考虑人口流动、产业选择、科技进步、外向型经济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制订促进江西城市化的城市发展总体战略。也就是加快城市体制改革,以发挥城市综合经济效益为依据,统一规划,调整和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经济网络,促进城乡协调、地区协调,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
2.调整城市网络结构,建设南北两个一级增长中心。珠三角和长三角是我国两个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中心,江西是我国唯一受到两个一级增长中心辐射的省份。江西在未来要得到快速发展,就要积极参与这两个一级增长中心的分工体系,积极接受它们的辐射,赣北接受长三角的辐射,赣南接受珠三角的辐射。接受长三角辐射的能力,主要取决于以南昌为中心的城市群的功能与规模;接受珠三角辐射的能力,则主要取决于以赣州为中心的城市群的功能与规模。因此,从城市结构体系的战略布局上考虑,赣北地区要构建形成以南昌为中心的九江、景德镇、鹰潭等“环鄱阳湖城市群”,而赣南则要培育以赣州为中心的吉安、瑞金等城市群,使赣州与南昌一起成为未来江西经济增长的一级中心,从而推动赣南的城市化进程。
3.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增强城市吸引力和带动作用。按照“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原则,着力培育和壮大一批具有特色的富有综合竞争力的中心城市,以此提升江西城市化水平,提高江西经济的集中度。(1)强化产业支撑,增强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首先,要以工业为主导,并通过工业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各中心城市要明确自己的产业定位,培育和壮大自己的主导产业,并且注意城市间产业的协调与配套,避免明显的产业结构同构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如南昌应充分发挥省会城市的主导作用,重点发展汽车、电子、机械、食品等传统优势产业和生物制药、信息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带动全省经济的发展;北部的九江应加快港口航运业和邻港型工业发展;赣西的萍乡、新余应发挥自己已有的资源和工业优势,进一步加快工矿企业的发展;南部的赣州市则应优先发展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有色金属加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促进城市化进程。其次,要大幅度提高城市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南昌作为省会城市,应实现城市功能的转型,从生产型专业化城市向多功能的综合性城市转变?(2)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增加中心城市的经济功能。一是改革“地级市”行政管理体制,增强“地级市”和“县级市”的经济功能。要把行政区划改革放到重要位置,应权衡利弊,适时推进市县、市市合并,以理顺行政管理体制,二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城市自我积累、自我壮大的新机制。要积极研究省、市、县三级财政体制,从有利于城市化出发,对大、中、小城市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财政政策措施,增强中心城市的自我发展能力。
4.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拓宽城市建设资金“瓶颈”。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对于提升城市功能,充分发挥城市在江西经济发展中的聚集效益和扩散效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而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依赖于加大投入。由于江西财政资金拮据,因此,必须打破单一的政府投资主体格局,寻求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渠道,拓宽城市建设资金“瓶颈”,为江西城市功能的提升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于市场机制失灵的纯公共品,由政府部门供给。对于具有某些市场特征,需要有偿使用,有良好的经济同报的准公共品,可采取发行城市建设债券、股票、银行贷款、项目融资等灵活多样的方式筹集资金。
5.加强区域分工与协作,提升各城市的区域竞争力。一是从全省角度出发,合理确定各市域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模式,加强和协调各城市经济区的各个部门联系,搞好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产业链衔接和配套,发挥省域中心城市对地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二是主动承接东部和南部沿海城市的产业梯度转移,并做好相应的产业配套。三是从产业起点和加工深度不断提升城市区域分工地位。四是推进赣北地区城市经济一体化。南昌、九江、景德镇三市之间可谋求建立专业化功能互补、基础设施协调、加工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合作的复合型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群,以中心城市为主体,加快城市间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产业配套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进程。
1.德国的古典区位几何学
德国经济学家运用地租学说和比较成本学说,创立了古典区位理论。
(1)冯·屠能(VonThünen)的农业区位论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割据的农业国,英法等国却已走上工业化道路。英国工业化前后,农产品价格上涨,一些目光敏捷的德国农场主通过与英国的农产品贸易而获利,于是尽量多买土地,扩大生产规模,德国农业开始向大型化商品化过渡。为了研究德国农业经营模式和产业化问题,冯·屠能潜心经营农庄十载,收集了极为详细的资料,于1826年撰写了巨著《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简称《孤立国》)。冯·屠能设想了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四周为荒地所包围的孤立国,其中心是一个大城市,这个城市是孤立国制造品的唯一供给者,而城市的食品则完全由四周的土地(一个农业大平原)供给;孤立国内各地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相同,农业生产的利润V=P-(C+T),其中P为农产品价格,C为成本,T为运费。冯·屠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利润最大化目标,农场生产的品种选择与经营方式的首要决定因素是距离,即生产地与市场的距离。农场种植什么作物获利最大,主要不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而与特定农场(或地块)与中心城市(农产品消费市场)的远近密切相关;农业经营规模,也与距离密切相关,增加投入必须使价格与边际成本之差能偿付追加的成本与运费。当生产成本一定时,离中心城市越近,追加的运费越低;边际产量需偿付的越少,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就越大。
冯·屠能研究的是农业区位问题,他的理论离不开对土地利用和地租的研究(注: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中总结归纳了经济地理学的五大传统,他将冯·屠能的思想列为第五个传统“地租和土地利用”。其他四大传统是: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积累因果夫系、当地外部经济。)。冯·屠能认为地租与距离是负相关的,可以想像从中心城市向平面延伸,随着可耕地与市场的距离的不断增大,可耕地的地租是不断下降的,这样便可形成一个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同心圆环,半径距离小的环上土地昂贵,宜种植运输成本大或单位面积产值高的作物,而半径距离大的环上则种植土地密集型或运输成本大的作物。于是他设计了孤立国六层农作物圈层结构(注:冯·屠能设计的孤立国六层农作物圈层结构为:第一圈层为自由农作圈,主要生产鲜菜、牛奶;第二圈层为林业圈,主要生产木材;第三圈层为轮作物圈,主要生产谷物;第四圈层为谷草农作圈,主要生产谷物、畜产品,以谷物为重点;第五圈层为三圃农作圈,主要生产谷物、牧产品,以畜牧为重点;第六圈层是荒野。),这就是著名的圈层布局论。当时德国经济学家们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基本观点是:农业经营方式应该全面地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集约化程度越高越好:农业布局方面则应根据自然要素禀赋的不同,各地应种植最适合本地生长的作物。冯·屠能的理论使人耳目一新:农业经营方式上,并不是集约程度越高越好,离中心城市越近,集约化程度越高,离中心城市越远,经营越粗放;农业布局上,并不是哪个地方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与距离有关的地租、运费倒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2)劳恩哈特(W.Launhardt)和韦伯(A.Weber)的工业区位理论
19世纪末,德国已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并迅速成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产业的大发展,使得产业迁徙和工业布局问题为学者们重视。劳恩哈特利用几何学和微积分,将网络结点分析方法应用于工厂的布局,在德国《工程师协会期刊》上发表“确定工商业的合理区位”(1882)一文,第一个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定位问题及其尝试性的解法。他构造了一个区位三角形,寻找使“里程运费在生产的区位中必须保持平衡”的最小值点,即区位三角形的极点。他的这种寻求最优化的“极点原理”方法被乔治·皮克(GeorgPick)给出规范的更为一般的数学证明(注:乔治·皮克应韦伯之邀,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第194-215页)写了一个“数学附录”,以“梗概出一些对理解区位问题来说很必要的普通数学公式”,其中提到劳恩哈特的工作。于尔格·尼汉斯(Jurg.Niehans)认为:劳恩哈特的分析远比后来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中的分析高超得多。这大概是指劳恩哈特的数学分析方法。)。作为一名建筑工程师,劳恩哈特把网络规划应用于公路、铁路运输最优化问题和工厂成本最小化定位问题,而他在1885年发表的《经济学的数学基捶一文,奠定了他在经济分析史上的显著地位。他研究运输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而建立了“劳恩哈特漏斗”,为解决异质双头垄断问题而建立了后来被称之为的“劳恩哈特-霍特林”解法。先于霍特林44年,劳恩哈特便研究了如下问题:两个位于街道不同地点的竞争供货商,在假定对方销售价已定的情况下如何使自己盈利最大。他还对位于同一地点的不同商品的销售商进行了类似的分析,表明他们的环形市场区域是如何由运输费用决定的。于尔格·尼汉斯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劳恩哈特的工作是德国最重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有意义的对“边际革命”的贡献。在对运输和区位经济学分析方面,这一贡献直至20世纪30年代都没有被人超过(注: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第151-153页。)。
阿尔弗雷德·韦伯则是中国读者更为熟悉的一位工业区位论的创始者(注:韦伯为我国学者们更为熟悉,因为他的名著《工业区位论》(亦译为《工业区位纯理论》或《纯粹区位理论》)于1997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发行。而劳恩哈特的著作全部用德文写成,甚至没有被译成英文,而且他的第一身份是建筑工程师和道路、铁路和桥梁学教授而不是经济学教授,他是德国汉诺威高等技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的工作显示了120年前一个有能力的、注意经济问题且懂一些数学的工程专家在经济学上可以做些什么(以及不能做到什么)。他在微观经济学、运输经济学以及经济数学分析方法上均有建树,可惜他的有些出版物已很难找到,其出色的独创性的工作的重要性至今还没有得到经济学界应有的承认。)。他在集前人研究基础上于1909年撰写了《工业区位论》。在这部名著中,韦伯系统地建立了一系列概念、原理和规则,严谨地表述了一般的区位理论。当看到制造业规模庞大的迁徙,韦伯试图回答:什么原因使某个工业从一个区垃移至另一个区位呢?决定迁徙的一般经济规律是什么?韦伯将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分为两类:区域性因素和集聚因素。工业是如何布局于各个区域的,受区域性因素影响;而在工业区域内,厂商为什么集中于此地而非彼处,则受集聚因素影响。工业在某个地方集中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直至均衡的结果。集聚力受技术发展、劳动力组织变化、市场化因素及经济环境因素影响,分散力则可归结为伴随工业集聚而带来的地租增长的影响。韦伯设计了一个集聚函数,精确地表达大工业单元对小工业单元的吸引程度(注:韦伯定义每种商品的生产构成一个“单元”,这些单元能够并确实参与相互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最终也影响单元的区位。),用公式来表示,其中M为大工业单元的日生产量,R为集聚的扩散半径,A是工业区位重(注:韦伯将生产原料分为地方原料和广布原料,前者只产生于某一特定地点,而后者则是到处都容易得到的。不论是广布原料还是地方原料都有可能又是“纯原料”和“失重原料”,前者是指经加工后全部重量都完全转移于产品之中的原料,后者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必损失部分重量的原料(韦伯的这一思想对今天人们在国际贸易中常见到的“冰山成本”的定义有显然的借鉴意义)。韦伯定义需要运输的地方原料与产品重量之比为“原料指数”,而运输单位产品的总重量称为“区位重”。),s为运输价格。韦伯在分析厂商的定位决策时继承和扩展了劳恩哈特的方法(注:韦伯本人在《工业区位论》中只字未提劳恩哈特。马钉贝克曼(MartinBeckmann)认为韦伯的这本书“确立了他继冯·屠能之后在区位理论方面的领先地位,尽管他的理论模型被劳恩哈特抢先一步发表”(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PP958)。)一个厂商靠一个或多个供应商提供投入品,也为一个或多个市场提品,所以涉及的区位不少于三个,他将劳恩哈特著名的“区位三角形”概念,一般化为区位多边形。韦伯也考虑了生产成本中的劳动费用,它和运输费用同样是影响厂商定位的重要因素。至于工厂规模大小,韦伯认为衡量最优规模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单位产品的成本最低,一个是企业总利润最大,在考虑区位的情况下,用这两个标准确定的最优规模是不一致的,可见区位对最优规模决策的重要作用。韦伯用聚集经济来描述企业外部经济,并指出聚集能否产生效益,既取决于聚集的企业种类与结构,也取决于聚集的规模。《工业区位论》对以后的区位理论、经济地理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于区位理论的重要性,奥林曾经大胆预言“国际贸易上除了国际区位理论外没有别的什么了”(注:转引自《工业区位论》英译者序言“区位理论与地租理论的关系”,该书pp16注解3。)。
2.新古典区位理论
(1)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Christaller)的中心地区理论
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出版了《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区》一书,系统地阐明了中心地区理论(CentralPlaceTheory),它基本说明了城镇为什么存在,决定城镇发展的因素是什么,以及它们在区域的次序排列是如何产生的。克里斯塔勒假设有一块匀质平原,资源、人口密度均匀,运输费用不变,消费者偏好相同。厂商的定位原则需要考虑需求界限(满足正常利润的最低限度的需求界限),考虑市场范围(代表外部的地理限制,超出这个限制,消费者宁愿光顾其它较近的市场)。这样就会形成商品市场的地理分布范围,形成若干大小不同的“中心地”。在一个区域内,高级的中心地只有一个,次一级的中心地较多,等级愈小的中心地越多,规模越校每一中心地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它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等级。虽然中心地区理论从一开始就不断地受到批评,主要是认为模型的假设不现实(注:关于经济理论研究模型假设的现实性问题的讨论可参见:尤斯凯利·梅基,“假设问题的重新定向”(载罗杰.E.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第311-335页),梁琦,“比较优势说之反例的批评”(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斯密论坛”讨论稿)),譬如统一的人口分布和线性运输成本的假设是不现实的,有相同的偏好和相同的自然资源分布的假设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克里斯塔勒首创了以城市聚落为中心进行市场面与网络分析的理论,因而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勒施是最早试图对克里斯塔勒严格地按几何方法去描述市场规模重新进行系统阐述的人。中心地区理论被认为是一个静态的新古典构架。
(2)奥古斯特·勒施(AugustLosch)的区位经济理论
前面所讨论的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区位理论及中心地理论,探讨的是都是静态局部均衡问题。1939年,勒施出版了《区位经济学》(注:该书原名为《空间体系经济学》,于1954年在美国以TheEconomicsofLocation为名翻译出版。)。勒施以最概括性的描述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于空间,距离本身成为中心。勒施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并且研究区域的结构而不是把它作为既定的,这涉及到一系列一般化的假设代替通常的“其它条件不变”的假设。在劳恩哈特和韦伯等人的模型中,市场位置、原材料和人口都是给定的外生变量;而在勒施的模型中,他假设人口和原材料是均等地分布,这是非常简单地一般化假定。在劳恩哈特和韦伯等人的模型中,并不考虑竞争者的影响,而勒施认为工业布局首先会受到竞争者的影响,其次会受到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影响。他认为在布局问题是一个经济单位互动过程,如果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找出各经济单位布局的相互关系,就要寻求整个区位系统的平衡。为此,勒施提出了区位的一般方程,由五组平衡方程表示,分别反映五组均衡条件。如何实现这种均衡呢?勒施建立了市场区位理论(这个市场区位理论与中心地理论在市场网络体系上的观点一致),并研究了市场网络对工业区位的作用。勒施表明仅靠竞争力量自身将建立一个包括工业区、经济区和市场区的区位体系,这个区位体系反过来既可以被理解为生产集聚也可以被理解为或多或少的聚会中心地交叉,三个区位同时决定。勒施建立和发展了工业区位理论、经济区理论和市场区位理论。
(3)奥林(Ohlin,B.G.)的区际贸易和生产布局理论
当奥林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的名著《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InterregionalandInternationalTrade,1933)被提名为他的主要贡献。这是第一本力图把贸易与布局问题结合起来的著作。奥林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明确表示,他将致力于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证实国际贸易理论仅仅是一般布局理论的一部分,对价格的空间(或区域)方面予以充分的考虑,对在国内生产要素的供应和运输费用方面的地区差别的影响予以适当的考虑。奥林首先在商品在国际间可以自由流动(无运费)而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定条件下,讨论生产要素的丰欠如何决定商品相对价格和贸易格局;继而放弃商品贸易无运费的简单假设,讨论进口税和运费对贸易的影响,此外,他还讨论了地理位置、规模经济对贸易的影响,并研究了资本移动的因果关系;最后,他放弃了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讨论要素流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书中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专门讨论了一般布局理论,第十二章讨论了作为区位理论的区际贸易理论。奥林在书中附录“对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看法”中提到:国际贸易理论是一个“多边市场理论”,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贸易理论是接近于布局理论的。布局理论比国际贸易理论更为广泛,贸易理论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布局理论的一小部分。当把各种运输条件的影响和大规模生产的优点结合起来时,关于生产布局以及国际贸易的性质和影响所做出的结论,同只考虑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所得出的结论就有很大的不同(注:参见贝蒂尔·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第382-391页。)。西方经济学界认为该书不仅是对国际经济学的一大贡献,而且还对布局理论做出了贡献,开拓了贸易与生产布局关系的新领域。
二、空间经济学的发展
1.空间经济学的旁枝——区域经济学与城市经济学
四十多年前,艾萨德(IsardW.)就抨击经济学分析是“在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空中楼阁中”进行的。1956年,他出版了《LocationandSpace-Economy》一书,将冯·屠能、韦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易驾驭的框架,把区位问题重新表述为一个标准的替代问题: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正如它们做出其它任何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决策一样。这是一种开创性的贡献。但艾萨德也未能将空间问题带入经济理论的核心,其原因是艾萨德并没有提出一个一般区位均衡的理论,他的模型没有考虑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只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空间模型,他没有对这个空间模型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相反,他开创了一个折衷的应用领域——区域科学。艾萨德定义区域科学是研究”确定可在某一区域有效地从事生产并获取利润的单个或集团产业;改善区域内居民的福利;如何提高区域内人均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更有效地衡量收入等;区域内产业的集聚和分散,获得区域内资源的最有效的利用。”当把区域的划分看作空间资源经济的基础,而不是把行政划分作为考察的限制条件,区域内资源具有近似性,其相互关系是一个空间中的密切的经济协作关系,那么自由贸易区(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关税同盟、共同市尝经济联盟(如欧盟)等可以看作是大区域概念,它是一种以空间资源为基础的国家或地区的集合。为什么二战之后的世界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却两极分化更严重,各国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更大了?这种区域经济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实际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但是,区域科学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它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注:克鲁格曼指出:“区域科学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工具收藏箱,其中一些工具非常原始,而另一些则相当先进,它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实际中出现的涉及空间的问题,而无需等到我们有了一个出色的理论才来解决。我认为经济学家们应该给予这种松散、但已尽力而为的理论化的工作更多的关注和尊敬。但同时,被标榜为区域科学的那种折衷作法绝对不能取代一个真正完整的理论;艾萨德所做的伟大工作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见贝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0页。)。
1969年,Jacbos出版了《TheEconomyofCities》一书,新城市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风靡一时。它的研究对象是城市系统,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注: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协会排出的“经济学分类表”将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划分为一类,城市经济学含城市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住宅建筑经济学、城市运输经济学。)。但是,城市是如何形成的呢?没有很好的解释。这样的文献有着和冯·屠能的经典模型同样的基本缺点,那就是假设存在一个中心,但没有解释为什么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形成了城市,尽管也可以用集聚经济来做些说明;但总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特别是关于单中心城市的假设,与现实世界偏离太大,使得这类模型的现实解释力很差。
2.新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
空间经济研究的是关于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尽管区位理论拥有长久的历史,但是,与时间不同,空间一直也没有能够成功地纳入经济学主流。
1991年和1995年,麻省理工学院连续出版了克鲁格曼的新著《地理和贸易》、《发展、地理和经济理论》,这是克鲁格曼在美国和比利时几所大学所作的系列讲座的内容。他用“地理”而不用“区位”为书名,是因为“区位理论是经济地理学这个更加广阔领域的一部分”。克鲁格曼定义的经济地理,是指“生产的空间区位”,它研究经济活动发生在何处且为什么发生在此处。为什么研究这种经济地理是非常重要的?克鲁格曼以三个理由说明之:首先,国家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生产的区位是和国际贸易一样重要的问题;其次,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中,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譬如用标准的国际贸易范式来谈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没有意义了;第三,这是最重要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告诉人们一个新的经济学世界观,却很难从贸易、增长和商业周期中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这就是世界经济实际运行方式,但研究国际国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时,这样的证据就不难找到,因此,经济地理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等提供了一个思想和实证的实验室。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的十年中异乎寻常地重新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克鲁格曼引导了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的复兴。
1999年,麻省理工学院又出版了克鲁格曼的新作(与MasahisaFujita和FujitaVenables合著):TheSpatialEconomy:Cities,Regions,andInternationalTrade(《空间经济:城市、区域和国际贸易》)。该书概述了过去十年来关于空间经济及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的最新成果,不仅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定位与克鲁格曼早期的“新贸易理论”联系起来,而且也建立了严谨而精致的空间基本模型。在这之前的关于空间的经济学理论,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那种存在收益递增时的市场结构。他们的模型均是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竟争这些便利假设条件下的分析,没有找到某种方式来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的问题,这使得空间问题过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盲点。克鲁格曼是主流经济学派的衣钵传人和捍卫者,又是经济学的建模大师,他不仅常常极富原创性地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且还会对其建立起令人惊叹的深刻而简洁优雅的模型,等待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他常常是新领域的开拓者和引路人。最近十年来克鲁格曼等人关于空间的研究工作,意味着空间经济将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3.空间经济学的基本特点、近期发展与应用前景
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消费者(家庭)、厂商、产业和经济,研究这些经济单元的存在、活动和相互作用。空间经济学更强调的是厂商的地点,产业的区位,虽然劳动力既是厂商投入的要素,又构成产品消费的市场,作为厂商存在的基础是不言而喻的,但空间经济学只是把消费者(家庭)作为研究平台的基座,而不是摆在研究平台上。因此空间经济学中厂商、产业和经济构成三位一体的研究单元,人的定位不在研究范畴中,而公司的定位是问题的焦点。
空间经济学与我国传统的经济地理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我国,经济地理学是大学地理学系人文地理专业下属的一个分支,经济学界也有研究经济地理的,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实际上成了其代名词。区域系统或城市系统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它包括人类社会本身以及与人类社会有关的各种基本要素、关系和行为,区域经济或城市经济必然与人口经济、资源经济、环境经济和社会学有较高的重叠,以致于区域经济学究竟是属于经济学科,还是属于地理学科有争议,有些定义为介于经济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尽管克鲁格曼的空间经济学的模型研究中也涉及到区域和城市的概念,但那是空间与经济单位的融合。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将区域或城市看成是既定的,研究这些既定的现存的系统运行状态和可持续发展,而空间经济学研究的是厂商、产业和经济三位一体的活动和相互作用,经济区域和城市的形成是这些活动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不是既定的假设存在,而是内生变量。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中国家;高科技产业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2-0008-02
一、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于18 世纪中叶,完成于20 世纪30 年代初期。以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为三个代表。
绝对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在两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的情况下,其中一国在一种商品的生产中具有较高效率,另一国在另一种商品的生产中具有较高效率,则两国在不同商品的生产上分别拥有绝对优势,此时如果两国根据各自的绝对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并相互进行交换,双方均能从中获益。李嘉图将绝对优势理论进一步发展,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商品,而应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交换,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优取重,两劣取轻”,这就是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亚当·斯密与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假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生产规模报酬不变。
20 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要素禀赋理论用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认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同,供求关系不同,导致两国间要素的价格差异,而投入要素价格的差异导致两国商品生产成本的差异,生产成本的差异形成不同国家商品的价格差异,进而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贸易可以使各国生产要素的优势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在H-O 定理中,俄林将贸易模式进一步表述为:一国出口的应该是那些密集地使用本国较为丰裕的要素生产的产品,而进口的是那些需要在生产上密集地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因此,其结论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一样,认为自由贸易对于各个贸易参加国都是有利的。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贡献在于进一步丰富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在俄林的模型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的技术条件及规模报酬仍然不变。要素禀赋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曾经在很长时期内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理论。
从“绝对优势理论”到“比较优势理论”,进而到H-O 四大定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一直遵循着完全竞争、报酬不变、同质产品等古老的假定。总体看来,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没有脱离比较优势的理论框架。
二、国际贸易的新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中国家的出现以及国际分工的重要发展,国际贸易达到任何时间都没有达到的发展。然而,与经典贸易模型所预测不相符合的是战后的贸易模式并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相违背。美籍学者瓦西里·里昂惕夫首先发现这样问题。他运用经验资料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美国的贸易有悖于H-O 理论。这就是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之谜”的出现挑战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也加速促使战后一系列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的诞生。包括新要素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等等。这些理论的诞生都依托战后国际贸易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战后的国际贸易理论也在解释新出现的现实问题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当代国际贸易中出现了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贸易”发展、区域集团内部贸易发展、制造业内部贸易发展、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增长、加工贸易和软件外包等新的贸易方式出现。这些新的贸易方式与过去时贸易理论不完全相吻合。针对现实中国际贸易大量存在的同类产业内部这一现象,从20 世纪70 年代末,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不变的假设,建立了一个不完全市场、存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异质性的产业内贸易模型。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和这新新型产业在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机制。由于产业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20世纪80 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陆续建立模型对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进一步的探讨。20 世纪90 年代,跨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出现以及加工贸易、外包业务的出现,推动了包括跨国公司内贸易理论、一体化贸易理论以及产品内贸易理论有了进一步发展。当然在贸易发展的过程中也要注重食品药品等涉及人类生活方面的安全。这是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
三、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家对产品内贸易现象的关注代表着贸易理论进一步微观化趋势。产品内贸易是由垂直专业化引起的中间投入品贸易,加工贸易是产品内贸易主要的表现形式。经济学家从垂直专业化的角度对国际贸易内容进行了新的划分,并且在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产业组织与契约理论等不同理论下对产品内贸易进行研究。在以产品内贸易为对象的理论框架下对标准国际贸易理论体系进行新的理论整合和补充,将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延伸到了产品生产的工序和区段层面。经验数据显示,在生产分工日益细化的背景下,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 企业规模、利润和国际经营行为有诸多异质性,因此需要研究企业个体特征在企业国际扩张选择中的作用。然而,由于新贸易理论采用对称性企业假设, 一体化均衡下同一产业内企业定价、产量、利润、收益和外贸参与程度相同,企业无任何差异,因而它无法解释20世纪90 年代以后获得的微观数据,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摒弃技术对称以及研究企业异质性作用的贸易理论。
四、总结
中国现阶段还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有着重大的作用,经济发展也是我国发展的首要任务。因此无论是自由贸易的政策还是战略性贸易保护的政策,选择的依据都是如何使本国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不仅从静态上评估,也要从动态上考虑对什么产业采取什么政策都要有精确地利弊分析,国际贸易新理论不是告诉我们应不应该保护的问题,而是为了我们贸易政策的选择给予更多的考虑问题。我们应该在优势上取得经济上的突破性的发展,大力发展科技新型产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
[1] 才国伟,舒 元.我国对外贸易与世界技术扩散[J].国际贸易问题,2009(11).
一、国际视野课选用案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1.帮助学生真正理解宏观层面的理论
国际经济关系类课程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分析国际经济关系和经济组织的发展演变掌握国际关系的和国际治理的规律,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甚或人类利益。它所涉及的内容远离学生的日常生活,超出大众的关注范围,学生通过传统讲授课堂很难真正理解和掌握课程理论。受时代和教学条件的限制,学生又不能亲临现场调研学习。案例教学法则能较好地拉近微观与宏观的距离,克服时代和教学条件的局限,虚拟国际情景,效仿国际组织,参与国际治理。通过案例教学法,使学生成为国际行为主体的参与者和决策者,身临其境地解决国际关系问题,治理国际社会,从而深刻领会国际经济关系和经济组织与国家利益的结合规律。
2.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国际经济关系类课程的目的在于通过学习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与发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关系、国际经济组织的形成与功能发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发展趋势等,以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宏观思维能力,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
采用传统教学法上国际经济关系类课,通常是老师在课堂上“满堂灌”,介绍国际经济关系和经济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不同时期的特征和问题,国际经济组织的功能和作用,国际治理的趋势等。学生在课堂上只是被动的听者,对于远离生活而鲜有涉及的内容,犹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懵懵懂懂,似懂非懂。对于理解都很困难的理论和内容,何谈掌握、消化,外化于行,改变学生的思维,增强学生的素质就更无可能。
案例教学法打破传统教学法“老师为主,学生为辅”、“教师主动,学生被动”的局面,让学生直接参与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使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案例准备、互动讨论、解决问题、撰写报告等活动中,让学生在真正掌握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治理规律的同时,改变学生观察问题的视野,增强学生客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素养,增强自信心,提高沟通能力,发扬团队合作精神。国际经济关系与经济组织课程中绝大部分是关于国际经济组织(包括国际贸易组织、国际金融组织、区域一体化经济组织)作为重要国际经济关系的行为体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内容。这些经济组织是具体存在的,但要选课学生都去这些组织调研或实践,根本不具可操作性。如果只采用传统讲授教学法,老师分别介绍各组织的建立、发展、机制运作、功能作用等,学生无法真正认知到这些经济组织的作用,甚至连这些组织的存在也很快淡忘。如果采取案例教学法,选择各经济组织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推进国际经济治理的实例,让同学们进行讨论,分析,总结利弊,就能取得显著的教学效果。
二、案例教学法实施的关键步骤
案例教学法要达到预设的教学效果,有一定的教学步骤,每一步都必须认真设计和操作。下面将以世界银行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为例来讲解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金融组织这一章的内容。
1.课前准备
实施案例教学,课前准备要全面周到。只有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案例教学才能顺利进行。
首先要将班级学生分组。国际经济关系和经济组织是门基础性选修课,通常选修的学生都比较多。要将每位学生都调动起来积极主动地学习,最好将学生按人数平均分成几个小组,这也有利于课堂的分组讨论或分组辩论等活动。每一小组织委任或推选一名组长,负责组织和督促小组的学习工作。
其次是案例的选择。案例选择是案例教学法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在选择案例时,要先确定该章节的教学任务和目标,要紧紧围绕教学目标来选择案例和组织教学。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金融组织这一章所涉及的经济组织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其它地区性开发银行。案例教学法需要较多的课时,因此不宜将每个国际金融组织都用案例教学法来进行讲解,可从中选择一个功能作用比较典型的组织采用案例教学。然后再根据归纳演绎总结出所有国际金融组织参与国际治理的规律和存在的问题。世界银行就是当今很典型的国际金融组织,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其会员国,业务范围十分广泛。世界银行最初成立的目的是帮助二战后的西方国家快速重建和恢复发展。这一目标很快完成。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世界银行的宗旨也逐渐转变成减少贫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繁荣。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1981年恢复在世行的代表权以来,总计授受了世行560多亿美元的贷款,额度居世行债务国前列。中国与世行的合作也非常成功。另外,我们的学生对自己的国家了解最多,也最为关注。因此,选择世界银行对中国贷款、援助案例比较合适。
中国自1981年恢复在世界银行的代表权,认购的股金占总投票权的2.71%,这一数字经2010年世行通过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后提升为4.42%,中国也随之成为居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世行第三大股东。
世行与中国的合作主要分成贷款合作和知识合作两大类。到2010年为止,世行对中国的贷款承诺有470多亿美元,支持了300多个项目。项目涉及的区域覆盖了除的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集中在交通、农业、城建和环境、能源、工业、教育和卫生等领域。世行的贷款不仅帮助了我国的经济建设,还在体制、技术创新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比如工程方面的竞争性招标机制、工 程师监理机制、业主负责制,水资源保护方面的供水、污水收费制度,卫生体制方面的区域卫生资源规划、医疗扶贫基金等。世行与中国的知识合作主要包括技术援助、经济分析、政策咨询等,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推进作用。另外,世界银行对我国的环保、能源、财政金融、交通、社会保障、教育、企业改革等诸多领域进行的专门调研对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和行业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当然,中国与世行的合作也不是一帆风顺,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强权政治的影响。如 1989 年到 1992 年间,世界银行对我国的贷款明显下降,1990 财年仅为5.9 亿美元,而1989 财年是 13.5 亿美元。
案例编写好后,提前发放给学生,让他们熟悉案例,以案例为基础发现问题并寻求解答。这也是开启学生主动学习,拓展思维的重要环节。
2.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是案例教学法非常重的环节之一。讨论可以分为自由讨论和主题讨论两步。
先让同学们按小组自由讨论,综合小组观点和问题,并按组陈述。通过学生的发言不仅能够了解学生对世界银行参与国际治理的规律是否有所洞察,老师还能掌握学生的认知程度,偏好,观察问题的视野和立场等。对于学生的发言,老师要进行记录,便于后面归纳总结。
主题讨论是老师围绕教学内容结合案例提出一些能体现世行参与国际经济治理规律的问题,让学生讨论并进行回答。比如就上面世行与中国的合作案例可以提出以下问题:
第一,为什么1981年前世行没有与中国合作?(针对世行的成立与其挥之不去的西方中心主义)
第二,世行为什么会给中国大量贷款?(针对世行的宗旨)
第三,中国为什么尽量争取向世行贷款?(针对世行贷款的优势及援质)
第四,中国与世行项目合作中的得与失?(可以推导出世行参与国际治理的功能和它自身存在问题)
第五,世行对中国的贷款在1989-1992年间为什么会大幅下降?(针对世行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难以摆脱主导国家的影响)
讨论结束后,老师要进行归纳总结。将本章的重要理论观点结合案例清晰地提出并加以强调。同时,对学生们的努力要给予充分肯定,并纠正学生持有的不正确立场和观点。最后老师要给学生留下相关的课后练习,以巩固所学内容,进一步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三、应用案例教学法应注意的问题
案例教学法的使用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哪些内容适合案例教学法,如何才能保证案例教学的顺利进行及达到教学的目的,案例教学法不等于讲授教学法中“事例教学”等。
1.课前准备要充分
案例教学法要求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大学里每次课通常两节课,不可能将案例教学的每个环节都放在课堂上来进行,就算是课堂上的讨论、辩论、自主发言等都需要老师给予引导,不让话题跑得太远太偏。
上课时间有限,那就要在课前做充分的准备,尤其是案例的选择要深思熟虑,能步步为营地推导出要求学生掌握的理论观点和知识。要做到这一点,要求任课老师对主题的掌握不仅要有深度,还得有广度并关注时势,为捕捉恰当信息,编撰案例打基础。另外,案例的编写最好还应生动有趣,以吸引学生。这要求老师还应有较高的写作技能和巧妙的构思,并能灵活运用学生们喜爱的表达方式和展现方式。
案例教学法的实施还需要学生也做好充分地课前准备。课前详读案例,并能围绕案例深入思考,发现问题,并查阅资料寻求解答。只有这样,课堂讨论才能顺利进行。否则,在了解甚少的情况下,学生不是信口开河,就是沉默寡言,老师很难将学生引导到理论认知上来。这样的案例教学也就是失败的。
2.角色定位要清楚
案例教学法的角色定位上与传统讲授法有巨大差异。传统教学法是老师主动,学生被动,整堂课都是老师在讲授,学生坐在教室听老师讲,偶尔会有提问。案例教学法遵循的是“学生主体,老师主导”原则。老师主导,是指整个教学的各个环节中,老师居于掌控全局的地位。学生主体,是指在课堂上主要由学生讨论,发言,讲解,通过学生的主动参与,推导出案例背后的理论,或者根据所学的理论来分析案例,而不是老师“满堂灌”。
3.教学方法要灵活
案例教学法在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帮助学生深刻理解理论,牢固掌握知识方面虽然效果很好,但它也有耗时长,传授的知识缺乏系统性等不足。如果老师和学生水平不够的话,还有可能无法顺利进行,或跑题。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最好是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来弥补案例教学法的不足。
4.案例教学和事例教学要区分
案例教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事例教学,它们是两种教学方法,事例教学属于讲授教学法,是老师在课堂讲授时为了帮助学生理解举的一个例子。案例教学法不仅要将抽象概念具体化,更重要的是“要引起讨论,协助学生从多元的观点,发展出分析问题的技能,并连结理论与实际,产生问题解决方案”,是围绕案例展开的一套完整的教学方法,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生成过程。
参考文献
[1]赵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2011(3):228
[2]何曼青,马仁真.世界银行集团[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0)
[3]苏莹.世界银行对华援助及绩效研究[J].天津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5)
关键词:外贸依存度;影响;路径
一、外贸依存度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第一,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学认为,外贸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近年来,外贸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据测算,目前出口对我国工业增长的贡献达四分之一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五分之一左右。
第二,推动了国内产业升级。一方面,通过进口国内亟需的先进技术、设备,推动了我国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国内企业通过外贸活动了解了国际市场信息,引进了先进的管理技术,增加了模仿和创新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我国企业加快了战略重组和技术创新步伐。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也推动了国内产业升级。
第三,增加了财政收入。海关税收是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近年来,随着外贸的快速增长,我国每年海关税收都超过2000亿元,2003年更高达3712亿元,比2002年同期增长43%,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7%左右,大大提高了中央财政的支付能力。
第四,增加了外汇储备。近年来我国外贸一直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到2004年3月底,外汇储备已达4400亿美元左右,不仅满足了进口支付的需要,维护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同时还支持了金融体制改革。如2003年国务院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支持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为维护金融稳定做出了贡献。
(二)消极影响
第一,经济稳定增长风险增加。外贸依存度高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上的突发事件都可能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影响到我国经济决策的能力。我国进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且产品结构过于单一,经济增长会受到美国、日本、欧盟等贸易伙伴国内经的影响,也就会影响到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外贸进出口。尤其是美国,其国内经济状况以及经济决策,不仅会对我国的出口产生重要影响,也会影响到我国对其他国家的进出口。
第二,对外贸易摩擦增加。我国是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案件最多的国家,其涉及领域不仅包括贸易领域,还涉及到环境、劳动、服务业等领域。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外贸依存度高,国外肆意炒作“中国”,以此为借口扩大贸易摩擦。由于我国出口产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廉价的劳动力使成本较低,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大的价格优势,这样就会导致进口国家处处设限以保护国内产业。在贸易摩擦中,尤以中美摩擦为重。在中美贸易中,由于我国处于顺差地位,美国为了减少逆差,制定实施一系列措施,先后对我国纺织品、家电等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向我国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这些都是我国外贸依存度提高的结果。
第三,对战略资源的依赖威胁国家安全。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消耗大量资源,而近年来国内资源已经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求,于是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原材料,其中对石油的进口尤为明显。从1993年开始,我国由原油净出口国转变为进口国,而随着国内需求的不断增加,进口量也不断攀升,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第四,对我国就业格局产生影响。外贸依存度的快速提高改变了我国的外贸结构,对未来的就业格局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对外贸易不仅能够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能带动相关行业的就业。根据测算,每出口1亿元的产品可为1.2万人提供就业机会。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外贸依存度过高也说明了我国第三产业的落后,产业结构的发展不合理,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较低。随着外贸依存度的变化,我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将会作进一步调整,整体就业格局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二、权衡我国外贸依存度的路径分析
(一)发展国内贸易,扩大内需
只有是内需的产品,才能确保出口。只有不断扩大内需才能确保出口的进行。这种出口的稳定增加是不会增加贸易摩擦,同时也确保国内企业的正常运行,在这种条件下对外贸易依存度是最佳的。中国人口众多,国内市场是非常大的,并且中国国内经济在近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直都处于增长阶段,其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这一特点或者优势是其他国家都不可比拟的。在国内需求稳定的前提下,适当调整国外需求,处理好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内的消费与投资,这样不仅可以使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得以降低,而且还可以在国内市场和外资竞争中抢占市场。
(二)加大开放力度,提升产品结构
国际经验表明,第三产业在GDP构成中的比重越高,外贸依存度就越低服务贸易是未来最具潜力的产业,且一国服务贸易在GDP 中占的的比重越大,该国的外贸依存度一般也较低。所以发展服务贸易,不仅可以优化一国的产业结构,扩大GDP的经济规模,降低了外贸依存度,同时,服务贸易的出口又提升了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我国的第三产业比重低,发展空间非常大,所以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业,这样不仅有利于提升整体的国民经济质量,带动货物贸易的增长,而且有利于传统产业的改造,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规避经济风险。
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服务业发展长期都没有被重视,这是引起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近年来连续攀升的一个原因。第三产业产值在全国GDP中比重仅占1/3左右,而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其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比重都在70%左右。因此,中国要想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一个很好的策略,这样也能够提高服务贸易占全国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在未来最具增长潜力的领域就是服务贸易,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来看,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服务贸易作保障的,这样也使GDP的经济规模得以扩展,同时也使对外贸易依存度有所降低。中国也可以借鉴这一经验,来扩大发展服务业。
(三)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
进一步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新市场在巩固以发达国家市场为主的基础上,积极开拓一些新的市场如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将成为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手段。实施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新市场,这有助于我国分散贸易风险,减少贸易摩擦,摆脱传统市场的限制,扩大我国出口产品的规模,加强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提高我国在国际竞争地位。与此同时,还要把国内各地去的经济在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融合成一个互相依存的有机统一的市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建设统一完善的市场交易法律制度,从而建设全国统一市场。
(四) 建立和完善重要资源保障制度
坚持“走出去”与缓解国内短缺资源相结合,抓紧研究境外资源开发风险补偿机制及其他政策鼓励措施,鼓励企业从事境外资源开发。加大对外工作力度,充分利用高层互访及多边经贸联系机制和磋商机制,支持和推动各类企业参与境外资源开发合作。积极探讨境外资源开发新模式,把境外资源开发与对外承包工程、对外援助、进出口贸易结合起来,进一步探索“以工程换资源”、“债权转股权”、“以债抵租”等新型合作方式,开发境外油气、固体矿产等战略资源,保障国家资源安全。
(五)完善国内经济核算制度
加强对外贸依存度的研究,尽快建立和完善外贸评价体系,尤其是要完善进出口全口径监控预警系统和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同时,要充分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全方位、多层面地积极应对和化解贸易摩擦,维护我国经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