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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数据类型和来源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废污水排放量)来自海河流域涉及的张家口、廊坊、保定等25个地级市以及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1985-2009年统计年鉴,其中人口数据包括总人口、非农业人口,宏观经济数据包括GDP、三次产业产值,废污水排放量包括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排放量。土地利用类型数据由海河流域1985年、2005年遥感影像解译获得,土地利用分类参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必要调整,将流域土地类型划分为林地、草地、农田等11类。水文、水质数据由海河水利委员会提供,包含88个站点2005年逐月监测的CODMn、NH3-N、TN、TP、Pb、Hg等水质指标。监测站点分布于海河流九大水系,覆盖了海河流域主要河流,具置见图1。
1.2数据处理方法
1.2.1经济和人口变化表征将流域范围内所有县级行政单位统计数据加和得到流域人口和经济,分析人口及经济变化趋势。将各区县工业产值及城市用地比例导入ARCGIS9.3,结合区县面积,计算工业产值密度和城市用地密度,分析流域范围工业生产强度及城市用地空间分布特征和演变过程。
1.2.2土地利用动态度计算在ARCGIS9.3支持下,对流域土地利用矢量文件进行分析。通过土地类型所占比例确定流域土地类型结构,采用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模型(王秀兰等,1999)分析1980年至2005年土地类型数量变化。模型计算如式。式中,K为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Ua、Ub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
1.2.3水资源利用强度计算水资源利用强度表征土地类型变化对流域水环境影响。水资源利用强度计算如式。式中,P为某一土地利用类型水资源利用强度,∑Qi为该土地类型所有水资源利用量之和,S为土地类型面积。
1.2.4统计分析方法对流域主要城市废污水排放量变化和经济人口增长进行相关分析,明确经济和人口增长流域水环境影响;基于主成分及多元回归统计方法,综合分析经济社会指标对河流水体污染物影响程度。由于河流监测断面水质状况是上游范围内社会经济活动累计作用结果(Shoemaker,1994),水质数据需要同累计社会经济指标对应。同时,上游不同区域对监测断面影响因监测点距离扩大而减弱,采用(Kingetal.,2005)距离权重求和方法计算监测断面对应的累计社会经济指标。
2结果与讨论(ResultsandDiscussion)
2.1人口和经济产值与废污水排放规模海河流域经济产值和人口数量都有明显增长,二、三产业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第一产业,非农业人口增长明显快于农业人口增长(图2)。1985~2007年,第一产业产值由204亿元增长到2565亿元,第二产业产值由478亿元增长到1.55万亿元,第三产产值由246亿元增长到1.51万亿元。流域三次产业结构显著变化,二、三产业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逐渐缩小。1994年到2007年,第一产业所占比例由21%下降到9%,第二产业维持在46%左右,第三产业由32%增长到45%。流域非农业人口由1985年的1890万增长到2007年的4620万,非农业人口由1985年的6270万增长到2007年的8400万。从变化趋势上看,农业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大规模增长,但90年代中期农业人口进入平台期;非农业人口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业人口。流域工业产值密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近二十年来工业生产强度大幅提高,工业生产聚集区明显增加(图3)。1988年流域工业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其中北京工业产值密度最高,最高6万元km-2左右,其它地区处于相对较低水平。2005年流域主要工业区域已经由京津地区扩大到京津唐地区,该区域工业产值最高达到14万元km-2,且北京、天津及唐山形成大规模工业聚集区。另外,河北石家庄和山东聊城-德州区域出现小规模工业聚集区,其中石家庄地区工业产值密度最高超过10万元km-2,聊城-德州最高达到7万元km-2。总体上,流域工业生产强度呈现出明显增强趋势。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3.3亿t增加到2007年的23.9亿t,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8.3亿t增加到2007年的25.9亿t。流域工业产值及人口数量与废污水排放规模具有明显关联性(图4C,D)。北京、天津、石家庄和唐山工业产值较高,其工业废水排放量也显著高于其它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工业产值之间相关性显著(p<0.01),复相关系数超过50%(R2=0.51)。生活污水排放量与非农业人口数量之间相关性更加显著(p<0.001),复相关系数高达97%。流域工业发展和人口扩张造成废污水排放量增加,已经成为河流水质恶化的直接驱动力。
2.2土地利用变化与河流水资源利用随着人口快速扩张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流域城市用地明显扩张。流域土地利用动态度(表1)显示,1980年至2005年,林地、草地和农田变化不大,荒漠面积有一定比例减少;城市用地和农村聚落分别增长85%和19%;湿地面积变化不大,但不同类型湿地变化明显,其中沼泽和河湖滩地减少12%,近海湿地和内陆水体分别增加121%和12%。主要水系土地利用变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城市用地在北三河水系增长比例最高,其次为永定河水系及大清河水系;农村聚落增长主要分布在子牙河和黑龙港运东水系,增长比例超过30%;近海湿地大清河水系增长7倍,黑龙港运东水系增长79%,而滦河及徒骇马颊河水系均呈现出减少态势;黑龙港运东、海河干流及大清河水系河湖滩地较大比例减少,其它水系变化幅度不大;盐田在大清河水系增加10倍以上,而其它水系变化相对较小。城市扩张是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最显著特征,近几十年来流域城市用地规模扩大,城市群数量显著增加(图5)。1980年,城市用地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和唐山地区,且城市核心相对孤立,其它地区城市用地仅零星分布,不成规模。2005年城市用地面积比例明显提高,以北京、天津和唐山为核心的城市群逐步形成,其中北京主城区城市用地比例50%以上,天津和唐山主城区城市用地比例在20%~50%;保定-石家庄、邯郸-安阳-焦作以及聊城-德州等地区都形成了小规模城市聚集区,城市用地扩张趋势明显。土地利用变化改变水资源利用方式,尤其是城市用地扩张造成流域水资源开发利强度加剧。2005年流域农村聚落总面积1.3万km2,用水量24.6亿m3,农田面积16万km2,城市用地面积7687km2。结合用水总量,流域农村聚落和农田水资源利用强度在17万m3km-2左右,城市用地水资源利用强度为116万m3km-2,是农田和农村聚落的6倍以上。农业用水代表第一产业用水情况,工业用水和城镇生活用水分别代表第二和第三产业用水情况。根据海河流域三次产业发展趋势,用水强度大的二、三产业规模不断扩张,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尤其在城市用地高度集中的京津地区,城市用水的集聚效应非常显著。高强度水资源利用一方面造成河流径流量减少,同时形成大量废污水排放,造成河流污径比过高。流域平原河流平均污径比由1980年的0.25上升到2007年0.37,北京地区河流污径比甚至超过2。流域自然径流匮乏改变河流水文节律和水化学过程,降低河流自净缓冲能力,对河流水环境造成极大冲击。
2.3经济社会发展与河流水质统计关联流域影响河流水质因素分解为农村、城市和自然三个方面。表3为社会经济指标因子分析结果,提取有效因子3个,原始变量比例合计81.3%。根据因子荷载矩阵,因子1载荷主要分布在农业人口、第一产业产值、农业总产值、化肥施用量、农村聚落面积等指标,表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子变量2载荷组要分布在非农业人口、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城市用地面积等指标上,表征流域城市化发展过程;因子变量3在林地面积、草地面积、河湖滩地面积等指标上载荷系数较高,表征自然属性强弱程度。城市化过程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河流水体污染物有显著影响。以三个因子变量因子得分(SPSS计算)作为自变量,水质数据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复相关系数显示,水质指标回归结果均在p<0.01水平显著。从因子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看,CODMn与因子1显著正相关(p<0.01),氨氮、总氮与因子1和因子2均显著正相关(氨氮p<0.05,总氮p<0.01),总磷、汞和铅仅与因子2显著相关,铅显著水平(p<0.01)高于总磷和汞(p<0.01)。总体而言,因子1和因子2与污染物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流域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过程使得河流水体污染物浓度水平提高,是流域水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3结论(Conclusions)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 环境会计 和谐社会
1 环境会计理论基础
1.1 绿色会计是在环境资源恶化和批判传统会计的基础上产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范围的科学技术革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切促使西方国家把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建立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自然资源长期处于被极度开采的状态。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的剧增,需求的增加,更进一步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从而使能源紧张,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这不仅动摇了有关国家发展经济的自然物质基础,制约了经济发展,而且使人类与自然、生态与经济出现了紧张局面,迫使人类反思:如此下去,人类将自食恶果,社会经济将不能持续发展。人类开始改变过去单一追求经济利益的方式转变为追求三个目标的平衡发展,即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平衡发展。于是,环境会计应运而生,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西方的会计理论界,有越来越多的会计专家把环境问题与会计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环境会计理论。其核心是用会计来计量、反映和控制社会环境资源,目的在于改善整个社会的环境与资源问题。因此,从通过经济控制达到参与环境控制的目的来考察,会计肩负着重要使命。世界银行在1998~1999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建议21世纪建立“信息框架”,实现环境指标控制的主要任务落在会计界肩上,其中尤其是在环境管理“对策框架”的确定上,会计工作又是采取治理性对策与防治性对策的重要方面。
1.2 环境会计定位
关于环境会计的定位,目前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环境会计是一门与现行财务会计并立的独立学科;另一观点则认为绿色会计是现行财务会计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现行财务会计与环境科学等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笔者认为,环境会计是“大会计学”向边缘化方向发展的结果。“大会计学”之大,是表明会计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会计领域在扩大,会计深度在加强,会计学的内容和性质在发生变化。会计是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需要,为经济管理和决策服务的,其发展的历史规律告诉我们,每当人类历史发生一场社会政治经济大革命的时候,必然引发会计领域的深刻变革。人类进入21世纪,这种变革更多体现在会计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即会计学的边缘化。
2 环境会计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
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统一,保持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人类始终追求的目标之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物质文明程度的提高,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社会经济所依赖的资源基础、生态环境已进入“向未来借债而生活”的时代。面对如此困境,我国政府已颁布各项保护自然,改善环境的法令法规。然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扭转生态恶化趋势,必须走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改变过去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绿色GDP”指标,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成本的计量。为了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状况进行反映,客观上要求企业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会计体系。
在这种广泛而深刻的调整和转变中,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自然应该首当其冲。因为,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传统发展模式的主要体现者和执行者。从一定程度上讲,企业行为是“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直接原因。不难理解,就企业与环境的关系看,企业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不仅是一个产品产出系统,而且还是一个环境产出系统。也就是说,企业首先以一定的方式从其周围的环境获取某些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社会资源(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和自然资源,经过生产经营活动对投入的资源进行加工转换后再输出到周围的环境中去。在投入方面,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获取规模和速率不应该超过环境的承受能力,即要低于资源再生的速度,否则,就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降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输出方面,它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种。积极的影响如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吸纳劳动力就业等,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消极地影响如“三废”的排放、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它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破坏、景观的破坏、生态的破坏),影响人体健康以及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由上分析可以看出,企业既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也是自然资源的主要利用者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企业的经营行为对环境质量的好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企业应该正视生态环境问题,实施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会计核算,不仅承担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而且担负起推动社会发展和环境发展的责任和义务。
3 环境会计建立的措施及原则
3.1 要充分认识建立我国环境会计的必要性
一是我国环境现状提出的要求。科技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社会需求膨胀,造成了自然资源被极度开采而日趋耗竭,环境污染日渐严重,这从根本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会计能够引导和监督企业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保护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二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传统的企业发展模式是高投入低产出,必然造成过度开发消耗资源;高污染低效益必然造成生态环境补偿能力严重滞后,这些都阻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从企业长远利益看,只有增大环保投入,重视环境会计,才能始终保持竞争的优势。三是正确衡量国民生产总值和企业生产成本的需要。环境会计通过核算企业的社会资源成本,能较准确地反映国民生产总值和企业生产成本,促进企业挖掘内部潜力,维护社会资源环境。四是企业责任向社会扩展的必然结果。经济的发展,人们需求的多元化,需要企业将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转变为追求经济、社会、自然环境协调发展,同时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有关的资源环境、废弃物以及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进行反映和控制,计算和记录企业的环境成本和环境效益,向外界提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五是正确核算企业的经营成果,准确地分析企业的财务风险,全面考核经营管理者业绩的需要。在损益表中计算经营成果时,只有将企业对环境影响的耗费作为收入的减项反映,才能正确核算企业的经营成果;只有在负债总额中加上企业因对环境造成危害而形成的环保负债额,才能得出真实可靠的资产负债率,准确分析企业的财务风险。绿色会计揭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可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企业的角度来全面考核经营管理者的业绩。
3.2 创建环境会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政策性原则,即在进行环境会计核算时要体现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的要求。二是社会性原则,环境会计要揭示企业对资源环境的责任,必须要求企业站在社会的角度,考虑企业的业绩。对企业的评价,应以能在企业内部使社会收益与社会费用相配比的社会利润为标准。其提供的会计信息,不仅要为企业内部服务,而且要有助于宏观管理和调控。三是借鉴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即我国环境会计的构建不能全盘沿袭,应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和完善。四是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即政府会计管理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必须对企业最低限度的披露做出明确的和强制性的规定。当然,如果企业主动地披露尽可能多的环境信息,政府及社会公众应给予支持和鼓励。
3.3 我国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是修改会计法,将环境会计核算和监督列入会计法,无疑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它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将它付诸实践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二是完善会计准则,就是将涉及环境的内容列入会计要素,成为必须披露的内容,防止有关部门和单位的短期行为。三是建立会计制度,会计制度依据会计准则所规定的有关环境原则进行设计,使环境会计具有可操作性,便于会计人员掌握。四是给出明确的价格信号,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对于资源的使用尽量不采用或少采用免费的措施。免费只适用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对有限的资源免费消费无疑将导致其耗尽和恶化,同时也不利于环境会计的计量。五是要有适应的会计理论导向,就是要求政府恰当地引导会计理论在环境会计方面做些研究,以提高我国的环境会计理论水平,促使环境会计理论早日与会计实务相结合,服务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 于玉林.面向21世纪“大会计学”的发展[J].财务与会计导刊,2001(8)
关键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法学基础责任主体弱势群体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随着立法活动的推进,伴随着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不断勃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农民的组织建设问题,特别是农村市场主体的建设问题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市场主体的新兴力量,并将逐步成为农村市场主体的主体力量。它较好地解决了户营经济走向市场问题,成为改变单个农业生产者和大市场之间进行不对等交易状况的重要组织体,成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稳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组织载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破解“三农”难题方面正发挥着一种独特经济组织形式的巨大作用。研究中,我们发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相关制度安排中存在很多契合点,需要我们加以明辨、利用和规范,以更好地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组织作用,从而使正在进行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相关制度安排更加具有科学性、前瞻性、指导性和适应性。
一、必要的明确: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再认识
现实生活中,人们大都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了解不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先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企业责任进行相应的诠释,以便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进而展开相关研究。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内涵的把握
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不同的理解。狭义理解的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各种类型的专业农业合作社,是同类产品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自愿联合起来,维护和发展成员利益,自主经营、自我服务、自负盈亏的合作经济组织。最广义的理解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企业以及供销合作社和信用社。广义理解的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除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以外的各类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从上述三种不同的理解看,都存在明显的不足:狭义理解的有过窄、不准确之嫌;最广义理解的则界定过于宽泛,将乡镇村经济组织等不属于合作经济组织的包括进来,显然是错误的;广义理解的亦有同最广义理解的一样的错误。笔者认为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界定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正在进行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中的最基础性工作之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与立法中相关制度安排的契合问题研究,仍需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概念的明确开始。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界定,首先,要明确其实质应是合作社,定义要明确合作组织的特点。实践中可借鉴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InternationalCo-operativeAlliance,简称ICA)和2002年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urOrganization,简称ILO)对合作社的定义。其次,要考虑其经济性。很显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经济合作组织,而非政治合作组织,更非文化合作组织。其经济性特征决定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有其特殊性。再次,界定其定义时要把握其“约定共营合作经济”、“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和“民有、民管、民享”的组织原则等特征。最后,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趋势。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尝试着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如下定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依法自愿联合组成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实行民有、民管、民享原则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经济合作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有五:一是一个合作组织;二是一个经济合作组织;三是依法自愿联合,体现平等和退社自由;四是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五是实行民有、民管、民享的组织原则。
(二)企业社会责任界定的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有人称作“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最早产生于上世纪的德国和美国。早在1920年,企业社会责任开始被德国公司法学者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以盈利为目的、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使命的传统企业理论的修正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理论支撑主要是基于企业公民(corporatecitizenship)说、相关利益人(stakeholder)理论等主要理论观点,其概念是根据企业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政府权威日益衰弱、社会自主治理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社会,必然要求社会各个部分都相应地承担各自在社会治理和社会和谐运行中的责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其一是“二元最大利益说”。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且还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其二是“特定社会义务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谋取自身及其股东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出发,为其他利害关系人履行某方面的社会义务。其三是“法律责任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及其机关的成员在做出经营决策以及在经营活动中所负有的不威胁、不侵犯社会利益的义务以及违反此种义务而向社会公众承担的第二性义务,并以不利后果为表现。其四是“维护并增进社会利益义务说”。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等等学说在从某些层面勾画出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如“二元最大利益说”在对传统股东至上主义观念进行修正的同时,过于强化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这必将会导致企业发展动力的匮乏和发展目标的盲失,从而反过来实现不了对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的增进,更不用说是可持续增进了。“特定社会义务说”看似有道理,但定义中“社会义务”涵义的宽泛和“某方面”界定的模糊使得定义空泛而无用。“法律责任说”则抹杀了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差异性,使社会责任法律化的步伐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从而走入“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就会成为谬误”的泥潭。“社会利益义务说”尽管看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但其“维护并增进社会利益义务”的界定仍属空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要准确地对企业社会责任下一个定义是相当困难的。企业社会责任应是一个既具有相对固定内涵,又处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不能随便下定义,也许下不了确切定义的发展性概念,是一个富有张力的概念,其内涵和边界必将随着社会向前发展而发展。学术同仁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每一次界定,都是在为接近其概念内涵的真理而努力。
(三)企业社会责任性质的理解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无疑是重要的,但把握其性质更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就企业社会责任性质而言,从形式角度看,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独立责任说,把社会责任理解为经济和法律责任以外的一种责任。独立责任说承认企业在履行经济责任之外还存在对立的一面责任——社会责任。独立责任说较好地展现了针对传统企业责任观点的不足而提出用新责任弥补其不足的现实构想,较好地体现了企业责任在不断发展的历史发展观。正如乔治•斯蒂纳(GeorgeA•StEiner)和约翰•斯蒂纳(JohnF•StEIner)在《企业、政府与社会》一书中所说:“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是在与传统经济观念相对抗的过程中缓慢发展起来的。这两种观念之间的紧张状态并没有停止,它还会继续下去。”[9]在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初期,独立责任说对唤起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无疑是重要的、有作用的。随着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独立责任说唤起人们注意的必要性开始下降,社会责任中如何促进企业切实履行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促进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正逐步上升为更重要的主题。独立责任说的最大缺陷是不能系统完整地理解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割裂开来看问题。表现为从内容上将经济责任与其他责任对立起来,从对象上把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相分离并可能走向对立(独立责任认为:经济责任的对象是企业股东,社会责任的对象是企业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二是混合责任说,把社会责任理解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各种责任的混合体。混合责任说认为社会责任只是相对责任主体发生了变化,其责任本质仍分别属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如一个企业对另一个企业的经济责任,相对于企业而言是经济责任,相对与企业组织组成的社会而言就成了社会责任。混合责任说的严重不足是明显的,将社会责任看作是对象置换与内容相加,其本身就否定了人们对社会责任理论的智慧创造,使人感到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是连“新瓶装老酒”还不如的“旧盆装老酒”。三是独立责任说,把社会责任视为企业对社会承担的全面的综合责任。该学说最有代表性的观点由阿基?B?卡罗(ArchieBCarroll)提出。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对企业提出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的期望。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用三个同心责任圈来说明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即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综合责任说的形象说明。它认为:在三个同心责任圈中,最里圈是企业明确的有效履行经济职能的基本责任;中间一圈是企业在执行这种经济职能时对社会价值和优先权的变化能够承担的一个持积极态度的责任;最外圈是新出现的还不明确的企业责任。综合责任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社会责任的思路。事实上,其与独立责任说的差别只是在形式上,它仍然没有回答“社会责任是什么”的本质问题。
就企业社会责任性质而言,从内容本质角度看,概括起来亦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新是法律责任说;二是新道德责任说;三是公益责任说。从现阶段来看,将社会责任本质定义于法律责任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管是旧法律责任也好,还是新法律责任也好,法理学的社会责任应有其本质的内核,与法律责任应有本质的区别,其与法律责任内核的融合尚欠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条件。新道德责任说似乎满足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的客观现实,但其没有看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纷纷有加快对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趋势。如果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本质把握时,没有看到这一点,也终将决定其所得结论是短命的,乃至是错误的。企业社会责任是在建立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社会时,用道德、法律、市场机制规范企业行为的必然结果,是“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法学理念平衡发展的结果,是法律对利益机制进行平衡协调与平衡公平与效率价值实现的结果。企业单纯在守法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已无法实现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市场机制的缺陷、道德自律性的不足、法律本身的局限,使得全面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社会给出超越传统责任的新责任安排。公益责任是否是一种新的责任安排呢?我们尚需进一步的研究。笔者认为,就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现实性来看,企业作为“企业公民”、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分子,在谋求自身有机体生存发展的同时,履行为建立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而协助政府、社会解决社会问题或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等改善社会的责任,确应是一种企业责任发展的正确选择。
二、有益的探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和责任主体分析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分析,学者们均投入了一定的精力。企业不仅是独立的经济实体,而且是具有法人人格的重要的法主体,是承载伦理义务的伦理主体。就企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社会学基础、法学基础和伦理学基础等不同方面,学者们展开了颇有见底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特点对其社会责任的主要理论基础作必要的探讨。
1.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集中地反映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学特征和表现上。与企业不同的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因而,可以说它不是典型的经济实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现的是农民成员之间基于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的“社员的集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为农民成员谋取利益,但又不直接作为经济利益的承担者,更多地是以一个体现成员利益的媒介存在,对于农民成员而言,其利益的实现体现一定的财产权益的获得,但更多地表现为成员从组织中获得服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现出合作经济的特征,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一个“穷人的联合体。”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存在,就是在为社会弱势者提供联合的组织体,通过这样的组织体运行,为成员提供与社会强势者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1844年10月,世界上第一个比较规范的消费合作社——罗奇代尔“平等先锋社”(RochdallSocietyofEquitallePioneers)的诞生就是“穷人联合”的经典体现。由此看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特征与其社会责任存在很多的契合点。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法学基础
平衡协调利益。法是调整利益的,利益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利益问题,特别是利益矛盾和冲突问题是文明社会的制度焦点,是人类设立制度的原点问题。有了利益矛盾和冲突,人类社会就有了协调这种矛盾冲突的客观需要,社会随之建立起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或新的社会制度规范。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每一个社会经济关系首先作为利益表现出来”,在历史的早期,个人利益被作为一种绝对利益而被法律自始至终地推崇和保护。亚当?斯密提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为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提供了理论基础。亚当?斯密认为: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边沁也认为“社会是一个个人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有每个人真正在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也就达到了社会最大利益。”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人们对社会利益的关注,加上以庞德、耶林等为重要代表提出的社会利益理论的推动,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利益包括并高于个人利益”,法律的目的就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法律的创造者,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产生。社会利益理论的崛起为法律或国家限制个人自由、干预个体行为创造了理论基础,个人利益的极度膨胀及过分追求导致的社会问题被人们越来越重视,制止纯粹利益取向的市场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已成为法律不能推卸的责任。社会利益观念的勃兴与企业责任的提出是一脉相承,其平衡协调个人与社会利益,将个体对利益的追求置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上进行评价,最后实现对个体利益可持续最大化追求,已成为社会责任发展和相关立法活动展开的基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所强化的组织成员的合作自由与平等是平衡协调利益的现实写照和最好地运用。
平衡公平与效率。公平和效率都是法的基本价值。法律往往通过保证机会公平来实现公平,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实现公平;通过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来保证经济效率,通过解决市场失灵来提高效率;通过法律的可确定性,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降低成本,运用确定的科学方法来提高效率。从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社产生起,公平原则就是架构合作组织一切制度的首要原则。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公平为生存基础,以追求公平为已任,不得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其对公平的追求体现对形式意义上和实际意义上的公平、组织内公平与组织外公平的合理追求。在强化公平价值的同时,作为一类合作经济组织仍希望通过对效率的提高为增加组织整体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作贡献,使合作经济组织在更广的空间、更长的时间里用更多的财富实现可持续均衡分配,从而真正实现公平。在我国,公平与效率本质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是一对相互矛盾,又相互适应的社会价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为实现公平程度的提高伴随效率的增加、效率的增加伴随着公平程度的提高提供了较好地组织体。公平与效率兼顾,促公平发展,促效率提高成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安排的必然选择。
平衡协调“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理念。法理念的变化对社会组织的勃兴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个人本位”思想到“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兼顾的思想,是人类个体、组织、社会等关系进行科学思考和实践发展的结果。人们逐步认识到对个体自由的保护与实现的方法之一,就是对个人自由适当限制。个体让渡部分自由和权利给组织和社会,可以使个体在更好的环境、更广的空间里有更大、更好、更高的自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理念的要求,农民成员通过对个人部分权利转移给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合作经济组织与社会的协调与妥协,实现自身的利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一些制度安排很好地体现了“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平衡兼顾问题,很好地解决了追求农民社员个人利益和公众福祉的平衡。
除此之外,国家职能观念的转变、正义与义务观念的拓展、社会伦理和社会学的发展等等都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承担提出了要求、提供了条件。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责任主体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中,我们往往只注重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相对人问题中企业对谁承担责任的问题。由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不可能象债权债务关系那样有相对应的特定责任权利人,人们只能将企业社会的相对人先虚化为“社会”后,漠然地指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社会整体”。责任相对人问题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中会经常遇到。笔者认为:与企业社会责任一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相对人应是与社会利益的享受主体一致,一般是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侵权行为人,应向相对的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承担责任。有人可能会认为,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仍是表现对社会责任相对人的虚化。笔者认为:人们之所以有如此看法,是源于社会责任本质的未确定性,源于还没有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法制化,没有建立使其承担起社会责任的法律机制。如果我们用法律规定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容,用法律赋予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监督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承担社会责任的权利,明确谁来代表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行使相应的诉讼权利,并依法确定了其事前、事中、事后进行监督的程序和救济的途径,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感到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的虚化。
企业责任研究必须解决责任的归属问题。韩国商法学教授李哲松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主体是董事;国内学者则认为,董事不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唯一主体,企业、控股股东等都应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笔者认为:国内学者的研究较为合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与企业有重大差异性的经济组织,其社会责任主体是谁呢?我们可以分三个层次来探讨:第一,具备法人条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责任主体。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和称谓多种多样,如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股份合作制企业、各种类型合作社、“公司+农户”、“经纪人+农户”等。事实上,这些称谓中有的属于农民兴办的企业,有的属于经营形式而非组织形式,有的属于供销社、信用合作社等特殊组织形式,他们均不是处于竞争弱势地位的法人型农民联合体。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看,该法重点规范的应是符合合作社特点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具有独立人格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理应由其自身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主体,如其以自己的财产利益、人格利益承担相应的刑事、行政和民事责任。第二,不具备法人条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责任主体。由于立法滞后,我国尚存在大量的非法人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其社会责任应由其开办者、管理者和农民组织成员承担相应责任。有必要说明的是:农民组织成员承担的责任应是有限责任,不能象合伙组织那样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三,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经理人员及控股股东作为责任主体。这些人员未尽其职责,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违义务,应先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依前述内容承担责任;与此同时,由这些成员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周边环境造成损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理事、监事等未尽职责的成员应承担取消其职务等人身责任,特定条件下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合理的归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
由于各个国家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受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多因素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国家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且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演绎企业社会责任处于不断的创新发展之中。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更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尽管如此,我们追寻世界上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脚步,结合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和社会责任理论发展的实际,仍可以归结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
(一)最紧密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职工的社会责任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其社会价值的体现就在于对职工提供了就业机会,并承担部分对职工的福利、教育、安全、社会保险等方面的社会义务。可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尽社会责任时,最紧密的社会责任就是对合作经济组织职工的责任。职工与合作经济组织有着直接利益关系,职工利益理应得到优先保护。就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现状而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职工应尽的社会责任主要有:(1)建立健全职工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管理活动的各项制度,使职工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中有一定的话语权。不能因为是合作经济组织而忽视职工作为生产经营管理主体作用的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创造条件。(2)按时足额发放职工工资和奖金,并随社会发展不断提高职工工资和福利水平。(3)积极改善劳动条件,防止重大安全事故发生,不断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和培训,积极预防职业病,不断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和能力。(4)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培育良好组织文化,尊重职工,努力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最普遍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
人人都是消费者。消费者作为产品和服务的最终享有者,其权益的维护应是社会永恒的主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向社会提供的农产品或服务,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其影响远远大于工业产品。如假种子会使农民颗粒无收,假化肥会使农作物生长困难、土地肥力下降,进而影响环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最优先的考量就是为其提供优质的农产品或满意的社会服务,通过提供这样的产品或服务,直接或间接保护消费者。与此同时,还不得欺诈消费者,不得谋取暴利,不得强迫消费者购买自己的产品或接受自己的服务等。
(三)最直接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投资者和债权人的社会责任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而言,投资者和债权人是与其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就投资者而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以劳动结合为主的经济组织,体现很好的人合性,其投资者的数量和份额受到很大是限制。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各种农业股份合作制组织的产生,使合作经济组织从经典走向现代。资金的介入使缺资金的农村有了新的资金支持,极大地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投资者的重视,必将成为农民合作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合作组织对投资者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让投资者享有应有的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管理的权利,实现“合作民主”,为其行使权利创造必要的条件;一方面尽其忠实和努力的职责,为投资者尽可能提供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保证合作经济组织资产保值与增值,确保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利益。当然,我们应看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劳动结合为主的特点决定了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率应受到限制。
对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债权人而言,合作经济组织应尽可能做一个“信用人”。其对债权人应尽的社会责任有:及时准确地向债权人通报组织信息,做到不编造、不隐瞒;诚实守信,不滥用组织人格,按期主动偿还债务,使债权人及时实现债权,为债权人提供借贷安全保证。保证债权人的利息实现,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债权人承担社会责任的最高表现,是稳定社会市场经济秩序、构建和谐信用农村社会的需要,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尽的社会义务。
(四)最重要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社会的社会责任
合理承担社会运行成本是所有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尽的责任,是承担社会责任最重要的内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村社会中基本组织形式和基础层次,理应将其作为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内容。对社会的社会责任主要是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环境及社区可持续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与社会慈善事业,乃至对作为社会组织管理者的政府所应尽的责任。
环境问题是关系到所有人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人类发展的大事,需要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付诸行动。为了防止环境恶化,使人类平等地享有优良环境带来的好处,人类就应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强化生态良知,恪尽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现实生活中,强势群体有能力避免环境恶化的后果,但却有可能转嫁环境恶化的责任。弱势群体要么根本没有相应的责任意识,要么有相应的责任意识却无避免环境恶化后果的能力。对此,我们决不能任凭其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弱势者的联合,理应主动承担法律以外的一系列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如合理利用资源,防止对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破坏所进行的掠夺性利用;走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式;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和服务工作,切实提高职工和组织成员的环保意识等等。wWw.gWyoO
1. 职校教育 职校教育对象是那些没有考上一级学校的学生。
1.1 对这部分人应该首先进行成才教育,让他们认识到考大学不是唯一的成才道路,不要自己瞧不起自己。世界上很多成功的人士,都是专业技术的拔尖人才。约知百行,不如精通一行。世界上的每个人懂得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不知的知识是无限的,只要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发挥到极致,那就是这个领域内的拔尖人才。学习专业技术是职校学生成才的捷径。向他们介绍那些没有考上一级学校创业成功的人成才事例,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增强他们创业成才的信心,做一个对国家、社会、家庭有贡献的人。
1.2 职校的课程应根据农村和城镇的需要设置种植、养殖、林业、水产、经果林发展、家电维修、计算机应用、汽车修理、电焊、装璜等实用技术课。课程的内容一定要有系统性、实用性、可操作性。所谓系统性就是与技术对象有关的内容要全面。比如:辣椒种植技术内容应包括:种子的选择及识别、种子消毒、育苗方式,移栽技巧、科学施肥、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加工储存、销售等内容。养猪技术包括猪种的选择与识别、饲料的选择与配制、饲养管理、病虫害防治、市场分析、销售渠道的选择等内容。而且每一个技术环节的知识都一定要浅显易懂,具有可操作性。学生掌握了系统的技术知识,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在农村或城镇自主创业或就业。
1.3 职校的教学方式应该把向学生赠送科技资料、观看技术光盘、电视教学和老师讲课结合起来。书本上的知识理论较多,实用技术较少,不便于操作,老师讲课有语言感染力,但不易记下来。文字资料能详细说明技术内容,但没有动感效果。把文字资料、语言教学、观看光盘、电视教学结合起来,可互为补充,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时告诉学生怎样搜集自己所学技术方面的知识,注意技术市场动态,不断更新技术知识,学会技术创新,成为这个技术领域的拔尖人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把老师的讲稿编印成资料送给学生,向学生赠送技术光盘,让学生带回家去,不但学生自己可以看,还可以帮助家里的人学习,起到教一带十的效果。
1.4 建立职校示范基地和实习基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把农村经济中发展得较好的种植、养殖、果林场作为职校的示范基地。农村学生也可以把自家的种植、养殖项目划出小部分来开展实践活动,把所学的技术用在自家的种植、养殖项目上,并写出试验报告上交学校。带学生到种植、养殖、果林场、观光农业、立体农业示范点参观,启发学生的创业意识,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在国家实行土地流转、林权制度改革的条件下,引导学生应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农业机械设备、高效农业组合模式、现代农业经营理念在农村利用荒山、空地、田土、林地、水域、滩涂发展适度农业规模经济是很有发展前景的。
1.5 聘请社会科技指导员对学生进行现身教学。把农村有名的种植能手、社会上创业成功人士聘请为社会科技辅导员,定期对学生进行实用技术教学和成才教育。用技术能手的技术专长、创业人才的成功经验激发学生学习专业技术创业的热情和感受创业的艰辛和快乐。
2. 中学教育 中学教育主要是以初高中学生为培训对象。这部分学生大都是未成年人,对他们培训应以实用技术为主,课程设置不能太多,每周开设几节实用技术课,每个学生每学期掌握1~2门实用技术。特别是农村学生,应针对农村种植、养殖、果林等农村经济发展实际开设实用技术课程。让学生学习了实用技术后,可以回乡帮助父母发展农业生产,开展科学种植、养殖活动。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热爱科技的好习惯。
3. 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是以社会上的成年人为教育对象,对他们的教育方式应是引导为主,帮助教育的培训方式。所谓引导为主,帮助教育的方式就是向社会成年人提供更多的创业信息,请技术专家向他们传授实用技术,引导他们到创业基地、种植养殖场参观、成功人士向他们作创业经验讲解,利用党校对他们进行脱产培训。在城镇、农村人员集中的地方建立科技文化信息阅报栏,引导他们学科技、用科技、走科技脱贫致富的道路。社会教育应首先抓好农村大中专毕业生、打工回乡青年、退伍军人、农村种植养殖能手、中青年党员、村民组长、民选村干部、下岗职工等人的培训。这些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眼界开阔,有奋斗精神,热爱科技,有创业意识,是社会上比较优秀的人才,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攻坚力量。对他们进行培训,容易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制定政策帮助他们自主创业就业,以他们成功的创业和就业来带动更多的社会人员创业和就业,形成一个全民创业就业的良好氛围。开展技术竞赛活动,鼓励引导社会人员专研技术,不断提高自身技术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搞好职业教育,政府应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3.1 加大对职业教育的宣传工作。要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有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加强职业培训是解决农村人才缺乏的一种有效措施。加大职教宣传,让广大农民、各级干部、教师及全社会都认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家有千金,不如一技在身。学习专业技术是培养学生成才的一种有效方式。特别是在目前大学生就业困难的条件下,学习专业技术,走自主创业就业的发展道路,是培养青年成才,解决社会技术人才缺乏的一项有效措施。
3.2 建立农村大学生创业基金,鼓励农村大学生回乡创业。在国家实行土地流转、林权制度改革的条件下,鼓励农村学生应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农业机械设备、高效农业组合模式、现代农业经营理念在农村发展种植、养殖、果林适度农业规模经济是很有前途的。但农村学生由于受家庭条件的影响,没有多大的经济投入,靠自身家庭经济,发展农业规模经济是较困难的。建立农村大学生中长期创业基金,对学生创业给予一定的支持和帮助,既可以解决学生的创业就业问题,为农业经济发展培养一批优秀的后备人才,又可以带动一部分资金投向农村,产生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户农民种一亩地会穷,种十亩地不会富,但种好一百亩地一定会富。有一定文化和专业技术的学生在农村发展适度规模经济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3.3 加强对职校教师的培训。要搞好职业教育,除改变学生的思想、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努力学习专业技术外,还要有一批知识渊博、道德高尚,具有专业技术特长的优秀教师。加强对职校教师的培训,到农村参加社会实践,开展调研活动,把自身的理论知识、专业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研究一套实用的教学技术和教学方法,让学生学起来不显得空洞无物。把技术教学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让学生走出学校可以凭自己的一技之长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3.4 加强校企合作,为企业培养优秀的后备人才。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开展校企合作,让学生到企业参观,参加实践活动,利用假期到企业勤工俭学。利用学生所学的专长技术帮助企业解决一些技术问题。利用农村的资源,为农副产品加工企业生产优质的原料。比如说辣椒加工厂,可以与职校合作,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利用学生的优势,开展辣椒技术培训,让学生回家帮助父母种植辣椒,生产无公害辣椒产品,企业包回收,既可以增加学生的经济来源,又可以为企业建立优质的原料基地,也可以扩大辣椒加工厂在社会上的影响,对企业、学校、学生、社会及当地辣椒产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关键词]《经济法》;价值;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0153-02
近些年来,党和政府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贫困人口迅速减少。同时,在成就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各个阶层之间利益发生了变化,差别和矛盾还大量存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分配不公,不正当竞争行为普遍存在等。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全社会的努力,需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经济法》作为规制市场经济的法律,它的基本理念是平衡协调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执行和遵守《经济法》,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1 《经济法》的价值分析
法的价值在于体现公平、正义,《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类型也应把公平正义作为它的基本价值取向,由于《经济法》调整特殊的经济关系,在其运行过程中也有独特的价值目标。与《民法》相比较,《经济法》的特有价值表现在实质正义价值,经济民主价值和经济增长价值。
第一,《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价值。现代社会的正义的含义:一是平等,包括伦理上人格平等,政治上权利平等,经济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分配上的平等;二是大公无私,即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三是正当合理,理即情理、公理、真理。正义有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之分,以《民法》等为代表的私权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强调个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民法》的这种私法性决定了它体现法的形式正义价值。而《经济法》是协调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国家、企业与国家等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兼有公法与礼法的特点,《经济法》的这种社会性决定了《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价值。《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价值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经济法》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体现了的价值观、正义观和历史观。
第二,《经济法》的经济民主价值。经济民主,在宏观上是指在将现代民主国家的理论原则、人民贯彻到经济领域,使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经济民主在微观上,旨在促进企业内部的民主管理,依靠劳动者的创造性来达到经济效率的提高,《经济法》上的经济民主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提出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自由体现在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自由、契约自由和经营自由,过多的经济自由会对经济发展带来很多问题。经济民主是在充分尊重经济自由基础上的多数决定及在经济平等理念下的财富共享。包括经济主体的主人地位和主动地位、经济过程的广泛参与、经济成果的平等分配等内容。经济民主不仅与国家行政权、国家所有权、企业经营权、法人财产权、劳动者的民主参与权以及获得物质利益的权利紧密相关,这些权利本身就是经济民主实现的法律形式。
第三,《经济法》的经济发展价值。经济发展是相对于经济增长而提出的,经济增长反映一国的总体经济水平,但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贫穷问题、就业问题和贫富分化问题,而要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国家干预,通过《经济法》的财政、社会保障方面的法规来协调。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才可以说经济发展了。《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基点,经济发展价值正是《经济法》社会本位的体现。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发展应是全面发展。发展的根本要求不仅是追求经济增长,而且更是强调质量和效益,以求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就是平衡,是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人的全面、协调、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2 《经济法》的价值与构建和谐社会
第一,《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价值与和谐社会。《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价值强调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体现正义的本来含义。《经济法》既在宏观层面调整全局性和公共性的社会关系,也在微观层面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不平衡的经济利益关系,并强调对消费者、劳动者、被限制自由竞争的经营者等弱势群体具体人格的保护,这不仅体现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立场,而且充分表明《经济法》剥去了所谓“人格抽象平等、权利机会平等”的外衣,对具体人格而非抽象主体进行真实具体的价值关怀。《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以实质公平、整体秩序、理性自由作为对实质正义特有的解释和价值构成。这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正义的要求强调权利的公平、机会的平等、分配的公平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第二,《经济法》的经济民主价值与和谐社会。经济民主打破了信息不对称,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的利益侵害,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增强企业的向心力,使企业真正拥有作为法人应有的权利,实现公平与效益的统一。经济民主协调了国家、经营者、劳动者的关系,平衡了三方的经济利益,使《经济法》主体的权、责、利、义达到了有机的统一。只有把经济民主落到实处,才能实现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团结,这正是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三,《经济法》的经济发展价值与和谐社会。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人们不断创造和积累物质财富,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这说明我们应从侧重物质财富的增长,转变为侧重人们各种需求的满足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经济体制改革已深入到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必然要求健全法制、公平竞争。社会发展已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要求尽快减少贫富差距,要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共同进步,同时,要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自然、社会、人的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3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价值取向与构建和谐社会
一、企业绩效评价相关理论基础及研究现状
国内外关于绩效评价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较典型的绩效评价方法有杜邦财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AHP)、平衡计分卡、经济增加值(EVA)指标,以及绩效三棱镜体系等。我国曾先后制定并实施过三个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一是1993年财政部出台的《企业财务通则》中的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二是1995年财政部制定的《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三是1999年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颁布实施的《国有企业资本金绩效评价规则》,根据这一规则,工商类竞争性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主要由财务效益状况、资产营运状况、偿债能力状况和发展能力状况四个层面构成。
(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1984年,著名的管理学者弗里曼(Freeman)提出,任何一个健康的企业必然要与外部环境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从而达到一种双赢的结果。利益相关者不仅依靠企业来实现其个体目标,而且企业也是依靠他们来维持生存,二者相互依存。目前我国正在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求一切活动不仅要讲经济效益,更要讲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不仅要求有好的经济效果,而且要求国家、集体、个人由此得到实际效益;不仅要求产品质量高、品种多,而且要求产销对路,适合社会需要;不仅要为企业、职工增加实际利益,而且国家和消费者也要获利;不仅企业利润增加,而且满足社会和消费者需要,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必须从社会需求出发,只有使社会需要得到适当满足的情况下,企业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才能生存和发展;只有高度重视了社会效益的情况下,企业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经济效益。在制造型企业工业系统中,应将生态的思想融入进来,以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最优化为原则,追求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各个层面的动态均衡与协调。
(二)平衡计分卡的运用 对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理论界和实践界经过了长时间的探索和争论,已逐步达成共识,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的选取经历了从单一财务指标到含非财务指标的综合指标、单一指标到多维指标的发展方向。平衡计分卡就是多维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典型代表。平衡计分卡是一种以信息为基础、系统思考评价的业绩评价系统,同时,又是一种将企业战略目标与企业驱动因素相结合,动态实施的企业战略管理系统。从财务、顾客、内部运营过程、学习与成长四个方面入手,根据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和采取的战略,为每一方面设计适当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赋予不同的权重,形成一套完整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高效的运作过程保证了高水平的顾客满意度,而持续的改进则提高了组织的运作绩效,实现了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最终结果与绩效驱动因素、财务绩效与内部流程以及硬指标与潜力指标之间的平衡。
(三)制造型企业绩效评价研究现状 目前,大多学者对制造型企业绩效评价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绩效管理理念。贾春福等(2001)提出了制造型企业效绩绿色评价的思想。赵麟(2008),黄世英、秦学志(2010)等主张将企业利益相关群体纳入绩效评价的范畴。王瑀、曾春媛(2009)强调绩效评价中应注重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温素彬(2005),刘英男、戴国强(2009)等认为应综合考量企业的社会绩效、生态绩效和经济绩效,强调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绩效评价因素。蒋天颖等(2008)发现制造业企业组织通过知识获取和组织创新能力的提升间接地对组织绩效产生正向影响。秦晓蕾等(2007)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战略、员工培训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张婧、段艳玲(2011)指出制造型企业不同模式市场导向下的产品创新绩效和企业财务绩效存在明显差异。三是绩效评价方法。李廉水、杜占元(2004)从人性化、科技化、环境化及未来发展四个角度提出了“新型制造业”的概念,并从这一概念出发,设置了经济、科技、环境三类指标集,从而构建了独特的评价指标体系。陈娟(2006)将社会目标层面和传统平衡计分卡维度一起纳入制造业绩效评价体系。姚文生(2007)指出技术创新、顾客满意、人的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在企业绩效评价中具有重要作用。栾红玉(2010)建立了由财务、客户、学习与成长、内部经营过程和供应商五部分组成的制造企业三角锥式绩效评价模型。牛丽文、张静(2005)从财务、客户、内部业务流程、学习与成长、其他利益相关者和可持续发展六个维度,以制造企业为例,创建了综合的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从绩效评价研究的不同层面可以看到,非财务指标,尤其是企业核心能力、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在绩效评价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可持续发展理念受到广大学者及企业家的认可。但信息化特征却往往被忽略了。基于此,笔者将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信息化这些关键指标连同传统平衡计分卡指标一起纳入制造型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中,使之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趋势。
二、基于社会经济综合效益的制造型企业绩效评价分析
我国制造业不论在对内还是在对经济贸易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在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目前我国大多数制造型企业沿用的仍然是“高消耗,高产出,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竞争力主要是建立在低层次的比较优势上。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趋于不断恶化。十六大报告指出,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坚持节约发展、集约发展、高效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为制造型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即以追求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坚持可持续发展。图1是基于社会经济综合效益的制造型企业目标PESIS图。基于社会经济综合效益分析,制造型企业的关键业绩领域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产品(Product) 产品质量始终是制造型企业的命脉,ISO质量体系标准成为制造型企业规范运营的核心系统。这些标准是制造型企业生存的基本目标,但不是企业发展的最终目标。因此,除产品质量外,产品形象也至关重要,企业可通过技术创新、内部流程优化等手段不断追求产品质量、产品创新、产品周期、产品形象等指标的提升。
(二)经济效益(Economic benefit) 始终追求以尽可能低的生产成本,以最小的资源消耗生产出最多的适合市场需要的商品和劳务,为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保证股东、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提供经济保证。
(三)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 提品服务质量,保证客户利益;注重人力资源发展与员工激励,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激发其创造性;注重发展供应链上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增加效率,控制成本;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环境因素,寻求企业与生产环境的和谐发展,争取社会更多的认可。
(四)信息化(Information)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制造型企业开始了信息化和网络化的进程。不断优化信息系统,提升信息共享程度,加快信息传递速度,提高信息传递质量是信息化背景下现代制造型企业追求的目标之一,也是其他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影响因素。
(五)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社会责任是企业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也是一切活动的落脚点。现代制造型企业应转变企业发展方式,追求资源的合理利用及环境的保护,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基于以上社会经济综合效益分析,制造型企业的业绩范畴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体现经济效益的财务业绩范畴;体现产品生产销售全过程的内部流程业绩范畴;利益相关者业绩范畴;信息化业绩范畴以及社会责任范畴。
三、基于社会经济综合效益的制造型企业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根据可持续发展对制造型企业提出的要求,结合平衡计分卡基本理论,笔者设计出了一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除传统平衡计分卡中的财务、内部流程两个维度外,拓宽客户维度、学习成长维度为利益相关者维度,并增加了信息化维度和企业社会责任维度,以适应时代对制造型企业的要求,更好地帮助企业绩效管理的有效开展,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图2是制造型企业的战略性平衡计分卡模型图。
(一)财务维度 财务指标一直是绩效考核的主要方面,用以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和股东的满意程度,是绩效评价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主要以企业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四个层面的指标加以描述,其中,企业盈利能力层指标包括总资产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净利率、成本费用利润率、主营业务利润率等;企业偿债能力层指标包括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现金流动负债比率等;企业营运能力层指标包括总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资产现金回收率、不良资产比率等;企业发展能力层指标包括销售增长率、销售利润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资本保值率等。
(二)内部流程维度 企业内部流程指标主要表现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根据制造型企业产品生产的流程,可将内部流程指标划分为五个层面,即研发过程、采购过程、生产过程、营销过程和售后服务过程。其中,研发过程层面指标包括新产品贡献率、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比率、研发经费率、研发经费增长率、研发人员比例、产品研发周期、新产品推出速度、设备更新率、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企业产品销售收入比率、企业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排名、企业技术贸易收入等。采购过程层面指标包括供应商整体水平、采购平均周期、供应商信息沟通频率、采购退货率、采购成本、供应商满意度等。生产过程层面指标包括设备利用率、生产线柔性、产品废品率、返工或循环成本、生产自动化程度、机器可靠性、产品换线时间、产品制造周期、物料搬运自动化程度、生产能力利用率、设备维护状况、企业库存成本、产品合格率、产品退货率、产品返修率、安全生产率、产品平均寿命等。营销过程层面指标包括市场占有率、客户获得率、产品销售率、销售增长率、产品交货及时率、分销点的覆盖面和密度、订单处理时间、合同兑现率、市场需求预测的准确度等。售后服务过程层面指标包括配送完好率、服务效率、发货准确率、故障判断准确率等。
(三)信息化维度 信息化是现代企业面临的客观背景,企业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信息,信息化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发展的速度。因此,在传统平衡计分卡指标设置的基础上将信息化指标纳入对制造型企业绩效评价中。信息化指标主要包括信息化广度、信息化水平及信息化收益三个方面,其中,信息化广度层面指标包括信息化设备配置率、信息共享程度等;信息化水平层面指标包括信息传递速度、信息传递质量、信息系统的灵敏度、信息系统的更新程度;信息化收益层面指标包括直接经济利润、业务流程信息化程度、决策支持程度等。
(四)利益相关者维度 除股东外,供应商、客户、员工及社会公众是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几个重要主体。客户的利益得以维护是企业业务开展的基础,为员工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是企业建设的根本,而社会的认可则是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客户层面指标包括客户满意度、顾客获得率、客户保持率、客户投诉次数、顾客响应时间等;员工层面指标包括员工满意度、员工保持率、员工培训和技能等;供应商层面指标包括供应商获得率、供应商保持率等;社会公众层面指标包括社会认可度等。
(五)社会责任维度 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很多方面,如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促进社会稳定发展责任等,在衡量制造型企业绩效时,可选取比较具有代表性、并且易于衡量的五个方面的指标,即资源节约、产品安全、就业提供、合法性和绿色环保。其中资源节约层面指标包括平均燃料消耗量、单位产品资源投入量、可再生资源利用率、废弃产品再利用率、污染成本率、原料的可回收率等;绿色环保层面指标包括设备工艺环保达标率、绿色设计投入比率、环保投入资金率等。具体评价指标如表1所示。
四、结论
在研究和总结并参考国内外制造型企业绩效评价理论和评价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可持续发展对我国制造型企业提出的要求,笔者设计出基于社会经济综合效益的制造型企业目标PESIS图,并基于这些目标研究适合我国制造型企业实际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在传统平衡计分卡的基础上,提出拓宽客户维度及学习与成长维度为利益相关者维度,并将信息化、社会责任等具有时代特点的指标纳入制造型企业绩效评价中来,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制造型企业绩效评价理论与方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企业绩效评价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要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而变化。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今后将对更多的指标进行量化,并且不断完善评价指标的内容,使制造型企业绩效评价更加科学并具有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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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洪焦、孙林岩、宫俊涛:《制造业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全球视角的实证研究》,《科学学研究》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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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婧、段艳玲:《制造型企业市场导向执行模式及前因变量和绩效》,《管理学报》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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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廉水、杜占元:《2004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人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需求随着人力资源素质层次的变化而变化。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力资源素质层次越高,劳动者对精神的需求就越大,能激发高素质劳动者的潜在智力和潜在创造力,从而产生极大的经济效益。第二,人力资源是可再生的经济效源,可以采用各种教育手段进行培养和创造,从而形成具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成为经济资源中最有开发利用价值的资源。第三,人力资源不仅仅是经济资源的开发者、产品的生产者,而且人的思想、观点、愿望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等意识形态将影响经济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继而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
2.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的要求
随着新产业的出现,对人力资源的质量要求将越来越高,人力资源质量的积累将成为产业中人力资源积累的主要特征。对人力资源要求的不断提高,使高素质人才的缺乏将成为必然。目前,我国专业技术岗位工作人才短缺,拥有本科学历的人才在全国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较小,高级技术人才大量短缺已成为十分严峻的问题。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已成为当今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3.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水平与社会财富积累之间的关系。人力资源能力系数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关系。人力资源能力系数与区域管理水平的关系。随着人力资源能力的提高,对客观复杂的外界环境认识更加深刻,使决策水平更加科学,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要素生产能力。人力资源能力系数越高的地区也是区域管理水平较高的地区,它表明了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对管理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源能力系数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总水平的关系。强化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减轻人口数量压力,把人口总量过大的劣势转化成促进经济发展的优势。调查表明,人力资源能力的培育和提高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着一种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它既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归宿。它不但能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优化资源配置,而且可以提高要素生产率和发展质量,大大加快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人类文明的进程。
二、人力资源管理对知识经济贡献
在知识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的时代趋势下,知识经济的概念应运而生,它的最主要特征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强调了知识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作用。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伴随人类从工业经济社会走向知识经济社会的过程中,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得到了充分地发展,并和知识经济息息相关。
1.知识和人力资本都具有“递增收益效应”。即一个人或一个厂商的新资本积累对其他人或其他厂商的资本生产率有贡献,通过这种知识外溢的作用,资本(物质与人力资本)的私人边际产品就会持久地高于贴现率,使产出出现递增收益。特别是生产性投入的专业化知识(知识资本)的积累是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它不但自身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力,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其他要素也产生递增收益,进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收益递增保证了经济的增长。一国的知识存量与资本(含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其投资的收益率也越高,这样不仅会吸引发达国家已输出的资本回流,而且会引发发展中国家资本和人才的外流。因此,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一国的知识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对提高一国的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促进经济增长,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两者的产生和发展的具有同步性。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和知识经济理论都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们在探究经济增长的原因时,逐渐发现人力资本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并将增长余值归于人力资本投资;而60年代知识经济理论在美国的出现是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二战以来美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发现,知识和知识相关的产业如教育、研究、传媒等在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和增长速度以及对经济增长贡献比例越来越大,他们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并预见了将来社会发展的趋势将是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社会。到了1996年,国际经济组织与一些政府官方开始接受和运用知识经济理论。随之而兴起的新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原因时,纷纷强调了专业化知识和人力资本是新经济增长的关键,人力资本理论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和应用。知识经济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的同步性,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我国人力资源的现状
1.人力资源利用不合理。国家有关部门对全国21个省市进行调查表明,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得不到充分发挥,许多专业技术人员处于闲置状态,有效利用与开发更谈不上,因此,如何保护并与开发有效利用单位内部的人才资源,是中国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2.人力资源结构不平衡。结构性短缺明显是我国人才资源的构成的首要问题。对于一些新兴产业,例如贸易、金融、法律、审计等产业人才紧缺,并且一些基础研究领域却后继乏人。而人才年龄老化是人才资源结构不合理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另外,人才资源的地区分布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经常出现人才资源短缺的现象。
3.人力资源质量水平较低。虽然建国后我国人力资源的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但整体的文化技术水平仍然很低,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在1997年为2.5%,而1990年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家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比率分别为32%、37%、14%和11%,是我国的十倍至几十倍。
从20多年的财政实践看,我国倚重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对抑制经济波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形势变化,原有政策惯性对历史路径的依赖开始受到冲击,政策所产生的沉淀成本对经济与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日趋明显。必须抓住新时期财政发展的重要转机,进行财政政策目标层次、选择视野、运用艺术的积极调整和完善,以实现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式”发展。
(一)财政政策目标层次需要提升,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潜力。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轨以来情况较为复杂、决策较为艰难的时期,经济运行中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背离程度不断拉大,不均衡、不和谐等因素潜伏的风险,将影响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使得对经济走势的判断出现严重分歧,政策取向再次受到严峻考验。突破财政政策的现有目标层面并使之同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相一致,成为抉择财政政策取向的关键所在。从长远发展来看,财政政策的目标不能拘泥于平抑经济波动的短期效应层面,而应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关注于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和均衡性,通过大力支持研究与开发,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和积累、增加公共投资、增强适应开放经济的主动性,既提高社会发展的和谐水平,又改进经济发展的速率和效率。
(二)财政政策选择视野需要拓展,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依赖”。
在当前财政政策实践中,政策选择层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临时应急措施多,长期制度建设少;单一、僵化的措施使用多,多元、高效的工具集合少;原则与抽象概念多,可操作、有实效的内容少。特别是在宏观调控中多次运用政府主导型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容易破坏稳定的市场预期和社会和谐,导致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关财政政策的选择多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又往往习惯于运用行政性的投资扩张来刺激经济。因此,需要拓展财政政策选择视野,在改革中逐步丰富和发展财政政策手段,不断完善和创新其实现方式,在政策制定和操作上降低“随机性”而增强规则性、强调“协同性”而淡化“依赖性”、注重“丰富性”而避免“单调性”。
(三)财政政策运用艺术需要锤炼,以巩固经济社会发展的既有成果。
目前我国财政政策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机制僵滞、运转不灵的问题,这在政策措施的综合运用以及时机选择、力度把握等方面表现较突出,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轨道。有必要对财政政策运用艺术进一步锤炼。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持续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必须建立灵活有效的财政政策运行机制,缩短决策时滞,改善并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和实施效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调整次数多、幅度小、时滞短、过程稳的模式,适时适度微调,不断巩固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路径选择
(一)运用财税政策,驱动产业结构整合协调。
1.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进而优化产业结构。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发展要求,进行倾斜性投资,增加对农业、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和水利等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投资,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型支柱型产业,支持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优先增加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公共卫生、公益文化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改善投资兴业和居民生活的环境;支持衰退产业加快退出的步伐。
2.强化财政投资导向,放大市场主体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效应。财政通过贴息、加速折旧等方式,调整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引导社会资本的合理投向,扶持在行业和地区处于领先地位的重点骨干企业和重点项目,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正确处理有效竞争与规模经济的矛盾,鼓励中小型企业发展;适时调整财政政策,积极有效地引导社会资源在三大产业中合理配置。
3.实现税收优惠由区域倾斜向产业倾斜转变,充分贯彻国家产业政策。逐步扩大增值税实施的范围,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改变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征收的办法,实行统一征收,按比例分成,促进企业跨行业、跨地区重组,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实现产业的税收优惠调节多元化,注意运用加速折旧、纳税扣除、税收信贷等间接优惠方式。对需要限制和压缩的产业增加税收抑制力度,通过加成征收、税收附加、征收消费税、投资方向调节税等方式,促使其转产或减产。
(二)整合财政政策资源,促进自主创新链条和谐演进。
1.对有利于增加社会人力资本存量的公共教育活动给予重点支持和保障。完善我国教育财政支持政策,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科学划分各级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的事权职责,尽快建立一个以客观变量为基础、纵横交错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框架;利用税收优惠、转移支付、财政补贴等财政机制引导民间资本投向教育部门;利用有关财税政策激励企业采用更有利于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的投资方案。
2.实施有利于拓展技术自主创新空间的财政科技投入政策。增加财政对科研的直接投入,使科技投入的增长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同步;调整科技三项费用支出结构,支持科研院所启动重大科研计划,强化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攻关,努力培养前沿优势技术的原始创新和集成型创新;通过设立各类科研基金和落实专项经费,支持企业和高校合作建立“产学研”体系,支持高新技术园区与科研院所的融合共建,支持行业技术中心、中介组织等技术创新基础平台建设。
3.通过制定相应政府采购政策,放大科技自主创新的市场效应,保证研究创新链条的延续。对企业自主研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制定和实施优先购买的政府采购政策,利用政府采购的规模优势和政策导向功能,提高投资研发活动回报率,提升企业自身研发的成本补偿能力和再投资能力,创造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三)大力支持发展循环经济,推进人与环境和谐相处。
1.改革资源类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将目前矿业企业无偿和有偿取得的双轨制统一改为有偿,建立矿业企业矿区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的责任机制,强制规定企业销售收入中提取一部分资金用于矿山的环境恢复、生态补偿以及资源枯竭后的转产。同时,提高目前矿产资源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税费标准。
2.建立一个明晰的污染治理机制。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责任,明确企业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责任。按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研究提高排污费的征收标准,使企业从生产理念、工艺设计、产品设计上走循环之路。
3.继续调整并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支持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制定一系列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政策,包括企业利用“三废”等取得的收入给予适当的减免税优惠;对企业用于环境保护、节约能源和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投资给予投资抵免税的优惠政策;控制资源产品的出口,降低乃至取消部分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
4.进一步调整支出结构,加大对循环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设立清洁生产的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清洁生产的规划、培训、技术标准的制定以及冶金、纺织等污染相对严重行业中的中小企业清洁生产示范项目的建设。同时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科学技术研究、标准制定、资源勘察和示范工程等。
(四)发挥财政政策功能,统筹区域经济和谐发展。
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增强欠发达地区的自我保障能力。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扶持力度,如增加扶助贫困人口、农民工转移培训、九年义务教育补助、社会保障费补助等方面的投入,并从项目立项、政策优惠、资金扶持上给予重点倾斜,改善其基础设施条件和公共服务环境,逐步增强其自我保障能力。
2.调整财政投资重点,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财政投融资应侧重于投向交通、通讯、能源等生产性基础设施,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投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基础设施,以积累中西部地区竞争力;投向具有发展基础、发展潜力的产业和产业链培育、技术创新和服务等等,以培养中西部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投向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支持经济转型,支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以增强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持续发展能力。
3.调整区域税收政策,减弱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趋势。逐步弱化以区域优惠为主的税收政策,清理直至取消对东部名目繁多的税收优惠政策,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尽量避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强化;实施熨平经济发展梯度的税收优惠政策,配合以财政贴息、注入资本金、风险投资、贷款担保等方式,对中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经济扩张给予更多扶持,驱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营造合理公平的税费环境,避免市场封锁和资源竞争等区域摩擦,鼓励区域间横向经济联合发展。
4.调整转移支付政策,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合并简化现行的多种转移支付形式,实行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横向转移支付为辅,以“因素法”为依据的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力度,保证中西部地区享有均衡的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省份之间或地域之间横向转移支付的政策措施,实现东部对中西部地区的横向财政援助。
(五)完善财政政策手段,实现人民福祉和谐增进。
1.建立良好的收入分配机制。支持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工资制度,清理各类不合理的津贴和补贴,建立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建立特许经营权制度,征收特许经营权收入,将垄断收益纳入财政收入,有效调节因行业性质导致的行业收入差距;健全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政策体系,征收房产税、利息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落实增值税转型,完善资源税,深化农村税费改革。
2.实行向民生倾斜的财政援助政策。本着以人为本、保障民生、增进福利的基本目标,使财政支出向社会事业倾斜,特别是向当前十分薄弱的领域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三农”等方面倾斜,如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力度支持“三农”;促进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医疗和子女就学等困难问题的解决;支持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提高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服务能力;增加公共教育的投入,为公民提供平等致富、公平竞争的机会等等。
摘要:近年来,随着全球信息化进程的推进,我国金融信息化得到了巨大发展,但总体来说,与世界先进国家仍有很大差距,本文在分析国内金融信息化现状的基础上,总结了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发展战略目标,为对我国金融信息化发展战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关键词:金融信息化;信息技术;发展战略
我国的金融信息化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在数万金融科技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由点及面,初步建成了成熟完整的金融信息体系。在这段发展时期,金融信息化工作形成了以金融企业和行业监管部门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即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会等行业监管机构的领导下,各个金融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金融信息化的发展战略。
但是在这种发展模式下,金融信息化工作也存在着一些死角,即很多战略性的课题无法解决。其主要的问题在于,金融信息化战略的制定者,只能站在金融企业的角度,或者在相关监管机构的高度上,更多地将眼光集中在各个企业内部或者行业内部的具体问题中。至于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如何规划金融信息化发展的战略,如何充分调动、合理分配社会的各种资源,如何加强各个企业和各个行业之间的协同配合,如何确定统一、科学的标准,如何避免重复建设和重复开发对资源的浪费,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金融信息化概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深刻影响了国际竞争格局和人类生存方式。在这一巨大的经济发展形态变革与基础技术平台转换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从更广阔的视角研究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中国金融信息化的总体战略,实现金融信息系统的整合,全面提升金融竞争力,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应对入世的现实需要。
金融信息化是指在金融业务与金融管理的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广泛利用金融与经济信息资源,加速金融现代化的进程。这个进程是发展的、动态的和不断深化的。金融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整个社会的信息化,与其他宏观管理部门的信息化,与居民、企业的信息化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在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金融服务与金融创新构成了现代经济的核心。
二、国内金融信息化发展现状
我国金融电子化建设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六五”做准备、“七五”打基础、“八五”上规模、“九五”见成效、“十五”再攻关的发展阶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逐步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金融电子化服务体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电子化设备已具备相当规模截止到1999年底,银行系统已经配置大中型计算机700多台套,小型机6000多台套,PC及服务器50多万台,电子化营业网点覆盖率达到95%以上。截止到2001年6月底,各金融机构共安装自动柜员机(ATM)4.9万余台,销售点终端(POS)33.4万台。
2.全国性金融机构多数已完成内联网建设多数全国性金融机构初步完成了本系统内联网的建设,网络覆盖了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和地级市。金融系统与电信部门合作,已经建设成连接全国250多个城市,支持语音、数据、图像等多种信息传输和多种通信协议的金融数据通讯帧中继骨干网,支撑金融数据的传输。
3.银行信息化已具规模
(1)初步建成全国范围的电子清算系统。“八五”期间,人民银行已经建成金融卫星专用网络和电子联行系统,现已开1409个电子联行收发站,覆盖了全国所有地级城市和1000多个发达县。2000年,全国转发往帐3163万余笔,转帐交易金额235488亿元。“九五”时期,全国性的商业银行基本都完成了各自的电子汇兑系统,客户的异地转帐业务24小时内就可到帐。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通过银证转帐系统进行证券帐务信息的交换。
(2)银行卡业务迅速发展。电子支付工具尤其是银行卡业务发展迅猛,到2001年9月底,全国共有发卡机构55家,发卡总量超过3.58亿张,发行国际卡近20万张,全国可以受理银行卡的银行网点发展到13万个,可以受理银行卡的商店、宾馆、饭店等特邀商户已发展到15万个,各金融机构共安装自动柜员机5.1万台,销售点终端近35台。建立了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及18个城市银行卡信息交换中心,此外,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和支付网关已经开通,支持了网上银行和电子商务的发展。(3)建成人民银行覆盖全国所有地市中心支行的电视会议系统、电子公文传输系统、电子邮件系统,提高了央行的办公效率,在国务院各部委中率先实现了经网络传送机密红头文件。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基本实现全国联网。商业银行数据集中工程建设和网络金融服务取得显著进展。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已经在部分城市投入生产试运行,将极大地提高我国银行间清算效率,加速资金流动,促进经济发展。
4.保险业电子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迄今为止,全国近万个保险机构安装了高效运行的计算机系统,各类保险业务已实现上机处理,日处理量达到数十万笔。在全国5000多个保险独立核算单位部署了统一的财务管理软件,实现了财务处理的高度集中。此外,随着全国保险三级网络的建立与完善,各类网上保险应用也将有一个实质进展。
5.证券业电子化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证券业电子化建设在较高的起点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以沪、深两市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为标志,启动了证券业的信息化建设,经过准实时行情发送、无纸化托管、计算机自动撮合和异地交易中心联网等几个阶段,现已进入到全程电子化交易模式,无纸化电子交易已在全国各地的证券营业部推广使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功能、开放的金融信息化体系,这为我国金融业实现由“电子化”向“信息化”转变,全面实现金融信息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我国金融信息化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虽然我国金融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先进技术的应用基本与国外持平,但运行效率、信息综合程度和信息服务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薄弱金融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所要解决的是金融信息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策略问题,主要包括:对基础设施建设策略、金融科技迎新体系、金融信息服务体系以及金融信息化支持环境、组织管理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我国在这些方面的工作都比较薄弱,没有形成研究体系。
2.金融信息化的技术标准与业务规范尚不完善我国金融信息化建设缺乏总体规划,表现在金融信息化建设没有明确的方向,没有统一协调的步骤,存在很多重复性建设。技术标准和业务规范也未能形成统一体系,且尚不能满足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各金融机构自身的业务联机处理系统也存在接口和数据标准不统一等问题。这些不仅给信息交换、系统整合带来了困难,而且也极易形成各种安全隐患。
3.金融信息系统的安全可靠性亟待提高尽管我国金融业在信息系统安全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长期以来发展的无序和不规范,以及绝大多数硬件和软件产品采用国外技术,因此我国现有的金融信息系统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9.11”事件也给我国金融业深刻的启示,即必须提高金融信息系统的安全可靠性,尽可能地保证国家经济命脉的正常运行。
4.跨行业、跨部门的金融网络尚未形成我国各金融机构出于经营管理、业务拓展的需要,相继建成了自己的内联网系统,但各机构间尚未实现互联互通,影响了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此外,银行信息网与财税、海关、保险等网络也没有实现互联互通,不同经济部门、不同行业之间无法实现信息共享,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和社会发展的动向不能得到快速反映,这直接影响了国家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有效实施。
5.金融信息系统集成化程度不高,深度分析不够我国金融业服务产品的开发和管理信息的应用滞后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业务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传统的以业务为核心的金融信息系统偏重于柜面会计核算业务的处理,难以满足高层次客户多领域、个性化的增值金融服务需要,也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高质量、多功能、全方位服务的要求;另一方面,缺乏对大量管理信息、客户信息、产业信息等的集成、分析、挖掘和利用,在信贷资产质量管理、以客户为中心提供方便的金融服务和现代化支付结算工具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导致银行风险管理失控、丧失业务机遇、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不足等问题。
6.基于信息技术的金融创新能力不足以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改变着金融业的经营环境和内部动作模式,成为金融业变革和创新的主要推动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按照银行应用网络技术的水平,将银行信息化分为局部应用、内部集成、业务流程重新设计、组织结构重新设计、经营范围重新设计五个层次,目前国内银行对网络技术的应用仅仅限于前两个层次,仍然处于信息化的初级阶段,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潜能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
7.管理体制和人才机制尚不健全我国金融信息化建设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管理体制和人才机制上存在很大差距。我国金融业现有的科技管理体制和人力资源机制还不能适应竞争环境和信息化发展的需求,在入世后将面临巨大的冲击:一方面,我国金融业缺乏一种现代管理科学指导下的管理理念和运行模式,体制臃肿、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尚未形成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引进人才困难,留住人才更难。
8.金融信息化的法律、政策环境有待完善法律、政策环境是金融信息化建设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随着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一些与金融信息化相关的技术(如电子签名、电子证书等)的合法性、有效性,成为争论的焦点,急需国家立法界定。同时,金融信息化的发展还要借助于国家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的大力支持,并依赖于国家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四、我国金融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
探讨金融信息化的发展战略,提高我国金融竞争实力,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应对国际金融业挑战,建设与国际接轨的现代金融体系的需要。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金融信息化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示范》的总体框架是:战略研究为金融信息化的龙头,网络建设为金融信息化的基础,标准和安全为金融信息化的保障,银行、保险和证券三方面的关键技术为金融信息化的应用。通过金融信息化攻关建设将实现以下目标:
1.制定出符合国情、具有创新精神而又切实可行的、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信息化发展规划,为我国金融信息化建设指明前进方向及发展道路;
2.建设金融信息化发展所必须的基础环境,包括制定金融信息化领域主要的业务规范、技术标准,进行计算机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金融信息化产品的生产提供统一的企业标准;
3.到2003年底,完成覆盖全国数十万金融机构的跨系统网络间互联平台建设,基本实现金融服务综合化、电子商务支付网络化,实现银行卡联网联合;
4.基本实现银行信息系统安全保密的自动化、网络化和管理的现代化,为建立完整的银行信息系统安全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5.初步建立起银行信贷风险评估体系,为金融系统进行金融风险预警与防范提供有利的信息支持和科学的分析工具,带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体系建设;
6.实现金融业的网络化经营,开展客户中心、网上银行、网上证券和网上保险等新型金融服务,在金融创新理论研究与实践方面取得较高水平的成果。总之,通过金融信息化科技攻关,将为未来的金融信息化搭建一个基本框架,而这一框架将成为中国金融业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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