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孩子算术最好方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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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教孩子算术最好方法范文
关键词：围棋；数学；教育功能
一、研究目的
围棋与数学有很大关系，本人就结合围棋教学中与数学相关的内容进行阐述，使之成为家长和学员选择围棋作为兴趣的充足理由之一。幼儿教育心理学要求孩子在娱乐中掌握一些能力，如果不能寓教于乐，那就是一种痛苦。围棋作为中国古代文人修身养性的琴、棋、书、画四大艺术之一，不但有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而且有其自身具有的启智开蒙的教育功能。
二、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
据问卷调查，87.65%以上的家长都认可了围棋的教育功能，即围棋在开发孩子智力、增强竞争意识、胜负意识、责任感、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功能。事实证明，通过学习围棋，可以促使孩子的成绩进步、品德素质的提高。
2.文献资料法
通过检索和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了解国内高校公共体育课开展围棋的研究现状，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三、结果与分析
1.围棋对孩子学习兴趣的影响
作为一个孩子，尤其是一个学龄前孩子，从牙牙学语到清楚的语言表达，从蹒跚学步到利落的运动行为表现，其能力的开发好坏取决于周边环境的熏陶。孩子的生活圈中多音乐，就可能在音乐能力上开发较好；作为一个孩子，尤其是一个学龄前孩子，生活圈中多体育，就可能在运动能力上开发较好；孩子的生活圈中多美术，就可能在绘画能力上开发较好；孩子的生活圈中多交际，就可能在语言能力上开发较好……因此，如果早早就让孩子选择一些兴趣班并要求必须学好，那么孩子很可能就会出现“偏科”现象，严重的还会限制孩子开创性思维的发展。围棋作为古代文人修身之艺，几千年的演变，早已脱离了本身范畴，即不单纯是“围棋”，更包含了许多教育因子，其寓教于乐的特征就特别适合孩子的兴趣选取。
2.常下围棋可以锻炼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
在下围棋每一步之前，大脑要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分析判断，这需要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选手要在这些判断中迅速得到最优方案，这又是数学上的最优化问题。从历史上看，很多优秀选手在六、七岁时就能和高段选手抗衡，这足以说明下围棋能培养人的思维能力，更可以说明学生的大脑潜能无限，他们完全可以学好初等数学甚至可以拓展到高等数学。
3.学习围棋可以教会孩子识数
如果家长认为已经在生活中教会了孩子数数，那么我告诉你“不”！数数中其实有许多学问，你知道吗？让孩子数一堆不同的物品，孩子很可能长时间都学不会，因为苹果、梨、桃子、香蕉等不同的东西就会让他犯迷糊。围棋子只有两种颜色，形状一样，你可以选一种颜色的棋子教孩子数数，建立“数”的概念；教孩子将棋子摆在棋盘上，让孩子自由发挥，再加以引导，孩子很快就会“排队”，按路线排队并数数。棋盘上有坐标数字，只要加以指点孩子就会按顺序数数，按行或列有方向性地数数。由于棋子放在棋盘的交叉点上，孩子们很快就会学会数交叉点，横数或竖数，顺数或倒数。
4.常下围棋可以教孩子算术
学会数数的孩子在棋子的分与合游戏中会学会数的组合，拓展分类思想，学会数的加法，进而学会减法。围棋盘有十九道，算术加减法也是以19以内数的加减作为基础，其他只需要确定数位按个位数19以内数的加减法进行就可以了，这种契合不会是偶然的。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我们说围棋是孩子数学启蒙的最好工具。
四、结论与建议
常下围棋可以培养学生的顽强毅力和认真精神。“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不到最后一步，胜负很难预料。学生解数学题不也是一个道理吗？一个围棋高段选手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挫折。学习数学不也如此吗？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下围棋和学习数学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作为一名数学教师可以尝试让学生在课外学习围棋，既能继承发扬民族文化，又能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提高学生的数学能力，何乐而不为呢？
参考文献
第2篇：教孩子算术最好方法范文
孙明展
创必承理财董事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客座讲师，财商教育专家。
在孩子的教育中，中国父母对智商和情商教育都不陌生，但对财商教育的了解还比较有限，而且常常陷入两类误区：一是把财商教育当作认知教育，以为认识几张钞票，参观银行，认识价格标签就是财商教育。二是认为财商教育，就是教孩子如何赚钱，生怕孩子陷入“金钱至上”的泥沼，失去追求幸福的能力。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商教育？这要先从什么是财商说起。
财商是驾驭财富，达致幸福的能力
智商，是指生物学意义下人和其他物种、人与人之间差异的标志。而情商是社会学意义下一个人管理情绪、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能力。智商高，不见得就会幸福，因为人不是离群索居的动物。我们幸福与否，往往决定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关注孩子的“情商”教育。
不过，人除了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同样，也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人。现代社会中，经济不能独立的人往往人格也无法独立，更谈不上幸福的人生。例如一些“啃老”的年轻父母，熟知先进的教育理念，却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教育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经济上还在依赖父母，一旦教育理念发生冲突，他们往往会失去发言权。一个成年人，如果连按照自己的理念去教育下一代的权利都没有，谈何人格独立？
因此，所谓财商，其实是驾驭自己的财富，以达致幸福美满生活的能力。
财商教育的核心是延迟满足
说起财商，很多父母认为就是让孩子认识钞票、认识价签、学会比价，能算出总价和找零等。其实，仔细想想，这与认识水果蔬菜、学习算术没有质的区别，都属于认知教育。财商教育是一种行为和能力的教育，它的核心是锻炼孩子的延迟满足能力，它会影响孩子未来的行为方式。
延迟满足是指―种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即时满足的抉择取向，以及在等待期中，展示自我控制的能力。
上世纪6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设计了一个著名的关于“延迟满足”的实验，研究人员找来数十名上幼儿园的孩子，让他们每个人单独呆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桌子上摆着好吃的糖果。研究人员告诉孩子，可以马上吃掉糖果，或者等研究人员回来时再吃，那样的话还可以再得到一颗糖果作为奖励。对这些孩子们来说，实验的过程颇为难熬。最后，大约1/3的孩子成功延迟了自己对糖果的欲望，他们等到研究人员回来兑现了奖励，差不多有15分钟的时间。米歇尔追踪了这些孩子20年，发现钱够坚持到研究人员回来的孩子，长大后有较强的社会竞争力、较高的工作和学习效率，并具有较强的自信心，能更好地应付生活中的挫折、压力和困难。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更能抵制住即刻满足的诱惑，而实现长远的、更有价值的目标。在他们的职业和婚姻经历中，幸福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孩子。
这个研究显示，延时满足能力对孩子未来的幸福至关重要。追求当下的，是人的本能。问题是，你能否控制自己对当下的追求，追求长远更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延时满足能力的本质。
在财商教育中，延时满足能力的培养，就是要培养克制当期消费，追求更有价值事情的能力。如果孩子每周少吃两个冰淇淋，把钱节省下来，年底买一个自己心仪的变形金刚，就是有财商的表现，是值得鼓励的。延迟满足能力是财商培养中的重要能力，财商培养本身也是培养延时满足能力的重要方法，延时满足的作用不止在财商，也在于它是人生幸福中的一个重要能力。
价值识别能力是财商教育的基础
在培养延迟满足能力之前，必须先让孩子有价值识别能力，理解什么是更满足，什么东西更有价值。
对于一个4岁的孩子，能够识别两颗糖比一颗糖更有价值，已经很好了。如果到了10岁，还只是理解到这个层面，说明父母财商教育没有跟上孩子成长的节奏。我们看到的孩子的发展应该是这样的：
4岁时，能为未来的两颗糖放弃今天的一颗糖。7～8岁，能够每周少吃一个冰淇淋，把钱省下来到月底买喜欢的玩具。13～14岁时，为了年底买到心仪的东西，能规划每月攒下多少零花钱。侣岁时，为了一场向往已久的旅行，能够有规划地存钱，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直到这个计划实现。
这才是孩子的进步，孩子逐渐学会评估越来越复杂的价值问题。这种评估的能力，就是价值观，是可以通过财商教育传递给孩子的，让孩子明白，哪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延时满足的，然后再作出行动。
父母是财商教育中的榜样
价值的比较能力必须是从父母移植到、复制到、影射到孩子心里，别人无可替代。就算把孩子送到学校，老师也只能从侧面教导，真正对孩子价值观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父母。父母的价值比较能力、对金钱的态度，直接影响孩子的财商，也直接影响孩子未来的幸福能力。
有些父母喜欢攀比，别的孩子都上早教班，所以，我的孩子也要上，不管自己目前的经济能力是否能承受。孩子会接受这样的价值观，今后也会攀比。有个妈妈问，她女儿为了买一个名牌包、为了攒钱，每天中午不吃饭，这算延时满足能力吗？当然不是，她情愿选择一个包包，一个与人攀比的身外之物，也不愿选择健康，她不能判断出一件东西对自己的价值，只能从与身边人的比较中，获得短暂，她追求的还是当下的快乐，而不是具有长远意义的身体健康。
有些父母喜欢用金钱和物质作为奖励，不是不可以，但要看怎么奖励。周末是父母陪孩子的时间，但是父母想来听财商教育的讲座，来之前，父母跟5岁的孩子说好了，如果讲座期间她能不吵不闹，那就奖励一盒巧克力，这是可以的，因为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能做到这些是额外的进步。但对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说，你考了95分以上就给你买个玩具，你这个月表现得乖、听话就奖励你100元钱，这不是正向的激励，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情，所谓“乖、听话”也并非好事。我们要鼓励的是孩子的努力，而不是结果。
还有些父母，觉得过早跟孩子谈“钱”，会导致孩子金钱至上，变得势力冷漠。其实，所谓的“金钱至上”，就是指你被金钱所驾驭，而无法摆脱。例如“皇权至上”，指的是，“你的身家性命被皇权所驾驭。
而财商教育，是培养大家驾驭财富、达致幸福的能力。因为我们的人生是必定要和金钱发生关系的。如果我们无法驾驭财富，就必然会被金钱所驾驭。因此，恰恰相反，财商教育是让你摆脱“金钱至上”的教育。
绐孩子的五节财商课
教孩子认钱、数钱
方法：从孩子能说话、会数数就开始，选几张干净的（从银行兑换的新币）纸币、面额不等的硬币（玩之前建议用酒精消消毒），既包括人民币，还可以准备一些美元、欧元等，教孩子认识币面，可以这样说：“你看，1角钱硬币的正面是兰花，背面是数字‘1’，”并和他一起玩简单的数硬币游戏。
目的：既让孩子感性地认识了钱，还锻炼了孩子的数学能力，同时培养孩子的国际视野（通过接触外币），一石三鸟。
温馨提示：数钱、玩钱之后，要马上给孩子洗手。做游戏一定要大人陪伴在身边，以防孩子吞吃硬币。
让孩子了解钱的功能
方法：从孩子2岁左右能说话就开始渗透。这样告诉孩子：“你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东西，都是用‘钱’这种东西买来的，而不是父母自己制造的。”
目的：让孩子知道：“哦，原来钱有这么多用处。”
温馨提示：父母们不用担心孩子会“掉进钱眼儿里”。等孩子稍大些，能理解你的话，再慢慢跟他交流健康理性的金钱观。
给孩子“零花钱”，鼓励孩子自己买东西
方法：从孩子朦朦胧胧地知道钱能买东西开始，就可以给孩子零花钱，并鼓励孩子自己买东西，让孩子了解什么是交易、以钱换物的过程。
比如带孩子去超市时，可以给孩子几元钱，告诉他这些钱够他买其中的一样或两样，比如，发卡、小贴画或者冰淇淋。如果他花光了自己的钱还向你要，你可以告诉他：“你需要等待，等着下一次发零花钱。”如果孩子想买的东西非常不适合他，你也可以表示反对。比如这样告诉孩子：“没有正规厂家的小食品是没有品质保证的，吃了会生病，我们换一种吧。”
如果孩子想要一个更大的东西，比如新的精装书或者玩具，你可以帮他计算―下他需要攒几个星期钱才够买这样东西。让他了解钱的价值，同时也学会选择和等待。目的：既让孩子有自己购物的喜悦感和成就感，也能间接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判断力。
温馨提示：零花钱可以一周给一次。每周给的钱数，由父母根据孩子年龄、实际消费情况、父母收入状况等确定。另外，给多少钱，最好也要跟孩子有一定的沟通、互动，让孩子有知情权、参与感。
培养孩子对钱的“所有权”意识，同时引导孩子建立健康的金钱观
方法：告诉孩子：“父母给你的零花钱，完全是你自己的。你完全可以自己决定和使用，父母决不会侵占。”
目的：培养孩子的自我决定能力、自我约束力（花还是不花？怎么花？等等）。
温馨提示：与此同时，一定要培养孩子自立自强的意识和精神，并用浅显的方式，引导孩子健康理性的金钱观.“取之有道，用之有道”就是最朴素的金钱观。告诉孩子：钱本身是不好也不坏的东西，要看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方法来得到它。
培养孩子的“资本”意识，鼓励孩子养成储蓄的习惯
方法：等孩子稍大些，比如3岁以后，在给孩子零花钱的同时，开始鼓励孩子存钱，也就是告诉孩子，最好不要把所有的零花钱都“及时”花光，而是把其中的一部分存起来，比如存在爸爸或妈妈这里。当然，最重要的是，存起来的钱一定要给孩子“利息”，而且利息要高到对孩子有吸引力，这样孩子才愿意把一部分钱存起来。
第3篇：教孩子算术最好方法范文
桃子不喜欢我买的玩具
桃子7个月时，能够自由爬行、坐卧，开始显出对玩具的好恶。比如，我给她买的智力串珠，她头几天看我演示，乐得咯咯笑，不到5天，再给她拿这个玩具她连看都不看，爱上一只会蹦蹦跳的绿色鹦鹉了。孩子隔几天厌倦一样玩具，有的玩具刚买回来就被桃子砸坏，抠坏。脆不再给她买玩具。
桃子过1岁生日的前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去给她买了一个“Hit a ball”，也就是锤盒。就是一个顶面有四个园洞，每个洞上分别放红黄篮绿球一个球，一锤下去，小球顺着洞下隧道从盒子里滚出来。这个玩具可以练习手脑眼协调能力。买来的当天桃子还真是喜欢，越是捶不好，越要捶。一整天家里笑声尖叫声不断，家里人也没谁唠叨我浪费。桃子满地爬着追捶出来的小球。到了第二天，她早上起来坐在垫子上已经能很准确的一锤一个小球了。晚上，我下班回家那个锤盒被扔在沙发底下好沮丧。桃子在玩她爸爸在街边花一块五毛钱买的气锤，玩得倒比这“高档”锤盒起劲儿。她举着气锤一会儿捶爸爸的手掌，一会儿捶爸爸的胸口，她爸爸躺在沙发上根据她捶的部位做出相应的“哀号”和动作，一会儿双手捂胸口，一会儿捧着手怪叫，一会儿抱头。陶爸爸说：“看我一块钱买的玩具，比你买的玩具效果好吧？她玩我的锤子可是玩了两个月了。”
“她觉得好玩的是你，不是锤子。你让她去捶枕头捶砖头，看她还热衷你的锤子吗？” 我想，和爸爸妈妈一起玩是宝宝本能的亲情需要。父母是孩子第一玩伴, 也是最好最可爱玩具。父母自己做孩子的玩具真是好处多多。
1.会使教育事半功倍。
教桃子数数，学加法时，用计数器算术卡效果都不好。本来就没把计数和算术当做早教的内容所以也没管她。可是后来她在玩我的大拇指，玩我身上的纽扣，点我有几个嘴巴，几只眼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建立了数量概念，才会说话不久，就自然地会顺着数到10了。不光会念，还能拿相应数量的东西摆出来。建立了数量观念。有了数量观念，玩一只右手＋一只左手＝二只手，就很容易理解其中的含意。进而举一反三，又比较快地学会了1＋其它数字。
桃子18个月以后，有一次跟着我从书店儿童科普书架前走过，指着要一本封面是胸腔剖面图的人体科普书。我们坐在阅读椅上看了六遍。至今我家的人体解剖学书还是她的最爱。她会对着图谱问各样问题。知道人体有206块骨头，叫出很多大人也叫不出来骨头的名称，指出图中动脉静脉，大人提问，她还能在真人身上摸到相应部位。我妈稀罕得非要给她买本英汉对照的彩图本《人体解剖学图谱》。我觉得她的好奇心跟她总是以我的身体为玩具有关。因为我们玩我的手臂时候，外面是软的，里面硬的，硬的是骨头。听我的心跳，我要告诉她，里面是心脏在跳。她从我蜷高的膝盖上滑下来的时候，我得警告她轻一点，我肚子里有肠子，有宝宝原来住在里面“水房子。”千万别砸坏了。
2．不必要全身心投入。
我还可以躺在床上看电视，小憩，甚至看书复习功课呢，使我育儿劳动强度大大减轻。比如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可以把双腿搭在茶几上作桥。我家有练平衡机能的玩具独木桥，桃子早就玩厌了。可是人肉桥她现在还要玩。坐在阳台上看报，可以坐在垫子上躬起膝盖，让宝宝钻山洞。比那种设计的曲径通幽的“快乐小屋”有趣的多。因为宝宝不但可以钻爬，还可以根据她的要求愿望，向大人提出要求，满足她的亲情交流需要，帮助她学会向人要求，向人妥协，与人协调。
3对孩子的个性、人际关系和自我形象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我家玩具不少，可是没有娃娃，到了女儿会走路以后，我就成了她的娃娃了。她喂我吃饭，给我看病打针，我假哼哼地撒娇哭泣，她坐在床上，把我的头捧在腿上，哄我：“妈妈的小乖子，别哭了。”有时候还煞有介事站在我背后握着我的腿弯“把尿尿”呢，我能赶紧模仿桃子平时被人把尿的表现表演一番。我这个“大娃娃”，是全活动关节，会动眼珠，声控，触摸控制。在我们的应对之间，我模仿她的行为举止，就像她的一面镜子，让她改掉了不少坏毛病。
4.可以弥补独生子缺乏玩伴的不足。
我的肚皮也是桃子的玩具之一。我把她放在肚皮上，忽地鼓高肚皮，猛然又吸进去。她每次都开心地咯咯笑，我妈好纳闷儿地说：“怎么这么小就会咯咯笑呢？”桃子一岁以前，我的肚肚肥嘟嘟的，我们经常玩“揉面面”，桃子先开始是看着原来平平的肚皮被捏的变形，很好笑。后来自己也能捏。还经常给她外婆“揉面面。”我把小时候同学之间的游戏也移花接木，我作桃子的亲子跷跷板，坐下双腿并拢平伸，拉着桃子的小手让她坐在我的腿上，让她向后仰身，我也往后仰把她抬的高高的然后猛然放松她落下，我又升起。此起彼落，玩的不亦乐乎，也训练孩子和别人协调行动的能力。
5．代替昂贵的专业教具。
我女儿是剖腹产婴儿，专家说，这样的孩子容易感统失调，所以我挺关注这方面的资料。感统训练多是通过专业玩具来训练的，一般买不到这样的玩具。我也不想让宝宝从小就被当做一个问题孩子来由医务人员治疗，让她觉得自己有弱点。怎么办呢？我大量阅读有关资料，吃透那些玩具和训练的目的，方法，自己作孩子的玩具。比如，专家提议让孩子躺在大波波球上，抓住孩子双脚轻轻摇，让她看到平时不曾主意的上部空间，体验她身体摇动。那个时候，哪里去买大波波球，我就让桃子躺在我的身上我们旋转着摇，有时候还配上音乐摇。开始她害怕（这种胆小真的很像感统失调列举的症状），但是因为在妈妈身上，就不像在亲子园，被放在真实的大波波球上那样害怕，坚持要下来。时间久了，她渐渐消除了恐惧，喜欢这样有趣的摇动了。她喜欢我把身体缩成一团，躺在我的膝盖上仰望着天空，任由我轻轻摇，还和我一起唱歌，用不十分完整的句子描述她看到的上部空间的东西，甚至她的幻想。
温馨提醒：要注意自己扮演的玩具角色是否有益于孩子。
第4篇：教孩子算术最好方法范文
教育家马卡连柯说：“父母对自己的子女爱得不够，子女就会感到痛苦，但是过分的溺爱虽然是一种伟大的感情，却会使子女遭到毁灭。”为人父母者要想成为合格的家长，就要从学习如何正确的爱孩子开始，不断提高自己爱的能力，爱得科学、爱得理性。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孩子独立健全的人格。
一、提高自己爱的能力，陪孩子一起成长
我们知道孩子在妈妈身体里孕育时，每个月都有身体发育的关键期，那么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每一天的成长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在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他们有着不同的身心成长需求，每个父母必须通过学习并付出努力才会懂得这个时候该如何爱。在孩子的成长中，家长要担当什么样的角色，站在什么位置上，如何对孩子适时指导、引领，让孩子能够快乐、健康、主动地发展，作为家长思想上必须重视，行动上也要保持一致。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从一开始就应该认真对待，做正确的事。绘本故事――《亲爱的小鱼》可以告诉我们做家长的智慧，让我们学会适时放手，知道如何陪伴孩子一同成长。
二、把孩子成长的权利还给他们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们要尊重孩子，给他们学习各种生存能力的机会。我们可以代替孩子干这干那，但代替不了孩子的成长，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人生中最珍贵的礼物就是体验。孩子自己能做的一切事，都应让孩子自己去做，父母最好不要包办代替。孩子在劳动中可以开发智力，培养责任感，更能深切地体会到父母的辛劳。家务劳动还可以让孩子感到自己是被别人需要的，从而产生自豪感和责任心。
三、培养孩子的爱心、责任心
爱心、责任心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在生活环境中培养、锻炼。一些家长把本该孩子自己做的事情全都包办代替，孩子尽责任的机会就少了，会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习惯。大人出于爱，却做着伤害孩子的事，剥夺了他们的独立性和责任感，结果慢慢地把孩子培养成了一个自私自利、责任心缺失的人。
其实，爱就像是一个口袋，往里装产生的是满足感，往外掏产生的就是成就感。对孩子的爱与情感的培育，就渗透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给妈妈盛一碗饭，给爸爸倒一杯水，周末去看看爷爷、奶奶，都是爱的培育方式。
真正爱孩子的父母，会在孩子面前表现得“弱”一点，这样孩子的内心才会更加自信和坚强。给孩子一点表达爱的机会，让孩子做高山，父母做小草，孩子就会长成山；让孩子做大树，父母做小鸟，孩子就会顶天立地。
四、注重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
“爱之深，责之切”，父母严格的要求正是出于对孩子深切的爱，理智的父母会爱得有分寸、有原则。对待孩子要“严”中有“爱”，“爱”中有“严”，做到以合理为前提，适时视事而为，态度端正、心态平和、循循善诱，切不可操之过急。
陶行知先生说过：“人格教育端赖6岁前之培养。”健全人格的培养，必须从幼儿时期抓起。
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首先是教做人，教孩子养成好的习惯和德性。我通过和一些家长的接触和沟通，发现很多家长最注重的还是孩子能获得多少知识，听到最多的话是“你今天在幼儿园里学了什么”。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教育和教学是有一定区别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而教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一个孩子由于家长的重视，在幼儿时期积累了一些简单的知识，在小学低年级阶段可能会由于知识的拥有而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但如果这种机械的知识灌输导致孩子讨厌学习，他以后对于知识的渴求就会降低，今后的发展前景就可想而知了。相反，一个养成良好个性品质和学习习惯的孩子，在以后的成长中往往会表现出巨大的潜力，并取得较大成就。
五、注重孩子自理能力的培养
孩子终究是要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生活能力和自理能力是伴随孩子一生的最基本的生存本领，所以父母要从小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习惯。把孩子可以自己完成的、力所能及的事情，以及他应该承担的对自己、对父母、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都还给孩子，给孩子独立面对社会的机会，让孩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人。但家长要注意的是，培养孩子的独立自主能力不能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要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遵循孩子的最近发展区逐步提出孩子力所能及的要求。
第5篇：教孩子算术最好方法范文
一、早教现象产生的心理原因
（一）期望心理过高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个家长的心愿，也是早教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家长都希望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有良好的发展。但是，由于缺乏教育理论知识，又不懂得教育规律，盲目地认为只要强化早期教育，孩子就能够发展好、成长快，将来成龙、成凤。因此，凡是能想到的或者是社会上时髦、热门的早教班，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去试试，期望孩子能在某个方面学有所长。于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绝大多数家长为防止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往往想方设法让他们参加诸如琴、棋、书、画、识字、算术、诗文、外语等方面的学习与培训。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是积极的，但教育一定要结合孩子的实际，要从期望的实现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出发，切忌将自己的主观愿望强加给孩子，尤其不能把自己没能实现的理想和愿望转而寄托在孩子身上。
（二）攀比、从众心理过强
在心理学中，攀比心理是一个中性偏阴的词汇，即个体自身与参照个体发生偏差时，产生负面情绪，并主动与他人看齐和追逐的心理过程。依据产生作用不同，攀比心理分为正性攀比和负性攀比。正性攀比是指个体通过正面积极的比较，在理性意识驱使下产生的正当竞争，进而激发个体产生积极的竞争欲望和克服困难的动力。负性攀比是指消极的、并伴有情绪性心理障碍的比较，易使个体陷入思维的死角，从而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极端的自我肯定或否定。理性攀比具有积极意义，而盲目攀比则易导致虚荣动机增强，过分夸大自身被尊重的需要，产生盲目从众心理。从众心理（herdmentality）是指个人受到外界群体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通俗的说法就是“随大流”。攀比、从众心理是早教“乱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事实表明，大部分家长具有负性攀比和盲目从众的心理。正是受这种心理影响，致使他们在孩子教育的问题上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认为：别人家孩子上补习班，我家孩子也要上；别人家孩子有的东西，我家孩子也要有；别人家孩子没有的东西，我家孩子也应该有；别人家孩子早教，我家孩子应更早；别人家孩子学的，我们家孩子也得学，甚至要学得更多。由于害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往往忽视孩子的兴趣、特长和心理发展程度，盲目跟风，出现了让孩子一天参加2-3个、甚至更多早教特长班的现状，这也使我国早教越来越早、越来越多，成为社会认同的普遍现象。
（三）面子心理过重
“面子”本义是指人的脸皮。脸是至关重要的人体形象部位，是人们观察评判相貌的关键环节。对中国人而言，面子就是尊严，甚至比生命还重要。林语堂认为“面子、命运和恩惠”是统治中国的三个女神，在这三个女神中面子比命运和恩惠更有力量。智威汤逊广告公司大中华区总裁汤姆•多克托罗夫曾说过:“西方人和中国人做生意的时候，尊重中国人的个人感情至关重要，要记住尊重中国人的面子。”中国从古至今无论人们出身贫贱尊贵，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面子情节。鲁迅笔下的人物孔乙己，就是中国人爱面子的典型。显赫的出身、辉煌的成就、高贵的地位、光鲜的外表等都会让中国人感觉自己有面子。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使我国出现了很多“四二一”家庭结构（四：爷爷、奶奶、姥爷、姥娘；二：爸爸、妈妈；一：一个孩子），这一家庭结构决定了所有家长都是孩子的设计师，孩子就是这个家庭的一切，更是家长面子的代表。在日常生活中，因孩子考上重点大学家长表现出那种溢于言表的兴奋，因孩子没有考上重点大学家长表现出那种无法言表的失落，甚至出现个别家长因孩子没考上大学觉得自己颜面扫地而抑郁轻生的现象。还有许多父母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甚至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不尽人意时，往往希望通过孩子的出人头地替他们挽回面子。正是这种面子心理的作用，很多家长下决心“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更加重视孩子的早期教育，甚至按自己的理想规划孩子的人生。
二、早教的心理危害
（一）违背发展规律，影响孩子成长发育
人是按照一定的生长规律成长发育的，人只能遵守这种规律而不能打破这种规律，人类的动作、感知觉、记忆、思维、认知、语言等都是按照一定规律发展的。孩子一般3个月时会俯卧，能用手臂支撑抬头，4-6个月会翻身，7-8个月会坐、会爬，1岁左右才会站立或独立行走。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家长往往忽视孩子发展的内在规律，人为地通过训练来加速孩子的发展。例如，心急的父母一般通过“学步车”让孩子越过“爬”的阶段，或者很少让孩子爬，而直接学走路。这种“跨越式的发展”，虽然能让孩子提前学会走路，但过早走路，易造成孩子双腿弯曲变形，影响形体健美，还易形成扁平足。范存仁、周志芳对从出生到6岁儿童的智能发展规律进行了专门研究，研究表明孩子在26.9个月的时候能够模仿画直线，在50.4个月的时候画人并能画出六处[1]。这也就是说孩子应该在四岁左右才适合学习画画。事实上，很多父母在孩子刚刚能抓握笔的时候，就让孩子报绘画班；在孩子刚会触摸东西的时候，就给孩子报钢琴班，生怕晚报一天孩子就会输在起跑线上。人类的身心发展具有顺序性、阶段性、不平衡性、互补性和个别差异性。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论断过于强调孩子发展的一致性，而忽视了孩子发展的顺序性、差异性的客观存在[2]。幼儿能力在发展过程中具有鲜明的个体差异，如有的理解能力较好、有的记忆能力强、有的动手能力强、有的语言表达能力强[3]。研究表明，智能结构不同的幼儿解决同一问题的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同一智能在不同幼儿身上呈现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而同一种智能水平的幼儿在这一能力各要素的水平上也有可能存在较大差异[4]。诗人王勃少年有成，而王安石则大器晚成。因此，不同的孩子本身就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其成就不具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又何有输在起跑线上一说。幼儿时期的主要活动就是游戏，游戏对幼儿成长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游戏能促进幼儿身体生理机能的成熟与发展，满足幼儿心理发展的需要，巩固和丰富幼儿的知识，促进其智力和语言的发展，促进幼儿良好行为品质的养成。父母忽略孩子的差异给孩子选择各种早教班不仅剥夺了孩子们大部分游戏时间，而且影响了孩子的正常发展，可谓得不偿失。
（二）削弱内部动机，导致孩子过早厌学
人的发展动力通常源于两个方面：即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内在动机是指人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活动本身所带来的满足。外在动机是指个体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活动之外的结果。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德西效应表明由内在动机引发的行为保持时间长，适当的外在动机可以增强行为的持久性，但是外部动机超过内部动机时反而会降低行为的发生频率。德维克的成就目标理论将成就目标分为成绩目标和掌握目标。对具有成绩目标的人来说成功就是比别人强，就是高成绩，成功的评价依据是与社会平均和他人比较；而对掌握目标的人而言，成功就是自我提高，自我超越，评价成功的依据是绝对标准，进步的证据。显然，在孩子的内部动机尚未发展起来时，去不去参加早教、什么时候参加早教、早教学习什么，都是家长强加给他们的。由于过分强调外在的动机，忽视了内在动机，会让孩子变成以成绩目标为主的人，不利于孩子的长远发展。研究证明：3岁前儿童的学习是以活动和游戏为主。然而，很多早教机构为了迎合家长希望孩子学习好的心理，很早就给孩子开设识字、拼音和算术等课程。虽然参加辅导班的孩子在刚入学时表现优越、成绩突出，但事实证明这种优势在二年级时就有可能消失。其原因主要是孩子在入学后学到的都是熟悉的内容，没有新鲜感，逐渐对学习失去了兴趣，甚至养成不认真听课的习惯，耽误了以后的学习。
（三）阻碍思维发展，影响孩子创造能力培养
教育要遵循孩子认识和思维发展的特点与规律，而不是教育者想让孩子怎样，孩子就能怎样的。早教规划绝大多数是父母为孩子做好的，他们认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孩子的想法。孩子无意中变成他们手中的棋子，往哪走、怎么走都被家长安排好了，他们从小就缺乏自己做主的机会，更何谈自我设计与发展。参加过早教班的孩子，多数能流利地背出几十首甚至几百首诗，但他们却不明白这些诗的意思，过段时间这些诗大部分是会被遗忘的。而且一些辅导机构为了让家长看到他们的“成果”以“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来教孩子，不给孩子留下发挥想象的空间。众所周知，玩积木、画画、手工制作等这些活动有利于孩子想象力地培养，然而过早的知识学习让孩子没有时间参加这些活动，使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被扼杀在襁褓中。美国一位家长因教师告诉孩子包装袋上的字母是什么而将教师告上法庭，因为家长认为教师这样做抹杀了孩子对这个字母的想象力。如果更多的中国父母也能像这位家长一样，也许中国会多一个发明家、多一个画家。
（四）造成情绪障碍，影响孩子个性发展
个性是指人在各种活动中通过与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具有社会意义的稳定的心理特征系统。首先，父母给孩子选择的各种特长班、补习班，导致孩子压力过大、负担过重。同时，为了迎合家长关注学习这一心理，多数早教班课程以学习文化知识和各种技能为主，忽略了孩子的内心感受。由于负担太重，又达不到父母期望的成绩，孩子会出现一些消极的情绪反应，如暴躁、抑郁、自卑、焦虑等。如果他们的消极情绪得不到及时排解，就有可能造成情绪障碍。
（五）沟通交流欠佳，影响亲子关系发展
亲子关系指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每个人的第一个人际关系。亲子关系对每个人的身心健康发展都十分重要。父母与未成年子女这一特殊时间阶段的亲子关系是孩子一生能否健康成长，走向成功最重要的关键时期。这一特殊阶段对孩子性格养成、品质修炼、意志磨练、人际交往模式的形成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亲子关系也将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学界称之为“亲子关系的发展”。子女幼儿时，父母除了抚养外，还要给予适当的管教，让幼儿学习生活上所需的基本知识以及明辨为人处世的善恶标准，让幼儿逐步获取管理与控制自己欲望及行为的能力。现实生活中，一些家长过于重视基本知识的学习，早早让孩子参加各种早教班。一方面由于过早的教育学习，超出孩子的身心发展水平，孩子难以承受，致使他们不乐意学习，家长就采取各种方法去逼迫他们学习，造成亲子关系紧张甚至冲突。另一方面，过早的教育使孩子更多的时间离开父母去参加学习，回家后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交流又大多围绕学习，导致感情交流的时间少之又少，即使偶尔沟通交流父母又常常把话题绕到学习上，使孩子觉得根本没有办法与父母交流，父母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自己的想法。父母却认为孩子不懂事，不能明白当父母的良苦用心，这样两代人的关系愈加渐行渐远。
（六）失范行为熏染，导致孩子价值观偏差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父母真是使尽浑身解数，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最近几年，家长贿赂老师的行为时有发生，而且家长为了让孩子博得教师的关注教孩子给老师送礼物。孩子从小被灌输这种思想，会对他们以后价值观的形成造成不良影响。另外，父母对成绩的过分重视，使孩子误以为他们的价值就是“争当第一名”，就是被人羡慕，被人夸赞，导致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失去自我，让他们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中，生活在与别人的较量中。
三、思考与建议
（一）重新审视早教的目的，纠正不良心态
一些家长由于受到不良商家的蛊惑和盲从心理的影响，逐渐偏离了早教的初衷。早教已经不再是单纯为了开发孩子智力、培养动手能力，而是更多地担心自己的孩子落在别人后面，输在起跑线上。从教育目的和动机角度分析:早期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在感觉、知觉萌发、大脑高速发育的阶段，通过科学、合理的教育，让孩子接受其所需的、更多的各种刺激，从而使其智力得到更加充分地开发，使其在未来的生活中更容易学习吸收知识、发挥特长等[5]。因此，让孩子参加早教是为了激发幼儿智力，为今后更好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做准备，而不是为了让孩子成为“小神童”、“学习机器”，更不是为了让孩子成为自己炫耀的资本。
（二）正确比较，发现特长，恰当早教
坚持纵向比较为主，尽量减少盲目横向比较。纵向比较是指个体通过和自身对比，寻找自我发展变化的规律，并以积极、进步的心态自我鼓励，构建希望体系，进而树立坚定的信心。横向比较是指个体通过与周围其他个体进行比较，寻找自己的差距与不足，结合实际适时调整，以便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家长要引导并帮助孩子进行纵向比较，根据孩子自身发展现状及需求，给孩子适时、合理的早教；发现自己孩子身上的特性及长处，避免以“别人家的孩子”为标准衡量自己的孩子。
（三）遵循身心发展规律，适时适势进行早教
第6篇：教孩子算术最好方法范文
蝴蝶破茧而出的过程是痛苦的，有的科学家曾经尝试用剪刀帮助蝶蛹剪开茧壳，以减轻它的痛苦，却发现它出人意料地死掉了！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的规律，事实也许就是最好的检验。
2008年9月，袁鸿林将女儿送到学校，来检验他的”私塾教育“成果，再次引起媒体的关注。4年前，袁鸿林为“呵护”女儿而开办私塾经媒体报道后，各种声音铺天盖地向他袭来。然而，执著于个人教育方式的袁鸿林并没有停下脚步，在人们的质疑声中，勇往直前。4年后，女儿能否适应学校教育？
从襁褓到幼儿园，都给女儿最大的自由
1999年7月31日早晨，袁鸿林静静守在产房外面，等待妻子分娩的消息。6点35分，女儿袁小逸呱呱坠地。岳母怕袁鸿林重男轻女，走出产房时吞吞吐吐告诉他：是个女孩。谁知，袁鸿林连连点头说“好”，中年得女的他，满脸是抑制不住的兴奋。
按照风俗，婴儿一出生，家长就要给孩子包上“蜡烛包”，就是用布单或被子将其紧紧包裹起来，据说这样可以扳直手脚、避免畸形，甚至可以避免孩子长大后拿别人的东西……袁小逸出生后没有包过一天“蜡烛包”，袁鸿林不相信那一套，更不愿意让那束手束脚的东西把女儿限制住，他希望女儿能自由发展。
袁小逸两岁零8个月的时候，父母将她送到幼儿园。但幼儿园的那扇门仿佛充满了魔咒，原本活泼开朗的袁小逸走进那扇门后竟然变得郁郁寡欢，常常会躲在教室的一角默默发呆。事后，袁小逸说，幼儿园让她感到慌乱：目睹其他孩子受罚、经历自己被其他孩子欺负……那些恐惧冲击着她稚嫩的神经。到后来，她开始频繁生病，感冒、发烧成了家常便饭。尽管打针让袁小逸有着巨大的恐惧，但她宁愿去打针，也不愿意再去幼儿园。
每次送袁小逸去幼儿园，袁鸿林都觉得是“一场战争”。女儿一路哭闹怎么都不愿意去，而袁鸿林除了心疼还有担忧，怕这样的逼迫会影响到女儿的心理健康。每一次，对于袁鸿林来说也是一场博弈：去，还是不去？
在幼儿园的一年里，袁小逸生病的时间累积起来就有半年。这期间，袁鸿林有过很多次思考，也尝试对女儿进行引导，比如，给女儿报她喜欢的舞蹈班、教她画儿童画、赞许她在幼儿园学到的东西，他希望通过这些来改变女儿“郁郁寡欢”的状况。然而情况并没有改变，老师的年终评语上写着这样一段话：和其他小朋友正常沟通、在群体中正常表达似乎还有问题。
在多次挣扎和思考之后，袁鸿林和妻子决定，将女儿接回家中。袁鸿林认为：强制孩子适应幼儿园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应该保护孩子的个性。领走女儿之前，袁鸿林没有过多跟老师沟通，在他看来，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和女儿敏感的个性有关，和学校沟通起不了太大作用。
得知自己不用再去幼儿园了，袁小逸异常兴奋。
袁小逸离开幼儿园一年后，虽然老师已经快记不得她的模样，但她们却记得：“这个孩子常常到上午10点多才来上学，我们都已经快上完课了……我们都觉得小逸在幼儿园待的时间太短，还没来得及适应幼儿园的环境，还没来得及和其他同学熟悉。”
在做出将女儿接回家这个重大决定之后，袁鸿林又作出另外一个重大决定：辞职，全心全意在家里教女儿。袁鸿林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又在南开大学读博士，懂得英、日、法、俄等多门外语，曾在中科院和中国国防大学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后下海做外贸生意。如今，为了女儿，袁鸿林打算做出一些牺牲，尽管他放弃的是一件举足轻重的事情，但相对于女儿的成长来说，他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
“如果小逸稍大一点儿的话，会随着认知和心理的成熟而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但她在幼儿园的时候年龄还小，如果有些事情处理不当，将会随着潜意识形成一些心理问题。对于这类性格敏感的孩子，父亲的角色很重要，因为父亲能给孩子自信和力量。”这是袁鸿林毅然决然放弃工作的原因，他觉得，女儿那个时候需要他。
这一年，袁鸿林46岁。
点评：
“调整你对孩子的养育方式，使它适应孩子天生的发展模式；当他逐渐成熟时，就不会背离他天生的生命模式。”这是《圣经》中给父母的忠告。袁鸿林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给幼年的女儿最大的自由，让女儿顺着天性成长，这样的教育思想是非常值得肯定与赞赏的。但是他忘了，人类是群居的高级动物，他和女儿都生活在“社会”这个“丛林”，而不是自然丛林中。他们的周围还有成千上万和他们一样的生命存在，他们需要学会和这些生命友好相处。
当孩子第一次从家里这个“山洞”走进幼儿园这个“丛林”时，面对这么多陌生的生命，不适应是自然的，当尝试无果时，袁鸿林“替”女儿选择了退回“山洞”。这个选择看似为了保护女儿不受伤害，实质是懦弱退缩的逃避行为。女儿在生命之初就尝到了逃离人群的“甜头”，这就强化了她对人群和有规则的社会组织的“恐惧”，形成了她将来面对挫折的行为模式―逃离。
几乎所有的孩子在3岁左右第一次离开家、告别父母到幼儿园时，都会有心理上的不适应，这是孩子在这个年龄段都会有的“分离焦虑”，只是由于个性的差异，轻重不同而已。小逸由于敏感，反应比较强烈。作为家长，应该想办法减轻孩子的分离焦虑，使她完成由惧怕群体到“乐群”的转化。然而，袁鸿林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以为自己能完全承担起传授的责任。但孩子需要的生活与交往等诸多技能，他真的能够承担吗？
“私塾”教育不强迫女儿做任何事情，而是引导
辞职的决定作出之后，袁鸿林就未再犹豫。很快，他就从对女儿的教育中找到了乐趣，并且一头扎进了早期教育的研究中。
袁鸿林不想让女儿成为现行教育体制流水线上的一个“标准件”，他希望能充分开发早期教育的巨大潜能，他的“私塾”教学理念是：在游戏中学知识；多种语言一起教；懂得“心理”再教孩子；模仿古代侍读制度；传统文化多熏陶。他认为自己的个性化超前教育方案可大幅度缩短教育时间而达到培养女儿的目标。他的教学计划是：女儿9岁小学毕业，13岁高中毕业，16岁大学毕业，19岁硕士毕业，21岁博士毕业。
袁小逸开始按照“课程表”度过自己的每一天：英语两小时，日语、汉语、小提琴、绘画、各科知识（含算术、讲故事）各半小时，文化娱乐（含看电视、碟片）一个半小时，户外游戏及体育活动3个小时。
袁鸿林不强迫女儿去做任何事情，而是慢慢引导她的兴趣。最初让女儿接触书画的时候，他买来宣纸和笔墨，却并不要求女儿每天写多少字、画多少画，而是让她随着性子在纸上涂鸦。袁鸿林则在一旁写字、画画，还会拿出齐白石等名家的画作给女儿看。等袁小逸慢慢有了一些感觉和兴趣之后，袁鸿林才开始给她讲一些书画的技巧。
从在女儿面前铺开宣纸到女儿慢慢有了兴趣，这中间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后来，当袁小逸画画上瘾的时候，袁鸿林反倒开始适时阻止她动笔，为的是防止她在兴趣上出现“疲劳”。
“私塾”教育开始几个月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袁鸿林发现，女儿在与比她年龄稍长的孩子一起学习时特别有兴致、注意力集中的时间特别长，而且还显示出争强好胜的劲头。看到这些，袁鸿林深受启发，他贴出启事，招收了五六个比女儿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到自己家里学习英语，不仅不收学费，还免费给那些孩子提供饮料、零食。结果，不仅袁小逸的学习劲头高了，其他孩子的英语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之后，袁鸿林的“哈利英语角”名气越来越大，慕名来此学习的孩子越来越多，而袁鸿林也因此有了一些微薄的收入。
在袁鸿林的“快乐教学”之下，5岁的袁小逸已经能够流利地朗读《新日本语基础教程》和《新概念英语》，而且能够用英语和父亲熟练对话，家中的客厅墙壁上挂满了袁小逸的书画作品，她因此被很多人认为是“神童”。袁鸿林并不认为女儿是天才，他觉得女儿的优秀表现完全是后天培养所致。“只要没有智力障碍，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可以达到小逸的水平，甚至有的还会超过小逸。”这是袁鸿林在育儿中的体会。
点评：
袁鸿林不愧为中国当代教育体制的观察员、分析家、评论家，他关于“生产线”、“标准件”的批评一语中的。尊重孩子的选择、引导和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从游戏中学习、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快乐教学、个性化辅导等等一系列教育策略，也许是大多数从事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人都难以做到的，但却被善于学习、长于思考的袁鸿林运用到极致！因此我们看到，在快乐的学习环境中，孩子的多种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孩子的学业成绩更显得出类拔萃。从这个角度看，他对女儿的早期智力开发、后天教育启蒙是成功的。他的私塾教育对庞大的当代教育体制既是一个讽刺，也是一种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如果所有的学校、老师和家长，都能像袁鸿林这样，学校就不再是冰冷的“生产线”，学生也就不再是缺乏思想的“标准件”了。
袁鸿林积极尝试一条符合自己教育理想的英雄之举，的确让人敬佩。但敬佩之余，不禁令人想起单独与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他的教育理想是崇高的、他的教育激情是令人感动的，但他是否想过，即使目前孩子智力超群、学业成绩优异，他施予孩子的教育结局照样难以预料。因此，他孤独的身影、一意孤行办私塾的壮举，在我们眼中平添了些许悲壮的意味。不知他是否想过，一旦结局不如他所愿，失败的仅仅是袁鸿林自己吗？也许是孩子的一生。
将女儿送入学校，作为一次教育方式的检验
袁小逸7岁那年，选择再一次摆在袁鸿林和妻子面前。
该不该送已到入学年龄的女儿去上学？对于校园，女儿是否还心存恐惧？带着试探的想法，袁鸿林的妻子拉着女儿去报名。当得知母亲要带自己去学校时，袁小逸在路上大哭了一场，怎么也不肯去。回来后，袁鸿林和妻子商量了好几天，并多次征求女儿意见，最后他们决定：继续走这条“私塾”之路。
2008年7月中旬，袁鸿林因事要外出几天，临走前，他把“私塾”讲课的任务交给女儿，想借此来锻炼一下女儿，而且他一再交待：必须严肃认真，不能有半点儿马虎。
那几天，袁小逸讲的课受到了家长的一致好评。袁鸿林受到很大启发：让孩子换换角色，还能把学习搞活，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于是，袁小逸成了“私塾”里的英语老师，而且和父亲同工同酬，上课每小时20元。
2008年9月，袁鸿林决定把女儿送到学校，想以此来检验一下自己的教育方式。9岁的袁小逸于9月8日进入校园， 9月23日，袁小逸连发几天高烧，直到9月底也没有完全退烧。在校园里体验了两个月的初二生活之后，袁小逸不得不重返“私塾”。但对于这次生病的原因，袁鸿林并不认为是心理原因所致，而是如医生所说的“体力透支”。
袁小逸说，她无法适应学校大量的家庭作业以及密集的考试，因为作业太多，她常常急得睡不着觉；而且即使完成了作业，她也常常感觉心里空荡荡的。袁小逸起初的几次考试成绩并不理想，普遍在五六十分，老师认为是她没有接受过考试培训、书写速度比较慢的缘故，无法在固定的时间内完成答卷。
通过这次检验，袁鸿林说：“可以借机看看私塾教育都有哪些问题和不足。”对于女儿的不适应，袁鸿林认为在“意料之中”，但同时他表示，自己对私塾教育更有信心了。
对于学校和私塾的取舍，袁小逸说她还没有想好，她喜欢学校里的人，却不喜欢学校繁重的作业和考试。
年纪小小的袁小逸有着很大的野心：出自传、出学术论文、把自传翻译成英文……这些野心就像她常说的那句“我猫姐姐天下无敌”那样自信（注：袁小逸自称“猫姐姐”）。
将来的路、将来的选择，不知道袁小逸自己是否清楚，也不知道袁鸿林心里是否清楚？
点评：
第7篇：教孩子算术最好方法范文
[关键词]中国音乐，西方音乐，历史演变，差异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4－0058－07
继公元前“轴心时代”①多种文明兴起后，中西方音乐文化开始了不同的发展轨迹。从音乐史的研究成果看，中西方音乐都大致经历了产生、发展、整理三个阶段，但每个阶段的发展特征、音乐形态、音乐风格等并不完全相同。本文从历史演变的视角对中西方音乐的异同进行比较，以期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当下，能更为客观、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中西方音乐的核心特征。
一、产生期的中西音乐
中国音乐奠基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各朝代[1] (p.30)。西方音乐奠基于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古希腊世界和古罗马世界。
就“奠基”而言，这时期音乐的基本属性（将人为组织起来的人声或乐器声用来表达思想感情和反映生活）已经形成，后世的音乐就是在这个基石上发展的。在产生期，中西方音乐有许多发展的相似性。如：一些重要的音乐理论和音乐思想都已经形成；早期的音乐教育都已开始；乐器已经成为音乐重要的物质表现形式被广泛用于各种音乐活动中；都产生了一些与音乐相关的著作或音乐作品，如形成于公元前9―前6世纪的《荷马史诗》就是由盲诗人荷马根据口头流传的史诗短歌汇集整理编写成的，而我国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的《诗经》也是和音乐联系在一起的，它们都是可唱的文字，用乐器伴奏等等。由于环境、民族、文化、语言等音乐生成背景的不同，产生期的中西方音乐在表现形式、音乐思想、音乐理论、乐器、教育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1.音乐神话传说的差异
有关音乐的神话传说是了解远古音乐的产生、作用、形式等的主要途径。就音乐的产生而言，中国的传说记载偏重“人造乐说”。在词源上，今存“乐（）”字的最早字形留存于甲骨文中，是殷商文字。对“乐（）”字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将“乐（）”视为木架上置鼓的象形字；二为郭沫若从罗振玉说，视“乐（）”为丝弦张附在木器上的象形字。就上古时期人对音乐的认识而言，“乐（yue）者乐（le）也”是很重要的音乐观念，说明“乐（yue）”是人在快乐时的一种行为[2] (pp.65~66)。正因如此，留存于后世的传说中，中国虽有“女娲造乐说”，但具代表性的是“五帝作乐说”。在《吕氏春秋・古乐篇》中有“黄帝令伶伦作乐”“颛顼令飞龙作乐”“帝喾命咸黑作歌”、尧命质为乐”“舜命延乃制瑟”的传说记载，五是传说中的部落头领，是人而不是神，他们的造乐臣子更是人。即便是女娲，她既是传说中的神，同时也是传说中的人类始祖。这说明，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音乐虽具有神性，但主要是由人创造的，而且是经过几代人创造的。对此，《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乐之所由来者尚也，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3] (p.131)
西方的神话传说侧重“神造乐说”。在词源上，“music”源于“muse”，在希腊神话中，Muse是众神之王宙斯与记忆女神莫涅莫辛所生的九个女儿，这是一群象征着高贵、智慧、圣洁的女神，掌管着文学、戏剧、抒情诗、音乐等高尚的文化活动。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雅典娜、狄俄尼索斯都是艺术之神，也是传说中音乐的最早创造者和实践者。在音乐的功用方面，西方神话强调音乐具有神秘和神奇的力量与作用，不仅能用来娱乐，还可净化心灵、医治疾病等；而中国的传说在强调音乐具有神奇力量的同时，还强调音乐与生产劳作的关系以及和谐社会的作用。在音乐的形式方面，中西方都是歌唱、舞蹈、乐器等多因素综合的形式。
2.音乐理论方面的差异
在产生期，中西方初步的音乐理论都已经形成，但各自的侧重点却不同。
在乐律理论方面，中国最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春秋时期就形成了产生音的乐律理论――三分损益法及这种方法产生的十二律理论，后世的乐律理论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的。与中国相比，古希腊时期虽有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50年）的以数的比例来产生音的方法，但从现有的记载看，西方上古时期并没有形成像中国三分损益法那样系统完整的乐律理论。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侧重点似乎不是音乐本体的乐律理论，而是通过调整不同弦长比例的实验来发现音与音之间的协和关系，从而证明音乐和谐与宇宙和谐的关系。
在音名理论方面，中国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较完善的音名理论。其中，既有相对音高的“宫、商、角、徵、羽、清角、变徵、变宫、和”等名称，也有绝对音高的“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冼、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组成的十二律名称。与中国相比，西方上古时期似乎并没有形成中国这样系统的音名理论。
在音程理论方面，古希腊著名音乐理论家阿里斯托克森诺斯（Aristoxenus,约公元前4世纪）在《音乐理论要素》中，把音与音之间的距离称作音程，并指出全音、半音和双全音可组成体系或音阶。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用琴弦的不同数比得出各种音程概念，如2：1得八度音响，3：2得五度音响，4：3得四度等，并将四度认作是协和音程。而中国虽有三分损益和十二律理论，但音程关系的概念和名称并没有出现。
在调式音阶理论方面，古希腊出现了以氏族部落命名的多利亚（dorian）、弗里几亚（phrygian）、利第亚（lydian）及其各种变体的调式名称，但和今天的“调式”概念不同，主要是一种乐曲的分类。此外，阿里斯多塞诺斯还提出了两套以四音音列为基础的完整音列体系，即“大完整音列体系”和“小完整音列体系”的理论。而中国的“音列”概念并不突出，调式音阶更接近今天的含义。中国在西周以来已形成调式观念，当时流行的五声调式音阶是：“宫、商、角、徵、羽”，两种七声调式音阶分别是：“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与“宫、商、角、和、徵、羽、变宫”。
在记谱理论方面，这时期的中西方都不同程度出现了记谱法或关于乐谱的记载，但遗憾的是无论西方还是中国，这些记谱并没有流传于后世或连续性地发展下来。从记载得知，古希腊人使用过两种记谱方式，都用字母或类似字母的符号来记录声音，这种记谱除有表示音高的记号外，还有表示音的长短和停顿的记号。而中国最早的乐谱记载出现于汉代，成书于汉代的《礼记・投壶》篇记载了一种鼓谱，以“口”“О”及“半”三种谱字记述投壶游戏时两种鼓的演奏。此外，《汉书・艺文志》中有“声曲折”的记载，据推断，这些“声曲折”是当时歌唱时的一种曲谱。
3.音乐思想的差异
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中西方的先哲们都注意到了音乐的社会作用，提出了许多音乐思想。
尽管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文化思想领域的诸子百家，但在音乐思想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儒、墨、道三家，对后世影响大的主要是儒、道两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重视音乐的社会作用，提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主张；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站在现实的功利主义角度和贫民百姓的立场，反对王公贵族的一切享乐活动与奢侈、烦琐的礼乐活动，提出“非乐”主张；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站在主观唯心主义角度，提出了“大音希声”的非乐主张。先秦音乐思想的特点之一是强调音乐与自然的关系，认为音乐和万物一样来自天之六气，地之五行，所以音乐和万物一样也应合于“天地之性”；二是强调音乐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西周礼乐制的产生，孔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墨子的“非乐”主张，老子的“大音希声”等都是针对音乐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而提出。
古希腊时期的音乐思想有三个特点：一是认为音乐是众神创造，音乐充满了神性；二是认为音乐具有净化心灵和医治身体的作用；三是从“数”的角度认为音乐和谐是宇宙和谐与心灵和谐的反映。比较而言，中国强调人创造音乐，而西方突出神创造音乐。中国强调音乐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而西方注重音乐与个人身心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关系，古希腊人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注重自我修养，遵守公共道德，维护公共秩序，强调身心的和谐发展，认为音乐也必须有益于秩序、守法和尊严，任何歌曲不得破坏公共的精神。在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中，虽也出现过音乐与数关系的论述，如成书于公元前239年的《吕氏春秋・大乐》中说：“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2] (p.199)所谓“生于度量”是指音乐与数有密切关系，但根源在产生万物的“太一”。但就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整体而言，对音乐与数的关系并没有像古希腊先哲们那样重视。古希腊的学者，从毕达哥拉斯到亚里士多德，都不同程度地谈到音乐与数的和谐问题。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独立于物之外的实质，是一切事物的总的根源。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是由数决定的，都必须服从“数的和谐”，即服从数的关系。数字既被认为是打开整个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钥匙，那么乐音和节奏体系按数字安排，就必然体现天地之和谐并与宇宙相应。音乐的和谐是由于数的原因才得以实现，没有了数，也就失去了音乐艺术的存在价值。
4.乐器文化的差异
这一阶段的中西方乐器都已经成为音乐重要的物质表现形式，不再是远古时期的木棒、石块等工具；都出现了吹奏、打击及弹弦类乐器；乐器被广泛用于各类音乐活动；中国在西周时就产生了流传于后世三千余年的古琴，而西方在公元前3世纪的古罗马产生了流传于后世两千余年的管风琴。但在乐器的数量、形制、作用等方面存在差异。
到西周时，中国乐器已经出现“八音”①的分类，记载中宫廷雅乐使用的乐器达70余种。从演奏方式上看，既有编钟、编磬等打击类乐器，也有埙、等吹奏类乐器和琴、瑟等弹弦类乐器。以编钟为代表的钟鼓类乐器广泛运用于宫廷祭祀、典礼等礼仪活动和各种娱乐活动中。而西方的乐器在数量上没有中国的多，古希腊的乐器主要有弦乐与管乐两类，其中主要的弦乐器有里拉琴（1yre）、基萨拉琴（kithara）和巴比托（barbitos），管乐器主要是阿夫洛斯管（aulos）等。传说中这些乐器都是神创造的并具有神性，因而使用大多与神的崇拜相联系，如里拉琴据说由宙斯授予阿波罗，因此演奏里拉常常与阿波罗崇拜联系，而阿夫洛斯管常常用于敬奉酒神狄俄尼索斯，当然这些乐器也往往用于歌唱伴奏和诗歌吟唱。古罗马时期由于军乐的发展，各种号类的管乐器和鼓类的打击乐器比较流行，大多被用在重要礼仪及军队的报警、拔营、冲击或撤退等场合。
5.音乐教育的差异
先秦与古希腊时期都出现了不同形式、不同类型的学校音乐教育。先秦时期的音乐教育，无论西周时期的官学，还是春秋时期的私学，其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政治统治服务的，都是为了国家的政治需要而培养“士”这一官僚后备军的，并不是单纯的为了“教化万民”。而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的音乐教育则是为了培养良好的、有责任感的公民为目的。
中国先秦时的音乐教育是融合在礼乐教育之中的，西周时已出现了“学在官府”的音乐教育。西周的礼乐教育大致可分为国学与乡学两类，国学专为统治阶级的贵族子弟而设，按学生入学年龄大小与程度深浅分设大学和小学两级。乡学主要按地方行政区划设置，是地方学校，教育对象主要为地方贵族以及少数平民。无论国学还是乡学，其内容包括德、行、艺、仪四个方面，以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为基本内容。周王朝还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音乐教育机构“大司乐”，由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大师等人员组成，各级乐官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如大司乐职掌大学的教法，治理王国的学政；乐师掌理国学的政事，教国子们小舞并教导他们王者出入朝廷所奏的音乐和礼仪；大师掌理六律六吕、五声八音，并教六诗；小师职掌教导鼗、鼓、、埙、箫等乐器的吹奏和歌唱……。由此可见，“大司乐”已具备了完整的教育体制，不亚于现代的专业音乐学院。春秋时孔子首创的“私学”虽提倡“有教无类”，但教育内容仍主要是“六艺”的礼乐教育。
西方的音乐教育，出现也较早。公元前7到前6世纪的斯巴达和雅典就把音乐纳入学校教育的一个部分，在公元前5世纪时，出现教授音乐的学校。在当时斯巴达的两所音乐学校里，教孩子们体操舞或一年一度由男孩表演的仪式合唱舞蹈配乐等。在雅典，音乐与宗教仪式、竞赛、表演以及城邦生活中的其他事件一样，是普通市民学校教育的一部分[4] (p.10)。在这种学校中，音乐教育与文字教育结合进行，由同一老师任教，内容为学习唱歌、弹琴、吟诵诗歌等陶冶性情的课程。古希腊的“七艺”是西方古代第一个课程体系，其内容包括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其中音乐占有重要的地位[5]。
二、新声期的中西音乐
大约公元4世纪至10世纪时，中西方音乐的发展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中国主要经历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西方主要是中世纪前期。中国音乐发展的特点之一是玄学的产生对儒家音乐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特点之二是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的传入使中国音乐呈现出一种国际化发展的辉煌趋势。而西方中世纪前期音乐发展的特点是音乐在社会生活中似乎突然“蒸发”，只出现在基督教会的礼拜仪式中，且排斥乐器与舞蹈，只是简单的人声吟诵。
1.音乐主流的差异
当中国音乐步入辉煌发展阶段时，西方音乐却失去了古代的繁荣而进入一个相对发展缓慢或“黑暗”的时期。就音乐的主流而言，中国的主流是宫廷音乐，西欧的主流是教会音乐。
宫廷音乐一直是唐代以前中国音乐的主流或代表，它影响着社会音乐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特点是具有政治性和礼仪性，目的主要是满足统治阶层的娱乐和统治需要。上古时期的宫廷音乐，大多具有庄严、肃穆、雍容、徐缓的风格特点，典型形式是“钟鼓乐舞”，即以编钟、编磬、鼓等乐器和舞队组成的大型的乐舞。而新生期的宫廷音乐，由于西域等外来音乐的传入，使其更具娱乐性和多样化的特点。就隋唐宫廷音乐而言，先后经历了“多部乐”和“两部伎”的宫廷用乐体制。隋代的“七部乐”“九部乐”和唐代的“九部乐”“十部乐”中，只有三部乐舞（清商乐、文康乐、燕乐）是汉族的传统乐舞，其余的（高丽乐、天竺乐、龟兹乐、康国乐、疏勒乐、高昌乐、西凉乐）都是当时外来的乐舞或汉族与外来乐舞结合的。中唐时期确立的“坐部伎”和“立部伎”的用乐体制，在表演形式上已具有一千年后西方流行的“室内乐”和“交响音乐”的特点。坐部伎主要坐着演奏，一般有3~12人，具有幽雅抒情、表现细腻、注重个人技巧的特点；立部伎主要站立演奏，一般有64~180人，具有场面宏伟、伴以擂鼓、气势磅礴的特点。当时流行的坐、立部伎曲目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等十多部乐舞，这些乐舞虽多为唐代创作，但音乐以当时流行的龟兹乐为主，具有西域和中原相融合的特点。除较大型的乐舞外，隋唐宫廷中还流行键舞与软舞等不同风格的小型乐舞以及法曲、鼓吹等形式。此外，为了适应宫廷音乐多样化发展的需求，隋炀帝还设立了“教坊”、唐玄宗又首创了“梨园”，从而使隋唐的音乐机构也呈现出太常寺、教坊、梨园的多样化。
与中国相比，西欧的宫廷音乐并没有中国这样繁荣。由于古代世界结束前的连续战乱，西欧中世纪前期的经济文化处于极度停止和落后状态，基督教会在礼拜仪式中的音乐取得统治地位并成为社会音乐的主流。基督教自公元391年成为罗马国教后，迅速向各地传播，其礼拜仪式也开始步入完善和规范，各地区都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仪式音乐。基督教仪式音乐的内容主要是《圣经》的内容以及人们对上帝、圣母的赞颂、祈求、祝福等，这些内容是靠人声诵读、咏唱的形式来表现的，这种诵读、咏唱的歌声就是早期的基督教音乐，被称为“圣歌”或“圣咏”。这时欧洲西部流行的主要圣咏有：罗马地区的古罗马圣咏；米兰的安布罗斯圣咏；西班牙、葡萄牙一带流行的莫扎拉必可圣咏；爱尔兰、苏格兰以及英国北部一带的凯尔特圣咏，以及法国、比利时一带的高卢圣咏等。教会的圣咏主要出现在“日课”和“弥撒”两大礼拜活动中。与西方相比，中国在这一时期虽有本土的道教与外来的佛教等宗教组织，但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都没有达到基督教会那样的地步，其仪式音乐也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音乐。
2.典型形式的差异
在新声期，中国最具典型意义的音乐形式是歌舞大曲。这是一种综合器乐、声乐和舞蹈于一体而连续表演的一种大型艺术形式。歌舞大曲是隋唐典型的宫廷音乐，隋唐的“多部乐”“两部伎”的用乐体制，其形式主要是歌舞大曲。隋唐歌舞大曲的结构一般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散序”，是一种节奏自由的引子，由乐器演奏为主，有若干遍，每遍一个曲调；第二部分“中序”，一般以抒情的慢板歌唱为主，并配有舞蹈，也有若干段；第三部分“破”，以快速的舞曲为主，乐器伴奏，有时也配以歌唱。尽管歌舞大曲盛行于隋唐，但其表演形式源于先秦的钟鼓乐舞，其结构形式承袭了魏晋时的相和大曲，汉代的相和歌（一种有乐器伴奏的歌曲演唱）发展到魏晋时成为一种多段结构的大曲形式，其结构特点已接近歌舞大曲。唐代歌舞大曲的代表性曲目有《霓裳羽衣曲》《绿腰》等。
与中国相比，西欧同期最具典型意义的音乐形式是格里高利圣咏。起初的基督教没有统一而巩固的组织。因此，早期教会礼仪的内容和形式呈现出地域性、多样性和不固定的特点，整个教会系统并没有统一的礼仪音乐。大约公元5世纪以后，由于罗马城的中心作用，罗马主教地位逐渐上升，被基督教世界奉为教皇，罗马式的礼拜仪式和音乐，为此，产生了著名的格利高里圣咏。格利高里圣咏主要形成于公元8、9世纪，它以罗马礼仪为基础，融合了高卢等地区的礼仪因素，最后成为罗马天主教礼仪圣咏的统一规范和最高权威，并逐渐传播到西欧其他地区。格利高里圣咏虽以教皇格利高里一世（gregoryⅠ,在位于590―604年）命名，但它的形成却是许多教皇努力的结果，特别是格利高里二世（715―731年）和格利高里三世（731―741年）在位期间。格利高里一世曾致力于制订统一的教会礼仪，整顿教会歌唱学校，并积极参与推广新的圣咏，“正是在格利高里时代或在他就职教皇之后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礼仪的组织形式被明确固定下来”[6] (p.57)。格里高利圣咏的基本功能是服从宗教礼拜活动，其基本特征为：无伴奏的纯人声（男声）歌唱的单声部曲调；曲调的上下起伏不大，接近于吟诵；以拉丁文为歌词；无明显的节拍；即兴式演唱。其风格是肃穆、节制，最大地排除世俗的感念。其演唱方式主要有独唱、齐唱、交替唱和应答唱几种。西方以后的教会音乐甚至世俗化艺术音乐都是在格里高利圣咏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3.音乐思想的差异
在音乐思想方面，中国新生期的音乐思想受魏晋“玄学”影响较大，玄学音乐思想以“竹林七贤”中嵇康（223―263年）的《声无哀乐论》最为典型。嵇康“声无哀乐”的基本观点是“心之与声，明为二物”，即音乐是客观存在的音响，哀乐是人们被触动后产生的感情，两者并无因果关系。嵇康进而又阐述了音乐的本体是“和”，这个“和”是“大小、单复、高低、善恶（美与不美）”的总合，即音乐本身的变化和美与不美，与人在感情上的哀乐是没有关系的。他认为：“哀乐自以事（客观事物）会，先遣（相遇）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人情不同，各施所解，则发其所怀。”[7] (p.56)即人心中先有了哀乐，音乐起着诱导和媒介的作用，使它表现出来；人心中先已存在的感情各不相同，对于音乐的理解也会因人而异，被触发起来的情绪也会不同。因此，他大胆提出了与传统儒学相反的观点：“人之所悦，亦总谓之乐，然移风易俗，本不在此也。”即音乐虽然使人爱听，但并不能起移风易俗的教育作用。这对秦汉以来儒家正统把音乐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无视音乐艺术性的观点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反叛。
这一时期，西方音乐的主流在教会，从某些方面看，基督教是非常看重音乐的，音乐时常被赞扬。然而，欧洲中世纪推崇的音乐，涉及的是音乐的理性和逻辑，即音律、音阶、协和等音乐的“数”的知识。中世纪最受推崇的音乐家不是实践型的音乐家，而是认知型的理论音乐家。中世纪最具权威的音乐理论家波埃修斯（Boethius,约480―520年），他在《音乐体制》一书中，继承了古人的观点，强调音乐道德影响力和音乐的教育作用，把音乐主要看成是一种认识规律、法则、原理的理性活动，而不是感性生活中的情感表达，他认为音乐注重的不是听觉愉悦，而是心灵的和谐。在他看来，真正的音乐家并非从事具体音乐实践的人，而是能够推测或推理判辨调式与节奏、歌曲类别、协和音等的人。模仿古人的观点，波埃修斯把音乐分成三类：宇宙音乐（musica mundana）、人的音乐（musica humana）器乐（musica instrumentalis）。他认为最好的音乐是宇宙音乐，这是一种“天乐”，它包含着数字和秩序，体现出最高的宇宙的和谐；所谓“人的音乐”产生于人的灵魂深处，它既包括人的身体和心灵的和谐，也包括歌唱的和谐；处在最低等级的音乐是“乐器的音乐”。波埃修斯对音乐的理解对中世纪的音乐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世纪教会音乐实践可以说是完全忠实于他的音乐理论。由此看出：“基督教重视音乐，把音乐放在重要位置上，不过是要利用音乐。在教会观念中音乐是宗教的奴仆，它不过是一种工具，一种进入理想境界的载体。如果说教会对音乐充满敬意，那也不是仅仅出于音乐本身的美感，而是因为音乐的伦理和教化功能。”[8]在这一点上，教会的音乐观和中国先秦儒家的礼乐观有相似之处，过于强化了音乐的伦理和教化功能，都把音乐作为一种伦理教化工具，压制或忽视了音乐的审美作用。
4.音乐理论的差异
这一时期，中国音乐理论的突出表现在于乐律宫调理论的完善及隋唐音乐著作的增多和记谱法的出现三个方面。而西欧音乐理论体现在记谱法和调式理论方面。
在乐律理论方面，中国一是出现了南朝宋何承天（370―447年）在三分损益法的基础上，创造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二是隋代万宝常、郑译在龟兹音乐家苏祗婆的“五旦七调”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八十四调”理论及唐代的“二十八调”的宫调体系。特别是“二十八调”理论不仅是唐代宫廷音乐所用的宫调体系，同时对宋元以来的词曲、戏曲、说唱、器乐等各种俗乐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乐律理论的出现，一方面在逐步解决三分损益法产生十二律时黄钟不能还原的问题，使乐曲能很好地实现旋宫砖调（调高和调式的变化）；另一方面又将西域等外来音乐与中原音乐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种旋宫转调的乐律理论在同期的西方音乐中并不突出。
音乐著作方面，中国在隋唐时期产生了《乐书要录》《教坊记》《羯鼓录》等有关音乐的专门性著作，《北堂书钞》《乐府杂录》《通典》《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贴事类记》等综合性史书和类书中也有许多关于音乐的资料。这些著作具有内容包罗万象、分类精细周密的特色，不仅保存了前朝的重要典籍，而且集中了当时的大量成果。与中国相比，这时期的西方尽管有许多涉及音乐的著作，但专门阐述音乐实践的著作不多，即便是像波埃修斯的《音乐的体制》、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年）的《论音乐》这样的著作，也主要是从哲学层面谈论音乐，而非音乐实践活动中的理论总结。
在记谱法方面，尽管古希腊和中国的汉代都产生过简单的字母谱和文字谱，但都未流传于后世。而这时期中西方都产生了延续后世的记谱法。中国在隋唐产生了“古琴字谱”和“燕乐半字谱”两大记谱体系，都是由符号和笔划简易的半字符号组成的主要记录弹奏音位与方法的乐谱。古琴减字谱沿用千年而未改变，而燕乐半字谱发展为后世的工尺谱。西方大约在公元8、9世纪时，为了推广格利高里圣咏，出现了一种简单的“妞姆谱”，这种乐谱只是在歌词上方写下简单的符号，指示上升或下降的语言声调变化，只能提示歌唱者回忆已经熟悉的旋律轮廓，而无法用来告诉人们陌生的音乐，是一种音高和节奏都不明确的乐谱。在此基础上，大约公元10、11世纪时产生的“一线谱”和“二线谱”开始能记录音高；公元11世纪的僧侣规多（Guido,约997―1050年）在前人基础上总结出“四线谱”；公元13世纪科隆的弗朗科（Franco of Cologne,活跃于1250―1280年）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量记谱法”（即表明音的长短的记谱法）。规多四线谱和弗朗科的有量记谱法发展成为后来被广泛运用的五线谱。
在调式理论方面，中国音乐这时期的突出点是不仅提出了“八十四调”与“二十八调”理论，而且在音乐创作实践中已相当流行一曲中有不同调性与调式的转换。西方大约在公元10、11世纪时，为了分类格里高利圣咏，形成了以d e f g为结束音的多利亚、弗里吉亚、利第亚、混合利第亚的四个正调式及其四个副调式的八个教会调式理论，以及为了便于学唱圣咏而设计的六声音阶体系及其唱名，特别是规多创立的ut、re、mi、fa、sol、la的唱名体系后来发展成do、re、mi、fa、sol、la、xi的唱名而广泛运用。
三、整理期的中西音乐
进入第二个千年，中西方音乐都步入了各具特色发展的整理期，并开始了巨大的转折。中国主要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个封建王朝，西方则经历了由中世纪的封建制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就音乐主流的变化而言，中国开始由宫廷转向民间，由贵族化转向平民化；西方则逐步从宗教的教堂转向世俗的宫廷、剧院、音乐厅等。就音乐形式的变化而言，中国最具代表的形式由歌舞转向戏曲、说唱、民歌等世俗性形式；西方最具代表的形式从格里高利圣咏逐步转向综合型的歌剧、大型结构的奏鸣曲、协奏曲、交响曲等艺术性器乐。就主流音乐的创作而言，中国音乐一直以“线性”的旋律为主要表现手段；而西方音乐却开始以立体化的复调、和声为主要表现手段。就音乐的性质而言，中国主要是一种实用性、自娱性、业余性的音乐；而西方则向着专业化、艺术化的方向发展。经过近一千年的发展，到19世纪末时，中西方音乐都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音乐体系。两种音乐体系的音乐形态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乐音构成的差异
中国音乐体系的乐音具有音高的不确定性，是一种高低摇摆的声音。这种高度不定的音在中国音乐中非常多，如器乐曲中的吟、猱、绰、注，戏曲中的叠腔等。正是乐音的无定高性，中国拉弦乐器大多是无指板，弹弦乐器有无品的琵琶、三弦、古琴等。与中国相比，西方音乐体系的乐音音高是固定的，如a1=440Hz或435Hz。乐音的高度在乐曲进行中是不容改变的，改变了就是不准。正是乐音高度的确定性，西方的键盘乐器、吹奏乐器的每个乐音都是固定的，演奏者不能也无法在乐曲演奏中改变乐音的高度，即使小提琴这样的拉弦乐器也有指板来固定乐音的高度。
2.旋法特点的差异
旋律构成的方法即旋法。中国的旋法以无半音、无声性的三音小组为基础，只要具备这种特征的旋律就具有中国特色。旋法遵循横向平衡原则，恪守旋律的平和流畅，对于旋律中，音的多少、长短、高低都受平衡原则的严格制约。而对于各乐句和全曲的结束音则相对灵活，有几个音可以选择。西方的旋法以有半音、七声性的四音音列为基础，旋律具有功能和声的表层意义。在功能和声前提下，对于旋律乐句和全曲的结束音属性要求比较严格，不容随意更改，而对于旋律线在与和声相适应的前提下，终止式以前的旋律音，多一个或少一个、高一点或低一点、长一点或短一点等，则比较宽松[9]。
3.调式调性的差异
中国的调式主要由徵、羽两类色彩下的宫、商、角、徵、羽五种调式构成，五种调式中除商调式具有混合色彩外，其他四个调式从色彩上分为徵色彩组（徵、宫调式）和羽色彩组（羽、角调式）。一个乐曲尽管有调式的属性，但调式的交替与变化常常不易分辨，具有渐变的特点。西方音乐体系的调式主要由大、小调式两大类构成，大、小调式又分为自然、旋律、和声三种不同的形态。一个乐曲中调式的交替与变化比较明显，具有对比的特点。
4.节奏节拍的差异
中国乐系大量存在着散拍、散节奏等柔性的节奏节拍，俗称“橡皮筋”节奏，具有伸缩性和柔性长度的特征[10] (pp.117~118)，这种节奏的拍值和强弱是随着音乐表现的需要由表演者自主决定的。有些音乐虽有强拍与弱拍的分别，但强弱拍的出现也是变化多端；有些音乐虽有小节线，但强弱拍在每一小节中的位置不固定，即并不遵循“首拍强”的规律，而是每拍中强拍的位置忽前忽后，强弱拍是随着音乐表现的需要由表演者自主决定的，没有固定的模式。而西方乐系以刚性节奏节拍为主，即强弱拍的交替有规律且均匀，强弱的幅度变化也十分明显，形成了较固定的模式：每小节中第一拍为强拍，其他各拍则为弱拍或次强拍。这样的节奏节拍在西方音乐中非常典型并得到大量运用。
5.曲式结构的差异
中国音乐的曲式结构体现的是“统一下渐变”的原则，强调在统一前提下呈现对比，以渐变的方式来表现对比，追求自然、柔和的变化。音乐发展常用“加花”“添眼”“换头”“衍展”等手法，基本上是一种曲调的逐渐变化。这种原则，导致段落间的对比较为模糊。即使是三部曲式，也常为ABC式的，若采用ABA式，B与A之间的对比也较为模糊。而西方音乐的曲式结构体现的是“对比后统一”的原则，追求鲜明、强烈的对比。对比是西方音乐中从小型乐曲到大型套曲无处不在的结构方式。从二部曲式、三部曲式、回旋曲式到奏鸣曲式等，都是通过对比的方式来构成。对比主要体现在调性、速度、音色、音区等方面。西方乐曲的发展首先突出的是对比，然后才是统一。
6.织体结构的差异
中国音乐的织体结构几乎都是单声部的，表现出横向性的织体思维。即是多声部类型的音乐，声部间主要是通过你多我少、你长我短等手段结合为一个整体，主旋律之外的声部大多是主旋律声部的加花变奏，这种所谓的多声部其实只有一个乐思，即主旋律的乐思。而西欧音乐中，既有单声部音乐，也有多声部音乐,但具有典型意义并标志着音乐艺术化发展的是多声织体结构。西欧多声织体结构先后经历了两种类型：一是复调织体结构，即由两个以上具有独立性的旋律声部同时结合所形成的织体结构，这种结构的音乐称为复调音乐（polyphony），主要形成发展于公元10―18世纪；二是主调织体结构，即以一个旋律声部为主，其他声部以和声的手法陪衬、烘托主要声部，这种结构的音乐称为主调音乐（homophony），主要形成发展于公元17世纪以后。从复调织体到主调织体的发展是西欧音乐有别于同时期其他地区音乐的核心特征。
7.创作表演的差异
中国音乐多为集体创作，创作者与表演者常常集于一身，大多自创自编自演。创作主要是表演者在背唱或背奏前人作品的前提下，将其烂熟于心，然后按“移步不换形”的规律加以变化形成一个新作品或风格。而西方乐系的创作与表演常常是分离的，作曲家是创作的主体，完成作品的创作，并尽可能地记录成乐谱，而表演者必须尊重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和基本宗旨，一般不允许脱离乐谱进行即兴的发挥和再创作，即使在表演过程中加入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也只能在乐谱许可的范围内表演。在具体创作上，要求以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为原则。
8.美感特征的差异
中国音乐追求“中和之美”，给人一种含蓄、意境、深邃和空灵的美感。刘承华认为，中国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它是“穿过”，或者说是“超越”感官而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其美感状态完全是内在的陶醉,是一种意境美和深邃美。乐曲的主题趋向于展示“虚无”、取消“意义”，即使表现一个实在的主题，这个主题也往往不是乐曲的真正核心，而是在表现主题的旋律进行中所生发出的特殊韵味[11]。而西方的艺术音乐具有追求形式美的特点，大多给人一种张扬、技术、深刻、实在的美感。人们完全能在不知背景的情况下，从音响形式本身获得一种审美愉悦。聆听西方音乐，受到展动的不仅是心灵，而且还有自己的全部感官、整个身体，是作用于听觉器官然后带及心灵引起共鸣展动的。乐曲的主题往往倾向于表现一种实在的感情、观点，其内容和形式都具有实在性，有一种实在的美感。
【作者简介】张巨斌，男，1965年生，甘肃人，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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