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后果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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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后果范文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分析；价值取向
自2007年至今，在美国次贷危机、欧盟货币的影响的，全球经济的基本层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世界经济陷入到了明显的衰退之中。在近两年，一些国家（包括我国）逐渐走出了危机的阴影，经济增长的需求呈现出上升的趋势[1]。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变压力为动力，充分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使之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见，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面前，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应对。对我国来说，身处后危机时代，因为资本项目管制和金融体系的结构等因素，并未受到太多的影响。但是，在宏观经济学层面，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文章以此为视角，对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给出了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旨在通过本文的工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可供借鉴的管理信息。
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一）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1）对政府购买性支出来说，指的是政府借助国家资金购买商品或者劳务的支出。在财政政策中，只要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国民收入会出现成倍的增长。在本次经济危机中，我国政府通过增加投资，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拉动内需的同时，使相关行业与产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转移性支出也叫做转移支付，指的是政府不直接到市场上完成购买行为，而是将财政资金转移至社会保障与财政补贴方面，而对那些接受转移资金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要经过市场购买商品或者劳务；（3）通过税收对总供求进行调节。从财政学的角度将，国家适当的减少税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国民收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政府为了减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减税，能够使一些企业获得更多的收入，使那些企业已经亏损的企业实现再次盈利，能够维持现有的生产，在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等环境能够保持一定的竞争力[2]。这样一来，不但能够活跃市场，还能都增加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率，促使经济的增长。
（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1）为了对经济危机做出有效的回应，通常要通过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中完成，比如利率优惠。这是中央银行以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为基础，以国家重点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为依据，对其采取较低的利率，目的在于能够促进相关产业或部门的发展和壮大，促进就业；（2）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常用的货币工具，其具体操作为，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的规模约束，通过扩大信贷规模，在某种程度上，保证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充足，更好的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撑，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更具新问题、新情况对政策作出及时、充分的调整；（3）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存款准备金政策是最为常用的工具之一，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借助降低商业银行交存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并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社会货币供应量，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流动资金。尤其当经济进入到了低迷期，需要借助降低再贴现率的方法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以此刺激消费，增加财政收入。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兼对产业和区域经济的讨论
（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我国“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这几个板块在重要性方面没有显著区分，但是，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下，一些地区（板块）的发展已经落后了，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显著的差距[3]。比如，中部的内蒙古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划给了西部地区，在经济上得到了政策的扶持，吉林省、黑龙江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国家再一次的重点关注。除此之外，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大多属于粮食主产省区，在农业、交通区位和自然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国家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的使这些区域得到均衡的发展，已经全面整合了不同省份的有利条件，在加强相互协调与配合的过程中，相关的规划引导与政策扶持相继出台，对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二）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时代”，但是，因为政策不合理，和进口设备的减免税等，一些本国产业处在了竞争劣势地位。此外，内资和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方面存在不公平的情况，知识一些产业内的企业市值被严重拉低，最终成为其他企业的并购对象，演变成为组装厂和装配线，产业的“空心化”情况较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调整与完善相关产业政策，借助多种手段支持国内产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要不断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开发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产业和企业，使其能够从加工装配向自主研发转变和延伸，在强化传统产业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提升产业的水平。此外，还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产业的自主创新，使产业内的企业能够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
（一）对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当前，由于后危机时代各种利益集团组成的利益结构十分敏感，因此，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应该指向市场，并使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能够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全球性的蔓延已经使我国遭受了一定的冲击，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目前国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从这个角度讲，应该有效解决国内货币政策目标和各国对美元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和你冲突。即使在后危机时代，也能够通过改革与完善货币体系，构建一个可以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
（二）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为有效应对经济危机的影响，在后危机时代能够在宏观经济方面获得更大的进步，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具体操作为，通过扩大内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增长对供给贸易的依赖；借助危机中的机遇，不断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和转型，以此加速产品与设备的更新速度；同时，要调整出口结构和方面，在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方面多下功夫[4，5]，此外，还应该积极寻求更多的经济合作伙伴，通过合作和联盟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三）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的初衷在于最大限度的规避金融风险，可在后危机时代，一些企业将金融衍生品看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机工具，认为的把衍生产品复杂化，这样一来，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被空前的提高，市场规模也已经超越了实体经济的规模和限制，一旦危机再次爆发，将会使实体经济再凑受到冲击。为此，需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通过有效的方法，积极应对市场上的潜在风险，否则，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四、结束语
在经济危机之后，往往会进入到一定区间的后危机时代，依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理论，这一时期指的是萧条阶段已经结束，复苏阶段尚未开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企业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层面，都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文件的货币政策的同时，通过调整宏观调控的方向与内容，不断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文章以此为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希望这些结论能够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第2篇：宏观经济后果范文
相对于以亚当·斯密作为奠基人的古典经济学体系，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归功于经济学思想史过程中的两次重要的思想革命：其一是19世纪70年代史称“边际革命”的经济学价值理论革命；其二是20世纪30年代表现为“凯恩斯革命”的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革命。这两次重要经济学思想革命的逻辑结果，使现代经济学范式较之古典经济学范式具有更加宽阔的思想发展空间。譬如说，现代经济学的价值(效用价值)概念包含精神元素，从而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对象可以被视为精神过程与物质过程相统一的“行为学”过程。而凯恩斯明确地使用三大心理学因素，来解释经济过程的有效需求相对于供给机制的独立性，则是对“边际革命”之后的一条经济学思想路线的继承和发展。在本文中，我们把同这样一条思想路线相联系，并且对现代经济分析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思想元素，称作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
由于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显性张扬，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已经对近30年来居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构成了严峻的理论挑战。本文依据经济学思想演变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对现代经济学思想的这种前沿发展作出分析判断，认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将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中“复兴”。
二、现代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确定性与无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确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纳特(f.h．knight)提出。凯恩斯(j．m．keynes)的贡献是将这个概念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实际后果联系起来。凯恩斯认为，人们对于未来的种种不同看法足以影响目前的情况，经济过程的现状是完全被动的、确定的，是由经济体系中的不同的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的不同看法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经济体系的现状是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看法的函数，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是主动的，是自变量，而经济体系目前的状况则是因变量。由于未来是不可确知的，因此，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主动的“决策过程”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完成的。这意味着经济体系的现状始终是同“事前”的预期相出入的。
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概念中包含着“无知”(ignorance)的内涵。他从来就不相信“不确定性”能够从经济体系或经济活动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类最终能找出一种方法来完全预期未来；相反，他确信，“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永远是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的一个内在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们假定经济行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他们的经济决策的现实结果也总是会同经济决策的预期目标相出入，所以，实际经济过程总是经济行为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也是经济的调整成本持续发生的过程。凯恩斯指出；“人们总是被无数主观和客观的偶然性包围着、支配着，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预期和决策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和条件，但这仍然不能保证新拟定的计划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设”不成立
现代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分析(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一项演绎属性的逻辑贡献，这就是将人类的精神活动过程通过包含精神元素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行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动及其支配下的经济行为贯穿全部经济学分析，因此经济学家们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状态的理论假定，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学分析的思想路线。
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状态的一项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类精神活动过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设，这个假设给经济学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两点：其一，数学方法作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可以作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着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机制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因为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过程不可能构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冲击”。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设”，由现代经济学范式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学体系的人类精神活动特质就被抹平了，经济学分析的全部逻辑都可以被还原到古典经济学的认识。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条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路线。
同由“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构成的客观方面的“不确定性”相对应，人类经济行为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和波动性构成实际经济过程中的起源于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凯恩斯关于这一认识所提出的经典概念是人类经济行为中的所谓“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这种精神是同人类经济行为“完全理性假设”水火不容的。人类经济行为中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波动性和自主性，是凯恩斯经济学解释实际经济过程缺乏稳定性的主要理论依据。凯恩斯本人关于总有效需求规模的自主性决定因素的概括，就归结为三大外生心理学因素；边际消费倾向、投资的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事实上，从凯恩斯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独立性和外生性，是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分析具备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概念的逻辑依据。因此，在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理论认识中，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起伏变动就会导致实际经济过程起伏变动，正如庇古(a．c．pigou)在“凯恩斯革命”之后所认识到的那样；“物体摆动的周期在磨擦的影响下趋于缩小；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推论，心理摆动的周期亦将如此，”
元素三：非瓦尔拉市场均衡分析的方法论
剑桥学派的马歇尔承接“边际革命”之后的新价值理论，启动市场价值决定的“双刃说”，主张币场需求和市场供给是两股相互独立的市场力量。“凯恩斯革命”在这个方面继承了剑桥学派的传统，将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观个体层次提升到宏观总体层次，并以三大心理学因素解释了市场需求之所以独立于市场供给的逻辑原因，从而使得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同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现形式“瓦尔拉定理”划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设”抹平了经济行为主体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和独立性，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萨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渗透到现代经济学分析之中。这就是所谓的“瓦尔拉一般均衡”及其现代数理表达方式“阿罗—德布罗均衡”(k．arrow & g.debreu)。这一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反映的是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派生于一个经济体的总生产函数的“恒等”的关系，而非市场需求独立于市场供给所产生的两股力量交互作用而达至的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数学形式反映数量相等的逻辑关系，但“数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逻辑内涵之一，是事后的结果；“方向相反”才是构成“均衡”事前的原因。这是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同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区别之一。
作为以上“凯恩斯元素”合理的经济学结论，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认为：现实经济行为及其宏观表现是内在地不稳定的，经济过程出现“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具体表现为工资和价格刚性以及调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国家经济管理作为市场经济过程的稳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凯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够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归纳和理解上述凯恩斯元素，凯恩斯经济学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范式区隔”就为后人所忽视。凯恩斯在《就业通论》中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定就被理解为一个权宜性的假设，而不是有着深厚思想基础的见解。于是，伴随着凯恩斯之后的标准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发生，现代经济学范式之中的凯恩斯元素就开始流失，主流经济学家对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误解和误用开始泛滥。
(一)“新古典综合”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
第3篇：宏观经济后果范文
基于旧模式得出的假设,啊怕是权威性的假设,它的合理性也会受到批判,因为宏观经济行为的合理性和后果存在系统性偏差,而这需要进行细致的研究。
人们还在讨论究竟是金融家糟糕的风险管理还是监管机构的失职造成了20世纪初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实际上两者都可以归结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但经济学界也要为此负责。因为经济学界认为市场能够进行自我调节,这相当于是给监管机构的定心丸,让大家认为这种模式既高效又能自我修正,何况市场有效性假说一直存在。现在不仅是经济混乱,而且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也是混乱的。
非经济学专业的人士很难理解主流宏观经济模型。许多人以为,需求必定会等于供给――这意味着不可能出现失业的情况。许多人使用“代表性个人模型”――假定所有个人都是一样的,这意味着不可能存在有意义的金融市场。作为现代经济学基石的信息不对称假说也无处立足。这种假设与人们所青睐的完全理性假说是矛盾的。
通常坏模式会导致坏政策的出台,举个例子来说,中央银行太注重因通货膨胀而造成小型经济效率低下的问题,却远远忽视因为金融市场混乱和资产价格泡沫引起的大规模经济效率低下的现状。总之,他们所相信的经济模式认为金融市场总是高效的。显然,目前“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式”并没有纳入适当的银行分析。银行也没有做好风险管理方面的工作,包括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公开表示对银行表现出的风险控制能力感到惊讶。但事实上,格林斯潘的惊讶才真正让人们感到的吃惊,因为只要粗略地看看银行和管理层不恰当的优惠政策,就能够预见对经济的短视行为所承担的风险已经过度,也很容易就能预见背后的危机。
应当根据预测能力给标准模型评级――尤其是它们在紧要形势下的预测能力。提高正常时期预测的准确性――预测下一年的经济增长率是多少,远没有了解重大衰退的风险那么重要。
在这方面,宏观经济模型败得很惨。到目前为止,基于这些模型的预测完全削弱了政策制定者的可信度。它们未能预见到危机的来临,他们称泡沫破裂后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远没有认识到其后果会有现实发生得那么持久和严重。
虽然现在的经济模式不尽如人意,但令人欣喜的是,当经济界的主流理论还在集中探讨错误模式时,有很多研究者开始尝试用新的办法和途径来解决旧模式无法解决的矛盾。除了少数几家银行外,多数银行很少关注系统性风险和信贷相互联系所构成的风险。在危机发生的前几年,有少数经济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这些因素,他们还研究包括企业破产风潮发生的可能性,而这在经济危机中是非常有必要的。
商户、企业和银行等经济机构间复杂的关系需要细致地勾勒才会清晰,而在个体都被假设是相同的模式中,这些关系是无法研究清楚的。在旧模式得出的假设,哪怕是权威性的假设,它的合理性也会受到批评,因为宏观经济行为的合理性和后果存在系统性偏差,而这就需要进行细致的研究。
第4篇：宏观经济后果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最新趋势；分析
宏观经济在人们的印象中已经不再是陌生的概念，它和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了解并掌握我国宏观经济最新趋势很有必要，如此一来才可以进行合理判断分析，从中找到方法和策略将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控和解决，避免造成不利后果。基于此，文章主要就是对我国宏观经济最新趋势进行适当的分析。
一、宏观经济的基本概念
宏观经济是指总量经济活动，也就是国民经济的总体活动，与微观经济相对。意思是指整个国民经济亦或是国民经济总体以及经济活动和运行状态。宏观经济有着自身特质，其主要目标是高水平的以及快速增长的产出率、低失业率和稳定的价格水平。
二、我国宏观经济最新趋势分析
我国目前宏观经济最明显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增长速度呈现一种下滑的趋势，究其原因，既有客观的一面又有我国经济成长阶段性的一面。就现在而言，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步入到了高收入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般有下降的趋势，这是可以理解的。就我国国民总体经济来说的话，在2013年的时候我国国家生产总值达到了56.88万亿元，跟改革开放初期比较起来已经翻了25倍左右，从改革开放到2013年这35年的时间我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9.8%，我国经济在1998年完成了从低收入贫穷国家转变成为了中下等收入国家，在2010年完成了从中下等收入国家转变成为了中上等收入国家，这很让人感到自信。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把十年当做一个阶段，最近的这十年将下降了2个百分点，其意思就是，在2000年至2010年这十年的时间里面，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下来大概在10.4%，而2010年以后的十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要下降2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说平均增长速度在8.4%左右，这是阶段性演变过程的一个显著特点和正常发展趋势。
我国总体的宏观经济趋势就是这样的，但是就短时间的经济增长趋势而言，尤其是宏观经济的最新趋势而言，其形势并不是很乐观，甚至出现了一些让人担惊受怕的变化，下面主要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最新趋势让人担忧的主要原因：
1.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没有上升的迹象。在2014年第一季度的时候，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维持在17.3%左右，虽然这一数字跟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固定资产的平均增长速度20.4%比起来有所下降，下降了3.1%左右，但是这一数字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比较起来的话其实并不算低了。只是最需要弄清楚的是是在投资，究其原因，在投资这一方面，主要的问题在于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国有大型企业并没有强烈的投资动力，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了足够的市场力量。企业投资动力不足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原因是企业没有足够的自主研发以及创新能力，并不是出在融资渠道这一问题上，在这种条件下进行投资就很有可能导致重复建设这一严重后果，如此一来就会造成产能过剩的不利现象。从当前来看，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极其严重，业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进入到了现在的工业投资品产能过剩的阶段。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国的规划和投资管理体制。就中小型规模的民营企业而言，因为我国投资市场化以及金融要素市场化的水平普遍不高，与此同时国有银行又很难为这些企业提供公平的、人性化的、及时有效的金融融资服务，所以民营企业在融资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借助非正规融资的民间借贷这一手段，这样一来就会让融资的成本提高不少，当融资成本过高的时候，企业的正常生产需求就会被阻断。这就可以看出来，在投资领域，市场力量想要发挥其作用是非常困难的，现在，政府在投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从统计数据中就可以看出来，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的比例为2/3，政府投资的比例为1/3。当国家对政府投资过度依赖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不可持续性的问题。第一、在地方政府投资这一方面，现在最主要的平台主要还是依靠融资，把土地专项作为担保，因为审计的地方融资平台关键是要有会计凭证的，但是大部分的地让融资平台并没有，所以，实际的地方融资债务风险跟审计结果比起来还要大一些。第二、在中央政府投资这一方面，虽然中央能够通过融资平台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来进行投资，但是这样一来会把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从而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表面来说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实质上是一种税。因为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都在不同程度地面临较大约束，所以自2010年10月份开始，政府就从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中选择了退出，只是政府退出的前提是要有市场力量以及企业跟进。从这些方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企业并没有足够的市场信心，也没有旺盛的投资增长动力，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政府退出以后，从2011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这一段时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降，还是呈直线的形式。这就让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来遏制经济衰退的这一趋势。从总体方面来说，当前我国投资需求的速度在下降，但是绝对速度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并不是很低，主要问题是政府主导着背后的投资主体，很难得到持续稳定发展。另外，政府投资并没有受到市场的检验以及竞争的洗礼，所以政府认为切实可行的在市场上就不一定行得通，这就非常容易造成过剩产能的现象，也会导致投资的需求难以持续。
2.消费需求低迷且国民收入分配悬殊较大。社会并没有针对消费需求做出直接的统计指标，但是可以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找到答案。因为国家在2013年出台了八项规定，所以公款消费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只是两者关系并不是很大。当前消费需求低迷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国民收入悬殊较大、资源分配非常不合理，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一问题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的。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尚且存在一些扭曲，从宏观方面而言，它主要是表现在居民收入增长跟政府收入增长比较起来要慢很多。宏观上，国民收入主要分成政府收入、企业收入以及个人收入等这三个部分。政府收入主要体现在税收上，企业收入则是体现在资本运作的盈利上，而个人收入主要就是体现在工资上面。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维持在18%以上，而增速最慢的居民收入跟国家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比起来要低30%左右。因为政府以及企业的收入主要是用来做公共投资以及企业再生产，居民收入主要是用来消费可增长平缓，所以消费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是很协调。现如今，我国的经济增长中，有70%是通过投资来带动的，剩下的才是通过消费来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出现扭曲现象，主要就是因为宏观分配结构不尽合理，然而调整宏观分配结构又极其困难。就企业而言，要想让我国经济重现活力，我国不应该给企业加税而是应该适当减税。从政府这个角度来说，要是政府的职能不作出转变，相关机制不作出改革，只是把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以及比重做出简单调整是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反倒可能引发政府危机，所以，政府应该积极承担自己要做的事情。由此可见，当调整宏观分配结构充满很大困难的时候，消费需求就会出现低迷的现象。
3.出口难以为经济增长起到大的作用。自从2012年以后，净出口已经没有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实际贡献率，甚至是负贡献率。拿2012年来说，那一年我国的国家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7.7%，这其中，投资需求的贡献率是50.4%，而消费需求的贡献率为51.8%，也就是说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中102.2%是因为内部需要而推动的，出口在2012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在2014年第一季度的时候，这一情况更加不利，出口量以及进口量都出现衰退迹象，在这种条件形式下，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内需，只是从当前来看，投资消费的增长速度跟以往的年份比起来明显放慢了步伐，并且在很短的时间是不容易把这一局面从根本上扭转过来的，这就是宏观经济目前最为明显突出的矛盾。
三、结语
通过对我国宏观经济最新趋势的分析，我国经济情况就能让人有更加清晰明确的认识，当发现问题的时候就能及时调整并对症下药，从而让我国经济能够更加稳定也更加良好，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参考文献：
[1]刘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树立中国经济理论的自信[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3（1）：37-45.
第5篇：宏观经济后果范文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这次利率调整是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也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组成部分。他还说，尽管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各界人士意见不一，但在这次宏观调控过程中，国务院一直都非常强调要发挥好利率政策的杠杆作用。对于利率调整的决策依据，周小川表示，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并非央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整的主要参考因素。此外存款下降、资金体外循环的因素也并非利率调整的决定性因素。至于外汇流入增加带来的人民币占款问题，周小川认为，仍在中国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周小川总结称，判断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主要还是要看整个宏观经济的走势，包括看CPI和PPI这样的指标。另外，央行比较关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于此次利率调整的影响，周小川表示，这次利率调整刚发生半个月，政策效果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同时，央行要积极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对这次利率调整政策的消化，尤其是加快推进微观机制改革。
郎咸平：人民币升值的口子绝不能开
“人民币一旦升值一次，就极可能升值两次，后果将是极具破坏性的。这个口子不能开，否则会越撕越大。”郎咸平近日表示。曾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的郎咸平对国际“热钱”对人民币的狙击忧心忡忡。郎咸平是强烈警惕国际“热钱”的华人学者。国际“热钱”对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套利机会觊觎已久。2003年6月，郎咸平就曾指出，为炒作人民币而流入中国的“热钱”高达500亿至600亿元，这批“热钱”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美国和日本是去年要求人民币升值呼声最高的两个国家。此次“热钱”卷土重来，郎咸平甚至建议人民币应先贬值2％一段时间，再恢复现有汇率，以此逼退“热钱”。
唐双宁：宏观调控不宜再出台新总量控制政策
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评点宏观调控，指出目前的宏观调控，一要巩固已取得的宏观调控成果，不宜出台新的总量控制的政策。同时，密切关注国民经济发展走势，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前瞻性，保持灵活性、务实性，提高商业银行自主审贷、自担风险能力，加大信贷结构调整力度，为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积极的货币信贷环境。二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支持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发展。三要在信贷投放上做好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工作。他认为当前的宏观调控主要具有以下的特点，见事早，方式新，针对性强，震动小，见效快，影响深。四要充分认识到宏观调控成果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基础还不够稳固，要保持警惕，防止反弹，特别是采取得力措施防止投资领域盲目的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五要拓宽融资渠道，积极支持资本市场的发展，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六要注意防范宏观调控中由于项目停建、缓建所带来的新的银行风险，严防新的不良贷款。
第6篇：宏观经济后果范文
关键词：金融开放； 宏观经济 ；稳定协调
金融开放，虽然大多学者从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服务角度来进行不同的定义，但以姜波克论述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金融开放可从静态与动态两方面来看。从静态方面来，金融开放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从动态方面来看，金融开放则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由原先的金融闭锁的状态向金融开放状态的转变过程。
金融一体化的开放对国家宏观经济带来了很多影响，本文就从三个方面来研究金融开放环境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一 影响国家甚至地区金融危机的产生
在过去，学术理论界认为金融开放对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并不很明确。因为他们认为金融开放一方面能给国家或地区提供利用国际资本的机会，能够帮助那些资本贫乏的国家实现生产基础的多元化； 另一方面， 金融开放程度的提升也能让处于比较优势的生产专业化程度能上升，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利。特别是东亚地区在上世纪80 年代经济的腾飞，更让理论界对金融开放持乐观的态度。
但伴随着东亚国家加快金融开放的步伐，对金融市场的规制也不断放松，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进程也日益加快，这些也吸引了西方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大量过剩资本涌入。这些外资的大量涌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东亚地区国内建设资金存在的不足，增强了融资能力，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推动经济发展和造就经济的繁荣与“东亚奇迹”。然而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世界所爆发一系列货币与金融危机，尤其是在1997 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让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2008 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次贷危机，冲击了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包括经济发达的国家经济。这让很多流入的外资纷纷撤回本国来救市，导致许多国家的股市暴跌和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
这些事实让学者们对金融开放的后果产生了质疑。当今学术界普遍研究总结，国家在金融开放的条件下容易产生着经济波动，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许多外来的国际资本有着亲周期流动的特点，正当经济低迷时，往往会倾向集中撤离。在这时如果国内没有形成良好的融资渠道，就无法能给企业提供上有效及时的资金补给，容易导致企业生产产生瘫痪，经济陷入萧条状况中。
二、效率与风险是金融开放下宏观经济特点
效率与风险是学术界根据金融开放后国际金融危机所总结出来的特点。特别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外资金融机构的涌入，我国金融机构也要出到国外的金融市场，今后对外借款与投资必然会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当向政府机构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时，由于贷款都是没有担保，国家风险就会成为最明显的。一般来说国家风险的表现形式就是“转移风险”，也就是借款人的债务都不是以本币计值，不管这些借款人财务状况如何，都可能无法得到外币来用以偿还着借款。特别是我国的绝大多数金融机构都以往都处在封闭的金融市场上活动，所以对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并不是很熟悉，所以在金融开放后更应该对此进行格外地关注。在加上由于市场价的变动，无论在银行的表内与表外头寸上都会面临着遭受巨大损失的风险。所以市场风险一个具体的内容就是外汇的风险。在国际金融汇率剧烈波动时，外汇业务中内在的风险，特别是外汇上的风险也会增大。在加入WTO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之后，金融汇率的市场化进程也会进一步加快，汇率的波动也会更加频繁，与此同时，银行的外汇业务也日益增多，我国的各类金融机构对外汇业务并不熟悉，因此，这类金融风险会逐渐增加，这一些都让效率与风险是国家宏观经济的特点。
三 保持稳定与协调是宏观经济的特点
由此看来，金融开放对于宏观经济来说是一把双刃剑。金融开放可以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下的弱点，广泛的融资能为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还能为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提供刺激，从而推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但如果条件不能完全具备来强行实行金融开放，就会有着巨大的风险。
为此，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应该把金融开放隐含的，不得不承受以及会发生的金融经济危机考虑进去，在政策与制度来进行完善。实质上，金融稳定与金融开放、金融危机和体制外的协调等方面存在着必然联系。所以，我国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中，强调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的同时，更应改去着重强调金融开放的渐进性与次序。
要做到金融开放的渐进性与次序，关键的实质就在于经济上国内与国外协调一致。著名学者麦金农也曾经指出，国家为实现非通货膨胀上的金融均衡，财政和货币，以及与外汇政策上的排列顺序是至关重要。政府不仅，而且也不应该去采取全部完全的自由化措施；相反，经济金融上的自由化应有一个最佳合理的顺序。
因此，根据麦金农的论述，一个经济上中央集权化的国家经济过渡到一个金融开放的国家，应该做到国内与国外的协调，在财政上做到金融开放下的平衡，这样才能防止入不敷出以及游动资金的出逃。同时在财政收支方面重建公共财政。一方面要实行“权力来制约权力”的改革。用相应的权力甚至更大的权力，来实现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同时要推进以利益，尤其是物质方面足额的利益来激励与推进政府职能的利益与调整。这样，才能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协调。
参考文献
[1]2005年中国金融年鉴。北京：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
[2]罗纳德，麦金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第7篇：宏观经济后果范文
正如姜国华、饶品贵（2011）所指出的，宏观经济环境通过影响企业行为及其产出进而影响宏观经济产出，形成“宏观经济环境—微观企业行为—宏观经济产出”的作用机制框架。现有相关研究多从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决策的视角展开，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Korajczyk，Levy，2003）。其中，宏观经济政策对融资行为的影响方面，根据经济学理论，企业所处宏观经济环境的优劣会影响企业信贷违约的概率，从而影响企业的融资行为。如Wanzenried（2006）考察了制度环境、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体制、法制环境、通货膨胀水平以及宏观经济周期显著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Cook，Tang（2010）研究了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宏观经济下行时，企业会加快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黄辉（2009）基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考察了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各地区的法制水平、股市发展水平均能显著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尚待完善，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得直接融资较为困难，通过银行信贷间接地获得融资成为众多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而宏观经济环境对此会产生重要的调节作用。江龙等（2013）发现融资约束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呈顺周期性变化，非融资约束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呈逆周期性变化，说明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的融资决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另外，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形式，对企业融资行为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叶康涛、祝继高（2009）发现银根紧缩期间，企业通过信贷融资方式获得贷款的数额大幅下降，并且国家在分配信贷资源时往往倾向于满足国有企业的融资需求，特别是在货币政策紧缩时，这种政策性信贷歧视行为更为明显。类似地，陆正飞等（2009）发现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民营企业遭受了较为严重的“信贷歧视”，当民营企业遭受“钱荒”之时，企业的价值亦会受到较大损害。上述研究均验证了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及其变动会对企业融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国家经济政策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差别化对待”使得民营企业在面临不利的外部宏观经济环境时的融资约束更为严重，使其跛足前行。
外部宏观环境在影响企业融资行为的同时，亦会对其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如Chiou，etal.（2006）发现在经济繁荣时企业营运资本需求高，企业会将更多资金投入营运。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市场利率的变化改变了企业资本成本，从而在影响融资决策的同时，亦会对投资行为产生影响（Mojon，2002）。如当预期贷款利率下降时，企业的投资成本将会降低，从而投资效率提高；当预期贷款利率提高时，企业会相应地降低投资水平。相异于利率传导机制，信贷传导机制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的信贷供给从而间接影响其投资水平（Bernanke，Gertler，1989），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下，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减少）会显著提高（降低）企业获得信贷融资的概率和数量，从而影响企业投资行为。如靳庆鲁等（2012）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缓解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则表现为非线性。由以上理论分析可以看出，融资约束是摆在我国民营企业发展道路上无法逾越的障碍。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以及缓解融资约束所带来的不利冲击，企业采取各种方式，拓宽融资渠道，最大可能获取发展所需资金。其中，通过持股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股权或者委任具有金融机构从业背景的高管作为公司高管等方式便成为众多企业缓解资金饥渴的重要手段（邓建平、曾勇，2011；杜颖洁、杜兴强，2013）。如邓建平、曾勇（2011）发现金融关联能够有效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并且在区分金融市场化程度之后，研究发现金融关联对于民营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在金融市场化较低的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杜颖洁、杜兴强（2013）从银企关联与贷款融资视角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然而，现有相关银企关联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以“关系”为契机点探讨企业通过聘任具有金融从业背景的高管担任其高管（如董事等）的经济后果，却鲜有从更为直接的方式，即持有金融机构股权的视角去探讨产融结合的动机与经济后果。为了更好地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我国政府借鉴西方跨国公司的经验，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引导和规范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实施产融结合，以期借助产融结合平台整合企业资源，提升企业动态竞争能力，实现规模化、集团化、科学化的产业升级发展，而通过更为直接的方式，如通过参股金融机构或者设立财务公司等搭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互融合的平台，成为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满足投资需求的重要手段。现有研究也表明，持由银行股份可以提升企业现金持有价值（陈栋、陈运森，2012），并且这种效果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更为明显。特别是我国政府对企业持有银行等金融股份的监管逐渐放宽，甚至出台鼓励大型中央企业或国有企业率先建立财务公司等政策性指引，促使企业为追求利润和满足资本的扩张需求，积极尝试以持股或参股的方式投资金融业，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企业价值最大化。此外，除却大型中央及国有企业响应政府产融结合战略，一些优秀的民营企业也纷纷参与到产融结合的实践中，诸多企业通过持有金融机构股份的形式应对当前或者未来经营过程中潜在的钱荒，为其多元化扩张奠定坚实基础。那么，在宏观经济环境变化莫测、融资约束问题普遍存在的情况之下，产融结合平台必然会对民营企业财务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A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案例设计与分析
本文选取A民营企业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并根据研究需要将样本期间界定为2007-2012年，同时借鉴石晓军等（2010）、陈武朝（2013a）有关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方法及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现状，将2007年、2010-2011年定义为经济扩张期，而将2008-2009年、2012年定义为经济紧缩期。由于本文所选的案例企业在早些年前就开始了产融结合的实践，因此，选择产融结合实施几年后的样本对于研究产融结合实施效果提供了可能。
（一）案例概况1.A民营企业简介A民营企业是一家以品牌服装为主业，并涉足地产开发、金融投资领域的集团公司。在品牌发展过程中通过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品牌运作策略，使品牌形象不断深入人心。2.A民营企业多元化之路：地产投资&股权投资2007年，宏观经济环境良好，A企业加速发展，进行了大量的投资；2008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外部融资成本升高。面对金融危机，A企业大量削减投资，但仍购置了少量的土地使用权；2009年，企业的投资行为呈现出逆周期性的特点；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态势良好，这也促进了A企业的投资，如在金融股权投资方面和地产投资方面，均有较快的增长；2011年，A企业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其投资呈现出顺周期的特征；2012年，企业投资项目放缓，原因是宏观经济处于下行通道，A企业全面收缩了各方面的投资。具体投资过程和事件描述如表1所示。3.A民营企业产融结合之路作为民营企业中践行产融结合的先行者，A企业主要通过参股证券、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其多元化发展拓宽融资渠道，获取金融机构的巨额垄断利润。投资AC证券公司：1999年，A企业出资3.2亿元，成为AC证券公司的主发起人之一。但2006年开始，A企业开始减持AC证券公司股票。以股市行情大好的2007年为例，A企业通过减持AC证券公司股票，获得投资收益27.54亿元。参股ABD银行：2006年，作为ABD银行的主要发起人之一，A企业持有ABD银行17,900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7.16%。截至2010年，企业合计持有ABD银行24,950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8.65%。AC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出资1.8亿元人民币，共同发起成立AC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占18%。该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立志于通过不断努力，实现资产管理、银行、证券等业务的综合经营，最终成为全国性的金融保险集团。BD投资公司：2008年12月，A企业聘请BD投资公司作为其投资顾问。双方的投资协议内容显示，BD投资对A企业的股权投资项目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及交易性金融资产提供专业化投资分析，A企业支付相关咨询费用。
（二）案例分析1.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从以上案例来看，我们发现A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重要影响。如2007年、2010年，A企业的投资支出受到有利的外部宏观环境影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而在2008-2009年以及2012年，受国内外经济持续下滑的影响，国内消费需求不振，投资支出出现了大幅度的缩减，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企业的投融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表现为A企业投资额度的大幅减少（如图1所示）。而本应在经济扩张期的2011年却由于国家房地产政策的趋紧，其投资支出大幅度减少。由此可见，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确实受到宏观经济政策及环境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发现A企业投资行为受利率波动的影响较小，如在2007年以及2010-2011年，国家不断提高贷款基准利率以抑制潜在的通货膨胀，但是由于这段时间属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上行期，A企业并未因政府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减少其投资，这说明面对潜在的融资约束，A企业能够通过多种方式筹得资金以满足其发展，这其中主要通过参股企业证券、银行等获取融资。2.进一步分析A民营企业产融结合的效果A企业多元化发展战略使其对资金产生了极大的需求。为了满足投资及偿还债务的需求，企业除了通过发行融资融券、在集团内部母子公司及关联企业之间提供担保以及子公司及母公司相互占用资金等方式解决公司融资约束问题外，一个重要的融资渠道便是实施产融结合发展战略以满足多元化发展的资金需求。我们发现，A企业分别持有AC证券公司、ABD银行、ABC银行以及AC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股份。特别是公司董事长也是ABD银行的董事，这为通过直接持股甚至与银行建立银企关系的方式以解决融资约束问题提供了可能。通过阅读A企业年报，我们发现企业主要通过参股金融机构获取银行授信、通过质押所持银行股份以获取融资以及在需要资金之时通过减持所持金融机构股份等方式来获取发展所需资金。例如，在《2005年A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用评级》报告中，有记载表明“截至2005年8月，企业获得54亿元银行授信额度，未使用授信额度近20亿元，能满足企业未来发展的资金所需”。2010年，ABD银行公开授信10亿元与A企业共建合作平台，支持A企业纺织服装板块产业升级和扩大经营。2010年，A企业以持有的ABC银行股票137,836,045股作为质押，向ABE银行借款7亿元；2011年，公司以持有的ABC银行股票179,140,000股及收益权作为质押，向ABE银行借款7亿元；2012年，公司以持有的ABD银行股票19050万股及收益权作为质押，向ABE银行取得借款8亿元。通过对比年报，我们发现，虽然在短期借款的信息披露中，A企业通过母公司或子公司或者关联企业提供担保或者质押、抵押土地使用权等来获取银行贷款，然而通过质押所持银行股份所获融资金额数量仍比其他方式获得融资额数量要多许多，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与银行建立关系能够为企业融资起到较好的隐性担保作用，对企业建立良好的声誉从而更为便利地融资起到了积极作用。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通过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金融关联，能够缓解A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潜在融资约束，特别是在外部经济环境较为不利的情况下，持有金融机构股权能够起到减轻外部经济环境冲击的作用。既然产融结合能够起到缓解融资约束的目的，那么其势必会对公司的负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进而会影响到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调整。从图2中可以看出，虽然长期负债是众多企业融资的最佳选择，但只有国债和超级绩优的公司才能获得市场青睐，而以A企业经营状况来看，若想获得充足且持续不断的长期债则是阻碍重重，因此，选择高利率的流动负债成为公司的首选。进一步，如图3所示，到为了满足多元化发展需求，A企业的短期债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但是陡然剧增的短期债务加剧了A企业的债务偿还压力，增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这暴露出民营企业产融结合大光环背后的潜在弊端，即通过产融结合虽然能够缓解融资约束，满足公司多元化发展需求，但是如果仅仅将产融结合的平台当作公司多元化发展“取款机”的话，并没有使产融结合发挥其实质性的金融平台作用，那么必然会为今后A企业资金链条断裂及债务危机埋下伏笔。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倘若银行收紧信贷，那么企业的信贷融资能力便会下降，外部融资成本升高，财务费用增加，为将来的发展埋下隐患。民营企业建立产融结合平台除了能够缓解融资约束、满足多元化发展需求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动机便是分享金融机构巨额的垄断利润。虽然A企业通过投资，诸如ABD银行等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如在2009-2010年，A企业金融投资业务分别实现净利润约16.25亿元和12.45亿元，但2011年以来，国内资本市场出现较大波动，A企业金融投资业遭遇阻碍，A企业参与了13家上市公司的增发，金融投资业务的净利润降至4.87亿元，揭示出民营企业参股金融机构的重要动机便是分享被投资公司的利润。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风险应对机制，在企业受到较大的外部不利冲击时，往往会遭受巨额的投资损失，特别是像A企业一样，由于先期品尝到投资金融股所带来的巨额收益，其逐渐偏离主业发展而盲目进军金融业，虽然投资金融股一度使企业获得巨额收益，但是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波动，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持续低迷，使A企业近年来不得不逐步减缓金融股权投资的步伐，重新回归主业。
（三）进一步的分析面对宏观经济环境的波动以及企业自身发展战略需求，许多企业不满足于在一个领域发展，多元化经营战略受到众多企业的青睐。反观A企业，在主业服装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开始向地产业和投资业扩军。诚然，在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好的情况下，公司确可从房地产和金融股权投资中获取巨额的收益，然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A企业的房地产投资业受到严格的宏观调控之际，其金融投资也经营惨淡，使得本来业绩良好的服装业也备受拖累，企业面临着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不断下降的窘境，最终企业高管不得不放缓副业的扩张步伐，重新回归主营业务。上述的案例凸显出我国众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潜在矛盾性问题：是坚持单一主业发展还是多元化发展？显然，A企业选择的是后者。企业在通过多元化发展追逐高额回报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经营风险及财务风险，这也对企业通过多元化发展实现绩效提高的目标形成了阻碍。特别是受外部监管环境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约束，我国企业目前的融资方式仍以银行贷款为主，企业若要实现多元化发展，那么源源不断的资金供应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主要通过负债方式来满足多元化发展的模式可能存在着诸多的风险，比如当国家货币政策趋紧时，企业的贷款成本便会提高，那么也就加大了企业还款难度。同时，如果企业存在着诸多以“短融长投”的方式来满足投资需求的情况，势必会增加风险，进而损害企业的价值。A企业在多元化发展的道路上，特别是在内部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方面，亦面临着上述的问题。具体而言，公司众多“地王”称号的由来依靠的是巨额的贷款融资，其中包括通过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联系所获的诸如银行授信等信贷资源以及通过质押母子公司、关联企业以及土地使用权等获得的信贷资源。通过上述方法获得融资虽然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不利经济环境所造成的融资约束，但是却提高了企业的各类风险，比如财务风险。A企业不断增加贷款一方面要满足高速发展所需，另一方面就是偿还之前所借款项的高额利息费用，这种“借新血补旧血”的恶性循环极易引发潜在的债务危机，从而增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特别地，通过产融结合方式来缓解融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企业发展的资金所需，它却成为了企业财务风险的催化剂。
偏离主业而企图依靠投资来获取巨额收益虽然最初令A企业收益颇丰，然而忽视主业的发展却使得A企业在外部经济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遭遇了巨大的投资损失。如近年来企业的投资收益呈现出逐渐递减的趋势，这一方面体现出多元化投资受国家宏观经济环境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盲目地追求短期投资收益虽然能够在特定时期为企业带来巨额收益，但是其投资行为本身蕴含着潜在的风险，使得企业在外部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手足无措，甚至濒临破产。进一步，本文对A企业业绩进行了分析（如图4所示），通过考察A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及总资产净利率，我们发现自2009年后，企业的业绩一度出现下滑。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有如下几方面：第一，宏观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如在2010年，房地产业创造了68.5亿元营业收入的历史新高，但在短暂的繁荣之后，A企业很快就迎来了“史上最严调控”。2011年，A企业房地产投资仅实现净利润5.72亿元，而最为糟糕的是在2012年，受国内外经济持续下滑的影响，国内消费需求不振、服装类零售增长降速，加之房地产和金融投资的持续低迷，加剧了A企业业绩的下滑。第二，企业战略的偏误。A企业试图通过多元化发展的模式来拓宽利润范围并提升业绩，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波动打碎了公司的多元化发展梦，战略决策的失误使得公司偏离原本发展迅猛的主业而投身到陌生的房地产及金融股权投资业，由此损害了企业价值。第三，巨额的债务所产生的财务费用（如图5所示）。为了满足A企业多元化发展需求，企业在投融资政策上采取了“短融长投”的策略，虽然通过短期融资能够缓解企业长期投资的资金饥渴，甚至在国家银根紧缩时期仍然能够通过产融结合等方式获取发展所需资金，但是这种饮鸩止渴式的发展模式必然造成A企业潜在的巨额利息费用，进而大大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三、案例启示
根据A企业的财务报告，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受外部经济环境的显著影响，这主要体现为在经济扩张期，公司的投融资行为较为普遍，反之亦然，暗示出企业若想在行业中长久可持续发展，除了提升自身竞争力外，对于外部经济环境的波动要时刻保持警惕，合理、适度地把握宏观经济环境的大气候，做出适应经济环境的正确决策，以提升企业价值。既然外部宏观经济环境能够显著影响企业的投融资行为，那么对于我国企业来说，特别是受外部经济环境波动影响更大的民营企业来讲，适应外部宏观经济环境以实现自身发展是企业的生存之本。尤其是当外部融资环境较差时，积极地拓宽融资渠道以实现持续发展成为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而通过参股金融机构，即搭建产融结合的平台来解决融资约束问题，为企业投资提供资金保障。通过A企业产融结合实践，我们发现了民营企业产融结合实践的利与弊。具体而言，从案例中我们发现A企业参股AC证券公司、ABD银行等金融机构主要是出于两个目的：首先，分享银行等上市金融机构产生的巨额垄断利润，其次就是满足企业投资所需资金。通过对A企业2006-2012年投融资情况的分析，我们发现企业会通过银行授信、质押银行股权等形式来满足项目投资的资金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部宏观经济波动对企业造成的潜在融资约束，使企业能够持续发展。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选择产融结合之路亦不例外，它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企业融资之需，但却增加了企业的各种风险，如经营风险及财务风险，这也就暴露出民营企业产融结合之路的弊端。从A企业产融结合实践来看，企业试图通过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股权获得巨额的投资收益，简单地进军偏离主业的其他经营领域却忽视外部资本市场波动所引致的市场经营风险，使得企业在资本市场遭遇寒冬之际遭受巨额投资损失，从而阻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虽然通过参股银行能够为投资及偿还债务提供一定的资金，然而通过借入新的贷款来偿还旧的债务以及盲目进军自身不是十分熟悉的地产等领域，存在低效投资的可能，同时也使企业陷入“短融长投”困境，降低了企业的偿债能力。
与此同时，通过A企业实践，我们发现造成现如今发展滞后，甚至战略上要重新回到主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贪图多元化发展所带来的短期利益，而忽视了企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诚然，多元化发展能够在一定时期为企业带来巨额收益，但是偏离主业而试图通过企业自身不熟悉的副业来提升企业业绩，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如A企业房地产业在外部经济环境大好的情况下获得了巨额的收益，但是随着国家房地产政策的不断紧缩，退房潮、退地潮不断出现使得A企业发展遭遇寒冬，最终使企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同行业其他企业。由此可见，试图通过多元化发展获得短期收益的战略并不可行，虽然理论上多元化发展有利于突破公司现有资源的局限，获得资源共享等协同效应，但是如果企业仅仅通过参与陌生行业来获得短期收益而忽视了潜在的经营风险及财务风险等问题时，那么这种多元化模式很有可能不会成功，甚至会像A企业一样，被副业的糟糕业绩拖累本来发展良好的主营业务。
四、研究结论
第8篇：宏观经济后果范文
有些国家还在忙于应对经济危机及其所造成的后果,而中国将再次面临如何调控繁荣的挑战。
由于果断采取了抑制泡沫政策,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稳固下来,接下来可能会有进一步调整。这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个好消息,但某些人可能会感到失望,他们认为政府会放任泡沫不断增长,直到最终破灭。
楼市调整会不会对总体经济增长造成冲击?这要取决于怎样定义“冲击”。资产价格下降或许会减慢总投资和GDP增长率,但如果所谓减速只是增长率从(预计的)11%降到9%,那么中国就可以在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同时避免发生经济过热。事实上,对中国来说,目前房产投资年化增长率达37%,这是非常危险的。理想的增长率降低到是27%!
目前中国已经经历了长达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期间鲜有大的波动和停滞。剔除1989~1990年的经济减速,平均年增长率为9.45%,最高为1994年及2007年的14.2%,最低为1999年的7.6%。
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在增长的早期阶段均经历了危机,但中国似乎是个例外(或许这只是偶然),“即将到来的崩溃”的预言在中国身上屡战屡败。但是,中国持续增长的时间越长,就有越多的人相信会最终会出现悲剧。
在我看来,中国增长神话的唯一特别之处是繁荣时期卓有成效的宏观调控。
毫无疑问,经济发展和制度改革都可能导致不稳定。事实上,中国中央政府承计划经济之衣钵,所制定的增长规划总是事无巨细,造成了经济波动,这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但中央政府十分担忧泡沫破裂引起失业率上升,因此必须对经济过热时期的通货膨胀负责。地方政府和国企则没有这方面的顾忌。他们希望获得GDP高增长,而对由此产生的宏观经济后果无暇顾及。他们尽其所能为雄心勃勃的投资项目融资,丝毫不考虑还款和通胀问题。
事实上,地方政府过度举债正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经济过热的主因。然而,现在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动物精神”成了新的过热风险源头。经济的持续繁荣、收入的持续增长以及市场的持续扩大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所有人都渴望抓住新机遇,所有投资者都渴望迅速致富。他们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未经历过失败。因此他们的投资和投机欲望极其强烈,对风险有欠考虑。
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相对高通胀为中央政府敲响了警钟:快速增长会带来宏观经济风险。90年代早期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和上世纪末东南亚重蹈日本覆辙则提醒中央政府,泡沫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
经济理论表明,所有的危机都是由泡沫或过热导致的,因此只要能成功防止泡沫,便能防止危机。对于“熨平经济周期”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像最近那样在危机之后施以刺激政策,而是在繁荣时期未雨绸缪,将泡沫扼杀在早期阶段。
世界经济的问题在于,所有人都牢记凯恩斯的教诲――在危机爆发时实施反周期政策,而在繁荣期采取放任自由政策,不要有系统性的政策介入。其实治理繁荣才是更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在一开始就把危机隐患解决掉。
在我看来,中国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凯恩斯世界”:在微观层面上发展私有经济,放开价格竞争,而在宏观层面上采取反周期的政策介入。
第9篇：宏观经济后果范文
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特别是自1969年以来每年一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使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覆盖了全世界。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不但影响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而且也影响着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
概括起来，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1宏观经济思想与经济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解释的学问：为现实中出现或存在的经济事件和经济问题提供理论上的解释，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思路。所以，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由“问题导向”的。
综观整个%"世纪，我们不难发现，当经济活动中出现某种新的经济问题时，西方经济学家们首先直接用现有的经济理论来进行解释；当这种理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或现实向经济学家们提出挑战并现行的理论时，就会激发新的经济理论产生或旧的理论被修改，由此引起宏观经济学中的“旧派”与“新派”的争论。
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有助于解决不同经济学流派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但是，“旧”的经济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经济问题，于是又需要新的经济理论和方法。西方经济学就是沿着“经济问题———经济理论———新的经济问题———新的经济理论？？”这种轨迹在发展演进着，而每一个经济学流派的主导理论的形成过程都有一个“三部曲”：经济问题———经济政策或政策思路———经济理论。
现代宏观经济学之所以产生于%"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因为当时的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年代英国的长期慢性萧条和’"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处处碰壁，而这两个大的经济事件为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的思想体系的产生提供了土壤。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较好地解释当时的经济现象，并被发达国家政府运用得得心应手。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在发达国家诱发了高通货膨胀，随后又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面对这些新的经济病症显得力不从心，这为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的反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在理论和方法上有一些“推陈出新”，但是，世纪的经济毕竟不同于亚当·斯密时代的经济，因为各种各样的垄断和市场不完全（而不是完全竞争）支配着经济活动，公共部门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把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由放任主义似乎已经不合时宜，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适度干预和调节是必不可少的，这又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在经济学界获得了支持，其政策主张又赢得了政府的垂青，它的代表人物又成为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如斯蒂格里茨和耶伦世纪下半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扩散，重新焕发了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由此导致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提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
2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
20世纪的宏观经济学产生于英国，产生于英国的剑桥大学，凯恩斯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
可以说，20世纪前半期，英国是宏观经济学的“思想库”和研究中心。在！"世纪前半叶，英国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及其学说，如希克斯、罗宾逊夫人、庇古、米德、哈罗德、卡恩、罗宾斯、斯拉法、斯通等。当时的美国经济学家大多只是凯恩斯思想的学习者和追随者。EFGH年，加尔布雷思在回忆“凯恩斯思想如何来到美国”时说：
凯恩斯《通论》于EFJG年！月在英国出版，几个星期后在美国出版。《通论》“在英国剑桥吹响的号角能够在美国麻省剑桥很清晰地听到。哈佛大学是凯恩斯思想传到美国的主要通道”。当时在美国、尤其是在麻省剑桥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白天仍然在教旧经济学（指古典经济学———引者注）。但是到晚上，并且从EFJG年开始的几乎每个晚上，差不多每个人都在讨论凯恩斯学说”。［E］（AFJ）那时候的不少美国经济学家是由于解释和运用凯恩斯《通论》的理论而成名的，如萨缪尔森、汉森、哈里斯等。
从！"世纪H"年代开始，宏观经济学乃至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世纪下半期，从著名经济学家群体规模、经济学流派的数量、经济学说的影响力等指标来看，美国都超过了英国。自EFGF年开始至今，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颁发了JK届，共有HE位经济学家获得这个大奖，其中美国获奖者JK位，英国只有L位。
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在世的经济学家，不颁给已故的经济学家；并且从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问世到获奖一般要间隔E"年以上，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是对！"世纪下半期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颁奖。
!世纪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转移是由于经济发展和繁荣中心的转移。自EF世纪头E"年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日不落帝国”的衰落，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心一直在英国。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一直是英国。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2+,M1>,9-//）、威廉·杰文斯（N-//-18+,12/&;#&O$2%）、阿弗里德·马歇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影响和地位是！"世纪H"年代以前的美国经济学家无法望其项背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心移到了美国，美国取代英国成了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就随之移到了美国。这是因为经济发展领先，经济问题的出现和研究手段也必然领先，由“问题导向”的经济学和研究方法也自然领先。经济制度和经济环境是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发达的经济学只能产生于发达的经济，落后的经济不可能产生出先进的经济学。
3向古典传统复归。
在世纪的西方经济学舞台上，宏观经济学流派的出现就像演唱会开始之前主持人介绍众多明星一样，看得人眼花缭乱。有些流派在经济学舞台上停留的时间较长，有些流派则是匆匆过客，如！"年代早期出现的供给学派。这些流派既有理论上的分歧，也有政策上的分歧，还有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方面的分歧。仔细研究一下这些宏观经济学各个流派的争论和分歧，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争论的焦点不外乎这样几个问题：
（1）经济能否自行达到充分就业均衡？或各类市场能否自动出清？
（2）价格、工资和利率是否是弹性的？
（3）货币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是否是中性的？
古典二分法是否有效？
（4）经济活动是否应当实行自由放任？
（5）宏观经济学主要是关注长期经济增长问题（而不是短期经济波动问题）吗？
古典经济学的宏观体系对上述’个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凯恩斯革命”对这’个问题给出的是全盘否定的回答。但是自$"世纪（"年代的货币主义开始，古典传统逐步得到恢复，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则进一步把古典传统发扬光大。$"世纪！"年代以来的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纪上半期凯恩斯主义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争论的重演。）"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关注程度大大超过对经济周期问题的关注程度。
20世纪下半期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这种发展趋势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复古”。因为在这种向古典经济学传统复归的过程中，一些新的东西被添加了进来，使得这种复归成为宏观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复归，是一种理论层次提升的复归。弗里德曼在很大程度上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但是他系统地研究了货币需求函数，把粗糙的货币数量论改造成“名义国民收入的货币理论”，并用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来支持他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不但提出了不少新的东西，如理性预期假说、卢卡斯总供给函数、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际的经济周期模型、“校准”方法，而且修改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和结论，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承认，由于存在部分信息而不是完全信息，经济当事人可能会误解价格信号———把价格总水平的变化误解为他所在的市场的相对价格变化，从而做出错误的反应和决策，这就有可能在短期内造成市场非完全出清。
值得注意的是，向古典经济学回归的趋势不但出现在$"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在$"世纪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如果考虑到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特色和基本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向古典经济学回归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在$"世纪发展的大趋势。
我们认为，至少有三个因素引起西方宏观经济学向古典传统复归：（#）西方发达国家$"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带来大量的财政赤字、政府债务、通货膨胀等后果，尤其是公共经济的扩张以及与私人经济争夺市场，引起私人所有者日益不满，宏观经济学的“古典化”就是对这种现实的一种反应。（$）虽然发达国家的经济遭受了*"年代的高通货膨胀和！"年代的滞胀，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纪下半期的发展总体上是良好的，尤其是没有再出现%"年代那样的大萧条。以美国经济为例。如果按照#））$年的美元价格计算，美国的实际亿美元。
20世纪后半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大大高于前半期！。这种不错的经济表现重新唤起了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苏联、东欧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的解体和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有效”的基本信念。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第#（版（#））！年）中认为，$"世纪是“市场的胜利”的世纪，因而他为他的《经济学》第！"版确定的主旋律是“市场再发现”。“世界各国正在重新发现市场这种资源配置工具的巨大功能。最令人瞩目的例子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和中国计划体制的改革。一国又一国开始抛弃指令计划而转向市场。？？在市场经济国度，市场机制同样也得以重新发现。许多国家对产业放松管制，或将以往划归公共部门的产业私有化。其结果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因为这些部门的生产率提高而价格下降了。各国还将市场原则应用于新兴领域，如污染许可证交易，无线电频道拍卖，等等。新晨
4出现了融合化的趋势。
经过20世纪下半期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争论和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争论，西方宏观经济学已经出现了融合或综合的倾向。这种融合有了许多征兆：理性预期假说最初是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说之一，如今这个假说也被纳入新凯恩斯主义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