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常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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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学常识范文

关键词：全国职场英语考试；高职公共英语教学；评估；指导

作者简介：许晓书（1982-），女，辽宁锦州人，大连东软信息学院英语系，讲师。（辽宁 大连 116023）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34-0235-02

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的不断变化，培养实用型、复合型人才正逐渐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社会上很多行业和岗位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也悄然从外语专业人才向专业+外语人才倾斜。与此同时，构建高职高专职场英语课程体系、培养学生职场英语应用能力是目前高职高专公共英语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全国职场英语考试对高职公共英语教学评估和教学改革有一定的针对性指导意义。

一、高职公外教学评估体系现状分析

根据《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规定：教学评价应以评价学生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为目标和准绳，特别应注重用英语处理与职业相关事宜的综合应用能力。各个高校可以根据本校实际，积极引入多元化评价体系，构成形成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手段或体系。专科生英语底子较薄，因此一般要求其通过PRETCO B级或者A级，该考试考查学生听、说、读、写、译的各项基础能力，适合大部分专科学生的水平。但是此类考试缺乏针对高职高专英语应用能力和职业特色的评估，应用性不突出，针对性不强，理论性、文学性倾向较重，此类评估仅仅是英语能力考试的简化版，难以体现高职高专教育的特色。高职高专英语教学的评估本应有的职业特色缺失，将无法满足目前企事业单位对人才英语能力的要求。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PRETCO-B级或者A级此类考试对于提高学生的职业英语能力起不到辅助和督促作用。因此许多高校英语教师转向以教学和测试为手段，以培养学生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为导向，一直在寻找一个权威且适合高职学生综合型、应用型的职业英语资格考试作为高职英语教学的评估手段。

因此，对于专科学生，选择一个难度适中、符合专业特点，能全面评估其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尤其是职业英语能力，且对未来职场规划有辅助作用的考试非常重要。此时“全国职场英语考试”的引入就显得尤为必要，因为该考试可以切实全面地评估高职学生英语的职场综合应用能力，从而有效测试出高职学生英语的职场竞争力。且在高职高专外语教学改革的背景下，在英语教学改革中适时引入客观测试考生职业英语实际应用能力的全国职场英语考试，这对于推动高职高专公共英语教学改革具有积极而现实的意义。

二、全国职场英语考试简介

为促进中国对外交流与合作发展，满足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企事业单位的人才选拔需求，推进职业英语教学教改的进步，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组织开发“全国职场英语考试”。其考试对象广泛，从意在提高自身英语水平的在校学生到为适应国际化发展的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均有参加。随着该考试的普及和认可，其成绩和证书已经成为很多教育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用以评估职员的职场英语能力的主要依据。

“全国职场英语考试”由考试中心统一进行试题的命题、考试、阅卷和认证工作，同时由专家委员会负责考试的指导和认证工作。该考试一年两次，分别设于每年六月、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总分为100分，成绩60分以上（含60分）为通过。通过者可获得“全国职场英语证书”，该证书由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颁发。截至到2013年上半年全国职场英语考试在全国近10个考试点，2013年6月约14000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该考试共分为听力、阅读、翻译与写作四大模块。其考试大纲中以表1的形式详细说明了各题型、题数、计分和考试时间等考试详细信息。

表1 全国职场英语考试各题型介绍

序号 模块 计分 时间 题型 题数 计分

I 听力题 30分 25分钟 职场单句信息捕捉 5 5

工作场景辨识 5 5

职场短对话补全 5 5

职场短对话理解 10 10

工作流程篇章理解 2 5

合计 27 30

II 阅读题 40分 40分钟 单句匹配 5 5

图表判断 5 5

职场短篇 15 30

合计 25 40

III 翻译题 15分 25分钟 单句翻译 5 10

段落翻译 1 5

合计 6 15

IV 写作题 15分 30分钟 应用文写作 1 15

合计 100分 120分钟 59 100

三、全国职场英语对高职外语教学的指导作用

1.考试大纲与教学大纲的结合度

“全国职场英语考试”的考试大纲中说明：“其考试目的是对职场英语应用能力的测试，考试性质是职场英语综合应用的能力考试，评价被测试者在各种职场工作情景下应用英语听说读写译等各项技能完成工作的能力。”针对使用英语在典型工作情景中的评估。例如，考核高职高专学生能否掌握在求职与招聘、组织机构概述、日常办公、公务旅行、来访接待、会议安排、产品与销售、客户服务等工作场景中游刃有余使用英语解决实际问题。

根据教育部最新颁布的《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高职英语的教学目的是：“经过180-220学时的教学，使学生掌握一定的英语基础知识和技能，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从而能在与涉外交际有关的一系列日常活动和业务活动中进行简单的口语或书面交流”。

从以上教学目的和该考试大纲说明的对比来看，不难看出“全国职场英语考试”考试大纲和考查题型正符合教学要求中的“在涉外交际的日常活动和业务活动中进行简单的口头和书面交流”的能力和“英语的交际能力”的考查。

2.考点技能与《要求》的学习标准对比

“全国职场英语考试”大纲中说明该考试所包含的主要英语语言知识与技能具体要求和《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学习标准对比如表2。

表2 考点技能与《要求》的学习标准对比

全国职场英语考试考查的语言知识与技能 《基本要求》的学习标准

词汇 掌握约3000个英语单词以及由这些词构成的常用词组 认知3400个英语单词以及由这些词构成的常用词组

语法 掌握基本的英语语法规则，并能正确运用

听力 能够听懂语速为120词/分钟左右的职业场景中的会话或陈述， 能掌握其要点和相关细节 能听懂日常和涉外业务活动中使用的发音清楚、语速较慢（每分钟120词左右）的英语对话，理解基本正确

口语 能够运用会话策略在职场活动中完成交际任务 能用英语在日常和涉外业务活动中进行简单的交流

阅读 能运用有效的阅读技巧，读懂职场活动中常见的书面材料。阅读速度不低于60词/分钟 能读懂简短实用文字材料，如信函、技术说明书、合同等，理解正确。 阅读速度不低于每分钟70词

写作 能够运用基本的写作技巧， 在30分钟内完成不少于100词的日常工作中的应用文写作 能完成简短的英语应用文，如通知、信函、套写简历等，格式恰当，表达清楚。在30分钟内完成80-100词的应用文

翻译 运用翻译技巧，完成职业生活场景中的基本翻译 能将一般业务文字材料翻译为汉语。格式恰当，译文达意

从以上比较不难看出，两者的教学要求是基本一致的。该考试的引入恰好对高职英语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以及教学效果做出了有效全面的评价和评估。

四、全国职场英语考试对高职英语教学的评估作用

为了提升教学效果和毕业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和竞争力，很多高校在高职高专公共英语教学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而大多数改革措施皆体现了高职教育的职场特色，表达了高职院校对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关注和支持。在此大环境下，全国职场英语考试作为一种评估手段，可以有效地评估高职公共英语的教学效果和教改效果。

首先是教材方面：很多高职院校在大学一年级使用基础英语系列教材，其主要是针对如何提高学生的日常表达能力，使之有一定英语基础能力。而在大学二年级的公共英语教学中考虑到专科学生大三就开始实习找工作，所以根据其对就业的要求，很多学校选用了专供高职学生使用的职业英语类教材，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新职业英语》、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新剑桥职业英语》、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级职业英语》、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职业英语》等。此类教材基本满足职业性、泛行业性的要求，在帮助学生打好语言基础的同时，重点提高工作过程中的英语交际能力，体现高职公共英语教学的职业性、实践性和实用性。但是学习的效果是需要评估和检验的，所以从教材的选用、教学方向的改革来看，“全国职场英语考试”的引入和推广，对于检验教材的匹配度和适用性有一定作用，同时也是对于实用英语教学的相关辅助和检测。

其次，高职高专的英语教学的内容势必要多元化、形式多样化。很多高校都采用了CDIO教学理念，或运用项目式、研讨式、小组任务式等多种形式进行教学。该考试的引入符合教改理念，使高职的英语教学从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英语教学向更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意义的职场英语教学过渡。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在高职学生的实用英语课程设置上，以项目教学为导向，侧重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在大学一年级的基础英语学习的基础上，在大二时讲授职场英语，并通过“做中学，学中做”进行职场英语项目实践，从而真实体现实地实际的高职英语教学特色，实现培养具有英语实际运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教学目的。

此外，该考试的推广和发展有助于提高高职学生的学习兴趣，职场英语的教学对于学生学习其他专业学科会有极大的辅助作用。大多数高职学生英语基础薄弱，如果延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势必会让学生有畏难情绪或产生厌学心理，而如果引入该职场英语考试，在教学中适当配以专业信息等素材，使其更贴近其职场生活，形式多样化，就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提高教学效果。

最后，该项目的引入可适当地提高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高职学生英语基础普遍很差，单纯地进行语言输入式讲授对其提供英语水平帮助不大。为此，必须以语言的应用和输出为导向，提高学生的职场英语听说应用能力。只有将英语学习与学生的专业学习、职业能力培养联系起来，加强其听说能力的培养，才能使本来基础较弱的学生有针对性发展，更好地适应未来工作岗位对其英语应用能力的要求，更高效地服务于社会。

总而言之，为了进一步推动高职高专英语教学改革，及时有效地测评高职英语教学改革的成绩，进一步指导教改方向，培养学生的职场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一个有效权威而又能适合高职学生英语水平和英语发展的职业资格考试必不可少，因此适时适度地引入“全国职场英语考试”不仅可以有效地评估教学效果，推动教改发展，而且真实地促进学生增加了学习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的英语职场应用能力，增加其职场英语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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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考古学常识范文

论文摘要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 究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

钱币是田野考古中的常见之物 ，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 ，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 ，试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望方家正之。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 中的作用甚多 ，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断代 ，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 ，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下面分别讨论。

一、 断代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 和历史时期是不 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 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

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 断代 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 ，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 ，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 ，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 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 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

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 (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国古代行用时间最长的货币 ，历时七百多年，被誉为“长寿钱”。经学界各代达人 的努力 ，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蒋若是先生《洛阳烧沟汉墓》一书。蒋氏利用大量的汉墓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将汉代五铢钱分成五型。虽然其中某些细节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结论经半世纪的考验 ，仍无大谬，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在撰成《洛 阳烧沟汉墓》几十年后蒋先生又完成《秦汉钱币研究一书，该书集蒋先生几十年研究秦汉钱币的心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北京大学吴荣 曾先生撰有《五铢钱 与墓葬断代》一 文，对磨郭钱、五铢小钱的断代进行了深入研究 ，颇 有说服力 。今 日，两汉五铢的断代已经不存在较大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地方政权并立 ，因此 ，货币的发行混乱不堪 ，多数货币行用不久即颁行新币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时期币制如此混乱，断代研究可能会很难 ，其实恰好相反。原因很简单，每种钱币行用的时间不长，正好更准确的表明了该钱 币的所属时间。如梁 四柱五铢 ，钱面上下各 有二星，颇具特征。又如南朝宋 文帝铸重 达八 铢之 五铢钱 ，世称“当两五铢”。这些钱币的时代特征明显 ，于断代十分有利。隋五铢外郭特宽、钱色泛白、“五”字旁有一竖 ，特征鲜明，易于判别，且行用时间较短，故断代价值较高。

“开元通宝”钱也是一种长寿钱 ，始铸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为主币沿用至五代十国时期甚至清代农 民政权也 曾铸行此钱。唐、五代所行“开元通宝”品种达数 十种，其 区别主要体现在字形变化上。目前学术界已能大致区别 出不同时代之“开元通宝” 。

宋代以来，年号钱盛行 ，往往每次改年号 ，都要发行新的年号钱，此已为学界常识，不必多言。年号钱的发行为考古断代提供 了极大的方便，使断代能更为精确。仅举一例 ：广西贺州博物馆 2002年在对临贺故城进行维修时 ，发现一座出土“元丰通宝 ”的墓葬打破红色砖墙 的情况 ，从而判断出红色墙砖 的时代在北宋元丰年间以前。后来再结合文献记载的时期曾对城墙进行过较大工程的情况推测该段城墙为南汉所修 。这样 的例子在 考古工作 中屡见不鲜，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 ，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 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 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

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 ，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 。因此，在 晚期单位 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

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 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 ，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 、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笔者在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时发现：秦半两、汉初榆荚半 两、文帝 四铢半两等半两钱均沿用至西汉 中期，武帝五铢沿用至东汉中期 ，昭宣五铢沿用至东汉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东汉 晚期的情况 。管维 良先生曾对魏 晋南北朝 时期 四十批墓葬和窖藏 中的出土的钱币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下：三国吴的六批材料中汉五铢钱在所有 出土钱币中所占比例最低为 33％，最高为 100％，绝大多数时候为 90％以上。两晋 的十六批材料 中有 十四批 出土汉五铢 ，所占比例最少为 33％ ，最高为 100％，有7批。绝 大多 数为 90％以上 。南朝 5例 ，分别为100％、8％、100％、95％以上、66％。北齐 6例 ，仅一例出土钱币3枚，其中汉五铢 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统计中，出土钱币较多墓葬 中汉五铢的数量均在 90％以上 ，可见 ，当时流通 的主要货 币应该 是汉五铢，只是到北齐前后 ，汉代五铢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笔者认为，各种钱币的实 际行用时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

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钱币进行 断代就有可能会拔高时代 ，造成断代失误。为此 ，须坚持两个原则 ：其一，在出土不 同时代钱币的情况下，应以时代最晚材料作为断代标准；其二，钱币材料要与其他材料 ，如地层关系、墓葬形 制、器物、碑志 、铭文等等结合分析。须知 ，钱币材 料仅是 断代的一个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既要重视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过分夸大。

二、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 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 ”的观念支下 ，不管高下贫富 ，人们都要往墓 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 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 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 以窥探 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 ，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 、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墓葬中随葬钱币的多少可以反映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程度。以笔者 曾研究 过的三峡地 区秦汉墓为例，西汉早期的 11座墓葬 中，其 中 2座没有出土任何钱币，其余 9座分别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 、113枚、173枚 ，共 5l4枚，这 11 座墓平均每座约 47枚。西汉武 昭时期 墓 葬共 27座 ，其中没有出土任何钱币的有 9座，出土情况不详的有 3座，除此 以外的 15座墓葬 ，出土钱币最少的是 2枚 ，最多的是 1042枚 ，总数约 2200枚 ，除去不详的3座，其余 44座平均约50枚 。

从上述数据看 ，各墓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最少的连 1枚钱币也没有 ，最多 的达到上千枚。据研究 ，出土 1000余枚钱币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级官员或其家人的墓葬。虽然 由于保存状况的不 同，有的墓葬出土钱币数与实际随葬数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纳人统计的墓葬数量较多，上述结论应当还是可信的。

为显示孝道 ，加上相信人死后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间的一切，因此，古人们往往不惜花费巨资，为死去的亲人打造一个类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谓 “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汉代是一个 崇 尚厚 葬 的时代 。西汉时期的《盐铁论》“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树，反虞祭于寝 ，无坛宇之居，庙堂之位。及其后，则封之，庶人 之坟半 仞，其 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恩。”[9](p2s3)时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 ，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橘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 ，广种松柏，庐舍祠堂 ，崇侈上僭”¨。

一个墓葬是否厚葬，可通过陵墓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体现。钱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随葬品，也是体现是否厚葬 的一 面窗 口。以洛 阳烧沟汉墓为例。该墓地的墓葬全为中小型墓 ，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钱币 11265枚 ，平均每墓出土钱币约 50枚¨ 。当然，这只是考古 出土 的，如考虑到历史上被盗和 自然破坏 ，其数 目将更大。为让读者对 50枚钱有个明晰的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 当时人们的赋税和生活状况。

西汉的人头税分算赋和 口赋两种，前者课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赋 在西汉多时每人 120钱 ，少时为 40钱 ，口赋为 23钱。东汉时继承了西汉的算赋 和 口赋。因此 ，50钱相当于算赋的 41．7%-125％，相 当于口赋的 2倍多。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我们再看看当时人们在算赋和 口赋下的生活状况。《汉书 ·贡禹传》云 ：“武帝征伐四夷 ，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赋税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贫化 ，进而导致社会极大动荡。每座墓葬同样平均出土 50枚钱币的三峡地区情况又是如何呢?东汉晚期三峡地区流行一首谣谚 ：“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邻家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 在活人生活 尚且如此困顿的情况下 ，人们还情愿拿出这么多的钱币来为死人随葬 ，可见厚葬风气之盛。

三、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 日本钱币等等，在 国外也 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

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 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 了当时 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 。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 。 前几年出版 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 国 F·蒂埃里 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

根据 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 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 2000枚 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 4世纪至 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 。

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例如，古代 中国的周边 国家 ，如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在历史上都曾仿照中国铸造圆形方孔钱。如 日本曾仿铸南唐的“唐国通宝”“至道元宝”越南曾仿铸 “开元通宝”“元占通宝”“天禧通 宝”“至道元宝”“元符通宝”等等。此外，在丝绸之路沿线如新疆、中亚等地出土的一些钱币带有明显的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特点。如：古于阗国铸造的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古龟兹国铸造的汉龟二体钱 、回鹘钱、察合台钱币等都属此类。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 ，中国境 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 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 ，对它们的深入研究 ，必将推进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 ，与考古学的结合也 日益紧密。本文粗略讨论了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三个方面的作用 ，权作引玉之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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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考古学常识范文

一、关于仰韶文化尖底瓶

教材第一学习主题“中华文明的起源” 第2课《原始农耕文化的遗存》，其第2小节“半坡遗址”讲半坡原始居民的农耕生活和文化遗存，其中说半坡居民“他们能制造各式各样的陶器，专门用来取水的尖底瓶独具特色”。同时附了一幅半坡尖底瓶彩图、一幅博物馆内的雕塑图——一位“半坡”少女正蹲在水边用尖底瓶取水。

《教学用书》多处讲到尖底瓶。该课“教学建议”部分说：“考古学者对半坡尖底瓶评价甚高，从彩图插页上可以看到完整的尖底瓶，从《半坡居民用陶瓶取水（雕塑）》图上可了解尖底瓶的用途”。“插图说明”部分对教材展示的“半坡居民用陶瓶取水（雕塑）”作如此解说：“通过此图可以看到半坡居民用尖底陶瓶取水的情况，以及半坡人的穿着打扮……”对尖底瓶的使用方法更有详尽的解说：“瓶腹大，底尖，腹部两侧有用作系绳子的耳环，空瓶放置的时候是倾斜的。汲水时手提绳子将瓶子放置在水中，因为瓶子是空的，重心在瓶子的中上部，于是瓶子马上会倒置在水上；随着水不断地进入瓶中，瓶子的重心就会转移到瓶子的中下部，瓶口也会朝上直立起来。整个过程是由瓶子自动完成的，不需要人力去摇动”。《教学用书》附录《本册封面和部分彩图说明》又对教材中的尖底瓶插图进行解说，仍然强调尖底瓶的“自动汲水”（所谓“自动汲水”与教材展示的半坡博物馆雕塑少女手执尖底瓶取水图也不吻合）功能，不过最后说“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半坡原始居民使用的汲水器，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背水器或提水器”。

尖底瓶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的一种重要器物、标志性典型器物，自1950年代至今，中国文物考古界、科技界、教育界普遍视之为汲水器、运水器或储水器，这是没有依据的。经实验研究可知，半坡类型的尖底瓶绝大部分都只能盛装半瓶左右的液体（水），提携穿系双耳的绳索才不会倾倒出瓶中液体，而只有极少数尖底瓶才可以盛满液体[3]。笔者研究认为，尖底瓶应该是一种礼器，可能主要用于原始部落（氏族）举行的各种重大活动比如祈雨、祭祀、庆典、集会等，当然绝大部分尖底瓶所装仍应是水（以水代酒）而少数上层人物应该是盛酒，有少数尖底瓶（即盛满液体提携双耳不倾斜那种）也可能被用作水器。

笔者曾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展览。该馆展出两件半坡类型尖底瓶：一件瘦小，最大鼓腹直接可能只有十几厘米，这个瓶盛水量（装满）很少，只能装几斤水，它不支持尖底瓶为汲水器、运水器、盛水器一说；另一件大尖底瓶，双耳位置明显偏低，如果盛满水再提携穿系双耳的绳索，我认为水一定会倒出来（其实川教版教材尖底瓶插图，凭目测也能看出，双耳位置明显偏低，重心可能在双耳之上）。尖底瓶问题显然需要教材编写者、审定者慎重考量，避免明显的错误和“以讹传讹”。

二、关于大汶口出土象牙梳

教材第2课第3小节讲“大汶口遗址”，其中讲到“有一座老年妇女的墓葬，墓穴很大，墓中有很多猪头骨，还有漂亮的项链、玉指环和玉臂环、精致的象牙梳、洁净的白陶、锃亮的黑陶和彩陶等，大大小小100多件”。同时配有一幅“大汶口出土的象牙梳”彩图。《教学用书》“插图说明”部分有一段文字专门介绍“大汶口出土的象牙梳”，说该梳“出自大汶口遗址中一老妇人墓葬。此墓属大汶口遗址中晚期墓葬，距今约四五千年。除象牙梳外，此墓还出土大批珍贵文物，说明老妇人生前家庭富有，社会地位高。象牙梳加工精细，反映了当时的原始手工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据《大汶口》发掘报告，大汶口墓地共发掘133座墓，均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有大、中、小之别，其随葬品的数量、质量相差悬殊，大墓最多达180余件随葬品，小墓仅数件或者没有。在大汶口这133座墓中，出土象牙梳两件：其中一件即教材与《教学用书》所介绍的非常精致、有繁复镂空雕刻图案且完整的象牙梳，它出土于M26，而不是那座最富有的老妇人墓；另一件没有雕刻图案、比较简陋且“仅存三齿”的象牙梳才是出土于随葬品最多且品位最高的老妇人墓即M10[5]。教材和《教学用书》显然将出土于M26的象牙梳误会为M10所出（《教学用书》在课文“教学资料”部分又有更详尽的“大汶口遗址资料”，仍然是将教材所附“象牙梳”误会为M10所出。它没有言及M26和另一件象牙梳）。

教材所展示的“大汶口出土的象牙梳”完好无缺，它有非常精致、繁复的图案雕刻，其内涵表达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深奥、神秘的太极八卦、河图洛书及远古天文历法等，实为新石器时代中国古人之杰作（具体释读参见拙著《伏羲画卦——中华史前文明之魂》）。这个象牙梳图案内涵表达与中学生的知识结构、范围相差太远，但那种神秘、精致的雕刻仍会引起学生极大的兴趣（探索的种子往往是在这个时候埋下），教材及《教学用书》却没有涉及。如果了解它的出土背景，学生的兴趣和话题更会增加不少：最高贵最富有的老妇人墓出土的象牙梳没有雕刻图案比较简陋且“仅存三齿”（说明这是一把实用的梳子），而较次一些的、出土随葬品70余件的M26男性成人墓却出土了一件雕刻极精湛且完好无缺的象牙梳（说明它可能不是一件实用的梳子，而另有用途和意义），这种反差不值得探讨和深思吗？

三、关于炎黄蚩尤问题

由于我国史学界、考古界一直沿用时《民报》所用黄帝纪元（前2698年）或者依据《竹书纪年》、《帝王世纪》等古书所载“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有的再增加少昊或帝挚）在位年代及禹、夏、商、周的积年进行迭加（两者均无可靠的文献依据、也无考古学证明），普遍认为黄帝距今约四五千年、处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前3000——前2000年），而考古发掘又表明，古代文献和传说中炎黄或炎黄时代的发明创造又普遍出现或成熟于仰韶时代（前5000——前3000年）乃至裴李岗时代（前7000——前5000年），遂导致中学历史教材不可避免地陷入自相矛盾、思路混乱、不合逻辑、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其第2课《原始的农耕生活》基本上否定第3课《华夏之祖》的主张。第3课及其《教师教学用书》相关内容极不严谨、科学，严重违反思维常识和逻辑、违背历史学科和《教学大纲》的基本宗旨。关于教材面临的这种困境和尴尬，笔者已有专文讨论和分析[6]，这里不再赘述。川教版《中国历史》及其《教学用书》自然也避免不了这种困境和尴尬，下面我们仅以教科书为例作一简要说明：

教材第3课《远古的传说》第1小节“炎帝与黄帝的传说”，先讲“大约4000多年前，我国大地上分布着许多部落。相传，在黄河流域，炎帝和黄帝领导的两个部落十分有名。在南方，蚩尤领导的部落力量很大”。然后讲炎帝和黄帝的发明创造，之后再讲炎、黄以及他们和蚩尤之间的战争，以及后来融合产生华夏族。炎帝的发明创造是“他制作耒耜，教民耕种，被尊称为炎帝神农氏。炎帝还发明了陶器。他遍尝百草，从而发现很多可以治病的药物”；黄帝的发明创造是“创制历法，指导人们根据季节的变化播种、收割。他还发明了加工谷物和蒸煮食物的用具。传说铜器、车船也是他发明的”。课文中所讲炎帝、黄帝这些发明创造绝大部分都不是4000多年前才发生，而是早在六、七千年前乃至更早就出现和产生了。教材第2课《原始农耕文化的遗存》讲“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大汶口遗址”：耒耜大量见于河姆渡遗址；河姆渡人、半坡人都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来源；各种陶器是河姆渡和半坡居民的主要生活用器；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也在河姆渡和半坡时代普遍使用，课文中有插图介绍；蒸煮食物的器具课文没有专门说，但有大米、小米作为主食，蒸煮器物的存在和使用是没有疑问的；“木质的船桨和陶质的微型舟”已见于河姆渡。所以这些发明创造都不是“4000多年前”的炎帝、黄帝所为。草药、铜器、车等课文没有用考古材料证明是“4000多年前”炎黄或炎黄时代的发明创造，但据考古材料，草药可能在80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和浙江跨湖桥遗址中已经存在，铜器最早见于半坡时代的姜寨遗址，而最早的证据是近年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车辙（只有3000多年），它们都不是“4000多年前”的炎帝和黄帝的发明创造。所以第3课所讲炎帝和黄帝的发明创造全部是假的，第2课介绍的考古发现也基本上把第3课关于“4000多年前” 炎黄的发明创造都给否定了。

关于蚩尤，教材说“在南方，蚩尤领导的部落力量很大”，而《教学用书》之“教学资料”却说“传说蚩尤为东方九黎族首领。活动中心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教材和《教学用书》也没有说明“南方蚩尤”与“东方蚩尤”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有这两种说法，所以二者互不相洽。至于炎黄从黄河上游往东方发展，在河北涿鹿东南的阪泉“经过三场恶战”，后来蚩尤又从南方或山东跑到河北，炎黄联合将其杀于涿鹿，这是按学术界流行的说法讲的。怎么讲通顺，讲出道理，恐怕很少有人去想这些问题。

四、其它

半坡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已发掘1万余平方米。已探明半坡村落“居住区分两片，可能分属氏族内的两个族团或经济共同体，每片里有一座大房子，可能是氏族首领住所兼作氏族的聚会场所，周围是小的居室。两片之间以一条深1.5米、宽2米的小沟道为界”。居住区外是大防卫沟[6]。但是教材是这样讲的：“那时，半坡有一个相当大的村落。村落正中有一座很大的方形房子，是居民进行集体活动的地方。大房子四周有几十座方形和圆形小房，是居民的住房”。《教学用书》则说半坡村落居住区“中心为一座近似方形的大型房屋，仅存房基，估计有150平方米，它是氏族公共活动的场所。其北，45座中小型房屋，呈不太规则的半月形，面对大房子”。教材和《教学用书》讲的半坡村落与实际情况显然有所出入。尤其是教材的讲法，它让人以为半坡村落就是中央一座大房子，然后四周围着一些小房子——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教材第2课第3小节讲“大汶口遗址”，说“在山东泰安大汶口，有一处原始农耕文化遗址。约6000年前——4000年前，一些原始居民在这里种植粟，饲养猪……”。《教学用书》“教学资料”则说“大汶口文化始于公元前4300年左右，终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自公元前4300年左右至公元前3500年左右，处于母系氏族末期；中期自公元前3500年左右至公元前2800年左右，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晚期自公元前2800年左右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已达到父系氏族晚期阶段”。教材和《教学用书》将大汶口遗址和大汶口文化的年代下限都定在前2000年左右，不知何据？在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中，大汶口文化属于仰韶时代（前5000——前3000年）的文化，而不属于龙山时代（前3000年——前2000年）文化，这是一个常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分界大体在前3500年左右，其下限为前2500年，之后为龙山文化。直到最近，学者们对大汶口文化的分期仍然是：早期前4200年——前3500年，中期前3500年——前3000年，晚期前3000年——前2600年[7]。

《教学用书》“教学资料”在介绍“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时说氏族发展的“第二阶段为父系氏族，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居民生活在父系氏族中。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舜、禹等所处的时代，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解体时期”。按《教学用书》和教材主张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年代为前2800年——前2000年，此时大汶口“居民生活在父系氏族中”，而处于“父系氏族社会解体时期”的黄帝、炎帝必然晚于前2000年，即距今不到4000年（已进入夏代），显然这是一个错误。而教材还强调“黄帝以后很久，尧担任了部落联盟的首领”（第3课第2小节“禅让的传说”），《教学用书》在“教学建议”部分也说“教材已指出，尧、舜、禹生活的时间在‘黄帝以后很久’，此点应让学生注意，以免他们误以为黄帝与尧生活的时间是紧紧相接”。按此推断，尧、舜、禹就应处于夏朝的中、晚期乃至进入商代，显然这很荒唐。可见教材和《教学用书》的编者忽略了这些问题。

《教学用书》在第2课的“教学资料”中说原产于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带）的栽培作物有小麦、大麦，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小麦、大麦均是从西亚经中亚传入中国，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小麦、大麦遗存是距今约5000年的甘肃民乐县东灰山遗址出土的炭化籽粒[8]，而小麦传入中原地区，已是二里头时期，距今不到4000年[9]。

注　释：

[1] 龚奇柱主编“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

[2] 龚奇柱主编“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教师教学用书》，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3] 孙霄、赵建刚《半坡类型尖底瓶测试》，《文博》1988年第1期；北京大学力学系王大钧、唐琎、张菁，西安半坡博物馆孙霄、赵建刚《半坡尖底瓶的用途及其力学性能的讨论》，《文博》1989年第6期。

[4] 王先胜《关于尖底瓶，流行半个世纪的错误认识》，《社会科学评论》2004年第4期，《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5年第6期。

[5]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12月第1版。

[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7]高广仁、栾丰实著《大汶口文化》77——78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8]陈文华著《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55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第4篇：考古学常识范文

关于稻作的起源，中国的学者倾向于人口压力说：“(长江流域)夏季炎热，植物生长茂盛；冬季寒冷干燥，除某些地下块茎植物外，很难找到就便的植物性食物，而狩猎也难以保证稳定的食物供应。在人口随着史前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增多的情况下，这个矛盾必定会尖锐化，迫使人们去寻找那种能够增产又便于储存的食物。一旦人们发现了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和易于长期储藏的特点，必定会着意培养繁殖。”[9]也有个别学者倾向于宴享说。如陈淳先生就认为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起源，可能是原始先民们为了寻找味美的食物而选择了野生稻，然后有意加以栽培[10]。

其次，就中国本土农业而言，稻作农业和旱作农业是各自独立起源的，并无先后继承的关系。即黄河流域是旱作农业区，主要栽培粟、黍、稷、麻、豆等旱地谷物。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区，主要栽培水稻。“二者在农业发展上是并行的两个系统，而不是前后继承的关系。”[11]这是由各自的自然条件造成的，也为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因而国内外学者大都持赞同观点。

不过，中国的学者更注意着力探讨的是稻作起源地的问题。

关于稻作的起源地，国际学术界素有争议。在20世纪上半叶，国外有些学者认为稻作起源于印度，然后渐次传到中国、日本和南洋诸岛。这是因为当时考古出土的稻谷标本以印

度的较早。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各地出土的稻谷标本的年代越来越早，远远超过印度及东南亚其他国家，于是，更多的学者(特别是中国的学者)主张应该在中国本土寻找稻作起源地。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有下列几种观点。

(1)起源于华南

最早提出这一假说的是已故中国著名农学家丁颖教授。早在1949年他就提出“中国之稻种来源，与古之南海即今之华南有关”[12]。1957年他在《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中，再次论证“根据我国五千年来稻作文化创建过程并由华南与越泰接连地带的野生稻分布和稻作民族的地理的接壤关系，特认定我国的栽培稻种是起源于华南”[13]。有不少学者赞同这一观点。如童恩正先生在《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认为：“根据现有的资料，基本上可以断定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就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它可能在浙江省杭州湾一带，但更可能是在纬度较南的云南、广东、广西地区。”[14]李润权先生在《试论我国稻作的起源》一文中更明确提出“在我国范围内追溯稻作栽培的起源中心应该在江西、广东和广西三省的旧石器晚期遗址多作努力，其中西江流域是最值得重视的”。其主要理由是：(1)分布在中国的普通野生稻是多年生野生稻，是公认的栽培稻祖先。它在中国分布的海拔高度约为30米至600米，东起台湾的桃园(121°15’E)，西至云南的景洪镇(100°47’E)，南起海南岛崖县的羊栏(18°15’N)，北达江西的东乡(28°14’N)。这一范围才有可能是稻作栽培的起源地。(2)在这一范围内只有江西、广东和广西三省发现了较密集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其碳十四测定年代都早到公元前8000年以上，远远早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这些遗址周围的生态环境都有多水的低洼地或沼泽，适于水稻种植。(3)这些遗址当时虽未发现水稻遗存，但已出土许多石斧、石锛、蚌刀、石磨盘、石杵等可视为从事农业的工具，表明人们已能利用谷类作物，这些谷类作物应该就是水稻[l5]。裴安平先生在稍后发表的文章中也持相似的观点。他着重从古气候学角度来研究华南地区的稻作起源问题，认为距今25000至11000年是中国近10万年来气候最干冷的时期，为大理冰期峰期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严寒气候的侵袭，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气温比现代要低8°C左右，属于暖温带气候。而现代直抵河南南部的亚热带气候，当时则收缩到北纬24°以南地区，亦即广西中部以南。如果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先前可能还有一段较长的准备过程，那么，这时期自然条件最适宜的区域应当首推华南。至于长江流域，此刻可能因气温较低而危及到普通野生稻的存在。“华南作为既有野生稻分布，又有适宜的自然环境，还有长期人类居住和活动的地区，它的水稻栽培史当不会晚于长江流域。”[16]多年以后，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说甚为盛行之际，裴安平先生在1997年第二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又重申了这一观点[l7]。裴先生正是“长江中游说”的主要考古学证据彭头山遗址的主持发掘者，他却不主张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说，而是力主起源于华南说，这种探求真理的科学态度，甚为难得。

(2)起源于云贵高原

国内外有不少学者(特别是农学界)主张稻作起源于云贵高原。如日本学者渡部忠世认为水稻的原产地是从印度阿萨姆邦到中国云南的椭圆形地区[l8]。菲律宾学者张德慈也认为

“可能系自尼泊尔-阿萨姆-云南地区经由云南引入黄河流域，且自越南经由海路引入长江下游盆地”[l9]。中国的学者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境线内，多主张起源于云南或云贵高原。如农学家柳子明认为：“根据云南、西江流域、长江流域、海南岛、台湾省等广泛地区都分布有野生稻的事实和文献记录，可能说明起源于云贵高原的稻种沿着西江、长江及其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河流顺流而下，分布于其流域或平原地区各处。”赞同这一观点的还有农学家游修龄，考古学家汪宁生、李昆声诸位先生。他们认为水稻起源于云南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云南的植物种类多达一万五千种，约占全国的一半，有“植物王国”之称。云南的稻种现有三千多个品种。稻谷种植的垂直分布从海拔40米直到2600米。由于地理、环境、气候的特点，云南现代栽培稻种的亲缘关系十分接近云南的现代普通野生稻，因而云南现代栽培稻的祖先很可能就是云南的普通野生稻[20]。

(3)起源于长江下游

主张此说的有农史学家闵宗殿先生。他在1979年就根据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现，认为中国的栽培稻起源于长江下游，“以江苏、浙江为中心而向外传播”[21]。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的《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22]。他将1980年以前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水稻遗存，按年代早晚和分布地域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而勾画出中国栽培稻发展的一个大概轮廓：“它们很像是从一个中心出发，像波浪一样地逐渐向周围扩展开来。由于河姆渡第四层的年代最早，稻谷又最丰富，它所在的杭州湾及其附近自然是最有条件被当作起源中心看待的。接着的第一个波浪到达长江三角洲的近海—侧，即马家浜文化期所代表的范围，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3700年之间。第二个波浪沿长江向西发展，直达两湖盆地，就是阴阳营期和大溪文化分布的范围，年代约在公元前3800年至公元前2900年左右。第三个波浪是在公元前2900年至公元前2100年左右发生的，长江下游和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两湖盆地的屈家岭文化、北江流域的石峡文化，以及分布于黄淮平原、江汉平原和长江以南许多地区的属于龙山文化时代诸文化的范围之内，都已有了水稻的种植。”赞同这一观点的还有考古学家杨式挺先生，他在《从考古发现试探我国栽培稻的起源演变及其传播》[23]一文中，批驳了起源于云贵高原说和起源于华南说之后指出：“从长江流域古今野生稻的存在、栽培水稻生活的自然条件、考古发现的稻谷遗迹，以及我国古籍的有关记载，完全可以认定，长江流域，特别是下游的东南沿海地区是我国栽培稻的一个起源区。”

(4)起源于长江中游

当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距今8000年左右在当时是年代最早的稻谷遗存之后，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的假说就盛行一时。主张这一假说的有卫斯、向安强等中青年学者，也有刘志一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他们都有长篇论文论述长江中游是中国稻作的起源地[24]|。除了彭头山遗址的发现之外，90年代初期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又发现了距今1万年左右的稻谷遗存，也成了这一假说的有利证据。

(5)起源于黄河下游

持这一假说的是李江浙先生。他在《大费育稻考》[25]一文中，根据《史记·夏本纪》中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的记载，认为益是种稻技术的传播者。又根据《史记·秦本纪》考证益即伯翳，又作大费，又考证“费”是“秜”字的变形，也就是野生稻，因此认为大费及其先人是把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的创始人。他还考证大费先人所居住的鲁南、鲁西、苏北等地都是卑湿多水之地，是野生稻生长之地。结合江苏省连云港市二涧村遗址发现过距今7885年±480年的稻谷遗存，认为“中国稻作的创始人是秦之先人大费，发源地是其族的居住地，即今鲁南、苏北和山东、河南、河北三省的交界地区，时问大约至少距今七千八百年”。

(6)起源于长江中游一淮河下游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地处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稻谷遗存，地处淮河下游的龙虬庄遗址也发现了5000年至7000多年前的稻谷遗存，于是有人认为淮河流域也应该视为中国稻作的起源地之一。如农学家王象坤先生就提出：“我们认为长江中游与淮河上游可能是同一历史阶段发生并列发展的中国栽培稻的最初发祥地。”[26]

以上各种观点，以“黄河下游说”较难成立。这是因为该说缺乏生物学方面的根据，过分依靠文字训诂，甚至用拆字分析方法，“不顾‘六书’常识，混淆了形声字和会意字的界限”。如大费之“费”字是否就是“秜”字的变形，古文字学界尚无定论，据此来推论就缺乏说服力了[27]。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水稻只能起源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不可能发源于以旱作为主的黄河流域，这也已经被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连云港二涧村遗址发现的水稻遗存只能说明黄河下游种植水稻的历史比人们所了解的要早得多，但却无法证明它是稻作的起源地。“淮河流域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而赞成的人不多。

其他四说则都是在适合水稻生长的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来寻找中国稻作的发源地，它们各有其立论依据，但还都不够充分，以至形成相持不下的局面。

主张“云贵高原说”的中国学者的观点和日本学者的意见大致相同，主要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根据云贵(特别是云南)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以及丰富的野生稻资源来论证，但缺乏考古学上的证据。迄今为止，云南只发现为数有限的几处稻谷遗存，既不丰富，时代也晚，最早的仅距今3500年左右，远远晚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除非将来有比长江、华南更早的稻谷遗存出土，否则只能停留在生物学上的推论。此外，云南的野生稻主要是疣粒野生稻和药用野生稻，作为栽培稻直接祖本的普通野生稻仅仅在靠南边的个别地点才有发现，因此云南不是普通野生稻分布的中心。近年来，通过农学家的研究，还发现云南的野生稻和内陆的野生稻遗传基因有些区别，云南的野生稻偏向籼型，内陆的野生稻偏向粳型，与当地的栽培稻的基因更为接近，因而云南的野生稻不大可能是长江流域栽培稻的直接祖本。因此，就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云南说”的根据也并非是很充足的。

“长江下游说”主要是根据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当年是年代最早的大量稻谷遗存而立论，由于后来位于长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以及淮河流域的贾湖等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都远远早于河姆渡，因而也就失去说服力。游修龄先生还从水稻品种资源的角度提出批评： “太湖地区的水稻品种资源，……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同福建就完全不同，同安徽则同中有异。江苏、浙江的水稻品种在历史上既表现出丰富性又表现为特定地域性，使它的影响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心一直散布华中、华南。湖北、湖南、江西的水稻地方品种在明清的方志中，其名称、称呼都和太湖地区有很大差别……所以把它们归结为以太湖地区为中心，呈波浪形的持续几千年的扩散恐难以成立。”[28]

同样，由于彭头山等遗址的发现而兴盛起来的“长江中游说”，也是主要依靠考古发现来立论。但是考古发现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目前发现是最早的遗址，将来未必就是最早的。别处目前没发现，不等于将来不会发现，如果只根据考古发现的早晚来推论稻作起源地，本身就容易被考古新发现所否定。因此，虽然目前“长江中游说”的根据似乎最充分，但仍然无法成为定论。

而“华南说”过去因该地区出土的稻作年代较长江中下游为晚，为不少人所否定，但从古气候学的角度分析其成为栽培稻起源地的可能性，却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近年来在江西万年仙人洞、接近于广西的湖南道县玉蟾岩以及广东英德牛栏洞都发现了距今l万年左右的稻谷遗存(稻谷及水稻植硅石)，就使得“华南说”更加具有说服力，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

总之，中国稻作起源于何处，目前还难以得出统一的结论，而且，一时也不可能有定论。以致有人认为水稻的起源可能是多中心的。如日本学者冈彦一就认为：“栽培稻是多元起源或分散起源的。”[29]连主张“长江下游说”的严文明先生也说：“既然适于栽培的野生稻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等许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么栽培稻也就可能在许多地方较早地独立发生。中国的水稻固然不必到外国去找根源，而中国本身也不必只有一个栽培稻起源的中心。”[30]。因此有些学者主张不必将稻作起源中心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可以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甚至包括华南地区)都视为起源地，其时间至少距今l万年以上。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在1984年就认为“中国的稻作农耕以长江流域为最早……从考古上可以证明它是稻作农耕的起源地”。“并且长江中下游可能是它的起源中心”[31]。严文明先生在《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中，也赞同将长江中下游视为起源地，“作为一种假说，也未尝不可以把华南和长江中下游看成是一个统一的稻作农业起源区，只是各自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罢了”[32]。于是，1993年在日本佐贺大学举行的“中日国际稻作和东亚农耕学术讨论会”上，中国学者参加的有农学家王象坤，考古学家严文明、何介钧、刘军和陈文华。在大会上陈文华代表中方代表团发言，明确表示不赞同“稻作起源于云南说”，而主张“起源于长江中下游说”，得到许多日本学者的支持[33]。

其实，就考古发现来说，要探求稻作的起源，仅有稻谷标本还不够。因为仅靠稻谷标本本身无法了解当时水稻的种植情况，因此寻找原始稻作的稻田一直成为中国南方考古学家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3．古稻田的发现

古稻田的发现对研究稻作农耕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稻谷标本的发现，固然可以推断稻作起源的年代，但是却难以了解稻作在当时经济生活中所占据的地位，也无法确定当时种植的规模和技术水平。只有原始的稻作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才可能出现稻田，因而古稻田的发现对研究原始稻作农耕的起源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可是，我国过去长期未能发现原始农业的稻田遗址，一直引为遗憾。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先后在江苏省苏州市草鞋山和湖南省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了距今6000多年的稻田遗址。

1992年至l995年以来，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日本同行们合作，对原吴县(今划归苏州)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进行重新发掘，目的是寻找当时的稻田遗址，结果获得成功，发现了距今六千多年的稻田遗址。在马家浜文化遗址东区发现水稻田33块、水沟三条、水井六个。水稻田的平面多为圆角长方形或椭圆形或不规则形的浅坑。面积小的仅有0.9平方米，大的达12.5平方米，浅坑深0.2～0.5米，成西南一东北成行排列。水稻田之间有的用水口相通，并有水沟、蓄水井(坑)等设施，使水流经水沟、蓄水井(坑)而进入水稻田内。在西区发现人工开挖的大水塘二个、水田11块、水沟三条、水井四座。稻田的形状、大小、排列方式，均与东区相同。这种稻田的结构形态，从田边有水沟、水井发展到有水塘，“已具有我国历史时期水田结构的雏形，从原始形态发展到规模经营，说明稻作农业生产已日趋成熟”。“因此，对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的发展程度应作出崭新的科学评估”[34]。

1996年冬天，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在对澧县城头山遗址进行重新发掘时，在早期城墙下发现了古稻田。l997年冬对古稻田进行了大面积发掘，清理出三条田埂。三条田埂之间形成二丘田。稻田中的泥土为青灰色纯净的静水沉积，有很强的黏性，形成龟裂纹，泥土中还保存着稻梗和根须，从局部剖面观察，可以看出一根根往下伸展的根须或留下的痕迹，可辨识出当时采用的播种方式是撒播。稻田可分两层，下层的泥土经光释光法测定，其年代为距今6629±896年。这不但在国内，就是在全世界也是目前已经发掘出来的年代最早的古稻田。

同时还发现了与水稻配套的原始灌溉系统，有水坑和水沟。已发现的水坑有三个，直径为1.2～1.5米，深约l.3米。坑底有一层很浅的淤泥。水坑高于稻田，有水沟连接通向稻田。目前已发现的水沟有三条，在沟中发现一些汤家岗文化的陶片，从而为灌溉系统的断代提供了物证。汤家岗文化的年代为距今6500年至6300年，与上述稻田泥土用光释光法测定的年代十分接近。这也是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原始农业灌溉系统，对研究原始稻作生产的起源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35]。

草鞋山和城头山两处古稻田的发现，表明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在6000年前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当时的播种方式是撒播，已经有了初步的灌溉系统，这些都是过去研究中只能猜测而无法肯定的事情，现在终于能够获得考古学上的证明，可以说是中国农业考古中有关原始稻作农耕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也使得主张稻作起源于长江中下游说的学者受到鼓舞。

4.家畜的起源

畜牧业是从原始狩猎经济发展而来的，但是野生动物是如何被原始人驯化为家畜，其具体过程到底如何，却无法从考古学上取得直接证据。因此许多学者经常根据民族学的材料来研究原始畜牧业的产生过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诸先生在这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李根蟠、黄崇岳、卢勋三位先生在他们合作的《原始畜牧业起源和发展若干问题的探索》一文和李根蟠、卢勋二先生合作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一书中对驯化野生动物的过程有较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

随着狩猎经济的发展，人们征服野兽的能力大大增强，对野生动物的习性也日益了解，这就为畜牧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并必然导致对动物的饲养。将野生动物变成家畜，一般要经过拘系圈禁一野外放养一放牧一圈养几个阶段。

首先是拘系圈禁。原始人在捕获较多野兽之后，如果一时吃不完的话，常将一些幼畜拘禁起来，这是一种储存食物的方式。然后经过饲养，逐渐使其驯服，再进行牧养。如云南的佤族，最早养的猪就是野猪。开始人们用绳子把它拴住喂养，养熟了才实行放牧。直至解放前，云南西盟佤族有些猪还带有明显的半野性。东北的鄂温克人饲养的驯鹿也是经过了拘系圈禁阶段。他们将性情温顺的野生鹿崽带回家放在栏栅内，用鲜苔喂养，日久成为家鹿。云南怒江的怒族和傈僳族经常猎取到江边饮水的扭角羚，有时将小扭角羚捉回后，放在木栅里关起来，养大了宰食。台湾高山族驯养野牛的方法也大致相似。清人黄叔墩《台海使槎录》中引《居易录》：“台湾多野牛，千百为群，欲取之，先置木城(按：即木栏)四面，一面为门，驱之急则人，人则为扃，闭而饥饿之，然后徐施羁鞠，豢以刍豆，与家牛无异矣。”《番社采风图考》记载捕饲野牛的情况：“以长竿系绳为圈，合圈束其颈，牛曳绳怒奔，则纵其所往，伺其力尽，绳势稍缓，徐徐收系于木，饿之，渐进草食。……”汉字中“畜”即从“兽”孳乳而来，《广韵》中为同音，皆读“许救切”。甲骨文中的“畜”，郭沫若指出：“乃从幺从囿，明是养畜义，盖谓系牛马于囿也。字变为畜。”幺为绳索纠结的象形，有拘系之义，用它代表牲畜，说明牲畜是经过拘系驯化的野兽。即是《淮南子·本经训》所说的“拘兽以为畜”。

其次是野外放养。这是普遍存在的原始饲养方式。即将驯化后的家畜放养在野外，任其自由觅食与活动，既无专人看管，亦无牲畜栏圈。如解放前，西盟佤族的许多村寨都是把牛

羊放养在野外，日夜不归，无人看管。与野放并行的是野交，不懂得人工繁殖，有的家牛在长期野放中恢复了野性。平时实行野放，需要吃用时才捉拿，甚至要用火枪射击。当然野放要有一定的范围，并非漫无边际。如怒族、傈僳族喜欢把牲畜放在山谷里，用树木、石块堵住山谷的隘口。牲畜放在山谷中，日夜不归，主人只是偶尔巡视一下。野放不但适用于牛羊，也适用于猪。如怒族、西盟佤族、傈僳族等都是将猪野放在山坡上让其自由觅食。晚上甚至都不回村寨。至于鸡、狗则在村寨中的空地、草堆中觅食，一般也不喂饲。野放是与游猎经济相适应的，在原始农业时代，则是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在游猎时代，牲畜只能靠采食野生植物，不可能有专门的牲畜棚圈。即使到了原始农业的初期，人们还不可能生产充足的谷物，还得依靠渔猎和采集补充，要经常以农副产品喂养牲畜是困难的，因此牲畜基本上只能在野外觅食。再加上当时人们经常迁徙，住所十分简陋，自身还是穴居野外或“结草为庐”，哪能为牲畜专门营造栏厩?在野放的情况下，由于饲料不足，营养不良，活动多，消耗大，牲畜生长缓慢、瘦小。如解放前怒江地区的猪一般到三四十斤就不长了。同时因野兽的伤害和自然灾害的袭击以及山崖跌伤等原因，牲畜的死亡率也高。因此当时的生产力是低下的。

再次是放牧。锄耕农业和村落定居出现以后，原始畜牧业这种生产方式有了明显的进步，主要是从野放发展为专人放牧。怒江地区的怒族和傈僳族虽然基本上处于野放阶段，但有些地方已开始实行冬季专人放牧。当地的牛羊夏天在山上野放，寒冬到来前，便被赶到江边。若干家的牛羊放在一起，由各家轮流派人看管或由专门的辅助劳力看管。台湾的高山族雅

美人养羊虽也实行野放，但已开始派人进行极其简单的照顾。解放前西盟佤族的某些村寨，原来的那种野放方式也有了改进。如马三寨在寨墙周围1.5公里的范围内用竹木围成栏栅，把牛羊放在里面，晚上牛自动集中到寨内的一个地坪上，各家可派人早晚看看自己的牲畜。陕西省临潼县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牲畜野宿场地，就是属于这一类设施。西藏米林县马尼岗地区的珞巴族从事刀耕火种兼营畜牧业，他们饲养猪、鸡和黄奶牛，都是实行野放，并无专人放牧。但是中等户以上的人家饲养犏牛已经开始采取专人放牧的形式，每年三四月份把犏牛赶到高山牧场去放牧，至七月份下山回村，每个畜群由三五人看管。由此可见，野放是比较原始的放牧方式，专人看管的放牧是后起的比较进步的方式，这是原始畜牧业发展过程中互相衔接的两个阶段。

第5篇：考古学常识范文

如今，冀宝斋博物馆已经闭馆整顿，并被冀州市民政局撤销了民营非企业单位注册登记证。但在此之前，这个号称“河北省最大的民间博物馆”的机构，曾经拥有国家3A级旅游景区、河北省少先队实践教育基地、衡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河北省级科普基地等诸多头衔，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很多网友都曾质疑，为什么冀宝斋这样的“雷人”博物馆能够长期存在，而文物局不出面管理。事实上，文物局对这样的博物馆并不具有管辖权。国家对民办博物馆的管理，近几年才刚开始。这些民办博物馆由民政局登记管理，在此之前，文物局可能会对它们进行前置审批，也就是对它们的藏品进行审查，确认名实相符，但这并不是必须的。特别是对冀宝斋博物馆这样只是自称为博物馆，并以此名义展示仿古工艺品的机构，文物局实际上无法进行藏品的审查和登记。

另外，文物局对不属于同一系统的博物馆，比如高校、企业博物馆和民办博物馆并没有直接的行政管理权，只能进行业务上的指导，比如帮助博物馆建立起科学管理藏品的机制，而且这种指导也并非强制。文物局的工作重点，更多的是在防止真正的文物被破坏这一方面，对于故意出售赝品和以古董名义出售现代仿古工艺品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也无法进行制裁。

第6篇：考古学常识范文

关键词：高原反应；自然选择；个体因素

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0333229

生理学研究表明，适合人类生存的海拔高度是0.5～2km。高于2km，因大气压力较低，空气中氧含量减少，会使人呼吸困难、在暗处的视力减弱，记忆力受到影响而出现高原反应。在3km处，大气压已下降1/3，水的沸点降至90℃，人的动脉氧饱和度降至90%、唾液分泌量开始减少。6km处，多数人的身体处于失能状态。7km处，智力与肌肉运动的协调严重障碍，意识丧失，出现幻觉。8km以上的地区大气压已是海平面的1/3，为死亡（见图1、图2）

从高海拔地区回到平原，会有30%的人发生“低山反应”，究其原因，是人体各个系统需要重新调整恢复所致。避免的方法是：循序渐下。即在3km处稍加停留，休息整顿（如图1-2）。

1 高原居住人群是自然选择的优胜者

青藏高原（海拔2～6km）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生活在这里的藏族人会有高原反应吗，在5.9km处，水汽量为海平面的5%，水的沸点下降至81℃，人体的动脉氧饱和度降至海平面式的30%，身体各个器官供氧严重不足，即使是藏族人也会有轻微的高原反应。从自然选择的角度来说，适应高原低氧的环境最需要的是时间。考古学证明：青藏高原上至少在2.5万a前已有藏人居住。高山生理学的研究证明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藏族是最能适应高原低氧环境的民族，与移居历史仅仅50多年的汉族相比，高原病的发病率很低（如图3）。

2 高原反应因人而异

高原反应一般是人在进入高原2～3d之后才会出现的高原病。国家驻青藏高原生理研究站提供的数据表明，低氧环境对人体呼吸、造血、内分泌、等系统都有影响。国际高原生理研究资料显示，16世纪中叶西班牙人占领秘鲁海拔3.4km库斯科后，居住了近50a，因没有生育，后改迁利马。但藏族受到的影响却很小，在拉萨，日喀则，林芝等地的调查表明，藏族妇女的受孕率为93%，并不低于平原地区。急剧升高的海拔比循序渐进的阶梯升高患病率要高得多；冬季进入高海拔地区比夏季患病率要高。在个体素质方面有“期男不欺女”“欺胖不欺瘦”“欺高不欺矮”等现象[1]。人的精神状态也很重要，乐观者反应轻，反之，紧张或恐惧心理会使反应加重。

3 高原反应与进入方式有关

进入高原工作或生活的人，应该遵守循序渐进“阶梯升高”的原则。循序渐进是适者生存的基础。1992年，谢尔姆和格列曾调查近27万名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的游客，发现近万分之一的游客因各种高原病去世。常见的高原反应常识是：行前体检，积极预防，遵守不登的太快、不攀得过高，不过度运动的金科玉律，多喝水、多休息。

参考文献

第7篇：考古学常识范文

金字塔的千古之迷终于被现代科学家揭开，建筑金字塔所用的石块，泥沙中铀的衰变释放出大量的氡气，千百年来在蜜封的空间里聚集，达到致命的浓度，因此造成考古学家“离奇”地死亡……

吸烟能引起肺癌，广大群众都十分清楚。但对人体健康来说，由氡及其子体造成的毒害是仅次于吸烟的第二杀手，也能使人引起肺癌，恐怕知道的人不多。

一、氡的来源

氡气（222Rn）是由铀核衰变的中间产物，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放射性的隋性气体。室内氡气（222Rn）及其子体，氡（219Rn）也称锕射气（An）和氡（220Rn）也称钍射气（Tn）。氡气的放射性半衰期为3.8天，锕气的放射性半衰期为3.9秒，钍气的放射性半衰期为55秒。

室内氡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筑材料中析出的氡。二是从底层土壤中析出的氡。三是从室外扩散到室内的氡。四是来自供水和天燃气中的氡。

二、氡及其子体对人体健康带来的危害

氡及其子体从岩石，土壤及建材表面释放出来，并附着在灰尘的颗粒上，特别是在细小亚微米颗粒上形成放射性气溶胶。由于氡不活泼，所以吸入氡在体内组织不发生化学结合，加上氡的放射性与非气态的放射性核素之比相对较小。扩散到室内被人们所呼吸并且沉积在呼吸道内，主要是对支气管上皮产生辐射剂量，因氡及其子体原子中的某些原子是α辐射体，所以还要考虑到α辐射产生相对高的生物效应。在呼吸道内，支气管上皮部位于进行衰变，这是因为吸入氡后使肺部组织受到照射，增加肺癌的危险性。其潜伏期为15～40年。专家指出，除吸烟外，氡比其他任何物质都能引起肺癌。长期受到低浓度氡的照射比短时间受到高浓度氡的照射危险性大。世界卫生组织（WHO）已明确将氡列为人类重要的19种环境致癌物之一。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联合国原子能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等国际学术团体一致公认：长期在氡浓度的环境中生活会导致肺癌发病率增加，以及其它疾病的产生。据科学家估计，在美国每年有1.5万～2.2万例肺癌患者是与室内氡的暴露有关；在英国，每年约有1.4万人死于氡气导致的肺癌，其死亡率在各种危害因素中仅次于车祸，占第二位；在瑞典，每年约有1100人死亡因氡气导致的肺癌，占瑞典总死亡人数的30%。在我国，每年约有5万人因为氡气导致肺癌而死亡。有的专家指出，由于室内氡及其子体引起肺癌占肺癌总数发病率的10%左右。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应唤起人们对室内氡污染的重视。

三、我国室内氡污染的状况

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和安全，早在1986年我国了“建筑材料放射卫生防护标准”。对建筑材料成品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如铀－238、镭－226、钍－232以及钾―40等含量作了明确的规定，据我国放射性卫生机构对各类建筑材料的监测发现，各类建筑材料成品中单一核素放射性含量差异较大，除少数花岗石材样品超限值外，一般都符合放射性卫生标准要求。其各类建筑材料的放射性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无釉地砖、彩釉地砖、花岗岩、瓷片、马赛克、红砖、混凝土、渣水泥、普通水泥、石灰石等。

应该注意的是，由于某些工业废渣中富集了天然放射性核素，其生产原料的建筑材料中放射性水平均有增高的现象。如湖南产某一种石煤、含镭（226Ra）（0.1～10.7）×10-8居里/千克（Ci/kg），若用这种石煤渣来制成砖，建成的房屋，室内氡气浓度可达（4.59～8.95）×10-12居里/升（Ci/L），超过国家标准5～9倍。

1994年以来，卫生部放射卫生监督检测所调查了14个城市的1524座写字楼和居室，结果表明，室内氡浓度超标的占6.8%，氡浓度含量的最高的超标6倍，室内氡气污染具有长期性，隐蔽性和危害性大，且不易彻底消除等特点。近年来，我国肺癌发病率和死亡均呈上升趋势，除吸烟引起肺癌之外，主要原因是环境空气质量的恶化，其中氡污染也是致癌因素之一。

四、防止室内氡污染及治理措施

制定相关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除我国早在1986年就了“建筑材料卫生防护标准”外，2001年11月26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2001）并于2002年01-01实施。2002年11-19，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卫生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等联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18883-2002）并于2003年03-01实施。其中“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中要求在开工前对施工现场土壤中氡浓度的测定。同时对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气质量验收的五项指标。如氡，游离甲醛、氨、苯及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等到进行检测。对“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的19项中之一，也要求对氡进行测定。

氡的防治措施

建筑材料中放射出的量还受表面处理的影响，科技人员研制和开发出防氡漆，涂漆会减少氡的放射。在有些情况下，大量使用含氡的水或天燃气也会使室内氡的浓度升高。可见，室内氡的浓度取决于房屋位置、建筑材料、水源和通风情况等，一般氡气浓度室内高于室外，地下室高于地面室内浓度。在许多国家，对不同建筑方式、不同地基、不同建筑材料、不同地理区域和不同通风条件的房屋进行了大量测量工作。结果表明：各种建筑材料中都含有一定剂量的放射性核素。因此，专家建议，在室内氡气的防治问题上，要注意以下常识：第一，在建房或者购房前，可以请有资质单位做氡气测试，从源头上控制和预防。第二，尽可能封闭地面、墙体的缝隙，可用防氡漆涂复墙体，或用壁纸、壁布贴墙体，这样可降低氡气的析出量。第三，经常保持室内通风。

经检测发现：一户住房，关门关窗一夜之后，氡的浓度为151Bq/m3，开窗通风1小时后，则氡的浓度降为48Bq/m3，因此，经常通风是降低室内浓度的重要措施之一。

在我国南方一些地区用花岗岩建造的房屋，由于通风良好，室内氡的浓度并不高。

第四，在室内装修时，尽量少用石材、瓷砖等容易产生辐射和含氡气的建筑材料，选用装修材料时应当向商家索取有资质单位放射性检测合格证明。

第五，已经入住房屋，如果认为有氡气超标的可能，可以委托有资质的专业部门进行检测，针对检测结果请专家提出合理的处理方案。

资料介绍，美国全国氡行动周起始于1990年，由国会决定，采用白宫发表总统公开信的形式，鼓励公民对来自氡健康危害采取预防行动。氡在美国是引起肺癌的第二大因素。全国行动周的目的是把氡作为一个比较严重的公众健康问题提出来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使美国人采取防护性措施，尽可能地减少氡的危害。美国政府决定每年10月的第三周为国家氡活动周，至今每年都在认真地执行。届时总统发表讲话，全国按照氡地图分片普查和治理，把室内环境的治理项目作为国家的全民的行为。这在世界上可数首例。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氡的活动周开幕式上首先指出：“在新世纪各国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之一，仍然是如何保护公民身体健康……”。

法国核安全预防所从1982年先后对全国10000多个乡村、市镇进行了居室内氡含量的测试，结果表明：法国有0．5%住房的氡的含量超过1000Bq/m3，而国家规定的警戒值为400Bq/m3。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居室的氡含量严重超标。据该研究所统计，氡是法国居民遭受自然辐射的最重要的因素，占所有日常对人体造成放射性影响因素的34%，该研究所专家认为经常进行室内通风，改善墙壁及其建筑结构的密封性，是减少居室内氡放射性污染的最好办法。

第8篇：考古学常识范文

关键词：俑;人殉;人形;替代品

中图分类号：J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35-0147-02

俑是中国古代随葬于墓室中的明器雕塑。在历史上，俑的制作材料以陶质的最多，也有木雕、竹雕及瓷塑制品等。由于俑的使用与古代社会生活习俗紧密相关，因此是复原古代社会文化面貌的重要实物标本。目前，学术界对俑的研究，涉及到俑的制作手法、社会意义和审美风格等方方面面。但对其界定与命名则不甚严格，一般认为：凡是随葬于墓室中的明器雕塑皆可称之为俑。对其命名则有：兵马俑、仪仗俑、动物俑、乐舞俑等称谓。其实，从俑的最初涵义，结合“始作俑者”的内涵意义来考察，这些界定与命名皆不符合俑的原意，在一定程度上都违背了古人赋予它的本质内涵。要想考证俑的涵义，必须从其起源入手展开探讨。

关于俑的起源，学界一般认为与古代“以生人为殉”的殉葬制度密切相关，即认为俑的出现是为了替代古代丧葬礼仪中所使用的生人殉葬，其本质是人殉的“替代品” ①。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俑的出现恰恰伴随着人殉的衰落，所以这一论点是合理的。古代墓葬用生人殉葬，在原始社会晚期就初已露端倪。及至后来人殉之风愈演愈烈，商代前期人殉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到了商后期，杀殉之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考古发现当时所有的大中型墓葬几乎都有殉人②《墨子・节葬篇》载：“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正是晚商和西周前期殉人葬制的真实写照。西周中后期，殉人葬制仍在延续，但殉人数量急剧减少，当时部分统治者的墓葬中已经不用或只用一两人殉葬。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伴随着人殉的衰落，俑开始在墓葬中大量出现。究其原因，西周奴隶社会的崩溃和东周之后封建社会的兴起，使得当时人的自身价值被重新认识。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人们对人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普遍认为人殉制度过于野蛮和残酷。于是，人殉在受到社会广泛的抨击后逐渐减少，用大量奴隶作为人殉的习俗从此改变，从而出现用俑来随葬的新形式。由此，俑开始代替“以生人为殉”，而形成殉葬的新习俗。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晚期，俑像制作之风大为盛行。《韩非子》：“象人百万，不可谓强”的描述，正反映了“象人”或“偶人”的使用在当时丧葬中的兴盛。俑在历史上能顺利地替代生人而成为新的随葬明器，除社会思想因素的影响外，其他原因何在？我们可以推测：它之所以被当时的贵族所接受而能替代活人，从其自身来讲，首要因素是应该具备生人的外形特点，这是俑作为生人“替代品”的首要基础。经巫鸿先生考证，春秋战国随葬俑在墓葬中常常置于死者周围或紧靠死者的位置，这显然是效仿当时的人殉模式，俑的空间摆放位置进一步证明了它是作为人殉的替代品而出现的。③古代的很多文献都证明了这一论断：《孟子・梁惠王章》曾记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礼记・檀弓下》也记载：“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在这里，孔子反对用俑的理由是“为其像人而用之也”，“不殆于用人乎哉”则说明俑的形象太像人了，俑模拟的人像已和真人无太大的区别。我们可以看出，在先秦时期俑最显著的特点是“像人”，反过来也可以说：在古人眼中，只有具备人形的明器雕塑才能称之为俑。

但实际上，在俑出现之前，已经出现过比俑更早的具有人形的明器形式“刍灵”，即用茅草扎束而成的人形。“涂车刍灵，自古有之”，说明刍灵出现的时间要比俑早，孔子称“刍灵者善，俑者不仁”的原因是俑的外形太像人，陪葬用俑与陪葬真人几乎无异，而刍灵这种草扎的丧具可能只是象征了人，而没有逼真地模拟人形。正如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所说：“俑，从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为人以为从卫，谓之刍灵，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则有面目机发，而大似人矣.故孔子恶其不仁，而言其必无后也。”可见刍灵模拟人形的程度要比俑低一些。刍灵“略似人形而已”，而俑“有面目机发，而大似人”，这是孔子反对用俑的根本原因所在。目前，在考古资料的发掘整理过程中，没有发现“刍灵”这种明器形式，很可能是由于用茅草束扎的人形已经因时间的原因而腐烂了。由此也产生了一个令今人无从考证的问题：即在人类丧葬文明发展史上，是否是先有“刍灵”，后有人殉，再有俑呢？这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但是，无论“刍灵”出现的时间是否早于俑，毫无疑问的一点是俑的特点为“有面目机发，大似人”而且后世的更多言论都对这一问题做了补证。汉代赵岐在《孟子・梁惠王章》中对俑的注是：“俑，偶人也， 用之送死”。东汉经学家郑玄也在《礼记・檀弓》的注中解释为：“俑，偶人也，有面目机发，有似于生人”。另外关于偶的解释，《说文》中说：“偶，桐人也”。同时，《越绝书》说：“桐不为器，但用为俑。”可见，桐人即木俑人。《说文》中“俑”字下段玉裁注：“俑，即偶之假借字。”通过考察上述种种言论，我们可以肯定，俑的本意是古人用于陪葬的偶人。在古代，只有具备人形的陪葬明器雕塑才能称之为俑，这是古文献中关于俑的第一种解释。

俑的另一个涵义更为复杂一些，《广韵・[部》说：“俑，木人送葬，设关而能跳踊，故名之。出《埤苍》”。在这里，俑不仅仅外形像人，最主要的是要“设关而能跳踊”。根据考古发现的材料，合乎这种定义的俑目前只发现一件实物，即在山东莱西岱墅一号西汉墓出土的木偶人。④该墓年代大致为西汉中晚期，在墓葬中出土了随葬木俑十三件，造型同一般的秦汉俑基本相同。但在其中发现的一件木偶人则令人称奇，偶人高约190厘米，全身关节用榫卯衔接而成，可立、可坐、可跪，非常灵活。这基本上符合《广韵》对俑的定义。但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真正具备既有人形，又能设关跳跃的俑唯此一件。后世墓葬出土的随葬俑只是满足了在外形上像人而已。所以从现有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由于缺乏出土的实物证据，如果我们严格按照古代文献记载来考证俑的这个定义的话，是无从下手的。

纵观上述古文献对俑的定义和描述，两个定义的共同点都认为俑是送葬的偶人，具备人形的明器方可称为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若严格按俑的最初起源及内涵来定义的话，“俑应该是中国古代随葬于墓室中具备人形的明器雕塑”。其定义有两个基本的方面：其一是外形要有人形，这是形式层面的涵义;其二必须是在墓葬中出土的明器，这是俑作为“替代品”的功能层面的意义，两者缺一不可。凡不符合这两个基本条件的，皆不可称之为俑。如中国古代很早就开始制作小型人像，但这些人像虽具人形，但不是从墓葬中出土的，因此，不具备随葬明器的特殊功能，所以不可称为俑;再如，在墓葬中出土的随葬明器马、骆驼等，虽具备一般明器的陪葬功能，但不具备人形，也不可称为俑。

但当下学术界对俑的命名，总体来看带有很强的随意性。一般是在严格比拟现实的基础上，从俑的外形特征或其在现实生活中担当的角色来确定的，如胡人俑、骑马俑、武士俑、伎乐俑、侍女俑等，这些把模仿或具备人形的明器称为俑，符合俑的原义。但至于将某些动物类明器称为俑者，如牛俑、马俑、骆驼俑、羊俑、鸡俑等称谓，就大大地背离了俑的原意，这实际上在无形之中扩大了俑的外延。当然，俑作为随葬明器出现以后，随着历代葬俗的发展，用俑内容也会不断的增加，这必然会导致俑的外延也有所扩展。但其扩展的基础是“随葬于墓室中具备人形的明器雕塑”，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扩展的明器才能称之为俑。从这个角度来讲，在人形的基础上加以夸张、变形或神化的具有镇墓驱邪功能的明器雕塑，如镇墓兽、十二属神雕塑、武士和天王像等都应属于俑的范畴。但上述牛俑、马俑、羊俑等称谓，把模拟动物形象的明器雕塑也包括在俑的范围内的说法，笔者认为完全不符合俑的原意，是没有道理的。遗憾的是当下学术界对这种称谓似乎已“见怪不怪”了，在很多资料上将动物类明器冠名为俑的现象，如兵马俑几乎已经约定俗成。⑤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至于现在有人将随葬于墓葬中的某些日用仓储类用具或建筑模型、庖厨用具等明器称之为俑者。笔者以为这更从形式与功能两方面都违背了俑本来的涵义，无疑是对俑之涵义的牵强附会，更是对俑的误解。

根据考古发现，墓葬中出土的随葬俑种类繁多，不同研究者对其命名与称谓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有根据俑的仪制身份的分类，如伎乐俑、武士俑、文官俑等;有主要依据俑外貌特征的分类，如侏儒俑、胡俑等，也有侧重强调俑的动作与行动的分类，如马球俑、狩猎俑、戏弄俑等。仔细来看，这些分类显然是不太严格的。如伎乐俑或乐舞俑既属于仪制身份俑，同时也可归为马球俑、狩猎俑一类。所以，目前学界对俑的分类也是比较混杂的，尚未达成一致的命名与分类标准。究其原因，俑是以现实生活中人的形象为反映对象，因此，不可能将其与其它随葬明器一样进行明确的考古学类、型、式的划分，这也是俑作为“随葬于墓室中具备人形的明器雕塑”这个基本涵义的限制性所在。

但总体来讲，我们尚可根据俑所代表的功能性质的不同，将其大致分为现实题材和镇墓神煞类题材两大类。现实题材的随葬俑是反映墓主人死前生活状况的，历代明器俑的现实题材几乎囊括了古代生产、生活、风俗、文艺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比如出行仪仗俑、乐舞俑、侍从俑、文官俑等;而所谓的镇墓神煞类随葬俑则是古人专为死者及其亡魂设置的辟邪压胜、驱邪镇墓之物，镇墓神煞俑种类较少，远没有现实题材俑的类型丰富。其中以镇墓兽最常见，还有天王俑、十二属神俑、“千秋万岁”俑等类型。

不论何种题材与类别的随葬俑，古人将其作为明器放于墓葬中，它们唯一的观众就是墓葬内的死者，其功用也直接作用于阴间的亡灵，从这一点上讲，俑是“死者的艺术”。同时，我们对俑的研究可以由这个特殊的视角窥探古代丧葬文化风尚的变迁，也可以探讨其造型的演变与社会生成环境的关系，所以它也是“活人的艺术”。因此，考察俑的起源与涵义，探讨俑的分类标准，这其中的艺术史意义与文化史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注释：

①李玉杰.先秦丧葬制度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169.

②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和人殉[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53.

③巫鸿.礼仪中的美术（下卷）[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589.

第9篇：考古学常识范文

那么，这种现象究竟是一种巧合或是视觉误差，还是的确如人们所看到那样就是历史的本来面貌呢？仲夏时节，笔者探访了这座古城以及一些散布在沙漠中的其他遗迹。

通古孜巴什

当通古孜巴什古城高大的城墙残垣从茫茫的红柳滩中跳进我的视线，我着实吃了一惊。登上八九米高的残断的城墙，居高临下，放眼古城四周，我开始为这座曾经伟大的城感到骄傲。

通古孜巴什的一种说法是“众城之城”之意，也就是说通古孜巴什古城是这一带所有城域及遗迹的中心所在。那么这座现在看起来依然显得巍峨壮观的古城，究竟是何人所建，最终又是如何毁损而被抛弃的呢？

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外探险家来到塔里木盆地，进而掀起这里的考古探险热以来，这片神奇的土地，包括通古孜巴什等遗址就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是最早考察通古孜巴什的学者之一，黄文弼认为该城是唐代城市，他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这样写道：“其墙址均为土砖所砌，有开元钱币散布，陶片亦属于唐代，则此一带遗址，时代可能相当于唐，而以通古孜巴什为一政治中心区。”

黄文弼先生做出这样的结论，其依据主要是通古孜巴什曾出土唐朝大历年间的残纸、李明达借粮契、白苏毕梨领屯米状、太元铜钱等文物以及相关的史料文字。

近年来，自治区文物考古所一些专家，通过不同途径先后来到通古孜巴什以及周边区域，对这里进行了简单的调查，做出了相似的结论。但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原因，除了伯希和、黄文弼等人有限的文物考察和发掘之外，目前，考古工作者还没有对通古孜巴什古城及其周边遗址进行过正式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单从自然方面的原因来看，有学者认为，通古孜巴什的荒废与当地最大水系渭干河的改道有着直接关系，笔者认为，在没有对通古孜巴什正式发掘和研究以前，除了政治中心转移直接导致了通古孜巴什的衰落以外，其遭到废弃的原因还有待专家学者进行考证。

红柳花开

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塔里木盆地是干旱和荒凉的，塔里木盆地许多古代文明的消失都与环境改变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楼兰、米兰、营盘、尼雅等等，然而，通古孜巴什遗址的现状却同以上被沙漠掩埋的古代文明完全不同。这里的植被之茂盛超乎我的想象。

通古孜巴什位于新和县和沙雅县交界区域，距离两县县城的路程都在40公里以上，在这两个县城当中凡是对通古孜巴什比较了解的人，提起这座古城除了会说到这里的红柳和野猪之外，往往还会讲一些在当地容易迷路，经常无端下起大雨等怪事。

我们在接近通古孜巴什的红柳林时也迷失了方向，好在我们准备充足，尤其是我们的车辆越野性能优越，根本不用担心陷进浮土以及红柳挡道而失去方向，我们便以太阳为参照物，径直向着太阳的方向前进。这一招果然有效，不一会儿，通古孜巴什古城便从高达2米以上的红柳林中显露了出来。

通古孜巴什四周不仅红柳异常茂盛，红柳林中还分布有大量的梭梭、骆驼刺、骆驼蓬、胖姑娘等植被。据说，进入秋天，红柳花开最旺盛的季节，通古孜巴什古城的城墙都能够被鲜艳的红柳花映照成红色。按照常识，干旱的荒漠区域是不可能出现如此茂密的植被群落的，那么，这些植被是依靠什么法力生长的呢？

新和县科技副县长邢春林在调查渭干河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整个通古孜巴什古代垦区都是设立在渭干河冲积形成的平原上，这种情况使得这里的土地异常肥沃。据说，近年来，距离古城不远处开垦的耕地也非常肥沃，有些农民种植棉花、玉米等作物甚至不使用任何肥料就能获得稳定的产量。这种现实给邢春林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有了肥沃的土地，再加上经常莫名其妙地天降大雨，荒原上植被茂盛的答案自然也就明白了。

我在沙雅县采访期间，无意间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沙雅县夏季常常出现严重的冰雹灾害，为了预防冰雹，沙雅县在人工影响天气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沙雅县人工影响天气的方位恰好就在通古孜巴什附近，通古孜巴什的怪雨很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

千年葡萄园

2005年12月，自治区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平等人，考察完通古孜巴什遗址之后，继续向南，进入沙漠区域。他们此行的目的非常明确，考察耸立在沙漠中的塔什吐尔烽燧。张平没有想到，这次简单的调查活动，竟然发现了一座被沙漠埋藏了上千年的葡萄园。

我们离开通古孜巴什遗址后，便驱车向着塔什吐尔烽燧驶去。钻出红柳林之后，我们的向导、新和县文物局干部提醒我注意地貌的变化，所见土包林立，坑洼不平的自然地貌似乎像是经过刻意修整过的样子，变成了平整的大平地。

从外形看，这里很可能就是古代大规模屯田留下的耕地遗址，否则很难解释这里奇特的地貌变化。通古孜巴什周围自然地貌类似雅丹地形，但这里的土壤色泽也与其他原始土壤有明显区别。还有一点很关键，现代研究认为，原始地表植被遭到破坏之后，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恢复，何况是在干旱的塔里木盆地。由此推断，雅丹地貌中出现的大面积平地，无疑就是古代耕地遗址。

通古孜巴什距离塔什吐尔烽燧直线距离至少8公里，据说，天气晴好的日子，站在通古孜巴什城墙上就能看到烽燧。发现的古代葡萄园则在塔什吐尔烽燧附近，由于流沙掩埋了接近塔什吐尔烽燧的路径，我们在离塔什吐尔烽燧大约2公里远的地方不得不弃车，徒步赶往塔什吐尔烽燧。

大自然常常导演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环绕塔什吐尔烽燧的沙地，是由许多大小不等的流动沙丘组成的。这些沙丘随风变换着形状，常年游弋在塔什吐尔烽燧附近。县里干部曾经领教过这些沙丘的厉害。有一年春天，一些外界朋友要参观烽燧，为了确保路途安全，他们提前踏勘了通向塔什吐尔烽燧的路，并在两个沙丘上做了记号。第二天，他们带着客人来到做记号的地方，不仅记号没有了，就连沙丘也没有了。当时，他们还不知道，沙丘消失之后，地表上露出来的枯木乱藤中就有古代的葡萄树。

我们在烽燧一侧的一个古建筑遗址旁边发现了一些干枯的葡萄藤。葡萄藤的根系，依然扎根在古老的岁月。它们或许期望以这种坚守，守望着它们的主人——屯垦士兵的归期。

据介绍，这些枯死葡萄树的年代已经确定，它们与塔什吐尔烽燧以及通古孜巴什同属唐代。

情景再现

据考证，当时的安西都护府核心区域就在今新和、沙雅、库车一带。通古孜巴什则是驻军和屯田中心地带。

2007年冬季，我曾经拜访了库车县境内的唐王城遗址，现有研究证实，唐王城遗址就是安西都护府军马饲养场。于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如果通古孜巴什即为安西都护府府治所在地，我们就能够理出这样一个古代的军事布防以及屯垦图：通古孜巴什为驻军和首脑机关，其间分布着大片葡萄园，则分布着大小不等的屯田机构以及耕地，其间的寺庙等场所则满足了士兵们的精神需要。密集的烽燧，则保证了数百平方公里内发生的任何战事，都能够在第一时间传递到通古孜巴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