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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抽象劳动;价值;抽象法;科学主义;历史范畴;永恒范畴
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5-008-07
关于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是一个永恒范畴还是历史范畴的研究和争论,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争论各方都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中找到相应的理论依据。根据笔者掌握的文献资料,苏联学者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探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两重性,卫兴华先生在1957年就提出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是一个永恒范畴的观点。此后,许多学者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和争论,并一直绵延至今。
笔者在《马克思“抽象劳动”概念探析》(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以下简称“原文”)一文中,提出从生理学与经济学两种不同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这种观点得到学术界同仁的关注和批评(参见胡爽平:《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6期,以下简称“胡文”)。鉴于劳动二重性学说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与学术界的长期争论,笔者深感对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及其当代意义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同时,本文也对胡文的批评和指责做出必要的回应。
一、两种不同意义的抽象劳动及其相互关系
在进一步探讨两种不同意义的抽象劳动及其相互关系之前,让我们首先重温一下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的抽象法。对于马克思的抽象法来说,抽象过程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本质上是人的认识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具体到思维的抽象,再从思维的抽象到思维的具体,从而科学地把握客观对象整体的认识过程。抽象就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抽取对象的某一个方面、属性或关系,而舍弃其它方面的思维过程,作为抽象的结果的东西,就是对象的某个方面、某种关系或某种属性。抽象法虽然否定了感性具体的整体性,但能使人们深入到客观事物的内部从而在纯粹的状态下来研究和考察对象。因此,抽象只是客观对象的某个方面或某种属性,它是人们认识事物过程的一个阶段,也是进一步实现从抽象上升为具体进而在思维中再现具体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有必要思考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起点如何确定?这个逻辑起点应当具有怎样的特点?从抽象方法本身来看,作为逻辑起点的抽象应当具备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它应该是反映研究对象本质的抽象;其二,它应该是研究对象本质抽象的极限,是一种最简单的规定,在研究对象范围内,它不以其它方面、其它因素为其存在的前提,相反,对象的其它方面、其它因素都以它为前提;其三,它应该包含着进一步发展的源泉、动因、契机和胚芽。
可见,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抽象与具体总是相对的,低层次的抽象相对于高层次的抽象就是相对具体的,或者说,高层次的抽象相对于低层次的抽象就是抽象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生理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相对于经济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来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抽象,因为它贯穿于人类一切社会形态之中,它使复杂多样的人类具体劳动达到了抽象的极限;经济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相对于生理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来说,是一种相对具体的概念,它仅仅适用于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关系之中,并且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获得自身存在的社会现实基础。马克思对生产商品的劳动进行科学抽象的过程,也是逐步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概念的过程,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一个对包括货币主义、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以及重农主义在内的全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财富观的理论批判过程。
随着中国人力资源结构的变化、人工成本压力的增大,中国的人口红利或将成为过去。据国家统计局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末,我国大陆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69.2%,比上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这是在多年增长后的首次下降。
如今,中国的企业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视劳动力资源,致力于对劳动力从粗放型向精细化、从简单到多元化和技能型用工的转型升级。如何让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得到更有效地运用,如何通过对劳动者的管理来优化管理效率,进而提升企业业绩已成为当下中国企业亟待破解的课题。
在这一背景之下,“劳动力管理”这一崭新的词汇被推到了企业管理的前台,成为当下热议的话题。在克罗诺思(Kronos)中国劳动力研究院在京成立之际,相关专家和企业人士对“劳动力管理”进行了深入解析。
记者:请问劳动力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的边界在哪里?
杨伟国:大的层面来看,我们认为劳动力管理是在人力资源管理里面的一个范畴。从人员的角度来说,企业一般有三支队伍:经营管理类、专业人才类、操作运营类。劳动力管理更多的专注于第三类人群,具体说来就是生产线或者一线操作员工,怎么去提升他们工作的效率,怎么样提升他的合规性来优化一个企业运作的绩效。
在人力资源领域有很多关于绩效考核的管理,实际上是设定目标管理,通过KPI指标管理,而不是通过时间来进行管理的。而劳动力管理则倾向于通过时间的管理、时间的优化、效率的提高来帮助整个企业,通过时间的优化管理效率来优化企业的管理。
记者:如何看待劳动力管理与员工幸福感二者之间的关系。
杨伟国: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财富积累的本身,一些单纯为了追求高绩效的管理模式其实就是强迫劳动。这种不在乎人的权利保护、职业发展关注以及工作体验的管理方式是不会持久的。当社会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我觉得已经到了高幸福指数与高绩效可以融合的两全局面,这也就需要我们相关的专家在研究劳动力管理这一问题时更多的关注员工幸福体验层面。
我认为,一个企业规范的管理和要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幸福感是一致的,一个劳动力严格的管理模式其实是造就一个真正的职业人,造就这个人将来比较成功的职业生涯的一个前提。中国发展到目前阶段,我们权利上面至少从形式上、法律上所取得的进步要远远大于我们对于管理本身要求上所取得的进步。
我们中国的很多企业以前对于工人是相对固定的一个薪酬,但是这样的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因为虽然我们都是按时上下班,但是生产率会不一样。而现在提出的这个劳动力管理借鉴了西方的科学管理、机器化管理这样一种思想,使得在同等的工作时间里面大家用正确的方法提高工作效率,一定程度上从技术层面可以使得我们工作时间的效率更高,也使得管理者能够更加合理的指导和排班,这样就让企业和员工有一个双赢。
记者:目前中国制造企业对于劳动力管理的认知程度有多高?他们实际的劳动力管理工作出于何种状态?
戴华:我认为在国内还处于比较早期的、比较起步的阶段,但是我认为将来可能整个这一块市场会越来越大,就像其实在90年代的中期,国内刚开始提到ERP时,那个时候只是一些跨国企业从外面推广到中国来,就是刚刚开始一些星星之火的状态,而现在的SAP在中国市场已经是燎原之态了。我觉得对于劳动力管理也会是这样一个态势。
目前,在我们传统企业里面,实际上考勤、排班这些劳动力管理的具体工作都在进行着,而且可能有纯手工、半手工的,可能有全自动的,用不同技术的解决方案来实现的,实现的效果也各自不同。而我们目前的工作就是在管理实践这个方面,研究适合的管理制度的流程,通过制度流程来提升效率,提升效率的目的不光是对于企业,也要让员工的幸福指数达到双赢,这样才可以长久持续的。包括在劳动法法律方面要求企业的合规性越来越高,这都是整个现在企业要考虑的。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推动整个企业在管理理念、管理制度以及信息化方面的提升,进而提高企业最终的运营效益,
记者:劳动力管理的精细化,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缪青:企业效率要提高,核心问题就是讲如何通过劳动力管理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同时不能亏待员工,不能压榨员工。以往企业的考勤只是上班刷一下、下班刷一下,至于中间干了谁不知道,但是现在的机械化劳动力管理就实现了通过员工的个人工卡,知道了他在八个小时工作时间里面到底干了什么,并通过采集的这些信息,把劳动者跟他完成的工作结合起来更加精确地计算出劳动力和绩效。
员工的满意是在点滴的管理实践当中体现出来的,首先要做到公平。劳动力管理精细化所体现出来的管理手段可以根据员工技能和时间的可能性自动的进行匹配,人为的参与因素会少一些。另外也可以根据企业的市场预测和客户的需求、销量来合理的、有效的优化进行员工的安排,最终通过这个手段提升效率,制订劳动力的规划。
记者:劳动力管理的定位主要在蓝领工人身上?
缪青:劳动力管理不只是针对所谓的蓝领工人,而是一线员工和执行层面的员工。除了企业生产线上的员工外,像航空公司航班的班组、公司中的网页维护人员、客户服务人员等都属于劳动力管理的范畴之内。
从功能类来看,劳动力管理更多的贴近运用、生产、经营这方面的一些内容,而不像是那些是比较纯后台支撑部门的一些职能,它这边直接就是一线工人的排班,其实这是一个生产运营级的相当于是一个生产环境了,如果说没有这个环境很多作业就自动放弃了。只不过侧重点不一样,但最终应该说从实现的效果角度来说,实现了整个企业人力资源信息化平台的统一、流程的规范,整个人才的培养、人才的发展,实现劳动力经营化管理效率的提升。
受访嘉宾简介:
杨伟国(照片) 作者本人提供的清晰照片还没传到需等待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劳动与人力资源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力资本审计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Kronos中国劳动力研究院委员会成员。
缪青(照片)
Kronos中国劳动力研究院院长、Kronos大中华区总经理。主管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业务。
关键词失业人口统计体系完善措施和建议
我国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人口统计为接近13.5亿人,在这样一个人口大国里,由于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结构和调整和转变,失业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失业人群也将逐渐成为国家的一个负担,如何合理的解决失业问题关乎着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因而对于失业人口的统计必须准确,保证这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风向标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一、失业的相关概念
在进行失业统计之前,一定要明确失业与就业之间的界限。在经济学上失业的定义就是劳动力处于闲置的状态,劳动力运用生产资料进行有效的生产劳动。而失业人口就是在人才市场上没有得到相应的劳动岗位,在寻找或者等待劳动机会的群体。有效的分类就是:(1)因劳动合同的终结或者中结,当下正在寻求有报酬的岗位的人;(2)没有受雇工作过,正在找工作的人;(3)已经退休的人员,想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工作,在找寻有报酬的工作的人;(4)当下没有工作,但准备在一定的时期后开始新工作的人;(5)暂时的被解雇,但没有得到薪金的人。在我国的劳动法中规定失业人员的定义是,户口为非农业的成年人,达到法定的劳动年龄,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但没有就业,并在所在地的就业服务机构中心进行了求职登记的人。
二、我国现行的对失业人口统计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现在对于失业人口的统计方面具有非常大的改进,但是其中仍然存在较大的问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主要体现在事业统计的体系中不包括三类人群:农村户口的失业人口;老年人口;城市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首先,在我国的劳动法中规定了只对城镇的失业人员进行统计,而对农业户口的失业人员采取忽略的态度,但事实是不做统计的失业人员占到社会失业人口的一大半,这样使得我国的失业队伍表面上开起来很小,但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劳动力占到国家人口总数的70%,由于现在农村耕地的减少,生产方面对技术的要求提高,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下降,使得我国的很多地区的农民闲置,这导致农民工市场的泛滥,形成大量的潜在失业人口。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当下我国的劳动力拥有的平均耕地面积是4.2亩,而根据当下的生产力水品来计算,应该拥有的耕地面积应为8亩,这就代表我国农村需要将1.5亿的剩余劳动力进行转移。另外,根据我国调整产业结构的相关政策导向,农村今后每年会增加五百到六百万的过剩劳动力。其次,在老年人口的方面,我国劳动法限制是男至60岁,女至55岁,这种规定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发展已经需要进行改变,超过规定年龄的人口不进入失业统计的范畴,这样将失业人口的规模进一步的缩小了,国际上在失业人口这方面只限定了年龄的下限,没有上限,现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劳动能力可以维持的年龄已经超过的规定的年龄。再者,曾经在国有企业工作过的下岗之后,并没有纳入失业人口的统计范畴,下岗是在我国经济体制变革过程中必经的过程,这部分人只是从原先的单位领取所谓的救济金,基本的生活费用,根据我国的研究表明,在下岗的职工中,大约有75%需要再就业,因而他们也应该纳入失业统计的范畴。
三、改进现行失业人口统计体系的有效措施
失业的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又是国家问题,关乎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是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保障。只有做好就业的相关工作方可杜绝社会不和谐声音的出现。我们需要做的是建立合理的科学的统计制度和手段,能够为政府及时而准确的提供相应的数据。
(一)建立系统科学的统计体系。
在户籍方面应该打破原有的套路和限制,建立两套的统计体系:城镇的失业率登记以及失业劳动力抽样调查。城镇的人口由劳动部门进行统计登记,所统计的范围应该是在城镇居住和工作的所有人口。至于抽样调查可以由统计部门策划实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统计范畴应该拓展到农村。抽样调查由于具有信息量大、周期较短的特点,对于提升失业统计数据的准确和真实有重要的意义。城镇方面的失业人口在登记过程中需要的经费较少,而实用性较强。
论文摘要: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和劳动者自身的有限理性,人力资本存在“异化”倾向和“异化弹性”,从而形成人力资本外流。我国目前是人力资本外流十分严重的国家,结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用发展的眼光分析我国的人力资本外流问题,可以探知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从而采取积极的措施抑制人力资本外流,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的动力。
自20世纪50年代末始,人力资本理论在舒尔茨、明塞尔、贝克尔等人的努力下得以确立并逐渐形成。随着罗默的知识积累模型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的推广和使用,人力资本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人力资本属于西方经济学范畴,是指人们在教育、训练、获取信息、移民和维护身体健康等方面的支出所形成的资本。威廉·配第曾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本身除了劳动本身没有别的任何“物质” “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按照劳动的运作形式不同,将劳动分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在当代,由于知识作用的大大提升,特别使活劳动的复杂程度和创造作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力资本的作用日益增强。劳动力资本是劳动力商品概念的逻辑延伸,是指“劳动者对自己劳动力要素的资本所有权”口,,包括对其自身具备的体力、知识、经验、能力等方面的所有权。因此,劳动力资本也同样可以分为从事简单劳动和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资本可以看成是西方经济学范畴的人力资本。
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人力资本正在迅速超过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成为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动力。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本外流的现象十分严重,中国人事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6年底,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约达10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仅为27.5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指出,在国际移民大潮中,海外的中国大陆专业人才超过了30万人,许多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中国现在已是全世界人力资本外流最严重的国家,而且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果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当前的人力资本外流问题,可以发现其深层的原因。
一、人力资本的“异化”与人力资本外流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力资本不是其所有者即雇佣工人的资本,而是占有者即资本家的资本,即劳动力资本存在“异化”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非公有经济中由于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存在,即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存在,劳动力资本也存在“异化”问题;在公有经济中由于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不存在,则劳动力资本不存在“异化”。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不断追求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因为剩余劳动、剩余产品“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和周其仁都把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看作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但是产权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等多种权利,因此从产权的角度来说,劳动力资本和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分离性。在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实现其资本价值的过程中,由于服从、妥协或是无意识的作为而损失或让度了部分产权,客观上存在着“异化”倾向。只是相比较而言,普通的劳动力资本在与企业的博弈过程中往往处在弱势地位,在大多数情况下更愿意遵守契约;人力资本则由于其能力资本高、增殖性强,在与企业的谈判中相对更加主动,甚至对契约会产生一定的背叛性。这样,普通的劳动力资本由于其能力资本弱,其“异化弹性”相对较大,而人力资本则由于其能力资本强,当对其不利时能够有更多的选择,比如离开企业另谋高就,其“异化弹性”相对较小。由于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所有者自身的有限理性,人力资本仍然存在弱化或“异化”问题,只是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其“异化弹性”相对较小。作为主动性的特殊资本,只要存在“异化”倾向,人力资本肯定会从“异化弹性”较大的地方流向“异化弹性”较小的地方,如果超出国界,从一个国家流向另外一个国家就形成人力资本外流。
二、人力资本外流的原因分析
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这是价值规律的根本要求。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从一个部门来说,它的价值量是由该部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从世界范围来说,它的价值量是由国际范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因此,从国际范围来考察,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力资本的价值低于其应有的价值,长期出现与价值规律不符的现象,在政府不采取措施的情况下大量的人力资本外流成为必然。这样,对于人才流人国,是以有限有偿的人力资本现期投人(较好的经济待遇、生活与工作条件、业务培训等),获取了超额的投资收益。而对于人才流出国,则是在进行了大量人力资本投资之后,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收益。
按照剩余价值理论,人力资本能创造大于自身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更是存在累进性,加上其自身所具备的外溢性,与它的贡献相比,人力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明显存在反差。在发达国家,拥有技术和知识的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逐渐成为稀缺要素,劳动雇佣资本正逐步取代资本雇佣劳动。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理应在获取工资的同时取得其资本部分产权出让的收益,以分享剩余价值作为投资回报。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企业利润分享制、企业价值分享制、企业所有权分享制等方式参与剩余价值分瓦,而这恰恰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
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资本的和土地的所有权,就是商品这些不同的价值组成部分所以会分别属于各自的所有者,并把这些价值组成部分转化为他们的收人的原因,阎。因此,价值源泉与价值分配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虽然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依附于劳动力,但在可分配收人中,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全体和个体来看,其收益权并不能完全实现。而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等量投资并不能取得等量收益,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收益存在差异。但人力资本作为主动性资本,其所有者必然要追求收益最大化而形成人力资本流动,我国的人力资本外流正是这一问题的集中表现。人力资本素质越高,则出国的预期收益越高,从而导致大量的精英滞留国外,其中很大一部分形成永久性的人力资本外流,将会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三、抑制人力资本外流的思路及对策
按照国际通行计算方法,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出国留学人员的回归人数与滞留人数比例的最佳状态是2:1,这个比例被称为“最佳黄金回归比例”。在现阶段,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很难彻底摆脱人才国际流动中的不利地位。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中得到某些启示,将消极因素转变成积极因素,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就能够减少人力资本外流及其造成的损失。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劳动的内涵、外延和具体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脑力劳动与复杂劳动日益居于主导位置。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看,人力资本对社会的价值贡献具有“马太效应”的增长趋势,使生产的收益呈递增状态。更有意义的是,在不可再生资源匾乏时,人力资本积累还可以促使人们创造或发现新的资源作为替代物,这对存在严重资源隐患的中国尤其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剩余劳动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形式。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同样存在剩余价值。只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我们如何来看待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
卢卡斯将人力资本的增长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要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存量的有效投资,同时采取积极的措施有效地抑制人力资本外流,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的内生动力。
首先,加快国内经济发展,保持稳定、宽松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只有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才能留住人才,同时吸引外流的人力资本回流,初步改变永久性人力资本外流与过渡性人力资本外流的比例,最终彻底扭转人力资本外流现象,实现人力资本的双向与均衡性流动。
其次,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加大人力资本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比例,同时把对剩余价值分配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结合起来。这实际上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内容。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了一种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网。
第三,建立健全人力资本市场配置机制,促进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和基础,政府应积极创造良好的条件,消除对劳动力的自由迁移、流动和职业的自由选择上的障碍,使人力资本保持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经济自由选择权,促进人力资本在国内各区域之间的合理流动。
第四,把“绿色通道”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并逐步加以完善,吸引人力资本和激励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回国服务。海归“绿色通道”的建立是对保障留学人才合法权益的很好定位,但政府还可以把它上升到立法层面,以便更好地吸引海外人力资本的回归。
关键词:量化统计;SAP-HR系统;成效评估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6-0103-01
1 确定劳动力退出主体
明确劳动力退出机制的主体,不仅是为运行实施明确范围,更是准确确定人员退出条件、进行量化统计和成效评估的前提和基础。根据退出机制的实施目的,其主体应是长期工作在艰苦岗位的企业职工。这包含两层的含义,一是在艰苦岗位工作的企业职工;二是企业职工在艰苦岗位工作达到一定的年限和年龄。
1.1 三类岗位的含义
为确定艰苦岗位,将岗位分为三类,分别称为A类岗位、B类岗位、C类岗位。
A类岗位指某一时期某一单位范围内相对艰苦的岗位,是退出机制的主体岗位;B类岗位指非艰苦岗位中适宜接纳A类岗位退出人员的岗位,即替代岗位;C类岗位指不适宜接纳A类岗位退出人员的岗位。B类、C类岗位合称为非艰苦岗位。三类岗位的划分不仅明确了艰苦岗位的范畴,同时明确了替代岗位的范畴。
1.2 三类岗位的相对性
划分A类、B类、C类岗位具有相对性,它是以明确的时期和单位范围为前提的,表现在:(1)同一工种在艰苦环境可能属于A类岗位,在非艰苦环境又可能不属于;(2)同样的岗位在某单位属于A类岗位,在其他单位或者放到油田这个大范围又可能不属于;(3)随着工作环境的改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三类岗位的划分也随之发生变化。
2 对退出机制进行量化统计
中国石化SAP-HR系统是总部在石化系统内部推行实施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胜利油田作为第一批扩大试点单位,今年正是推广实施的关键时期。SAP-HR系统具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在劳动力退出机制中量化统计和成效评估方面尽可大显身手,拓展出全新局面。
劳动力退出机制的统计不但是进行评估的基础,也是上级部门进行监督和管控的工具。对于劳动力退出的统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静态数据统计,反应某一时点数据的统计,包括当前各岗位的人数、年龄情况、岗位工作年限情况、技能等级情况、预计每年符合退出条件的人员分布等;二是动态数据统计,反应一段时间内,数据变化情况的统计,包括本年度各岗位劳动力退出的人数、比例等。这些统计数据的完成都需要SAP-HR系统的帮助。SAP-HR系统使用全新的数据管理理念,为所有信息项赋予了时间轴的概念,每个信息项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全部记入数据库,使得数据有了“生命”,可以对所有信息的沿革变化进行细致的统计。
3 劳动力退出成效的评估、预警及调整
劳动力退出成效评估是劳动力退出长效机制的最后一个环节,它的作用包括:(1)评定周期内劳动力退出工作的完成情况;(2)展现未来发展趋势;(3)评定劳动力退出工作的风险,对风险较高的参数及时进行调整,防止事态扩大;(4)为下一周期参数调整提供数据支持。
评估体系由若干参数组成:
(1)A类、B类岗位之比。
A类、B类岗位之比“ab”反应退出机制实施的难易程度。
公式β=a÷(Y-20)×(60-Y)B=a×(60-Y)b×(Y-20),
由于β(退出人员在B类岗位中的比例)越小则退出机制越易施行,则ab越小,退出机制越易施行。
(2)退出A类岗位人数与上一年度人数之比α占A类岗位人员的比值。
历年退出人数增速不宜过大,与上一年度人数之比α的建议范围是,α≤2。当年退出人数占A类岗位的比值意见范围是小于5%。
超出此范围则表明该单位A类单位的年龄结构分布不均匀,出现较大起伏,退出人员激增,一方面缩减了A类岗位的人员规模不利生产,另一方面增大了B类岗位的人员压力,平均年龄增大。这种情况是应该避免的,由于退出人数可以预计,应事先通过一定的手段进行规避。
(3)接纳人员百分比。
接纳人员百分比指B类岗位接纳的退出人数与B类岗位总人数的比值。
接纳人员百分比的建议值与退出年龄有关,以上述单位为例,退出年龄为56岁,则退出机制启动前四年每年的该参数增幅不高于0.06。第四年往后,其预警值为0.25。比值过大,则B类岗位老龄化严重,工作效率降低。
(4)实际退出率Φ。
实际退出率Φ1指当年实际退出人数与应退出人数的比值。实际退出率Φ2指当年实际退出人数与三年内应退出人数的比值。实际退出率反应单位退出工作的完成情况。一般退出机制的强制性要求较高,建议用Φ1,建议值为Φ1≥0.95。
(5)岗位相关系数σ。
岗位相关性指两个岗位在工作内容、知识要求等方面的相似程度。例如采油工与集输工的岗位相关性高,而与中式烹调师的岗位相关性低。岗位相关系数是对岗位相关性的量化描述,岗位相关系数的取值范围是0≤σ≤1,系数越大表明相关性越高。
在劳动力退出过程中,较高的岗位相关性有许多显而易见优点:①最大程度的发挥职工原有技能;②缩短到B类岗位的工作适应期;③减少转岗培训费用;④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
第二条各劳动保障分局所属的公益性职业介绍机构(以下简称“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后的职业介绍工作,鼓励社会各类职业中介机构为农村劳动力提供诚信、有效的职业介绍和职业指导服务。
第三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负责统筹、协调、指导全市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转移就业职业介绍工作。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和社区(村)劳动保障服务站负责辖区内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转移就业职业介绍工作。
第四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人员职业介绍工作应坚持“公平就业”的原则。
第五条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应以人为本,强化服务,设立专门服务窗口,免费提供以下服务:
㈠在服务场所公开当地岗位空缺信息、职业供求状况信息、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信息;
㈡劳动保障政策宣传和咨询;
㈢权益维护知识宣传和咨询;
㈣举办各类型的招聘会和各种形式的用工供需洽谈会;
㈤开展12333电话职业介绍、网上职业介绍、远程见工招聘、移动电话短信服务等职业介绍活动;
㈥职业指导和创业指导;
㈦职业素质测评;
㈧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介绍;
㈨劳动保障部门指定的其他服务。
第六条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应依托社区(村)劳动保障服务站工作平台,开展劳动力资源调查与管理,做好基础台帐,建立农村劳动力资源信息库。
第七条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要定期组织人员深入企业调查空岗信息,开展企业用工情况抽样调查活动,建立市场需求信息库。
第八条不断完善人力资源市场和信息网络建设。加快组建火炬区、三乡、小榄、黄圃二级人力资源市场,发挥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作用,实现市、镇区、村信息共享。
第九条建立健全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信息制度,积极推进市远程见工系统建设,提高网上供求匹配效率,引导转移培训后的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
第十条加强与阳江、汕尾、茂名等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劳务合作,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组织化程度。
第十一条开展职业中介机构信用等级评定工作,建立诚信服务、星级服务和品牌连锁服务的激励机制。
第十二条完善全市联动的公共就业服务网站,增加网上服务项目,提供形式多样的在线服务,充实网上自助登记、自助查询与自助匹配模块,拓宽公共就业服务功能。
第十三条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对转移培训后的农村劳动力实施分类指导,提供人性化的职业指导和创业指导服务:
㈠一般指导。主要以大课堂形式开展群体性职业指导,重点宣讲就业再就业政策法规、就业形势、职业认知、求职技巧。
㈡特殊指导。主要针对就业特别困难和“零就业”家庭等服务对象进行“一对一”的个性化指导帮扶,提供职业心理咨询、诊断指导与优惠政策咨询,帮助他们克服求职障碍、建立求职自信。
㈢创业指导。为农村劳动力求职者提供创业政策咨询指导。
㈣职业能力评估。主要根据服务对象的素质水平、心理特质、职业倾向和就业动力等提出评估报告,作出合理的就业选择建议。
第十四条对免费成功介绍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的社区(村)劳动保障服务站,按120元/人给予职业介绍补贴。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成功介绍本省外市户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的,按80元/人给予职业介绍补贴。具体拨付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为农村劳动力提供的免费职业指导服务、在线服务、电话职介、短信职介及组织开展招聘会、远程见工活动等公共就业服务项目纳入职业介绍补贴范畴。
第十六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后的职业介绍工作纳入就业再就业目标责任制考核范围。
关键词: 农村剩余劳动力 社会保障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是城市的“边缘群体”,缺少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截然不同的两个部门:传统的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即“二元结构”。前者缺乏资本,劳动生产率低下,但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后者主要集中于城市,集合了大量资本,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剩余劳动力被不断增加的资本吸收的过程,这一发展态势持续到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为止,从而推动国民经济不断增长。
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地转移到城镇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和重要措施之一。2008年青海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达100.3万人次,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量首次突破百万。
一、青海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1.剩余劳动力转移呈明显增长势头
2008年我省劳动力转移数量大,达到100.3万人次,首次突破了百万大军,比2007年增加2.07万人次,其中,稳定就业的人数达到了27万人次。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增长势头强劲。
2.劳务收入已经成为农牧民收入增加的重要来源
2008年劳务收入大幅度增加,劳务收入达到了33亿元,比2007年增加2.1亿元,增幅达到6.8%。随着劳务经济的发展,农村牧区劳动力流动性增强,劳务收入将成为农牧民增收的主要渠道。
3.就业渠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调查显示,到2008年,经政府与中介组织的外出务工比例有了很大幅度上升,比例总和为39%。其中通过劳务经纪人带领,有组织、成规模地输出人数增多,占到总输出数的32%左右,由政府组织的人数占了整个输出比例的7%。只有47%的人员是依靠亲戚或朋友取得。
4.省外就业比例在逐年提高,但变化不大
虽然近几年青海的经济发展比较快,但从全国来看,我省经济水平仍然较低。2006年我省转移的农村牧区劳动力中,有41.4%到省外转移就业;本省就业的比例为58.6%。而到了2008年,有42%的人员到外省就业,本省的就业比例为58%。
5.外出务工具有一定的兼业性和季节性
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在参与非农就业的活动中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放弃土地经营活动。农村劳动力在省内从事非农产业劳动的基本上还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权,每年除在外务工外,农忙季节都要回家从事农业生产。据调查:2008年青海省西宁市外出从业累计时间在一个月以下的人占0.73%,外出从业累计时间在1个~3个月的占10.87%,外出从业累计时间在3个~6个月的占33.33%,外出从业累计时间在6个月以上的仅占55.07%。可见,青海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仍有一定的兼业性和季节性,尚未形成稳定的转移。
二、青海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社会保障的现状
目前,青海省外出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规模巨大。但根据调查,只有很小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占总数的6%)有一至两项非均衡的、水平极低的社会保障。
1.社会保险现状
从总体上来看,青海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普遍社会保险意识不强,处于严重缺乏状态,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工伤保险参保率低
截至2008年,全省参加工伤保险人数达34万人,其中农村剩余劳动力仅有3.2万人,工伤保险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覆盖率只有3.19%。调查显示,40%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作地环境差,并且在从事工业和建筑业的584人(63%)中,只有3%的人反映安全防护用具配备完善,发生事故后单位负责医疗费用的仅有33%。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3D”(险、脏、难的英文第一个字母)职业。
(2)失业保险处于空白状态
调查结果显示,87%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中都有没活儿干的经历,从“失业”时间上看,失业在一周以上的居多,占62%,失业1个月以上的占14%,并且,67%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反映自己曾遇到过用工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就业过程突然中断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打击比下岗对于城市职工的打击更为沉重。
(3)医疗保险不健全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中,尽管大部分都在自己户口所在地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由于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较低,在加上不能做到省级统筹,因此在这一群体中“大病小治,小病不治”的现象较普遍。调查显示,有33%的农民工生过病。他们的看病支出绝大部分是自费,由用人单位为他们支付费用的只有6.2%。由此可见,在医疗看病方面,农民工的保障待遇非常有限。
(4)女性农民工的生育保险严重缺失
生育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对女性劳动者在怀孕、分娩过程中给予生活保障和物质帮助的一项社会制度和政策。尽管在调查中,女性比例不算高,只占了24%,但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企业或雇主没有为女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办理生育保险,女职工生育保险基本上是空白。
2.社会福利现状
调查发现,在社会福利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无法与城镇职工相比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社会福利缺失表现在与城镇职工在住房条件或补贴、在职培训或进修、各种劳动保护及保健费、子女入学、入托、社区服务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别。调查显示,34%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居住在简易工棚里,承租私房的农民工也占有一定比例,达到15%。从教育福利上看,除了少数技术性强、工作年限长的农民的农民工有机会参加在职培训或进修外,68%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机会享受。
3.社会救助现状
社会救助是社会成员陷入生存危机或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向其提供最低生活需要物质和其他援助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调查显示,农村剩余劳动力处于社会的边缘,虽然身在城市,但是不属于城市这个范畴。他们一般都住在建筑工地,如果遇到生活和其他困难,他们是很少会得到单位救助的。即使那些住在固定社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租房居住),社区也只是关心他们应尽的义务,例如交纳卫生费、计划生育检查等。以最低生活保障为例,城市职工如果家庭收入达不到最低生活标准,就可以从城镇民政系统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救助,而在所调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没有一例是得到过这种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救助的。
三、青海省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社会保障制度的策略
1.稳定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社会保险方案(稳定就业这里界定为在同一个单位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
一、调查数据统计
首先分析广东省劳动力的基本状况,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就业特征等。经过对问卷调查所得数据的整理统计分析,我们了解到,广东省企业劳动力中超过60%的被调查劳动力主要来自珠三角地区,男女比例接近1:1;劳动力的平均年龄约为30.4岁,以青壮年为主,广东省本省户籍劳动力与非本省户籍的劳动力数量比例接近1:1。而在就业情况方面,近80%的被调查劳动力的职位处于“无职位”、“基层”状态,中层职位和高层职位占比很少。而在劳动力收入方面,数据显示劳动力月工资的均值为2307.3元/月,众数为2000元/月,标准差达到1753.96元/月,近九成的劳动力月工资分布在800~3500元/月的范围,大部分劳动力个人工资收入处于中低收入水平。劳动力接受教育及培训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共有1050个被试参加了职业教育,占总被试的33.8%,而未参加职业教育的被试数量为2054,占比66.2%;参加中专、技校、职高职专等中等职业教育的被试占17.9%,参加大专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的被试占15.9%。从劳动力参加职业教育的比例可见,广东省劳动力职业教育整体普及程度不是很高,职业教育的水平等级也较为偏低,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劳动力人数不多。
二、广东省劳动力职业教育与收入的回归分析
(1)广东省劳动力职业教育的收入状况差异分析。利用spss统计数据软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职业教育情况下广东省劳动力个人工资收入差异进行检验。统计数据显示,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月工资均值为2450.58,标准差为1911.21,未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月工资均值为2234.06,标准差为1663.59,二者的平均数均为2000,t=3.117,df=1875,p=0.002。结果表明,劳动力是否参加职业教育在月工资收入上差异显著(p<0.01)。整体看来,不同职业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的月工资收入差异显著。在月工资均值方面,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月工资均值高于未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分布状况方面,两者的月工资收入的中位数相同,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月工资的标准差显著大于未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
(2)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月工资的影响。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收入差异来源于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差异。为了准确判断出职业教育是否能通过提升劳动力素质技能来提高劳动力收入,以及对现有收入的影响程度,本章节利用计算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明瑟方程,通过回归模型进一步深入揭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程度。以劳动力的个人月工资收入为因变量,职业教育为自变量,进行职业教育对收入的回归分析。回归方程分析数据表明,相关系数R=0.033,决定系数R2<0.001,F=1.417,标准化回归系数=0.033,t=1.190,可知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月工资的回归方程不显著(P>0.05),职业教育能够解释月工资总变异的不足0.1%。从估计的回归方程可知:未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平均月工资为2236.049,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月工资为2339.127。根据回归方程的显著性可知,是否接受职业教育不会造成劳动力月工资的差异。
三、结论及建议
职业教育作为主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之一,必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匹配、与人力资源配置相适应,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实现劳动者的充分就业。本研究通过对以广东省为例的劳动力是否参加职业教育与其个人收入的关系和影响的分析,浅谈若干相关政策和建议。
(1)整合师资力量,有效约束培训结构和职业院校做精做强。职业院校要具有一支符合职业教育特点、教学要求和具有实践经验的“双师型”师资队伍,教师既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能够胜任理论知识教学,又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市场经验,对市场需求和发展有敏感而精准的把握。这就要求职业院校改进整体师资力量不够强、待遇激励不足的现状,完善职称评定和任务安排,制定相应的绩效激励;同时开展公办职业和技工院校向落后地区师资培训和交流、共建培训基地。
(2)加大财政扶持力度,转变政府职能。职业教育的办学经费数据表明,个人投资职业教育成本高,投资积极性会由于直接成本过高而降低,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和社会捐资集资办学经费停滞不前,致使职业教育经费高度紧张。国家应加强财政性教育经费对职业教育的投入,适当降低个人参与职业教育的投资成本压力,让更多的劳动力能够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更好的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关键词 劳动社会学 劳动经济学 角度 原因
一、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的不同角度
(一)从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看两者角度的不同
在研究内容方面,劳动社会学将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和劳动社会过程作为研究内容,更加注重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社会道德方面的角度,旨在揭示劳动社会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分支社会学。劳动社会又称产业社会,它具有以职业为中心的地位----角色系统,如总经理、经理、车间主任等等;有与职业活动相适应的价值----文化系统,如公司文化,企业精神等等,它正是一个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要素的社会综合体。而在劳动经济学中,与劳动社会学所研究的这一“社会综合体”所对应的则是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产生物质与财富的世界。
学界对劳动经济学的定义和研究内容存在着不同的表达,但总体而言,基本方面都离不开劳动力的供求,离不开劳动力的市场,离不开劳动者的行为,以及离不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成本、受益和价格、基本的分析方法和资源配置优化的目标。因此,概括起来劳动经济学是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简单来说,劳动经济学也可以表达为是对劳动市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没有市场,或者说脱离了市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经济学就不复存在。从这点上不难看出,劳动经济学侧重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社会效益以及经济发展方面。
由此可见,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虽然劳动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都是围绕劳动领域的诸如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组织、劳动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但是看待问题和研究问题的侧重点及角度各有不同。
(二)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角度不同的具体体现
下面举两个例子来具体说说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的不同角度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
1.劳动者
劳动者作为劳动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共同的研究对象,由于两个学科研究的视角不同,因此,劳动者在两个学科中的内含有很大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劳动经济学中用“劳动力”来代替“劳动者”更加合适。
(1)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是非同质的,是复杂的社会人,有着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而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被假设为是同质的,在一般的劳动经济学对劳动力的分析中,尽量把人简单化,它隐去了劳动力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认为劳动力相互之间没有差别。
(2)“人是理性的,劳动力所表现出的行为都是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在劳动经济学中对劳动力的基本假设。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总是出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理性地作出选择,但在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相对而言就是非理性的,他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需要,有时甚至会感情用事,并且劳动者常常会受到社会规范和社会道德等的制约。所以说,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比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更加复杂,不过也显得更加真实而全面。
(3)社会学中的互动论认为,要理解社会的运动,只有通过理解人的社会行为,社会因人际互动而存在。由此可见,劳动社会学中强调劳动者与他人之间的互动。而在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则被假设为个人主义者,不受他人影响,劳动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力和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劳动力是相对独立的个体。
2.劳动者行为
在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行为就是与劳动者身份有关的行为。比如:劳动作业,生产管理,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互动等等。由此看见,劳动者的行为是于周围的环境分不开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K.Lewin)就指出劳动者行为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函数。也就是说,劳动者行为是劳动者个人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劳动者的行为是由动机引发的 ,动机是由劳动者的内在需要唤起的,行为的具体表现要受到行为规范的制约。并且,劳动者通过劳动竞争、劳动冲突、劳动合作等方式产生互动。可见,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行为是与外界分不开的,是复杂的,行为本身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作用。
在劳动经济学的视角下,劳动行为考虑的是经济效益,是能够取得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并且劳动力都是理性的,劳动行为与决策不受他人影响。劳动行为决定于劳动力以尽可能少的智力和体力消耗获得尽可能多的劳动报酬,在劳动社会学中考虑的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如职业声望等并不是劳动行为考虑的因素。
二、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角度不同的原因
在看待问题时,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角度,究其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它们各自遵循的基本假设的不同。
在劳动社会学的视角下,无论是功能论,冲突论,还是互动论,都不难看出劳动者是复杂的社会人,具有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具有不同的社会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等,具有一定的角色,总是与周围的环境产生相互作用,与他人产生互动,除了关心经济效益以外还关心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