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风险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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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的风险范文

[关键词] 宏观经济；钢铁行业；市场风险；影响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12. 054

[中图分类号] F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12- 0084- 03

1 引 言

宏观经济指标是企业战略发展的风向标，而产业或行业的发展也同时影响着宏观经济形势。2010-2011年粗钢产量变化百分比基本与GDP增速一致：2010年，GDP同比增加10.4%，当年粗钢产量增速为10.61%；2011年GDP增速9.2%，粗钢产量增加9.22%。但2012年GDP增速7.8%，粗钢产量同比增长才3.1%。据中钢协通报，2012年末，我国粗钢产量已达7.9亿吨，但钢铁企业利润同比下降98.22%，亏损面28.75%；亏损企业亏损额289.24亿元，同比增长7.39倍；大中型钢铁企业销售利润率仅0.04%。此外，钢铁的需求一半以上来自于固定资产投资；M2/M1增速一般领先钢铁价格增速约24个月，当前者见顶时，后者也将见底。本文从宏观经济的多个角度选取了与钢铁产业相关的指标来探析各宏观经济因子是如何影响我国钢铁行业利润的。

2 市场风险研究概述

广义的市场风险是指由市场机制作用及其相关因素变化引发的风险，包括根植于市场内在机制的内在风险和根植于市场机制以外因素的外在风险。关于狭义的市场风险，我国学者胡杰武、万里霜将其界定为未来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实现其既定目标的影响[1]。王周伟认为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市场供求或价格因素（如利率、汇率、证券价格、商品价格与衍生品价格）发生不利变动而使公司的表内和表外业务或公司价值发生损失的风险[2]。张涛、黄国良、姚圣 等认为市场风险主要是指企业在生产和购销过程中，由于市场行情的变化、消费需求转移、经济政策的改变等不确定因素所引起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离的不确定性[3]。综合来看，狭义的市场风险是由利润、价值或收益的下降而体现的，因此本文以钢铁行业的利润作为钢铁行业市场风险的指标来研究。可以理解为，行业利润越大反映市场风险越小，行业利润越小则说明市场风险更大。

关于宏观经济对行业或企业风险影响的研究也不少，如卢永艳以制造业的上市公司为例，运用Logit模型研究了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4]；邢治斌和仲伟利用ARMA-GARCH模型实证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对股票市场流动性风险的影响[5]；利用改进的Keen模型研究了宏观经济因素对上市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6]；李关政选取宏观经济因子构建了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MF-Logistic度量模型[7]等。本文主要运用OLS最小二乘法，构建了宏观经济与钢铁行业利润关系的回归模型，在对模型进行修正检验后确定最终模型，从而得出宏观经济对钢铁行业市场风险的影响关系与程度。

3 实证研究

3.1 数据收集整理

3.1.1 指标选取及数据标准化

本文选取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利润指标作为钢铁行业的市场风险指标（PRO），因为利润的大小直接反映着企业乃至行业的盈利情况。宏观经济因素选取了GDP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FI）、广义货币量（M2）、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PPPI）。数据来源于聚源数据库，样本数据为2005年2月至2012年9月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共45组。因选取的指标中PRO、GDP、FI、M2是以“亿元”单位计，而PMI、PPI和PPPI都是价格指数单位，所以要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研究采用的是z-score标准化法，利用原始数据的均值和标准差进行标准化。

第2篇：宏观经济的风险范文

中国经济在应对危机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与此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尽管有些问题与风险早就存在,并且在危机爆发之前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去应对,不过,危机来临使得保增长成了首要任务,很多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我认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风险。

强劲复苏与通货膨胀风险

通货膨胀取决于供求是否平衡。理论上,供给与需求的力量同样重要。但短期而言,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总需求,或者说是GDP的增长。如果GDP的增长远远超出了潜在增长率,那么通货膨胀肯定会到来。从目前来看,2009年GDP增长为8.7%,低于潜在增长率(根据我们的测算,过去30年经济潜在增长率在9.5%左右),这就是为什么2009年全年通货膨胀率仍然为负。我们预期2010年GDP增长在9.5%左右,接近潜在增长率。GDP增长率由8.7%上升到9.5%,总需求的上升显然会给通货膨胀带来很大压力。

不过,我们判断,2010年的经济增长不会超过潜在增长率。这一方面由于外部环境仍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就政策当局而言,也不会希望经济出现过热迹象,毕竟,经济内生增长的动力还没有被很大程度上激发起来,政府调结构的任务仍很艰巨,再加上全球复苏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经济过热缺乏有力的支撑。从而通胀压力也不会太大。

即便2010年经济增长很快,高通货膨胀的来临也会是2011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一般是GDP增长率先达到顶峰,通货膨胀率会滞后一年达到顶峰。比如,上一轮周期中,经济增长率在2007年达到周期峰值,通货膨胀率在2008年达到周期的峰值。尽管如此,强劲的复苏一定会给通货膨胀带来压力。2010年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不高,但2011年的风险更大。

房地产业风险关涉政府而非居民

资产价格上升过快,成为当前关注的焦点,也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风险。中国资产价格快速上涨风险主要体现在房地产领域。

那么,房地产风险到底有多大?一个重要的指标是所谓房地产信贷风险暴露,即与房地产相关的信贷占整个银行贷款的比重。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信贷风险暴露(购房者及开发商贷款占整个银行贷款的比重)只有17%,而美国则达到56%。再对比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一些亚洲经济体的房地产信贷风险暴露。有数据显示,1996年房地产信贷占银行贷款的比重分别是:香港(40%～55%),马来西亚(30%～40%),新加坡(30%～40%)。可见,相比起来,中国目前的房地产风险暴露并不是很大。

不过,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地方政府和央企陷入房地产很深。首先,地方财政高度依赖于土地出让金,而地方政府的业绩也在于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其次,地方融资平台依赖于土地抵押,也就是说地方投资项目的贷款与土地抵押值以及相应的“地王”的价格都有很大关系。截至2009年6月底,全国84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态的土地有284万亩,抵押贷款总额达2.1万亿元人民币。第三,央企深度介入房地产。据报道,当前国资委分管的129家央企中,超过70%的央企涉足房地产业。2009年1～10月,央企中涉及建筑业的利润总额累计同比增长44.5%。有数据显示,央企中仅母公司和二级企业设立房地产公司的房地产资产总量,目前已高达1800亿元人民币。这表明,很多央企的盈亏对房地产业的波动都高度敏感,房地产业的风险可能会直接转化为央企经营风险。而央企的风险最终会是国家的财政风险。

综合以上分析,房地产风险蕴含着大量的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及央企风险。此一风险更多地关涉政府而非居民(因为居民部门的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暴露并不算高),这一特点与一些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有较大不同,因此要引起高度关注。

潜在财政风险

根据国际经验,危机之后财政风险上升是不言而喻的。相关研究显示,危机后三年政府债务会增长86%。目前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00%。尽管不同的经济体,其负担债务的能力有所差异,但总体上,不断上升的债务一定是风险累积的过程。

作为对比,中国的公共债务(内外债)占GDP的比重只在20%左右,是非常低的水平。不过,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债务,综合负债水平也颇高。中国目前的综合负债包括内外债、银行坏账、地方债务、养老金缺口等。

银行坏账。中国银监会称,中国银行业2009年底的不良贷款率为1.58%,较2009年初降低了0.84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降至4973亿元人民币,较2009年初减少630亿元人民币。总体上,银行坏账水平是非常低的。但考虑到2009年贷款的迅速发放并且规模巨大,未来三五年可能会出现坏账率的上升。因此,称其为潜在风险是非常确切的。

地方债务。对于地方债务也有多种估算。之前有4万亿的说法,但随着地方融资平台的推出,地方债务又有了迅速的上升。来自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授信总额已经高达8.8万亿元,贷款余额已超过5.56万亿元,与中央政府国债余额相当。全国有13个省的融资平台贷款余额超过该省财政总收入,更有甚者高出2倍以上。显然,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在逐步完成4万亿投资中由地方承担的重任。尽管目前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还不能准确地评估,但由此所累积的地方债务风险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养老金缺口。截至2009年12月底,全国社保基金会管理的基金资产总额为7765亿元,显然远不能够满足社会保障事业的需要,养老金缺口很大。养老金缺口的测算较为复杂,涉及到很多影响因素,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数字。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估算,从2001年到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可能达到9万亿元人民币之巨。另外也有一些机构测算,养老金缺口为3万亿。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中央政府内外债占GDP的比重仅为20%左右,就认为财政风险很小,而是要格外关注加总了银行坏账、地方债务以及养老金缺口的综合负债风险。

政策退出导致的不确定性风险

如果说此次危机是百年一遇,那么各大经济体对于危机的反应也是前所未有、规模空前。考虑到雷曼兄弟倒闭后所出现的全球性恐慌,一些超常规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经历了2009年的经济“修复”过程,以及全球经济逐步进入复苏通道,考虑政策退出以及更多关注政策的常态化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第3篇：宏观经济的风险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银行信用风险

 

美国经济一向都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但是自去年九月至今，以次级房贷为诱因，美国经济发生了大幅波动，由此造成了严重后果。实体经济的恶化必将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不利影响。回顾历史，1929年10月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韩国等都在经历了一个经济快速增长、资产价格快速上扬和信用快速扩张的阶段之后，金融体系却遭遇了一场全面危机。我们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周期的循环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具有极其巨大的影响。对于经济可能发生的转变，我国商业银行需要吸取各国之经验教训，提前做好准备，控制信用风险，防患于未然。宏观经济波动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通过一定的机制以及各个相关因素进行传递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宏观经济政策以及金融监管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国商业银行风险的大小。宏观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等是商业银行的主要风险来源之一。下面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评估宏观经济波动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

（一）评估指标体系的初步选择

在变量的选择上，本文选取不良贷款率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来反映我国历年的信用风险状况。由于众多影响因素不可量化以及某些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问题，本文根据《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从信用风险、宏观经济及影响因素等方面考虑选取了7个指标。统计年份从1993-2007年，由于我国银行业起步比较晚，因此数据有限。具体如下:

（1）信用风险通过不良贷款率(Y)来反映：其反映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沉淀情况。

（2）GDP增长率(X1)：反映我国经济总体波动情况。

（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X2)：反映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的变化情况，从一方面反映我国企业生产经营状况。

（4）进出口总额增长率(X3)：对外贸易活动规模变化情况，从一方面反映国际经济波动对我国的影响。

（5）通货膨胀率(X4)：从一方面反映原材价格变化情况。

（6）M2增长率(X5)：反映每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

（7）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长率(X6)：反映我国企业总体盈利变化情况。

注:本文的相关指标数据都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金融年鉴》并加以整

理所得，部分来自施华强(2005)《国有商业银行账面不良贷款、调整因素和严重程度:1994-2004》。

根据所选的指标，本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由实际观测值构成，为参数向量，为随机误差向量。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需要说明的是：GDP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进出口总额增长率总是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同向变化；由于我国体制的关系，我国政府总是在经济向好时控制货币投放量，而在经济出现向下的趋势时加大货币投放量。且不良贷款率通常是滞后与经济变化的。因此，本文假设:

H1:GDP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H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H3: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H4:通货膨胀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H5:MZ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

H6: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三）多元回归及实证分析

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在经过对方程一系列的检验之后，本文得到如下模型结果:

通过t检验发现：除X3（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以外其余解释变量均通过了置信度5%的t检验，说明除了假设H3（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不支持外，其余假设都得到了支持。本文对历年数据进行了相关性分析、Granger因果分析的结果得出：

(1)GDP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假设H1成立，GDP增长率是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在我国总体经济情况较好时，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比较小；而当经济运行情况不良时，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高。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呈现一定的周期性，即经济稳步增长时，随着信贷不断增加，风险在不断积累，至经济增长放缓时，风险逐渐释放。我国商业银行应防范在“好”的经济环境下的风险积累，降低贷款集中度，控制风险。

(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假设H2成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较高，说明企业投资意愿较强，反映出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良好，有充足的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因此这一时期不良贷款率呈下降趋势。反之，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较低时，说明企业没有充足的资金扩大再生产，或者企业投资意愿不强，反映出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可能恶化或者仅仅能维持当前水平，此一时期的不良贷款率可能出现上升趋势。

(3) 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之间没有显影响，假设H3不成立。当对两者单独分析时，两者呈现出负相关。但是综合各指标进行分析时，没有进入最后的回归方程。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一变量可能主要通过其它变量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间接影响，直接的正向影响很小。我国贷款主要流向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等行业，导致国际经济的变化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不大影响。

(4)通货膨胀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假设H4成立，明通货膨胀率是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在通胀率高的时候，银行信用风险比较低。不良贷款率对过去的违约事件进行统计。当政府对通货膨胀率开始重视，并进行有效的调控时，通胀率趋势开始向下，而总体经济发展速度趋缓，违约概率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密切注意通胀率变化，一旦发现通胀率有异常变化，商业银行就应进行适当的信贷政策调整。

(5)M2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假设H5成立。当银行的索取权受损的时候，银行就会有更大的投机冲动。由于这种效应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变得更加强烈，银行的风险程度将会以一种不对称的方式出现。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在经济增长放缓，违约率增加的同时，制订更加严格的信贷政策，以减少损失的发生。另一种可能是，由于我国的货币投放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政策的影响，当经济增速放缓，政府出于维持经济稳定的考虑，采用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加大货币投放，来刺激经济。

(6)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假设H6成立，表明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长率是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当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良好，盈利能力较强时，有充足的资金用于按期偿还银行贷款本息，所以银行不良贷款率较低。当企业盈利能力减弱，利润下降时，其偿债能力随之下降。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1993年至2007年数据的分析表明，在这15年间，在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当我国宏观经济高速增长时往往伴随着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下降；当经济速度缓慢时，信用风险也往往有所增加，即存在一种亲周期性。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供我国商业银行参考:

1.建立健全全社会范围内的征信体系。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及早建立健全包括受信企业的历史信用数据、项目效益、贷款用途及还款意愿在内的一系列数据，以便借鉴过去的经验，将受信企业借款后一个阶段的经济波动影响完全考虑进去，降低贷款信用风险。2.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制定更加严格的内部风险控制和管理机制，不能随着经济的波动而盲目的放松或执行更加严格的信贷标准。3.加大对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国家政策的研究。密切关注反映宏观经济波动的指标，特别是那些能够提前反映宏观经济走势的指标，将会对商业银行下一步的信贷政策提供指引。4.进一步完善风险量化管理。商业银行要将宏观经济波动因素考虑进去，最终要落实到风险度量上去，使风险控制做到量化和动态化。5.加快金融创新。我国商业银行业务的单调，造成起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极大，要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探索出适应我国情况的新产品、新工具，以更好的适应经济的波动。必须注意的是，在信贷衍生品开发运用的过程中，要防止出现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情况。

参考文献：

[1]施华强，国有商业银行账面不良贷款、调整因素和严重程度:1994-2004[J]，2005

第4篇：宏观经济的风险范文

互联网金融是新时展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和产生在当代社会乃至今后将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拓宽了融资渠道，提高了资金的利用效率，有助于经济的增长。但是，我国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给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了巨大阻碍。文章就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作了相关的分析。

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宏观经济；影响

在互联网不断普及的环境下，互联网逐渐成为市场各大主体经营发展的方向，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新型行业也逐渐成形，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对于互联网金融这种新型的产业形态，以融合了互联网的优势，借助互联网工具，有效地实现了社会资金的快速流通，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但是互联网金融在融合互联网优势的同时，也结合了互联网的劣势，使得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推动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针对互联网金融这种新兴的意识形态，要科学、合理的利用，要趋利避害，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使得互联网金融可以造福群众，真正地服务社会。

一、互联网金融的相关介绍

所谓互联网金融就是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来开展金融业务往来的一种新型业务模式，这种业务模式是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内在需求，符合了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以及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从互联网金融的定义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是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它突破了传统金融的束缚，借助互联网技术，金融业务双方可以实现快速的资金服务，极大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现行社会发展形势下，互联网金融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其所带来的效益也越来越大，在我国宏观经济中产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积极发挥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也避免是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在现代社会里，市场各大主体纷纷将目光转向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金融行业的竞争，有助于金融业务模式的转变，促进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但是，我国互联网金融还处于初级阶段，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如风险问题，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有利影响

1.推动经济的增长

经济增长速度是反映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得到了有效的提高。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型产业形态，不可否认，这种产业形态的出现促进了金融行业的竞争，使得金融交易成本下降，大大地提高了金融业务交易效率，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另外，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拓宽了金融投资理财渠道，以往，从事金融服务的机构只有银行、证券以及保险三种，由于从事金融服务的机构比较少，使得社会资本的投资、理财服务渠道比较狭窄，使得大量货币沉淀到银行，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而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拓宽了金融服务渠道，人们选择从那与社会投资、理财的途径日益多样化，使得社会消费活跃度不断提高，从而带动内需，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在互联网金融环境下，资金持有者可以直接选择或组合选择需要的金融产品，并直接完成交易，节约了交易双方的事件，为企业、个人提供了更便捷的融资渠道，为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2.活跃市场经济

互联网金融是社会发展大势所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企业作为我国市场主体之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企业可以借助互联网金融这个平台来开展各项经营活动，从而活跃市场，推动企业的更好发展。而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获得了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也会随之提高。

（二）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

对于互联网金融这种新型业务模式，利和弊是共存的，在互联网金融带来有利一面的同时，同样也潜在着许多问题，威胁到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而言，互联网金融起步较晚，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监管工作存在很大的漏洞，使得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风险，及不利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同时也威胁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如违约风险，在互联网金融环境下，由于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在借助互联网平台开展业务往来时，交易双方之间会存在较大的违约风险，一旦出现违约，意味着受害方资金受到威胁，从而挫伤他们的投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三、互联网金融环境下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策略

（一）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

现代社会里，互联网金融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如何趋利避害是当前互联网金融环境下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我国现阶段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来看，互联网金融监管存在较大的漏洞，而要想推动互联网金融的稳定发展，就必须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首先，相关部门要积极构建与互联网金融发展相匹配的法律法规，为互联网金融监管工作提供法律依据，确保互联网金融监管工作的高效开展；其次，要成立专业的专业监管机构，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章制度来执行监督，从而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另外，必须加大互联网金融监管执法力度，严格执法，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二）强化风险管理

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过程中，风险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而要想规避风险，就必须做好风险管理工作。在利用互联网开展金融业务时，金融机构必须全面做好风险评估工作，要全面评估该项金融业务风险系数，并制定风险紧急预备方案，同时，要强化工作人员的风险管理意识和管理能力，为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工作培养专业的人才队伍，从而降低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发生，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

（三）加大信息安全宣传

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开展是通过一个虚拟平台来完成的，然而在这个虚拟的平台环境下，交易双方在业务往来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很容易被窃取，从而造成利益损失。而要想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相关部门就必须加大信息安全的宣传工作，提高人们的安全意识。对于金融机构，要定期维护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系统，杜绝一切潜在安全风险存在，在开展业务往来时，要主动告知客户谨防上当受骗，要利用各种途径宣传互联网金融需要主义的一些事项，从而提高信息安全性。作为客户，要具备较高的安全意识，不要在公共环境下泄露自己的隐私，要注意保护好隐私，尽量避免在公共环境下使用隐私信息。要在计算机系统中安全杀毒软件，定期杀毒，从而保障网络系统安全。

（四）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互联网金融环境下，违约问题的存在会阻碍互联网金融发展步伐，从而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现行社会发展形势下，相关部门必须结合实际，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全面、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央行要完善个人征信，互联网金融机构要加强信用跟踪，要全面了解客户信用，从而有效地规避信用风险。

四、结语

在现代社会里，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是社会快速发展的必然趋势，互联网金融覆盖广、效率高，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从而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当下，互联网金融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密切，而要想推动我国宏观经济经济的稳定发展，就必须结合互联网金融环境来有针对性的加快发展，制定科学的发展策略，从而更好地发挥互联网金融的作用，使得互联网金融真正地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晶晶.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机制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06).

[2]蒲志恒.浅析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J].财经界(学术版),2016(11).

[3]陆璐.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6(08).

[4]段苏玲.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J].建材与装饰,2016(47).

第5篇：宏观经济的风险范文

自从2004年实行严格的资本监管制度，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有了明显额提高，进而影响贷款机制，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增长。

如果当局实施严格监管提高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为例满足最低要求，便会降低风险较大的资产――贷款。商业银行减少的贷款量削弱市场上经济主体的投资活动，减缓经济增长。

资本充足率一直以来都是国家控制商业银行贷款的有效工具，对其实施严格有效的控制也一直是金融政策的目标，虽然在较短的时间内严格的资本充足率在有效降低资本风险的同时会削减贷款的数量，直接影响市场上资金的数量，可能在短期内会造成经济下滑的趋势；但是长远来看加强资本充足率是有利的，它会使得贷款流向风险低的投资者，这样也就净化了贷款机制。可见虽然短期内加强资本充足率的管理可能对宏观经济有负面影响，事实上，从长期看，资本监管要求的强化，能有效地提高银行体系运行的稳健性，这对宏观经济的长期健康运行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也就对相关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资本充足率约束下我国商业银行贷款机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1.实证模型的建立

基于以上的分析，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GDP=C+a*CAR（3）

其中，GDP表示当期经济状况，CAR表示资本充足率，C是截距项，a为回归系数。

2.实证模型结果及分析

（1）实证结果

运用EVIEWS3对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中国17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整理的数据进行计量回归分析，得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线性回归方程估计结果：

得出模型

GDP=0.204218+0.856721CAR

对结果分析，发现拟合度不好。CAR的值接近于0，经过图示法检验发现模型存在异方差，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异方差的修正，并再次检验修正结果，拟合度依然不佳。

（2）实证分析

从上述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资本充足率相关性较弱，资本充足率的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说明资本充足率是通过影响贷款数量，进一步影响宏观经济。由于数据的可得性不足以研究资本充足率的约束对贷款机制影响在长期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故只能研究短期内，这里的实证所采用的数据是连续21个季度的数据，仅能证实资本充足率的约束对贷款机制影响在短期内会影响宏观经济。短期内，资本充足率约束加强，抑制贷款扩张速度，产生贷款紧缩效应，贷款的紧缩导致可贷资金减少，市场经济活跃性减弱，经济增长减缓。

三、对贷款机制的对策建议

为适应市场的发展和竞争的需要，商业银行要扩大经营规模开拓资本补充渠道，又要保持资本充足并提高资本充足率，必须坚持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理念和政策。由此可见对商业银行贷款机制的管理就尤为重要。

1.完善风险管理机制，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完善科学的风险管理机制和建立相应的资本充足率管理制度，增强对资本管理和风险防范，确保资本充足率能够满足自身需要和监管当局的要求。完善风险控制制度，充分发挥其风险管理的功能，规范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行为，鼓励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机制转变，实现商业银行对资本管理的主动性。

第6篇：宏观经济的风险范文

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约束;资本充足率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9-0009-06

2008年,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海啸横扫全球。金融危机的强大破坏力,使得对于目前金融监管系统普遍产生了质疑,其中三大支柱之一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更是倍受关注,特别是资本约束的有效性问题。我们既不能完全将次贷危机的责任推给资本约束,也不能姑息其在预防危机发生中的失职之责,需要全面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价。2009年伦敦G20峰会前夕,周小川行长发文明确指出资本约束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重要性,所以研究资本约束的有效性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资本约束有效性研究最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1988年《巴塞尔协议》颁布后研究开始全面展开。资本约束有效,一般指在对宏观经济和银行业的长期竞争力影响不大的情况下,资本约束提高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降低了其风险。本文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及风险、宏观经济和商业银行长期竞争力三个方面对资本约束有效性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全面评价了资本约束的有效性,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试图指出资本约束今后的改革方向。

一、资本约束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风险的影响

一般来说,在资本充足率管制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水平会有所提升。然而还需要进行进一步分析,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是否完全由资本充足率管制引起的,有多少是由管制引起的,因为其他因素也有可能引起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另外,还要看商业银行风险是否降低了,降低了多少。资本约束主要经历了主观资本充足率、客观资本充足率和《巴塞尔协议》三个发展阶段,不同时期的管制所带来的效果不一样,不同时期的学者对不同时期的管制效果的结论也不一样。本文根据资本约束的发展历程进行介绍。

(一)主观资本充足率标准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监管部门设计了一套ABC率制度对资本充足率进行管制,管制的主要形式是基于管制机构对个别银行的考察结果的主观资本标准,典型的办法是把同一组内(根据共同特征如资产规模分组)不同银行的资本―资产比率相互比较,促使资本比率低于同组平均水平的银行提高资本比率。

最先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学者Peltzman(1970),他对美国银行1963年到1965年的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商业银行投资的资本投资模式,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银行的投资行为并没有与监管部门颁布的标准相对应;二是政府部门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可能会削弱存款保险制度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最后Peltzman总结说,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制并没有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分支机构的设置产生影响。[1]

随后Mingo(1975)在Peltzman方法的基础上对原来的模型和数据进行了修正,采用1970年美国银行的数据,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2]Dietrich和James(1983)继续采用Peltzman和Mingo的方法采用美国银行1971到1975年的数据,并且增大了银行数量,得出了类似Peltzman的结论,他们认为Mingo的结论是受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利率上限限制的影响。[3]

(二)客观资本充足率标准

1981年12月,为了迅速脱离这种管制的主观形式,给资本管制带来统一性和客观性,美国三个联邦管制机构宣布了专门的最低资本标准:除了最大的17家跨国银行以外,所有银行和资产少于10亿美元的银行持股公司(BHCS)的一级资本至少应为银行资产的6%;资产在10亿或10亿以上的机构应为5%。1985年,美国宣布全国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7%,地区性银行资本充足率为6.5%。对这段时期资本约束进行研究的主要有Keeley(1998)和Shrieves&Dahl(1992)。

Keeley(1998)采用美国商业银行业1981-1986年的数据进行研究,不过他的研究说服力不够,因为他不能够决定非管制因素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Shrieves和Dahl(1992)采用美国1800家银行1983到1987年的数据,利用考察管制资本标准影响外部股权注入商业银行之程度的双对数模式,分别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变化和风险变化两部分进行分析。研究结论显示,在资本约束下,资本充足率小于7%的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增加速度明显要大于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平均每个季度要多0.14%。[4]

(三)巴塞尔资本协议

1988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颁布的巴塞尔资本协议,规定国际业务的银行,到1992年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8%,并对相关方面做出了统一的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进入了一个新全球化的时期,而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制有效性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不仅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深一步研究,而且研究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

Wall和Peterson(1995)采用不均衡框架考察资本充足性原则对大BHCS的影响,结论显示,在1989年大多数美国银行持股公司感受到很小的市场压力和几乎不存在的监管压力去调整他们的杠杆比率,然而当监管者在1990、1991和1992年提高监管压力时,大多数银行在这三年里都对杠杆比率进行了调整,并且在后两年的调整速度会更快。同时研究认为在任何时期,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实际变化是因监管压力变化和因市场压力变化两者间的较大者。[5]Jacques和Nigro(1997)对美国银行1990至1991年资本充足率管制有效性进行研究时,沿用了Shrieves和Dahl在1992年的研究模型,并进行了进一步发展。他们对风险的变化只采用了一个方程表示,对目标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水平影响因素分析也有所改变,对监管的压力的表示也不同。综合起来,Jacques和Nigro 认为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水平受这些因素的影响:银行规模(LNSIZE)、是否属于某个集团(BHC)、银行财务杠杆率(LEVD)、银行的盈利水平(INC)、RPG和RPL,其中INC是净收入与总资产之比。[6]Aggarwal和Jacques(1997)也是在Shrieves 和 Dahl(1992)模型基础之上对美国银行1991到1993年资本充足率管制的有效性进行研究。[7]与Jacques和Nigro不同的是,Aggarwal和Jacques撇弃了银行财务杠杆率(LEVD)因素,并且对监管的压力表示也不同,在分析管制所带来的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水平压力时,他们可以将银行分为资本充足率很好、资本充足率达标和资本充足率不达标三种。因为面对资本充足率管制时,银行资本不足的银行为了逃避因为资本充足率不够带来的惩罚时可能会做出更大的反应。得到的结果与Shrieves和Dahl(1992)一致,他们特别检验了1991年FDICA法案和迅速矫正法案(Prompt Corrective Action,PCA)对银行业的影响,发现资本不足的银行比那些有更高初始资本的银行在提高资本比率的速度更快。

Ediz, Michael, Perraudin(1998)采集了英国银行业1989-1995年的详细数据,包括银行资产负债表状况、收益和损失状况等,在他的计量方法中运用了随机效果纵向回归模型。研究结果显示,英国实行资本充足率管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在不影响银行对资产选择的情况下增加了银行的稳定性。研究发现,在实行资本充足率管制时,资本充足率在监管最低标准附近的银行做出了较大的反应,并且大多数银行是通过增加资本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缩减信贷来提高自己的资本充足率。[8]

Rime(1998)认为很多文献集中于监管资本要求对于美国的影响,而对欧洲(除了英国外)银行的研究很少,所以,他验证了监管资本要求对瑞士银行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瑞士的大银行并没有比其他银行持有更高的资本比率,可能是因为大银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普遍地持有资本的比率不高,并且,有趣的是,虽然瑞士所实施的资本监管比美国和英国更为严格,瑞士银行业的资本比率对实施资本监管要求的敏感程度(为2.4%)低于美国银行业和英国银行业(分别为5.6%和4.8%)。这反映了瑞士银行业,尤其是小银行在一个相对流动性低的市场里,调整资本是很困难的。瑞士通过留存收益和发行股权的成本比调整资产组合的成本要低。[9]这与Aggarwal和Jacques(1997)发现美国银行中资本不足的银行更能降低其资产组合风险的结论是不一致的,这反映了美国的资产抵押证券市场发达为其调整资产组合提供了更方便的途径。

Ghosh, Nachane, Narain(2000)对1997到1999年印度银行研究发现,资本管制对银行行为的影响已经超过了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目标对银行行为的指导,更重要的是银行主要通过调整资本来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而非高风险贷款。[10]总体来说,印度资本管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加强了银行的稳定性又没有影响到银行对贷款的选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资本充足率管制能够影响到银行的决策,高水平的资本能够有效地阻止系统性灾难,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第二,并没有发生像广泛的观点认为的,在监管的压力下,银行资产将大规模从贷款转向债券。银行资产组合在管制的压力下确实会发生一些变化,譬如像上述现象,但不显著。原因可能是由于经济处于高度发展阶段,对贷款的需求量较大。

Heid, Porath, Stolz(2003)考查了1994到2002年德国存款银行对资本和风险资产的调整。与前人相比,研究增加了一些对银行资本和风险资产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约束。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调整资本的速度要大于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试图去建立一个合理的资本结构,通过增加资本金和降低风险资产;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试图去保持他们的资本充足率,当资本增加的时候,会相应去增加他们的风险资产,然而当风险资产发生变化时不会去调整资本;资本充足率适中的银行基本上不会去调整他们的资本和风险资产。[11]

张强,武次冰(2007)分析了中国银行业从2002-2005年间的数据。分析表明:不管是资本充足情况较好的银行,还是资本充足情况不好的银行在资本约束的压力下都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资本约束促进了商业银行风险的降低。不过,这个效应正在减弱。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资本约束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其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降低风险能力也不断增强。从上述各位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1988年《巴塞尔协议》颁布后,在全球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次贷危机中大量银行倒闭说明资本约束降低银行风险的能力还待提高,各位学者也需要从一个更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二、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顺周期性在次贷危机中遭到了广泛的批评,认为资本约束对经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般学者认为,商业银行资本约束可以从间接和直接两个方面来影响宏观经济及经济周期。间接方面,资本约束可以通过影响货币政策传导,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也就是宏观经济;直接方面,资本约束可以通过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而影响宏观经济。

(一)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

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是指资本约束引起的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变化,不同资本充足水平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目前在该方面的研究争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资本水平是否会对货币政策传导有影响;二是不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如何。

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忽略,直到《巴塞尔协议》实施一段时间后。现任美联储主席Bernanke和Gertler(1995)首先指出了银行资本“信贷渠道”的存在及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他们将“信贷渠道”分为三个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银行信贷渠道”和“银行资本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主要通过借款者的财务状况影响货币政策传导;“银行信贷渠道”主要通过银行贷款供给影响货币政策传导;“银行资本渠道”是指不同资本充足水平银行的资产风险度不一样,所以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也不一样。[12]Kishan和Opiela(2000)研究表明对于不同资本充足状况的美国银行,利率的变化引起他们信贷的变化是不同的,尤其是对中小银行来说。[13]Engler、Jokipii、Merkl、Kaltwasser和Souza(2005)利用奥地利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1997-2003年的数据,研究银行资本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文章采用了不平衡面板模型去研究银行信贷渠道和银行资本渠道的存在。研究发现了奥地利银行信贷渠道的存在,而对于扮演重要角色的资本,研究不能够去证实银行资本渠道发挥的效应。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资本水平对货币政策传导存在影响。刘斌(2005)通过显性解的形式研究资本充足率对货币政策传导、信贷及经济的影响,了解资本监管与准备金管理对信贷及经济影响效果和途径的差异性,并为协调两者的关系提供建议。[14]

大多数学者研究表明,资本约束会对货币政策传导产生影响。不过也有些学者不这么认为。Borio et al. (2001)研究认为经济周期会影响到银行信贷的变化,资本充足性要求要远远小于经济周期对信贷的影响。

在得出了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可能会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后,学者们开始研究保持怎样的资本水平会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较大,关于这个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Van den Heuvel(2001a,2001b, 2002a,2002b, 2003,2005, 2007)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长期对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对货币政策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对信贷的影响依赖银行资本充足状况;资本充足率较差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反映要大于资本充足状况较好的银行;同时发现了“银行信贷渠道”和“银行资本渠道”的存在。Gambacorta和Mistrulli(2004)研究了资本充足状况不同的银行通过信贷对货币政策和GDP的影响也不同。研究结果显示,资本充足好的银行能够有效的抵御货币政策对信贷的影响,这和“银行信贷渠道”理论一致。同时,“银行资本渠道”也发挥了效应,尤其是对有大量敏感性缺口的银行。

也有学者认为不仅仅是高资本充足水平会影响货币政策传导 ,资本充足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会对其有影响。Tanaka(2002)在理论上进一步分析了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研究认为,资本约束非常严格或者银行资本充足性不好都会使货币政策传导弱化。Claudio Borio和Haibin Zhu(2008)就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进行了很好的综述和总结,大多数研究认为,资本约束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资本充足水平较低的银行更能反映货币政策。

(二)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约束是否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二是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

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渠道是多方面的。Bernanke和Lown(1991)研究发现,资本约束将会影响到资本在银行间的分配,而资本在银行间的分配对宏观经济的活跃性有很重要的影响。Hancock和Wilcox(1997)采用一个关于包括家庭和商业实际资产借贷增长的银行资产组合调整模型去测量银行的资本压力、全国经济环境指标、该州的经济环境指标和其他指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家庭居民借贷,实际商业借贷更容易受到银行资本变化的影响,商业借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会更大。Peek和Rosengren(1997b)证实了资本约束这个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要大于贷款需求和借款者信用下降的影响。Hancock和Wilcox(1998)采用美国银行业1988-1992年的年度数据去检验在资本约束压力下是否小型银行(总资产小于3亿美元)的贷款供给减少会被大银行增加信贷所抵消。研究结果表明,小银行资本每减少一美元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要大于大银行资本减少一美元,资本约束对中小银行贷款行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大银行的影响。G.Choi(2000)对韩国银行和宏观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韩国金融危机后实行的资本约束导致了银行贷款供给的下降,从而直接影响了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融资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宏观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

Chiuri、Ferri和Majnion(2002)使用15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结论为:第一,资本约束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银行尤其是资本实力较弱银行的信贷供给,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大于发达国家;第二,对金融危机后实行资本约束的国家而言,这一负面影响更大;第三,资本约束对国外大型银行分支机构影响较小,开放银行市场将有利于减少管制的冲击。Hahn(2002)采用奥地利银行业1996-2000年数据,并用面板模型分析了资本充足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将会通过银行信贷影响宏观经济。我国学者刘斌(2005)运用中国16家商业银行实际数据,从分机构和总量两方面研究资本约束对中国贷款的影响,研究结果,资本约束对不同银行贷款的影响程度不同,资本约束对不同银行的贷款影响程度不同,特别是对于资本相对不足的商业银行,资本约束对贷款的影响程度较大。从总量数据来看,监管当局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一个百分点,使贷款下降2.6个百分点,使GDP增长率下降0.27个百分点,使GDP平减指数同比增长率下降0.25个百分点。刘澜飚(2007)借助于Peek和Rosengren的测算方法,通过计算和分析亚洲各国(地区)在经历金融危机后加强资本管制、提高资本充足率对该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时发现,这样的举措在经济低迷时期不但不会改善宏观经济状况,反而会恶化经济的发展。[15]

也有学者认为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大。Heid(2005)通过建立一个能够准确反映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周期性影响的模型,研究发现虽然资本成本是不断变化的,但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十分剧烈。Deutsche Bundesbank Monthly Report(2005)对1994-2004年德国银行业的研究得出了与其他研究者相反的结论。研究发现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微弱,实证结果出现了与理论的背离。

从以上研究来看,资本约束会在短期内影响到宏观经济发展。但在长期内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研究结果还存在比较大的分歧。Blum和Hellwig(1995)从理论模型上分析了银行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认为,资本约束可能会扩大经济周期。在经济衰退时,总需求下降导致对贷款需求减少,而资本约束进一步使银行紧缩贷款,从而影响生产投资和宏观经济,具有顺经济周期效应。Tirole(1997)用静态模型研究,同样也表明了由市场确定的资本充足率具有顺周期特征,这种顺周期特征在经济衰退期将进一步加重经济的衰退幅度。Gambacorta和Mistrulli(2003)的研究却表明资本约束有利于稳定宏观经济,减少顺经济周期效应,他们采用1992-2001年意大利银行业季度数据,解释了由于银行资本和风险厌恶,银行借贷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不对称性,发现资本充足性较好的银行相对来说顺经济周期性效应小。

从上述研究来看,大家普遍的结论认为资本约束确实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不过在其对宏观经济周期影响时,并不是所有学者均如次贷危机下大家所指责的那样认为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是顺周期的,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资本约束同样也具有逆周期性。

三、资本约束对银行业长期竞争力的影响

如果资本约束能够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降低其风险,同时也不对宏观经济构成影响,我们也不能认定资本约束是完全有效的,因为资本约束还影响到银行业的长期竞争能力。关于资本约束是否会伤害银行的长期竞争力,许多学者进行过不同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与证券市场相比,是否降低了银行业在金融系统的影响力;二是是否影响了银行的盈利性。

(一)银行业与资本市场比较

银行业与资本市场竞争力的比较主要是研究,是否因为巴塞尔协议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规定和风险权重的扩大导致银行业相对于证券市场融资功能的下降。许多国家都已经注意到资本的融通从银行逐渐转向商业市场和证券市场的趋势,但是很难去判断这种转变有多少是由资本约束引起的。研究者认为导致这种结果的因素还有:一是存款利率上限的变动;二是信息技术和金融改革的提高;三是增加了那些母国管制较松银行的竞争力。因此,我们不能就银行在不同市场占有份额的变化去判断资本约束对银行长期竞争性影响造成的。

有的学者认为资本约束损伤了银行竞争力。Thakor和Wilson(1995)在理论上分析了资本约束对借款者融资的选择。研究认为,质量中等的借款者数量会因银行资本约束而减少,这是因为资本约束会提高借款成本和银行重组不良贷款的积极性下降,这些都会引起银行贷款需求减少;质量好且具有发展潜力的借款者更愿意选择资本市场融资,他们认为面对资本约束时,资本市场流动性更强。

也有学者认为资本约束提高了银行竞争力。Boot和Marinc(2007)分析了资本约束对银行业内部竞争的影响。他们认为,在资本约束更有利于银行业的优胜劣汰,尤其是在对国际银行业的开放下。结论认为资本约束可以提高银行业整体水平,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其提高了银行业与其他非银行业的竞争力。

同时,还有学者认为资本约束对银行竞争力影响不大。Arikawa(2008)对1980-2004年日本公司在资本市场和银行之间融资的选择进行了研究后认为,公司在资本市场和银行间进行融资选择时,主要依据公司在这段时期发展的机遇及所面临的风险。公司如果具有非常好的发展机遇且面临风险较低时,会倾向选择资本市场融资。相反,则会选择银行贷款融资。由于对于影响银行和资本市场间竞争力的因素太多,导致学者们研究结果各异。

(二)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

直接研究资本标准颁布后银行盈利性和银行业成长性的变化可能价值不大,因为在短期内,他们与宏观经济关系有很高的相关性。一个检验资本充足率管制对银行盈利性影响的方法是观察市场对管制的反应。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通过对银行股票价格进行研究来检验资本约束对盈利性的影响,在资本标准颁布前后很短的时间内对股票价格造成的影响应该不会被宏观经济和其他长期因素的影响。

Eyssell和Arshadi(1990)利用对主要事件进行研究的方法,发现这三个事件造成了股票价格的反常下降。这三个事件为:一是美联储颁布被提议基于风险的资本标准(1986年1月24日);二是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联合声明确定一个最低资本充足率的意图(1987年1月8日);三是巴塞尔协议的颁布(1988年7月11日)。这三个事件造成27个大银行股票价格的下跌,这说明较高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影响了银行的长期盈利性。Madura和Zarruk(1993)研究所采取的方法与Eyssell和Arshadi (1990)的研究方法相似。他们发现那些超级大银行股票价格会因为资本约束而下跌。

Cooper, Kolari和Wagster(1991)研究了1987年1月到1988年7月加拿大、日本、英国和美国四个国家27家大银行在12次资本约束条例宣布时股票价格的反应。研究发现,加拿大、英国和美国银行股票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以美国最为明显,而日本银行股票价格变化没有明确结论。随后Wagster(1996)进行了更深一步研究,他将资本约束条例公告事件增加到了18次;增加了德国、荷兰和瑞士三个国家,银行数量也增加到了57家;并对模型也进行了进一步深化。研究发现,这七个国家每个在18次中最少有一次股票价格反应是显著的,但是整体上只有日本银行是显著的。

Cornett和Tehranian(1994)研究了银行面对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宣布的反应,是否银行会增发股票去达到资本约束要求。研究认为,如果资本充足率标准明显改变了银行目前的最优资本结构,迫使银行增发股票或者债券,这都会影响到银行的股票价格。然而,如果银行自觉地去增发股票或债券,说明银行所有者对银行前景不看好,若是因为资本约束,并不能说明银行前景不好,所以应该不会使股票价格下降。那么资本约束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是十分不明确的。他们对1983-1989年美国176家银行的491次股票获债券发行进行了分析研究,对非自愿发行证券银行发行前60天股票的平均价格变化与那些没有发行的银行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由于资本约束导致的银行非自愿发行证券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要明显小于自愿发行;投资者对非自愿发行的银行预期要好于自愿发行。

Laderman(1994)利用Cornett-Tehranian的分析方法对美国商业银行在1989-1992年的44次证券发行进行了研究,这段时期刚好是美国资本约束完成时期。研究发现,一般的股票发行会让股票价格下降1.6%,而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股票增发会让股票价格下降2.74%。虽然这个反应比较小,并且也没有十分明显的经济含义,但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投资者对资本约束会影响银行长期竞争力的预期。

尽管这些研究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论,但是仍存在一个问题,即是否投资者短期的反应造成的股票价格变化就一定能反应银行的长期竞争性。也有少数学者从理论模型上对其进行了研究。Boot, Dezelan和Milbourn(2000)建立了双寡头模型来分析资本约束对银行利润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会加重高质量银行的负担,并指出管制仔细调整的重要性。Rime(2001)沿用Boot, Dezelan和Milbourn的双寡头模型(BDM)来分析资本约束对银行利润的影响。研究认为,资本约束对资本状况较差银行利润的影响要大于资本状况较好的银行;当银行在面对非管制金融机构竞争时,由于资本约束导致银行利润的减少程度明显要高于银行在与同样管制金融机构竞争或者是没有竞争时利润的减少。

四、结论

众多学者研究来看,实行资本约束比较有效的提高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降低其风险,尤其是在《巴塞尔协议》颁布后,然而次贷危机爆发说明资本约束在降低风险上还做得不够;在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上,学者的研究出现了分歧,部分学者认为资本约束是具有顺周期性的,也有学者认为其具有逆周期性,还有学者认为其两者都有;而关于资本约束对银行业长期竞争力影响,在影响银行与资本市场竞争上没有得出非常一致的结论,大部分研究表明资本约束会影响到银行盈利能力。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次贷危机,我们认为资本约束还可以在以下方面加强:

一是提高资本约束降低风险能力。次贷危机表明资本约束并没有很好的控制商业银行的高杠杆化运作,未能有效的监管表外风险。

二是降低资本约束的顺经济周期。虽然从理论分析资本约束确实具有顺周期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风险资产权重的重新设计或者其他政策与其配合来降低其顺周期性,让资本约束能够起到稳定宏观经济作用,缓解金融危机的产生。

三是建立有效的资本金补充渠道。众多研究表明,资本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损害资本约束的长期竞争能力,这主要表现在资本约束对信贷控制而造成的,如果资本金补充渠道更加丰富和有效,商业银行更容易获得资本金,那么银行就不会面临缩减信贷给其竞争力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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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宏观经济的风险范文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第8篇：宏观经济的风险范文

资产充足率监管对银行贷款行为的影响

从比较简化的框架出发，面对更高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目前银行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法来应对：第一种是发行新的权益资本。第二种是通过增加留存收益提高自身积累资本的能力。具体的方法包括：降低分红水平；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拉大利差水平，以弥补资本成本的上升；调整收入结构，提高非利差收入占比。第三种是降低风险加权资产规模。具体的方法包括：降低贷款组合的规模；减少非贷款资产；调整资产组合，降低风险加权系数。

在实践中，由于上述这些方法产生效果的时间有所差异，因此，银行对这些方法的选取与监管要求的实施进度密切相关。如果实施期间较短，银行为尽快达到监管要求，会更为依赖一些能迅速产生效果的方法，如追加募集资本，削减风险权重较大的信贷资产，扩大利差水平以弥补资本成本上升等等；而如果实施期间较长，银行则可能选取一些成本更低的方法，比如通过降低运营成本和优化收入结构来增强利润留存能力，以逐步提高自身的资本充足率水平。

从2009年起，为配合“巴塞尔协议”的修正以及实施工作，国际清算银行组织了一次较大范围的宏观效应评估工作。这次评估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对新协议的长期经济效应评估，其中涉及对更高的资本监管标准所可能带来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的全面考察。二是对新协议实施，在短期内可能产生的宏观冲击进行评估。为全面评估新协议实施（包括更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和流动性指标）可能产生的短期影响，巴塞尔清算银行建立了宏观经济评估小组（MAG），该小组由巴塞尔清算银行牵头成立，IMF、多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和研究部门均参与了此次评估工作。

尽管中国监管当局也参加了MAG小组的宏观经济评估工作，但由于数据积累以及建模方面的局限，MAG的最终评估结果并没纳入中国的内容。不过，对于我国实施新资本协议来讲，研究其宏观经济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作为一个银行业占绝对主导的国家，银行信贷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银行监管标准的提高，会对银行信贷行为乃至宏观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是我国实施新监管标准必须要先搞清楚的问题。监管标准提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一国经济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不能简单地拿国际已有的研究数据来对照中国的情况。其次，在实践中，中国对“巴塞尔协议”的实施情况与其他国家并不相同，特别的，在实际的监管要求中，我国监管当局所执行的最低监管标准要远高于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由这点来看，中国银行业向新资本协议的高标准过渡所产生的波动，可能比其他国家要来的小一些。此外，我国监管当局还结合我国自身的特点，以及现有的监管实践经验，在“巴塞尔协议”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更高的资本要求，同时也追加了其他的监管要求，如提高拨备覆盖水平，等等。所有这些，意味着本文有必要在MAG评估的基础上，根据中国银行业和宏观经济的现状，对我国监管当局实施新资本协议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一个单独的评估。

基于巴塞尔委员会宏观经济评估小组（MAG，2010）的最新研究，利用14家上市银行28个季度的面板数据，考察我国资本充足率水平与银行信贷增长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对其贷款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这一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期。我们的数据测算表明，资本充足率变动将在3个季度后对银行的贷款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在6个季度后这一影响的程度达到最大值。此时，资本充足率每增加1%，6个季度（1年半）后贷款增长率将提高0.464%；核心资本充足率每增加1%，6个季度后贷款增长率将提高0.457%。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资本约束对信贷增长影响的这种滞后效应对于不同规模银行和不同时间段样本均成立，但幅度略有差别。

资本充足率监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行为的影响，会通过三项渠道进一步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首先，在短期内，面对更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银行会倾向于通过削减贷款规模和调整贷款结构来降低风险资产规模。贷款数量的减少（增长速度的降低），对宏观经济运行会有直接的影响：一方面是在其他融资来源不变的情况下，银行贷款意愿的降低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可贷资金数量；另一方面在贷款意愿下降的同时，为控制贷款组合的总体风险，银行贷款会更倾向于贷给风险较低的客户。这种调整会产生结构性效应，导致部分行业和中小企业（这些行业缺乏可替代的融资来源）会受到更强的信贷约束，如果这些行业和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那么，银行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也会更明显。

其次，银行扩大利差的行为会直接提高资金成本，会对社会总需求，特别是投资形成一定的抑制。如果总需求对利率变化很敏感，利差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会比较明显。

再次，银行补充资本金的行为还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一些间接影响。在资本市场融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为满足更高资本金要求，银行集中进行大规模的资金筹集活动，势必会对市场产生较大的压力，拉高市场资本筹集的成本，进而对其他企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

总体来看，在短期内，实施更为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其大小取决于银行的行为选择，而这又与监管要求的实施进度密切相关。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列出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强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对短期的分析，因此，传导机制所体现出的主要是对宏观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事实上，从长期看，资本监管要求的强化，能有效地提高银行体系运行的稳健性（降低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这对宏观经济的长期健康运行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资本充足率监管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测算中，如果借鉴了MAG小组所采用的标准法，将评估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评估资本充足率提高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第二步评估信贷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追加考察“巴塞尔协议Ⅲ”资本要求可能给银行带来的筹资约束问题。假设核心资本充足率要求8.5%，信贷年均增长率维持在15%～20%之间，根据本文的估算，从2011年到2016年，银行业实施新监管要求所面临的资本金缺口将在10000亿元以上。

而反观我国资本市场的融资情况可以看出，与新监管要求下银行业资本补充的需要相比，资本市场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具体来说，在2005～2010年间，我国资本市场的年均融资额为4224亿元（境内市场融资）和5590亿元（境内外市场融资总额）。假定上述水平在未来5年间保持年均10%的增长，则从2011年到2016年，累计的资本市场融资总量约为36000亿元（境内市场）和47000亿元（境内外市场）左右，假定其中20%（从在2005～2010年间，银行业融资约占资本市场融资总量的22%左右）可以作为银行资本补充的空间，则在2011～2016年之间，资本市场能够为银行提供的资本约为7100亿元（境内市场）和9500亿元（境内外市场）左右。

第9篇：宏观经济的风险范文

自我国在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来，市场经济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不断加深，导致我国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也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正在面临着严峻的信贷风险。为了获得稳定的发展，抢占市场份额，我国商业银行要革新管理方式，注重风险的防范。要注重宏观经济不确定下的信贷风险分析，完善我国银行业信贷内部控制制度，提高宏观经济不确定条件下的行业信贷配置效率。

[关键词]

宏观经济；商业银行；不确定性；信贷风险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我国市场经济正在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增长速度放缓对经济下行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市场风险、货币政策与经济走势均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主题，商业银行在不确定宏观经济环境下，将面临更多的市场风险。一方面，银行的信贷水平难以保持在较高的水准，贷款质量难以得到较高的评价，尤其是中长期贷款的基础设施类项目中，信贷资金的安全问题备受考验；另一方面，政府的监管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动态等等，都对银行的信贷业务带来极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亟需加强对信贷风险的防范，要避免在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受到诸多的影响。

一、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管理现状

根据稳定运营原则与审核会计原则，商业银行会对风险资产的质量进行全方位的鉴定，并产生贷款的分类，作为衡量资产真实性与坏账准备金的前提条件。当前，我国银行信贷体系中，贷款风险的分类由资金监管者进行管理，采取科学化的方式判断贷款的风险级别，并对贷款的质量给予客观的评价。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进程中，针对不良贷款的分类情况，共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94—1997年，在商业化改革时期，商业银行采取四级分类法的方式，将贷款分为呆滞、呆账、逾期及正常四个类别。其中，前三类代表着“不良贷款”。第二个时期是1998—2003年，在延续四级分类法的同时，我国的五级分类法也已经出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内容，贷款分成了“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个类别（见表-1）。第三个时期是2003年至今，就是五级分类法的完善和使用。通过总结和借鉴国际化的贷款风险分类方法，五级分类法纳入了诸多评估风险的综合性因素，有着更真实的贷款风险评价表现。与不断完善的信贷风险评级方法相对应的是，我国在多次的不良资产剥离过程中，也发现了信贷风险逐渐加大的情况。

二、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特点与不足

（一）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并逐渐认识到市场经济规律及市场调节机制的重要性。在此期间，我国商业银行不断构建信贷风险管理机制，并表现出了明显的特征。在信贷风险方面，我国的政府职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渐渐淡出微观经济领域，让商业银行真正开始自负盈亏，成为市场的自主经营主体。与此同时，深化改革的路径中，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政府为商业银行的制度革新与体制转换，奠定了良好的支撑基础。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信贷对象以国有企业为主，并有着突出性的问题。综合观察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安全性方面，不合理的信贷结构，是我国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所存在的特征之一。更多的贷款投向结构存在着趋同性，集中于公共设施领域、商业及服务业、房地产业与制造业，以及水利和环境、交通与物流领域等。与此同时，大量的不良资产渐渐显现出坏账本质，且信息披露的情况并不充分。如图-1所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增量不断攀升，并且大部分属于中长期贷款，其风险性难以预估。尤其在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下滑的背景下，更是值得关注“天量”级的货币信贷情况。第二，流动性方面，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存在着流动性差、运转缓慢等特性。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中长期的信贷风险不容易发现，并且在长期的贷款过程中，会阻碍银行的信贷结构调整，导致银行面临更大的风险。与此同时，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集中度风险，也在不断增大。根据《中国商业银行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投向，主要集中于五大行业，且比重达到90%。

（二）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存在的不足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我国商业银行由于长时间缺乏公司化的管理，以及存在体制化的深层次问题，导致在信贷风险管理方面，有很多不足之处。第一，粗放式的信贷管理模式。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依旧存在着地域化的明显贫富差距。在计划经济时代，商业银行的统一化管理缺乏灵活性与有效性，忽略了地域性的差别。对于发达地区，商业银行的信贷效率不高；对于资源相对匮乏区域，商业银行也没能够做到信贷资源的合理配置。伴随着我国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个行业所存在的风险性大小不一，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态势也略有差别，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够建立针对性的信贷风险管理体系，依旧采取“大一统”的粗放式管理办法，则难以发挥信贷风险管理的效用。第二，缺乏独立的信贷风险管理组织。我国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长期体现为行长责任制与部门分政式。所谓行长责任制，即将银行的业务发展、内部审计与风险管理等责任，均归结于行长一身，其弊端在于传统体制下，行长同时扮演决策者与责任人，导致其难以发挥监督及权力制衡作用。所谓部门分政式，即各个部门的风险管理政策，均表现为各自为政的情况，缺乏良好的沟通与衔接，没能够统一信贷风险管理制度与政策。第三，并未建立信贷风险预警机制。完整的风险管理体系，不仅需要事前的防范与事后的处理，更需要建立风险的预警机制，通过全面的制度建设，构建科学化的预警体系。目前，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预警机制还未建立，在遇到不良资产时，往往需要采取极端的事后控制方法来处理，不能完全发挥信贷风险管理的职能。第四，有待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从客观的情况看，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着多个层面的不健全情况，难以达到理想的内控效果。类似信用造假、员工监守自盗、内外部勾结转移资金等情况时有发生，不利于预防金融风险，无法满足银监会监管的根本要求。通过观察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内部控制情况，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缺乏良好的内控环境，形式主义盛行，缺乏权力的有效监督与管理，评价与激励机制有待完善；针对信贷风险的评估，在信贷风险管理的组织结构、内部评级方法、信贷风险评估技术以及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等方面都需要有所改善；信息沟通的缺乏，信息化的程度不足，严重信息披露失真等问题有待改善；监督机制还有待改善，各级内审部门的监督职能有待提升。

三、不确定宏观经济中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分析

（一）不确定性的风险所谓不确定性，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代表着不可度量的风险。而“风险”一词在信息经济学中，可以等同于“不确定性”概念。在金融领域，风险就是获得经济活动资金的同时，基于不确定性的情况，同时可能需要面对的经济损失。简单来说，在金融与经济领域，“风险”就是不确定性。客观存在的“风险”，往往也存在着普遍的规律性，根据理性的判断与决策，人们可以有效地规避风险，降低不确定性。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与科技的不断革新，市场经济社会生活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在信息化的发展进程中，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对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存在着明显的影响。以银行信贷业务为例，银行得到企业信息后，需要对照审核信息标准与流程发放贷款，而对于信贷的风险性，银行可以透过专业的人才采取专业的手段，做出预见性的评估。但基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则很可能引发贷款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造成市场秩序的紊乱，引发金融风险。无论是从宏观经济角度，还是从微观经济角度，银行信贷风险的根源，就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

（二）银行危机与信贷风险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信贷业务的利润十分丰厚，但信贷风险也随之而来，成为了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风险类别。时下，我国商业银行正在面临着三重发展危机，即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附加风险以及市场经济的自身运营风险。面对严峻的国际市场挑战，商业银行需要及时构建自身的风险防御力，结合自身发展特色，有针对性地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色，构建科学化的信贷风险管理体系。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在市场化的经济发展路径中，我国金融业正在不断与国际接轨，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愈加明显。面对一系列的外部风险及内部风险，商业银行能否强化信贷风险的管理与防范，将直接关系到社会金融资本的利用率及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不确定宏观经济与金融风险传导机制作为兼具企业与银行特质的中介机构，商业银行的发展受到多种要素的影响，不管是微观经济要素还是宏观政策要素，都会对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产生影响与冲击。在改革开放的市场化发展路径中，我国宏观经济环境一直在不断改变，包括经济增速不稳定、通货膨胀及国际金融影响等不确定性问题，也一直在影响着商业银行的发展。金融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市场发展的更多种可能。基于不确定宏观经济背景，过度负债与通货紧缩成为了金融风险的传导要素。市场经济的一路上升，不仅仅取决于内在要素，同时也需要外部条件的引导。目前，全球范围内，金本位制度依旧发挥着主要作用，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动态，一旦某一个国家出现经济萧条，就会造成金融风险的传导。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典型的案例，这场危机引起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

（四）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形成机理分析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体制对于信贷风险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对于产业升级转型的我国商业银行而言，其信贷风险与社会体制有着更紧密的关联。剖析我国金融市场的信贷风险，主要源自于银行内外两个层面。从内部情况而言，银行自身的体制不健全、产权主体地位缺失等情况，以及执行力不足与人力资源状况不佳等问题，都是引发信贷风险的潜在影响因素；从外部情况来说，我国宏观经济的变量波动，特别是房地产行业的巨大波动，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与数量，很可能瞬间引发信贷风险。与此同时，有待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也是导致信贷风险出现的根本原因。

四、不确定宏观经济环境下防范信贷风险的策略

（一）注重宏观经济不确定下的信贷风险分析通过对近些年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的观察发现，在我国市场经济处于发展期，人们对于市场前景普遍看好，且商业银行对于信贷项目也有着足够信心的情况下，商业银行通过采取扩大信贷规模与放宽政策等方式，让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贷款。然而，在显著的顺周期性背景下，这种信贷标准的降低，最终会导致通货膨胀情况的发生，而政府为了避免通货膨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便会采取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增加利率的方式降低企业的投资需求，无形中加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与此同时，在不确定宏观经济背景下，国内的金融市场与全球经济周期也保持在较强的同步区域，这意味着各个国家的经济波动，均会影响到国内的经济与金融发展态势。伴随着我国近些年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市场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基于开放经济环境，商业银行不仅要注重国内的政策变化所产生的信贷风险，同时更要提前预判国际经济的不确定动态作用。

（二）完善我国银行业信贷内部控制制度第一，建立多项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做好信贷风险管理工作。例如，建立以分级审批为核心的信贷授权授信制度，建立权责分明的信贷岗位责任制度，建立独立运作且相互制衡的内部管理和控制机制，建立信贷风险的电子化控制制度。通过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强化信贷风险的管理，通过明确责权利的各项要素，并迎合时代的发展，采取电子化的技术制衡内部管理的各个部门，有效避免“人为风险”与“道德风险”，均有益于对信贷风险的控制。第二，在完善制度的同时，更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例如，营造良好内部控制环境，健全法人结构，营造信贷控制环境；强化内部控制力度，推动制度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的授权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完善信贷风险评估体系，全面强化风险管理部门的定位，强化信贷风险的评估技术实力。第三，良好的执行离不开良好的监督。商业银行需要通过构建独立的内部审核监督体系，理顺稽核体制，避免监守自盗的风险的发生，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提高宏观经济不确定条件下的行业信贷配置效率对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配置而言，我国不确定宏观经济的影响十分明显，所以通过提高行业信贷配置效率，强化配置决策，将有利于规避信贷风险。首先，要从行业角度出发，对于贷款企业的发展现状及前景，商业银行要有全面性的了解，要洞悉行业发展趋势，通过对行业的全面性考核，辨别行业风险与企业基本风险。要结合实际情况，把握宏观经济周期的规律性，通过合理配置信贷资源，降低行业风险。其次，要根据国内外的宏观经济态势，正确做出风险预警，在借助现代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下，深入分析企业的有限信息，深入分析信贷风险，选择成长型优、发展潜力大的行业或企业，作为优质信贷资源配置首选，通过优化配比降低风险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风险存在着波动性与联动性特征，商业银行在行业观察与企业观察过程中，要全面考量上下游企业的具体表现以及关联度较高的行业所存在的风险情况，避免风险的蔓延与传导，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条件下，更有针对性地提升行业信贷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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