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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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范文
“服务业之谜”最早是由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的提出，他在美国服务业发展的研究中发现多个城市存在服务业生产率低的问题。随后1968年维克多·富克斯通过研究美国服务业就业时发现劳动生产率滞后是影响服务业发展最主要的原因，由此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滞后问题称为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国内学者也对我国服务业进行了大量研究。程大中（2004）基于我国服务业检验了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得出了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等结论。王俊（2008）验证了服务业技术进步滞后是导致就业增长的重要原因。宋健和郑江淮（2017）利用1984-2014年我国的省级面板数据重构了鲍莫尔的非均衡增长模型，证实了我国工业生产率相对上升导致服务业相对价格提高和就业份额提升。韩朝亮和符建华（2019）测算了我国各省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结果证明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逐年超过工业。张晨和左冰（2021）检验了我国29个省的旅游发展情况，并没有发现“鲍莫尔成本病”，认为劳动异质性阻断了社会劳动生产率正向带动旅游相对价格上涨。
数字经济背景下“服务业之谜”现状
（一）第三产业增加值显著增加
我国的服务业自改革开放才逐步开始发展，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201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为182061.9亿元，2020年达到553976.8亿元，实现了快速增长。2010年以来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保持在8%以上，总体发展趋势与我国经济发展保持高度一致。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看，201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4.2%，2020年该占比增至54.5%，我国经济呈现一定的服务化趋势且增速较快。从服务业贡献率来看，2019年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为63.5%，是第二产业对GDP贡献率的近两倍，服务业逐渐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二）就业吸纳能力
从就业人口来看，服务业就业人数不断增加。2020年服务业就业人数达35806万人，占就业人口总数的48%，服务业是吸收就业人口最多的产业。从就业人数增长率来看，近年来增速在5%上下浮动，服务业增加值增长率持续大于就业人数增长率，说明服务业仍有较大的吸纳就业潜力。
（三）劳动生产率滞后
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逐年增长，并且就业吸纳能力最强，但劳动生产率并未随之提高。2010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为69140.93元/人，到2020年增长至154716.19元/人，增长近124%。从劳动增长率增速来看，我国第三产业劳动增长率总体上增长缓慢，近年来增速在7%上下波动并出现下降趋势，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数字经济与“服务业之谜”
（一）数字经济降低服务业生产成本
在数字经济出现之前，降低生产成本是通过最大程度的规模经济实现的，即生产大规模同质化、无差异的产品。规模经济生产过程中，企业对生产资料的使用、组织和人员的管理也是批量处理的，使得单位产品所消耗的资源降到最低。但规模经济并不是降低生产成本的唯一途径。信息技术以低成本的方式解决了生产中信息收集难、处理慢、范围小的问题，降低了多样化的生产成本，使得差异化生产效率提升形成范围经济。
（二）数字经济降低服务业交易成本
信息技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产品多样性。信息技术影响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搜寻成本、信息成本和决策成本。数字经济降低搜寻成本是指消费者在线上搜索符合自己个性化需求的成本降低，同时企业精准地找到目标客户；信息技术降低了消费者和企业之间交换信息的成本，企业通过信息技术对消费者进行人物画像，生产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消费者在线上消费时可以通过各种平台了解产品信息，从而降低了决策成本。
（三）数字经济促进服务业范围经济
数字化技术运用到服务业中降低了服务产品的生产成本，更好的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差异化需求，形成了服务业的范围经济。同时，数字经济的到来降低了生产者的门槛，极大的拓宽了市场范围。生产者通过数字化平台在线上出售服务、产品，极大摆脱了固定资产投入的限制，例如直播带货的兴起大大丰富了服务业业态。
（四）产品多样性降低服务业生产率
数字经济降低服务业生产成本、交易成本从而促进范围经济，个性化的服务产品可以获得超高溢价。因此，数字经济带来的产品多样化提高服务业产品价格的同时也增加了直接或间接服务产品的价值贡献。同时，服务业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或间接的生产活动更加多样化而更为复杂，而以剔除价格计算的最终产出更难体现数字化对服务业赋能的价值。因此服务业出现劳动生产率滞后的现象。综上所述，数字化技术降低了服务业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了产品差异化生产效率，形成了范围经济。但是随着服务业生产过程复杂化，更多的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投入到生产中，进一步提高了服务业的价格水平，但统计数据无法准确衡量服务业价格中包含的价值，因而服务业生产率被低估。
数字经济驱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分析
由于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内容丰富，涉及到了服务业企业转型、业态创新、产业结构优化等，因此为了保障机理分析的完整性和逻辑性，本文将从微观层面行为转型-中观层面协同推进-宏观层面要素配置三个层次解析国民经济体系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机理。本文微观经济主体为企业和消费者，主要聚焦于数字经济如何改变企业的生产方式以及消费者的消费方式，进而导致服务业增长动力发生革新性改变；中观层面以数字化服务业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协同各产业发展为主；数字经济将数据这一新要素纳入到宏观生产活动中，实现现代服务业协同实体经济创新并带来整体的效率提升。
（一）微观层面驱动微观主体行为转型
1.数字经济降低生产者生产成本，促进范围经济。数字经济时代生产方式更加丰富，如淘宝、京东等在线交易平台，极大降低了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成本。同时数字技术可以更精准的统计和预测消费者需求，厂商可以生产和销售更多种类的产品，实现从规模经济到范围经济的转型。数字经济改变了传统服务业不可贸易的特性，利用互联网可以产生新型服务产品，例如在线知识服务就打破了传统教育行业的时空限制。2.数字经济降低消费者交易成本。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类消费平台的涌现，可以获得更加透明的商品信息，降低了决策和交易成本，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交易平台在任何时间购买到任何地方生产的商品，打破了传统贸易活动的时空限制。数字经济降低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壁垒，私人定制产品成为新的市场需求。数字经济与服务业融合进一步模糊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角色边界，生产者的长尾得到开拓，极大地丰富商品供给。
（二）中观层面推进实体经济升级、各产业协同发展
1.数字经济推动传统服务业升级。目前我国服务业中劳动力密集、效率低的餐饮、零售等低端服务业占比高，而技术密集、创新快的计算机服务、科研等高端服务业占比低。数字经济依赖的ICT行业本质上是服务业，ICT行业的发展将推动服务业在整体行业和细分领域的技术创新和结构优化。数字经济改变了传统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极大提高了供需匹配的精准性，减少了生产、交易成本。2.数字经济推进服务业与实体经济融合。服务业与其他产业有紧密的前向和后向关系，与实体经济形成上下游关系。根据国民经济产业分类，通信设备、计算机和电子元件等行业属于中间投入品制造业，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属于最终需求型服务业。此外，现有产业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数字化技术作为中间投入品与实体经济进一步融合，数字产业进一步加强服务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联性。3.数字经济促进产业创新升级。数字经济带来的创新生产模式、生产要素等给传统产业低效率、高成本的生产方式带来了巨大挑战，同时也为产业创新带来了发展机遇。数字产业技术创新最快、技术外溢作用最大，是未来带领产业创新的关键行业。数字技术运用到传统产业中，通过对数据的收集、运算和分析，改变了生产对于需求反应存在滞后性的问题，能更加精准的安排生产任务，实现低库存、高效率的生产方式。
（三）宏观层面改善要素配置效率
1.数字经济形成数据新要素增加投入。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活动中的关键生产要素，随着数字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逐渐成为继资本、劳动、技术外的第四大生产要素并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数据这一新要素具有无限增长和虚拟性的特征，是人类生产活动打破资源桎梏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要素。同时，数字化生产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数据，数据既是生产的投入品，也是生产的产成品，改变了传统的投入产出关系。2.数字经济促进要素配置和利用效率提高。数字化技术参与到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有效提高了市场信息透明度，数字技术将生产、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行收集和整合，形成有效信息，能更好的指导生产者的资源配置。由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深度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其产生的网络效应、双边市场等使得经济活动更加复杂和多样，可能使得产出增长更加快速。
数字经济驱动服务业发展的方向及建议
（一）微观层面上充分发挥数字化平台作用，促进生产、消费升级
从前文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微观主体行为转型的影响的理论分析已经得出，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者行为从追求规模经济转变为追求范围经济，而消费者则是突破了传统服务业的时空限制。一要继续研发和引入最新的数字化技术，对传统服务业的生产模式和产品内容进行升级，实现多样性、私人定制化的发展策略。二要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传统服务业线上转移，打破传统服务业的地理限制。三是数字化平台的出现增加了消费者的信息渠道，企业要从整个产品价值链优化整合的角度来构建高透明度的数字化平台。
（二）中观层面上加强服务业数字化升级，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产业是中观经济的核心载体，实施数字化转型重塑国家产业的数字竞争力，是我国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一是加快服务业中信息技术服务的升级，完善5G、数据中心等数字化基础设施。二是加快服务业数字化升级，提升生产、运输、交易等环节的数字化水平，提高服务业生产效率。三是利用数字化技术加快科研教育、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数字化升级，进一步加深上下游产业链数字化渗透。
（三）宏观层面上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构建安全网络，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健全的法律法规、良好的政策环境为数字经济发展构建安全网络，为全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保障。一是治理体系数字化转型，政府与企业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同的先进治理结构，完善数字经济市场监管制度和政策。二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构建数字经济安全网络。三是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数字安全为前提，建立安全高效的数据保障制度，严格限制和监管企业获取和使用私人信息的权限和用途。
参考文献：
1.丁志帆.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现代经济探讨，2020（1）
2.陈临奇.数字经济时代对“服务业之谜”的再解释[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20
3.程大中.中国服务业增长的特点、原因及影响—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及其经验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4（2）
4.王俊.服务业就业增长之谜：对鲍穆尔-富克斯假说的再检验[J].人口与经济，2008（6）
5.宋建，郑江淮.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与服务业成本病—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产业经济研究，2017（2）
6.韩朝亮，符建华.中国服务业增长与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再检验—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第2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范文
关键词：出版融合；竞争力；数字出版；集团化
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学者开始涉足出版竞争研究，逐步形成关于出版业核心竞争力内涵的资源观、能力观、经营观等分类思想，并引入管理学竞争模型等评价体系，丰富出版业竞争力的定量研究，但涉及出版融合业态竞争力的研究尚不多见，有必要从产业经济学、管理学等视角做些探究。
一、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融合的竞争力显性指标
产业竞争力实质上是比较的概念，相对表现出的产业竞争优势最终体现于企业、产品及产业的市场实现能力。出版融合业态的竞争力是出版企业、产品与品牌（市场实现能力）要素同集团化、数字化与文化特性相结合的产物，该竞争力是以新型集团、服务和品牌为显性指标反映的。
1.新型出版集团：以“五跨”、资本、垄断为显著标志
出版集团作为测度出版业管理体制机制融合成效的风向标，其产业融合的结果改变了原有产业、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模糊甚至重划产业边界。新型出版集团践行着出版业“五跨”（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发展思路，凭借雄厚实力充当新闻出版改革发展中的主导力量，是文化产业战略投资有效路径的缔造者。
当前的集团化浪潮培育了一批出版领军企业，无论战略重组还是项目合作，均已在“五跨”思路上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多元化经营方向。但当前程度的市场合并距离实质性的市场融合和竞争力仍存在一定差距：首先，新型出版集团的“五跨”发展趋于常态化，跨度中体现集团数字出版业务的比重提升，集团由内容优势向内容、技术并重发展；其次，新型出版集团的市场主导性明显，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资本规模膨胀并形成以资本为纽带的投资渠道多样化格局；再次，新型出版集团以专业化垄断划分市场格局，区别于以往的地域垄断，垄断性强，产业集中度高；最后，出版产业格局由少数大型集团主导并形成良性增长极，对小微型企业产生扩散和示范效应，实现航母级集团与梯级分布规模集团的分类指导发展模式和集团群现象。
2.新型产品服务：以技术创新、内容创新、受众创新为立足的根本
产业融合发生的前提条件是产业间存在共同的技术基础，能够首先发生技术融合。出版融合的技术、内容以及两者催生出的受众群体决定着出版业态的产品及服务形式的优势走向。产品服务作为出版业技术融合成熟度的衡量杠杆，也是检验融合业态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生存的基础指标。
出版融合业态突出大数据、云计算、可视化、协同编纂等新兴技术在出版产品及服务中的应用，企业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内容资源由单一出版物载体呈现向多元化解决方案及服务转变，选题创意由过去的等待或发现选题变迁为创造选题和众筹选题，传统出版内容优势与技术无缝对接形成数字媒介消费语境下的新型内容资源，满足读者受众细分服务的个性化需求。出版产品及服务逐步摆脱对学校、书店的依赖，拓展并创新受众群体，另辟蹊径地构建出版业态全程参与的知识传播体系。
3.新型文化品牌：以互联网思维、主流声音、全民阅读为发展主题
出版融合以市场融合为导向，经历技术融合、产品与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三个阶段，最后才能完成产业融合全过程。文化品牌作为出版业市场融合效度的评价指标，其本质是出版企业与读者之间的无形契约：读者可感知的品牌优势及促成优势的知识、素质、能力和资源是出版业品牌竞争力的“源”，知名度、忠诚度、市场占有率和扩张潜力等构成品牌竞争力的“泉”。
新型文化品牌是出版融合业态将文化知识生产置身于互联网思维和产业经济环境的产物，推崇以互联网的机理和关系思考品牌环境，以关注读者导向揣度消费者心理，从冗余复杂的信息资源环境中整合提炼个性化内容及解决方案，将实体营销网络延伸至网络的互动关系营销。同时，出版融合业态的新型文化品牌需要让主流文化发出响亮声音，在坚守出版追求、传承文化正能量的前提下，适度开展出版主业的延伸业务以实现利润补充和品牌拓展，科学处理出版主业的专业品牌和衍生品牌的协作关系，形成以主流文化品牌为主体，多种品牌成分（如技术品牌、资源品牌等）并存的品牌群。此外，新型文化品牌拥有深入人心的全民阅读氛围，以“阅读月”“阅读季”“书香”系列等活动，重现往昔新华书店文化品牌式的辉煌。
二、当前阻碍出版融合竞争力培育的瓶颈
出版业融合与竞争力均需要时间维度的积累，出版融合业态的竞争力显性指标描绘的理想愿景在产业培育实际进程中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主要表现为：
1.行政部门统筹和指导职能泛化
受历史、现实和国情等因素影响，我国出版业融合不同于单纯经济学层面的产业融合，行政主管部门在“建立完善新闻出版企业准入、评估、考核、奖惩、退出等机制和资产、经营、收益分配等监管制度”等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尽管一直强调加快职能转变，创新管理机制、提高行政效能，但成效不明显，如部分出版集团依靠行政力量促成联合，如何实现政企分开与自主经营，如何明晰产权等一系列问题掣肘行政部门权力效度的提升。政府统筹作用受市场开放的协调复杂性影响，对出版融合业务的选择、自有资源评估和产业整体走向与进度缺乏具象的研究，对待集团化建设等战略无法实现有效的从行政主导向行政指导的转型，引发集团配套设施与制度建设的不完善等连锁问题，政策扶持居多，实质性的约束和引导较少，形成行政权力与市场权力的单向缩水和职能泛化。不从根源上缓解这些问题，新型出版集团依旧是资本规模累加的松散经济体，加重了规范出版经济秩序的难度，出版业发展容易从盲目的集团热陷入新一轮的融合热中。
2.融合业态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
出版融合必然改变固有的出版企业刚性利益分配格局，产业融合的顶层制度设计需要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来护航，融合对象认为融合利益大于离散利益时才会加快融合进程，促进出版内容、技术、资本等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在内容与技术的融合中，传统出版企业转型数字业务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保障其作为内容提供商的利益分成比例，以及数字产品定价权归属方如何平衡技术提供商、内容提供商和作者的利益与定价间的关系。目前这种产业链间的利益分配机制并不完善，常有非公平合作现象或纠纷产生，影响生产优质内容资源和技术融合的积极性。同时，出版企业集团尤其是政府主导促成的出版集团内部，企业融合带来的集团核心层、紧密层企业的内部结算价格和利润分割等利益分配机制有待改进，避免集团化内部各成员企业间的关系由凝聚力变成离心力，集团化流于挂牌形式，阻碍集团的健康发展。
3.内容资源积累和创新潜力有限
内容资源是出版产品及服务创新的基石，传统出版企业拥有凭借资源垄断优势积累的来自作者的内容作品，藉此与数字出版企业的技术竞争周旋。出版融合让传统与数字出版间围绕优秀策划、作家团队和作品的竞争成为过去式，矛盾的焦点落在海量内容资源并未形成核心竞争力上。出版融合要对用户所需信息进行内容整合，为用户提供信息搜索、过滤和索引，实现完备的数字化信息解决方案。当前阅读的概念多偏向于文本浏览，出版企业建立的专业型数据库多是纸质内容的翻版和汇总，是整理家底式的浅层积累，专业数字内容资源增值创新的知识服务功能有限，离内容资源的立体开发尚远。国外出版集团内容资源积累的体量、质量和服务创新，以励德・爱思唯尔集团为例，其ScienceDirect数据库拥有全球四分之一的同行评议的科学、技术和医学类文献，超过2500种期刊和33000册图书，集团还提供涵盖临床、教育、研发、研究情报和研究平台等领域包括在线诊所、分析服务等88种在线解决方案和产品（ScienceDirect数据库是其中之一），以高端内容资源开发的信息服务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
4.法律法规与行业标准滞后
从网络出版到数字出版再到出版融合，出版业法律法规一直较为滞后，“新瓶装旧酒”的法律法规无法适应互联网思维下的媒介消费心理，与数字内容传播、知识分享等现象格格不入，打击数字盗版顽疾时捉襟见肘。《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从2002年8月开始施行，《网络出版服务管理办法》自2012年12月征求修订意见至今尚未出台。加强相关法律法规修制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是规范融合背景下出版主体资格及条件、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举措的同步保障。再者，行业标准统一的进程滞后影响产品服务竞争力的培育，多样化的格式规范、平台标准形成融合业态的各自为战和重复建设，分散了企业资本投入和产业宏观发展指引的向心力。
5.企业实体缺乏明确细化的竞争目标
不同的出版规模、融合路径，其竞争目标和品牌路线差异较大。产业离散状态时传统出版企业对数字化转型尚存观望情绪，或不知所措或摸索前行，融合背景下业务选择和确立竞争目标更是难上加难。出版业短期内由事业到产业，再到高端的产业融合，三级跳式的转型跃迁确实对出版从业人员形成前所未有的运营、管理压力，多数地区及企业缺乏明确的竞争细化目标，融合后主营何种业务并不清楚，依旧墨守成规经营融合前的擅长业务和品牌，由早期的盲目数字化升级为盲目的融合化。竞争细化目标绝不等同于唯产值论英雄，将国家相关利润增长目标缩水一圈作为地区目标，亏损目标也是科学和允许的。关键是如何制定产业竞争和品牌进程的三年规划、五年规划，如何实现规划，存在何种风险，等等，这些诉求都需要企业实体全盘统筹布局，避免竞争力沦为口号，离融合业态的品牌竞争力渐行渐远。
6.增长极快速扩散与品牌同质化现象严重
出版融合业态符合先导产业增长带动产业综合体增长的模式，但数字出版转型反映出的增长极快速扩散和极化负效应进程缩短等问题极有可能遗传到出版融合进程中，文化品牌的社会感召力和受众认同并未借助增长极的能力扩散到周边地区。如部分出版产业基地蜕变为利用政策软肋开展与出版主业偏离甚远的品牌业务，违背了以产业集群带动地区发展的初衷。且融合业务模式的复杂性必然诱导新的扩散区域和企业实体单纯地模仿运作，品牌经验借鉴同质化严重，形成竞争力战略整齐划一的形同虚设和“产业浮躁”。
三、培育出版融合业态竞争力的路径思考
出版融合前后产业竞争优势的诉求随之改变，无论我国出版产业融合采用替代型融合、互补型融合还是结合型融合，融合业态竞争力终究要实现集团、服务和品牌三项本质性创新，其培育路径需遵循如下思路：
1.职能分层路径
出版融合业态竞争力是政府、市场、企业等多股推力各司其职的合力，培育竞争力路径优先考虑职能分层，明晰权责，以分层决策型组织管理模式激发各层级力量参与融合决策与执行的能动性，促进出版产业深度融合。政府在出版融合中发挥地区、企业协同促进作用，宏观评估与监测融合进程，加强专项资金、注册登记、税收优惠、人才激励等政策扶持力度，加大侵权惩处和监督执法力度，优化集团成长环境，促成出版企业集团、院校、科研机构成立出版融合业态协同创新联盟，建设出版融合智库，优化实体与虚拟双重文化消费环境，调控以“阅读月”等品牌为代表的多元化文化供给活动，引导和扩大消费需求。市场在出版融合中引导开放型合作，规范融合业态的新产业链，形成独立和融合产业链混合发展的灵活架构，加速内容资源、技术、渠道优势的流通，为出版企业的产品与服务创新扫清障碍。企业在出版融合中拓展多元化版权合作，整合并优化内容与技术增值的分配形式，开展资本合作，以集团的形式脱颖而出，坚守文化理念，在产品服务创新的同时构建强大的推广渠道和品牌优势。
2.非均衡化路径
我国出版产业的非均衡状况较为严重，各地区出版企业规模、业务形态、受众需求等差距明显，出版融合产业竞争力培育的非均衡化路径既是尊重产业发展客观规律的体现，也是西方国家出版产业发展经验的启示。《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10年）明确提出“鼓励教育、科技、卫生、财经、文化等领域的新闻出版资源先行整合，鼓励实力较强的地方新闻出版企业先行整合资源”，政策意见在产业发展目标上体现非均衡化的思路。集团化本身也是非均衡化发展的一个缩影。融合业态竞争力需要发挥不同企业主体的优势效益，非均衡化不是抛弃和选择的战略决策，而是“一部分地区或一部分企业通过优先竞争力培育先发展起来，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和企业，最终实现融合业态竞争力的共同提升”。非均衡化路径可以我国七个跨省市经济区域的中心城市为增长极，周边省份采取内容、技术和资本倾斜配置，孵化区域特色鲜明的出版融合经济带。实力较弱的出版企业，在追逐集团、服务和品牌指标的创新时宜量力而行，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以常规发展的时间积淀逐步融入竞争力阵营。
3.企业分类指导路径
第3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范文
推荐指数：
作者：马化腾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作者简介：马化腾
腾讯主要创办人之一、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2017 年全国两会提交建议案《关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推进网络强国战略的建议》。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蓬勃发展，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互联互通得以实现，数据量呈爆发式增长。庞大的数据量及其处理和应用需求催生了大数据概念，数据日益成为重要的战略资产。数据资源将是企业的核心实力，谁掌握了数据，谁就具备了优势。对国家也是如此。美国政府认为，大数据是“未来的新石油”、数字经济中的“货币”，是“陆权、海权、空权之外的另一种国家核心资产”。数据，已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
数字经济已经占到中国GDP 30.6%的比重，带来280万新增就业人数，占中国年新增就业人数的21%。毋庸置疑，数字经济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被视为撬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初步成果向全球呈现了科技引领的跨越式成长的巨大潜能与魅力。中国通过短短几年的时间普及了移动支付，跨越了已构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信用卡时代。在一二线城市，已经可以做到无须依赖POS机（销售点情报管理系统），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日常交易的绝大部分需求。
数字经济在民生领域的应用以中国速度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取得了务实又璀璨的成果。人们用手机挂号看病、缴付水电费、处理交通事故，在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下，全民通过手机共同参与险情上报与预警。数字信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形成了良性循环。
“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手段。过去两年，“互联网+”在中国落地生根。在金融、医疗、教育、交通、O2O（线上到线下）等领域中直接贴近消费者的环节，“互联网+”已经成为工具，或是改变着和用户的交互方式，或是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或是用信息的交互带来效率的提升。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互联网+”带来的各行业的改变只是开始。就像“互联网+医疗”，绝不仅限于用手机挂号、打通医保支付这么简单。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思维模式。数字经济推动了共享经济在更多领域的融入。物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通过数字交互完成分离。共享单车、共享租车，甚至共享房屋，让拥有不再是必需。租用带来的便利使得整体的社会资源得到最佳利用和最大节约。
数字经济也在用科技构建凝聚社会的基础要素――信任。数字时代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可记录、实时可查询等优势为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构建数字信用。得益于数字信用，我们可以采购远在千里之外的各种物品，放心地搭乘陌生人的顺风车，方便快捷地得到金融借贷服务。
数字经济造就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最好时代。中国互联网企业生于草莽、长于丛林，成就了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尽相同的生态。去中心化的发展让数字连接下沉为基础设施，进而使得生态体系中的各个主体得以自发式高速成长。以内容产业为例，中国引领了全球数字内容变现的新趋势。从内容产业版权缺乏保护，到自创内容全球最高价格的变现，再到音频、直播、自媒体、文学等多种内容，问答、打赏等多样化变现途径，内容产业在野蛮生长的丛林中独辟蹊径，俨然已经步入内容创作与收益齐头并进的高增长时代。穿越丛林，将是一片更为广阔的发展天地。
数字经济接下来最值得期待的是与制造业的融合。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也是经济增长的脊梁。数字经济在贴近用户侧采用轻量级、小步快跑、高速迭代的发展模式，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应当有更加系统的规划、从顶层设计开始改变，由需求引发供给，通过云、大数据、柔性制造，让生产资料得到效率最佳的配置，真正让数据提升效率、爆发力量。
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数字经济不仅仅能提高不发达地区的经济产出，更重要的是能为不发达地区的人们带来种种改变的可能。数字连接之下，即便是最偏远地区的人，也能够无差异、无区别地得到和一线城市人们同样的优质内容。不发达地区的人们能以最低的数字成本，获得教育、医疗、交易等最必需的信息，以更合理的价格卖出他们的农产品。数字经济为如何触达那些真正贫穷、急需帮助的人群提供了路径，有助于实现精准扶贫。这一点，对全球不发达国家很有启示。
第4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范文
传统的管理会计决策主要是针对经营活动的制造环节展开的，重点放在生产何种新产品、亏损产品是否停产或转产、自制还是外购、是否接受特殊价格追加订货的决策，以及产品最优组合、产品组织决策等方面，决策在经营活动中的重要性被广泛认知。近年来，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与不断拓展，对管理会计决策及其价值管理方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企业将ERP、电子商务等与互联网相衔接，使管理会计决策的重心从以往内部资金的价值管理转向企业外部价值的协同与创新，即事后向事前转变，从静态向动态过渡；同时，充分发挥管理会计信息支持系统和管理控制系统的功能作用，为企业的价值增值扩展新的路径。如今，企业的竞争在两个世界里进行着：一个是称之为市场的现实物质世界，如单位购买办公用品即使用物理商品世界出售的物理商品；另一个是称之为市场的虚拟世界，如企业与咨询公司在虚拟的世界中购买信息服务，或组成虚拟企业（傅元略，2004）。管理会计的决策内容需要更新与发展。譬如，将互联网新经济下的信息资源管理与管理会计决策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信息通讯技术使传统的行业和互联网结合起来，扩展管理会计的功能结构，创造一个基于互联网的管理会计决策新常态。为了丰富管理会计经营决策的内容，本文以网购为代表，探讨实体店经营及实体与虚拟店（网店）结合下的决策选择问题。当前，以网购为代表的互联网销售正在成为企业销售的一种重要途径，围绕互联网营销的竞争战略与决策选择等问题也正在或已经成为管理会计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在分析管理会计决策的互联网特征的基础上，重点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在当前互联网新经济的环境下优化管理会计的决策行为，谋求互联网营销与成本竞争战略等的博弈与均衡。
二、管理会计决策的互联网环境
经济新常态下企业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践深入，需要管理会计加强变迁管理，积极构建或开发与互联网环境相适应的管理会计决策的新工具与方法体系。
（一）管理会计决策的权变性增强决策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在各种行动方案中进行选择的过程。早期管理会计决策所需的互联网基础需要自我创造，譬如沃尔玛租用卫星进行货物资源的配置（20世纪80年代初，沃尔玛花费4亿美元从休斯公司购买了商用卫星，实现了全球联网，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网络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实时信息反馈）。这种方式不仅成本高，效率与效果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现在，移动互联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应用于企业的经营活动之中，促进了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一方面，管理会计决策的成本效率比以前有了明显改善；另一方面，管理会计的决策功能与作用也有了极大的提升。譬如，管理会计的决策范围不再局限于国内，它通过互联网手段引导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使决策的准确性、及时性与全局性得到迅速的提高。互联网新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管理会计发展进入了权变管理的新阶段。随着管理会计工作效率的大幅度提升，许多传统方法将面临挑战，必须转变观念，适应这种新环境与新常态。换言之，在互联网新经济的环境下，管理会计决策的权变性就是要在具体的决策过程中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新技术，并且具备大数据战略、大数据管理和大数据生态等运作能力。在2014年财政部出台的《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加快管理会计信息支持系统与管理控制系统的建设，实现财务与业务活动的有机融合，提高管理会计决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充分发挥管理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功能与作用等，就是要引导管理会计从传统的执行性阶段，向决策性与权变性的管理会计阶段转变。增强管理会计决策的权变性，构建与互联网新经济相适应的强大的基于决策选择与价值创造的管理会计系统，体现了中国特色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
（二）管理会计决策的“顾客价值观”需要重构在互联网新经济的环境下，管理会计在为顾客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必须围绕互联网经济的三个新特征，即“零距离”“分布式“”去中心”实施管理会计的变迁。譬如，通过管理方式创新，提高管理会计决策的科学性；通过控制机制的创新，提高管理会计决策的效率性与效果性；通过组织结构的创新，提高管理会计决策的有效性与合理性等。在积极利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顾客价值创造经营（CustomerValueAddedManagement，CVAM）服务，即在互联网环境下，管理会计的顾客价值观要实现“通过数据找规律，通过规律提效率”。大数据和信息平台只是手段，是为管理会计决策服务的，必须倡导信息的共享共用，优化企业的决策行为。数据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是利用数据的效率高低。以我国的海尔集团为例，海尔通过构建面向顾客价值的管理会计信息支持系统，实现了从会计核算信息化向管理会计信息化的拓展，提升了财务对业务的决策支持作用。海尔的管理会计信息系统以战略为框架、以价值创造为导向、以市场为驱动、以自主经营团队为单元，在提升企业价值、降低企业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彭家钧，2015）。互联网新经济给管理会计决策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垂直式沟通渠道向基于互联网的网络式信息交互平台转变；从指挥控制员工转变为鼓励员工自主创造，员工能实时获取用户和市场的信息，快速响应和满足顾客需求，主动为企业创造价值。管理会计的经营决策适应顾客价值创造经营的新特征进行权变性管理，譬如在经营方式上，从过去的推式经营向推、拉结合，进而向交互体验的方向转变，认识和把握不同经营方式下的顾客特征是管理会计决策科学性与有效性的保证。基于互联网新经济环境的顾客价值观及其特征如表1所示。
三、成本竞争战略与互联网营销
成本竞争战略作为管理会计决策的一种重要路径选择，其目的是实现顾客价值的最大化，其通常采用的管理手段主要有低成本战略、差异化战略与集中化战略等。互联网营销拓展了人们的价值观，使以顾客价值为导向的管理会计理念得以盛行（GrossmanS.J．andHartO.D.，1986）。
（一）互联网营销的特点互联网营销与传统的商品营销相比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它是基于互联网的一种全新商业经营模式。数字化与非数字化是商品具有的两种内在特征，企业在进行商品营销时，必须了解顾客购买和选择商品时对这两种特征的感观需求。在互联网经济环境下，商品的数字化特征可以借助于网络交流和传递来表达其商品特征。换言之，数字化特征就是那些仅凭肉眼观察就可以决定是否购买的商品所表现出来的特征（ChesbroughHW.andSocolofSJ.，2000）。譬如，顾客对服装的款式与颜色需求，可以通过互联网快速地加以捕捉，并了解商品最新的变化情况，据此作出是否购买的决策选择。同时，互联网不仅可以让顾客凭借肉眼观察并决定是否购买，还可以凭借声音等引导顾客作出决定。譬如，当顾客购买苹果手机之类电子产品时，外观的好坏是一方面，通过顾客体验，让顾客试听或实际感受则又是一个方面，只有两者都满足顾客的价值需求，才会产生购买的实际需求。作为商品的非数字化特征，它是指只有通过实实在在计量的方式才能使顾客决定是否购买的商品属性。以服装为例，顾客只有亲身考察才能了解服装的材料，以及大小等最为关键的商品特征。此外，对于商品的质量以及色、香、味等方面，数字化特征相较顾客决定是否购买的影响并不大，而非数字化特征显得特别重要。“顾客价值”是“顾客化生产”的进一步扩展，它要求企业能够为顾客创造价值，并从性价比、使用功能等多个方面满足顾客的需求。企业经营的重点正在由“从销售额向利润，再进一步向价值”的方向转变。对于价值（Value），人们更加重视企业价值以及股东价值之外的顾客价值。基于成本竞争战略的互联网营销，要求企业营销从传统的为顾客提品转向为顾客创造价值（冯巧根，2015）。以网购为代表的互联网营销提高了顾客购物的便利程度，使顾客能随时随地挑选和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从管理会计决策来看，以网购为代表的互联网营销将给企业的成本管理带来新的挑战。从商品的两种内在特征分析，数字化特征明显的商品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企业必须对自己的成本竞争战略作出合理的选择，如采用差异化战略，还是采用低成本战略等。而非数字化特征显著的商品，在互联网环境下顾客的寻找成本有了明显的改善。譬如，它们可以通过网上的商品评价，以及就近的实体店观察来体会商品的好坏。换言之，在寻找成本过高的情况下，顾客可能会放弃对非数字化特征商品的追求，转而选择已往熟悉或者同事朋友推荐的商品的倾向（IndrajitSinha，2000）。为便于模型设计，本文中模型构建的相关符号说明如下：（1）C1为商家仅通过商店进行销售时的成本；（2）C2为商家仅通过网店进行销售时的成本；（3）f为顾客对于商品感到满意的非数字化特征的效用；（4）k1为顾客在企业1的购买成本；（5）k2为顾客从企业1到企业2的转换成本；（6）r为顾客愿意支付的价格；（7）p1为顾客在企业1购买时实际支付的价格；（8）p2为顾客在企业2购买时实际支付的价格；（9）U为消费者的效用。
（二）模型假设根据上述分析，作如下假设，以便为后述的模型构建提供基础。1.市场上存在两家相同类型的企业（以下简称“企业1”或“企业2”），它们生产的产品同时具有数字化与非数字化两种内在特征。譬如，服装、日用百货等。顾客购买这类商品时，往往需要及时了解商品的数字化特征，这是因为商品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面对这些变化，顾客皆可借助于互联网或者通过走访实体商店来进行了解。顾客所取得的效用不仅仅依赖于商品的数字化特征，还依赖于它的非数字化特征，即指商品是否能达到顾客的要求。假设两企业商品的数字化特征没有区别，这样顾客效用就由商品的非数字化特征来决定。2.两种不同类型的顾客存在于这个市场中，一种是通过互联网进行商品查找的顾客，另一种是不通过互联网进行商品查找的顾客（ReeveJM.etal.，2011）。假定这两类顾客只对上述两家企业（即“企业1”和“企业2”）中的某一家商品的非数字化信息有所了解，而对另一家企业的非数字化信息不知晓。“企业1”认为了解自己商品的顾客愿意以预定的价格r购买自己的商品，并获得r+（ff>0）的效用（假设顾客满意的非数字化信息的效用为f，满意时f>0）；而“企业2”同时也提供此类型且可能更好的商品。通过某种方式，顾客可以了解到“企业2”的商品的非数字化信息。若顾客对“企业2”的商品进行比较后，觉得买了“企业1”的商品有些后悔，即购买的期望效用低于未购买商品的效用。换言之，假设顾客满意（f>0）的概率为q，则不满意（f<0）的概率为1-q（相反，则为“企业2”的商品的非数字化特征。即顾客只有有限的忠诚，他们随时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购买意向（只要当顾客发现有更好的商品时，购买意向就会随之转变）。表明顾客对于非数字化特征显著的商品，其购买行为并不受互联网查找因素的促使。即顾客具有商品使用的“路径依赖”，只要尚未使用其他企业的商品，往往倾向于购买自己正在使用或者熟知的商品。相反，他们对于不了解的商品不会轻易购买，一旦经过对比并发现新接触的商品好于现有的商品时，就会增加对新商品的预期效用，并决定购买该商品。这种情况说明，寻找成本与考察实体商店的成本具有相关性。3.企业的销售决策各不相同。在管理会计决策过程中，企业可以选择只在实体店进行销售，也可同时在实体店与网店出售自己的商品。然而，不同销售决策会影响企业的成本竞争战略（如利润目标、销售定价等），从而使企业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博弈出现不均衡的现象。在互联网的新经济环境下，一方面企业通过不同的竞争手段来获取利润；另一方面顾客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加，进一步刺激了消费的欲望（凯恩•拜罗，2003）。以互联网销售为代表的管理会计决策创新，使财务与业务一体化，营销管理与竞争战略相互融合。互联网营销强调营销行为的最优化，寻求诸如网购活动中交易成本的最小化等，以实现企业收益的最佳化，这一活动本身就是成本竞争战略在营销活动中的延伸。互联网营销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交易成本，以网购为代表的互联网营销使信息的获取更加容易和及时，并减少了交易的中间环节，从而使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进而为顾客带来更大的价值。互联网营销是一种在动态中优化成本结构的策略，而不是片面强调营销成本的高低（裴沙沙，2008）。举例来说，企业（商店）可以通过将自己的某种产品直接传至互联网，而避免了昂贵的人工费用的开支和零售渠道的成本开支，进而大幅地降低销售的成本。
四、顾客\企业行为与成本竞争战略的融合
管理会计决策只有在充分考虑顾客与企业双方供需关系，并结合行为各方情境特征的基础上，才能为互联网营销提供成本竞争战略的有益方案。换言之，将成本竞争战略嵌入于顾客\企业行为之中是管理会计决策的一种重要路径选择。
（一）顾客行为与成本竞争战略从商品营销视角考察，顾客选购商品一般有两种路径：一是继续购买并使用已往熟知的商品；二是更换新的商品，并对相关的商品进行搜索（查找）。在比较新旧商品之后，结合商品的数字化特征与非数字化特征加以综合考虑（“企业1”和“企业2”的数字化特征前文已作了假设，顾客行为选择的重点是对非数字化特征进行分析与判断），最后对新厂家的商品作出购买决定。上述情况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
（二）企业行为与成本竞争战略企业只有全面考虑了顾客的各种需求之后才能获得更好的收益。在每家企业的产品品质、售后服务以及样式（款式）等方面差异性不大时，产品的价格竞争将不可避免，即会产生同质性竞争。管理会计决策将会选择成本管理的竞争战略，主要是低成本战略，具体的决策选择是：（1）通过降价促销来吸引顾客的购买动机；（2）安排一定幅度的降价空间，以满足吸引顾客购买欲望的实现。企业必须围绕顾客需求，在是否采用降低促销策略与成本效益行为之间进行权衡，这一过程表现出的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从企业行为看，若生产成本无法改变，则销售成本等期间费用的降低将成为低成本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销售成本为例，它与企业采用的销售策略以及销售渠道的配置具有相关性。假设企业存在三种销售方式：（1）只在实体店进行销售，设其成本为C1。（2）只在网店销售（利用互联网方式进行销售），将成本设为C2。其中，宣传成本对顾客行为也很重要，这里将宣传成本界定为向顾客传递商品的成本（通常情况下，C1>C2）。（3）实体店与网店同时销售。诚然，若f=0或非数字化特征不存在，且商品的数字化特征无差异时，这两种销售方式均会发生边际成本。假如网店销售的成本更高，则应当放弃互联网营销方案。一般而言，能够从互联网营销中直接获益的往往是顾客而不是企业。然而，当互联网营销的成本比实体店销售的成本低时，减少或放弃实体店销售成为成本竞争战略的一种重要选择。事实上，互联网营销面临的环境十分复杂，通过互联网进行商品销售容易诱发商品价格的竞争，导致企业仅凭借互联网销售难以获得利润，理论上往往放弃这种选择，从社会上频繁曝光的网店关闭现象也可以佐证。因此，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互联网+”环境下，加强顾客\企业行为研究，提高管理会计决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值得各界关注与重视。综上所述，企业的销售策略可以归集为两个方面：（1）直接通过实体店进行销售；（2）既通过实体店又通过网店进行销售（RajivLal，MiklosSar-vary，1999）。通过对顾客\企业行为的考察，下面集中对这两种销售方式展开分析。即分析的焦点是：围绕f>0，C1>C2时的情况，判断企业可以从互联网营销中取得收益均衡的可能性与条件。
五、成本管理决策与企业行为选择
对于实体店，或者实体店与网店结合的企业行为，体现了成本管理决策强调的企业线上与线下相融合的内在要求，是管理会计博弈均衡的一种战略选择。
（一）企业仅靠实体店销售的行为策略及其收益分析就“企业1”而言，顾客有三种基本策略：（1）选择不搜寻；（2）购买熟知的品牌；（3）寻找新商品，即尽可能地搜寻到更好的商品。上述第一种策略，顾客得不到任何效用（选择不买，以静制动）；第二种策略，获得相应的效用，量化形式为r-k，考虑到顾客实际购入的价格，设为p1，则顾客的效用为r-k1-p1（假定p1≤r-k1）；第三种策略，由搜索产生的经济后果来判断效用。在可能的概率q下，顾客通过更换品牌得到满意的新商品（即f>0），便会购入这种新商品，获得的效用为r+f-k1-p1；若顾客觉得不满意（f<0），则会有三种选择：（1）继续购买原来的商品，但顾客已有不满情绪（由于不满意，预期效用为r-f，其他的一样），取得的效用为r-f-k1-p1；（2）购买熟知的品牌，取得的效用r不变（预期效用），扣除查找成本和实际买价，其实际效用成本为r-k1-k2-p1；（3）不购买商品，则其获得的效用为-k1，表现为企业行为过程中的采购成本。针对上述顾客的行为选择，成本管理的策略（即收益均衡）只能存在于三种情况：（1）顾客不去查找；（2）顾客去搜索，但是在发现新品牌差于原来的商品以后，继续使用原来所使用的品牌；（3）顾客会查找但是没买任何东西。以下分为两种情况讨论。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个条件中的f代表着商品的非数字化特征，体现着企业商品的重要指标（如产品质量等），这些指标在博弈均衡的条件下需要大小适度。假如f小于采购过程中的代价（k1或k2），就难以吸引顾客产生购买的冲动。换言之，只有当f>k1且f>k2时，才会使顾客产生查找的行为动机，或者去实体店考察的动力。此外，f应比销售渠道的成本（如C1）小，以减少企业成本管理的决策失误，避免出现盲目降价招揽顾客的行为发生。从管理会计决策视角考虑，企业的着眼点应放在核心竞争力的培养上，譬如通过差异化的成本战略提升f的数值。其结果：一方面，有助于约束其他企业采用价格竞争战略；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名声及其商誉价值，即产品的性价比高，质量稳定，顾客往往愿意多花点钱购买到质量好的商品。
（二）企业同时利用实体店与网店营销的行为策略及其收益分析通过实体店与网店两种渠道进行销售，若企业有定价自，在互联网新经济的环境下，顾客的决策行为会发生相应的转变。区别于单纯的实体店销售，同时开展实体店和网店销售的管理会计决策选择仍然主要是低成本战略（WalterT.Harrisonetal.，2010）。但它具有明显的情境特征：一是顾客不用搜寻，可以直接应用互联网订购商品，由该方式产生出的成本节约，即查找成本k1；二是降价促销的确可以吸引到其他企业的部分忠实顾客（即促使顾客从不了解本企业的商品转变为了解商品的内在特性）。一方面，有效地阻止了顾客对其他企业的搜寻行为；另一方面，在互联网上以足够低的价格来吸引这部分顾客的注意力。结合上述两种情境特征，如果顾客没有发现自己心仪的商品，则他们会利用互联网订购老品牌（原来使用的品牌）的商品，此时的成本会更低。就“企业1”而言，顾客有三种基本决策选择：一是不搜寻，也不购买。此时，收益为0。二是不搜寻，但纳入到互联网营销系统，顾客可以在网上购买。相较第一种决策选择，这种策略节省了采购成本k1，其获得的收益为r-p1。三是搜寻，其收益状况随顾客策略的转变而变动。一方面，对于概率为q的顾客来说，因找到了满意的商品（f>0），其获得的收益为r+f-k1-p2（尽管顾客可以利用互联网订购节省相关成本，但是互联网能够了解的仅为商品的数字化特征，欲掌握非数字化特征仍然需要到实体店去观察，这样就会发生采购成本k1，需要加以扣除）；另一方面，在搜寻之后觉得不满意时f<0，还可分成三种情况：（1）选择购买搜寻到的新商品，其收益为r-f-k1-p2；（2）购买老商品（原来使用的商品），它能够节约查找等成本，所以其收益增加为r-k1-p1；（3）如果不买任何东西，收益为-k2。以下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六、结语
第5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范文
此次交易规模为4.2亿美元，苏宁将推动PPTV聚力在资金和战略资源方面保持行业领先优势，在产业链整合、多屏互动体验、媒体内容及视频开放平台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而PPTV聚力则成为苏宁布局零售业新生态必不可少的一环。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明显感受到两个变化，一个是消费市场和我们运营成本的变化；另一个是互联网电子商务对传统零售渠道的渗透。面对这两个挑战，苏宁明确了企业转型。从苏宁易购正式上线，到确定苏宁要做沃尔玛+亚马逊，再到2013年的一系列动作，比如年初更名、双线同价、开放平台，还有马上要进行的互联网文化再造，苏宁的转型从最初方向到现实路径，已经越来越清晰。”孙为民所说的路径正是苏宁正在系统推进的“一体两翼”的“互联网路线图”。
“一体”是以互联网零售为主体，“两翼”是构建O2O全渠道经营模式和线上线下开放平台。“综合起来看，就是要把我们线上线下的资源融为一体，然后按照平台经济理念，最大限度地向市场开放、与社会共享，从而实现流通领域新一轮的资源重组与价值再造。”如今，苏宁在海内外拥有1600多家连锁店，线上线下年销售额高达2300亿元。
虚实结合：形成产业链竞争优势
PPTV聚力是首家覆盖网页端、PC客户端、手机端、Pad端，并率先进入互联网电视领域的视频新媒体，活跃用户超过3.4亿。艾瑞咨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9月，PPTV聚力日均覆盖用户3092万人，日均播放时长1930万小时，位居行业第三。2011年PPTV聚力推出移动端APP，连续两年位居苹果iPad畅销产品免费APP榜单视频应用类第一名。今年，PPTV聚力推出PPBOX、PPLink等自主品牌硬件产品，全面进入家庭娱乐视频领域，进行“一云多端”战略布局。
聚力传媒CEO陶闯认为：“互联网行业正在从虚拟服务走向实体生活，线上线下的融合经济正成为互联网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未来完全依托线上经济的纯互联网企业可能会越来越少。移动互联网和家庭互联网的爆发打破了传统互联网的概念和运营模式，一个崭新的虚拟与实体、线上和线下全面融合的新互联网经济模式正在诞生，未来互联网将会消失，因为它已经被植入到大众的24小时生活中。”
“目前互联网行业有两个最大的创新：一是视频，二是电子商务。在移动互联网爆发式增长的情况下，互联网已经开始淡化，纯网络经济已经开始从线上到线下融合，电子商务正在大规模介入传统的物流，视频网站已开始拍电视剧，就连旅游网站都开始建立自己的旅游基地。互联网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线上经济，全面向线下经济融合，也就是O2O。如果你不能做到线上和线下、硬件和软件结合，恐怕就不能成为成功的企业。”陶闯认为，此次战略合作将带来三方面的价值：用户品牌的战略价值、云端和终端的战略价值，以及媒体与传媒的内容战略价值。
“弘毅在中国文化产业布局已久，拥有多个投资项目，有着丰富的投资经验和资源积累，可以帮助PPTV聚力嫁接优质的内容资源和渠道资源。而弘毅同时拥有全球资源，可以协助PPTV聚力成为更加强大的传媒平台，不断补充自己的短版。”弘毅董事总经理郭文表示。
此次战略合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终端和云端，用户和品牌，传媒和内容。基于视频云平台的全时智能视频多终端是PPTV聚力的未来发展战略。基于庞大的PC端和移动端用户规模，PPTV聚力将通过苏宁与弘毅的资金实力、线上电商和线下零售渠道资源，以及苏宁、弘毅在家电、3C产业链和文化产业积累的优势，快速布局移动、家庭和PC视频终端，以开放的视频平台定位与硬件厂商合作，增强自己的视频云平台和大数据用户服务能力，形成新的产业链生态，占领OTT智能家庭视频市场，为用户提供多屏一体化的全时视频智能服务。 PPTV聚力将围绕自己的核心产品PPBOX、PPLink推出一系列多屏产品和服务，通过上下游战略合作拓展市场。
而流量是互联网行业竞争的焦点。如何对用户人群深度理解并有效触达，是视频和电商发展的核心问题。此次战略合作将打通PPTV聚力互联网用户和苏宁云商会员服务，一方面通过苏宁提供的各类生活服务加深用户人群对PPTV聚力的认知，另一方面通过苏宁线上和线下人流和广泛的城市覆盖提升PPTV聚力的品牌影响力，增强PPTV聚力平台的黏性。
在媒体内容和服务方面，PPTV聚力将基于多屏体系下的4X2互动娱乐新媒体发展定位， 以及四条主线内容产品（影视剧、王牌体育、娱乐互动和内容自制）和其最具竞争力的双核平台（直播平台和多屏互动平台），提供大众娱乐互动视频服务。而在数字媒体内容投入方面，苏宁、弘毅和PPTV聚力有很多交集。苏宁正在建立开放的数字内容电商平台，三方将在媒体产业布局、电商视频化、媒体内容采购，以及电商和广告营销模式方面深入合作。
布局视频：苏宁互联网转型提速
此次交易苏宁投资2.5亿美元，占有PPTV聚力44%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是苏宁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战略投资。孙为民说：“互联网零售与智能视频行业结合将大大加快苏宁打造全渠道融合、全产品经营和全客群服务云商模式的步伐。”
孙为民指出，三方将加快进入方兴未艾的OTT领域，融合各自的技术研发能力、内容运营能力与渠道优势、客户群体优势，为上游彩电厂商和内容供应商搭建开放的技术平台、海量的内容产品平台和丰富的视频应用平台，OTT领域建立首个覆盖研发生产、流通渠道、内容供应、用户体验的完整产业链条。而苏宁每年超过1000万台电视的巨大销量，将为其OTT业务发展提供保障。
苏宁早已制定了从实体商品向内容商品、服务商品拓展的全品类战略，而数字内容产品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今后，苏宁将通过自主采购、对PPTV聚力持续投资的方式，以及弘毅在文化领域积累的资源，进行版权内容整合，为用户提供更为丰富的影视体育综艺等内容产品和消费体验。
同时，苏宁有望成为国内首批获得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牌照的企业，而PPTV将成为苏宁开展虚拟运营业务的重要内容基地。在完成硬件销售、内容提供与虚拟运营战略布局之后，苏宁将从单一的硬件销售商向软硬结合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
孙为民用Dream（梦想）、Team（团队）、Game（竞技）阐述互联网公司创新的特点和苏宁企业文化创新的方向。PPTV聚力今后仍将独立运营，并坚持互联网公司的创业文化，实现团队的创业梦想。
第6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范文
以制造业为例，信息化在制造业的应用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中国制造2025”标志着信息化在制造业应用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实现数字化生产的基础上，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制造的网络化与智能化。
中国版工业4.0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制造”疲态渐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幅为3.3%，较上年大幅放缓8.9个百分点。2015年以来，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已连续两个月低于荣枯线，表明制造业仍未摆脱萎缩困境。
2015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表示，制造业是我国的优势产业，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
“中国制造2025”被誉为中国版工业4.0规划，是国家层面对未来十年我国制造业发展所制订的“战略行动计划”，将围绕制造业创新能力、创新体系、质量品牌、大企业培育及绿色制造等采取“行动”，以全面提高“中国制造”的水平，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中国制造2025”规划是在中国工程院150多名专家花费一年半时间进行战略论证的基础上，制定的一份规划纲要。2015年3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接受媒体采访时首次公开披露“中国制造2025”制定情况。规划认为完成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需要30年时间，“中国制造2025”是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该规划主要内容分为五部分，第一是强调创新驱动，第二是质量为先，第三是绿色发展，第四是结构优化，第五是人才为本。通过实施该规划使中国制造业进入全球制造业的第二方阵，为后两步走奠定好基础。
有一幅漫画这样描述工业4.0的应用场景，工业3.0是机器设备数字化、智能化，图上画的是一个机器人从货架上抓取一个货物装进一辆卡车；到工业4.0仍然是这张图，只不过在货架、机器人、汽车上都画了一条弧线，这表明这三者互相都通过无线、宽带、移动、泛在的网络联系起来。这就很直观地表明，将来智能化的设备、产品之间，通过有线无线的通信方式连接在一起，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物联网或者工业互联网的概念。
一言以蔽之，“中国制造2025”的实质是基于互联网实现智能制造。
“互联网+”融合传统行业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同样也涉及了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融合，那就是“互联网+”战略。
总理的工作报告对“互联网+”战略描述得相对简单：国家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国家已设立400亿元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要整合筹措更多资金，为产业创新加油助力。
简而言之，“互联网+”是指各行各业构建在互联网的底盘之上，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
回过头去看，过去的20年时间里，互联网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经济的格局和产业版图。第一个十年里，互联网行业和传统行业和平共处，互联网催生了很多新经济，比如门户、游戏和电商等。第二个十年里，互联网逐步开始改变甚至颠覆了很多传统行业。
全球互联网连接了30亿网民，创造了辉煌的技术奇观，基于互联网的物联网更是一个浩瀚无边的蓝海。“互联网+”是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与各行业的跨界融合。互联网+交通=打车软件，互联网+金融=微众银行，互联网+政务=智慧城市。“互联网+”以信息通信业为基点全面应用到第三产业，形成了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互联网教育等新业态，并向第一和第二产业渗透。
其中，互联网和工业的融合无疑更为让人期待，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曹淑敏认为：宽带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给几乎所有的产业都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尤其是互联网技术跟工业的融合。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有了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提法。当前，两化融合带来了产品个性化、制造业服务化、流程虚拟化……国内很多企业已经在做上述实践。更高级的融合是工业互联网，它将极大地降低工业能耗，提高产品质量。
互联网工具化全景渗透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与工业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物联网应用，这同时也是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新阶段的重要体现。
2015年3月16日，德国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CeBIT）在汉诺威市展览中心拉开帷幕。本届会议的主题是数字经济，“数字为始，经济为主”，这个口号的内涵是：不是实体经济要互联网标志化，而是互联网必须深入实体经济内部。在中国，它有着另一个新的名字叫“互联网+”。
随着工业4.0这个概念的推广，传统工业系统支配下的德国社会已经达成共识：真正的互联网精神应该是互联网工具化后的全景渗透和数字经济引导。
同样，在我国工业互联网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苗圩认为现在工业互联网应用多半是在营销环节和售后服务环节、采购环节，如B2C和B2B。而工业互联网将来在制造环节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都会给现有的生产方式带来颠覆性或者革命性的变化。
以制造业为例，现在制造大规模消费类产品大多采用集约制造，这是最经济最合理的生产方式。但集约制造对个性化需求的满足不够，现在通常是一个企业大批量制造出产品，发送到各地，通过分销环节到达用户手中。将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设计师，所需要的材料和零部件都可以通过网上采购，自己也可以把它生产出来，这是最好的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生产方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则以另一个例子说明在工业互联网下的智能化生产时代，规模化生产与个性化生产是可以互相融合的。以青岛红领服饰为客户提供定制服装为例，用户可以从企业提供的上百种款式搭配中挑选自己喜欢的款式。用户确定要求后，数据将被发送到工厂。每件衣服都是个性化的产品，但生产过程却依然是大规模流水线生产。这种个性化生产的成本只比普通大规模生产高10%，但售价却比普通大规模生产服装高一倍。
智能制造切入工业互联网
“中国制造2025”的本意是进一步推进两化深度融合，通过互联网让机器与机器“对话”，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来加强企业的管理、制造、生产。而信息化在制造业的应用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在实现数字化生产的基础上，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实现生产的网络化与智能化。
在数字化方面，过去五年，我国工业企业在研发设计方面应用数字化工具普及率已经达到54%，近五年年均增长4个百分点：现在很多工业企业已经实现了甩开图版，无纸化设计，数字化模型与三维仿真等技术的大量应用，减少了研发的周期，提高了设计的效率，也降低了研发成本。另外在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中，生产线上数控装备比重已经达到30%，近五年也是年均增长4个百分点。
而在网络化与智能化方面，中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我们在高端的传感器、重要的操作系统、数字化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提高智能化的水平，这样才能达到智能制造的要求。
以机器人应用为例，工业机器人在工业领域的推广应用，将提升我国工业制造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降低人工成本上升和人口红利减少对我国工业竞争力的影响，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和资源消耗，保障安全生产，保持和提升我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7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范文
会场越来越“冷”
这是北京图书订货会走过的第25个年头，早在2009年书业一片“抱团过冬”声中，参展单位就开始盛传“图书订货会真正的订货功能已经逐渐消失，参会主要是见见老朋友”，这种声音延续至今。
从参展商人数和展位数量来看，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已显出越来越“冷”的气氛。主办方之一的中国出版协会介绍，今年的展馆面积减少了近5000平方米，展位总数为2280个，比上届减少137个。更让记者惊讶的是，一直是以大规模、炫丽装潢呈现的大参展方中信出版社今年居然未参展，据说是因为展位不足。
《经济》记者在展馆现场发现，本来是12日结束的图书订货会，10日就不断有出版社开始打包撤离，在展馆的人也越来越少。已经参会5年的清华大学出版社市场部的李先生告诉《经济》记者，往年他会提前一两天到会场准备迎接各地来的客户，每天忙得抽不开身，而今年他只去了会场两趟，还只是和几个约好的老朋友见面，“会场里面一年比一年‘冷’了”。
从重点书推荐的环节来看，作家们对这个重要节点也显得很冷淡，今年的新书会现场已少了很多大家的身影，曾经白岩松、陈丹青、梁文道、汪涵同台“谈读书”的场景也一去不返了。“作家们都过冬去了，今年也很难约到书稿”，长江文艺出版社一位编辑无奈地告诉记者。
数字出版正风起云涌
在纸质图书会场日渐冷清的背后，数字出版已经风起云涌。
在本届订货会上，数字出版和数字阅读明显充当了主角。大会主办方特意设置了近2000平方米的数字出版展馆，共100余个展位。而且，订货会期间的几个核心会议――高层论坛、版权交易、产业峰会等，均以数字出版为主要议题。数字出版、数字阅读无论在展会活动中还是在各方交流中，都成为热门关键词。
据了解，作家出版社也因重视版权受到广泛关注。2011年，作家出版社向80余位作家支付了总计100多万元的数字出版版税，成为传统出版社首次大规模向作家支付数字出版“稿费”。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庆国就指出，数字出版的核心其实就是电子图书，电子图书是纸本书的一种延续，一种书两种形式销售，两种形式生产，它是一种市场互补而不是简单的一种替代，实际上给了读者和出版人更大的选择空间。一语道出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关系。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将文化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并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等新兴文化产业。同样，《数字出版“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也描绘了一幅宏伟而绚丽的数字出版蓝图。2011年是数字出版应用大发展的一年，数字出版产业化趋势不可阻挡，具体表现在数字出版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收入不断增加，产业融合度不断加深，数字出版的产品形态也在不断丰富。整个行业的发展特征可以概括为“跨行业”和“全媒体”：不断有新的数字出版企业、渠道商加入到这个行业中，产品更为丰富，形成了非常完备的产品形态，而以手机出版为核心的移动互联网出版、电子书包以及以云计算为特征的数字出版平台成为三大热点。2012年数字出版产业魅力无限好。
实体书店需因势而变
本届订货会，组委会特为民营书业设立了专馆，共有122家民营图书企业参展，设置了324个展位，其中盛大文学、新经典等20家机构集体亮相。而民营企业参与订货会的热情也在不断升温，湖南天舟、山东世纪天鸿、世纪金榜、北京日知等业界享有盛名的民营企业都动用了8个以上的展位，而湖南天舟的展位则多达16个。
实体书店的何去何从也成了订货会的聚焦点之一。2011年，一批实体书店在图书零售市场整体缓慢增长的大背景下，纷纷关门。其中，中国最大民营连锁书店光合作用的停业，更是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在本届特设的“独立书店生存与解决之道”研讨会上，多位实体书店经营者认为，实体书店应努力寻找与网络书店的竞争优势，通过与商业地产合作，引进文化沙龙等多种模式，打造具有独特阅读体验的文化场所。
“从政府角度，要给予民营书店更多优惠举措和政策扶持；从民营书店角度来说，也需要转变观念，进行深度的特色经营，增添更加人性化的服务，注意要把一些互联网先进技术积极地吸收进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表示。
改制激发强者更强
不管是冷清的场面，还是背后的喧嚣，据北京图书订货会组委会现场统计，图书订货交易共达33.16亿元人民币，比2011年的32.5亿元增长了6640多万元。组委会指出，本届订货会交易额的再度增长说明，出版业体制改革已显成效，书业已渡过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面展示开始上升趋势。
2011年是中国各大出版社转企改制完成后试水的一年，是革新旧有营销模式、营销观念，出版发行单位直面图书营销市场大潮挑战与洗礼的一年。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出多媒体数码出版工程“大耳娃”系列产品，就是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加速转型的成果之一。在2011年完成转制之后，教育科学出版社在今年年初与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山西省电化教育馆共同出资、共同组建了山西华电教育传媒有限公司，谋求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以形成产品多元化、合作多元化、投资多元化的新格局。
第8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范文
[关键词]传媒产业 收入结构 媒体整合
一、经济危机对传媒产业的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大环境下,经济危机的影响已经涉及到各个行业,而处在实体经济链条末端的传媒产业,已经越来越显著地受到危机的影响。
1.经济危机对我国媒体广告经营的影响
媒体广告和经济成长状况的起伏一般呈强相关关系,广告能够放大经济波动的效应,所以传媒经济稳定性比较差,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大。长期以来,我国媒体广告收入占总经营收入的比例远远高于国外媒体;房地产、金融、汽车和通讯等行业的广告又在其中占据很大比例,单一依靠广告,依靠几大重点行业广告的现象非常突出,当经济萧条或者某些产业做出调整的时候,这种单一依靠广告的媒体盈利模式的弊端就暴露无遗。
2.经济危机对我国传媒产业投融资的影响
作为具有强烈的附属性传媒产业,是需要依靠强大的资本推动和深入,传媒产业靠其自身的资本运作难以成为一个经济支柱产业,因此,传媒产业的发展与大量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内众多的媒体公司是依赖各类投资资本生存和发展的。在欧美成为金融危机的重灾区之后,一些海外的资金被抽回去救场,很多“风投”对媒体投资谨慎。就中国新媒体市场而言,2008年的融资总量缩减了约四分之一,2009年融资的规模也进一步回落。如果这类公司在现有的资源情况下不能尽快实现盈利,将会出现严峻的资金问题。
3.经济危机对我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不同影响
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受到危机的负面影响最大。由于发行量下降、读者和广告客户流失,纸张等原材料成本、人力成本上升等原因,许多报纸期刊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就已经处于内外交困的状况,而经济危机使得这种困难状况加剧。国内一些报社已经采取减版面、减刊期、减少赠阅等措施减少用纸量;一些报社还通过精简队伍、降低薪酬来缩减人员成本。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经济面对此次危机显得较为镇定和从容。由于数字技术的应用、受众基于消费成本控制而更多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等因素,使新媒体受益匪浅。然而,在广告和融资两个方面,风险投资骤减使为数不少的互联网新兴企业难以为继,互联网因缺乏广告效果的标准化评估会使得企业在投放选择方面更为审慎。
二、经济危机下传媒产业发展机遇分析
1.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
在经济危机和新媒体的双重挤压下,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型也正在成为其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种良方。传统媒体发展新媒体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传统媒体有真正原创的内容资源,这是很多新媒体公司所不具备的;另外广告经营上传统媒体大多拥有一些长时间合作的客户。尽管由于我国的新媒体发展刚刚起步,如何使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有机地融合以实现盈利还值得人们深思,但新媒体仍然以其低廉的运营成本和便捷及时等特点成为媒体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2.“口红效应”给传媒产业带来机遇,促进传媒产业收入结构调整
“口红效应”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提出的经济理论,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人们往往会放弃购买或消费大型的奢侈品,转而集中消费类似口红这样的小商品,以获得购物所带来的。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受众对媒体的接触率明显增加,然而,作为传媒产业主要收入来源的广告收入增长却明显放缓。这就引出了新的问题,如何将受众对传媒产品接触的愿望转化为新的收入来源,而不是仅仅依赖于原有的广告收入,这既是传媒产业收入结构调整的一个机遇,同时也是一个挑战。
3.为媒体间整合提供契机
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一些弱势媒体将会处于经营艰难甚至破产的状态。2008年,新闻出版总署一直在探讨并推动报刊市场退出机制的建立,经济危机对弱势媒体的冲击,将使得这一进程加速。与此同时,当很多媒体经营困难的时候,更为媒体之间的整合提供契机。在经济环境良好的时候,即使弱势的媒体,要生存下来也还是较为容易的,而当经济环境恶化的时候,一些边缘化的媒体迫于生存的压力,会更有主动性接受强势媒体的整合。通过整合,中国传媒产业期待已久的超级媒体有可能诞生,从而推动中国的传媒产业不断升级。
三、经济危机下传媒产业发展策略分析
1.调整产业结构,增强传媒产业抗风险能力
我国传媒产业长期以来存在数量与结构失调、效率和实力较低的弊端。经济危机中,市场会自然淘汰规模小、实力弱、管理散乱、同质化严重的媒体,进一步理顺传媒行业内部的产业结构。采编、广告、发行、经营、数字化等领域内实力较强的传媒企业,要把资源集中在培育和发挥自己的核心优势上,以适应更加细化的行业分工格局。建议政府相关部门通过政策导向引导媒体调整经营战略,开拓新的盈利空间,适应分众化、多元化、数字化的市场趋势,减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2.传媒产业收入结构调整,实现内生型收入与外生型收入的均衡增长
经济危机导致了广告层面的传媒收入萎缩,同时也暴露出传媒产业收入结构的弊端。这就要求媒体的收入结构由原来的以广告收入为主向稳定性较强的内生型收入倾斜,通过媒体与受众之间的消费关系,实现内生收入的增加;在新传播技术平台之上,实现媒体内生收入与外生收入均衡增长的新特征。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内容交易关系稳定、规模也出现明显的扩张,如果能够采取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强化、扩张这种交易关系与交易范围,就使得媒体在广告商之外寻求到了更为广泛的市场支持。
3.转变传媒产业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媒体经营效率
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媒体采取的是重量不重质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虽然总量越来越大,但是利润率却很低。这种靠拼资金、拼人力的外延式增长方式,代价沉重,难以再支撑中国传媒产业的持续高速前行,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媒体经营中成本是刚性的,而盈利则是弹性的,在成本一定的情况下,传媒产业可以利用现有的资源生产出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内容产品,有助于提高媒介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第9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范文
关键词：新经济创新发展机制体制
1微观层面，大力推进“新技术+业务+组织”发展，增强企业竞争力
1.1促进产品形态变革
推动新技术直接转化为最终消费产品和服务。大庆市华为云计算中心为市民提供“互联网+”政务服务、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14个方面的服务产品；大庆抽油机制造分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游梁式抽油机；此外还包括智能传感器与互联网结合而形成的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各种功能机器人及生命科技基因测序服务等。实现物理实体产品与数字虚拟产品结合。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具有物理形态的实物在数字空间具有一一映射的虚像，将物理实体与数字产品结合起来，二者实时链接和管理。企业通过实体产品消费和消耗情况传导到数字世界中，通过运营参数变动进行监控和分析，实现实体产品运行最优化管理，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接触数字化虚拟产品，实现信息对称和及时反馈。实现虚实产品的供需合一。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兴产品，尤其对于平台型产品，往往不是传统意义上交换瞬间就实现产品归属明晰，而是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互相参与到对方的买卖过程中。如网约车，无论是网约车用户还是司机，都是基于网约车平台的使用过程参与到对方产品生产和消费。
1.2促进业务流程改造
提高运营效率，优化生产商服务模式。新经济的到来，为企业带来了网络化、数据化和智能化支撑，使企业制造系统、服务系统具备实时感知、分析、自主决策、组织和精准执行等能力，使交易成本大幅度下降，企业拜托中间商直接与消费者建立联系，生产过程呈现去中心化。发展个性化定制，转向用户需求驱动模式。企业与消费者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连接，不仅能使企业掌握消费产品的情况，同时消费者也可以直接向企业发送产品需求。企业运营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为个性化定制的实现提供可能，在不需要或极少需要人工干预的情况下，根据数据化的材料元素形成不同组合，高效的提供与个性市场化需求匹配的产品和服务。开启业务流程同步运行，实现绿色闭环管理。新经济发展使得企业生产流程始于消费需求，也终于消费需求。新经济发展中人们更加注重节约、绿色和环保。基于网络技术的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输销售、售后服务和信息反馈等内部业务流程几乎同步进行。只要需求和生产的流程连续不中断，就可以实现增量与存量的有效调度，甚至是实现零库存管理。
1.3促进商业模式创新
发展长尾模式。对于没有市场规模优势的传统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要想实现长尾商业模式关键是要加快推进与互联网结合，降低利基产品展示、搜寻和交付成本，使“所有东西都可以获得”；降低利基产品价格，保持该类产品市场供求稳定。发展免费模式。免费模式在具体应用中要实施基础功能免费和选择性收费结合、产品免费和渠道收费结合、前期免费和后续收费结合、先期收费和后期退钱结合，此外也包括高获利产品和免费产品叉补贴模式和逆向收费模式等。发展平台模式。大庆传统企业必须深度嫁接互联网技术，促进企业发生颠覆性变化；提高企业资源整合能力，把握核心环节，放开其他要素边界；形成不断升级的双边市场。发展分享模式。发展分享模式培育信任的文化基因至关重要，需要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形成社会化的分享、合作必然以信任为基础；鼓励分享平台企业在法律框架下突破旧规则，营造更有包容性的环境，否则分享模式不能持久存在。
2从中观层面，有效推行“创新产业化”和“产业创新化”协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2.1推动创新产业化，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加强石油石化效率提高新技术研发，推动形成新产品新服务产业化。大庆最具有优势的技术集中在石油石化产业。2018年3月，大庆油田立足解决质量、安全和管理中的生产难题，54项优秀QC成果，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2018年6月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在“CPS/SEG北京2018国际地球物理会议暨展览”中，有7项特色技术，受到了专家的一致好评。加强污水废液处理新技术研发，推动形成绿色环保产业。大庆油田加速攻关环保新技术，一批新装置、新技术得到应用，为大庆绿色环保产业发展增加了动力。大庆油田研制推广环保作业工具，简易带压作业装置、防喷器高压胶芯等环保作业工具；油田压裂技术人员研制出专门处理压裂返排液的化学药剂；采油三厂研制便携废液回收装置，应用前景广泛，已在全厂推广应用。加强新兴产业技术研发，推动“新字号”产业发展壮大。新时期，大庆要继续发挥重化工材料产业优势，重点发展新型有机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复合材料等重点领域。提高新材料企业的认识，激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继续推进“政用产学研”创新合作体系建设，加大新材料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实现新带来产品、新技术产业化。
2.2推动产业创新化，提升产业互联互通能力
实现农业由种植养殖为主向一二三产业融合转变。建立“初级产品——加工制造——流通服务”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建立“定制式创意——智能化控制——平台式流通”的智慧型业态。实现制造业由加工制造为主向制造业+服务转变。在“制造业投入+服务”上下功夫，形成和上游产业连接。不断完善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一系列服务，包括产品设计、研发、生产管理、会计核算、法律咨询和金融支持等。在“制造业产品+服务”上下功夫，形成和下游产业连接。积极探索“产品+附加服务”“产品+衍生服务”和“产品技术+平台服务”等模式。实现服务业由低端、低附加值向高端化、高附加值和高带动性方向转变。服务主体要具有互联网思维，勇于自我改变，自我否定；创新电子商务模式，探索发展新路径，推动电商平台共享模式、推进电商进社区便民服务中心项目，发展订单农业等；积极培育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经济、新业态，通过数据采集、数据挖掘及应用、云计算、物联网等上下游企业正在逐步集聚。
2.3推动创新产业化和产业创新化协同，实现产业链向高效闭环升级
完善新兴物联网，夯实产业闭环智能基础设施。新时代大庆要完善新兴物联网发展需要实现标准化建设，制定完善跨行业、跨部门协作机制，对基础共性、关键技术和重点应用的标准做系统规划和研究制定；需要结合大庆实情突出地方特色，结合科研能力、应用基础确定发展定位和优先次序；加快物联网核心产业发展，发展物联网应用及软件等相关产业，构建完善的通信网络制造和服务产业。强化客户中心化，实现产业闭环无缝对接。制造企业逐渐完善定制元素数据库和客户信息库，由微商和中间商定制信息集合向企业直接接受消费者定制需求转变。要激励产销者群体发展。大庆在新经济发展中可以抓住清洁能源生产的地域特色性鼓励能源消费者向绿色能源产销者发展。坚持绿色发展，提高产业闭环质量效益。三次产业融合中打造“农业资源——农产品——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全产业链模式，减少农业废弃物，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加强延长工业品的产品寿命，分散回收、集中处理和再生利用等举措，缓解资源粗放式投入和污染输出对自然生态的压力，最终提高生态效率。
3从宏观层面，精准发力体制机制，完善创新服务体系
3.1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培育新经济发展所需人才。以双元制教学模式为基础，提供多种模式的岗位实践机会，实现产教结合；以慕课、知识分享等学习型平台发展为契机，培育大量有竞争力的产销者、创客，实现人才质量提升；制定人才培育计划，做好人才数量储备。建立健全人才评价机制。积极有序地推动职称制度和职业资格制度，灵活人才构成梯队；建立新经济发展人才绩效评价综合体系和辅助评价体系；加大爱岗敬业表现、重大创造创新、工作年限等评价权重。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建立新经济发展人才激励综合体系，兼顾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方面。
3.2创新科技金融体制机制
创新科技担保和保险制度。鼓励引导有基础、有条件的保险公司设立科技保险专营机构，支持设立专业性科技保险公司，探索建立创新创业科技保险试验中心或基地，同时促进再保直保化，实现直再融合。完善知识产权抵押质押融资制度。明确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标准细节，并在区域内形成评估方法和结果的信息交流和共享平台，以满足知识产权在产业化之前具有“量化价值”。积极构建评估定价机构与金融机构评定成果共享平台，提高融资效率与安全性。创新互联网背景下的风险投资机制。逐渐改变以政府财政拨款和银行带款为主的单一投资结构；发展有限合伙制的风险投资机制，构建约束和激励机制，缓解风险投资主体之间的信息高度不对称性矛盾。
3.3强化技术转移体制机制
大力推动技术市场建设。强化以企业、产业的技术需求为中心进行研发创新增强高校和科研院所和企业对新经济发展前沿的敏感性和反应能力；构建完整的技术转移机构体系，打破行政干涉，实现市场化推动。完善科技成果供求信息对接体系。建立跨区域的科技成果转化信息共享和交易平台；建立协同技术转移机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效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营。探索建立专利当然许可制度，有效的连接市场需求；完善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双轨并行、有机联动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提升技术审查意见的价值参考；优化专利和商标审查流程和标准。
3.4完善法律保障体制机制
推行信用立法，保护网络信息数据。明确征信主体、征信对象、征信内容和征信方式；加快培育并发挥专业性第三方信用服务中介企业；建立健全失信者纰漏曝光与申诉机制。探索合理责任分配制度，发展新经济商业模式。提高放管服改革质量，在源头上筑起第一道防火墙，在企业和个人进入平台时要明确准入审核机制，压实法律责任，明确平台负有审慎的注意义务、审查义务，并要求在其没有尽到规定的义务时，对消费者的损害必须先行赔付。覆盖“空白+缝隙”，完善新经济法治环境。要增强对“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共享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领域的认知能力和风险的感知，对其发展中倾向性、伴生性、衍生性等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弱化法律迟滞效应。着力处理在新经济商品和服务质量与标准化问题、产品和服务提供者资质考核审查问题和市场运营规范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