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考古的问题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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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关于考古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 债转股 国有企业 银行体系 国企改革

一、前言

本轮的债转股从2016年10月正式落地至今，不可否认，本轮的债转股的实施被寄予了极高的厚望，当然这出来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更重要的目的是降低企业的高杠杆率，防范企业的债务风险，但是实施过程中牵扯到银行，企业，政府多方，在落地之后的几个月里都出现了各种风险与机遇。首先联系银行的增值创新来说，本轮的债转股可能会对银行体系或者资本市场产生开放式的资产替代效应，具体分析下来是要重点调整国有资本的布局结构，还可以通过债转股观察作为实施机构的得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实际效果，从而有可能会帮助到国有金融资产和国有工商企业之间的资产分割管理。当然有些国企长时间积累下来的历史问题也可以得到适当地解决。最后，要通过债转股建立一个解决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长效机制。本文以国有企业为例，重点分析国有企业债转股存在的风险，并对本轮国有企业债转股问题进行了讨论，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国有企业债转股问题的现状、作用及问题

（一）国有企业债转股问题的现状

债转股已经实施多个阶段了，其中涉及到的多方利益包括银行、企业、政府，他们之间纠缠着越来越深的复杂性，当然国家的经济政策在制定实施之前所必须考虑的便是成本与收益的因素，但是成本收益从来都不是站在一方角度就可以定论的，方向不同，那么结论就会有所不同，但是国企运营对于社会的发展出现的各种不适应，逃避不了，所以又必须作出必要的改革，问题的困难度决定了很难找到一蹴而就的方案，所以债转股的设计可谓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并且是一项长期试验，一轮一轮的过去，对于这些问题一定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国有企业债转股问题的作用

银行体系的资本市场中需要债转股发挥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开放式的资产替代效应。过去的十年来，我国金融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之相对应的改革也在不断地深化，金融体系比较重要的就是在于市场准入和价格市场化的改革，特别是过去几年，这写方面被给予了很大的自由度，但是很明显的资产替代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限制，相对封闭，去年，投贷联动政策，刚刚开始试点，是否会发挥预期效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必然会为金融改革提供新的而方向。互联网高科技企业在金融业的创新不断在给银行业造成冲击，如今的债转股也是银行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当然也会成为银行的创新点，同时很重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联动机制存在的问题也需要在探索中解决。

（三）国有企业债转股问题的问题

针对国企中存在的最显著的问题，就是高负债率和高杠杆率，债转股的主要目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对比金融改革上面成绩突出，国企改革的问题远远超过金融改革，突出强调国企存在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在实施方案的设计上也会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在推进的速度和质量上也不如预期，这是债转股必须面对的严重的现实问题，所以还需要一步一步得慢慢探索。

三、关于国有企业债转股问题的若干思考

（一）国有企业债转股的主要任务及工作重心

本轮的债转股，其重点任务就是要重新调整国有资本的布局结构，应该是说把国有资本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当然，众所周知，国有企业改革中一直在说的问题便是国有资本布局的调整，但是为什么一直都难见成效，这也是此次债转股需要突破的问题，过去的毛病主要是战线太长，而且布局过宽，改革中不痛不痒，政策的主要目标不是在于改革，而是去鼓励企业，特别是竞争性的行业国有资本改革中有进有退，总体上适当收缩，但是这就会很容易出现两方面对立的矛盾，具体来说在被看好的好的行业中，由于存在很大的利润前景，很多国企当然是不愿意退出，而另一方面差的企业纠缠在历史遗留问题中太久，根本无法轻松退出，或者是推出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也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个时候，债转股设置的实施机构就可以发挥很大关键性的作用，就是在企业自身无法完成退让时，企业可以将股份转让给实施机构，然后可以由实施机构帮助其退出，从而便可以实现国有资本布局结构的调整，避免企业自主调整困难的处境。

（二）国有企业债转股带来的资产分割机遇

通过债转股同时可以观察到作为实施机构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实际效果，从而解决国有金融资产和国有工商企业之间存在的资产分割管理带来新的可能性。而且国资委现在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有一个试点，正处于初步尝试的阶段，虽然对于其中究竟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在债转股上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还是个未知数，但是也很期待可以切实地发挥出预期的作用，因为这对于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国有金融资产和国有企业之间的资产分割管理可能意味着一个新的机遇。

（三）国有企业债转股面临的重要挑战与风险

如前所述，本文有重点在谈国企存在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不管是业界，还是学界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事实表明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更是债转股是否能够顺利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在国企改革中，我们都始终避不开这个难题，既然这样我们不妨将债转股和国企改革结合起来谈。首先我们应该清楚造成国企的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有部分问题经过几轮的债转股有所改善，虽然有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但并没有完全解决，据国资委前两年的研究保守估计，国企现在的状态，如果想要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可能需要两万亿的资金才可以实现，随着问题的复杂性的逐渐暴露，现在的估计所需要的资金可能会更多，我们可以从目前的一些重化工行业的国企情况来看，比如像中钢，中铝，情况都不太好，而且据估计很有可能这些行业未来的趋势会越来越不好，在面对这些大概率的事件的同时我们要做好评价判断，因为，之前这些重工业的飞腾是因为中国进入到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市场的不可替代的需求很大，而如今，中国的工业化阶段整体已经进入了后期，重化工行业的发展峰值很明显就在眼前，行业即将到达天花板，往后发展很有可能会给社会带来超额的负荷，既然这样，倒不如在这一轮一轮的债转股的过程中结合历史遗留问题把对这些企业继续投入的资本尽量搬出，用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投入新的战略产业领域才是更好的选择，这不仅仅是国企真的重点改革，更是社会生产转型的非常关键的一步。

（四）国有企业债转股过程中国有资本经营收益长期机制的构建

债转股可以帮助建立一个解决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长效机制。通过债转股，将资本金渠道合理化，R祷。需要合理化，则其中必然存在很多的不合理性，对于国企，规范的途径应该是需要增资就增资，需要减资就减资，这才是正常的逻辑，然而国企每年大概可以实现两万多亿的利润收益，这些收益虽然在数字上很有优势，但是真正纳入财政的会计核算利润可能只有一半不到，那么其他的利润收益虽然可能会以各种方式回流到国企体系内，但是如果没有具体规范就会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漏洞出现，给国企改革留下诟病，久而久之可能会成为新的历史问题，所以要将其中存在的各项资本经营收益的界限划清，建议要按照三中全会的大目标来做，在时间上也要给出一个宽度，逐步实现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规范化，也就是，在资金渠道的安排上，合理规范到每一笔，不做不相关的任何其他的财务安排，包括像资产负债表的持续恶化，甚至最后企业面临破产，只有严格按照《公司法》和《破产法》的相关条例来履行该有的程序，法律要求改如何办理就如何办理，程序上的严格执行，也有利于建立一个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长效机制。

四、结论

总而言之，本轮的债转股自实施以来，一系列项目都在有序得推进，其中不乏在很多区域的重点国资企业，像是广州交通投资集团、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锡业、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及山东能源集团等等。债转股在国有企业中推进得如火如荼，这也引发了各方积极的讨论，学术界以及业界仍然存在越来越深的思考和观察。因此，不管是对备受瞩目的本轮的债转股，还是以后的国企改革来说，问题的复杂性需要多方正视与重视，方案的科学性需要试验和探索。债转股的关注度在持续上升，也有利于督促国企改革或者金融改革给出更漂亮的成绩。

【参考文献】

[1] 娄飞鹏.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债转股的历史经验及实施建议[J]. 西南金融2016. （06期）.

第2篇：关于考古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中医古汉语；教学效果；学习兴趣；自主学习

从事教育工作几年来，一直进行的是古汉语的教学，严格来讲，是中医古汉语的教育教学。对于学习中医专业的学生来讲，中医古汉语是基础课，更是工具课，其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为后续专业学科，譬如《伤寒》、《金匮》、《内经》等中国传统医学的学习扫除一些文法上的障碍，七年制教材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高要求，那就是还要同时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其实无论其目的如何，作为教师来讲，对学生进行讲授，所关注的就是一种教学的实际效果和学生的真实接受程度，而现在面临的困境就是，往往达不到其目的的教学效果。或者效果甚微；学生接受牵强，以考试过关为目的。细想下来，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值得认真思考。

由于文言与现代汉语相差太大，这样就很容易导致学生产生“难学”、“厌学”的情绪，在思想上认为古汉语是少数文史专业学生的“专利”，不利于大众阅读与理解。但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古汉语始终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一切重要的文献均以文言文为书写符号，政治、科技、地理、医药、农业等各种成就都以古汉语作为表达方式。换言之，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长河里，古汉语扮演着权威的叙述者角色。这就表明古汉语学习的必要性，尤其对于学习中医的学生来讲，不学习它，我们就无法领略前人借助之创造出来的灿烂辉煌的医学文化，势必对今后的学习造成巨大障碍。但是如何解决这种矛盾，首先要从教学方法上，现在的教学主要采用的就是老师传授，学生接受，造成结果枯燥、乏味，这种教育方法对于任何课程来讲，都是应该被踢出历史舞台的，对于中医古汉语就更是行不通。几千年前，大教育家孔子就提倡“教学相长”，即教与学不是两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一对密切联系的实体，他们是互动的、发展的，这个理念应该贯穿于中医古汉语教学的始终。而如何实现，在我看来，兴趣就至关重要了。

我们都知道，人们做某件事。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为了完成任务。二是对该事情感兴趣。由此，我们不难清楚，前者是被动的，故而态度是消极的，所以对其结果仅满足于完成任务，达到要求：而后者则相反。因为他感兴趣，所以首先表现在态度上的是主动投入、热情参与，理所当然的。对于结果，他们则期待着“更上一层楼”。经过对比，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就教师而言，首先要引导的是蕴涵其中的人文精神。从绚丽多姿的古代文献里，我们可以读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尊老爱幼、信守承诺、大公无私、机智勇敢、忠于朋友等等，这些美德古今相通，生生不息，至今仍有教育意义。在教学中融入曲折生动的情节、感人至深的教育，这样会使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现在的社会趋于浮躁，大学生在特殊的年龄时期，思想趋于成熟但却容易偏激，现在的百家讲坛应运而生，并且大行其道，可以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的精神世界需要一种指导，需要一种慰藉，而古典文献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人们的一些困惑，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可以让学生们的精神世界更丰富，从而更坚强。

其次，可以引导学生体会到美。古人留给我们丰富的文学遗产，其中不乏很多美文，譬如大家都熟知的王羲之的《兰亭序》，王勃的《滕王阁序》，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等。这其中，蕴涵着意境美、形式美、语言美等各种美，教师指导学生用心去感受，去体会“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聆昕“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无形中，会令兴趣增长。

再次，教师应该触类旁通，善于找到古代汉语与其他学科或相关技术的结合点，以此来打动学生，让学生体会到任何知识结构都是相通的。“诱使”他们进入预定的教学轨道。现在的教学状况就是。学生重视专业课，重视外语学习，认为这些对于以后择业的好坏有着根本的决定作用，这其实不能不说是教育的一种片面性，但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很难改变。我在教学过程中，经常和学生所讲的就是，无论现在所学习的任何看起来不重要的一门学科，对于我们日后的成长都是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不分伯仲的。也许同学们现在很难理解这样的话，认为人生有轻重，但知识却是不分轻与重的，等到人生达到一定得阅历自然会体会到这些知识的重要性，它会大大指导我们人生的很多抉择。我们可以看见在很多中医古典文献中就融入了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哲学、自然科学等相关内容的融合，并不是就是简单的字词句语法的组合。转贴于

第3篇：关于考古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多媒体 古代文学 课堂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7.074.

自我校开始使用计算机辅助教学至今已有8个年头，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发现多媒体辅助教学对于古代文学的授课既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小视的弊端，在此略加探讨，有待指正。

1 多媒体辅助古代文学教学的优势

首先，可以引发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作为伊犁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长期以来受到高度重视，但是这样一门集文学、史学、哲学于一体的中文传统专业课程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却不能引起学生足够的学习兴趣，这也使多年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老教师们深感头疼。当然，这并非是由于教师的知识储备不够丰厚，而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从2008年起，招收的学生都是“90后”，这一代学生是伴随高科技电子产品成长起来的一代，思维非常活跃，但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二是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学生更加注重自身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而对潜移默化提高自身素质的传统学科缺乏应有的重视；三是古代文学课程本身存在的一些特点导致学生缺乏足够的学习兴趣，比如讲授的内容尤其是先秦两汉部分文言成分较多，学习过程中需要跨越的语言障碍较大，使学生疲于学习；针对当代大学生和古代文学自身的特点，在教学中适当采用图片和影音资料来拓展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使用多媒体可以大大增加古代文学的课堂信息量，提升教学效果。

古代文学上迄先秦时期，下止清近代，时间跨度长、内容含量大、问题头绪繁多、作家作品众多，而有限的教学课时远不能满足庞杂的教学内容的需要，尤其是近几年来对教学课时的压缩，更是难以做到面面俱到，以伊犁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古代文学课由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周课时6节压缩至周课时4节，2011年修订的教学计划中又进而压缩成周课时3节。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讲授更多的内容便成为古代文学老师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而一些古代典籍，由于文字艰深，口头介绍学生又很难听懂，板书又受时间限制，上述众多难题却在事先准备好的多媒体课件面前迎刃而解。且以图像、声音、动画配合文字，更有助于加强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课堂容量，也不至于使学生久听乏味而导致疲劳。首先，以图而言，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迹，如佛像、书法、绘画、雕刻，封建王朝的疆域、版图、图表、示意图，戏曲中的生、旦、净、末等角色形象可以以图画的形式展示给学生。其次，以声而论，如诗词诵读、古曲演奏等以音频形式播放给学生，使学生手、眼、耳并用来加深印象，提升学习效果。如像《春江花月夜》这样的经典作品配以音配画的朗诵，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可以将学生带入诗境中，体会其“尽管悲伤，仍然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的基调；再次，以动画而论，如戏曲片段等视频材料的播放也能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文学的魅力，比单调地讲授文字剧本，效果要好得多。通过多媒体辅助教学，能够使授课内容得到生动直观的展示，不但丰富了课堂知识量，加深了学生印象，而且增强了教学效果。

2 多媒体辅助古代文学教学的问题思考

首先，过多依赖多媒体课件，变多媒体为电子黑板。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用多媒体课件的展示取代了板书，甚至个别教师直接将教案的word文档当做课件展示给学生，这样不但重点不明晰，使得学生的学习目标不明确，而且造成教师满堂灌、学生满堂抄的被动局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有些教师的“三笔字”不过关，羞于在黑板上写字，完全依赖多媒体；另一方面是由于对现代教学手段的特性认识不够，造成单纯使用课件而不能掌握其特点来辅助教学。具体来说，多媒体的内容往往是按照一定顺序逐一点开展示给学生，是事先准备好的静态教案的浓缩，通过PPT的回放可以进行整体回顾；而板书所展示的则是一个动态的教学过程，教师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适时对学生迷惑难解的问题尤其是字词进行板书，让学生对学习内容有更为具体透彻的把握，使多媒体和板书两者相结合，起到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作用。

其次，忽视教学对象，将课堂变为教师个人的单纯演示。在教学过程中，由于部分投影仪等设备状况不是最佳状态，造成屏幕不清晰，有些教师在授课时将窗帘拉得很严实，上课就像放电影，教师似乎变成了电影放映员，以至于根本忽视了教学的主体――学生的存在，而教师的主导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展示，变成了以课件为主体和主导了，完全背离了教学的本质。新课程改革强调，教学过程必须是师生平等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而引进多媒体手段辅助教学之后，很容易将学生的目光引向屏幕而非教师身上，但越是如此，越需要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多多注意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再次，多媒体课件设计存在问题较多。目前本校的课件制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课件过于单调或过于花哨。第二，课件背景色与字体选择不当，导致课件模糊不清，致使观看者感到视觉疲劳；第三，以教案取代PPT，文字太多。没有充分发挥多媒体课件应有的辅助功能，也致使学生只顾埋头记笔记，而不能当堂有效消化吸收相关知识内容。

3 对古代文学教学中使用多媒体的建议

首先，虽然多媒体课件能够极大地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升课堂教学效果，但不能流于表面效应，还是要与传统教学手段相结合。教师更应注意多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使多媒体课件真正成为辅助进而促进教学的手段，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优势，同时做到尽量避免对教学产生负面影响。其次，要做到图片和影音资料的适度，不然会喧宾夺主，使课堂教学偏离重点；再次，文字不宜过多，尽量展示重点，不要将电子课件变成电子黑板。

参考文献：

[1]涂育珍.基于多媒体教学方法改革的古代文学课程建设[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2006，（12）.

[2]刘继征.浅谈现代教育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J].辽宁科技学院学报，2007，（6）.

第4篇：关于考古的问题范文

2011年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推开的第三年(即是本文所称的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期，以下简称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期)，也是改革后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的时期。同时，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期引进了新的资本和资源，也使得林农的收入和行为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和林权抵押（质押）融资，作为有效解决林权制度改革中，森林资源资产有关问题的两个关键点，理应得到更多地关注和思考。

一、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期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相关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不同体制的国家对森林这个特殊资源的管理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国外的研究现状更多的是从整个森林资源资产和国有森林资源资产的评估角度去探讨，并没有做详细的划分。而且在评估的过程中，不管是国有林，还是私有林，都更注重森林资源的生态价值。同时，国外的森林资源资产的评估方法也是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值得重视的是，自2003年以来，国外森林资源资产的评估注重参与式的方法在其中的运用，其精髓就是重视当地小区在其中所发挥的不可缺失的重要作用，同时注重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在信贷融资领域的前置环节应用和评价。

目前,我国针对集体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集体森林资源评估管理和现状问题研究。主要是对集体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和投融资管理建议；二是区域性的集体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研究。主要是针对某区域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过程中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研究，分析该区域森林资源评估存在的问题；三是案例研究。针对某个实践案例，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森林资源资产的评估提出可操作性的措施。不可否认的是，自2003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尤其是在全国全面推开以来，引起了针对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研究新一轮热潮，引起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总结我国目前针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下的森林资源评估问题的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是“针对性不强、偏重于理论”。针对性不强主要是指目前的研究范围太宽,虽然也有某些区域性的研究，但是提的政策建议或者结论在其它地方几乎全部可以适用。偏重于理论主要是指理论性较强、实践性较差，尤其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地流转增加，作为新型的评估形式更需要实践性较强的措施去指导各个利益相关方尤其是林农森林资源的评估。二是忽略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大背景下的集体林地的“三重”特殊性。集体森林资源资产与国有林地相比，有其独特的特点，其中最为明显的三点就是地块分散、面积较小、集体林地流转面对的对象为单个的林农(有的地方是针对村民小组)。总体而言,我国森林资源评估工作起步较晚，存在不少问题,集体森林资源资产的评估更为滞后，因此，建立一个适合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森林资源评估标准显得十分重要。

二、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期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存在的问题与林权抵押贷款

随着林业事业的大力发展，林业的生态作用越来越被重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顺利完成，林业市场要素逐渐成熟，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工作在平衡相关利益者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也受到政府各个部门的重视。但是根据相关资料的搜集和实地调查，总体认为后集体林权制度时期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存在以下问题:

1. 专业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人员较少，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目前，财政部、国家林业局(财企[2006]529号)《关于印发〈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是森林源资产评估的重要行政规章，其中，对我国林业行业涉及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工作人员做出了原则性规定。目前主要有两种：一是注册资产评估师，二是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专家。前者需要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考试，后者由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和国家林业局共同审批，并下发由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和国家林业局共同盖章的专家资质证书。而对于森林资源，一般都处于偏远的地方或者深山，对集体林权的森林资源进行评估需要花费较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如果严格按照通知要求的话，一是当前我国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人员远远不能满足现在评估的需求，二是在评估时需要考虑很多专业评估员不所知的地方因素。

2. 评估结果多样性，偏离市场的价值。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要求客观、真实、公正，然而目前部分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活动由于受人为干扰和评估理论、方法的局限，常常出现评估结果与实际不符的现象。

3. 评估标准不统一。集体林的评估标准灵活性较强，用林农夸张的说法是:“在一个大的框架下，怎么评估、评估出来多少价值都是评估人员说了算”。由此可以看出，虽然评估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需要一定的灵活性，但是如何掌握“度”成为评估的难点。

4. 评估时没有考虑一些隐形的因素。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集体林地流转日益活跃,流转出去的用途也是多种多样，其中利用集体林地的特殊性开展农家乐在某些地区成为最主要的方式，也为当地的农民增收和经济增长带来了有利的条件。此类的集体林在评估时就要考虑一些外在的因素，例如政府对当地的投资(水利、交通、电力等等) 。

5. 集体林地评估费用高。目前的森林资产评估收费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资产评估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2009]2914号）。

按此标准，集体林地的评估费用堪比房地产的评估费用，没有充分考虑到森林的生态环境效用和农户收入较低的现实条件。以价值最少的100万元的森林资源为例，评估费用至少都是几千元，这对农户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评估费用高增加了集体林地流转的难度。

6. 林权抵押贷款业务风险控制体系的研究滞后。长期以来，由于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期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滞后发展，加之林权抵押贷款业务风险控制体系的研究滞后，使得林权抵押（质押）融资在支持“三农建设和发展”的作用方面也大打折扣。

林权抵押贷款业务主要存在六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贷款期限与林业生产周期不匹配；二是贷款利息偏高；三是贷款抵押范围狭窄；四是林农办理抵押登记不便；五是资产评估机构少，收费标准偏高；六是林业资源变现困难。

三、建议

第5篇：关于考古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环渤海考古学研究；论文综述

2012年11月21日至25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河北省文物局协办，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承办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在石家庄市召开。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考古文博机构、高等院校等团体会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成员，以及河北省各文博机构列席代表共23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王巍研究员主持，河北省人民政府特邀咨询孙士彬，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等出会开幕式，并分别致辞。大会共收到论文及摘要139篇，根据提交论文所涉及的历史时段及研究方向，与会代表分六个小组进行了学术研讨和交流。与会的专家学者本着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精神，围绕大会主题“环渤海考古学研究和其他考古学问题”展开认真研讨，会议讨论气氛热烈，收获颇丰。现就本次年会的主要研究内容作简要综述。

一、环渤海考古学研究

中国考古学会年会是第一次在河北省召开，而以环渤海考古为主题的考古学会议，自1986年由苏秉琦提出以来，已先后在长岛、临淄、大连、石家庄、天津举行了五次，这是第六次召开。

（一）整个环渤海地区

甘才超在《环渤海地区旧石器考古及相关问题探讨》中，系统介绍了环渤海地区旧石器考古发现及研究状况，归纳出了这一区域内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些阶段性特点，并探讨了该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与自然环境演变的关系。周向永研究了环渤海背景下的辽北史前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历程。在《环渤海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研究》一文中，霍东峰将环渤海沿岸地区划分为六个地理单元，把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三大阶段五期，构建了环渤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考古学文化、文化圈、文化系统三个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归纳和总结。段天在《夏时期环渤海地区文化互动的考古学观察》中，对环渤海地区夏时期诸考古学文化遗存进行了梳理，将其分成环渤海地区东部的泰沂山地、胶东与辽东半岛、环渤海地区东北部的下辽河平原与辽东丘陵北部、环渤海地区北部的燕山以南地区、环渤海西部和南部的华北平原等文化区域，揭示了各区域的文化结构和特征，并考察了各区域间的文化互动与交流。姚乐音的《试析渤海文化中的汉文化因素》一文，从史籍记载的思想意识形态、、社会习俗和考古资料，如都城形制、墓葬形制、陶器类型等方面，展现了渤海文化的多元化，重点探讨了渤海文化中的汉文化因素。王永波认真研究了黄、渤海两岸考古学文化与古族关系。

（二）燕赵地区

关于燕赵地区的考古文化研究。郭明在《燕山南麓筒形罐遗存初探》中，对燕山南北出土的筒形罐进行了梳理，认为燕山南北地区人群的交流方式存在差异，在较早阶段筒形罐特征的相似性是由于受到了来自北方地区持续影响的结果，而在相当于赵宝沟文化时期的第三期则表现出了燕山南北地区相互影响的态势，最终燕山南麓地区逐渐脱离了筒形罐文化区。在《冀南豫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文化初探》中，乔登云对冀南豫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及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探讨了该遗存的文化内涵与特点、文化源流及年代、文化命名等问题。张晓峥在《试论邯郸地区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遗存》中，将邯郸地区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遗存分为六段，合并为早、中、晚三期：早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二期至三期早段，中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至四期早段，晚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至早商文化一期。徐海峰根据夏至早商时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以唐河为界，将冀中地区分为南、北二区，冀中北区夏时期存在下岳各庄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及大坨头文化，冀中南区以南马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地带。石磊从燕的兴起与灭亡、构成燕文化的要素、燕文化的特征等方面，阐释了燕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和诸文化之间相互影响，不断发展，并逐渐融合为一个整体，形成更大的统一。张星德在《西寨遗址陶器再认识――兼谈赵宝沟文化起源》中，对西寨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了详细分期，探讨了其文化特征与赵宝沟文化早、晚期的对应关系，认为西寨遗址遗存属于赵宝沟文化，而赵宝沟文化是兴隆洼文化三期与磁山文化碰撞的结果。在《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魏营子文化、凌河类型新考――关于辽西地区四种考古学文化遗存性质的再认识》中，赵宾福对辽西地区四种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性质提出了新认识：富河文化是赵宝沟文化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一个地方类型；小河沿文化与红山文化中晚期同时，并且是红山文化的平民遗存；魏营子文化是高台山文化晚期拓展到辽西地区的一个地方类型；凌河类型是双房文化拓展到辽西大小凌河流域的一个地方类型。赵晓刚在《新乐上层文化聚落形态初识》中，从对新乐上层文化遗址在分布和选址，聚落内部环壕、房址、墓葬、灰坑等遗迹形态和聚落布局等方面的分析，总结出了新乐上层文化聚落形态的一般特点，并对其中所反映出的人类行为或社会结构等进行了探讨。张翠敏在《论双砣子一期文化》中指出，小珠山三期文化与双砣子一期文化是深受山东龙山文化强烈影响的同一文化谱系下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主体均属于辽南土著文化系统，双砣子一期尚未进入青铜时代。贾笑冰以近年在辽东广鹿岛小珠山、吴家村和洪子东遗址的考古发现为基础，对辽东半岛的史前文化序列和谱系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朱乃诚根据之前的考古发现与反映红山文化文明化进程有关的一些考古学现象，探讨了辽西地区早期文明的特点及相关问题。杨建华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欧亚草原的远程交往》中，将图瓦阿尔然大墓与夏家店上层文化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具有很多相似的文化因素，说明了它们可能通过技术转让或者文化认同的方式进行了远程交往，但它们的起源是各自独立的。洪猛的《浅析冀北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与玉皇庙文化的发展及其相关问题》，探析了以冀北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与玉皇庙文化发展为中心的区域文化演进、生业变化和族属等问题。在《昌平张营遗址与周邻早期青铜文化的交流》中，郭京宁对北京市昌平区张营遗址进行了文化因素分析，比较其与夏家店下层、朱开沟、岳石、下岳各庄、晋中、下七垣诸考古学文化与地区的联系，总结了张营遗址与外界交流的特点及原因。王嗣洲以辽东半岛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考古学文化现象为基础，分析了其文化发展的强弱态势和内在关系。肖景全、郑辰以抚顺地区的考古资料为中心，探讨了辽东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相关问题。

关于燕赵地区的遗址、城址研究。王法岗、谢飞在《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层中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指出，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层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石器工业可以归为石片石器的工业类型，属于中国北方以小石器为主的主工业类型，表现出很强的继承性，体现出区域渐进的特点。盛立双、王春雪在《天津地区旧石器材料及石器工业类型的初步研究――兼论与环渤海地区石器工业之间的关系》中，对天津地区旧石器材料及石器工业类型进行了研究，认为天津地区和泥河湾盆地、东北地区南部等环渤海地区在文化面貌上有着密切联系，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区，这种文化上的相似，应理解为类同，而非趋同，是某种文化特征在时空上连续分布所造成的传播迁徙。赵春青在《动态解读北福地一期聚落》中，探析了北福地一期聚落的布局、动态变化过程，认为北福地聚落开创了凝聚式、向心式聚落布局的先河。邢台市文物管理处介绍了邢台任县南宋村商周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廊坊市文物管理处对廊坊地区史前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梳理。张童心、王斌对河北元氏龙正遗址与汉常山郡（国）发掘所出器物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龙正遗址可能为常山郡（国）周边一处制陶作坊遗址。张守义结合考古调查资料及相关史料，对太子山在地理上的定位进行了考证。白瑞杰对丰宁境内辽金时期的古城址、遗址、墓葬、塔址等进行了研究。田淑华、白瑞杰对承德辽金元时期的重要窖藏做了概述及考证。陈山、刘明对辽阳、沈阳、抚顺境内的部分明代城址的规模、结构、功能和历史沿革进行了研究。田立坤在《金岭寺建筑址为“庙”说》中，对金岭寺建筑址的年代及性质进行了研究，认为它的年代上限当晚于龙城始建的341年，是礼制性建筑，为“慕容庙”。胡强对州的历史沿革及其官署遗址出土的建筑遗物进行了研究。刘子龙根据平泉会州城城址的现存遗迹、城内出土的文物和标本及附近的古遗迹情况，对其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进行了研究。徐文英对燕下都和灵寿故城的异同进行了细致比较，并分析了其形成原因。陈伟、雷建红的《论战国中山灵寿城的“市”》指出，《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中九号、十号夯土建筑遗迹的性质为“市”，并依据城址出土的相关遗物和遗迹，进一步探讨了灵寿城内“市”产生的原因。黄信在《论河北的宋元考古――陶瓷、城市、冶金》中，回顾了河北的陶瓷、城市及冶金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并对进一步开展研究提出了看法。田建文通过对柿子滩遗址与南庄头遗址进行细致比较，得出柿子滩遗址群可分三期的结论。

关于燕赵地区出土器物的研究。王继红在《玉皇庙文化青铜带钩研究》中，对玉皇庙文化的青铜带钩进行了分类及分型分式，并对其分布地域和分期断代进行了研究，从而总结出不同类别的几种主要型式的带钩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规律性特点，并就青铜带钩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在《略论大凌河流域商周窖藏铜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中，胡传耸考察了辽西大凌河流域的马厂沟、北洞村、山湾子、小波汰沟等地先后发现的六处商周时代的铜器窖藏，对这六处窖藏集中形成于西周前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它们可能分别形成于商代后期、西周前期和西周中期等三个时期。秦进才对满城汉墓铜器铭文纪年进行了研究。相军在《京津冀地区两汉诸侯王墓随葬陶器和车马研究》中指出，西汉中期偏早阶段的仿铜陶礼器在陶器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汉中期早段全国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车马随葬制度，至西汉晚期，车马随葬制度逐渐统一。刘成文、孟繁峰研究了井陉盘龙冶炉前押官周承遂妻李氏墓随葬的精美陶瓷器的具体出土地点、窑口、产地、特征、窑口性质、意义等，这对进一步认识井陉窑具有重要意义，且为唐与五代陶瓷器的形制演变和年代划分提供了重要依据。王蔚波的《北宋皇陵出土定窑白瓷及其相关问题》认为，北宋早期定窑就已发明了覆烧工艺。在《我国北方瓷器出现及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以窑址为中心》中，王建保通过对临漳曹村窑和巩义白河窑等北方早期窑址的考察和初步研究，认识到北方青釉瓷器有自己的发展路径，而白釉瓷器则是沿着“化妆白瓷”和白胎白釉瓷器两个轨迹发展。韩维龙、冯永驱在《河南境内发现宋金元时期磁州窑系瓷器的考古学观察――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平顶山段考古发现为例》中，从种类、器形和装饰等方面，将河南境内已发现的属于磁州窑系的瓷器与河北观台磁州窑的瓷器进行了对比分析，探讨了宋金元时期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问题。

关于燕赵地区墓葬及相关问题的研究。韩立森在《赵王陵陵园规制初探》中，从陵区选择、陵园布局和形制、陵区的防御设施、陵园建筑和陵墓形制等方面，分析了赵王陵的陵园规制。成瑭重新审视了燕下都辛庄头30号墓的年代与性质问题，认为该墓葬的年代应该在战国晚期，墓主应该是与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有密切联系的燕国将领。滕铭予、张亮在《葫芦沟墓地的年代及相关问题》中指出，葫芦沟墓地的年代跨度大体上从春秋中期晚段到战国早期，墓主很可能是与同墓地其他墓葬以及玉皇庙文化其他墓地墓主人不同的人群，二者之间既有很紧密的联系，又有所区别。张瑞在《唐河北道南部地区隋唐纪年墓葬类型分析》中，从墓葬形制和神煞俑两个方面，对唐河北道南部地区隋唐纪年墓葬的类型进行了详细分析。郭济桥在《河北隆尧唐陵平面格局暨名称考略》中，介绍了河北隆尧唐陵的勘探成果，确定了其范围、布局。梅鹏云在《宣化辽代壁画墓乐舞“大曲”说辨析》中，分析和研究了宣化辽代壁画墓乐舞的情况，对“大曲”说表示质疑，并提出了新见解。在《试论大兴北程庄辽墓墓门建筑》中，于璞就北京大兴北程庄墓地中发现的辽代墓门仿木建筑进行了探讨，将墓门的建筑情况分为四型，提出墓门的结构、装饰与墓葬的年代有关，可能是建墓时所参考的现实中的建筑有所差异造成的。张林虎对2003―2004年石台子山城墓葬出土人骨进行了研究。

关于燕赵地区长城研究。李文龙在《河北北部战国燕北长城的调查与研究――兼论东周燕文化的北渐》中，对河北北部战国燕北长城的调查与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燕国北长城不是以“复线”的方式修筑了南北两条，而只有南面一条，北侧的“赤北长城”是秦代所修。郑立新梳理了河北明长城碑刻，重点从功能和形制上对其进行了分类。郑绍宗在《河北省古代长城综合研究》中，详细介绍了河北近年长城调查的情况，对明代之前的长城分布、走向以及长度、形制作了具体的介绍，特别是对长度的测量已十分精确。朱永刚探讨了燕秦汉长城与东北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关于燕赵地区动植物研究。罗运兵在《华北地区先秦时期鳄骨遗存解析》中，对鳄骨骸遗存进行了分类梳理，着重讨论了鼍类在华北的生态分布及其开发利用情况，特别是有关墓葬中出土的鳄皮制品，并对相关的古史传说（如豢龙、御龙）作了解析。高建强等在《中国家猪的起源驯化研究――来自磁山遗址古代猪遗存的信息》中，分析了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距今约7400年的7个古代猪遗存的考古学信息和线粒体DNA，推测黄河中游以北的河北磁山遗址和以南的河南贾湖遗址范围内，可能正是中国北方地区家猪的起源驯化中心。

（三）齐鲁地区

关于齐鲁地区考古文化的研究。刘延常、徐倩倩在《山东地区燕文化遗存分析》中，探讨了燕文化与齐鲁文化的关系。在《胶东地区周代地方文化遗存》中，王富强梳理了胶东地区周代地方文化遗存的聚落分布和特征，指出珍珠门文化晚期的一些遗址虽然发现了少量齐文化的绳纹陶器，但也只能看作是齐文化的影响所致，齐文化真正对东方的经营应该是从西周中期开始。

关于齐鲁地区遗址、城址研究。曹斌的《试论高青陈庄遗址的性质》讨论了该遗址的性质，认为是西周前期（武王至恭王）周公翦灭薄姑之后，将太公庶子封于此地坚守的边防要地。高明奎、郑同修则讨论了高青陈庄西周祭坛的性质，认为它是祭祀地的社坛，城址为齐国卿大夫级的城邑，故社坛可能为“置社”。方辉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地望、墓地延续时间入手，结合历史文献及海岱地区商末周初聚落形态的变迁，推断其属于商周时期的薛国遗存。在《营丘考疑――昌乐营陵城新探》中，魏成敏认为营陵故城不可能是太公所都之营丘，也不会是春秋时期杞国之都缘陵，营陵城营建于西汉早期，或为始建于西汉早期的营陵侯国之都城，或为北海郡所营建之郡城。

关于齐鲁地区的器物研究。陈雪香、方辉介绍了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的商代陶范，曹锦炎对齐侯子仲姜鬲进行了考证。

关于齐鲁地区的盐业考古。党浩在《齐国制盐业探析――从昌邑盐业调查看起》中，依据山东省昌邑市大规模的周代盐业遗址群的调查材料，对周代齐国的盐业发展状况作了细致分析。

关于齐鲁地区的动植物研究。宋艳波在《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出土鱼骨研究》中，运用动物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先民对鱼的使用情况。王芬在《即墨北阡遗址大汶口文化先民的食物结构考察》中，提出北阡先民主要采用渔业和农耕为主、狩猎或养殖为辅的生活方式。靳桂云、王海玉在《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的植物考古证据》中，对距今5000年前后稻作农业才从长江流域传播到黄河流域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作为海岱地区核心地带的山东高地周围8000年前的遗址中已经有稻遗存出土。

二、其他考古学问题

本次年会除重点讨论环渤海地区考古研究成果外，也涉及我国其他地区考古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和方面。

考古文化研究。冯小波以湖北省郧县人遗址和广西百色盆地那赖遗址为例，总结了南方旧石器早期文化的特征。高峰、何林珊在《中国南方的新石器文化》中，对世界范围的人类起源和南方最早的新石器遗存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西方提出的“中石器时代”应该摒弃，重新解读了“新石器时代”的概念，提出新石器起源于最后冰期最大值前后时期的中国南部和东南半岛的北部区域，为掌握和平工业技术的北部边缘人群，也即我们炎黄和百越民族的祖先的结论。何金龙探讨了哀牢国的发展历程，认为哀牢国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境内存在过的唯一由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民族建立的古国。刘晓东认为，松花江上游的遗存主要有榆树老河深上层遗存、永吉杨屯三期遗存、永吉查理巴墓葬，贯穿了勿吉后期至渤海建国时期，存在鲜卑、高句丽、三种文化因素，进而对遗存中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期研究，并讨论了这几处遗存在文化中的年代位置，及各分期与各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刘志岩梳理了金沙江下游地区新石器至汉代遗存，初步建立起了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和时空框架。陈淑卿以大南沟、姜家梁、哈喇海沟墓地为例，对小河沿文化性别进行了研究，认为前人所谓的小河沿文化“社会生产男主女从、社会地位男高女低”的结论并不成立。陈祖军通过对曲贡遗址早期遗存出土的陶器在器物形态、类别等方面进行了比较，重新划分了器物类别与型式，结合器物出土层位关系、组合与型式演变趋势，认为曲贡文化可划分为二期三段。赵东升研究了商王朝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进取模式和统治策略，以及隐藏在背后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深层原因。

有关遗址、城址研究。王新金、陆永福、李文鑫通过对贵州省贞丰县鲁容乡洒若桥史前文化遗址所获材料进行器物分类、特征描述、对比分析，探讨了该遗址的文化特性。徐长青以靖安老虎墩考古发现为基础，推断老虎墩上层文化遗存可能是江西省一支新的古文化类型，距今约5000―4500年左右。林强对广西近年出土的一种极富特点的大石铲及相关遗址进行了介绍，并研究了其起源、原料选择、加工技术、文化性质等问题。何艳杰在《商代祭祀中“毁庙”遗迹假说――从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青铜构件谈起》中，对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建筑构件的实物形制、埋藏地点、废弃原因等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此建筑构件应该是檐饰，是人为废弃的，废弃原因一是因为商代可能存在“毁庙制度”，另一原因是“九世之乱”中的人为毁庙。潘玲对内蒙古、山西和吉林境内八个与鲜卑相关的遗存年代进行了探讨。魏坚、张晓玮从古城形制和建筑规模入手，对比居延地区调查测绘的汉代边城考古成果，认为该城始建于汉代，并是汉代这一地区最早的行政建制，魏晋以后沿用。何继英对上海志丹苑发掘的元代水闸进行了细致研究，梳理了文献资料，对建筑工艺以及成就形成了结论。王元林对东亚早期建筑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进行了考古学考察。楼建龙对福州城市考古进行了综述。王志刚重新审视了国内城的年代问题，认为城的始建年代应不早于4世纪。孟华平探讨了石家河古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原因。王育龙对西汉时期的儋耳郡城与珠崖郡城城址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讨论了两郡郡治尤其是珠崖郡治的具置。田亚岐从考古学视角分析了秦九“都邑”所显现出的不同功能所形成的层次结构，提出它们分别是秦都城、秦城与秦邑三类。戴向明介绍了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近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惠夕平介绍了荥阳官庄遗址2011―2012年的重要发现。何国俊就海南昌化江流域史前遗存考古调查的初步收获做了简述。高大伦介绍了米仓道考古探险调查的主要收获。

出土器物研究。崔兆年对青海史前文化的玉石器进行了探讨。李新全通过对神树纹瓦当造型与纹样的研究，揭示了天圆地方、两极、统一等思想，并指出其源头在古蜀国，而不是燕国。宫希成介绍了安徽出土的5件铜铙，对它们的年代即“最早为商代，最晚为春秋”提出了质疑，认为应是商代晚期，并探讨了铜铙的功能，认为小铙是用来演奏旋律的，大铙是用于祭祀山川、湖泊、风雨、雷电、星辰之神器。聂菲对湖南地区楚墓所出漆器进行了全面梳理，在对楚漆器进行分区与分期的基础上，对各区漆器的特点、区域内漆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探讨。霍巍在《试论考古发现的早期金属器和“早期金属时代”》中，对近年来考古出土的早期金属器进行了考古学的年代学、类型学分析，认为从进入金属器产生和流行的时代、金属工艺的表现形式、金属器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等各个方面，都与周边地区大体上同步或仅仅稍晚，其间并不存在巨大的落差。梅建军探讨了我国北方系青铜器科学价值的意义，并提出了新看法。闫介绍了长宁遗址出土的细石器，比较了它与青海史前细石器之间的异同，认为长宁遗址出土的细石器归属于华北细石器传统的延续，青海齐家文化的细石器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和甘肃武威皇娘娘台等齐家文化的细石器工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代表了青海齐家文化的地域特点。韩金秋在《从靴形器看骑马术在北方地带的出现和扩展》中，对1978年山西省柳林高红墓葬出土的铜靴形器进行了研究，揭示出高腰皮靴的兴起与北方地带传统的低腰皮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与骑马术在北方地带的兴起有密切关系；高红靴形器的出现与商周之际北方民族游动性增强的趋势相符，以高红墓葬为代表的人群可能直接导致了此后骑马术在北方地带的扩展；靴形器在中原的出现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影响的直接反映。黄锦前在《说“盏盂”――兼论楚系盏盂的形态与功能》中，从文字和器形两方面加以考察，认为作为器物自名的、等字，应释作“盂”，进而主要据楚系有自名的盏的有关材料，从器物形制、自名及古书的相关记载等方面作了综合分析，认为盏与鼎、盆及盂等器类之间有着很密切的亲缘关系，盏虽系楚系铜器中所特有的器类，但其部分类型明显受同时期中原文化的影响，在礼器中的功用与地位大致与敦、相当。院文清对仿铜漆礼器的类别、造型、组合、性质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胡金华在对已发现的西汉黄金货币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西汉麟形象的考证，重新对《汉书・武帝纪》中记载的西汉麟趾金进行了辨析。魏曙光在《汉代出土陶圆炉的发现与研究》中，对汉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出土的陶圆炉进行了梳理，认为陶圆炉的时空分布特点的形成是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原因的，同时其时空分布的变化是与汉代气候的变化相适应的，是人们适应气候变化的产物。梁志龙根据带扣外部扣环的形状，结合扣舌的形制、位置及安装工艺等的不同特征，将高句丽带扣划分为四种类型。丘刚依据海南岛的出土文物，研究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陈杰、夏浙新从考古实证与文献资料两方面，对历史时期琮的意义进行了细致研究，认为琮在传播的过程中虽然逐渐丧失了良渚文化时期原有的宗教观念，但是作为玉礼器之一，却被历史时期的文献典籍不断强化，成为中国玉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元素。林强、何安益根据历年调查、发掘、研究的相关成果，从广西永福窑田岭窑址青瓷器所体现的工艺特征角度考察，尝试梳理该窑址的青瓷器技术发展脉络，认为窑田岭窑址不应完全归入耀州窑系。

墓葬及相关问题研究。蒋志龙分析了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石寨山文化的社会结构。史党社探究了马家塬战国墓地发掘的意义。丁岩以咸阳原战国秦陵园布局模式为例，认为王后合葬、妃子葬的形式是秦陵园布局模式的新发展，汉承秦制，西汉也实行帝后并穴合葬、妃子葬的陵园布局形式。孙伟刚从建筑结构、特点及管理等方面论述了秦汉帝陵寝园，认为秦汉帝陵的寝园开始于秦始皇帝陵，秦始皇帝陵封土北侧西部的陵寝建筑遗址为秦汉帝陵寝园的雏形，为秦汉帝陵中结构最复杂、形制最完善的寝园建筑，并奠定了汉代及以后各朝代帝陵寝园的形制结构。申茂盛通过对秦陵地区考古资料的梳理、整合，认为在秦始皇帝陵园考古中必须建立起陵区、陵兆域、陵园、帝陵园的概念，明晰它们各自的范围，理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秦始皇陵应该是四墓道的“亚”字形大墓。田正标对浙江先秦墓葬的形制变迁与越国墓葬制度的形成进行了分析。梁云对泾河上游西周时期的殷遗民墓葬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这些墓葬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墓主人的身份应是为周王朝戍守北疆的武士或周王朝直属部队的军事将领，墓地的分布大致反映了王朝戍边部队的驻地范围。郎旭峰、杨金东从土墩墓的形制与结构、随葬品组合及其演变规律、墓葬叠压打破关系等方面，探讨了杭州萧山柴岭山、蜈蚣山土墩墓群的分期和年代，认为这批墓葬可分为七期，年代从商代中晚期延续到春秋末至战国初期。李东通过对自己发掘的扶余明墓的整理研究，对以往所谓的“至正”款玉彩瓷器的年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修正了将其认作元代器的观点，认为岱吉屯、欢迎砖厂墓地和扶余油田砖厂墓地均为明代中晚期的墓地。吴松岩通过对内蒙古中部早期鲜卑墓葬的形制、葬俗、随葬品以及文化因素的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的记载，认为这些墓葬是拓跋鲜卑联盟时期的遗存，即以拓跋鲜卑为主体，同时包含匈奴、乌丸等其他民族在内的联盟组织，年代应该在3世纪中叶至4世纪末。吴荭对河西魏晋墓葬的照墙进行了比较研究，探索了其墓葬特征及年代。赵永军在《金墓中所见墓主人图像释析》中，对金墓中以壁画、石刻等方式体现的墓主形象题材进行了排比、分析，认为对墓主人进行供养，是这类墓主人图所折射出的基本主旨和内涵。王会民、马冬青提出在中国古代夫妻墓葬中，由于男女各方面差异的存在和“男尊女卑”等观念的影响，埋葬时的相对位置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展现出不尽相同的特点，主要经历了一个从葬位尊卑不明显到右尊主流再发展到左尊主流的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

第6篇：关于考古的问题范文

略论隋唐时期的香炉

八连城出土文字瓦研究

榆林卫城城墙病害与保护

罗布泊楼兰遗址发现一批铜器

半坡遗址仰韶早期的埋葬方式研究

西安南郊郭杜镇西汉墓发掘简报

宝鸡石鼓山M3墓主及相关问题

陕西米脂县博物馆藏青铜器介绍

凤栖原西汉墓园大墓主人试探

鉴真和尚像的服装与道宣的思想

宝鸡市区附近出土商周铜器铭文研究

河南淇县大马庄战国墓发掘简报

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分期问题

关于新石器时代的三次“革命”

新疆石器时代考古文化讨论

朱开沟文化的流布及相关问题研究

西周龙凤人物玉雕的主题探讨

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第9窟的建成时间

克孜尔石窟洞窟组合问题初探

露天石灰岩文物溶蚀机理及防治研究

秦俑古代修补粘接材料的分析研究

汉阳陵外藏坑遗址监测系统优化研究

基于文献的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现状与进展

新疆交河故城悬空土质崖体保护加固技术研究

新疆交河故城东北佛寺加固技术中的保护理念

《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导读

新见唐高句丽遗民《南单德墓志铭》考释

新疆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南墓葬清理简报

对关中地区几个商代遗址分期的再考察

明代秦王府“典膳所”青花瓷蓝彩研究

聚氨酯及其改性材料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

文物保护中微生物技术的应用述略

陕西榆林沙家店镇木头则沟石窟调查简报

西安南郊唐渤海郡君高夫人墓发掘简报

新疆伊犁霍城县惠远古城考古调查报告

青海东北部地区的马家窑类型遗存

磨沟墓地墓道埋人与殉人问题初步研究

汉阳陵外藏坑遗址环境监测系统布置方案

元上都穆清阁、大安阁、御天门建筑工艺研究

沈阳沈北洋什东岗旧石器地点发现的石器研究

河套地区“前长城地带”形成的环境考古学观察

宝鸡建河墓地出土战国时期秦人骨的元素分析

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古代游牧生计的几点认识

西安市高陵县发现的北朝佛道造像和唐代佛教造像

夏商时期以顺山屯类型为中心的考古学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

关于隋唐墓葬及塔基地宫中出土的一些器物的使用问题

基于微观结构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起甲成因及修复研究

第7篇：关于考古的问题范文

在地下躺了1789年的曹操将关于他的争议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更远的明天。

即使在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向社会全面公布“曹操高陵”的研究情况及认定该墓为曹操墓的九条依据后,争议仍然没有停止。

喧嚣可能还只是刚刚开始。

盗墓先行

通向西高穴村的路坑坑洼洼,汹涌来访的人潮让村民们感觉到,他们盼望已久的修路可能会在曹操墓出现后成为现实。

但在2009年以前,一到雨天村民们只能看着满是泥泞的路发愁。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偏离安阳县城约三十公里外,这个与河北交界的村庄历来是天高皇帝远,在曹操墓出现之前,村里来过的最大的“官”就是乡党委书记。

发现墓葬源于墓葬被盗。根据当地村民回忆,墓葬第一次被盗发生在2006年初,此时,距离村民发现鲁潜墓志的1998年已经过去了八年。1998年春,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一砖厂取土时发现了后赵时期太仆卿驸马都尉勃海赵安县鲁潜墓志。墓主人鲁潜死于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墓志详细记载了鲁潜墓与魏武帝陵的相对位置。墓志以高决桥(今安阳县高穴村西北)为坐标,西行1420步,再南下170步便至魏武帝陵西北角。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曹操墓位置最早和最具体的记载。

2005年,鲁潜墓志被收藏在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手中。河南省原文物局局长常俭传看完墓志后,和安阳市当地的几位专家一起去安丰乡考察。他在渔洋村的“土博士”龙振山那里发现了很多汉代的东西,尤其是帽钉的发现让常俭传十分兴奋,“那是只有帝王才能用的东西,普通人用是要杀头的,发现这个东西后我便怀疑曹操墓就在附近一带,因为根据史书记载在这个地方只有可能是曹操。”

常俭传对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孔德铭说,这个机会千载难逢,“如果挖出来,一辈子都吃不完。”几个人商量后,常俭传以个人名义给河南省委及相关领导写信,建议早日对这一带进行详细的勘测和考古调查。从河南省文物局局长位置退休下来不到三个月的常俭传在信中申请了60万的考古资金。

然而,河南省省委一直没有任何回音,一晃就是三年过去了。

2008年10月30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及安阳市政府举办殷墟考古发掘80周年纪念活动,饭桌上,常俭传对坐在身边的安阳市委书记张广智和市长张笑东提到曹操墓及写信给省委的事情,安阳市领导表示很感兴趣,让常俭传把材料寄给他们一份。于是2008年11月16日常俭传给安阳市领导寄出了他的第二封信。

与此同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经过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作为南水北调工程安阳段考古工作的负责人,在听取了贾振林关于当地盗掘古墓的情况介绍后,对这一地域的古墓葬、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地毯式的严密排查,在西高穴村西地发现了一座东汉大墓。

此外,安阳县安丰乡派出所侦破的盗墓案件中,从盗墓贼手中缴获三块墓内汉画像石,上有“主簿车”、“咸阳令”等字样。潘伟斌意识到该墓葬规格相当高,为汉魏时期的高级贵族墓葬。2008年12月,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局组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如果早重视也不会现在这样,被盗的很多文物已经无法挽回了。”常俭传叹气。

考古发掘

考古发掘的具体时间是常俭传定下来的。2008年12月12日,距离他写给河南省委的第一封信正好三年。

经费是由安阳县解决的。安阳县县长徐慧前批了40万的考古经费,曹操墓的发掘正式开始。但安阳市每年下拨的考古经费,其中包括考古工作人员工资、文物修复及保护等各种杂费算在一起一共48万。“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这些费用每年最少也需要一百多万。”孔德铭说。对于地方考古来说,多年来的惯例是配合地方建设进行抢救性发掘。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李贵昌介绍,考古队的资金来源一般也是由开发商来提供。在此情况下,保护田野墓葬是一个艰巨的难题。

经费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更大的其实是风险问题。在盗墓猖獗的情况下,考古发掘一无所获的情况并不鲜见。“地方政府要看到效益才会拨款,这是实情。”常俭传说。但对于考古来说,没有谁能有确定的信心能出东西,更何况是一个已经被盗多次的墓葬。

他们决定悄悄进行。

“如果很多人知道的话,又没挖到什么东西,那就不好说了。”常俭传说,更何况,国家规定,帝王墓不能挖掘,因此当时向国家文物局申报的时候也是以“东汉大墓”的名义申报的。鉴于种种需要保密的情况考虑,安阳市委书记、市长每次都是悄悄过去查看。

但一直没有挖出东西。眼看资金越来越少,所有参与考古挖掘的人都心急如焚。2009年3月,孔德铭的朋友从市场上得到了一块文物请他鉴定。这就是与后来在曹操墓中发现的7块“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一模一样的石牌。安阳县县长徐慧前、安阳市文物局局长段振美、孔德铭和常俭传四人马上拿了这个从黑市上流传的文物送给安阳市市长、市委书记过目。“虽然市场上的东西有不确定性,但总算是有了个定心丸,说明这个地方就是曹操墓。”常俭传说,随后安阳市委书记张广智拨款100万支持曹操墓的进一步发掘。

2009年11月8日,考古发掘出带有“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的铭牌数枚,“这个时候所有人已经知道是曹操墓了。”消息传播得很快。河南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朱绍侯这时也听一些朋友告诉他,说曹操墓找到了。“我自然是半信半疑”,他说。

很快,安阳就针对该墓的考古发现召开了专家论证会。朱绍侯作为历史学专家被邀请至安阳。“我参加的是第二次论证会,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鉴定到底是不是曹操墓。”一共有八个专家参加了论证会,来自河南本地的专家只有他和郝本性两人,其余六人全部来自北京,其中包括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

就是这次会议,专家们得出一致结论:该墓为曹操墓。同时,决定将这个结果尽快公布。“因为业内很多人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如果所有人都知道了,你再这个消息就没有意义了。”朱绍侯这样解释官方匆忙召开新闻会的心理顾虑。

于是,第三次会议就是新闻会。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兼新闻发言人孙英民在北京宣布重大考古发现――在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发掘的一座东汉大墓,经专家确认是文献中记载的魏武王曹操高陵。河南本地媒体称,“至此,曹操墓到底在何处这一千古之谜终于被破解。”

文物就是生产力

“这是村里的一个宝,中国的一个宝。”西高穴村村长徐焕朝比以前更忙了。除了应付各地赶来的记者外,他还要开始参加很多关于曹操墓的一些政府会议。对于曹操墓将会带来的变化,徐焕朝抱着期望,“近水楼台先得月”,他说。

没有人怀疑过安阳本地政府发掘曹操墓的动机是看到其背后蕴含的巨大经济利益。根据安阳县工作人员透露,为了发掘曹操墓,安阳县一共投入了600万的资金。加上安阳市的100万拨款,曹操墓的发掘共投入了700万的资金。

“与他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相比,这个数目不算多。”常俭传说。

的确不算多。安阳市当年为了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憾,总投入近3个亿。常俭传还记得,当时的安阳市委书记一次喝多了后对他说:“常局长,你把我们架到了老虎背上啊,咱有这3个亿干啥不好?”

“文物就是生产力,有些领导很难认识到这一点。”常俭传说,随后殷墟申报成功后该领导就再也没说过什么了。而对于一些地方都有可能拥有的资源,自然是先下手为强。

曹操墓的急于公布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先下手为强”的考虑。随之河北邯郸及山东乃至安徽毫州都对此作出了回应,大部分以质疑为主。

2009年12月30日,曹操墓公布后的第三天,常俭传带着河南省旅游集团总公司的老总来到安阳,“我就是来牵线的”,常俭传说。河南省旅游集团总公司老总对市长张笑东说,日本最大的旅行社准备组团过来考察曹操墓,问安阳方面意见如何。“市长很高兴,说来吧。”

常俭传说,“我早就预见到了今天,这是个巨大的冲击波,效益不可估量。”

历史遗存、文化古迹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

据安阳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石海林透露,在曹操墓发掘之前,安阳县一直大力打造的一个文化核心是马氏庄园。这个号称“中原第一封建官僚府第”的文化工程第一期就投入了一千多万,“我们希望它能成为乔家大院那样的地方,吸引很多的人来这里。”石海林说,为此,安阳县政府非常重视打造这个旅游资源,并且成功将其申报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马氏庄园》的剧组已经进入安阳进行拍摄。“我们的目标是超过乔家大院。”

但安阳县特意成立的马氏庄园管委会的副主任铁新民则坦言,因为交通不便利,基础设施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马氏庄园自2007年开园以来,收入还不是十分理想。“还在初级阶段。”他说。

而被认为是成功抢夺了曹操资源的安阳市则透露,将会在下阶段根据考古发掘情况,建设一个集文物保护、展示和科学研究为一体的曹操高陵博物馆。最终,将曹操高陵建成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为一体的三国文化考古、文物保护基地和旅游景区。

质疑声中的考古六大发现之一

对曹操墓的质疑声不绝于耳。

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缺少社会透明度,缺少更多更全面的发掘数据。盗墓史研究者倪方六毫不讳言他对该墓存在的诸多质疑。其中一点就是,倪方六认为,像曹操这种王侯级的人应该有证明他身份的“阴间身份证”的东西,而根据曹植的记载,曹操当年金印的丝带作为随葬到墓里。而史书记载金印是埋在墓道前面的。“东西弄哪去了,你怎么没发现呢?找不出来在考古圈上的认定,就存在遗憾,就是我归纳的硬伤。”倪方六认为,曹操墓的认定存在很多不严谨的地方,“即便曹操墓被确定为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也不能挡住大家怀疑的嘴巴。”

而文物鉴定专家刘东瑞则赞同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的认定意见,“有一定的材料和一定的条件就可以给一个说法。这样也有利于这个事情继续下去,也有利于进一步的搞清楚。”

在一片质疑声中,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12人专家团11日赴安阳考察了备受关注的“曹魏大墓”,1月14日,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介绍,因为曹操墓的社会关注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学术的层面,它涉及到政府的公信力和考古学的科学性等问题。“我们作为国家唯一的考古研究机构不能再置身局外了。”

这次考察团成员包括汉魏都城考古的专家、汉魏墓葬研究的专家、汉魏石刻研究专家,还有古代玉器、铁器研究的专家,还有研究化学成分分析的专家。王巍特别强调,参加的学者都是一线的学者,而且迄今为止他们都没有围绕这个“大墓”接受过任何采访。专家到了现场做论证后,认为西高穴大墓规模巨大,但是没有年代和墓主的定性,最后判断为高陵。“曹操墓”的称谓因此从考古学上被改为“曹魏高陵”。

第8篇：关于考古的问题范文

所以说我们已成功地跨过第三个“四个一”：一是指举办的展览及其图录内涵的创意，是以往没有的，是一个全新的创意，所有的展品，也是高品位的，使我们参与会议的专家学者饱了眼福，也为观众，尤其是浙江、杭州和余杭区的广大观众提供了丰美的精神食粮；二是参加这次以良渚玉器与夏时期玉器、良渚文明与夏时期文明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共有46位。在作主题发言的26位专家中，有4位围绕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玉器展开了论述，4位对石峁遗址相关问题开展了讨论，2位围绕大甸子墓地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玉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3位就龙山时代玉器玉文化作出了深入的讨论，另外13位则围绕玉圭、玉璋、玉钺等玉礼器论述了自己研究的成果。这些学者在本届年会上交流的学术认识，全是他们研究的新成果，于学术研究方面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创新性，就我们设定的主题来说，还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三是有了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我就对编辑、出版好《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六）》充满信心，认为是指日可待了。所以我欣喜地说：“中华玉文化中心第四届年会闭幕式”，既是宣示我们已跨过第三个“四个一”，又是准备向第四个“四个一”冲去的宣示。

第四个“四个一”的目标是什么，我个人还没有想好，也想了一些，但还拿不定主意，还要听取诸位专家的意见，希望朋友们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我，或者是告诉相关的负责会务的同志。建设好“中华玉文化中心”，是我们追求的总目标。而要实现这一总目标，就要设定好每一个“四个一”所追求的目标。怎样设定好“四个一”所追求的目标？要设定好“四个一”所追求的目标，就得把握好玉器与玉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全局，站在玉器与玉文化学术研究的顶峰，去发现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上具有创新潜力的目标。可见要设定好每个“四个一”所追求的目标，是只有具有相当学术见识的玉器与玉文化专家才能从事的设计，我不是玉器与玉文化学术领域中的专家，难以做好这件事，为了做好为专家服务的工作，将玉器与玉文化推向前进，我将认真地听取这个研究领域专家的意见。在此，拜托各位了。

相对前两次展览和研讨的主题来说，这次展览和研讨的主题所属考古学文化及其所处年代较为复杂。这次展品出土的遗址，分别属于西朱封、大师姑、花地嘴、陶寺、芦山峁、新华、石峁、二里头和大甸子共计9处遗址。

这9处遗址提供的展品所属单位的年代及其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情况，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芦山峁和大师姑；二类是西朱封、花地嘴、二里头和大甸子；三类是陶寺、新华及石峁。一类中的芦山峁遗址未经正式发掘，展品均为芦山峁遗址采集所得。大师姑是一类中的另一处遗址。该遗址展品H5那件“玉铲”，出土于2003年11月，晚于《郑州大师姑》考古报告对大师姑遗址的那次发掘。但《郑州大师姑》对大师姑遗址的研究，证明这遗址只存在二里头和早商文化两层堆积，故将H5这件“玉铲”归入新砦期则当提出质疑。二类遗址各自提供的展品所属单位的考古学文化与年代，虽比较单一，但它们提供的展品所属单位的考古学文化属性与年代，却基本上又相互有所区别；三类是提供的展品的背景之年代与其考古学文化较为复杂者。基于二、三类遗址展品所属单位和某些遗址的年代与其考古学文化属性比较复杂，我认为有必要提出点个人认识，做出以下讨论：

关于西朱封、二里头、大甸子和花地嘴。西朱封、二里头和大甸子三地展品所属单位的年代与考古学文化属性，分别是龙山时代的龙山文化、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二里头遗址三至四期和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至于花地嘴则要多说两句话。花地嘴遗址提供展品的单位当属同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花地嘴虽只发表了简报，但我几次较认真地看过花地嘴出土资料，从一开始以及至今，均认为它的年代早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是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时期之前的夏时期遗存。这类遗存早已见于郑州马庄。从花地嘴这类遗存的文化面貌、特征、性质来看，当不能将之视为二里头文化的前身，似乎也难以把它归入新砦二期文化遗存之列。附带再说一句，新砦二期这类遗存，也不应被视为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同时，还要进而指出的是，新砦二期虽是新砦一期时序演变的产物，但将新砦一期归入王湾三期文化，从而将新砦二期视为王湾三期文化的后裔，也是泛化了王湾三期文化之后提出的不当认识。总之花地嘴这类遗存实自具个性，区别于陕、晋、豫至今见到的与之同时期任何考古学文化遗存，暂可将之称为以花地嘴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

关于陶寺遗址，从解希恭主编的《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北京）所辑截止于2005年发表的“简报”“报告”来看，我认为可将陶寺遗址已发掘的遗存分为这样三个时期。其一，是以陶寺ⅢH356为代表的时期。其年代相当于泉护二期文化时期，文化面貌、特征、性质很可能属泉护二期文化；其二，是以M3015为代表的时期。M3015的年代，我过去已作过讨论，认为相当于杏花文化出现宽平裆鬲的阶段，其文化面貌、特征、性质和已确认的同时期文化，存在区别，当自具个性，暂可称之为以陶寺M3015为代表考古学文化；其三，是以陶寺ⅢH303、99ⅢH22、02ⅠH6为代表的时期。这类遗存以肥足鬲、方体单把鬲、敛口（）、圈足篮纹深腹罐（甑）构成陶器基本组合，为其基本文化特征。我以往对其年代作过点讨论，认为当处在龙山时代之后、夏二里头文化之前的夏时期。这类遗存除广布于临汾盆地外，也见于陕西神木新华、神木石峁、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和山西五台县阳白等遗址。这类遗存颇具个性，暂可名之为陶寺ⅢH303、99ⅢH22、及02ⅠH6为代表的遗存。《玉魂玉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展出陶寺出土的玉器的单位是：M11、M22、M1267、 M1361、 M1369、 M1449、 M1699、 M1700、M2011、 M3002、 M3015、 M3032、 M3033、 M3100、M3168、M3169、M3196、M3202和MDC10。这19个单位的年代，均不可能属于陶寺ⅢH356为代表的时期者，能明确其年代者，仅是M3015和M3002。这两单位当属陶寺M3015为代表的时期。M22也可能属于这个时期。其他单位的年代，是否属于这一时期，或有的可能晚到陶寺ⅢH303、99ⅢH22、02ⅠH6为代表的时期。从现今陶寺遗址发表的材料来看，尚不能确知。

关于新华和石峁两处遗址。提供的新华遗址的玉器展品，均出自99K1这一单位。99K1打破生土，被压在1层下，不能从层位上认知这坑的年代，另外，坑内“填土”中仅见难以识别的碎陶片，同时，在发掘新华遗址之前，与这坑中出土的某些玉器相似的制品，虽已见于一些遗址，但都是采集品。故无法依坑中出土的碎陶片和玉器等遗物，确定这坑的年代及其考古学文化属性。可否据新华遗址的发掘所得到的知识，来推定这单位的年代呢？新华遗址发掘所见到的情况并不单纯，除在此见到上述陶寺ⅢH303、99ⅢH22、02ⅠH6为代表这类遗存外，还存在以99H1081及99H501陶鬲为代表的另类遗存。所以说后者是另类遗存，是因为陶寺遗址中不见这类陶鬲，而见到这类陶器遗存的山西忻州游邀遗址，却不见肥足陶鬲。可见，游邀和陶寺这两类陶鬲是不共生的。它们之不共生，绝非偶然。据我以往的研究，知这两类鬲均各有源流。肥足鬲直接源于釜灶，经历宽弧裆向尖角裆演变的历程，而新华99H1081及99H501和这两鬲型式相同的游邀H31陶鬲虽追根溯源也源于釜灶，但它却是直接由杏花文化陶鬲演变而来，故它们是不同考古学文化谱系的两类鬲。既然是谱系不同的两类鬲，那么它们为什么共见或共存于新华遗址之中？这两类陶鬲所以共见或共存于新华遗址，无非是出于如下两种原因：一是共见或共存并非共生，即这两种陶鬲所代表的遗存，在新华遗址中各自处在不同层位或单位，发掘或整理之时，未能将它们区分开来，而把它们混为同一类遗存；二抑或是新华的居民已经将这两类陶鬲融为一体，而构成一种既区别于陶寺，又不同于游邀这两类陶鬲各自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的另一考古学文化，或某一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一文化类型。到底是出于哪种原因？如果是前者，则还存在孰早孰晚这一问题；如果是后者，也存在以谁为本体而融合或吸收了谁这一问题。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在未能认真全面检讨《神木新华》这一考古报告，甚或对新华遗址进行再发掘之前，我们难以提出任何倾向性的认识。同时，据我以往的研究，可指出的是这两类陶鬲所代表的遗存的年代，均处在龙山时代之前、夏二里头文化夏时期之前的夏时期。

对石峁遗址玉器的年代与考古学文化属性的研究，或许对新华99K1这单位的年代与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探讨有所助益。提供的出自石峁遗址的玉器，均标明为“夏时期”，绝大多数展品，均为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品，个别展品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的异形牙璧，标明为1981SS采1。陕西历史博物馆提供的藏品，未说明是发掘的，还是采集的，也未能提供器物号，估计均为或主要是戴应新所采集的那批器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的展品，虽未标明器物号，也未说明是采集所得，还是发掘出来的，估计当是发掘所得。2012年10月中旬，我参加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主办的神木石峁城址考古发掘研讨会，看到了这里发掘出土的一些陶器（片），从而得知这一城址存在着三个时期的三类文化的堆积：一是龙山时代杏花文化中期，即流行宽平裆鬲时期；二是龙山时代之后、二里头文化时期之前的夏时期的以肥足鬲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三是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白燕四期文化的后段遗存。这处城址的第二时期的文化遗存，和第一、三两时期的文化堆积，非属同一文化谱系。第一、三两时期的文化堆积，虽属同一文化谱系，但它们之间的年代间距，不仅其间横隔着肥足鬲为代表的文化，且还缺了早于或基本上早于肥足鬲为代表的文化的杏花文化晚期这段年代。换句话说，其年代间距，当有两个年代段。现需注意的是，这里以肥足鬲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中，如陶寺所见情形一样，不见新华99H1081及99H501和游邀H31这样的陶鬲。可见，石峁城址存在着肥足鬲为代表的和白燕四期文化后段这样先后两个夏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堆积，那么，这里出土的并被标明为“夏时期”的玉器属于哪一夏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依据出自石峁城址的玉器同于新华99K1出土的玉器的风格的这一情况，推断石峁出土的玉器的年代与其考古学文化属性，当是以肥足鬲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而非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白燕四期文化后段这一“夏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如这一认识成立，则可依此判定新华99K1这单位的年代及考古学文化属性是以肥足鬲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而新华遗址存在着以两类陶鬲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实于层位上存在着先后。当然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即新华遗址所见那两类陶鬲已融为同一考古学文化，如是的话，新华99K1的年代与考古学文化属性当归入这同一文化，如是的话，这同一文化则是以肥足鬲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融入了游邀H31这样型式的陶鬲而形成的一文化类型。同时，我们又可以此和以上所述陶寺M3015的年代及考古学文化属性为立足点，并依据上述未定年代及考古学文化属性的那些陶寺玉器的风格区别于新华99K1和石峁遗址出土的玉器，而同于陶寺M3015随葬的玉器的情况，推定出土这些玉器的墓葬的年代及考古学文化属性当基本上同于陶寺M3015。

综合以上讨论，可将“玉魂玉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展出的展品所属单位的年代与考古学文化属性作如下归纳：

属龙山时代者：龙山文化的西朱封M202及M203两墓；陶寺M3015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的M3015、M3002，M22很可能属于这类遗存。同时，陶寺其他展出的玉器所属的那些单位，也可以归入陶寺M3015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

属龙山时代之后、夏二里头文化时期之前的夏时期者：花地嘴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的花地嘴2003T65H1、2003T20H1、2003T2H4、2003T14H4及2003T20H123；肥足鬲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的新华99K1及展出的那些石峁城址出土的玉器所属单位。

属二里头文化之夏时期者：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展品所属的那些单位，或许还可包括大师姑遗址H5那个2003年11月发掘的灰坑；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墓地出土的玉器展品所属的那些墓葬。

正确地确定所研究对象的时间和空间，是正确地评估研究对象的价值与意义的前题。研究玉器也是如此。这是我所以花这么多时间来讨论“玉魂玉魄――玉器、玉文化・夏代文明展”展出的玉器所属单位的年代与其考古学文化属性的原因。我的这些讨论，不仅是个人的认识，也有不少仅是逻辑性的推论，是否正确？自然还待新的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在此冒昧地提出来，仅供研究这次展出的玉器与其相关的玉器及其所体现的玉文化的朋友们参考。我前不久在纪念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发掘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过一次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提出研究青铜产业链问题。我关于研究青铜产业链的认识，是否也适应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我也正在考虑。这个讲话已发表在《江汉考古》2014年第1期上，如朋友们需要的话，可找来看看。这一问题就留待以后再谈吧！

第9篇：关于考古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研究现状、评述

一、研究现状分析

1. 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整体研究方面。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经济研究》，系统的探讨了江西农村经济发展的历程、近代的江西农业生产、近代江西农业科技发展、近代江西农业的赋税、近代江西农业发展的手工业、近代农村阶级关系的演变、近代农业的自然灾害、近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多个层次的问题。

2. 关于近代江西农、副产品贸易的研究。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学者有万振凡、胡水凤、吴赘、周海华等人。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经济研究》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涉及，探讨了农产品的贸易，对农产品的贸易量、商品率、农产品市场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其商品率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胡水凤对近代江西茶叶、夏布两种农产品进行了一个研究，探讨了江西种茶面积的变化、茶产量的增减、茶价格的变化及夏布的生产和销售等具体问题。关于江西茶业研究，比较重要的还有周付华的研究，他从中长时段出发对九江开埠后，九江茶市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九江开埠后带来的九江茶市的发展与衰落。吴赘、周海华等对近代江西渔业进行了研究。吴赘重点探讨了民国时期，鄱阳湖湖区的渔业发展变迁以及鄱阳湖渔业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政治的关系。周海华则主要对江西的渔业进行了简单的述论，包括主要渔场分类及其区域、捕鱼方法、鱼产量的加工与贸易。此外，许金华还对近代江西的木材的外销进行了初探，分析了江西木材的外销情况。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主要仍集中在茶叶、渔业的研究上。

3. 关于近代江西农村市场的研究。主要的代表性学者有谢庐明、孙桂珍、游海华、白沙、万振凡等。谢庐明研究的重点在赣南，对明清赣南地区农村墟市的兴起、发展、特点以及与地方社会经济变迁关系进行了研究，也探讨了清代时期赣南地区独特的庙会市场、客家文化影响下的赣南农村市场，对赣南庙会市场的地域分布以及客家文化中的庙会、习俗在赣南农村市场中起的整合作用进行了分析。孙桂芳通过对江西农村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江西近代农村市场的嬗变过程、市场体系的特点，得出江西农村市场呈现出商品量及规模增大、市场网络日益形成并逐步完善、商品市场结构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土地市场形成、供求关系及竞争机制发育并其作用的一种复杂态势。游海华则主要研究了赣闽粤边区的市场及市场网络的传承与嬗变。白沙、万振凡分析了农村集市的发展，得出民国时期的农村集市设施普遍增加、规模扩大、周期变短、布局日益合理，并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4. 关于20世纪30年代江西乡村建设的研究。这方面研究是近代江西农村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研究学者有温锐、魏本权、曾志文、吴小彬等。温锐分析了近代赣闽边区的传统乡村民间借债、时期沿海人口、企业的入迁等因素对这一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魏本权则分析了1931至1949年江西农村的合作运动，江西农村合作运动是农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它担负着江西农村经济自治和社会自治的双重功能，是江西农村近代化的重要尝试和努力。经费的不足、理念的背离、环境的恶化制约了江西农村合作运动的开展。曾志文、吴小彬的硕士论文都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民国时期的江西农村建设上来，曾志文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江西地方政府在危机预防、危机应急、危机的恢复等机制;吴小彬则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出现的严重“三农问题”以及针对这一问题江西地方政府为此开展的农村合作运动、设立省农业院、建立农村实验区等一系列措施。曾、吴二者的研究具有许多相似性。

二、 评价与展望

通过上文对近代江西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现状的梳理，我们可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丰富，研究的领域得到扩展。21世纪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还较低，主要的研究人物就是万振凡、胡水凤，主要研究成果为1998年出版的《近代江西经济研究》。进入21世纪后，游海华、谢庐明等一批学者投入到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一批硕士研究生也以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相关问题作为研究论文选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队伍得到壮大。研究队伍的扩大，也必然产生成果的增多，领域的扩展。现如今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涉及金融、市场、实验区研究等各个方面;从从时段来看，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

虽然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但仍有许多需进一步加强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1. 研究的视角急需扩展。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大多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分析，虽有谢庐明从客家文化视角出发对赣南农村市场的研究，但总体仍是研究视角不够全面，更缺少多视角、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学界关于这一问题还需引进经济史、政治史等其他的视角来扩展其研究。

2. 研究时段上忽略了晚清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学界一直将研究时段集中在民国，而往往忽略了其他时段的研究。晚清，受外来经济的冲击、商路的变化、清政府为近代化而实行的改革，其必然也对江西农村经济产生影响，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足。

3. 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研究成果多，但有影响力的成果少。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绩，成果虽多但普遍缺乏分量，启发性小，在学界影响力小。对这一领域的学者仍需深入研究，提高成果的质量，出几篇有影响力、高水平、有启发性的学术论文，甚至产生几部相当有分量的大作品。（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 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经济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论近代江西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

[2] 胡水凤：《近代江西茶叶的种植与加工》，《农业考古》，1998年底期;《近代江西的茶价》，《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略论近代江西r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近代江西夏布的产与销》，《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3] 周海华：《近代江西渔业述论》，《古今农业》，2002年第4期。

[4] 许金华：《近代江西木材外销的历史初探》，《农业考古》，2010年第1期。

[5] 孙桂芳：《近代江西农村市场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毕业论文。

[6] 白沙、万振凡：《民国江西农村集市的发展》，《南昌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7] 万振凡、宋青红：《民国时期江西农村发展实验》，《古今农业》，2005年第1期。

[8] 刘白杨：《近代江西乡村实验运动中的人物群体研究》，《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

[9] 万振凡、林颂华：《江西近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 吴燕等：《战争对近代江西传统农业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分析》，《农业考古》，2009年第6期。

[11] 魏本权：《近代江西农村合作运动述论》，江西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毕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