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趋势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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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趋势范文

“正确的价格有利于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故意压低价格，反倒对国家、对百姓都不利。”鼠年到来前夕，茅于轼在家中接受《新财经》记者专访时指出，当前宏观经济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消费下降、物价上升、外汇储备过高、房价高企、股市泡沫等，都与基本价格信号被扭曲有关，与国家的政策规定有关。他认为，价格的扭曲必然引起宏观经济的扭曲，如果国家不能通过宏观调控及时而果断地纠正，最终难免造成大的经济震荡。反过来讲，只要纠正价格扭曲，理顺经济关系，当前的大部分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公平竞争

才能产生正确的价格信号

《新财经》：您一直讲价格是经济生活的地心引力，经济运行必须依赖正确的价格信号，没有它，经济世界就会陷于灾难或混乱。

茅于轼：对。

《新财经》：那么，您认为正确的价格信号应当如何产生？

茅于轼：非常简单。在市场中，有许许多多的生产者和许许多多的消费者，各方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生产者想卖个好价钱，越贵越好；消费者想买一个低价格，在这样一个信息很充分的环境下，通过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产生的价格就是正确的价格。

但是，也有例外，就是没有竞争。有很多商品没有“许许多多”的生产者，只有一个，价格就产生不出来了。这类商品的价格就需要各方面监督，首先是政府，政府要核准，我们国家这方面比较欠缺。所以，垄断部门有超额利润，服务并不好，可是钱赚得特别多，内部职工的待遇也很高，奖金也分得多，这就是一种价格扭曲。

价格信号引导着经济的运行，价格代表着个人自由、自发秩序和市场制度，所以，政府和百姓都应该接受价格配置资源的道理。

《新财经》：更具体地说，哪些领域的价格被扭曲了？原因是什么？

茅于轼：凡是垄断的，都有扭曲。比如，邮政、电力、电信、铁路等，或者太低，或者太高。铁路春运不涨价，就是太低了。

而马路上卖烤白薯的，它的价格肯定是对的，它有许多生产者、许多消费者，它的价格不能是错的。

投机缘于投资渠道太窄，

民间金融应大大放开

《新财经》：您认为股市表现的价格是正确的吗？

茅于轼：它看似是充分竞争的，有买有卖，但问题是很多买卖是出于投机。

《新财经》：您不是也认为投机能创造财富吗？

茅于轼：我的说法是有条件的，就是投机的人很少。当投机的人比生产者还要多的时候，投机不但不能创造财富，还搞乱了整个市场。

《新财经》：投机多，是不是也说明市场的力量发挥得更足了？

茅于轼：不是。投机的人多太，是由于大家投资渠道太少，钱没有地方花，银行的利息赶不上通货膨胀，为了保值就买股票。如果有其他更好的机会赚钱，一年能赚10%，人们就不一定买股票了。

《新财经》：现在房价很高，这也是投机行为导致的结果吗？

茅于轼：如果生产者生产房子消费者买房自己住、或出租，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来了一批投机者，他不造房，就是买房子，买了以后再卖，你看到很多房子都空着。空房越多，说明投机越多，市场就被搞乱了。

《新财经》：这种行为是否应该打击？

茅于轼：不能用打击的方法，而应该疏导。大家如果有钱，不一定要去买房，可以去做别的，比如放贷，即使10%的利息，也是有人会要的，因为很多人在银行贷不到款。如果贷款能稳收10%，干吗还去买房子？

《新财经》：但国家现在不容许。

茅于轼：所以，问题还在金融市场。现在大家有很多钱，每天都在贬值，人们为了保值，觉得买房子比较好，就把房价给买上去了。

《新财经》：您认为民间借贷，国家是不是应该放开？

茅于轼：应该放开，应该大大放开。民间集资，对于经济有很大的帮助。民间集资发达的话，就不会有房地产的暴涨，也不会有股票的暴涨，资金就有地方流动了。所以，只要民间集资一放开，房价马上下来。

《新财经》：国家为什么不允许呢？

茅于轼：怕出乱子。因为它不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民间集资一手交了钱，也就是拿个收据，说现在收你多少钱，将来什么时候还，利息多少？这张纸能不能起作用？谁也不知道。

《新财经》：由您本人发起的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扶贫基金项目目前运行如何？

茅于轼：我们做十五年了，老百姓对我们一直很信任。

价格管制是愚蠢的，

治理通货膨胀应干预货币

《新财经》：对于政府临时干预价格，您怎么看？

茅于轼：（笑）这个最愚蠢了，是完全错误的，《价格法》也没有这一条。物价上涨是货币问题，你管住货币就行了，管别的没用。钱少了，钞票感觉稀缺了，通货膨胀就压下来了。管价格，既不公平竞争又没有了，价格就被扭曲了。后果是，投入的多，产出的少，通货又进一步膨胀啊。

《新财经》：国家应不应该通过宏观调控来干预？

茅于轼：不要干预价格，跟货币有关的要干预，比如利息率。利息率完全应该涨，现在还不到8%。

《新财经》：应该涨到多少？

茅于轼：肯定在10%以上。

《新财经》：前不久，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报告称，2008年中国CPI的涨幅会更大，达到6.5%甚至7%。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已经到来?

茅于轼：我估计今年CPI会比去年高。我认为通货膨胀已经到了，但没有结构性不结构性的。

目前的通货膨胀势头是过去好多年积累下来，现在马上消除很难。下猛药的话损失会很大，只能下缓药，这就需延续一段时间。

《新财经》：您所指的下猛药是什么手段？

茅于轼：下猛药就是控制货币的发行，提高银行的利息率，砍掉一些基本建设项目。下猛药，通货膨胀可以很快降下来，但损失也会很大。

《新财经》：到底有多大？

茅于轼：1994年下了一回猛药，那时候，房地产、股市刚刚起步，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大量的烂尾楼。到现在，海口、北海、湛江、惠州还有大批的烂尾楼立在那儿呢。

所以，现在没必要下猛药。因为那时候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24%了，现在才7.1%。

《新财经》：下缓药，怎么个下法？

茅于轼：就是控制货币的发行，压缩贷款，提高银行的利率。

《新财经》：这跟下猛药差别不大啊？

茅于轼：有点差别。比如说工资不增长、商品价格不许涨，猛药会有要求，但缓药没有。

现行汇率“损人损己”，

可一次调至6.5以下

《新财经》：您曾表示现行的汇率是“损人损己”的，这个如何理解？

茅于轼：一个好的外汇价格应该是利人利己的，如果偏离这个价格，就是损人损己。我们现在的价格就是损人损己的，害了美国人，也害了中国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出口太多，把美国人的生意给抢了。出口那么多，外汇储备已到15000亿了，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不就成损人损己了？

《新财经》：那应该如何调整呢？

茅于轼：三年前，我就呼吁人民币升值，调整汇率。

《新财经》：现在不也一直在升吗？

茅于轼：速度太慢了，如果当时升值幅度大一点就好了。

《新财经》：那汇率调到多少才不损人损己呢？

茅于轼：一次调到六点几。

《新财经》：具体是多少？

茅于轼：可能6.5以下吧，这是我的猜想。

《新财经》：那岂不又成了一剂猛药？

茅于轼：对。就算是猛药，你也非吃不可；你现在不吃，将来吃的猛药比现在还猛。

《新财经》：可这一调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可能带来怎样的影响？

第2篇：宏观经济趋势范文

从政策层面上看，就当前而言，究竟是进一步采取加息的手段还是应该取消利息税？对此，专家认为，目前来看，在加息与取消利息税之间选择，取消利息税更为恰当，时机也相对成熟。

取消利息税是内在要求

“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如果宏观经济需要进一步紧缩政策，那么，在加息和取消利息税之间，我认为取消利息税更为合理。因为，利息税的征收与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在大的方向上是截然相反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永森表示。

据资料显示，1999年11月，我国开始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开征20%的个人所得税，旨在发挥减缓居民储蓄增长、促进居民消费支出、拉动内需上升的作用，同时也有助于增加税收来源。但近些年的实施效果表明，利息税在促进居民消费方面效果并不明显，相反，一旦CPI高涨，扣除利息税后银行实际存款利率反而为负。

目前，刺激居民消费已经不是主要问题，如何防止物价上涨和治理流动性过剩等问题尤为重要关键，取消利息税可以说是当前宏观经济的内在要求。

李永森表示，取消利息税和加息，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从目前来看，之所以说，取消利息税的时机已经比较成熟，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通过利息税来增加财政收入的现实要求已没有那么强烈。从财政的角度来看，利息税的取消不至于使得财政收入出现减少的情况，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并且，前期提升了资本市场的印花税，已远远超过利息税取消带来的税收的减少，从这一点比较来看，取消利息税是比较恰当的。

对此，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博士梁福涛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就目前的市场来看，取消利息税将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政策手段。

此外，李永森强调，从宏观角度来看，CPI仍然持续上涨的压力将会比较大，这来自于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以及国际市场油价上涨形成的替代效应。这种上涨趋势一旦形成将不会是短期的。

市场影响有限

随着要求取消利息税的呼声越来越高，取消利息税的预期也变得浓郁起来。那么，利息税的取消是否会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此，分析人士自有一番见解。

梁福涛认为，取消利息税，对个人居民储蓄的选择影响并不会太大。主要取决于存款收益以及投资收益两方面。“一般来说，股票投资收益远远高于存款利率的收益。即便利息税取消，但存款利率仍然为负数。因此，在股票投资的高收益率的吸引下，取消利息税给资本市场带来的影响非常有限。”

同时，李永森也表示，一直以来宏观调控的政策幅度比较紧密，尤其是前期采取提升印花税直接对降温股市，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仍然没有改变牛市格局。因此，取消利息税对市场而言，影响更是有限。

第3篇：宏观经济趋势范文

外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远未结束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FinancialCrisis(金融危机)、FUel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beginningOfthe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endOfthe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3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如果已经确定了人民币缓慢、渐进升值的方针——尽管笔者不认为这是最佳方针——我们就需加强资本管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取决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当资本管制完全有效时,才谈得上人民币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国自行掌握。当前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但笔者认为力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强、覆盖面应该进一步加宽。“严进宽出”应该调整为对进和出都实行有效管理。在强化对“热钱”防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热钱”突然流出、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而防患于未然。

第4篇：宏观经济趋势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结构调整；资源配置效率；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1-0014-07

随着供给和需求条件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我国经济运行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潜在增速从接近10%的高位向近期7～8%、中长期5～6%的中低位移动。从近期看，增长动力和机制开始转变，经济增速将在7～8%之间徘徊；从中长期看，在寻找新动力和新平衡机制的过程中，增速会逐步下降，最终的均衡位置既受供、需条件制约，也取决于应对措施的效力。在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运行将面临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培育新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等一系列挑战，宏观经济政策要守住底线，防止经济增速出现大的起落，并注重短期与中长期政策的有效衔接，深化体制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

一、供给条件改变，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削弱

1.劳动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转折性变化，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削弱

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劳动力成本优势总体上逐步削弱。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们生育意愿逐步降低，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效应，我国人口呈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特点。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净减少345万，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下降，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削弱。

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优势未得到充分利用。2004年以来，教育程度较低的初级劳动力供应已经逐年递减；具有高中以上教育水平的中高级劳动力新增人口在2012年达到峰值后2013年开始下降：具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新增劳动力在2019年之前还会持续增加。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一方面提高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本，另一方面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创造了低成本扩张的可能性。然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相对缓慢，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在传统优势削弱的同时，人力资本的新优势未得到充分发挥。

2.投资增速将逐步下降

人口老龄化以及社保、民生支出增加，将降低全社会储蓄率，进而降低投资增速。2012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已达到14.3%。据估计，到本世纪中叶，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接近30%。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是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对各种资源的分流作用更强。在对一般商品需求增加的同时，居民对公共产品、社会服务的需求大幅上升，进一步降低社会的储蓄率。FDI流入量增速下降，部分加工类企业转移至其他国家。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同时也面临土地等资源要素价格上升的压力，导致我国制造业领域尤其是低端制造业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其他发展中国家拥有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对外资的分流作用比较明显“）。另外，在“稳增长”的同时，我国需要兼顾“调结构”，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流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端市场为导向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在相应进行结构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外资的流入。

3.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难度加大

通过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进一步缩小。同际经验和中国历史数据都表明，贸易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要快于非贸易部门，投资品和中间投入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快于消费品制造业。正是由于存在结构性的差异，过去30多年，通过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劳动力和加快发展各类贸易，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较快。随着我旧城市化水平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新转移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降低，农业转向非农就业带来的效率增量降低。同时，随着国内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出口增速大幅度回落、FDI增速下降，对外贸易产生的技术扩散速度也在下降。

与世界技术前沿的距离缩小后，学习型技术进步的速度自然回落。后发国家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可以较快地提高产业的技术进步水平，实现“挤压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引进生产线等多种举措，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成为制造业大国。当前，我国许多行业的技术水平与全球先进水平差距缩小，一些跨国制造企业在华建设全球样板工厂，有的将我国作为全球研发基地，国内企业在光伏产品、通信设备、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也达到全球先进水平。于是，模仿与技术引进的空间进一步缩小，而依靠自身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时间和资本成本较高，技术进步的速度相对较低。

4.资源环境约束压力加大

我国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约束趋紧。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耕地逼近18亿亩红线，工商业用地指标紧张，土地价格飚升。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快速上升的同时，未能获得与市场地位相当的定价权，采购价格受制于人。发展的环境容量变小，极端环境事件频发。多年来粗放式的发展模式造成环境污染严重，环境状况总体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重点流域水污染严重，部分城市雾霾天气增多。碳排放约束加强，增加了我国发展成本。我国人口众多又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化石能源和水泥消耗量大，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虽然按人均碳排放，特别是按累计人均碳排放计算，我国排放容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空间，但为了自身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我国仍选择主动控制碳排放增长速度。

二、需求空间和结构发生较大变化。难以支撑经济高增长

1.出口增速出现趋势性变化，高增长阶段已结束

通过融入全球化拓展需求空间，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当前，我国贸易占世界份额，已经与日本、德国曾经达到的历史峰值水平相当。随着我国出口产品进一步升级，与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之问的错位竞争将演变为同质竞争，抢占国际市场空间的难度增加。由于我国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不断攀升，传统出口优势面临新兴国家的竞争压力。此外，全球经济进入相对低速增长期，需求放缓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出口增长也将产生影响。我国出口的高增速时代可能已结束，预计出口将从过去10年超过20%的平均增速下降到10%左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

2.房地产市场需求接近峰值。未来增速明显下降

从1998年启动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城镇住房建设步伐逐步加快，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考虑到住房需求带动各行业投资以及相关服务业的发展，过去5年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综合贡献达到23%左右。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显示，房地产业发展与城市化率、人口结构和人均GDP均存在密切关系。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6%，进一步提高的速度将有所降低，而20～50岁对住房需求量大的年龄人群到2015年将达到峰值。目前，除了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住房空置率多数处在高位，“鬼城”现象经常在媒体曝光。预计未来10年房地产需求增速较过去10年将明显下降。

3.综合效益高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逐步减少

基础设施建设是拉动我国内需的重要力量，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基础设施占固定资产存量的水平处于中等，但占比已经从峰值开始下降。高速发展过程中，经济和社会效益较高的基础设施项目往往被优先建设，未来10年具有良好投资回报的项目会越来越少。而基础设施折旧周期长的特点，也决定了其在建设高峰期后的较长时期内增速难以有大的提高。

4.社会消费的重点从物质向服务类转变。对投资的拉动作用减弱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加快。当基本生活物质消费满足后，社会消费开始更多地向教育、文化、信息和旅游等服务类转变。政府公共投资项目的重点也从道路、电力、水利等方面逐步向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转变。服务业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对固定资产投资和中间投人品生产的带动明显小于制造业。服务业占比提高，将会降低全社会投资需求的增长。

三、增长阶段转换期的潜在增长率和新增长点

1.增长阶段转换期潜在增速的测算

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有些变化是确定的，比如增速受制于供需条件的变化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有些变化则具有不确定性，比如增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下降？下降的幅度有多大？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是我们对其变化规律的认识不够深入，另一方面是由于许多制约因素本身是动态变化的。利用已有确定信息和相关理论，我们可最大程度地缩小不确定性的范围，勾勒出未来经济增长的图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近年来一直尝试用各种方法推算未来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从估算结果看一致性较高。

一是通过国际比较，估算潜在增长速度。课题组利用三种国际比较方法，测算了中国经济下台阶时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年份。第一种方法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并比照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经验进行测算；第二种方法是将各省参照不同国际经验进行测算：第三种方法是根据大宗工业产品产量或消费量变化规律进行测算（如表1所示）。虽然不同方法估算的结果略有差异，但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可能在“十二五”末期放缓，“十三五”时期将明显下一个台阶。平均来看，从现在到“十二五”期潜在经济增速为9.1%，“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速将降为7.1%。

二是利用省际历史数据构建计量模型估算潜在增速。国际比较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国际上先进国家的经验对我国未来发展进行预测。按照同样的思路，国内经济发达地区的增长经验对后发地区和全国增长也有借鉴意义。通过构建包含31个省市历史发展数据的时间序列一横截面模型，估算了未来10年我国潜在GDP增速。结果显示，发达省份达到接近的发展水平后，都进入增速下降的阶段。未来增速进入转折的省份不是平稳增加的，所以潜在增速下降可能是台阶式的。从表2的结果看。未来5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在7～8%之间，未来10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将在5～6%之间。

三是利用CGE（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估算的潜在增速。利用CGE模型可将供给侧和需求侧变化的效应综合在一起，从而更加全面地估算潜在增长率的变动情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在详细分析供给和需求要素变化的基础上，利用CGE模型测算出未来10年潜在增长率。结果显示，近期潜在增长率在7.7%左右，未来10年会下降到6.5%左右。

从几种方法测算的结果看，近中期潜在增长率都会有明显下降，只是下降的时间和幅度有一定的差异。对近期潜在增长率的估算，国际比较值最高，省际数据测算的值次之，CGE模型的值最低。考虑到当前经济运行的表现和不同方法的特点，我们认为2015年之前，我国潜在增长率在7-8%之间。对中长期的估算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综合几种方法的结果，我们认为10年后我国潜在增长率将会降到5～6%。

2.我国增长阶段转换的特点

从国际经验看，追赶性经济体在经过一定时期的高增长后，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增速回落。一种是成功实现工业化、基本完成追赶任务后的增长减速。发生时点一般在人均GDP达到11000～12000国际元，增速降幅达到30%以上。日本、韩国等都是二战后实现成功追赶的国家，基本符合这一规律。另一种则是在追赶任务没有完成、增长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时，因体制、战略、政策调整滞后或出现失误，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甚至倒退。发生时点往往在人均GDP4000～6500国际元问，经济增速回落幅度更大，多数超过5个百分点或者50%。

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9100国际元，低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经济增速自然回落的时点，又高于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收入水平。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用典型的国际经验难以充分解释。这一方面说明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快速崛起，历史上没有先例，当今世界也不同于以往，国际比较存在一定局限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经济运行机制更加复杂，增速回落具有一定特殊性。我国人均GDP超越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期，但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落入陷阱的风险因素。例如，城乡、区域、行业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持续高位，2012年为0.474：腐败、司法不公等问题比较突出，社会不满情绪有所上升：个人成长和发展对家庭地位和社会关系网的依赖程度提高，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下降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瓶颈，导致经济增长在追赶进程尚未结束时出现回落。

从另一个角度看，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经济增速自然回落时，往往都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顺，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我国在人均GDP相对较低时出现增速下降，也说明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红利所在。

3.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增长动力和新增长点

增长阶段转换期是新旧动力转换和新增长点不断涌现的过程。我国潜在增速回落实际上也蕴藏着很大的潜力，只要我们能够根据供求条件的变化，调整政策、匹配资源，在增速下行的过程中仍然可能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一是改革仍是未来经济增长最大的红利。我国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大，国有企业占有资源过多，资源价格扭曲，垄断者影响市场规则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市场运行的效率。只要能凝聚共识，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就能释放出新的活力和动力。二是传统竞争优势仍将持续发挥作用。在低成本优势削弱后，产业配套、基础设施、高素质人才队伍、内部市场规模等优势没有改变。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复杂程度较高、人力资本密集的行业可能孕育着新优势。三是城镇化潜力依然巨大。我国城市化率偏低，特别是质量偏低。大量已经进城的农村人口并没有转变为市民，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仍蕴藏着巨大需求潜力。城市化与信息化、绿色、低碳等新趋势相结合，能释放出产业升级的新动力。四是居民消费升级方兴未艾。伴随城市化、信息化进程，住、行主导的居民消费升级将持续推进，信息、教育、医疗、培训等服务消费升级潜力巨大。五是全球化可能为我国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与那些成功实现追赶的国家不同，我国处在一个全球化程度明显深化、趋势不可逆转的时代，全球需求的增长空间和分工的专业化程度等大幅提升。一批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印度、印尼、巴西等，正在积极推进工业化，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机遇。

四、正确认识和把握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运行的底线

所谓经济运行的底线，就是特定阶段经济稳定运行的下行临界点，如果超过临界点，将会引发系统性风险或危机。我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和寻求新平衡的关键期。增长阶段转换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经济稳定运行的区间收窄，脆弱性增大。因此，在这一时期，底线思维比以往更为重要。

1.增长阶段转换期“守底线”的关键是控风险

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时，确定宏观调控目标增速的重要依据是保就业，经济增速太低就难以创造充足的新增岗位以满足就业需求，就可能导致社会动荡。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就是保稳定。成为当时宏观调控的基本逻辑。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形成对比的是，这一轮增长放缓并未伴随大的就业压力，部分原因是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或者说，劳动力供给放缓本身就成为经济增长放缓的解释变量。就增长与就业的关系而言，对增长放缓的“容忍度”已明显提高。

在增长阶段转换期，由于我国“速度效益型”增长模式尚未改变，如果经济增速短期内过快下滑，将会出现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企业赢利能力和水平滑坡，亏损面持续扩大，财政金融风险将可能集中爆发。底线守不住，将会成为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的触发器。因此，当前守底线，要以防止短期内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为重点，稳定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有效控制和化解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风险，把矛盾和问题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为微观主体调整和增强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争取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促使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2.保持GDP增长6.5%是现阶段经济运行的底线

历史经验显示，高经济增速阶段经济运行的底线可能在7%。我国企业利润、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速，相对于GDP增速的弹性系数分别为4.6、3.2、3.4、1.3和3。在1996年以来的69个季度中，GDP增速连续两个季度大幅下滑的情况出现过2次，分别对应着两次经济危机。平均而言，当经济增速为6.9%时，财政收入增长2.4%，税收收入零增长，工业企业利润增长-38.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3%，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6.6%。如果增速低于7%，并持续两个季度以上，就可能超过各行业、系统的承受能力，触及经济社会稳定底线，并引发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参见表4、表5所示。

随着发展环境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运行底线也会变化。与历史情况相比，近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企业风险意识加强、低增速下的盈利能力正逐步提高，地方融资平台过快扩张的势头得到遏制，经济运行底线可能已向下调整。综合考虑潜在增长率和风险积累程度。GDP增速不低于6.5%可能是现阶段的底线。

3.紧守底线的关键是主动释放已积累的风险

坚守底线并不仅仅是稳增长或保增长，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调结构、去杠杆上，有序释放已经积累的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房地产泡沫、严重产能过剩和影子银行，是当前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风险。这四大风险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共同推高了资金杠杆和经济运行的脆弱性。地方融资平台依托政府的显性和隐形担保，在GDP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推动下，往往不计成本融资。由于房价过高，存在暴利，且受到融资限制，房企总是存在资金饥渴症。这二者一起推高了整体资金边际价格，使大多数实体经济无力负担。制造业严重产能过剩和融资平台资金效率偏低，使得利润水平远低于融资成本的现象相当普遍，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基础资产质量。而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追求利润和规避监管的驱动下，开始寻求通过表外业务和同业业务扩张资产，在推高杠杆的同时也使融资链条不断拉长，资金在金融系统内的自我扩张过快，并与实体经济相脱节，高成本的资金最终又流向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

五、近中期宏观调控的基本思路

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运行具有超过以往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短期因素与中长期变化相叠加，经济运行总体比较脆弱。宏观经济政策要防止经济增速出现大的起落，尤其是避免快速下滑突破底线，积极化解系统性风险，并注重短期与中长期政策的有效衔接，深化体制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培育新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才能实现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

1.避免“过度刺激”和“放任下滑”两种倾向

充分认识到增长阶段已经开始转换、宏观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客观事实，是进行宏观政策选择的前提。从近中期看，有两种易于出现、需要着力防止的倾向。一种是“过度刺激”，试图重回以往高增长轨道。长期以来，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已经适应了高增长的宏观环境，也存在高增长的诉求。增速一旦回落，容易出现不顾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事实，政策刺激过度，结果不但不能恢复高增长，反而可能引发通胀和资产泡沫风险。2012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出现短期回升，由此形成对2013年过度乐观的预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倾向。另一种倾向是“放任下滑”，引发系统性风险。增长阶段转换期，由于预期不稳、前景不明，容易出现短期快速下滑或剧烈波动。经济大幅下滑突破底线，导致一系列经济社会连锁反应。如果对此认识和重视不够，忽视市场主体对经济减速需要逐步调整和适应的事实，政策应对不力，就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2.以局部风险的有序释放赢得全局稳定

积极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房地产泡沫、严重产能过剩和影子银行四大风险，基本思路是强化约束、落实责任，以局部风险的有序释放赢得全局稳定。其一，建立有效退出机制，并减少政府的保护和干预，让僵尸企业有序退出，促使实体经济逐步恢复盈利能力。其二，切实降低房价和改变市场预期，促进存量房地产进入交易，进而压低金融边际资金成本。最直接有效的措施是加快全国房地产联网、实名登记，并明确全面开征房产税的过渡时间。这既有利于增加住房有效供给和地方财政收入，又可以改变房价预期。其三，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成立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措施，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分类清理，隔离不良资产。建立明确的惩戒机制，规范和重建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其四，积极盘活存量货币，在维护金融正常功能的同时，加强对同业业务和表外业务监管，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降低杠杆，重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优先去杠杆，然后金融业跟进，不能仅从金融业单边推动去杠杆。这里涉及一些紧迫的改革，能否守住底线，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推动改革与控制风险的赛跑。

3.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新世纪以来，一些新兴国家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中国、印度、巴西、印尼、南非、越南等国家，人口规模相当于已经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两倍多，其工业化进程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全球重要能源资源的供求格局。美、欧债务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财政状况捉襟见肘，被迫实施紧财政、宽货币的政策组合，由此引发新一轮为防止本币升值的全球性货币宽松竞赛，对短期资本流动和物价上涨都将产生影响。上述两方面的情况，为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提供了需求基础和货币条件。一旦全球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会迅速反弹。

从国内看，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增加、要素市场化推进和人口结构变化，能源资源、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进入较快上升阶段。供给能力缺少足够弹性，不能适应需求增长，这正是目前需求回调而资源、要素价格高企的重要原因。同时，我国货币存量规模庞大。2012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97.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188%。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在增长阶段转换期，企业赢利能力下降，扩张动力不足。实体经济的货币吸纳能力下降，也为通胀和资产泡沫埋下隐患。

近中期，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需要调节货币供应，有效管理流动性；夯实农业基础，降低农产品等的流通费用；增强我国企业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提升大宗商品价格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完善住房限购和金融政策，引导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

4.深化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

第5篇：宏观经济趋势范文

关键词:第五次并购浪潮 新趋势 原因

跨国并购新趋势

高度集中在发达国家但发展 中国 家增长迅速

跨国并购类型主要是横向并购

跨国并购行业发展趋势

跨国并购的产业仍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但是制造业的并购份额呈下降趋势,服务业呈上升趋势。1999年服务业占60%,制造业占30%。制造业由原来的资源、劳动密集行业转向资本、技术密集行业,如:化工、电器机械和汽车。服务业内部的跨国并购主要集中在电讯、金融和商业服务领域,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

跨国并购过程中跨国公司R&D全球化

控制关键技术已成为大型跨国公司攻城掠地、取胜对手的法宝。跨国公司加大对世界范围知识、专业人才和技能的追求,促使跨国公司海外R&D支出占总R&D支出的比例不断上升,海外分支机构数量相应不断增加。美国公司在海外的R&D支出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国内的R&D支出的增长速度,1997年美国该比率由1985年的6.4%上升到10.5%;1987-1997年外国公司在美国的附属公司的R&D支出费用增加了3倍,数额由65亿美元上升到197亿美元,年平均增长11.6%以上。

第6篇：宏观经济趋势范文

也许我们与欧美经济不在同一战壕，却注定在同一地球，置身此局中，经济正面临最严峻的外部压力，是覆巢无完卵，还是如不周山立？

上半年的中国经济，可谓逆风飞扬，在出口失色之际，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已悄然浮现，下半年中国经济也仍然将“微妙”地平稳，这恰是改革开放进行到尖锋时刻的恰当背景。

“热宏观”和“冷微观”的中国经济何去何从？

一、 世界经济大乱局：滞胀？衰退？失速？

世界经济看来正陷入久违的大乱局中，人们喋喋不休地争论着的，不是世界经济的曙光在哪里，而是黑夜有没有到尽头。早在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发表惊人之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警告可能出现的全球性经济萧条，当时美国“新经济”正方兴未艾，而亚洲亦舔干了自己的伤口，出现“V字形复苏。然而，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高股票象可怜的“自杀鲸”一样接连表演“高台跳水”，家、投资家们无不看得惊心动魄。悲观预言由此相继而来。摩根斯坦利一反常态，不再“兜售繁荣”，而是宣称“需求休克”，警告全球经济有可能面临长期衰退。美国《商业周刊》作为“新经济”的最大吹鼓手，曾刊文说“新经济消除了经济周期”，现在却以号称为“新经济新知”的曼德尔编辑为急先锋，抛出新著《即将到来的互联网大萧条》。世界经济怎么了？

1、美国经济：可怕的并不是在大峡谷中下落，而是不知道下落到何时是谷底。以美国而言，美国商务部预期美国经济在2001年第一季度将增长2%，公布的数字却只有出乎意料的1.3%，最近更修正为1.2%，而公众的预期更悲观，以为实际上只增长了0.5%而已。国际货币基金在其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已经将对美国2001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原来的1.7%下调到1.5%，而对2002年的增长预期更从 4.2%陡降到 2.5%。目前美联储的连续6次降息为什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反映出两个：一是这显示出美联储没有看到美国经济的底部在何处，降息反而恶化了市场预期；二是这显示出美国经济“长腿”变短容易（新经济投资疲弱、市场萎缩地挤出泡沫容易），但“短腿”变长艰难（“空心化”的传统产业难以重新夯实）。因此，过去8年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美国经济可能处于熄火或半熄火的状态，并步入“L”型中期调整。

2、欧洲经济：“从不受”到“不可否认的事实”的尴尬。在2001年初，欧盟曾骄傲地宣布：欧洲经济不受美国的影响。欧盟委员会今年4月发表的经济预测报告乐观地宣称，2001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将达到2.8%，2002年将达到2.9%。然而，欧元区12国财政和经济部长目前无奈地承认，由于美日经济不断减速，欧洲经济经济增势减弱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其强度“出乎意料之外”。 2000年欧盟经济增长达3.4％，是近十年以来的最高速度，但2001年的经济表现却差强人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其2001年经济增长速度仅为2.4%，最近的数据显示，欧洲的主心骨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目前的经济形势也不妙，德国政府已把对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至2%，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洛朗·法比尤斯则预计，法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不足2.5%，远低于早先预计的3.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德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数则仅为1.9%。与此同时，欧盟的失业率却在令人不安地上升。

3、日本经济：当日本的经济巨头把中国的大葱和大蒜视为生死攸关的挑战时，我们真的为日本经济担忧了！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容不得矫饰，对其无非有三种态度，一是“驾驭市场”，即政府以为自己可以俯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通过所谓“强政府”的“产业政策”来超越特定的经济阶段；二是“增强市场”，即政府以为市场是某种外在变量，可以通过关系型融资等奇思妙想来使得“市场机制”更锐利；三是“紧随市场”，即政府承认自己经济干预能力的有限性，只是遵从市场信号尽量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迄今为止，试图驾驭和增强市场的国家毫无例外地已在承受市场的严厉惩罚，其中尤以日本为甚，财政已经扩张至极至；而货币则更曾达“零利率”的尴尬，但日本经济硬是毫无反映，财政货币双失灵。日本自从小泉政权亮相以来，已经坦言将在未来3-5年内不看重GDP增长指标，而全力重构日本经济，但至今则仍为“景气优先”还是“结构优先”在吵闹不休。对于日本经济，我们已经陷入了深深的误区：也许我们并不能用80年代初如日中天的日本经济来衡量现在的日本经济，否则我们将以为其经济永远处于衰退之中；如同我们不能用新高的股市综合指数来衡量股市，否则我们将总以为现在的股市在漫漫熊市中，日本经济仅仅是洗去了铅华的常态，并且难以再回复到光彩照人的韶华之中。

4、亚洲：曾经梦想的“21世纪是亚洲世纪”已经遥不可及，谁来领导亚洲？面对已经整合的欧盟，以及正在整合的美洲经济，亚洲经济滑落到分崩离析之中。《圣地亚哥宣言》和《行动计划》显示出的大势是：2005年1月1号作为谈判达成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最后期限，并在2005年年底前由各国审议通过，正式生效。这样，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包括北美、南美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34个国家，涵盖8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如此欧盟、美洲自由贸易区和APEC三大区域性组织构成全球贸易和投资基本架构的格局将基本确立。可以预期的是，美国自身的经济的困扰、对拉美后院的传统重视、以及对APEC非制度化的清谈而不务实的失望，必然使其对充当整合亚洲经济的热情多少有些冷却，而产生新一波的面向美洲内部的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即美国在选择贸易和投资伙伴时，会将美洲国家置于更优先的地步，对东亚国家显然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挤出”。由于亚洲经济一体化明显滞后于欧盟和美洲，并且美、日、中等大国对机制化的亚洲经济合作态度暧昧，利益纷争。亚洲经济，因为缺乏清晰可信的领导者，无人填补美国因启动FTAA而对APEC丧失的热情和形成的真空；无人勇于改进APEC的清谈和制度建设迟缓。亚洲似乎仍是半个世纪前，邱吉尔曾经说的那样：亚洲？那只是个地理概念！似乎谁都没有看到一个经济生活和谐的亚洲。世界看到的，已是更为分崩离析、而不是更为整合的亚洲经济。

5、世界经济：是滞胀？是衰退？还是急剧失速？对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大致有三种判断，一是从高速增长意外地突然失速（sudden slowdown）；二是已经陷入到经济衰退中 （recession）甚至是大萧条又回来了；三是我们重新回到了20世纪7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癌症-----滞胀（stagflation）中。在尽可能理性和冷静之后，我们认为世界经济在急剧失速之中，至于衰退则是目前仍是可能性尚非普遍的现实性；而滞胀，则多少还有些遥远。下表显示出世界经济增长的确有明显的放缓迹象。

表1、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变动（单位：%）

时间/GDP%

美国 欧盟 德国 法国 英国 日本

2001.

(1-3) 1.3 2.0 1.5 2.0 1.7 -0.8 8.1

2001 1.6 2.2 1.6 2.4 2.2 0.5 7.3

2002 2.9 2.5 2.3 2.5 2.7 1.3 7.5

资料来源：《 Economist》2001-05-21.

至于世界性经济衰退，至今仍然只是有待证实的预言。30岁以上的人们对经济衰退印象最深的就是“牛奶倒进海里”的画面，那是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以及政治经济学教师的讲解中得来的刻骨印象。如果21世纪初衰退重演，则也许天之骄子式的硅片亦将弃于山谷，类似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产品过剩、需求不足情形将重现于整个世界，并成为中长期全球经济的大敌！经济衰退在若隐若现之际，通货膨胀的威胁已悄然降临。2001年5月，G7的通胀率已从1999年初的1%上升至2.8%，这是8年来的最高水平。其中美国通胀率从1999年的1.6%上升到2001年5月的3.6%，欧元区国家通胀率从0.8%上升至3.4%。这使人们不能不警惕世界经济重蹈20世纪70年代的覆辙。我们尚可幸运的是：西方国家通货膨胀的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受能源价格上涨的，扣除能源、食品价格因素后的核心通胀，在美国为2.5%，在欧元为2.1%，日本尚在通货紧缩之中。世界经济的大乱局，是新经济光环不再带来的全球性振荡；是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危机的阴影再度聚拢；是亚洲经济再度边缘化的威胁。此际中国经济往何处去？

二、世界经济乱局里的中国：忧思何在？惊喜何在？

世界经济乱局，迫使中国面临较之亚洲金融危机更为险峻的外部环境，尽管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也许不在同一条战壕，但无疑却在同一个经济增长失速的地球上，全球化的迅速推进，和20年来我国经济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型大国经济，因此，世界经济增长失速将通过贸易和投资等多种渠道传递和影响我国。忧虑者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君不见，阿根廷已陷入金融危机的困苦中，新加坡正跌落到11年来最糟糕的经济状况，而，泰国、菲律宾等经济体，则有山雨欲来、黑云压城的意思。而有人则说，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苦苦培育内需，并没有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那样，仰仗欧美经济之鼻息，世界经济突然失速，与中国经济，在投下了浓重阴影的同时，却也带来了一抹意外的亮色。

1、忧思何在？受国际市场不景气的，扮演了我国2000年增长引擎之一的出口将急剧滑坡，甚至成为经济成长的羁绊。世界经济增长失速的直接冲击是我国外贸的陡然滑坡。经济增长中，来自对外贸易增长的贡献在1/4左右，我们的实证表明：过去6年来，美国经济每向下滑落一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就将跌落0.4个百分点，而世界经济每跌一个点，中国出口就滑落10个点。由此来看，美国经济滑坡无疑将使得我国出口严重滑坡。

在2000年度，我国出口增长了27.8%，而2001年一季度因为惯性订单出口勉强达到了14.7%；但到二季度就降为4%，还不到一季度的一个零头，5月份我国出口仅增长3.5%，比上月回落7.6个百分点，其中对欧美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增速均下滑了2-3个百分点。1-5月份，中国累计对美国出口增长7.6%，为203.19亿美元，比1至4月份累计增速回落2.3个百分点；1-5月份，中国对日本出口额为179.5亿美元，仅同比增长16.5%，远低于去年同期31.3%的增幅。到了6月份更仅出口220.8亿，这甚至比上年同期还下降0.6%，出现近两年来的首次月度负增长。出口的滑坡给国民经济的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影响。上半年我国外贸累计实现贸易顺差81.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的123亿美元下降了41.6亿美元。净出口的减少使得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速放慢了将近1个百分点。二是间接影响。出口的萎缩使得生产受阻，外贸出口对生产的上拉作用由去年上半年的3个多百分点，下降到今年上半年的不到1个百分点。

作为负责任的地区大国，我国显然不可能通过人民币贬值这样“以邻为壑”的做法来换取出口竞争力的喘息性恢复，此外，其余可以刺激出口增长的“立竿见影”的渠道也已近枯竭。如出口退税的力度已相当大，而出口信贷扶持则不可能为所有产业分享，而2001年11月前后，我国则又可能因加入WTO而加速市场准入。上述因素显示：世界经济增长失速将使我国外贸扶持手段和空间弱化，经常项目收支的顺差将显著缩小，如果按照1-6月份外贸出口变化的趋势来看，2001年我国出口增长可能维持在5%-6%左右，基本无望达到8%的预期目标，我国外贸出口的陡然失色将是世界经济乱局的直接祭品。

2、惊喜何在？纷乱的世界经济更衬托了“中国魅力”，并引致国际资本向我加速分流的新格局。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前后，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发展展望2001》统计，在1998-1999年度间，全球直接投资分别为7590亿和10910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为5650亿美元和8780亿美元，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仅为1941亿和2121亿美元，流向亚洲的直接投资分别为846亿和869亿美元。在2000年第三季度以前，由于美国经济走势强劲，大量国际游资都被吸引到了美国。根据美国第一波士顿信托银行的估计，美国一家就占用了全球净储蓄的72%！因此，在世界经济增长失速之前，欧盟和日本是最大的资本净流出地区，而美国则是最大的净流入地区，至于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基本上是无足轻重的。

在美国经济增长出乎意料地一蹶不振之际、美国股市已经辉煌不再、美联储连续降息三大负面因素的冲击下。长期汇聚美国的国际资本，必然要寻找新的出路，是否有可能分流到亚洲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国家？鉴于国际资本往哪里流，哪里的经济短期内就会迅速升温，那么亚洲经济是否会因祸得福，因资本大量内流而加速增长？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从2001年上半年的资本流动格局看，2001年第一季度欧元区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资本净流出860亿欧元，而去年第一季度净流出为429亿欧元。日本今年第一季度资本净流出22292亿日元，其中，直接投资净流出16422亿日元，证券投资净流出908亿日元，其他投资净流出4963亿日元。尽管2000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经济增长和股市双双跳水，但流入美国股票市场的国际资本却仍高达1718亿美元(1999年为987亿美元)；流入美国公司债市场的国际资本达2941亿美元（1999年为2328亿美元）。2001年第一季度，流入美国证券市场的国际资本仍达到了1550亿美元！但毕竟国际资本有从美国分流的某种迹象，例如，2001年第一季度，共同基金从美国股市抽走了越数百亿美元。因此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近格局是：美国作为国际资本安全港的荣耀有所削弱，可能产生国际资本分流，但其作为欧日资本的主要去向仍无改变。

新兴市场并不能够担当吸收从美国分流的部分国际资本的角色。世界银行2000年的《东亚：恢复及更多》（East Asia: Recovery and Beyond）中显示，东亚体系并无根本改善。此轮世界增长的放缓反而给新兴市场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为了抵御出口的滑坡，部分家隐现了新一轮货币贬值风潮。拉美的巴西和阿根廷的货币已有危机征兆；而亚洲则泰铢走势明显不稳，新加坡经济疲弱不堪，经济风声鹤唳，国际投资者对新兴资本市场的重重疑虑，足以使得从美国分流的资本不可能注入新兴市场。

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之际，新兴市场作为整体在引资方面是弊多利少，但中国却可能是重重乌云中唯一透射出来的一缕阳光！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理由：（1）、中国的经济本质上是大国经济，据称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成长中的内需拉动因素达到了93%！其在吸引国际资本方面的突出表现是小型开放经济体无法相提并论的。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投资报告2001》的披露，新兴化国家NIEs吸引国际资本仅仅是在1999年以后才有了恢复性增长，除了NIEs、日本和中国以外，南亚和东亚国家在1998-2000期间乏善可陈。而中国则明显是例外，自1995年以来，利用外资始终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2）、中国具备吸引国际资本的稳定的基本面，这同样是其他新兴市场不可比拟的。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01年度亚洲发展展望的预测，在亚洲国家中，中国仍然是经济增长最为强劲和平稳的国家，只有印度经济稍可和我国比拟。稳健成长的中国经济，将在世界经济乱局中，越发凸现其“中国魅力”，并令国际投资者凝眸注目。

表2、波动的亚洲经济和稳定的中国经济（单位：%）

年份/GDP%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新兴工业化国家 -2.9 7.9 8.4 4.3 5.6

亚太发展中国家 -2.0 4.1 -1.8 3.4 5.0

东亚 6.1 5.8 5.7 5.8 6.5

中亚 1.5 4.7 7.8 3.3 4.8

印度 6.6 6.4 6.0 6.2 7.0

中国 7.8 7.1 8.0 7.3 7.5

第7篇：宏观经济趋势范文

1.1使经济管理与市场经济相互促进

市场是实现经济资源优化配给的重要途径，但当前市场上频频出现不正当竞争事件，干扰了经济市场的有序运转，阻碍市场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在全球化经济趋势的带动下，我国的市场经济格局长期处于变化发展中，这就导致了矛盾的产生，即经济干预调节策略无法与日趋变化的市场经济格局协调一致，为了调解这一矛盾，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管理进行改良创新，使经济管理工作与市场经济发展步调相互配合，通过公共传播媒介对市场经济进行优化，可以修正市场固有的问题和不足。在对宏观经济管理工作进行改良创新时，不能脱离固有的经济政策、经济干预手段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情况，应立足于实情进行改良创新，创设与我国经济政策和市场格局相符的宏观经济管理。

1.2革新经济干预促进市场资源合理配给

经济市场是实现社会生产资源优化分配的关键途径，因此要实现资源合理分配，必须依托市场。但由于当前市场经济发展并不完善，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不足，这些问题都会对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造成干扰和影响。要想提升市场资源分配的科学性，应立足实际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进行改良创新，并选择适宜的策略调整市场中的资源配给模式，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让经济资源创造出最大的价值。政府宏观干预市场资源配给的手段主要是，调整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在市场中的比例，并对这两种财产进行合理分配，防止因分配不均扩大社会的贫富差距。

2.对宏观经济管理进行改良创新的措施

2.1调整宏观经济干预管理的方向

政府采取何种手段对经济市场进行管理和干预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管理具有怎样的目标和方向。当前我国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管理方向时，要按照我国市场经济格局及发展趋势来决定，并且调控方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伴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在市场出现通货膨胀时，政府应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控制经济局势，使市场逐渐收缩冷却。当市场出现通货收缩时，国家应采取一些刺激市场运转的措施。宏观调控的目的不仅要确保市场经济整体稳定均衡，还要控制经济结构稳定，各个行业均衡发展，防止某一行业单独膨胀。

2.2革新宏观经济调控的执行机构

在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执行者并不是唯一的，而国家是最主要的执行者。在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执行机构进行革新时，主要应拓展以下两个方向，一是构建全新的经济调控机构，二要革新经济管理职权。为了实现经济调控执行机构的革新，政府应组织创建一个拥有宏观干预调控职权的专属机构，将干预经济的职权集中交给某一机构可以有效杜绝目前多头管理、职能分散的混乱情况。而在革新职权方面，拥有宏观干预市场职权的执行机构在对市场进行调控时，应多采取市场调控策略，少采取行政措施。

2.3革新经济干预的方法和手段

当前，政府在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管理时，主要采取的措施是调整银行利率、调整货币价值等，很少采用行政方式对市场进行干预。在革新市场经济干预措施时，应逐渐减少行政方式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尽可能以市场干预手法为主。虽然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经济风险评估和应急方面也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但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当前我国市场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房价虚高、行业结构不平衡、内部市场狭窄等。因此，政府必须结合实际，积极革新市场干预方式，为我国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3.结束语

第8篇：宏观经济趋势范文

从2012年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时序特征看，与国内宏观经济运行轨迹表现出了较强的一致性，“前弱后强”趋势明显。从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结构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短多长少”特征。那么，商业银行该如何避免信贷“短多长少”？

警惕信贷潜在风险

2012年初及上半年，由于宏观经济增速下降，微观经济主体活跃度减弱，企业融资多体现为维持经营或者短期现金流支持。加上对未来宏观经济趋势及盈利前景的不明朗判断，商业银行风险预期取向明显更为谨慎，发放中长期贷款显著减少。针对基建类贷款等大规模融资需求，主要采取“加快贷款周转力度”手段，收回再贷成为主要模式。对于小微企业发放的贷款，绝大部分体现为1年期以内的贷款品种，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等占比明显较高。

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总体趋势良好，供需基本平衡，但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而央行年内4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使大中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20.5%的历史高位，银行可用资金进一步缩减。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商业银行信贷也出现了一些潜在风险：一是信贷总量中的结构性风险，作为银行经营中风险较高的业务，信贷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过高，将使银行承担过大的风险；二是信贷行业投向中的结构性风险，我国长期以来经济粗放增长遗留下的“两高一剩”行业都是潜在风险很大的行业，而实体经济的结构风险势必反映到银行的信贷结构中来；三是房地产信贷的结构性风险，近两年国家调控逐步加强，使得房地产行业利润收缩，同时违规成本不断加大，对银行贷款的威胁也相应大幅上升。

信贷进退应看准方向

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最终还是取决于资金所投放对象的经济效益，即资金的投向对银行资金本息收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区分领域，确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扶优限劣，通过调整和优化贷款结构对有持续发展能力的领域进一步深入，在有发展潜力的领域抢占先机，要从夕阳领域逐步退出。具体方向如下：

一是要抓牢黄金客户，坚持将拓展、培养和巩固优良客户作为信贷经营的出发点。对于传统的支柱性产业，如矿业、冶金、纺织等要有维持稳定的资金注入，支柱产业的稳定相当于整个产业结构的稳定，涉及国计民生，将其作为信贷结构的基石，能确保银行利息收入的稳定。

二是拓展优势行业，加大对系统性、垄断性和有稳定收入及持续盈利能力的服务业客户的开拓力度，服务行业有低污染、高需求、可持续发展的特点，是“十二五”规划中的重点产业，加大对其投入也将可以加商业银行的利润。

三是主攻符合信贷条件、资金需求量大、信用环境好的重点领域，集中资金重点，建立“高效安全信贷区”，国家大力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如航空航天、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等，可在原有基础上逐步加大投入。

第9篇：宏观经济趋势范文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具有丰富的理论源流和明显的现实背景。首先，由理论来源分析，一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波动理论及其模型遭到普遍的质疑：二是理性预期与公众选择理论被吸收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三是C.R.Nelson与Charlesl.Plosse提出，实际因素对于形成经济波动的作用比起货币等虚拟因素来重要得多；四是一系列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的问世，也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建模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其次，由实践发展的层面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体现了供给方面的因素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成为催生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实践佐证。再者，由西方经济学流派的自身演进过程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经济周期研究领域一直是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该领域中主导性的观点仍然认为经济周期的主要产生根源在于需求方面的扰动。後来，鉴于Lucas货币周期理论的引领，经济周期问题又重新进入相关研究人员的视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因素对于经济周期的作用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Finn Kydland与Edward Prescott首开先河，後来通过Kvdland和Prescott以及Plosser等人的工作，外来的实际冲击因素被引入了真实经济周期的模型，此处引起经济周期的主要解释不再是需求因素或者金融货币等虚拟因素，而是实实在在的外来技术冲击。这就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主旨，它也是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相关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周期问题解释上的异同

具体地分析，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分野尤为明显：1.凯恩斯主义各派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认为在长期中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是长期总供给，而短期中的经济状况取决于总需求。2.经济周期是短期经济围绕这种长期趋势的变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首先否定了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的说法，他们认为，经济周期并不是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经济周期本身就是经济趋势的变动。3.凯恩斯主义各派都坚持短期宏观经济需要稳定，都主张国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无需用国家的政策去干预市场机制，只要依靠市场机制经济就可以自发地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4.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需求变动的需求面的冲击；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造成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供给变动的供给面的冲击。5.凯恩斯主义各学派基本上都认为市场调节机制的不完善性冲击来临後造成经济周期的原因；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波动并非是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6.凯恩斯主义各学派普遍主张政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采用反周期政策减轻经济波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外来冲击所做出的具有帕累托效应的最优反应，政府没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减轻波动，政府的注意力应该集中于技术进步率的决定因素上。

相比之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而其经济周期理论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1.都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是来自于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的冲击；2.都强调经济主体的预期在经济周期形成中的作用，正是人们面对外生冲击在一定预期下采取的经济行为导致了经济周期；3.都坚持新古典主义信条，认为市场调节机制完善、价格调整灵活、市场会在自然率处出清；4.都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它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1.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将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归结为影响总需求面的货币冲击，因此其理论可称为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是影响总供给的技术冲击。2.货币主义认为冲击引发经济周期是实际物价与名义物价发生错误讯号，令资源错置所致，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货币扰动引发经济周期是价格信息不完全所致，货币供给的过度增加使一般物价上升：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看作是理性预期经济主体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对总量生产函数因受到真实技术冲击发生变化而做出的有效反应的结果。3.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把经济周期看作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暂时偏离，认为经济波动会降低社会福利；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视为自然率本身的波动而不是对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本质是统一的。

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流派共同的差异性来看，作为其对立面的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和理性预期学派原则上都同意以下几方面的共识：其一，经济周期可以看作是对经济增长的某种长期趋势的暂时偏离：其二，经济周期对社会来说是不合意的，因为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使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其三，冲击主要是对需求方面的冲击；其四，货币因素对于经济周期十分重要。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却认为：其一，经济周期并不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经济波动就是经济长期增长趋势本身的波动；其二，经济周期的每一时期都处于均衡经济状态，都是理性预期主体面对冲击进行最优调整的结果：其三，冲击主要是对供给面的冲击；其四，对经济周期重要的不是货币这一名义变量因素，而是技术冲击这一真实因素。正是基于以上不同看法，使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既有别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也不同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三、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理论突破与影响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超越了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成为近年来与新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主要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之一。它完全以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来说明宏观经济波动，是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巨大挑战。第一，通过把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整合在一起，并促使宏观经济学家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经济的供给面上。第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强调了宏观经济学流派研究的跨时间和动态的特点。第三，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用特定的模型逼真地模拟实际经济的时间序列行为，从而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

就方法论而言，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模型接近于实际的情况，使得模式分析及经济机制变得更为现实。Kvdland和Prescott最先使用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来解释经济波动，使经济学更加向现实靠拢。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还带来了方法论上的突破，用以Ramsey模型为代表的典型微观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范式，开创了新的研究途径。

从否定意见来看，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提出批评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它缺乏充分的经验检验，还有一些宏观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冲击和RBC模型所描述的传导机制与实际经济波动基本无关，这都是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根本性否定。同时，真实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生产率冲击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但技术水平会後退的观点显然有悖于常识，然而，如果没有反向的技术冲击，这个理论就只能解释经济周期性的扩张，而不能解释经济衰退，这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一根软肋。再者，RBC蕴含的政策无效理论也使得一些在实际部门工作的经济学家感到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