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短缺计划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劳动力短缺计划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劳动力短缺计划范文

【关键词】微观经济 用工荒 农民工

一 用工单位的微观原因分析

1．工资缺乏吸引力

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也是劳动力供需关系的重要信号。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调查显示，工资待遇与缺工有直接关系。月工资平均在1500元（含加班费）以下的企业普遍招工较难；月工资在1500～3000元的企业，招技工较难，但普通工基本可保证；月工资3000以上的企业招工没什么问题。当前民工短缺主要是因为民工工资的调整相对滞后，没有伴随物价特别是粮食价格的上涨而相应调整，这样，在短期内劳动力供应曲线并未发生变化，但在真实劳动力价格下，供给将出现增长不足（表现为平稳增长）而需求会放量上升，劳动力市场就自然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2．用工不规范，劳动权益缺乏保障

目前，珠三角地区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问题最为突出。据调查，反映缺工严重的主要是从事“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又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产品加工行业。其中，部分台资企业和中小型私营企业缺工更为严重。这些企业和行业大都受到国外订货商的制约，利润空间较小，单件工价较低。此外，民工最担心的是在工作中受伤，因为企业老板不愿承担相应的医疗费，导致不少受伤民工最后只能放弃治疗，这些工伤者大多数都是农民工。企业的用工程序不规范是造成民工短缺的主要原因。

3．欠薪情况严重，缺乏契约保障

在工资低、用工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民工的合法权益还经常受到侵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普遍存在，使得本就不高的收入也难以兑现，这也是珠三角地区用工短缺的重要原因。以深圳市农民工欠薪情况为例，2005年初，被调查的2838家企业中，有欠薪行为的仍达653家，差不多占了被检企业的四分之一。此外，企业主欠薪逃匿事件也时有发生，仅深圳龙岗区，2004年就发生150多例。企业的欠薪行为及缺乏制度保障的工资制度是造成民工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民工自身的因素分析

1．成本与收益的权衡

除了低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劳动权益不受保护等因素之外，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一些社会管理制度导致农民外出打工的迁移成本畸高，也是民工考虑是否外出打工的因素。由于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存在，使外出打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青年农民，仍然不能把户口迁入到他们的工作所在地，不能融入当地社会；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使民工的子女不能到父母工作所在地读书；不公正的社会保障制度使民工的工伤、养老、失业、医保等待遇都存在不少实际问题；农民工们抛家别子背井离乡，他们付出很高的打工成本却往往获得严重不对等的低回报。

2．新一代民工维权意识增强

以广东劳动力市场为例，2000年以后，劳动力主要供给者以独生子女居多，他们的成长条件较为优越，对工作的期望自然偏高。年轻、文化程度较高、长期在外打工、对社会的认识更多更清楚，这是新生代民工的主要特点。他们诉求工资待遇的提高、工作环境的改变，诉求基本的尊严、基本的社会保障，诉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归结到一点就是寻求公平的待遇。我国一二线城市基本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高新技术产业和采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在广东总就业人口中，专业技术人员仅占5.9%，初级以上技术工人仅占8%。技术岗位缺口大与部分新增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就业难并存，形成结构性矛盾，由于大部分民工缺乏相应的专业训练，劳动生产率低下，无法胜任更复杂的技术工作，因而导致出现企业高级技工人员短缺与大量民工无法就业的现象。

三 农民工短缺现象的本质属性分析

第一，从表象上看，珠三角的民工短缺是一种数量的短缺，这种数量短缺不仅包括普通工的短缺，更包括了熟练工、技术工的短缺。从本质上看，珠三角的民工短缺更表现为一种结构上和体制上的短缺，是一种用工制度的缺陷引致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的表现，是农民工制度长期不合理、不规范导致了各种深层矛盾的爆发，它提醒我们应好好重视人力资源尤其是要重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发展战略。

第2篇：劳动力短缺计划范文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优化配置和国际间的重新分工。从一定意义上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或重新配置就意味着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和就业岗位在全球的重新配置。中国正在参与对世界范围内有限就业岗位的竞争。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进程中,一个趋势是,在世界范围内就业岗位的增加速度远远赶不上经济本身的增长速度、扩张速度,就业岗位正在成为最稀缺的资源;另一个趋势是,发达国家在争取占据更有利的分工领域、从高科技产业中获取更多国际比较利益的同时，正在丧失对就业岗位的竞争能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包括制造业,向后起的工业化国家转移已成明显趋势。其中，也包括吸引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到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工作。

国际劳务市场的新特点

目前，国际劳务市场有以下新特点：一是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全球范围内各类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普遍短缺，尤其是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短缺现象更为严重。二是发达国家的脏、累、险工作由于无人问津，而呈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三是普通劳务需求呈现下降趋势，劳务价格趋低。

国际劳动力市场流向

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目前全球每年的流动劳务约为6000万～6500万人。那么，主要是哪些地区需要外来劳工，需要什么样的劳工呢？

1.流向发达国家。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国际上劳务流动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流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美国、欧洲、日本等老牌发达国家经济规模巨大，对劳务的需求本来就大，加上近年来，这些发达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缓慢、老龄化严重，使得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状况日益严重，因此，迫切需要输入足够数量的劳动力。另外，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使得一些产业为维护企业的竞争力，不得不考虑雇用外籍劳工。

日本：根据日本政府预测，为了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日本每年需要补充60万个劳动力。而新加坡由于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目前已输入海外劳工12万人，预计今后还需输入8万名外国劳工。

德国：由于人口不断老化且生育率降低，人口负增长，德国每年至少要接纳5万名移民才能满足劳工方面的需要。

英国：英国工业联合会的统计显示，英国近年来公共服务行业饱受人才短缺之苦。伦敦2/3的公司不能找到足够的技术人才，其中人手最短缺的6大行业是医护、电子及通讯技术、教育、建筑、飞行工程和临床心理。而加拿大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目前每年仍能接纳移民20万至22.5万人。

除此之外，俄罗斯、独联体国家作为潜在的劳务市场，对于外来劳动力的需求也是巨大的，将成为劳务输入的热点地区。

特别是韩国，因为经济高速发展，韩国劳动力普遍短缺，首当其冲的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中小企业，人员不足现象十分普遍。据韩国产业研究院调查，目前韩国国内中小制造企业人力缺口为20.5万名。为此，韩国拟按国内就业总数的10%～15%引进外籍劳工，每年计划引进20～30万人。

中国劳务输出前景看好

中国作为劳动力资源大国，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劳动力出境就业人数在不断增长，自主择业的白领正逐步取代劳务输出的“蓝领”，成为出国就业的主流。但是，与全世界每年近7000万人的跨国流动就业总量来说，还是微乎其微。截至2002年底，中国在外就业人员总数不超过50万人，不足世界总量的1%。

与亚洲其他主要劳动力输出国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据统计，菲律宾2002年1至10月，劳动力出境就业人数达77万人；印度尼西亚为46万人；孟加拉为21万人。斯里兰卡全国人口只有1686万人，其2001年出境就业人数却达到18万人。

第3篇：劳动力短缺计划范文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其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较慢，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保持。按照发展的逻辑，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增长方式实现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为止。

由于二元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是由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因此，劳动力的这种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即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也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以往的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形成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人口红利；二元结构转换的关键，是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在二元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个时期，劳动年龄人口（16岁－64岁人口）规模大、比例高且不断增长，因此人口负担轻，保证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带来了人口红利。

研究显示，在改革期间，人口抚养比（16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可以提高人均GDP增长率0.1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改革期间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7％。然而，根据对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到2013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中国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并转而提高。同样，人口抚养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人均GDP增长率降低0.115个百分点。

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是劳动力供给的基础。基于以上人口结构的预测与分析，我们可以确定，目前发端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于全国的劳动力短缺，不是暂时性的现象，而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如果说“刘易斯转折点”并没有一个清晰时点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这个判断还可用以下事实加以印证。首先，30年来通过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转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总和生育率（大致可理解为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已低于2.1的更替水平，目前为1.7。其次，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预期“十一五”期间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发生逆转。

这样的转折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挑战？

“刘易斯转折点”是从不发达到发达经济的转折关口。在这个转折之前，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驱动，而转折之后，经济增长依靠生产率提高来驱动。因此，能否实现从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能否把“刘易斯转折点”变为积极因素的关键。具体来说，在这个转折点上，已经或者预期会发生以下几个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特征变化。

第一，劳动力在城乡普遍短缺。从表面上看，近年来，似乎每年新增就业尚不足以吸纳全部城乡剩余劳动力。但由于就业统计不能全面涵盖真实就业，统计数字反映的就业数量远小于实际就业人数。

例如，在建筑行业，一个正式纳入统计的职工，通常可以带动五个到十个未纳入统计的劳务工。而在许多大型国有企业，这种没有纳入统计的工人也占到全部就业者的一个很大比例。在农村，除去进入乡镇企业就业、转移到城镇就业以及农业生产需要的劳动力，所谓的“剩余劳动力”，实际上是就业受年龄、性别、家庭状况和其他因素制约的劳动年龄人口，他们的就业选择范围相对有限。

第二，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从而使劳动力成本提高。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每年都经历着两位数的工资上涨，这不仅发生在垄断行业，也发生在那些主要吸收普通劳动者就业的制造业等行业。在城市就业的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提高速度甚至更快。根据对五个大城市的调查，2001年－2005年期间，外来劳动力小时工资的提高速度，比城市本地劳动者高64％。劳动力成本的这种变化趋势，已经对外商投资倾向和企业经营状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三，长期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储蓄率将趋于降低。导致储蓄率持续居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其一，人口负担轻，因此经济剩余比例大；其二，普通劳动者家庭收入增长缓慢，内需不足，导致居民具有高储蓄倾向；其三，社会保障不充分和预期不稳定，诱导居民通过储蓄来实现自我保险。但随着人口抚养比下降速度减缓且不久将转而上升，加之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将改变整体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以及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上述因素都将发生反方向变化，从而不可避免地抑制储蓄率持续居高的趋势。

当然，劳动力供给趋势变化仍然只是增量意义上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是低廉的，储蓄率由高到低的变化也不会发生在一夜之间。因此，“中国经济将很快丧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判断和担心仍然过早。

但是，变化了的经济发展环境迫切地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可以说，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正确地判断发展阶段变化，并以此作为政策依据进行恰如其分的制度调整，是当前应该做出的合理反应。那么，具体而言，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通过发育生产要素市场，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劳动力逐渐成为稀缺要素，将引致资本报酬递减，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是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

因此，正确的应对方式是顺应生产要素禀赋变化的趋势，为投资者和企业创造一个信号准确、功能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环境，而避免政府人为扭曲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盲目引导重化工业的优先增长。

――通过清除劳动力市场障碍，延缓现有比较优势丧失的速度。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已经得到充分利用，不再有挖掘的潜力。

从城市来看，改善就业、再就业和创业的政策环境，加强对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保障和保护，可以在现有格局下增加劳动力供给。最低工资制度等政策手段的运用，应立足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不应成为人为助长市场工资水平的扭曲力量。

从农村来看，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增强承包土地的流动性、深化普通教育和加强对外出劳动力的培训等一系列措施，也可以扩大劳动力供给、抑制工资过快上涨，延缓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丧失的速度，为增长方式的转变赢得时间。

第4篇：劳动力短缺计划范文

关键词：中小型项目，劳动力管理，项目成本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 A

引言：在现时的建筑工程项目中，大中型项目的比例并不占多数，特别是在广大的中小型城市和郊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型工程项目往往占了绝大比例。同时在这些地区也存在大量的中小型施工项目，这些小型项目也相应的由当地的小型施工企业来完成。本文通过对项目的特点分析来探讨新时期中小型项目的劳动力管理。

一、新时期的建设形势

建筑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最近几年，建筑业呈现平稳上升的可观态势。然而，由于建筑市场过度竞争依然激烈，企业经营压力不断扩大，建筑行业的发展同样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包括，行业内部恶性竞争严重、市场环境严峻直接导致企业的利润十分微薄。在这种情况下，寻求未来发展道路刻不容缓。

中国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城市化的发展仍将继续。然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也导致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不断呈现出来，这也不同程度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调整城乡的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城市化成为了当务之急。同时，中国基础设施的缺口也将十分明显，原有城市整治的工程量也非常巨大，未来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轨道交通、园林绿化、景观、道路、地下需求，在大城市中表现将会十分突出。

2013年8月27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北京《2013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报告指出，在过去六十年间，中国实现了城镇化率从10%到50%的过程。到2030年，中国将会增加3.1亿城市人口，到那时中国城市居民总数将会超过10亿，且城市化率将达到70%。中国中心城市的发展预示着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展，这也意味着建筑业将具有更加广阔的市场。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筑业取得了迅猛发展，近年来行业产值一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据有关统计，2006-2011年中国建筑业总产值同比增长率保持在20%以上。

二、中小型项目自生特点及成本控制

1.项目特点

中小型项目多数是投资少、体量少、功能单一，以小型厂房、住宅、宿舍为多，一般都不需要公开招投标，但同样有基础、主体、装饰、屋面、排水、电器安装等各个分项各部工程；中小型项目一般采用当地常用的、具有比较成熟经验的结构形式；项目施工难度不大，技术含量较低。中小型项目由原四级施工企业即可施工，就算是村一级施工班组也可以自行组织完成；施工期短，管理人员到位时间少。由于中小型项目工程量少，工作简单，工期一般在6个月左右，施工单位组成管理架构期限短，人员在施工中可能还要顾及其他方面的工作，到位率难以完全保障；随意变更较多。由于工程技术含量较低，建设单位基于使用要求，建筑成本上的考虑，通常会随着社会和市场的因素要求变更。而且，建设单位大量的变更经常导致前后不一致，甚至引起质量事故。

2.劳动力所占项目成本

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普通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其中大部分行业劳动力成本在2005年以后的增长速度加快。而产生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农村有效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缺口，普通劳动力供求关系开始发生转变，而这种上涨现象是趋势性的，企业应该从战略层面对其保持高度重视。作为典型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建筑行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将给各大企业是否能够盈利带来一定的压力。

三、新时期劳动力的特点

1.劳动力结构分布

年龄结构：历年来,16―34岁之间的精壮劳动者成为了单位用人需求的主体，大约占据了总体需求的63.4%；25―34岁、35―44岁年龄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不断增加；2009年以来，45岁以上各年龄组的劳动力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开始下滑。可以看出，25―44岁年龄段的劳动力缺口明显，而45岁以上年龄段出现巨大的劳动力过剩。但随着我国老龄化不断加剧，专家预计，年龄因素的劳动力供求失衡将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劳动力短缺。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

教育结构：低文化程度的劳动者供不应求，其中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是1.12和1.14，而高学历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都低于1，而且本科层次的比率只有0.85，因此表现出供大于求。而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产业仍处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就业吸纳能力不足等。

技能结构：在中国各技术等级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十分严峻，其中各技术等级工作人员的求人倍率明显高于劳动力市场整体水平1.06，这意味着技能型劳动力缺口巨大。其中短缺最严重的是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其相应求人倍率分别为2.34、1.76。技能型劳动力短缺是因为我国技术教育发展不同步，从而导致我国经济发展急需的技能型劳动力出现了巨大缺口。据统计，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各种技工学校数量急剧减少，大约减少了30.0%。而专业技术领域的劳动力短缺一时的情况尚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目前中国经济态势良好，主要是得益于总劳动力人口还在不断地增加。这与日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情况有些类似。但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总劳动力人口达在到达顶峰之后由于人口老龄化现象 而快速下降，其中，15-34岁的年青劳动力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的主要部分，其规模将在未来的10多年时间内从目前的4.2亿下降至2026年的3.2亿左右；与之相反，受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推动，35-59岁的中老年劳动年龄人口则将从目前的5.2亿增加至5.7亿左右。劳动力年龄结构分化加剧将在劳动力市场引发更多结构性矛盾。这个年龄劳动力的减少导致高考生源快速减少，这将直接造成今后大量高校面临破产局面，另外也直接导致了2010年的全国范围的用工荒，而且这种情况未来几年还将持续下去。

2.劳动力技能的普遍提升

在过去十年，中国的劳动力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其中高技能人口比率逐步增加。基层贫困地区教育保障力度加大。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21，877亿元，增长3%，对农村贫困地区予以重点倾斜。截至2010年末，中国中等教育覆盖率达到60％，体现了中国对提高全国农业和城市劳动力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在过去的20年，中国高等教育覆盖率提高了4倍，相比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可谓增长迅猛。

三、对劳动人员的保护

在我国《宪法》第四十二、四十三条中，对中国公民的劳动和休息的权利进行了相关规定；另外，《民法通则》也有相关的规定。《劳动法》的第三条对劳动者应该享有的各种权利也作了详细的相关规定，而且在第二十九条、三十三条也对劳动者的一些保护措施作出了规定。《劳动法》是我国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是中国宪法以下的最高层次的立法，因此从法的效力的角度来讲，对保障劳动者的各种权益具有强大的效力。

2013年，中国有27个省已经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高幅度为17%。去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2，609元，比2012年增加了319元。全国基层工会组织和职工维权机构继续保持较快发展。直到2013年，各地乡镇街道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组建率已经达到60%，同比增加10个百分点；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组建率达91.6%；全国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建院率为72.7%，同比增加约20个百分点。截至2013年，全国共有基层工会组织277万个，比2012年增长4%；全国签订有效集体合同129.8万份，比2012年增长6%，覆盖364万家企业1.6亿职工，分别比2012年增长18%和9%.加大帮扶困难职工工作力度，773.9万人次困难职工得到帮助。

四、成本控制

企业应该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另外项目在扩大经营规模，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时，应该主要做好以下四点：

1.制订详细准确的劳动力成本控制目标，也就是预算目标和人头指标。

2.制订好整个项目的进度表，特别是对一些压缩企业劳动力成本的机构尤其应该制订缜密的计划。

3.对于项目开支预算，由于企业外聘法律专家、顾问的费用都比较高，所以应该事先必做好相关的测算。

4.在资源的配置方面，要仔细研究各阶段、各项目人员的配备，其中许多可能是兼职的人员，更有必要仔细研究。

另外，企业在控制成本的同时也要切实维护好劳动力自身利益，例如：企业需要改进管理，加强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保障员工合法权益；要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完善工会组织，优化企业用工管理环境，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对劳动者一视同仁年，逐步实行城乡劳动者同工同酬等。

五、结束语

中小型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应优先实行以下两个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对于建筑企业来讲，产品的差异化途径不多，导致顾客的转换成本很低，因此很容易根据价格的高低取舍，而低成本则成为中小企业惟一重要的竞争优势。所以根据现状，企业应该优先考虑成本领先战略。所谓成本领先就是将企业的成本降低到同行业较低水平，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工作效率，压缩成本，在建筑行业建立起成本优势。后向一体化战略：所谓后向一体化，就是企业收购原材料供应商，将原属于外购的原材料改为自行生产的战略。中小企业在实施成本领先战略的同时也要兼顾后向一体化战略的可能性，提出战略思路，从而实现一体化、

参考文献：

[1] 计生委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

第5篇：劳动力短缺计划范文

英国圈地式的强制性转移模式

英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始于15世纪末，止于19世纪中叶。从转移模式看，英国选择的是圈地运动式的强制性转移模式。

英国的农村劳动力在圈地运动的暴力方式下被迫转向非农产业。英国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耕地面积所占比重在西欧各国中也是最小的。随着英国非农产业的发展，从15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18世纪，甚至在个别地方延续到19世纪初期，英国经历了用暴力驱赶小农的大规模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造成了大量农业人口背井离乡，这些农业人口不得不受雇于手工工场，从而解决了毛纺织业对劳动力需求问题。

英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是建立在农业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英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英国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所需要的粮食和作为原料的农产品主要来自国外。18世纪60年代，英国生产的粮食可以满足城市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还可以出口。然而，随着英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化的推进，英国消费的粮食、肉类和农业原料越来越依靠从外国进口。

英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在经历了资本积累初期的困苦后，其转移逐步步入正轨。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以后，农村富余劳动力持续、缓慢地向工业、第三产业转移。

美国自由迁移式的转移模式

从转移时间看，美国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从转移的具体模式看，美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属于自由迁移模式。从转移方向看，吸收农村劳动力的部门基本为大城市的工业部门和包括商业和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部门。美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具有地域转换先于职业转换的特点。

美国的农村劳动力在大规模工业化条件下自发地转向非农产业。美国地多人少，在工业化初期并未集聚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相反，城镇化和工业化却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美国是一个劳动力短缺的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其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为63%。但美国在19世纪末就实现了工业化。一方面，工业的快速增长提高了农业的机械化水平，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解决了地多人少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机械化而分离出来的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也被快速的工业化所消化。

美国在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为工业发展解决粮食、提供原料和广大的国内市场，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得以畅通无阻。由于农业的迅速发展，美国的农业劳动力在工业化后期大量转向城镇非农产业。这种转移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为前提的。这表明，在美国农村劳动力迅速转移的进程中，农业不但未衰落下去，而是继续飞速发展。

“交通革命”在幅员广大的美国的工业化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交通运输业的繁荣不仅吸纳了大量劳动力，而且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成本，使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自由迁移更加方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起关键作用的还是铁路的建设。到1887年，全国数以万计的大小城镇已由铁路网连接起来。铁路运输不仅适应了工业革命的物流需要，也促进了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进程。

日本“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

日本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是发达国家劳动力转移成功模式的又一典范。日本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日本政府针对本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特点，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有效干预，走出了一条“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道路。版权所有

第6篇：劳动力短缺计划范文

（一）出现早发展快我国自建国以来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急速降低，使我国成为生育率下降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发展中国家，进而导致我国成为老龄化现象出现最早且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中国老龄人口抚养比自2010年前后开始以较高的速度增长，而少儿抚养比则在同时期结束了高速下降趋势，其后的波动比较平稳，结果导致我国总人口抚养比自2010年前后迅速提高。人口结构的变化，直接增加了劳动人口的负担，从长期来看必然导致劳动力短缺［10］。

（二）地区差异大我国各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和政策差异，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首先明显地出现在东部地区。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是中、西部地区在过去10年中老龄人口抚养比上升速度高于东部地区，所以人口老龄化正由东部向中、西部推进。

（三）“未富先老”现象明显人类历史上人口结构变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第4个阶段，人口老龄化于是随之出现。人口老龄化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如法国可追溯到1865年、英国1930年、美国1945年、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按照经济发展阶段，人口变化处于一个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阶段。但是，由于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为地提前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的到来。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出现的老龄化现象，被称为“未富先老”。国外学者指出我国经济尚不发达的事实会加速老龄化进程。

二、实证研究和结果

人口抚养比反映了一国（或一地）劳动力人口的负担状况。高抚养比表明劳动力负担大，同时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等支出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经济增长。人口抚养比分为少儿抚养比和老龄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可以反映未来劳动力供给状况，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如果人口基数大，生育率过高，会导致劳动人口负担过大，可能带来生产力过剩的情况，这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但是如果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从长期来看少儿抚养比的上升会缓解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对经济增长会起到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老龄劳动力因为体能下降，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学习能力都随之下降，所以直接导致生产效率降低；如果一国（或一地）的老龄抚养比持续上升，从长期来看必然会导致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老龄化，同时也会带来劳动力供给的短缺。但老龄抚养比上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同样不能一概而论。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其增长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变缓；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老龄人口的增加在一定时间内可能会通过增加消费等途径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总而言之，人口自然结构的变化需要一定时间，它对经济的影响具有时滞性。我们可以通过实证研究的结果，结合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来了解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并提前做好应对。本文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包括1992—2012年间31个省的地区人均收入增长率avgdp、人口抚养比pfr、少儿抚养比yfr、老龄抚养比ofr、高等high、中等middle和初等primary受教育水平、以及各地区失业率unemrate。地区人口受教育水平用各省市人口具有初等、中等和高等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来表示。实证分析中还包括抚养比变化率的平方项，来估测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豪斯曼检验表明固态效应分析比随机效应分析方法更为合适。表1中（1）、（2）列对全部数据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在1992—2012年间，总人口增长率、人口抚养比变化率对人均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人口抚养比增长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3）、（4）列用少儿抚养比和老龄抚养比变化率代替人口抚养比变化率，结果显示少儿人口抚养比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而老龄人口抚养比的增长对人均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二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非线性相关（10％水平上）。这主要是因为在本文测量的时间段中，人口红利尚未消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还未显现出来。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生育率的提高会大幅度增加人口总量，所以少儿抚养比的增加对人均收入增长率的负面影响比较显著。为了进一步观察少儿抚养比和老龄人口抚养比变化的影响机制，文章将数据分为1992—2000年和2001—2012年两个时间段进行比较分析。（5）—（8）列显示老龄抚养比增长率的影响虽然仍然为正，但是第二时间段的影响幅度变小，少儿抚养比的负向影响也明显变小。当加入老龄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增长率的平方项时，均无法说明二者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相关。（9）—（11）列表明人口增长对东部地区人均收入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而在中部显示为正向促进作用，在西部影响作用不明显。老龄人口抚养比在各个地区仍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东部地区的作用小于中部地区，更小于西部地区。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劳动力市场构成不同。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生育率相对较低，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所以人口红利消失最快。另外，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增加在各个地区都具有明显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人口抚养比的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二者具有非线性相关关系，即随着人口抚养比增长率的提高，经济增长率的下降速度放慢。由于我国具体国情和人口政策，人口红利尚未消失，老龄人口抚养比与经济增长表现为正相关；同时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所以少儿抚养比的增长将阻碍人均收入的增长。从时间发展上来看，老龄人口抚养比对我国人均收入表现出的正向影响显著下降；从区域划分来看，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正向影响最弱，说明人口红利在经济发达地区消失的较快。地区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越高越促进人均收入的增长。虽然在本文所讨论的20年间，人口老龄化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还不明显，但是若不进行干预，其对经济的阻碍作用将会显现出来。所以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深思。

（一）未雨绸缪，提前做出规划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在2010年前后我国总人口抚养比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下降后开始呈上升趋势；2030年前后老龄人口抚养比超过少儿抚养比。本文显示目前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尚不明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短缺将不可避免，则其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将逐步显现。并且人口政策对劳动力市场调节的成效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现，所以政府应该未雨绸缪，提前做出规划，才能从容应对。

（二）提高劳动力素质，扩大人才储备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本文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会显著地提高人均收入，它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能持续促进经济增长。教育有助于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所以高素质人才储备，必然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还有助于提高人口的健康素质，直接和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第7篇：劳动力短缺计划范文

【关键词】农民工 城镇就业 经济学

一、民工短缺现象分析

首先，中国的确具有劳动力供给弹性无限大的现实，但并非永远如此，而是随着时间和地点发生变化的。由于中国处在简单劳动力供给无限的阶段，与此同时，又存在着一系列制约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意愿大于城市所能吸纳的能力，使得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给曲线在一定范围内近乎无限弹性，即接近于是水平曲线。但由于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终究是有成本的，特别是当存在着制度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当经济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一定限度后，该曲线也具有上扬的趋势，供给弹性相对降低。

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普遍存在，最集中的是建筑业、加工业，这不但令外来民工原本就不高的工资难于兑现，更给他们的在就业地的生活加重了负担。如果说工资下降让外来民工感到失望，那么拖欠工资则是令他们寒心。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农民外出务工的热情。

多年以来，进城务工的农民生活条件差，没有社保、医疗、子女教育方面的保障。然而，即便如此，由于家乡生活的艰辛，大批民工依然愿意进城务工，只为每月几百至千余元的工资。可是近年来，各地拖欠民工工资的事情越来越多，迄今已演化为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一些地方还不断出现民工们讨薪不成、告状无门反遭欺凌殴打的案件。正是这一干活后领不到工资，又告状无门的悲惨境遇，使许多农民工只得“用脚投票”，一走了之。

民工权益缺乏保障的结果。工资的高低，是外出民工心头的一个首要标准，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民工自身的权益保障。新一代的农村青年外出务工也开始谈条件了，除了工资，他们会对就业的环境如伙食、住宿、娱乐设施和加班、工伤及医疗保险等问题进行了解。应该说，这是一个进步，它意味着农民工这一庞大的弱势群体已经开始有条件去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体现自我价值。

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一些社会管理制度，影响了农民外出务工。由于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外出务工多年的农民仍然不能融入当地的社会：不能把户口迁入他们就业地区；子女入学困难、教学环境恶劣的问题没能得到解决；工伤、养老、失业、医疗等都遭受到歧视性的待遇。加上目前的社会保障并未健全，离开土地的农民在就业地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享受不了经济发展的结果，一些企业劳动环境恶劣，加班时间长，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会保险，导致了员工的高流失率，“缺工”就有可能随时出现。

企业注重短期效益、用人不规范的结果。东南沿海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转变，是企业用工短缺的深层原因。

二、深层原因分析

（一）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严重障碍了农村人口城市化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

在中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成为城乡身份差别与地位歧视的象征，它命中注定了大多数的农民工无资格或无条件在城市定居，他们只是曾经工作过的城市的匆匆过客，只有农村才是他们生活的最终归宿。在城市，农民工没有归宿感，缺乏安全感，打工永远是一种漂泊生活。

更遗憾的是：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城乡分割，而且地区分割。以医疗保障为例，农村只有一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水平较低，而城市则有全方位的医疗保障制度，比方，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仍然享受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高级“公费医疗”，而城市企业职工则能享受福利相当不错的“社会医疗保险”，就算城市下岗职工、老人、学生也都能享受缴费廉价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然而，这种破碎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又存在较大的体制差别，而这种地区间有差异的社会保障“账户”尚不能全国打通，更不能自由划转，这也是制约农民工自由流动的最大绊脚石，同时他还会导致农民工的社会福利大打折扣。

（二）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时代已经终结，体面劳动成为劳工人权的基本诉求。

改革开放前，中国劳动力的80%基本上都是固守在农村的；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不断地涌向城市，在简单的供求规律作用下，农村劳动力成为当时最为廉价的苦力，他们不论工种，不论劳动环境，几乎不论工资，甚至只求一日三顿、略有节余。这样的一种廉价劳动力时代，一方面为我们吸引了大量外商外资，另一方面也为经济改革、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当然，更有众多中外企业倚仗廉价的农民工资源，节约生产成本，获取惊人的超额利润。

在我国，早期的一些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不但不必为农民工支付任何社会保险费，甚至就连正常的工资都不愿准时支付，恶劣的劳动环境、随意开除或体罚工人也是见怪不怪的现象。为此，我们还能高频率地从媒体上经常看到“农民工三年讨薪路”、“农民工自杀式讨薪”之类的报道。此类现象是对农民工尊严的一种伤害和践踏。

然而，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大量出台，农民工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农村经济生活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方式也在发生改变。不过，不少企业主仍用老眼光看问题，他们不愿提高农民工的待遇，三五年过去，物价上涨，城乡人均收入提高，但不少企业仍采用三五年前的工资标准来招用农民工，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工荒”是一种必然发生的现象。

三、民工短缺的对策分析

创新民工就业的制度与模式。作为民工流入地和接受地，不能只注重外来民工的廉价，而忽略了民工的切身利益、生活质量和人力资本的培育提升。要应形势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更新民工就业、安置和待遇模式。寻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与平衡，才能保证劳动力在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畅顺流动。

引导企业规范用工。应发挥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创造公平的环境，加强对企业的信息引导，提高企业对人力资源供求的预测意识。改善企业的劳资关系、工作环境和民工待遇，做到良性循环，稳定员工队伍，同时积极开展就业服务，加强对外来民工的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村青年的职业技术教育，从国家发展的战略上进行农村教育改革，促成培训——就业的良性循环。

切实维护外来民工合法权益。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农民工的艰苦劳动。然而多年来，外来民工的权益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侵害。外来民工在城市里只能处于“飘”的状态，他们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更无从融入当地的生活，找不到归属感，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城市只是一个临时的落脚点。要避免民工远离、逃避城市，必须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善待农民工，尊重他们的人格，明确和维护他们的各项合法权益，保障外来工的人身健康和安全，保障工资能按时足额支付，保障外来工子女能接受义务教育，得到社会的公平的对待，解决广大农民应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国民待遇问题，要像关心城市职工就业一样，尊重、关心和保护广大进城农民工就业过程中的一切社会权益，真正让他们的自身素质与城市进步、产业升级一道成长。地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在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交相困扰的条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再是廉价劳动力的比拼，过去完全依赖廉价农民工而生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它们的日子会变得越来越难熬，全民创业、科技创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产业结构升级成为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最大课题。如何引导“企业下乡”、“资本下乡”，就地吸收农民就业，减少农民工流动成本，同时，围绕农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打造城乡一体化产业集群，将是解决三农问题和“民工荒”难题的重要政策途径。

四、思考

作为政府能做的是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最终让市场充分有效地发挥配置人力资源的作用。譬如加快户口制度改革，使得农民工在某个地方打工若干年后可以迁入所在地。

作为企业更重要的并不是今天创造了多少的盈利，并不是靠人海战术打拼企业。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就要以“一切为了顾客满意”、要以“诚信为本”、要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还要重视员工，善待员工，才能留得住员工，员工就是企业的血液。

尽管“民工荒”只是相对的和结构性的，但是，从中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供求的长期变化端倪。在未来若干年内，中国的经济仍将持续增长，而且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持续增长。若干年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就将不仅仅是相对的和结构性的，而将是绝对的和全局的。因此，探讨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规律，加快相关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紧迫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并不是一件坏事。体面劳动是在人格与尊严上没有差异的劳动。其实，“民工荒”只不过是农民工对有尊严的体面劳动的一种诉求的觉醒和表达，它是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进步，它表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正在逐渐提高。应该承认，作为城乡结合的先行者，第一代农民工虽然廉价，第二代农民工虽然挑剔，但他们仍然从企业学到了技术和本领，从城市开阔了见识和视野。这些农民工即便不能在打工的城市留下定居，但家乡的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以及农业产业化已给他们准备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也许正是中国农民工的另外一种去向和选择！

参考文献：

第8篇：劳动力短缺计划范文

随着中国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支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慢慢弱化。劳动力减少对经济的未来影响之大不言而喻。接受这一事实,并积极做好准备,迎接人口红利彻底消失的那一刻,才是我们应当做的。

中国人口红利渐弱之时,印度将迎来可以享受人口红利的最美好时光。这一对人口大国之间的竞争,是否会因此步入新的阶段?本期《财经大势》,从人口红利的角度探讨中印两国的未来。

此外,《财经大势》长期关注“国进民退”现象,本期推出刘军宁、何伟、曹远征对这一话题的看法。其中,刘军宁特别阐述了一场不涉及所有制性质变化的整合风暴――央进地退――事实上它来得更猛烈,更持久。

两百多年前,一位默默无闻的英国教区牧师出版了一本小书,他相信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并由此描绘了英伦三岛人口膨胀后,必定会出现战争、瘟疫等等灾难,以消灭人口的可怕前景。牧师名叫马尔萨斯,那本书便是后来声名远扬但饱受争议的《人口原理》。如今的世界,早已逃离了马尔萨斯鼓吹的“高出生、高死亡”宿命,却滑向了与马尔萨斯反向的陷阱――老龄化。

消失的“人口红利”

从人口统计来说,进入21世纪,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西方国家比中国更早的受到这个问题困扰。但是正如《经济学人》所说:“人们为中国焦虑还有着额外的理由:工业化尚未完成,便已面临‘未富先老’的尴尬。”

中国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年轻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社会抚养负担较轻。凭借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即产生了“人口红利”。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是显示人口红利的指标。研究显示:人口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的增长率就增加0.115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7.5%左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在1/4强,人均GDP的增长有27%是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的。这些都是“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执行,关于“人口红利”消失,转而成为“人口负债”的警告不绝于耳。近日的“民工荒”、“保姆荒”更是加深了人们对“人口红利”拐点提前到来的担忧。

一般看来,人口红利消失所带来的风险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其一,降低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依赖出口的“增长发动机”大受影响;其二,降低储蓄率,影响到中国的资本形成,进而降低经济增长;其三,人口老龄化会给社会保障带来巨大挑战。

故事的另一面

然而,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可能是中国经济走向更健康、更持久增长的契机。事实上,要想真正实现可持续的、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就必须要克服“人口红利”带来的惰性。

首先,如果人口红利消失,充分就业时代就会真正到来。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不改变,卖出上亿的衬衫和牛仔裤来进口一架空客飞机,这种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陷阱”可能还会延续下去。劳动力成本的适当提高,可以促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要义所在,这对于扭转中国粗放式生产有着关键意义。

其次,老龄化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合理、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政策模拟表明,养老保障的转变将使社会养老负担率下降大约19个百分点。这无疑为政策变迁提供了激励。

第二次机会

“我一直在强调,中国还有另一半人口红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表示。他认为,由于一些制度因素,我国并没能充分发掘人口红利,而只是打了折扣地利用已有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的一个具体体现是农民工进城打工,他们从生产率比较低的务农转向生产率比较高的非农产业,提高了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是,这种职业的转换是不彻底的,由于没有城市居民身份,不能完全摆脱土地的束缚,他们都还存在一个回去的预期,因此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是残缺的和割裂的,他们也不会进行城市化的消费行为,对内需的贡献也没有充分反映。

另外,中西部和沿海地区差异极大。因此,当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成本上升,劳动力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时候,中西部地区还有机会。

这些,都是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另一半。

“我说还有一半人口红利没有充分发掘出来,是针对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主要是由人口年轻带来的,我把它叫作第一次人口红利。”蔡说,“虽然未来,老年人占的比重比较大了,但其实还可以发掘出新的人口红利。也就是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人是会审时度势的。老龄化以后,人们自己就会未雨绸缪,为退休以后的生活做好准备。如果社会保障制度安全,改变现在“我交的社会保险是马上支付给今天退休的人”的状况,真正成为积累型,而不是立付型的养老保障,未来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储蓄率。

此外,人的寿命延长可以给劳动力供给带来重要补充。现在发达国家的公民多在65岁以上才退休,而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还低于60岁,实际退休年龄很可能小于55岁。如果把实际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劳动力供给会大幅度增加,养老的负担也会明显减轻。但目前的问题还在于,中国接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大部分教育水平比较低,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所以现在就必须深化教育,对工作中的劳动者进行培训,为将来延长退休年龄做好准备。

不能押宝在生育政策调整上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终究还是要调整的。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始于1980年,人们把这种政策归纳为“一代人政策”,就是相信我国会在恰当的时机调整它。上海也已经悄悄的以“二胎”政策替换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

“的确,解决老龄化是要从人口上来解决,但是我不太愿意去提调整人口生育政策。”蔡表示,“也不能把宝都押在人口政策的调整上。”

人口的转变有一个过程,不管是不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阶段必然会到来。实际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政策,也都走了这条路。这意味着,即使我国调整人口政策,还是会必然处于“三低”的人口转变阶段,不太可能扭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第9篇：劳动力短缺计划范文

这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表明在我们13亿人口的国家，劳动力开始不够用。

就在不久之前，中国的劳动力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资源。但如今不仅是在东南沿海的城市，就连一些内陆城市，劳动力也变的越来越珍贵。在太原、西安、银川这样的内地城市，餐馆想找个服务员也相当困难。

看来，中国作为人们眼中的“劳力大国”正在发生颠覆。特别是今年春节之后，短缺更加严重，成千上万的人回去过年但不再回来。“现在中国也到了廉价劳动力短缺的时候”一位经济学家感叹到。

从3月份开始，各地的最低工资开始上涨。

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也开始出现人口危机。到2050年中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将在60岁以上，而届时美国仅为25％。

官方调查情况

2011年春节前，在北京打工的小严早早辞了职，返回老家贵阳乡下。这一去，他就不打算再回来了。和小严有类似想法的农民工不在少数，这种情况在沿海地区尤为突出。就业研究专家、中国决策科学院人才研究所所长路军认为，随着大城市生活成本的逐年提高，越来越多到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开始转往内地二线城市，有一技之长的技能型工人在沿海地区尤为紧缺。

这种情况已经被有关部门所关注。据记者了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春节前部署了一项用工调查工作，要求各地人力资源部门报送人才需求信息。这一调查工作旨在充分掌握各主要城市的劳动力缺口情况。下一步，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措施解决劳动力结构性紧缺问题。

机械制造等行业最缺人

春节前后，浙江、广东、河南、四川等省频频出现用工荒现象。为解决劳动力紧缺问题，有些企业甚至在火车站或长途客运站设置招聘点，发红包、送物品、给补助，为的是多招些农民工进厂。

对此，多位就业专家承认，自2008年以来，沿海地区的用工荒现象总会在春节前后出现。业内人士介绍，普通工人一般是不存在大规模和长时间紧缺的，农民工的数量绝对充足。但在同一时期内，由于工资、生活成本等因素，不同地区可能相继出现用工荒现象。近几年，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的工资与内地企业的工资差距逐年缩小，但是沿海地区的生活成本却比内地城市高很多。因此，不少农民工放弃到沿海地区打工，转往中西部地区。

除节日因素导致的用工荒外，专家和业界更为关注的是劳动力结构性紧缺造成的用工荒。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市场最新的信息，目前劳动力最紧缺的是机械制造行业。而这类企业对求职者的年龄有一定限制，对技能也有一定要求，这就导致劳动力结构性紧缺。“在很多城市，中高端技能型人才相当紧缺。这些人才并非短期内可以招得到，有的须由师傅带着学习很长时间才能出师，有的须接受系统的技能培训。”

调查为就业宏观调控打基础

目前，有关主管部门将就业缺口信息普查作为切入点，开始破解劳动力紧缺的难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不久前启动了企业春季用工需求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工作。与以往的用工调查不同，除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外，不少中西部城市也被纳入此次调查范围，如太原、长春、郑州、武汉、长沙、西安等。调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是调查2010年企业用工和招工缺口情况及2011年企业春季用工预计需求；第二阶段主要调查2011年企业春季招工情况和实际招工缺口情况。此次调查还增加了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实际就业情况的调查。

在调查中，为了掌握劳动力结构性紧缺的具体情况，每项调查均涉及劳动力年龄、技能、文化等方面的信息。掌握这些信息是为下一步就业宏观调控和劳动力调剂打下基础。除调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还拟通过省级人才信息联网平台，采取异地人才信息合作、签署异地对口劳务合作协议、企业招工指导、对未就业者进行技能培训等手段，解决劳动力结构性紧缺造成的用工荒问题。

“用工荒”凸显了什么

“用工荒”凸显的是，中国成本低廉的劳动力已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去年金融危机让不少外来务工人员找不到工作提前返乡，然而今年初，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江浙沪等长三角众多企业却面临招工难的问题。

珠三角缺口超200万，而沪苏浙闽和广西北部湾等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人问题。而由于内地企业用工需求的增长，部分内地省份甚至限制劳动力外流。“用工荒应该只是冰山一角，未来中国的‘人口红利’面临衰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口研究专家郭志钢说，“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郭志钢表示，在上世纪90年代，对于“人口红利”未来的趋势，国内人口学界内并没有太多关注，“当时认为人口统计调查中，存在出生漏报瞒报的情况，但10年后的人口普查时发现，出生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2003年，珠三角地区第一次出现了“用工荒”，但在当时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被归于农民工对于待遇的要求提升，以及“三农”政策带来农村收入的提高，使得农村劳动力不再热衷于外出打工等原因之上。郭志钢认为，目前来看，当时的种种迹象应该是“人口红利”衰退的先兆，未来中国人口结构将会是倒梯形的结构，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缺乏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已经在发生改变，作为中国劳动力输出第一大省，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指出，近3年来全省输出民工数一直维持在1200万左右，但新增劳动力却持续降低，劳动力供应总量增速明显放缓；随着省内用工的快速增长，最快2013年，全省劳动力输出量将“封顶”，届时全国民工荒情形将更难改善。

“劳动大国”神话的颠覆造成西方市场的产品价格上涨

流动人口是中国创造奇迹的先决条件，但是此时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却供应紧张。大都市的劳动力缺口已成为制约出口的问题，由此引致西方市场的产品价格同步上涨。

“我们已经很难找到那些年龄在18至35岁之间、中学毕业的工人。”来自于广州一家生产硒鼓的工厂的技工姜先生如是说。 相对来说他所在的企业情况还好。春节过后，30名工人中的26名回到了工厂，只有四名选择继续留在老家。其他的企业则抱怨着严重的人员流失。姜先生所在企业原先的扩张计划也难以实

现，“我的老板希望能招聘60至80名工人，但是他一个人也找不到。”

作为中国南方对外出口中心的珠三角，这样类似的抱怨随处可见。这片地区被认为是世界的工厂，在这里很多企业都为沃尔玛、家乐福、德国连锁百货生产商品。很久以来，来自于中国西部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在这些生产电池，玩具和运动鞋的工厂中谋生。在中国的春节后，通常那些来自于四川，湖南，贵州的人为了寻找工作，通过巴士和火车涌向南方。东莞的劳动力不足：节后很多流动工人不再回来，他们宁愿呆在家中。

劳动力短缺的深层次问题

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然而当前沿海地区大规模的用工缺口和不断蔓延的“缺工潮”，使得中国传统的国家盈利模式受到严重冲击，缺工不仅仅是区域性的，我国劳动力供给已发生由“无限供给”变“有限剩余”的重大转折，这意味着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将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常态，中国的内生增长动力和比较优势将发生深刻改变，我们应该理性看待“用工荒”，要选择“人口红利”转型作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性转变。 近期一向被认为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却越来越短缺。从表面上看，经济回暖、订单回升以及农民工意识的“群体性觉醒”是愈演愈烈“缺工潮”的导火索，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传统依靠低成本红利创造的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已走到尽头。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统计，200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之后直接的“人口红利”总量将步入下降通道，预计2030年或将下降到67.32％。仅以第一人口和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的河南为例，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劳动力供应总量增速就已明显降低。2007年河南新增劳动力200多万，2008年为180万，2009年不到110万。专家预计到2013-2014年，河南省劳动力供应总量将达到峰值。

传统意义上的数量型“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预示着，仅仅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将不能维系经济的持续增长。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是“刘易斯拐点”理论，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会逐渐减少，直到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而这个时候，劳动力工资便将出现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因此，在“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供给不再无限的情况下，中国必须谋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积极提高人口素质，促进劳动中国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会发生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储蓄、消费、投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都需要做出深刻变革。

“三低现象”长期存在

当前我国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现“三低现象”：一是劳动收入在GNI(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二是劳动者报酬增长持续慢于经济增长，其占GDP比重不断下降，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出现下降趋势；三是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低。从1998年到2008年十年间，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国民财富分配不公。必须指出的是劳动者报酬，除了由供求关系导致的低成本外，也存在着体制和政策上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的因素。 从长期看，一方面，低劳动力成本严重制约了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劳动者所得太低必然导致整个社会收入结构不合理，进而导致市场和生产结构的不合理，使社会生产资源得不到合理有效配置。再一方面，过低的收入水平导致内需不足，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们必须正视劳动力价格的现状，实现从粗放式劳动力价格优势向集约式技术优势的转变。

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仅高于印度、巴基斯坦。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大约是美国的1／18，英国的1／16，日本的1／15，德国的1／13，法国的1／13。然而从劳动率与劳动力价格比来看则差距更大。通过对制造业工资水平和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大多数国家，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还是很低的，劳动力价格还有上升的空间。较之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1／16，但雇员工资仅为其1／27；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1／8，但工资水平为其1／21；劳动生产率相当于日本的1／15，但工资水平为1／22。

理性对待劳动力短缺

对于廉价劳动力时代即将远去我们还需理性看待，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意味着劳动力需求开始从增量粗放扩张向存量结构提升转变，通过教育深化和技能培训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将更为持久。而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低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正进入一个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这种变化是历史性的。特别是国家已经明确要在“十二五”期间要着力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尽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对于中国内需型经济转型意义更为深远。

与此同时，在提高劳动力素质和产业竞争力的前提下，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链中的地位也将提升，中国将摆脱低端制造的困扰，实现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实现由依托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向培育竞争优势的贸易平衡战略转变，这是中国对外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也是开放型经济的更高层次。

调整人口政策或是解决用工荒的一条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尽情享受着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然而新一轮的“用工荒”已经敲响了警钟，这样的“人口红利”正在面临挑战甚至是行将枯竭。专家建议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在有条件的地区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因为多，所以便宜”这个在商业圈内横冲直撞的道理，在劳动力市场也不例外。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尽情享受着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然而新一轮的“用工荒”已经敲响了警钟，这样的“人口红利”正在面临挑战甚至是行将枯竭。

人口红利，因此成为2009年人口学与经济学讨论中的流行术语。

什么是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红利到底能“红”多久?又该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人口红利的枯竭?对此，权威专家纷纷答疑解惑开“良方”。

人口红利制造了“中国奇迹”?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

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唠研究员分析说，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人口红利”就已经显现，但由于经济发展模式过分依赖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人口红利的优势并未完全释放出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经济高速发展。

蔡认为，人口红利“红”在低成本，30多年来，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最大动力除了低廉的原材料成本外，就是人口红利。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走向发达地区，“农民工”占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建筑行业占80％。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根据中国社科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的研究结论，2009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而后总量开始下降，预计2030年或下降到67.42％。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主任、复旦大学讲座教授王丰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获利期即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老年人口呈累进式加重趋势的人口负债期。

据民政部门统计，截至2008年底，全国老年人口增至1.69亿，占总人口的12.79％，并正以年均近1000万的增幅“跑步前进”。 人口老龄化将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届时，人口红利将彻底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部分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也显示，中国目前已经转移出2.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仅剩下2481万人，而且基本为难以转出的老弱病残。

“从人口学角度讲，工作压力大、不婚比例有所增加、生育子女费用和抚养教育费用大幅提高、人们乐于新生活方式等因素，导致当前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持续下降，使我国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惯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说，这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在向老年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缺少人口补充而造成人口红利的消失。但无论从经济理论还是人口理论上分析，人口红利并非某些人认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破解之路唯有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