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儒家思想的内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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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简述儒家思想的内涵范文

【摘 要】“敬恕”、“进士第”双面刻石原立于正定府文庙的崇圣祠内，现存隆兴寺，由明代陕西韩城人、时任真定府通判的张元善所书，字体劲健，气度饱满，本文对此刻石进行了简述。

正定县文物保管所非常重视对正定辖区内石刻文物的保护，并将一些散存的碑碣石刻集中到隆兴寺内保管。2005年，隆兴寺龙腾苑修建碑廊后，又将这些石刻文物集中于此展示，其中包括原立于正定府文庙的“敬恕”、“进士第”刻石。

此刻石系青石质，高68厘米，宽157厘米，厚22.5厘米。双面横向阴刻。正面刻“敬恕”二字，楷书，“敬”字高50.5厘米，宽53厘米，“恕”字高47厘米，宽44厘米；上款为 “恒阳府学刻”，落款“关中纯庵书”， 均为行书（图一）。背面刻“进士第”3个大字，亦为楷书，字体劲健，气度饱满，富有韵致；上款草书“纯庵”（图二）。

清光绪元年《正定县志·金石篇》记：“明张元善石刻大字。元善，字纯庵，陕西韩城人，官通判。字曰‘高大光明’、‘郡德堂’、‘进士第’、‘敬恕’，并正书。”张元善，明史无载，陕西韩城人，官居真定府通判。通判，官名，宋朝置，在知府下掌管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等事项。明朝于地方各府置，为府之副职，位于知府、同知之下，正六品，与同知分掌巡捕、管粮、治农、水利、屯田、牧马等事。河北阜平内长城茨字14号台楼内有一块明万历二年（1574年）兵部右侍郎汪道昆等人阅视蓟、辽、保定边务时所立的石碑，碑文中有真定府管倒马、龙固关通判韩城张元善题名，应为同一人。另张元善系隆庆二年（1568年）戊辰科殿试金榜第三甲，曾为其故乡韩城城隍庙的牌坊题字“监察幽明”、“保安黎庶”，行楷字体雄浑流畅。

“恒阳府学”即指正定府学，因正定地处恒山之阳，古有“恒阳”之称。正定府文庙位于正定城内中山路中部的路北，今正定中医院及解放街小学处。据《正定县志》载，府文庙在府治东金粟冈，宋以前建制不可考。宋熙宁三年（1070年），龙图阁学士、知府事吴中复创修，元祐三年（1088年）蔡京守成德军时，迁而大之。金、元增修，规制乃备。元末毁于战乱。明、清多位知府陆续重修，从而形成了中、东、西三路并举的格局。东路为学宫，西路为祭祠，中路为文庙的主要建筑，自南而北依次为牌坊、照壁、棂星门、戟门、大成殿、崇圣祠等。张元善所书“敬恕”、“进士第”刻石在明万历年间即立于崇圣祠内。

崇圣祠是祭祀孔子的五代祖先的祠堂。唐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诏州县学皆作孔庙”，为地方大规模兴建文庙之始，学、庙合而为一，不但是祭祀孔子的专庙，也是古代教育的场所。

“敬恕”、“进士第”的文化内涵与文庙尊孔尚儒的氛围非常契合。“敬恕”二字，《说文解字》释：敬，肃也。肃，即恭敬 、慎重。恕，仁也。仁，即仁爱之心，宽恕之心。2000多年前孔子教弟子仲弓（冉雍）行仁则必心怀敬、恕二字。敬以持己，恕以及人。惟有敬以持己则德立，恕以待人则德弘。此敬恕仁德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人们认知和尊崇。张元善书“敬恕”，亦可见其对此二字内涵的深刻理解和敬崇，同时具训示后人的作用。

第2篇：简述儒家思想的内涵范文

【关键词】传统；美学思想；元素；包装；应用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154-01

包装是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重要途径，随着产品种类的增加，产品包装也越来越多样化，加上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产品包装设计的快速发展。

一、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产品包装设计的关系

（一）简述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与设计相关的内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深受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十分注重和谐之美。产品包装设计往往与中国传统审美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文化下的绘画思想讲究“传神”“表现”，强调神似，这与产品包装设计的外部表现、描绘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中国传统思想下的生态意识，讲究天人合一，也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与当今社会的绿色包装有很强的关联。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下的造物思想，其核心精髓在于“和”，将其应用在产品包装设计中，更能体现出当今社会文明至善至美的“和”思想。

（二）当下产品包装设计的现状。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产品包装设计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和以往的产品包装设计相比较，当前的产品包装设计更加多样化，更加优美，产品包装设计蕴含的思想也更加显著。但是在当前的产品包装设计中，存在过度包装、过度追求奢华的现象，举例来说，在中秋节，经常会出现高价月饼，这些月饼礼盒的包装极其奢华，外部印着各种象征团圆的精美图案，但是当人们打开月饼礼盒的层层包装后，发现里面只有寥寥无几的几个月饼，除此之外，保健品、烟酒产品等也存在过度包装的现象。商家没有将重心放在提高产品质量上，反而将更多的心思用在产品包装设计中，使得产品包装过度，甚至引起了消费者的反感。

（三）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对当下产品包装设计的重要性。在新环境下，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注入产品包装设计中，能为产品的包装增添新的活力，通过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能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这对解决资源短缺的现实问题有极大的帮助。同时，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还能为包装设计指明发展的方向，为包装设计提供取之不尽的养分，实现产品包装设计的新突破，极大地丰富产品包装设计的内涵和功能，从而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因此，对于当下的产品包装设计，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承载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元素

对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可以通过各种事物体现出来，中国传统民族色彩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思想根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五色学说”及传统色彩对现代人的生活习惯、用色造成很大的影响，在产品包装中，重视鲜明的颜色，轻视灰色，这显然是深受传统的“阴阳五色学说”影响。由此可见，将承载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元素应用于现代产品包装设计中，能极大地丰富产品包装内涵。

三、中国传统元素在产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一）传统民族色彩的应用。自古以来，我国就特别注重色彩的应用，我国传统民族色彩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民间文化经验，常言道“红红绿绿，图个吉利”，将传统民族色彩应用在产品包装设计中，能极大地丰富产品包装的蕴涵。例如，传统的民间剪纸以红色为主，象征着明亮、美丽，和剪纸相比较，产品包装设计更加注重醒目、对比度，将民间剪纸艺术应用在产品包装中，无疑更能提高产品的感染力。

（二）传统图形的应用。中国传统图形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图形有很大的差异，中国传统图形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思想，如象征“和”的太极图案、蕴含生命弹性的曲线图案等，这些宝贵的中国传统图案，在现代产品包装设计中，显示出强烈的生命力，例如“鱼”的图像，代表着余、玉等吉祥的寓意，将其应用在产品包装设计中，能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独具一格的精神风貌，这种设计满足了广大消费者的审美心理和消费心理，因此，将其应用于包装设计中有很高的价值。

（三）绘画元素中留白思想的应用。留白最早出现在传统绘画中，其核心思想是虚实结合，实现虚实的和谐共处。在当今的产品设计中，有很多产品的包装设计在图案方面都会留出一定的空缺，这些空缺部分代表着一些虚拟的事物，让消费者自主想象，这与留白思想是相同的，在产品包装设计中，运用留白不仅使得产品包装简洁大方，还减少了产品包装成本，例如步步高i6手机，机身为纯白色，印上传统的青瓷祥云图案，留白与祥云相互交叉，给人一种高雅、大方的感觉。

四、结语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对产品包装设计有很大的影响，将其应用在产品包装设计中，能极大地满足消费者的审美心理，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因此，在进行产品包装设计时，应该合理地应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元素，以促进产品包装设计的现代化发展。

参考文献：

第3篇：简述儒家思想的内涵范文

关键词：现代艺术；环境设计；环境艺术；传统文化

1引言

在我国，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历程还比较短暂，但是其发展势头却呈现的十分迅猛，其中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非常明显，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艺术，但是更多的是它更偏“西化”或者“伪东方化”作品，部分设计师并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剖析分析，断章取义，设计出的一些作品较为肤浅。所以，在当前的环境艺术设计中，怎样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环境艺术设计中，怎样设计出符合时代精神的现代环境艺术作品是最为首要的问题。

2概述

2.1简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是指巧妙运用于建筑、服装、音乐等方面的突出传统文化精神的意象构成，以及彰显民族特征的符号、风俗习惯以及形象。此外还包括传统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体现民族精髓的文化元素。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是将环境内涵与设计理念有机整合表达出来的艺术形式，也是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环境艺术设计作品强调艺术理念与环境相融合，并通过光影色彩、空间体型等造型语言呈现出来，以强化基于环境的现代艺术设计理念，更好地彰显别样的艺术形式。像现代作品中，室外设计、景观园林、城市规划等均是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典型表现。2.2应用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十分深厚，中国的传统文化悠远留长。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中有着尤为积极的意义。传统文化的运用能够使得环境艺术的设计风格与众不同，有着十分独特的价值观体现。传统文化的运用为环境艺术设计增添了活力。在设计的具体过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结合，体现在民族特色上的则更加突出，其能够更好的展现民族优秀文化，对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也有着很好的推动效用。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过程中，整合传统文化元素还可以有效地提高环境艺术设计的和谐性。在传统文化的应用下，设计作品可以在文化遗产中得到充分强化，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不只有这样，现代环境艺术在设计过程中融入了传统文化的含蓄设计，更能充分表现出传统文化在设计中的内涵，还能够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体现出来。2.3应用局限性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设计理念是西方现代主义，使得在环境艺术设计中更多的偏向于西方现代风格，在审美观念上也在很大程度上趋向于西化，这也使得部门传统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中的应用限制于思想环境。同时，在现代科技和快餐式文化占据主流的今天，很所任对于传统文化都缺乏认知，这就造成了诸多文化遗产销声匿迹的场面出现，而一些新一代的环境艺术设计师更为喜欢追求“高、大、上”的设计效果，在思想创新上与传统文化相背离，不能认识到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这也就使得传统文化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阻碍。

3表现形式

3.1情感表达将思想以实物为载体表现出来即为情感表达。在中国古代，常常会在房屋院落上运用图案及物品陈列形式来表达情感，并且这种委婉的情感表现方式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也非常受重视，设计师在设计工作中会参考本地的风土人情，将当地文化元素融入到环境艺术设计中去，以此抒情。3.2图形表达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可以直接将图形在平面作品上运用，将更直观的作品意义表达出来，这种直接的运用，体现了整合、创新的理念，创造一个积极的方向，它能够与周边的现代环境相融合，使现代环境更具备深刻内涵。例如，沈阳北站的方圆大厦，正是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融合进了中国古代的货币图案，一方面体现了天圆地方的传统理念，另一方面，又将人们眼中的传统文化及现代环境艺术呈现出了一种新的姿态。3.3神形并举想要将传统文化与环境艺术设计的神形并举真正实现，必须要进行传统文化的深度剖析，并结合现代的审美角度，运用现代的艺术手段来进行创新，给传统文化一个文明传承的空间，也让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彰显其诗情画意，唯有如此,才能保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偎相依。

4传统文化的展现途径

4.1结合时代精神，选择具有时代特征的传统文化元素加以运用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需要结合整个社会的发展以及流行的趋势。也就是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运用传统文化元素，必须要要结合时代精神，为其赋予新的文化内涵，注入新鲜血液，要与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进行紧密的结合，符合现代的创新理念，这对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作品的创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样的设计方式，能够将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创新理念与传统文化元素融合到一起，从而进行高质量的作品设计。在这里我们以最具有中国传统元素的建筑——苏州博物馆为例。这座博物馆的设计者贝律铭先生秉承“中而新，苏而新”以及“不高不大不突出”的建筑设计理念为自己故乡设计了苏州博物馆。首先在这座博物馆的外形色彩上和材料的色彩运用上，并没有标新立异，而是选择和周围的建筑物一致，保持了本土的文化特征，将苏州传统的东西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演绎出来，同时也表达了设计者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其次，贝律铭先生在设计上使用了“留白”的手法，这种方式让整座博物馆从远处看去非常的明亮，那些勾勒着白墙的深灰色框架和屋顶同周边的苏州传统居民楼交相呼应与融合，使黑、白、灰三种色彩恰如其分的融合在一起，再加上一抹青绿色的竹林色，正符合江南水乡建筑特点。4.2创新传统文化元素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设计者能够从传统文化元素中加工合适的元素应用于设计，但同时也要求设计者敢于尝试、思维活跃并勇于创新，这样才能给予传统文化元素新的表达。如上海经贸大厦的设计，设计者结合传统“塔形”构造融入于现代设计中，概括了塔形结构特点，且塔檐重叠有序，整体宏伟壮观，这其中就涉及了元素的创新，在传统元素的整合下使塔形元素与现代设计在力学、美学等角度中不冲突，并呈现出创新特点的和谐美。创新传统文化元素是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的重要源泉与动力。设计者应树立创新意识，将传统文化元素中涉及的创新因素融入到现代设计，给人以全新的视觉冲击效应，创造富有历史文化特征的现代创新作品。这样不仅彰显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秉承了创新精神，并以艺术形式得到呈现，能够更好地推进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发展，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实现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现实意义。

5结束语

总体来看，要想使得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良好高效的发展，就要充分科学的运用传统文化，只有综合各个方面进行考量，将传统文化有效应用，并与实际的设计目标相切合，准确的表达出设计师的意图，就能够达到设计优化的目的。本次研究主要是从理论层面对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和传统文化的应用进行了探究，希望在实际的发展中能够起到一定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苏一凡.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J].艺术品鉴,2016(8).

[2]李洁,彭重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J].北方园艺,2010(16):115-116.

[3]钱万成.浅析环境艺术设计中我国传统元素的应用[J].电影评介,2012(21):104-105.

第4篇：简述儒家思想的内涵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代音乐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学；音乐考古学；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3）04007604

我国深受儒术思想的影响，汉代甚至独尊儒术，而儒家思想的音乐观又以“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为追求，这种将音乐与政治高度结合的音乐观成为了中国历朝的音乐思想传统，史家治史往往将“乐”作为“政”的一部分记录在正史之中。同时，在历代野史、笔记杂谈、传奇小说中，也有汗牛充栋的音乐史料。但我国近代具有科学意义的音乐史学研究却出现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起才出现了中国音乐史学的萌芽，代表作是叶伯和、朱谦之、郑觐文、王光祈等人的专著。及至20世纪40年代末，以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为代表，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已成为音乐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当代学界，古代音乐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景象。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现状的粗略梳理，在史学史发展、当前的研究特点、学科展望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一点思考。

一、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发展历程管窥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音乐史学的发源期，出现的论著主要有：叶伯和《中国音乐史》（1922年）、朱谦之《音乐的文学小史》（1925年）、童斐《中乐寻源》（1926年）、孔德《外族音乐流传中国史》（1926年）、郑觐文《中国音乐史》（1929年）等。这些音乐史类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音乐史学萌芽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音乐历史观念：“音乐史是供给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与衣食住为供给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是一样的，所以编写音乐史，第一项是要注意一个时代人文的发展，第二项才是考证历代作品的成绩。”①不同时代的新思维学者们不断地想摆脱研究历史的传统观念束缚，提倡用科学的、新型的、哲学的眼光来审视和观察，摈弃旧观念推进新理论，呈现出时代性强的音乐史发展观。诸多先行者意识到音乐史学学科的独立性，无疑具有非凡意义，但是，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谈何容易。音乐史学如果要从一般的历史学中独立出来，首先只能从现存的浩如烟海的史籍入手而别无他法；而对历史资料的鉴别、整理、审定，使音乐史学的先辈们只能采取考校、汇集等一系列传统研究历史的方式方法。

我们从许之衡、王光祈、缪天瑞等人的音乐史著作可以看出，他们明显不满于传统治学史观念。王光祈先生在《中国音乐史·自序》中讲到：“吾国历史一学，向来比较其他各学发达，但在事实上，亦只有‘史匠’而少‘史学家’（如司马迁之流仍凤毛麟角不可多得），只有‘挂帐式’的史书，而无‘谈进化’的著作”。②因此，王光祈企图用进化论思想贯穿于自己的著作，为后学开启一种全新的治学思维。建国后，以杨荫浏、廖辅叔、李纯一等为代表的研究队伍，为中国音乐史学发展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大大丰富了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成果。在音乐史学观念上产生了一次变革，引导着研究者们转向从现实的民间音乐实体来充实史学本身，努力使音乐史成为真正的音乐的历史，而不是在一般书籍里的音乐文学史。基于此，音乐史学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一个新的突破口——考古，一批学者深入到考古学的领域，以出土的文物来验证史籍中关于音乐方面的记述，用考古学的新发现来不断补充史料记载的不足。经过这些学者的不断努力，音乐史学又有了新的进展，逐渐开始充实起来并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道路。

音乐史学真正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意义上的学科，是在“”之后。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一批论文与专著的发表和出版，若干专题学术研讨会的举行，促使对中国音乐史探讨与商榷的争鸣，更使音乐史学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尤其在民族音乐学概念被提高到应有的高度之后，刺激了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从而在基础上大大加强了音乐史学的研究。这一时期，研究者们开始向音乐史学的深层挖掘，努力在音乐史实之间、史实与当今存留的乐声之间寻找必然的联系。同时注意到音乐形态的流动性，从而论及到中外音乐史、各民族之间的音乐流变关系，“中外音乐交流”等专题得到广泛讨论。这些积极的研究成果，也表明音乐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观念达到了新高度，使中国音乐史学逐步发展成为科学的音乐历史学。

二、对当下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从宏观角度来分析，中国音乐史研究到现今为止经历了以下几种史学观念与方法的演进：

（一）上世纪40年代之前，中国音乐史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从古代文献里寻找痕迹进行考据论证。如乾嘉学派通过训诂、校勘、注释、辑佚、辨伪等方式，整理了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文化典籍，涉及金石、考古、经学、小学等各学术方面，以及丛书、类书等的研究编撰等方面，给后人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研究方法。近代国学宗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深受影响，对史学学科发展的全新构建，如梁启超的“近代史学新构想”、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垣的“史源学”、陈寅恪的“史诗互证”等等。这些真知灼见的全新理论模式使传统治史方式获得深入的发展，对推进音乐史学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指导。

（二）20世纪50～70年代，田野考察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音乐文献结合民间音乐加以分析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视，如杨荫浏先生指出在田野考察中需采用“住居式考察”“个案调查”“地区性普查”等主要手段，将民间早已存在的传统与历史文化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使用录音技术抢救遗存的声音，建立民间乐器展览，迄今为止，这仍被视为最先进的考察方法。这种方式抢救性地记录下一系列不为世人重视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所记录的这一时期的原生态艺术及其所处的社会氛围还尚未遭到外来强势文化的破坏。如上世纪50年代，杨荫浏、曹安和赴无锡采访“南鼓王”朱勤普等十位艺人，发掘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出版《苏南吹打曲》等等。这一系列的调查把中国器乐史的当下活态状况呈现在世人面前，几乎把所有录音演奏记录成谱。这些成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建立了一整套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三）20世纪80～90年代，对音乐史进行研究形成了以民族音乐学、音乐文献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等学科资源相互结合、渗透的研究方式的一股热潮，黄翔鹏先生提出了“音乐形态学”这个概念，打破了以往按照阶级等政治观念划分中国音乐史的惯例，创造性地依照中国音乐史发展形态的嬗变过程，将之划分为“先秦乐舞时代”“中古伎乐时代”和“剧曲音乐时代”三个阶段，充分考虑到了音乐文化内涵及其性质，音乐自身要素、风格及其发展规律特征，着眼于社会的变迁和政治更迭方面的因素，使音乐分期更为趋于合理。音乐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多学科视角理念的增强导致了对学科发展的重新审视，特别是考古学、文献学、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对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贡献巨大。

以上三种研究方式，形成了当下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因为历代各种史籍中大量的音乐史料记载并不能等于音乐史学；况且有些记载又是极其模糊、不明确，甚至是谬误的。随着近代以来大量考古出土的实物史料来看，我们对古代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认识在不断地超越着前人，所以传统音乐史学的史料结构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出了一个立体的史料系统，只是建立在音乐文献史料基础上的传统音乐史学已明显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研究需要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清楚地意识到，虽然一部全新的中国音乐史可以被考古学所提供的大量史前物证构建，但还远不足以填补漫长历史的空白，历史的真实面貌只能不断地去接近它，而永远不能达到它。不同学科领域，多层次、多角度进行综合论证，方能得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这是一个“创史”“补史”“正史”“证史”的过程。

三、对传统文献研究局限性成因的思考

笔者认为，只是建立在文献史料上的中国传统音乐史学有居多明显的局限性，走了一些不必要的弯路，具体因素大致如下：

（一）中国用来记录历史文献的载体在东汉造纸术发明之前的西汉和先秦时期，都用绢帛、竹简、木牍、龟甲、动物骨片等（石刻、钟磬、器皿铭文除外），极易受周边环境中湿度、温度、酸碱度、气压和风化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不易保存成百上千年。东汉造纸术、隋唐雕版印刷术、北宋活字印刷术等新技术手段的出现，仍然难以实现历史文献在自然无干扰状态下的持久保存，完全不同于古埃及的纸草记录载体以及古巴比伦的泥版、石版纪事。埃及、巴比伦属热带沙漠气候，干燥炎热，因此为纸草、泥版等载体在地下或废墟中保存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年以上提供了条件。

（二）文字的记载并不能反映出历史的全貌。与中国久远人类历史相比，文字的出现仅为短短的数千年，即使是从中国较为成熟的甲骨文文字算起，至今不过三千多年，之前并没有任何文献可查。人类的文明信息被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只是一部分，而书籍能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存留下来的，又只是一小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文献的积聚和传承经历了不止一次的浩劫。比如“焚书坑儒”，当时究竟焚毁了多少先秦典籍恐怕不好定说，但仅从曾侯乙编钟上的铭文内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时至今日，我们对于先秦乐律理论的了解也实属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其真实性还存在疑问。

（三）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类中个体，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人，都要受到当时所处社会的制约。历史上任何人的意志，被当政者所左右的状况在普遍的正史中是经常遇见的。我们可以看出，在撰写历史的文人中，既懂乐律理论，又有音乐实践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我们知道，所谓的正史所记载的音乐内容主要是服务于宫廷的，而关于广大社会下层音乐生活的内容不多。我们姑且想象假若这些史官“他们对音乐有可能一知半解，假充知乐的人居多”，在这些正史中，被这些文人记录下来的音乐文字，扭曲当时音乐本貌的情况就不难得知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从未断裂，即使改朝换代，宫廷音乐形态转型为民间音乐文化也能照常健康的发展，古代文人们通过到民间寻访前代散失的宫廷乐工，就会将断裂的音乐历史重续，杨荫浏先生对于智化寺“京音乐”的调查就是这种再续前弦的举动。以往过度关注王侯将相等贵族化的音乐、宫廷生活相关的内容以及上层政治纲领相符合的内容，从而忽略了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宗教音乐、民间俗乐、地方歌舞戏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史，对于原生态民歌为代表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正好可以弥补此方面的空白，展现地域文化色彩和地理特征相关的音乐风格，勾画出浓郁乡土气息的生活意境。

（四）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很关注事物与时间的关系，历史学更是倾向于时间分期，20世纪中叶起，“法国年鉴学派”给史学研究带来启示：发现了政治史以外的社会史与生活史；发现了历史学的“时间”特质，“长时段”概念被引入史学研究方法之中，时间是一种序列，它的绵延带来诸多变化。目前中国音乐史分期大致有三种：第一，政治史分期；第二，文化史分期；第三，文化地理分期。以音乐分期来讲，政治变迁无法一夜之间使音乐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突变之初，音乐大致仍会沿着以往的规律的惯性向前发展，然后再依据外部影响的大小而逐渐嬗变。从音乐文化的内部，找寻音乐发展变化规律进行分期，具有合理性。对于音乐史实的认定，西方音乐史更为侧重乐谱的音乐的艺术风格，而中国音乐史更侧重于文化要素。

四、对学科发展的憧憬与展望

当前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越来越细化，许多研究从总的音乐史研究领域中日益凸显，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如乐律学、音乐考古学、琴学、古谱学等。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这就要求学者既要加强史学文献研究，又要引入“新史学”（整体史、生活史、社会史等）的视角，力求展开丰富的音乐历史的各个层面。新史学的一个关注热点是“社会生活”，从社会史角度将社会不同现象纳入到音乐史学研究中来，如制度中的音乐、生活中的音乐、音乐如何建构生活、都市生活与市民音乐等等。这一方面在近年来也是成果显赫，比如“乐户”研究，从制度到乐制、乐户、乐籍等等音乐现象予以考察，力求展开丰富的音乐历史各层面。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今这个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考古史料的信息来源十分丰富，考古学史料与文献史料并驾齐驱，成为当前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发展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时至21世纪的今日，在全球一体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方面逐渐宽松的背景下，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断深化，以往尚未注意到的新课题不断涌现，尽管如此，文献史料仍然是当今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侧重点，随着考古手段的提高、考古进度的加快，大量全新的考古史料出现，从基础上动摇和改变了传统音乐史学的史料结构，从而确立起一个全新的文献史料和文物史料相辅相成的史料系统。在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家响亮倡导文化强国的新形势下，作为文化强国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热切期盼能有反映时代特征的、权威的“中国音乐通史”，这将是我们这些从事研究中国音乐史学学者的夙愿！

注释：

①郑祖襄：《 十年一回首——漫话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现状》，《音乐研究》， 2008年第6期。

②秦序：《半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刘再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J].中国音乐学，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