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传播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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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的传播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普及经验；大众化

党的十七大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大众化”（《十七大报告》）。所谓“大众化”，是指在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由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生动、通俗易懂的语言，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转化为被普通民众理解掌握的过程，从而使之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成为其言行的指导思想。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要重视和加强大众化的方式方法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当代中国大众化的方式方法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即理论探索、实践创新、工作机制、队伍建设和经验借鉴。而在挖掘当代中国大众化可资借鉴的诸多经验中，学者们主要致力于对我党推进大众化的历史脉络、基本经验等进行梳理和总结；相比之下，对于如何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普及经验来推动大众化问题的研究，则很少有学者论及。换言之，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囿于对我党自身各个历史时期大众化经验的追溯和总结，还未及跳到自身之外去探寻和借鉴我国古代社会是如何进行思想理论普及的。笔者认为，各种思想理论传播的方式方法实质上是相通的，尽管它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明显差异。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及至近代社会则走向衰落。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它在中国现代直至当代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同样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二者在中国社会相遇的近百年中逐步融合共生，延续至今。笔者认为，儒家思想在我国传统社会得以普及的成功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推动当代中国大众化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学界经过一番讨论提出了儒家思想与的三种关系，即对立、并存和融合；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融合说”基本达成了共识。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在思想内容上具有诸多相通之处，从而为我们借鉴儒家思想普及经验、推动大众化提供了基本前提。二者间的相通之处，择其要者，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崇尚和谐是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共同倡导的基本精神。众所周知，中国历来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这不能不说与儒家所提出的和谐思想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儒家主张“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论语·子路》），强调人应当顺应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合一。因此，“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便被奉为治理国家和处理各种事务的基本准则。同样，理论中也包含了和谐思想，认为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1]81，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进而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社会和谐。在当代中国，我党则吸收了上述和谐思想的精髓，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旨在建设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美好社会。由此可见，崇尚和谐是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共同倡导的基本精神。

第二，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共同倡导的治国理念。儒家主张“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第二》），提倡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这种教化方式可以渗透到人们的内心，使人有羞耻之心而变得善良，这不是法律制裁所能达到的效果。孔子所讲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即体现了儒家注重德治与礼治的思想。但与此同时，儒家认为适当的法治也是必要的，并提出“先礼后法”的思想。在当代中国，我党以为指导思想，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确立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儒家“德法兼治”、“礼法并举”（荀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当代中国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和升华。在儒家那里，孔子提出要尊重个人的人格和个性，主张爱民、利民，即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荀子也曾提出：“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荀子·君道》），这些均体现了儒家重民、爱民、为民的民本思想。回顾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亦十分重视人的价值，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特别是的人道主义将人看作是最高价值和目的本身，主张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我党尤其强调“以人为本”，并将其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来看待。******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对儒家民本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升华。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当代中国所倡导的“以人为本”与儒家所主张的民本思想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与其多样化的传播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儒家通过早期的游说诸侯、着书立说，到后来借助统治者的力量颁布教化纲领、广兴学校，以及通过民间的小说戏曲、家训家教等多种途径将其思想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无论妇女和儿童都可以通过上述传播途径知晓儒家思想所涉及的教化内容，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普及在历史上是成功的。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当代大众化，我们应当借鉴儒家思想的普及经验（当然，还须对其进行必要的现代转换），使从多层面、多角度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以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取得大众化的实际效果。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2篇：儒家思想的传播范文

一、 中国电影对儒家文化促进作用

电影作为一项外来事物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并且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在其发展的100多年期间必然会受到中国本土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也让本来带有深厚西方韵味的电影在中华大地上被本土化。其中对于中国电影影响最深的应当属中华传统的儒家文化，并且在许多的中国电影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也正是体现出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观点，同时也是对中国电影发展方向的点评。简单而言，中国电影需要得到发展则需要让其与儒家文化相融合。[1]这点也可以从近年来中国电影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电影在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证明，中国电影渗透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思想，让其能够在中国得以生存与发展。更早时候当人们提及中国电影时，观众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中国功夫，而且中国电影引起世界影坛的关注也正是依赖于中国功夫对国外观众的吸引力。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让许多影视工作人员在制作电影时，花费了更多时间来营造中国功夫的神奇，但并没有针对中国功夫所具有的内涵以及所包涵的传统文化思想进行深入地挖掘。随着世界电影以及与国际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许多的电影人制作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电影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尝试着在中国电影中融入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并且在国际上赢得了许多的赞誉，也收到了非常大的成效。这也意味着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中，已经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从一开始的小丑的角色转变成为了一名稳定、多智的智者。这一切所获得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中国电影人不断地努力，把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借助电影的表达形式进行现当代的转化，让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能够在中国电影中得到更加深入地挖掘与渗透。

二、 电影写实主义对儒家忧患意识的转化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具有忧患意识，这点可以从《论语》中讲述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句话中看出。儒家思想家孔子把对他人、社会以及国家的关注作为忧患的所有内容，而另一名儒家思想家孟子通过一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来阐述他的忧患思想。[2]这种忧患意识对于中国后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电影传入中国的时期刚好是中国封建历史结束之时，在这个动荡的年代让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最为衰弱的年代。在这个衰弱的年代，中国电影所有的主题都是以自强与振兴为主，这也体现出了儒家思想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儒家经典的忧患意识转化成为了时代的一种担当，中国电影承担起了号召中华民族奋起抵抗的重任。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电影已经开始慢慢脱离西方写实主义特色，开始把儒家思想的忧患意识融入到电影当中，借助电影的传播性让忧患思想的士大夫情怀向全中国进行传递，并且迅速地在观众群体中产生了共鸣。在这个阶段所制作的中国电影，以当时社会背景为主题进行写实，并讲述了当时中国人民所遭受到的苦难，想要通过电影把儒家忧患思想传递到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号召当时的中国人民一起走向救国的道路。然后与西方电影的写实主义进行对比，其写实主义更多的是针对资本主义虚荣心以及腐朽思想的批判层面之上。社会环境的区别让两种本来是相同的电影产业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比如当时的《孤儿救祖记》这部影片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影片的导演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及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坐取向融入到影片当中，而且在这部影片中把儒家思想的忧患意识进行了升华。这部影片讲述了主角筹集资金兴办学校，让更多的贫困孩子能够接受到最新的教育，希望能够通过知识来改变当时动荡的局面。从另一个层面也向人们提出了想要振兴中国，就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在影片中提出了“少年强则中国强”的口号，在当时的社会中引起了较大的共鸣。

三、 电影发展与儒家教化思想的融合

此外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文以载道思想，这个道是为人之道以及处事之道。这种经典的儒家思想包涵了对美善美的赞同，同时体现出了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博大的教化作用。从许多儒家思想家的文字作品中可以发现，其论著中饱含着警世恒言和治世明理，这些具有教化作用的思想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当电影以一种新兴事物传入中国后，其传播以及宣传作用立刻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同时电影这样一种新兴事物也深深地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在电影刚传入中国时，许多电影人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制作出更多具有教化作用的影片来号如中华儿女自强救国。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的电影人则希望能够通过电影来宣传中华民族的公德心。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国民经济以及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随之而来的是国民道德意识渐显弱化。在这样一个道德强化的时代，中国电影需要将经典的儒家思想进行融合，把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博大教化作用进行放大，并且发挥出其作用来感化当代民众，协助其能够树立起具有现代特征的道德意识，这项工作成为了当前电影人首要的工作。

第3篇：儒家思想的传播范文

关键词：渤海国；中原文化；效仿唐制；留学生

大江大河孕育了人类的早期文明。在黑龙江流域的历史上，渤海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渤海国宗法盛唐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在与中原唐朝的频繁交往中，逐渐形成了“车书本一家”的关系，渤海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深刻。

一、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之中，儒学逐步走向成熟，到西汉武帝时期，经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学习儒学、研究儒学成为无数知识分子的一生追求，儒家思想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周边诸多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都十分向往中原王朝的繁荣，尤其仰慕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并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的传统儒学。

渤海国于公元698年建立，于公元926年被辽所灭，在黑龙江流域共存在229年。此时的中原正处于唐朝统治时期，大唐王朝尤其是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上最为文明繁荣的国度。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在文化交往中得到广泛传播，对周边各民族和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渤海国在政治、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积极效仿唐朝，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王国的文明与繁荣。唐玄宗于公元713年册封大作荣为渤海郡王，统辖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粟末靺鞨政权以渤海为号，成为唐朝版图上一个享有一定自治权的羁縻州。接受唐王朝册封以后，同唐朝的政治关系日渐密切，中原文化及典章制度不断被引入渤海国。受先进的中原文化影响，渤海王国对沿袭下来的靺鞨及高丽旧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学习和效仿唐朝的相关制度和管理模式，建立并逐步完善各方面规章制度。渤海国仿效唐制，建立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与唐朝一样强化王权在国家的核心地位，在国家的政治建构中，国王是最高统治者，独揽军政大权，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一套完备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统治机构；渤海国仿效唐制，实行尊卑贵贱的品阶勋爵制度，官阶以品而论，与中原王朝基本相同，各级官吏的地位、待遇以至于着装、佩饰均有严格规定，表现出等级森严的特点；渤海国还实行职事散位制，这也与唐王朝基本相同，职事官指担当具体职务有一定差事的官员，散官指只有官位品阶而无具体职事的官员，这些是渤海国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渤海还效仿唐朝，建立勋官封爵制度，按照中央制定的标准进行官僚任免，大力强化中央集权；渤海国还借鉴唐朝司法体制，唐朝的司法体制不断被输入渤海，司法制度的逐步完善，有效地维护了渤海国的封建统治；渤海国还仿效唐制，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在地方建立与唐王朝相似的行政机构。三省分别指政堂省、宣召省和中台省，分别相当于唐朝的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地方行政机构也同唐朝一样，分为府、州、县三级，一般是府管数州，州管数县等。可以看出，接受唐朝册封对渤海国的政治建构作用明显，唐朝的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对渤海国的政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二、渤海王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封建国家，在全面学习和借鉴中原文化和典章制度的过程中，强化儒家思想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当时儒家思想在渤海、新罗、日本等地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对各地的政治行为、思想道德、价值取向等都产生深刻影响，其中对渤海国的影响最为深刻。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成为渤海国统治阶级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并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

儒家思想对渤海王国的影响由来已久，早在王国建立之初，就逐步上升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的输入途径有三：一是生活在营州一带的粟末靺鞨人长时期与汉人杂居，上层人物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自隋以来，先后内附居于营州及辽西一带的肃末靺鞨及其它靺鞨人，在长期与汉人杂居过程中，汉民族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不断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很多上层人物及其子弟接受儒学教育，其他民众也不断地接受儒学灌输，儒家思想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二是原高丽故地以及辽东地区居住着大量汉人，唐灭高丽后又派官吏和军队驻守，相当一部分后来变成渤海国的编户齐民，这些人在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印有深刻的中原文化痕迹，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对当地各族人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三是在渤海国居住的高丽人已经普遍地接受了儒学教育，他们后来转化为渤海国居民，而在原高丽故地居住而又长期接受高丽政权统治的靺鞨诸部上层人物及其子弟，也有许多人接受儒学教育。这些都对渤海政权接受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产生深刻影响。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在渤海国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随着儒学在渤海社会的广泛传播，中原王朝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日益成为渤海统治阶级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渤海国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立政施教的指导思想，中央机构设置集中体现了儒家“王道”和“仁政”的执政理念，渤海国的“三省六部”设置完全袭用唐制，忠、仁、义、礼、智、信的“六部”称谓，充分说明“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对渤海国政治的深刻影响，其他诸如司、监、台、局之类的机构名称，也多以中正、文籍、司宾、太长等字样，打上了极为深刻的儒家纲常思想烙印，这些都表明渤海国统治阶级已经全面地接受了儒家思想。

通过当时一些文献典籍和私人著作可以看出，渤海国积极倡导忠贞、仁厚、礼仪、怀德的君子形象，渤海王廷和上层社会已经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修身齐家的行为规范，可见中原的传统儒学对渤海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据《辽史·太宗记》载：“己亥，诏东丹吏民为其王倍姬肖氏服（丧）”。这里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渤海国尊亲服丧的社会风俗，表现出深刻的儒家“孝”的文化印记。渤海统治阶级不仅用儒家伦理道德来约束自身言行，而且还以此作为教育和培养子孙的重要内容，这在贞孝、贞惠二公主的“幼受女师之教，克比思齐”，长大后“孰 诗悦礼、履慎谦谦”，出嫁后“六行孔备，三从是高”，丈夫死后“学恭姜之信矢，衔杞妇之哀悽”的生平经历中，得到了生动而集中的体现，由此看出儒家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对渤海国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刻程度。

渤海王国效仿中原王朝，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体系，儒家思想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并日益成为渤海王廷统治民众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渤海国，中央设有国子监，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广泛进行儒学和汉语教育，教育内容大体与唐朝学校相同。渤海国多次派遣官吏、遣唐使等到唐朝抄写儒学经典，带回后成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据考古发现，在贞惠、贞孝二公主墓所用的典故，就分别出自数十种经、史、子、集等古代典籍。此外渤海国还向唐朝派遣大量留学生，据《渤海国纪》记载“武王所遣生六人，开元三年二月抵京师。大震所遣生，咸和四年归国者三人，李居正、米承朝、高寿海。同年随册命使至者三人，解楚卿、赵孝朝、刘宝俊。”留学生中的大部分是渤海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弟，他们学成回国后，带来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为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很多留学生后来官居要职，如位列公卿的李居

正，考中唐朝进士归国后任国相的乌昭度等。由此可以看出渤海统治者对归国留学生的重视程度。中原文化不仅影响着渤海国的政治，而且还影响到文化和教育，影响到人民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

渤海国在黑龙江流域存在了200余年，关于它的文献记载较少。通过仅有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渤海国与中原唐朝的密切关系，中原文化对渤海国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影响，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国的文明与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魏国忠，渤海国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王禹浪，神秘的东北历史与文化[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4篇：儒家思想的传播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日本；继承和发展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一样是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

纵观儒学文化，体系非常庞大，包括了道德、修生、养性、治国、治家、哲学、艺术、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至汉朝时，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第一次被改造和融合，称为了中国最正统的符合封建王朝统治要求的思想。在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对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对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影响。

日本是和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从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看，日本民族的文化底蕴并不厚重，但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学者都致力于发掘深层文化。日本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日本文化可以说就是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性兼容与对本民族优秀文化挖掘、承传的基础上形成的。比如说“和”的思想在日本的传统思想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从中日语言文字学的角度上看，日本人自称为“和”族，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为贵”思想分不开的。

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日本的传播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在董仲舒“摆出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道文化业日益兴盛，虽然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是也受到了佛、道文化的极大挑战。这个时候，飞、儒家文化表现出极大地包容性与生命力，在儒学文化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成熟的同时，日本的本土文化也在进行不断地演化。

（一）儒家文化在日本传播的源头。

公元285年即日本应神天皇16年，百济人王仁带着十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到达日本。这是儒学经典著作《论语》第一次到达日本，也是有史可靠的儒学第一次与日本的接触。王仁应该是在日本推行儒学文化的开路先锋。自王仁开始，日本贵族和僧人开始研习《论语》和《千字文》和汉语，全面学习中华文化。712年成书的《古事记》和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是纯粹的汉语史书，有了儒家文化的初步影子。

（二）中国儒学文化思想在日本传播的高峰。

盛唐时期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高峰时期。据考证，日本遣唐使共派出12次，每次最多时300人到800人不等，中国先儒家文化思想及政治体制，均在唐朝时期由浅入深地被日本民族吸收。当时儒家思想影响日本国民的道德生活极深，自从圣德太子执政时期（593～621）奖励儒学以来，经过不断提倡，社会上很快形成好儒习汉的风气，儒家思想很快普及到日本各地。孝德天皇（749～757）在位时更是并效仿唐制，令全国每户备孝经一本，主张“孝为百行之先”。平安朝初期的文化继承了奈良时代学习唐代文化的遗风，汉文学特盛，约历时一个世纪之久，被称为“贞观文化时代”。这也是中国儒学文化思想在日本传播的高峰时期。

（三）朱子学说在日本的统治地位标志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日本传播达到顶峰。

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朱子学传日本，经过350多年的传播，逐渐地兴隆起来，并被德川幕府奉为“官学”，成为江户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随着中国阳明学和清代考证学的传入,日本又相继形成了阳明学派、古学派、考证学派等儒学流派,达到了日本儒学的鼎盛时期。

二、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传入日本后，经过不断的衍化和本土化，日益和日本本国结合，影响了日本的历史发展过程。

（一）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影响。

日本被称之为“大和魂”的民族精神,在日本历史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国家，这和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和”文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同时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兼容天下、博怀的文化观念也使得日本文化对域外文化始终保持了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宽容精神，给日本国家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力量。

（二）对日本宗教“神道”的影响。

神道是日本民族固有的、传统的精神产物。因此,它在日本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直至今日,神道在日本人的生活当中仍然无所不在。

日本神道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作为原始社会里的民族宗教的原始神道阶段、带有“神佛融合”倾向的皇室神道阶段、以“神儒融合”为主要特征的近世神道阶段和国家神道、教派神道阶段。一是儒家文化思想的传入促使日本神道的“觉醒”和形成；二是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启发了日本神道积极谋求自身的理论体系化的“意识”；三是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客观上“庇护”和“扶持”了日本神道的发展；四是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促使日本神道通过对教义、教理的参考、借鉴,完成了自身的理论和学说的建设，比如说神道的祭祀以及以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为首的“神儒一致论”甚至“神主儒从”论, 无不透露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痕迹。

（三）对日本“武士道”的影响。

武士道是日本的一种特殊文化，它是随着武家社会的发展形成的一种文化精神。一方面武士道的产生是由社会条件的需要，适应主君、家臣、武士等社会关系的协调产生的；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相关元素吸收并包孕育而成的。日本的“忠”和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忠君爱国” 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作为现达国家，“忠君”的思想即全体日本人民忠于天皇陛下的思想一直主导着日本的主流思想了。

（四）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当代日本社会,被融入企业管理方法和思想之中。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即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日本的众多企业家。儒家文化思想的“和为贵”思想也被日本企业界吸取并加以改造,提出“和谐高于一切”的口号,认为人与人之间应保持和谐关系。日本很多的企业文化都认为管理人员与雇员之间、同事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决不是单纯的利益关系,更重要的是互相扶持、互相帮助。

（五 ）对日本法制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内涵对日本的法制建设有着极大地影响。日本进入7世纪以后，当时的圣德太子进行了日本社会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制定了《十七条宪法》，虽然并非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宪法，但是却是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其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这简直就是直接把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和为贵”直接搬来适用。其第四条“群卿百寮、以礼为本。”也是儒家礼制的最大体现。其第九条“信是义本、毎事有信”也是在中国儒家文化思想源于孔子的“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影响下产生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儒家文化思想通过在日本的不断传播、衍化和本土化，被日本文化大量吸收，影响了日本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方面，而且这种影响也势必日益深化。

参考文献：

[1]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2] 严绍璗.《日本儒学的近代意义》.《中日比较文化论集》.,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1990.

[3]崔景明，赵秀兰.“儒家文化圈”中的中韩日[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4(5).

第5篇：儒家思想的传播范文

1976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向世界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将他的这个疑问称之为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之谜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左右一切经济行为的主体都是人，而作为一个健全的人，其一切行为都是受思想所左右的。将这个大前提代入中国近展史，不难发现，儒家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不少学者，甚至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都坚称儒家思想对科技发展的作用基本上是完全消极和负面的。通过在其著作中的观点可以发现，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史》里第二卷《科学思想史》曾写到：“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儒家是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同时还不同意对技术做科学合理的解释和推广”，“儒家思想对科学的贡献几乎没有”。

这种全盘否定儒家思想的观点引起了国内不少学者的强烈反驳，他们认为李约瑟对儒家思想的偏见在于他把儒家思想在某个历史时期或某个学科领域内对科技发展的不利因素看成了儒家思想对整个科技发展作用的全体，他的这个结论不仅不与史实相符，也与其在《科学思想史》中的其他论述自相矛盾。

那么，究竟儒家思想是否完全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在我国的古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有两个时期是比较重要而且引人注目的，其中一个时期是汉朝，这段时期让各种学科形成规模、奠定体系；另一个时期就是宋朝，它是传统科学走向顶峰的黄金时段。恰恰在这两个时期，汉朝发生独尊儒术的事情，宋朝是儒学复兴的时期，这又是儒学盛行的朝代。两相对比，难道这是历史偶然的巧合，儒学和科技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李约瑟之谜似乎又不成立，在某一段时期内当时产生了科技非常繁荣的现象，而这一时期盛行的社会思潮却有对科技的发展和推动具有消极影响。对于一个社会在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的时期必然受到各种因素的推动和影响，比如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思想方面等等。正是如此，汉朝和宋朝这两个科技繁荣的时期跟儒学思想的影响有相当大的关系，其促进作用不言而喻，即李约瑟全盘否定儒家思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那么现在将目光转移到近代时期，农耕经济显然已无法满足世界工业发展的步伐，而植根于农耕经济的儒家思想，也就显然不再满足近代经济的发展的需求。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儒家思想虽没有全盘否定自然科学，却也不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国语鲁语》中写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在儒家文化熏陶下，真正的君子应当是“劳心者”，即致力于治人治世之道，渴求对治道的探寻，侧重点在于政治伦理。而对于自然界的探究，对科技与自然科学知识的探索，是小人的职责，所谓的君子应当是不屑甚至耻于从事这些事业的，即所谓的“劳力者”的工作。

不仅如此，儒家还推崇“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认为只有通过考取功名才是正道，这种功利思想使得很多人十年寒窗、只为高中皇榜，很少有人精于科学技术研究，从而使得这类人才受不到尊重和认可。在这样的思想潮流下，自然科学的发展遭到极大的抑制是可想而知的。

另一方面，儒家思想核心的“忠”“孝”观念，在极大程度上禁锢了思想的解放。鲁语有云：“入朝忠于君主，在家则孝顺长辈。”“忠”和“孝”是统一的，从而演化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这种观念深深的影响着世人，并且也作为维护封建制度的等级和秩序观念。

思想自由是科学产生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以社会伦理形式出现的忠孝观念，必然使人们在思想上趋于内敛。忠君，以承认君王的高度集权统治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前提，本质上是接受天定一切的思想。与中国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相反，西欧封建时代是以国王为代表的世俗政权和以教皇为代表的宗教权力并存的时代，政治力量二元化的格局必然要求双方竞相阐释自己的合理性，使发端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得以延续并从中滋生出理性地认识世界的渴求，也为各种不同的观点、主张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在儒学中，孝道也是重要的一部分，百善孝为先，这对维护社会的稳定、家庭的和谐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在过去，它也产生了非常不理想的负面作用，崇拜祖先，不愿创新和改变陈旧的观念。在社会模式上认为西周阶级社会的结构与秩序是唯一的理想模式，而在学术上则形成了四书五经的传统。古时候的思想家们把先哲的著作作为基础，不断对其含义进行诠释，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视经书为道，以注疏为学”的学术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哲学思想多样化、多元化，但是却阻碍了思想的创新与发展，没有推陈出新，囿于过去的思维框架，只是简单的继承了！在人家的思想观念里，守家顾业使得人们不愿离开家乡，去他乡寻找梦想，地域的限制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思想文化的传播和沟通，另一方面统治者通过权力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行科举考试，考察内容为儒家传统思想，这也影响了思想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思想进一步僵化。

当然，不利于科学发展的儒学文化不仅限于传统的“忠”“孝”理念，其崇尚的“天人合一论”，也使得自然与社会无法分离出来，成为了难以逾越的理念障碍。“格物致知”的方法论则否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结论

可见，儒家思想发展到近代，在各个方面都不再符合时展的步伐，而中国近代之所以迟迟无法实现工业化与科技革新，与儒学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无法否认儒学思想对于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但我们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儒学也正是导致我们在近代落后于西方世界的罪魁祸首。

儒学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结晶，每一字一句都蕴含着古代先贤的心血与汗水，它早已深入我们中华民族的骨髓，是谁都无法摈弃的。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纳西方先进思想，适应时代潮流产生质的蜕变才应当是儒学文化的命运，我们应当有理由相信儒学文化必能在这种蜕变中成为更为先进的文化理念，引领我们中华民族更快更好地前进！

参考文献：

[1]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M].

[2]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2册[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

[3]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第6篇：儒家思想的传播范文

[关键词] 宗教 企业 文化 影响

企业文化是企业共同遵守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方式，它可以起到凝聚人心、激发士气的作用。有一种说法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中的宗教，企业老板就相当于企业中的教皇，他把自己的思想，进行宣讲和传达，就是在传法、布道。总的来看，企业文化对外部是企业的包装；对管理层是企业在规章制度之外的规矩；对员工来说是宗教。日本的宗教思想深入到企业的文化中，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日本的宗教是一种以儒教、佛教及其本民族神道等多元共存的思想体系。在5世纪前后，我国的儒家思想就开始传入日本。日本主要接受了儒家的“忠”、“和”、”诚”等思想。明治维新之后,虽然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也涌进了日本，但是日本并没有彻底否定历史和过去,仍然继承和保留了封建时代的文化和价值观,以天皇为中心的忠君爱国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每一国民心中。至今,日本的宗教思想仍然贯穿在日本的企业文化之中,构成企业文化的精髓。

一、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在日本企业文化中的体现

儒家思想认为:人是世上最宝贵的财富，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所以人的生存和需要应该得到保障;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应该得到尊重。以人为本是儒家管理学最显著的、最基本的特征。儒学在两千多年前就把对国家的管理从神本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国家管理理论。儒学在它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传播到中国周边的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形成了儒学文化圈。儒学传到日本以后，结合日本民族自身固有的文化特质，发展了儒学，形成了有其自身特色管理理论，这个理论也有着鲜明的人本特征。

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与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儒家仁学的核心是“修已”与“安人”，即安人必先修已;诚以待人;和以待人;关心、爱护、尊敬人;以德服人等。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以人的管理为中心,强调员工的教育培训,如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经营就是教育”就是这一思想的写照;强调企业内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亲”,丰田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培养员工以厂为家的团体精神等。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是儒家人本文化影响的产物。即把儒家人本思想的重视思想统治,讲求伦理道德与日本民族精神结合为一体,形成这一日本企业文化之魂。日本企业在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中,也是以中国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爱”、“诚”、“信”、“忠”为行为标准来提高员工素质的。

日本企业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积极向上的正面价值因素，如中国儒家的讲求“和”的哲学观念，重视集体主义、重视人际关系等，但同时又克服了儒家思想中只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人的个人主体性的弊端，所以，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实质上是一种嫁接，即将儒家思想原体系打破，对构成要素进行分解，把正面价值的留下，负面价值的弃之，形成全新的排列组合，然后再将重新排列组合的儒家思想精华与西方强调人的个性与自主性的人文精神相结合。这种杂交式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而且更重要的是儒学可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以发扬其超越性追求的优势。

二、儒家“忠孝”的思想在日本企业文化中的体现

日本的“忠孝”观念源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日本得到了适应性的发展。儒家的“家、国、天下”的理念在日本发展为“国民一体”的伦理观，并强化了“忠孝观念”。

忠孝观念关注集体最终目标。企业员工成为命运共同体。日本人认为，出色地完成工作、达到集体目标，就是履行上天赋予自己的义务，是自己获得社会权利的前提。

忠孝观念重视企业业绩，企业员工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在日本，每个人的良心(道德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每个人的行为。由于“终身雇佣”及其他一切的关爱在每个日本人的脑海中都有一本账，这本账上详尽的记载着给予别人的恩惠和所接受别人的恩情。日本人的忠是建立在报恩这个深层次文化基础上的，在日本，忠诚并不意味着被动的恭敬和献身，而是与成功和奋发努力相结合的能动的服务与表现。要求人们在工作中为实现业绩价值而不断创新，埋头苦干并且严格遵守交易中的正直纪律。只有在本职工作中做出良好业绩的职员才算履行了忠孝义务。

忠孝观念提供团结的心理基础，使企业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忠孝观念为日本社会形成高效的整合机制提供了文化的和心理的基础，使个人与集体紧密结合，呈现“机械团结”的状态。机械的团结也就是一个把个人直接而和谐地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结合形式，它使日本社会各个单元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企业主体易于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忠重于孝使日本企业营造了强有力的企业团队精神。在集团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日本人认为只有努力地与同伴配合，尽量地照顾别人，才能有自己的利益，而不能靠与同伴为难，拆同伴的台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特有的日本企业文化，造就了世界第一流的企业效率和规模，也使日本成为今天的世界经济强国。当然,一种企业伦理的形成不可能是由某一单一因素决定的，其必然是哲学观念、企业制度、市场原则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值得思考的是，产生于中国的儒家思想,世代相传,却构成了日本企业伦理的核心部分,为日本企业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根基。现在我国国企改革正在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也是国企改革中的当务之急,这里我们探讨宗教对日本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借鉴日本,走出一条新时代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企业振兴之路。

参考文献:

[1]陈为民:当代日本企业[M].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

第7篇：儒家思想的传播范文

【关键词】孔子；孔子思想；儒学；伦理概念；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4）01-0127-01

一、追求礼乐的一生

1.学习礼乐（15岁）――原因：（1）春秋社会大变革时代，“礼崩乐坏”；（2）“周礼尽在鲁”。

2.讲学收徒（30岁）――创办私学，广收学生，传承仁和礼。

3.从政生涯（51岁）――官：鲁―中督宰――司寇。

4.周游列国（54岁）――政治主张未被采纳，原因：诸侯争霸，崇尚武力，轻视礼仪。

5.献身文教（68岁）――孔子曾整理出《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典籍。

二、开创儒家思想

1.礼（孔子思想的目标）――礼是政治概念。

（1）礼的含义：西周实行对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作出严格规定的一套宗法等级规范制度。

（2）关于礼的做法：“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规范，从而形成西周时天下安定局面，避免春秋时天下动乱局面。

（3）评价：①积极――稳定社会次序，巩固统治，使人们生活安定，有积极意义。②局限――孔子推崇周礼，恢复周礼，实质是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社会规范制度。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体现了思想保守的方面。

2.仁（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属于伦理概念：

（1）仁的含义：仁者爱人，包含仁爱、关怀、体谅、包容等一切美德，为人处事的最高道德标准。

（2）关于仁的做法：“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对政府向百姓课重税，应“节用而爱人”（爱惜民力）⑶评价：①对于统治阶级――“以德为政”（唐太宗、汉文帝、汉景帝），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②对于普通人――孝敬父母，尊敬兄长有利于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秩序。

3.中庸（调整礼和仁方法）――属于哲学概念：

（1）中庸的含义：处理任何事情都不偏不倚，能恰到好处。

（2）中庸与仁礼的关系：①要实行仁和礼，就必须遵循中庸之道；②中庸是划分君子和小人的重要依据

（3）评价：中庸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它要求执政者“执其二端，用其中于民”（《中庸》），妥善协调各方面的矛盾，实现和谐（“和为贵”）的价值目标。

三、古代大教育家

1.教育对象：――有教无类：孔子开创私学，让教育对象“有教无类”，并使教育从“学在官府”向“学在民间”转变，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推动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

2.教学目的：――使学生“成人”，言行合乎“忠”、“信”，终成“君子孔子“教学目的”注重培养学生高尚品德和服务社会意识，有利于社会发展；但重义轻利，不利物质经济的发展。3.教学方法：――因材施教；言传身教（温故知新、举一反三等）

4.教学内容：――孔子整理过的“六经”。“六经”成为封建社会的教科书。孔子思想也被整理为《论语》，成为儒家经典。

四、评价孔子

1.积极意义

（1）对中国：① 治上，成为封建政治的理论基础（维护一统）；②文化上，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核心内容，有利于修身社建；③ 教育方面，奠定中国古代教育传统，保持文化连续性；（2）对世界：① 汉后，对亚洲，传播先进文化；② 明清后，对西方，为欧洲思想家所启发、借鉴；③ 当今，世界不少学者依然推崇儒学。

2.局限性

维护等级，不平等。

3.总评

世界前列思想家（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

五、探究问题

第一：孔子及其学说在历史上的地位如何？

1.儒家学派创始人：儒家学说成为几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影响深远。

2.大思想家：提出“仁”、“礼”、“中庸”；“有教无类”、“因材施教”重要思想。

3.大教育家：开创私人办学先河，提出有教无类思想和一系列教育理念。

4.大作家：晚年整理文化典籍：《六经》。

5.影响深远：儒家思想成为亚洲许多国家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欧洲启蒙思想家受到儒家思想的启发。

第二：请你收集一下孔子言论：学习态度：“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学习方法：“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三人行，必有我师”个人修养：“人不知而不愠”、“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第三：讨论：今天儒家思想过时了吗？还有必要提倡它吗？为什么？

1.儒家强调“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的教育教学思想，对我国当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有积极作用。

2.儒家提倡“孝”、“仁义”、“诚信”等道德伦理观有助于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3.儒家强调“正身自省”、“修已安人”、加强道德修养，有助于约束和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交易活动和行为，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正常、有序的进行。

第8篇：儒家思想的传播范文

徽州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优越自然条件，蕴孕着丰富的森林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其中有香果树、红楠、花榈木、红椿等树木植物千余种，飞禽走兽二百多种，茶叶三十种，此外还有花岗岩、瓷土、金、铜、钼、水晶等种类丰富的矿藏。徽文化作为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不仅是狭义上的学术理论、民俗传统、艺术文化等，还涉及经济、社会、建筑、医学等学科，而且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徽州文化的主要内容有：徽商、徽州宗族、徽州教育、新安理学、徽派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州刻、徽派建筑、徽州地理、徽州动植物资源等。徽文化是形成徽州民居建筑装饰风格的关键。

儒家文化在两宋时期发展到了理学阶段，从南宋以后“程朱理学”为统治理论。程朱理学的创始人程颢、程颐和朱熹的原籍都在徽州，因此徽州人以“程朱阙里”引以为荣，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礼”成为徽州人身体力行的道德规范。不仅在思想意识上受到程朱理学“成教化、助人伦”的熏陶，在人文生活中为弘扬伦理道德，将儒家思想融入到建筑美学中，使徽州建筑雕刻艺术赋有一种古朴内敛的基质。徽州地处皖南丘陵地带，四面环山，交通闭塞。原本就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的徽州，因中原人大规模迁入，人口数量与日俱增，生存的压力迫使人们另辟奇径外出经商。据《休宁县志》记载：“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瞻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一日米船不至，民有饥色，三日不至有饿莩，五日不至有昼夺”。徽州境内的新安江东流至浙江省建德市，其支流环绕全境，水路交通极为方便，为商品流通提供了必要条件。独特的地理环境促使徽州山货、茶叶和木材资源丰富为徽州人从商提供了物质基础。徽州人认为文教与经商并存“以商重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才是聚集财富经世不败之道。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程朱理学的社会教化，徽商以“孝、义、节、忠、信”为本，致富后的徽商回乡大肆兴建土木，修建宅第、祠堂和牌坊以光宗耀祖，旌表功名。

徽州“三雕”的艺术特色

徽派建筑的代表是被誉为“古建三绝”的祠堂、牌坊、民宅，其中最具审美价值的是号称“徽州三雕”的砖雕、木雕、石雕艺术。徽州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的深厚以及崇山峻岭环峙的自然环境，形成了集“三雕”于一身，兼人文性、实用性和审美性于一体的独特建筑风格。“有堂皆设井，无宅不雕花”是徽派建筑的重要特征，徽派建筑是以大型木架为支撑的砖木结构，因此为徽州雕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1文化内涵

徽州古建“三雕”实质是儒家思想的物象化。由于徽州是程朱理学的发源地以及对徽州人孔孟儒学的极度崇敬，建筑的表现形式融合了“儒家思想”。“牌坊”作为徽派建筑和“三雕”艺术的代表从多个角度深入浅出地表现了儒家文化的本质。“徽州三雕”作品中《岳母刺字》、《卧冰求鲤》、《郭子仪上寿图》、《乳姑不怠》是以“忠孝节义”为题材，内容上表现的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

道教以古代民间百姓的各种信仰为基础，结合本土文化、神话传说、阴阳五行以及儒家和佛教而形成的。《麻姑献寿》、《百子图》、《洪福齐天》是以“福禄、多子、吉祥、长寿”为题材表现道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佛教文化为传统民间艺术增加了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譬如一些有吉祥寓意的“万”字符号、“长盘结”和八吉祥造型等。佛教中的菩萨、罗汉、佛经故事、狮子、宝塔、香炉和等法器都成了民间艺术的创造题材。

“民间文化”是能够表现百姓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标准，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并且能普遍流传的文化。作为民间传统工艺的“徽州三雕”必然与民间文化紧密结合。以“民间文化”为题材的作品不胜枚举，表现形式也丰富多样。从具有象征吉祥意义的瑞兽、花草树木、符号和寓意吉祥的“神仙”，一般以“象征、寓意、符号”为表现形式来比喻某种特定的含义。如：（1）谐音：如平（瓶）安如意、事事（柿）如意、连（莲）年有余（鱼）等；（2）寓意：岁寒三友、福寿双全、竹报平安、六合同春、五谷丰登等；（3）符号：万字纹、盘长、方胜、古钱等；徽州文风昌盛，民风淳朴，景色秀丽。因此一些“三雕”作品中例如：《黄山松涛》、《男耕女织》、《春宵》等，是以表现自然风景，现实生活以及文人文化的。由于多元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三雕”作品以人们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展现了文化、生活与自然的魅力。

2雕刻手法

精美绝伦的“三雕”作品构思独特、工艺精湛、寓意吉祥，体现了徽州人在传统建筑雕作艺术上的造诣。“三雕”艺术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瑰宝。“徽州三雕”的雕刻类型分为线雕、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镂空雕等，用于民居、祠堂、牌坊以及家具等建筑的装饰和工艺品的雕刻。徽州人根据“三雕”的功能、范围不同，选择不同的材料。木雕一般用于装饰建筑物、家具和用具，如梁架、窗扇、雀替等处，多种雕刻手法并用。复杂的工艺，生动的内容和深刻的寓意让木雕在“三雕”中独占鳌头。砖雕主要装饰在门楼、门罩、八字墙和照壁，手法以透雕、镂空雕为主。集空间感、立体感于一体的多层砖雕，造型精巧，布局紧凑，引人入胜。石雕线条明快，用于牌坊、抱鼓石、石柱础等处，艺术风格清新淡雅、庄重朴实。

研究和保护徽州建筑雕刻艺术的意义

1审美价值

徽州雕刻艺术从造型艺术层面上来讲是平面造型与空间造型的结合体，展示了徽州人高超的造型能力和艺术美感，提升了徽州建筑的艺术价值。徽州建筑雕刻艺术的装饰美主要体现在雕琢工艺和内容选材上。其次，新安画派、徽州版画等绘画艺术的促进与借鉴，提高了工匠的艺术修养，丰富了雕刻艺术的表现形式。

2社会价值

徽州文化是以孔孟儒学为精髓的传统文化，徽州建筑雕刻艺术中有很多“尊老敬贤”、“宽容谦让”、“自强不息”等代表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雕作，反映出民间艺术乐观与繁荣的基本精神，是人类永恒的精神财富。

3文化价值

徽州是中国受到儒家文化影响颇深的地域，是宋朝程朱理学创始人的故乡。徽州建筑雕刻艺术是儒家文化在民间艺术作品中的具象化，而作为“古建三绝”的牌坊、宗祠和民居是宗法制度的“活化石”，是儒家思想传播的载体，起到了很好的教化作用。

第9篇：儒家思想的传播范文

[关键词]文庙 古建筑 文化

中图分类号：TU99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01-0286-01

近年来，随着文化的交流及传播，在世界范围内，“儒学”逐渐兴盛起来，这为我们重新思考和认识儒学相关知识提供了一个契机。而除了研究儒学相关的书籍之外，我们通过对儒家建筑、石刻等诸多传统古代建筑资源的了解和学习，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儒学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了解其建筑风格和建筑手法背后的文化意义和深刻内涵。而在哈尔滨，文庙作为唯一的一座孔庙建筑，对我们研究哈尔滨地区的儒学发展以及儒家建筑特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从哈尔滨文庙整体建筑中观看儒家思想

哈尔滨文庙整体建筑所给人的感受， 像是一座中国古代宫殿的缩影。哈尔滨文庙四周森严的围墙， 使得哈尔滨文庙成为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系统。 而在这系统空间内， 孔子的地位象征是被高度提升的。

哈尔滨文庙的建筑远观气势恢宏。其中最具代表的是在其他的拜祀孔子的庙宇中被尊称为“万仞宫墙”的文庙高墙，哈尔滨文庙墙体非常高，使得文庙与周围现有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内房屋等建筑界限清晰。哈尔滨文庙的高墙被称为“万仞宫墙”，用宫墙高万仞作为比喻不仅彰显了孔子学问和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同时也突显出哈尔滨地区甚至是东北地区人民对孔子的敬畏和孔子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形象。

从整体观看文庙的建筑色彩，可以看到文庙所采用屋瓦为黄色。 在中国古代，黄色是皇家专用的色彩，有荣耀尊贵之意；立柱为红色，红柱在古代为天子装饰宫室专用，仍然是等级崇高的色彩。黄色和红色的运用，不仅仅是单纯的视觉的冲击， 文庙处处醒目的黄瓦和红柱， 无不凸显孔子身份的高贵， 被赋予了高度的象征含义。

二、哈尔滨文庙具体建筑群中剖析其中的文化意蕴

哈尔滨文庙和其他孔庙类似，主体建筑亦为大成殿。哈尔滨文庙的规模形制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但山东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均为九开间，而哈尔滨文庙却为十一开间，等级确实是全国之最。并且，哈尔滨文庙的大成殿为重檐庞殿顶大殿，重檐庑殿顶在古代建筑礼制中是最高等级的屋顶形式，在古代，多用于皇宫、佛教的主殿，在文庙中使用等级如此之高的重檐庑殿顶，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孔子的崇敬和对儒学的遵从。哈尔滨文庙的大成殿的台基为白石台基，并配以白石雕栏，显示了文庙的整洁与整齐。

作为典型三进式的仿清朝古代建筑群，哈尔滨文庙的结构为三进式院落，文庙的三进院落在中轴线的贯穿下层层递进，一气贯通。坐落在中轴线两侧的配殿、石碑、牌楼、掖门都是对称排列的。文庙的建筑秩序井然，居中分布，层次分明，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伦理有序、中庸和谐观念。

三、从哈尔滨文庙细节来看其文化内涵

哈尔滨文庙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在修建的质量上，也十分考究。哈尔滨文庙虽然没有大门（正门），但是每一扇门修都建得很精美。而且门环均为铜质，这依然是古代宫殿级别的建筑才可被允许使用的材料。哈尔滨文庙的每扇门的门钉是横竖各九路排列，每扇门都是八十一个门钉。文庙采用的这种九九八十一个门钉方式称为九路门钉。在中国古代，九是阳数里最大的数字，是阳数之极。九在古代为帝王专用，用来象征处于最高地位的帝王，这里用与古代君王一样数量的门钉，象征着儒学的独尊地位和孔子的圣贤地位同样至高无上。

哈尔滨文庙前院的彩画为等级最高的和玺彩画，这是最高级别的皇宫专用彩画，蕴含着人们对孔子的无限崇敬之情。哈尔滨文庙其余建筑多为旋子彩画，旋子彩画在等级上仅次于和玺彩画，古代多用于宫廷、公卿府邸。虽然哈尔滨文庙采用最高等级的和玺彩画较少，但是使用最多的旋子彩画依然级别为宫廷级别，可见当时清朝人民对于孔子的崇尚。

哈尔滨文庙的屋脊上仙人、走兽十分精美，走兽为7个。哈尔滨文庙的屋脊走兽数量不及故宫，但是按礼制，文庙的走兽数量象征等级也非常之高。

四、总结

作为哈尔滨人民崇拜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一个象征，在孔庙的建筑空间等各方面， 以传统道德观和儒家思想文化来奉劝世人是其最为主要的特色。孔庙与普通民间庙宇一样， 具有相当浓厚劝人为善的思想， 但文庙把这种善念思想更为具体地呈现出来，落实在庙宇建筑的各个角落之中，其强调的最主要道德观是以孔子所主张的儒家正统思想， 而非一般的多行善事普通说教思想观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