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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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一、研究传统体育文学作品的原因
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体育文化和精神可以反射出中国古代人民的体育活动生活，中国传统古代体育类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繁荣发展是由于中国自身所具备的独特的体育精神，在中国传统体育中，较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所体现的体育精神更加提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强调的是汉代儒家之道，同时也崇尚道家的顺其自然，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得出来，大多数文学作品所体现的体育内容更多强调的是养生，因此更带有趣味性。具体原因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的体育文化和体育生活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体现传统体育的文章，如：《汉书》中就存在《剑道》《手搏》《蹴鞠》等有关体育项目的专著，此外在《礼记》中也存在一些有关体育活动项目存在的专著，如《乡射礼》，从名字就能看出，《乡射礼》是一次群体性活动，同时与礼仪有关，绝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体育活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很多都体现了体育活动，这不仅是体育文化的一种独特体现，也是人们对自身的一种价值追求；从这些古代文学作品中能够看到古代人民凝结于其中的体育精神，感受古代人民在进行体育活动时的心理活动以及他们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古代对体育活动的科学设计和思考，包括对人的健康、社会经济效益的思考等，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体育发展水平，这为我们进行后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可参考资料。
（二）中国传统体育活动与其社会发展环境相依
中国传统体育活动不仅包括力量型运动，也包含休闲式运动在中国传统体育运动中的力量型运动，主要包括骑马、射箭、拔河、蹴鞠等比较激烈的体育运动，而放风筝、下围棋等就属于比较轻松休闲的运动方式，在《论语》中就有过这样一段文字：“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在这里能够看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活动方式，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精神的一个缩影体现。本身体育文化也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特定的政治、经济、人文等多方面因素的重叠下，文学、体育也会随之进行发展，在文学中对于体育运动的记载，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在体育观念上的更新程度也就越大。
（三）朝代更迭拉动了传统体育活动的繁荣发展
历史上各个朝代不断更迭，使得体育活动在历史积淀中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特别是在盛唐时期，基本上已经初具规模并形成了一些比较专门的组织，这使得唐朝的体育文化基本上呈现出了空前繁荣的状态，与此相对应的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围棋赋》《蹴鞠篇》等，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明清时期已基本成熟。随着文学体裁的形式不断丰富，体育文化在各种杂文、小说中表现得也越来越多元化，也进一步扩大了文学表现的领域，体育文化越来越多地走进文学题材之中，而文学也在无形之中不断地加深了人们对于体育运动的热衷，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体育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中国传统体育的精神也是无数华夏儿女留下的宝贵财富。
二、传统体育文学作品的文化与精神价值探究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育元素不仅是对我国古代历史文化中体育精神和体育文化的一种继承，更是对其的一种发扬的媒介。中国传统体育文学作品也是体现了当时自然、社会、人文、经济等多重元素融合而成的社会文化的综合表现，而其中的体育文化更是对当时城市繁荣发展程度的一种具体的表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育文化和精神究竟有何意义？
（一）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于展现中国体育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梳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育文学作品，从中能够感知特定时代的体育精神和文化精神，这对于我国现代体育事业和体育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体育文化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当代体育文化在文学领域的比重。比如：射箭。射箭最早只是原始人类为了谋生，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而进行的一种打猎的行为，将所获取的猎物作为自己的食物，因此，起初射箭的存在只是作为生活生产的重要工具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将射箭的使用应用于军事，将射箭作为一种武器来抵御外敌。众所周知，明清时期的小说是我国历史上小说发展的顶峰时期，在该时期的小说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有关体育文化的素材，如《金瓶梅》中，李瓶儿和吴银儿一起下围棋的部分，就可以看出，下围棋这一体育活动已经走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此外，在《金瓶梅》中还有其他体育活动，如荡秋千、踢毽子等，并且对这些体育活动的细节描写十分丰富，为故事的情节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这与之前的小说题材中有关体育活动的简单描写不同，明清时期的小说中对于体育活动的描写更加注重细节上的描写，可见体育活动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二）古代文学作品对体育活动的描写多侧重力量型描述，体现时代价值观
在传统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有诸多片段对人物进行了角色塑造，如其中的一节“拳打镇关西”，讲了金氏一家投亲不遂，郑屠强行将金翠莲纳为妾，后被郑屠妻子知晓，将金氏父女二人赶出了郑府，导致金氏父女二人沦落到流落街头，仅靠卖唱为生，鲁达恰巧碰到此事，得知此事大为愤怒，便跑去找郑屠；鲁达去后不仅打了店小二还将郑屠打死。这一过程对人物的壮士豪情和义气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古代人民对打抱不平和匡扶正义的一种赞美。这种表现在四大名著中均有体现，同时也不止有勇士形象的描写，还包含我国一些妇女形象，比如：女子所做的女红、花木兰代父从军等，都是一些典型，显示出我国古代妇女在体育活动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点从《红楼梦》中就能够看出，就荡秋千一活动来说，在《红楼梦》中的大家闺秀都不曾荡过秋千，而只有秀鸾这一小妾身份角色的人荡过秋千，可见在作者曹雪芹的眼中荡秋千并不是一个合乎礼仪、正经的体育运动，与此类似的描写在《红楼梦》中比比皆是。通过此书就能够看出作者所表达的情感和价值观倾向。
（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具有“智力并重”的哲学意味
纵观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从春秋战国至明清之际，中国体育大致包含了竞技、娱乐以及养生三方面的内容，同时还引入了当时所盛行的哲学思想，如：养生方面结合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来指导体育活动的进行，这在一些太极运动中最为常见，后期人们还将道家的思想也融会其中，主张顺其自然、动静结合，不主张去改变自然，而是要求人们学会顺应自然，认为顺应自然最好的方式就是按照自然的变化去调整自身的身体内部环境的变化，从而实现体内的阴阳调和，一些中国古代的医学大家也倡导此种形式的养生。在中国古代体育活动中不仅追求强身健体，也十分注重自我道德修养的提升。
三、如何借鉴传统体育文学作品中的精神价值，推动现代体育的发展
中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的现代价值,目的在于让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真正走向大众生活,更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体育事业的发展。
（一）加强文化自觉
加强文化自觉，是实现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的现代化、继承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途径,目的是使传统体育文化为社会主义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实质是使传统体育文化精神与现代对话,并融合到现代中。文化本身是存在好与坏的，因此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文化可能对其无从下手，不知道该如何进行选择、如何协调，但要发展中国优秀的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就必须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学与现代体育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之上进行发展，不然只能是一盘散沙，难以实现现代体育文化、体育精神的高度创新及统一。因此，在继承传统文化和发展现代体育文化的问题上，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本理念，进行历史性和多元化的统一，既要采取优秀的历史进步的观点进行集成，还要深刻剖析当代的体育文化精神哪些是值得进行弘扬和传播的，保证在发扬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社会道德和人本主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
（二）坚持民族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统一
首先要做到充分了解我国古代文化中哪些是符合现代文化价值的部分，积极采取保护的手段，保障我国体育文化得到继承和发展，同时由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是单个国家的发展，更是世界全人类的发展，因此在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体育文化精神的过程中，还要注意是否符合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诉求，是否与其他民族所认可的价值观相悖，这就需要积极推进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间进行体育文化的交流，在交流过程中不断弘扬中国传统的体育精神和体育文化，促进世界体育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三）加强制度建设
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其地位的关键性因素，体育文化也越来越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现代各国人民越来越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运动方式，这无不体现了体育文化的重要作用，因此，应当重视体育文化的制度建设，应当建立传统体育文化的推广机制，协调各个部门对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发掘保护，比如深入研究和整合中国古典文学中与体育相关的元素，并进行开发；同时要大力宣传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独立品牌的特色体育文化形象。
第2篇：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古代希腊历史是“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也就是“新课标”要求的内容，分段上属于世界古代史。在过去的“高中历史教学大纲”中并没有世界古代史的要求。因为教材“在现实的学校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是随着社会形势与教育体制的变化、学术文化及教育研究的进展而历史地变化的”。因此，古代希腊历史的教学就成为了高中历史教学的一个新的难点。“新课标”要求学生掌握的内容是：（1）了解希腊自然地理环境和希腊城邦制度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认识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历史条件。（2）知道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认识民主政治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新课标要求的核心内容就是雅典民主政治。
目前的高中教材为“一标多本”，即一个课程标准，多种教材。然而无论是哪个版本的教材，古代希腊历史均为高中历史必修I世界史部分的开篇内容。以笔者使用的人民版教材为例，该教材将古代希腊历史放在必修I的专题六，与古代罗马历史放在同一专题中。该册书的前五个专题均为中国史的内容，因此专题六为世界史的开篇。相对于其它部分的世界史，世界古代史对于学生而言显得格外陌生。笔者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对于世界古代史非常陌生，古希腊古罗马在他们的思维中基本是个不存在的概念。但是，古代希腊历史在人类文明长河中的地位却非常高。
古希腊是西方历史的滥觞，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146年，持续了大约650年。地理位置在欧洲南部，地中海的东北部，包括今巴尔干半岛南部、小亚细亚半岛西岸和爱琴海中的一些小岛。公元前5、6世纪，特别是希波战争以后，古代希腊诸城邦，特别是雅典，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古希腊人在哲学、历史、建筑、科学、文学、戏剧、雕塑等诸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这一文明遗产在古希腊灭亡后，被古罗马人破坏性地延续下去，从而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
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Ⅰ将古希腊历史分成了两课。第1课是“古代希腊”，课文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蔚蓝色的希腊――自然地理环境――为民主政治形成提供自然条件；第二，充满活力的城市国家――城邦制度――为民主政治提供了社会环境；第三，珍惜自由的希腊公民――公民素质――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第2课是“卓尔不群的雅典”，课文也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梭伦改革――奠定民主政治的基础；第二，克里斯提尼改革――民主政治正式确立；第三，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
历史教师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信息的是历史教学的基本功能，如果没有历史知识信息的传递，要求学习掌握历史学习方法、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塑造学生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就成了无本之木。因此，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信息是历史教师最基本的工作和任务。笔者认为，仅从课本所要求的内容，远远不能满足高中教学，特别是高中对古代希腊历史的要求，必须进行适当的补充。
第3篇：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糟粕
所谓传统，是世代相传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之所以能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也是开创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与新道德的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一）中华文明的核心元素
（1）易经：可以说是百家思想之源：天行道，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乃阴阳五行辩证思想的源头，具有超越古今的大智慧！（2）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追求世界客观规律本质的科学观，也是追求自然和谐的生命观！（3）儒家：人之初，性本善！ 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以人性本善为出发点，追求博爱与大同世界，追求和谐完美的人文主义，讲究人文伦理，是人文思想的集中表现。（4）法家：人之初，性本恶！洞悉人性中恶的部分，以严明的法律约束一切，短短几百年，成就了 秦国一统天下的霸业！（5）兵家：智慧超越古今的兵家---孙子兵法，这些先人高度的战争智慧的结晶，可是当今最发达的美国也在学习的瑰宝！也是确保华夏民族5000年长盛不衰的强大的军事思想保障！（6）医家：中医，博大精深，具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超越时空的科学性实用性与高效性！（7）墨家：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用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①包容博大的精神。中国文化是开放的文化，是海纳百川的文化。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在不断地包容并融合外来文化。②天下大同的精神。“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今天中国提出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也是大同精神的体现。③中庸的精神。中庸不是当好好先生，而是一种为人处事上的恰到好处，是一种“黄金分割”的大智慧。中国传统文化倡导“智、仁、勇”的结合才是完善的人格，而非强调一端，就是中庸精神的表现。④时新的精神。“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是时新的精神体现。⑤以民为本的精神。“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宣示，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思想一脉相承的。⑥爱护他人和担当社会的精神。“仁者爱人”、“兼相爱，交相利”，都是强调对他人的关爱。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真正的个人幸福，必然是与他人及社会整体的福祉相连。⑦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每当民族危亡的时候，无数仁人志士总是义无反顾站起来，不怕牺牲自己，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
（一）缺乏平等性。“平等”具有双重涵义。一是人际关系的平等，也就是人格上的平等;二是社会关系的平等，也就是法律（权利义务）上的平等。没有人际和社会关系的平等性，就没有个人的独立性;没有个人的独立性，就没有个人权利可言。在我国古代，首先应承担义务，而不是享受权利。个人受到礼教和宗法、国家和家族机器的强力压制，几乎无丝毫自由可言。皇帝随意杀死臣民，父母可打骂甚至杀死孩子。至于父母棒打鸳鸯、干涉婚姻！儒家的伦理道德严重摧残了人性。古代等级森严，虽然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更普遍的是“刑不上大夫”。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法律上的平等。我们每个人，无论职业、年龄、职务有多大区别，人格方面都是平等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拜官主义”和“拜金主义”严重，人们很难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成熟的民主国家可以通过“理智辩论”进行沟通，做到“宽容异见”。
（二）缺乏科学精神。首先，我国古代关心的是人伦和社会而不是自然界。“四书五经”不谈科学，科举考试也不考科学知识。被李约瑟称为“最具科学精神”的道家，产生的一些科学成果不过是追求长生术的副产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古代不可能出现系统的科学理论。四大发明只是技术成果。其次，我国古代不重视工商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经商被认为是不务正业。而近代科学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工业革命推动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近代科学的产生又推动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具有相互推动的关系。最后，我国古代缺乏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数学的基础，而数学是科学之母。在诸子百家中，名家讲形式逻辑，可惜名家只破不立，其本质是诡辩论。《易经》和《道德经》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辩证逻辑必须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是形式逻辑的补充和发展，它本身不能取代形式逻辑。在没有建立形式逻辑的我国古代，《易经》和《道德经》恰恰破坏了科学的推理和实验精神，起了反科学的作用。形式逻辑不仅对科学影响重大，还对政治和法律辩论有重要影响。
（三）缺乏法治观念。在诸子百家中，法家讲法治，儒家讲德治。法家一度取得优势，但是因为过于刻薄寡恩，法家随着秦朝的灭亡而失势。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调整最基本、最重要的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从概念和性质上分析，道德是一般行为规范，而法律是高级行为规范。因此，法律是最大的道德。提高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水准，最重要的是国家机关首先要严格守法、执法。法律和道德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相辅相成，不能相互替代。而我国古代以儒家的“礼”作为事实上的“法”，抹杀了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区别。法律规范具有严格的逻辑结构，即使是圣人制订的“礼”，也不具备法律的严密性。因此，“以德治国”本质上还是“以人治国”。“出礼入刑”混淆了民法和刑法的区别，“原心定罪”败坏了刑罚的原则。
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评判传统文化哪些是精华，或者哪些是糟粕，而是探讨哪些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或不合时宜了。对于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重要的也不是对其进行批判，而是将其封存（留而不用）或改造。改造传统文化，包括从心态上的改造和实际上的改造;所谓心态上的改造，即降低对该文化的笃信程度及其价值认同;所谓实际上的改造，即改造其不合时宜的成分，增加新的文化成分。例如，舞龙，在当初是一种笃信的求雨仪式，在今天则演变成了娱乐活动。又如，多子多福的文化观念，在今天则被优生优育的文化观念所取代。与此同时，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不仅仅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且也要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文化来。中国人创造出来的新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续，因为中国人的血液中和心灵里都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和成分。
【参考文献】
[1]《中庸》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64
[2]肖尚军.中国传统文化概要・武汉出版社，2007.
第4篇：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字:信而好古 人文精神 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4-
一、“信而好古”的经典教育思想
《论语•述而》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中“古”古典、古训的作用在重视教化传承的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特殊的地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孔子的儒家思想影响最大,主张尚礼好古、以经典为宗的教育理论,对后世影响巨大。
《论语》中,正如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有教无类”、“不学诗,无以言”等,我们再熟悉不过。可见,孔子的对“古典”的强调,对“雅正”的强调,具有普遍的观念指导意义。“好古” 是讲孔子学习的主要取向是前人的经验教训的文化继承,而“信”是讲喜爱文化继承,并注重证实前人理论之理性的现实性,也就是学习前人理论,并通过实践证实或者证否它。孔子的“信而好古”是崇尚经典、以经典为法则的教育理论,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并随着儒家学说的传播,渗透到中国文化各个领域,成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原则。同时,也随着中国美术的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教育思想。
二、“信而好古”经典美术教育的基本精神
“信而好古”重内在精神和生命的连续,意义在于重质、重情。在其思想中,体现了人文精神论、重视教师的观点。
中国的道德伦理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指出人的尊严,维持人的尊严。在中国儒学中,孔子是重人文精神的开先河者。他重人事而轻天命,重对人的德性的培养教育。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克己复礼”的“从道者”,同时也潜心尽力的培养众多的忠实于仁与礼的“护道者”。人文精神论是孔子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主张先圣之理。全面的人文精神,贵在全面“人文”,夫子“温、良、恭、俭、让”,做事情中正,心态平和,虽然孔子不敢和周公比,但他对于自己的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是看得很清楚,是很自信的。
先秦时期,对礼、仪、法、规的遵从,在教育实施中,表现为对师、傅的尊重。这种思想在荀子著作中体现得最为集中。荀子特别重视教师的地位,常常把君师并称,这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孟轲引《尚书•泰誓》中“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说法,把君师并列起来。荀子以为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正礼”,而学生的任务则在无条件地服从教师的教导。《荀子•修身》曰:“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智若师也。情安礼,智若师,则是圣人也。”师道尊严是教育的基本前提。荀子在《劝学》篇中又说:“《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达。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这些对师法的重视,对师、傅言传身教重要性的揭示,在教育思想上,与“信而好古”的观念一脉相承,也成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中普遍遵循的原则。
三、“信而好古”经典美术教育思想形成的原因
(一)教育从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
《礼记•学记》云:“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集中代表了这一原则。儒家历来将“德”、“礼”的作用用在“政”、“刑”之上,奠定了君主治国的思想基础。如汉章帝诏书说:“三代导人,教学为本。”魏明帝诏书说:“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历代封建王朝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大力发展教育,为巩固他们政权而服务。这是封建统治教育的目的,在先秦时期封建统治者根据儒家理论,将兴学设教作为基本国策,使教育在中国古代享有崇高的地位,国家掌管的教育事业归根结底是中央集权的产物,出于统一思想、移风易俗和培养、选拔人才的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教育,并牢牢控制教育。儒家则提供了理论依据及切实可行的兴学措施、教学内容和师资。
(二)孔子亲身体验“信而好古”
杨伯峻先生在《论语注释》中关于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概括为四点。一,孔子纵然是殷商的苗裔,但早已从贵族下降到一般平民。这是说孔子的家世对孔子学说思想形成的基础性的影响。二,孔子是鲁国人。当时的鲁国,正处于新旧的交替之中,即有改革,但改革又不彻底,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上。孔子的思想不能不受当时鲁国的特定环境的深刻影响。三,孔子说过自己“信而好古”。他的弟子子贡也说过“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孔子苦读好学,在读书中吸取他认为有用的东西,加以利用。古代书籍和古人对孔子都有不少的影响。四,古人,尤其春秋时人,有各种政治家、思想家,自然有进步的,有改良主义的,也有保守和倒退的。孔子对他们都很熟知,且适作评价,慎作取舍。这对孔子学说思想的形成也有影响。
孔子的“信而好古”经典美术教育思想,自古以来对中国画的学习有很深的影响。元赵孟\“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概括的言简意赅。这种观念通过艺术理论反映出来,形成中国古代以典范为宗的美术教育思想的基础,并通过遵循典章仪轨、摹拓临写样范法帖等主要美术教育途径,达到师授传习的教育目的。贯通整个总国古代美术教育历史,可见其影响之大。
参考文献:
第5篇：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三代礼乐文化；中国古代美学；文化发源
中国古史上的夏商周三代时期，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伟大意义和重要地位，今天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这三个时期产生的礼乐文化是三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中，甚至在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据着一定地位、拥有着独特意义。如果中国古代美学探寻源头，三代礼乐文化可视作其文化发源与萌芽。
一、礼乐的阐释
何谓礼乐？《说文解字》解释：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乐，五声音总。象鼓鼙。
关于礼乐的产生，已知的文献中有各种说法，如《大戴礼记》、《左传》、《性自命出》、《礼记》、《史记》等，大致可分为礼乐本于神说，礼根于人类自身繁衍的欲望说，礼乐生于人情说等。
1、关于“礼”
所谓“礼”，原本是远古时期人类的习俗系统，包括生产、生活、习惯、信仰、经验、知识的积累。在延续与发展后，逐渐演变为文明社会系统的制度。王国维《观堂集林》：礼为奉神人之事。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无文字的信条，谓之习惯。习惯之合理者，儒家命之礼。关于“礼”或可从三个维度去理解：其中源于早期社会的风俗习惯，可称之为“礼俗”；“礼制”即周代之礼，有政治制度、社会秩序的含义；现传礼书经典——“三礼”，即《仪礼》、《周礼》和《礼记》三书。“礼”的特征是恭敬、庄敬。《礼记·礼器》：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左传·僖公十一年》：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管子·五辅》：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
2、关于“乐”
古代的“乐”，包含音乐、诗歌、舞蹈，及说唱相结合的样式，是祀教的重要内容，乃古礼的重要组成之一。《乐记·乐化篇》：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勿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乐”的其基本特征是“和”。“和”本指音素上的和谐关系。《老子·第二章》：音声相和。《荀子·乐论》、《礼记·乐记》都曾说明了这点：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老也；乐者，审一以定和也。
礼与乐相配合，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社会、国家、家庭、个体全面的协合的境界，从礼的角度讲是“大顺”，从乐的角度讲是“大和”。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进入文明社会的独特创造，它贯穿三代，源远流长。
二、三代礼乐文化的内涵
根据学者的研究，不同地区的文化在走向成熟时，即逐渐形成能够与其它文化区别的特征前，一般都会经历一个基本相同的阶段，这就是从巫术到宗教再到理性化文化的发展路径。中国文化的发展模式就符合这种规律。中国文化在西周慢慢定型，拥有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精神气质，达到了理性化的程度，或者说孕育出了普遍意义上人文的、理性的精神，即礼乐文化。
关于夏以前文化性质的研究，因为文字资料的缺乏，所得出的结论都带有一定的推测性。许多学者都认同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巫术，得出这样的论断是基于对大量现存的相对原始民族的调查和研究。但研究商代的文化时，因为有许多卜辞这类相对可靠的研究资料，从中显示出了多神信仰的宗教文化特征，这与巫术文化相比，具有非常明显的进步。
从祭祀文化发展到礼乐文化，这其中所蕴含的进步意义更为明显。因为在礼乐文化这个阶段，人这一因素已经非常重要，在某些情况下，人的行为甚至已经可以左右天的意志了，《尚书·泰誓》曾有记载：“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由此可以看出，根据文化的发展，西周礼乐文化的出现是文化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三代礼乐文化的发展极致时期是在西周，这个有周公“制礼作乐”为佐证。“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礼记·礼器》），所以，三代礼乐文化是有着其内在的一致性贯通和性，它们之间损益增删、相因沿革。礼乐文化的实质其实就在于礼是规范社会秩序的，它的实现不由强制，乐在其中处于辅助地位，通过教化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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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代礼乐文化的美学意义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阶级社会的开始，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三代在漫长的时间中所形成的思想观念、文明体系，不仅成为了中国后世庞大的思维体系最原始的生长点，其文明特征也成为了中华文明后续发展的基调与导向。
关于中国的礼文化，在三代以上，还是混而为一的统一整体。但在“礼崩乐坏”的形势下，产生了形式与内容（即礼仪与礼义）两者的的分离。儒学的产生正是因为这点。晚清闰镇衍在其《六典通考序》中说：“由三代以上，治与道出于一。由三代以下，治与道出于二。”这里“治”是指建立、维护社会秩序的所有制度和行为规范，“道”是指蕴含里面的价值系统（也就是道统）。因为中国文化整体特征就是礼，“治”即礼仪系统，“道”即礼义系统。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的区分，就在于形式与礼义内涵的不统一，而内涵不变的，可称之为“道”，在今天就是规律的意思。这里的“道”，因为是传承自上古一脉，也可称为“道统”。因此，儒学所说的道统（或者说价值系统），并不是儒家的首创，而是从中国的礼文化中继承发展出来的。
劳承万在《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中，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是儒家哲学建构庞大体系的纲领”，而禅道两家，虽然没有“礼”的具体、系统的内容，但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却不能脱离心性之“乐”。“诗—礼—乐”是一个渐次推进的有机整体，类似开端—发展—终成这样的模式，具有中国礼乐文化独特的生命力与独创性。简言之，中国人的真正心性之乐，都是由“诗”而兴发其性情，由“礼”而立稳其身，由“乐”而凝聚成性。“诗—礼—乐”的发展模式，构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历程、人生态度、审美趣味。
三代礼乐文化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三代成熟的程度，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文化模式。第二，三代文化经过春秋、战国之际诸子对其基本精神的阐发和继承，对此后的文化的稳定特质的形成和保持起着核心的作用。重返文明源头，三代礼乐文化一直贯穿于后世治学为政的思想当中，将其作为中国远古从五帝到夏商周的特征，一方面为中国文化的形成建构了整体的框架，为其中的历史演化提供了特有的演化框架，一方面也为春秋以来的文化演变提供一种逻辑前提和文化背景。从美学角度，三代礼乐文化为中国古代美学孕育了极为丰富的内容，产生了许多极富中华民族传统特色的美学概念，成为中国美学的萌芽。如夏审美视域当中的有限与无限、审美境界中之“永恒”，商审美视域中的感官之美，周审美风尚中的流与变，周“文”之美，等等，都是其中所蕴含的美学因素。三代礼乐文化因为丰富其独到、宏大而先生的文化内蕴，为中国古代的文化美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成为了其源头。
【参考文献】
[1]李泽厚.华夏美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34.
[2]劳承万.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56.
[3]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上海：三联书店，1996：16.
第6篇：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读书传统；古代典籍；读书方法
一、中国古代读书传统概述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读书的国家，有着优良的读书传统和悠久的读书历史。中国人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把读书看成是最高贵的事情。《论语》首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中国古代的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开篇第一句也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些中国儿童在牙牙学语时就被灌输的读书理念和意义，深深地烙印在孩子的心灵深处。我们的许多历史故事如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映雪读书等等都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一代一代学人发奋刻苦读书。耕读传家是中国的一个基本传统。在封建社会许多大学者都是出身寒门。虽然科举制度和考试内容都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极大地限制了知识分子聪明才智的发挥，但是，由此形成的这种刻苦读书的精神却成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红楼梦里的秦可卿在临死之时就托梦给王熙凤，嘱咐她一定要在祖庙附近置办一些田产，将来一旦家业衰败，子孙还有一个耕田读书的地方。可见，即使是富可敌国的贵族之家也把读书看成是一个延续家族命脉的一条根本途径。中国古人最尊崇的人就包括老师，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格言。中国人讲天地君亲师，可见教师地位之高了。悠悠历史几千年，算得上真正的中国人心中的圣人就是孔夫子。中国朝代更迭频繁，可谓是乱哄哄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都无一例外的尊孔，有时反而少数民族政权更加推崇孔子。中国两千年唯一没有衰落的贵族之家就是孔子之家。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没有中断，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没有断裂，而文化没有断裂就是中国人的读书传统没有中断。
二、中国古人的文化经典
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说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们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创造了比较成熟的文字。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典籍每个人穷其一生也不可能读完。但中国读书人和文化经典有其独特的风格，一个述而不作，一个理念相通，这两个特点就使得中国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汇聚成几部具有根源性影响的著作，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也使得后人得以由此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根本精神。这样一来，中国历史文献的传承就跟西方的文献传承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西方的文献很多都是强调个人的一种创作，而中国都是以阐发前人思想或者前代经典性著作作为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再一个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细密的学术分科。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法律、军事，至于农、工、医、科技等，可以说都是混杂在一起的，后来才慢慢形成了经史子籍这样简单的四部分类。清代编四库全书，就是按照四部分类来分的，但即使是这样，也有很多的交叉。比如说现在我们说的哲学，对应在四部里，应该是哪些科目、哪些图书呢？有的人说是子部，但有些经部和集部的内容也可以归到哲学类去，而且将子部完全归于哲学，那也不确切，因为其中有很多东西，讲文学也是离不开的。所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典籍分类的方法，跟现代的方法也有很大差异，按现在的分类标准去安排它，是行不通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各部分虽然谈论的具体问题不同，但它们的内在其实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秉承着同一个价值观念。所以，“一个述而不作，一个理念相通，这两个特点就使得中国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汇聚成几部具有根源性影响的著作，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也使得后人得以由此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根本精神”[1]（P.55）中国文化中的这些根源性典籍，我们大概可以用“三、四、五”这三个数字来加以概括，说简单点就是三玄、四书、五经。三玄是指《老子》、《庄子》、《周易》。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的是《周易》、《三礼》、《书经》、《诗经》，还有《春秋》（三传）。加起来是多少呢？十二本。在这十二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五经里面的《周易》，跟三玄里面的《周易》是相重的，那么就减掉一个，等于十一本。另外，四书里面的《大学》和《中庸》其实是《三礼》里面《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如果把它再放到《礼记》里面去，那么又少掉两个，等于九本，因此，这九本书就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典籍。从春秋战国一直到二十世纪初的之前，可以说这九本书是中国文化内容的根源。不管你是论述哲学思想，还是论述文学历史；不管你是讲政治、经济、法律，还是讲农、工、医、科技，都离不开这几部经典的根本理念和价值观念，引经据典也都不会超出这九本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了解这九本书，那么也就很难去了解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反过来，即使是了解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但如果不能将它们统摄到这九本书里去，那么也把握不住中国文化的根本理论基础和核心价值观念。
三、古人的读书方法
一个人既要勤于读书，还要善于读书。有的人是书在手中，可就是读不懂、读不通、读不进，甚至越读越糊涂，这说明读书有得法与不得法的区别。从古人的读书事迹中，我们可以归纳出许多读书方法。
第7篇：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阴阳二气的交错氤氲,反映的是季候变化;人文与天文相对应,是天道运化在人身上的显现,也是人依照天道进行教化的社会规则,即礼乐制度。在《周易》中,文明与文化并无本质区别,指的是“文”所显现的内容或变化的结果,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严格来说,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在西方语境中,文化一词最初由“培养,自然的成长”类推为人类训练的过程。这种含义与中国《周易》中的文化有些相似。工业革命兴起,文化的意蕴发生了变化。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其着作《文化与社会》中将西方的“文化”概念界定在精神方面,特指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等,而文明则往往指物质成就,诸如科学技术成果、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物质建设。中国当代学者张汝伦先生将文化解释为“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其核心是“原创性的思想和一些特殊的精神”。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精神的产品形式之一,是中华民族思想情感和道德标准的重要载体,学习、鉴赏古代文学作品,就是接近、探寻古代文化的过程。因而,古代文学不仅要重视文学特性的分析,更要透过文学本身,肩负起传承文化的重任。就像曾经有位学者说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文学性,我们将不会找到民族诗性的生产轨迹,而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血缘,它就不会再有未来的出路。”然而,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当下“信息海洋”的潮水和“文化大发展”的浮光掠影中,中国古代文学也已显得尴尬和悖论。
二、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古代文学的传承问题
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古代文学在当代文化重塑上的困境恰恰是文化危机的表征。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以“学”为中心,注重激发受体的兴趣。然而,兴趣的培养不能只靠“戏说”形式的铺染,而是要建立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现代中国的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缺少的正是这种价值认同。中国文化经历了漫长历史长河的积淀,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特性。外来文化常常被消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正如佛教被内化为禅宗。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一部分人甚至认为中国最终的出路在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复制。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西方近现代的文化价值全面取代了中国原有文化的精神内涵。再加上改革开放后一次次商业文化的侵蚀和冲击,中国文化已如奄奄一息的老人。当代年轻人,基本是在现代性的文化条件下长大,天然地容易倾向现代性的逻辑,会觉得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再加上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进化论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很容易用现代性的逻辑去改造和包装中国文化。于是“反英雄主义”的思潮兴起,颠覆权威、亵渎神圣的“轼父”情结猖獗。同时,大众文化又为这种潮流推波助澜,颠覆与世俗趣味、感官刺激、享乐主义相映成趣。经典被解构,圣贤被搞笑,真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任意与狂放。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似乎成了“对牛弹琴”,或者说是一种不求深刻、只讲形式的哗众取宠。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大众分析能力、鉴赏能力培养及至人格境界的塑造,或只是一句空谈。
三、古代文学与中国文化的重塑
张汝伦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一文中,称当下复兴中国文化是天命。人类需要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普适价值,张汝伦先生说这种普适性在“德性”,在“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图景”。这种“德性”便是责任,要担当起这份责任,需要立足当代重新解读和建构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也需要借助新型媒介再造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传播人才,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古代文学工作者的使命。因此,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必须从学习到传播再到服务运用走出困境,进行标本兼治。
1.校正教育理念。由兴趣到意志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学习者要积极建构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和课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因此,学习者的兴趣和意志力很重要。其中,兴趣关联娱乐,而意志指向勤奋。目前的教育理念强调兴趣,为引起观众、听众、读者、学生的兴趣,不惜花大力气追求漂亮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主旨内容。在实际上,包括在校的本科学生在内的成年人,意志力的培养仍至关重要。从价值角度告知他们所学习、传播内容的重要性,然后依靠自身的意志力去接受,去刻苦,应该是当下教育理念调整的方向。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共存共荣,价值比兴趣更重要。
2.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回归元典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和人类具有普适意义的精华部分,需要继承,对由于时代变迁变得腐朽的部分,必须摒弃。只有这样,社会和人类才能不断完善。立足当代对精华和糟粕进行甄别,重塑中国文化的形象,是增强中国文化感召力的重要工作。当下信息泛滥,鱼目混珠,网络、影视,甚至主流媒体,歪曲元典思想的现象时有发生。重塑传统,挖掘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必须回归元典。正如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强调的那样“:文学史着就应立足于文学本身……文学创作才是文学史的根本,文学理论、文学鉴赏,批评是文学史的辅助方面,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辅助面。文学本位就是指强调文学创作的中心位置和紧抓另外辅助的两个方面。”以文学为本位,就要以经典作品为本位。借助网络资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查阅元典,是正确解读传统文化的良方。
第8篇：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代技术文化；四大奇器；复制；文化自信
1“奇器”成为传说的论证
江晓原先生及其对武王伐纣历日的推算，是引领历史学出身的笔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产生兴趣的“第一功臣”。他新近出版了大作《中国古代技术文化》，笔者读后获益匪浅，但是也有不敢苟同之处，最典型的就是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指南车、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和司南这“四大奇器”基本都是传说这一议题。江先生书中的观点是，要真正复制这些古代仪器，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复制品要达到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功能；(2)复制品不能使用古代记载中不存在的技术手段。据此，司南不符合第二条；候风地动仪至少不符合第一条（近些年地震频发却未能预报）；水运仪象台复制者众多，而且往往缩小了比例，但至今没有一座能够真正依靠水力运行。江先生遂将“四大奇器”的情况归纳如下,见表1。于是，江晓原先生在最新出版的《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一书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目前只有指南车复制成功，可以相信古代确有其物；而司南、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三器，迄今为止只能认为是古代的传说,即使确曾有过，其功能也只是传说。除非今后司南得以出土或真正复制成功，结论才有可能改变。
2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
笔者有幸聆听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所长《知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讲座。张所长在讲座上首先讲解了“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和“中国古代有多少发明和创造”两大问题，并且结合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挂图，介绍了中国古代诸如水稻、丝织、瓷器、造船、机械等发明创造，从全新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命题。在张所长看来，中国古代的数学和天文学，不仅有“历算”这门学问，还有记载“历算”及其发展的“律历志、天文志”，这些内容都是科学，只不过有别于近代实验科学而已。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江先生的这一议题忽视了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和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存在的差异。这个条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时代因素（古代和近现代）与科技发明的基础（经验与实验）。在某种意义上，按照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为依据，中国古代许多发明创造只能属于技术，甚至是传说。此外，笔者从治史角度出发，还考虑到三条重要的因素，也可能使江先生得出“四大奇器”（特别是候风地动仪）大多属于传说的结论。其一，张衡是否将候风地动仪的内部结构交给了当时的统治者和史官；其二，就算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内部结构被官方存档，但是这在中国古代属于“奇技巧”，因此也未必会记录到文献中；其三，近代以来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改造甚至是破坏，也许是导致候风地动仪“失灵”的间接因素。
3文化自信要讲究理性
笔者的观点与张岂之先生在几个月前的演讲异曲同工。张老认为，当今有些人只承认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否认中华有自身独特的科学精神。而在某种意义上，将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文化论证为“传说”，本质上是缺乏文化自信。这种做法如今应当加以澄清。紧接着，张老以屠呦呦得奖与《黄帝内经》作为例证，以战国时期的儒、墨、道、阴阳学说为佐证，论证了自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来的“天人之学”就囊括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算、中医药学、古地理学、古化学、古建筑学，这些学问都取得了卓越成果。有鉴于此，张老强调：中华文明中独特的科学精神必须加以肯定。当然，在重拾文化自信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从缺失文化自信这一端走向另一端,即把西方近代以来的科技成就强行附会到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概念、术语上，以显示中国科技文化的先进。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因此不能只承认中国古代科技文化，西方古代的科技发明也是耀眼夺目的。我们要记得历史的教训：乾隆盛世的“天朝上国”大梦是闭目塞听的结果，而这一美梦在坚船利炮面前终究是不堪一击的，如今的“中国梦”不能重蹈覆辙！笔者治史出身，学识有限，又是为加强国人的文化自信而发此议论，浅显之处期待行家指正。
参考文献
[1]江晓原.中国古代技术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7.
[2]杨永清.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刍论[J].创新科技,2016(4):46-48.
第9篇：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今天，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中，我们寻求文化多样化发展、谋求不同文化之间、和谐共处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一个社会的和谐进步与稳定发展，除需建立多元化的文化对话机制之外，还需建构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对外可以确立中国自身的文化品格，构成与异域文化进行对话、交流、互动的基础，进而改变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机制，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搭建更为宽阔的交流平台；对内可以实现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相互认同，消解利益分配中可能形成的价值观分化与对立，从而确立本文由收集整理一种全社会普遍信守的文化理念，以实现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体认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坚实的文化根基。
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整个价值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具主导作用的价值取向，它集中体现着人们关于个人、家庭、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左右着人们在政治、社会、伦理、审美、历史领域对于是非、善恶、美丑、正邪的基本判断。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人们在长期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它主导着人们普遍的文化认同倾向，所以，文化的价值观并非只是经典文献中的理论学说，而是绵延在普通百姓世俗生活中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恒久的历史传承性。
（一）和谐，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意识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中国文化中，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中华文化的和谐理念滥觞于尧舜时代。《尚书》就有“协和万邦”、“燮和天下”的记述，《周易》中也贯穿着“天下和平”的政治理念。先哲的目光遍及万邦，所向天下，反映着中国上古时期人们对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协和”、“和平”生活的美好憧憬，对国家社稷安定繁荣的无限期望和对万邦归顺、诸侯称臣的和谐天下的向往。时至春秋初期，管仲明确提出“和合故能谐”的和谐观念。他认为只有协调、合作才能达到和顺、和睦、和谐，反之则会失度、失衡、失败。作为农业文明时代的思想家，管仲特别强调“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灾害横生。管仲在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的基础上，提出他的“察和之道”。他把君臣之间、上下之间，百姓之间的和睦相处看作是国家政令通畅、政治昌明的文化标志。在法律制度并没有建立的古代社会，《管子》中提出的和谐之道不仅具有引导国家政治的社会意义，而且这种推及家庭伦理倡导父母、夫妇“不失其常”、“中和慎敬”和谐思想，在客观上也为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价值观的实现敷设一条从个人到家庭，直至社会的基本架构。
在《管子》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自然观，人际之间和睦相处的伦理观，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观之后，道家哲学以“道生万物”为核心理念，对中国和谐文化的价值体系进行了丰富和延展。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阴阳两极对立基础上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一系列具辩证思想的基本命题，扩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观，将和谐从一般社会层面提升至哲学高度，赋予和谐理念更为普遍、深邃的哲学内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谐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无论是讲人类社会，还是讲客观世界，都是建构在“中”“和”的基础之上。在儒家的自然哲学中，“中”是“天下之大本”，“和”为“天下之达道”，只有“中”“和”一致，才能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天下（《礼记·中庸》）。在思维方式上，孔子一贯秉承“执两用中”之道，反对偏执、极端的思维方法，倡导在相互对立的两极状态中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间状态，以达到和谐完美的境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并非以取消事物个性差异为前提的。实际上，孔子所谓的“和而不同”强调的正是在保持自我个性精神基础上的和谐与统一。《国语》中记载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强调的也是不同事物之间只有在保持多样化前提下，才能生存发展。如果完全趋同，和谐就失去了相互协调、共存的基础。
中国古代哲人还特别善于把精深玄奥的哲学理念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来进行生动的阐释。如《左传》所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这看似讲的是最寻常不过的饮食烹饪，实际上是以烹饪为例，强调众多差异性事物的中和汇聚是和合的基本要义，进而明确了事物之间各自的差异性、个性是和谐共生、相互发展的基础。所以，和谐并非要取消原有事物的自身品格，而是在相互认同基础上中和、融会。东汉史学家苟悦《申鉴》也认为君子应当“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和”在此讲的并不是二者相加之和，而是和谐、和顺、和美、和睦之和。这表明中国的和谐观念是古代哲人有感于对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而作出的理性升华，是东方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群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亦表明，中华民族的“和谐”观并非局限在国家政治、艺术美学与伦理道德等形而上的观念层面，也体现在普通百姓的世俗生活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价值观本身便是多种观念形态的多元统一，是中华民族理性思维与生活智慧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和谐社会的真诚憧憬和不懈追求，成为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的一笔精神财富，具有承传与弘扬的历史意义与恒久价值。
通观中国古代美学史，我们会发现其中蕴涵着一种一以贯之的审美理想，即以“和”为美。以“和”为美不仅涉及艺术的表现形态与艺术风格，还关涉文艺与自然、社会、政治、伦理等相互联系的重要问题。在《中国美学史》中，李泽厚、刘纲纪曾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概括为高度强调“美与善”“情与理”、“人与自然”的统一，可以说揭示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精神主旨。但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强调的所谓“统一”，并非仅指对应物间的交融、汇合，而是始终强调在对立两极中持不偏不倚的中间取向。由此探寻下去，我们还会发现，以“和”为美的美学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也翕然相通。《周易》日：“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上经），其“大和”意指和谐的最高境界，正是古人对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由衷憧憬。荀子曾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西汉哲学家董仲舒亦云：“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循天之道第七十七）他们都把自然万物的生衰兴灭视为“和”的最终结果，认为“和”是整个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在古代思想家心目中，“和”已成为一种具普遍意义的本体论命题，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大自然及人类社会按其本性来说就是和谐的，而最高意义上的美就在这种和谐之中”。在此基础上，古人还推导出一套立身行事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提倡以中庸之道为核心内容的人生哲学，从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赋予“和”以主体的人格意义。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卷七·子路第十三）。“和”即成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内在尺度。《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和”又指通过音乐而达到的人际之间亲善友爱的人伦关系。孙家正曾以北京故宫的核心建筑为例，说明它们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核心的价值观。太和殿：天地祥瑞，喻人与自然和谐；中和殿：中庸平和，喻人世和谐；保和殿：心态和顺，身体安适，喻人的身心和谐。这三个大殿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本的价值观。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及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在文化精神上一脉相承，在思想方法上相互一致。和谐是以中国哲学观念为支柱、以普遍的社会心理认同为根基的核心价值观。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为儒家首倡。后来人们把“仁爱”的思想观念提升为世俗社会应当共守的一种人伦秩序。使“仁爱”思想从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走向民间世俗生活，“仁爱”的价值观即变成一种躬身践行的生活方式，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活动。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传统，来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又对人们未来的社会实践具有引领与导向作用。所以，对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承传，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不能脱离人们具体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千百年来，仁者所以为人所仰慕，仁学所以被人所敬奉，首先在于仁学就本质而言是一种“爱人之学”。据考：“仁”是人字的复体，与任、妊同源。古时怀孕称“仁”。“仁”即引申为育人、养人、助人、爱人之意。阮元说：“仁之意，人之也”，就是说仁的本意即以人的方式待人。
“仁”的概念早在商周时代即已出现，《尚书》便有“克宽克仁，彰信兆民”的记载，说的是统治者如果能宽能仁，便能够昭信于万民；周代的政治哲学普遍认为“仁”与“和”是相辅相成。《礼记》指出“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经解第二十六）那时的人们把和、仁、信、义、德、贤看作是社会道德规范在生活不同层面的具体映现。事实上，中国古代倡导的社会和谐、人际和谐总是以“仁”为基础。所谓“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礼记·中庸》），就是说为政、修身、修道均要以“仁”为根为本。然而，作为“天下之表”的“仁”与“天下之制”的“义”，以及柔如杞柳的人性，在诸侯纷争的岁月里怎么能够抵得住“争夺相杀”的刀枪剑戟，怎么能挡得住“驰骋疆场”的金戈铁马？所谓“终身之仁”和“数世之仁”（《礼记·表记第三十二》）只能是身处战乱中的人对伦理化良辰美景的无限憧憬。就连孔子也不得不惊呼“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孟子亦慨叹“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正因如此，“仁爱”的理想境界才令人们备加珍惜，分外向往，“仁爱”也就成为人类对现实世界进行文化救赎与道德重构的理想之途。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为孔子首倡。孔子认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他在《礼记》别阐述“爱人之仁”的重要地位与核心价值。他认为“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成其身”。这种“仁者爱人”的思想一直为后人所敬重与承传。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样就把“仁者爱人”的观念提升为世俗社会中应当人人共守的伦理秩序和价值准则，使“仁爱”思想从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走向民间的现实生活，把“仁爱”的价值观变成了一种躬身践行的行为模式，能够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活动。此后，荀子也提出了“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的观点。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兵戈相见是由于“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所以，兵戈之战，常是“禁暴除害”之战。汉代董仲舒在承袭《礼记》中“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记·乐记第十九》）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卷第八·仁义法第二十九）的思想，揭示出爱人与律己的内外关系，并把仁爱思想与主体的自我道德修养相互联结，升华出“仁者爱人，义者尊老”（卷第十三·五行相胜第五十八）的社会伦理观念。
统而观之，中国古代历史中，墨家提倡的“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的社会历史观，董仲舒强调的“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的“圣人之善”（卷第十·深察名号第三十五）；唐代韩愈提倡的“博爱之谓仁”，柳宗元推崇的“柔仁博爱之道”，宋代欧阳修标举的“大仁博爱”，苏轼盛誉的“博爱临民”，苏辙赞许的“温良博爱”，朱熹呼吁的“以博爱为仁”，包括近代维新派政治家谭嗣同提出的“仁以通为第一义”的思想，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绵延千古的“仁爱”思想体系。尽管诸位论述的意旨并非完全一致，但就其思想价值取向而言，都表现出对“仁爱”思想的承传与信守，进而可能成为一种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延展中国文化版图的精神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除了体现在社会政治、历史哲学、艺术美学、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最终也呈现在世俗生活之中，即与人伦纲常及基本的生活规范与文化习俗密切相关。不论是儒家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还是道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从不同角度对仁爱思想进行生动表述。固然，“仁”在传统文化中包涵多重涵义，但“仁”最核心的价值意义乃在于“爱人”。
事实上，作为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孟子提倡的“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不仅在于省刑罚，薄税敛，还在于力主以德服人。“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极大的热忱描述了五帝时代帝喾高辛的“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的盛景；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佳境；禹“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的政德；周初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的仁政。被司马迁称誉的“盛景”、“佳境”、“政德”，其实都是“仁政”的代称，“仁爱”之治是他们共同的政治美德。这种“仁政”的治国思想与西方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所崇尚的治国观念截然不同。显然，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一种被普遍认同的文化价值观，“仁爱”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世俗生活的现实要求以及对未来前景的美好憧憬，并体现在哲学、社会、政治、伦理、审美等不同精神领域中。它既是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的历史基因，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重要资源，成为推进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的无形力量。
（三）在中国经典文献中。“自然”并非仅指客观自然界本身，而是指天地万物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变化规律，是与“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对应的事物自身的内在属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的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仅指人类对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自然规律的遵守与对自然状态的顺应。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自然”与中国古代哲学中“天”的观念具内在逻辑联系。在中国古代，天意是超越任何法度之上的最高道德范畴，天是世界的最高主宰：“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而“天”又与“人”相通、相合，正所谓“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强调的自然，不仅指客观自然界本身，还包括“天地万物”运动的必然规律，是与“天地之道”相互联系的客观法则。中国古代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遵循天地运行的自然法则，并把对事物自身规律的把握程度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是否合理的标准。西汉董仲舒还提出“为仁者自然为美”观点，把仁爱视为美的自然呈现。基于对“道法自然”价值体系的尊崇，魏晋时期的思想家也提倡“崇尚自然”的哲学观念，珍重生命的个性价值。明代思想家李贽挣脱传统观念的桎梏，提出“以自然之为美”的观点，强调艺术创作要“发于情性，由乎自然”，使“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他的美学主张对明清美学和明清小说创作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延展与演变。
由此可见，崇尚和顺、自然之美，注重文艺作品表现的和谐、兼容、相济、自然而然，无疑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思想，也是文化价值观在审美领域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的艺术美学蔑视雕琢、造做、堆砌的艺术，崇尚自然、流畅、完美的艺术。“自然”是艺术的最高境界。道法自然，皈依自然，崇尚自然既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思想，也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根本。
所以，在中国经典文献中，“自然”指的是天地万物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变化规律，是与“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对应的一种事物的客观属性。所以，我们在追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时，应特别注意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仅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自然规律的顺应。“自然之道”是顺应客观规律的自然宇宙观和文化价值观。
从道法自然、皈依自然到崇尚自然，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观在不断传承、通变、更新过程中日臻完善，体现出顺应事物自身规律和历史必然趋势的价值观念。可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荟萃了历代朝野的精神与智慧，又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吐故纳新，其精湛部分代代传承，从而获得了恒久性与普适性的文化价值，成为新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宝贵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