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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哲学;家哲学;佛家哲学;中国古代建筑;建筑文化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逐步形成的传统哲学流派对中国历史影响相当深远。
在建筑领域,这种影响同样极其巨大。建筑,不仅要满足人的物质活动需求,也必然要满足精神活动的要求。建筑作为人实践的产物,一方面是主体客体化,即人们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求建造建筑,另一方面,建成的建筑又会客体主体化,即建成的建筑作为客观事物,又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建筑不仅仅是时代的物质文化载体,同时也是精神文化的载体。那么,传统哲学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必然在建筑上得到体现。
中国历史上逐步形成的哲学流派大致可分为儒、墨、道、法、禅(释)等,它们都对中国的建筑和建筑文化产生了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儒家、道家和佛教(释)。
儒家文化源于先秦,肇始于春秋时期的孔子,虽经过了秦代的劫难,但经过后世的发展,在汉代已日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儒家文化以社会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结合统一为核心和基础,把实践理性引入世俗的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在世界观上是无神论,在人生观上是在现实生活中积极进取。儒家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中国文化的轴心。从本质上说,六经是关于调协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学问,它突出彰显了“仁爱”、“和谐”、“秩序”的价值。
道家是中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道家思想起源很早,传说轩辕黄帝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一般公认起源于春秋时期的老子,其《道德经》是道家学说创建的标志。道家和儒家文化应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在长期的发展中,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呈现出互补的状态,共同建构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与民族心理。
儒家强调人与人的关系,着重的是伦理与秩序,道家则强调了一种自然观,涉及的主要是事物关系,自然法则,侧重于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探究。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老子曾在他的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萧呵!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老子》第25章)。
佛家文化,对中国来说是外来文化,东汉时期随佛教的传入进入中国。佛家强调现实的虚幻和对来世的期望,认为万物有因果轮回,现世的人要为来世而修行。佛教在中国能得以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满足了中国自身传统文化的一个空白,那就是对来世的一种精神寄托,因为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本质上都是立足现世的。
一、儒家哲学的影响
1、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儒家对建筑发展影响中,天人合一是根本性的。“天人合一”是西周以后,人们强调天与人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观点。《尚书·洪范》中提到“惟天阴骘下民,···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认为上天保护民众,把九类大法赐予禹,而使得人伦规范有序。从而逐渐形成了以追求天人协调为宗旨的社会观念。同时,儒家文化又强调了天地人中,人居中的人本位思想,儒家文化的核心是现世的人,其思想是入世,所以才会强调人与人的伦理、礼与德,强调社会的秩序与和谐。
而天人合一对建筑的影响在于
1.1在类型上形成了中国自己的祭祀天、地的建筑,以创造一个与天及从属于天的神灵的对话场所,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建筑体系中的神圣核心和最具象征意义的部分。
1.2在很多城市建设乃至建筑中寻求与天象如星宿相对应。《周礼·春官宗伯》就记载“······以星图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量,以观妖祥。”在都城、宫殿、陵寝的规划与布局中也都力图体现天人合一的追求。《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筑阖闾城,范蠡筑越城,皆有象天法地之举。又如《三辅黄图》记载,汉代的长安城“···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
1.3通过进一步对自然环境的具体认知,及其它更低层次的事物中的规律的把握,使得天人合一的观念逐渐转化为建筑中的相互关系。
2、阴阳有序的环境观
环境观是指人对周围环境、以及环境与人的关系的认识。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定位下,通过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观察,在商周时期就形成了后来概括为阴阳的一系列对立而又互相转化的矛盾范畴。《易经》被儒家定为六经之首,并被道家与佛家等接受与弘扬,并由此对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
在建筑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2.1方位乃至色彩存在主从
战国以前,大量的王侯墓葬以及后来某些少数民族庙宇以日出的方位东方为其主要轴线方位,明代以前的祖庙牌位也将始祖牌位立于坐西向东的位置。之后,随着五行的发展,以及对天文的认识,形成了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之说,中间为人,而四方的神兽则成为人的保护神,于是,居中为尊的方位观开始逐步形成。在面南为尊以后,结合中国的院落空间,南北轴线开始逐渐成为主轴线。五行进一步与色彩等相对应后,色彩也开始有了主从与等级。
2.2将万物阴阳有序的观念与礼制对社会等级制度维护要求相结合,从而影响到建筑
比如在坛庙、陵墓、宫殿、庙宇等建筑中强调等级、尺寸、规模乃至形式,典型的如屋顶形式,庑殿顶的等级要高于其他形式屋顶,又如斗拱对等级制度的反映、用材制度等等。在居住建筑中也逐步产生影响,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封建等级制度或者说礼制制度的建筑化。
3、内向、尚祖和中庸的社会心理结构
中国古代半封闭的大陆环境和以农立国逐步形成了古代中国自给自足的眷念乡土的半隔绝生活方式,这样的条件下形成的儒家文化带有内向性,在建筑的营造上表现为防御性的内向性空间,围合院落应该可以说是典型的代表,早自仰韶时期的姜寨遗址、三星堆遗址以及后来的城市、宫殿、住宅到园林等,大都以这种封闭或是半封闭的院落空间为基本单位,同时发展了门屋艺术与空间序列的组合艺术。
中国文化的早熟强化了早期文化的权威,而建立在血缘联系与祖先崇拜基础上的宗法制度进一步加强了祖制的权威。在建筑上,我们可以看到它集中表现在两点:一是建筑类型上出现了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的祭祀祖先的宗庙;二是在营造坛庙宫室城池的建筑活动中强调遵奉祖制,这是中国木构建筑在数千年的发展中,虽然工艺技术日趋成熟,但却缺少在木构体系类型以及木构之外体系的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庸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这其实是儒家追求和谐,避免极端的一种反映,在建筑上则表现为建筑本身的对称与均衡。
二、道家哲学的影响
道家文化的起源与儒家相同,也是在《周易》的基础上发展创立,同样也是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基础。道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1物我一体的自然观
自然观是人对所及的天然世界的认识。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原指自然而然,老子的《道德经》中讲到“道法自然”,《庄子·齐物论》中也谈到,“天然耳,······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道家文化将自然看作包含着人类自身的物我一体的概念,认为人、山水、花草、鱼虫等等都是从属于物质世界体系的,认为世界的本原就是“道”。这种思想为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建筑领域,这种思想观念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园林建筑中,园林中“虽由人作,宛若天开”成为中国古代人工环境的意境追求。
其次,赋予环境的各种构成要素以互相依存同时主次有序的属性。在《周易》的基础上,道家发展出了五行之说,后世将其与儒家的礼制文化相联系,使得方位、色彩等也有了主从和尊卑。
再次,道家文化在后来衍生出道教,在建筑类型上丰富了中国古代建筑,但是由于道家文化不是主张完全避世,所以道教建筑与世俗建筑在本质上和形式上并无大的区别。
2.2 以虚为大的哲学观
在道家文化观念中,虚为大,实次之,虚在中,而实在四周。比较典型的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述“三十辐共一牖,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又如“致虚极,守静笃。”“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这种思想对中国建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它首先说明了建筑的目的是虚的空间,而我们利用材料进行建筑只是手段。这个观念对中国古代建筑产生极大影响,中国古建筑单体的逐步程式化,而追求建筑、建筑群乃至城市的一种空间营造,可以说和这种认识不无关系。
又如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相当多的园林以水为中心,认为园无水则不活,水恰恰就是虚。这种虚实相济的例子在其它建筑上也有体现,例如我们常见的建筑立面,上为屋顶下为地,左右为实的山墙,中间为虚的门窗等等。
2.3对立统一的矛盾观
道家认为万物都有对立和统一的一面, “一阴一阳之谓道。”“凡物必有合,……有合各有阴阳”。“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万物莫不有对”。“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等。
而这种观念对建筑的影响也相当巨大,中国古代的建筑强调对比与统一,比如中国院落空间的意境与空间气氛,就是建筑相互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的显现,典型的如北京故宫,在一条纵轴线上有序排列大大小小的院落,通过院落空间的对比,建筑尺寸规模的对比而烘托出皇家的威严。再如园林中常用的先抑后扬、以小衬大等等,都是对对立统一的具体应用。
2.4 追求意境的心态
道家文化追求的是一种心领神会的意境,而其外在表现又以静为主,认为静为大,动为辅,动次之。这与中国整个文化的内向性相融合,对中国建筑产生极大影响。
比如中国古代的居住建筑,内向性的院落空间,恰恰就立利于形成一种安静的居所,利于人心态的平和与静谧。
再如中国园林为什么称为山水园林?就在于中国古典园林强调意境,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包容无限的自然。
道家文化的许多思想,特别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直到今天仍然有宝贵的价值。
三、佛家哲学的影响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中国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与儒家、道家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中国的佛家文化。中国佛家文化传承了佛家因果之说,一方面是报应、轮回,另一方面是极乐世界的净土。佛教本来是主张完全出世、避世的,但是在中国的大环境下,受到中国的儒道文化熏陶,在诸多方面有了自己新的特点,对于建筑来说,佛家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佛教建筑上,对世俗建筑的影响实际上很小。
3.1 佛教建筑类型在中国的出现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之后,最直接的影响是在中国出现了佛教建筑,如石窟、寺庙等等。在其后的发展中,佛教建筑在中国的形态与世俗建筑产生了融合,典型的如塔,虽然塔应该说是佛教传来的建筑类型,但是塔的形式、构件等等却逐渐与中国传统木构建筑靠近。而寺庙的布局、建筑、院落等等都与中国的世俗建筑相差无几。
3.2 空无的现世观念与避世哲学
佛家文化认为一切皆由心生,一切皆是虚幻,对现世的人生持否定态度,认为人应该放下心中杂念,抛弃对世事的执着,无取无舍,无我无他。同时,佛教也认为人应该满心仁爱,主张众生平等。从这个方面来讲,佛家文化与中国的儒家文化及道家文化有类似之处。但是,佛家文化总的来说是出世或者说是避世的,它相对立足现世的中国儒道文化而言,恰恰满足了对来世的一种期望。
3.3 因果循环与轮回
佛家文化认为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皆有因果相联系,人此生受苦修行是为得到来生的福缘。
在建筑上,这些主要反映在建筑宗教式的无我气氛。佛教建筑通常比较封闭阴沉,以突出佛的高大,镀金的高大佛像与平淡阴暗的空间形成对比,而使人达到忘我和突出彼岸世界的目的。
同时,佛家文化对生死的看法和轮回之说恰好与中国的陵寝制度相结合,中国古代不少统治者在生之时就开始营造自己的陵墓,与佛家文化中视死如生的观点似乎也有着某种联系。
四、总结
总的说来,中国传统哲学流派中,儒家和道家对建筑的影响是最大的,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一起建构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性格和心理,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从而在中国古代建筑及其发展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天,传统文化仍然对我们有着极大的影响,如何在现在的社会条件现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哲学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建设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认识建筑、进行建筑创作和推动中国建筑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书目: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史》——沈福煦
《美学三书》——李泽厚
《大地上的“宇宙”——中国建筑文化理念》——王振复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由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创立。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围绕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提出各自的主张,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学派。学术与言论的开明为儒家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敝,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离世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汉武帝在位时期,国家十分强盛,这为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儒家思想。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关键词: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个人发展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作为重要的学说流派,一直在对中国人产生着影响,因此,很难去分析和判断中国人是更加偏向儒家还是偏向道家。儒家思想一直是以正统学说思想的姿态展现给世人,不曾游离于庙堂之外,始终被统治阶级所敬奉。但是,仔细观察过往的历史,道家也是如影随行的,统治者也会不时的依据道家的学说来制定国政,实施自己的统治。由于儒家的正统地位,人民大众大多以儒家的思想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道家的思想由于其出世、无为消极的特点,是游离于正统思想之外的。所以,在个人发展这一问题上,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儒家思想对个人发展的启迪
在个人修养方面,儒家思想主张以“仁”立心、立身。“仁”是孔子的哲学观点,是儒家思想的理论核心,“仁”不仅是社会政治、也是个人修养和伦理道德的最高思想和标准,要以终身行之。践行“仁”的思想,就要求去行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7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139它强调人要有包容性,要宽以待人,自己的内心要从仁出发,然后自己的行为举止是从内而外的去践行“仁”。“仁,内也,非外也。”[1]197人以“仁”立心、立身,就要求自己的所有言行以“仁”为最高标准,孔子曾经这样指出“仁”的重要性,“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1]38“仁”是君子品德的基础,在人格的塑造中,儒家特别强调人要具有君子般的品行,“君子上达,小人下达”[1]173,孟子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2]205重视和做好个人的内在修养,是人生取得成功的基石。
在社会实践方面,儒家思想主张积极入世、有所作为。儒家思想更加强调人的社会责任,让人清楚的认识到人的社会属性,在反躬自省不断提高自我的同时,还要实现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价值,实现从小我向大我的跨越。“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2]236儒家向来强调内以修身,外以济民,要求人逐步依次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达到内圣外王的状态。儒家鼓励人们积极入世,在当今仍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今天这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世界里,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是十分残酷的,局势瞬息万变,因此,我们更需要用儒家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二、道家思想对个人发展的启迪
在个人修养方面,道家强调人要效法自然、顺应自然,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反者,道之动。”[3]98这里有两层含义:一,世间万物的运动变化规律是循环往复的。二,事物向着一个方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转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人生的处事态度也是如此,首先要认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然后按着规律去做事,不能走极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79通过自我修养,让人看清自己的内心、看淡世俗的物质利益诱惑,摒弃那些造成人性压抑的东西;同时,它又激励人们去争取人性解放、让人回归真我,追求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达到自我与自然的统一。道家的思想和自然的联系最为紧密,道家一派游离于世俗以外,崇尚自然,向往无拘束的的生活,他们大多远离庙堂,隐居于深山田野远离世俗的羁绊,更加突出小我。
在社会实践方面,道家主张“为而不争”的态度。“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3]150自然之道是利物而不害物,圣人的处事之道是施惠与众人而不与众人争利,道家要求人们要以一种崇高的境界和精神去处事,要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和大众利益的关系,不要计较个人的得失,要达到共赢的局面,而不是极个别人的盈利。道家面对名利、得失有着独到的见解,“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德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3]103道家认为过分的对财富和名利追逐并不能带来自我成就的认同,这种不知满足的贪婪追求反而会造成坏的结果,“甚爱”是绝对不可取的。知足是一种大智慧,只有适可而止才能长盛不衰。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大体上构建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到了今天,各种思想潮流在不断地冲击着这个社会,但是我们骨子里的文化基因让我们难以和儒道思想割裂、分离,它们始终在影响着我们,我们的个人发展也无不受到儒道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和道家一个出世、一个入世,两者虽有差别,但更多的是相互补充。既然是儒家的思想占据了主导思想的地位,这就意味着,人们在日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要不断的从儒家思想中汲取营养,不断地拼搏向上,不断的积极进取,从中获取正能量,这才是生活的主旋律。但是,天有阴晴、人有祸福,成功和失败总是伴随在人生左右。在人受到挫折失败的时候,道家往往能给人以精神抚慰,舒缓失利的痛苦,能够让人暂时忘却失败带来的苦恼,让人心理以安宁和平静。正如林语堂先生说的那样:中国人成功时是儒家,失败时是道家。
参考文献:
[1]杨伯峻.[M].北京:中华书局,2006.
企业家作为自然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当中,理所当然地会打上社会文化的烙印,这些文化会对其思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左右着他们对企业的决策。中国本土的企业家,长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很自然地体现在了企业家人生的方方面面。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非“儒、释、道”莫属。研究儒释道的主要观点,对于解释中国企业家的思想行为,塑造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儒家学说源于春秋,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与佛家和道家不同,儒家主张积极入世,所以儒家学说基本上都是经世致用之说;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的目的在于“治国、平天下”;关键时候,儒家还要求做到“舍生取义”;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亦即爱人,主张爱满天下,以人为本,孟子提出“人皆可以成尧舜”,以及“民贵君轻”的思想,影响了世代华夏子孙。在同仁堂的企业精神“同修仁德,济世养生”里面,我们就能找到儒家提倡的这种仁爱的痕迹。儒家强调自强不息,奋发有为,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艰苦磨练作为人生成功的必经之路,这些铮铮言语对于渴望成功者无疑指出了一条正确道路。
道家是中国本土文化之一,其影响仅次于儒家。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道家主张出世。其核心思想是顺自然,因物性,无为而治,也就是《道德经》中所谓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提醒我们,在企业管理中,要遵循规律,不要逆道而为,同时要与自然和谐相处,阴阳调和,达到一个对立平衡状态。如果一味地破坏自然环境,过分地索取,造成环境失衡,在自然界寻求新的平衡过程中,人类必然要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当然,作为企业,不应消极地屈服于自然,而是要积极地寻求与自然的协调和平衡。要明白:“为”与“不为”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关键是要搞明白何时何地“为”与“不为”,以及“为”什么和“不为”什么。
佛教是外来宗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经过与本土文化的渗透与融合,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本土宗教,与儒、道三分天下有其一。佛家主张超世,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涅,就是“空”,从此摆脱生死轮回。恼烦不现,众苦永寂,达到永恒和圆满。佛家相信因果循环报应,《涅盘经》说:“业有三报,一现报,现作善恶之报,现受苦乐之报;二生报,或前生作业今生报,或今生作业来生报;三速报,眼前作业,目下受报”。这种思想应用到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就是企业要努力去做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的工作。
无论儒释道,对于塑造我国现代企业家精神,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三家之言,儒家入世,释家超世,道家出世,用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引用《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说法,他们都是为安邦治国,但各有所见,也各有所偏。特别是儒道两家,可以说同出一源,都来源于号称“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我们常说的乾坤,喻指国家,在《周易》中,乾为天,坤为地。儒家智慧更多取自于乾卦,所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一种太阳的精神,刚健、有力,生生不息。道家智慧则更多来源于坤卦,亦即“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一种月亮的精神,柔弱胜刚强,无为无不为。所以儒道两家虽然走的是不同的路数,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世界,一个兼济天下,一个独善其身,但其根本是一样的,刚柔相济,阴阳调和,共同构成中国文化既敦厚又空灵的美丽画面。在历史上,儒、释、道既三者并立,又相互融合,既表现在形而上方面,也表现在形而下方面。但是,即使如此,他们的差异却是消除不了的,无时无刻地从各自角度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行为。作为企业家群体,当然也不例外地受此左右。
正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当时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诸子”是指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层利益的思想家,也是先秦至汉各种政治学派的总称,属春秋后才产生的私学。“百家”表明当时思想家较多,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邹衍、韩非子、商鞅、申不害、公孙龙、墨子、张仪、苏秦、吕不韦、许行等。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司马谈“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见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刘歆的《七略》将诸子大致分为十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除去小说家不谈,所以称“九流十家”。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各个学派在建立时都有一定的地域性,如邹鲁(今山东省曲阜市)是儒家、墨家的发祥地,三晋(今山西省翼城县)是法家的温床,南方是道家生长的摇蓝,而燕、齐(今河北北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是阴阳家的诞生地。
关键词:传统美学思想 儒家 道家 墨家
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其美学思想博大丰富。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对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体系在与西方所谓专业音乐体系的对照与比较中,呈现出了鲜明而特有的审美特征。纵观整部美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音乐发展其问出现过入、道、墨、法、佛、阴阳等诸多美学流派,但大体都被儒道两家所包融、吸收而失却独立存在的价值,儒道两家美学思想从先秦产生至今,始终贯穿音乐发展中。
一、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善、和
儒家的音乐理论对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孔子认为思想的审美朴素之美,简朴之美,含蓄之美,是自然与人心的交融,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的,这同他的“中庸”哲学思想是一致的。荀子认为音乐在动荡年代可以鼓舞前方将士英勇善战,而在和平环境中又能使人们以礼相代。在音乐内容与艺术形式上,儒家的音乐理论把内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艺术形式的美,则放在第二位。中国传统的音乐审美以“和”为中心,对我国的音乐家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儒家的音乐理论还把音乐家艺术看成是一种认识真理的途径。
《乐记》是儒家的音乐家美学思想的代表著作。《乐记》论述了音乐的本源:“凡间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用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乐是由间组成,其根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情受到外界事物的激动,“物动心态”,是原始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乐记》提出了自己的音乐美学思想,如书中写道:“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乐情篇》)。就是说,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这就给我们一启示:在当代的音乐教学中,专业的音乐人才固然需要但通过音乐教育培养、扩展音乐素质,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更为重要。
孔子(公元前511——公元前479)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是中国音乐、文化史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音乐思想主要集中在《论语》中。孔子在政治上主张“以政以德”,提倡“礼治”,重礼、乐的政治作用,强调音乐从道德上能感化人。他曾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关于礼”。孔子认为音乐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善”和“美”。凡合于所谓仁德者为善,表现平和中庸者为美,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音乐审美标准之一。推崇以歌颂舜的文德为内容的《韶》乐为尽善尽美的艺术,把表现武王伐纣的《大武》评为尽善未尽美的艺术。孔子认为音乐家反映人们的痛苦和欢乐情感要有节制,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论理准则。强调形式与内容要统一,推崇“乐而不,衰而不伤”的雅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俗乐“郑卫之声”,“恶郑声之乱雅也”,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偏见。
荀子(约公元前313——公元238年)荀子在哲学上主张性恶论”,认为人的生性的恶习的必须教育才能变善,因为更加强调礼乐教育的重要性,是人的必然需要。他主张音乐从实际出发,并随着时代前进而发展变化,但在音乐思想上仍有崇雅贬俗倾向。
二、道家的音乐美学思想:自然、天人合一
道家音乐美学思想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的音乐文化揉合到了一起,它的核心是自然、虚静,渴望达到“大音希声”的境界。道家倡导“天地之和”的思想。老子崇尚朴素自然,追求平和;庄子认为主客体和谐产生美感,以内心纯朴自然性情的复归作为乐的实现,用乐调调和阶级矛盾,追求人类平衡,认为合乎其理想社会的乐,是具有自然无为,平和恬淡属性的“乐”。
道家学派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他们也不提倡音乐,甚至是否定音乐。老子的思想具有很多辨证的观点,如“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其美学思想博大丰富。丰富的音乐关学思想,对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介绍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当中的儒家、道家、墨家的美学思想。
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其美学思想博大丰富。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对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体系在与西方所谓专业音乐体系的对照与比较中,呈现出了鲜明而特有的审美特征。纵观整部美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音乐发展其问出现过入、道、墨、法、佛、阴阳等诸多美学流派,但大体都被儒道两家所包融、吸收而失却独立存在的价值,儒道两家美学思想从先秦产生至今,始终贯穿音乐发展中。
一、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善、和
儒家的音乐理论对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孔子认为思想的审美朴素之美,简朴之美,含蓄之美,是自然与人心的交融,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的,这同他的“中庸”哲学思想是一致的。荀子认为音乐在动荡年代可以鼓舞前方将士英勇善战,而在和平环境中又能使人们以礼相代。在音乐内容与艺术形式上,儒家的音乐理论把内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艺术形式的美,则放在第二位。中国传统的音乐审美以“和”为中心,对我国的音乐家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儒家的音乐理论还把音乐家艺术看成是一种认识真理的途径。
《乐记》是儒家的音乐家美学思想的代表著作。《乐记》论述了音乐的本源:“凡间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用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乐是由间组成,其根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情受到外界事物的激动,“物动心态”,是原始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乐记》提出了自己的音乐美学思想,如书中写道:“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乐情篇》)。就是说,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这就给我们一启示:在当代的音乐教学中,专业的音乐人才固然需要但通过音乐教育培养、扩展音乐素质,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更为重要。
孔子(公元前511——公元前479)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是中国音乐、文化史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音乐思想主要集中在《论语》中。孔子在政治上主张“以政以德”,提倡“礼治”,重礼、乐的政治作用,强调音乐从道德上能感化人。他曾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关于礼”。孔子认为音乐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善”和“美”。凡合于所谓仁德者为善,表现平和中庸者为美,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音乐审美标准之一。推崇以歌颂舜的文德为内容的《韶》乐为尽善尽美的艺术,把表现武王伐纣的《大武》评为尽善未尽美的艺术。孔子认为音乐家反映人们的痛苦和欢乐情感要有节制,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论理准则。强调形式与内容要统一,推崇“乐而不,衰而不伤”的雅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俗乐“郑卫之声”,“恶郑声之乱雅也”,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偏见。
荀子(约公元前313——公元238年)荀子在哲学上主张性恶论”,认为人的生性的恶习的必须教育才能变善,因为更加强调礼乐教育的重要性,是人的必然需要。他主张音乐从实际出发,并随着时代前进而发展变化,但在音乐思想上仍有崇雅贬俗倾向。
二、道家的音乐美学思想:自然、天人合一
道家音乐美学思想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的音乐文化揉合到了一起,它的核心是自然、虚静,渴望达到“大音希声”的境界。道家倡导“天地之和”的思想。老子崇尚朴素自然,追求平和;庄子认为主客体和谐产生美感,以内心纯朴自然性情的复归作为乐的实现,用乐调调和阶级矛盾,追求人类平衡,认为合乎其理想社会的乐,是具有自然无为,平和恬淡属性的“乐”。
道家学派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他们也不提倡音乐,甚至是否定音乐。老子的思想具有很多辨证的观点,如“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
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六)在政治上他主张“无为而治”,对统治阶级主张无为,对被统治阶级主张无知,因此,他反对一切欲望,而声音、颜色、味道正是引起人们欲望的根源,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道德经》第十二)所以要统统取缔。
而庄子对社会上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希望能够过一种“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理想生活,因此他对一切科学文化艺术都是抱着一种排斥、否定的态度,他说:“五音乱耳,使耳不聪”,(《庄子·天地》)对音乐也是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
道家既然崇尚清静无为,爱好当然在题材上就偏重于山水美,它的“天人合一”观必然向往宇宙和人的合一,历史上凡道家思想浓厚的人,大多是超然物外的知识分子,他们或寄情山水、自然或借助于自然景物来自我观照,琴曲《梅花三弄》就是一首代表性的作品,她借用了梅花的自然属性,钢筋铁骨的性格,不畏严寒的精神,隐喻知识分子的人格美,用清虚朗畅的泛音,三次出现梅花主题B,穿插A、C、D音乐作为烘托陪衬。梅花的洁身自好,清雅高旷,是作者对人格美的物(乐)化表现,此曲是一首小型套曲,后部带有戏剧性,似梅花笑绽枝头,笑弄风霜,其韵昧令人回响不遗。道家不仅主张自然之美,而且追求境界无限,因此在音乐上就追求“神余言外”和“弦外之音”。同一时代一首咏梅诗句,可和此曲对照,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南朝梁、陈人何逊)。这首乐曲使我们不仅可以见到道家崇高自然,更可以体昧到道家主张自然和人的统一,以自然观照人是道家的“天人合一”观的组成部分。
三、墨家的音乐美学思想:非乐
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年)。与儒家的音乐思想相对立的乐派墨子名,生于鲁国。伟大的思想家、博学的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他在音乐上竭力反对儒家以礼乐治天下的主张。墨子禁止音乐。墨子再三强调:“为乐,非也!”意思是,“从事音乐活动是不应该的啊!”
太极拳――太极文化,是最代表中华文化精气神的智慧了。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人们的思维参照系中,没有种植太极文化的种子,所以,对其不了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应对中华文化里这样好的东西视而不见。因为,太极文化关乎我们人生之路的质量和份量,关乎我们身心健康的纯度和深度;关乎生命优化的宽度和长度。
既然是文化,就有了以文教化的意味在里边。用什么来教化,主要用传统文化中的圣贤思想、修身理念、太极修养。教是传承、传递、传播、传人之意,指的是过程;化是融合、混化、铸造、启迪之意,指的也是过程。教化的指向是人心,目的是让人心与圣贤为伍,牵手经典,亲近自然,净化身心,改变参照系,促进人的智慧和能力变成自由自觉。
有关太极文化的更全面的内涵,可阅读本人编著的《太极拳与人类文化》、《太极拳经典著述选读》、《太极拳发展简史》等著作;更应该阅读笔者恩师王壮弘老师口述,本人和师兄整理的《上善若水――王氏水性太极拳讲记》和王壮弘老师亲自撰写的《太极拳的智慧》等著作。
有的老前辈不主张写书,因为功夫到了一定阶段,每天都有新的进展,甚至“以今(天)否(定)昨(天)”;不过,这只是进入了有无境界之后才发生的事情。
处在有为境界的时候,还是应该用语言表述的,也应该有入门的教程,这样,学者才能有路径而行太极之道啊!
在进入太极之道的时候,让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太极拳的起源、基本要旨和太极智慧吧!
太极文化的起源
中华传统文化,绵绵五千年。这期间,所孕育的儒家、道家、佛家文化,宛如支撑中华大地的三大支柱,日久弥新;每个中国人,都应与之亲近,从中汲取生命智慧,寻找到成就事业的活力源泉。
太极拳的诞生,源于中华核心思维和思维模型――太极――伏羲“一画开天地”,画出了震古烁今的太极图,从此中华有了核心思维;周文王推演八卦,使得中华后代子孙能以六十四种思维模型来认知世界;孔子注解《易经》,给中华核心思维和认知世界的模型安上了翅膀(十翼)。孔子还给中华核心思维命名了一个名字――太极。他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从此,太极这个“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智慧,融进中国人的血液中,成为中华的真正软实力,并细雨润无声的营养了儒学、道学、佛学、中医、风水、书画、武学,乃至中国人日常的发明创造,比如,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阴阳互济、毛笔的一硬一软、筷子使用时的一动一静、中国书法的折叠往复、中国画的“意象”气韵、中国菜之煎炒烹炸的恰到好处、太极剑之剑穗和剑身的一刚一柔等等;甚至,还影响了韩国、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家人民的行为方式、生活习俗……
有了太极这个思想,一定会诞生独属于中华的武学文练之大智慧――太极拳。
而太极拳的创立者们,在中华核心思维和认知模式光芒的照耀下,以河洛之理为依托,汲取佛家《易筋经》、《洗髓经》内壮之髓核和明心见性之精微体验;归纳儒家太极之理论内核和修身为本的心性学说;撷道家天人合一的主张和炼气养性之方略,并以天地为师,法天择地,道法自然,象形取义,终于酿造出震古烁今的太极文化――我们将之归纳为太极拳架(动作招式)、太极内功心法(神意气之内在修为)、太极道统(儒释道文化和太极理论)――含三为一是太极文化的重要特征。
太极拳是太极文化的重要载体。
其创始人为无数个“张三丰”――历代的太极拳实践家和实践者。
笔者的一位师兄,根据恩师王壮弘先生的论述,对张三丰创拳之过程做了如下论述:
三丰这个“丰”字,是“”的简体字,也是当时就有的俗字,三横中间一竖,三横是“乾三连”的乾卦,中间一竖断开三连,成“坤六断”的坤卦,“丰”其实是简化了的乾坤。“三”代表“天地人”,“丰”代表“乾坤”,从“三丰”即“乾坤天地人”的意义来说,“三丰”实际上是宋明一个“道的符号”多于是一个“人物”的意义。
其实,追究太极拳到底是何人编创并没有实际意义。太极拳是根源于中华乾坤天人文化,根源于中华儒家、道家、佛家、武学、医道而混化形成的一门学问,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唐宋禅学和宋明理学成熟之后,结合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八卦、河图、洛书等与道有关的思维方式而发展出来的。
太极拳是“儒家太和拳”。
太极拳是“道家无为拳”。
太极拳是“佛家如是拳”。
太极拳是“医家治未病拳”。
太极拳是“武家十三总势拳”。
名相是太极拳,而本性是中华传统文化之智慧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