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内核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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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

论文摘要：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非与现代化必然背道而驰。儒家思想在经过清理、改造、转化之后是能够与西方市民法文化结合的。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应走中西文化结合之路，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为法治模式的形成培育出适合它成长的文化土壤。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台，立法以相当快的速度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但遗憾的是，人们发现对社会关系行使基本职能的仍然是一些传统的机制，构建起来的法律体系没有完全融人我们的现实。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任民国政府司法顾问的美国法学家庞德就曾告诫中国法律专家不要无限度追求立法层次上的西化，西方法制是有一套功能要件与之配合的。梁治平先生也说道:“因了观念的不同，一种技术既可能‘物尽其用’，也可能‘形同虚设’。所以历史上凡割裂两者，只要技术，全不顾观念者，没有不失败的。”所谓的法律现代化，并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转型或法律操作技术的进步，也并非是简单地向西方国家法律制度认同的过程，在它其间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的不同价值趋向和模式选择，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川。仅有制度的引进和移植，而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内在条件、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被引进和移植的制度是很难“存活”的。法律的接受须与中国的内在文化相契合，为此必须对传统法文化予以准确的定位，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法律资源之间的关系，完成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一、传统法律文化的定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儒家伦理为内核，产生并服务于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儒家以“礼”作为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礼的主要功能在于“别贵贱、序尊卑”，汉朝确立儒家的独尊地位，礼融进了诸子学说中的可取成分，成为“礼教”，并进而成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推导立法、司法的原则和理论依据，其要旨即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由此衍生的“亲亲”、“尊尊”的政治伦理原理。

“亲亲”、“尊尊”确立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宗法等级秩序，使古代法成为等级的、身份的法。“天人合一”的和合伦理，道德教化所产生的“礼让”则产生厌讼、无讼的传统。儒家思想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发挥至极致，被所利用，形成所谓的政治文化，成为专制政治的附属品，丧失了评判、矫正政治现实的功能。有学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格格不人，严重阻滞着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权利的实现”，甚至认为当前所出现的“道德滑坡、法律松驰、司法腐败是传统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症状”。将当前所出现的社会问题完全归咎于儒家伦理。恐怕儒家文化背负不了如此之大的罪名。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诚如先生所说，旧的制约机制—礼治秩序被打破，新的制约机制未建立。大量权力行使处于真空状态，法律至上原则落空。这种对儒家文化予以彻底否定的观点与德国法律社会学家韦伯的理论不谋而合。韦伯认为儒家思想缺乏基督新教的伦理精神，因而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使西方逐步通向现代化道路的“工具理性”则是中国没有的，这种将儒学与现代化、法治对立起来的观点从理论上、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从理论上说，即使儒家思想不能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大树，并不能说明它必然与现代化社会绝缘(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或资本主义)，也不能说明它必然与现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有事实为证，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腾飞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儒家思想与现代化、法治并非水火不容。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政府高效廉洁，社会秩序稳定、社会成员文明礼貌。“新加坡在接受西方文明的同时，扬弃了西方文明中可能导致混乱、破坏和谐的一面，转而从东方文明尤其是儒家思想中发掘出可利用的资源，在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中注人了东方的伦理精神和人文内涵。”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并非与现代化必然背道而驰。相反，儒家思想有其积极、合理的因素，儒家思想在经过清理、改造后，能够转化为有利的时代精神，达到使传统与现代，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互动互补。

所谓使儒家文化做创造性的转化，实际上就是通过对儒学的现代诊释，发掘、弘扬与现代化相协调的思想，批评、避免与现代化相矛盾的思想。

二、儒家文化的现代性意义

在谈到传统儒家文化的现代性意义时，我们先对中西方法文化进行简单的比较。

西方法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市民法文化，它把一切人际关系统统视为市民关系，视为契约的产物，这种冷冰冰的契约在带来平等、权利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方社会人际关系的冷漠、亲情的淡漠。追求自由、个性张扬的个人主义在促进社会进步、个人潜质的发挥同时，也带来贫富悬殊，对环境的破坏和向外扩张的侵略意识，对人权的过分保护，则导致对犯罪的控制力度减弱，司法效率有限甚至低下，犯罪猖撅。

再来看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如上文所说，传统法文化是礼治文化，伦理文化，将一切人际关系视为家人，亲属之间的关系。家国一体，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相通。“亲亲尊尊”是其核心原则。“亲亲”要求在家族范围内，人人皆要亲其亲，长其长，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亲亲父为首”全体家庭成员以父家长为中心。“尊尊”即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尊敬一切应该尊敬的人，君臣、上下、贵贱应倍守名分，一切臣民应以君主为中心，即所谓“尊尊君为首”。

“亲亲尊尊”的确是对等级秩序的维护，但它也有重视亲情、重视家庭的一面，只要将它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不把它发展为“亲亲得相首匿”、“以亲害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是积极的。“亲亲尊尊”强调亲属之爱的崇高性、正当性，反对以物欲害亲情，主张国家政治应像家庭生活一样有人情味，主张给人们更多的保护亲属的权利，主张责成人们以更多的敬爱亲属的义务，这种思想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再来看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观。“天人合一”讲究“和为贵”，不尚争斗，强调整体的和谐甚于一切，法律的尊严服务于“天人合一”的整体利益，认为为自己或他人的公正而斗争是直接与一种自然的、道德的人生态度相对立。因为这一行为破坏了关于自然和谐的假设，仁慈和谦恭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合宜手段，造成了无诉的价值取向和忍让、屈从、不尚争斗的民族性，但是同样的只要不将“天人合一”夸大至极端，而只取其合理的一面或赋予其新的含义，是可取的。“天人合一”将人、自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保持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这对维护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只要不把“天人合一”解释为为了和谐而无限度牺牲个人正当权益，不把“仁慈、谦恭”变为无条件的忍让、曲从，而把它控制在一定的度内，它是合理的，自由是法的目标，和谐、秩序也是法的基木价值。

儒家思想也注重修身养性、道德教化，其目的在于塑造圣人般的理想人格，由“内圣而开外王”，如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但对内在道德过分偏重则走向了泛道德主义的极端。传统文化中对于人的内在德性的要求是应予积极肯定的，但要防止将道德的作用无限扩大，避免使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错位，只要将道德的作用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对德性的要求不是寄望于成圣成贤，而是做一个诚信的人，有独立品格的人，具备仁义、智慧等良好品性的人，那么儒家的修身养性在法治社会中是有现实意义的。毕竟“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没有道德力量的支撑，没有自律的充分保障，法律会成为单纯的规范形式而失去生根的基础。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意志薄弱者难免利令智昏，注重理想人格塑造的儒学可以作为人们的清醒剂，在一定程度上以独特的方式对人们行为予以引导、制约，弥补法律调整的不足，实现社会控制手段的互补。

通过对中西法文化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市民法文化与中国伦理法文化是各有优缺的。儒家伦理在经过改造、转化之后，在不牺牲法治的根本价值前提之下，可以矫西方文化之偏，建成“温馨而理性的法治模式”。中西法文化的结合，应当是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之路。

三、出路

在对待法律文化的态度上，有学者指出“建设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文化改良，回归‘五四’，完成‘五四’未竟之业’。诚然，有其历史意义，但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将民族屈辱和国家的落后归罪于儒家思想，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张全盘西化，但并不如五四先哲预期那样，全盘西化之路实际上是一条畸型之路，我们摒弃了本身优良的一面，但却不自觉地保留了坏的一面，我们吸收了西方最表面、最肤浅及最劣质的一面，却没有摄收最深层和最优秀的一面，如仿效西方民主选举形式，却没有法治的基础及其它机制去约束操纵选举行为。

正如前文所述，西方文化并非十全十美，西方社会如今也面临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枪支泛滥、人格分裂，暴力犯罪、吸毒等，“西方也没有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因为它自己也陷人深刻的思想贫困之中”。西化之路行不通，除了西方文化也存在缺陷之外，还在于“设计得再完美的体制和程序，如没有传统力量的支持，就难以有效运转，甚至难以为继”新法制如没有中国特色，是很难真正在中国有效。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实现法治的根基，轻视或否定自己文化根基是悲惨的事。

我们不能彻底否定自己的文化根基，但也不能走“中体西用”的老路子。“中体西用”不是以科学、理性和发展为标准去评价和取舍外来文化，而是以自己的传统为参照系，以维护传统为宗旨来对待外来文化，是狭隘的民族优越感滋生出来的盲目排外心态的表现，是自己政治上和经济上脆弱无能的表现。“体用论”最终导致的是中国法文化传统依然故我，新瓶仍然装着陈酒。

第2篇：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

企业文化通常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它包括了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企业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其中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其表现形式多为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

企业文化的特点在于它是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和现代意识在企业内部的综合反映和表现。企业文化的存在不可能脱离了社会环境独立存在。企业人员的背景要素中包含着极其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这些人员的文化背景，企业文化建设需要契合工作者文化背景的特质，才能建立起完善、富于生命力和竞争力的企业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就是需要纳入考量的一个重要元素。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产生于五千年文明历史，影响到现在和未来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儒、释、道互补，其他诸子百家思想为辅的一种人伦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肯定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等思想精华，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又包含着人本管理的丰富内涵，特别是在培养、选拔、使用、激励人才等方面有着厚实的思想基础与独具特色的“用人之道”1 。充分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并积极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员工全面发展，对于当前的企业文化管理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

（二）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

儒家文化坚持“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并把“仁”作为其学说的唯一原则和最高道德标准。这实际上体现了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天人合一”则反映了儒家思想中对待人和自然、人与世界相互作用的认识。

当今社会，企业管理倡导的是人本主义管理。现代企业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尊重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这样充分调动了广大员工内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企业在这一基础上要求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生产经营活动，并通过员工不断的学习和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实现企业繁荣和发展的目标。百年老店同仁堂就是以“仁”为企业文化之本。它的管理理念就是“同心同德，仁术仁风”、“同修仁德，济世养生”。这佐证了“以人为本”这种注重培养职工的互相尊重、团结合作、改进创新的精神的文化模式是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点。

现代文明起源与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也伴随着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平衡破坏，以及人性异化等现象。“天人合一”是一种对现代企业的一项基本要求，这种要求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层面，要求人的作为能够不损伤天地和他人，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第二个层面，企业的发展和管理都要尊重社会和自然的规律，不能违背规律的要求而独立发展。日本的松下企业文化2 ：“企业报国、光明正大、友善一致、奋斗向上、礼节谦让、顺应同化、感激报恩”, 它就散发着一种浓浓的天人合一的情结。日本的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中国唐朝的思想文化，在根源上都包含着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当今社会追求功利性和利益极大化，个体在滚滚的金钱洪流中往往缺乏对自身行为的反思，企业作为经济世界中追求生存的个体，需要儒家思想精神内核中所蕴含的人文智慧进行精神的调解和治疗。

（三）传统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培植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核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要求是相合的。而传统文化究竟应该如何引入到企业文化的建设中去，并将之置于企业文化管理中的何种位置，则是需要仔细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3篇：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

关键词： 传教士；明清时期；语言；翻译；碰撞与误读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7）06-0131-05

明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并将其介绍到欧洲的文化活动，对当时欧洲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传播中国文化时，造成欧洲国家对中国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解。本文拟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分析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及其在西方国家的传播，以期对这次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传教士向欧洲介绍汉字

1.制定罗马字母拼音方案，编纂词典

明清时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儒家思想积两千年之久的浸，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心中” ① ，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传教，语言就成为双方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因此，传教士迫切地感受到学习汉语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掌握中文是征服中国、改造中国人信仰体系的唯一途径。

在学习汉语过程中，这些传教士使用罗马字母来标注汉字的读音，并以此为启发编纂中西字典，为欧洲人认读汉字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最早采用了这一拼音方案的是罗明坚和利玛窦于1583至1588年间合编的《葡汉辞典》。由于早期的罗马字母体系不完善，如：声调和送气音的缺失，造成了许多汉字读出来的音不准确，从而引起交流过程中听者理解上的偏差。尽管有这些缺点，《葡汉辞典》载有近代葡汉两种语言文字，是世界上第一部欧汉双语词典，为中国的音韵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如果说《葡汉辞典》是西方研究汉语语音的发端，那么《西子奇迹》标志着汉语语音的形成。《西子奇迹》源于1605年利玛窦赠给友人的三篇文章，后由教会编成小册子，通过字符、字母和声调符号的不同组合，传教士可以拼读出汉字的读音，这实际上是罗马拼音方案的第一次实际应用。1626年，《西儒耳目资》的出版，意味着汉语拼音方案的完善。该书由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所编著，是一部供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工具书。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译引首谱》，通过图例对汉语音韵进行概述；第二部分《列音韵谱》拼音切字；第三部分《列边正谱》按笔画音查。《西儒耳目资》的发行，启示了传教士们，他们借用西方文字帮助，研究更完善的汉字记音系统，不仅帮助来华传教士更加快速准确地认读汉字，而且“首次将中国传统的字书与韵书的体制特点结合在一起， 融会了二者的长处，从而使其在三百多年前就具有了现代词典的雏形” ② 。

2.研究并传播汉字字形和字义

耶稣会士加戈神甫最早把汉字介绍到了欧洲。他在1555年9月23日写回欧洲的信中，列举了“魂”“畜生”“日”“月”“天”“人”这六个汉字，并用日文解释。后来，这封信连同其他信笺于1565年在可因布拉（Coimbra，葡萄牙中部的一个城市）结集出版。 ③ 汉字传入欧洲后，引起了欧洲语言学家的关注。“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直接表达事物和思想的字符。”“欧洲本土学者的汉语研究实际上是对汉字进行解释性的介绍”，而来华传教士结合自身学习的体验和感受，“更加注重汉语口语的学习，以及对汉语实用技巧的探讨和研究。” ④

葡萄牙人耶d会士曾德昭所著的《大中国志》以中国研究为主体，首次对汉字的笔画和结构特征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描述，具有了一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为西方人进一步理解和学习中国语言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罗明坚受中文老师的启发，采用看图识字的方法，将图片、字形和字义联系到一起，仅三年时间内就掌握了一万五千个汉字。利玛窦学习汉字有一套独特的记忆法，他撰写的《西国记法》介绍了如何快速识记中国文字，通过观察、分析汉字的字形、结构，形成联想，赋予汉字独特的解释来帮助记忆。例如：“闻”字被解释为“大耳正悬门中”；“焉”字被理解为“以一马正面向外而立”。也有取其谐音来帮助记忆的，如“醇”字以“鹑”，“描”字以“猫”等。 ⑤ 这种将字形和意思联系起来的方法，有助于汉字的牢固记忆。

3.研究传播汉语语法

早期的传教士偏重于汉字的认读以及字形和字义的研究，而对语法的研究鲜有涉及。从16世纪末开始，汉语语法的研究得到重视，相关的论著陆续出现。卫匡国、瓦罗、马若瑟等人的汉语语法专著促进了西方世界对汉语的认知，对中国文字的传播和中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后人研究近代汉语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于1652年编写的《中国文法》是第一部在欧洲出版的汉语语法著作。该书引用中文实例解释了汉语词性和种类，罗列了相关的语法要点。总体来说，卫匡国参照拉丁语系的研究方法，对汉语语法结构加以扼要介绍，但个别举例牵强生硬，且缺乏专门的句法内容，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尽管有诸多欠缺，卫匡国开启了传教士研究中国文法的先河。《华语官话语法》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汉语语法书，由瓦罗于1682年完成。该书依据明末清初“南京官话”的语音、语法、词汇为研究蓝本，参照拉丁语法框架，阐述汉语语法的规则和诫律。他不仅系统介绍了汉语词类的划分及其形态和范畴，还特别强调汉语研究重要的三个方面，即词汇、声调和词序。总之，瓦罗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准确。耶稣会传教士、法国著名汉学家马若瑟于1728年完成的《汉语札记》分别就汉语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进行了讨论。该书引例翔实，大都出自中国的小说、戏剧等经典作品。他基本摆脱了拉丁语语法的束缚，区分了汉语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提出了汉语虚词和实词的术语，使汉语语法研究更加符合汉语本身特性。

1814年，马礼逊编著的《通用汉言之法》、艾约瑟撰写的《上海方言口语语法》和《汉语官话口语语法》等语法专著相继出版，使汉语语法研究取得了创新性发展。汉语语法研究的巨大成就，掀起了欧洲人学习汉语的热潮。

4.向欧洲介绍汉语的学习方法

随着来华传教士对于汉语语言的认知与理解，汉语逐渐在欧洲传播与扩散，在欧洲掀起了对中国语言学习和研究的热潮。传教士们纷纷通过来往书信、出版著作、写回忆录等方式向欧洲介绍汉字。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晃俊秀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汉语的认识。他介绍了汉语与西洋语的差异，感叹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一门语言。《利玛窦中国札记》谈到了汉字的五种声调，读音不同，意思也不相同。对于语言中没有声调的西方人来说，要想准确掌握汉语的声调实在是困难。利玛窦在《西国记法》中还指出，把语音、声调、字形、字义结合起来是记忆汉字的最好方法。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安文思的《中国新史》则对汉字的起源、结构、象征意义、笔画特点和形声字的特点这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传教士们的汉语研究成果大部分传回到欧洲，这一方面使欧洲人在对汉字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能够迅速地学会和掌握中文，另一方面奠定了欧洲汉学研究的基础，对欧洲整个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产生重大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介绍中国文字的同时，也传播了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对当时欧洲人的思想、文化、生活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传教士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

随著汉语研习成就的不断扩大，传教士从中发现了中国的文明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他们钻研中国的文化典籍，通过翻译、出版、邮寄、携带等方式把大量的中国古籍介绍到欧洲，对欧洲的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译介儒家经典

众所周知，文化交流离不开翻译活动。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译介活动可大致分为：19世纪前的来华传教士把拉丁语、法语、西班牙、意大利语等转译为英语以及19世纪起至20世纪初的英美新教传教士将汉语直接译为英语两个时期。

来华传教士在掌握汉语的同时，深深意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和民众心理中的重要地位。要想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壁垒，使士大夫和文人们皈依基督教，就必须把基督教教义转换成中国文人士大夫容易接受的内容。基于此，传教士们把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进行比附、杂糅，一方面将改造过后的基督教教义传播到中国，一方面又通过翻译、注释等方式把代表中国儒家思想的“四书五经”传播到欧洲，以便西方人学习中国文化。

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明心宝鉴》融合儒教、佛家、道教三教学说，论述了儒家圣贤的道德观念和修身养性等思想，是明朝最为流行的劝善书和启蒙书之一。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将其翻译成西文，传播到欧洲，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译介到西方的第一本古籍。“《明心宝鉴》为沙勿略所倡导的‘适应’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对东方传教事业影响深远。” ⑥ 之后，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把“四书”中的《大学》部分内容翻译成了拉丁文，其原稿现仍收藏于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中。利玛窦提出合儒、补儒、超儒的传教策略，主张将中国的孔孟之道和天主教教义相结合，他翻译的拉丁文《四书》虽然译本至今下落不明，但对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做出了重要贡献。卫匡国在欧洲出版的拉丁文《中国上古史》介绍了孔子和儒家思想。该书还谈到《四书》，翻译了《大学》的片段，并且首次将孟子及其著作介绍到欧洲。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的《中华大地国志》介绍了儒家思想及其经典著作，并且表达了对孔子人格的高度崇拜。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的著作《中国新志》颂扬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智慧，同时还翻译了《四书》和《五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等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被认为是16―18世纪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过程中最有影响的西文书籍，该书第一次全面深刻地向西方世界解读儒家思想，同时把孔子描绘成中西学术融合的新形象。虽然编者借用基督教思想诠释儒家思想，其中比附、汇通的思想倾向较为严重，但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

1812年马礼逊发表了《三字经》《大学》英文版。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歇曼于1809年用英文翻译、出版了《论语》。1891年英国出版了传教士詹宁斯译著的《诗经》。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首次系统、完整地把中国的儒家经典《四书》和《五经》翻译成了英文。从1861年到1886年的20多年里，他共计翻译了28卷中国主要经典著作，为使欧美国家了解东方文化和中国伦理道德做出了巨大贡献。法国传教士顾赛芬采用直译方法，使用法语和拉丁语双语对汉语译释，先后完成了《四书》《诗经》《书经》《礼记》的翻译。德国礼贤会传教士花之安推崇“孔子加耶稣”传教思想，使用德文翻译了《论语》和《孟子》。德国传教士卫礼贤不仅是一位新教传教士，也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他先后将《论语》《易经》《礼记》《吕氏春秋》等儒家典籍译成德文，其中《易经》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继被转译成英、法、荷兰等多种文字。

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大都使用拉丁语对中国的儒家思想进行介绍或注释，其中由于受到“合儒、补儒、超儒”思想的限制，许多译文带有一定的偏颇。19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不仅在语言种类上更加多样化，除拉丁文外，还有英文、法文、德文等版本，而且对儒家文化的研究也更加系统和深入，语言表达更加优美。另外，翻译策略开始采用逐字对译的方法，这对尊重原文、保存《四书》《五经》的原有精髓大有禅益。

新教传教士打破了西方宗教思想和哲学思想的藩篱，不再把翻译与诠释混为一谈，对中国的儒家思想的阐释更为客观，从而使西方人能够真实地了解中国的儒家文化，继而找出中西文化的异同及其可能沟通的途径。

2.翻译其他古籍

来华传教士除了译介儒家经典外，还关注中国文学、科技、医药、地理、农业等其他典籍，通过翻译把中国典籍所承载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等传到西方，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借鉴、吸收与融合。

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用法文翻译的元杂剧《赵氏孤儿》最先出现在了解中国最权威的书《全志》第3卷中。由于该剧讴歌高贵的英雄，与法国古典主义戏剧有切合之处，一经出版便在欧洲广为流传，并被译成了英、意、德、俄等多种文字。

在科技典籍方面，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对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数学科学札记》比较了中西数学之间的差别，首次对当时的中国数学做出了相对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为西方研究中国数学奠定了基础。他在创办的《六合丛谈》刊物上曾多次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天文仪器，使西方学者更加了解中国天文学的起源与发展。18世纪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宋君荣著有《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天文学》《古代中国对黄赤交角的观测》《1735年的七星表》《公元前206年以前的中国王朝天文史》等。此外，地理学方面的著作有《北京志》《和林的地理位置》等。宋君荣的所有论著成为西方研究中国天文和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医学方面，据统计，“从1700年到1840年，西方人翻译并出版的有关中国医药的书籍多达60余种” ⑦ 。卜弥格是首位向西方介绍中国医学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医药概说》《中国植物志》《中国诊脉秘法》等，引起欧洲医学界对中国医学的关注和了解。来华医学传教士雒魏林和嘉约翰分别翻译了清代早期民间流传的价值颇高的中医产科专著《达生编》。该书强调对孕妇分娩和用药知识的宣教，反对迷信活动，译作有利于近代中西医产科方面的交流与借鉴。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把中国人工种痘的方法介绍到了欧洲，肯定了中国古代种痘技术的先进性，高度评价了中医的优势。殷弘绪还把他在中国观察、了解的各种植物的医用和保健的疗效通过大量信件介绍给欧洲朋友。这些信件被编入了《通志》。

明清之际，中国农业技术和农学也借助于传教士的力量传播到了欧洲。中国传统农业著作《授时通考》的“蚕桑篇”和《天工开物・乃服》的蚕桑部分以及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的部分内容由传教士翻译出版，在欧洲引起了强烈反响。传教士还出版专著如门多萨的《大史》、基歇尔的《中国图志》等书籍介绍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和农学。中国重视农业的思想以及中国农产品对欧洲人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语言转换中中西语言文化的碰撞与错位

明清时期的欧洲正处于启蒙运动时期，基督教在欧洲占据着统治地位。为了达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开展贸易和殖民中国的目的，两种文明和两种思想在交流过程中不断引起碰撞、冲突和融合，使明清时期的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失去了客观性。一些译著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失去了其原有的特色，充满了歪曲和误读。

1.以基督教附会儒教，混淆儒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差异

明朝来华传教士为了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壁垒，使基督教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采取“合儒”“补儒”“超儒”的理论，以使中国人认同其教义。他们混淆儒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差异，以耶儒互释，尝试用中国人所能理解的思维方式或理论框架来阐释基督教，从而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

《天主实义》是利玛窦所著的一部把基督教与儒家思想进行调和的杰作。书中利玛窦引证中国古代经典，将“上帝”和“天主”进行会通，同时把儒家的忠孝与基督教奉主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奠定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进行互释和沟通的基础。但利玛窦的附会策略是基于天主教原理之上进行的，不管编译还是释译，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基督教中国化，所以不可避免地就会产生歪曲现象。理雅各诠释《论语》时表现出强烈的宗教立场，认为儒学即是中国古代的宗教，儒学所倡导的道德教诲和基督教教义如出一辙。通过《论语》中的孔子与《圣经》里的耶稣之间的类比，他肯定了基督教的优越性，认为中国只有转而信仰西方上帝，方能推动宗教进步。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在英译《论语》时也彰显了许多基督教成分，如：他把儒教的天命观等同于基督徒的救赎观等。

传教士常常以翻译为工具，运用基督教经院哲学思想肆意诠释中国典籍，极力寻求孔子伦理和基督教义的共同点，导致了中国文化西传中的附会、曲解、利用和误读。

2.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以及翻译策略的局限

传教士由于身份和本国固有文化的前见，其译著受翻译目的和动机的驱使，在东学西传中就难免会染上译者的主观色彩，从而影响翻译的质量。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以及翻译策略的局限，加上译者中文水平参差不齐，一些译本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曲解和误读。如“圣人”是儒家做人的最高典范。圣人集“仁德”为一身，不仅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的人格魅力，而且智勇超常，是常人所敬仰的楷模。由于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早期传教士未能准确把握儒家“圣人”一词的内涵。利玛窦在《天主实义》第八篇里对儒家的“圣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大西法称人以圣，较中国尤严焉。” ⑧ 他认为西方人对圣人的界定更为严格。被冠名为天主教“圣人”（Saints）的人，信仰坚定，可以是犯过错误的人，须通过罗马教廷的严格考察方能成为与上帝直接沟通的人。而儒家的“圣人”，只是遵守基本的做人的道德标准，不能与天主教所认定的圣徒相提并论。通过儒家的孔子与基督教里《圣经・新约》中约翰（John the Baptist）之间的类比，利玛窦把基督教里“圣徒”嫁接到了儒家的“圣人”的身上，最终实现了圣人身份的重构。

清代以来的传教士逐渐脱离基督教思想体系，不再把基督教思想生搬硬套在儒家思想上。他们通过寻找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差异，以便找出传教的突破口。理雅各对《诗经》的译介避免加入译者的任何观点，更多地从思想上挖掘中国学者对待《诗经》的态度，因此译著内容更加客观、真实。但由于语言理解偏差等原因，有些译文存在明显的误译，如《诗经》第1首《关雎》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英译为“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For our prince a good mate she.”将中文的“君子”对英文里的“prince（王子）”，这无疑存在明显的用词错误。他还从儒家经典中找出大量实例证明儒教中所谓的“帝”或“上帝”和基督教里的“God”是同一概念，潜意识仍未脱离基督教的窠臼。除了术语表达问题外，理雅各对内容的译介也存在一定的偏颇和局限。在翻译《论语・卫灵公》中“子曰：其恕乎”的“恕”字时，只是借用朱熹的注解，而抛弃了其他众家的观点，造成了中国文化传递中的失衡。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明清时期的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附会和误读。尽管如此，传教士对中文典籍的传播活动，还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①梁工：《基督教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3期。

②宋洪民：《〈西儒耳目资〉在辞书编纂史上的贡献》，《德州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③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 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656-657.

④董海眩骸16―17世纪中期西方汉语研究的历史分析》，《浙江学刊》2003年第6期。

⑤利玛窦著；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1―152页。

⑥郭磊：《十六到十七世纪天主教传教士与儒学西传――以〈四书〉译介为中心》，《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第4篇：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

关键词：《文心雕龙》 儒学 人文精神 表达

《文心雕龙》作为古典文学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论专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主张“原道”精神，强调“文而明道”，以圣人为榜样，以经典为旨归，提出“原道”是所有文章的根本立足点。毋庸置疑，《文心雕龙》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价值，是中华文学理论史上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之所以能够成为千百年来不变的经典，不仅是因为它气势恢宏的结构，而且还由于它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自西汉以来，儒学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始终占有文化统治地位，它所形成的丰富人文内涵，成为了华夏民族的灵魂。“仁”是儒学的一大核心思想，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因素，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个体价值和人格精神，无疑，《文心雕龙》继承了这种传统，并以儒学“原道”精神贯穿全篇，对儒学人文精神进行了充分表达。

一、儒学人文精神的思想内涵

我们知道，“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内核，可以说，儒家文化实际上就是“人”的文化。儒家思想特别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人的精神、人的体验以及道德人格的实现等内容。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最早的儒家典籍中便已经出现了“人文”的概念，并已经具备丰富的道德内涵。群经之首的《易经》中记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代表社会人伦，“化”表示教化，是道德教化思想的开端，由此可见，一开始的“人文”便是一门“化成天下”的大学问。儒学人文精神在肯定个体价值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不断提高人的地位，将人视为“三才”之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指出在和自然相处的过程中，要做到“不违天时”，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人际关系方面，儒学强调人的本质，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对人的尊重，这也是儒学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在个体修养方面，儒家主张要达到“仁”“智”的双重境界，同时还不能丢失理性。仁义礼智圣是德，属于天道，仁义礼智是善，属于人道，上顺天，下合地，中适人，最终达“天地人和一”的至高境界。此外，儒家天下为先的精神具有强烈的入世色彩，激发了人们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个体价值和尊严一直是儒家强调的重点，儒学认为人与天地等齐，充分肯定了人的地位，具有鲜明的人本精神。因此儒家在个体人格修养方面主张知行合一，与道家消极遁世思想不同，儒家具有刚健向上的精神，充分激发了人们忧患意识。由上可知，以人为本的传承和弘扬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渗透在儒学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儒学人文精神在《文心雕龙》中的历史沿袭

对儒学人文精神的沿袭首先表现在宗儒的传统上。《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以宗儒为创作思想进行构思成书，而全篇又始终以儒家经典为论证依据。刘勰认为儒家圣人所撰的经书是不变的“至道”，不仅“旨远辞文”，而且是“不刊鸿教”，将儒家经典奉为圭臬。他认为儒家经典揭示了世间最为普遍的道理，是不变的真理，是人文精神的媒介，主张要以儒家经典为后世典范。《文心雕龙・序志》有云：“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这里的古来文章，实际上就是指儒家之经典，刘勰对儒家思想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表现在创作出发点上。自东汉末年以降，儒学逐渐势衰，直至魏晋，玄学成为主流思想，在文学创作上开始以辞藻华丽为美，尤其是齐梁时期，文章庸俗华丽，形式盖过内容。文学创作过分强调形式之美，完全忽视了内容之丽，刘勰对此表示极大的不满，并认为这些华而不实的文章，完全不符合儒家文学创作理念，已经背离了文学发展最初轨迹，是齐梁文学的一大诟病。为了扭转这种文风，刘勰主张文学创作要“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借此来矫正这种浮华萎靡的文风，而他所说的“根”、“源”实际上就是儒家典籍。从创作出发点上，我们不难发现儒家忧患意识是刘勰创作的根本思想和指导理念。

三、儒学人文精神在《文心雕龙》中的表达

（一）“原道”精神

以人为本是儒学人文精神的核心思想，而《文心雕龙》中的“原道”精神正是体现了对人的尊重，是对人的生命本体的一种内在观照。《文心雕龙・原道》作为首篇，全面阐述了作者的文学创作观念：文原于道。这里的原就是本，而道便是自然之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自然之道也……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不难看出，作者所阐述的思想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完全温和，并突出了儒家“自然为文之本”的人文精神特征，这种创作理念同儒家的“原道”精神和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理念有着本质的相通之处。在谈到人文的发展史时，刘勰充分肯定了孔子在文化集成方面的重大贡献，并指出《六经》的根源便是道，圣人遵循自然之道来进行文学创作，而文学创作又揭示和阐明了自然之道，进而赋予了圣人之文以“鼓天下之动”的功能。而要想“鼓天下之动”，就必须具有真和善的内容，换句话说，文章要充分体现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能够对社会起到道德风化和伦理教化的作用。

四、树德建言的人文精神

刘勰将传统文人所追求的“立德”、“立功”和“立言”的“三不朽”和树德建言的儒学人文精神融为一体。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刘勰明确指出创作该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流芳百世。“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又说“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只有儒家经典才有助于道德教化，这充分体现了儒学人文精神。此外，在《文心雕龙・诸子》中有云：大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隐，含道必授。条流殊述，若有区圃。传统文人所追求的三不朽，一是要建立品德，二是要建功立业，三是要著书立说。刘勰感叹人生如草木，匆匆而过，所以树德建言，实乃“不得已也”。这也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忧患意识的人文精神，所以，在有生之年要著书立说，建立功德，以便能够流芳百世，这无疑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

五、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

风骨是一种文学风格和诗学境界，这种精神主要来源于儒家刚健中正的人格精神。儒家强调以人为本，以儒学观点来讲，刚健中正才是真正的人格，是最为宝贵的一种人格品质。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人应该具有像松柏一样不畏严寒的坚毅品格和高尚品质。《文心雕龙・风骨》篇对“风骨”进行了全面探讨和阐述，而这无疑深受儒学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影响。从《文心雕龙》开始，风骨一词正式成为一个诗学概念，刘勰在开篇伊始便肯定了风骨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文章的生命之源。而风骨精神强调的“刚健有力”恰好符合儒学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可以说，“风骨”精神离不开传统文人对高尚情操、正直不阿的人格追求。

六、结语

《文心雕龙》所表达的人文精神是对儒学人文精神的一种传承，作者刘勰的创作理念和价值诉求都充分体现了对儒学人文精神的历史沿袭。“仁”是儒学的一大核心思想，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因素，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个体价值和人格精神，无疑，《文心雕龙》继承了这种传统，并以儒学“原道”精神贯穿全篇，对儒学人文精神进行了充分表达。作者以《文心雕龙》为儒学人文精神的传承媒介，以自身的人格品质为依托，以原道精神为支撑，主张立足于儒家经典来激活文学生命力，彰显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进而探究文学之道，唤醒人们的忧患意识和精神人格。

《文心雕龙》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史上的一座丰碑，是第一部体系完善的文学理论著述，是一座难以跨越的理论巅峰，千百年来，对它的研究从未中断过。毋庸置疑，儒学人文精神是其思想核心和整体纲领，“宗儒”、“原道”是其创作的根本立足点，儒学人文精神具有深层润泽的重要作用，并形成了《文心雕龙》深厚的人文内涵。

参考文献：

[1]罗孟冬.试论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J].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01）.

[2]郑岁黎.试析《文心雕龙》的儒家文学思想[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1（01）.

[3]王文生.《文心雕龙》思想体系考辨[J].文艺理论研究，2011（04）.

[4]童庆炳.《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

[5]龚贤.论《文心雕龙》的雅俗观[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5）.

第5篇：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

一、当前图书馆服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

印度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在《图书馆五定律》中提出了图书馆学五法则：“书是为了读者用的，每一个读者有其书，每本书应有其读者，节约读者时间，图书馆是一个有机体。”根据以上法则来衡量，我们发现在工作中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主要体现在：（1）在服务管理上，仍是惩罚多于教育，缺乏与读者进行多渠道的沟通和互动；（2）在馆藏资源利用上，由于图书馆工作人员挖掘的文献资料所蕴藏的信息的深度还不够，许多文献的潜在价值并未被读者充分利用；（3）服务理念方面，在工作中体现人文关怀的措施较少，对读者成分的分析不够细化，缺少多元化服务。

二、图书馆人性化服务的思想内涵

所谓图书馆的人性化服务，主要指服务人员针对服务活动采取富于人情味的服务方式，一般不通过普通的规章制度和工作规范而实施的一种服务方式。人性化这种思想在古今中外的图书馆理论研究与实践中早有体现。人性化服务是图书馆现代化的标志之一。

在阮冈纳赞五法则中，有四项法则与人直接有关，是人性化思想具体化。其核心是，在图书馆服务的过程中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以满足人的需求，实现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发展，体现人文关怀。人性化服务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互动”，是人与人之间生存方面相互依赖关系的具体体现。良好的人性化服务必须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因为服务不是僵化的条文，也不是冷漠地按章办事，而是面对活生生的读者，投入相当的情感和思考，以及相互沟通。对各种“规范”之外的需要，要给予富于人情味的关注和做出富于创造性的应对。图书馆推行人性化的服务是为了从心理上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使图书馆服务更加顺应人性，工作更具“人情味”，给读者一种亲和力。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学”内核、“和而不同”的深刻哲理、“天人合一”的思想所构成的儒家人文精神，以及这种人文精神中所凝聚的实践智慧、处世方略、审美魄力和情趣等，对数千年的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它与西方人文精神中的精华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解决当今社会各项领域中的人文困扰，这也正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所在。

服务是图书馆工作永恒的主题，儒家思想中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正是图书馆服务的核心。图书馆员的形象、服务态度直接影响着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是图书馆人文精神最直接的体现，只有很好地解决图书馆服务与人文精神的关系问题，才能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1.儒家思想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图书馆工作中敬业奉献的具体体现。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与它所倡导的君子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的精神密切相关，而这一精神也是图书馆员应具备的品格。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社会竞争日趋激烈，每一个馆员都发扬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精神，为图书馆事业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

2.儒家思想中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是图书馆建设的基础。

以人为本是儒家人文精神的核心思想。儒家认为，人是天地间万物之灵，深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人心。社会价值系统是个人价值体系的扩大，而社会价值系统理所当然地能够规范和调节个人的价值体系，人既是情感化的，又是社会化的。所以应以儒家思想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思想为基础，并将其贯穿于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

3.儒家思想中的入世精神就是图书馆的主人翁精神。

所谓入世精神，就是关注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儒家文化的主流是经世致用，治国兴邦，这种入世的态度在当今社会表现在行动上就是积极的参与意识，即主人翁精神，重视和强调图书馆的主人翁精神是图书馆发展的根本。

四、以人为本的特色服务

图书馆以人为本的“人”既包括服务主体的图书馆员，又包括作为服务客体的读者。所以说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无论是从管理者的角度，还是从馆员自身的角度和读者的角度都有着深层次的服务含义。

1.图书馆应把以人为本作为管理的核心。

图书馆事业的成败在于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图书馆领导者要考虑对员工的培养教育，关注其发展的潜在可能性，以及发展能力的预先培养和教育。领导者要善于观察，善于引导，善于升华，与员工充分沟通，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建立一套吸引、稳定、激励人才的有效机制。

（1）信任激励

现代管理中，任何群体成员都有受人尊重、被人信任的需要，尤其希望得到领导者的信任。领导者的尊重和信任，会激发下属产生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工作热情，创造出优异的工作成绩，反之，群体成员被人信任和尊重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失落感，表现为工作灰心丧气，甚至对自身的发展和升迁感到悲观失望，这是一种不利于增强团队士气的消极心理。图书馆领导要适时采取信任激励的方法，使组织中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

（2）关怀激励

儒家认为：“上下同心，其利断金。”关爱馆员，经常同他们进行感情交流，应成为现代领导者具备的领导风格。认真细致地了解馆员的心态，搞清他们的需求，从工作、学习和生活等各个方面关心他们，使他们的困难得到重视和有效解决，从而调动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为图书馆事业而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2.开展多元化的特色服务。

（1）研究性阅读

信息整理属于文献资源研究性阅读，根据就业需求分门别类，简明突出科技信息时效性，通过馆员的加工，一般是：（1）经常根据发展计划及科技部门需要及时提供给需求者。（2）通过服务咨询向大学生推荐。（3）注意大学生读者需求最新信息，有关科研，生产课题，推荐有关学科或专业进展及科研成果。例如：我院近两年新增置商务英语专业，大学生学艺注重时效，除本专业外，还有如索引、文摘、快报等。或者馆员在内容和形式上经过信息加工，使学术性和大学生的专业性和谐，目标明确。引进适合他们阅读与学习的商务英语系列丛书等，开阔他们的新思路。图书馆针对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开展个性化主动服务，配合教育创新服务，不仅是对传统图书馆就业信息服务的正常延伸，而且是对适应网络环境的现代图书馆服务功能的全新拓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大大提高了图书馆服务质量和就业资源的使用效益，必将成为今后图书馆服务的发展趋势。

（2）学术性阅读

阅读学术性资料，研究学问，创造就业环境。如阅读学术性资源，有学术性、技术性特点，在各类型报刊中，出版数量最大，拥有读者最多，也是图书情报部门收藏和利用的重点。它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等内容，大学生可获取学术性信息。

（3）和谐性阅读

最好的动态科技信息是最适用的信息。高校图书馆向大学生推荐进展性刊物，主要是学术期刊，它报道了各种学科或专业的科研动态、工作综述和展望。大学生通过学术期刊，可交流学术经验，了解基础理论、实验技术或生产技术边缘学科，等等。

参考文献：

第6篇：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儒家文化

在2014年5月4日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的讲话上提出：“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生是青年群体的主要力量，“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事关民族兴衰和国家前途。”由此可见，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义重大。

核心价值观是特定社会群体判断社会事务时依据的是非标准和遵循的行为准则。清华大学学院欧阳军喜教授认为“核心价值观能否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共识，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核心价值观本身是否符合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是否植根于传统文化，是否体现民族特性；二是核心价值观本身是否科学先进，是否顺应了世界潮流，是否反映了本民族的前进方向。”党的十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二十四字”表达形式，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在具体要求的指引之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作重新审视。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倡导血亲人伦、修身立德、理性入世。其中心思想包括礼、义、智、信、忠、孝、廉，思想核心为“仁”。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凝结中华民族文明的精神内核。

一、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看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流与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源流。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西汉以来，儒家经学以强势之姿成为主流的文化意识形态。不论是皇权统治还是民间维系社会都以儒家经学作为价值标准。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发展驱动力。必须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必须根植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土壤，必须是对中国优秀价值理念的概括和提升。

二、以儒家文化丰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内容

儒家文化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源远流长。国家所提倡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表述。“文明”、“和谐”、“公正”、“友善”等既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一）以“入世”、“求实”之道坚定大学生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教育

纵观中国历史，从先秦诸子百家到程朱理学，都在强调一种信仰的追求。特别是儒家强调“入世”，强调个人理想要以政治信仰为背景，而个人理想的实现要和国家社会的诉求一致。儒家文化是一种非宗教而胜于宗教的文化力量，它对于理想信念的无限追求从没有停息过。这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的“信仰”、“信念”的教育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以“乐观”、“鼎新”之义丰富大学生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

“民族精神是指各民族历史地形成的体现民族生存发展规律，反映民族根本性格，具有普遍渗透力的全民族的主体意识和主导精神”。“时代精神是每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中华民族在抗争与发展的过程中早已形成了统一的民族认知。这种以爱国为基础的民族认知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和民族自信的来源。在继承先秦儒家思想的同时，中华民族不断结合时代特征，吸取外来文化的优秀特质形成新的思想体现了时代特征的精髓。

（三）以“修身”、“仁爱”之礼深入大学生道德修养和行为准则教育

道德修养是个人自觉地将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转变为个人道德品质的内在过程，是长期形成的道德情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大学生的道德品质。我国自古以来长期重视道德修养对于个人、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重要意义。儒家文化更以“仁”为核心，提出德政的主张和礼乐的教化方法，建立了一套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深深的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轨迹。

三、以儒家文化增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吸引力

教育效果通常通过“显性教育”和“隐形教育”共同作用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在显性教育方面除加强思想政治课教育之外，也可以整合多种公共课程和选修课程，如大学语文、中外文学名著鉴赏、社交礼仪等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堂教育形势。在隐性教育方面儒家文化在第二课堂层面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打破理论灌输式教育模式，以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学生活动大力提倡社会志愿服务。这种包含“文明”、“和谐”、“友善”内涵的践行活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到实际行动之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三方面的共同努力。儒家文化重视环境对于人影响，建立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是儒家传播文化主要目的之一。大学生最常接触的“环境”就是校园，而先进的校园文化正是提高道德修养的有益环境。家是儒家最主要的归宿，作为载体把文化、思想、礼仪、教育都最实际地落实下去。每一个大学生都出自一个家庭，将来也必将组成属于自己新的家庭。这是儒家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意义。

参考文献

[1] 黄蓉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想信念是核心[J].高校理论战线，2004（12）.

[2] 井中雪.论政治信仰[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3] 张岂之.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源流[N].北京日报，2009-6-1.

第7篇：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 孝道思想;佛教文化;《父母恩重经》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16-0036-02

甘肃省博物馆馆藏宋代《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立轴，高182厘米，宽127厘米，于甘肃敦煌千佛洞出土。画中心绘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并坐说法，上部绘“七佛”、“七宝”及仙山楼阁等。下部有十弟子、十二菩萨分列两侧供养。画轴绢地敷彩，绘佛、菩萨和僧俗人众等110多人。人物形象生动，经变故事分列在说法图两侧，以经变画常用的连环画形式展开，一个情节一幅图，共有15幅图。它们各自独立，相互之间用山石分隔，每幅画的右侧或左侧都有墨书榜题，说明所画内容。《报父母恩重经变》是国内现存幅面较大且有纪年的一帧绢本佛教故事画，由敦煌《父母恩重经》经文演变而来。其内容主要包含三个层次：其一，父母哺乳养育之恩深重，子女仅以无怨心报之是不够的; 其二，子女报父母之恩，就是要让他们去除愚昧、悭贪，增长智慧和乐善好施的佛性，使父母得到善报和解脱; 其三，一切信众，僧徒诸子，都应奉行这种法教，造作福田。

佛教认为，父母对儿女有十大恩德，分别为怀胎守护恩、临产受苦恩、生子忘忧恩、咽苦吐甘恩、推干就湿恩、哺乳养育恩、洗濯不尽恩、为造恶业恩、运行忆念恩和究竟怜悯恩。通过讲说父母的这些大恩大德，倡导众生牢记父母养育之恩、恪尽孝道。内容多有佛教色彩，但却有一定的现实教化意义。

儒家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及其发展前提。儒家经典《孝经》中有一句话：“孝乃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从理论上肯定了孝是人伦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仁是孔子强调为圣人的必要准则，而孝作为仁的内核，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传统中，孝道思想不仅体现出一种家庭伦理观念，也体现出人类对于自身生命的关怀，它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生命价值观，是人类追求生命永恒的一种体现。祭祀祖先是对生命的追思意识，孝养父母是对生命的爱敬意识，生儿育女、以期传宗接代是对生命的延伸意识，儒家孝道思想的生命意识正是通过这三个层面展示出来，这也是儒家孝道文化独特魅力所在。

儒家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父子之道，天性。”而且，儒家的孝道思想，最终是要为政治服务的：“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故不孝是绝对不能为中国统治者所容的。为了消解人们对佛教缺乏孝道的攻击，佛教僧徒便努力在佛教经典里挖掘阐述孝道的思想资源，如西晋时期的《盂兰盆经》，就极力宣扬应该全力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但是，佛教毕竟没有系统论述孝道的经典，中土僧人只好通过伪造经典来阐释孝道学说，以向世人表明佛教也重人伦、讲孝道。《父母恩重经》就是佛教自身努力调和儒、佛思想，特别是自觉与儒家孝道思想融合的产物。其中“人生在世，父母为亲。非父不生，非母不育”，“父母之恩，昊天罔极”的思想，显然与儒家的孝道达到了一致。

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并没有很快获得迅速传播。到了魏晋时期，开始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直至南北朝、隋唐时期，才真正获得迅速的传播和发展。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佛教传入中国后，面临着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和调适结果，关系到其在中国的生死存亡。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佛教僧人，对这一矛盾冲突具有明确的认识，于是开始变通，结合儒家思想的理论核心，自觉改造佛教学说，尽力争取统治者的支持和认可。

佛教要真正生存并取得发展，首先要取得皇权的支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刚开始对佛教的传播保持警惕态度，如北魏初期的统治者就对佛教传播的影响每每心存顾虑：“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门为贼。”面对如此现实的强硬政治阻力，佛教高僧总以佛法和儒学具有内在统一性来极力说服最高统治者。史载：“孙皓即政，法令苛虐，废弃祀，乃及佛寺，并欲毁坏。皓曰：‘此由何而兴？ 若其教真正与圣典相应者，当存奉其道。如其无实，皆悉焚之。’”意即如果佛教宣扬的道义和儒家思想不一致，就要焚毁佛经、取缔佛教。在这危急时刻，康僧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这才去除了孙皓对佛教的顾虑，从而使佛教获得合法生存地位。

《父母恩重经》的出现，与当时的文化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与唐朝前期帝王对《孝经》的提倡直接关联。唐朝前期，统治者大体上执行儒、释、道三教并举，佛、道二教并行提倡的宗教政策，但不同皇帝在位时期，对佛、道二教的态度又存在一些轻微的差异。唐太宗对佛、道二教基本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既提倡佛教，也尊崇老子和道教。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佛教开始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而佛教徒也通过伪造《大云经》神化武则天而受到赏识，于是，武则天极力提倡佛教。唐玄宗时期，对儒、释、道三教都加强了提倡力度，其中最突出的则是对儒学和道教的偏重，对《孝经》一书的提倡，更成为唐玄宗时期文化政策方面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无我、无常，认为人生是充满痛苦的，为了抛掉这种痛苦，就必须放弃世俗生活，进行修行。中国的儒家思想虽然也重天命，但更多的是“敬天命而尽人事”。在道德理想方面，佛教追求精神解脱，这是以放弃现实生活为代价的。儒家所追求的是成为圣贤君子，而圣贤君子的道德修养是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的。

当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冲突，就不得不做一些调整，以适应当时的统治需要。《父母恩重经》宣扬的子女应该践行孝道、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思想，与中国儒家思想，特别是《论语》、《孝经》所提倡的孝和孝道伦理是一致的。《父母恩重经》的出现，也是佛教自觉调和与儒学思想的矛盾、努力融入中国文化的产物。《父母恩重经》是对佛的信仰，是虔诚而纯洁的，它的内容是庄严的，表现的墨痕是心灵轨迹的流露。佛理禅法主张破除妄想， 遗荡一切诸相，罪福并舍，空有兼忘，众生们神游于佛的神圣、冲虚幻的境界中，《父母恩重经》成为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它也反映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很值得注意的一种趋向，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总之，《父母恩重经》的产生过程及其基本精神，值得深入研究和解读。它在中国佛教史乃至思想史上的有着重要地位。这是一部沟通儒、释的佛教经典，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产物。它见证了佛教一步步融入中国、为更广大民众所接受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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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1.

[4]庞卫花.从甘博藏《报父母恩重经变》看唐宋出行风俗[J].鸡西大学学报，2010，（6）.

[5]公维军.大英博物馆藏北宋时期父母恩重经变相画绢画研究[J].大江周刊，2013，（8）.

[6]胡发强，刘再聪.从甘博藏《报父母恩重经变》看唐、宋洗儿风俗[J].大学学报，2008，（2）.

[7]秦明智.北宋《报父母恩重经变》画[J].文物， 1982，（12）.

第8篇：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

    武侠对于中国人而言,就如同超级英雄至于美国人,并且,武侠因为其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与丰富内涵,而显得更加丰满。“千古文人侠客梦”,每个男人都有一个武侠梦。作为一种类型影片,且是中国独有的类型电影,武侠片融入了中国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全面地反映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武侠电影之所以能够被推崇,与其中所蕴含的侠义观念,能被中国人所接受,产生道德观上的认同,有着重要的关系。武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侠义精神则是武侠的内涵核心,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民间美德。

    一、武侠电影中的武德信仰

    (一)武侠文化的内涵

    武侠文化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对中国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是平民的一种伦理文化。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的“游侠”形象,“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①在过去法治不健全的社会,人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无法得到保护,自然将希冀放在了抱打不平为民请命的侠客身上。

    侠义精神是武侠文化的基本内核,也是平民百姓在现实生活中理想化期待的产物。人们在观看武侠电影的时候,心中自然也有一个心灵的参照,即现实社会中的情态,反映在武侠社会中,观众随着剧中人物进行人格上的升华,从而获得心理满足。正如在文学中,陶渊明所代表的形象,是古往今来无数仕子心灵的家园,武侠世界也称为了普通中国人短暂逃离现实的一个精神乐园。

    (二)侠义观念

    在当代社会,武侠片是大众娱乐的中坚力量,然而,“武侠梦”并不仅仅是让人忘却现实的一个白日梦。较认真的武侠作品,其中所传达的正义、气节、除暴安良、舍己为人等美德,都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体现。导演徐克说:“武侠是中国人独有的人文色彩,它贴近民间生活,所代表的侠义可以充分表现出我们民族性格中的正义感精神。”没有“侠”的武侠只是一个空壳,侠义观念是武侠电影的灵魂。

    二、“武”与“儒”“释”“道”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由儒、道、佛三家思想组成的,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其中,儒家思想被封建社会奉为正统。中国古代文化,蕴含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来的聪明才智,体现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价值观。武侠文化,便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所影响,武侠哲学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逐渐形成了以儒释道和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为核心的武侠文化。梁启超曾指出:“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而“武”,从来都是与“儒”“道”“佛”相辅相连,不可区分的。

    (一)武侠电影中的儒学基础

    1、侠与儒

    “侠”的思想最初主要是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墨家思想,然而,在封建社会,儒家思想一直被奉为正统,儒学是基础教育,是人生的启蒙,武侠文化在不断发展中,自然与儒家文化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侠与儒具有天然的共通性,儒家思想是一种入世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重义轻利,勇于牺牲自我,从而达到“兼济天下”的目的。在武侠电影中,侠士也多以儒家思想来规范自己。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和侠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忠、勇等思想,更是侠义的直接体现。

    2、“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的最高标准,是“为国为民”,在历史进程中,“侠”早已超出了最开始的范畴,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给出了侠士的最高准则,即“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正与儒家思想的“为国为民,兼济天下”不谋而合。侠义之道,也正在于勇敢用世,与儒家的积极入世相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儒即大侠,儒家人物身上,也或多或少带有侠气。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康有为,这些人都是心怀报国之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大无畏的勇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国家危难之际,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

    除了少数孤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武林”,武侠电影中的江湖,从来都是与国家、江山息息相关的。侠客们的爱恨情仇,多半与国仇家恨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职责不再是以武功扶危济困,而是在国家遭受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维护民族大义。为国为民,救民水火,已经被侠士们自觉地视为自身的义务和职责。

    侠与儒,都是要扶持某种社会理念,武侠文化孕育于儒家文明中,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伦理观念,是将儒学的价值体系浪漫化与理想化。“处世以智,修身以仁,立身以勇,可谓之三达。”这也许是对侠义精神的最佳注解。

    (二)武侠电影中的佛教伦理

    1、佛教文化对武侠文化的影响

    佛教自两汉时期由印度传入我国以来,与中原本土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形式。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在不断适应中国以儒家为正统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发生了“汉化”。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宗教,更是一种哲学,是古代中国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千百年来世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因素。

    佛学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兼容了儒、道等中国本土文化,即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武侠文化,也深受这种中国式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主张因果报应,普通众生,通过个人力量来实现对个人信念的解救和升华,是中国武侠电影中普遍的一类题材。

    2、武侠电影中的佛教典型

    侠与佛,表面上看起来毫不相干,但是其本质上有着相似之处。侠士们抱打不平,为普罗大众争取利益的社会理想,和佛门的“普度众生”不谋而合。武侠电影中塑造的侠客形象,他们无私忘我、义无反顾的精神,也是一种佛性。侠士们胸怀世人的崇高境界,暗合了佛教伦理。

    行侠仗义,其根本在于恻隐之心、慈悲之心,没有佛性,则没有抱打不平的侠士。侠义的忘我,与佛经教义不谋而合。在武侠电影中的侠客们,他们往往妙悟佛法,慈悲为怀,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在武侠电影中,佛学一般承担着化解世间仇恨恩怨,劝恶从善,启发良知的作用。在黄飞鸿系列影片中,黄飞鸿是一个爱抱打不平的形象,他克己忍让,主张和平地解决问题,不到不得已的情况不会动用武力出手伤人,对坏人也尽量地不去杀伤,而是尽力全其改过向善,这些都暗合了佛教伦理。

    (三)武侠电影中的道家渊源

    1、“万象为宾客”

    武侠电影与道教有着深厚的渊源,武侠片中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在历经千辛万苦建立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功业之后,往往不是封王拜相,而是急流勇退,飘然远隐,潇洒地离开。正所谓“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带着一股超凡脱俗、漠然出世的意味,正是道家的境界。

    道家提倡清净无为,而武侠文化则突出了道家所特有的“万象为宾客”的境界。跟儒家的“兼济天下”不同,道家的人生目标是“独善其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同的是,儒家讲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道家提倡“清净无为”,是对人生理想的曲线救助。

    武侠电影中的侠士形象,多是重义轻利,重视道义,而轻视钱财名利,他们蔑视世俗的荣华富贵,从不追名逐利,正是道家思想的体现。真正的大侠,他们一般不轻易显露武功,施恩于人却不求回报,行侠仗义也不为扬名天下,只为保全自己独立的人格意志,保全自己的真性情,与道家的“贵真”如出一辙。

    2、归隐情结

    有“千古文人侠客梦”,也有“千古文人隐士梦”,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有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即“隐士”。中国人歌颂岳飞、文天祥、诸葛亮这样的儒家的进取典型,却也推崇许由、伯夷、叔齐、陶渊明这样的隐者。在武侠电影中,这样的“隐士”形象则更为普遍。他们清虚自守,圆融无碍,由于种种原因而隐迹风尘,深藏不露,表面上放浪形骸,而实际上他们内心有着深刻的痛苦与悲愁。

    侠士们大多向往自由,不喜欢被束缚。在影片《笑傲江湖》中,令狐冲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心地善良,却生性跳脱,豪放不羁,疾恶如仇,却不会墨守成规,他判断人物和事件的好坏完全从自己的本心出发,而不是武林中的正邪与门派等观念。他打动观众的正是“真”,正是他能够坚守自己的本真,不被世俗所侵染,最后才能笑傲江湖。而迷失自己本真的左冷禅岳不群之流,最终结果只能是毁灭。这是道家清虚圆融、抱守本真的思想的深刻体现。

    三、武侠电影对于弘扬中国文化的重要作用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可能产生武侠影片中的英雄人物,现实社会中没有“江湖”可供侠士们快意恩仇。然而,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江湖”,在那里,我们可以短暂地放开平凡而有平常的人生,逃离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烦恼与琐碎。对中国人来说,武侠是一种情结,观众可以在影片中酣畅淋漓地宣泄不满,放开情绪。然而,武侠电影作为一种商业类型片,它的意义绝不仅止于此。

    武侠电影为观众提供了发泄情绪的平台,与此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观众的心里。一部好的武侠作品,是要帮助观众建立自信,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令观众看完之后,能够获得正能量。从这个层面上讲,武侠电影应该承担起维护社会公义的责任。武侠不能仅仅是单纯的打斗,武侠电影也不能只为给观众视觉上的享受,一部好的武侠电影,必定要有它所蕴含的哲理,有它所传递的信念,一定要有它所提倡的价值体系。

第9篇：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

关键词：慢设计；中国传统文化；传播

1 内核：逻辑演进的一致性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慢设计理念是现代设计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一个“片段”，这种“片段”类似于后现代设计。不同的是，后现代设计采用的是一种近乎无厘头的抵抗方式，而慢设计则是经过理性分析后的理性表达方式。并且从设计的角度而言，它更贴近实际、偏重设计、关注使用群体，它取消了纯粹的哲学表达以及观念阐述，而是真正以设计为主体，融入时代征候、消费模式、群体认知等因素，创造属于当下的设计，同时也能够引来未来的设计。

从逻辑上来讲，中国传统文化和慢设计理念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主要是从“道”的层面来讲，也就是说在文化内核上具有同一性。中国拥有漫长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最大特点在于对根深蒂固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慢”因子共同构成了独特的“慢”文化。设计也不例外，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讲究环境、材料、内涵，讲究人的感受、环境的协调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设计上所展现出来的“慢”因子。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传统文化被杂乱的新型文化裹挟，使得原来的慢因子逐渐被剥离，“快”文化被膜拜，而传统文化被捧上神龛，敬而远之。然而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具有极强的纳构力，这种纳构力能够消解自身的杂质。也正是如此，在被新文化裹挟前行一段时间后，新的回归潮出现。“慢”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被重新唤醒。“慢”的设计方式再次出现，这和西方的慢设计理念不谋而合。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追寻真理和幸福的脚步从未停止，大家可能会走不同的道路，但是最终都会殊途同归。

2 传播渠道：文化基因和时代症候

慢设计理念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但更多的是外界的影响因素使然。准确来说，慢设计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纯粹的单向传播，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而这种互动的过程中，文化基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后工业时代的大语境给中国传统文化和慢设计理念的对话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道家将人和自然的关系描述为和谐共生共融的“天人合一”状态。这里的“天”和“人”的关系不是紧张对立关系，而是合乎规律的“自然”状态，这种状态被形而上的“道”所支配。正如庄子所讲：“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天地人之间是一种合乎规律的共生共融状态，慢设计理念中突出人存在的自然天性，讲究合乎规律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和中国道家思想上的不谋而合。

同样，慢设计中的某些理念也暗合儒家传统中“中庸之道”的思想。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是人生达到至善至美的必经之道。这种思想根源于儒家修身养性、积极入仕的功利心态，但值得指出的是，中庸之道的出发点是人的自我修为，它讲究中正、平和，讲究合乎规律、倡导与人生的发展需要和自然的发展相协调。尽管其最终指向是入仕，其倡导的人生发展需达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中庸》）的确对人生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慢设计理念指向人的自然天性，讲究人在生活中的精神性很大程度上是中庸之道的体现。

禅宗思想在慢设计理念中体现得也非常明显。禅宗的核心思想“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和慢设计理念中倡导的设计师根据人的自然天性随性设计，最大程度的符合人们的使用心理有异曲同工之妙，禅宗讲究顿悟，反对过于程式化的修行（主要针对北宗），潘国静禅师就说：禅来自于生活，是长期对生活积累时的顿悟，禅不受知识的约束。从这个层面来讲，禅宗和慢设计理念中的重视生活细节，关注真实生活非常的相似。总之，慢设计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大量惊人的不谋而合的相似之处，这也是慢设计能够在中国扎根并延续下去的文化基础。

回溯慢设计理念在中国的传播、衍生过程，不难发现，我们所处的时代症候在这此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工业设计较之欧美，起步较晚，且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思想层面的东西没有深入人心。换而言之，我国的工业设计其基础是薄弱的，这个基础不仅仅是物质层面，而且是思想层面。但是仔细反思过后，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从未停止追随的脚步，这种“追随”甚至可以追根溯源到“师夷长技以制夷”那个时代。尽管那个时候的追随有着太多曲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放眼世界的胸怀却鼓舞着后来的国人，工业设计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而后，当国外的设计从物质设计阶段开始走向意识形态设计阶段的时候，国内正经历着轰轰烈烈的工业投入与产出。从逻辑上来看，我们的设计又慢了一步，但事实上，慢设计从产生开始就和我们的传统文化不谋而合，这是中西文化的合璧，是人类设计走向的融合点。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症候，慢设计理念得以在中国快速传播乃至被接受。

3 慢设计走向：诗意的栖居

慢设计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都强调对人性的关照，讲究自然、和谐、人性化。而这正是繁忙的现代社会所急需的元素。人类从未停下追寻诗意的栖居（荷尔德林）的脚步，但正是在追寻的过程中，我们却有意无意地离诗意愈来愈远。在慢设计之前，设计其实已经开始思考人类自身。例如，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其理念不正合慢设计理念吗？如绿色设计、极简设计等等不都是在自觉的寻求这种“慢”的结果吗？但是这些理念都未能准确而富有实质性的阐述慢设计本身所追寻的价值，而是仅仅局限于物质的最优化利用。慢设计理念的提出是基于人类精神价值的诉求。它所要求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绿色，同时要求设计带给人类的是一种真正解放的天性，是自由的组成要素。中国传统文化所追寻的价值观是自由的、是符合人类自身天性的，也是符合人类设计发展趋势的，慢设计理念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融合过程中，势必会发生嬗变，但这种嬗变是良性的，它的变化也将会指导未来的设计走向更灵动、更自由的境界。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因子，也将会受到慢设计理念的影响，指导当下，走向未来。

4 结语

慢设计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促进慢设计理念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慢设计在中国的发展。慢设计理念的最终指向是人性化的，其中的“慢”是文化内核上的“慢”，是设计理念上的“慢”，这种“慢”是未来设计需要的，是人类未来需要的。

参考文献：

[1] 原研哉（日）.设计中的设计（第1版）[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