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价值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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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价值范文

【关键词】 新儒家；儒学；当代价值

近现代狭义新儒家以儒学作为或安身立命，或治国理政的根源，各有其不同的主张。以“新儒家家”为代表的新儒家学者，无论其“体用不二”的仁心本体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人生价值论，“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论，抑或“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的科学发展论，还是融合康德与孔孟陆王心学的哲学诠释，都致力于以儒学的精神，探寻当代社会发展的问题和人的价值，使中国走上“中体西用”并日渐强大的道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传播，新儒学思想也随之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将中国传统儒学与西方先进文化相结合的更科学的道路，在当今转型期的中国更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一、新儒学为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经济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首要指标，中国自建国以来终于摆脱“一穷二白”的局面，经历改革开放逐渐使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更是树立了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1984年我国GDP增长率达到15.2%，之后均保持高速增长。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得到了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由此带来的产业发展不均衡、环境破坏等问题都在不断凸显。

新儒家提倡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是一种平稳的、和谐的，将副作用降到最低的模式。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到转型期，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注重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对目前而言比从前粗犷的经济发展模式更为重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遗留问题也亟待经济发展速度的降低和调整来解决。虽然按新儒家的中庸思想和以和为贵的思想不可能实现经济的飞速发展，但在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实现腾飞并且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的情况下，新儒家提出的经济发展理念是最符合中国国情和最能解决目前问题的方案和理论落脚点。

二、新儒学为中国民主法制进程的发展提供理论渊源

解放前中国从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与儒家思想授予人们的“尊卑有别”的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密不可分。但儒家思想中是提倡民主的，孔子的“为仁由己”的自由观念涵盖了中西各种自由观念。康君毅大力弘扬民主观念，但是他指出，由于儒家思想的民主精神只局限于道德领域，未能进展到公民人格和社会组织层面，因此中国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牟宗三也赞成民主法治。他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是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之处，儒家以“仁”为中心的内圣是无法开出民主科学法制的外王的。现在的外王（民主），直推是不行的，必须由内圣曲折一下，转出知性，才能实现民主和法制。

儒家的传统思想是限于道德层面的民主，与西方启蒙运动后复兴的民主建立的民主制度有很大的不同，但道德的民主却能推动制度的民主。民主是公平与正义，法制是约束与尊崇，新儒家提出的以“仁”为中心的道德觉解是民主的最高层面的体现，西方的民主制度为中国的道德觉解提供了基础和实现的路径，而只有以“仁”为中心的道德觉解与西方的民主制度相结合，才能真正推动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的纷争，最终实现没有诉讼的理想社会。”[1]

三、新儒学有助于公民树立“底线”思维

在讲话中提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底线思维，即是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要善于思考，认真计算风险，估算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底线思维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态度，能够提供继续前进所必须的那份坦然。”[2]做事情之前绝不能盲目，不能头脑发热，要冷静地思考做事的风险和后果以及可能出现的突况。即使遭遇到失败和挫折，也不能一蹶不振，应坦然面对失败，运用反思和总结以继续前行。

儒学提倡“三思而后行”，认为做事情要进行系统地思考之后，做事情才会少出错，避免不必要的错误，更要多与他人交流心得体会从而启发自己的观点。而当面对人生困境或挫折时更是“君子坦荡荡”，就是面对人生的一份淡定和从容。新儒家更是主张“天人合一”，人不仅是自然界的人，社会中的人，更是宇宙中的人，一切都是“应然”，即使面对再大的困境，也只是宇宙不起眼的一瞬，是天理使然，既然不可更改，就要坦然接受。

四、新儒W可以提升公民的哲学素养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哲学的民族，任何一个民众的行为方式和交流方式都可以充满哲学意味，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无论是高居庙堂的决策者还是流连市井的平民，都是哲学的忠实信徒，每一个中国人都乐于并长于反思自己的人生，并提问自己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哲学的起点。“反思……把人生作为思考的对象。有关人生的学说、有关宇宙的学说以及有关知识的学说，都是由这样的思考中产生的。”[3]哲学是令人智慧的学科，其他的所有学科都在哲学的思考范围内，哲学能指导包括自然学科的所有学科的发展，而其他学科的发展又能反过来补充哲学。

新儒学学者不仅是儒学的研究者，也是儒学理论的实践者，更是一个个永远在路上的思想者。冯友兰认为，中国之所以不像西方世界曾经被宗教所统治，中国民众也不像西方人民那样笃信宗教和神灵，是因为中国民众太热爱哲学，完全不需要将人生的意义寄托于宗教和神灵上，他们只会笃信宗教并为之践行，任何虚无缥缈的主张“出世哲学”的宗教都不是对人生和价值的正确引导。然而儒学以礼义廉耻的道德标准树立的人生观，不仅是对人生的引导与纠正，也是对中国民众哲学喜好的满足。

五、新儒学对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做出突出贡献

新儒学的最大价值，仍旧是致力于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物质发展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精神文明建设却显然做得还远远不够，道德问题日益突出。大到瘦肉精事件、三聚氰胺事件，小到当前网络传播很广的碰瓷、地铁吃凤爪，透露出来的都是小到公民个人，大到社会整体的道德滑坡现象。政府即使设立更多监管部门、出台更多相关法案，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下策，治本之方仍旧是公民整体道德素质的提高，从根源上杜绝这些社会现象的产生。

新儒家大力宣扬儒学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在转型期的中国尤为可贵。不忠，政府部门阳奉阴违；不孝，父子相残，妻离子散；不仁，社会纵容恶习滋生；不爱，老人跌倒无人搀扶；不知礼，学生公然打骂教师；不义，群众围观歹徒行凶；不廉，官员搜刮民脂民膏，坐拥无数企业；不知耻，越道德底线，触法律的红线。社会上有太多道德败坏的现象，新儒家大力宣扬的道德观念是杜绝这些现象的良药，更需要教育部门从幼儿时期对学生教育的配合，和社会各界对道德观念的宣传和起码的敬畏之心，做到标本兼治。

新儒学虽然也有一些不当的观点，如蒋庆主张恢复古代礼制，用礼制来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重建中国儒教，将中国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但如冯友兰、熊十力、唐君毅等更多新儒家学者将中外文化结合，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植根于中国的儒学为理论基础，去粗取精，辩证吸收外国文化中的积极部分，去伪存真，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发展并能为人民所接受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蒋庆.政治儒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3.211.

[2] 百度百科.底线思维.http：///link？url=d2JdtIuP1Inl7Aj4TDGXAW6i1Cb9McSFKxio4mMXgii6yIW98EPnIXDD8NyKPPLyQgyIyqr19O0N2CMs7lTIyK.

[3]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9.2.

第2篇：儒家思想价值范文

【关键词】儒家；君子；圣贤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任何阶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核心，教育目标的确立、培养与实现贯穿于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始终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希望培养具有理想人格的“圣贤”和“君子”，这种教育目标不仅影响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在当今社会依然有着重大的价值与影响。

一、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君子”、“圣贤”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人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前就确立的希望达到并争取达到的思想政治教育结果，是实施教育活动后应该达到的状态标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它认为“君子”“圣贤”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要达到的一种理想的状态。儒家思想认为，君子的培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君子要有道德。道德标准是成为君子的最主要的条件，孔子认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君子用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而小人则是用土地钱财来衡量，当义利发生冲突时，君子应该舍利取义。

（二）君子要注重修养。要成为君子，必须要注重自己的修养，养成一种道德自觉。儒家的社会政治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先修身，才能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孔子曾对子路说，要想成为君子，就要做到“修己以敬”，就是要修养自己，以认真对待一切。孔子还认为一个人有了这种修养，并且把这种修养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可以利国安民，就算是君子。

（三）君子要做到不说空话，而干实事。孔子认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要不轻易说话而行动上却要敏捷。“君子”的品质，不仅是思想层面的，更是行为层面的。君子要做到知行统一，不仅要有道德、重修养，还要做到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思想必须转化为行为才能真正起作用。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先把要说的话做到了，然后才跟着行动把话说出来。

（四）君子要知识渊博。“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就是指君子广泛地学习知识，用礼节来约束自己，就可以不离经叛道了呀！要想成为君子，就必须博览群书，成为样样都懂的通才。孔子提倡对学生进行教学的内容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内容体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二、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当代价值

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影响了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统治，它本质上是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儒家“君子”“圣贤”的教育目标，在当时的条件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当今社会，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一）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有利于我国国家建设。首先，儒家的“德育”思想有利于我国现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完善。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强，我国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国公民的价值取向也从一元走向多元。近几年，我国公民素质不断提升的进程中，“道德滑坡”现象也不断出现，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加强道德观教育。其次，儒家少说空话，多干实事，知行统一的思想有利于“中国梦”的实现，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国梦的实现既包括国家层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包括实现每个中国人的梦想。对国家而言，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广大政工干部带领人民群众把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目标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对每个人而言，要想实现个人的理想、目标，也必须做到多干实事，少说空话。

（二）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能促进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更好的开展。儒家“君子”观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的和任务的确立与实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提倡的德治、博学等对我国目前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国人才的培养也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四有”新人的根本任务的实现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的的培养要求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对受教育者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培养受教育者多方面的素质。

（三）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有利于我国公民健全人格的培养。儒家注重修养的培养方式有利于我国公民健全人格的培养。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格培养上特别重视“内省”“修身”，强调内省在道德实践中的重要性。并且儒家倡导的“诚意”、“正心”正是强调把主体的道德认知转化成道德情感、意志和信念。儒家强调的内省、慎独正是当代社会我国公民所缺少的，健全人格的培养不仅需要我们有道德认知、知道善恶美丑的标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将这种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在没有外在的法律以及规章制度的制约下，仍然能够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君子”“圣贤”的理想道德人格，这种教育目标的培养也对我国当今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无论是个人成长，还是国家建设都需要从中汲取养分，儒家思想政治教育提倡的君子、圣贤的目标，需要我们批判的继承，并且将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 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 张向东，孙征.孔子“君子”人格对当代大学生人格塑造的启示[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3.2.

第3篇：儒家思想价值范文

论文摘要：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宏观系统之中，儒家科技伦理思想中经世致用的科技观念、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以德化知的知识理念以及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等对当代中国科技伦理体系构建、促进科技发展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文关键词：儒家；科技伦理；当代价值

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是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积淀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群体智慧，是中国传统科技发展的主导因素，并且逐渐渗透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儒家科技伦理思想中所蕴涵的对科技的伦理性认识为当代中国科技伦理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一

有关中国古代有无科学技术以及儒家思想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作用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备受瞩目。在长期的研究和争论中，大致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可言，并最终把原因归结到儒家思想的理论特质上。这一派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儒学的中心思想，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关于人生价值的观点。

儒家肯定人的价值，肯定生活的价值和道德的价值由于重视人贵于物的价值，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的问题，于是对物的问题有所忽视这种贬低关于物的知识的态度，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儒学没有能够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更没有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儒学各派都表现了这一严重欠缺。另一派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同样有自己的科技观，在大的儒家伦理框架下形成了自己的科技伦理思想。他们认为我国古代科技伦理形成于先秦时期，同时科技伦理范畴、科技伦理观念对后世科技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只有一些并不系统的科学思想和知识成果，然而中国古代有相当发达的经验层面的技术，中国古代的科技伦理主体是技术伦理”，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道驭术”，即强调“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伦理道德规范的驾驭和制约”。笔者也持这种观点。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相应的生产水平，正是先秦时期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的扩大等因素，为儒家科技伦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众多研究科技伦理思想的学者中，他们的研究方向又各不相同。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先秦时期的儒家先贤们，在关于自然和农业等诸多的科技思想之中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显示出了先进的伦理意识，注重人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有的学者更注重研究科学技术、自然与人的关系，认为在科学领域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人类的科技行为要尊重和关爱自然。这些观点的伦理意义在于，人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而是居于自然万物之中、并与其和谐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不但有自身完整的科技观，而且蕴涵着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

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儒家科技伦理思想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一)经世致用的科技观念

儒家讲究现实性，提倡经世致用，这也体现在儒家的科技伦理思想上。在对待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问题上，儒家格外重视和强调“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在儒家看来，“六府”、“三事”是经世致用的“正经技术”，或者说正统的技术。在这些技术之外的东西，才是儒家抨击的所谓的“奇技巧”，即那些容易使帝王“玩物丧志”、或使黎民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尚书》中说：“不役耳目，百度惟真。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显然，“玩物丧志”、“贵异物”的“物”不是有用之物，而是“奇技巧”之物。有人说，儒家学说鄙视、排斥一切科学技术，将科学技术统统称之为“奇技巧”，事实并非如此，儒家对“六府”、“三事”这样经世致用的技术是非常重视的。孟子日：“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

 

由此观之，儒家伦理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注重道德原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运用，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这种思想从现实的角度提出要维护社会稳定，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必须使他们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而物质生活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有赖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技术科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因此，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能够发展起来的科技都是为人服务的，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天文学、农学、医学等这些学科之所以能得到长足发展，就是因为这些学科与社会稳定有关。总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非常注重现实的、形而下的问题的研究，注重人世，强调经世致用。

(二)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

儒家要求对待真必须严谨，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儒家认为：“知勇仁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礼记·中庸》)在儒家看来，“知”是与人的智力活动有关的智力与智慧。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也就是说“仁”存在于“知”中。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知就是仁。对于真理性的认识，儒家强调要有执着的追求精神，“(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并说“朝闻道，夕死可也”。

儒家伦理这种求知、求真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通过宋代大儒朱熹的“格物致知”，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对于学问的严谨和求真态度。朱熹所说的“格物”，既包含人世伦常之事，又包含天地自然之物。朱熹认为，宇宙间统一的理分至各具体事物之中，所谓“理一分殊”，只有在“物物上穷其致理”以后，才能做到对宇宙问统一的理的豁然贯通，亦即达到“致知”的境界。因此，朱熹反复强调要在人世间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上穷理：“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全书》卷十五)由此也可以看到，儒家学派反对拘泥师说、照搬书本，主张善于思考、勇于质疑、敢于创新的学习态度。

(三)以德化知的知识理念

中国古代科技伦理中关于以德化知、知德统一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其中以儒家尤为突出。儒家高度重视道德价值、道德自觉和人格完美，主张人们在寻求科学知识的同时，应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人生诸种需要中最高层次的需要。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恶，但也需要一定的限制，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要遵循科技伦理规则。否则，如孔子言：“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没有相应的约束，滥用科学技术，也就违背了科学技术的最终目的——造福于人类。孔子认为：“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知者当然是智慧的化身、科技的承担者，仁又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知者利仁”，是指在仁的指导下，在仁的环境中知者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者，科学技术才能健康发展。否则，就会出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的后果，科技发展就会失去后劲。因此，道德的发展与科技的发展应该是和谐的、有序的，人类在应用科技知识的时候需要以德化知。

孔子重视学习，一生以追求真理为己任，奉行“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学术精神。孔子重视学习的一个原因，是他看到了知识对人的德行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知识、真理是德行的前提。“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而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好的品德都是应该喜好并加以修养的，但是，如果不通过学习而明白事理，通权达变地把握其实质，便很容易偏执一隅，造成危害。换言之，道德缺乏知识、真理的基础，行为就会走向反面。反之，任何知识的运用都需要道德价值进行约束，没有了这个屏障，其目的性也不再单纯地是为了造福于民，很可能成为工具的滥用。

(四)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博大精深，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就是主张“天人合一”。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源远流长，在儒学经典《易传》中就有“大人与天地合其德”的说法；孔子也讲“天生德于子”(《论语·述而》)；董仲舒则进一步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宋明理学又把人世间的理上升到“天理”的本体论高度，尤其强调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是相一致的，都是由存在于天地问的唯一“天理”所决定的，整个宇宙只有一个最高的理，即“理一”，而人与万物所衍生出的理只是这个最高的理的分支而已。剔除“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可以发现，自然和人、自然规律和人的道德规范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儒家强调“至善”，儒家所说的善不仅表现在人性本善，因而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和善，还包括自然生命的本善，更深层次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善。人来自于自然，正是自然宇宙的本善赋予了人类，人类才有了“性本善”，自然与人类在生命的起源过程和目的上具有内在的、同一的、统一的共性，在共同的善本性的蕴涵中，达到了真正的合一与感应、协同与和谐。人在天人关系的运作中负有“至诚”、“尽性”的道德使命。《礼记·中庸》日：“自诚明谓之性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种赞天地之化育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兼爱万物。《孟子·尽心上》日：“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要求人们从爱亲人到爱百姓然后将爱扩展至万物。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想是儒家科技伦理特有的。

尽管孔子、孟子、苟子的思想各有差异，但是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相同的科技伦理观念。孔子对于科技的直接论述相对较少，但是他开创了“知”必须要“仁”的思想，成为孟子、苟子的思想来源依据，孔子、孟子、苟子三家最为一致的观点即求真严谨的科学态度，这也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秉承的理念．特别是被朱熹发扬光大，影响至今。运用科学知识的前提需要道德标准的界定，脱离了这一点也就无法将知识转化成实用信息。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人类终于领悟到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与用科学技术保护环境是一致的，共同统一于“善德”之中。如果科学技术的发展不顾生态环境，必然会破坏生态平衡，也就破坏了“天人合一”的“天理”。儒家先贤们对人的福祉的巨大关怀，决定了其科技思想必定是以“仁”等伦理主张为指向的，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深思索的，也留给了我们无穷的启示。

三

综观儒家思想，我们发现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宏观系统中，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特征，孔子关于技艺的一些论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儒家科技伦理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等语录，都表明他对技艺有独到的见解，为后世儒家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素材。全面研究儒家科技伦理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认识科学技术、规范科技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这种现实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秉承“以人为本”理念，尊重自然规律。把握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方向

儒家认为技艺之学不过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科技的价值体现在人的具体应用上，它是人类适应自然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种选择，此种生存、生活方式的认知标准在儒家看来就是“善”。儒家科技伦理观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认识之上，人的发展不能脱离自然，必须尊重并遵循自然规律，尊重与遵循规律的目的在于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儒家认为，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在于完善人的心灵，在于把握人在大地自然中的地位、作用，最终掌握自身的命运。这是一种深层次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我们也可以看到，科学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为人所用的，科学至上、唯科学主义不是人类认识并掌握科学技术的基本原则，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所具有的以人为本理念更加重视人的主导性地位。今天，树立并弘扬这种科技伦理观，有助于人们在科技化时代把握人与科技的关系，从而有效地发展并利用科学技术，把握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方向。

 

(二)坚持“以道驭术”原则，约束科技行为，促进道德与科技的和谐发展

从科技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在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上就必须“以道驭术”。没有伦理道德的约束，其后果必然会破坏人类社会生活的有序化。这种“以道驭术”的理念早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中就已存在。不过，先秦儒家的“以道驭术”的理念是直接针对技术应用的社会效果而言的，目的是力求限制和消除不适当的技术应用带来的消极影响。“以道驭术”的理念影响之深远，甚至成为后世认识和处理技术与道德关系的基本范式。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意思是说，道德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思想基础，科学技术必须受伦理道德规范的驾驭和制约。在儒家看来，真理、知识是德行的前提，德行又能约束人们掌握并使用真理、知识的行为，这是儒家科技伦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智，所以知此也；仁，所以体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谓之达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N诚而已矣。达道虽人所共由，然无是三德，则无以行之；达德虽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诚，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其德也。”(《礼记·中庸》)因此，知是德的基础，没有知的存在，德也是不完整的。总之，科学技术的伦理状态从总体上看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即统一于儒家的善。善首先是人的一种德行。科学技术最终发生效用要靠人来完成，因此科技行为或科学工作者的行为是科技目标与过程能否统一于善的关键。儒家思想强调人的德行优先，这是道德与科学技术和谐发展的前提，道德与科技和谐发展则科技行为必然指向善的目标。

(三)弘扬“天人合一”思想，关怀生态价值，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宏大系统

第4篇：儒家思想价值范文

[关键词]现代新儒家思潮；价值观；影响

随着科技的发展，全球化的深入，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转型时期。近年来，国内兴起了国学热，国外也兴办了许多孔子学院，谈到孔子，谈到儒家学说，我们并不陌生，它起源于古代，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起到过重要作用。现在，我们探讨与之相关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它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至今已存在90多年，仍对我们产生影响。

一、概念界定

所谓思潮，1979年版的《辞海》中，对“思潮”的释义是：（1）某一历史时期内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的一种思想倾向；（2）涌现出来的思想感情，如思潮起伏[1]。

1987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对“思潮”的释义是：社会思潮是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社会思潮有时表现为由一定理论形态的思想作主导，有时又表现为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综合表现形式[2]。

综合学界各种表述，笔者在查阅诸多著作的基础上，本文采用下述概念界定“社会思潮”――即社会思潮是经思想家倡导，以某种理论学说为主导或依据，在大众中持久流行、与时代和社会重大问题相关，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3]。

本文探讨现代新儒家思潮，要首先界定“现代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个概念，两者的关系类似于“儒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最初“现代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个概念是混用的，指人物时多用“家”，指学派或学说时用“学”。致力于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学者方克立、李锦全认为“现代新儒学”就是“现代新儒家”的思想体系。事实上现代新儒学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是不断丰富、完善的，它从狭义走向了广义，是具有一定特征、包含相应内容的“一切关于儒学的学问”，这些特征有：民族危机意识和文化自信心；以应对“双重困境”为己任；以儒家文化为本位；采纳中外众家之长；综合创造中华新文化。本文探讨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属于广义的现代新儒学，即指：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并延续至今的，坚持儒家文化本位，在此基础上来吸纳、融合西学，回应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和全世界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如何解决人的异化这“双重困境”的挑战，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乃至世界文化在现代条件下的出路的一种社会思潮[4]。从20世纪初开始，现代新儒学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先后经历了以梁漱溟、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张君劢、贺麟等为代表的第一代人物，以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为代表的第二代人物的努力，并且在80年代开始了以杜维明、刘述先等为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家的发展历程[5]。

二、现代新儒家思潮对我国价值观的影响

目前，我国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由坚持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组成。2012年11月，党的十报告首次以24个字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而现代新儒家思潮对国人的价值观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从个人层面看。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国人大都信奉孔子“仁、义、礼、智、信”的论点以及中华传统美德，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百善孝为先等，在当下中国，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美德也在不断传承与发展。现代新儒家思潮坚持儒家文化本位，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文化对人的影响与教化早已根深蒂固，在现代转型的今天，现代新儒家思潮用自己的主张影响和吸引着一大批人，很多人虽然并未意识到自己与现代新儒家有关，但实质上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儒家，现代新儒家思想的隐形表现主：在公交车上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在公共场合不吸烟，不喧哗，个人高涨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如此总总，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前段时间发生在四川达州的三小孩扶七旬摔倒老人反被诬陷一事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诬陷行为让人唾弃，但值得欣慰的是，三小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后遇到类似情况还是会做好事，帮助需要的人。窥一斑而知全豹，国人良好素质、美好品德的形成与传统儒家文化息息相关，这也是现代新儒家一直秉承的教化。

从社会层面看。我国社会，主流价值导向是好的。各个行业都有自己信奉的准则：医务行业致力于救死扶伤，坚守社会“生命”底线；教师群体坚持热爱学生、热爱教育，坚守社会道德底线；商业活动者坚守买卖公平，诚信无欺原则，……这些行为与个人素质也与社会环境导向有关，社会各群体倡导社会公德，在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条件下，社会大众用现代新儒家与思想一同抵制西方的自由主义、享乐主义、金钱崇拜主义等不良思潮的影响，经受住了考验，在日益多元化、多层次、多样性的价值观念格局中，形成与我国历史发展阶段相一致，与我国根本制度和要求相适应的主导全社会思想和行为的价值体系，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并作了相关界定。核心价值体系中就包含了现代新儒家的道德思想与主张。

从国家层面看。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十七大将其提到重要位置，再到十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从国家层面将其定位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是符合我国当下国情的高度凝练的提法。这个提法也是现代新儒家在实现现代化转型中的主张与期望。早期以熊十力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德性儒学，他们主张“内圣”开出“新外王”即攻克“内圣（明德、正心、诚意）之学”从而与西方科学、民主会通；之后，海外新儒学的集大成者牟宗三也主张由儒学以仁为中心的内圣，经过自我坎陷（即自我否定）的过程，援西（西方的民主科学法治）入儒，完成中国文化创新。如此看来，作为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形成，它是吸收传统文化精华，借鉴西方先进文化，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形成的，也可谓是现代新儒家思想某些方面的积淀与升华。

（二）消极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现代新儒家思潮是一种非思潮，上世纪90年代起，特别是所谓的“大陆新儒家”，他们将与儒学相对立，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混乱，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同时也影响了不少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与青少年。

从个人层面看。大部分人接触和了解的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在现代新儒家思潮兴起之时，不可避免的使传统文化中的封建迷信糟粕也借机沉渣泛起，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特别是在偏远地区，表现明显，致使民众愚昧无知，阻碍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传播。

从社会层面看。各种思潮涌动，容易引起民众思想上的混乱，致使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不良思潮不断涌入，加之过度的崇儒造成的泛道德化，使得我国社会出现道德滑坡，信仰缺失，人情冷漠等一些怪象，导致不良社会风气蔓延，不利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设。这是现代新儒家兴起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小结

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6]。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作用的只能是，不去占领，其余思潮就会见缝插针，就像现代新儒家思潮对国人价值观的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但最终，我们必须认清现实国情，我国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过程中，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已经找到了理论与实践上发展我国的正确途径――中国化。只有加强指导，才能更好的发展中国，也才能更好地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实现现代新儒家的主张及其自身的发展，因此，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必然的。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去正确的看待现代新儒家思潮，才能开辟新儒家发展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3837页。

[2]《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765-766页。

[3]钱玉君.现代新儒家思潮的传播与当代青年[D].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1.

[4]陈立思.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1.

[5]刘敏.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30年发展历程研究[J].社科纵横，2009（1）：251.

第5篇：儒家思想价值范文

关键字：儒家思想 会计职业道德 关系

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调节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职业道德是人们从事职业活动中思想行为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而会计职业道德是一般社会公德在会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引导、制约会计行为，调整会计人员与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以及会计人员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会计职业道德受到特定时期环境的民族文化、传统习俗和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的影响。 由于文化是随着人类的产生和而发展起来的，并随着人类和社会的不断变化而发展变化。在不同区域或不同国家，因、地理生态条件、民族生活方式和发展水平及风俗的不同，人民一代代创造和承传下来的文化环境就亦不同。就我国的文化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建立在小农、宗法制和中央集权制三位一体的基础上的儒家文化。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必然会影响会计人员的某些观点和看法，必然会影响到会计工作，进而会计职业道德也受到影响。由于影响是多方面的，所以对其要者进行。

一、儒家思想文化在会计职业道德中的适应性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如今已不在有正式制度的支持。在社会不断进步文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受国内和国际的局势、形势的冲击，很难期望现时的人们会像传统中的人那样守信儒家思想文化。但就整个文化民族而言，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没有完全离我们而去，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思想，从而决定人们的行为。许多相关的证实，当今人的待人处世、接物方式等，暗中依然有儒家思想文化操纵主持。 “诚实守信，操守为重，不做假帐，遵守准则”是现阶段会计工作中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作为会计人员应牢记的会计职业道德标准是“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自律、坚持原则、提高技能、保守秘密、文明服务。”在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过程中，儒家思想起着一定作用。

1．“仁”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是儒家道德的基础。“仁”的核心是仁爱，也即同情人和帮助人。在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过程中应与儒家的仁爱思想相结合，有利于形成尊重人、爱护人的氛围，有利于创立一个以爱心换取被爱，以奉献换取真情的良好人际关系环境，从而使会计人员不断增强奉献精神，热心服务，形成友好融洽的工作环境；使会计人员更好的为服务，这也属于会计职业道德的范畴。敬业精神作为一种职业道德要求，理应成为人确认自身价值和追求自我完善的伦理规范。现代生产的规模化、劳动的复杂性和高新技术趋势，从事会计工作和从事其他行业同样，要求员工敬业重道，乐观爱岗，要有尊敬首先要源于对别人的爱护，敬业先需要爱岗，这是基本的道德要求。敬业就要爱己、爱人、爱本职工作，同时爱岗敬业是主人翁意识和为人民服务意识的统一。

2．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诚实守信不仅作为为人处世的原则，作为企业商德的核心，而且也是会计职业道德的要求之一。具体的说，作为会计人员的工作就是记录和一个单位的全部财产物资的支付、消耗、使用和存量的情况。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还要计算本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成果。例如，会计数据不实、帐目不清，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中的诚信原则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儒家思想中“诚信”被视为贯穿天地万物的基本原则，是天地之道，为人之本。正如大儒所言：“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作为会计人员更要诚实、忠实。会计职业道德的核心是“求实讲真”，其中求实：一是数字求实，即从定量角度准确、真实地反映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财务收支和经营成果；二是工作务实，要求可以引导出许多具体的道德规范及表现形式，如工作作风扎实等等。所谓讲真是真实认真的记录会计事项，准确地反映经营成果，追求真理。会计的管理层及社会公众进行经济决策的依据，遵循诚实守信这一原则不仅是会计本职工作的负责，而且有利于协调会计人员同上级之间的关系，让上级认为此会计人员值得信赖，从而鼓励会计人员在工作中发挥其应有才能。因此，儒家思想中的“诚信”在我国会计职业道德中起着一定作用。

3．就我国形势看，我国的会计队伍正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过度时期。许多老会计正逐步退休，一大批年轻会计走向工作岗位，我国的会计队伍日益年轻化。新老会计在不同时代背景条件下形成了不同的特征。老会计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成长起来的，由于客观环境的约束以及会计人员自身的主观努力，普遍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能够自觉地服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达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年轻会计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固有的特征都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他们思想解放，具有竞争意识，接受了许多文化，有良好的业务技能。但是，他们在奉公守法和敬业精神方面比老会计有明显的差距。市场经济中的拜金和个人主义思想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些会计人员就会有失会计职业道德规范。这时只有认真考虑后果，及时悬崖勒马，才能避免恶果发生。这其中离不开儒家思想文化的支撑。儒家思想“以德为本”的道德意识有如下特征：①要有反省意识，经常检讨自己的作为是否合乎正道。正如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是这种反思意识的最佳说明。②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舍利取义。如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③对社会的道德秩序怀有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后来发展成为关怀意识，最典型的是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上述意识特征很难说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踪迹，这些特征无疑是儒家文化独有的意识模式。显而易见，在现实工作中如果会计工作者遵循这样的道德意识模式，则从事会计工作就能有效的权衡利弊。特别是反思意识的形成，更有利于会计工作者深入了解会计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以免失范。会计实践中常见的见利忘义、重利轻信、弄虚作假等不道德的行为会得到更有效地遏制。儒家思想的“和谐”说明义和利在根本上是统一的。当义和利发生冲突而不可兼得时，儒家思想强调义重于利，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重视道德境界的追求，重视人格尊严和气节。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见利忘义，惟利是图，这不是会计职业道德的一种体现。

二、儒家思想文化在职业道德中的不适应性

1．我国自古以来奉行的都是价值决定个人价值。认为只有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基础上，个人价值才能得到体现。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等等。把个人利益同家族、民族和国家的群体价值紧密联系起来，实际上是一种集体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但往往抹杀了个人能力的发挥。过去，人一直生活在计划体制下，平均主义主导着人们的生活，工作中寻求个人利益被视为可耻的个人主义加以批评，那时也不存在贫富差距。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效率机制的推动下，个人利益得到承认，在这种条件下，会计工作者个人才能得以发挥，个人价值得以体现，仍然能更好的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推进会计事业的，进而更加促进会计职业道德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说，儒家思想文化也有不可取的一面。

2．“中庸之道”可以说大多数中国人都为之崇尚，可称“中庸”是中国人的天性，在当今中国人的生活中以及各个方面依然盛行。儒家伦理的“中庸”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中庸是指恰到好处，过犹不及。在“过”与“不及”之间“中行”。第二，作为儒家特色的中庸之道要求人们在考虑、采取行动时，从全局出发，不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这也不一定适应会计职业道德要求。“不进”“不退”则“适中”这种过于谦逊则有迂腐之嫌；推崇清新寡欲，难免疏于参与和进取；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势必有碍于创新和进步。“中庸”处理问题善于“申时度势而后行”，不愿冒风险，且讲究人际关系抹煞个人观点；“隐恶扬善”，“执其两端”往往搞折中。而我国会计职业道德的核心为“求实讲真”。其中“讲真”要求会计人员不谓权势、不为利诱，与一切弄虚作假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因而“中庸”不愿冒险“只说三分话”也是不可取的。 我们已在上述两大点中讨论过了儒家思想文化对会计职业道德的，有其适应性，也有其不适应性。所以说，对待儒家思想文化，我们应坚持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首先，儒家传统的敬业重道，诚实守信，注重反省、反思的思想在会计职业道德中存在着适应性，并有其体现。不但在现实条件、形势下对会计职业道德产生着正效应，而且更有利于会计职业道德的发展，对加强和完善会计职业道德起着推动性的作用。 其次，在弘扬儒家思想文化的同时，也必须摒弃与会计职业道德不相适应的消极因素和道德弱点。近些年来，我国文化方面的变迁十分明显，积极、参与、进取、竞争、开拓、创新、变革成为社会主流意识，观念深入人心。从会计方面看，会计工作者从机械、被动地记账、算账和报账，转变为积极参与会计改革，特别是会计准则的讨论和征询意见的反馈工作，积极参与会计改革的选择和调整、自发进行必要的财务信息披露，主动参与财务和经营方面的决策等等。面对挑战，会计人员应不断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个人技术的培养。因而，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抹煞个人能力及自身价值发挥的作用，以及不愿冒险、不求进步的中庸思想与会计职业道德是不相适应的。只有摒弃这些消极的思想，树立竞争意识、创新观念和民主意识，才能顺应的发展，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会计职业道德。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and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Abstract: As a kind of ideology，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national culture， tradition and the view of value of special time and condition. At present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our country has been newly challenged， and it is very urgent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constructing of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Whether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has been influencing the culture of thousands of years of our country will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onstructing of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The paper starts from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and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and stresses on dealing with the important effect of the Thought that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has on the constructing of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accounting. Key words: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the profession morality of the accounting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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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庞长兰，《会计人员应具备的素质探讨》。财会，2006（01）

第6篇：儒家思想价值范文

[关键词] 儒家商业伦理商业活动价值

商品交换活动总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指导下进行的。中国古代儒家所倡导的仁者爱人、先义后利、中贵和、诚信为本等商业伦理思想，在现代商业活动中仍具有重要价值。

一、仁爱至上

“仁爱”是儒家学说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也是其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孔子对“仁”作了大量论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在儒家思想中，仁具有多种内涵，其核心和主要内容是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仁爱作为儒家伦理的一般道德原则，其出发点是“亲亲之爱”，但又不限于亲亲之爱，而是从亲亲之爱出发，推己及人，把“爱人”推及到全体社会成员，即“泛爱众，而亲仁。”（《学而》）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人，自然就会形成协调和谐的人际关系。

儒家“仁爱至上”的精神对于现代商业活动具有重要启示。首先，企业领导者和管理者对内要善待员工，尊重人、信任人、爱护人。知人善任，以信任来换取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使员工和企业同呼吸，共命运，最终换来企业的业绩。其次，对外应当树立“消费者第一”的理念。市场主体应为消费者提供质量过硬的产品和服务，在消费者满意中获得企业的利润。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以社会分工为前提，是为满足他人、满足社会的需要而生产的，因而生产的是使用价值，只有产品对别人有用有利，适销对路，才能实现生产经营者的利益。因此，企业在交换中应考虑对方的利益，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

二、先义后利

“义”是指人的道德价值；“利”是指人的功利价值或物质利益。在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上，儒家提出了“先义后利”和“以义取利”的思想。孔子一再强调“见利思义”（《宪问》）；“见得思义”（《季氏》）。在孔子看来，一个是否有“义”是一个原则性的大问题。孔子并非一概地否定对“利”的追求，只不过认为在富贵利禄面前，不能丧失道德良心，而只能循义而求之。

儒家“先义后利”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事生产和经营赚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一定要先义后利，以义取利。在义和利发生矛盾时，必须让利尽义。当今国内外所有业绩卓著的企业，都是反对“见利忘义”，主张“先义后利”的。这不仅体现在它们一般都重视做善事和促进地区与全社会繁荣上，还更主要体现在它们的生产和经营活动都十分注意不损害消费者和社会的利益。但也有少数企业，“见利忘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道德，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以不义得之，必以不义失之，未有苟得而能长也”（黄石公《素书注》）。只有遵循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义利两全的道德准则，才能使企业在义利两全中实现发展目标。

三、尚中贵和

“中”就是“中庸之道”。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和”就是“以和为贵”。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学而》）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尚中贵和”的理念对于现代商品交换活动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应注重不同经营者之间的互利合作，寻找共同生财之道，所谓“有钱大家赚”。提倡既竞争又合作，反对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搞你死我活，相互吞并。二是应提倡对顾客的和气态度，处处为顾客着想，树立“顾客是上帝”的服务意识。三是应注重企业内部的人际和谐。要求领导设身处地为员工着想，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和身心健康，合情合理地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员工应体谅企业的困难，增强对企业的支持意识；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员工之间应互助合作，克服本位主义，树立全局观念，增强彼此之间的协作意识等。

四、诚信为本

诚信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范畴之一。在孔子看来，“信”是一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据，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可以行之哉？”（《为政》）他还大力主张“谨而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提倡“以信交友”。因为“信则人任焉。”（《阳货》）孔子还提倡以信治国、取信于民。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学而》）;“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

诚信作为一条重要的道德原则，既是人立身处世、自我修养的基本原则，也是人们进行市场交易活动的基本原则。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商界逐渐形成了“诚信为本”的商业伦理。“人无信不立，店无信不开”，“诚招天下客，信揽四方财”。司马迁把商人分为“义商”和“奸商”两类。“义商”恪守诚信无欺、公平交易的原则，深知“黄金有价，信誉无价”。“奸商”则作伪欺诈，牟取暴利，唯利是图，到手为快，不知“信义”为何物。

第7篇：儒家思想价值范文

小说中的四位母亲均来自战火纷飞的旧中国，她们出生并成长于旧中国，在大陆的娘家都曾有着不错的家境，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早在她们赴美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因此她们骨子里信奉的是儒家的伦理思想。她们的四个女儿均生于美国长于美国，在美国文化与教育熏陶下成长，与生俱来所信奉的大多是美国文化中鼓吹的个体与独立，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基于这样的背景，四对母女间的代沟和隔阂冲突就与普通美国家庭的情形不同，反映了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

本文主要从伦理学的角度讨论由于中美价值观的不同而导致的小说中人物间的性格冲突，从而揭示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异同，促进不同文化圈的人们的和谐共处。

一、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差异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典型，美国文化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代表。由于两国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地域环境的差异，中美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伦理思想。一个文化体系的核心就是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不同的价值观源于不同的伦理思想。

儒家伦理思想在中国两三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的历史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因而，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伦理思想，提倡长幼尊卑有序，家庭中小辈必须服从长辈，子女必须绝对服从父母，不得有半点违背。《弟子规》曰：“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否则便是大逆不道，就是“反了”。

西方没有像中国那样一统数千年的传统核心伦理思想，但我们依然可以追溯到其渊源。在早期的欧洲社会中，封建贵族的等级观念很重。14世纪至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其核心是人文主义，把人看作世界的主人，看作是命运的主人，这极大地推动了个人进取精神。另外，在欧美文化中，人们由于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崇尚个性。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就是基督信徒“靠个人信念通过持之以恒的个人灵魂深处追求与奋斗而获得新生”［1］。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提出了“自由、平等”的思想。美国的伦理思想虽然起步较晚，但它继承了以英国为主的欧洲伦理学传统，形成了独特的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其核心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特立独行，而不是百般服从”［2］431。美国伦理思想虽然没有悠久的历史，却富有“美国特色”。美国“辽阔的土地、独立流动的气氛、积极乐观进取的精神等，为美国伦理思想注入了鲜明的美国特征”［2］427，培育了独特的美国精神。

无论是中国儒家伦理思想，还是独特的美国精神，都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二、《喜福会》体现出的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冲突

小说中，随着对这四位女儿成长的描写，作者展示了四对母女间的代沟与文化隔阂。这些冲突集中表现了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四位母亲要按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塑造自己女儿的性格，按照自己的期望教育女儿，而在美国生长接受了美国文化的四个女儿要按美国的价值观生活，无法接受中国传统价值观，两代人无法沟通思想因而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四个女儿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美国人发生矛盾。在女儿方面，她们几乎都不能理解她们各自母亲的过去，而且常常为中国的习俗、规矩大伤脑筋。在母亲方面，因英文的贫乏以及对美国社会的不甚了解，她们无法接受各自女儿疏远自己这一事实。此外，因失落感和望女成凤之心的膨胀，几位母亲都企图控制她们女儿的命运，这无疑激化了母女之间的矛盾。

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冲突其实就是儒家伦理思想与美国精神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家庭中的长幼尊卑和美国家庭中的平等观念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母亲龚林达一直试图教会女儿韦弗利有关中国的气质：如何服从父母，听妈妈的话，凡事不露声色，不要锋芒毕露……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顺从父母，做事中庸，“出头的椽子先烂”。中国人认为，自己的生命是父母给的，从小到大，每一个成长阶段无不浸透父母的养育之恩。因此儿女必须对父母尽孝。“孝”的第一层含义是不仅要尊敬父母长辈，物质上精神上还要无微不至地关怀父母，而且要养老送终、传宗接代。“孝”的另一含义是顺从。“顺”就是在行动上必须尊重服从父母的意志。按照孔子儒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子女必须服从父母。但是，韦弗利从小受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熏陶，强调独立能力，自我意识和反叛心理强烈，所以她抱怨妈妈对她“管头管脚”。当吴晶妹不愿按妈妈的要求弹琴时，妈妈说：“女儿只有两种，听大人话的和不听大人话的。只有一种女儿可以住在这个家里，那就是听话的女儿。”［3］145晶妹顶嘴道：“我不希望做你的女儿，你也不是我的母亲。” ［3］146她认为“我不是她的奴隶，这不是在中国”［3］145，表达了她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无处不在的独立自主观念。妈妈的话一语道破了中美家庭中母女关系的区别。在中国，人们常用“女儿是妈妈的贴心袄”来形容妈妈和女儿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母女关系是诸多家庭关系中最和谐、最容易理顺的。美国伦理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子女和父母之间是平等关系，是朋友关系。美国人在家庭中的权利与平等地位意识极强。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不论长幼，在自己的事情上都享有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其他成员无权干涉。美国人的个人权利意识使得美国父母把孩子作为平等的个体来看待，充分尊重孩子的意见。小说中的四对母女之所以冲突不断，就因为女儿已经美国化了，是典型的“香蕉人”。而中国妈妈仍按华人的传统解释母女关系 例如，在韦弗利第一次婚姻期间，母亲常常不打招呼，随便来访，这在中国人看来再平常不过了，可却遭到了女儿的抗议。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儒家的伦理秩序中，往往不允许晚辈直呼长辈的姓名，这也是长幼有序的要求，否则会被视为没有教养，不懂规矩。《弟子规》中写道：“称尊长，勿呼名。”而在美国，人与人之间不论长幼都可以直呼其名，越亲密越如此，体现了对平等的追求。小说中，瑞奇初次拜见未来的丈母娘，临别时，他紧握两位老人的手，说：“林达，庭姆，我相信我们不久以后还会见面的。” ［3］189 林达和庭姆是韦弗利的母亲和父亲的名字，除了几个同辈的至亲好友外，无人这样直呼他们的大名。这个举动在华人眼里就是“没大没小”！可瑞奇浑然不知，还觉得自己与未来的丈母娘挺谈得来呢。但是吴晶妹和韦弗利等人由于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她们总是以“叔叔、阿姨”等称呼长辈。简单的称呼，体现的却是价值观的差异。 （二）中国式的谦虚与美国式的直爽之间的冲突

为了得到母亲的支持，经过精心策划，韦弗利带瑞奇来家里吃饭。因为她知道“烹饪是我母亲表现她的爱意、骄傲和能力的一种方式” ［3］ 186。谁夸颂她的烹饪，谁就会取得她的欢心。赴宴前，韦弗利反复叮嘱瑞奇：“饭后一定要告诉她，她烧的菜是你吃过的最好的。” ［3］186果然她妈妈烧了一桌丰盛的中国菜，包括她的拿手好菜梅干菜蒸肉。按照中国的习惯，老太太对自己的拿手菜总是先谦虚一番，说自己的菜做得如何不好，其实意在获得大家的表扬。那晚，她满心欢喜地端出自己得意的梅干菜蒸肉，骄傲地放在未来女婿的面前，自己尝了一口后故意谦虚地说：“唉，这菜太淡了，没味，真让人难以下咽。” ［3］ 188那句话实际上是提醒大家快来尝一口，然后称赞她烧的菜如何美味可口。但是，在座的人还没来得及这样做，瑞奇就接着老太太的话说：“你知道，只要放点酱油就可以了。” ［3］188说着就在这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上倒上了一层乌黑的酱油，顿时老太太变了脸色，气得目瞪口呆，弄得在场的其他人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以谦虚为美德，对别人的赞扬、夸奖常礼仪性地予以否认，更不喜欢炫耀自己的成绩；美国人崇尚自我奋斗，常会对别人的赞扬乐于接受并表示感谢，对自己的成绩也乐于展示。瑞奇把一切都搅混了，可他自己还蒙在鼓里，因为他根本就无法理解中国人这种自贬式的谦虚。

（三）儒家伦理中的家族观念与美国精神中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

韦弗利获得全国象棋冠军后，她妈妈喜欢到处炫耀，自己也跟着出名。女儿看不惯这一套，抗议道：“为什么您总是用我来炫耀呢？您想出名，自己学下棋好了。” ［3］ 97儒家伦理重视家族的力量，一家人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母亲们望女成凤，把自己年轻时的遗憾用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女儿们身上，无形中给女儿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女儿成名了，母凭女贵，当妈的当然高兴。可是小说中女儿们崇尚的是美国精神中的“个人奋斗”。她们认为自己的成功纯粹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与父母无关。韦弗利对母亲行为的反感使她最终放弃了下棋。

（四）作为华裔的女儿与美国白人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四个女儿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中国传统教育，但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由于母亲们的言传身教、长期的耳濡目染，这些传统还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成长、思想及各自的婚姻，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的美国人发生了矛盾。韦弗利打算和白人男友瑞奇结婚。可瑞奇比韦弗利小几岁，她担心这桩美国式的婚姻会遭到母亲的反对。尽管对母亲心存怨恨，她还是想方设法试图先得到母亲的认可而没有如瑞奇所说的“说一句‘妈妈、爸爸，我准备结婚了’” ［3］ 189。母亲总是对瑞奇挖苦讽刺。韦弗利向朋友玛琳娜诉苦，玛琳娜建议：“告诉她住手，别破坏你的生活，告诉她闭嘴！”［3］182女儿让母亲闭嘴，这在儒家文化中也是闻所未闻。韦弗利虽然对中国传统伦理——孝道一知半解，却深知作为女儿，是不能对一个中国母亲说“闭嘴”的，“你会被指控为杀人帮凶” ［3］182。韦弗利一方面讨厌母亲干涉自己的婚姻，坚决要独立，另一方面又要顾及中国的孝道，这让她处于矛盾之中，非常痛苦。 

小说主人公之一罗丝是位性格温顺的姑娘，一次她受白人朋友泰德的邀请出席他父母的招待会。这是一个典型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泰德的母亲婉转地表示不同意罗丝和泰德结婚。罗丝听后心里虽然不高兴，但没有公开表示反抗。当泰德得知此事时，他大为恼火。首先他对罗丝不为自己的权利斗争感到吃惊和不解，然后他又当着众人的面大声斥责他的母亲不尊重他的权利。婚后罗丝对泰德百依百顺，因为她相信这是她爱他的表现。这是中国儒家思想中“夫为妻纲”、“夫唱妻随”的伦理要求。然而事与愿违，泰德反而对她产生了厌倦提出离婚。这下震动了罗丝，经过痛苦的反思后，她终于明白了，在美国，作为一个人，她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因此，她决心为自己在婚姻中的权利和平等地位而斗争。泰德发现妻子原来并不是一个唯唯诺诺、毫无权利意识的弱女子，两人竟破镜重圆，生活得比以前更加美满。在这里，先是泰德违背父母之愿选择了亚裔妻子，而后一向没有主见的罗丝学会了对丈夫说“不”。这两件事都表现了美国家庭中的独立意识。

女儿们在与母亲们的不断冲突中长大，经历了各自的快乐、烦恼与痛苦，也希望能缓和一下母女之间的矛盾，试图去理解母亲。小说行将结束时，女儿们已意识到她们需要了解中国文化才能了解自己，克服自己的弱点，并使其变为优势。吴晶妹的中国行从中国传统伦理角度看，实际上是在尽“孝”，完成母亲未了的心愿。母亲们在遭到长期的反抗后，不再利用母亲的权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早已成熟的女儿们了，注意到在她们生活的基础上女儿们正在谱写更为美好的生活篇章。母女间的这种和解，不只是两代人之间矛盾的化解，也是作家的希望，希望华裔的后代能在两种文化间取长补短、和谐地融合。

三、结语

中国儒家思想和美国精神相比，无所谓孰优孰劣，各有所长。处在不同文化圈中的人们应该互相宽容、互相理解，取长补短。只有这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才能减少冲突，和谐共处，最终实现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

第8篇：儒家思想价值范文

关键词：儒家；天人合一；生态危机；现代价值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天，环境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危及人类生存的迫切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提倡回归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追根溯源，我国古代儒家的“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该思想虽然不能直接指导我们解决生态危机，但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不少有益的教诲和启示，进而去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出路，以缓解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构建和谐社会。

一、儒家“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古代天人观中始终居于绝对主流地位，而其文化渊源当首推儒家。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天人合一”思想历经千年仍熠熠生辉。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万物一体”：人与自然的和谐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与自然置于同等的地位，强调“万物一体” 的整体观念，把天地万物看作是一个统一的生命系统，认为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孔子虽没有明确提出过“天人合一”，但他思想中却包含了“万物一体”这一层面。他主张敬天畏天，但他并不认为天就是神，他眼中的“天”主要就是自然界，“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以及“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也就是说，天是自然的，但又是可认识的，人与自然是可以统一的。可见，他将人和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整体。由此可看出，中国先哲早已认识到自然界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存在系统，人类只有和自然环境相互融合，和谐相处，才能共存和受益。

（二）“仁民爱物”：人对自然的道德关怀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把尊重自然、仁爱万物视作人类的崇高道德职责。在儒家哲人眼中，“仁”意味着一种和谐共存的品德，由于“仁”根源于天地“生生之德”，所以，“仁”者不仅要“爱人”，还要关爱万物，即把对人类之爱扩大到对自然万物的爱。这样，一方面，伦理道德具有了保护环境的功能，另一方面扩展了人类的道德关怀，提升了人类的道德境界。

《周易》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名言，借此告诫人们不仅应“自强不息”，充分发挥天赋于人的道德主体性，而且应“厚德载物”，效法大地，将仁爱精神推广到自然界，关爱宇宙万物。可见，这些思想都是儒家歌颂生命价值，仁爱自然万物，要求人类对自然进行道德关怀的生动体现，这是一种保护地球上生物共同体完整和美丽，维护自然界生态平衡的生态伦理思想。

（三）“尽物之性”：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

儒家的“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是中国古代人类在与自然的长期交往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它凝聚着中国古代生态伦理的高超智慧。“尽物之性”是它强调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尽性”就是应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和本性。《礼记·中庸》指出：“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意思是说，天下至诚之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本性，就能发挥万物的本性，也就可以赞助天地促成万物的生长。由此可以看出，儒家不仅注重人的价值的发挥，也注重自然万物价值的实现。

二、当前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

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2009年1月8日在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精辟地指出：“生态危机比金融危机对人类的危害更大，金融危机持续时间不会很长，经济萧条了可以再次繁荣，但生态危机的危害不是几年、十几年，而是上百年甚至很难逆转。”①的确如此，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地球的健康长寿，关系到人类生存的格局，所以，生态危机成为迄今为止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

在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人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即伴随现代性发展而来的生态环境恶化这一事实。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本来就是十分有限的，而人们又在利益的驱使下，对其进行无计划、不合理大规模地开采，使得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人类这种肆意追求效率的做法，最终导致了环境危机的爆发。近年来，各种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全球变暖、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酸雨降落、“臭氧空洞”等现象日益突出，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而这根源显然就是自然对人类贪欲的报复。

三、儒家“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敲响了警钟，而重新研究儒家的“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是我们借鉴人类优秀文化成果解决生态危机的手段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价值进行深入挖掘。

（一）强调尊重自然规律，有利于实现经济和环境的良性发展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我国在经济发展上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却日益突出，人和自然的关系紧张。这是我们每个人所不想看到的。而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对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有着极大的借鉴价值。它主张“赞天地之化育”，人要顺应尊重自然规律，尊重自然万物生长的权利。孔子“畏天命”思想中的“天命”指的就是自然界不为人所见的自然规律，再加上一个“畏”字明显看出他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其都明确认识到自然界的运行变化存在客观规律，强调人们应严格按规律办事并根据四季变化安排生产，使天地万物更好地造福人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在今天，如果我们能积极吸收儒家文化这些生态道德，充分认识到自己对社会和自然的责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自然能承受的限度结合起来，遵循自然内在的规律，必定会实现经济和环境的良性发展。

（二）强调节约自然资源，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

当今社会，随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不少人依仗他们手中的资金和技术，过着远远超过生存基本需要的挥霍自然资源的生活，但是由于地球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这导致人与自然矛盾的产生。所以，要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就应合理地、节俭地使用自然资源，大力提倡资源消费的节约观。节约光荣，浪费可耻，应当成为全社会崇尚的一条生态伦理规范。懂得自然资源不是供人们无限挥霍的财富，而是要为子孙考虑的珍惜的资源。在这方面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非常值得借鉴，儒家强调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有限度的索取，因为有限索取才能用之不竭。孔子就明确提出“节用而爱人”（《论语·述而》）以及“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的生态消费观。这对今天我国建设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启发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的误区

“人类中心论”把人类整体之长远生存利益当作终极目标，以此为基础，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把自然当作沉默的羔羊加以征服利用，无限索取。殊不知，这只能加剧人与自然之间本来已紧张的关系，严重破坏了自然内在的平衡系统，招致自然的严酷报复。而儒家的“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以与自然共生共存为基本态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倡导“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民胞物与”等超我的仁爱观念，这十分有利于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它也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让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的误区，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儒家“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主要强调人对自然的服从，对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不够，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自然的探索和改造，从而阻碍了科学事业的发展。但是，从主流方面来讲，它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态环境的和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为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还能给予正受到生态危机困扰的现代人类以有力启示，使人们有可能找寻到一条通向人与自然和谐的道路。所以，我们应结合当代社会实际，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既注重儒家“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中所蕴涵的合理成分，又要运用现代多种技术手段以及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来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唐忠英，唐建国.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及其生态启示[D].重庆：西南大学，2005.

[2]高德菊，韩照波.论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与生态文明[D].山东：莱芜职业技术学院，2008.

[3]李晓.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D].青海：青海师范大学，2004.

[4]杨通进.人类中心论与环境伦理学[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6）.

[5]黄晓众.先秦儒家生态文化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探析[J].贵阳市委党校学报，1999，（2）.

第9篇：儒家思想价值范文

【关键词】儒家伦理思想；仁义礼智信；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新颖的话题，追溯中国古代，孔子、老子、庄子等先哲都对善恶、义利等价值观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回望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对正义、好坏等问题进行了回答。但是有人的社会永远都不能避开这个问题，一个人心中的核心价值和价值排序关系着社会的秩序，关系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关系着任何一个共同体的未来走向。介于时代的转换，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环境下核心价值在人们心中尤其是大学生这一共同体心中的原形可能都不一样。大学生对未来社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此立足儒家思想来审视当今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从儒家的最高道德准则来透析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可能。

一、儒家伦理思想中的最高道德准则

传统文化历经千年的传承至今，有的在传承的过程中被人们摒弃了，有的继续为当代人所用。而这些被继续传播的文化无疑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应用价值。正是它们的当代价值才使其为我们所接受和继承。而在这些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更是值得我们探讨，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最高道德准则“仁义礼智信”对于当代人尤其是作为接班人的大学生的价值观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儒家所谓的“仁”就是指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爱人是人的本质体现。另外孔子针对我们生活中的行事原则提到：“已所不欲，忽施于人。”这是孔子认为的“仁”在人们生活中的行为准则，教导我们在生活中不仅要达到自身内部的爱人，还要对外做到“仁”，要学会尊重和关爱他人。孔子还告诉我们实行仁的方法：“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孟子的仁政学说也充分体现了儒家“仁”的核心理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阐释了拥有民心是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的智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孟子所认为的推己及人，时刻想到他人，这也是仁的生活写照。

“义”同样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也就是说君子是把义作为最高尚的品德，君子有勇无义就会作乱，小人有勇无义就会偷盗，肯定了义在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的品质中的重要地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要说的正是道德高尚者只需晓以大义，而品质低劣者只能动之以利害。另外，孔子还启示我们在利面前选择义是非常重要的，“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孟子说：“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不属于你的，如果你拿走的话，那就是不义。荀子也认为“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程颐认为“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强调了我们在社会生活中要始终把义放在首位，把社会整体利益放在核心位置。

同样“礼”在儒家思想中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为人方面，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只有约束自己的行为并使之符合礼才能做到真正的仁，并强调“非礼忽视、非礼忽听、非礼忽言、非礼忽动”的行为准则。另外，他还认为“礼之用，和为贵”，也就是说礼的功能主要在于通过礼仪的施行能达到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不学礼，无以立”充分说明了礼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另外礼也是其他社会制度得以顺利运行的基础，“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信，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荀子也认为“礼者，人道之极也”，在荀子心目中礼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左传》中也提到“礼，国之干也”、“礼不行则上下昏”，充分说明了“礼”在一个社会有序前进中的重大作用。

“智”的基本内涵就是指智慧。在孔子的学说之中，《论语·子罕》中的“知者不惑”、《论语·为政》中的“四十而不惑”向我们传达的是掌握了知识，我们就能不被外界所迷惑。孟子认为“智”是“是非之心”，也就是指一个人判断是非的基本能力。《荀子·劝学》中提到“知名而行无过”，我们拥有了智慧和知识，并且能够自知和知人，这样在生活中才会避免错误的发生。因此，“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非常重要。

“信”在儒家思想里解释为讲诚信。《论语·学而》中提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这些告诉我们诚信是我们交友的基本准则；《论语·为政》中“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一个人不讲信用，是根本不可以的。就好像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一样，它靠什么行走呢。这也启示我们诚信是一个人做人的根本，没有了诚信，人就不能称之为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启示领导者，讲诚信才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和同情；《尧曰》中提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说得就是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一个人从政的基本条件。

二、90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存在的难题

“一”与“多”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永恒的价值难题。各种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互相融合等都充分说明了社会文明的高度发展，但是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价值排序的拷问。尤其是对于90后这一新兴群体，思想活跃、自我约束意识薄弱、依赖性强、抗挫能力弱、心理问题突显等等特点都给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构建带了诸多难题。

（一）公德观念具备、道德践行缺位

社会公德作为维持社会公共秩序，调整人际关系的基本道德要求，它是一个民族长期历史文化积淀和累积的结果。当今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公德却面临极大的挑战，尤其是当代大学生的道德践行缺位问题，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在2013年5月4日的讲话中说到：“人类的美好理想，都不可能唾手可得，都离不开筚路蓝缕、手胼足胝的艰苦奋斗。梦在前方，路在脚下。自胜者强，自强者胜。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需要广大青年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奋斗。”不难想见，一个不讲公德的青年是不会拥有远大抱负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远大抱负的青年也是无法崛起的。

从总体上看，当代大学生具有极强的社会公德的观念，然而在实践中却往往极易以个人为本位、从自我出发进行行为选择。比如，“在公共汽车上不让座”、“恋爱双方在公共场所亲昵过度”、“从校图书馆借的书未能细心保管”。当代大学生社会公德意识匮乏，只见整天呼喊社会风气败坏，却严重忽视个人道德修养，更没有意识到用实际行动自觉抵制不良现象的重要性。大家虽然知道这样做不妥，但是在日常行为中已经默许这些行为的“合法性”了。当代大学生关于社会公德的知行不一，或许我们在梁启超那里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梁公直言不讳地说：“公德是中国人最缺乏的品德之一。中国人很早就注重道德说教，但是偏于私德，疏于公德。”私德以家庭为核心而公德以社会为核心，当代大学生如果不践公德只寻私德必会损毁民族之未来。

（二）社会责任意识淡化，个体权利意识浓厚

社会责任感作为一种道德情感，主要是指一个享有独立人格的社会成员对自己的国家、社会、集体以及他人所负责的认识、情感和信念，以及与之相应的遵守规范、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态度。曾记否，霍去病辞谢汉武帝相赠豪宅时说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曾记否，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曾记否，马克思的“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斗争！”。这一句句无不彰显出伟人具有远大的理想、崇高的信念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前，我国大学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倍感缺乏安全感、归属感，从而也淡化了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君子忧道不忧贫”的认识已被残忍丢弃，反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谬论却堂而皇之地被人们尊奉。大学生们为了“适者生存”于这个社会，不得不去提升自己的个人竞争力，以期获得一份满意的工作。毋庸赘言，在个人价值面前，他们视社会责任轻如鸿毛。

（三）尊师敬长行为失范，遵纪守法精神盲目

生于礼仪之邦，当为礼仪之民；身处书香之院，本该知书达礼。尊师敬长本是我国延续千年的礼仪传统，古人云：“三教圣人，莫不有师；千古帝王，莫不有师。”“不敬三师，是为忘恩，何能成道？”先人把自己老师视为自己的生父来致以最崇高的礼赞。诚然，知书达理、待人以礼，应是当代大学生的基本素养，是高素质人才的必备条件，是时代赋予大学生的基本要求。然而，我们却惊愕地发现当代大学生礼仪失范的行为却日益严重，山西一高中生课堂持刀杀死老师、浙江教师家访被学生杀害抛尸荒野、中国政法大学男生课堂砍死教授，他们胁迫师生礼仪的道德底线一退再退。人无礼无以立，其无礼行为更源于当代大学生对于法律精神的无知。他们作为知识的象征，承载了社会全部的期许和信任，然而一点琐事就能让他们不顾法律而做出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恶性事件。2010年药家鑫故意杀人案、2012年安徽医科大学长砍死学弟、2013年复旦大学投毒案，犯案凶手不是恶贯满盈的社会，而是我们平时十分可爱的大学生。谁丢了“礼”，谁就失去了人之为人的资格，谁就辜负了社会的重托，谁就是整个民族的罪人。

（四）学习功利性质明确，真实崇学观念缺失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固然，古之俊杰在艰难困苦面前依然守住了那份对文化本真求索的精神，这正是内心基于对“智”的领悟。但是在当代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什么又是他们投入学习的重要因素呢？根据调查显示，83.9%的当代大学生认为学习是为了获得谋生的功能，他们在学习中也渐渐地抛弃了“智”的本真，转而追求何种“智”能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学习动机的改变折射出当代大学生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当今“考证热”、“考研热”、“公务员热”充斥象牙塔，更是源自于市场与大学的紧密联系，这就很容易导致市场手执大学发展之牛耳。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西方功利主义思潮在我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温床，它影响着各行各业的人，当代大学生也成为了它忠实的追捧者。2013年我国有699万应届大学毕业生比2012年增加19万，创历史新高，成为大学生最难就业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古训在与现实的碰撞中被击的粉碎，大学生在这个矛盾面前向残酷现实屈服了，抛弃真实崇学的遗训。这或许就是著名“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的一个原因。

（五）诚实守信意识弱化，投机取巧心理突显

诚信是维持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道德规范，是一个人立世的根本品质，更是推动社会发展获得较强竞争力的重要资源。但是我国目前却面临十分严重的信任危机，“牛马遍野，夜不闭户”早已成为美丽的奢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缺失使得围墙越垒越高，监控越装越多，沟通越来越假。就社会最后“净土”的大学校园也存在一定的诚信问题。部分当代大学生在失信的洪流中迷失自我、自甘堕落，考试作弊、国家助学金故意拖欠、甚至有学生偷盗的现象。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相悖的是诚信体制的滞后，由此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大学生在这样一个诚信畸形的社会中，看见了太多失信人获益而免于责罚的负面现象，给心灵带来了巨大冲击。另外大学教育也缺乏对诚信的教育，甚至个别老师本身就缺乏诚信，学术造假、收受贿赂、评级黑幕等等，焉能身正为范？

诚实守信意识的弱化必然会导致投机取巧心理的产生，大学生如果不踏踏实实做事而心怀投机取巧的心理，这样就很容易跌入犯罪的深渊。知识在这个时候就很可能会由推动社会前进的杠杆演化为阻碍社会建设的枷锁。刘延东在科研诚信与学风建设座谈会上讲到：“科技工作者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牢记社会责任，坚守学术道德。高水平的科学研究需要高水平的科学家，高水平的科学家要有高水平的精神境界。只有坚守爱国报国、奉献社会、服务人民、追求真理的情怀，才不会让名利动摇诚信。”此番肯綮之谈直指诚信的价值。不难想见大学生如果失信，何以与人交？何以造福于社会？何以立于世？

三、儒家伦理思想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建构的意义

90后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建设的活跃力量，其成长的环境以及文化基础大为不同，其价值观存在的难题也是异化多样。而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经历千年的传承，如今已经影响整个中华大地甚至全世界。尤其是“仁义礼智信”的最高道德准则必定在解决90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难题上有着极大的价值。

（一）“仁”对90后大学生道德践行的价值

儒家所说的“仁”在现代主要是指人们要学会对他人友善，要和他人友好相处，而且还要学会帮助他人，尊重他人。除此之外，还告诉我们也要对自然对社会友爱，必须懂得保护大自然和我们生存的社会环境。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还要对万物给予人文关怀。

而仁的现代含义正是我们90后大学生价值观践行中所缺乏的。尤其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我们的公德观念出现了知行矛盾。社会道德的践行是社会公德观念的真实体现，是社会公共生活有序化的实践保证；社会道德的践行关系着每个社会人的利益，关系着一个民族的整体形象，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社会文明发展进程。正如儒家思想家荀子的知行观所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因此，我们必须在拥有观念的同时，要在现实生活中去实现这些道德观念。

（二）“义”在增强90后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上的作用

“义”在现代我们主要解释为坚持正义，维护公正，追求公正，对国家和社会要有高度的责任意识，在处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时候要知道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对“义”的追求正是我们90后大学生在价值选择中很容易忽视的。孟子认为“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面对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冲突时，孟子告诉我们要选择社会整体利益，把“义”放在首位。社会整体利益包含着个体的自身利益，关系着个人利益的实现，关系着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转；社会整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基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我们必须把社会整体利益放在我们个人利益之前，作为90后大学生，尤其要主动学会承担起社会责任，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更要重视社会责任的履行。

（三）“礼”对90后大学生尚礼守法精神的提升

“礼”在现代的主要涵义有三个：孝敬谦恭，要求人们在生活中要孝敬长辈，尊师敬长，自尊尊人；文明礼貌，主要指在社会生活中要通晓为人处世的礼仪，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学会礼让；遵纪守法，在现代我们强调礼法的结合，树立现代法治精神。

90后大学生在文明礼仪上缺失的案例娄见不鲜，这也说明了对90后大学生进行文明礼仪教育的必要性。文明礼仪是一个大学生文明素质的体现，更是一个大学生踏进社会的基本筹码，关系着我们这个社会良好风尚的建立，关系着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因此，加强90后大学生尚礼守法意识显得尤其重要，我们必须从家庭教育、社会引导、政府立法等多个角度加强大学生文明礼仪教育和引导。

（四）“智”对明确90后大学生学习目的、学习内容、学习方式的意义

儒家所讲的“智”不仅仅是一种智慧、一种知识，更多的是一种方法、一种态度。在现代我们主要解释为勤奋学习、善于思考、求是创新、实践中求真知。

90后大学生在学习上存在的诸多价值误区，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拥有“智”的过程，影响着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儒家的“智”告诉我们必须明确学习目的，我们大学生在校学习不仅仅是获取一纸凭证，我们的学习更多是获取智慧、获取方法，要善于思考问题；我们大学生的学习内容也不仅仅是局限于课本，更多的是侧重要人文知识素养、基本技术技能、日常生活常识等，要学会在实践中求得真理；最后我们的学习方式不仅仅是死学、硬学，更多是要灵活地学习，要有思考地学习，创造性地学习，获取知识的同时，我们更要注重思维逻辑方法的培养。

（五）“信”在提升90后大学生诚实守信意识中的影响

“信”是为人之本，主要是诚实守信，现代内涵主要有真诚守信、遵守诺言、敬业尽责。“信”的三种现代内涵贯穿于我们生活的诸多方面：个人交往、企业合作、国家协作等。

90后大学生在为人处世时需要明白真诚在交友中的重要性，真诚守信通常能够帮助我们寻找挚友，在生活中能够互勉互励，相互支持和帮助；同样遵守诺言也是取得他人信任的重要保证，诺言的失守必定会损害我们自身形象，阻碍我们的行事；敬业尽责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中必须具备的，敬业尽责能够帮助我们获得老板的赞许、老师的帮助、同学的支持。因此，诚实守信在90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中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

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应该扎根于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形成的重要载体，在90后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中我们加大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这种先进文化的份量，强化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而扩展和渗透到90后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中，这必然会有利于当代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