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伦理思想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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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的伦理思想范文

[论文关键词]孔子；儒家；仁；伦理思想；道德原则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吕氏春秋》云：“孔子贵仁。”《孔子家语-弟子行》说孔子“汲汲于仁”。宋儒胡宏说：“仁之一义，圣学要道。”(《五峰文集》)程颢在《识仁篇》中说：“学者须先识仁。”这些论述都反映了儒家对仁的思想原则的高度重视。孔子也多次讲到并强调“仁”，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他甚至还说：“当仁，不让于师。”(同上)《论语》中“仁”字出现一百多次，多处对“仁”的思想原则进行了强调和论述。“仁”是孔子及其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也是其道德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则。孔子以降，“仁”的思想一直为历代儒家学者所重视，并成为儒家道德理论乃至整个思想学说的核心。正因为如此，有人说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学说就是“仁学”。

孔子说：“仁者，人也。”(《中庸》)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在儒家看来，“仁”是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其根本在于“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密不可分。人与自然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其本质与自然的本质是相通的，二者都有其共性。另一方面，在自然界中，人是“天地之心”，是自然界中最可宝贵的，而立人之道，在于仁义。王阳明说：“人者，天地之心；心者，万物之主。”(《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答季明德》)《孝经》中也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易传》说：“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立天之道，日阴日阳；立地之道，日柔日刚；立人之道，日仁日义。”天地之间人为贵，而人之所以“贵”，不在于人有生命、有感知，而是在于人有仁义道德的伦理观念。

从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来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也在于人具有道德理性，在于人对于仁义道德的追求。孟子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在孟子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并不多，重要的在于君子懂得事物的道理，了解人伦之情，凡事能够)A仁义出发。由此，孟子还进一步概括出了仁义礼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正是这些以恻隐、羞恶、辞让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内在的道德情感，使人超越了自然状态，并与禽兽区别开来，也使人在任何道德处境中，都保持着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在孟子看来，是否具有仁义礼智“四端”，也是人与非人相区别的标志：“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同上)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人是从仁义礼智的道德理性出发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的。陆九渊阐释和发挥孟子“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话时说：“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日‘此之谓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陆九渊集·与李宰二》)他还说：“儒者以人生天地间，灵于万物，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象山全集》卷二)人之所以是天地间的精华，是万物之灵，就在于人是社会的人，是具有道德理性的人，并且是以仁义礼智的道德要求作为其行为的出发点及其评判标准的。

从人之本性的角度来看，“仁”是人的本然之善心，是人本来就具有的善良意志，是人的本质之所在。在人性问题上，儒家虽然也存在不同观点的争论，但一般说来，大多数儒家学者都承认和肯定人性有趋善的倾向，认同人具有善良本性的观点。之所以说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人有善良意志，具有“仁义礼智”之心。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他在阐述仁义礼智“四端”时还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他还提出了“良能”、“良知”的概念：“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仁义礼智是人生而俱有的东西，而不是由外部强加于人的。朱熹明确提出了“本然之善心”说：“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朱熹：《四书集注》)陆九渊也充分肯定了人的善端“本然”性：“四端万善，皆天之所予，不劳人妆点。”(《陆九渊集-语录下》)王阳明则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良知”说：“吾人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贤，天下古今之所同也。…‘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这些论述，都肯定了“仁”与人之本性的天然联系。

孔子及其儒家认为仁包括所有美德，仁是其他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的总纲，也是其他优秀道德品质的核心，义、礼、智、信、忠、恕、孝、悌、恭、敬、宽、惠、敏、讷、刚、勇、毅等都体现着“仁”的精神，都贯穿着“仁”的思想和要求，同时又都可以归结于“仁”。

子张问仁时，孔子回答：“恭、宽、信、敏、惠”，并指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樊迟问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还有一次孔子回答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他还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又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等等。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诸德中，“仁”居于主导的地位。正如朱熹所说：“百行万善总于五常，五常又总于仁。”(朱熹：《朱子语类》卷六)“仁义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同上)这些都说明，在儒家道德理论中，“仁”是其他诸德的核心和总纲，统摄其他诸德，其他各项道德规范、道德范畴，以及道德境界和道德品质，都是“仁”的原则的具体展开和体现。

《论语》载：“颜渊问仁。子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日：‘请问其目。’子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只有约束自己，按照礼的要求选择自己的行为，才是“仁”。要使自己的行为合于仁的要求，就必须做到不合礼的事不看，不合礼的话不听，不合礼的话不说，不合礼的事不做。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是不能实行和达到礼的要求的。这说明，礼的具体形式是由仁的内在要求所规定的，离开了仁，礼就失去了意义而徒具形式；仁是内在的要求，礼是外在的表现，二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如果说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话，那么礼则是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实现其本质的方法和途径。仁是礼的基础，礼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制度上礼节上的具体要求和规定，必须建立在内在的仁爱的基础之上，依礼而行是仁的根本要求。

儒家将“仁”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强调“为政以德”，构成了其仁政、礼治的政治模式。孔子说：“民之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在他看来，百姓对于仁德的需要，超过了对于水火的需要；有跳到水火中而死的人，而没有因实行仁德而死的。孔子还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淮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淮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这些都说明和强调了仁政礼治的重要。孟子发展了仁政的思想，进一步肯定和强调了仁德对于为政者及其治理国政的重要。他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因此，他极力主张“施仁政于民”(《孟子·梁惠王》)，并主张“德教”，强调“善教”，“德教溢乎四海”(《孟子·离娄上》)，“善政不如善教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孟子·尽心上》)荀子还在仁政方面发展了“礼治”的思想，把“礼义”视为“道德之极”。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荀子·议兵》)这些观点和学说，都是仁的思想原则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推广和运用。

就仁与义、孝、悌、恭、敬、忠等道德规范和范畴的关系来看，仁与这些道德规范和范畴也是紧密联系的，而且“仁”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论语》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礼记·儒行》中说：“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孟子》中多处论及仁与义的关系：“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并要求人们做到“居仁由义”(《孟子·告子上》)二程说：“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二程集·遗书》卷十五)朱熹说：“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可以说，“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原则，在其他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中，都贯穿和体现着“仁”的要求。

朱熹说：“‘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朱子语类》卷六十一)清代儒家学者戴震说：“仁者，生生之德也。”(《孟子字义疏正》)李恭说：“生生即仁也。”(《论语传注问·学而一》)近代学者康有为也说：“仁……在天为生生之理。”(《中庸注》)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宇宙生育万物的“生生之德”。

儒家学者常以果实之“核”比喻“仁”，即以“果仁”喻“仁”，以阐明其“生生之理”。“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可见仁矣。”(谢良佐：《语录》)陈淳《北溪文集》载：“问：‘程子言仁日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阳气发处乃情也?’先生日：‘岂惟谷种。凡果实核内，其中心皆日仁’。”元代儒家学者方逢辰说：“先儒论仁，最善名状者……指草木之核，种之即生，道以为仁，其中一包，皆生理也。虽然，此物借草木之核而言耳。人之核安在?日心。天地之心安在?日人。夫生生不息者，天地之心也，然其心不能直遂，必以托诸人。人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故万物皆备于我。而天地之所以生生者，实寄吾性分之内，天高地下，一日无人，则天地特块然者耳。故孟子日：‘仁者，人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人心不仁，则天地之心亦死矣，故孟子又日；‘仁，人心也。’七篇之书，自首至尾，切切焉以陷溺人心为忧，凡教人日存，日养，日尽，日求，日心之端，日心之官，日根心，日生心，日物之长短轻重心为甚，直指人之识痛痒有知觉处示之，非便以知觉痛痒为仁，特欲其切己省察而仁活其本心也。不然，死灰而已，槁木而已，顽石而已，此之谓不仁。”(《石峡书院讲义》)仁爱之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性的基础，同时也只有坚持和遵循仁爱的伦理原则，才能协调和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问，以及上代人和下代人之问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保证人类世代的生生不息和持续发展。

正是从这一思想观点出发，儒家既强调从血缘关系中引申出来的“亲亲之爱”，但又不限于亲亲之爱，而是要求从亲亲之爱出发，推己及人，将仁爱的思想情怀推及到全体社会成员乃至于世间万物，即“泛爱众”(《论语·学而》)。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就是说要由亲爱自己的亲人进而仁爱百姓，由仁爱百姓进而爱惜万物。康有为也说：“孔子之道有三：先日亲亲，次日仁民，终日爱物，其仁虽不若佛而道在可行，必有次第。乱世亲亲，升平世仁民，太平世爱物，此自然之次序，无由躐等也，终于爱物，则与佛同矣，然其道不可易矣。”(康有为：《大同书辛部·四禁》)从仁的原则出发，就应不止于亲亲之爱，而是应由“亲亲”扩展于“仁民”乃至于“爱物”。

儒家提出“仁者爱人”，要求在实践“仁”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到“爱人”。“仁”的道德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遵循和广泛贯彻，是建立和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道德氛围和社会环境的基础和条件。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除了亲人问的“亲亲之爱”外，还有与其他人的其他性质、其他形式的爱。

如儒家所说的恻隐之心或日不忍人之心，也是爱心的一种表现形式。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孙丑上》)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是“仁”之萌芽，也是仁爱之心的心理依据和主要内容。这种仁爱之心推而广之，就是由“仁之本”到“仁之充”、“仁之广”，使“孝弟于家”的“亲亲之爱”，“流惠于邑”、“推恩于国”、“锡类于天下”：“是故其仁小者则为小人，其仁大者则为大人。故孝弟于家者，仁之本也；睦姻于族者，仁之充也；任恤于乡者，仁之广也。若能流惠于邑，则仁大矣；能推恩于国，则仁益远矣；能锡类于天下，仁已至矣。”(康有为：《长兴学记》)儒家还根据所“爱”的远近广狭，将仁爱之心区分为“大仁”、“小仁”：“夫大仁者，爱近以及远，及其有所不谐，则亏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于妻子。”(刘向：《说苑·贵德》)

儒家认为，“爱人”是人们在实践“仁”的过程中的首要的指导思想和道德要求。“所谓仁者，爱人也……仁莫大于爱人”(《淮南子·泰族训》)。朱熹说：“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事。仁者，爱之体；爱者，仁之用。”(朱熹：《朱子语类》卷二十)“仁之发处自是爱”(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仁”的根本要求和精神实质即是“爱人”，“爱人”是“仁”的体现和具体运用。按照仁的原则，所谓“爱人”就是以爱己之心爱人，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时，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和考虑，做到先人后己，舍己为人。当他人需要关心和帮助的时候，要尽其所能，甚至做出必要的自我牺牲。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仁”的根本要求在于以广博的仁爱之心对待和关爱他人，而不是自爱；一个人如果不能使别人得到他的爱，虽然他非常爱自己，也不能说其行为是合乎仁爱原则的。所以，张载强调：“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张载集·正蒙·中正》)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以“爱人”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做到爱人如爱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可友善融洽，整个社会也就稳定和谐。

第2篇：儒家的伦理思想范文

论文摘要:先秦儒家已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初步认识到生物体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在“天人相分”的观念中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发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下提出“仁民而爱物”，维护自然生态的平衡，没有“天人相分”的“天人合一”是不健全的，“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是以时代精神的主旋律为根据的，离开时代精神，也就无所谓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起，伴随着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形成的，但这并不能据此论定我们的祖先没有生态伦理意识。先秦儒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十分注意总结自然界的规律，在保护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永续利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1、先秦儒家的生态自觉意识

先秦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来源之一，一个基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生态伦理学是建立在自觉地对生态学的科学认知的基础上。

先秦儒家认识到单个生物物种的存在是不可能的，生物的存在和发展必须要以种群的方式进行，他们对自然界生命系统的组织层次的认识，是用“类”、“群”、“畴”等概念来表达的。

长沮、莱溺，辐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授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忧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鸟兽不可与同群”说的是鸟兽分属于不同的群。他还从生态学上提出了“类”的概念。孔子曾说:“丘闻之也，剖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荀子也说:“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草木畴生，禽兽群也，物各从其类也”。荀子已经把植物(草木)和动物(禽兽)区分为生物系统中的两种不同的类，并且认识到草木以“丛”的形式生长，禽兽以“群”(类)的方式存活，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先秦儒家对生物及其环境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这些都指出生物的生存离不开一定的环境，环境决定生物的存在。先秦儒家在关注环境的同时还注意到了生物之间存在着的食物链的关系。“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即草木为动物提供了食物，而当动物的数量减少时，植物就会茂密地生长。

在农业社会条件下，先秦儒家对时间结构中的季节规律尤为重视，他们用“时”来反映和概括生态学的季节规律，形成了一些重要的认识。“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滋基，不如待时”。这就是说，作为条件和环境的生态学季节规律的“时”是不可超越的。因此，先秦儒家以“时”为媒介将人和自然联系起来，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要求人们根据季节的变化来合理地安排获取自然资源的活动。“挎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

2、“天人相分”—改造自然的依据

人类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去参与自然的创造和化育过程，使得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荀子称这种能动性和创造性为“制天命而用之”。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愿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在荀子看来，与其高喊“惟天为大”而仰慕它，不如把天看作自然的物质而控制它;与其“顺天”、“从天”而歌颂它，不如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与其仰望天时而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因时制宜地利用天时;与其消极地听任物类的自然增多，不如积极地施展人的才能而促进物类的化育繁殖。因此，他认为只要发挥“人治”的作用，善于经营管理，就能提高生产，增加收获。

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荆车;雹笼鱼鳖鳅鳗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亮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

先秦儒家认为，作为自然之天，它的存在变化具有自身的某种特定的规律性，“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所谓“故”，即是指自然界的规律。因为自然界有“故”，所似人可以通过对自然界所获得的某种规律性进行类推，由近及远，由古及今，得到更多的更广泛的认识。但在他们看来，自然的规律是客观的，并不取决于人的意志，“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柴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对自然界的这种客观规律，人们只有遵循它才能取得好的结果，“应之以治则吉”，如果违背它，就要遭殃，“应之以乱则凶”。

3、“天人合一”—维护生态的依据

先秦儒家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提出了天人和谐、均衡、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并提出了“仁民而爱物”的观点。“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概念，是人类道德的最普遍、最基本的原则，它虽然始于爱亲，但并不终于亲，甚至于要超出亲情的范围来“泛爱众”，并最终将爱心推及最广大的万物。“仁民而爱物”的思想是将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推广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仁爱的精神和情感贯注于自然万物。

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在这里阐述了仁的层次性，即对于“亲”、“民”、“物”三种不同层次的对象，应该采取相应的程度不同的态度—“亲”、“仁”、“爱”，也就是说，对亲人要“亲”，对民众要“仁”，对万物要“爱”。这三步自成系统，是先秦儒家仁爱思想的逻辑展开。而这正是人类道德情感投射于外物的表现，在他们看来，动物存在着与人相似的道德情感，所有动物对自己的种群都具有一种天生的情感，当自己的同伴受到伤害时，它们都会流露出一种同情心，而当自己的同伴死亡时，它们都会发出撕人心肺的哀鸣:

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逾时，则必反沿。过故乡，则必排徊焉，鸣号焉，娜蜀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扰有惆憔之顷焉，然后能去之。

动物尚且对同类的不幸遭遇具有悲哀和同情之心，人类则更应该自觉地禁止这种伤害动物的行为，保证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孟子甚至认为人固有一种爱护生命的侧隐之心: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休惕侧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这种被称为“侧隐之心”的同情心，不是后天的思虑所得，乃是先天的本能，是人天生的对生命的同情之能力，人与人正是凭此得以感通。

“仁民而爱物”的实际内容就是将自然保护作为落脚点。先秦儒家在人类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认识到自然是人类的生存的根本。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虎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转贴于 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

在这里，荀子和孟子充分肯定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的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基于天之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从持续发展、永续利用原则出发，先秦儒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针对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保护措施:

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雹尾鱼鳖鳅鳝孕别之时，周苦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尤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苦不入垮池，鱼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这里先秦儒家明确提出了重视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根本目的是为了“利国富民”，甚至把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同国家政治联系起来，认为这是王道政治的起点，是同“养生丧死”息息相关的大事。而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季节规律，即按照四季来安排“时禁”和“时弛”是保护自然资源的主要手段，并且认识到保护自然资源就是要注重资源的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即“不夭其生，不绝其长。”

4、“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矛盾统一

“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生态伦理学价值就在于它们不仅为儒家的生态伦理学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且为现代生态伦理学提供了一种哲学构架—人与自然和谐、协调、一致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这正是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所缺乏的东西。“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不仅是克服人类中心论顽症的一剂猛药，而且是从生态中心论过渡到生态协调论的一副良性的催化剂，是从现代工业文明过渡到后现代的“桥梁”。事实上，只有将“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互补起来，才能为生态伦理学提供科学的哲学基础。

“天人合一”要求在处理人类和生态环境关系上追求和谐、圆润、统一的境界。人不仅与自然平等，而且与自然浑然一体。世界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是不可言说的，不可思议的，其中根本就没有差别。人与世界万物，只是在一定认识层次上差别，而在更高层次上彼此相融，无法分别，即哲学所谓“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第3篇：儒家的伦理思想范文

【关键词】儒家 生态伦理 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福祉，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一系列负面效应，造成的生态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伦理思想提供了实现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的准则和道德关系，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中恰恰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这些生态伦理思想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值得深入挖掘。

“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

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内涵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天人合一”是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在儒家看来，“天”是宇宙的最高实体，“人”是其中的一部分。孔子从天道与人道高度统一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延续到了人以外的自然界，构建了一个“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为核心的生态伦理学思想体系。他指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认为，只要通过推己及物，推己及人，就能够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动态平衡、和谐共生的状态。荀子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认为天有自身的运动规律，是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界，认为人与天各起各自的作用，和谐共生。张载在孔、孟思想基础上，又提出“民胞物与”，指出万物是我的好朋友，人民是我的同胞兄妹，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统一。

儒家通过两条路径阐述天人合一。第一，以天为核心，遵循自上而下的路径，天在不断进化过程中赋予了人以自然的生命。第二，以人为核心，遵循自下而上的路径，人能够更加理性地认识理想的价值，保存了天生生不息的进化机制。在这种“天人一体”的双向互动中，人通过自身的不断实践，澄清了人而为人自身存在的意义，彰显了天作为价值根源存在的意义，与此同时，天也赋予人内在价值。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伦理思想的行为规范。崇尚勤俭、反对浪费是我国的传统道德规范。儒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伦理规范告诉人们，对自然资源要合理使用，建议人们“钓而不纲，戈不射宿”。这些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孔子“取之有度”的生态智慧。孟子“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闯兀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描绘了他理想的生活环境，极力反对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在荀子看来，“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不可去，求可节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他主张通过“道”来节制人的欲望。如果人们按照“道”来行事，近就可以接近他的欲望，退就可以节制他的所求所要。因而，对于那些不可尽也不可去的欲望，要加以引导，倡导人要合理地利用天，使天能够为人服务。朱熹进而提出了私欲与天理对立统一的思想，要求人们不要被欲望所引诱，保持道德自觉。

“圣王之制”彰显了生态伦理中的法律保护。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延续到法律领域，在儒家的一些经典著作《周礼》《礼记》等都记载了有关生态资源的立法保护。比如，禁止人们乱捕乱猎、乱砍乱伐，保证生物的生长期，防止生物匮乏。这一传统在有关的法令中传承下来，荀子把它概括为“圣王之制”，“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秋鳝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湾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礼记・月令》规定为了遵循自然规律，每个月所从事的生产活动都要和保护环境资源密切结合，严格保护自然，不去触碰种种禁忌。例如，正月的禁忌是“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天飞鸟”。这种为保护自然环境而形成的禁令、礼制逐渐演变为历代王朝的法令。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这样记载：“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陧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麂卵，毋毒鱼鳖，置阱罔，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绾享者，是不用时。”儒家保护自然环境的法令还演变为一些家族的族规，例如，清代江苏昆山《李氏族谱、族规》规定：“如有乱砍本族及外族竹木、松梓、茶柳等树及田野草者，山主佃人指名投族，即赴祖堂重责三十板，验价赔还”。

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树立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就告诫人们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意味着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努力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不要为了满足一时的需求而导致人与自然分裂。孟子、荀子还详细阐述了具体做法，强调人类要保护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这样既有利于自然界，也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利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并非主仆关系，而是伙伴朋友关系。在这种和谐关系中，人类自身就越能实现更好地可持续的发展。这与当今生态伦理学上所强调的人类在利用自然时应遵循自然规律的观点是一致的，人类对自然应该怀有感恩之情、敬畏之心。

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有助于人们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选择适度的消费方式。儒家的“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思想和道家的“知足去奢”思想，告诫人类应当克制自身欲望，珍惜、节约资源，既考虑到当前，也应该考虑到未来，引导人们树立正确合理的消费理念。这一思想与当今社会存在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思潮是针锋相对的，与此同时，也将进一步引导人们更加注重环境、资源在代际之间的公正分配，给自然留下更多的修复空间，给子孙留下地绿、天蓝、水净的生存环境。因而，人类应该提倡一种既符合生态发展，又与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相一致的生活方式，既不危害生态环境，又满足人类自身需求的，绿色、自然的消费观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儒家的一些经典著作中强调对生态资源进行立法保护，这对当今生态文明的建设依然有借鉴价值。比如，建立责权明确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划定草原、森林、海洋等生态保护红线，对不达标排放等一系列违法行为零容忍，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建立损害赔偿制度，努力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环境保护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与每个人的生活、健康等密切相关，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应建立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的长效机制，加大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力度，使每个人都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与自己息息相关，自觉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作者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注：本文系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项目编号：16240041010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筒》，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

第4篇：儒家的伦理思想范文

[关键词] 儒家商业伦理商业活动价值

商品交换活动总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指导下进行的。中国古代儒家所倡导的仁者爱人、先义后利、中贵和、诚信为本等商业伦理思想，在现代商业活动中仍具有重要价值。

一、仁爱至上

“仁爱”是儒家学说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也是其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孔子对“仁”作了大量论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在儒家思想中，仁具有多种内涵，其核心和主要内容是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仁爱作为儒家伦理的一般道德原则，其出发点是“亲亲之爱”，但又不限于亲亲之爱，而是从亲亲之爱出发，推己及人，把“爱人”推及到全体社会成员，即“泛爱众，而亲仁。”（《学而》）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人，自然就会形成协调和谐的人际关系。

儒家“仁爱至上”的精神对于现代商业活动具有重要启示。首先，企业领导者和管理者对内要善待员工，尊重人、信任人、爱护人。知人善任，以信任来换取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使员工和企业同呼吸，共命运，最终换来企业的业绩。其次，对外应当树立“消费者第一”的理念。市场主体应为消费者提供质量过硬的产品和服务，在消费者满意中获得企业的利润。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以社会分工为前提，是为满足他人、满足社会的需要而生产的，因而生产的是使用价值，只有产品对别人有用有利，适销对路，才能实现生产经营者的利益。因此，企业在交换中应考虑对方的利益，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

二、先义后利

“义”是指人的道德价值；“利”是指人的功利价值或物质利益。在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上，儒家提出了“先义后利”和“以义取利”的思想。孔子一再强调“见利思义”（《宪问》）；“见得思义”（《季氏》）。在孔子看来，一个是否有“义”是一个原则性的大问题。孔子并非一概地否定对“利”的追求，只不过认为在富贵利禄面前，不能丧失道德良心，而只能循义而求之。

儒家“先义后利”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事生产和经营赚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一定要先义后利，以义取利。在义和利发生矛盾时，必须让利尽义。当今国内外所有业绩卓著的企业，都是反对“见利忘义”，主张“先义后利”的。这不仅体现在它们一般都重视做善事和促进地区与全社会繁荣上，还更主要体现在它们的生产和经营活动都十分注意不损害消费者和社会的利益。但也有少数企业，“见利忘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道德，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以不义得之，必以不义失之，未有苟得而能长也”（黄石公《素书注》）。只有遵循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义利两全的道德准则，才能使企业在义利两全中实现发展目标。

三、尚中贵和

“中”就是“中庸之道”。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和”就是“以和为贵”。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学而》）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尚中贵和”的理念对于现代商品交换活动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应注重不同经营者之间的互利合作，寻找共同生财之道，所谓“有钱大家赚”。提倡既竞争又合作，反对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搞你死我活，相互吞并。二是应提倡对顾客的和气态度，处处为顾客着想，树立“顾客是上帝”的服务意识。三是应注重企业内部的人际和谐。要求领导设身处地为员工着想，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和身心健康，合情合理地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员工应体谅企业的困难，增强对企业的支持意识；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员工之间应互助合作，克服本位主义，树立全局观念，增强彼此之间的协作意识等。

四、诚信为本

诚信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范畴之一。在孔子看来，“信”是一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据，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可以行之哉？”（《为政》）他还大力主张“谨而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提倡“以信交友”。因为“信则人任焉。”（《阳货》）孔子还提倡以信治国、取信于民。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学而》）;“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

诚信作为一条重要的道德原则，既是人立身处世、自我修养的基本原则，也是人们进行市场交易活动的基本原则。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商界逐渐形成了“诚信为本”的商业伦理。“人无信不立，店无信不开”，“诚招天下客，信揽四方财”。司马迁把商人分为“义商”和“奸商”两类。“义商”恪守诚信无欺、公平交易的原则，深知“黄金有价，信誉无价”。“奸商”则作伪欺诈，牟取暴利，唯利是图，到手为快，不知“信义”为何物。

第5篇：儒家的伦理思想范文

论文关键词：先秦儒家；政治伦理；人性预设；人皆向善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激烈动荡的历史发展阶段。诸侯争霸，战乱频繁，物欲横流，善恶毕现。诸子百家纷纷从治世安民的社会需要出发，反思和探求人性，以期为社会治理寻找道德根据。对于积极人世、关注人生价值而又重视社会等级秩序的先秦儒家来说，提倡“仁”，强调“礼”，追求德治和等级秩序和谐，势必要有一个合理而有力的人性依据。人皆向善的人性预设，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人性根基。

一

自从人猿揖别以来，人类就开始思索人的本性是什么，如何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怎样维护社会的有序和谐等问题。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与探求。在人性假设上，善作为人性的价值或者说人的道德本质，人皆向善作为人的本性或者说行为趋向，理当成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建构的着眼点。从根本上说，先秦儒家的人皆向善，强调的是人的人性自觉和意志抉择，这既是礼制秩序建立的人性依据，又是政治运行的理想目标。孔子作为儒学的奠基者，他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命题，开启了先秦儒家人性论的研究。

虽然，我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对人性问题的关注程度较低，他的人性思想也不被人注意，甚至他的学生子贡也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但是，孔子的人性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唐凯麟指出的：“孔子是儒学的开创者，也是首先关注人性问题的思想家”。他不仅在人性论上为后学奠定了基本的框架和思路，而且还蕴涵了其后儒学一切人性学说的矛盾发展的内在要素。

第一，“性相近”是指人类具有共同的本性。虽对这个共同的本性是善是恶，孔子并未言明，但他的人性趋善的思想倾向是可以肯定的。他说：“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等等都说明了孔子的性善倾向。第二，所谓“性相近”，也并不是指人性的彼此等同，而是在善的大前提下，仍有性质的差异，程度的高低。第三，“习相远”则指出了人性由于后天习染而产生的差异性。孔子认为，人性善的差异是后天的习染造成的。所以，他指出了后天学习和教育的重要性。

当然，孔子的人性论目的是为收拾人心归属，整顿社会秩序服务的。所以，他又特别强调“仁者爱人”的人性依据，最终又把人性归结到善的方面来。孔子认为，仁是一种人本来具有的共同特性，“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既然是善的，在社会关系中，就表现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仁心和善德。从仁出发，循善而行，才能达到修己安人、推己及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博施济众的目的。在此基础上，仁和善还要符合构建社会秩序的“礼”的要求，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就是说，礼是人们应该遵循的正道，避免行为脱轨而发生违礼的事情，就是克己复礼，也就是仁了。在这里，孔子强调了仁和礼的统一。仁是礼的内在根据，礼是仁的外推规则，个人言行符合公共生活规则与社会道德规范，就成了仁和善的伦理精神与政治要求。

孟子是先秦儒家人性论的集大成者，他从孔子的仁学出发，肯定人天生就具有善良的本质，能够以同情心去爱人，这种善良的本质，是植根于每一个人心中的仁义礼智。因此，他明确主张性善论。首先，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道德是只有人才具有的本质属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规定性。其次，人性善是人的先验本性，人天生具有“良知”、“良能”等善的品格和仁义礼智等道德理性。“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告子上》)。善良品德并非由外部灌输，而是人们内心先天就具有的，孟子从这种先验论出发，充分肯定了人类天生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正是这“四心”，使人们天生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再次，孟子认为，人们如果保存和扩充上述“四端”，就可以发展成仁义礼智“四德”，进而达到至善。在这个意义上，“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每个人都可以因具有仁心善德而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不可否认，孟子的性善论也是为其政治伦理寻求道德根据的。他认为，人性善与政治伦理具有内在的亲和关系，甚至是内在的一致关系。性善与不善对政治伦理行与不行，密切关联。因为，人的善性良心，不单只是支配个体行为的向善性，而且支配着个体在公共生活和社会关系中的向善性，对和谐政治与社会秩序至关重要。所以，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上》)。这充分表达了他对仁心善德与仁政德政紧密关系的高度关注，并告诫统治者，只有以仁心善德行仁政德政才能治理好国家。

苟子关于人性的思考，与孟子有明显的不同，他针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的主张。他说：“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苟子·性恶》)，“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苟子·性恶》)，“人之性恶，其善伪也”(《苟子·性恶》)。这表明，苟子是把人的自然欲望视为人性，这种欲望是天生的，不加约束，任其发展，就会对社会造成危害，故人性本恶。人的这种自然欲望或谓天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生理的层面，“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苟子．．陛恶》)。二是心理的层面，“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苟子·性恶》)。不论是生理层面的耳目口鼻之欲，还是心理层面的荣辱利害计较，都体现出人本性上对利的追逐，对害的回避。

既然，人性本恶，如果任其发展，就必然会导致争利避害现象的发生，社会也就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所以．苟子认为，防止这种混乱无序的方法，就是制定礼义，对于这种人性本恶的自然本性，只有用礼义道德来节制和改造，才能引导人们弃恶从善。他把符合礼义道德的行为叫做善，把不符合礼义规范的行为叫做恶。由此，苟子一方面承认，人性虽恶，但经过道德教化之后，可以使“恶”转化为“善”。他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苟子·性恶》)，“人之性恶，其善伪也”(《苟子·性恶》)，“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苟子·礼论》)。苟子将“伪”与“善”相连，这个“善”无疑具有价值目标和政治意蕴；另一方面，苟子又特别强调礼义规范的作用。他说：“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苟子·性恶》)。这就是说，对于人的自然本性要用礼义去制约、改造，引恶向善，变恶为善。善是后天教化出来，善是礼义道德的基础，但善也要靠礼义来规范和践行。

二

表面看来，在人性问题上，孟子言性善，苟子道性恶，似乎截然相反，水火不容。但是，如果透过表象，二者并无本质的区别和原则的分歧。只不过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些人性善的道德规范，是人天生具有的，是人的本性的逻辑展开；而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些善良品德是后天才有的，是对人性改造的结果。因此，孟、苟最终从不同角度都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主张。分析孟、苟对人性善恶问题的关注与驳难，对于我们弄清他们思想本质的一致性及其作为政治伦理的人性基石，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人性善恶的问题上，孟子与同为儒家弟子的告子有过一场旗帜鲜明的论争。告子认为，人“性无善无不善也”(《孟子·告子上》)，并做了两个例证：一是“性犹杞柳也，义犹杯圈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圈”(《孟子·告子上》)；二是“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对告子的人陛观，孟子是完全排斥和反对的。第一，孟子对告子的例举性人性诠释，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杞柳与杯圈，诚然有异，但杯圈的制作，却要循杞柳本性才行。而水的东西流向虽无定规，但水之向下流动，却是其固定的性质。因而人之性善，就犹如做杯圈的杞柳，也如必定向下而流的活水，是有定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才能确立，才不致于同禽兽混同。第二，孟子又将善的资质和本性，具体化作善之四端，并强调了它的重要性。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他特别强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如果将人性之善“扩而充之”，就会发展成为仁义礼智四种崇高、美好的社会道德。

孟、告二人关于人性之争，所关涉的问题，对政治伦理的人性依据和定位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一，政治伦理所依靠的德性权威，必须内植于心，才能保证它具有可靠的生长点。如果外悬于人，也就意味着人性善只是一种约定、一种后天习得的东西，改变它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其二，假如人性善被设定为外在的东西，依托其上的政治伦理就缺乏坚固的基石。政治的协动、合作，也就只有依赖于人们自然形成的意愿。而人以好利避害之心，来确定个体自我行为的价值取向。’这样，强权与暴力就会成为支配人的社会行为，引导权力运作的力量，上下有定的社会秩序就会被打破，以下犯上和争权夺利的纷争混乱必定会发生。孟子认为，善植于人心而外推于政治，一切有序；善外悬于人心而落到政治层面，就一切混乱。人性善的背后，关系着国家的治理与社会的秩序。

如果说，孟子的人性论具有较强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的话，那么，苟子的人性论则更多的是道德现实主义。而与社会历史的发展相契合，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也正是逐步由道德理想主义过渡到道德现实主义的。其目的都是人世为用，为现实社会政治生活服务的，旨在构建等级秩序，实现社会和谐。因此，孟、苟在人性善恶问题上的不同与孟、告论争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可相提并论。

苟子认为，孟子的人性善，一是导致了对“天性恶与后成善”的混淆；二是导致了对圣人“化性起伪”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抹杀。其结果是无法引中出普遍有效的人性引导方法和富有力度的社会规则系统。他说：“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苟子·性恶》)，他认为，性恶是天成之性，性善是习得之善。苟子实际上是主张，人性善是后天习得和教化的结果，要成就善还得用礼义规范去节制和改造，强调了礼义在为善中的作用。可见，孟苟并不是在同一层面上讨论人性，前者关注的是人的特质和本性，后者把握的是人的本能和自然欲望。因而，苟子对孟子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为了立论的方便，并不构成对孟子人性结论、价值取向的颠覆与逆转。同时，苟子对孟子的批评，对性恶善伪的划分，并不构成对人之为人的特质在于善的否定，倒是更加强化了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善的论证。

在苟子的人性论看来，国家治乱的原因不在于人们欲望的多寡，而在于欲望被赋予的理性程度。因此，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是人们对礼法自觉遵守的结果。苟子的这一思想，决定了他必然从客观物质生活上来关注天下百姓的利益，强调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合理性，而不是像孟子那样更多地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来阐发其人性学说和民本主张。如果以所谓的“内圣外王”论，孟子解决的是“内圣”，苟子解决的是“外王”，前者是后者的根据，后者是前者的指向。因此，苟子以人性论政的主要支持根据及最后的归结点，仍然是一个善字。他说：“积善而全尽，谓之圣；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苟子·儒效》)。苟子最终也得隽恕巴恐丝梢晕怼?《苟子·性恶》)的结论，这与孟子“凡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的旨趣相一致。由此可见，孟苟关于人性善恶的不同，不是目的的差异，而是手段的区别；不是价值取向的分歧，而是方式途径的多样。这也表明，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在理论上要能够成立，离不开善；在实践中如要推行，也必须以善为道德前提。

三

在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视域中，人性与政治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归根结底，等差级别和社会秩序的构建，才是其讨论人性善恶的目的所在。“先秦儒家讨论人性问题的思想旨趣在于如何处理‘为政者’与‘民’的关系，进而建立起和谐的社会政治秩序。”因而，以善为道德基础，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理想路向，必然走向为政以德，也即为政以善。

基于自己的人性思想，孔子直接把道德建设同政权建设联系起来，认为道德建设可以带来政治上的清明和爱，并由此而能实现天下大治。他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就是说，当政者自身搞好了道德修养，为政以善，就能赢得百姓归顺，做到国泰民安。孔子还认为，引人向善的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社会功效，也是行政手段所不能比拟的。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是说，用刑法行政手段去制服百姓，虽然百姓可以免除犯罪，但却没有羞耻之心；而用道德礼教去感化老百姓，那老百姓既有羞耻之心，又能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这是对道德价值的深刻认识。

第6篇：儒家的伦理思想范文

关健词：孔子儒家思想和平与发展和谐社会

孔子是孺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既有祟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结晶。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化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据，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

早在公元一世纪，孔子孺家思想就传人东亚地区，先后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到十七、十八世纪后，孔子及孺家思想又影响到欧洲，在十八世纪曾掀起一股“孔子热”，当时人们就尊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欧洲的孔夫子。

21世纪的今天，人类在经过了三次工业革命的大变革和二次世界大战血的洗礼以后，在思想上已经进人一个迷茫时期。在人类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道德水准，西方学者因此提出了“全球精神危论”。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其价值取向更趋于复杂和多元。人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弱化和道德的下滑。这样就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人正常的发展轨道。

孺家讲究天人合一，君子以自强不息，应该说对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就说过：“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4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中国是孔子孺家思想的发祥地，近些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人却出现了文化理想的失调和价值意识的丧失，而要唤醒这些人，孔子的孺家思想不失为一剂良药。尽管孺家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但在学习孺家思想方面，我们反倒应该学习一下我们的邻国。

在韩国，孔子的名字家喻户晓。在韩国有将近80%的人曾奉孺教或受过孺教思想的熏陶。韩国把孔子尊为“万师之表”，并每年举行纪念孔子的“释典大祭”。时至今日，孺教在韩国仍占据主导地位，孔子“为国尽忠，敬信节用，爱民如子，人伦之中，忠孝为本”的思想已融人韩国人的血液。韩国借鉴了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化文化观，在大力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和先进技术的同时，尽量摒弃西方文化中个人至上、金钱万能、人情淡薄等弊病，倡导孺教的敬业乐群等精神，创建了家庭和谐稳定、道德风气良好的社会。而时下“韩剧”在中国的热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韩两国人民在传统孺家思想文化上的相通和共融。

在日本，有实业界一代猫主之称的著名企业家涩择荣一则写了一本《论语加算盘》的著作，总结自己成功的经营之道，那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孺家的忠恕之道，二者相得益彰，才使事业得以不断发展。比如他吸取和践行了孔子儒家思想中的“天生万物，维人为贵”的人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交互式管理模式，’；“以义统利”、“见利思义”的诚信观，还有主张“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团队精神等等。“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孔子儒家思想是我们民族世世代代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进一步发扬光大。因为儒家思想至今还具有现代意义，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仁学”与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不仅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解决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保护生态平衡，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其实任何宗教和哲学家的终极理想境界，无论是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道教的神仙世界、儒家的大同世界，基督教的天国，都是无杀人(战争)、无偷盗、无说谎、无奸的和平、幸福、快乐的世界。而儒家的“仁学”和“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可以为这方面提供十分有意义的资源。这便是儒家思想二千五百多年来常新不衰的原因所在，同时也凸显出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

“仁”是儒学最高的道德原则。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在第一位的。目前，人们在感受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更渴望人性的回归，得到精神的慰藉。因而注重仁爱之心的培养，对于善待他人、扶残助弱、扶危济困社会风尚的形成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何谓“仁学”?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子曰：“仁者，爱人”。这种“爱人”的思想从哪里来呢?子日：“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精神是人自身所具有的，而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但是“仁”的精神不能只止于此，还要“推己及人”，还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叫作“仁”。而要做到“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必须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仁”是人自身内在的品德，“礼”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制度。这对于现在世界上一些国家来说就是应该行“仁政”，行“王道”，不应该行“霸道”。这对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实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孔子还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主张。他认为，以“和为贵”而行“忠恕之道”的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应该做到能在不同中求得和谐相处。这和我国一贯主张的“”“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有相通之处。颜渊也曾问孔子如何才能做到“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就是说，通过自己约束自己的欲望以达到礼的要求就是仁。颜渊继而问到如何求仁，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见，“礼”是求“仁”的行为标准和必由之路。但孔子的“克己复礼”不是宋学家所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而是适度克制，独善其身的节欲观。我们知道，欲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然而无度的欲望却无异于饮鸽止渴。因此，我们应该再度发扬孔子的价值与智慧，用孔子的节欲思想扼制和节制人类自身不断膨胀的不合理欲望，从而使得整个人类社会得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庸”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对于中庸，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意思是说中庸是一种最高的仁德。孔子认为过与不及二者都偏离中道，都是“不贤”的表现，所谓“过犹不及”、“乐而不，哀而不伤”。由此可见，中庸作为君子的德行，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念，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它有广泛的适用领域。在政治领域，它表现为宽猛相济、德刑并用的治国方略，一种“致中和”为政的最高境界。子思(孔子之孙)所作的《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仅实现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而且也实现了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类似《礼记·礼运》所设计的“大同”社会蓝图，是一个高度和谐的社会。

中庸之道适用于法律领域，从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出发，应当在立法上适当考虑民众的利益。孔子有言“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就强调了刑罚公正问题。用今天的标准看，一种以公正和人道精神为主宰的立法与司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

在文化领域，中庸之道则表现为一种理性与温和的文化发展观。它反对在文化问题上搞“不破不立”，反对横扫一切文化传统，提倡文化的“损益”式发展。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所谓“损益”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要有继承、有创新，批判地继承。而回首“五四”和十年“”中我们对大成至圣的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态度，不能不说是偏激或野蛮的，是数典忘祖的民族虚无主义。

中庸之道还适角于经济领域，表现为经济政策上的“富民”措施。儒家从“中庸之道”的立场出发，反对将社会不同阶层间贫富差距拉得过大，因为这将有碍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孔子是明确主张“富民”的，因此我们不能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简单地理解为财富分配上的一种平均主义，而是应该从建设和谐社会，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理解。

第7篇：儒家的伦理思想范文

1.儒家伦理道德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可行性

在教学目标方面，儒家选择以“君子”作为人才的培养目标，而这种目标的本质是要求道德与知识在同一水平上的。而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样也是重视道德与知识的培育。在教学内容方面，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道德，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道德教育。儒家所提出的“忠君爱国”思想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谋而合。另外，儒家伦理道德观在中国经历过几千年的传承，其已经深深的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中，潜移默化的成为了人们待人接物的处事原则。当代大学生就是在这浓厚的儒家氛围中成长的，高校学术对于儒家思想都有一定的认知与肯定。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儒家伦理道德观是十分可行的。

2.儒家伦理道德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

2.1注重思政教育的结合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首次提出了“因材施教”这一教学理念，即为教学过程中要根据学习者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教育。孟子的“兼中则衡”同时也要求了教学者要客观、细致、全面的看待问题，要主义教学方式的灵活性。因此，高校要根据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况，充分结合当地的传统文化优势，将儒家伦理道德观渗入到高校思政教育教材。将我国的传统儒家文化与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将儒家伦理道德观与理论结合，互相补充，互相吸收，这样不单单可以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了解儒家伦理道德观，同时还有利用儒家伦理道德观的传承。

2.2构建良好的高校教育环境

儒家一向重视学习者的客观环境对于学习的重要性。“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之？”孔子认为，只有居住在仁德的地方才能有利于学习。又例如，《孟母三迁》的故事也再一次证明了教育环境对于学习的重要性。教育环境会给教育活动，教学质量等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在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的过程中，也必须重视高校的教育环境。高校的基础设施是进行高等教育基础。高校中是否具备和谐优美的自然景观与建筑设施会直接影响到高校的形象以及学生对高校的影响。重视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不单单是高校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进行环境育人的需求。建立完善的校园环境制度。重视内部管理工作，形成健康、积极的校园文化，让学生能够增强道德意识，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深入，带领高校的校园文化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

2.3重视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孔子的“因材施教”理论十分受用，一直被沿用至今。这种教学方式体现了针对不同的学习者，需要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同时，孟子的“教亦多术”原则也体现了教导人的多种教育方式。而在目前网络媒体大行其道的现代社会，高校应该将这一传播平台重视起来，在网络平台上鼓励大学生能够自主的认知、接受儒家文化，t步丰富大学生的思维修养。首先，高校可以从建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网站开始，其内容主题主要是紧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教育，密切结合当前时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开展民族精神教育，全面提升大学生的道德素质。其次，高校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的便捷性进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例如，可以丰富网络资源，吸引大学生来进行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又例如，可以在网站中添加有关于儒家经典人物或名言的视频，让学生能够直观的认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

儒家伦理道德观对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高校需要深入的挖掘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提升自我的修养与素质，改善高校教师与学生的道德水平，还能够基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多的实用途径。高校思政政治教育结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对于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存在一定的创新意义。

第8篇：儒家的伦理思想范文

 

关键词：先秦　音乐思想　伦理思想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胚胎”和“萌芽”时期，作为伦理学的“德”的观念发韧于夏代，中经殷周和春秋战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时期。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对音乐文化的阐释中，先秦音乐思想凸显了中国传统音乐深厚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德”具有总摄诸体、兼收并蓄的意义及功能。尤其作为中国音乐思想中一个最为重要、最核心的观念，从先秦典籍《论语》、《左传》到汉代《礼记·乐记》，从战国末期孟子、荀子的《乐论》到魏晋秘康的《声无哀乐论》，以迄于唐、宋、元、明、清，历代乐论、笔记、诗词、小说、曲论、唱论，无不浸润着“德”的观念。谨遵道德规范，乃是中国古代音乐伦理、政治、美感和形态的最高理想。

      一、先秦时期的音乐伦理思想著述研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精神与音乐艺术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传统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艺术的境界，传统艺术又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人格的完成。先秦时期思想家学派繁多，在思想领域中产生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先秦典籍、诸子百家的著述、先秦考古文献(包括出土的文献如“简犊”“帛书”及“铭文”等)、文物实物资料是研究先秦音乐思想史料的主要来源。这些文献史料如儒家孔子的《论语》，孟子、荀子的《乐论》及《周易》“象”，《周丰山“春官宗伯·大司乐”，《尚书》“尧典”、“皋陶漠”，《礼记》等经典;墨家的墨子《三辩》、《非乐上》、《非儒朴和《公孟》;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鞍《商君书》、韩非子;杂家的《管子》、《吕氏春秋》、《列子》、《国语》、《左嘟(先秦史书);以及汉代的《史记》 ,《乐记》(后人记载的先秦历史资料)等均载有一定的论乐文字。

    第一个提出较系统的作为伦理学道德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他是儒家的开创者、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先秦，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被称为“显学”;以孔子为宗师，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建立了一个以“仁”“和”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现;墨家学派的开创者是墨翟，与儒家并称为“显学”，他们兴起聆儒家学派之后，但所持思想观点与儒家学派针锋相对，是儒家的反对派。在文艺生活中，墨家认为艺术的美与道德的善是应当统一的，违背道德的娱乐享受应该禁止:法家音乐伦理思想出现于先秦，以商较和韩非为主要代表，其核心观点是“不务德而务法”，片面强调社会作用，否认了道德的社会作用。尽管法家的“法治”理论并未被完全抛弃，但其“不务德而务法”的原则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被否定，因此对后世并无显著影响。孔子及其前的音乐思想是儒道两家音乐思想的共同源头，以老子为最早代表的道家出现于春秋末期，是兼采儒墨而又批评儒半的一个学派，老子和庄子为其主要代表，“道”是道家音乐伦理思想的核心。

    先秦时期丰富多样的音乐生活中，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影响至今的音乐理论思想。诸子就音乐伦理思想的论述相互对立，亦各具其思想之精要，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堪称音乐史上思想繁荣的鼎盛时代。因为封建主义宗法等级统治的需要，儒道两家思想贯穿了2000多年中国发展史，称为这个涣映大国数千年的土流思想而影响于后世，其重要性远在其他各家之上。

第9篇：儒家的伦理思想范文

关键词：汉族伦理思想;中国伦理思想;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

汉族是我国乃至世界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是由夏人、商人、周人、秦人等中原地区居民和四周的兄弟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取长补短、不断融合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汉民族伦理思想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吸收着各少数民族伦理思想益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另一方面，它又对少数民族伦理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说，民族伦理思想也是中国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汉民族伦理思想的发展

汉族伦理思想是指汉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各种道德观念和各种道德理论总称。汉族是一个历史最为悠久、文明发达的民族。汉族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既有主源又有支源。汉民族伦理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开放虚怀、兼收并蓄，是极具特色的伦理思想。思想家们对伦理和道德范畴体系和性质、形式提出了问题，并形成了伦理学不同的流派，对社会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汉族伦理思想发源于原始社会末期，主要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自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至西周末，是汉族奴隶制社会伦理思想的形成、发展和鼎盛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汉族奴隶主阶级伦理思想没落和封建伦理思想的形成时期;自秦确立封建社会第一个王朝起至唐代前期，是汉族封建阶级伦理思想的发展阶段;自唐中叶至明中叶，是汉族封建阶级伦理思想的成熟阶段;自明中叶至，是汉族封建阶级伦理思想的衰落和反省阶段;自至1919年的“”，是汉族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传播和发展阶段。

二、汉民族传统伦理思想的主要问题

汉族传统伦理思想所探讨的问题是极其广泛的，一是道德义利问题。曾被宋明汉族道学家视为“儒者第一义”。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主张“以义建利”。义利关系是社会道德原则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汉民族功利学派认为义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利。汉族儒家在历史上一直居于重要地位。

二是道德本原问题，是道德来源和存在的根本问题。思孟学派曾认为人的道德根据在于天道，提出诚是天之道，“善良的人性让道德存在，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善端。荀子学派以人性恶立论，人类生存的需要是道德的根据。墨家则认为“天志”是道德的本源，又认为“天志”是“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而提出的表现形式。道家认为，道德源于宇宙万物的本原即源于道，把道和朴素的人性作为道德的根据。从人的本性中寻求道德的根据。

三是道德人性问题。一方面，道德引导着人，另一方面，人性的贪欲促使我们的创造力，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两者关系是相辅相成。汉族道德中的人性问题，即人的道德本质、本性问题。孔子曾提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孟子提出人性之中先天具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恭敬之心四种善端。荀子以“不事而自然”者为性，认为人性本恶。如果顺人性自然发展，则会导致种种祸端和罪恶。

三、汉民族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与特点

在汉民族伦理思想中，最有影响的是儒家伦理道德、道家伦理道德、墨家伦理道德和法家伦理道德。这些都起源于中国先秦时代的不同派别的伦理道德，这些不同的伦理思想派别不断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是儒家伦理思想。

汉民族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和特点，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注重礼的传统

汉民族注重礼仪，礼仪是人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渗透在其中。“礼”表示“礼节”和“礼仪”，“礼”更也是汉族所特有的独特的一种道德心理和行为习惯，形成了和其它民族有着不同的伦理特点，构成汉族道德传统、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对汉族的整个是非善恶观念和价值尺度的评判标准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浓重的“立君治乱”的君权思想

汉族是个君权主义思想浓重的民族。认为“人皇在伏羲前，风姓，始王天下者”，“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君权思想在封建社会提供了“大一统”、“家天下”伦理纲常的道德基础。

（三）奉“孝”为先的传统

所谓“百善孝为先”，反映汉族极为重视孝的观念。“孝”是儒家仁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汉族对家教十分重视，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尊老爱幼。“人之行，莫大于孝”，“孝”成了人伦关系和道德行为中的德行之本。

中国各民族伦理道德文化相互交融、渗透，促进我国发展。（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2]朱伯昆.先秦伦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