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经济新业态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互联网经济新业态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互联网经济新业态范文

2015年7月，《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更是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互联网技术不断向经济各部门渗透，扩散到交通、金融、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

“互联网+”孕育着生机和无限可能，也潜藏着风险与严峻挑战。雨后春笋般的网络新业态正暴露出不少隐患和监管盲区。互联网带来的恶意注册、虚假认证、诈骗、盗窃、假冒伪劣产品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规范和监管。

由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t望智库主办、由政府、机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参加的“‘互联网+’：创新与法制建设闭门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本次研讨会围绕当下的业态创新对现有的法律环境和监管体制带来的挑战及应对措施进行了深入讨论。

黑灰产业链挑战法律与监管

中国经济正处在“衔接期”，工业时代的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合“互联网+”新时代的需求，新旧业态冲突的主要法制问题集中表现在技术、立法和监管三大层面。

技术飞速进步是互联网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阿里巴巴集团资深专家魏鸿认为，随着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传统犯罪互联网化已成明显趋势，加之受暴利驱使，出现了“犯罪技术走在侦查技术前面”的尴尬局面。

以电子商务为例，恶意注册、虚假认证和交易等“一条龙服务”已经形成，整个互联网灰黑产业链相当成熟。

阿里巴巴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服务于虚假交易的网站有680家，产业链涉及人员达上千万人次，其产品和服务价值超过6000亿元。由于固有的侦查或取证手段与现有网络犯罪手段存在一定差距，虚假交易相当猖獗。

除了网络犯罪，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的出现也为社会发展和法律架构带来了负面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互联网与信息法律研究所所长杨东认为，相比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的投资者范围更大、交易隐蔽性更强，它在打乱金融本身供需系统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容易造成系统性社会风险。

除了技术因素，造成此类现象最本质的原因还是现有立法和监管机制对互联网新兴业态缺乏包容性。

对于现有的立法滞后情况，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李海英认为，现有的法律框架不包容新兴业务领域，导致大量新业态的法律状态无法确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王健教授介绍，现在法律的滞后甚至已经倒逼法院要在行业自律公约中找自己的判案依据和落脚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认为，现行法律本身已经相当全面，不存在太大缺陷漏洞，但“互联网+”本身的新特征会导致法律政策践行不清晰，甚至存在“没法管”的灰色地带。

监管与立法紧密联系，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工交商事法制司司长张建华认为，互联网对执法的挑战要远大于对立法的挑战。李海英也表示，新业态兴起，执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同法律文件、不同地区之间衔接不协调，“同一案件全国各地判定差别大”时有发生。再加上现有各监管部门缺乏协同合作，“管不住”互联网新业态突发的各种问题。

法制建设需要与时俱进

为了实现“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有效融合，全面包容新业态，我国的法制建设需要企业、政府和社会层面形成闭环，缺一不可。

作为互联网发展平台的一种形式主体，企业需要增强“权利与义务并行”的意识。李海英认为，除了提高自身安全防护技术、享受国家政策支持的同时，应明确自身责任，协助司法、国家安全领域的发展，成为“制度建议者”。 2015年12月30日，由《财经国家周刊》、t望智库主办的“互联网+”创新与法制建设闭门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委员、专家组成员张韬还建议，鼓励企业制定严于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的企业标准作为示范，推动形成行业自律监管机制。因为比之法律的修订，行业自律公约的修改需要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小，调整更加灵活。

随着互联网新业态的不断发展，原有立法对其发展的遏制逐渐凸显。李海英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互联网催生了原有法律框架下没有的新业务，但有些业务是正当的，需要国家通过立法对其法律地位尽快加以明确。

杨东表示，压制性立法与互联网创新业态分属极端，容易造成恶性循环。所以现阶段法律应该给新兴业态一定的发展空间，加快压制性立法向包容性、激励性立法转变，鼓励、引导新兴业态健康发展。

张韬认为，除了要对现有法律及配套制度进行梳理和协调，可以针对互联网行业的特殊性进行专门立法，也可以在根据地方特色制定相应标准的同时，考虑通过立法建立统一的标准加以规范。

他还认为，虽然目前立法滞后倒逼司法机构在行业自律公约中寻找依据，但互联网行业自身形成的调节机制是符合市场发展的，如果能够通过立法推动公约机制的形成，也可加强对互联网行业的有力规范。

立法的更新必须有监管模式的更新落实。对此，杨东提出几点建议：监管部门必须吸收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大数据监管;针对种类各异的创新形式，创新监管方式，进行“分层次分类监管”;鼓励法官适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强化事中事后监管;针对机构界限模糊化趋势，加强行为监管;各部门之间加强协同监管。

第2篇：互联网经济新业态范文

从发展趋势上看，安徽省民营经济正呈现出积极变化。

就产业格局而言，早期的小作坊、分散化公司正在逐步向规模化、专业化经营的企业集团转化，形成块状经济。在行业分布上，民营企业由过去以轻工纺织、通用机械、建筑运输、商贸服务为主向基础设施、高技术、资本运营等领域拓展。在管理方式上，家族式管理逐渐向公司制等现代企业制度转变。资本构成上，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经营业态上，从传统的营销模式向电子商务等“互联网+”新型业态转变。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省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11946亿元，增长9.2%，占GDP的57.3%，较2013年增加0.3个百分点。民营企业缴纳税收2065.6亿元，增长13.2%，占全省税收的66.9%。其中，民营高新技术企业2100家，占全省的比重由上年的80%提高到88%。

然而，在国内经济结构性减速、结构优化的新常态下，整个安徽省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开始放缓脚步，整体实力偏弱、企业资金链紧张等问题凸显。

安徽省经信委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增速为10.7%，2014年降为个位数，仅增长9.2%。

不仅如此，随着金融机构加大风险防范力度，扩大抽贷限贷范围，导致因资金链断裂的困难企业呈增加趋势。以无为县电缆企业为例，今年银行突然加大对联保互保的管理，短期内抽贷、压贷，不少企业贷款到期后不能续贷，仅今年以来县工行电缆贷款规模就下降了近5亿元，其他银行竞相跟风，企业资金普遍极为紧张，行业领军企业也不例外。如安徽华菱电缆集团去年纳税1.2亿元，主营业务收入11.1亿元，但只有2.89亿元贷款存量，资金缺口近亿元。

同时，创业环境需进一步优化，创新活力需进一步激发。

今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不仅是技术，而且是思维方式，更是新兴产业，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未来互联网会催生很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会与所有传统行业都有深度结合的空间，“连接一切”时代有很多的发展空间。

第3篇：互联网经济新业态范文

1、首届中国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以互联网加成就梦想，创新创业开辟未来为主题，由教育部与有关部委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大赛旨在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培养造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推动赛事成果转化，促进互联网加新业态形成，服务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以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推动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

2、大赛采用校级初赛、省级复赛、全国总决赛三级赛制，在校级初赛、省级复赛基础上，按照组委会配额择优遴选项目进入全国决赛，全国共产生300个团队入围全国总决赛，其中创意组100个团队，实践组200个团队，全国总决赛由吉林大学承办。

3、大赛以互联网加成就梦想，创新创业开辟未来为主题，参赛项目主要包括互联网加传统产业、互联网加新业态、互联网加公共服务和互联网加技术支撑平台四种类型。

（来源：文章屋网 ）

第4篇：互联网经济新业态范文

一、服务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806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9%，比上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在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形势下，服务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服务业增加值102024亿元，同比增长7.7%，高于GDP增速0.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0.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7%，比第二产业贡献率高25.6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4.3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回升。一季度工业生产保持了去年以来的回升势头，工业增加值61919亿元，同比增长6.5%，比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2.2%，比上年同期提高2.6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2.2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比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0.1%，比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2.1个百分点。

二、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快速成长

一季度，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知识技术密集、高附加值行业，继续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为服务业发挥主力军作用，工业生产增速回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工业转型升级加速推进。工业领域新产业增长较快。一季度，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4%，增速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6.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4.2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3.8%，比上年同期提高6.2个百分点。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3%，增速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3.5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延续较快增长态势。新产品生产加速。一季度，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55.1%，运动型多用途轿车产量同比增长25.5%，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35.2%，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产量同比增长18.8%，智能手机产量同比增长11.4%，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26.4%，光电子器件产量同比增长51.6%。值得一提的是，受近期兴起的共享单车市场的影响，两轮脚踏自行车产量同比增长17.0%。通过大力应用新技术、制造新产品、从事新的生产活动，推动了工业在转型升级中加快增长。

服务领域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增长。1―2月份，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8%，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9%，生产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9%，比上年同期提高7.1个百分点。服务业新兴产业快速增长，带动了相应服务业行业的增长。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1%，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增长更快；邮政业在快递服务的带动下，增加值同比增长31.4%，在所有行业中处于领跑地位；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文化、体育和娱乐增加值同比增长9.1%。新业态发展迅猛，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32.1%，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5.8%，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5.8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4%；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高达57.0%，比上年同期提高21.0个百分点，超过全国网上零售额24.9个百分点，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的快速增长，说明互联网经济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催生新商业形态，推动了互联网服务业的创新。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增速大大超过GDP增速，带动了服务业快速增长，支撑了经济平稳增长，推动了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三、新动能不断积聚促进了提质增效

第5篇：互联网经济新业态范文

要辨析清楚问题，第一需要搞清中、德、美三国的互联网+制造，共通之处在哪里;第二需要搞清楚德、美两国制造业的所长在哪里，所短在哪里;第三要分析一下中国如何补短扬长。

中、德、美互联网+制造的共通挑战与机会

互联网+制造（工业4.0、工业互联网、制造业2025）从国外热到国内，反映的是全球范围信息经济全面发展这样一个大趋势和工业业态升级的现实需求。我认为这些名为工业XX的趋势，在本质上是信息化现象，而不是工业化现象。就好比说，有人把工业革命的某一段命名为农业4.0，只能理解为是用工业化、产业化的方式搞农业，而不能理解为工业革命在本质上只是一场农业革命。这涉及这场变革到底是体变，还是用变。

互联网+制造起于多样性价值和复杂性成本之间的矛盾（如德国汽车工业）。这是中、德、美互联网+制造面对的共性问题。正如德国专家点出的，“人们将面临的挑战基本上是：把现在手持设备操作的简单性尽可能多地转移到工业开发和生产的过程及产品上去。这通常被称为简单的复杂（Simplexity）。”

互联网+制造的核心，一是智慧化，二是服务化。都是从解决上述基本矛盾派生出来的。

智慧化说的是技术范式变化，带来的是技术和生产力上的正反馈，指要素越复杂，决策的能力相对越高。例如大数据，可以做到数据越复杂（越Variety），洞察力相对越高。而不是工业生产力条件下，对付简单容易，对付复杂难。面对互联网时代多变的市场，智慧化会使工业发生从迟钝到灵活的转变，提高复杂性条件下工业的响应市场的活力。

服务化说的是商务范式变化，带来的是成本上的范围报酬递增，指市场需求越复杂，成本反而相对越低。服务化对应的是产业化，产业化是同质化，服务化是差异化。过去工业和农业都是按产业化的方式发展，效率虽然提高，但附加值较低;工业一旦从产业化转向服务化，可以从同质化制造转向差异化服务中获得更高附加值。

以上是中德美互联网+制造共性的方面。

德、美互联网+制造的短长

德国提出工业4.0，可以认为是对美国“教训”进行反思的结果，是为了解决不让中国像掏空美国制造业那样掏空德国制造业的问题。德国人认为，美国制造业之所以让中国掏空，而德国制造业却幸存，是因为美国制造业的中间环节过于简单，而德国制造业的中间环节比较复杂，而且都以嵌入式软件形式加以固化。经过中国这么一惊吓，德国更觉后怕，认为必须保护和发扬这种相对于中国人的比较优势所在。同时，德国通过观察中国与美国，希望在原有优势上，补移动所短。但方法不是搞移动互联网，而是把移动当作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把现在手持设备操作的简单性尽可能多地转移到工业开发和生产的过程及产品上去”。通过这一招，让中国更加追不上。

反观中国，看到与德国制造业相比的短处，也在强调智能化。补上智能化的短处是完全应该的。但必须考虑到，德国人也不是傻瓜，让你随便追上。因此我个人认为，智能化这个定位要符合中国实际，一是要定位追赶，缩小与德美的距离;二是不要冒进，不应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再看美国工业互联网。美国与德国不同，他们自己认为是吃了中国亏的。再工业化中的许多主张，都带着有病乱投医的色调，是一种应激反应。表现在这些从中国“夺回”制造业的努力，忽略了中美劳动力工资的巨大差别，导致漏算美国资本家用自动化来代替人工，从而解决不了美国就业问题。这说明美国政客与企业家的不一致。这是这类主张不如德国成熟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冒进照抄，而应冷静观察，看看美国稳定下来以后到底真正想干什么。我个人认为，美国等过了这一阵冲动后，会发现技术创新是它相对于中国的比较优势。会把互联网+制造定位在技术创新主导的可就业的“新硬件”上。

针对美国的优势，中国强调技术创新也是对的。但只是在弥补短板、缩小差距这个意义上是对的。但如果以为中国真能在短期内（如一两任领导任期内）就可以把技术创新从弱势变优势，那就会忽略这件事的难度。而且等于认为美国人都是傻瓜。仅仅是中国企业不愿自发地投入研发，而且举国用力也无法改变这一点，就值得人们深思。如果不能真正总结出其中原因，或总结出其中的真正原因，并切实解决――至少现在总结的原因和提出的对策都不能说服我――将来还会犯政府主导研发冒进的错误。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我认为中国在学工业4.0和工业互联网时，最好低调一些，把追别人的长项当作副攻目标，主要以缩短差距，补自己的短为目标，在局部领域提出高一些的目标。

中国互联网+制造如何扬长补短

互联网+X，希望能把互联网的成功（例如在中国市场上全面战胜互联网上的美国“老师”），“加”到各行各业，实现各行各业从追赶到超车的变化。

互联网就是超车的一个例子。互联网为什么能从跟随，渐渐变成在某些领域引领世界潮流呢？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中国有市场优势，这是德、美不如中国的地方。依托优势定位创新，比依托劣势定位创新，更有利于超车。

中国应发挥相对于美、德的市场创新所长，在“互联网+”中以市场创新为主、技术研发为辅，解决结构优化中的高附加值问题。

在市场创新中，业态创新具有核心重要意义。“互联网+”就是指一种新业态。即：“互联网+”=“基础平台+增值服务”（新业态）。

首先，应明确为什么要提服务化。

当前工业最大的现实需求就是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升级。低附加值是同质化造成的，高附加值必须走差异化的路。而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就是提供差异化的产业。服务化因此可以理解为用差异化的思路来发展一产、二产和三产。其中工业互联网主要指工业的服务化，即以服务化的思路来发展第二产业，用发展三产的思路来发展二产。这是第二产业发展思路的一个飞跃。又由于服务业存在“成本病”，服务化必须以智慧化的方式来做，也就是通过电脑加人脑，克服服务业“成本病”。这就是工业互联网的现实需求以及满足这种需求的大思路。

其次，服务化的路应怎么走出中国特色？

中国互联网已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以支撑服务业（也就是平台服务业、“重”服务业）为带动力量使产业超越美国的可行之路，将来互联网+制造，也要走这条路。

基础平台与增值应用的分离，相当于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分离，是服务业内部支撑服务业（“重”服务业）与应用服务业（“轻”服务业）的业态分离。

新业态的实质在重化服务业。从旧业态中长出增值服务这一价值增长点;以平台（支撑服务业）为新业态重点。其机理是，实现重资本与轻资产的分离，为多样性增值创造轻资产运作的条件，有效降低了创造多样性价值的复杂性成本。

第6篇：互联网经济新业态范文

“互联网+”将中国经济转型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想象的大门被推开。

新经济到底是什么，新经济新在哪里，工业方面、信息产业方面、人工智能方面、金融方面将发生什么变革？顶层设计是什么？

3月27日，《中国经济周刊》 旗下的中国经济研究院举办的2015年“新经济圆桌会议”第一期在京召开。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白津夫、工信部政策法规司巡视员李国斌、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杨跃承、贵州省贵阳市副市长徐昊、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杨建华、中国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胥和平、中国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鲁春从，奇虎360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石晓红、北京交通大学冯华教授等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参加了圆桌会议。

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白津夫在“以新经济引领新常态”的主题发言中说，新经济是最具成长力、最具价值增长力的经济;新经济能够弥合地区差距，实现协同发展;新经济可以形成持久的增长潜力，带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树立新经济意识，以新经济引领新常态，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新发展的关键所在。我国正处在全面提质增效升级的关键时期，技术创新在一些领域正在从模仿跟随者向并行引领者转换，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某些领域先行突破是完全有条件的，如果抓住新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就可能真正把中国发展推向新高度。

中国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胥和平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关注新常态、新动力、新经济，而这次圆桌会议的形式也是创新的，符合我国新经济涌现式、自发式、全社会齐动员的特点。“圆桌会议”是个平台，不分主次、不分先后，畅所欲言。

这个话题显然让在场的嘉宾都兴奋了起来，话匣子一打开，到场的经济界和信息产业界的“大腕”们，将各领域近期不同的研究成果在会上进行了分享，相同的是提到“新经济”大家都持非常期待的态度。嘉宾普遍认为经过从去年到今年的整个业界的讨论，加上两会前后多项政策的和信息的释放，新经济的轮廓已经越来越清晰。

原定3个小时的会程，延长了整整一个小时，到下午一点多才结束。大家主要从路线蓝图、大工业变革、信息技术的基础建设、大众创业创新这四个新经济起步时期最关键的方面进行了讨论，有规划、有初步成果、也有深度思考。

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白津夫：

什么是新经济？新经济不简单等同于互联网经济

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讲话中指出，“世界进入经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要“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促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新经济不简单等同于互联网经济。所谓新经济主要是指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新产业、新服务和新业态。这其中有三种情况需要关注，第一是信息物理融合系统，与此相对应的是机电一体化。智能手机是最典型的。第二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直接产业化，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直接产业化，由此而形成的大数据产业、工业互联网、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教育等等;第三是“基于信息技术的服务”和其他服务互联网的系统，由此发展而形成的新服务和新业态，电子商务、移动医疗服务、云医院、互联网安全产业、智能安防系统。

当然，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1.新经济不是去实体化、去制造业化，相反，要通过工业智能化实现产业革命。2.新经济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从技术基础、动力结构、组织模式和运营方式都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说，以往产业技术是人体力的延伸和替代，那么新经济则是人的智力的延伸或替代。

看经济体量，我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但看经济质量，我们还相差甚远。我国品牌竞争力不足，制造业出口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达11%，但品牌占有率不足3%，自主品牌出口不足10%。世界500强品牌中，美国有239家，我国仅有25家。我国要在国际化竞争中赢得优势，必须加快从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向中国质量转变。

用创新思维引领新常态，就要对传统思维说“不”，继续解放思想，着力创新思维。

北京交通大学服务经济与新兴产业研究所所长冯华：

新经济来了，但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严重滞后

我们要用新经济思维和新经济的组织方式和制度，来重塑新的经济体系。但目前来看，这是严重滞后的。

新经济下，知识、信息等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时间、空间成为新的资源，成为资源配置的核心对象，而时空转换效率成为竞争力的新来源，这些问题都是传统经济所忽视的，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今天是高校与会的代表，因此我感觉经济学现在是严重滞后了，对新技术革命催生的新的产业现象和成长规律缺乏深入研究，我称为潮涌现象，一个大潮起来再落下去，水落石出，会看到新的产业兴起。

未来由于互联网技术革命和新能源技术革命，新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出现了，这种分布式生产和个性化消费对接的时候，我们原来的制造业大国，大规模的生产组织方式，可能面临着颠覆性的影响。

这种分布式生产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和分布式能源技术上的，它已经到来。如果说要对新经济做一个判断的话，我们是刚刚处于新经济的萌芽和初期，大规模的产业变革可能马上就要到来。我们应该为此做好理论准备。

工信部政策法规司巡视员李国斌：

布局“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技术创新路线图

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专题讨论了如何顺应“互联网+”的趋势，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这一基本问题。互联网使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不断催生成为可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成为可能。工业信息化部作为工业通信和互联网的行为主管部门，责无旁贷。

中国必须要在制造领域进行大突破。建设制造强国，是应对新一轮工业革命和西方国家再工业化的一个战略决策。

我国目前还应该看到，我们具备建设制造强国的基础和条件，我国制造业已经形成门类齐全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我们具备了赶超强国的市场环境和各种资源条件。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智能制造装备、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以及高技术传播、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设备，还有农业机械装备，这十大重点领域要制定滚动性的绿色制造目录，并重点领域技术创新路线图，引领和聚集社会资源，推动优势和战略产业的发展。实施好“中国制造2025”，要坚持创新驱动，坚持质量为先，坚持绿色发展，坚持融合发展，坚持人才为本。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鲁春从：

信息经济应用占GDP比重已达19.3%

互联网为什么能够渗透到各行各业，为什么不谈“电信网+”，是因为互联网有基本优势，规模优势、扁平优势、便捷优势、积聚优势和普惠优势。

“互联网+”可以看作是信息经济应用部分的核心内容。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初步测算结果表明，2014年我国信息经济总量突破1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26%。其中，信息经济生产部分规模为4.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1.6%，占同期GDP的比重为6.8%;信息经济应用部分规模为11.9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4.8%，占同期GDP的比重高达19.3%。

当前，我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关键历史时刻，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需要有更为强大且持续的支撑力量。信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在成为经济质量提升和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我们需要根据信息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结合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新环境和新要求，凝聚政府、企业和社会共识及力量，确定战略思路和重点任务，积极构建信息经济生态系统，大力推进信息技术研发与应用，积极推进信息资源开放与共享，努力完善体制机制和制度环境。

贵阳市副市长徐昊：

贵阳要打造全球首个免费Wi-Fi城市

数据是指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支撑条件下，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所有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数字化描述。大数据会成为新经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而引领整个新常态。

“互联网+”时代，为贵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所以，新常态就是新机遇。我们现在正处于由互联网时代进入大数据时代的门槛上。

大数据框架下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变化，是现代政府的治理，强调多元化主体，强调民主性，强调平等参与性和强调互动性，这个是我们对于新的时期政府治理的特征的一个理解。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打破信息壁垒，连接数据孤岛，让政府的各个部门之间，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共享，实施高效的联动。政府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

贵阳打造六、七、八、九四个系列大数据，就是要实现项目化、产业化。数据城市的一个基础，我们称之为大数据的基础平台。用全域免费公共WiFi系统，这样一种免费模式打造全球第一个免费WiFi城市。同时，成立大数据交易所，开展大数据的众投工程。把数据资源放在“众投工场”的平台上进行开放，用资源去寻找资本，用资本来发掘资源，我们称为“众投工场”。从机制上来破除数据壁垒的问题。

我觉得大数据时代下的政府治理，顶层设计时不我待。运用大数据来加强政府治理能力建设这个事情，已经是势不可挡的必然。还有，数据的结构化问题和数据的安全问题，都是我们面临的共性问题。

奇虎360公司副总裁石晓虹：

互联网+时代，更需要有国际水准的网络安全产业

随着“互联网+”的深入推进，网络安全问题的危害领域将不再仅仅局限于信息泄露、账户资金失窃，而是直接影响到公民的生命安全、产业安全等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互联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威胁也将造成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要加快推进本土互联网安全产业发展，推进网络安全核心设施的国产化，特别是企业级安全产品的国产化和第三方防护与监督力量。首先要提高终端安全防护能力，第一防火墙等网关一定会被穿透，终端看似在网关的保护之下，但实际上已经被推到了攻防最前线。第二，终端是最敏感的探测器，然而在企业网中70%的终端防护产品都是外国产品。第三，几乎所有网络攻击都始于终端。从伊朗“震网”病毒，以及目前发现的其他网络攻击武器，都是针对终端的软件。要打造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网络安全产业集群，形成互联网经济领域一个新的、更强劲的增长点。

未来，手机将会成为黑客的攻击目标，一旦被黑客控制，不仅关系到手机使用者的个人信息，也会涉及到银行支付甚至一些智能硬件的安全。

从2014年以来，360开始逐步渗透至硬件领域，全面着手打造覆盖硬件设备、操作系统的底层安全生态系统。

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杨跃承：

“双创”本身就是新业态产生路径

今年年初，总理到深圳柴火空间去，引爆了众创空间。全国互联网用户6.4亿户，现在我们真正是处于一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创业大爆发的时代、创新大繁荣的时代（双创），打造创业型的经济，构建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是深化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尝试。

新经济发展有很多新业态。但是新业态产生的路径是什么？我觉得双创本身就是一种路径。例如最近美国、英国上百所大学进中国，跟中国的园区搞合作，说明我们的市场有控制力。我们的资本也是有控制力的。小米带给我们的产业创新，是典型的互联网+。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催生新业态，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

新的业态也催生了新的组织形式，现在的双创呈现的是一种涌现性和生成性的特征。

原来我们是比较关注精英的。这一回合的政策措施调整后，公共政策更加强调普惠制，这是个很重要的理念转变，这是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所以，我们要加快推进包括众筹在内的支持创业者的政策，扩大众创群体的规模，发展众创的公共服务。

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杨建华：

中关村的创投案例和创投金额均占全国1/3以上

新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系列更高更新的资源和条件的支撑。新经济的发展，需要“政产学研用金介”几大要素构成的协同创新体系的整体推进。

科技创新源于科技，成于金融。中关村经过20多年的实践，在创业、创新领域取得了非常令人满意的成绩和经验。比如，在全国披露的创投案例和创投金额中，中关村均占了全国的1/3以上，去年都超过了40%;活跃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的家数目前统计是超过1000家，总量超过2000亿美元。

第7篇：互联网经济新业态范文

一、新业态人力资源需求结构出现新变化

新业态与互联网及信息技术高度融合，是一种基于资源共享的分享经济；追求方便快捷，效率优先，对传统行业具有深刻的颠覆性，新业态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企业人力资源需求结构产生了较大变化。与传统行业相比，新业态更加强调人才的创新能力及意识，更加强调团队协作精神，同时，人员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而且必须能适应高压力、高强度工作。

二、新业态蓬勃发展形势下劳动关系发展新趋势

（一）劳动关系稳定性持续下降

新业态借助互联网技术突破行业界限的藩篱，对企业现有组织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加剧了人力资源要素流动，改变了基于签订固定劳动合同、明确劳动报酬以及履行社会保障功能的劳动关系。新业态对于复合性人才需求量加大，造成短期内巨大的人才缺口，人才流动速度加快，跳槽变得愈加频繁，劳动关系稳定性持续下降。另外，为了降低人力资源成本，越来越多的行业倾向于使用临时用工以及兼职员工。

（二）劳动者话语权进一步增加

企业创新意识的增强，对人才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从劳动者自身来讲，新业态下劳动者知识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宽广，法律维权意识普遍提高；工会组织工作更加积极有效，为维护劳动者权益、提高劳动者地位提供了坚强后盾，这些都有助于劳动者地位进一步提升。

三、新业态蓬勃发展形势下对利益双方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业态蓬勃发展形势下的劳动关系新趋势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出了新挑战，企业及劳动者双方都必须做出改变，以适应劳动关系的新变化。

（一）企业要顺应新业态劳动关系发展新规律，主动变革

新业态中的企业多属于私营企业，有的是小微企业，激励机制比较灵活，容易激发人才创新意识，但这些企业也存在初创期投入巨大、业绩波动剧烈、战略方向不稳等问题，因此员工生存压力和精神压力都比较大。

企业应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发挥精神激励的优势，提升员工的企业认同感；应建立鼓励创新机制。引导员工进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激发他们的斗志，挖掘其潜能，提升其责任心、自豪感；采用各种激励手段，积极兑现物质奖励，与员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

第8篇：互联网经济新业态范文

对于这一新经济形态，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各界都抱有截然相反的态度，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科院大学教授、互联网知名专家吕本富站在了支持的一方。他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出现的新业态，推动政策环境向着有利方向变化，社会上也要对“互联网+”推动的新变革有正确认识并积极响应。

共享经济在崛起，也在面临着障碍

我们每天经历的衣食住行，都或多或少有着共享经济的影子。但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也总会遇到不同的障碍，也会发生一些负面事件。吕本富列举了行、住、食等不同行业的共享经济遇到的问题。

在”行“方面，在网约车合法化之前存在两个争论的焦点：一是私家车能不能进入网约车；二是出租车满八年要强制报废，以及行使满60万公里，不管车子好坏都要报废，这一规定是否合理。

在“住”的方面，曾经有个学生早在六年前就做了类似于现在Airbnb的专门提供给游客的住房共享，但当时就遇到了一个归属问题――是属于旅馆还是出租。因为旅馆和出租是分别属于公安部和住建部管理的。找不到归属，最后也就消失了。

在“食”的方面，邻居间的美食分享要不要办理卫生许可证，这是一个问题。

知识的分享又该如何定价？

吕本富总结出：共享经济任何一步的发展都面临着旧的管理框架和新业态之间的矛盾，这是具有普遍性的。在如何看待它的问题上，吕本富说：“管理部门在看共享经济的时候不能从一个行业看，一定要从一个国家经济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时视野就不一样了，做法也就不一样了。”所以，滴滴、Uber没有被一棍子打死，而是合法化了。

共享经济可无限量吸纳就业

在去产能、去库存的主旋律下，强强联合、混合参股、关停并转、内部重组等多种方式的并购重组案例将持续涌现。而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一大批下岗工人。“接下来，还有中粮和华润的合并，武矿和中冶也要合并。那么，这批人的再就业岗位在哪儿呢？在共享经济，在互联网行业。”吕本富说。

7月18日，滴滴出行的《移动出行支持重点去产能省份下岗再就业报告》显示，截止2016年5月底，滴滴为国家去产能计划中的17个重点去产能省份提供了388.6万就业机会（含专快车和代驾）。而其中来自去产能行业的滴滴司机为101.9万，这相当于这些省份的滴滴司机，每4个司机中就有1个是去产能行业职工。

中国就业促进协会在2015年8月份的《网络创业就业与大 学生网络创业再就业的报告》中显示，2015年全国网络创业直接带动的就业人数达1003万，间接就业如物流、营销、培训等达300万，即由网络创业者一波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就业人数大概是1300万。吕本富算了一笔账：“这1300万再加上由纯互联网公司提供的的300万就业岗位，网络公司带来的总就业应该在1600万左右，这还是不完全统计。如果再算上例如‘回家吃饭’这样的厨房共享、Airbnb这样的住房共享，就业更是无可限量。所以，分享经济对于就业带来的帮助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第9篇：互联网经济新业态范文

意见指出，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互联网与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具有广阔前景和无限潜力，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加快推进“互联网+”发展，有利于重塑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培育新兴业态和创新公共服务模式，对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明确了11个重点行动领域，包括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业、智慧能源、普惠金融和益民服务等，涵盖了具体产业以及与公共服务方面。在这些领域积极推进“互联网+”战略，不仅可提升我国经济的现代化水平，还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显然，意见从行动要求、重点行动、保障支撑、总体目标、总体思路等方面，为“互联网+”指明了方向。到2018年，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深化，基于互联网的新业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互联网支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到2025年，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互联网+”产业生态体系基本完善，“互联网+”新经济形态初步形成，并成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就这次的“互联网+”战略来看，从目标到具体实施方针，政府都做了详尽布置，条理清晰，可谓高屋建瓴。而这一顶层设计将加快推进“互联网+”的发展，有利于改善中国的经济机构，催生经济新格局，以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但是，“互联网+”战略的推进，绝对不会一帆顺风。其中，既有战略自身实施难题，也有人们对“互联网+”认知仍存在误区。

首先，“互联网+”战略面临实施难问题。有人担心，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精力和人力，去引导和组织这样宏大的“互联网+”战略。我们发现，尽管意见指出，一方面加强引导支持，一方面做好组织实施，事实上，若没有详尽的细则，在组织实施的关键环节，就会落空。

其次，需要界定责权，防止踢皮球。意见在细则上，针对重点领域作出了具体要求。比如对“互联网+”创业创新，意见就提出了要强化创业创新支撑、积极发展众创空间、发展开放式创新三点具体要求，并且点名了牵头部门与实施部门――由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人社部、商务部等负责。但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由于管辖的部门太过多，容易导致职责不分明，做出一点小成绩，大家相互邀功；工作不到位，则相互推诿。这种踢皮球的情况十分普遍，政府在“互联网+”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这个问题。

再次，需要正确认识“互联网+”。时下，“互联网+”概念被当作唐僧肉，谁都想进来吃一口。以地产行业为例，一些地产商“互联网+”不离口，事实上，他们仍按传统思维玩互联网，仅把“互联网+”当作社会化媒体营销手段、炒作工具，然后在资本市场大捞一笔。联想集团CEO杨元庆就担心，互联网概念被过分夸大，无法取代传统产业的核心价值，产品的创新、研发、制造以及供应链管理，需要“扫地僧”的务实精神，不能走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