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论语中的体现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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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在论语中的体现范文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富含非常深刻的管理理念,经过长时间的传承,儒家思想不断发扬光大,逐渐形成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本文从“仁”、“和”、“义”、“诚”和“中庸”五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

关键词:

儒家思想;现代企业管理;应用;价值

一、引言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和基础,几千年来被数代中国人所传承、发展,并对中国文明、文化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儒家思想依然在深深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均以儒学作为治国安邦之道,实际上,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与现代企业管理方向所契合的管理思想。所以,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如何深刻的理解儒家思想相关的理论原则,合理有效的运用于现代企业中,将不但有助于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提升企业的整体形象,同时对于企业的战略发展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二、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儒家思想最早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核心思想是“仁”。儒家思想的代表有“孔孟学说”,“两汉儒学”等。孔子提出以“仁”修身,孟子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基础上提出“性善”论,推行“仁政”。与孔孟的学说相比,荀子主张强调“性本恶”、“礼法并施”,其理论则更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两汉儒学提出了以礼义治国的主张,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进一步将儒家思想发展成熟。最终,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被概括为“三纲五常”(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从而走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现在,有人将传统儒家思想与当前时代特征相结合,并称其为“现代新儒家思想”。

三、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与价值

1.“以人为本”——企业管理的核心“仁”作为五常的核心,在儒家思想中,是最为核心的部分。儒家思想的许多经典著作中对“仁”的解释虽然不甚相同,但是其本质是一致的,即“爱人”。《论语·颜渊》中有云“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儒家思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性人为贵”。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可以说,儒家思想本质特征在于肯定人的价值,重视人的尊严。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越来越强调一个理念——以人为本。人是企业管理的主体和客体,“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便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现代企业管理活动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通过塑造一种氛围、打造传播一种理念,是的组织内的人员思想及步调一致,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调动工作积极性。也有人称这种富有人情味的管理为“东方式管理”。方太总裁茅忠群对方太施行的便是儒家文化管理模式,茅忠群认为,可以治理国家的思想,一定是可以管理企业的。他要求管理者要设身处地的时时为顾客着想,事事替下属着想,方方面面替相关方着想,如此以来,这些人也一定会反过来设身处地的替公司着想,力争创造更大的业绩及成绩回报公司,使大家共同开创合作、共赢的局面。员工的个人发展是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一部分,要把员工的成长放在与企业发展一样重要的位置,注重对员工的人格尊重、生活关爱和能力培养,用真情打动员工管理员工,设身处地为员工着想,用仁爱的精神营造一个和谐协调的管理氛围。与此同时,企业管理者要切实了解员工真实的想法、需求和愿望,在合理范围内,尽量满足员工的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需求。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让员工积极参与进来,领导和员工互为彼此,互相关心和体谅,企业在这种氛围中才会不断发展壮大。

2.“以和为贵”——企业旺盛的法宝《论语》中有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君子和而不同”。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和”为儒家思想中的基本精神。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即“人和”,主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安定和谐、团结协作。“和”在组织中表现为动态的和谐,是企业伦理道德一种理想境界的反映,是企业文化建设始终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和”不但崇尚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又体现和而不同、的原则。一个企业内部如果和谐融洽,那么全体员工的团队凝聚力便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从根本上说,现代企业管理就是要营造这种内外关系和谐的局面。当今许多知名的大型企业非常注重团队意识,这些企业平时十分注重团队建设,提倡并实行团队领导与员工的有效沟通。组织企业员工参加拓展训练,各种丰富多彩的业余集体活动,增强企业与员工的亲密度。在这种和谐的氛围中,员工也能够更理性、更全面的对管理者提出自己的真切意见,达到“共同管理”、“和气生财”“共赢发展”。

3.“见利思义”——企业发展的保证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谋道而不谋食”、“忧道而不忧贫”。“义”是指道德规范,“利”是指“经济利益”,孔子主张,要“见利思义”、“以义统利”,即“义先利后”。儒家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方面,要求将义放在首位,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不惜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孟子强调“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上》)。儒家思想重义是毋庸置疑的。对企业内部来说,如何处理好义利关系是企业经营管理要面临的第一大问题。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求“利”,即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所以从道理本身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唯利是图”而损人利己,是为“不义”,并且最终会影响到这个企业的长期利益,甚至会葬送企业的大好前程。因此,企业管理中应当坚持“见利思义”、“先义后利”的原则,将经营谋利与“博施济众”结合起来,才能保证企业长远、健康的发展。当然,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反对“利”。儒家思想中对于富与贵从来不反对,因孔孟都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儒家思想反对的是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4.“诚实守信”——企业生存的基石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曾有云:“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可也”。孟子则把“信”视为儒家基本伦理规范之一,“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也”。诚信在传统儒家思想中被视为立身立政之本和进德修业之本,因此,诚信的伦理价值一直以来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诚实守信一直以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它不仅是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也是企业的道德基础。在企业价值观的塑造过程中,“诚”是企业聚心之魂,“信”是企业立足之本,诚信理念是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重点之一。但是,诚信缺失问题是当今社会上的许多企业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企业经过多年的艰苦经营发展,但却因为一朝诚信缺失,致使企业品牌一夜倒塌。“三鹿奶粉”事件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可见,只有诚实守信,重约守信,才能维护企业的信誉和形象,才能增值企业的无形资产,保证企业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5.“中庸之道”——企业管理的精髓“中庸”一词始见於孔子《论语》:“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之道”的精髓是不偏不倚,它主张“取中贵和”,是儒家哲学的最高命题,也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方法论。由此可见,孔子的中庸观它源于道德生活中的理论思维,包含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它主张要“叩其两端”、“允执其中”,这是历代帝王的治国之道,也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主张公平、合理、最优。将“中庸”之道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意味着要重科学、讲规则。在团队建设、人际关系、客户关系中要讲究中庸的艺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经营中遇到的许多问题,用道理去套,用理性去解决,经常是行不通的。其次,还要注意说话办事收放自如,进退有节,凡事应把握分寸,留有一定的余地,才能牢牢立于不败之地。最后,管理中要做到文武并用、刚柔相济,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是符合中庸之道的辩证思想,运用于企业管理中,可以使企业管理效率达到最大化。四、结语在风起云涌的商业巨潮中,企业要赢得战略上的优势,占领文化制高点是极其重要的手段。这就要求现代企业就要在管理中赋予其时代的文化新内涵,才能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且促进现代企业能够更加健康、长远、蓬勃的发展。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值得现代企业不断学习和继承发扬,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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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琪.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J].人才资源开发,2015(01).

第2篇：儒家思想在论语中的体现范文

[关键词]道论；务实；践行；入世；思辨

儒家道论蕴涵深厚，是儒家文化的哲理内核。其中践行、义理、伦理、自然、天命、人文、政治诸因素纵横交织，天道、人道形上、形下彼此交融。惟其如此，对它的文化解析，也是见仁见智，所谓人文的、道德的、理性的、艺术的、构成性的等等，不一而足。近来，更有关于其哲学性、宗教性的争论。我们认为，分析儒家天人之道，必须要兼顾古代文化以形而上学本体涵盖、主宰现实的共同时代特征，进而比较不同民族文化，尤其是中西古代文化在现实实践与思辨性超越本体两极之间的轻重、取舍态度。以时代性境域为参照，以西方理性思辨文化为镜鉴，检视儒家天人相即不离思想，那么，儒家道论所蕴含的人世、践行、务实文化趋向就十分明显了。

一、天人之道与入世，践行，务实文化

章太炎先生曾经讲到：“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689页。)太炎先生此语，可以说是言简意赅地道破了儒家天人之道的文化精义。在神话、宗教、本体论超越现世哲学盛行的古代文化氛围中，儒家文化没有对神、逻各斯、自然法、上帝等的执着与崇拜，而是以天人相交、相预的道学另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的入世践行蹊径，并实际上造就了中华民族“重实际而黜玄想”、“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的文化精神。相对于古希腊哲学家对具有绝对超越意义的纯粹理性的不懈追求，儒家天道、人道相互贯通的文化旨趣只能解释为务实入世。

首先，儒家道学的内在发展逻辑可以从务实人世的角度做出更充分的解释。以天命论为例，从孔子“死生由命，富贵在天” (《论语・颜渊》)，到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再到荀子“从天命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天命的超越主宰意义渐趋消减，人生的现实实践意义愈益凸显。这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从脱胎于奴隶主贵族思想到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文化旨趣的历史发展曲线，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入世务实的内在发展逻辑。同样的，从董仲舒天人感应论到王充“疾虚妄”的天道自然说，从韩愈“道统”论到刘禹锡 “天人交相胜”思想(《天论》)，从程朱“理在气先”到陆王“心外无理”，从程朱天理论到陈亮、叶适功利思想，从宋明理学到明清之际入世务实之学大兴，儒家道论在天道、人道相互贯通的大前提下都有从更重天道到更重人道的文化衍变。这是儒家思想从孔子开始就少言“性与天道”，并“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的务实思想在社会历史现实中的自然拓展。

其次，传统“义利”、“道器”、“理欲”之辩可以从务实入世的角度做出更全面的理解与解释。作为古代文化，务虚是通病，但儒家文化是古代文化思想中务虚要求最少、程度最轻者。相对于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观念，儒家的“克己复礼”多少还具些人情味。极端的“义利”、“道器”、“理欲”之辩无非是董仲舒、朱熹等一些道学家的观点。至于孔子，虽然也有“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等说法，但也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的观点。一般老百姓更综合演绎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格言。《论语》中有以下对话：“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这反映了儒家是极为推崇超越个人一己之私的国家、民族、人民之利的。”

再次，儒家文化的特征可以从务实入世的角度做出更深刻的解释。儒家道学“重实际而黜玄想”的特点体现在儒家文化的方方面面。以孔子“好学”为例，我们认为，孔子之好学精神至少具有以下文化趋向：第一，孔子好学不是纯思想。与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家的思辨生活是幸福极致的观点不同，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论语・卫灵公》)。第二，孔子之好学尤重实践。如“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子路有闻，未之能行，惟恐有闻”(《论语・公冶长》)，“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等等。与古希腊“逻各斯”主义把真理看作纯粹思想的观点不同，孔子思想中仁道与“践仁”、好学与力行是密不可分的。第三，孔子的学道与学于现实密切相关。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等等。第四，由于孔子之学，是一种贯通天人的综合性的实践行为，因此，任何单一、抽象的教条都必须经过这“学”的检验：“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弊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绞，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论语・阳货》)。

“五四”以来，学者们论及儒家道学，多取西方本体超越路径。殊不知，儒家融道于现实的文化旨趣也自有其卓越之处。当代文化的实践理性发展趋向，启示我们，儒家的重现实实践与西方的重思辨性超越本体，是各有千秋，各擅胜场。对二者来说，讲融合则并生，讲齐一殊无趣。

在务实与理性思辨不同哲学趋向的驱迫下，中西文化风貌迥异：思想方法有中庸之道与逻辑理性之别；伦理道德有近取譬的推己及人与道德律令的绝对权威的不同；价值取向有圆而神向往与方以智追求的差异。至于一个重情，一个讲理；一个因重现实人生趣味而成为乐感文化，一个由于生活在全智、全能、全善的主宰者的阴影里苦赎前愆而成为罪感文化一个不执着于宗教教条、教义，一个为宗教奉 献了十几个世纪；一个实用科学发达，一个为科学而科学，一个伦理立国，一个法理主义；一个灵活于理论、原则、教条、规则、规范之间，一个斤斤计较于各种契约、律令、法则、规律的严格、严肃、严谨要求；一个人际关怀达于至诚，一个理性探索至于殉身；一个注重事事物物之现实条件，一个讲究绝假纯真的为A而A的各种主义；一个融道于人重内化，一个求理于外讲超越……中西文化之别，至丰富而互补!

以西方文化为镜鉴，笔者曾对儒家文化有以下简要概括：

道得天人际　主遗六合外

阴阳必相即　鬼神子不语

圆神而成之　方智竟出世

至诚感天地　奇技耻真理

二、天人之道与中庸

儒家天人之道是古代道学，因而其形而上学的时代特征也颇浓厚，但相对于西方古代对神化理性及上帝的虔诚推崇来说，儒家更重视在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现实之间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这种道与现实实践相即不离的理路，贯穿儒家文化思想的方方面面。如《易传》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芝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周易・系辞上》)。

儒家思想行为的根本方法――中庸，实际上就是这种道与现实相即不离理路在具体思想行为中的“变～化”、“推～行”、“举”“措”。中庸的意义，历来解释不一，但“中”有“中道”、“适中”、“时中”三层意义，“庸”有“用”、“常”二义，却是普遍接受的观点。其中“中道”之行天下之大道、得天下之定理，与“时中”之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实践权变是相互贯通的，“用中”之实践，与“用中为常道”的实践理性是相互贯通的；“中”之理性要求，与“庸”之实践要求也是相互贯通的――儒家学说历来重圆而神的“通”即一气贯通，用西方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路去理解中庸难免会南辕北辙。

中庸贯通天道与现实、理性与实践的文化意义是十分丰富的。

首先，作为“中国人的宗教”(语，转引自《中国国民性》，沙香莲主编第156页)，它却具有明确的非宗教趋向。应该承认，古代文化是宗教神性文化的时代，儒家学说被称为“礼教”也有其准宗教特性。但严格的宗教要求出世，要求对主宰者、救世主的虔诚信仰，要求严格遵循宗教教规、履行宗教仪式，尤其要求对所谓神圣宗教教义的绝对信奉。这对于讲究“道不离器”中庸思想的儒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对于脱离现实实践的鬼神、死生、天堂等玄远问题，儒家在学术上是存而不论，在现实实践中是敬而远之。流风所及，使得任何外来宗教要想在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文化中扎根，都必需有“担水劈柴，无非妙道”的文化衍变，对“神圣”教义的执着，也只能以所谓“不执着”为根基；海市蜃楼般的天堂竟然常常被认为就存在于人心之中――中国古代文化的昌盛，是与儒家对宗教这种“人民的鸦片”的天然抵制密不可分的。

其次，中庸尤其是“时中”思想所蕴含的现实实践辩证理路，是中国人最根本的思想行为方法。与西方形式逻辑注重理论思考自身的严谨性，尤其是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严谨性不同，中国文化在思想行为方面所遵循的路径，是天地万物一气贯通、并不断相交、相预、相互转化的辩证方法。在中国，像道与器、天与人、理与欲、阳与阴、动与静、刚与柔、高雅与粗俗等一切进入思想行为境域的范畴，都是相互贯通的，恰如“阴阳鱼”所示之此中有彼，彼中有此，此极而彼，彼极而此――有圆融涵蕴气象，呈动态流转韵律。讲逻辑则似有而无、似无而有不凸显，讲气势、讲神韵、讲通透、讲工夫、讲精深则力透纸背、气贯长虹，有浩然仰天之志，挟磅礴不可遏抑之势。这种动态的圆融和合又不乏浩然气势的思想行为路径，是中国人在现实实践中熔铸事事物物于一炉又不脱离其各自自然天性的文化精神的体现，与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为求真理而严格是非、彼此差别、用概念、判断、推理条块分割事物的方以智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中庸的价值取向是以实用天平测量理论意义。中庸融道于实、寓理于物、理性与工夫不离而更重后者，实际上造就了国人淡化甚至漠视理论尤其是纯粹理论的文化性格。中国古代乃至今天，不乏伟大的科学发明，但究其实，大多为实用科技，基础理论薄弱，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精神更是弱项。严厉批评中庸文化态度的鲁迅先生曾愤激地讲到；“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在儒家文化思想意境中，不仅要求对鬼神、死生等玄远问题敬而远之，同时，对与现实无关或关系不密切的任何理论或理论衍生物也都持同样的漠不关心态度。孔子少言“性与天道”，荀子讲：“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天论》)；中庸的思想行为方法更是把任何理论性的东西都与现实相调和。中国国民性之圆滑混世、折中调和、难得糊涂、苟且偷安、不讲原则，当今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执法犯法”等都折射着国人灵活于理论、原则、教条、规则、规范之间的思想行为趋向。中华文化要有新的升华，必须在传承务实文化质素的同时，真诚借鉴、吸纳西方理性文化精神，走一条民族性的时代性的实践与理性高度结合之路。

三、天人之道与忠恕至诚

与西方法理社会的文化传统不同，儒家文化是以性、命、道、德贯通一体的道德价值体系来结构、融通现实社会生活的。李约瑟讲到：“在西方，法历来被视为或多或少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法像某种绝对律令一样凌驾于一切人之上，法更以某种抽象的形式规定和控制了一切社会活动的结果和条件……但东方不存在这种情况。在世界的另一端的亚洲，中国创造了某种强大的精神的和道德的价值体系……在这种价值体系中，法和司法均被置于较低的地位上。”(Needham Joseph，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Ⅱ，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6，P，521，)在西方，伦理道德及其实践一般是归诸于实践理性范畴并置之于纯粹理性之下，其规范社会生活的主要诉求是法理。相反的，儒家入世、践行、务实文化则极其重视伦理道德对社会生活的规范作用。

儒家之“德”，表面上是得于“道”，实质上更多的则是得于现实社会生活，是以得自现实生活的应然之道规范现实。杨泽波先生指出，孔子以后儒家“以天论德”本质上是“借天为说”――顺应古代宗教性文化要求，“将道德的终极根源推给上天”，而实质上是借用天的崇高地位说明现实道德生活的重要。(杨泽波，《从以天论德看儒家道德的宗教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因此，儒家之天道，与西方的自然法、逻各斯、上帝等不 同，实际上是“虚位君主”。人道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生生不息”，才是儒家伦理道德的主要内涵；而所谓天道，只是从终极诉求的意义上为现实伦理道德披上一层形而上学神性外衣而已。

不仅如此，儒家伦理道德的具体要求：也处处体现着鲜明的务实文化特征。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曾经把儒家伦理道德解读为：“一种无条件地认同于或适应现实世界”的伦理。(Max Weber，The Religion Of China，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4，p，229，)这是很有见地的。西方的道德观，是理论先行，伦理优先，其道德观念和道德实践的先决条件是关于自然法、上帝意志、绝对命令、自由与正义等的伦理理论。这是用超越于社会生活的理论规范现实生活的由远及近路径。与之相反，中国儒家伦理道德则崇尚由近及远的“近取譬”和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从现实生活中切实的情感，血缘、榜样等出发，以仁爱为基本精神，由近取譬，推己及人，至诚无憾，泽及万物，民胞物与，是儒家伦理修养的基本路径；务实入世，主张人在“达道”、“成己”、“开物成务”的各种可能性中“立德、立言、立功”，是儒家伦理的基本价值取向。由此，不难理解儒家伦理文化的种种现象，比如：孝悌为本、“亲亲、仁民、爱物”、由家而国、家国一体的宗法伦理现象；崇尚圣人、大人、见贤思齐、效法先贤的榜样人格现氦彼此顾恤、互相保障、力求相安的“本乎人情”的诸如血缘、师生、同学等伦理关系网的构建；知行合一、体己安人、体己安百姓的持敬践履的具体实践工夫的重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之类恩德相感的道德实践的条件性；善恶有报、礼尚往来等道德践行的功利性……这些现象是务实的伦理道德所特有的。黑格尔因此认为中国文化缺少“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鳞、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19―120页。)也自有旁观者的明见。

第3篇：儒家思想在论语中的体现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思想政治教育；现实

从春秋到现代，儒家思想历经千年，贯穿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长河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裨助我们处理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儒家哲学义理中蕴含着对终生教育的价值观、人生历练与处世修养等方方面面，裨助我们找回原有的“仁爱”、“忠恕”的纯洁心灵与善良的“自性”。儒家思想的超凡脱俗与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蕴含丰富的教育资源，助推我们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充分挖掘儒家思想包含的深邃的教育理念与哲学义理，即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进行，解决社会道德问题更为迫切，急需借鉴儒家思想的至正至刚之气处理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

一、儒家道德思想精髓的内涵

管窥儒家“经世致用”的观点，充斥着对“仁善”的道德向往，在一定程度上裨助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思想中的“圣贤人格”、“自强不息”、“见利思义”以及“以和为贵”，对裨助处理社会道德问题以及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中充斥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执干戈以卫社稷”以及“天下为公”的儒家言论，裨助我们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们物质欲的泛滥，无疑儒家忧国忧民的道德境界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强民众的国家民族意识。儒家认为，只有具备了超凡脱俗与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面对外在的威胁与物质诱惑，才能达到处之泰然、镇定自若的高贵情怀。儒家道德思想认为若想真正的把握和领悟“德”的内涵，必须从道德的根源性开始。儒家认为道德的根源在每个人所固有的“仁心”，即认为“仁心”是人性所固有的。“为仁由己”的儒家认为学者必须先识仁才能在求知、做人、处事上有所依据，具有“依于仁”的完美性格才能成为国家栋梁。以道德伦理为根基的儒家思想建立在“仁”之上，“下学而上达”的教育思想充斥着科学内涵。儒家“以义为上”的义利观对物欲泛滥的现实社会是正确的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良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迷失在物质的洪流之中，部分人一味地追求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内心毫无国家民族的责任之感，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对儒家这种崇高义利观的弘扬，在一定程度上裨助当代青年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以致形成“至贤至圣”的理想人格。从切实问题入手“问仁”的儒家思想，避免了空谈道德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道德实践意义。“忠君爱国”与“忧国忧民”的儒家思想具有着崇高的道德境界，吸取儒家这种高度的国家民族责任感与爱国意识，对于裨助我们处理社会道德问题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中至贤至圣的道德追求的现实意义。以“仁”为主体的“修身、齐家、治国”，是儒家道德的政治的实现路径，追求整体的和谐。我们只有树立至高至上的道德追求以及提升我们的心理思维，才能构建新的行为方式裨助社会风气的改变。儒家伦理实践在于自觉反省，保证本心良知。儒家认为“仁”是内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是一种无待外求的“本性”东西；“仁”是本心善性，必须透过人的自觉呈现，而后乃能透显它超越而客观的现实意义。儒家把道德行为划分作初级和高级道德两种发生模式：根据不安之情引起心理效应，作为内在说服和根据，推动初级道德行为的发生；通过学习培养道德理性作为外在说服和根据建立高级道德行为的动机。个人从高级道德做起，必然得到他人以初级道德的回报，这种至贤至圣的道德追求也是个人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儒家点出的“仁”，意指人都可以“克己复礼”与“反求诸己”，道德原则不是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去考核，而是依据反省自觉中的存在实感，因此，自我就可以做主地从事道德实践，以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人格。这种实践将带来全面的存在性和终极性的自我转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儒家所强调的个人对他人念恩和善行实践的动机和反省批判的能力的“观功念恩”的教育思想，对于裨助当代青年人格的完善、情义的学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亦是一种新的道德疗法。儒家教育思想精髓的现实意义。儒家教育思想的内容包含天人合德为理想，以仁义内在为动力来唤醒人的纯真本性，并从具体之生活来落实道德的实践，在实践当中亲自去体会，亲自去验证道德，以德行之自觉为进路来达到良知之自由。在如今高校只重视对学生道德理论灌输而忽视道德实践的情况下，儒家教育思想中追求“至贤至圣”的道德实践，对于我们现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谦冲诚信”、“当仁不让”、“追求和谐”的理念充斥在儒家教育思想之中，很大程度上裨助我们克制内心与行动上的物质欲望，以致达到“至贤至圣”的道德境界。先秦儒家所倡导的“大同社会”不仅通过“福德合一”的道德智慧启迪了现代人的哲学智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助我们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的中庸之道与权变智慧，对我们处理现当代的种种现实社会问题给予极大的启示，其科学内涵与教育思想增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与弘扬。儒家“其善而从、不善而改”的见贤思齐的教育思想，使得人能不断的自我成长以趋于完美之境地，其目的是希望培养出人们具恢宏气度的君子儒。

二、把握儒家思想精髓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延存数千年的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色彩以及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来裨助我们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不仅在思想、内涵、形式、方法上给予我们智慧的启迪，也直接或间接的贯彻在家庭、学校、组织所进行的教育之中，深刻且无形的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应当结合时代的特点，充分挖掘儒家思想的科学内涵，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精髓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儒家思想的精髓增助人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树立，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积极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逐渐流毒于当今社会，急需“臻于至善”的儒家精华洗涤人民的心灵引领我们到至贤至圣的道德彼岸。儒家主张通过教育与修养让人们在黑暗现实之中发现人的本善，这也是孟子以人格修养为视点的论述，对于充斥着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当今社会，亦是一种新的道德疗法。主张“诚者，天之道”的孟子思想，具有世界伦理价值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主张“天人合德”思想的孔子，认为是人的“仁”彰显了天道天命的价值。“万世师表”的孔子认为我们不仅要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也要考量人民物质需求的合理满足，与孟子道德的产生不需要任何的物质基础的主张相比，极具科学和实践意义。主张“内圣外王”与“天下大同”的儒家，并没有忽视人民正常的物质需求而是把它限制在“一箪食，一瓢饮”的合理范围之内。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需要儒家“一箪食，一瓢饮”不堪其忧的思想治愈对物质欲极度追求的当今社会。诚然，灌输没有丝毫物质支持的“向善”道德思想，必然会成为空泛的道德口号，既无助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无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综合考量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一味牺牲个人利益满足国家集体的需要，“道德”必然难以深入人心，也不能增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生命观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论语》被奉为儒家思想精髓的经典，被历代引以为修身处事的凭借，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儒家思想中生命观的科学内涵，通过对儒家生命观的管窥汲取精髓，裨助人们树立正确生命观，增益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论语》中的生命观以“生活与处世”的内容最多，而“生存与生命”的内容较少。管窥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言论，可以看出他关注的是生命的意义，重视的是现世之事，在一定程度上也高扬了生命的价值。《论语》中这样写道：“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管窥这句话，我们可知儒家按部就班与循序渐进的做事要求。“经世致用”的孔子强调的是现世的价值，关注的是生存的意义，而过度的强调生死与命理必然是本末倒置的。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儒家生命观体现的不是对生命的轻视，而是追求在集体、国家、民族的危在旦夕之际能够挺身而出的至高道义，这种舍生取义的至高道德境界也凸显出儒家对生命的高度珍重。同样，“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凸显的也是这种至高的道义，儒家不仅单方的要求对“仁”的道德追求，管窥这种思想的背后是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要求与生命的珍重。以“未知生，焉知死”与消极以对的观点来诠释儒家关于死亡的哲思，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通过管窥孔子在祭祀中的谨慎与真情，也凸显了孔子对逝者的敬畏与生命的敬重。总括之，管窥《论语》中生命观可以发现，孔子虽然对死亡的概念未做深入的探索，但未对死亡的议题视而不见，通过谨慎积极的态度处理死亡祭祀的事宜表现出孔子超越命限的至高价值追求。通过管窥儒家“慎终追远”的谨慎态度以及对“立功”、“立德”、“立言”生命情操昂扬的追求，儒家将生命观最终回归到积极处理现实生活的努力之上，彰显生命价值的意义之所在。儒家生命观中凸显的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追求与生命的珍重，增益当代人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裨助着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教育思想精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通过管窥儒家教育思想深刻挖掘其精髓对当代教育的意义，力求裨助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孔子教育原则总括之有四个方面，“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及“由博返约”。孔子在学习方法上采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各种不同方式使学习者能知行通贯。孔子认为只有深刻的把握受教者的特点，在教育上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要科学全面的掌握受教者的心理特点，对于不同年龄段（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以及不同职业（学生、商人、工人等等）运用不同的方法。管窥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言论，可以看出其对“启发诱导”这种教育方式的重视。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在从教者与受教者中要找到这样两个平衡点：第一，从教者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平衡点，既要保证从教者的主动权利又不能完全扼杀受教者的积极性；受教者积极性与自由性，既要保证受教者的积极性又不能无视从教者的主导作用。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学思并重”的教育思想，深刻洞察到了人类的认识规律，科学的把握了学与思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极具参考意义。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既要求学生要博学多识又要求学生学习的知识面不能杂乱，深刻地洞察到知识广与深的辩证关系，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从教者与受教者都有很多的理论指导意义。在学习立场上，孔子要求学习者能够以虚心的态度自动自发努力地去学习，并应珍惜时间，有恒心的学习，不可操之过急，而是循序渐进的学习。孔子的学习观念讲求学思并重，尚立志，注重学习兴趣的培养，以学习意义而言，其目的是希望培养出具恢宏气度的君子儒，借着学习使人能不断的自我成长以趋于完美之境地。基于此，儒家在教育方法、内容等各个方面的精髓，都可以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三、儒家思想精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

儒家思想精髓的实效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向教育的实效性上侧重，并充分考虑受教者的心理与生理特点，空洞的灌输难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充分发挥现代传媒技术的作用，例如：微信、QQ等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受众采用多元化的教育避免呆板空洞的灌输。采用实效与开放的思想政治教育，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心理与生理特点，可以裨助受教者达到至贤至圣的理想人格。儒家思想精髓的实践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儒家思想的实践性在“知行合一”与“为己之学”上抒发得淋漓尽致。管窥儒家“知行合一”与“为己之学”的言论可见其对实践的重视，因此，应当着重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道德实践能力，避免空洞的理论说教。儒家伦理实践在于自觉反省，保证本心良知。道德原则不是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去考核，而是依据反省自觉中的存在实感，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让受众者可以自主地从事道德实践，以完成自己的道德人格。这种实践将带来全面的存在性和终极性的自我转化，对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受众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精髓的爱国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儒家的圣人是积极入世的，具有兼善天下、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倡导经邦济世、建功立业的理念，梦想着建立一个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社会。孟子主张以集义养气的修养工夫培养出浩然之气，以养成大丈夫坚守善道、不为环境所左右的气度，最终在成德成物的实践中达成济世救民的终极关怀。孟子认为明善诚身的修养才能践行成圣，完成理想人格，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把握儒家“尊王攘夷”民族大义的思想精髓，对于增助当代青年的爱国情怀发挥着重要作用，裨助着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罗国杰:伦理学[M].1989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

[2]唐凯麟:伦理学[M].2001年第1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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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伯峻:孟子译注[M].2008年第1版.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6月.

第4篇：儒家思想在论语中的体现范文

关键词：儒家人本思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辅导员

一、儒家思想对人的理解。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结晶。儒家学说的立足点是人．即一切努力以人为中心。如：五常的实践者是人，受益者也是人：孝的对象是人，行孝者也是人；祭祀的对象虽然是鬼神，但目的还是为了活着的人!如何做一个好人、贤人、圣人，这是儒家毕生追求的目标。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子整日钻研的是如何做一个完人，他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1]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翻在《论语·学而》中孔子强调做官的原则是“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1孟·子则继承了孔子的学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在古代汉语中，“人”字的五种涵义为：其一，指人才；其二，指人品；其三，指人情世故；其四，指仁；其五。泛指某些人或自己以外的人。那么，儒家是怎样理解人、衡量人的呢?我们说，儒家所说的“人”主要有三义．即人才、人品、仁。在儒家经典语言中，有时候“人”则特指人才。比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说：“子无谓秦无人。”网《史记·夏本纪》说：“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所以“人”即人才应该被视为儒家对人的一种看法。在儒家用语中，有时候“人”则特指人品。孟子曾对万章说：“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11这后一个“人”字指的是人品．意思是说：作为善士，不但要和天下的善士为友，而且要学习古人。学习古人，不但要“颂其诗，读其书”，而且要“论其世”，否则就不能知道古人的人品到底如何。在儒家用语中，有时候“人”则特指仁。《吕氏春秋·举难》说：“君子：责人则以人，责己则以义。”这里后一个“人”字指的是仁，与“义”相对，意思是说．君子总是严以律己而宽以待人，这实际上是孔子忠、恕思想的体现，是儒家的一贯立场。在有关“人”字的用法中，人才、人品与仁这三者都体现了儒家一贯的观点，因而可视之为儒家对人的理解。

二、儒家的人本思想。孔子的人学思想以具体而又多样化的论述阐述了“人”在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应该如何实现自我、完善自我人格的方式方法，可以这么说，孔子的人学思想就是关于人的发展、人的自我完善的思想，从这一层面上说，孔子的人学就是人本思想。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应该诚心诚意去求“仁”。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就会得到“仁”。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中．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孟子、苟子等儒家思想家的人性理论、“仁政”学说、政治思想大多是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们的“重民”、“贵民”思想就是孔子思想的进一步深化。由于儒家以治国平天下为理想．而实现其理想的必由之路就是努力成为这一理想的实践者。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是个人才，也必须人品好，而这一切又都以仁为前提。人品、人才和仁．这三者既是儒家教育人的内容，也是儒家理解和衡量人的基本标准。首先，有关仁的问题。孔子对樊迟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网孔子对子贡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41这就是说，仁就体现为“先难而后获”、“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儒家那里，己也好，人也好，做什么都离不开仁。其次．有关人才问题。孔子对身为季氏宰的仲弓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仲弓问：“焉知贤才而举之?”孔子说：“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孟子对齐宣王说：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日“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日“贤”，未可也；国人皆日“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日“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日“不可”，勿听：国人皆日“不可”．然后察之，由此可见儒家对人才的重视程度。第三，有关人品问题。儒家的重要典籍《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所谓的修身．根据学术界的共识，其更多的是指对品德的修养。《中庸》说：“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而孟子“君子有三乐”说．很大程度上强调了具足三乐的君子与具备仁的内涵和良好的做人品德不无关系。由此可见，在儒家看来，只有成为仁义而且人品好的人才，才能对国家和社会有所贡献，也才有可能最终成为圣贤而千古流芳。从总体上看，儒家人本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在为人之道上，要求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做到“德”与“贤”，“修己安人”；在待人之道上，要求做到“仁”(爱人)与“和”(与人友善、和谐)；在治人之道上，要求推行“仁政”，进行人性教化。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人本文化，重人际关系协调，重人的价值的实现，并注重个体对群体的责任、奉献和服务，带有群体和谐特点。三、儒家人本思想对高校辅导员工作的启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张立文教授在谈起儒学研究的意义时说：儒学至少在四个方面值得我们现在弘扬。首先是人本思想，孔子宣扬“泛爱众”，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苟子也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种人本思想在当代有着重要意义。可见儒家的人本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他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社会，投向现实。但儒家的人本思想并没有向人们提供一套普遍适用的方法，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些原则性的教导，这些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其合理性及适用性。这就是儒家的人本思想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笔者在研读儒家经典时，发现有不少可资高校思想政治辅导员借鉴之处．特别是启发高校辅导员如何从人本思想出发．从为人、待人、治人之道三大方面做好学生工作。大学是青年步入社会的出发点．素有“小社会”之称，高校的学生工作是以学生为中，必须紧跟时代的发展，密切关注社会风气的动向，认真分析学生心理的微妙变化。以学生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的塑造和养成为工作内容。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肯定、尊重人的自尊和权利的基础上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确立起终极关怀．真正培养全面发展的大学生。那么，儒家人本思想对高校辅导员工作有何启示呢?启示一：作为辅导员要做到“为政以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儒家的人本思想形象地描述了一位道德高尚的“辅导员”如何受到学生的欢迎．在学生中拥有怎样的威望。那么，一位辅导员怎么能成为“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北辰”呢?笔者认为辅导员应有以下几方面的素质。1、“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孔子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教化，而教化的主要形式是管理者的身教。强调管理者要以身作则首先为学生做出表率。他在《论语·子路》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卫灵公》又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说法，即严格要求自己方能律人。孔子认为．要得到群众拥护、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必须“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所谓“赦小过，元求备于人，宽则得众”。这就要求高校辅导员必须领会儒家“先管好自己，再管别人”的管理准则。孔子把“忠恕”之道用来对待他人的道德准则和管理的规则。“忠”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样才能提高学生工作相关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感情融洽，共同实现工作的目标。因此，要求学生做到的辅导员首先要做到，一个对自己要求不严格的人，却要严格去要求别人。还想让别人心服口服，那无异于缘木求鱼。2、“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孔子指出不是任何时候都有应该迁就学生，讨好学生，那样只能使学生得寸进尺，工作被动，“薄责于人”不是说学生犯了错误就不要追究与批评，而是说不要一棍子打死犯错误的学生，要让学生有改过的机会。采用“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恕与严格管理相互结合的原则。辅导员如能时时处处以身作则．以自身的榜样影响和带动你周围的学生，就能实现最大效应和最好效果。人们常说，“身教重于言教”，因为“身教”是无声的教育．用的是“行动语言”，而“行动语言”更能达到“润物”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担负着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其一言一行对学生都是一种教育。“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学生耳濡目染，怎能不从中受到教育与感化?3、秉持公心，一视同仁。《论语·卫灵公》篇的“有教元类”是孔子的重要教育思想．就是说教师对学生应一视同仁，不能有所偏废或厚此薄彼。爱心加上公平才能得到学生的尊重。4、是非分明，有原则性。《论语·阳货》篇说“乡愿，德之贼也。”“乡愿”是指好好先生。孔子认为是非不分，没有原则的好好先生是道德的祸害。同样．“乡愿”式的辅导员只能让学生元所适从，可以说是学生的祸害。作为辅导员，首先自己要明辨是非，然后才能让学生知道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5、言而有信，以诚待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大到与学生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安排。小到师生问的一次普通谈话，辅导员有可能因为客观原因难以兑现承诺。应本着尊重学生的原则，对学生坦诚相告，获得学生的谅解。《论语·颜渊》有“民元信不立”，原意是指没有人民的信任，政府就维持不住。同样，辅导员若失去了学生的信任，也就很难做好工作。6、不厌其烦，做好工作。《论语·述而》中说“有诲人不倦”。说的是辅导员对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强渊了多少次后，如果部分学生还是犯同样的低级的错误，那么辅导员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反复向学生强调说明7、恩威相济，保持距离。《论语·为政》有“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这话对于做学生工作的辅导员来说可以理解为：在正式、公开、庄重的场合，辅导员应庄重严肃，体现威严；在日常生活或非正式的场合，辅导员应真诚、热情地关爱学生，这样恩威相济，既能博得学生的尊重，又使学生乐于亲近。但师生关系并不是越密越好，与个别学生关系过于密切，将使其他学生觉得被冷落了，从而影响了辅导员的威望和公信力。师生间最好保持一种“亲密有间”的关系。8、敏行慎言，树立形象。儒家的“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是从日常行为举止的角度对辅导员提出了要求。“敏于事”要求辅导员对学生的思想变化和动向富于敏感性，并具有办事敏捷、讲究效率的特点。特别是捕捉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倾向。否则，就容易丧失最佳时机，甚至发生本可避免的负面事件。“慎于言”是提醒辅导员先思而后言，避免在学生面前信口开河。并注意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的“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网说明语言技巧在工作中的重要性。总之辅导员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对学生产生影响，辅导员必须在学生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总之，一个有道德修养的辅导员，总是能让学生在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中得到教益；反之。非但难以尽到辅导员的职责，甚至会误人子弟。启示二：辅导员要真正“仁者爱人”、“宽以待人”——热爱学生“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论语·颜渊》有“樊迟问仁，子日：‘爱人”’；《论语·里仁》有“唯仁者好人。”孔子要求学生严格信守道义，即“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嘲：“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孟子在强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时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强调以“仁”为核心的“恭、宽、信、敏、惠”的平等、恭信待人的人本思想。作为高校辅导员。要公平善待每一个学生，要关心人、爱护人，以“仁”、“不忍”之心平等待人，恭敬、庄重能得到人尊重；宽厚能得到大众的拥护；诚信会得到别人的信任；勤敏会使工作效率高、贡献大；惠是爱护、关心他人并给予帮助，别人能为你出力。在具体教育实践中，又应重视对学生的因材施教。把学生按性格、智力等方面的状况分别施以不同的引导和教育。在教育目标上，孔子提出了“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学而优则仕”。在知识经济不断创新的教育时代，广大教育工作者，尤其是学生工作者更应重视每一个学生个性和潜能的发展，才能使他们走出校门后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善于应变而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作为新时代的学生管理者——高校辅导员，一定要树立创新教育的培养目标，转变教育观念，形成以学生为主体、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的管理理念，改变以往以教师、书本、课堂为中心的模式。在管理范围内形成一个创新学习氛围，形成一个创新知识环境和教育环境，真正体现教育工作者的“爱人”之心，“宽人”之情。 “管理之道，归于用人”。每一位辅导员只要明确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坚持“仁者爱人”的思想，“君子尊贤而容众”，就能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协调好师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共同的管理目标。此外，要真正实现“宽人”“爱人”．就必须确实做好“待人”工作，切实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学生的实际困难一般包括I 部分：一是生活上的困难。一是合理的权益受到损害。因此我们的常规工作应公平、公正地做好两点：1、务必把各项扶持困难学生的政策、措施落实好。切实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做好助学金、国家奖学金的评选及发放工作。同时做好贫困学生的思想工作。着重消除学生的自卑心理。2、务必把损害学生合理权益的问题解决好。这类问题主要出现在各级学生组织的违纪管理上，要把损害学生合理权益的现象一项一项地治理好，辅导员要管好所领导的学生组织。加强学生组织的思想作风建设，并从制度上保证切实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启示三：“举直错枉”“用人之长、人尽其材”——正确选拔和培养学生干部“举直错枉，则民服；举直错诸枉，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儒家思想强调举用正直的人，老百姓便服从；举用邪枉的人，废置正直的人，老百姓则不服。辅导员任用干部得力的话，不仅带动了良好的班风和学风，工作还事半功倍；任用干部不得力，班级会萎靡不振，甚至乌烟瘴气，工作事倍功半。学生工作者应重视人的因素，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才干，才能实现最好的管理绩效。老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能不能充分发挥出来，是影响一大批、甚至整个的问题。因此，要重视知人所长，充分发挥其特长，“当其所能”、“避人所短”，或“补人之短”，使其互相配合，才能避免耽误工作．误人子弟，才有利于学生工作的顺利开展。选拔、任用和培养学生干部是辅导员贯穿始终的一项中心工作，《论语·为政》中“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告诉我们：任用优秀学生干部并教育好后进的学生，就会使大家互相勉励。因此，辅导员要培养好两种干部队伍：打造先锋模范性的学生党员队伍；培养建立正规化、精英型学生干部队伍。《论语·公冶长》篇有“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只有进行全面考察，才能选拔出思想政治素质好、责任心强、认真踏实的学生干部，为将来的工作奠定基础。另外，辅导员选择学生干部不应采取双重标准。一旦那种凭着个人喜好、个人情感而确立的双重标准得以施行，就很难在学生中树立应有的威信，威信一元，道德教育就无法进行。很多辅导员依赖于几名主要学生干部工作，于是对这几名学生特殊照顾，无论是评优，还是入党都给予优先照顾，这样无形之中忽略了大多数学生的培养。一个以“有教元类”原则来工作的辅导员必须给他的每一名学生提供锻炼的机会，而得到锻炼的学生会心存感激，然后在各方面都努力，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爱之能勿劳乎。”学生锻炼的过程，正是思想道德教育的最佳时机，抓住这个时机，道德的培养就会事半功倍，而这完全是一种高尚的“仁爱”之心。启示四：施行“仁政”的同时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以人为本，施行“仁政”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家讲究“仁者爱人”，强调感化和教育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强调“仁”并不意味着元原则，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重视用制度和机制来构建和统筹学生工作，重视奖与罚的有机结合。孔子是法家的包容者，在管理上提倡“仁政”、“德治”，也不排除“法”的任用，比如，在人才管理上他们就提出了“赏行罚威”的观点，主张把赏与罚结合起来，重视赏罚分明的原则。萄子说：“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式其心⋯⋯，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得应……”(意思是，配备官职，重奖赏，严刑罚，发激励和惩戒人们的心志，使天下人民都知道自己所期望得到的全在这里了，因此奖赏能够实行，惩罚能威严，那么贤人就能得到任用，不贤能的人就能得到辞退，有才能和没有才能的人就能够根据才干的大小得到恰当的官职，如果这样，万物就能相互协调，事情变化也能得到恰当的处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萄子是把奖与罚和人才的任与去结合认识的，也就是说他是把奖罚作为人才管理的一个重要法则来提倡的．只有赏罚分明，贤能之人才能得到提拨任用，不贤能的就被斥退。因此，在学生的人才管理上必须做到论功行赏、论过行罚，大功者大奖，小功者小奖，大过者大罚，无功者元过者不赏不罚，即坚持“赏罚分明”的原则。儒家施行“仁政”的管理方法也应重视激发性原则，即以表扬和鼓励为主。儒家思想中的“善”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而“善”又是儒家思想教育的终极目的，也是高校学生工作者孜孜以求的最大目标。高校学生教育工作者们要善于运用表扬和鼓励树立青年学生的荣誉感和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创造精神，最大限度提高学校的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通过“与人为善”而使“人心向善”，最终达到“无为而治”。

参考文献

【1】谭国清．中华藏典·传世文选·四书五经[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

【2】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杨白峻．春秋左传注【M】．上海：中华书局，1981．

第5篇：儒家思想在论语中的体现范文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和谐理念；人本主义

在二十一世纪知识经济的时代，人们意识到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在企业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性。无论企业管理方式如何复杂和多样化，人都作为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整理支柱。这就要求人们在现代管理中注重于人的智力、体力和潜力的开发，激发员工的潜能，在管理中实现人本化。

任何科学有效地管理离不开深厚的民族文化思想。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有着许多相融之处。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以及“以民为本、以德治国”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当今的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所以我们从人力管理的角度去研究儒家思想，具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同时成为现代企业管理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简单来说，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运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儒家整体和谐理念有利于人力资源管理

儒家思想的思维方式主要特点是整体思维，这种整体思维的特点运用到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就是一种整体管理，也就是系统化管理；而西方思想的思维方式特点是分解，无统揽照顾整个局面。从这方面来看，儒家文化的整体思维有利于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的整体管理。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从系统整体理念出发，一向讲究于“和”。如创始人孔子就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都反映了对人际关系和睦的强调。由此可见儒家思想重视人际关系协调和群体和谐，注重个人对集体的贡献。而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就非常注重于团队合作，只有合作才是一切企业和组织成长之本。一个企业发展和在市场竞争的成功有赖于所属员工的团结合作，而相互冲突和斗争能毫不含糊地毁掉一个企业。如知名公司青岛海尔集团就凭着职工的团结协作，终于能发展为全国的知名企业。

儒家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中庸理念，其中庸的观点是“过犹不及”，也就是主张执中来求和，矛盾的双方实现和谐与统一。儒家思想把中庸的观念看作是人们不容易达到但又不可缺、至善至美的道德理念。在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中庸思想具体表现在对员工的选拨、管理以及激励等方面。领导在对员工的管理中，要适度中庸的观念，否则就会导致员工工作效率下降以及激起员工的抵触对抗情绪；在对人才使用上，对人才的埋没、小材大用或者大材小用都会造成人才资源上的耗费。

在这方面，美国著名的“彼得原理”与中庸之道就有相似之处。人力管理工作关键就是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但在这过程中，过多或过少都会压抑员工积极性的发挥。所以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讲究制度管理与人力管理的相结合，制度是硬，人力是软，只有刚柔并济才能做到最佳管理，这也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体现。

二、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有利于人力资源管理

儒家思想倡导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人力资源这符合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例如儒家思想的“人和”作为一种要求企业员工遵守的伦理规范，能倡导企业建立和谐的内外部环境，有利于培养和造就员工们和谐的团队精神。如果“人和”思想运用在企业外部环境，则表现在企业关注和气生财与公平的良性竞争、企业与政府和公众建立一种良好和谐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

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现代所提倡的人本管理思想有相似之处。如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倡“爱民”、“惠民”、“裕民”，在领导对人的管理上，则主张“仁”“爱”理念。用在现代企业的人事管理上，则是领导要以礼待员工、并且员工之间以礼相待，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互相信用与尊重，这些都有利于企业组织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的人本思想用在企业管理上，也就是领导上级对下属员工谦和宽厚，下属对领导忠于职守，这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管理者如能把员工看作是“社会人”，能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尊重和发展员工的潜能，将企业的实现目标与员工的理想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企业与员工感情交流，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增强员工的忠诚度。

三、儒家的道德观念有利于人力资源管理

儒家思想的一些道德观念，如“仁者爱人”，用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可以突出强调员工的仁爱之心，用规章奖惩制度号召员工团结友爱，使企业成为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

“仁”的具体做法是忠恕之道，作为人力资源的领导者，就要以身作则来带动公司的其他员工；在对待别人上，就要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团结公司的人员，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点是儒家思想对人力资源管理中导向力的最好说明。

儒家的重“义”轻“利”的道德价值观也有利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如孔子对义与利关系的看法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思想对于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来说，在义与利的抉择上调整好心态，在公私利益冲突时牺牲小我、完成大我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6篇：儒家思想在论语中的体现范文

关键词：民本思想 主体元素 人文关怀 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5-0086-03

作者简介：马玉珍（1971―），女，青海西宁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现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工作。研究方向：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

一、儒家民本思想的意义

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身份的标志，它照亮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舞台、提升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品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精神杠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弘扬和利用，不仅是这个民族发展的巨大的精神源泉，也是一个民族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儒家文化由孔子首创，经过了孟子、荀子的继承、发展和改造。孔子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的春秋大局中，适应形势，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它以“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为根本出发点，强调人格独立，追求“中庸之道”和“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理想。孔子主张惠民、富民、教民的“民本”思想。“民本”即以人为本，就是说，与神、与物相比，人更重要、更根本，不能本末倒置。孔子思想体系中强调“仁”，就是提倡人与人相容、相亲、相爱，由“爱亲”推及“爱人”，进而“泛爱众”。 儒家的民本思想对春秋之后各朝各代的政治、法律、思想的发展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当今社会的三个主体元素，即教育、企业管理、民生保障的扩张渗透绵延而深厚。

二、儒家民本思想扩张渗透于教育

以儒家民本思想为底色的儒家教育思想，有其自身的文化传统的价值，例如温故知新，学思并重，循序渐进，由博返约，启发诱导，因材施教，长善救失，教学相长，言传身教，尊师爱生……形成了比较系统、深刻的教学论、教师论、自学论与人才成长理论。要使这样丰厚不朽的教育资源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和国际文化大交流的趋势的需要，我们必须调整思路、改变观念，以长远的眼光来继承和弘扬儒家教育思想，丰富我们今天新的教育理念。

（一）以儒家思想“矩之道”反思今日教育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人之为人”的意识不断觉醒，关注个体生命的呼声不绝于耳，而存在于我们教育中的漠视生命的现象极其普遍，教育愿望和教育实际间存在涧壑，如何填涧埋壑，前提是要清醒地意识到教育手段、方法尤其教育思想的不到位，不能将教育目标流失在人格独立的边缘。

1.重认知轻情感。曾有一度我们的教育以学科为本位，只注重学生对学科知识的记忆、理解和掌握，而不关注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情绪反应和情感体验。

2.重教书轻育人。过去重分数轻品德的教育考察手段，炮制了很多冷血的高分匠人。学生缺少基本的人文素质，精神空虚、道德失范的现象严重，很多学生缺乏对弱者的同情，对生命缺乏敬畏，丧失了起码的道义感和责任感。

3.重结论轻过程。模式单一的教学手段无法展示学生的聪明才智，学生的个性因此无法发展，创造性思维和独立思考力及动手实践力都明显不足。

4.传统的教学是精英教育，目的是培养优秀学生，不注重其他学生的发展。学业后进的学生挫败感很强，自信心不足，扼杀了学生的天性，人际关系不和谐，甚至造成部分学生因过重的竞争压力而导致心理负担或精神障碍，使学生的人格和心理得不到健康的发展，为今后的发展埋下隐患。

（二）儒家民本教育思想和今日教育理念的对话和融合

今天的教育改革，尤其是“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沿承儒家教育思想的民本思想，强调个体价值，尊重个体生命，提倡身体的积极参与。学生通过亲自经历，用自己的心灵去亲自感悟，这不仅是理解知识的需要，更是激发学生生命的活力，促进学生生命成长的需要。

儒家民本教育思想和今天教育理念的对话和融合，以“以人为本”的理念去观照生命，尊重每一个学生的独特个性，尊重学生的个人感受和独特见解，激发学生生命的活力，促进学生生命成长。关注学生的需要、兴趣、体验、经验、困惑等，强调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促进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培养方向由现实的应试需要指向以终身学习为基本任务。总之，教育注重人文观照的作用才能切实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三、儒家民本思想扩张渗透于企业管理

儒家思想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上，强调人与人之间相容相亲、宽人律己、关系和谐。优秀的中国企业管理理念――“以人为本”须取法于儒家民本思想。

（一）“以人为本”是摆正管理者、被管理者关系的前提

“以人为本”的核心在于充分尊重人的价值，摆正管理者、被管理者的关系。要想使产品受到欢迎，前提是要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真正做到与企业同心同德，其关键在于员工能否分享到来自企业的实惠。改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过去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或者上下级关系，而应该是彼此需要、关系平等。

（二）民本思想是推行“选贤与能”的关键

亲贤远佞是选人用人的基本原则，而民本思想则是推行“选贤与能”的关键。

《大学》引述了《尚书・秦誓》里的一大段话：“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因此，有仁德的人会把这种容不得人的人流放，把他们驱逐到边远的四夷之地去，不让他们同住在国中。这说明，有德的人要爱憎分明，发现贤才而不能选拔，选拔了而不能重用，这是轻慢；发现恶人而不能罢免，罢免了而不能把他驱逐得远远的，这是过错；喜欢众人所厌恶的，厌恶众人所喜欢的，这违背人的本性，灾难必定要落到自己身上。所以“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管理者必须要有识别人才的慧眼。

例如《左传》中作者倾尽笔墨刻画的贤臣子产，因为他的宽厚、雅量以及公私分明致使政绩卓著，当然也因为他身居重位凭借自身的德智发展国力，在群雄争霸中让他的国家――小小的郑国有序地发展。同样在《左传・哀公二十四年》中有“闰月，公如越，得大子适郢，将妻公，而多与之地。公孙有山使告于季孙，季孙惧，使因大宰而纳赂焉，乃止。”这是一个遗臭千年的奸贼佞臣――正伯，据载伯曾逃难仕于吴，得到吴王宠信，屡有升迁，直至宰辅。伯为人好大喜功，为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安危，内残忠臣，外通敌国，使吴越争雄中的吴国在拥有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丧失有利时机，逐渐走向衰败。对这个害贤祸国之人，孔子弟子子贡评论道：“太宰否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这就是管理者用人失当的后果，值得企业管理者鉴戒。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是针对管理者的“德”而言，缺失了对普通人群的自觉性的要求，旨在以“明君”“贤臣”的上行下效、以身作则来改良社会风气，这一点有待弥补缺漏，加强民众“德”的建设。

在儒家的治理目标中，始终贯彻着人本主义的精神，把民众的生存、欢乐与疾苦放在重要的地位。要想企业人才云集，发展迅速，要以儒家民本思想为“矩之道”形成企业管理文化。故“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其业必昌。

四、儒家民本思想扩张渗透于民生保障

《汉书・郦食其传》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成了农业落后、生产力低下、荒年征伐频繁的历朝历代的立国之本。儒家思想中强调的 “惠民”“富民”“安人”的前提是先要满足人民 “食” 的需要，这是人得以生存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先贤早就论证了如果统治阶层能藏富于民，使人民“乐岁终生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来维系民心，国必昌。“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墨子指出：“民之所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兆乐》）如果到了民众不能生存的地步，政权便难以巩固。

（一） 以民本思想为基底的“民”的地位的提升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强调民贵君轻；荀子也有舟水之喻的民本思想，对“民”的价值和作用有极大的认可；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的口号，对平民参与政治予以鼓励。

当今社会“民”的地位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实现了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正如所强调的“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切实改进工作方法，坚持眼睛向下看，身子往下沉，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中培养和增进爱民、亲民、为民的感情，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要注意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只有将心比心，才能换取真心，才能找到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良策”。还提出“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看得见、摸得着，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必须重实效。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以儒家思想“矩之道”加强民生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

孔子看到了富人的聚敛和不义与百姓穷苦之间的矛盾，主张爱惜民力，轻徭薄赋。“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

民本思想表现为民生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如此按照制度和法律法规所保护的利益、按照法的调整机制、法的价值取向才能使每个社会成员个体的利益得到真正保障。儒家提倡“德政”，只有成德的人方可领导与建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民生保障制度的建立是真正把人当人看待的本质反映。“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社会是孔子理想中的社会，他对人民有真诚的同情。今天我们将民生保障作为社会正义的主旋律，大力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儒家文化千百年来根植于中国人心中，历史洪流推动着文明的进程，中国人心中的价值体系、为人处事的原则和从政、从教、从商等思想无不在“儒”文化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而来。儒家思想有其所处时代的显著特征，但我们必须承认儒家的重民、爱民、惠民思想对于现实社会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它的民本思想恰恰是我们今天从事教育、企业管理、民生保障所需要并倡导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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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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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韩高年.先秦文学研究的新收获――以《周秦文学编年史》的编撰为中心[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4）.

第7篇：儒家思想在论语中的体现范文

我国古代儒家乐舞理论《乐记》中说“大乐与天地同和”这强调的是儒家思想精髓——“和”。古之乐舞与天地同音、同韵。乐舞表现的内容与自然带给人的感受相统一，是自然与人的统一。古典舞有许多作品都是以自然生物为载体抒发某种情感或表达某种精神的，譬如舞蹈表现梅、兰、竹、菊，是以这些花卉的品格来抒发一种傲然独立、与世无争的优良品质。是自然界与人生观的和谐统一。其中“和”的思想有着重要作用。古典舞身韵中讲求“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力与形合”，“心、意、气”的统一与协调，正是儒家思想“和”在舞蹈中的运用。“和”是内外的统一，是内在意识与外在姿态的统一协调。中国古典舞讲究精、气、神，注重外在的动作、线条，更注重内在的精神状态与外在动作一气呵成，贯穿统一。舞蹈要有梅、兰、竹、菊的精神，就需要肢体语言与这些花卉的精神相符合，因此此类舞蹈的动作多用控制、延伸等动作，外形相似且情感抒发恰到好处，意境也与动作相符。这样才能表现出梅的顽强，兰的空灵，竹的坚韧，菊的傲然。精、气、神完全贯穿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处理，正是中和之美的体现。我国多地出土各朝的舞人画像以及雕塑，像我们展示了当时人们的舞蹈体态。汉代盘鼓舞、巾舞以及袖舞所表现的舞人舞姿婀娜、体态轻巧。而建鼓舞、刀舞的舞人又充分体现了动作刚劲有力、直率豪放。我国古代崇尚儒学，注重礼节，由此可见汉代儒家的中和思想在舞蹈中的体现，即有柔美温婉，亦有豪迈直爽，二者的同时出现体现了一种中国特有的包容文化，一刚一柔的和谐融汇体现了舞蹈之“和”的美学观点。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刚柔相济是儒家中和思想的重要体现。中国古典舞被称为是“划圆的艺术，古典舞中“圆”的运用是古典舞主要审美特征之一。古典舞的动作圆融，无棱无角，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核心，圆在古典舞中运用之广泛，与儒家文化崇尚美、崇尚自由、崇尚自然、遵循中庸的和谐之道有一定关联。儒家处世之道是仁义、和谐、中庸，这样的道德精神是一种圆柔、从容。古典舞万变不离圆，以圆为主要动作。圆给人以圆润、团结、和谐的美好意象，“和”之思想亦在圆的变化中相互对立统一。正是因为有了儒家文化对中国舞蹈的长期熏陶，才使中和之美在舞蹈中得以长存，儒家的和谐、和合便是古典舞的处世之道、为舞之道。

二、风乎舞雩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篇》中的最后一节，记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人与孔子聊天的情景。孔子主张“乐与政通”，用乐舞教化人、将“礼”、“仁”渗透人心，成为潜意识中的美德所在。这便奠基了古代舞蹈的传统思想，儒家文化与舞蹈动作的结合，形成了中国古典舞典型的审美。儒家思想倡导民族融合、国家统一，因此我国古代舞蹈更是丰富多样，“太平和合”的思想境界促使我国舞蹈包罗万象。隋唐两代继承融合了南朝的汉族传统乐舞和北朝各民族乐舞，如此强大的吸收文化正是因为拥有厚重的儒家思想引导致使，儒家文化的“和”，使唐代文化得以融合、相互交流，促进发展，使唐代舞蹈成为中国舞蹈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比如当时健舞和软舞以矫健豪放和柔美温婉而区分，正是阴阳相合，对立统一之和。中国古典舞刚柔并济、形神兼备、身心并用、内外统一的境界正是“和而不同”“因中致和”的体现。儒家文化将仁、义、礼、智、信概括为五种基本道德规范，这是儒家思想的行为体现。而中国古典舞亦将这五种思想融入其中。中国古典舞注重神韵，“以神领形，以形传神”。其神，正是古典舞中正的神态，中庸、中和是贯穿于舞者内心，是植根于整个民族的思想。唯有心胸常驻“仁爱”，神态才会含蓄而美好，有“爱人”之心，才会舞出古典舞的精髓；中国古典舞受武术影响，其“义”与“信”的精神贯穿始终；孔子的“礼乐”思想实施于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周代乐舞《六代舞》《六小舞》即是礼仪的呈现；古典舞的“闪转腾挪”“提沉冲靠”，都是力的巧妙运用，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体现。在儒家文化影响之下，古典舞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古典舞是尽善尽美的之舞，是中庸平和的之舞，是朴实唯美的之舞。

三、大美无言

第8篇：儒家思想在论语中的体现范文

论文关键词：儒家；科技伦理；当代价值

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是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积淀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群体智慧，是中国传统科技发展的主导因素，并且逐渐渗透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儒家科技伦理思想中所蕴涵的对科技的伦理性认识为当代中国科技伦理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一

有关中国古代有无科学技术以及儒家思想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作用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备受瞩目。在长期的研究和争论中，大致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可言，并最终把原因归结到儒家思想的理论特质上。这一派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儒学的中心思想，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关于人生价值的观点。

儒家肯定人的价值，肯定生活的价值和道德的价值由于重视人贵于物的价值，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的问题，于是对物的问题有所忽视这种贬低关于物的知识的态度，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儒学没有能够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更没有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儒学各派都表现了这一严重欠缺。另一派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同样有自己的科技观，在大的儒家伦理框架下形成了自己的科技伦理思想。他们认为我国古代科技伦理形成于先秦时期，同时科技伦理范畴、科技伦理观念对后世科技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只有一些并不系统的科学思想和知识成果，然而中国古代有相当发达的经验层面的技术，中国古代的科技伦理主体是技术伦理”，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道驭术”，即强调“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伦理道德规范的驾驭和制约”。笔者也持这种观点。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相应的生产水平，正是先秦时期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的扩大等因素，为儒家科技伦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众多研究科技伦理思想的学者中，他们的研究方向又各不相同。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先秦时期的儒家先贤们，在关于自然和农业等诸多的科技思想之中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显示出了先进的伦理意识，注重人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有的学者更注重研究科学技术、自然与人的关系，认为在科学领域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人类的科技行为要尊重和关爱自然。这些观点的伦理意义在于，人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而是居于自然万物之中、并与其和谐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不但有自身完整的科技观，而且蕴涵着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

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儒家科技伦理思想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一)经世致用的科技观念

儒家讲究现实性，提倡经世致用，这也体现在儒家的科技伦理思想上。在对待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问题上，儒家格外重视和强调“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在儒家看来，“六府”、“三事”是经世致用的“正经技术”，或者说正统的技术。在这些技术之外的东西，才是儒家抨击的所谓的“奇技巧”，即那些容易使帝王“玩物丧志”、或使黎民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尚书》中说：“不役耳目，百度惟真。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显然，“玩物丧志”、“贵异物”的“物”不是有用之物，而是“奇技巧”之物。有人说，儒家学说鄙视、排斥一切科学技术，将科学技术统统称之为“奇技巧”，事实并非如此，儒家对“六府”、“三事”这样经世致用的技术是非常重视的。孟子日：“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

由此观之，儒家伦理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注重道德原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运用，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这种思想从现实的角度提出要维护社会稳定，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必须使他们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而物质生活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有赖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技术科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因此，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能够发展起来的科技都是为人服务的，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天文学、农学、医学等这些学科之所以能得到长足发展，就是因为这些学科与社会稳定有关。总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非常注重现实的、形而下的问题的研究，注重人世，强调经世致用。

(二)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

儒家要求对待真必须严谨，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儒家认为：“知勇仁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礼记·中庸》)在儒家看来，“知”是与人的智力活动有关的智力与智慧。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也就是说“仁”存在于“知”中。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知就是仁。对于真理性的认识，儒家强调要有执着的追求精神，“(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并说“朝闻道，夕死可也”。

儒家伦理这种求知、求真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通过宋代大儒朱熹的“格物致知”，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对于学问的严谨和求真态度。朱熹所说的“格物”，既包含人世伦常之事，又包含天地自然之物。朱熹认为，宇宙间统一的理分至各具体事物之中，所谓“理一分殊”，只有在“物物上穷其致理”以后，才能做到对宇宙问统一的理的豁然贯通，亦即达到“致知”的境界。因此，朱熹反复强调要在人世间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上穷理：“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全书》卷十五)由此也可以看到，儒家学派反对拘泥师说、照搬书本，主张善于思考、勇于质疑、敢于创新的学习态度。

(三)以德化知的知识理念

中国古代科技伦理中关于以德化知、知德统一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其中以儒家尤为突出。儒家高度重视道德价值、道德自觉和人格完美，主张人们在寻求科学知识的同时，应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人生诸种需要中最高层次的需要。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恶，但也需要一定的限制，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要遵循科技伦理规则。否则，如孔子言：“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没有相应的约束，滥用科学技术，也就违背了科学技术的最终目的——造福于人类。孔子认为：“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知者当然是智慧的化身、科技的承担者，仁又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知者利仁”，是指在仁的指导下，在仁的环境中知者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者，科学技术才能健康发展。否则，就会出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的后果，科技发展就会失去后劲。因此，道德的发展与科技的发展应该是和谐的、有序的，人类在应用科技知识的时候需要以德化知。

孔子重视学习，一生以追求真理为己任，奉行“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学术精神。孔子重视学习的一个原因，是他看到了知识对人的德行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知识、真理是德行的前提。“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而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好的品德都是应该喜好并加以修养的，但是，如果不通过学习而明白事理，通权达变地把握其实质，便很容易偏执一隅，造成危害。换言之，道德缺乏知识、真理的基础，行为就会走向反面。反之，任何知识的运用都需要道德价值进行约束，没有了这个屏障，其目的性也不再单纯地是为了造福于民，很可能成为工具的滥用。

(四)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博大精深，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就是主张“天人合一”。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源远流长，在儒学经典《易传》中就有“大人与天地合其德”的说法；孔子也讲“天生德于子”(《论语·述而》)；董仲舒则进一步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宋明理学又把人世间的理上升到“天理”的本体论高度，尤其强调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是相一致的，都是由存在于天地问的唯一“天理”所决定的，整个宇宙只有一个最高的理，即“理一”，而人与万物所衍生出的理只是这个最高的理的分支而已。剔除“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可以发现，自然和人、自然规律和人的道德规范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儒家强调“至善”，儒家所说的善不仅表现在人性本善，因而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和善，还包括自然生命的本善，更深层次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善。人来自于自然，正是自然宇宙的本善赋予了人类，人类才有了“性本善”，自然与人类在生命的起源过程和目的上具有内在的、同一的、统一的共性，在共同的善本性的蕴涵中，达到了真正的合一与感应、协同与和谐。人在天人关系的运作中负有“至诚”、“尽性”的道德使命。《礼记·中庸》日：“自诚明谓之性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种赞天地之化育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兼爱万物。《孟子·尽心上》日：“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要求人们从爱亲人到爱百姓然后将爱扩展至万物。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想是儒家科技伦理特有的。

尽管孔子、孟子、苟子的思想各有差异，但是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相同的科技伦理观念。孔子对于科技的直接论述相对较少，但是他开创了“知”必须要“仁”的思想，成为孟子、苟子的思想来源依据，孔子、孟子、苟子三家最为一致的观点即求真严谨的科学态度，这也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秉承的理念．特别是被朱熹发扬光大，影响至今。运用科学知识的前提需要道德标准的界定，脱离了这一点也就无法将知识转化成实用信息。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人类终于领悟到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与用科学技术保护环境是一致的，共同统一于“善德”之中。如果科学技术的发展不顾生态环境，必然会破坏生态平衡，也就破坏了“天人合一”的“天理”。儒家先贤们对人的福祉的巨大关怀，决定了其科技思想必定是以“仁”等伦理主张为指向的，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深思索的，也留给了我们无穷的启示。

三

综观儒家思想，我们发现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宏观系统中，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特征，孔子关于技艺的一些论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儒家科技伦理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等语录，都表明他对技艺有独到的见解，为后世儒家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素材。全面研究儒家科技伦理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认识科学技术、规范科技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这种现实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秉承“以人为本”理念，尊重自然规律。把握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方向

儒家认为技艺之学不过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科技的价值体现在人的具体应用上，它是人类适应自然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种选择，此种生存、生活方式的认知标准在儒家看来就是“善”。儒家科技伦理观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认识之上，人的发展不能脱离自然，必须尊重并遵循自然规律，尊重与遵循规律的目的在于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儒家认为，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在于完善人的心灵，在于把握人在大地自然中的地位、作用，最终掌握自身的命运。这是一种深层次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我们也可以看到，科学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为人所用的，科学至上、唯科学主义不是人类认识并掌握科学技术的基本原则，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所具有的以人为本理念更加重视人的主导性地位。今天，树立并弘扬这种科技伦理观，有助于人们在科技化时代把握人与科技的关系，从而有效地发展并利用科学技术，把握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方向。

(二)坚持“以道驭术”原则，约束科技行为，促进道德与科技的和谐发展

从科技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在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上就必须“以道驭术”。没有伦理道德的约束，其后果必然会破坏人类社会生活的有序化。这种“以道驭术”的理念早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中就已存在。不过，先秦儒家的“以道驭术”的理念是直接针对技术应用的社会效果而言的，目的是力求限制和消除不适当的技术应用带来的消极影响。“以道驭术”的理念影响之深远，甚至成为后世认识和处理技术与道德关系的基本范式。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意思是说，道德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思想基础，科学技术必须受伦理道德规范的驾驭和制约。在儒家看来，真理、知识是德行的前提，德行又能约束人们掌握并使用真理、知识的行为，这是儒家科技伦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智，所以知此也；仁，所以体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谓之达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n诚而已矣。达道虽人所共由，然无是三德，则无以行之；达德虽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诚，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其德也。”(《礼记·中庸》)因此，知是德的基础，没有知的存在，德也是不完整的。总之，科学技术的伦理状态从总体上看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即统一于儒家的善。善首先是人的一种德行。科学技术最终发生效用要靠人来完成，因此科技行为或科学工作者的行为是科技目标与过程能否统一于善的关键。儒家思想强调人的德行优先，这是道德与科学技术和谐发展的前提，道德与科技和谐发展则科技行为必然指向善的目标。

(三)弘扬“天人合一”思想，关怀生态价值，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宏大系统

第9篇：儒家思想在论语中的体现范文

关键词：伍子胥 左传 儒家思想

《左传》是一部儒家经典著作，它从史学、文学等方面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1]书中称孔子为圣人，可见它是推崇孔子思想的，据《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论本事以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由此看出，《左传》在记事的过程中也对儒家的核心思想进行了诠释，它通过大量的历史场景、人物对话的描写，还有对事件前因后果的叙述，塑造了很多经典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其中伍子胥形象，更是《左传》典型人物中的突出者，儒家所倡导的忠孝等核心思想在他身上得到了具体体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左传》对伍子胥形象的塑造

《左传》作为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史书，对武子胥相关史事作了真实的记载，从《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诸子散文中，伍子胥事迹的主要情节都可以得到印证，但《左传》在叙述伍子胥的史事的过程中，运用了较高的文学艺术技巧来塑造其形象，具体表现在典型性材料的选择和人物典型性格的塑造上。《左传》中伍子胥的史事散布在昭公二十年、昭公三十年、昭公三十一年、定公四年、哀公元年、哀公十一年中，这六处事迹形断神连，截取了伍子胥人生中最重要的四个片段：逃亡、复仇、劝谏、死去，对他的人生经历作了非常完整的叙述。《左传》中比较典型的人物还有很多，如晋赵盾、楚沈尹戌、郑子产、吴公子季札等，作者都只叙述了他们人生轨迹中某段典型的言行片段，都没有像写伍子胥那样选择典型材料连续地去写完其一生。另外，《左传》在叙述伍子胥人生的这四个阶段的同时，成功地塑造了伍子胥的人物形象，其忠孝智勇的典型性格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正由于伍子胥形象塑造的成功，后来的《韩非子》《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著作都受其影响，它们在《左传》的基础上对武子胥的事迹不断进行艺术加工，使伍子胥的形象变得更加充实与鲜活。

二、《左传》中伍子胥的形象特点及其体现出来的儒家思想

对于伍子胥，后人中大多为其忠孝、勇敢、智慧而高度赞扬，战国时屈原曰：“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陈轸：“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孝已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如梁启超：“伍子胥智勇深沉，真一世之雄也。”也有人对其持不同态度，如邵宝：“伍子胥孝知有亲而不知有国，仇一人而戕一国，卒之流毒宗社，不亦甚哉！”后人的这些评价主要依据《左传》《国语》中的史事，也有依据《韩非子》《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作品中的内容，下面笔者从《左传》的文本来分析伍子胥原始形象特点。

（一）伍子胥的忠与孝

春秋时期，忠孝思想已成为社会的道德准则。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为人谋而不忠乎？”[2]儒家思想认为忠大致可以体现在利民、事君、为公三个方面，要做到“忠”，需尽力为人谋，为国家、为他人竭心尽力，而绝非那种朝秦暮楚，三心二意。而“孝”也成为了当时主要的家庭道德准则，“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c！”[3]孝成为道德准则里面的根本。但孔子所提倡的忠孝观念，绝非汉代三纲五常所认为的愚忠愚孝，在他看来，忠孝观念既是一种道德准则，又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态度，而历史进程中的人物与事件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那么对人对事的忠孝态度也绝非一成不变，它应该是灵活的，是辩证的。宣公二年，赵穿杀晋灵公后，史官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4]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5]从孔子对赵盾和管仲的态度上看，并没有认为二人不忠其君，反而认为赵盾是良大夫、管仲是大仁之人。

《左传》中伍子胥的形象所表现出的忠孝思想和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是完全一致的，在《左传》中，伍子胥被叙述为一个至忠至孝之人，表现如下：

1.对吴王阖闾忠心耿耿

吴王阖闾与伍子胥的关系，正如论语中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吴王阖闾把伍子胥引为心腹，对他言听计从，正由于这种知遇之恩，伍子胥对吴王阖闾忠心不二。他为吴王阖闾献计献策，尽心服务，正体现了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昭公二十年伍子胥为阖闾荐H设诸助其刺杀吴王僚，昭公三十年为吴王阖闾献上扰楚之计，定公四年吴攻楚时为行人以谋楚，吴王阖闾死后，为报其知遇之恩，实现其生前吴国称霸的愿望，伍子胥尽力辅佐夫差。哀公元年力谏夫差不要与越讲和，劝其一举灭越，哀公十一年中，冒死谏夫差弃齐灭越。《左传》中的这些事实可以看出，伍子胥对吴王阖闾忠心耿耿，竭尽全力，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至忠之人。

伍子胥作为楚人而帮助吴国攻打楚国，史上一些学者文人便据此认为伍子胥是一个不忠之人，而《左传》并没有在叙述伍子胥史事章节的后面以“君子曰”的形式来发表对武子胥的不忠的批判，反而在叙述伍子胥对吴王阖闾的忠心史事中显现出一种赞扬的态度，这与孔子辩证的忠孝观是一致的。孔子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5]是君臣之间的行为准则，同时也强调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君要像国君的样子，对于那些没有忠恕之道的国君，大臣“可以犯之”。《左传》中，当大臣遇到使臣以礼的国君，如晋文公等，《左传》便以肯定的态度写出这些大臣的赤胆忠心，但对于反叛无道之君的大臣，《左传》并不谴责这些为臣的“不忠”，反而对这些看似“不忠”的大臣中的有些人持一种肯定的态度。楚平王亲小人费无极，信其谗言娶了儿媳，追杀儿子太子建，杀了伍奢、伍尚，通缉伍员，从而导致伍子胥不忠于他反而助吴攻楚报仇，行文中，《左传》并未否定伍子胥的行为，反而尽力体现伍子胥对吴王阖闾的忠心，明显地体现出儒家的这种辩证的忠孝观。

2.伍子胥是一个大孝子

春秋时期，孝道已经成为当时一种社会道德准则，从《左传》记载的史事中可见，如桓公十六年，卫宣公谋害儿子急子，急子不违背父亲之命不逃等死，书中急子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可见尽孝思想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左传》宣扬孝道非常明显，在隐公元年就以“君子曰”的形式高度赞扬颖考叔孝及庄公的行为，把孝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道德去提倡，但《左传》所倡导的儒家的孝道思想是非常具体的，它是一种辩证的思想，它不赞同死守孝道，提倡守孝要分清大义。晋太子申生遭到骊姬和晋献公陷害而死，申生的弟弟重耳和夷吾选择了去国逃亡，夷吾是后来的晋惠公，而重耳成了晋文公，如果重耳和太子申生一样不违父命选择死亡，那历史上就没有这么一个具有文治武功的国君了，这与《左传》的思想相悖，因此，不能说重耳是不孝之人，而按照孔子提倡的“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的观点来看，申生的死却是置父于不义之地，他反而是不孝。

《左传》中，伍子胥是以一个大孝子的形象出现的，也体现着儒家的这种辨证的孝道思想。昭公二十年，楚平王杀害伍奢之前，企图召集其两个儿子伍尚伍员并将他们一起杀害。

王使召之，曰：“来，吾免而父。”棠君尚谓其弟员曰：“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伍尚归。伍员奔吴。

伍尚、伍员为父作出的两种选择是他们对孝道的一种理解，一人赴死，一人报仇，一个解父之困，一个释父之憾。史上一些人对伍子胥没有急父之困奔吴赴死作批判，认为吴子胥不孝。《左传》只是以记言的方式交代了兄弟二人的分工选择，并未以“君子曰”的形式对其做评论，虽然作者没有明确表明其观点，但还是比较明显地看出他对伍子胥以报仇的形式来尽孝的方式是持肯定态度的。伍奢受谗被害，死前闻员不来，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其愤恨之情可知，报复之情可览，“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伍子胥以父亲之恨为恨，为报父仇逃到吴国，坚毅隐忍，执着信念，历经十四年终于助吴攻陷楚国，使楚国差点面临灭国的境地。复仇的成功体现出伍子胥的大孝，十四年的艰辛苦楚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范仲淹就高度赞扬：“胥也应无憾，至哉忠孝门。”

（二）伍子胥的大智大勇

儒家思想里面，一贯推崇智者，“臧文仲居蔡，山节藻，何如其知也？”“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里记载的这些言论，都强调为人处事要有智慧，有谋略。《左传》中叙述了很多智谋之士。随国的贤臣季梁、郑国老臣烛之武都显示出过人的智慧。同时，儒家思想里面也赞扬勇者，“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儒家思想认为，只有勇敢的人，才会为了仁义无所畏惧。《左传》中也塑造了很多这样的勇敢之士，像郑国的颖考叔、赵国的提弥明等，他们的英勇形象都非常突出，而特别是伍子胥，其过人的智慧和无畏的形象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具体表现如下：

1.有识有谋，智慧过人

首先，从费无极和伍尚的言语记载中可以看出伍子胥过人的智慧。“奢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其次，伍子胥逃亡之时，最后选择投奔吴国也显示出其过人的分析能力。《左传》中，吴国是一个后起的大国。成公七年，“吴国始大”。从形势上看，吴国要争霸，必然向楚地发展，二国发生战争势在必然。开始作战二国互有胜负，但昭公二年楚吴朱方之役之后，吴国开始处于上风，楚国夹在晋吴郑国之间，已是力有不逮。因此，当时最合适最有能力帮助伍子胥完成复仇使命的国家非吴莫属，而且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伍子胥在复仇的同时也能令吴国称霸，这对双方来说是一个能够实现共赢的选择。其三，伍子胥选择了效力于公子光而没选择吴王僚也表明其过人之处。

昭公五年，员如吴，言伐楚之利于州于。公子光曰：“是宗为戮而欲反其仇，不可从也。”员曰：“彼将有他志。余姑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

《左传》通过伍子胥的自言自语写出其心理活动，显示出其非凡的识人能力，一举识破公子光有他志的内心：不想出征，想在家等待时机夺王位，又恐他人出征取得功劳。《左传》在昭公三十年里又通过吴子的话来呼应。

吴子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馀之功也。”

伍子胥识破公子光的内心，且相信公子光的能力，把自己的命运押在公子光身上，并作出快速行动，“乃见H设诸焉，而耕于鄙。”其四，正确认识到吴越之间的关系。伍子胥认为，吴越之间，就如同吴楚之间的关系一样，是敌对而不可共存的关系。“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仇，后虽悔之，不可食已。”在举国放松警惕的情况下，伍子胥向夫差进谏，无奈夫差一意姑行。当夫差不听忠言之时，伍子胥马上预见到灭国的结局，于是“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

2.胆气过人，勇敢无畏

首先，向夫差进谏是需要勇气的。伍子胥知道夫差和阖闾不同，阖闾是个明君，他对伍子胥的话言听计从，而夫差不同，“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6]而且亲近谀臣伯海刚愎自用，伍子胥知道向夫差进谏，说多了会导致杀身之祸，但是，他还是无所畏惧，冒死进谏。其次，明知有难，从容面对。哀公十一年，夫差带兵伐齐。伍子胥冒死进谏，夫差弗听。当伍子胥出使于齐的时候，“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反役。”本来进谏就已触怒了夫差，还把儿子托付给夫差的军事上的敌人齐国，对夫差来说是火上浇油。伍子胥能预见到回到吴国的结局，但他还是回到吴国，置生死于度外，从容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

《左传》成功地塑造了伍子胥的形象：一个大忠大孝，大智大勇的人物形象，儒家的核心思想也在他身上得到集中体现，从而导致后来的统治者为维护封建制度建立思想w系而有目的地对其形象进行大力宣传，这使得伍子胥的事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韩非子》《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在《左传》基础上，在伍子胥的史事中添加了许多细节，虚构了一些情节，使得伍子胥的形象显得更加丰满、生动，伍子胥的事迹也因此家喻户晓。

注释：

[1][4]李梦生：《左传今注》，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335页，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