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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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范文

1、儒家社会保障伦理的主要思想内容

1.1以人为本的保障理念儒家的根本理念便是“立人”，在民本主义的基础上号召保障人民的基本利益，尊重人的保障权，主要体现在强调“仁者爱人”，爱人和敬人是社会生活保障的基本前提。在处理家庭关系的时候要尊敬长者，孝敬父母。《论语为政篇》中有言：“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仅仅是几句简单的道理便能够让我们充分的体会到对人的精神权利的尊重，这也是区别于今天的某些片面的注重人的生存权的理论。

1.2注重保障的质量儒家不仅仅是在口头上强调要进行保障，更是参与到实践中，特别在意保障的标准和质量问题。像《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过言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是一次间接的提到社会保障的标准问题，在今天的保障标准看来也不是一个低水平的问题，由此可见孔孟的社会保障问题中十分重视社会生活的质量，保障不仅仅是为了苟延残喘，而是为了全体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提高所一直持续追求的目标所在。

1.3以弱势群体为核心的保障思想这个理念的提出也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定的必然要求，是历代统治者坚持的重要措施，社会保障的主要人群是以老年人为核心，并兼顾幼儿。孔子便提出了“安老怀少”的主张，像《论语公冶长》中有对话：“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孟子也十分在意那些鳏寡孤独者，在意对这些人的关注。在《孟子梁惠王上》的：“老而无妻曰鳃、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在孟子看来，鳃寡孤独几类人是社会上最贫苦无依的人，需要给予特殊的照顾，只有这样才能够得民心。而且孟子还强调要对那些受到了自然灾害的饥民、那些因为不幸事故而暂时生活困难的人多给与帮扶，从而彻底的保证他们的生存权利，所以保护弱势群体的生存利，是历代儒学所倡导的。

1.4社会互助与家庭自救相互结合在节用和爱人这些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就产生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保障理论，也就是一种社会互助和家庭自救相结合的思想，具体说来就是要将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在家庭这个单元之上，国家给那些贫弱者以帮助，除了国家政权之外还要结合乡族组织，孟子有一些比较有名的经济思想理念像“恒产论”与“井地方案”都有着这种思想的萌芽，《孟子尽心上》有“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的思想实质就是以家庭养老为核心，以家庭自给为保障基础，最终的目标是保障全体成员的安定富足。这种观念和思想对中国历代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少思想家都从这进行阐发，对于我们现代日益严重的养老问题也有提示。

2、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第2篇：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范文

关键词：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奴隶制经济；小农经济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2-000-01

一、引言

文化纬度是所有涉及到跨文化领域研究的重要基础性概念。文化纬度理论最早是由荷兰学者Hofstede建立并提出的。近四十年来，国际上出现了大量以Hofstede文化纬度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成果，范围涵盖社会学、组织行为学、跨文化交际、经济增长等领域。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是重要的文化维度，但到目前为止，对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纬度产生的原因的研究却很少见。为什么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形成了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而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衍化出了个人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本文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进行解释分析。

二、集体主义的经济基础

人总是要依靠别人的支持，单独一个人根本无法生活。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单个人生存下去的概率很小。所以，无论东方、西方，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就是必然的选择。

在儒教文化圈内，中国自周开始废除了奴隶制后逐渐形成了以血缘、地缘等各种关系为基础，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和以自耕农、佃农为主的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制度，并建立了“孝道”的制度安排，同时为了保障该价值观和制度安排得以实现、深化、和扩展又建立起了刚性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集体主义文化纬度极大地适应了农业社会生产技术水平低，和劳动、土地的边际生产率递增的经济规律，从而带来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的农业社会超越西方的物质文明。在东方的中国，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但到1820年，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三、个人主义的经济基础

与儒教文化圈不同，早期基督教文化圈形成的并不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集体主义制度设计，而是走上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庄园经济的制度设计，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个人主义传统的基本思想雏形。

至少从经济发展方面讲，西方社会古代文明的制高点出现在公元1世纪或2世纪的罗马统治时期。战争对于处于奴隶制社会时期的罗马人来说是一种很好的生产方式。战争在给罗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的同时，也给罗马人带来了廉价的人力资源。从人口结构上来看，从公元前225年到公元前43年，在意大利的自由人人数从440万人增加到450万人，增长了2.3%；而同期奴隶人数从60万增加到300万人，增长了400%。

之所以走上了与东方的小农经济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是由于伴随着罗马统治范围的扩张，奴隶制下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帝国的繁荣。当然这种繁荣为罗马公民（不包括奴隶在内）建立个人主义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物质保障。亚里斯多德认为，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是由生物学决定的，奴隶应该为主人劳动，使主人衣食无忧，有更多的闲暇发展文明的各种艺术，这是宇宙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奴隶制社会的经济繁荣又激励着罗马帝国继续不断的扩张，这样一来，罗马社会的奴隶制经济基础没有像中国在周代商之后慢慢消亡，并以小农经济取而代之，反而逐渐被强化为罗马帝国牢不可破的经济保障。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也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罗马公民的主导思想。

由于受到罗马流传下来的公民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得自由民的劳动生产在道德上是被鄙视的，再加上君主、与君主实力相当的贵族和教会彼此之间的相互制衡使得基督教文化圈内业已由奴隶制社会时期的庞大生产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的经济与儒家文化圈的小农经济比较起来，其发展水平则相形见绌了。经济基础和个人主义思想以及上层建筑的不匹配导致了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下降，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儒教文化圈。

一方面新大陆的殖民地的建立带来了久违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殖民者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个人的经济安全得到保障后得以继续和传播。可以说没有殖民地经济基础也就没有基督教国家的后来居上和由罗马帝国开始的个人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而真正的绝非仅保留于非奴隶的公民范围之内一般化的个人主义精神也只有到了奴隶制的废除和殖民地的独立，以及人们基于市场的信任，产业竞争力取代了武力的时代才得以实现。也就是说，基督教文化圈中的各国对于殖民地经济基础的可靠性的坚持结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以制度为保障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效率的竞争。法治化、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的建立为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四、结语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集体主义是我们共同的起点。但在此之后，东西方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并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发展出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价值体系。集体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对内政体下的家族、血缘为根本的小农经济；它的自给自足式经济特点带来了自我封闭的可能，对外的殖民扩张因此也就没有了动机。而个体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农业时代是奴隶制的庄园经济，前工业化时代基督教文化圈对外殖民扩张的思想基础仍旧是罗马帝国时代就早已有之的奴隶制。而在工业时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就变成了自由竞争下的市场经济。此时的个人主义已经一般化了，并且成为了自由、民主的基石。

纵观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假以时日中国会演变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整套机制安排。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不动摇，以中国为代表的儒教文化圈一定会取得与历史上同样令人敬佩的辉煌。

参考文献：

[1]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M].2009.

[2]韦伯.儒教中国政治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和行会[M].韦伯文集：文明的历史脚步[M].上海三联书店，1997.

作者简介：杜 纯（1996-），女，内蒙古赤峰人，大连民族大学国际商学院国贸系2013级本科生。

黄平林（1994-），男，河北沧州人，大连民族大学国际商学院国贸系2013级本科生。

刘 岩（1977-），男，大连民族大学讲师，经济学博士。

第3篇：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范文

关键词：儒家“和”文化；传统武术；功能

一、儒家“和”文化的产生及内涵

拥有璀璨文明的中华民族，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宝贵的物质文化财富，也缔结出丰硕的精神文化果实。虽然经历了战乱颠沛，历朝兴亡，华夏子孙却以顽强的生命力，将这笔物质、精神财富沿传下来。儒家“和”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两个最主要的基本思想：一是人伦和谐；二是天人协调。其中人伦和谐是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天人协调是说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弘扬和发展儒家“和”文化，对和谐社会建设来讲意义重大。

二、儒家“和”文化对传统武术的润泽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儒家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中国传统武术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他们之间源与流的关系铸就了中国传统武术抹不去的儒家思想烙印。无论是儒家思想对传统习武者的一种无意识的精神唤醒，还是由于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和”文化对传统习武者的强势教化，儒家“和”文化思想都不可避免地会渗透于中国传统武术之中传统武术教育把现代的和谐观念纳入其中，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又多了一个生活情趣和精神寄托。

1.形与神相“和”。传统武术的形神相“和”还表现为习武要注重内外双修。内外双修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形神兼备，使习武者无论是从形体到精神，还是从技术到意识，都能得到全方位的磨砺和提升。在传统武术的习练中，内与外是相互依存的，“其修法内外，表里成功集大成，即上乘也，如偏执一端，均为等而下之者”。传统武术对内外双修及形与神俱的钟情，是受制于儒家“和”文化的规定而形成的。当然，这也是传统武术在发展过程中所追求的“技进乎道”的内在要求。以其外而达于内，完成身心和谐之真，才能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2.技与德相“和”。以仁慈、忠厚、善良、爱心等为内容的传统武术武德，渊源于儒家“德”的思想，符合“儒家性情敦厚”的品格。对于传统武术而言，高深技艺是与习武者人格力量的促进密不可分的。人格是技艺的前提，而不是对功夫运用的限制与规范。习武者的技术练习过程和其他的日常生活，都是自身人格的历练，也是成就人格的一个过程。从哲学的角度概括，做人与习武，都是对宇宙大道的证悟，都是对人的本性的回归，两者本质是“和合”统一。现代和谐社会建设，更需要传统武术的教育来改善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完善社会人的人格。

3.武与义相“和”。儒家弘扬“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的精神。武术是重正义、求侠义的。武是义的实践者，同时也是义的成就者。传统武术的这种武与义相“和”，渊源于儒家“和”文化的思想。我们开展传统武术教育，就是为了更好地实践武，从而成就现代社会的义，以为构建现代和谐社会作贡献。同时，和谐社会的发展，也为传武术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平台和契机。

三、传统武术构建和谐社会的功能

传统武术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体育项目，不仅能增强人民体质，而且有利于发展人民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传统武术以其独特的内涵和人文精神，总是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喜爱。它不仅可以丰富当下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而且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可以促进社区的发展，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1.传统武术的技击思想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传统武术是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人与兽斗、人与人争战的时代，技击始终是传统武术的本质属性。从武术的发展史来看，传统武术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手段之一。和谐社会是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人们进行武术锻炼，不仅能增强体质、锻炼身体，还可以掌握攻防格斗的基本素质，在危难之际可以防身自卫。

2.传统武术的明德思想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从各个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既要努力发展经济，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又要倡导社会公共道德，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重视培养公民的道德，充分发挥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我们应继承和弘扬传统武德的精华，使之融入和谐社会的构建，这样有助于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培养社会诚信意识，振奋民族精神，也必将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3.传统武术经济意义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传统武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独特、运动简便、行效显著、老少皆宜，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长期进行传统武术习练，可以强筋骨、健体魄、长精神、延寿命，在当今的全民健身运动中，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传统武术是健身、养生、娱乐康复和祛病延年的有效方法。同时，传统武术的经济功能还在于，由传统武术的习修而隐藏的健身修身效果，所蕴含的潜在经济效能，即通过传统武术的习修，增进身心健康，提高学习、工作效率，增强劳动者素质，进而提高社会生产力。

参考文献：

第4篇：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范文

关键词：全球视域 儒家文化 现代意义

1 儒家文化的特质

文化，“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也有学者认为：文化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其核心是作为精神产品的各种知识，其本质是传播，它是主体和客体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中国传统思想基本上是儒道互补，儒家文化是主干，道家文化是根，儒道两家文化代表着文化的表层与深层结构。隋唐后，佛教传入，经与本土文化相融合，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守常，道达变，佛治心，三者相辅相成，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与流变。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始终处于核心地位。

1.1 文化模式

不同的文化取决于不同的生活模式，不同的生活模式又取决于不同的生存环境。由于西方的地理气候条件影响，西方古代社会长期处于一种游牧的生活形态中，其文化呈流动性特点。这样的生活方式使得西方人的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却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他们的这种自由主义观念，结合他们所处的优越的地理环境，促使西方商业迅速发达起来。由于掠夺与贸易可以使他们获得重大的商业利益，他们对航海、殖民、开发技术热情极高。流动的生活方式促成了动态的文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与人之间就是讲竞争，人对自然就是讲征服。

中华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农耕生产中成长起来的，根本上就是农耕文化。得益于良好的环境气候条件，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他们的农耕生产方式。农耕使得中国人长期固定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很少迁徙、流离，这种安居乐业的思想促成了静态的文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们讲秩序，讲合作、和睦，讲义，讲各守其分，也正是这种模式中的内倾特质使得中国文化能够延续数千年而未曾中断。《大学》中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体现的就是这种内倾文化的特性。

1.2 价值观

在宗教、道德、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分别体现出内倾与外倾两种不同的特点。西方人至善的“上帝”是一切价值的共同来源，人格化了的上帝集中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力量，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当然也就是所有价值的源头。人必须遵循上帝制定的法则，在个人实践价值的过程中必须听从上帝的召唤。

中国传统文化从哲学和科学的角度揭示宇宙、社会、人生的本质和意义，既是说理的，又是实证的，这些内容不需要通过宗教作出解释。中国人虽然认定价值之源出自于天，但却实现于人的内心之中，因此，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故不需要从上帝那里获得“启示”。儒家强调慎独，即在无人监督、没人教导的情况下，自我提升，自我完善。宋学大家概括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座右铭。要实现这一伟大的理想，首先要加强自身修养，继而带动家人，然后把家里的道德伦理以及治家的方法推行开去，以此治国，再将这种治国的良策推而广之，惠及天下。这就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3 天人观

根据《圣经》所言，地球上的一切都为上帝所创造。上帝造了亚当和夏娃，又为他们造了伊甸园。这就在启示人们，大自然是上帝为他的孩子们创造的，因此人们就应该去利用它、占有它。西方人持“天人二分”的思想，认为天与人是对立的、相争的。这种思想的产生仍然要追溯到他们当初所处的地理气候环境。在那种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他们需要具备强烈的斗争精神和勇气，去征服大海，征服自然。自然和他们的关系是对立的，不是战胜自然，就是被自然所战胜，“天人二分”哲学的思想根源就在于此。

中国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思想是“天人合一”。这也是由于其生存关系的缘故，农耕文化意味着靠天吃饭，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是好年成，否则就要受饥挨饿，甚至死人。没有什么比大自然对他们更重要的了，因此他们畏天、敬天、补天。中国人认为，天和人是一个整体，这个天可以是上帝，也可以是上天，总之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最高原则，宇宙运行的最高原理。中国人也开发自然资源以图生存，但他们具有“利用厚生”、“开物成务”等观念，这种“利用”仍是尽量和天地万物协调共存，截然不同于西方近代对于自然所持的征服的态度。

2 “修身”、“养德”、“向善”，获得自我身心的内外和谐

人类创造的现代高科技的广泛开发和应用，在帮助人类征服自然、获取财富的同时，也在控制和支配着人类自身。在儒家看来，人是以身体的形式存在于真实的时空之中，现代科技与商业带来的进步和变化，不断刺激着人的物质欲望。他们沉溺于对物质的无限追逐，心灵为外物左右，蜕变成为缺失灵魂的物质外壳。受到外物牵引的人心，放逸到外在的事物上，求而获之则喜，求之不得则忧，好不容易求而得之又恐失去，纵然不失又企望更好、更多，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状态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扰乱了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严重影响了生活的内在品质，折损了生命的意义。儒家认为这种现象的症结不在身而在心的放逸，孟子的解决之道是“求其放心而已矣”。

儒家相信人的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存在虽然不像客观事物那样可以由知识来证立，但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反身而诚”的方式而感到它的真实不虚。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闻道反己，修身者也。”意思是说，知道了“道”，就应该反求诸己，这就是“修身”。《大学》主张修身在正心，唯有充分了解造成人心不安的原因所在，再想方设法解除人心的种种不安心理，才能恢复人心的自由自在；在自由、自主的状态下实践自己的良知，才是真正理想的道德实践。儒家一向强调“安身立命”，对自己要有道德修养的要求，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做人的道理”才能使自己身心和谐，内外调适。唯有这样，才能做到身安而命立。个人的“安身立命”做到了，身体的内外自然就和谐了。

从人本的立场出发，儒家伦理思想的宗旨是希望人人都能堂堂正正地“做人”。只有人本身充分认知与了解到人之所以为人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愿意去明是非，辨善恶，自主、自决、自我承担行为的后果，并努力实践，社会的和谐才能得到保证。因此，人类需要伦理道德，而人之所以能够实践道德行为是由于人类具有自觉认知和反省道德的良知和良能；此外，儒家还认为道德的实践也需要经过学习加以深化和固化。儒家在《大学》中规划了三纲八目，作为具有普世价值的伦理标准和学习过程，不分身份、阶级、地位，人人身体力行伦理道德，正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大学》）。在《中庸》中又强调：“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儒家相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而外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所以要翻来覆去地“反求诸己”、“反身而诚”。《孟子》和《中庸》都说过“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的话。这就是说，“反身而诚”不是“独善其身”的自私或成为佛家的“自了汉”，更在于求取自我在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中的和谐。换句话说，修身不仅仅为了自我道德的完善，而更在于以他人为目的。于是，“修己以安百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在儒家的人文思想中规定了一整套的人生奋斗目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既是人生哲学，又将事物认知、道德修养、政治抱负连衬一体，按照个人、家庭、国家到世界的发展层次，构成一套完整的思想路线，即是由“内圣”而“外王”的实践过程。儒家提倡慎独，不欺暗室，正己正人，成己成物。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而广之，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儒家把和谐社会的理想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提高的基础之上，因此，儒家特别重视自我身心内外的修养。

中国长期以来社会的稳定和个人心理的平衡主要得益于它独特的道德传统和人们真实的精神修养。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文化的内倾性，主要表现在儒家的“求诸己”、“尽其在我”，道家的“自足”和佛教的“依自不依他”，其特点是用内在超越的观点来发掘“自我”的本质；这种观点要求把“人”当作一个有理性、有情感的生命整体来看待。整体的自我一方面通向宇宙，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则通向人间世界，成就人伦秩序。孔子通过“仁”来认识“人”，强调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观点。当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日益侵蚀着人们的心灵，当人们面临“后工业化”、“后现代”的心灵荒原，当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再也找不到价值信仰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倾”性品质，以及“内圣外王”的原则，给世人带去心灵的慰藉。当人们不再相信正义、善良，不再相信博爱和同情，一味“损人利己”、“惟利是图”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纯粹性，为人们提供了行事准则，让他们不再在现代社会中迷失自我。

3 “仁者爱人”，构建和谐社会；“和而不同”，成就太平世界

当今人类社会所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相当复杂，涉及“自我与他人”、“人与社会群体”、“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诸多矛盾。人们对物质和权力的追求，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社会的冷漠等。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占有和野心的膨胀，造成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对立和战争。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间的接触面日益扩大，由于彼此基于各自本位的价值认知、行为方式，对于异己的文化、宗教了解不足又不够宽容，出现了诸多的摩擦和冲突。

针对现代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儒学的解决之道是“仁爱天下”、“和而不同”。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意涵就是对伦理、家庭教育的重视，这就是所谓的“齐家”，认为人们修身和所有社会群体伦理的基本训练都是在家庭中完成，然后向外扩展，走向社会国家，继而完成人的社会化过程。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现在五种人伦关系之中：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基于这五种关系，具体规定了相应的人伦义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伦理的教育与实践始于家庭，因为家庭伦理教育是社会伦理教育的基础，是以“齐家”为衔接个人与社会、国家、天下的最重要关键之所在。在家庭中，由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最密切、感情最深厚，在教育子女方面，就需要负起教育的责任，若能做到家庭的和乐无争，社会的和谐就有了保证。因此，儒家强调尽职、尽责、尽伦，强调献身群体和社会。在对社会群体的奉献中，去实现自我价值，成就人格的完美，促进社会的和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文集·岳阳楼记》）反映的正是人们对于那些能够把自己献身于社会群体利益的个人价值的高度认可，更是人们殷切期望社会涌现出更多具有这种品格的人的心愿。

儒家人文思想中的“仁学”既对造就“人与人”，更对造就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乃至整个世界的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如何化解因文化原因而引起的矛盾，儒家的“和而不同”原则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与“同”是内涵互有差别、境界相分高下的一对概念：不同的事物相克相生、配伍相成叫“和”，而相同的事物叠加在一起只能叫“同”。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于与多个学派、多个民族文化和思想的“和合”之中。“和合”意味着和谐（和生、和处、和立、和达与和爱），在和解中融合，在融合中贯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在对话和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相互“认同”的过程。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要“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地理的、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不同，人类文化才显得如此的丰富多彩，而且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才形成了互补和互动的格局。文化上的不同可能引起冲突，甚至战争，但如果认识到“协和万邦”的价值和意义，坚持“以德服人”（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而非“以力服人”（强迫他人接受）的原则，国家之间不仅可以化解冲突，而且还能够建立起和睦相处的国际关系。因此，儒家以“和为贵”为基础的“和而不同”原则理应成为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矛盾的一条基本原则。 4敬畏“天道”，遵循自然规律，实现“天人合一”

当前，工业生产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形态。可以预见，在现代科学与技术互相提携、彼此促进下，未来的工业化进程将更加波澜壮阔。然而，工业化是把双刃剑，在为人类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造成对环境的恶性破坏。时至今日，我们居住的环境受到的污染几乎已经达到难以挽回的危机边缘。据1998年《科学》杂志发表的关于人类活动对地球影响的文章，与一万年前相比，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50%；近2000年来，地球上大约有1/4的鸟类物种已经灭绝；自工业革命以来，大气的二氧化碳浓度提高了30%；接近2/3的海洋渔业资源被过度捕捞而耗尽。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这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其影响更会波及到我们下一代甚至更久远。如果从文化根源上分析，这一切无不与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为了无限度地追求物质增长和自我享受，自然、科技，甚至他人都成为他们达到某种功利和享受的环境、资源、工具和手段，都在不计后果地利用、攫取。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成了占有与被占有、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性膨胀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其结果往往使人类自身遭受来自自然的报复。追根溯源，“这是数百年来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直接恶果。西方启蒙主义科学的基础是‘征服自然’、‘重塑自然’，以符合人类的需要，以致造成今天的种种环境灾难。”中国哲学在思维模式上则截然不同，远在轴心时代中国的儒家就以“天人合一”（即“主客相即不离”）立论。“天人合一”思想对解决当今“人与自然”的矛盾极富现实意义。

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说“天”离不开“人”，“人”离不开“天”。 宋儒程颐说：“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朱熹说得更明白：“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有人矣。”人，虽生于天，但是一旦有了人，“天”的道理就要由“人”来彰显，“人”对“天”就有了责任。“人”，只有“人”，才能体现“天”的活泼气象、“天”的“自强不息”、“地”的“厚德载物”。因此，人应该知道“为天地立心”就是“为生民立命”。所以，人类的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即“天道”（自然运行的规律）和“人道”（人类社会生活的规律）；正如《郭店竹简·语丛一》所说：“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只有明白了“天”和“人”互为统一的道理之后，才可以得知“天”（天道）和“人” （“人道”，社会）发展的趋向。现在的人们只强调“知天”，而不敬“天”、畏“天”。他们一味以“知识”来利用“天”，征服“天”，乃至破坏“天”，践踏“天”，其根源就是“科技万能思想”的作祟。“科技万能思想”否定了“天”的神圣性，冲击了人类人文精神的根基。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的学说认为，“知天”和“畏天”是统一的，“知天”而不“畏天”，就把“天”看成一死物，不明白“天”是有机的、生生不息的刚健大流行。“畏天”而不“知天”，就会把“天”看成是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使人不能真正享有天的恩泽。“知天”和“畏天”的统一，正是“天人合一”的重要表现，这当中体现着“人”对“天”的一种内在责任。“知天”而“畏天”，“天”就赐福于“人”；“知天”而不“畏天”，“天”就降祸于“人”。当今人类社会受到的惩罚正是由于向“天”无休止地索取，而又严重忽略了“人”对“天”的保护责任，从而走上一条人类与自然互相抵触的道路的结果。天人合一，就是要遵循自然规律，开发与培育并重，使人与自然互为滋养，和谐相处。

参考文献：

[1]荀春生.展望二十一世纪——汤恩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2]季羡林.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C].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92

[3]（德）卜松山，刘慧儒（译）.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M].北京：中华书局， 2003

[4]梁颂成.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华[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

[5]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4

[6]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7]张岱年.中国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第5篇：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范文

关键词：诗歌创作；意境；儒道释；中国传统哲学

一、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内涵及发展

“诗者，感其况而述其心，发乎情而施乎艺也。”[1]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亮点就是其独具的意境美，正如宗白华所言“诗歌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2]意境是中国美学史上特有的美学范畴，对于意境就是情与景的交融这一解释可追溯至清代，而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使用到“意境”一词，其解释亦是如此“何以谓之意境？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叙事则如其口出。”

若要对“意境”的内涵溯本求源，那则要追溯到老子的哲学思想。在老子的哲学中有两大基本思想对于后世中国古典美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一，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生发的根源和生命的本体，即《老子》说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二，“道”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是构成万物的统一，它包含“象”并且产生“象”。正是在老子这两大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文人大都不过分注重于对一个具象的刻画与描写，而追求能够体现其万物之源的“道”之所在。为了更加真实的把握“道”便要突破“象”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在《周易・系辞》中，“然则圣人之象，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最早明确提出了“意”和“象”的关系问题。而后，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恩》中首次将“意象”概念化，即“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3]可以说刘勰为意境的文学范畴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盛唐时期，诗歌发展尤为繁盛无疑推动了对于诗歌审美形象的探究和分析，唐人最早将“境”引入诗歌领域，作为美学范畴提出，标志着意境理论的正式诞生。“意境”一词最早出现于王昌龄的《诗格》，“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他提出诗歌的“三境之说”，即物境、情境和意境，强调作品应以意为主，以意传情，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关于意境的理论，自王昌龄之后便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理论的核心。晚唐时期诗歌意境理论的代表人物――司空图，他集刘勰、皎然以及刘禹锡的思想于一体，博采众家之长，提出“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理论观点。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从作品论、风格论、鉴赏论、接受论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形象生动地阐释了诗歌艺术风格和不同的诗境风貌。所例举的各“品”也都涉及到诗歌境界之中的独特品质，并以“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作为诗境的内在精神。司空图对于意境理论的贡献在于其对意境层次的深刻感悟与探索研究。如果说司空图使意境理论更为完善，那么其成熟定型则主要在于宋朝的严羽和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二人。严羽的《沧浪诗话》主要由《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个部分构成，分别从作家论、创作论等诸方面对意境理论作出了较为系统且全面的研究。论及中国诗歌意境理论集大成者，当属王夫之，他通过“情境关系”对意境美学进行阐述，围绕情与景的关系，分别从情景互相生发关系、诗歌意境以实质表现空灵和意境构成的主客观之间偶然妙合，三个方面分析了诗歌意境的各层次审美特点。

意境是诗歌创作与诗歌鉴赏的核心所在，受到当时政治背景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不同时代的人对于意境的理解都不尽相同。

二、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美学特征

意境是我国古典诗歌美学所独创的概念，它集诗歌创作者的理想、情趣、审美经验于一体，通过词句的提炼将其生活形象实体与创作者的情感融为一体，并用虚实相生的手法，能够引发读者无限的想象力，是诗歌意象的高级形态。“它是一个伟大心灵和伟襟的想象，它用图画般的明确的感性表象去了解以及创造观念和形象，显示出人类的最深刻、最普遍的旨趣。”[4]所以，情景交融、形神统一、虚实相生便是古典诗歌美学特征的主要表现。

（一）情景交融

诗歌意境，“意”便是作者的思想感情；“境”就是作品中所描绘的图景。因此，意境在某个侧面而言就是“情”与“景”的胶合。古代诗人多以诗言志，其塑造的艺术形象都是客观景物与诗人主观情感的统一。我国古典诗歌早至《诗经》便已广泛采用情景交融的创作手法，作品不仅措辞优美更具有一唱三叹之审美效果。面对同样的景色，不同生活背景的诗人去描绘，其风格则可能截然相反，甚至同一位诗人，由于创作时的情绪不同，其笔下景色也会随之改变。

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和畅当的《鹳雀楼》：“迥临飞鸟上，高出尘世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这两首诗都出自唐代，均为诗人登鹳雀楼时所见之景而抒情创作，但两首诗所表达的意境并不相同。前者着重表现了诗人登楼远眺的勃勃兴致和心胸开阔之豪情，所描绘的景致也大多壮阔辉煌，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力；后者则表现的是登楼高耸入云的感觉和俯视时的愉悦。因此，诗人在创作诗词时，将自身的情感注入文字之中，做到情景交融，浑然一体。

（二）形神统一

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与中国古典哲学类似，讲究点化。重形似更重神似，往往追求审美的形神兼备，和谐统一，而中国古典诗歌更是在神形统一这方面做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钟嵘《诗品序》释“兴”曰：“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兴”有感发、联想之意。又如梅尧臣所云：“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故而是个贵在以有限之文字表达无限之情思，尤其是对于律诗绝句而言，至于有的词，如“十六字令”全诗才十六个字，则文字少得不能再少，更要求诗人言简意赅，用极少的字词，创造贴切的意境，从而形神兼备，向读者诠释自己内心的情感。显而易见，中国古代绝大多数诗歌也不容诗人对审美对象进行精细的描绘与刻画。

（三）虚实相生

中国古典诗歌在注重写实的同时也十分讲求对于虚写的艺术，可以说中国古典是各种的佳篇名著无不在虚写上颇有造诣。“清代笪重光在《画笙》里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只要‘虚实相生’，就可达到‘无画处皆成妙境’”。[5]过于实写，作品灵性全无，过于虚写又厚重实在，因此，只有二者达到完美契合，才能算是精品。虚实相生，是指通过逼真地描写景、情、境，将客观事物再现，用有限的意象表达无限的情感，形成一定意蕴，引发读者的思维想象空间，产生无限的意境。袁枚曾说“凡诗文妙处，全在于空”，便是将虚实相结合，达到以少见多，以小见大，化虚为实，虚实相生的效果。

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是构建于情景交融、形神统一、虚实结合的基础之上的，三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形成了古典诗歌意境“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的审美特点。

三、儒道释哲学思想对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影响

受不同时期主流文化哲学思想的影响，诗人通过诗歌所表现的意境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意境范型和诗词审美风格。从传统的儒、道、释三家的哲学和文化思想角度切入，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审美风格大致可以分为：儒家思想文化意境、道家思想文化意境和释家思想文化意境。

（一）儒家思想文化下的古典诗歌意境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当属儒、道两家，儒家创始人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都相继沿袭了孔子的山水比德思想。其中“天人合一”思想对后代诗歌意境产生了尤为重要的影响，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强调人成熟的标志在于人与天的合一，唯有如此，才能在顺应自然之中获得自由。毋庸置疑，儒家的“天人合一”观是从人的角度出发，从入世济世的立场出发，其基础在于“仁”。它为后世儒家文学者提供了一种观照自然山水的方法，同时也为儒家文艺的取象造境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向导，由此奠定了儒家比德的审美意境金额风格范型。

儒家文化思想意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形态：一是“比德意境”，这是在孔子的自然比德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诗歌意境类型。如郑板桥的《咏竹》和于谦的《石灰吟》就是此类型之典范；二是“情景交融”，这是在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诗歌意境类型；三是“有我之境”，这是在儒家凸显人的主体地位思想下所形成的诗歌意境类型。蔡报文先生说：“‘有我之境’就是一种‘儒学之意境’。”[6]

（二）道家思想文化下的古典诗歌意境

道家文化创始人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在道家看来，“道”是一种最高宇宙本体的存在。“象、物、精”都是由“道”派生而来。道家思想继承人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虽然道家也有“天人合一”思想，但与儒家有本质上的不同，儒家看来，天与人的关系式父与子的关系，而道家看来，天与人的关系则是兄弟关系。儒家讲究伦理道德，道家则追求平等祥和，强调“情”。因此道家的思想更具有艺术气息，更接近于近代的美学思维。林语堂先生说：“一切优美的中国文学都深染着这种道家精神。”[7]

道家文化思想意境有两种基本形态，即“物我不分”和“无我之境”。前者如“庄周梦蝶”，是一种澄心观物的超然态度，将物我真正融为一体，在道家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式双向交流的，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湖山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诗人与自然宛若一体，就是道家意境。后者“无我之境”是顺承了道家贵在无的思想，中国古典诗歌中不乏此类作品，陶渊明、李白等人的诗画作品也多属此类意境。

（三）释家思想文化下的古典诗歌意境

释家即佛家的一个分支，与道家相融合。尚静悟，贵解脱，以入定为工夫，以参证为法门，能于此而有所悟入，而后性静心空，脱离一切挂碍。无挂碍斯无恐怖矣，无恐怖则神清，神清则气足，气足则应变无方、随机生巧。如是而后，明于法而不拘于法，沉其心而不动其气。

作为外来文化的释家文化受到东方文化共性的影响，因此也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佛教文化自传入中国后，经过儒家、道家文化的影响，产生了派系众多的中国佛教，其中最具盛名的就是禅宗。在佛教徒看来，自然风景就是佛的象征、佛的境界。佛经中常谈及“境”与“人”的关系，“境”多指代俊秀的自然风光，是佛教禅师的人格象征和佛性境界。金圣叹评《西厢记・赖简》时，曾借用释家关于“人与境”的说法：“是好园亭，是好夜色，是好女儿，是境中人，是人中境，是镜中情。”释家文化说法各异，但其公认的最高境界就是“空”，“空”不同于道家的“无”，因为“空”中含“有”，而且是包含万物之有。

在释家精神文化的影响下，皎然、司空图、苏轼等人，将释家思想引入诗歌领域，极大的丰富了文学艺术意境理论。

概而言之，儒、道、释三家的哲学思想都与中国古典诗歌意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对形成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不同的文化心态和行文风格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赵缺.无咎诗三百序.

[2]杨匡汉.中国现代诗论（上）[M].花城出版社，1985：29.

[3]陈良运.古代文论名篇选读[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黑格尔.美学[M].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

[5]赵连元.文学理论的美学阐释[M].昆仑出版社，2007：267.

第6篇：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范文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及因子分析法得到的相关结果可知：北京、天津、上海及江苏等地区社会发展的综合状况排在全国前列。排在前列的省市自治区大多数都有着一定的经济发展积淀，长期的经济发展再加上相关政策的推广更加推动了该地区社会发展。因此，国家应加大对于偏远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优惠政策的推广力度，使之更快的更好的发展，进而缩小我国贫富差距。

关键词：社会发展的综合状况；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

一、引 言

本文的实验目的为考察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社会发展综合状况，但统计的各项指标相关性较强，因此可以用SPSS软件中的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进行分析实验，通过分析导出少数几个主分量，使他们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间不相关，从而来研究复杂的问题。通过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发展状况：由各因子载荷/负荷矩阵的系数，我们可知实验得到的各主成分或公共因子分别反映我国省市自治区发展水平的哪一方面，从而可以了解到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各方面的发展状况；再通过综合分析，可得到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各方面的综合发展状况。

二、主成分分析实验

（一）主成分分析的基本思想

主成分分析是考察多个定量（数值）变量间相关性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具体的说，它是通过导出少量几个主分量，使他们尽可能多的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间不相关。它的一般数学模型有：利用n个样本的p项指标的信息区别这n个样本。因此，要从这p项指标中找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使他们尽可能地反映各项指标的信息，且彼此之间不相关。即：

（二）主成分分析的实验结果及分析

为了考察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社会发展的综合状况，本文选取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X1、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元）X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X3、在校学生数（人）X4、学校数（所）X5、卫生机构数（个）X6、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X7、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标台）X8八个指标进行实验分析。

利用SPSS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八个指标的相关矩阵，由矩阵可知，各变量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如果直接用于分析，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解释总方差得出第一主成分的特征跟为4.064，它解释了总变异的50.796%；第二主成分的特征值为2.844，它解释了总变异的35.547%；根据主成分个数的确定原则，即特征跟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0%～85%以上，确定这八个变量需要提取两个主成分。

计算主成分中因子载荷矩阵，依据第i个主成分的变量系数向量等于此表中的第i列除以第i个特征根的算术平方根得：

从上式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主要由X3、X4、X5、X7确定的，他们在式中的系数大于其他的系数，故可以认为第一主成分说明文化投资建设。第二主成分主要由X1、X2、X6、X8确定，可以认为是经济发展程度。

经过综合评价分析可得主成分得分，经排序整理得出名次表，从结果给出的答案可以看出，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天津、山东等地综合排名位于前列。北京地区作为我国首都无论是文化投资建设还是经济发展程度都名于前列，并且经济发展程度位于全国首位。上海经济发展位于第二，文化投资建设也靠前。江苏和山东地区文化投资建设为全国首位。山东是我国孔孟文化的发源地。儒家文化浓厚。贵州、云南、、甘肃等地排名靠后。这些地区无论是教育投资还是经济发展都落后全国平均水平。国家应该大力支持这些地区的教育事业，多给予这些地区一些政策优惠，多发掘各地的特色，例如地区改善交通，以旅游业为主带动经济。多鼓励这些地区的小企业户，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而缩小我国贫富差距。

三、因子分析实验

（一）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

因子分析是根据相关性大小把原始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而不同组变量间的相关性较低。因子分析的目的是寻求变量的基本结构，简化观测系统，减少变量维数，用少数的变量来解释复杂问题。

它的一般数学模型有：

设有n个向本，p个指标。X=（X1，X2，…，Xp）T为可观察的随机变量寻找公因子为f=f1，f2，…，fq，则模型：

为因子分析模型。

（二）因子分析的实验结果及分析

利用SPSS软件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八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变量共同度矩阵，从中我们可以知道除了指标X8以外，X1到X7其他7个变量都能很好的被两个因子解释。这七个变量的因子共同度均在0.7以上。

由因子分析中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可知旋转的因子系数已经很明显的向两级分化，有了很鲜明的经济意义，给予了变量指标更实际的意义。F1中系数绝对值大的主要有：X4（在校学生数）、X5（学校数）、X6（卫生机构数）、X7（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这四项变量指标主要反映各地区的基础设施文化投资；F2中系数绝对值大的主要有：X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2（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X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X8（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这四个变量指标主要反映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

经过综合评价分析可得到各因子的得分数，进行排名整理可得，此结果与主成分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出入。以实际情况来考虑，北京上海等地的经济发展以及基础设施都是全国最靠前的，相对来说主成分分析的结果更接近现实。

总 结

第7篇：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范文

岳麓书院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建筑群，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湘江西岸，是由北宋时期的潭州太守朱洞创立的。而一直延用至今的名字湖南大学是在1926年更改的。它的规模较大，其占地面积两万一千平方米，我们目前看到的建筑物，大多都是明清时期建造的。岳麓书院的主体建筑物不但都有其各自的特色，而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建筑物并不是仅仅单独存在的，而是互相依托，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充分体现了书院布局的礼乐人文精神。也正因为如此，岳麓书院才表现出了特有的文人气质。

2岳麓书院空间布局设计分析

岳麓书院的主体建筑物群风格独特，是我国古代建筑设计的集大成者，下面就岳麓书院的空间布局设计进行分析：

2.1贯穿“左庙右学”的儒家思想

岳麓书院是我国书院建筑物中的杰出代表之一，其包含有所有书院大都具有的讲坛、御书楼和祭祀场所三个地方。要说岳麓书院最重要的建筑，那一定是讲坛，正因为讲坛的核心地位，所以设计时将讲坛放在了书院的正中心位置。御书楼则位于中轴线的最后，其建于地势最高的地方。从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窥见御书楼在书院中同样拥有重要的地位。在中轴线的西侧则就是以文庙为主的祭祀场所，它的主要作用是纪念孔子等先哲。这种布局是很有讲究的，它主要是根据儒家思想中的“左庙右学”的思想来安排布局而这也是我国古代书院的重要特征。“左庙右学”实际上是儒家“礼”这一思想的延伸。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古代景观设计一般都能体现“礼”的文化。现代建筑中严格的空间秩序，讲究布局的对称与均衡就是对儒家“礼”的遵循。

2.2“低调”彰显“恢宏”

从整个书院的设计风格来看，其设计非常朴实，并没有奢华之气，在结构设计上并没有采取斗拱的形式，在装饰设计上也没有进行彩绘的涂饰，这也成就了书院的独特气质，反映出了岳麓书院朴素却仍旧恢弘的气势。另外，岳麓书院封火山墙的设计使用也别具特色，再加上油漆的色彩和重点区域的装饰，使得书院有的地方具有徽派建筑的特色而有的地方又展现出湖湘建筑的风采。从整个书院的色彩使用来看，岳麓书院的建筑深受古代建筑物的影响，在中轴线上的建筑使用灰瓦白墙的色彩来表现书院的朴素气质。而以文庙为核心的祭祀建筑群则在色彩使用上更加鲜艳，金瓦红墙的色彩设计表现了文庙的建筑规格,也体现了对先人的尊重。岳麓书院的设计风格很好的诠释了“低调的奢华”这一词的含义，反对在建筑上过分突出铺张华丽的装饰效果，但却着力追求环境中内在的品位与气韵。现代建筑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并非要通过“土豪金”来宣言，朴实的设计反而更能突出建筑原本的“恢弘”。

2.3丰富的空间层次创造“神秘感”

从整个书院的空间布局来看，其十分富有层次感，魅力在空间变换中得到了非常好的表达。整个书院采用了天井来进行穿插，同时还利用了屏风的“障”的作用，让整个书院空间生动活泼也使得各个单体建筑物显得稳重宁静。人们无论是从讲坛来到御书楼，还是从御书楼去到园林，总有一种神秘感，有一种好奇心，多走一步都会有不同的景象出现在面前。丰富的空间层次带给人的“神秘感”总是无穷的。现代建筑若能在空间层次上赋予变换，那么小的建筑空间也能让人眼前一亮。

3岳麓书院核心建筑室内空间设计特色分析——以讲坛为例

3.1讲坛室内整体布局

整个岳麓书院的建筑布局非常精致，且十分清晰，让人不得不感叹其设计的精妙。然而，岳麓书院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此，其室内空间的设计也是颇具匠心，下面就以岳麓书院的核心建筑物——讲坛为例，分析岳麓书院室内空间设计的特点。岳麓书院的讲坛在进了二门之后即可见到。书院的讲坛是教学的重要地点，同时也是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是书院的核心建筑物。讲坛又被称为是“静一堂”或“忠、孝、廉、节”堂，在书院以前的发展历程中其经历了8次重建和数十次的修缮。讲坛为五间单檐歇山，前出轩廊七间，总面积468m2，屋宽29.7m。岳麓书院里面不同的单元都有各自的功能，每一个空间都是有秩序的排列，而且使用的都是同一种建筑语言，整体合一。这些特点也在讲坛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整个讲坛的布局讲究对称，除了柱子都是两侧对称设置之外，讲坛嵌入的石碑也是左右对称的，这体现了设计的和谐之美。讲坛则置于正中，正对大门，这突出了教师的地位和权威。另外，讲坛是讲学、讲会以及宣教的重要场所，需要容纳众多的师生和其他的人。所以，讲坛采用了五间建筑的设计方式，从正面来看，每两根柱子之间构成一间，讲坛面对庭院开敞，大大增加了活动的空间。这与岳麓书院广播知识的思想相符合，也突出了其兼收并蓄的特点。

3.2讲坛室内装饰细节

3.2.1牌匾

走进讲坛，里面挂有三块大匾，分别写着“实事求是”、“学达性天”以及“道南正脉”。1917年，湖南工专开始在岳麓书院办学，校长宾步程亲手写下“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的出现有很深的的背景，当时我国的教育制度正在发生变革且是我国文化思想非常活跃的时期，人们对现有的教育制度持有很多的批评和猜疑。在这种背景下，校长宾步程写下“实事求是”，并将其作为校训，其目的就是为了告诫学子们做事情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样才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同志在1916至1919年期间曾三次寓居半学斋，“实事求是”匾额对他的思想形成应该产生过较大影响。如今，“实事求是”成为了人民乃至是国家处理问题的基本思想，对我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讲坛里挂持着这样一块牌匾，一方面是反映了书院的教学思想，另一方面也向人们表达了学习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心态，这与讲坛这一建筑物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学达性天”匾额则大有来头，它是清朝皇帝康熙御赐的，这块牌匾反映出了以后书院的教学思想。“性”指的是人性，“天”指的是天道，这种思想含有非常浓厚的程朱理学特色。在其看来，人之所以是善良的，是因为天道赋予了人善良的本性，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将人的善良之性催发出来，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康熙之所以要赐这块牌匾，目的就是要让学子们努力学习理学，提升自身的修养。如今讲坛里仍挂着这块牌匾，可以让人们看到岳麓书院的历史，看到它的辉煌。虽然如今人们早已不再坚持学习程朱理学，但是这块牌匾可以催生人们善良的天性，这是与讲坛的作用相符合的。“道南正脉”位于讲坛的最里面，是乾隆皇帝所赐。这四个大字体现了岳麓书院传播的是理学南传的正统思想。讲坛挂此牌匾能够让人知道岳麓书院的历史地位，使人们对书院肃然起敬。

3.2.2讲坛

讲坛位于讲坛的正中间位置，高大约为一米。讲坛呈长方形，是老师讲课的地方，讲坛上有两把椅子是为了纪念张栻和朱熹两位大师，当年两位大师在此论讲，不分伯仲。正因为如此才设立两把椅子，意思是张栻和朱熹平起平坐。在古代，学生是不可以坐在凳子上的，而是自己带着蒲团，甚至可以坐在地上，这是为了表达自己对老师的尊重，与此同时也很好地表现出了教师的威严。在讲坛的后边设置有一个木制的屏风，上面雕刻着张栻撰写的《岳麓书院记》和书院的一些指导思想，古代岳麓书院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培养了无数的人才。而将讲坛设于空间的正中间，能够突出古代教师的地位，使教师认识到自己教书育人的重要使命。这种设计无疑是一举两得。

3.2.3对联

对联是岳麓书院讲坛中的重点之一，里面的对联一部分表达了先人的伟大志向，另一部分则是教人为人处世的道理。总的来说，这些对联都反映出了儒家思想，让人尊重伦理道德。这也是清代时期，岳麓书院的办学宗旨。对联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是我国独特的文化精髓，在书院中张挂对联，不仅能够体现我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可以让人在耳濡目染中学习到很多人生哲理。这正是书院办学的初衷。

3.2.4石碑

讲坛里有四块大字石碑，上书“忠、孝、廉、节”，每块高达213厘米，宽为131厘米，每个字高169厘米，宽122厘米，这种单个刻在碑石上的字在国内是非常罕见，因此具有非常高的文物价值。而正因为这四个大字，讲坛也被人们称为“忠、孝、廉、节”堂。忠、孝、廉、节也一直是岳麓书院的校训，告诫学子们要本分做人，正直，孝顺。在讲坛里看到这四个大字，必定会让人醍醐灌顶，给人以极大的警示：在讲坛除了教授知识外，更要教会学生如何为人处世，从而让学生成为一个孝敬父母，廉洁忠诚的人。这再次反映出了岳麓书院的礼乐人物精神，也有效的表现出了我国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

4结论

第8篇：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范文

关键词：装潢艺术　理念　中国文化

一、装潢艺术的设计理念

(一)实用性

装潢设计属于现代设计范畴。据有关专家研究，将现代设计划分为产品设计、环境设计和视觉设计。而装潢设计在这三大类设计中均有其重要的位置。现代设计又与建筑艺术、园林艺术、工艺美术等，共同构成实用艺术。因此，实用性乃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这就要求装潢设计首先要充分注意到不同人对不同被装潢物的不同实际需求。从总体上说，建筑艺术的主要-功能是避雨遮风，为人们提供舒适方便的室内空间场所。但不同的建筑类型，具有各自不同的使用目的，因而其具体实用性也就各不相同。例如，住宅楼的实用性主要是适宜人们日常的起居生活；剧院的实用性主要是保证观众充分欣赏演出；陵墓、纪念堂的实用性则主要是创造庄严肃穆的气氛。为了充分体现出装潢设计的实用性，就要力戒单纯片面地追险猎奇，防止浮华不实与奢侈浪费。

(二)美观性

装潢设计之所以被称作“装饰艺术”，顾名思义，是以美观性作为重要审美特征的。但是，作为一条设计原则，美观性要服从、服务于实用性，要做到实用性与美观性的完美结合，以实用性作为美观性的前提与基础，而美观性反过来又增强实用性。例如室内装饰布置就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从地面装饰、墙壁装饰，到花样繁多的灯具、琳琅满目的床上用品，乃至窗帘、家具、摆设的壁挂、观赏工艺品等等，都日益普及，进入千家万户，紧连你我他。而且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趋势会更加明显。

装潢设计的美观性作为表现性空间艺术的重要审美特征，并不注重模仿客观事物的再现性，而是注重某种朦胧抽象的情调和意味，正如英国现代著名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所说：“这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也就是用色彩、线条、造型、图案等外部形式，来表达体现出一定的情绪、气氛、格调、意味。所谓“意味”，实际上就是一种朦胧宽泛的情绪或情感，也就是要表现出设计者的情感、风格和美学追求。

作为形式美，装潢设计的美观性，既包括色彩、线条、造型、图案等因素，又包括对称均衡、多样统一等形式法则。美观性既产生于形式美本身，又产生于形式美整体和各个部分之间的协调。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美观性的追求应与安全环保性相统一，绝不可以单纯为了美而危及到安全与环保。因此装潢设计者一是要牢固树立“安全与环保第一”的设计理念。

(三)民族性

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一切艺术，都以本民族的民族性作为生命与灵魂。装潢设计作为一种艺术设计，当然也必须以民族性作为一条重要的设计原则。仅以园林设计为例，我国的园林就与西方园林和阿拉伯园林迥然不同。我国园林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许多园林都取材于古代文化、引用神话传说、借鉴文化典故、诗化自然风光，追求“诗情画意”。例如杭州西湖风景区中，就有大型的亭榭、楼阁、寺庙、园林等30余处，为风景如画的自然风光增光添彩。而其内部与外部的装潢设计，或楹联相对，或壁画相称，在色彩、布局诸方面，均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点。装潢设计的民族性，不是“为古而古”，而是“古为今用”。在这方面，有许多成功的典范，例如北京奥运会的“中国印”的图案设计，就是民族化的经典，也为装潢设计如何“古为今用”做出了表率。其中的篆刻艺术，为中国所独有，民族特色十分鲜明。而文字的人形的象形意义，又充满体育运动的特色。

二、中国文化对装潢艺术的影晌

设计离不开庞大的哲学思想，离不开悠远的民族传统，离不开当今文化的发展。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要素，每一个中国人所受的教育均以这三大要素为基础。倘若对这些基本思想缺乏深入了解，却试图透过设计来传递这种思想，那么这类设计作品将无任何价值可言。如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的作品就具有庞大的东方哲学思想和浓厚的东方文化色彩。他的构图结构稳健、画面清丽，对于留白处理及和谐比例有着很深的造诣。作品色泽时而欢悦、时而雅致。立意隽永丽充满禅机。

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设计，符合人们对吉祥如意的心理期待。标志中的“中国红”是蕴含着中国人几千年情结的颜色。无形中又增加了企业形象的亲和力，进一步拉近了与观者的距离；“同心结”图案中的四个方形有四通八达、事事如意之意，六个圆形有路路相通、处处顺畅之意；标志中的十个空穴则有圆圆满满、十全十美之意。无论从对称性还是偶数的讲究来说，该图案都洋溢着古老东方民族流传已久的吉祥气息。

第9篇：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范文

[关键词] 诵读经典；塑造；小学生；思想情操

[中图分类号] G4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712（2014）08-0022-03

[作者简介]韦柳涛，广西柳州市河东小学教师。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每一个中国人为之自豪，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凝结。这些以孔子代表的儒学主体文化的民族传统文化，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岁月，影响着中国人的方方面面。而其中的中华经典诗文更是古代圣贤思想、智慧的浓缩，其内涵深刻，意存高远，所载为至理常道，透射着人文的光芒，其价值历久而弥新，可谓国之瑰宝，世之奇葩，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

“教书育人”讲的就是师者必须教会学生做人的道理，给学生塑造高尚的情操。高尚的情操是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对调整人的行为、指导人的行动有着重要意义，是在环境、教育和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学生进入小学中高年级后，意志品质有了明显的发展，开始自觉地、独立地给自己提出行动的动机和目的。其行动的动机和目的虽比较具体，但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能力在逐步提高。在自我意识的发展方面，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不但能指出自己的优点，还能指出自己的缺点，并力图改正这些缺点。6―13岁的学生保持着强烈好奇心和求知欲，可塑性强，处于智力发展的最佳时期。到13岁，学生的记忆力将是一生最好的时刻，而理解力直到十八岁才渐渐成熟。因此，如果学生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情操得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来塑造，即便学生尚不能理解，只能潜藏于大脑之中的意识，随着学生所经历的体验东西越多，这些意识将会成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表现出来的良好的思想情操将让他们受益终生。如何随着诵读经典诗文开展，有效地利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来塑造学生思想情操，就变成了一个刻不容缓的议题。

一、以忠孝为核心，树立健康的价值观

“爱国”从来都在经典诗文之中有着深刻的体现，如《管子・牧民》：“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礼记・儒行》：“苟利国家，不求富贵。”曹植《白马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病起书怀》：“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宋史・岳飞列传》“精忠报国”。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忠”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灵魂和核心，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精神源泉。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才绵延不衰，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在塑造学生的思想情操之时，我们要谨守这一主题。现在的“忠”指的是维护国家统一，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和这一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我们可以通过诵读中华经典诗文中的爱国篇章，用中国传统的爱国思想来熏陶学生情操，加强学生情感体验，结合小学生认知水平，穿过历史的轨迹，体验浓浓的爱国情感，确定“忠”在学生的思想情操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核心地位。其本质思想，是要求人们超越个人的私利、私欲，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正义事业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准绳。

爱国爱民、无私奉献、舍生取义的道德情操将会成为学生们的理想道德人格。确立这一核心在学生的思想主体地位后，学生将会以一种“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执著道德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品性，“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风骨，“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来面对未来的人生。

与“忠”相结合就是“孝”，为什么也要把“孝”作为核心主题提出来呢？试想一个不孝顺父母的人，能够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吗？能够宽己待人、谦和仁爱吗？古人云：“百善孝为先。”一个人能够孝顺，他就有一颗善良仁慈的心。有了这份仁心，就可以有利许许多多的人。

孝悌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经典诗文就特别重视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有序。对长辈的“孝”即尊敬、善待和对下辈的“悌”即关心、爱护，被认为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不仅如此，儒家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但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还要敬重其他的老人；不但要悌爱自己的幼小之辈，而且还要关怀其他人的幼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一种十分崇高的人伦精神，提倡人伦价值，强调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美德。中国传统道德历来十分重视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应有道德义务。孟子说：“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养，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里，孟子强调认真地兴办学校教育，把孝悌的道理反复进行教育训导。那么，人们都会尊老敬长，须发斑白的老人也就不会头上顶着，背上负着重物在路上走了。意思是，年轻人都知道敬老，都来代劳了。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之时，我们理应抓好学校的“孝悌”教育，让学生从小树立正确的“孝悌”思想。一个小家和谐了，那么整个社会大家也会和谐。

诵读经典诗文，让学生们迸发出一股不同于课本学习的新鲜感，由此积极诵背《弟子规》《千字文》等。《弟子规》《千字文》都是朗朗上口、精辟简练的。孝悌道理随着经典诗文深入学习给学生们巨大的冲击。孩子们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一直跟随着教师脚步，一步步地去感知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让他们明白“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子曰：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孝悌道理。

二、“仁爱、诚信、谦和”传统美德为辅助，塑造健康人格

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文化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也就必然成为中华民族所共同推崇的价值原则。以儒家为代表的“仁爱”思想，是极为重要而又最具特色的部分，是一种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道德精神，是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

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即是要求人们替别人着想，同情人、敬重人、相信人、关心人、帮助人，待人以诚、施人以惠。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道德精神，它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助、互爱，与人为友，与天地万物为友、和谐共处。

《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意思就是说只有具有仁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论语・颜渊》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在孔子看来，对人要有爱心，是一切美好品德的开始。“仁爱”既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又是建立和的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智慧。表现在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上时，对人的爱心首先应该施加在家庭成员的身上，然后才能“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为信，泛爱众，而亲仁”。将对亲人的仁爱之心加以推广，就可以达到社会稳定的程度。“仁爱”思想是做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思想素质，是实现“自我”的价值选择的，是道德修养的基础和重要条件。它把社会伦理和个人品德修养紧密结合起来，把社会伦理的实现和个人的品德修养完全结合起来。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所极力推崇的美好品德之一，诚是作用于人的思想内心的道德尺度，做到表里如一。如：《论语・为政》中“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为也”，《论语・学而》中“言而有信”，《弟子规・信》“凡出言，信为先”。

而谦和无疑就是一种对待人生的态度，谦让首先是自己要谦虚，不妄自尊大，不骄傲自大，遇利能辞让，治学能下人。只有如此，才能不断进步，有所作为。如《论语・卫灵公》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子》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谦和表现为对人的恭敬，尊敬他人、理解他人，看到他人的长处，虚心向他人学习，促使自己走向成功。谦和礼让的结果必然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睦处。

这些中华美德对塑造学生的良好的思想情操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虽说孩子们现在还不能全部领会其中的博大精深，不一定很快就能在孩子们的身上体现出来，但这些至理处处都在潜移默化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让他们自小就扎根于祖国的文化传统之中，不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重要的是能在传统文化与价值观方面对孩子树立正确导向作用，丰富健全孩子的人文素养，构筑起中华民族的“仁爱孝悌、重义轻利、谦和礼让、真诚有信”的美好的思想情操，真正明白做人的道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