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考古专业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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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科技考古专业范文
一、信息化、数字化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伊始就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当代田野考古学的两大基础地层学与类型学便分别借鉴了自然科学上的地质学和生物分类方法。近年来,考古学与科技紧密结合的趋势更是突飞猛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新兴科技手段融入到考古学的研究中,如DNA技术,同位素技术等,科技考古实验室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个高校纷纷建立,服务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这其中,数字科技的发展,更是为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虎添翼。数字技术应用于考古学最开始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主要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图形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当时推动这一趋势迅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源自于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需求。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测绘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数据库技术、三维扫描技术和虚拟重建技术的深入发展,考古学数字化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无论在学科研究还是文化遗产保护及虚拟重建和展示领域都有着日益重要的应用。推动现代考古学向信息化数字化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考古学空间分析技术的进步和聚落形态研究的发展。空间分析技术的进展开拓了考古学研究的新视野,为宏观和微观视角下的考古学解读和阐释提供了重要途径。聚落形态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地区,文化生态学、系统理论和空间分析是聚落考古研究同时并进的三个焦点。[3]聚落考古甫一诞生,便带来了考古学研究上的重要变革。八十年代引入中国之后便迅速普及,得到行业内的广泛认可。空间分析和聚落考古的发展,必然要求中国考古学传统作业方式的变革,客观上为考古专业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传统考古学作业和教学的主要方式
在很多人眼中,考古学是一门与各式各样的“古董”打交道的学科,传统的考古学教学与实习主要以手工操作为主。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关键环节,即课堂教学和田野实习。课堂教学的内容以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讲授为主,依据不同的学科定位和区域特色,各个高校在教学内容和设置上各有侧重。但总体来看,大都涵盖考古学通论(考古学专业不同时段的考古概要,包括史前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各时段考古、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考古绘图、考古摄影等内容,另外还开设有各具特色的专门考古。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和研究能力的基础和关键。早期的田野考古教学基本每学期都有,田野考古教学的内容涵盖了博物馆与考古遗址考察、野外考古调查、田野钻探、田野发掘、发掘资料整理和考古简报撰写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学科的调整和不断发展,考古实都固定在大学三年级,有的高校安排在第一学期,有的学校安排在第二学期,基本以一学期的时间为主。在早期的考古学教学实践中,由于研究的目的主要以物质文化史为主,器物排队和不同遗址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特别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无论是考古遗迹的发掘、数据的采集还是器物和遗迹的绘图都特别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养。这在中国考古学的初创和发展初期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为学科的发展和文化遗产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考古学信息提取手段的加强和研究的转型,传统的教学模式逐渐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首先,从研究的目的来看,之前以物质文化研究为主,零星涉及到其他标本的研究方式逐渐无法使用日益广泛和多元化的研究需要。例如现在已经普遍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植物考古研究等,采集标本的多样化推动了考古学教学内容和方式的转变;同时,随着数据采集手段的进步和发展,传统的绘图方式和手法无论在精度还是效率上已无法满足新时期的需要;再次,考古学空间分析研究的深入和推广,对遗址和聚落布局的日益重视也促使了考古学操作手段的日益进步。
三、数字条件下考古专业教学
第2篇：科技考古专业范文
《考古与文物》是中国文物考古学界享有盛誉的著名核心期刊之一，创刊于1980年，由考古科研机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主办，主管部门为陕西省文物局。依托文物大省的丰厚资源优势和科研实力，侧重周、秦、汉、唐四大盛世板块的内涵积淀，使刊物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学术平台。
《考古与文物》作为兼具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性质的专业性纯学术刊物，其宗旨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多民族共同体——华夏文明的起源和流变；研究传统文化的物态表现形式及其背景和意义；通过对古代遗迹以及文物和艺术品的发现、辨识和阐释，来展现和积累中华物质文明的重要资料，从而丰富、扩大、甚至修正人们对自己过去的认识以及对自身的理解。
《考古与文物》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品牌知名度，在国内同类期刊中始终名列前茅，连续被国内三家著名学术期刊评定机构分别评定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核心期刊。2002年，《考古与文物》又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印证了《考古与文物》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所取得的公认成就。
设有：调查与发掘、研究与探索、考古学史、古文字研究、文物保护与科技、译文、 读书与思考等栏目。
第3篇：科技考古专业范文
关键词 考古学 学术规范 公众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一般认为，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北宋时出现的“金石学”，主要以古代的“吉金”（青铜礼器）和石刻为研究对象。中国考古学经过长足的发展，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且与多个学科融会贯通，采用了一些先进的技术和高科技，如C14测年、热释光、卫星遥感等，涉及到生物、化学、材料、计算机等方面的成果，充分应用到的考古研究中，形成了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水下考古等多个专门考古分类。在教育体系中，中国的考古学一直从属于历史学，属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2011年，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我国的学科体系进行调整，考古学正式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级学科。与此同时，随着媒体和网络的宣传，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电视栏目，其中也不乏一些重要遗址现场发掘的直播，都向公众普及了一些基本的考古知识，也掀起了文物考古的热潮。由此可见，中国考古学与当代社会有密切的联系，研究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规范尤为必要。本文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 正确处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考古学虽然与狭义的历史学都是为了研究古代人类历史，但两者的差别是很大的。
首先，两者研究的对象即处理的材料不同。历史学主要是处理来自过去的文献，而考古学主要处理过去的实物遗存。所谓“文献”和“实物遗存”，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有的场合，两者却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统一。这是因为所有的“文献”总有一定的载体，不管是金文、石刻还是简牍，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实物遗存，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
其次，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区别。历史学家往往寻求并研究特定的历史事件的记录，然后加以比较和辨伪。将它们置于年代序列中，按照前因后果对事件进行解释。考古学则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①通过发现的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代人类更广泛领域的生活方式，力求全方位揭示人类活动发展变化的轨迹。
科学的考古学的真正要义在于超脱文献而独立研究物质遗存。但是考古学现在的主要理论方法地层学和类型学，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方法，大量考古发掘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不能有效地反映历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在解读考古遗存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响了考古发掘报告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比如在描述某一个器物的特征时，常出现“弧腹”、“微弧腹”、“腹稍弧”等词语，除了报告的撰写人外，读者很难领悟到器物的具体形态特征。这也导致许多历史研究人员无法读懂考古报告，这种情况下文献和考古发现难以契合。②多数人对考古学的作用还局限于“正经补史”的阶段，还停留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认识上，从而忽视了考古学的本质就是超越历史文献，通过实物遗存反馈历史信息。
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历史时期的各种演变，从而探寻影响社会文化的各种因素。③在进行考古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参考文献材料，但是不能被其主导、引导，更要杜绝“先入为主”式的考古发掘，而是让材料牵着鼻子走，④通过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为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因此，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在谈论文献和考古的关系时，认为文献的甄别和与考古结合的工作不一定是考古学家一定要做的，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把物质文化研究清楚，然后把结果报告成历史等学科的专家能够使用的方式，然后让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并立而存在，两者结合的地方不一定能够找到，当然两者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侧面。⑤这种观点也是西方考古学界所共有的，也对现阶段中国考古学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 考古热潮与田野发掘规范
在商品经济的“唯利是图”的大背景下，一些专门宣传考古与文物收藏的栏目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如《探索发现》、《鉴宝》、《寻宝》和《天下收藏》等，平面媒体的宣传作用不容小视。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的考古以及文物收藏热潮。中国传统考古学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快速的发展，从而带来许多的被动和质疑。但是，中国考古学应该在自身学术规范健全的基础上，去逐渐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公众的需求，并借机宣传自己，一举两得。而如何向大众展示规范的考古学，让他们能接受考古的新发现，减少质疑和批评的声音，这是我们下面讨论的重点。
首先，在田野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规范考古发掘的流程，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⑥进行，杜绝挖宝式的考古和唯经费至上的抢救性发掘。
其次，尽量避免破坏性的发掘，做好发掘后期的善后工作，给公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考古遗存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保护意识应贯穿着发掘工作的始终过程。发掘的遗迹是现场保护还是迁移保护，是现场展示还是就地掩埋，亦或就地回填等问题，需要妥善处理考古发掘与保护文物原状的关系，还涉及到可移动文物的现场提取和保护问题，也包括不可移动遗迹的长期保护相关问题。
为解决上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的过程中，邀请文物保护和科技相关人员参与到考古发掘中。《科技日报》提及的“文物保护航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它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的产物，由敦煌研究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研发的，是我国首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自2009年起，先后多次出现在山西、陕西、山东和湖北等地的考古发掘现场，为考古工作提供比较系统的技术，并且及时地处理和保护了出土文物。⑦这种模式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3 公众考古学与当代社会
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也称为“公共考古学”，主要研究考古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与沟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以及考古发现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及影响等诸多方面。
2009年末，河南省文物局等在北京召开新闻会，宣布在河南省安阳市西高穴村发掘的东汉大墓（即2号墓）是魏武王曹操的高陵。⑧消息一出，旋即引起学术界、媒体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论。一项考古发现能够引发社会各界如此广泛的关注，是十分罕见的。⑨这不仅是因为曹操是中国大众心目中比较著名的历史人物，而且和前述的考古热潮关系密切，还出现了很多“质疑”曹操墓造假的声音，迎合了民众的猎奇心理。
中国传统考古学一直缺少与外界的有效沟通，在曹操高陵的世纪辩论中，甚至有考古人员提出“非专业人士不能质疑”的说法，遭到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考古不仅是一个专业问题，还牵涉到共同的学术规范，而这些学术规范适用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⑩这也就要求相关专家和部分在向公众公布信息时，一定要做到全面、严肃，尤其是考古的结论，应避免学术的浮躁，经多方面考证确认为定论后，才能公布于世。
英国考古学家特里格认为，如果把考古材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其结果对我们是有害而无益的。尤其是曹操高陵的商业价值，有学者估算出每年能为当地带来至少4.2亿元的经济收入。Z这就不免产生地方政府之间争夺名人效应的现象。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规范性直接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对树立考古学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极为重要。每一名考古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都有义务维护其学术规范，从而促进中国考古学健康快速地发展。诚然，在进行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道德规范是考古研究人员的学术操守，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抄袭和学术不端行为，并同时尊重不同的学术思想，积极开展健康的学术争鸣，不为学术研究沾染任何功利性的色彩。在考古学文章成文的过程中，首先要忠于原始材料，引用第一手的材料，如考古报告和简报等，避免因转引造成不必要的错误和争端。
注释
① 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J].文物，1983（5）.
② 张京华.20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文化研究，1999（春之卷）.
③ 陈淳.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J].文史哲，2006（6）.
④ 田建文.让材料牵着鼻子走[J].北方文物，2010（2）.
⑤ 《考古与文物》编辑部.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访谈[J].考古与文物，2012（1）.
⑥ 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4.
⑦ 刘莉.“文物保护航母”开进考古现场[N].科技日报，2012-5-5（3）.
⑧ 李韵.西高穴大墓是曹操的陵墓[N].光明日报，2009-12-28（5）.
⑨ 白云翔.安阳西高穴大墓是否为曹操高陵之争的考古学思考[N].光明日报，2010-1-26（3）.
⑩ 柳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任何人都有质疑考古结论的权力[N].光明日报，2010-1-5（3）.
Z 杨雪梅.考古不再“纯学术”？[N].人民日报，2010-1-24（12）.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4.7.
[2]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6.
[3] 栾丰实等.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0.
[4] 科林・伦福儒.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0.
第4篇：科技考古专业范文
[关键词] 城市考古；起源；概况
【中图分类号】 K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2-019-2
城市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历史文化的结晶与载体。无论是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传承绵延不绝且迄未中断的东方文明古国，还是那些在异域里抑或昙花一现抑或影响深远的古老文化，都产生或者孕育了大量瑰丽而又宏大的城市文明。而城市考古学就是让这些沉寂地下的文明重见天日，向世人再一次展现它千姿百态的历史文化的一门学科。
一、城市考古学的源起
近代考古学诞生之日起，城市考古即已成为考古学的重要内容之一。18世纪中期，对意大利庞贝古城和赫库兰尼姆古城的发掘，引起了人们对古典考古学的新兴趣，开创了世界城市考古的先河。
庞贝城是亚平宁半岛西南角坎佩尼亚地区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79年毁于维苏威火山大爆发。庞贝城被埋没后，在其上成长出茂密的森林。后来从罗马南下和从希腊、西西里北上的移民们伐去树木之后，开始种植葡萄。公元1748年春天，一名叫安得列的农民在自家的葡萄园里发现大堆熔化、半熔化的金银首饰及古钱币。之后一批历史学家与考古专家来这里进行考古。后于1876年开始组织科学家进行有序发掘庞贝古城。经过专家的持续工作以及工作人员的辛勤维护，因火山爆发而遭埋没的庞贝古城经考古专家挖掘已大部分重见天日。
公元79年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与庞贝、斯塔比亚两城一起为维苏威火山大喷发所湮没。古城的挖掘始于1709年，1738年在遗址中挖掘出石碑，从石碑的铭文上证实，地下古城就是人们苦苦寻找的“赫库兰尼姆”。考古学家真正的对赫库兰尼姆古城的挖掘开始于1927年。赫库兰尼姆城由于被坚固熔岩所覆盖，上面又有了新的建筑，据说发掘工作困难重重几度被迫停止。
二、城市考古学的概念
以上提到这两个城市的考古，是指在考古学研究中，以古代城市为主要研究对象和工作重点的城市考古。它以古代城市的全部遗存为对象进行调查、勘探和发掘。运用各式科技手段和多学科的合力，来获取和破译考古遗存及其人文信息，努力去复原古代城市的历史和文化面貌，概括城市发展的特征，总结规律，进而探索和研究古代城市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而我在阅读《城市研究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Urban Studies）中所看到的关于城市考古学这一辞条的内容是有所不同的，其所指的内容与欧洲扩张所引起的城市考古学有关，它的考古对象主要指的是近代早期之后的一段时间的欧洲城市。所涵盖的内容不包括古代城市的考古，比如古典时期的雅典，罗马及其他城市，也不是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的欧洲艺术，而是欧洲最引人注目也是最臭名远扬的一个创造即与殖民主义及与资本主义发展有关的城市考古。
1979年，美国人心目中的“城市考古学之父”伯特・萨尔文（Bert Salwen），对城市考古学的含义做了重要的界定。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在城市中的考古”（archaeology in the city），另一个是指“城市的考古”（archaeology of the city）。前者是指对某个遗址的挖掘工作恰巧位于现代的某个城市，但是这个遗址并不一定反应这个城市中心区域的发展。另一种，即“城市的考古”，主要是指，对这个遗址的研究要与其所在的城市的历史发展相关，其考察的是这个城市的整个历程，包括它的形成与发展，并且能够从其物质性遗存（material remains）中探寻出它都市化的整个进程。
城市考古中，城市考古的对象即城市的全部遗存是极其丰富、全面的，但考古工作者所能够发掘的面积占总的遗存只是很小的比例，并且从中获取的文化信息也是有限的。所以首先要做到的是从城市的整体性去思考和把握考古工作的各个部分。要充分考虑到所考察的城市遗存形成的时间、原因以及它的形态和分布。尤其是城市作为人主要生存和不断改造的环境，考察它的各个不同区域的不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墓地在城市地区的考古工作中就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墓地中的人的研究，他们的健康的状况以及生命的长短以及葬礼习俗都能为城市考古研究提供大量的信息。
大部分的城市的考古研究（包括中国）都主要集中在古代城市或者现代城市的更久远的历史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城市考古学家才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对于现今城市的近代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到19世纪60、70年代，由于考古对象的专业划分，提出了“历史考古学”、“殖民地考古学”、“历史遗址考古学”、“水下考古学”等，类似我所提到的关于城市考古学的概念的界定逐渐出现，考古工作也相应地繁多起来。下面我想主要以英国为例，同时也简要介绍一下美国、中国等城市考古工作的概况。
三、国内外城市考古学的发展进程
（一）英国
伦敦，这座古老的城市，它被近两千年前的罗马人所发现，拥有最长的城市考古的传统。其实大多数的英国城市（包括伦敦城的三分之一）都在二战期间被毁坏。战争之后，这些城市大多进行重建，考古学家也就在这一时期开始了急迫的大规模的挖掘工作。20世纪40、50年代，考古学家们对伦敦城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最近这些年将注意力转向了中世纪后期之前的伦敦的早期历史，近代考古学的研究，尤其是后中世纪考古学是一个新的领域。
伦敦的考古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传播有密切的联系。许多工业遗址都与16世纪开始的商业贸易、殖民活动有关。在对一些遗存的挖掘过程中，发现了玻璃和陶器制品，在码头和港口还有烟草制品，这些物品都是与殖民出口市场相互联系的。城市考古工作还展现了伦敦这座城市的全球影响力。2005年在伦敦泰晤士河南部的哈默史密斯挖掘出一个17世纪的砖炉，它属于尼古拉斯・克里斯普爵士的私人领地。而在十七世纪的上半叶，正是克里斯普爵士垄断了从西非几内亚到西印度群岛的奴力贸易。所以说，伦敦的城市考古发现是与英国殖民体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大多数英国的地方城镇的研究都遵循了相似的轨迹：人们对这些城市的悠久历史的拥有长时间的兴趣，而在最近几十年人们的这种浓厚的兴趣又都集中于后中世纪。例如约克郡，它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融合了罗马人、撒克逊人和维京人统治的多样建筑和文化。一直备受考古学关注，但直到最近对其近代城市考古研究才被接受。
（二）美国
在路易斯・宾福德的《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中，开篇就提到有人一针见血的指出“美国的考古学就是人类学而不是其他”。二十世纪中期之前，或者说是二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大多数美国的城市考古工作都被一些业余爱好者所做。因为对于现代城市进行考古将要面临的是一系列的考古问题和技能要求。考古工作面临更多的是每个城市自身特有的状况。在挖掘过程中所需的时间长度和所使用的专业设备就需要更多的额外费用。所以，在美国，这些考古工作的业余爱好者一般拥有自己的小机构以维持他们的经济需求。业余爱好者们还要特别小心的处理与其他专业人士、商人和官员的关系。面对公众更要老练圆滑。由于得不到专业人士的帮助，甚至要培养军队，请非专业的人士提供帮助和建议。
比如说当时的威廉・卡尔弗（William Calver）与雷金纳德・博尔顿 （Reginald Bolton）开始了在上曼哈顿城的殖民遗址及独立战争遗址的挖掘。而在费城这项工作一般是通过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由专业人员完成的。还有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在本杰明・富兰克林故居及独立公园的几个遗址开始的挖掘都是这样完成的。这些挖掘都非常重要，美国的城市考古工作向考古学家们证明：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一些关于过去历史的相关残存也是有可能幸免下来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城市都开始了类似的挖掘工程，数目繁多，并被集结成关于城市考古学的书目。
（三）中国
我国城市考古取得了很多成就，它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又是拓展的难逢机遇。2012年的2月，我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报道，在湖南，位于长沙市潮宗街万达广场的一个项目即将开工建设。在开工前，由于项目处于古城文物埋藏区内，文物部门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勘测，并发现了众多古建筑遗迹。其中包括两处大型古代夯土墙体。这两处墙体尤为珍贵：分别是一号墙体，明清时期长沙城城墙；二号墙体，宋代长沙城城墙。城墙痕迹清晰可见，可以体现出来近千年来城市地层关系以及城市与湘江地理位置关系的变化，研究价值极高。现已上报国家文物局审批，等待解决方案。
在中国，许多城市都在进行开发建设，新的楼房拔地而起，老城区的纷纷被改造。这些给城市考古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也使其面临城市遗址保护和城市翻新建设的双重问题。与其他的国家相比，我国的考古工作还存在缺乏准备，考古力量薄弱，并且考古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中国要解决城市考古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也要理清好城市考古与城市建设相矛盾的状况。另外城市考古受到的制约因素较多，尤其是被叠压在现代城市下面的古城遗存，更是难以进行考古操作的。总之，要更多的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更合理的处理城市建设与城市考古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城市考古之路仍是艰辛和漫长的。
参考文献：
[1]柴尔德.安志敏、安家瑗译.考古学导论（续）[J].考古与文物，2001，（1）.
[2]刘建国.城市考古学导论[J].南方文物，1995，（4）.
[3]焦天龙.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观浅析[J].东南文化，1991，（6）.
第5篇：科技考古专业范文
最近被电影《赤壁》选用的东汉时期的错银铜牛灯是南京博物院（以下简称“南博”）的镇院之宝，它由灯座、灯盏、烟管组装而成，这三部分均可拆卸。如果仅仅摆放在橱窗中，还不能看出这铜牛灯有什么特别之处。南博信息中心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将铜牛灯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通过鼠标点击，可将灯座、灯盏、烟管三部分分拆开来，再在灯盏腹部上一点，便能通过灯盏的镂空部分看到火红的烟火; 当灯火点燃时，还能看见青烟进入烟管。这是2000年诞生在南博的第一件数字化文物，也是全国首次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在文物藏品上。
超大屏的环形剧院、便捷的导览系统、幻化的三维空间……这些高精尖的科技让博物馆走出象牙塔，走向公众。在文博行业，信息中心是要追求技术的极致还是内容的丰富？是让公众为高超的技术赞不绝口，还是通过技术手段把藏品印在公众的脑海中？南博信息中心主任张小朋在筹备南博二期扩建工程信息化方案时不断思考信息中心的定位。
探明自身定位
博物馆信息化的理念应该立足三点: 文化、艺术和科技，因此信息中心就该做创意型的发动机――用创意来丰富内容，用创意让藏品“复活”。
南博的信息中心并不如想像中那样宽敞明亮，反倒是充斥着各种书籍与庞杂的研究器具，办公室外的大厅里工作人员正忙碌测试即将上马的导览系统。这里就是南博数字创意的“孵化地”。“将信息中心打造为创意的发动机”是张小朋带领的技术团队一直努力的目标。
实际上，在文博信息化拉开序幕时，信息中心的地位与作用很微妙。相对于决策部门而言，信息中心仍旧是执行者; 但与单纯的业务部门相比，信息中心又要掌握全局。诸多文博行业的信息中心负责人均表示，不容易把握信息中心的定位。
要明白信息中心的角色，张小朋经历了一番摸索。20世纪80年代中期，考古学家还在对文物进行“手工”研究时，张小朋隐约感觉到，考古学插上计算机的翅膀会飞得更加高远。此时他已研究生毕业，正留校协助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童恩正，要将四川大学博物馆建成西南考古学数据信息的中心。而在这之前他是一名考古学的学生。文与工的学习相得益彰，为他今后的博物馆信息化工作埋下了最为厚实的伏笔。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张小朋从四川大学博物馆调到江苏省计算技术研究所，在工业控制部门实施管控一体化工作。恰逢江苏省计算技术研究所进行市场化改革，他拟定的部分方案也要进入市场。这一时刻张小朋想到了即将兴建艺术陈列馆的南博。
“博物馆应该是信息的集散地，文物是信息的载体，信息需要传递给观众才能实现博物馆的价值。除了将表象的信息传达给大众，内部信息的挖掘、关联与呈现则是博物馆成功的关键。”抱着对博物馆信息化趋势的信心，他将一本厚厚的南博艺术馆信息化设计、建设方案交到南博院长手中，从此他的职业生涯也悄然发生了转变。
在拨号上网50元6小时的年代，博物馆信息中心是什么？没人花过心思。南博也没有专门的信息部门，张小朋在博物院基建部完成了南博智能大厦筹建后，他意识到博物馆信息化不能只停留在建筑上，更是要渗透到业务中，这就需要有专门的“发动机”来推动。
这台“发动机”到底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仅仅是加大高精尖技术的马力，把博物馆做得够炫够酷吗？“博物馆的信息化理念应该立足三点: 文化、艺术和科技。”张小朋认为，博物馆是要将承载的历史用高科技手段以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目的是让观众记住藏品而不是技术。那么信息中心就该做创意型的发动机，用创意来丰富内容，用创意让藏品“复活”。
技术人员还要会“舞文弄墨”
既懂技术，又熟悉业务，这是文博信息化创意发动机开动的关键。
1999年南博信息中心初建，张小朋一个人整整忙活了半年，硬是把信息中心建立起来了。2000年网络泡沫还未破灭，众多目光都积聚在大型网站上。文博信息中心绝对是个“冷门”，牌子不响、店铺不大，要招兵买马还是个难事儿。到2000年年底才陆续增加三个人，虽然这三个人学历不高，但三人为众，张小朋终于有了一只属于自己的技术团队。
“现今在我国的博物馆行业，专业从事信息技术的技术人员总共不过四五十人，而且主要分布在大型骨干博物馆中，其中许多是近年来陆续进入博物馆的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他们对文物、考古和博物馆的认识还相当肤浅，无法根据自己对文物的深刻认识来甄别、选择、应用合适的多媒体技术。”张小朋坦言，对于文博行业来说，技术人员要会“舞文弄墨”，这是创意发动机开动的关键。
技术人员不懂历史、不解考古是文博行业信息团队一直面临的短板，现已导致大量以盈利为目的的装饰装潢公司和计算机公司乘隙而入，利用舶来的技术，以背离市场的高昂价格卖给博物馆（即使是通过招标的方式，也因为缺乏博物馆业务和信息技术兼修的专家而难以把握）。
“博物馆想表达的内容和技术手段的运用难以紧密扣合，出现许多为展示技术而展示技术的‘技术秀’。大家会发现，在我们参观博物馆后，很多时候记住了高精尖的技术，但是却没有印象深刻的文物。”张小朋对这一情况很担忧。
为了让技术人员学会“舞文弄墨”，这位信息中心主任不仅仅传授技术的应用，还亲自上马教起了文博知识。开始的时候，张小朋几乎每周分配一个项目，拟定提纲式的工作计划。下属们负责丰富提纲，最后进行圆桌交流，分享各自的工作体会，他经常将考古知识与技术的讲解穿插其中。
常年来，南博信息中心成员坚持每天维护网站、增加资料。1999年年底，师徒四人开始对《二十五史》进行数字化工作。通过在其他网站的资料搜集，不断充实《二十五史》，网上没有的就扎到图书馆里一页一页地扫描。为了便于检索，再将图像转换为文本，最后这些学理工的青年们必须“咬文嚼字”校对晦涩难懂的古文。没有资金、没有人力，四个人熬更守夜硬是把这个工程漂亮地完成了。
“我们是凭着一股热情，凭着敬业的精神，凭着我们对博物馆信息化手段将在博物馆中大放异彩的这种信心，才完成了这样的工作。”2003年，正在工作的张小朋突然接到电话，被告知南京博物院网站获得了全国优秀文化网站，这令整个团队激动不已。“此次评审是通过网上公开投票表决，大众的肯定就是最好的肯定。”张小朋回忆起这个奖励，兴奋之情仍溢于言表。
2006年，这个团队增加到8个人。“这5年中，我们4个人很孤独，过程也很漫长，但我的主导思想不是去追求一时的轰动，而是追求坚持。”张小朋说，对团队建设的坚持就如同南博网站的构建，像一颗小幼苗，虽然没有影响力，但却很坚韧。
面对即将到来的南博第三次全新的改扩建工程，这支8人队伍仍旧“亲征”。张小朋认为，亲力亲为的工作过程，是技术人员增强文化素养、熟悉技术的最好方式。有自己的技术和创意才能使博物馆的信息化建设进入良性循环。
磨合业务部门
信息中心最终要改变单纯技术部门的现状，成为收集、整理与存储利用数据的文化资源部门，从而在打造创意发动机上更进一步。
本报曾经以“封面报道”的形式报道过文博信息化，当时的报道中写到: “文博信息中心在孤军奋战。”同样，南博信息中心也是只身一人走过了一段艰辛的路途。
藏品管理系统是博物馆信息化的基础，数据库是博物馆藏品管理系统的支柱，数据库的源泉来自藏品资料。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研究在于考古和文献史料的完整性与真实性，“文物资料”是学者们做研究的“粮食”，研究报告、论文往往又是他们职业晋升的砝码。如果研究能力不够，能独自保有这些珍稀资料也将是优势，因此老一辈的历史与考古研究者视考古文物的第一手资料为“命根子”，没人肯轻易交出来。
10年前，在南博开始建立藏品数据库时，便因为无法得到文物藏品保管部门的全力配合而陷入僵局。同时，由于业务部门人员在技术与文化素养上的差距，对计算机这一新“玩意儿”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而传统博物馆中直接与文物相关业务部门的主导地位更是让“信息化”的推广内外焦灼、举步维艰，信息中心很难得到大家的认可。
该怎样打开局面？此时的张小朋面临着两方面的“融合”，既要将信息化融合到各个项目流程中，又要让信息中心融合到各个业务部门中。没有融合，创意发动机只是纸上谈兵。
“在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国外有专家专门帮人摆脱网瘾。”张小朋突然灵光一现，决定以南博的内部计算机应用为切口，让业务部门先品尝到计算机工作的“甜头”。
“不管打字还是做图，我们先让大家通过网络使用计算机，于是开始建立内部的网络，并很快与互联网联系起来，使一些需要合作的工作可以同步进行。”张小朋在咨询江苏省保密局后，得知内外网的互联不会涉及泄密问题，便开始大胆着手建立南博网络，直接将外网与内部局域网连接，实现了每台计算机的直接上网。同时，他大力推进人手一台计算机的计划，并实现了考古部门人手两台机。久而久之，工作人员不仅离不开计算机，反而开始“上瘾”。信息中心的重要性慢慢凸现出来，并开始渗透到每个业务部门。
2008年年底，南博将展开二期工程扩建，南博计划把图书资源、图像资源与数字信息资源合并，向集成的方向发展，独立为文化资源部门。“信息中心最终是要改变单纯技术部门的现状，成为收集、整理、存储与利用数据的文化资源部门，从而在打造创意发动机方面更进一步。”
独辟数字创意
虚拟现实技术是数字化博物馆及虚拟博物馆中最重要的技术，但这只是工具与手段，我们的目的是要利用这一工具，再加上创意来展现藏品。
如今，虚拟现实技术已是数字化博物馆不可缺少的工具，它突破空间与地域的限制，令更多的藏品得以和观众见面。
20世纪90年代初，张小朋用3D软件开发过一些基本的三维模型，用来帮助考古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他发现，要让考古专家来建立三维数字模型是不可能的，如果能够开发出一个建立三维模型的“黑匣子”―只需要考古人员将测量得到的空间数据输入，即可生成大致的三维模型，再通过手工作业对模型进行修正与贴图，让模型更加逼真，这样就能大大降低考古人员自行建模的难度。在提出构想后南博信息团队开始探寻方向。
虚拟现实技术是20世纪末才兴起的一门崭新的综合性信息技术，原本是美国军方开发研究出来的一项计算机技术，当时在中国这一技术还处于待广泛开掘阶段，没有多少可借鉴的经验。师徒四人耗费一年多的时间，研读大量国外资料，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
“我们将国外有关这一技术的开发历程与案例进行步步解剖，把整个模型的开发过程切割成一小块，来进行实验。”为了节约时间，张小朋将“家”搬到办公室，沙发成了床，微波炉用来热菜，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是家常便饭。恰恰是这一年的潜心研究让他深信，虚拟现实技术会成为文博行业在藏品展览方面的有力工具。
南博“物华天宝”的一楼展示大厅是人气的聚宝盆。这里有全国博物馆中最大的触摸屏，你可以看到来自全球七大洲的历史概况与经典小故事。只要触摸屏幕右边的选项，便可自主选定感兴趣的内容: 有饱含传奇色彩的特洛伊木马攻城记，也有中国响当当的以少胜多战役，三维动画的表现方式妙趣横生。
由南博自行设计开发的“您的家乡，我们的骄傲”软件也即将上马。该软件采用类似Google earth的地图搜索形式，让观众在超大触摸屏上寻找自己的家乡，并详细介绍该地出土的文物情况，一旦南博有这里的文物，大屏立即指出该文物陈列在哪个馆，担任起向导。“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将实与虚巧妙地连接，让藏品更加丰满，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南博未来的扩建中，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将更加广泛。张小朋在电脑上做了一个演示，走进博物馆，会看见脚下一片蓝色海洋，波纹分明，脚轻轻一点，“海洋”便立刻晕开波纹。这是由虚拟现实技术做成的地面互动感应系统。
“虚拟现实技术是数字化博物馆与虚拟博物馆中最重要的技术，但我们一定要明确这些只是工具与手段，我们的目的是利用这一工具加上创意来展出藏品和历史上的那一瞬间。”张小朋说，就像展览大厅里的触摸屏，重点不是它的尺寸有多大，而在于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在这里营造的展示舞台。
采访手记
最好的时光
在南博见到张小朋时，他一身古典的浅白色中式褂子，很有学者风范。他10岁前便随父亲在机房里“摸索”; 1980年高考前两个月毅然从理科尖子班转到文科班，拿下甘肃省高考文科第二名的优才生却爆冷门――读了考古学; 大学本科读的是考古学，成为了最早迈进四川大学计算机机房的文科生; 20世纪80年代中期，攻读人类学研究生的他又为四川大学计算机公共机房开发出针对“小球病毒”、“耶路撒冷病毒”查、杀、免疫于一体的杀毒程序。可以说，今天担任起南博信息化的重担，是他职业的回归。
对于南博即将到来的兴建，张小朋平和的语调中透露着兴奋: “博物馆是资金饥渴型单位，能够碰上扩建或者再建工程对于文博信息化工作者来说，是最好的时光。”
第6篇：科技考古专业范文
一切似乎都非常完美，但是仔细想来，是不是还差了点什么呢？没错，想来你已经知道答案了，那就是食物。在木乃伊永恒的生命中，到底要以什么为食呢？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既然陪葬的食物是为了让人们死后在“永恒”的时间里食用的，那么如何让食物能够保存长久就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了。我们都知道，相对于肉类来说，植物在这方面有着更大的优势。一方面，植物即使是在死后，细胞也仍然会保持着一定活性，不易受到细菌的侵害，而动物细胞很快会失活，容易滋生各种细菌，导致腐坏；另一方面，将植物或植物的种子脱水后，只要储存的地方够干燥，那么无论气温高低，都可以放心地搁置很久也不必担心腐坏问题，而动物的肉则不同，只是单纯脱水的话，炎热的沙漠气候只需要几小时就可以滋生出大量的细菌，这对于陵墓中的主人无疑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这是否就是说，木乃伊死后就没希望“吃”上肉了，从此只能迫不得已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素食主义者呢？对于权势熏天的古埃及法老们来说，死后吃不上肉可是不行的。于是，法老的智囊团纷纷出谋献策，最终制造出了在当时绝对属于“高科技”水准的“木乃伊肉”。
不久前，考古学家在大大小小的埃及陵墓中发现了“木乃伊肉”的踪迹。以保存得最为完好的图坦卡蒙陵墓为例，考古学家们光在这里就发现了48个盛满了牛肉和禽类肉品的箱子。另外，在埃及的开罗博物馆和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也保存着一些缠着绷带的“木乃伊肉”，经鉴定，这些都是公元前1000多年时放置在陵墓中的牛小腿肉和山羊腿肉，都是当时最好的美味。
第7篇：科技考古专业范文
很多人认为考古就是挖墓，盗墓者是偷着挖的，考古者是国家组织挖的。对于大众百姓而言，发现几座大墓，出土多少文物，不过是个茶余饭后的谈资，考古有何意义？考古人员表示经常会陷入此类问题的质问中，考古不会产生GDP，不会带来直接经济收入，但它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是不可估量的。
“考古有时候会变得很枯燥”
考古是不是很刺激？当记者把问题抛给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石俊会时，他不易觉察地苦笑了一下，思忖了一阵才说：“当考古变成程序性的事情后，可能枯燥会更多一点吧。有些人对某个时代的东西感兴趣，所以不管是完整的文物还是破碎的文物，都可以令他很兴奋。”他自己关注的是汉唐时期的文物考古研究，尽管广东省境内已经发掘了不少汉代墓室，前辈们积累了丰富的考古经验，但是每次挖掘仍然很新鲜。“考古具有很大的不可预见性，一座墓葬即使跟史料记载相符，但也存在着很大的变数。”石俊会说，他自己就曾碰到过这种情况，有一次发现了墓葬群，按照现有资料墓葬属于唐代，但实际上却是南朝时期的。
哪件文物让你印象最深？听到这个问题，易西兵笑了起来，他说很多人都这么问，虽然，别的地方可能出土过很完整的古代尸骸、更精美的玉器等类同的东西，但每一件文物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每次有人问我出土的文物‘哪个最贵，哪个罕见，哪个是第一次见’时，我都会说每一次出土的遗物和每一个遗址，哪怕是一个水井、灰坑，一座房子，都是全球首映。”
所以，考古总有“意外”的惊喜发生。广州地处岭南，酸性土壤加上高温多雨的气候环境，几乎没有骨骸能够很好地保存下来。2011年西湾路出土了一个较完整的宋代女尸，这让易西兵他们很兴奋，“我们觉得太幸运了，推测能留下来的原因可能是骨架下铺了一层木炭，起到了防潮的作用；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地势高，地下水浸泡的时间短。”目前，这具宋代女尸打了石膏，被很好地保存起来，留待日后进一步研究其身份、年纪等信息。
跨越时空与祖先对话
除了很多人不理解考古外，“基建工程与考古矛盾也比较大，很多建设单位不明白，不知道，或者说他不愿意知道，文物要进行考古。”易西兵略感无奈地说。
采访中，石俊会同样提到了这个话题，2013年6月，广州萝岗就曾发生过建设单位蓄意摧毁古墓事件，现场5座古墓一夜之间被钩机摧毁。“最后只是赔钱了事，按照法律规定损坏文物最高罚款90万元，很多施工单位宁愿选择赔钱，也不愿意耽误工期。”石俊会说，但也有的建设单位，懂得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曾经在一个工地上发现了文物的痕迹，有一位老总懂得这些东西珍贵，拨了几十万元专款给我们作经费，我们觉得很感动。”
面对大众的不理解、不了解，何斌表示，考古正在试图拉近与公众的距离，目前国家正在推广公共文化服务，其中就包括考古，“普通大众可以亲临现场，了解考古的过程，看专业人员如何往下挖掘，如何判断文化层等。此外，我们还开设了科技考古研究基地，为日后的公共考古做准备。”
“考古发现都是零散的碎片，本身不完整，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碎片缀合起来，慢慢地剥离出一些古代人的信息。”易西兵说，“文物虽然是冰冷的，但却是会说话的，结合周边的环境，我们能推测出它背后的很多故事。文物能让我们跨越时空，与它所处的时代，与祖先对话。我相信，考古为广州带来的潜移默化的效果，远远大于所耽误的工期。”
寻找祖先的社会发展规律
“很多人都问我考古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索，很多年前读过一本书，德国人西拉姆写的《神・坟墓・学者》，很认同里面的一句话，‘我们需要了解过去的5000年，以便掌握未来的100年。’我的理解是，考古实际上我们是在追寻祖先的足迹，找寻祖先社会发展规律，为我们预见未来的走向，提供一些依据和线索。”易西兵说，“这听上去很像一个哲学命题，但很值得深思。”
“通俗来讲，可以把广州比作一个耄耋老人，回顾往昔岁月，最大的心愿，可能就是把自己这一生的经历进行还原，10岁时、20岁时、40岁时、60岁时都是什么样子的，把这些成长的历程探索清楚，告诉现代人自己是怎样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易西兵接着说，“考古很难提供经济效益，产生不了GDP。但是考古发现对公众，对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或移居广州的人，或者匆匆过客，提供了一种文化上的涵养。去博物馆参观，甚至街边的一个宣传片，就能让人感知广州历史文化古城的氛围，能够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宣传效果，这样的社会效应会默默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
如何发掘一座墓葬？
古代墓葬很讲究选址，往往会选择离水不远的地方，但又不会有水患危险，比如东边的梅花村、龟岗，东北方向的黄花岗、太和岗、沙河顶，西北方向的梓元岗、桂花岗等。考古，首先要做田野调查和勘探，发现墓葬后，进场作业，就在平地上挖坑，坑的大小与墓主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相关。
不砌砖的墓葬，木头做的棺材放进去几年就会腐烂，上面红黄色的山岗土塌下来，形成填土。等到考古人员发掘的时候，填土的颜色、质地、疏松程度等与周围的土都不一样，根据这个判断墓的大小。接着，拍照、录像、绘图，再一层层去清理土，预判深有多少米，先请工人用大一点的锄头挖，等到一有变化，就用小一点的工具，比如手铲、小锄头，接着用毛刷、竹签等小工具把随葬器物取出来，再拍照、录像、绘图。随葬器物取回仓库，编号、登记，进行下一步整理研究。
广州墓葬十有九空
第8篇：科技考古专业范文
2015年5月16日， “亲近中国文化”-2015年Scratch Day China主题活动在上海市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举行。宝虹小学的孩子们携“小小考古家” “丝绸之路” “敦煌飞天”三个西域文化主题项目参加了此次盛会，获得了在场领导、专家、师生的一致好评。这是宝虹小学的孩子和老师第一次参与到Scratch活动中，第一次体验到“创造”带来的快乐！刚开始收到活动通知时，我们也惴惴不安，老师和学生学习Scratch软件才短短两个月，我们真的可以参加吗？“Scratch看重的是创意而不是技术！”关键时刻，是LEAD中国区Scratch委员会的各位老师打消了我们的顾虑，给了我们信心。是呀，虽然我们对于编程这回事还很懵懂，但是在和各校专业老师的交流中，我们有了一点点自己的想法：用眼睛发现问题，用技术改变生活，我们可以做到！“亲近中国文化”主题给了我和孩子们探讨华夏文明的机会，在“细数”家珍的过程中，孩子们更爱自己的祖国了。在讨论交流中，我们也不断提问、追问：“珍贵的文物是如何被考古学家发现的？” ”我们从文物古迹中可以学习到什么？” “不同的国家是如何保护文物古迹的？” “如何做一个文明游客？”……最终，孩子们将目标锁定在西域文化。
【作品名称】
西域文化之小小考古学家
【创作思路】
很多小朋友都喜欢用Scratch软件编小游戏：走迷宫、射击、拼图等，我们也想用中国文化的元素来设计游戏。搜索了一些小游戏网站，发现和“考古”相关的只有和玛雅、埃及相关的几个游戏，中国元素游戏的缺失也让孩子们觉得有些遗憾。“做一款我们自己国家文化背景的游戏！”每个孩子充满着自信！上海自然博物馆的挖恐龙蛋活动给了我们一些灵感，能不能设计一款关于中国考古的益智游戏呢？
从历史文化的问答到考古工具的分类，再到文物的修补。整个过程可以让参与者通过游戏了解中国考古文化。
【创作过程】
1．中国元素的图案素材的选择加工
应用软件： 画图、Photoshop、Illustrator。
2．中国西域文化问答题设计
问答设计第一次初步完成时，孩子们的答案比较单调程式化。之后，我们坐在一起探讨：你觉得可以怎样改进？有孩子说需要民族风的背景音乐，也有孩子说提示的语句可以换一换，还有孩子说可以加一点鼓掌的声音……在罗列了“需求”后，孩子们找素材、改程序，完成了问答设计的“20版”。
3．中国考古工具分类环节设计
主要运用了“如果碰到颜色，那么……”命令，一开始孩子们用Scratch角色创建自己绘制一个单色矩形，在“20版”的改进过程中，在具有考古特色的图形素材中绘制靶心图案，既有了美观的效果，又能让命令照常执行。
【创作心得】
当老师给一个基本的编程模块，很多孩子都能模仿完成，而在此基础上，分享、改进变得尤为珍贵，从10版到20版改进，很多都是孩子们从“用户体验”的角度进行的音效和图案上的改进。
【作品名称】
西域文化之丝绸之路
【创作思路】
Scratch编程+外接设备，可以做出很多有趣的效果，能不能让电脑做一回智能讲解员呢？
用孩子们喜闻乐见的轻泥作品配合声光电，程序控制讲解开关，小学生也可以设计景观模型！
【创作过程】
1．“丝绸之路”素材收集、学习，撰写解说文稿，录音
2．轻泥制作骆驼队
3．外接设备程序编写
【创作心得】
和百度百科学术性的文字相比，孩子们意识到作家优美的文字配上动听的旋律，可以制作出好听吸引人的解说词。虽然最后呈现的外接技术是利用了简单的按钮模块，但是孩子们通过轻泥造型、改编文字、录制配音、下载音乐，大家都动起来了，不仅每个孩子都知道了古代丝绸之路是怎么回事，而且在网络学习中孩子们也了解到主席提出的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事业。
【作品名称】
西域文化之敦煌飞天
【创作思路】
近年的一些旅游观光踩踏事件、不文明游客记录，都成为爱旅游的老师和孩子们的话题。文明旅游，从我做起！在学习了一些Scratch案例之后，我们对光敏模块产生了兴趣：光线原来可以触发很多命令！让电脑在光感统计到一定数值后语音提示观展人数过多，这一装置既通过控制洞窟内二氧化碳的量保护壁画，同时也提升了游客的观展体验。有个别孩子发现国外很多博物馆、美术馆没有明显的止步设施，不少中国游客因为不了解过于接近展品而接受告诫，如果我们能让游客在国内就养成好习惯，那么在境外游中大家可以避免很多“尴尬”，于是我们又想到一个很简单的命令：通过光线数值变化播放提示声音。
【创作过程】
1．利用废旧材料绘制敦煌壁画
2．改装支架，设计光线路径
3．外接设备程序编写
【创作心得】
孩子们从绘画、调整支架到编写程序再到现场作品推广……在全程参与的过程中，每个人对于为什么要设计、怎么设计、设计有什么好处等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于设计作品背后的人文关怀、环保意识、文明礼仪也有了更好的体验。
第9篇：科技考古专业范文
距离铜川耀州窑博物馆两三公里的耀州区董家河镇王家砭村，是梁亚萍的耀州窑唐宋陶业有限公司所在地。
2013年，网传一辆运输25吨鲜橘的卡车侧翻在村子外面的210国道上，附近村上的人都帮货车司机拾橘子，这个村子正是王家砭村。
如今，被称为“好人村”的王家砭村又多了一个称号――陶瓷之乡。这个称号，则是来源于梁亚萍和她的耀州窑唐宋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宋陶业”）。
2016年年末，梁亚萍获得中国工艺美术行业艺术大师称号。而早在2010年，她的公司已被评为中国当代十大名窑。唐宋陶业聚集了耀州瓷的近10位国家级、省级大师，成为铜川市工艺、日用瓷产值规模第三大企业。
耀州窑博物馆所在地在行政归属上已归区黄堡镇管辖，这里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里窑场”遗址。梁亚萍几乎每个月都要来这里观摩学习几次。“只要禚（音读：zhuó）老师在，我都要专门去拜访她。”
梁亚萍所说的禚老师，就是中国陶瓷考古界无人不知的禚振西教授。从1970年代主持耀州窑挖掘考古工作到参与耀州瓷复仿制技术研究开发，禚振西大半生与耀州瓷息息相关，是耀州瓷“三生三世” 的见证人。
前世篇：十里窑场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禚振西与记者提起当年挖掘耀州窑的往事，兴奋之情仍溢于言表。
1961年，禚振西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成立不久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当时耀州窑遗址刚刚发现不久，被确定为考古所的重点考古遗址之一。此前在1958年和1959年，考古所由唐金裕领队，对窑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清理出宋金瓷窑和砖窑12座、作坊5间，揭出晚唐、宋、金元三个时期的文化层。这次发掘，是耀州窑址考古发掘之始。
这次窑址挖掘，清理出了8万片耀瓷标本。禚振西说：“我的幸运在于，正是这8万片窑址出土的耀瓷标本，让我开始系统学习了耀州窑的发展史。”
据史料记载，铜川旧称“同官”，属耀州管辖。耀州瓷的烧制始于唐朝。相传唐高祖定都长安后，由于铜川离长安较近，渭河的支流漆水河穿过S堡镇逶迤向南流去。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水陆交通环境，使铜川自然成为那个时代官员文人能随时来去的地方。位于铜川北面的玉华宫就是唐三代帝王的避暑行宫。丝绸之路的开拓，带来了大唐帝国手工业的繁荣，大批掌握了制瓷技艺的手工艺人云集京城附近，而拥有天然冶瓷资源――优质的煤和上乘的坩子土的耀州，自然吸引来了这些制瓷艺人，耀州窑应运而生。
据《耀州志》记载，在耀州窑发展的鼎盛时期，沿漆水河两岸，黄堡镇家家都烧瓷，盛况空前，大大小小的窑炉和瓷器作坊密如蜂巢蚁穴，由南到北分布足有十多华里，“十里窑场”由此闻名天下。
唐代耀州窑只生产普通民用瓷。到了北宋，耀州窑发展到鼎盛时期，耀州窑瓷器以其“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品质，被地方官选作贡品送进皇宫，饰有龙凤图案的贡瓷又被朝廷当作宫中贵品送给外国使节。耀州瓷器由此漂洋过海，远走日本、波斯、朝鲜等国，声名大振。
对于有说耀州窑曾是官窑的说法，禚振西是持否定态度：“王存《元丰九域志》以及《宋史》中有‘耀州，贡瓷器’的记载。我研究了多年也证明，耀州窑曾一度只是贡窑。”
业界认为，唐到五代时，耀州瓷还在学习越窑，盏盘一类的器物要么光素无纹，要么就是抄袭越窑外刻双层莲瓣，形式比较单一，釉色也不够滋润。到北宋时，耀州窑发展成了北方青瓷窑场中最负盛名窑场，一时堪称翘楚。
在宋神宗元丰至徽宗崇宁的三十多年间，这里曾为朝廷烧制贡瓷。其制瓷技巧和活泼的风格对当时各地窑场产生了很大影响，得到广泛推广，由此形成了一个自北而南的范围广阔的耀州窑系。据禚振西研究，耀州窑系以黄堡镇为中心，囊括了河南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广东西村窑、广西永福窑、内乡大窑店窑等多个窑场。各窑制品均与铜川窑相似，仅由于所用原料有差别，胎质与釉色也有些微不同。
北宋的辉煌之后，因遭遇金灭北宋，耀州窑迅速走了下坡路。元明之后，被誉为“中国北方刻花青瓷之冠”的耀州窑开始沉入历史的浩瀚迷雾中，似乎成了历史的传说。
到了近现代，中外学者都很难辨认清耀州窑和耀瓷的真面目。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中外学者出版的各种陶瓷著录中，均将耀州窑瓷器错认为它窑之器，在当时的图录中，耀州窑瓷器被冠以“东窑器”、“汝瓷”、“北龙泉”、“北丽水”、“白龙泉”等称谓。一个千古名窑已面目不清。
转世篇之一：耀州窑的发现
有时站在某个时间节点里，两个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的人，却会产生非常奇妙的因缘关系。比如：1973年，禚振西开始主持耀州窑的发掘工作。同一年，土桥村一个普通农家出生了一个女孩。谁也没料到，这个小女孩后来会成为耀州瓷复仿制的国家级大师，并且与禚振西有了颇深的师生情谊。
耀州青瓷重现世人面前是1953年。作为耀州窑“活化石”的禚振西曾专门撰写过《耀州窑的考古纪事》一文。让人惊叹的是，已经79岁的老人依然能记忆起当年发生的每个细节，对来访者能说出相关的精确数字。
据禚老回忆，1953年，北京广安门外出土了300多件青瓷盘、碗标本。“当时请北京故宫的陈万里先生鉴定。他是中国陶瓷考古的大师和奠基人。他观看了这批青瓷片，感到胎釉特征与越窑、汝窑和龙泉窑均不同，发现有些刻花、印花青瓷片上饰有龙凤纹，认为应是贡瓷。遂查阅文献，找出耀州曾贡瓷的记载，怀疑可能是耀州瓷。次年，陈万里、冯先铭及助手李辉柄来到黄堡镇的耀州窑址调查，发现了该窑址。”
这次考察是耀州窑考古调查之始，也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次揭开了耀州窑和耀瓷的神秘面纱。
在这次考察中，陈万里还在当时的黄堡高小教师食堂门外找到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刻立的《德应侯碑》，从中得知，这里曾是专祀北宋奏封“德应侯”之窑神庙所在地。此碑记载了耀州瓷的整体生产工艺，是我国最早制瓷工艺的物资料。碑文也记载了耀州窑为全国惟一的由“贤侯上章，天子下诏”、“奏土山神封德应侯”的一处制瓷窑场，可见耀州窑在中国古瓷窑中的地位之高。
禚振西清楚记得，《德应侯碑》由陈万里公诸于世后，曾有一些人前来观看和拓印。“我第一次见此碑时，也是来学校的教师食堂看的。当时这块重要的石碑就放在食堂门外的左侧，但已经将正面朝下平摆了。”学校教师告诉她，前些年是有字的光面朝上，大家当饭桌用。禚振西请老师们帮忙，翻过来读了碑文并打了拓片。
“此碑‘’期间被运到西安碑林收藏，遗憾的是已斜断为两块。今天我们所见的拓片，完整者为早年在窑址所拓，有斜向裂隙者为入西安碑林后所拓。”禚振西说自己很幸运，拥有早期的完整碑拓。
禚振西大学毕业时，一门心思想着从事自己的考古专业。“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我们的副所长兼书记觉得大学生资料都不会整理，就让下去搞田野调查，对以后的学术研究不利。”于是，禚振西先在资料室整理瓷片标本。“真是幸运，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可以随意触摸这些瓷片。”两年间，她不仅完成了这批标本的资料工作，也熟知了这些瓷器的纹理、胎薄、釉匀和造型。
1973年5月，耀州窑遗址上的铜川市灯泡厂进行厂房基建工程，刚一动土就出土了一批耀瓷碎片。当时的铜川市文化馆接到报告后，派文物人员去察看，捡回了一些瓷片标本。“因识别不出时代，文化馆就将瓷片送到了省文管会汇报。”
当时，省考古所、省文管会和省博物馆合并，成立了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机构设在西安碑林大院中。这些瓷片运到文管会办公室后，大家都围过来看，现场只有禚振西识别出了这些瓷片。“因此前对耀瓷已有系统认识和了解，就随手将瓷片按时代分了几堆，并一一告知其时代。大家感到出土的瓷片标本很重要，应该去发掘。”禚振西回忆说。
省文管会委派禚振西任领队，成立了禚振西、李诗桂和铜川市文化馆卢建国三人组成的考古队，开始对耀州窑遗址进行发掘。
转世篇之二：历时十五年的发掘
1984年到1998年间，是耀州窑黄堡窑址的考古挖掘期。
其实，从1973年开始，禚振西带领的考古队就开始做了大量的前期考古工作，还主持了玉华耀州窑址的发掘，找到了耀州窑的一处新窑址，搞清了其发展史及其与耀州窑中心窑场黄堡窑的关系。发掘成果受到陕西省政府的重视，陕西省文化文物局拨出专款建立了玉华文管所和遗址保护厅。
1984年夏，黄堡镇新村农民在漆水河岸打石灰窑，将掩埋在地下的耀州窑宋代窑炉炉基打破了一角。铜川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发现周围还有唐代黑釉瓷器。陕西省文物局催促陕西省考古所派出考古队，禚振西再次主持耀州窑址的发掘，同时任领队的是她的丈夫杜葆仁。
这是一次长达十五年的全国最大规模的古瓷窑址科学发掘工作。
最初的发现，显然是令人惊喜的。1984年年底临时停工时，考古队发掘出一处保存较好的宋代晚期的家庭式作坊和窑炉，这座已有八百年历史并保存如此好的古瓷场家庭作坊，在国内尚是首次发现。他们还在不同的发掘点上，挖出了宋代早、中、晚各时期的窑炉。“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不仅出土了唐、宋、金、元各时代的大批精美瓷器，而且还出土了预期希望得到的唐三彩和唐代低温单彩，揭示出一组唐三彩作坊，清理出三个烧制唐三彩的窑炉，使耀州窑成为我国已知的第二处烧制唐三彩的窑场。还发掘出多座唐三彩作坊和窑炉，在唐三彩作坊中又意外地出土了唐代的绿釉和黑釉琉璃板瓦和筒瓦，以及唐三彩瓦当和建筑构件。这些都是考古上的首次发现。”
这些文物出土后，禚振西告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此前一直主持唐长安城发掘的马德志。马德志兴奋地说：“早在五六十年代，大明宫和兴庆宫遗址都出土有唐代的绿釉琉璃瓦，但由于我们不敢确认是唐代的，担心混进去明代的东西，在编写《唐代大明宫遗址》时，没将这些琉璃瓦收进去。现在好了，在你们这里找到依据了。”
1984年耀州窑遗址的成功发掘，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陕西考古所在遗址区征地3.6亩，建起了铜川考古工作站。这个工作站成为国内第一个在瓷窑遗址上建起的能长年从事陶瓷考古与研究的专门机构。禚振西在这里不仅一直工作到退休，而且退休后十多年也没有离开这里。
禚振西将漆水两岸耀州窑遗址中心区划为七个工作区，开展了大规模、分层位的科学揭示。到1997年，共布探方211个，发掘面积达12982平方米。发掘揭示出唐、五代、宋、金、元、明各时代的文化层，找出其间的叠压与打破关系；发掘出各时代上百组作坊基址和上百座不同结构与特征的烧制瓷器的窑炉；出土了唐至元明各时代数以逾百万计的各种陶瓷器标本，其中可复原器物有数万件。
这也是国内古瓷窑址中出土文物最多、延续时间最长、所见遗迹和遗物最能成为完整发展序列的考古发掘，从而全面系统地揭示出耀州窑黄堡中心窑场从唐至明八百多年的发展史，发现了各时代陶瓷产品之瓷釉品种、器物种类与造型、装饰技艺和手法、纹样图案的题材与布局等丰富内涵，为我国古代唐以后上千年来北方瓷器的断代和鉴定提供了重要标准。
此次发掘还首次将耀州窑古代贡瓷的历史，由北宋一个朝代扩展到五代、北宋和金等三个朝代，还解决了我国古代最为历朝皇室权贵所青睐的天青釉瓷的起源问题。
耀州窑考古的重大发现，使该窑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耀州窑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为“七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考古科研项目，还荣获了1997年中国首届田野考古奖，并被评为二十世纪中国考古重大发现。禚振西本人也获得英国东方古陶瓷学会的“希尔金奖”， 为获得该奖的第一位华人学者。
在禚振西团队窑址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国家先后建立起“耀州窑遗址”保护厅和“唐三彩遗址”保护大厅，并于1994年建成耀州窑博物馆。这是我国最大的一所陶瓷专业博物馆。
现世篇之一：耀州瓷的复仿制技艺恢复
2015年5月，印度理莫迪到访西安，主席将耀州瓷省级工美大师崔涛所制倒流壶作为国礼相赠。这只倒流壶是在仿制古代制作式艺的基础上，对其纹饰做了新的修改和雕刻，也就是业内人士所称的复仿制作品。
其实，耀州瓷复仿制技艺的恢复，是和禚振西他们的考古发掘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据她回忆：“1973年灯泡厂发掘工作结束后，受到时任铜川市领导张铁民的重视，决定进行宋耀州青瓷的复仿制工作。考古队为复仿制工作提供了瓷片标本和造型、纹样图纸资料，促成了日后复仿耀瓷的成功。”
当时，铜川市安排了陈炉陶瓷厂和庄里陶瓷厂两个试验组，分别进行工艺技术方面的试验和仿制，但都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直到1974年，由轻工业部研究院下放到陕西的李国桢工程师到陈炉蹲点，才指导试验组的工作走上正轨。
“李工是中国陶瓷科技界的前辈，此前曾成功地指导过龙泉青瓷的复仿制工作，不仅对古代青瓷的呈色机理和烧成制度有科学认识和掌握，而且有丰富的青瓷仿烧经验。他一来就指出：宋代耀州青瓷用的肯定是当地原料，应以铁做着色剂，采用还原焰烧成，不要再配其他金属化合物了。他的话，为耀州青瓷复仿制的成功指出了方向。”禚振西说：“幸亏有了李国桢的指导，此后，陈炉试制组的仿烧试验，一直沿着正确的科技和工艺开展工作。”
1976年，耀州青瓷复仿制品出炉。在1977年召开的耀州青瓷鉴定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陈炉陶瓷厂仿制耀州青瓷获得成功。从此，失传了数百年的耀州青瓷获得再生。
耀州青瓷复仿成功之后，陈炉陶瓷厂推出了一批造型精美的刻花青瓷，代表作有大小梅瓶、玉壶春瓶和各式牡丹纹刻花碗。因产品问世不久，精美珍奇，数量有限，人们竞相求赠求售。
1980年代，一批学习陶瓷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进入陈炉陶瓷厂，他们的专业技能和才智将耀州青瓷的复仿制工作推进了一大步。从原料选取、釉药配制、器物造型和装饰纹样的设计到烧造窑炉和烧成制度等方面均有了全面的改进和提高，精致优美的新造型不断推出，陈炉陶瓷厂复仿耀州瓷进入了发展的兴盛期。
从1992年开始，在复仿耀瓷的生产中，又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作坊。这些个体仿烧者几乎都从事过陶瓷生产，其中有不少人还是世代制瓷的匠人世家，还有一些人参与过复仿耀瓷的试验与生产工作。他们的仿烧，起初用的是传统的煤烧馒头窑，虽然制作精致，但烧造时间太长，而且成品率较低。陈炉陶瓷厂从外引进了以液化气作燃料的梭式窑，烧造时间从三四天一下缩短到八九个小时，而且产品的成品率由25%左右一下提高到90%。这种烧制方法很快在复仿耀瓷的厂家中得到普及。
复仿的耀瓷，以青瓷为主流，多为复仿宋代青瓷，也有仿五代、金元青瓷，还有仿唐代的茶叶末釉、黑釉、素胎黑彩，宋金的酱釉、黑釉酱斑，金代月白釉，明代黑釉和白地黑花等。所复仿的器物种类和造型均大为增加。一些高仿品很精美，几乎达到了乱真的地步。
在私人企业中，唐宋陶业有限公司规模最大。这家企业还成立了铜川市唐宋陶瓷研究所，成为铜川乃至陕西由政府批准的第一家私营陶瓷研究所。2008年，铜川市政府又将铜川市陶瓷研究所定为事业单位，目的是通过他们带动陶瓷业的发展。
如今，复仿耀瓷的厂家和作坊，多集中在陈炉和黄堡，已逐渐形成集群化发展格局。禚振西说：“整个发展形势正促进着复仿耀瓷鼎盛期的到来。”
现世篇之二：经济转型中的耀州瓷
1992年，土桥村的农家女孩梁亚萍高中毕业，进入离家不远的王家砭村的耀州瓷厂工作。梁亚萍根本没想到，二十多年后，自己会管理这家厂子。
初入陶瓷行业的梁亚萍起初并没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耀州青瓷。“当时厂里主要是生产日用瓷，就是彩绘的白瓷。”梁亚萍说，与耀州瓷很多家传大师不同，她是在工作几年以后，才有机会跟着师傅去向陈炉的老艺人拜师。随后，她又有机会去了博物馆下设的耀州青瓷复制厂学艺。2002年4月，耀州窑唐宋陶瓷有限公司成立，梁亚萍进入这家公司工作。当时，国有陶瓷企业一家一家关闭，私人企业开始出现，梁亚萍进入的这家公司就是当时最早的私人企业之一。
其实，在1990年代，铜川市政府也曾力图拯救过国有陶瓷企业。铜川市陶瓷协会会长赵志伟告诉记者：“1990年代，市政府成立了国有陶瓷公司，当时布局很大，本意是想将6家陶瓷企业关系理顺，将产、供、销、科研攻关一体化，把铜川所有的陶瓷厂合并成一个大的陶瓷集团。但集团成立起来后，并没有形成规模，规划提了很多，最后都流产了。”
赵志伟和禚振西旁观了耀州瓷产业发展的起起伏伏，两个人有了一个共同的观点：“耀州瓷走国有企业这条路走不通。”
从2002年开始，铜川市政府再次提出将陶瓷产业作为经济转型的重点产业来抓。赵志伟当时担任铜川市轻工局副局长，主管陶瓷产业。那几年，政府决心很大，专门发了一个关于发展陶瓷产业的文件。“从当时的角度来看，这个文件对促进陶瓷产业有些推动作用，特别是从招商引资方面，给了一些政策和激励机制。”赵志伟说。
2007年，铜川陶瓷协会成立时，铜川陶瓷国有企业大部分都处于停产状态，而私人公司、家庭作坊开始蓬勃发展。在这之前的2005年，赵志伟所在的轻工局开始着手抓陶瓷艺术大师的推荐和评选工作。“当时省上举办工艺美术大师评选，我们就推荐了几位当地有名的工匠参加了省上的评选，崔涛的父亲崔鹏就是那年评选出的省级大师之一。”
赵志伟承认，从这个时候开始，铜川陶瓷的管理部门才逐步有了培养工艺美术大师的意识。2007年，铜川举办了一次陶瓷行业市级工艺美术师的评选活动，评选出了17名市级工艺美术大师。这个评选2013年又举办了一次，选出了42名市工艺美术大师。到2015年，省上评工艺美术大师时，铜川一下子就有17名入选。
2016年，在全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评选中，王彩红、梁亚萍两人当选。“现在我们有2名国家级工美大师，2名陶瓷艺术大师，3名陶瓷设计大师，其中梁亚萍等人还是‘双料’国家级大师。”赵志伟介绍说。
2008年新年伊始，铜川市政府就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陶瓷产业的决定》，提出以陶瓷产业来壮大旅游产业，打造城市文化品牌。但在当地陶瓷业界诸多人士看来，当年这份旨在招商引资的文件，并没有给铜川的陶瓷产业发展带来多大的作用。
2012年，赵志伟开始担任陶瓷协会会长。这一年春天，铜川市政府又专门下发了《关于支持陶瓷产业发展的意见》。“这份文件从财政、税费、土地、环保等方面都给了陶瓷企业极大的支持。”赵志伟说：“特别是财政每年列入500万元的陶瓷发展资金，从2013年开始，我们协会将财政给予的这笔资金用于陶瓷大师项目补贴。国家级别的大师补贴10万元，省级别的大师补贴5万元，这都实打实地给到了大师们的手里。”
2010年9月，耀州青瓷烧成技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通过国家质监局验收，耀州青瓷被认证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在禚振西看来，最近几年，铜川市政府为了陶瓷产业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鼓励陶瓷技术人员到外地考察学习，到各地参展，进行行业交流。去年组织企业参加南京“第51届全国工艺品交流会”和中国历史名瓷烧制技艺大赛等等的比赛，把耀州窑最新的成果展示出去。
更让禚振西感到欣慰的是，在今年铜川市的“两会”上，她看到了梁亚萍等陶瓷行业的精英当选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陶瓷行业的人有了发表意见和建议的平台，这会为陶瓷业的发展带来更多改观。”
据铜川陶瓷协会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到2016年底，全市共有陶瓷生产、研究企业43家，年平均从业人数2831人，完成工业总产值80421万元。
“总体上，不管规模和产值，还有从业人员都是在缓慢增长中。”但在赵志伟看来：“这与市政府近几年数次提出耀州瓷要在全市经济转型中所占的经济比例的构想来看，还是有距离的。”
现世篇之三：发展的瓶颈
春节刚过，记者来到黄堡镇陶瓷产业园区的大师园。春日暖阳里，这个大师园区却寂静无声。禚振西直言不讳地说：“这个大师园没有设计好。”
赵志伟告诉记者，“黄堡镇的大师园还没有完全建成。这种大师园模式还是不错的，但黄堡镇的大师园规模建得确实有些小了。”产业规模太小，这是制约整个铜川陶瓷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从几个工业园的情况来看，陶瓷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有限，尽管也有像火凤凰等这样的企业，但成长型的企业不多。”
2016年，梁亚萍的公司“耀瓷”“耀陶”两个注册商标被陕西省工商局认定为陕西省著名商标。但在赵志伟看来，整个耀州瓷的推广宣传力度还是太弱。“赠送印度总理的国礼就是我们的瓷，还有黄堡生产的青釉龙纹盘成为成龙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纪念品，但这些都是昙花一现的效应。每年就只有陈炉镇举办一次陶瓷文化旅游节，很多外地来的客商都很不解，说‘你们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就藏起来，不对外宣扬呢？’我经常无言以对。”
赵志伟认为，“品牌宣传力度不够，也造成了像梁亚萍这样的国家级大师的作品价格远低于其它窑同级大师的作品价格。”
禚振西对此也持同样的看法。“耀州瓷是通过丝绸之路发展起来的，可这几年耀州瓷利用‘一带一路’所进行的推广宣传基本为零，最尴尬的是都在国际上推广耀州瓷，我们却错失了一次又一次机会。我这么大年纪了，逢机会就讲耀州瓷，为什么政府不能举办个国际性的耀瓷文化节？”
“天下陶瓷一家人”是梁亚萍一直强调的理念。“我们引进了崔涛、宋小虎，还有西安美院搞造型的刘谦教授等等大师，大家在一起能互相交流学习。”在梁亚萍的工作室和公司的展厅里，记者也见到了她创新出的很多新派的耀瓷作品。梁亚萍说：“这是我每年去不同的窑学习和观摩，结合了其它窑系风格大胆尝试的作品。”
但在禚振西看来，铜川陶瓷产业存在的最大弊病就是观念落伍。“耀州青瓷从上世纪70年代试制成功后，在国内外声名大振，这本来是铜川陶瓷品牌发展的最好契机，但一些管理部门和陶瓷企业的领导总认为铜川陶瓷拿得出去的就是耀州青瓷，其他的陶瓷不去想，也不去做。”她说：“别看梁亚萍他们年年出去到景德镇等地^摩学习，但就没学回来人家的大胆创新的理念。”
“人才匮乏，工艺美术大师队伍的梯队虽然形成了，但数量偏少。”这是赵志伟认为的制约铜川陶瓷产业的另一个原因。“浙江龙泉平均每1000位技术人员中就有一位是工艺美术大师，我们呢？比都不敢比。”
2016年，铜川陶瓷行业也受到经济整体下行的影响，产值和销售收入分别下降了4.2%和4.56%。梁亚萍的公司也不例外，尽管去年她的公司扩大了厂房，创新开发了高档日用瓷。对于未来的发展设想，她似乎信心不足：“最近几年，也不敢奢谈能有多大的发展规模，能保持现有的水平就很好了。”但她对耀州区政府正在设计的耀瓷文化产业园项目报以期望。“这个工业园是以我们公司为核心，集民俗作坊、陶艺展厅、玩泥赏陶为一体的文化产业体验区，会带来很好的效果。”
虽然对发展现状不大满意，但赵志伟并没有丧失信心。“规模增长缓慢，但每年还是有增长的。市政府这几年在项目引进、资金投入和税费方面的优惠，还是为铜川陶瓷工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据铜川陶瓷协会提供的资料显示，2016年，全市新建和开工一批陶瓷项目：黄堡工业园区日用艺术瓷生产建设项目已投资1.15亿元，预计可实现产值2.5亿元；耀瓷文化产业园核心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完成投资1.2亿元，预计产值上亿元；黄堡高科技陶瓷挂板生产线建设项目投资2.8亿元，今年6月建成投产，预计产值上亿元；黄堡镇东塬将建成陶瓷小镇，预计建成产值1.1亿元；投资1.8亿元的陈炉陶瓷工业园区综合服务体系建成后预计产值也上亿元；投资1.2亿元新上两条仿古琉璃瓦生产线，预计产值在千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