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重要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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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学的重要性范文

1、考古与媒体

1)考古和媒体的合作历程。

考古和媒体合作的历史很久,莫蒂墨?惠勒爵士作为将考古和媒体联系到一起的创始人,揭开了考古和媒体的新历程,并为此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苏秉琦作为中国着名的考古学家也首次主张应建立考古学的公众传媒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和媒体对考古的关注度日益加深,公众考古和媒体和合作逐渐键入确立阶段。

2)公众考古传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

在考古传播中,公众对考古学科知识的了解日益加深,但与实际的考古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考古学具有严谨、理性的学科特点,而传播学具有感性、通俗的学科特点,两者存在冲突;?考古学和媒体界存在不一样的职业特性,考古学更注重条理、学术,而媒体更注重趣味和时效;?考古界和媒体界在价值需求方面存在差异,考古界注重对过去的研究,而代表大众的媒体在考古上的铸就更强调对知识的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感知。

3)公众获取考古信息的主要途径。

通过调查研究,目前大众对于考古知识的了解是比较客观的,但仍然与考古有一定的距离感。公众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来获取考古信息,并且在考古学者和传媒的冲击下,对遗产和文物有了更深刻的意识。因此作为考古工作者更要有传播考古学的责任感,并通过与媒体的互动与合作,向公众传播考古知识,满足公众需求。

2、考古学大众传播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传播介质,将考古学大众传播分为四种类型:平面印刷媒体,例如杂志、图书、报纸等;广播媒体,例如电台、电视等;数字媒体,手机、互联网等;娱乐媒体,包括以上各种以及电子游戏、唱片等。在我国,考古学主要依靠平面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等进行传播,数字媒体和娱乐媒体也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它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刚兴起的新媒介,在大众中有极高的关注度而且传播速度迅速,因此要在前两种传播方式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后两种传播方式。

二、考古学大众传播下的媒介伦理

1、考古学的学科特征与职业规范

考古学的学科特征比较复杂,它是介于文科和理科之间的学科,主要是对古代遗物和文化以及人类的生活状态进行研究。现在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发展,考古研究也应用了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现在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发展,考古研究也应用了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考古学带有自然科学的特征,所以我们在研究公众考古学传播目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认识考古学的学科特征,然后具体分析传播目的和手段。考古公众传播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且出现了多媒介、多角度研究公众考古工作的行为,但是我国还没有专门从事公众考古传播研究的人员,所以需要组织和培养一批专职公众考古人员。为了保障公众考古从业人员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制定相应的职业规范,比如《文物保护法》、《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等;另外一方面,还需要一些区别于一般性的考古规范,要满足:第一,专业性,就是要求公众考古从业者是受到考古文博类专业教育的人员;第二,传播性,公众考古人员应该认识到自身工作的大众传播性;第三,实践性,能够积极实践多种传播模式。

2、媒介伦理

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分析,媒体工作者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所以需要制定相关法律来约束媒体行为,并从道德角度分析媒介的伦理问题,加强媒体从业人员的责任感。道德是针对个人自主和自愿行为的,也为实践者提供了道德借鉴,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道德范本和理论依据,作为公众考古传播的媒体合作者,更应该强调绝对伦理,采纳义务论伦理,在行动中遵循一定规则。媒体应该具备将考古信息提升为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的高度,遵循媒体职业道德,突出媒体的公益性和公共性,为公众提供真实的考古信息,也提升媒体自身的社会公信力。

3、考古与媒体的信息交流

对于媒体从业者如何深入了解考古学,本文认为媒体从业者应该首先重视考古学学科的特质,尊重考古学的实证性、考古工作的学术性、漫长性,将自己对考古信息的价值诉求集中于考古研究中,这样就能够获得考古工作者的信赖,实现双方的有效沟通。另外,媒体从业者应该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明确考古信息的客观价值,并给予真实报道,虽然一些虚假报道会吸引更多关注,但是会误导公众,甚至影响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后果不堪设想。

三、考古——传媒人才培养

1、考古——传媒人才培养的目的及意义

根据传播考古学的理念,媒体应该是其中的研究重点,所以完善考古界和媒体界之间的交流机制,加强双方的合作互动,特别是培养专业公众考古传播人才,成为其中的必备工作。本文认为公众考古传播人才培养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与媒体交流的公众考古人员,第二部分是具备一定考古知识的媒体从业人员。二者都是选拔培养考古——传媒复合型人才。传媒人才是在大众传媒中以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和人类传播事业做贡献的一群人,所以公众考古传播人才的培养就可以认为是创造性探索公众考古传播模式的途径,从而为完善公众考古传播机制提供基础,所以需要考古和传媒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第2篇：考古学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美术考古；叙事特征；宗教美术；学科关系

美术考古学的学术概念来自于西方，郭沫若1929年翻译的《美术考古学发展史》首次将其引入到中国。之后，学术界并没有关注学科定义、学科归属等方面的内容。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首次出现“美术考古学”的内容，以后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学》卷中也出现了“美术考古学”的词条。在专著中明确为美术考古学作定义的是刘风君1995年出版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和孙长初2004年出版的《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不过，这些学科定义上的工作还只是停留于浅尝辄止的层面上，并没有专门的讨论。

学科定义涉及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时，一个学科性质的准确认识，也需要涉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通过学科之间的关系梳理，可以突出学科的特征，同时也可以完善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在关于美术考古学科关系的认识中，目前学者较多涉及的是与考古学、美术学、社会学、历史学、图像学等学科的关系，这其中涉及学科的本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的意义等诸多方面，涉及面不可谓不广、不可谓不具体。遗憾的是，在这些关系的讨论中，基本上没有考虑到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的特殊关系。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有相同之处，而且在研究资料的获取上也有相同之处；同时，在接受宗教信仰的影响上也有相同之处。因此，我们提出美术考古的叙事特征和与宗教美术的学科关系作为理论深入的探讨视角。

一、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叙事逻辑

这是一个关于叙事逻辑的学科定位问题。我们认为，美术考古如果作为分支学科看待，那么，从叙事逻辑角度看，它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应当是美术学的二级学科。

首先，美术考古是将研究对象作为美术史现象来描述的。“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1](p5)是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在美术考古的研究过程中，这些美术遗迹和遗物转化为美术发展史上的叙事遗存，围绕美术遗迹和遗物展开的研究是关于构图、造型、色彩和主题、风格、艺术进步等美术学科范畴的研究。以我国西域龟兹石窟为例，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它是关于石窟的考古对象；而在美术考古的研究中，它就是石窟艺术的研究对象，研究者是将它作为美术现象来研究的，学者们从龟兹石窟感受到了多元化的艺术影响。比如，希腊艺术的影响:“在龟兹石窟的早期壁画中，人物显得非常突出，与后期山水鸟兽等附加景物的比例较大有明显的不同，这就是受希腊以人为本艺术思想的表现。有些形象与希腊神话传说似乎也有联系，如克孜尔石窟新1窟中的人面兽身的金翅鸟，荷马史诗中也有生动的描写。被学术界所注目的龟兹壁画，显然也是有希腊艺术影响的痕迹。希腊艺术是推崇的，认为这是健康、力量和美的象征。龟兹艺术家接受了这样的审美观点，而且也对小乘佛教的禁欲主义给予了突破。”[2](p137)这些研究内容，已经完全是在美术学的学科范围中进行。其他著名的敦煌石窟艺术、汉画像石墓葬艺术等，在进入美术考古视野后，都是作为美术发展史上的美术现象、叙事风格和艺术成就来研究的。

其次，考古学的学科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的研究趋势。目前学术界中，不论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考古学学科还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美术学学科，学者们都希望美术考古拥有更多的研究方法和更加广泛的研究领域，但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这种具有扩张性的发展要求。中国传统的田野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标型学、器物形态学)，这两种方法都借鉴于自然科学的手段和理念。自然科学是以物为研究标的的特性，这一基本点决定了田野考古学只能是“见物不见人”。美术考古如被作为田野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虽然研究对象是考古学研究中的特殊对象——美术作品，但是它从属于田野考古学的关系决定了其在方法论上必然是以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为主要研究手段，在研究过程中强调过程的客观性，禁止运用描述性语言，从而忽视了这种特殊人工制品所具有的主观性内容。有学者认为:“许多考古人不做研究，将考古发掘报告当作研究成果，那是不妥的。任何学科都离不开研究，否则就不是什么学问了。而且，考古界禁止用描述性语言也是错误的。”[3]在强调客观性的制约下，美术考古归于考古学缺少可操作性。

我们还可以从一些考古学前辈和权威性的观点中得到旁证。比如，前辈夏鼐认为:“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由于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在年代上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各历史时代，所以它既属于史前考古学的范围，也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围。又由于作为遗迹和遗物的各种美术品多是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中发现的，所以美术考古学与田野考古学的关系也相当密切!”[4](p9)目前，“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已经不能覆盖美术考古的全部研究成果，相反，“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则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我国目前美术考古取得的学科影响主要是在美术学领域。其一，美术考古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美术史的研究内容。在美术考古发挥影响之前，我国美术史的研究依赖于传世的美术作品和相关文献，这些作品和文献在传播过程中指导创作，形成流派，后人由此而产生的理解也直接推动美术理论的发展。但是，在美术考古学科形成后，情况发生变化，大量的美术考古作品进入美术史的研究领域，不仅增加了传统美术的作品数量，而且美术史的理论认识也得到了普遍提高。在目前流行的美术史教科书中，美术考古的内容已经进入到了所有朝代美术发展的认识中。其二，美术考古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新的美术史研究模式。对于传世美术作品的研究，美术史更多的是依靠传统的文化研究模式，比如知人论世的考释，比如师承关系的梳理，等等。对于美术考古作品，考古学的地层学方法和类型学方法则被学者们热情地引入，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也被学者们广泛地运用，目前甚为流行的图像学、叙事学等，皆为美术考古研究常用方法。其三，美术考古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美术史研究的学术影响。这一点最好理解，美术考古将美术史的研究进入到石窟艺术、墓葬艺术、岩画艺术等考古遗存的领域，美术史上的许多空白被填补，许多文化遗存得到了更深入的理解，美术史在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因此，我们认为美术考古不应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应当作为美术学的分支学科。通过对美术考古定义的讨论，我们提出一个求教大方的表述:美术考古是一门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在美术史层面上展开研究活动的美术学分支学科。

二、与宗教美术相关的叙事特征

这是一个从叙事特征角度讨论学科关系的问题。

首先，从逻辑关系上对叙事特征的讨论。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在概念上存在的关系是交叉关系。这样的关系与全同关系不同，具有反自返性、对称性和非传递性的性质。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学术界并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实际上，在它们的研究对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与宗教信仰有关，同时，它们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通过考古手段获得的，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从叙事特征看，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因为宗教信仰原因而成为考古对象的，如墓葬艺术作品、石窟艺术作品等；第二部分是因为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等原因而成为考古对象的，如古建筑遗址、被掩埋的艺术作品等。这两部分作品中，从目前的研究条件看，宗教信仰原因的考古对象占有着极大的比重。这一现象，也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延承有关。自三代开始，人们就将与自然、先人有关的祭祀活动和与自己有关的埋葬活动作为了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以后的各类宗教思想发展不仅没有降低这项活动的重要性，而且还从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不灭和生命的转化等方面予以丰富和细化。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宗教信仰深入于艺术活动之中，留下了丰富的美术作品。

宗教美术的研究对象也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考古手段而获得的美术作品，第二部分则是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而保存、流传的传世作品。与美术考古一样，宗教美术的第一部分占有极大的比重，而且第一部分的作品与美术考古的第一部分作品完全重叠，如墓葬艺术作品、石窟艺术作品等。这些美术作品都是通过考古的手段而获得，这就使得这两门学科有了更加紧密的学科关系，我们因此而可以提出这样的关系命题:对于这部分作品，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是关于宗教信仰创作的美术活动。“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是主项，“关于宗教信仰创作的美术活动”是谓项，主项之间的关系是对称性的性质。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所具有的对称性关系，虽然是有条件的，不能覆盖两学科的所有内容，但是考虑到这部分重叠的内容具有很大的比重，而且这部分作品中优秀作品的比重也很大，所以这样的对称性关系使得两学科的共同性有了特别的意义。在建立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的关系命题之后，我们就可以从许多共同性的方面来深入思考它们的学科性质了。

其次，关于美术作品埋葬方式的叙事认识。

在通过考古手段而获得的美术作品中，其埋葬方式毫无疑问是美术作品完成叙事的重要内容，可是这一点目前没有深入的研究。在目前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的研究论文中，研究对象的确定常常是侧重于从作品的发现角度来认识的，即考古学的角度。我们则认为，作品的埋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这是一个关于作品本体的角度。当然，作品埋葬和作品发现都是属于作品存在的范畴，作品发现也已经反映了作品的部分埋葬情况，但是埋葬的角度是一种直接性的观察，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收集和反映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就作品的流传而言，作品的埋葬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原作品所有人的主观愿望可以得到最大可能的实现；而作品的发现，则可能是一个被动的行为，其中的一些环节是原作品所有人不可预期、不可掌握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与原作品所有人的愿望是没有关系的，极端情况下还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如果作品的发现不考虑这些因素，那么认识原作品所有人的创作就有了一个信息损失、甚至歪曲的可能。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汉墓壁画，墓主人将反映自己社会地位、日常生活和对另一个世界想象的绘画作品置于自己的墓室之中，他的目的是表现自己的长生思想。对他而言，长生思想的表现是一个长生行为，是对长生信仰的体验，同时，这一定是一个个人的行动。他绝对没有考虑到这样的现象:考古学的发掘活动，发现了他的行为或研究了他的思想。也就是说，墓主人墓葬绘画行为的目的只是后人理解中的一部分内容，另外的内容为后人所加。墓主人的内容和后人的内容之间的叙事结构完成，在新信息得到的同时，也可能会因为叙事结构的转化而损失了一定的信息，比如误解，比如疏忽。所以，作品的埋葬与作品的发现，是一个存在一定意义差别的不同角度。

作品的埋葬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作品为什么存在?关于宗教信仰创作的美术作品，其创作是在信仰的指导下完成的。作品的所有人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个人的魂魄并不随着自己的生命结束而结束，而是在另一个世界能够继续，所以他要为那个世界的存在而作这个世界的准备，因此他的行为就涉及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的研究对象——具有宗教色彩的美术作品。这样的美术作品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专门创作而直接参加宗教行为的作品，如石窟中的造像和壁画；一种是之前创作而间接参加宗教行为的作品，如墓葬艺术中的一些帛画、雕塑、冥器等作品。这两类作品就创作过程而言，有着不同的创作性质，第一种是宗教行为性质的创作，完全是在宗教信仰的指导下进行，为宗教体验服务是它的唯一目的；第二种是世俗行为性质的创作，在创作过程中并不一定接受宗教信仰的指导。这两类作品能够有叙事上的同构，是因为埋葬活动提供了条件，为宗教信仰服务是作品完成整个叙事过程之后才得到的创作意义。这两类作品在考古学的活动中，都是以历史遗存的形式出现，就作品的发现而言，它们是以相同形式的遗存出现的，它们的主题也都是为墓主人或供养人的宗教信仰服务的创作行为。但是，宗教行为的创作行为和世俗行为的创作行为是存在着区别的，世俗行为成为宗教行为必须有一个结构演变的过程。

从逻辑关系角度看，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有着部分对称性的关系，其意义是肯定两学科的共同性，从共同性的角度出发认识它们的优秀作品；而从埋葬角度出发，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被考虑的则是两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当然，这个差异性是部分的，而且是在共同性的前提下展开的，目的是从两学科的关系层面上思考学科性质。但是，如果我们在了解、分析埋葬美术作品时没有考虑到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学科之间的差异，那我们的认识必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有错误的。

再次，关于叙事意义的理论认识。

叙事作品是一个动态的意义生成系统。[5]通过学科逻辑关系的认识，我们可以从逻辑角度认识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所存在的共同性；通过作品埋葬角度的认识，我们可以从作品存在的角度认识两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同时，两学科的结合思考还可以在操作层面上提供可以深入的理论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在认识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学科特征的基础上突出两者结合思考后的指导意义，即强调宗教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美术考古作品所具有的叙事意义。

其一，叙事主题的单一性(或集中性)。

在宗教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美术考古作品中，叙事的结构往往都显得非常宏大，几乎所有的构图都试图包括天上和地下、凡间和世外，这是宗教信仰指导的必然结果。如我国最早的黄帝图像就出现在山东武梁祠的画像石中，与他同时出现的还有孔子等先秦圣人，他们之上就是西王母的图像，墓主人用这样的构图说明西王母对世界的控制和自己对西王母无所不及的期待。无所不及是一个多么大的结构，墓主人能够在有限的画面上和有限的手段等条件下完成这样大的结构吗?显然这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要求，但是宗教美术可以很轻松和很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叙事主题的单一，或叙事主题的集中。在所有的宗教美术作品中，作品的主体都是至上神或主宰这个世界的神灵。在构图上，这个主体占据着作品的最重要位置和最大的比例，甚至是唯一的形象，比如我国四川和北方河南、山西的一些大型石窟中，常常主体就是一尊佛的造像。以单一的形象反映丰富的世界，在世俗美术创作中是非常难办的，似乎有悖于一般的艺术创作规律，但是这在宗教美术创作中却是普遍的现象。在宗教美术创作中，至上神与其所代表的世界表现的是终极关怀，艺术审美感来自信仰经验。如此，净化的世界也同时产生了简化的世界，叙事主题自然就显得单一，显得集中。当美术考古的作品涉及宗教美术的范畴时，相关的叙事同样是沿着这样的路径进行的，丰富的世界可以作为创作的背景存在，但就作品本身而言，其主题是单一的，是集中的。宗教美术作品的叙事主题单一、集中的特点，可以充分反映、同时也充分论证了宗教行为的性质和影响的存在。

其二，情节的真实性。

宗教美术是描写另一个世界的，与现实世界对照，它是不真实的。但是，宗教美术作品能够存在的理由却是来自于宗教经验，即这些作品的内容是真实的。这样的真实在作品中得到了普遍支持，即作品表现了情节的真实性。情节的真实性当然是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宗教经验对这样的真实是支持的态度。宗教美术作品的构图体现着这样的“真实性”。在我国神话传说中，女娲是一个大神，有着极高的地位。我国早期的历史书籍中，几乎都有关于女娲的文字记载，在各地的民间传说中，女娲也有着极为丰富的资料。关于女娲神话的发展，学者们的研究是将女娲的神格分为始祖母神格和文化英雄神格两大类。为什么女娲在这两方面作出贡献?因为她是女神，这一点充分表现在艺术形象中。她能够如现实世界中的女性一样造人，而且她有着许多神奇的造人方法。主要有三种造人法，即化生人类、抟土作人和孕育人类[6](p29)。就神话的流传而言，女娲的这些情节都是真实的。汉画像石中，女娲所拥有的与生育有关的情节也是真实的。在汉画像石里，女娲的形象一般被描写为人首蛇身状，有着非常浓郁的原始气息。因为在原始社会，女性的最重要任务就是生育，蛇是卵生动物，生育力特别强，女娲蛇身就有了这方面的思想寄托。在原始神话中，蛇的生育本领往往要被移植于造物的神话里，许多造物的大神因为本领大、功劳大而与蛇产生联系。在造物的神话人物中，烛龙是个大神，他就有着蛇的形态。

因此，在宗教美术和美术考古的作品中，情节的真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叙事特征，这一点与世俗美术有相似的地方，但它们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即宗教美术并不是依靠写实来达到真实的，也不一定是依靠夸张来达到真实的，更多的依靠联想，依靠联想来获得情节的真实，联系最直接的说明，就是物象的符号化。

其三，物象的符号化。

在宗教美术作品中，物象符号化的手法无处不在，每一个物象都拒绝随意的理解，必须从某一个已经存在的特定的概念来入手，从而得到物象的象征意义。一是因为宗教美术有着强大的象征体系，天边的云气是象征仙界的符号，飞翔的鸟是象征使者的符号，地面行走的神兽是象征宗教行为某个过程的符号，每一个物象都与象征体系有着对应的关系，有了符号化的运用，物象的意义不仅更加明确，而且接受也有了流畅的表达过程；另一个原因是宗教美术所包含的宗教仪式内容，仪式支持宗教美术，但对艺术创作有约束的要求，这个要求并不是生硬的，而是通过符号的联系来实现，这样的联系在宗教的象征体系中就产生了艺术的联想。当然，我们也同时注意到，世俗与宗教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象征体系，所以宗教物象与世俗物象是有区别的。比如蟾蜍，在宗教的象征体系中，它是长生的物象，使信徒联想到与长生有关的美好事物，于是蟾蜍就可以与嫦娥有了联系。特别是在汉代，画像石中有将嫦娥与蟾蜍联系在一起构图的现象，而且这种图像非常普遍。但是在世俗世界，因为形象的问题，嫦娥和蟾蜍是被分开的。如白居易的《虾蟆》诗，不仅对嫦娥与蟾蜍作了区别，而且还特别提出害怕将虾蟆拿来联系嫦娥，认为这样会玷污嫦娥的美名:“常恐飞上天，跳远随妲娥。往往蚀明月，谴君无奈何!”因此，物象的符号化不仅反映出宗教美术的叙事路径，而且也可以很好地说明宗教美术区别于世俗美术的艺术特征。

三、结语

综上所述，就学科性质的认识而言，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存在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这两门学科的共性可以使我们在认识学科性质上寻找到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逻辑关系，特别是在接受宗教信仰的影响上所存在的相同叙事结构，使我们更容易理解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的学科定位。

[参考文献]

[1]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2]阮荣春，主编.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4.

[3]朱浒.全国首届艺术考古学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j].中国美术研究，2007，(3).

[4]夏鼐，王仲殊.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第3篇：考古学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红山文化；构想；条件；要素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13-03

上世纪末苏秉琦先生提出构建中国史前史的战略设想。2009年郭大顺先生在赤峰的第四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上，提出创建红山学的意见。赤峰学院的学者们遵照先生们的意见，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着手组建专门机构，建设专业团队，投入专门经费，本着开放、创新、交叉的工作思路，多年来一直参加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召开了七届红山文化学术论坛，一直在这方面收集资料，坚持不懈进行研究探索，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形成了创建红山文化学的初步认识。

一、创建红山文化学的条件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永先生赴赤峰地区考察起，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红山文化正式命名也近六十年了。八十年来风生水起，路转峰。红山文化已经成为世人关注的显学。经过一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事件之后，红山文化的重要现象已经渐渐露出端倪；时下的国学热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国的文化经典上寻找到进行红山文化研究新的路径；随着史前考古国际化的视野不断扩大，新的方法，新的理论不断引进；中华文明的探源工程不断把学者们的目光吸引到对红山文化的关注。

由此我们强烈感受到，中国的史前考古事业，经过近百年发展即将进入到一个大的综合时期。即以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为基本支撑的史前文化重构。这个文化重构过程不仅是考古学的深化过程，更是历史学的延伸过程；不仅是史前考古成果的高度综合更是中华史前史的构建；不仅是对已有的考古现象的分析，更是对四千年来中华文化典籍和中华文明特质的探源。这个大综合的时代也许是十分漫长的，事实上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为标志，这个时代已经看到了第一缕霞光。

这个时代的到来，必将使我们的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一系列人文学科进入新境界、达到新高度；必将产生新的理论和新方法。正像恩格斯谈到从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那样，“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特殊的东西变成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①

各方面条件的趋于成熟和时出的大声呼唤，这是我们对构建红山文化学充满信心的期望所在。

二、红山文化学的学科要素

众所周知，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一是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二是理论体系，即特有的范畴、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三是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

从工作起点上来看，红山文化学应该属于历史学中的专门史学科。从工作结果来看，它应该属于尚未创立的史前史学科，即文字诞生前的历史。

（一）学科研究领域

以红山文化的本质及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即在距今六千五百年到五千年的时长上，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红山文化的继承、交流和演变的过程，研究的重点是红山文化中晚期的文化内涵。因为历史学和考古学从本质上说都属于时间的科学。

（二）主要研究方向

1.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对代表当时最先进生产力的生产活动的研究，包括生产模式、主导产业、基本结构等等。

拟设子课题：红山时代的自然环境；红山时代的人地关系；红山时代的生业模式；红山时代的生产、加工、制造技术。

2.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重点分析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分层、社会组织及文化交流。

拟设子课题：红山文化人群的种属及与后红山时代人群的关系；红山文化的居落与族群关系研究；墓葬群中个体之间的血缘关系；红山文化的社会分层与组织结构及古史中记载的大同社会；红山社会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外来文化的影响。

3.红山文化的意识形态。关于自然、经济和社会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的概括。包括世界观、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和其他意识形式。

拟设子课题：红山玉器的主要功能；龙神崇拜研究；红山人物造像研究；祭祀活动与红山社会的生存状态；红山文化诸神系统中的天神与祖神；红山社会中巫觋的地位与作用；祖先神与巫觋之间的关系；上古“三代”文化传统与红山文化理念比较分析（特别关注商族的文化传统）。

三、红山文化学的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

国家，家庭私有制起源的学说。

（二）苏秉琦先生关于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理论

国家产生的“三阶段”即古国、方国、帝国，和国家发展的“三模式”即原生型：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六千年前、四千年前、两千年前）。次生型：中原，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包括之前的尧、舜、其后的秦，共五代，均以尧舜时代洪水为其祖先源头，从四千年前到二千年前，重叠、立体交叉为其特征。续生型：北方草原民族，于秦汉后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清朝三代为代表，同样在此两千年见，重复、立体交叉形式，各自经历过三阶段模式的国家。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主根系中直根系的论断；“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论断；“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的论断。②

第4篇：考古学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代音乐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学；音乐考古学；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3）04007604

我国深受儒术思想的影响，汉代甚至独尊儒术，而儒家思想的音乐观又以“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为追求，这种将音乐与政治高度结合的音乐观成为了中国历朝的音乐思想传统，史家治史往往将“乐”作为“政”的一部分记录在正史之中。同时，在历代野史、笔记杂谈、传奇小说中，也有汗牛充栋的音乐史料。但我国近代具有科学意义的音乐史学研究却出现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起才出现了中国音乐史学的萌芽，代表作是叶伯和、朱谦之、郑觐文、王光祈等人的专著。及至20世纪40年代末，以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为代表，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已成为音乐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当代学界，古代音乐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景象。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现状的粗略梳理，在史学史发展、当前的研究特点、学科展望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一点思考。

一、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发展历程管窥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音乐史学的发源期，出现的论著主要有：叶伯和《中国音乐史》（1922年）、朱谦之《音乐的文学小史》（1925年）、童斐《中乐寻源》（1926年）、孔德《外族音乐流传中国史》（1926年）、郑觐文《中国音乐史》（1929年）等。这些音乐史类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音乐史学萌芽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音乐历史观念：“音乐史是供给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与衣食住为供给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是一样的，所以编写音乐史，第一项是要注意一个时代人文的发展，第二项才是考证历代作品的成绩。”①不同时代的新思维学者们不断地想摆脱研究历史的传统观念束缚，提倡用科学的、新型的、哲学的眼光来审视和观察，摈弃旧观念推进新理论，呈现出时代性强的音乐史发展观。诸多先行者意识到音乐史学学科的独立性，无疑具有非凡意义，但是，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谈何容易。音乐史学如果要从一般的历史学中独立出来，首先只能从现存的浩如烟海的史籍入手而别无他法；而对历史资料的鉴别、整理、审定，使音乐史学的先辈们只能采取考校、汇集等一系列传统研究历史的方式方法。

我们从许之衡、王光祈、缪天瑞等人的音乐史著作可以看出，他们明显不满于传统治学史观念。王光祈先生在《中国音乐史·自序》中讲到：“吾国历史一学，向来比较其他各学发达，但在事实上，亦只有‘史匠’而少‘史学家’（如司马迁之流仍凤毛麟角不可多得），只有‘挂帐式’的史书，而无‘谈进化’的著作”。②因此，王光祈企图用进化论思想贯穿于自己的著作，为后学开启一种全新的治学思维。建国后，以杨荫浏、廖辅叔、李纯一等为代表的研究队伍，为中国音乐史学发展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大大丰富了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成果。在音乐史学观念上产生了一次变革，引导着研究者们转向从现实的民间音乐实体来充实史学本身，努力使音乐史成为真正的音乐的历史，而不是在一般书籍里的音乐文学史。基于此，音乐史学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一个新的突破口——考古，一批学者深入到考古学的领域，以出土的文物来验证史籍中关于音乐方面的记述，用考古学的新发现来不断补充史料记载的不足。经过这些学者的不断努力，音乐史学又有了新的进展，逐渐开始充实起来并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道路。

音乐史学真正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意义上的学科，是在“”之后。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一批论文与专著的发表和出版，若干专题学术研讨会的举行，促使对中国音乐史探讨与商榷的争鸣，更使音乐史学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尤其在民族音乐学概念被提高到应有的高度之后，刺激了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从而在基础上大大加强了音乐史学的研究。这一时期，研究者们开始向音乐史学的深层挖掘，努力在音乐史实之间、史实与当今存留的乐声之间寻找必然的联系。同时注意到音乐形态的流动性，从而论及到中外音乐史、各民族之间的音乐流变关系，“中外音乐交流”等专题得到广泛讨论。这些积极的研究成果，也表明音乐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观念达到了新高度，使中国音乐史学逐步发展成为科学的音乐历史学。

二、对当下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从宏观角度来分析，中国音乐史研究到现今为止经历了以下几种史学观念与方法的演进：

（一）上世纪40年代之前，中国音乐史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从古代文献里寻找痕迹进行考据论证。如乾嘉学派通过训诂、校勘、注释、辑佚、辨伪等方式，整理了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文化典籍，涉及金石、考古、经学、小学等各学术方面，以及丛书、类书等的研究编撰等方面，给后人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研究方法。近代国学宗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深受影响，对史学学科发展的全新构建，如梁启超的“近代史学新构想”、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垣的“史源学”、陈寅恪的“史诗互证”等等。这些真知灼见的全新理论模式使传统治史方式获得深入的发展，对推进音乐史学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指导。

（二）20世纪50～70年代，田野考察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音乐文献结合民间音乐加以分析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视，如杨荫浏先生指出在田野考察中需采用“住居式考察”“个案调查”“地区性普查”等主要手段，将民间早已存在的传统与历史文化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使用录音技术抢救遗存的声音，建立民间乐器展览，迄今为止，这仍被视为最先进的考察方法。这种方式抢救性地记录下一系列不为世人重视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所记录的这一时期的原生态艺术及其所处的社会氛围还尚未遭到外来强势文化的破坏。如上世纪50年代，杨荫浏、曹安和赴无锡采访“南鼓王”朱勤普等十位艺人，发掘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出版《苏南吹打曲》等等。这一系列的调查把中国器乐史的当下活态状况呈现在世人面前，几乎把所有录音演奏记录成谱。这些成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建立了一整套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三）20世纪80～90年代，对音乐史进行研究形成了以民族音乐学、音乐文献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等学科资源相互结合、渗透的研究方式的一股热潮，黄翔鹏先生提出了“音乐形态学”这个概念，打破了以往按照阶级等政治观念划分中国音乐史的惯例，创造性地依照中国音乐史发展形态的嬗变过程，将之划分为“先秦乐舞时代”“中古伎乐时代”和“剧曲音乐时代”三个阶段，充分考虑到了音乐文化内涵及其性质，音乐自身要素、风格及其发展规律特征，着眼于社会的变迁和政治更迭方面的因素，使音乐分期更为趋于合理。音乐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多学科视角理念的增强导致了对学科发展的重新审视，特别是考古学、文献学、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对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贡献巨大。

以上三种研究方式，形成了当下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因为历代各种史籍中大量的音乐史料记载并不能等于音乐史学；况且有些记载又是极其模糊、不明确，甚至是谬误的。随着近代以来大量考古出土的实物史料来看，我们对古代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认识在不断地超越着前人，所以传统音乐史学的史料结构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出了一个立体的史料系统，只是建立在音乐文献史料基础上的传统音乐史学已明显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研究需要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清楚地意识到，虽然一部全新的中国音乐史可以被考古学所提供的大量史前物证构建，但还远不足以填补漫长历史的空白，历史的真实面貌只能不断地去接近它，而永远不能达到它。不同学科领域，多层次、多角度进行综合论证，方能得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这是一个“创史”“补史”“正史”“证史”的过程。

三、对传统文献研究局限性成因的思考

笔者认为，只是建立在文献史料上的中国传统音乐史学有居多明显的局限性，走了一些不必要的弯路，具体因素大致如下：

（一）中国用来记录历史文献的载体在东汉造纸术发明之前的西汉和先秦时期，都用绢帛、竹简、木牍、龟甲、动物骨片等（石刻、钟磬、器皿铭文除外），极易受周边环境中湿度、温度、酸碱度、气压和风化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不易保存成百上千年。东汉造纸术、隋唐雕版印刷术、北宋活字印刷术等新技术手段的出现，仍然难以实现历史文献在自然无干扰状态下的持久保存，完全不同于古埃及的纸草记录载体以及古巴比伦的泥版、石版纪事。埃及、巴比伦属热带沙漠气候，干燥炎热，因此为纸草、泥版等载体在地下或废墟中保存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年以上提供了条件。

（二）文字的记载并不能反映出历史的全貌。与中国久远人类历史相比，文字的出现仅为短短的数千年，即使是从中国较为成熟的甲骨文文字算起，至今不过三千多年，之前并没有任何文献可查。人类的文明信息被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只是一部分，而书籍能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存留下来的，又只是一小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文献的积聚和传承经历了不止一次的浩劫。比如“焚书坑儒”，当时究竟焚毁了多少先秦典籍恐怕不好定说，但仅从曾侯乙编钟上的铭文内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时至今日，我们对于先秦乐律理论的了解也实属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其真实性还存在疑问。

（三）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类中个体，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人，都要受到当时所处社会的制约。历史上任何人的意志，被当政者所左右的状况在普遍的正史中是经常遇见的。我们可以看出，在撰写历史的文人中，既懂乐律理论，又有音乐实践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我们知道，所谓的正史所记载的音乐内容主要是服务于宫廷的，而关于广大社会下层音乐生活的内容不多。我们姑且想象假若这些史官“他们对音乐有可能一知半解，假充知乐的人居多”，在这些正史中，被这些文人记录下来的音乐文字，扭曲当时音乐本貌的情况就不难得知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从未断裂，即使改朝换代，宫廷音乐形态转型为民间音乐文化也能照常健康的发展，古代文人们通过到民间寻访前代散失的宫廷乐工，就会将断裂的音乐历史重续，杨荫浏先生对于智化寺“京音乐”的调查就是这种再续前弦的举动。以往过度关注王侯将相等贵族化的音乐、宫廷生活相关的内容以及上层政治纲领相符合的内容，从而忽略了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宗教音乐、民间俗乐、地方歌舞戏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史，对于原生态民歌为代表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正好可以弥补此方面的空白，展现地域文化色彩和地理特征相关的音乐风格，勾画出浓郁乡土气息的生活意境。

（四）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很关注事物与时间的关系，历史学更是倾向于时间分期，20世纪中叶起，“法国年鉴学派”给史学研究带来启示：发现了政治史以外的社会史与生活史；发现了历史学的“时间”特质，“长时段”概念被引入史学研究方法之中，时间是一种序列，它的绵延带来诸多变化。目前中国音乐史分期大致有三种：第一，政治史分期；第二，文化史分期；第三，文化地理分期。以音乐分期来讲，政治变迁无法一夜之间使音乐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突变之初，音乐大致仍会沿着以往的规律的惯性向前发展，然后再依据外部影响的大小而逐渐嬗变。从音乐文化的内部，找寻音乐发展变化规律进行分期，具有合理性。对于音乐史实的认定，西方音乐史更为侧重乐谱的音乐的艺术风格，而中国音乐史更侧重于文化要素。

四、对学科发展的憧憬与展望

当前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越来越细化，许多研究从总的音乐史研究领域中日益凸显，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如乐律学、音乐考古学、琴学、古谱学等。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这就要求学者既要加强史学文献研究，又要引入“新史学”（整体史、生活史、社会史等）的视角，力求展开丰富的音乐历史的各个层面。新史学的一个关注热点是“社会生活”，从社会史角度将社会不同现象纳入到音乐史学研究中来，如制度中的音乐、生活中的音乐、音乐如何建构生活、都市生活与市民音乐等等。这一方面在近年来也是成果显赫，比如“乐户”研究，从制度到乐制、乐户、乐籍等等音乐现象予以考察，力求展开丰富的音乐历史各层面。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今这个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考古史料的信息来源十分丰富，考古学史料与文献史料并驾齐驱，成为当前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发展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时至21世纪的今日，在全球一体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方面逐渐宽松的背景下，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断深化，以往尚未注意到的新课题不断涌现，尽管如此，文献史料仍然是当今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侧重点，随着考古手段的提高、考古进度的加快，大量全新的考古史料出现，从基础上动摇和改变了传统音乐史学的史料结构，从而确立起一个全新的文献史料和文物史料相辅相成的史料系统。在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家响亮倡导文化强国的新形势下，作为文化强国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热切期盼能有反映时代特征的、权威的“中国音乐通史”，这将是我们这些从事研究中国音乐史学学者的夙愿！

注释：

①郑祖襄：《 十年一回首——漫话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现状》，《音乐研究》， 2008年第6期。

②秦序：《半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刘再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J].中国音乐学，1999（4）.

第5篇：考古学的重要性范文

有一门兼具文科浪漫与理工科缜密的学科，它已连续多次蝉联全国第一。

它的研究课题五花八门，从大炮到钢刀、

从铀矿石到科幻小说，这个学科叫做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科技史）。

学术大师心血浇灌

谈起科技史这个专业，就不得不提到科技史发展过程中的几位重要人物。北科大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潜伟老师向我们介绍说：“北科大科技史专业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时任钢院图书馆馆长的冶金学家胡庶华先生将《二十四史》中一些与采矿、冶金有关的内容工整地手抄摘录下来，冶金科技史研究从此开端。”而对北科大科技史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就是柯俊院士。1978年，他作为“重要的专家”，参与到《中国冶金简史》的编写中，χ泄冶金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后来，在柯俊等人的努力下，北科大冶金史编写组成为学校冶金史研究室，后来发展为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也就是如今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前身，开展了大量冶金史方面的研究。

作为北科大科技史的“坚定基石”和“学科担当”，柯俊院士除了不遗余力地做科学研究，还组织小分队到全国各地的考古和文博单位学习和探索，诚心诚意地为地方考古、博物馆和历史工作者服务，“看看他们到底能做什么，怎么去做，能解决什么问题。”

1977年，一件商朝的铁刃铜钺（古代的一种兵器）在河北藁城出土。当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它是人工铸铁之时，柯俊用电子探针等先进的技术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最终在这件已经锈蚀的铁刃铜钺中找到了镍钴分层的现象，并根据镍在锈蚀中的层状分布得出了最终结论：这件公元前14世纪的铁刃铜钺，其刃部是由陨铁制成的。出色的鉴定工作以及相关论文得到了世界同行的肯定。

柯俊顶着压力进行考古鉴定的故事还有不少。江苏宜兴的晋朝周处墓里，曾出土过一些金属片，当时很多权威机构对这些金属片成分的鉴定结论都是“铝”。这引起了柯俊的注意，因为铝是现代才冶炼成功的一种金属，在1600多年前的晋朝墓中怎么会出现呢？于是他利用现代科学仪器去重新检测，结果发现金属片中不止有铝的成分，还有极少量的镁。 镁是一种比铝还要难冶炼的金属，只有在出现电解法冶金技术的近现代才可能存在，所以后来大家都认可这个金属片应是后代不小心混进去的。就这样，柯俊开展成了我国金属文物和冶金遗物的系统研究，并在后来发展了科技考古学，使我国古代冶金史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提高。

上世纪50年代，老一辈科学家们成立了“科学史委员会”，80年代，中国学位制度开始，科技史也成为一个学科。1990年，北科大获得了技术科学史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1996年又获得了博士授予权，成为国内第一个技术科学史博士点，后来随着学科目录的调整演变成了科学技术史学科。讲到这里，潜老师的眼里闪着激动的光：“可以说，北科大科技史的从无到有，从探索到成熟，每一步都凝结着柯俊、丘亮辉、韩汝玢、孙淑云、梅建军等前辈的智慧和心血。”

两次评估均第一

如今，北科大科技史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是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这是从多年的研究实践中自然地衍生出来的。“因为我们经常和文物考古打交道，渐渐发现用科技手段对文物进行研究并保护下来的需求越来越多，于是从2000年开始，学院调整了思路，从原来‘利用科技史的知识来保护文物’转变成‘科技史研究的一个方向是文物保护’。”讲到这里，潜老师很欣慰：“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和积累，我们在文物保护方向的努力和成果得到了科技史同行们的认可，科技史专业也成了国家重点学科，在2009年、2012年两次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荣获第一。”

这个全国第一可一点儿不是浪得虚名的。“科技史本身是属于交叉性质的，既需要历史背景的学习，又要有较强的理工方向，我们两者兼备，所以做起来得心应手。”北京科技大学成立的最初，就是由北洋大学、唐山交通大学等六所著名院校的矿冶学科组建而成的，冶金方面深厚的基础为冶金史研究提供了强大的背景，同时也为科技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虽然北科大科技史专业设立的时间晚，“按理说我们上世纪80年代就可以设立了，但由于柯教授对我们专业的要求特别高，总觉得还不够成熟，所以到1990年才刚有硕士学位点。”也正因有柯俊等一批优秀学者的潜心研究，北科大科技史专业一起步就显示出厚积薄发的实力。

“我们的科技史能有这样的成绩，一方面是有一两位柯俊这样的大家，他们非常有眼光和远见；另一方面，学校也对我们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北科大是所理工科学校，人文社科相对来说非常不知名，学校也想结合自身特点找到切入点，进行突破。”为此，学院在夯实多位名教授研究的基础上，引进了不少中青年人才，无论在、田野工作还是科研项目中，都显示出十足的后劲。在此基础上，学院还频繁参与学术交流与合作活动。2015年，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次设立了科学技术史学科评议组，潜伟教授当选为该学科评议组成员，这是国内学界对北科大科学史的充分肯定。

除了科技史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还有一个学位点，叫做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它的设置也是结合北科大自身的特点考虑的。潜老师介绍说：“科技史偏重理论研究，文博专硕则强调实践性，它和科技史既可错位发展，又能相辅相成。”

在和潜老师的交谈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地方：北科大科技史专业没有本科生。事实上，对于要不要开设本科专业，北科大探讨了十几年。“一方面，本科的教育很重要，但开设本科教育非常耗心耗力，我们的教职工只有十几位，再加上如今就业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一旦办不好对学生也不公平，这让我们无比慎重。”但也正因为没有本科专业，研究院将目标定位在了培养高端的人才上。“我们现在设有一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还有博士后流动站。”

除了北科大，目前全国开设科技史专业的高校大约有二十余所，如中科大、北大、清华、上海交大、哈工大、西北大学等，每个学校的科技史研究都各有特色，侧重点也不一样。“我们的学生主要侧重于技术史，在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方面就业较多；中科大的学生可能偏重于自然科学史，与哲学、历史学有较多交叉；上海交通大学的科技史注重科学文化传播，他们的学生也更偏重于传媒方向。”此外，不同学校自身的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研究的内容，“比如北大的医学史独步天下；西北大学的数学史开展得比较早；南京农业大学的农学史历史悠久；中科院更是有专门的研究所做科技史。”潜老师介绍。

应用，四个指向

“科技史的应用非常广泛，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重点。”潜老师告诉我们，北科大科技史主要有四个方向的应用：“第一是考古学方面，第二是文物保护方面，第三是科技传播与科技教育，最后一个是科技政策的研究。”

考古学方面的应用是科技史的一个重点，“以前我们是通过研究科技史帮助考古学研究，现在则是通过考古学来完善科技史的内容。”说到这里，潜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几位博士生的课题：“科技史专业设立博士点以后，有一位博士的选题是‘中国古代冶铁竖炉炉型研究’。在这个课题中，这位同学把计算流体力学的一些知识引用进来，做数值模拟，最后用计算机来实现复原古代竖炉冶炼的过程。”能做到这点很不容易，要知道，对于古代人来说，很多冶炼条件都很不成熟，当时如何冶炼生铁难以猜测，最后这位同学通过大量田野考古调查，参加考古发掘，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方法，出色地完成了@个挑战。

还有一位博士对中的中英火炮做了一些研究。为此，他到全国各地去采集大炮标本，还对大炮材料的成分、组织结构、质量等指标做了检测，最后对材料做了详细的评估。“有了科技史这门学科，很多文物都可以通过实证和科学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了。”

文物保护也在科技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文物有历史、艺术、科学三大价值，对文物价值认知当然需要科技史的研究，这是文物保护的前提。”2016年，科技史专业韩向娜老师参与的研究获得了“十二五”文物保护科技创新奖一等奖。韩老师所在的科研团队研发出一种可以应用于考古现场的临时固型保护材料，这种材料可以让珍贵脆弱的文物遗迹在现场得到及时的保护，以争取时间移到实验室做进一步处理。“在考古现场，文物遗迹会因温度、湿度、光照、氧气等环境因素的耦合作用，在出土瞬间因失水、收缩、开裂以及变色而产生破坏，这在过去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此外，科技史在科技传播方面的应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潜老师说：“如今，科技馆对科技传播的人才需求量很大。除了做一般的策展和宣传以外，还要仿制一些器物，这些都是我们擅长的，还有就是对文字叙述的把关、影像资料的整理等，学科技史的人做起来都得心应手。”在科技政策方面，“像中国科学院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协战略研究院等等，它们也很需要科技史的专业人才。”

就业第一大户――故宫

就是这样一个充满魅力的学科，却也有自己的“老大难”。讲到北科大科技史的招生时，潜老师的面色凝重了起来：“可能是我们没有本科生，再加上我们的宣传力度也不够大，很多人并不知道北科大有这样一个科技与历史交汇的交叉学科，所以我们的招生情况和学校里一些工科专业比起来，还有一定的差距。”即便招生并不容易，潜老师依然强调把兴趣放第一位的重要性，“我们希望能招到一些有想法的学生，而不是糊里糊涂调剂过来的学生。真实的科技史专业，是活泼又不失严肃的，除了那些有趣的内容，还有很多枯燥的条条框框，有了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才能有更大的动力和投入。”潜老师希望这个文理交叉的专业，以后的生源构成也能够文理对半。“对理工科学生而言，要对文化、历史感兴趣；对文科生来说，则要对科学、技术感兴趣。”

当然，科技史作为一门学科，仅仅有兴趣是远远不够的，广博的知识面，能潜心读书，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科技史本质上还是一种历史学，文献考据是搞史学必做的一个过程，不论是做中国史、世界史，还是科技史都如此，这是基础，必须过关。”此外，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对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也有一定要求。“对于文科同学而言，我们强调田野调查，比如在调查中会有面对面的访谈，这就要求学生具有口述历史方面的社会实践能力等。理科同学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些外，我们还强调做实验的能力，比如计算机模拟或者化学实验等等。”对于博士生来说，基本要求和硕士生相同，但要求的严苛程度要远远高于硕士生，“要自主地完成知识积累，独立地找到合适的研究方向和课题，最后完成研究内容，并且还要有一定的创新点。”

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学校和学院不遗余力地为学生提供最好的设备和条件。2015年以来，实验室购置了液相色谱仪、热裂解气相色谱质谱仪、显微傅立叶红外光谱仪、LIBS分析仪、三维激光扫描仪、扫描电子显微镜等先进的仪器设备。为了让学生深入了解科技史，学院不仅常年举办科学技术史学术论坛，还经常请业内专家前来参加读书会。此外，学院还有一个“制胜法宝”――双导师，“我们的教职工只有十来位，而在读的硕博生却有将近100位，所以我们专门从校外聘请一些业界著名专家，以校内校外双导师的形式，结合学生自身的特点为其制定研究课题，以培养更优秀的学生。”

说起学生的就业，潜老师一扫之前的招生之忧：“虽然科技史专业在人才市场上是个小众学科，不像工科一样有很多招聘企业，但就拿在本行业专业对口的就业情况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经统计，近几年来北科大科技史专业就业人数的第一大户是故宫博物院，《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新面孔中，来自我们北科大的不在少数；就业人数名列前茅的还有像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首都博物馆等一些重要的机构，以及中国科学院或者一些科技传播媒体。”

十余年来，从北科大科技史专业毕业的研究生的共有200多人，其中有不少人成为国家公职人员，有多个厅级干部，有的还成了省部级领导。“他们毕业后从基层做起，但由于专业赋予的良好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他们在岗位上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复合型人才的优势。”另外，还有一部分同学毕业后并没有进入对口的工作岗位，但由于科技史文理兼顾的学科属性，即使从事其他领域的工作，依然后劲十足。“科技史虽然是个很小的专业，但我们的同学可以顺利融入到各行各业中，并且发光出彩。”

在北科大还叫作“北京钢铁学院”时，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柯俊先生就以巨大的学术贡献为科技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一代代学术大牛的辛勤耕耘下，时至今日，北科大科技史不仅焕发出新的活力，更在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等应用方面显示出非凡的生命力

世界一流大学

一流学科

双一流

北科大科技史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是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这是从多年的研究实践中自然地衍生出来的

世界一流大学

一流学科

双一流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新面孔中，来自我们北科大的不在少数

第6篇：考古学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电视纪录片；田野调查；天然的同盟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4-0122-02

纪录片是用影像手段纪录历史事件的一大手段，同时也属于艺术创作的范畴。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和考古学等领域的基本研究方法。两者具有相当的共性和互补的可能，因此在两者的实现过程中，经常可以看到彼此的身影，甚至有时候孰轻孰重都很难去界定。本文作者总结以往纪录片的拍摄经验，试图解决纪录片创作与田野调查如何深度结合的问题。

一、田野调查与电视纪录片的共性

（一）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

田野调查是来自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即“直接观察法”的实践与应用，也是研究工作开展之前，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田野调查涉猎的范畴和领域相当广，凡是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行为学、人类学、文学、哲学、艺术、民俗等，都可透过田野资料的收集和记录，架构出新的研究体系和理论基础[1]。

（二）电视纪录片创作思路

电视纪录片是指纪录型的电视专题报道类节目，是运用电子采录设备和手段，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新闻题材，作比较系统完整的纪实报道[2]。

如今随着各种各样媒体平台和媒体手段的出现，电视纪录片和电视专题片的概念已经越来越模糊了，很多电视专题片的手段也逐渐被运用到电视纪录片当中来，比如说情景模拟、特效和动画手段等等，形成了不同于传统观念的纪录片概念，这是广义的电视纪录片概念。本文所涉及到得电视纪录片的概念是指广义的电视纪录片。

（三）两者的共性

1.真实性。田野调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应该跟客观事实相符合。而既属于大众传媒领域，又属于艺术创作领域的纪录片所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受众且必须面对后世的推敲，从它的内核到外延都必须是真实的。

2.纪实性。记录真实的情况记录真实情况的文字或其他形式的资料，包括影像、声音等等。电视作为第一媒体，其现场或者是事件的纪实性相对于其他媒介来得更突出，更立体，其纪实性自不待言；而作为亚层次的纪录片，“纪”字更是把该类型的电视片的纪实性凸显无疑。然而这个“纪”字又不同于“记”字，笔者认为所有的纪录片都是摄制者拍摄制作的，只要有人参与的东西，其一定具有个人主观意愿，因此纪录片都是有立场的。这种在两者纪实性上的“先天不足”是纪录片和田野调查的共性之一。然而，两者技术手段上的差异性又让两者具有相互弥补的可能性。现在越来越多的田野调查运用先进的影像和音频记录技术就是很好的证明。

二、田野调查与电视纪录片的结合

（一）思想上的结合

电视纪录片要求作者要有历史观，具体来说是要有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3]，这样做出来的节目才会真实可靠，才会有时代的背景。做节目跟做人是一样的，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定位，那么做节目过程中就很容易迷失在时间的洪流中。而在创作纪录片的过程中，面对所拍摄、收集到的大量材料（一段时间后，也可能成为史料），往往会让创作者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这时候就需要创作者站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自己即将成型的作品在历史时间轴上应该是位于哪个坐标点。纪录片创作者有了基本的历史观以后，应该更进一步――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去处理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首先承认人的社会性，而纪录片作为社会舆论的公器之一，社会性是必须而且是第一性。但是纪录片的创作者又是个人化、个性化的，因此在创作过程中经常会面临个人意志与纪录片社会公器属性的矛盾。此时，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创作者应该持有的角度和历史高度。综上所述，不管是纪录片还是田野调查，两者的思想基础都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

（二）技术操作层面的结合

田野调查可分为五个阶段：准备阶段、开始阶段、调查阶段、撰写调查研究报告阶段、补充调查阶段。纪录片创作也分为四个阶段：收集选题、确定选题、采访拍摄、后期写稿与剪辑、补充拍摄与制作。两者的各个阶段存在天生的相似性和契合度，在各个环节均可相辅相成。笔者以2009年摄制的一部田野调查类的纪录片《匾问》作为例子，探讨一下田野调查与纪录片创作从技术角度上结合的可能性。

《匾问》背景介绍：来自台湾屏东的洪明章2000年就来到厦门创业。短短七年间，他收藏了上万件闽台文物，在这批文物中有一块乾隆三十六年圣旨匾，其上非常明确写有“福建台湾府彰化县”这样三级建制的字眼；如此明确的把台湾放在福建辖下的实物证据非常罕见。

如果此匾为真品，它的历史和学术价值将不可估量。然而，该匾究竟是真是伪，它的来历又是怎样仍存在种种疑问。这些问题对于洪明章这样民间收藏者来说，考证过程是极其困难的。于是本片编导根据洪明章提供的一些线索，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买家、专家以及族人、谱牒等各种渠道去探究该匾的来龙去脉。历时三个多月，足迹踏遍福建、广东两省四县市，终于找到了确凿的物证和人证，证实牌匾的真实性和重要性。从该纪录片摄制过程中，总结出田野调查起的作用如下：1.田野调查贯穿始终――田野调查让笔者有了该题材，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搜集线索，运用田野调查方法追踪拍摄。2.田野调查打开局面――关键时刻提供有效的方法。3.田野调查的精神增加纪录片历史厚重感。

必须要说明的是，在该纪录片的摄制从头到尾，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依靠田野调查才屡次让纪录片渡过危机：1.直接观察法搜索一开始的线索只有牌匾本身，并没有其他相关的资料来帮助调查，而牌匾的所有者也是从文物贩子手中购得的，而这个上线也中风许久，无法协助调查。于是我们采用田野调查中的直接观察法去获取更多的线索，从牌匾本身内容（日期、姓氏、地名等）入手，发散性思维去调查。比如在文献和网路上按照日期搜索牌匾上所显示的日期，在历史上有何重大事件发生；根据地点联系当地的文史办，希望能提供帮忙；联系姓氏研究会，望能从宗族方面入手调查；联系北京故宫博物院看能否找到圣旨原件等一系列方法，大面积的进行调查。2.区域调查法相结合：通过直接观察法，我们运用发散性的思维进行大面积的撒网，并经过分析、演绎和归纳以后，去假存真，从搜集到的各种各样线索中找到了最重要的线索――牌匾主人的祖籍。于是就是这一条线索在该区域进行了大范围的走访，最终锁定了上杭的某个小村子为最后的目的地。终于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答案，也为牌匾找到了家，同时也揭开了牌匾的身世之谜，最后甚至找到了牌匾主人的墓地。调查圆满结束，纪录片的素材也相当丰满。

三、总 结

用田野调查的精神，借鉴田野调查的方式方法，让电视纪录片更具客观公正的历史使命感！最终让专题片穿透演义迷雾，还原历史真实，也让电视纪录片得到更多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参考文献：

[1] 郝时远.田野调查实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第7篇：考古学的重要性范文

一、高效备课

当今的初中教学课堂上，老师大多只是机械性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将课本内容直接教给学生，并没有将所学知识进行有深度地总结深化，将化学问题上升到化学思想的高度。反观国外教育，老师会经常让学生在化学问题中提炼核心思想，使学生明白化学问题各式各样解答思路的形成原因及重要性。这对于当今填鸭式的教育而言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启发我们不断思考更好的教育方法，同时对教育进步也有着其独特的意义。传统的教学手段受到方法、教学思想等多项条件的限制，课程中的一些较难理解的重难点无法直观地呈现给学生并被其理解；同时，课堂上学生表现较少，缺少合作、互动、质疑的环节，不仅在知识上会有所缺失，在能力的锻炼方面也将有较大的阻碍。课堂练习是学习讲授中一个关键的过程，它对知识的掌握与巩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与开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练习内容的选取还是形式呈现，都要多样化、趣味化，能促进学生多加练习勤奋思考，能从多层次多方位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才能真正提升学生动手、动脑的灵活性。形式多样的思维练习也可以添加进创造性思维当中，这也是创造性思维的重要应用方向。复习的同时新知识也得到强化，学生也在这“不断重复”中对花学概念和思想方法的理解及运用得到强化。课程的复习对于学生来说是很必要的，借助于艾宾浩斯记忆曲线，通过及时复习来强化知识与认识，可以更加巩固学到的知识，所以教师应该加强对复习这一概念的强化与培养。化学使得每个学生的潜能得到尽可能地发挥，产生不同层次中不同的学生，加强初中学生的成绩和满意度，给成绩较差的学生多进行教学，这是完全可能的。

二、高效课堂

1.高效的导入。导入时应该注重情景设计，情景的设计要巧妙、有趣、有新意、有目的性。例如，在化学中讲“燃烧”一节时，可以引用《思维的枷锁》一文。有这么一位考古专家在深山中发现了一座古墓，通过考证，他确认里面埋葬着一千多年前的一位富可敌国的王侯，那位考古的专家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推开坟墓的门时，眼前的景象却吓得他魂飞魄散。在棺木的上方很多熄灭的吊灯中竟然有一盏还燃烧着。这位经验丰富的考古专家从来没有见过能燃烧一千多年的灯，惊骇之余转身便逃，再也不敢回到墓中。仅仅几天之后，另外几位考古学家得知消息，赶到这里，却没发现那盏燃烧的灯。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学生就可以带着问题开始本节课的学习，把燃烧的条件讨论完后，谜底也就可以解开了。原来，那K看似一直燃烧的灯的燃料里含有大量的磷。墓门打开，新鲜的空气涌入，那盏着火点很低的磷灯开始自燃。这样有趣味的背景知识可以让学生更有兴趣进行学习，在这样的环境中可以让学生自己的特长与技能进行发挥，从而更好地进行化学课程的理解与分析。

2.高效的探究性学习。通过探究性学习，可以有多个学生一起合作上课的内容，提升他们的参与度，课堂气氛也将变得活跃。通过多媒体设备与互联网，创造性思维可以更全面地利用课程资源与学习素材，使得教学的灵活性与科学性增强；学生可以有更多的展示自我的机会，使他们更愿意主动探索课程内容、探寻学习的真谛，使得课堂更加富有活力。创造性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学生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学习兴趣更为浓厚。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互动增加，不仅可以更轻松地学到更多的东西，还能增进彼此的感情。教师的讲授与创造性思维的应用相得益彰，将学生的积极性完全调动，也让教师授课更加轻松，课堂也将回归最初的活力而不是满堂灌的模式。

第8篇：考古学的重要性范文

大家族

小麦，禾本科，是小麦属植物的统称。在农田里面，我们见到的一般是颗粒饱满劲硕的普通小麦，但是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的试验田里，小麦的种类可就多了，不仅有广泛种植的普通小麦，还有小穗只结一粒籽的一粒小麦，结两粒籽的二粒小麦，有颗粒的，也有带皮（颖壳）的小麦。其中一粒小麦还有乌拉尔图小麦、野生一粒以及栽培一粒之分，而二粒小麦就更多了，有野生二粒小麦、栽培二粒小麦、提莫菲维小麦、硬粒小麦、圆锥小麦、波兰小麦等等。裸粒六粒小麦，也不止普通小麦一种，还有它最近的祖先――斯卑尔托小麦、它的亚种――云南小麦、半野生小麦、新疆小麦等等。

同样是小麦，它们之间却有很大的分别。对于农家来说，最重要的特征要算穗轴是否易断、小穗结籽数量，以及是带皮（颖壳）还是裸粒了。穗轴易断的小麦不易收获、结籽数量直接影响了产量，而带皮小麦的颖壳既不能食用在脱粒过程中也难以去除。

大约到10 000年前，人类从野生一粒小麦得到了栽培一粒小麦，从野生二粒小麦得到了栽培二粒小麦，从阿拉拉特小麦得到了提莫菲维小麦。我们现在称这个从野生到栽培过程为驯化。驯化过程中，人类选择的一个重要性状是成熟麦穗的穗轴不易断裂（野生种的穗轴在成熟时极易断裂）从而使农民可以收到更多的粮食。所以，小麦驯化的早期必要步骤就是选择那些穗轴不容易破碎的突变植株进行栽培，以使穗轴不易破碎的基因型遗传下去，产生能够收获到完整麦穗的驯化品种。于是，控制穗轴不破碎的等位基因获得了更多遗传机会，并最终在驯化过程中取代了易破碎基因。小麦驯化过程中，人类选择和利用的另外一个性状是易脱粒。早期的栽培小麦都是带皮的，即成熟的麦粒仍由颖壳紧紧地包裹着，必须通过碾米过程，才能使麦粒与颖壳分离。人类在栽培小麦过程中发现并保留了容易脱粒的突变类型，最终裸粒栽培种完全取代了带皮栽培种。

普通小麦种以下还包括一些亚种和约370个变种。我国是一个麦类种质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拥有3个特有的亚种，即云南小麦、半野生小麦、新疆小麦，和137个变种，其中完全无芒类变种（12个）为我国所特有。目前在国家种质资源库中收集和保存有47 724份麦类种质资源材料，包括野生种38 889份，地方品种14 810份，选育品种11 759份，遗传材料989份，其他16 277份。这些种质资源对于小麦品种的改良和科学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

普通小麦的由来

在小麦的家族中，结实多的是六倍体小麦，每个小穗上能结3～8粒果实。六倍体小麦有普通系（AABBDD）和茹科夫斯基系（AAAAGG）小麦。而其中普通系小麦又因为其裸粒、产量高因此成为现在田间广泛种植的小麦类型。

关于普通小麦的起源，多数学者认为，最初形成的普通系小麦很可能是带皮的斯卑尔脱小麦，其他裸粒普通系小麦都是由斯卑尔脱小麦分化而来的。

斯卑尔脱小麦是染色体组为AABBDD的带皮六倍体小麦，是由栽培二粒小麦（染色体组为AABB的带皮四倍体）与具有DD染色体组的粗山羊草自然杂交并经过染色体加倍而成。

粗山羊草（节节草）是一种野生物种，至今依然存在。栽培二粒小麦则属于栽培种，来源于野生二粒小麦。野生二粒小麦则是一粒系的乌拉尔图小麦与Sitopsis组的山羊草（很可能是拟斯卑尔脱山羊草，但也有人认为高大山羊草、双角山羊草等其它S组种也可能是小麦B组的直接供体种）发生了自然杂交，再经过染色体的自然加倍和突变的积累而得到的。

从一粒系的乌拉尔图小麦再向前追溯，就到了小麦的原始种。目前众多小麦种和亚种以及各种突变种，均来自这个家族的始祖――最早的原始小麦种。这个种是什么？现代人已经无法得知了，只能依靠考古学的不断探索，去寻找和推测。

但正是这个原始种，分化出了一粒系的乌拉尔图小麦和野生一粒小麦（虽然都是一粒的，但是乌拉尔图小麦和野生一粒小麦在遗产上是不亲和的，在共同分布区不能自然杂交，因为二者的基因组已经有所分化）。乌拉尔图小麦是今天广泛种植的普通小麦的祖先，野生一粒小麦是另一种六倍体小麦――带皮的茹科夫斯基小麦的祖先。

从小麦原始种到普通小麦，虽然在文字上可以只是寥寥数语，但是这却是无数次的自然杂交、突变、自然选择以及人工的驯化的结果，这个过程可能是几百万年。

小麦的地理起源是西亚的看法已比较一致。大量的考古和植物地理学研究都证明一粒系和二粒系，以及最早采集和栽培的普通系小麦都发现于西亚地区，当今世界各地栽培的硬粒小麦和普通小麦均来源于西亚地区。

最早的粮食采集产生于19 000年前的亚洲西南部地区。而农业则起源于10 200年前至9 500年前的土耳其东南部和叙利亚北部地区。今天，这两个地区仍生长着野生小麦。在叙利亚北部的人类遗迹中发现了最早的碳化二倍体麦粒，经鉴定为公元前8 000年的遗存。但分析认为并不是人类栽培的小麦，而是采集的。公元前7 000年末期，在巴尔干地区的南部最早出现了栽培一粒小麦，标志着人类种植小麦的开始。到青铜器和铁器时代，世界已广泛种植小麦。

以色列小麦遗传学家Feldman教授的研究认为，大约在公元前7 000年左右，穗轴不易折断的栽培二粒小麦就已经成为近东地区人类栽培的重要谷物了。到公元前6 000年时，栽培二粒小麦从“新月沃地”的山区（中东两河流域及附近一连串肥沃的土地。由于在地图上好像一弯新月，所以美国考古学家詹姆士•布雷斯特德把这一大片肥美的土地称为“新月沃土”。）传播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平原地区，在公元前5 000年传播到埃及、地中海盆地、欧洲和中亚，公元前4 000年又传播到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等地。一直到公元前约1 000年，栽培二粒小麦始终是人类栽培的最重要粮食作物。

考古研究证明最早出现六倍体小麦也大约在公元前7 000年左右，所以可能人类栽培六倍体小麦的历史几乎与四倍体小麦同样长。最早栽培的六倍体小麦是带皮的，后来才逐渐被容易脱粒的裸粒小麦种所取代。

对于小麦驯化的过程，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有的考古学家认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在作物完全驯化以前，农民一直种植野生植物，而驯化是一个迅速普及的过程；另一些考古学家则认为其中经历了逐渐适应的过程，驯化是一个发生于多个地点的持续了几千年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野生小麦也一直存在于耕地中。最近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论文为后一种观点提供了有力证明。

关于小麦各染色体组分化及不同倍性物种的产生时间尚知之甚少。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小麦的分子进化研究为小麦属的起源和演化历程提供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分子进化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是利用一些保守基因的等位基因序列之间的碱基替换率（两个等位基因之间差异碱基的比率，根据Gaut et al.的测算，基因序列中每年每位点的碱基平均替换率为6.5×10-9）来计算同源基因的分化时间，进而推测该基因所在基因组或物种的分化时间。有人利用麦谷蛋白亚基基因估算的小麦的A、B、D基因组的分化时间是560万年左右，说明小麦的二倍体祖先种在500多万年前已经产生了。但四倍体和六倍体的产生时间尚不得而知。

我国的小麦栽培史

关于我国小麦的栽培历史，主要是由考古发现的碳化麦粒推断的。迄今，发现有麦粒遗存的历史遗迹达10余处。1955年从安徽省安徽亳县的钓鱼台遗址出土了900克碳化麦粒，出土时，麦粒装在一个陶鬲中，呈青黑色，颗粒完整，属小麦栽培种。据14C测定为3 000年前的西周遗物。1979年，在新疆塔里木盆地东端的罗布泊西北约70公里的孔雀河下游北岸的古墓中，出土了一批小麦粒。经鉴定为普通小麦和圆锥小麦，其年代为距今约4 000年左右。1985年，从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遗址中出土了一批碳化麦粒，其形态与河南地方小麦品种小佛手非常相似，粒较圆，被认为是普通小麦或密穗小麦。据14C测定距今已有大约5 000年。综上所述可见，我国栽培小麦的历史至少已有5 000年。

我国的小麦源于何处一直没有统一的认识。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本土起源说，一是西亚传入说。持本土起源说的学者们认为，我国的普通小麦是本土独立起源的，黄河中上游及其高原就是普通小麦的起源和变异中心，其主要依据是我国的黄河流域就有小麦D组供体种――粗山羊草分布。随着我国小麦科学工作者的深入调查，先后发现了特有的小麦原始栽培种和半野生种，并且确实有小麦祖先种和近缘植物如粗山羊草、鹅冠草、冰草等的存在。在云南省澜沧江和怒江下游山区，有一种原始栽培小麦，当地居民称其为铁壳麦（即云南小麦）。由于其颖壳紧闭不易进水，种子休眠期较长，可抗穗发芽，不受鸟兽、家禽危害，群众称“鸟不食、鸡不啄、野猪吃了卡脖子”。因此，云南小麦特别适宜林间空地和村边宅旁种植。半野生小麦是在自治区发现的一种半野生状态的小麦，野生性状很明显，近成熟时，穗子逐节自行断裂为单个小穗，与穗轴易碎裂的野生种相似。它混生在冬麦田中，似自生自灭的杂草。当地藏族群众称其为色达小麦（藏语“色达”有自生、杂草的意思）。另外，在黄河流域的河南省和陕西省有零星生长的粗山羊草，有人注意到凡是有史前遗址的地方，几乎都有小麦D组供体种――粗山羊草存在。近年来，在新疆伊犁河谷也发现有大面积的粗山羊草群落。由于上述特有小麦和粗山羊草的先后发现，引起了不少小麦科学工作者和遗传科学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并加强了我国小麦起源的研究和探讨。

由于从我国特有的普通小麦亚种――云南小麦、半野生小麦和新疆小麦中不难发现普通小麦有野生型演变成栽培型的类似自然及进化的系谱。我国拥有非常丰富的小麦变种。史书亦有“麦居东方”、“东方多麦”、“东方青色，其谷麦”的记载。所以有人认为我国的小麦是本土独立起源的。但是现有的证据表明，我国的小麦栽培史晚于西亚约2 000年，史书的“麦”是大麦还是小麦也难以澄清，并且，在我国尚没有发现四倍体的野生型小麦，所以本土起源说一直没能得到普遍认可。

持西亚传入说的张波、昝维廉等认为，我国虽然有栽培小麦的悠久历史，但小麦并不是我国起源的，而是从西亚传入的，首先传入的地区是新疆和青海等西部地区，传入时间大约在原始社会的晚期，在夏代才传至内地的陕西关中地区，至汉代才在我国的北方普遍种植。但是，我国地域辽阔，气候条件多样，在几千年的栽培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变种，乃至亚种。因此，我国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小麦的变异中心和次级起源中心。

现代小麦的遗传改良

虽然小麦已有约10 000年的驯化和栽培历史，但是人工改良小麦的历史并不长，大概只有100多年。普通小麦成为经济作物之后，其农艺性状仍在被不断改良。在最近的50年间，随着远缘杂交技术、细胞遗传学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小麦育种技术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品种产量增长了10倍以上。我国小麦的育种史基本与世界同步。1949年以来，我国的小麦品种普遍进行了4～5次的更新换代，每一次更新换代都使产量提高10%以上。单产从建国初期的40多公斤增长到目前的400多公斤，高产田可达600公斤以上。小面积的试验甚至创造了亩产超过1 000公斤的高产纪录。

在最近50年的小麦育种史上，育种技术曾发生了3次革命性的进步。

第一次进步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远缘杂交育种技术的兴起和普遍应用。远缘杂交技术的应用打破了物种之间的生殖隔离，人为地实现了遗传物质在种、乃至属之间的转移，使栽培品种的遗传基础得以拓宽。尤其是黑麦1RS染色体臂引入小麦后，育成了一大批1BL/1RS易位系品种，使小麦品种的抗病性和产量潜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对全世界的小麦生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迄今应用外源基因改良小麦品种最成功的范例之一。

第二次育种技术变革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矮化育种。矮化育种得益于矮秆基因的发现和应用。矮化育种的结果使品种普遍实现了半矮秆化，显著增强了品种的抗倒伏能力，使高水肥栽培技术得以配套，从而使得产量实现了又一次的飞跃。人们把这次育种技术革新称之为“绿色革命”，相应的矮秆基因也称之为“绿色革命基因”。

第三次重要的事件是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分子育种技术的兴起。近20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的飞速发展，小麦分子育种技术也取得了飞跃式的进步，使传统育种的表型选择进步到基因型选择，选择效率大大提高，选择群体大大减小。虽然由于小麦的基因组过于庞大，基因组学研究相对落后于拟南芥、水稻等二倍体模式植物，但目前已经开发出数千个各种类型的分子标记，并广泛应用于育种程序。目前应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已培育出第一批新品种。可以说分子育种代表了当今小麦育种技术的发展方向。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分子育种技术是转基因技术。转基因技术能够针对某个控制特殊性状的单个目标基因进行种间转移。与远缘杂交相比，目的性更强，育种速度更快，带来的非期望不良性状更少。虽然由于生物和环境安全性等问题，目前尚没有在我国的小麦育种中普遍应用，但毫无疑问，转基因技术是一项很有发展前途的分子育种技术。■

作者简介

第9篇：考古学的重要性范文

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中从事高等教学与科研，其多艰难和多歧路，使我深信学术确乎是心性化和坚毅者的事，并与其人文心性价值向度相关。让生命充实而有光辉的学术，需要追求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读书思考和写作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相当兴奋的事。痛苦于思想的超越性和言说的有限性，而兴奋于写下之后的铭刻性和丧我性。经年累月的深夜读与思、思与言，使我领悟到“生有涯而知无涯”的意味，或许，读书使我与历代大哲面对同一精神层面的根本问题，而写作可以使那稍纵即逝的思绪得以留存。

学术十六字心经：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

在漫长的学问之途，我坚持十六字心经：“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在我看来，没有这四条法则，学问可能只是知识性的积累，而不会产生思想性的飞跃。正是依据这古、今、中、西的问题意识，使得我在大学时代注重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读，研究生时代则转向现代西学的研习，在北大执教多年后，则转向中西文化研究互动和中国立场的确立，这是一个在转型的“否定之否定”中精神深化和人格修为的过程。

我带领我的研究生们讨论和研究西方现代性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转型性断裂，我的每本书几乎都是在反复讲授中逐渐定型并完稿出版。1988年完成的《艺术本体论》，整体上研究文艺本体论诸问题；1991年出版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全面研究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和文艺美学的前沿问题；而《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力求深刻地阐释广义的文化哲学诗学或哲性诗学的问题。其后还出版了《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大系》（九卷本）等，使博士生硕士生们能够在进入前沿学术之初，就具有一种真正的全球意识，并在这一宏观视野中为自己的学术进路寻找突破点。

这些研究表明我的知识结构、心理结构和心性视野的内在调整，也是我对自我思想的清场。我关注当代仅仅是在“问题意识”层面上的，而超越时代和学科领域的制约。不断扬弃旧的知识结构，寻访历史的思想残片并进行自我揪心问题和历史灵魂的对话，是个人学术调整的真实意图之所在。我总不愿服从于现代科层制度将人命定在一个职业框子中，而是想把自己定位为具有较广视野和较高学术品位的思想者或自我学术的追问者。

正是在这种学术理念的介入中，我在北大的三十年可以说是没日没夜地苦读、苦思、苦写，并尽可能地正视自己的弱点、盲点和误区，从而得以真正面对真实的学术和真实的自我。

学者生命之所在：中国问题和中国立场

学术研究中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立场”是学者生命之所在。在做西学的十年（1985～1995）我不是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者；在做“中国镜像”“发现东方”的学术理路中（1995～2004），我的立场也不是民族主义的。

1995年出版《书法艺术美学》和《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强调在东方文化中中国书法最具东方魅力；1995～1999年主编百卷《中国学术思想随笔大系》，努力展现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家的集体形象；2000年出版《中国镜像》，对当代中国纷纭复杂的文化现象和思想症候做出剖析；2001年出版《后现代殖民主义在中国》，显示出处于剧烈变化的世界大潮中东方学者们与西方对话智慧。此外，2002年出版《全球化与中国》，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命运和东方大国的思想智慧加以阐释；2003年出版的《发现东方》，则是在博士生研讨班对话基础上对21世纪中国文化复兴进行的新思考，提出了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理论的一系列前沿问题，如传统与现代的“中西之争”与“古今之争”的真伪问题；新世纪文化价值生态意识与话语转型的背后合法性问题；全球化语境中西方文化播撒中的中国文论处境和中国文化精神自觉的重要性；打破“中体西用”“中体中用”“西体中用”“西体西用”而坚持“中西互体互用”的文化策略；后殖民理论对重释中国的方法论意义和多极时代中国身份的“重新书写”等，都尽可能显示北大的学术高度和中西互动的眼光，使教与学在争辩和对话中得以双向互进。

我感到应该从全球性视角出发，从生命体验和文明变迁的角度追问困扰人类生命心性的共同问题，在人类文化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坐标轴上反思中国形象和人类文化走向。在“文化输出”中东方学者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视点和学术品格，使得在全球性的学术舞台上不使“东方声音”被淹没。

学问“三统一”：义理、考据、辞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