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考古的认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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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考古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考古; 人才; 培养

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保护和科研等任务日趋增多。建设工程规模越来越大，相应的考古发掘任务也越来越重，大量的考古资料源源不断地出土，新发现层出不穷。但繁荣的背后，存在着很多问题，有些发掘项目质量下降，发掘资料不能及时整理，研究工作相对滞后。更有甚者，一些抢救性的发掘项目对发掘出土的考古资料敷衍了事，仅发表一些代表性的文物标本，大量被发掘出来的重要信息在室内整理阶段又被丢弃，或者干脆对发掘出土的文物资料不做整理。这些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都因为各级考古科研机构在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短板，这一短板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国内田野考古发掘水平的进步。

新《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吸收国外田野考古资料整理成功经验，对此有专门规定，可望解决这一问题。据此，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高素质考古人才队伍是完成各项任务的基础，从事考古研究工作的科研机构应把适应新《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人才队伍建设作为第一要务，极力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氛围，通过以科研课题为引导，以经费支撑为基础，以多方交流为手段，以合理用人为准则，以表彰荣誉为鼓励，使人才真正地脱颍而出，真正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规程的需要。

一、落实人才工作目标，加强人才教育培养。

考古学的研究越来越向着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一些重大的考古学问题的解决无一不需要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成为考古学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这就需要在研究方法上进行集成创新，一支具有创新能力的考古人才队伍是取得研究成功的关键。因此要加大人才工作力度，合理制定人才工作规划，对人才引进、培养、使用，人才结构与梯次队伍建设等方面应作出科学安排，既要确立人才工作目标，又要合理地分阶段逐步实施。各考古科研机构应根据“党管人才”的要求，明确由党委（支部）牵头抓人才工作，人事部门具体负责人才管理事宜，建立定期研究人才工作制度，积极为专业人员服务。要针对新《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相关要求，有针对性地抓好考古人员的教育培训，切实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

    本着坚持教育为先的原则，从加强人才教育和培养入手，提高人才队伍能力和素质，把建设学习型科研所与人才培养相结合。要鼓励职工参加各种形式的业务学习和进修，在学习时间和学习经费上都予以保证。鼓励专业人员在职攻读硕士和博士以及其他形式的教育学习，并积极安排专业人员参加主管部门和高校举办的各类专项培训，必要时可以针对新《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相关要求自行组织考古专业人员的培训。要丰富人才教育资源，征订专业期刊和购进新版专业图书供专业人员充电，要为专业人员配备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和摄相机等设备，努力达到业务骨干人手一套。在做好业务工作的同时,要组织专业人员到外地参观学习，鼓励专业人员撰写研究论文和参加重要学术会议。要通过和高等院校的考古专业院系进行合作研究等形式来培养提高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通过接触学科前沿，开阔专业人员眼界，同时也查找差距，进一步提高专业人员的科研能力和水平。

二、理顺人才成长机制，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目前，全国1400多名考古领队，每年参加田野考古发掘的有700—800人，与考古领队相比，专职从事科技考古研究的学者相对较少。即便如此，多年以来，各级地方考古研究机构一直承担繁重的基建考古任务，不能保证获取考古资料的有效性，同时也限制了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从而导致科研工作相对滞后。因此，加强考古人才队伍建设，努力营造学术研究的氛围，及时更新考古领队和考古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培养更多有竞争力的考古人才，是各级考古科研机构极为迫切的现实任务。

在人才队伍成长过程中，各级考古科研机构要切实创造各种便利条件为人才成长创造空间。一是要积极争取科研经费，大力支持申请课题。通过多种渠道为专业人员争取科研经费，并为他们出谋划策，可以采取自主申报、联合申报、跨单位或跨学科合作等方式申请各级课题。二是要鼓励参加学术会议，加强综合能力培训。人才培养不能闭门造车，孤芳自赏，需要有广泛的学术交流，以汲取学术界最新成果，弥补自身不足，同时也将自身研究成果加以推广，从而进一步推进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科研所各项工作的跨越发展。三是要减轻常规工作压力，及时申报奖项荣誉。人才培养经常会遇到两方面问题：一是由于单位工作繁忙，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创造性研究，从而影响其发展；二是取得的成果、成绩得不到相应的认同和表彰，时间长了会打击积极性。笔者认为要从这两方面考虑，首先要为人才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尽可能地减少常规和事务性的工作；其次要打破平均主义，所申报的奖项、荣誉不搞轮流。历史经验表明，这两方面的工作对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发展都能起到十分有利的作用。

三、拓展人才队伍空间，推进事业跨越发展

目前我国从事考古研究的人员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学术背景。多数是理工科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在考古的实际工作中学习考古学的知识；另有少数人员是科班考古出身，从事考古工作某个专门领域的研究。这两类人基本上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因为他们或者在自然科学的某个领域、或者在考古学科接受过正规的培养，他们至少在某个学科领域的底蕴较厚，而且有志于从事考古工作的研究。

据此，国家应加大对本科生、研究生的资助，吸引学生致力于考古学研究。增加高等学校考古专业设置，优化课程体系建设，加大在职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通过这些建设，力争培养一批有创新能力、热爱考古事业、有国家竞争力的人才队伍。各级考古科研机构要认真研究人才成长规律，侧重打造一个相互衔接的包括考古学各研究方向的人才资助和培养链。应根据当前和各机构考古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遵循人才成长客观规律，设计有效措施，加大对真正愿意从事考古学研究的人才培养力度。适当加大自由申请课题资助数量并对青年承担课题者有一定倾斜，帮助有志于从事考古学研究的青年人才的成长。

随着文物考古研究工作的不断发展，部分考古科研机构限于编制原因，人才紧 缺可能会严重制约单位发展，有些科研所可能不得不临时聘用一些院样毕业生来维持正常工作开展。但临时聘用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只有理顺机制才能根本解决人才紧缺问题。当前事业单位正处在改革阶段，各级领导都应以极大的勇气和责任感，切实了解增加人员的有关政策和程序，科学、合理地找出了破解的办法。结合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暂时在编制内无法解决的，可以结合相关考古项目或科研课题采取长期合同聘用的办法，工作和生活待遇可以参照同等条件的在职人员进行安排。同时，要根据工作需要，依据公开、公正、竞争的原则，引进和培养急需的考古专业人才，进一步拓展人才队伍发展空间，保障人才队伍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实践告诉我们，人才的成长需要合理的机制和良好的环境。要建立“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人才竞争激励机制。通过加强年度考核、实行科研成果和业绩公示等办法，增强考核透明度，强化竞争意识，促进专业人员多出成果。要认真落实党的人才培养政策，积极宣传人才队伍的先进典型，争取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不断壮大人才队伍。相信随着人才队伍建设的不断深入，各考古科研机构将再次迎来人才队伍建设的大发展、大突破，为文化为文物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

总结：

本文简要地分析了当前考古工作面临的人才短板问题，总结了在新形势下做好考古人才队伍培养的目标、机制，提出了解决人才队伍紧缺现状的办法。在文中作者为考古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发展提出了较好建议。相信通过卓有成交的工作，可有效缓解新形势下考古工作面临的人才短板。

参考文献:

第2篇：对考古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考古 大众传播 媒介选择

从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对仰韶遗址的发掘和发现仰韶文化到现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了近一百年的历史取得了长足进步。对于大众来说，考古学仍然是比较冷门的学科。

对于考古学，社会上的认识情况呈橄榄型分布：少部分人对考古知之甚少甚至于完全不了解；一部分人对于考古的认识多是通过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得来的，这些充满艺术色彩的作品又为考古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部分人对于考古活动充满了好奇却也缺乏了科学客观看待问题的态度，这部分人所占的比重较大；还有一小部分人，他们是专门从事考古活动或是从事与考古相关的活动，这部分人能够科学的认识考古学，并且对于一些考古发现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因此这部分人的文章往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这类文章专业性较强，语言也相对比较晦涩，难以进行广泛传播。因此，若要使考古学知识得到普及，使大众可以科学的认识和了解考古学，就需要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

什么是大众传媒呢？大众传媒就是传播大众信息的媒体，它特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在当下这样一个注重对外传播的大环境中，任何一种事物的普及都需要借助媒介的力量，因此，要使考古学得到普及，使大众可以科学的认识和了解考古学，就需要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大众媒介将考古活动和考古成果传播给公众，实现社会共享。

一.报纸和杂志对于考古学传播的影响

报纸和杂志作为最早出现的大众传播媒介，因其廉价易得的性质，一直拥有着大量的读者群。其优特点有三：第一，记录性好，便于使读者反复阅读，深入研究，并作为资料长期保存；第二，便于读者随时随地阅读；第三，报纸作为最早出现的大众传播媒介，直到现在仍是最具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大众传播媒介，但是报纸对于受众有着文化水平的要求，不能做到面向所有受众进行传播，这是它的局限性。在考古领域内有一些专业性的期刊，如：《考古》、《文物》和《考古学报》等，这些刊物的内容学术性、科学性和专业性较强，但是这类刊物一般不为大众所知，而且这类刊物中的文章内容也较为深奥，不易被普通人所理解，这也造成了它们的传播面较窄。由此，我们会发现在考古学的领域内缺乏向大众进行推广的期刊这也是对考古工作者提出的新的挑战：如何将复杂抽象的问题变得简单化、具体化，如何使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变得更具有可读性、趣味性，更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求考古工作者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更是在强调传媒工作者知识面的要更加宽泛化，专业化。

而且，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传媒行业似乎已经达到饱和了。但是，仔细分析就不难得出，尽管学习传媒的人越来越多，可是多为“通才”，少有“专才”，因为新闻专业作为是一门偏重于技术的专业，学生在学习时更注重新闻的写作，评论等较为实用的部分，缺乏了对于其他专业的学习，从而出现了新闻专业的学生有着较高的写作水平，缺乏对于某一种学术性或者研究性学科的深入理解。导致新闻专业的学生在传媒行业中的竞争力并不大，在传媒行业中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同样要做经济板块，报社会更愿意录取经济专业的学生而不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因为学习经济的学生更具有专业素养，可以更好的解决上述问题。考古也是如此，作为一门涉及面极广的科学，考古学不仅需要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也需要具备考古素养的传媒工作者帮助他们将考古活动中存在的复杂抽象的问题变得简单化、具体化，将晦涩难懂的考古理论知识变得更具有可读性、趣味性，扩大受众群，实现考古学的普及。

二.广播和电视媒介对考古学传播的影响。

1.广播节目对考古学传播的影响

与电视报道相比，广播无法带给人直观的视觉感受，需要播音员在广播过程中对文物进行大量的外貌形容，但是“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每个人播音员所描述的文物在脑中又会有各种不同的形象，这样一来就会造成理解上的失真，所以，通过广播对考古活动或文物进行深度细致的报道并不是最合适的方式。但是，广播又有着自己的优势：第一，广播所覆盖的范围更广，对于受众的文化水平几乎没有任何要求，更加便与普及；第二，广播可以最大限度的解放人们的双手和双眼，它可以作为人们工作或开车时的背景音出现，但也因为这个特点，广播不能做到深刻化，所以广播更适合传播一些时效性强并具有突发性性质的考古发现活动。

2.电视节目对考古学传播的影响

第3篇：对考古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人类学；考古；本科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7-0215-02

体质人类学是广义人类学下的分支学科，是研究人类的体质特征和类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和规律的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分为对现代人的体质调查和对古代遗骨的研究，从而获得更多的人类学信息[1]。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是古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目的是透物见人，认识当时人类的社会发展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习俗等信息[2]。两个学科之间的研究对象都是以人为主体，前者是直接的以研究人类遗骸为对象，分析其体质特征，了解当时的人类学信息，更多地认识到的是人类的自然属性特征。后者是通过研究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东西，间接地去推测过去的社会情况，人类生存和生活环境，侧重于了解人类的社会属性。中国考古学按纵向划分为若干个分支学科，如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魏晋隋唐考古和宋元考古等。不管哪一个考古学阶段，研究对象的主体都是当时进行社会活动的古代人类。因此，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是贯穿于整个考古学研究的始终的。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大体上可以分为对古人类化石的研究，对古人种的研究和对现代人的研究，以及新兴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等。不同的体质人类学研究领域在不同的考古学阶段中都有所体现[3]。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出土的人类化石为人类学者们研究人类的起源和现代人的起源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和材料，新石器时代以后的人骨多用于研究古代人种的形成、分布、迁徙和消亡的过程。考古学可以为体质人类学提供研究材料，无论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还是新石器时代及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类学标本均要靠田野考古发掘来提供。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也有助于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古人类化石可以作为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判断底层年代的一种依据：对古代人骨的性别、年龄鉴定有利于人们对当时的社会性质、劳动分工等情况的探讨；对古代居民人种归属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为解决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渊源和族属等问题提供若干参考的佐证[4]。

一、透骨见人

所谓的透骨见人就是通过观察和测量出土的古代人骨材料，分析其体质特征和类型，获取当时人类的人类学信息。具体地讲，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对其性别的鉴定。人类学家们根据骨盆、颅骨的形态观察和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准确地判定其性别。其次是对人骨死亡年龄的鉴定，通常专家们根据牙齿的萌出时间、磨耗程度、骨缝愈合情况、耻骨联合面的关系等多项参数，判定人骨的死亡年龄。我们要做到对性别和年龄最为准确的判定，就要结合各项参数，并结合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综合分析人骨标本，慎重地给以结果[5]。

另外对人骨身高的推算和病理、死因和食谱的分析也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身高的推算一般借助于股骨矢状径的长度和其他长骨参数相结合的模式，而最近也有学者提出用第二、第三掌骨的矢状径长度的推算身高的方法也能达到近九成的正确率。病理和死因的研究，则主要依据人骨某个部位的变异和缺失情况而判定。通过研究人骨内含微量元素的变化，对一些诸如骨质疏松、氟骨症、营养不良等古代疾病也提供了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通常对死因的判定，主要划分为是因骨伤骨病而早年夭折的，还是属于非骨伤骨病而自然死亡的两大类。

对一定数量的人骨进行食谱分析，可以为了解当地人的经济生业模式提供重要的线索，目前食谱分析方法主要是分析遗留在古人类牙齿上的食物残渣，和对人骨成分的微量元素进行分析，来确定当时人类的主要食性。

二、透人见骨

透人见骨研究对象是现代人群。我们通过对现代人群体质特征的形态观察和测量，按照一定的遗传学特征划分为若干个人种类型。如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和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在我国对现代人体质特征的调查多结合民族学材料，探究民族起源、迁徙以及彼此的基因交流等重要课题。但是我过现在的人种学研究方面还有许多空白领域有待填补，现代各民族的体质调查工作还没有全面展开，人种学研究的力量就显得更加薄弱。如果我们将来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两个范围内搞清楚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人种构成方面的来龙去脉，以后必将会加深人们对我国古今民族的起源、发展、分化和如何问题的了解，进而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统一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三、透骨见骨

透骨见骨是将不同个体或不同群体的人骨标本各项体质特征参数相对比，从而确定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遗传学关系，对判定人群的迁徙、融合、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根据。人骨的体质特征的观察主要集中在对颅型和面型的测量和形态学观察上。在此研究的基础之上划分出一个可以比对的标准。将不同组人群的体质特征进行想必对后，确定其关系的远近以及族群之间的基因交流情况。

四、透人见人

透人见人的研究对象也是现代人群。是以研究人群和人群之间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人类学研究领域。即我们在各民族的体质调查和古代文化谱系、种族情况的认识基础之上，把某个或某些现代人划入某些已知共有的遗传学特征的地域或民族中来。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根据这个人的形态学特征，可以推测他就是“四川人”等。在此，也需要提一下朱泓老师在1996年提出的将我国古代居民的人种成分划分为几个古老的类型，并解释了其源流过程。我们对现代中国民族的研究，也要认识到其古代人种类型和特征，了解其演变过程，对“透人见人”的认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对大学本科考古专业学生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弄清楚现代人的人类学结构，不只需要对现代人进行体质调查，也需要对古代材料有一定的把握，知其渊源和变迁，从而才能更好地解释各民族形成的人类需基础。

参考文献：

[1]朱泓.体质人类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2-106.

[2]科林・伦福儒，保_・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第6版.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1-21.

[3]邵象清.人体测量手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34-56.

[4]周亚威.论体质人类学研究解决的若干考古学问题[J].江汉考古，2015，（6）.

[5]周亚威.北京延庆西屯墓地人骨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第4篇：对考古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考古社团中学历史作用实践

1当下中学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重视程度的严重不足

中华民族五年多年的文化底蕴造就了如今的社会，这些文化底蕴是国家的珍宝。只有重视文化，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价值观。由于主流科目重要，很多学生都忽视了历史学习所带来的深远意义。学生不堪负重，加上历史学科评价过于单一与片面，导致学生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主流科目的学习上，严重忽视了历史学习。学生不能通过历史来看当今，也无法从历史的惨痛中汲取教训，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现代社会人类生活水平普遍较好，学生从小衣食无忧，难以体会老一辈经过艰苦奋斗才换来的和平年代。正因如此，教师的责任反正更大，更要肩负其对学生历史教学，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任。

1.2学生学习缺乏兴趣

对于历史的了解本就枯燥乏味，很多学生为此很难产生学习兴趣。加上老师教条式的学习，让学生死记硬背，这种单一的教学手段，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的学习兴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授课老师，而老师的评测方式也相对简单，这样导致教师在课堂授课时只是将课本的知识转移到黑板上而已，枯燥的教学以及其他科目的繁重压力，学生只好望洋兴叹。

1.3学生主体地位较弱

如今中学历史教学中依旧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教师为主体教导学生来学习。这样的教学模式下大大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发散能力，学生不能掌握自主学习的能力，离开教师就难以捕获知识，也对知识的理解能力相应下降。长期以往的传统教学模式，已经难以符合当今社会条件下学生对于学习能力的提升。只有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排在第一位才是对学生的长远发展。学生也只有掌握学习的主动权才能得以大的进步。教师应该作为学习的引导者，把学生当作学习的参与者，积极鼓励他们，才能让他们在课堂的几十分钟里得到有效的学习。

1.4教师对考古资源知识的缺漏

大多数历史老师所学的专业知识均与历史相关，但是教师们大多数未曾了解过考古或者辅修过考古类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教师们在就职之后的教学模式和教学设计基本上由个人来猜想和不断的实验得来，并没有经过相关的专业培训。教师们对考古专业的相关知识了解得并不多，而网络上大量的相关知识让教师难以汲取适合自己的养分，同时真假难辨也让教师有一丝忧虑。但是如果缺乏相关知识来支撑，教师很难活学活用这些相关知识，也无从给学生进行知识拓展以此来引起学生兴趣。教师应该加强这方面知识的积累和学习，才能在中学历史教学的课堂上游刃有余。

2考古社团对中学历史教学的积极意义

2.1教师考古资源知识的补充

考古社团所研究出的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学历史教学知识，还提供了很多新鲜有益的历史观点。以往传统的历史教学知识简单的传授历史事件，将每个历史的结点和历史的结论硬生生塞给学生。那么现在教师可以根据课堂实际情况来为学生进行讲解，例如一些关于古代的历史，涉及大量历史文物或是历史古迹。而考古社团则可以提供非常全面的一手资料，这样深入的学习更能清楚的让学生了解和认识古代社会的生活面貌。以静描虚，不仅增加学生对知识的想象力和体验感，还可以提出具有思考性的问题，以便学生的思维发散。这样不仅让学生感受到了时代变迁的不同，还达到了教学育人的目的。

2.2拓展学生知识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新课改下的教学目标突出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中学历史教学完全可以将考古文化与历史文化相互结合，通过正确运用考古知识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考古社团的组建能够增强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团队荣誉感，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成长。团队的组建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将考古知识运用到课堂教学中，不仅激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还能活跃课堂的学习氛围。比如在古代知识上，课本上很多知识文字简单说明或者以图文的形式粗略介绍，那么老师则可以根据已有的考古知识对其进行知识的延伸，这样可以使学生了解到更多的教材以外的历史知识，也有利于教师抓住学生的兴趣点，从而调整教学策略，更好的帮助学生学习。

2.3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文物保护意识和爱国情怀

中学生年纪尚小，自身的价值观和情感认知还没有完全发展成熟，这个年龄的学生正是情感认知和价值观成形的模糊期，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产生不良的思想和做出不文明的行为，这对中学生价值观和情感认知的形成非常不利，这便需要教师多加关注和引导。中学历史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对考古知识的学习对学生进行思想上的教导，引导学生在成长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情感认知。不仅如此，通过对考古知识的学习还可以加强学生的家国情怀。五千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多少经久不衰的岁月，无数次山河破碎的情况，老一辈都没有放弃，艰苦奋斗，用鲜血铸就了和平的未来。通过这些知识的讲解，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更深一步的了解我国历史文化的悠久以及长期积累下来的人类文明来增加他们对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另一方面可以在情感上引起共鸣，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中学生要肩负起创建新时代的责任，这也是历史发展潮流的必然，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前提。

3考古社团与中学历史教学相互融合的必然性

3.1考古社团目前的现状

我国在属于公共考古领域的中学生考古社团建设方面虽然还有很多不足，但目前毕竟已经开始了初步的尝试。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及公共考古与艺术中心等机构支持下，目前全国共有31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学成立近百家中学生历史考古社团。我校的“江淮名都”考古社作为扬州地区第一家中学生考古社团也于2017年12月30日应运而生。除此之外，在全国设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通过网络对考古学进行宣传和科普。但总体而言，考古教育在我国目前仍处于婴幼儿阶段，没有完整的机制和系统的教学手段。

3.2加强考古知识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

二十一世纪以来，各行业竞争的越来越激烈，这些竞争主要来源于互联网科技，而互联网科技的竞争核心在于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关键在于教育。时代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对人才提出了巨大了挑战同时也迎来了许多机遇，这就对人才的培养提出的新的要求，新时代的人才要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进步和学习。这无疑是对传统的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学历史教学是基础教育和传统教育模式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考古知识的增加更加丰富历史教学的内容，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对当前教学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考古社团的探究和发现每年都能带来不同的文化知识，不断地探索历史，又与历史相互印证或不断更新历史中所存在的错误。随着考古社团的不断深入研究和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古代历史上许多不清楚的认识，极大的还原了古代人民的生活面貌，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

3.3考古知识是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突破口

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历史文本都是死的，历史不能重新上演，所以中学历史教学显得枯燥乏味。那么如何让历史重现眼前？答案要在考古中追寻。可以在考古知识中追寻它从哪里来，它的发展过程以及它在当今社会的表现形式等等。比如货币，从春秋战国的制造到如今的纸币；再比如刀铲锄头，经历多年变化微乎其微。诸如此类都可以将历史变活。曾经有研究者进行过调查，发现在最不喜欢的科目里面，历史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不得不引人深思。历史课程本应该是鲜活的故事，却成了令学生厌恶的课程。只有将考古知识和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整合，以学生为主体构建一个真实的历史场景，才是打破传统教学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教师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优势，整理和梳理考古资料，将它们合理的运用到日常课堂当中，在教学中多注重观察学生存在的问题，培养学生的侧向思维和逆向思维。

第5篇：对考古的认识范文

为了比较深入地讨论有关艺术考古学科教育的问题，笔者首先厘清一些概念，以便以后的讨论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得以展开。这些概念，与常见的、书本教材的表达，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不同之处提供了一些笔者的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考古学是西方传进的一门先进的人文社会学科，其不同于文献史学，也不同于具有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文物学。但是，考古学又和文献史学、文物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时至今日，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研究历史科学，尤其是中古史以前的历史科学，如果离开了考古学，就会有严重的缺憾。与之相仿，研究文物学，尤其是研究大致相当于中国宋代以前的文物学，离开了考古学也是万万不能的。考古学以田野操作作为其基本的学术特征，简而言之，就是考古学探讨的问题出自于田野，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践于田野。这里所谓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样式，包括了存在的环境，维持人类生命及社会的基本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然是物化的表达），也包括了人对愉悦感的获得。现在，在这里讨论一下“愉悦感的获得和肯定”问题。个体的人乃至组成为社会的人群，受大自然环境的基本掌控，会感觉到生存空间的逼仄。个体的人和组成社会的人群，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制，会感到自己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挑战这种逼仄和无能为力的状态，人类是需要思想、梦想和幻想的。在人类的思想、梦想和幻想的范畴之内，既有对大自然、客观环境的琢磨和开发，也有对自身能力的训练和提高（包括对他人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的借鉴、学习和模仿）。此外，这些思想、梦想和幻想就要给予人们以憧憬、舒适感，以及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当然这种希望，首先建立在对自己能力的肯定上）。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使人们获得一定的物质剩余和时间闲余的时候，人们要把这种“美”、舒适的感觉物化，这就是艺术与审美的起源。当人们需要了解人类适应环境、顺从环境、挑战环境、破坏环境又被环境所惩罚的历程时，人们离不开环境考古学。当人们了解自身的创造能力，以及由这些创造能力反过来为社会创造物质，生活条件改观，人们生活状态的多样化，又感觉到生产、生活资料总是不够丰富时，人们自然会应用一般考古学来了解这一历史。与人们对于环境考古学、一般考古学需求相仿佛，人们对“美”的历程（认知美、创造美）的探究，当然就需要艺术考古学。所以，社会上极少数人专门从事的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全体人类的历史、生命史、生活史、审美史是密合无缝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可这一点。

（二）关于艺术史与艺术考古艺术的起源，是和人类有闲余时间思考舒适感即最初美感的物化同步开始。这种物化，不仅仅是通过画面，如在泥板泥地上以及洞穴石壁上的刻划，不仅仅是做出三维造型，如泥塑、陶塑、石雕、木雕等。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人身本体的各种认可，包括对异性的欣赏、对老人的尊重、对婴孩的抚爱、对少年的引导教育；包括纹身、发饰、穿鼻、穿耳；包括运用发声器官而产生歌唱和诗吟，也包括用躯干、五官、肢体语言发展出的舞蹈。对人身和人群这种美的寄托，可能还要早于利用自然材料的外化的表现。所以，艺术史的开端几乎和人类社会的开端一样古老，人们在肯定了生命和肯定了对生命的维持之后，任何舒适感都有可能导致艺术的产生。所以，虽然个体生命会表达个体性的美感的外化显现，但社会性人类艺术的产生并不主要是一种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个体的群体的必然，由个体向群体的聚会和飞跃更为重要。人们定居以后，对摆脱自然的掌控、创作出丰富的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日益加强，其发展频率日益加快。同样对于艺术来说，它们的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展与演进，也大抵如此。今天，考古学的收获可以说明这一切。正如人们获得近现代生活以后，很少或很难具体考虑人们从野生动物般生活状态时摆脱出来的那一刻，即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无论是环境、自身、技术获得与创造，极少去回溯、考虑这一初期或早期的问题。同样，在近现代艺术品类纷繁、光怪陆离、充满激情的表达下，人们也很难去考虑艺术起源的“端点”的问题，如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端。这当然是艺术史的问题，在分门别类的艺术上，又可以区分为美术史（还可以细分水墨画史、油画史、版画史、水彩画史、漫画史等）、设计史、工艺美术史、音乐舞蹈史、综合艺术史。应用考古学的方法，考虑艺术的端点问题以及艺术的早期发展问题，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端点和早期的问题。正如人们对待新石器时代以后，文字文献产生之后，例如，中国对于从三代直到隋唐五代，虽然文献记载日益详尽，可是考古学还是发挥着重要作用，发现、说明、解读甚至参与重建某个历史的片段。同样，尽管艺术史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文献记录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仍然需要考古学的发现、说明、解读，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关于艺术发展的问题，事关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当现当代艺术不断甚至急切地向历史、向传统汲取营养，重新评价、批判、认识传统，以传统为一种参照以冷静地认识现当代艺术，考古学就是不可缺失的手段。

（三）关于艺术教育人们对生活技能、生产技能的获得，是需要靠教育的。广义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学校教育范畴之外的。例如，大人对孩童的诱导、模仿、各种教诲，在自然环境当中的趋利避害，人群当中的互相帮助，正确与人相处，包括异性间相处、同辈间相处、异辈间相处的方式和能力，一般来说，这些是非学校教育，每个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这些教育。艺术教育有相近的地方，也就是对基本美丑的辨别，对自己的舒适感的肯定以及对人群总体的舒适感到美感的尊重肯定，这一系列的行为都需要进行诱导和触发，这些教育一般也可以是非学校教育获得的。一些观点认为，人们的艺术是不需要教育的，是先天就能获得的，这种说法起码在后来就不尽准确了；也有认为艺术教育只能是依靠学校教育，这当然也是不完整的认识。艺术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基本审美的教育，对美的认识和肯定。第二，基本的技术教育。歌唱、舞蹈、绘画、雕塑、设计等，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训练。第三，高等的教育及再教育。到了第三个阶段，大致是为了造就专门的艺术人才或者称为专门的艺术家的，如音乐家、画家、雕塑家、设计家等。至于不主要依靠学校培养的艺术天才、天籁之音等，实际上是把教育的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了，这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学校的外在形式，但是这一阶段本身是跨越不过去的。陕北的信天游的老歌王、不识字的“白狼”柴根，讲述过他多少次在山峁上、沟壑间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大声吼唱；津巴布韦地区的非洲石雕、木雕艺人，最有成就者，总是在精益求精，并且以对手的作品作为参照，以提高自己超越对手，这些都是上述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的实例。所以，把艺术教育定位于一个广义的艺术教育，就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升华的过程。我国既然有了艺术院校或艺术系科，有了成规模的学校、课堂、教材书本化的艺术教育，自然应当非常珍视这种条件，以造就现代艺术家。可是，往往是事与愿违，学校里往往难以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家和大师，其间的问题很多。有一般教育的问题（和非艺术广大院校的教育的问题同在），也有专门教育的一些问题，但这些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旨在讨论艺术教育的作用时，着重讨论艺术考古对艺术教育某些纠偏的意义和价值。

二、艺术考古教育探究

艺术考古教育，是个相当宽泛的问题，包括针对教育的对象，针对教育的需求和目的，这里分成几个主要层次、几个主要侧面进行讨论。

（一）一般层次对于艺术教育，存在有中专水平、大学本科水平的一般艺术教育层次，艺术考古教育应当介入这个层次。艺术考古学可以考虑专门的本科教育，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教学与训练。培养的毕业生，为将来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做准备，也可以向文博考古研究、展示、保管单位提供人才，也可以向社会提供需要。作为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艺术学科，应当把艺术考古学作为基础课、必修课之一，这门课程不必占用很长时间。其主要任务是解释清楚审美的起源，艺术的起源，一般艺术史与考古学的关系，解说艺术考古的最基本原理，介绍中外艺术考古的已有成就，使艺术学科的学生初步感觉到艺术考古训练的必要。

（二）中高级层次所谓中高级层次的艺术教育，一般是指硕士、博士阶段，艺术考古的介入应当带有一定的科研成分。对于专修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硕士生、博士生，要求更加专业一些。例如，对艺术起源的研究，人类起源和艺术起源的关系，早期艺术与人们定居的关系，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技术变革之后艺术的发展问题。其中，艺术的起源的最早阶段其共性是远远大于个性的，人类定居之后，造成了人类艺术气质的分离、变异，要深究其时代和原因，要深究艺术本身与非艺术的因素。不言而喻，就物质遗存来看，艺术考古学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即考古学的收获，以美术品占绝大多数。其中，首先有平面的和立体的表现；其次，可以分析出来设计的表现（包括工艺设计和艺术设计），间接可以涉及早期的音乐、舞蹈、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因此，应当探讨各个艺术门类在考古学当中所反映的权重的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深入了解各种艺术门类其发展时的或迅速或迟缓的表现，以及深究其原因。现在人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区分，从人类定居时开始，西亚北非地区、中亚地区、欧洲南部、欧洲中部、欧洲西部，东亚等有关地区之间的艺术的差异。除了以上讲到过的艺术表现的差异之外，艺术考古学还要关注材料、技法以及造型偏好的差异，关注有关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因素。

（三）为现代艺术教育服务在几乎任何艺术门类往往都有这样的现象，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尚未有掌握时，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强大，作品品格成为唯一、成为典范、成为不可逾越的巅峰。反之，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掌握的越加透彻，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加被束缚，作品不可避免地品格低下，中规中矩的艺术作品往往也是最为平庸的艺术作品。恐怕不会有人拒绝从艺术考古教育当中摄取古老艺术创作当中的原动力、原始冲动与创造力。艺术考古学关注艺术家所用材料，艺术材料学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以后，会反向关注其原始、早期状态。材料的选择使用，会对艺术作品产生重要的影响。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为例，甚至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个时代艺术材料的探讨，舍弃考古学是无法进行的。艺术的历史以美术史为例，说到底，不过是写实主义与写意主义的理论与技法的纠结互动前进的历史，这一点从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上看是非常清晰的。早期的人们为了表现美，同时在向着具象和非具象两条道路在努力奋斗，伊比鲁尼亚、米诺斯、红山、马家窑、两河、埃及、黑非洲地区的早期艺术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西亚、北非、欧洲地区，写实主义主要是和环境地貌学、建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相结合，表达的写实主义情趣，即逼真性与人文内涵的结合。在东方，主要以中国艺术为代表，由于意念性和理念性的趋同、至上与笼罩，表达了写意的充分发展。从早期的同途而殊往，发展到近现在的可能的殊途同归，艺术考古学不仅给予了实例和实证，表达各期和各地的技法表现，而且应当指出其深刻的原因，摸索其规律，服务于未来的艺术发展。现在的艺术批评，包括美术批评，尤其在中国，常常呈现出一种无根基的漂浮、浮躁的趋向，趋于玄学的趋向。艺术考古学可以提供一些历史的、基本的参照物，于是当代艺术可以和传统艺术得以比较，个性化的作品可以和群体的无意识艺术倾向相比较，中外的某些作品可以在考古学指出的时间带上相比较。对当代特定的区域，如中国，总体艺术发展水平的评价离不开艺术考古所提供的基础、所提供的路径、所提供的相对比的标本。这样的批评，由实证出发才有可能达到哲学的高度。艺术考古学经过数以万年计的排队和爬梳，经过千余年以来有了专门的艺术家队伍的创作实践，以及艺术史家的梳理和爬梳，找出一定的艺术发展规律并以此建立艺术发展坐标系，这样有助于对人类未来艺术的预测。

（四）艺术的终极目的与艺术考古艺术的终极目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牵涉人类为什么有了艺术而艺术的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什么。人类把艺术看作是具有人类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属性之后，便可知道艺术考古学的教育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失的部分了。艺术的诞生是由人们的自我愉悦开始，艺术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促使人类的圆满达到可能的极致。简而言之，艺术的终极目的就是人类社会在艺术层面上的真善美的全面实现。从这种认识出发，人们看到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直到现当代的太多的假恶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愈加堕落卑劣的趋向。如果说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有真正的艺术家提出“艺术救国”的口号，我们这代人听到还带着一种不解的振奋的话，那么现当代的人们对于以艺术、以真善美来救世，恐怕就会有一种切肤的认同的感觉了。艺术品和艺术家本身有真、善、美和并非真、善、美的区别，如果当代人不能够悉数说清楚此间的区分的话，那么艺术考古却能够比较客观的、以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叙述人类以真、善、美对抗假、恶、丑的艺术历程。由此说来，认识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阐述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极需要艺术考古学的有力支撑，需要艺术考古学的认真培训。

三、艺术考古课程设计问题

艺术考古应当课程化，在艺术院校尤其需要。各所艺术院校、系科所属地域不同，教学科研特点不同，在设置艺术考古学课程的具体做法上不可能“一刀切”。笔者在这里提供了一种设计，以供参考。

（一）中专、本科阶段以下指的是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专业。开设“艺术考古学”课程，可以将艺术考古学作为美术史学的前半部。在中专和大学本科阶段，要给学生们以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知识，使学生知道如何采集考古学和文物学成果，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以断代和分类为基本手段的工作方法，课时量控制在16至20课时即可基本完成这一任务。例如，在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院系的课程中设置一门考古学通史类课程，或在全校范围内由专业教师开设文物赏析类课程，课程内容不必过于精深，旨在为学生打下基本的考古学、文物学、美学基础，提高学生欣赏美、感知美，有关作品中继承和模仿的能力。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区别中外，区别主要地域，进行艺术考古学的重点教育，树立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时间树”概念，开展艺术考古学方法论的探讨。使艺术史“物化”，变为空间环境艺术史、生命体验艺术史、生活创作艺术史。有条件的院校系科可以进行考古工地艺术考古实践，分专题的艺术考古实践（如青铜艺术、陶瓷艺术、画像石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尽可能完成认识中外艺术史文献和艺术考古实物的“互证”问题，这方面西方希腊罗马艺术史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应当成为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的必选理论课程，应当推荐成为其他艺术科系的重点选修课程，鼓励产生艺术考古学范畴的硕士生论文。

（三）博士研究生阶段进行有关艺术考古学的专门研究和专题研究，展拓视野，寻找热点，并且与现当代的艺术实践相结合，提供高质量的“艺术考古学”博士论文。从学科的持续发展出发，重点培养年轻的学科带头人，培养各个层次的艺术考古学教员。组织去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艺术考古的交流、调查、访学，引进新鲜理论、技术与器械。

第6篇：对考古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命名；王仁湘

王仁湘先生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开篇指出文章内容概要：由命名考古学文化这一考古学家的主观行为而引发的一些分歧需要确立对其命名的原则及程序以尽可能的使它规范化。为了避免分歧达成共识，我们需要确立考古学文化命名准则及操作程序。文章分四个部分，分别为“夏鼐‘命名四原则’”；“命名分歧”；“考古学文化‘三要素’”；“‘命名确认’程序”。

第一部分“夏鼐‘命名四原则’”先简要概括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所经历的变化过程并转述了夏鼐先生20世纪提出的一个成熟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三原则”。第一，一种文化必须具有一群的特征；第二，同一类型的一直最好发现不止一处；第三，必须对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认识。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作者在三原则之后综合学术界主流观点，考古学界普遍的命名方法以及夏鼐先生的观点，归纳出第四个命名条件：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的小地名命名。强调“确定考古学文化的名称，既要求是第一次发现的遗址，又要求是又典型代表性的遗址，面对几种选择时，定名要适当”①。关于作者自己总结的第四条原则，安志敏先生在《关于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问题》中也有提到：“根据考古学研究的惯例，一般是用最初发现的典型地点或富有特征的遗迹、遗物来命名”②。这不乏为一普遍通用的命名方法，有它的可取性与实用性。但是安先生同时也说：“尽管在文化命名上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地点为原则， 由于某些特殊情况也出现不同方式”③，并以老官台文化举例说明。这就是第二部分要讲的“命名分歧”

第二部分“命名分歧”中，作者指出考古学界对于夏鼐先生所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并无明显异议，但在理解过程和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分歧，然后举例分别列举了几种分歧现象。首先作者提到的是严文明先生强调约定俗成但应在新发现和认识基础上重新进行概括这样一个观点。严文明先生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两个问题》中谈到：“考古学文化史客观存在的，对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认识却是逐步完成的”④。严先生认为随着研究的深入，典型遗址不一定保持它先前的典型性，可能到后来会发现其实它不处于此考古学文化的中心地带。其次谈及张忠培先生的看法，即强调“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迹”中得“典型”。张先生严格规范了典型遗址的标准尤其强调其中第三点：考古工作必须有一定的质量及规模。

上述两种观点是在赞同以典型遗址命名的前提下一些细部的分歧。近年来，不乏有学者否定这种以典型遗址命名的方法。像张国硕先生认为，在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命名时，应坚持以首次发现的遗址命名，避免“典型遗址”。作者也表示典型遗址的选择很难把握，但首次发现的遗址又可能不具代表性，所以不必以此来苛刻要求。最后，作者提出了自己对夏鼐先生命名“三原则”的一点看法。作者认为夏鼐先生对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不够具体，“例如他没有明确陶器群的量化问题，没有强调一个器物群至少应包括几种器型”⑤，并指出这也是仰韶文化分布范围越划越大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作者以仰韶文化为例，对中国考古学中文化命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尤其重点讨论了对仰韶文化的类型研究中有的学者提出的分解仰韶的命名方案，例如丁清贤先生认为仰韶体系过于庞大，提出的一个解决仰韶文化命名的方案。丁先生认为仰韶文化包含三支：关中地区由李家村文化和老官台文化发展而来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河南地区由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的龙山文化；以及河北豫西晋南关中东部由磁山文化发展而来的后岗二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并依次对其命名为半坡文化，大河村文化和仰韶文化。

第三部分“考古学文化‘三要素’”先通过罗列夏鼐，安志敏，张忠培，严文明等学者对考古学文化的定义表明致力于研究史前考古的学者们对考古学文化的定义基本没有分歧，并通过柴尔德对考古学文化的描述引出三要素：时间，空间，特征。作者认为三要素中最核心的莫过于“特征”。作者表示：“文化的时空维度常常是通过文化特征的研究推导出来的”⑥，他用不小的篇幅论证了要研究透彻“三要素”之后才为某支考古学文化命名是不现实的。表明“特征的确认，才是考古学文化确立的关键”并且用这个观点解答了之前提到的命名方法究竟该以首次发现命名还是以典型遗址命名的问题。答案就是看此遗址是否体现所要命名的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

最后一部分“‘命名确认’程序”是作者个人对命名确认提出的一系列具体实施方案。前文第三部分中提到学者们对考古学文化内涵无明显分歧，在这里作者由此引出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在具体操作上依然存在一定问题，随后提出自己的设想：作者认为考古学界应该建立一个“考古学文化命名委员会”，给予其审定命名的权利。只有通过审定的考古学文化命名才可以公开出现。笔者认为此种设想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考古学文化的纯洁性。对“‘命名确认’程序，作者提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方案：首先必须在原则上进行审查，并且依据进程适时调整；其次，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学者提出命名申请命名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如有异议可暂缓议决或采取投票表决对考古学新文化的命名审议通过后要“命名确认书”之类的公告。随后作者谈及考古学界关于命名确认的现状，夏鼐先生和尹达先生提过用群众路线解决考古学文化命名分歧，但未见实行。对于如何解决命名分歧问题，安志敏先生也曾提到：“对于新发现的考古遗存……如果产生争议， 也可以通过讨论或学术会议的裁定， 来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⑦这些年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一直处在一种较不规范的学术环境中。

最后，作者说道：“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在事实上还能通过淘汰过程实现优化……但是这个自然淘汰过程显得过于漫长”⑧。笔者个人也很期待考古学界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权威机构，并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像王仁湘先生设想的那样，使今后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在规范的学术环境下进行。

综上所述，王仁湘先生《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一文结构非常清晰，他搭建了一个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整体框架，环环紧扣，用整理归纳出来的学者观点将其充实，然后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匠心独运，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看法，例如建立一个“考古学文化命名委员会”，有助于解决考古学文化命名分歧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5][6][8]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2] [3][7]安志敏《关于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问题》，《考古》，1999年第1期

[4] 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两个问题》，《文物》，1985年第8期

注解

① 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② 安志敏《关于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问题》，《考古》，1999年第1期

③ 安志敏《关于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问题》，《考古》，1999年第1期

④ 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两个问题》，《文物》，1985年第8期

⑤ 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⑥ 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第7篇：对考古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环渤海考古学研究；论文综述

2012年11月21日至25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河北省文物局协办，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承办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在石家庄市召开。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考古文博机构、高等院校等团体会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成员，以及河北省各文博机构列席代表共23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王巍研究员主持，河北省人民政府特邀咨询孙士彬，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等出会开幕式，并分别致辞。大会共收到论文及摘要139篇，根据提交论文所涉及的历史时段及研究方向，与会代表分六个小组进行了学术研讨和交流。与会的专家学者本着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精神，围绕大会主题“环渤海考古学研究和其他考古学问题”展开认真研讨，会议讨论气氛热烈，收获颇丰。现就本次年会的主要研究内容作简要综述。

一、环渤海考古学研究

中国考古学会年会是第一次在河北省召开，而以环渤海考古为主题的考古学会议，自1986年由苏秉琦提出以来，已先后在长岛、临淄、大连、石家庄、天津举行了五次，这是第六次召开。

（一）整个环渤海地区

甘才超在《环渤海地区旧石器考古及相关问题探讨》中，系统介绍了环渤海地区旧石器考古发现及研究状况，归纳出了这一区域内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些阶段性特点，并探讨了该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与自然环境演变的关系。周向永研究了环渤海背景下的辽北史前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历程。在《环渤海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研究》一文中，霍东峰将环渤海沿岸地区划分为六个地理单元，把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三大阶段五期，构建了环渤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考古学文化、文化圈、文化系统三个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归纳和总结。段天在《夏时期环渤海地区文化互动的考古学观察》中，对环渤海地区夏时期诸考古学文化遗存进行了梳理，将其分成环渤海地区东部的泰沂山地、胶东与辽东半岛、环渤海地区东北部的下辽河平原与辽东丘陵北部、环渤海地区北部的燕山以南地区、环渤海西部和南部的华北平原等文化区域，揭示了各区域的文化结构和特征，并考察了各区域间的文化互动与交流。姚乐音的《试析渤海文化中的汉文化因素》一文，从史籍记载的思想意识形态、、社会习俗和考古资料，如都城形制、墓葬形制、陶器类型等方面，展现了渤海文化的多元化，重点探讨了渤海文化中的汉文化因素。王永波认真研究了黄、渤海两岸考古学文化与古族关系。

（二）燕赵地区

关于燕赵地区的考古文化研究。郭明在《燕山南麓筒形罐遗存初探》中，对燕山南北出土的筒形罐进行了梳理，认为燕山南北地区人群的交流方式存在差异，在较早阶段筒形罐特征的相似性是由于受到了来自北方地区持续影响的结果，而在相当于赵宝沟文化时期的第三期则表现出了燕山南北地区相互影响的态势，最终燕山南麓地区逐渐脱离了筒形罐文化区。在《冀南豫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文化初探》中，乔登云对冀南豫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及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探讨了该遗存的文化内涵与特点、文化源流及年代、文化命名等问题。张晓峥在《试论邯郸地区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遗存》中，将邯郸地区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遗存分为六段，合并为早、中、晚三期：早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二期至三期早段，中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至四期早段，晚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至早商文化一期。徐海峰根据夏至早商时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以唐河为界，将冀中地区分为南、北二区，冀中北区夏时期存在下岳各庄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及大坨头文化，冀中南区以南马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地带。石磊从燕的兴起与灭亡、构成燕文化的要素、燕文化的特征等方面，阐释了燕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和诸文化之间相互影响，不断发展，并逐渐融合为一个整体，形成更大的统一。张星德在《西寨遗址陶器再认识――兼谈赵宝沟文化起源》中，对西寨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了详细分期，探讨了其文化特征与赵宝沟文化早、晚期的对应关系，认为西寨遗址遗存属于赵宝沟文化，而赵宝沟文化是兴隆洼文化三期与磁山文化碰撞的结果。在《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魏营子文化、凌河类型新考――关于辽西地区四种考古学文化遗存性质的再认识》中，赵宾福对辽西地区四种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性质提出了新认识：富河文化是赵宝沟文化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一个地方类型；小河沿文化与红山文化中晚期同时，并且是红山文化的平民遗存；魏营子文化是高台山文化晚期拓展到辽西地区的一个地方类型；凌河类型是双房文化拓展到辽西大小凌河流域的一个地方类型。赵晓刚在《新乐上层文化聚落形态初识》中，从对新乐上层文化遗址在分布和选址，聚落内部环壕、房址、墓葬、灰坑等遗迹形态和聚落布局等方面的分析，总结出了新乐上层文化聚落形态的一般特点，并对其中所反映出的人类行为或社会结构等进行了探讨。张翠敏在《论双砣子一期文化》中指出，小珠山三期文化与双砣子一期文化是深受山东龙山文化强烈影响的同一文化谱系下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主体均属于辽南土著文化系统，双砣子一期尚未进入青铜时代。贾笑冰以近年在辽东广鹿岛小珠山、吴家村和洪子东遗址的考古发现为基础，对辽东半岛的史前文化序列和谱系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朱乃诚根据之前的考古发现与反映红山文化文明化进程有关的一些考古学现象，探讨了辽西地区早期文明的特点及相关问题。杨建华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欧亚草原的远程交往》中，将图瓦阿尔然大墓与夏家店上层文化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具有很多相似的文化因素，说明了它们可能通过技术转让或者文化认同的方式进行了远程交往，但它们的起源是各自独立的。洪猛的《浅析冀北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与玉皇庙文化的发展及其相关问题》，探析了以冀北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与玉皇庙文化发展为中心的区域文化演进、生业变化和族属等问题。在《昌平张营遗址与周邻早期青铜文化的交流》中，郭京宁对北京市昌平区张营遗址进行了文化因素分析，比较其与夏家店下层、朱开沟、岳石、下岳各庄、晋中、下七垣诸考古学文化与地区的联系，总结了张营遗址与外界交流的特点及原因。王嗣洲以辽东半岛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考古学文化现象为基础，分析了其文化发展的强弱态势和内在关系。肖景全、郑辰以抚顺地区的考古资料为中心，探讨了辽东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相关问题。

关于燕赵地区的遗址、城址研究。王法岗、谢飞在《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层中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指出，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层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石器工业可以归为石片石器的工业类型，属于中国北方以小石器为主的主工业类型，表现出很强的继承性，体现出区域渐进的特点。盛立双、王春雪在《天津地区旧石器材料及石器工业类型的初步研究――兼论与环渤海地区石器工业之间的关系》中，对天津地区旧石器材料及石器工业类型进行了研究，认为天津地区和泥河湾盆地、东北地区南部等环渤海地区在文化面貌上有着密切联系，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区，这种文化上的相似，应理解为类同，而非趋同，是某种文化特征在时空上连续分布所造成的传播迁徙。赵春青在《动态解读北福地一期聚落》中，探析了北福地一期聚落的布局、动态变化过程，认为北福地聚落开创了凝聚式、向心式聚落布局的先河。邢台市文物管理处介绍了邢台任县南宋村商周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廊坊市文物管理处对廊坊地区史前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梳理。张童心、王斌对河北元氏龙正遗址与汉常山郡（国）发掘所出器物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龙正遗址可能为常山郡（国）周边一处制陶作坊遗址。张守义结合考古调查资料及相关史料，对太子山在地理上的定位进行了考证。白瑞杰对丰宁境内辽金时期的古城址、遗址、墓葬、塔址等进行了研究。田淑华、白瑞杰对承德辽金元时期的重要窖藏做了概述及考证。陈山、刘明对辽阳、沈阳、抚顺境内的部分明代城址的规模、结构、功能和历史沿革进行了研究。田立坤在《金岭寺建筑址为“庙”说》中，对金岭寺建筑址的年代及性质进行了研究，认为它的年代上限当晚于龙城始建的341年，是礼制性建筑，为“慕容庙”。胡强对州的历史沿革及其官署遗址出土的建筑遗物进行了研究。刘子龙根据平泉会州城城址的现存遗迹、城内出土的文物和标本及附近的古遗迹情况，对其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进行了研究。徐文英对燕下都和灵寿故城的异同进行了细致比较，并分析了其形成原因。陈伟、雷建红的《论战国中山灵寿城的“市”》指出，《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中九号、十号夯土建筑遗迹的性质为“市”，并依据城址出土的相关遗物和遗迹，进一步探讨了灵寿城内“市”产生的原因。黄信在《论河北的宋元考古――陶瓷、城市、冶金》中，回顾了河北的陶瓷、城市及冶金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并对进一步开展研究提出了看法。田建文通过对柿子滩遗址与南庄头遗址进行细致比较，得出柿子滩遗址群可分三期的结论。

关于燕赵地区出土器物的研究。王继红在《玉皇庙文化青铜带钩研究》中，对玉皇庙文化的青铜带钩进行了分类及分型分式，并对其分布地域和分期断代进行了研究，从而总结出不同类别的几种主要型式的带钩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规律性特点，并就青铜带钩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在《略论大凌河流域商周窖藏铜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中，胡传耸考察了辽西大凌河流域的马厂沟、北洞村、山湾子、小波汰沟等地先后发现的六处商周时代的铜器窖藏，对这六处窖藏集中形成于西周前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它们可能分别形成于商代后期、西周前期和西周中期等三个时期。秦进才对满城汉墓铜器铭文纪年进行了研究。相军在《京津冀地区两汉诸侯王墓随葬陶器和车马研究》中指出，西汉中期偏早阶段的仿铜陶礼器在陶器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汉中期早段全国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车马随葬制度，至西汉晚期，车马随葬制度逐渐统一。刘成文、孟繁峰研究了井陉盘龙冶炉前押官周承遂妻李氏墓随葬的精美陶瓷器的具体出土地点、窑口、产地、特征、窑口性质、意义等，这对进一步认识井陉窑具有重要意义，且为唐与五代陶瓷器的形制演变和年代划分提供了重要依据。王蔚波的《北宋皇陵出土定窑白瓷及其相关问题》认为，北宋早期定窑就已发明了覆烧工艺。在《我国北方瓷器出现及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以窑址为中心》中，王建保通过对临漳曹村窑和巩义白河窑等北方早期窑址的考察和初步研究，认识到北方青釉瓷器有自己的发展路径，而白釉瓷器则是沿着“化妆白瓷”和白胎白釉瓷器两个轨迹发展。韩维龙、冯永驱在《河南境内发现宋金元时期磁州窑系瓷器的考古学观察――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平顶山段考古发现为例》中，从种类、器形和装饰等方面，将河南境内已发现的属于磁州窑系的瓷器与河北观台磁州窑的瓷器进行了对比分析，探讨了宋金元时期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问题。

关于燕赵地区墓葬及相关问题的研究。韩立森在《赵王陵陵园规制初探》中，从陵区选择、陵园布局和形制、陵区的防御设施、陵园建筑和陵墓形制等方面，分析了赵王陵的陵园规制。成瑭重新审视了燕下都辛庄头30号墓的年代与性质问题，认为该墓葬的年代应该在战国晚期，墓主应该是与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有密切联系的燕国将领。滕铭予、张亮在《葫芦沟墓地的年代及相关问题》中指出，葫芦沟墓地的年代跨度大体上从春秋中期晚段到战国早期，墓主很可能是与同墓地其他墓葬以及玉皇庙文化其他墓地墓主人不同的人群，二者之间既有很紧密的联系，又有所区别。张瑞在《唐河北道南部地区隋唐纪年墓葬类型分析》中，从墓葬形制和神煞俑两个方面，对唐河北道南部地区隋唐纪年墓葬的类型进行了详细分析。郭济桥在《河北隆尧唐陵平面格局暨名称考略》中，介绍了河北隆尧唐陵的勘探成果，确定了其范围、布局。梅鹏云在《宣化辽代壁画墓乐舞“大曲”说辨析》中，分析和研究了宣化辽代壁画墓乐舞的情况，对“大曲”说表示质疑，并提出了新见解。在《试论大兴北程庄辽墓墓门建筑》中，于璞就北京大兴北程庄墓地中发现的辽代墓门仿木建筑进行了探讨，将墓门的建筑情况分为四型，提出墓门的结构、装饰与墓葬的年代有关，可能是建墓时所参考的现实中的建筑有所差异造成的。张林虎对2003―2004年石台子山城墓葬出土人骨进行了研究。

关于燕赵地区长城研究。李文龙在《河北北部战国燕北长城的调查与研究――兼论东周燕文化的北渐》中，对河北北部战国燕北长城的调查与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燕国北长城不是以“复线”的方式修筑了南北两条，而只有南面一条，北侧的“赤北长城”是秦代所修。郑立新梳理了河北明长城碑刻，重点从功能和形制上对其进行了分类。郑绍宗在《河北省古代长城综合研究》中，详细介绍了河北近年长城调查的情况，对明代之前的长城分布、走向以及长度、形制作了具体的介绍，特别是对长度的测量已十分精确。朱永刚探讨了燕秦汉长城与东北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关于燕赵地区动植物研究。罗运兵在《华北地区先秦时期鳄骨遗存解析》中，对鳄骨骸遗存进行了分类梳理，着重讨论了鼍类在华北的生态分布及其开发利用情况，特别是有关墓葬中出土的鳄皮制品，并对相关的古史传说（如豢龙、御龙）作了解析。高建强等在《中国家猪的起源驯化研究――来自磁山遗址古代猪遗存的信息》中，分析了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距今约7400年的7个古代猪遗存的考古学信息和线粒体DNA，推测黄河中游以北的河北磁山遗址和以南的河南贾湖遗址范围内，可能正是中国北方地区家猪的起源驯化中心。

（三）齐鲁地区

关于齐鲁地区考古文化的研究。刘延常、徐倩倩在《山东地区燕文化遗存分析》中，探讨了燕文化与齐鲁文化的关系。在《胶东地区周代地方文化遗存》中，王富强梳理了胶东地区周代地方文化遗存的聚落分布和特征，指出珍珠门文化晚期的一些遗址虽然发现了少量齐文化的绳纹陶器，但也只能看作是齐文化的影响所致，齐文化真正对东方的经营应该是从西周中期开始。

关于齐鲁地区遗址、城址研究。曹斌的《试论高青陈庄遗址的性质》讨论了该遗址的性质，认为是西周前期（武王至恭王）周公翦灭薄姑之后，将太公庶子封于此地坚守的边防要地。高明奎、郑同修则讨论了高青陈庄西周祭坛的性质，认为它是祭祀地的社坛，城址为齐国卿大夫级的城邑，故社坛可能为“置社”。方辉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地望、墓地延续时间入手，结合历史文献及海岱地区商末周初聚落形态的变迁，推断其属于商周时期的薛国遗存。在《营丘考疑――昌乐营陵城新探》中，魏成敏认为营陵故城不可能是太公所都之营丘，也不会是春秋时期杞国之都缘陵，营陵城营建于西汉早期，或为始建于西汉早期的营陵侯国之都城，或为北海郡所营建之郡城。

关于齐鲁地区的器物研究。陈雪香、方辉介绍了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的商代陶范，曹锦炎对齐侯子仲姜鬲进行了考证。

关于齐鲁地区的盐业考古。党浩在《齐国制盐业探析――从昌邑盐业调查看起》中，依据山东省昌邑市大规模的周代盐业遗址群的调查材料，对周代齐国的盐业发展状况作了细致分析。

关于齐鲁地区的动植物研究。宋艳波在《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出土鱼骨研究》中，运用动物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先民对鱼的使用情况。王芬在《即墨北阡遗址大汶口文化先民的食物结构考察》中，提出北阡先民主要采用渔业和农耕为主、狩猎或养殖为辅的生活方式。靳桂云、王海玉在《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的植物考古证据》中，对距今5000年前后稻作农业才从长江流域传播到黄河流域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作为海岱地区核心地带的山东高地周围8000年前的遗址中已经有稻遗存出土。

二、其他考古学问题

本次年会除重点讨论环渤海地区考古研究成果外，也涉及我国其他地区考古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和方面。

考古文化研究。冯小波以湖北省郧县人遗址和广西百色盆地那赖遗址为例，总结了南方旧石器早期文化的特征。高峰、何林珊在《中国南方的新石器文化》中，对世界范围的人类起源和南方最早的新石器遗存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西方提出的“中石器时代”应该摒弃，重新解读了“新石器时代”的概念，提出新石器起源于最后冰期最大值前后时期的中国南部和东南半岛的北部区域，为掌握和平工业技术的北部边缘人群，也即我们炎黄和百越民族的祖先的结论。何金龙探讨了哀牢国的发展历程，认为哀牢国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境内存在过的唯一由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民族建立的古国。刘晓东认为，松花江上游的遗存主要有榆树老河深上层遗存、永吉杨屯三期遗存、永吉查理巴墓葬，贯穿了勿吉后期至渤海建国时期，存在鲜卑、高句丽、三种文化因素，进而对遗存中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期研究，并讨论了这几处遗存在文化中的年代位置，及各分期与各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刘志岩梳理了金沙江下游地区新石器至汉代遗存，初步建立起了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和时空框架。陈淑卿以大南沟、姜家梁、哈喇海沟墓地为例，对小河沿文化性别进行了研究，认为前人所谓的小河沿文化“社会生产男主女从、社会地位男高女低”的结论并不成立。陈祖军通过对曲贡遗址早期遗存出土的陶器在器物形态、类别等方面进行了比较，重新划分了器物类别与型式，结合器物出土层位关系、组合与型式演变趋势，认为曲贡文化可划分为二期三段。赵东升研究了商王朝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进取模式和统治策略，以及隐藏在背后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深层原因。

有关遗址、城址研究。王新金、陆永福、李文鑫通过对贵州省贞丰县鲁容乡洒若桥史前文化遗址所获材料进行器物分类、特征描述、对比分析，探讨了该遗址的文化特性。徐长青以靖安老虎墩考古发现为基础，推断老虎墩上层文化遗存可能是江西省一支新的古文化类型，距今约5000―4500年左右。林强对广西近年出土的一种极富特点的大石铲及相关遗址进行了介绍，并研究了其起源、原料选择、加工技术、文化性质等问题。何艳杰在《商代祭祀中“毁庙”遗迹假说――从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青铜构件谈起》中，对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建筑构件的实物形制、埋藏地点、废弃原因等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此建筑构件应该是檐饰，是人为废弃的，废弃原因一是因为商代可能存在“毁庙制度”，另一原因是“九世之乱”中的人为毁庙。潘玲对内蒙古、山西和吉林境内八个与鲜卑相关的遗存年代进行了探讨。魏坚、张晓玮从古城形制和建筑规模入手，对比居延地区调查测绘的汉代边城考古成果，认为该城始建于汉代，并是汉代这一地区最早的行政建制，魏晋以后沿用。何继英对上海志丹苑发掘的元代水闸进行了细致研究，梳理了文献资料，对建筑工艺以及成就形成了结论。王元林对东亚早期建筑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进行了考古学考察。楼建龙对福州城市考古进行了综述。王志刚重新审视了国内城的年代问题，认为城的始建年代应不早于4世纪。孟华平探讨了石家河古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原因。王育龙对西汉时期的儋耳郡城与珠崖郡城城址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讨论了两郡郡治尤其是珠崖郡治的具置。田亚岐从考古学视角分析了秦九“都邑”所显现出的不同功能所形成的层次结构，提出它们分别是秦都城、秦城与秦邑三类。戴向明介绍了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近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惠夕平介绍了荥阳官庄遗址2011―2012年的重要发现。何国俊就海南昌化江流域史前遗存考古调查的初步收获做了简述。高大伦介绍了米仓道考古探险调查的主要收获。

出土器物研究。崔兆年对青海史前文化的玉石器进行了探讨。李新全通过对神树纹瓦当造型与纹样的研究，揭示了天圆地方、两极、统一等思想，并指出其源头在古蜀国，而不是燕国。宫希成介绍了安徽出土的5件铜铙，对它们的年代即“最早为商代，最晚为春秋”提出了质疑，认为应是商代晚期，并探讨了铜铙的功能，认为小铙是用来演奏旋律的，大铙是用于祭祀山川、湖泊、风雨、雷电、星辰之神器。聂菲对湖南地区楚墓所出漆器进行了全面梳理，在对楚漆器进行分区与分期的基础上，对各区漆器的特点、区域内漆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探讨。霍巍在《试论考古发现的早期金属器和“早期金属时代”》中，对近年来考古出土的早期金属器进行了考古学的年代学、类型学分析，认为从进入金属器产生和流行的时代、金属工艺的表现形式、金属器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等各个方面，都与周边地区大体上同步或仅仅稍晚，其间并不存在巨大的落差。梅建军探讨了我国北方系青铜器科学价值的意义，并提出了新看法。闫介绍了长宁遗址出土的细石器，比较了它与青海史前细石器之间的异同，认为长宁遗址出土的细石器归属于华北细石器传统的延续，青海齐家文化的细石器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和甘肃武威皇娘娘台等齐家文化的细石器工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代表了青海齐家文化的地域特点。韩金秋在《从靴形器看骑马术在北方地带的出现和扩展》中，对1978年山西省柳林高红墓葬出土的铜靴形器进行了研究，揭示出高腰皮靴的兴起与北方地带传统的低腰皮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与骑马术在北方地带的兴起有密切关系；高红靴形器的出现与商周之际北方民族游动性增强的趋势相符，以高红墓葬为代表的人群可能直接导致了此后骑马术在北方地带的扩展；靴形器在中原的出现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影响的直接反映。黄锦前在《说“盏盂”――兼论楚系盏盂的形态与功能》中，从文字和器形两方面加以考察，认为作为器物自名的、等字，应释作“盂”，进而主要据楚系有自名的盏的有关材料，从器物形制、自名及古书的相关记载等方面作了综合分析，认为盏与鼎、盆及盂等器类之间有着很密切的亲缘关系，盏虽系楚系铜器中所特有的器类，但其部分类型明显受同时期中原文化的影响，在礼器中的功用与地位大致与敦、相当。院文清对仿铜漆礼器的类别、造型、组合、性质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胡金华在对已发现的西汉黄金货币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西汉麟形象的考证，重新对《汉书・武帝纪》中记载的西汉麟趾金进行了辨析。魏曙光在《汉代出土陶圆炉的发现与研究》中，对汉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出土的陶圆炉进行了梳理，认为陶圆炉的时空分布特点的形成是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原因的，同时其时空分布的变化是与汉代气候的变化相适应的，是人们适应气候变化的产物。梁志龙根据带扣外部扣环的形状，结合扣舌的形制、位置及安装工艺等的不同特征，将高句丽带扣划分为四种类型。丘刚依据海南岛的出土文物，研究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陈杰、夏浙新从考古实证与文献资料两方面，对历史时期琮的意义进行了细致研究，认为琮在传播的过程中虽然逐渐丧失了良渚文化时期原有的宗教观念，但是作为玉礼器之一，却被历史时期的文献典籍不断强化，成为中国玉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元素。林强、何安益根据历年调查、发掘、研究的相关成果，从广西永福窑田岭窑址青瓷器所体现的工艺特征角度考察，尝试梳理该窑址的青瓷器技术发展脉络，认为窑田岭窑址不应完全归入耀州窑系。

墓葬及相关问题研究。蒋志龙分析了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石寨山文化的社会结构。史党社探究了马家塬战国墓地发掘的意义。丁岩以咸阳原战国秦陵园布局模式为例，认为王后合葬、妃子葬的形式是秦陵园布局模式的新发展，汉承秦制，西汉也实行帝后并穴合葬、妃子葬的陵园布局形式。孙伟刚从建筑结构、特点及管理等方面论述了秦汉帝陵寝园，认为秦汉帝陵的寝园开始于秦始皇帝陵，秦始皇帝陵封土北侧西部的陵寝建筑遗址为秦汉帝陵寝园的雏形，为秦汉帝陵中结构最复杂、形制最完善的寝园建筑，并奠定了汉代及以后各朝代帝陵寝园的形制结构。申茂盛通过对秦陵地区考古资料的梳理、整合，认为在秦始皇帝陵园考古中必须建立起陵区、陵兆域、陵园、帝陵园的概念，明晰它们各自的范围，理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秦始皇陵应该是四墓道的“亚”字形大墓。田正标对浙江先秦墓葬的形制变迁与越国墓葬制度的形成进行了分析。梁云对泾河上游西周时期的殷遗民墓葬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这些墓葬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墓主人的身份应是为周王朝戍守北疆的武士或周王朝直属部队的军事将领，墓地的分布大致反映了王朝戍边部队的驻地范围。郎旭峰、杨金东从土墩墓的形制与结构、随葬品组合及其演变规律、墓葬叠压打破关系等方面，探讨了杭州萧山柴岭山、蜈蚣山土墩墓群的分期和年代，认为这批墓葬可分为七期，年代从商代中晚期延续到春秋末至战国初期。李东通过对自己发掘的扶余明墓的整理研究，对以往所谓的“至正”款玉彩瓷器的年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修正了将其认作元代器的观点，认为岱吉屯、欢迎砖厂墓地和扶余油田砖厂墓地均为明代中晚期的墓地。吴松岩通过对内蒙古中部早期鲜卑墓葬的形制、葬俗、随葬品以及文化因素的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的记载，认为这些墓葬是拓跋鲜卑联盟时期的遗存，即以拓跋鲜卑为主体，同时包含匈奴、乌丸等其他民族在内的联盟组织，年代应该在3世纪中叶至4世纪末。吴荭对河西魏晋墓葬的照墙进行了比较研究，探索了其墓葬特征及年代。赵永军在《金墓中所见墓主人图像释析》中，对金墓中以壁画、石刻等方式体现的墓主形象题材进行了排比、分析，认为对墓主人进行供养，是这类墓主人图所折射出的基本主旨和内涵。王会民、马冬青提出在中国古代夫妻墓葬中，由于男女各方面差异的存在和“男尊女卑”等观念的影响，埋葬时的相对位置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展现出不尽相同的特点，主要经历了一个从葬位尊卑不明显到右尊主流再发展到左尊主流的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

第8篇：对考古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学科价值 音乐考古学 音乐史学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音乐考古学是根据与古代音乐艺术有关的实物史料研究音乐历史的科学，是音乐史的一个部分，也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中国音乐考古学目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音乐文物学方面。但是从学科的性质，特别是从研究的目标考察，音乐考古学是以阐明中国音乐艺术发展史及其发展规律为第一要义。①

音乐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密切相关。随着近年来音乐考古学成果的不断出现，这门学科对于音乐学其他相关学科的影响也日益展现出来。

一、音乐考古学对音乐史的影响

在参观博物馆时，我们能看到编钟的精密和气派，古琴的纹路优雅而自然，这些来自数千年前的乐器，这些承载着古人的喜怒哀乐的音乐载体，常常使我们对先祖的思想和智慧肃然起敬。我们不得不思考应怎样面对和研究这些丰富的音乐遗产。

音乐史的研究离不开对古代音乐实物的考证。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河南舞阳的贾湖骨笛。音乐史学家在上个世纪对于骨笛的年代论断是公元前8000年，而随着音乐考古学的深入考证，这个时间被向前推进了整整1000年。古人流传下来的音乐文献中，有的也许是谬误，有些是正确的论断，这些都需要后人不断地考证，才能客观地认识到这些文献的真实性。音乐考古学突破了传统的音乐史只用文字说明问题的局面。如对于殷墟近10年的考察中，挖掘出土大量的甲骨文残片，这些残片上所记录的内容，证实了司马迁《史记》中的诸多内容。

随着音乐考古的逐渐深入，音乐史古文献中的内容能够找到相应的出处，有些谬误也应当得到及时的纠正。

二、音乐考古学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影响

我国目前的音乐史，可以说是一部汉族音乐史，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是一部中原地区的音乐史。因为在当今的音乐史著作中，罕见边疆地区、西部地区、东南沿海地区的音乐论述。由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学科水平局限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地区的传统音乐研究相对于中原地区还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从整个传统音乐的大视野来看，边疆和沿海地区的音乐丰富多样，同时，由于这些地区的地域特殊性，其音乐形态的变化比较缓慢。中原地区，历史上乃兵家必争之地，任何一个统治者必征服中原才能统一天下，因此，中原地区的音乐形态受影响最大，变化最多，如城市音乐的发展最核心和最发达的地区在中原。而边疆和沿海地区的音乐往往保留了比较古朴和原始的风貌，比如福建南音这一乐种，唐代时中原的移民到了福建，随之带去了他们的音乐文化，因此，研究福建南音，可以对认识唐代中原地区的音乐文化有所助益。又如，目前的传统音乐著作中，关于四川地区的音乐文化，往往只提到“四川清音”“川剧”和个别的四川民歌。②而在音乐考古发现中，巴蜀地区的文化相当璀璨，乐器中还有诸如钮钟、甬钟、于、扁钟，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出土的器物上的图像，如嵌错宴乐图像铜壶，这些都说明巴蜀地区在当时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文化。而今的四川地区音乐文化，依然具有鲜明的特点。那么，巴蜀地区的文化和楚地的文化有何相似之处？巴蜀地区的音乐在后世是怎样发展的？与最早发现的可以确定的巴蜀音乐文化有关联吗？这些古乐器即使是失传，对于后世的蜀地音乐文化产生影响了吗？音乐考古成果带来的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三、音乐考古学对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意义

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是随着近年民族音乐学的兴盛而逐渐热起来的。音乐学界对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在上个世纪一度处于很简单的认识，局限于几个单一的乐种。最早关注少数民族音乐的还是当地的研究者，笔者2001年到云南采风的时候，云南的音乐学者就在大力进行云南当地民间音乐的研究、保护和宣传，提出了中国音乐不是单声，也有多声，就在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音乐里有体现。音乐学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为中国音乐是单声思维，西方音乐是多声思维，而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成果改变了这一看法。但是，少数民族学者较少，精力有限，依靠本民族的学者去研究自身的音乐文化未免力不从心。研究少数民族的音乐历史发展，是完成真正的中国音乐史的必然之路，而研究少数民族的音乐历史就离不开音乐考古的参与。如“有些出土的楚汉笛子，在有按孔的一面，都削去一个平面，其原因为何？乐器本身不会说话，文献也没有记载，不好理解。结合民族学的材料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竹制管乐器也有这样的实例”。③历史上的这片土地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变迁：战争、朝代的更替、民族的迁徙、民族的融合、多民族的杂居通婚……这些都带来了文化上的巨大转变，我们研究音乐史，结合音乐考古学的成果，可以明白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改写了历史，一些传统被保留下来，代代相传，有的却消逝了。

历史是一条长河，传统是奔腾不息的水流，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去孤立地研究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了解一个事物，只有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才能客观地分析和理解它。我们身边的任何一种音乐现象都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只有不断地探寻这些问题的出处和根源，才能真正了解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文化和我们自己。也正因如此，在音乐的源头徘徊的音乐考古学才体现出其伟大的学科价值。

注释：

①王子初.音乐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5.

②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

第9篇：对考古的认识范文

我国考古学学科中“田野学校”的发展

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基本建设工程，而考古部门则积极参与了诸如三门峡水利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工作，发现了安阳殷墟、西安大明宫等珍贵的考古遗址，从而使考古发掘和文化保护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然而，与我国近年来发现的大批珍贵遗址相比，我国考古学科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技术力量却远远不能支持和满足考古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一体化的发展需求。因此，坚持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与国外同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使中国考古学更快走向世界;坚持把考古发掘同遗址保护与利用结合起来，自觉为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提供学术支撑，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主流。这两方面内容近几十年来都积累了基本经验，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也应予以传承和弘扬。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例，1994年以来，它先后与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国考古研究部门和高校合作开展中国田野考古工作［4］;2000年、2002年还派遣考古发掘队前往德国、俄罗斯等国参加田野考古活动。目前，该所已与日本、韩国、越南、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等国的相关高校及考古机构，签署了近20个长期友好合作交流框架协议项目。这也体现了田野学校这种交流手段已被国际考古学界接受，并在我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

(一)“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

考古学是文理交叉的边缘学科。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国际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和国内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以及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培养研究生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前提下，如何使得我国高等院校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已经成为考古学研究生教育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除了应该加大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实践的力度，进一步改善教学环境，创建国内一流的考古学专业实验室和一套完备合理的教学体系，我国一些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考古学者已经认识到参加及举办田野学校(FieldSchool)在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开创了田野学校这一培养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新途径，期望能从根本上解决课堂讲授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其所取得的成绩，具体如下:1．2004年7月5日至8月18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师生7人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研究所在俄罗斯阿穆尔州的伊凡诺夫卡进行了考古发掘［5］。经过40天的野外作业，发掘面积共计250平方米，使用高技术手段测绘了30座靺鞨人古墓的地形图与平面图。同时，在此次发掘中，出土了包括陶器、金属耳环、马具、武器、青铜带具、石器等在内的一批对研究靺鞨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的遗物。针对此次考古田野学校的实践，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说:“这是一次全新概念下的田野考古发掘活动。”2．2009年7月15日至9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的两位研究生赴罗马尼亚参加由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与罗马尼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的罗马尼亚皮特雷特遗址的联合考古项目［6］。1943年，罗马尼亚国家博物馆曾对其进行过小规模的发掘。自2002年始，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与罗马尼亚科学院瓦西里•帕尔万考古研究所合作，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此次考古发掘之前已经进行了6个季度(2002、2004、2005、2006、2007、2008)的田野发掘作业。其发掘的目的是复原当地古代居民的生活，并考察当地公元前第五个千年的社会分化进程。此次发掘的领队为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的汉森教授，田野学校的成员包括来自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格鲁吉亚、芬兰、美国、中国的30多位考古学、地理学专业的学者及研究生。田野调查主要由考古学和地理学两个团队完成，其中，考古学团队负责遗址的发掘、土壤的浮选以及地磁探测等;地理学团队主要负责大面积的钻探、取样，以及勘测河道等收集古地貌信息的工作。在田野工作进行的同时，室内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主要包括陶片的清洗、统计、拼对、绘图、摄影等，负责室内工作的队员同时也负责考古队的后勤事务。另外，特殊的遗物亦有学者专门负责，并进行同步研究，例如对燧石核、石叶的分类，以及微痕分析等。通过参加此次的田野学校活动，使得考古学专业研究生熟悉并掌握了德国、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的考古发掘方法和研究理论，并与西方年轻学者建立起了联系，为促进日后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学习搭建了平台。3．2010年夏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学系的一位研究生赴洪都拉斯参加由美国哈佛大学皮博迪(Peabody)博物馆组织的夏季田野学校(SummerFieldSchool)［7］。皮博迪博物馆此次在科潘遗址举办的田野学校内容丰富，包括了田野考古发掘与整理、重要遗址参观、西班牙语和玛雅文字的专门教学、知名学者讲座、阅读与讨论等诸多内容。除了上述活动外，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在发掘环节中还和哈佛大学考古学专业的部分研究生合作分组进行探方发掘，并参与了撰写报告和整理陶片。通过此次田野学校的实习，使学生基本了解了科潘遗址的历史、发掘现状以及考古工作的方法。4．2008年夏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两位研究生参加了由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织的田野学校［8］。此次夏季田野学校发掘的均为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别为Kulbulak，Kyzyl－AlmaII，Obi－RakhmatandDodekatymII四个遗址。通过此次田野学校的学习活动，使中国的考古学专业研究生不仅学习了中亚地区较为独特的考古发掘方法，还对中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的遗址文化面貌有了较为直观的认识，同时也对晚更新世末期石叶技术在欧洲—中亚—东亚地区的传播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二)“田野学校”的特点及其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作用

根据国际考古学专业田野学校的一些主要活动情况，我们可以对田野学校的特点进行一定程度的归纳:一是在注重研究生基础训练的同时，着重培养了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和研究创新能力;二是注重教学相长;三是与研究生的学习兴趣和研究方向相结合，并贴近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同时为了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考虑到未来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要求，因此，研究生阶段的田野学校应该纳入我国考古学科研究生专业的培养计划之中，最终成为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落实高校固本培源以及着重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和能力之办学特色的主要途径。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其发掘和研究的进展既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受到历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为自然科学技术所推动。中外考古研究工作基本状况的差异尽管有着社会制度、历史情况和科技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难以通过阅读相关专业文献获得全面的认识，但仍然可以通过采取使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参加田野学校的形式进行了解，并为今后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的专业研究提供很多借鉴。由此可见，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田野学校形式多样，培养了研究生的学术创新能力;二是提高了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巩固了其专业兴趣;三是搭建了与国外考古青年学者及研究生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也为其毕业后可能存在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实行“田野学校”培养模式的思路及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