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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形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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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形态

第1篇:民族意识形态范文

关键词:四川地区彝族 民居构造技术 自然生态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1总体概况

彝族民居经历几千年演变和发展,具有自己 “外封闭、内开敞、多向阳,”的特色。是根据四川多雨、潮湿、日照少的气候影响而形成的共同特征,它既适合自然气候条件,又以最经济、最简便的构造方法满足了主要的适用要求。 “外封闭”是为了安全、避风,特别阻挡北边来的冷风,同时也为创造一个私秘性较好的居住环境。“内开敞”是为了在潮湿、闷热、日照少的气候条件下尽可能的排湿通风,多吸收阳光日照,院内设盆景,扩展视野,延展生活空间。

彝族村寨一般位於山地向阳斜坡地,不选平地,尤其喜欢前有屏障、后有要隘的地方,这样可以防御外敌,而且便于放牧和就近耕作。村寨规模不等,少则十几户,多则五六十户。房屋修建因地制宜,多沿等高线平行布置,土石方量较少,便于修建。

2形式及构造

2.1 平面形式

彝族民居一般是单层建筑,除建筑的外墙之外,内部一般不再有承重墙分隔,室内空间的分隔是采用灵活的室内隔断来完成的。传统的正房由三个部分组成,正中为起居活动空间—中厅,右边为卧室,左边为堆放粮食、杂物的贮藏室空间。中厅是一个较大的空间,是一家人白天的活动场所,亦是人来客往的社会交往处,同时也在此烧火煮饭,是一个多功能厅。

2.2 结构体系

彝族民居结构承重体系,是由多种多样的木构架来完成的。在同一建筑中随平面要求和位置的不同,木构件可作成多种不同的形式,有三往落地、四柱落地及多柱落地等,变化十分灵活,这是彝族民居所特有的承重形式(如图1)。

图1 四川省彝族民居的木拱架

2.3 墙体及材料

彝族民居建筑在材料的选择上多用竹、木、砂土、块石、山草等材料。常见的彝族民居外墙有土墙和木板两种。土墙一般见于高寒地区,墙厚45cm左右。房屋较低矮,檐高约1. 8~2. 5m 。墙面一般不开窗。仅在两山墙上部开一个矩形或三角形小孔以解决室内通风.而室内采光则靠大门,所以室内光线较差。高山彝族民居的这种形式的形成原因,主要是由于山高、风大寒冷.以利保暖;另外,在历史上彝族家族之间常发生械斗,出于安全所以开窗很少。尽管这已成为过去,然而建筑形式都保留下来了。

海拔较低处及一些彝汉杂居区,由于木材的减少,彝族民居也由习惯的木板墙逐渐采用了土墙,不过檐部稍高一些,达到3m以上,有些甚至还设有较为正规的楼层,墙面开窗屋面也有安装亮瓦的,以解决室内采光和通风。土墙的施工均就地取土,在木夹板内用木桩大力夯实而成,板与板的结头及转角处,常在墙内埋入一些当地可取的竹片、漆树枝及一些耐腐的树皮,以增加墙体的整体。由于房屋高度不高,一般不另作基础,只在平出的场地上先和卵石或条石作约300cm高的墙脚,以利防水防潮。

木板外墙是彝族民居中另一种外墙形式,多见于气候温和、木材较丰富及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其做法是把木板镶嵌于木柱问的木框架内,木板常用杉木板,厚度约12~ 15mm,在木板的上部常开有装饰花窗,这种做法亦为彝族传统的做法,以前多为富裕的土层人员采用。目前这种全木板墙的房屋已不多。较多的做法是在正面中部的几个开间采用木板外墙。其余部分均用土桩外墙。这样花费的木材较少,而在正面花窗及挑檐等处的处理又保持了彝族民居的特色(如图2)。

图2四川省彝族民居的墙体

2.4 屋面

彝族民居的屋面材料尽管有木、瓦、草、石的不同,但其屋面形式均为悬山,承重方式仍属檩椽构造,只是不同的建筑在其檩椽上有所不同。

木板屋面是彝族建筑传统的屋面形式。木板又称瓦板,上长1000~1500mm ,宽250~350mm,厚15~20mm左右的木板相互搭盖而成。为防大风吹动,在上有间隔的横放木条,其上再用小石块作压物以保持稳定,不用铁钉之类固定而用压物均是为了拆御方便,因为在以前彝族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而时常搬迁住房,为了方便就产生了这种特有的作法。虽然现在的情况已不同,但这样作法却保留至今。瓦板在加工中是选用径大匀直的杉木,锯成1000~1500mm长的木段,然后用大刀竖直劈成。用劈不用锯,就使成品瓦板均为顺木纹,这样就保证了在使用中不致漏雨,此乃瓦板加工的独特之处,由于这种屋面需大量木材,现仅在一些边远山区可见。

小青瓦屋面也是彝族建筑中常见的屋面形式,常见于彝汉杂居区及交通方便地带,其构造做法与汉区做法相同。燕麦草及石板屋面,在解放前为彝族一般劳动者的房屋采用,现所见已不多,仅偶见于堆放柴草及圈养牲畜的次要房屋上。其构造作法亦简单,檩条常用Ø4~Ø7mm的细木棒,如用竹棍则几根合一,间距400mm左右,然后在上铺石板或铺燕麦草而成。(如图3)。

图3四川省彝族民居的屋顶

结语

传统民居是人们在实践中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与生活环境而努力的结果,与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相适应,与自然环境相协调,提供了比较舒适的室内环境。传统建筑中对周边环境适应性设计尽管与现代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不同,但其设计手法依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优化现代建筑的生态设计,突破创新,使现代建筑具备地域特色和生态节能优势。

参考文献

[1]李嘉华.彝族文化习俗影响下的传统彝居风貌[J].四川建筑.1998(3):32-36.

第2篇:民族意识形态范文

民族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坚实的历史逻辑的支撑。

民族主义表示着一种现代社会普遍的生存状态。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现代意义上的解决,赖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伴随着作为主体的人类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即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不断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己。当人类活动能力受到阻碍时,就要设法破除这一障碍。这样的障碍既可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也有可能是不同主体间所形成的制约关系。在资本主义最早萌芽和发展的西欧,这种制约深刻地体现在各个民族之间的左冲右突上。所谓“现代性”和所谓“启蒙”,也是近代民族国家成长历程中一种思想表现。总之,在人类历史的矛盾运动中,长期以来有民族主义相伴左右。

从历史走来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个共同体在争取生存和发展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自我意识。由此,批评民族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也不无道理。但问题也有另一面,不同民族的民族主义构成了互相制衡的力量,世界反而和平了。从这个角度看,民族主义是保持均势的力量。

近现代西方与非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表明,人类的民族主义实践不曾中断,总是在世界到处上演内容相同的活剧。民族主义的重演,恰恰说明其历史的先决条件——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们思考的重点不是民族主义有无必要,而是被西方现代性笼罩当代中国思想界能否根据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新型的民族主义话语。

近代惨痛的历史经验是当代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遭受的苦难是最深重的。帝国主义的掠夺与侵略是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生长之源。特定的历史情境决定了此时的民族主义既是现代的又是非现代的和反现代的,决定了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的冲突性。面对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态势,为了民族的生存,中国的民族意识曾有体现现代性的“西体中用”愿望,体现非现代性的“中体西用”的愿望,而“三座大山”的愿望则体现了反现代性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努力。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历程中也杂鞣着各种思潮和主义,虽对那个大动荡时代的解说各异,但公认民族解放始终是一个决定性的主题。民族解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长卷上舒展着壮美的历史活剧,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是培养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

任何欲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都不能无视民族主义的存在。的阶级斗争学说彻底地解决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问题。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阶段,与民族主义有着“共谋”关系。这是革命性与开放性的生动体现。当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在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之后,民族主义的言说在主流意识形态那里的地位曾经退却了,变的无足轻重。这是由于后发展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对外的问题,当外部危机缓解而内部问题上升为主题之后,民族主义的功能便大大减退了。

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种关注群体或本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问题的意识形态而出现的,而从最初的民族主义诉求来看,多民族的民族利益共同体还没有出现在历史上西欧那个狭小的领域,对多民族的利益共同体如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如何定义的问题要靠民族主义自身的发展和创新。所以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民族主义文章或词典基本上都认为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看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思想体系。这种认识是与其所处的时代契合的。在发展市场经济,全民求富的新时期,民族主义同样给人以不合时宜之感。民族主义的处境在很长的时间里显得颇为古怪。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言说时。它直接的缘起是针对80年代后的中国思想界启蒙与现代性话语。改革开放后,经过近10年的经营,冠以启蒙旗号的自由主义的现代化话语在中国知识界获得了主导权。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以及社会利益的分化,“启蒙”的自由观念与普遍主义诉求逐渐受到了质疑。在中国近20多年实际社会进程中,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并没有创造出一种不同与以往的现代性。中国的社会在“启蒙”与现代化中还是出现了了社会分化,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被分成了“你们”与“我们”。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另一面显示了出来:人群的分化和利益的冲突。“形势比人强”。曾几何时日如中天的启蒙主义与自由主义,失去了80年代的强势地位,在现实面前常常是强词夺理,或干脆失语了!当20世纪90年代后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出现后,它同样以分析的、批判的,乃至以启蒙的姿态出现,在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对中国的解读,寻找对新的历史变动的认识。在当代中国观念上层建筑领域,民族主义是被历史选择的。尽管它已沉默多年,但毕竟为时势一点点所激发。

人们普遍地认为,民族主义特别是西方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先声。但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来说,则完全不能这样地概括。在学理上,如果说前者是为了推动“现代性”,而后者恰恰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当中国当代现代性学理越来越在民众中失去神圣的启蒙外衣而露出了裸的本性时,民族主义也许并不是启蒙与现代性的直接敌手,而是一个话语的转换者,开辟了一块新的论坛,而为各种思想与主义提供继续言说的平台。从历史上看,民族主义似乎从来就没有天然的论敌。它只是一种模糊的全民利益,是能把一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远看分明、细看糊涂的一杆大旗。但是,问题是中国是一个争取民族复兴的“”民族,在如此的时间与空间中的中国民族主义,就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由主义产生了排斥性。因为,“”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反现代性——反西方的。“恨”屋及乌,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此这般地与自由主义结成了“冤家”。

目前学界对民族主义研究并非空白。特别是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有一些研究成果出现,但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却是不足的。对民族主义之于世界意义的解读并非空白,但对民族主义之于中华民族意义的解读却是空白。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有着现实的作用,尽管它从来没有成为单独的意识形态而能主导社会潮流。但它在离理论思维远的时候,却离人民群众很近。理解现代中国、展望她的未来,不能没有民族主义的参与、不能没有民族主义的视角。今天民族主义还是在中华大地上潜行,人们只是隐约听到了它的声音,为之心动。民族主义的言说还是单调的,这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远不能令人满意,但毕竟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学界对民族主义发出的那些疑问与诘难,就是一种注脚。既然有疑问与诘难,人们就会继续思索:民族主义是什么?民族主义为了什么?经过“启蒙”的人们,不会再是那样的轻信,也不会轻易地排斥一些尚属陌生的东西。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毕竟出现了。充耳不闻是不行的,问题的关键是它可能吗?它是什么?它的未来在哪里?。四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如果在20年前,人们对全球化还十分陌生,学术界甚至还可以置之不理。人们原本以为全球化会消解民族国家,人们还以为民族意识、民族主义也会随民族国家的消解而成为历史的记忆。但事实上,全球化时代在民族国家之间交往不断增强与加深的同时,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矛盾也在加剧。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条件下,不是消失而是加强了。这至少是到目前为止的事实。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也许是意义更加重大的民族主义,因为和以前时代相比,当代的民族主义对世界以及各个国家的影响更加明显,更加扮演着时代的重要意识形态的角色。在“冷战”结束后,原来国际竞争的舞台上,东西方对抗的大剧谢幕了。东西方对抗结束,人们听到对抗中“台词”的机会也随之稀少了。但世界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平静,更未因“冷战”结束而走向大同。时代的问题与矛盾只是改换了形态而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民族主义便是当今时代的问题与矛盾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被打出来的。这是理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起点。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并不是什么巨大而空洞的符号,也日益脱离了知识界话语的。当代中国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历史文本;而民族主义无论其概念多么飘忽不定,却是一个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客观存在。在其兴起、发达、普及的过程中,人们在自觉不自觉地投身其中,积累了获得了感受,积累了经验。从民族主义起源的经济学、社会学本质着眼,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当代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同步。在日益广泛的经济、文化交往中,普通中国人正逐渐摆脱经验的局限和意识的朦胧状态,开始对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和前途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体认、关心和参与意识。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一定意义上是历史的同题演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同主题的当代版本。只是当代民族主义面对的国家、民族的具体问题不同于历史,但主题的实质都是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西方列强是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是备受西方列强压迫、剥削、打压的血腥史。这是中国民族主义产生、发展、壮大的深刻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是受激型和反思型的民族主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救亡图存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个,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再兴起,则是基于全球化的新体验,是寻求民族复兴的新意识形态。而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的背景首先就是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和西方主导的现代性话语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新的启蒙。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生发的新话语。在民族主义视野里,全球化本身是一种帝国主义的、专制的、反自由民主的过程。全球化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同质化的世界?世界能够真正地同质化吗?同质化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安康吗?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认为现实的同质化恰恰是一种分裂化,是形式的相同、利益的分裂。在全球化条件下,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全球资本在每一个环节的畅通运行,会允许一些后发展国家在局部和特定时段来提升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实力。但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的稳步和健康的发展却令发达国家十分恐惧。中国和遏制中国的论调在这个逻辑起点上不断攀升。在冷峻的现实面前,“世界大同”、“天下主义”、“世界主义”显得苍白无力。为了生存与发展,为了切实而有效地争取一个发展的外部空间,只有从本民族的立场出发,发展自己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国家振兴、社会团结、人民幸福、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手段与目的达成一致。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中国在改革开放道路上寻找进一步发展壮大动力的结果。苏联解体使得社会主义中国成为西方假想敌。在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怀有较为深刻的亲切感,呼应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改革进入更深层次后,诸多矛盾涌现,现代化道路上出现了诸多路障,中国的处境和改革开放初相比情况已大不相同。有人用“群敌环伺”来形容目前中国的处境,不无道理。在新世纪,如何进一步提升民族气节、培育民族精神,以充盈的精、气、神,使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里克服种种困难,民族主义至少是这个问题的一种解答。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如它的抨击者所说的要为“极权”张目,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是从本民族长远利益出发呼唤强大的人民民主,推动实现政治、经济的积极变革。属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极端的民族主义”,不能硬往中国人民头上戴。

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被称作“生存主义”也许更合适。

第3篇:民族意识形态范文

【摘要】曼海姆站在知识社会学的立场上,以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为起点,中途经过总体概念,最后上升并回到他构建的知识社会学这一基点,从而诠释了一个全新的流动的意识形态概念。霍克海默以为视角对其概念的思辩和形而上学性进行了有力地批驳。

追溯意识形态的渊源,最早可见于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偶像说”(idola),“培根的偶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看作是现代意识形态概念的先驱。但是,培根并没有创造出“意识形态”一词,真正第一个创制意识形态概念并把这一概念引人西方哲学史的当数十九世纪法兰西研究院院士特拉西(DestuttdeTracy),他在研究了孔狄亚克和洛克的哲学后,“创立了他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学科。着人们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深入和理解,继特拉西之后,便有一系列熠熠生辉的名字: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但在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中,却不能不提到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是知识社会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他于1929年完成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从而奠定了他在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地位。在该书中,他“概括了一门能对社会生活作出新的和更深刻理解的新学科”,并系统地阐述了知识社会学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新见解。

曼海姆提出意识形态概念的同时,提出了另一个与之相应的乌托邦概念,并认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都是关于“存在之超越的观念”,随之曼海姆又对二者进行了较详尽地区别。最后他发现了一个相当恰当的标准来对二者加以区分,“这个标准就是它们能否实现。同时,曼海姆也承认,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相比更易识别,意识形态往往披有虚伪的外衣,因此,曼海姆把分析的重点放在意识形态之上,这样,曼海姆站在其知识社会学的立场上详尽论述了他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一理论的公诸于众,也招致了许多学者特别是许多西方者的批判。

一曼海姆在考察“意识形态”概念时很困惑,他坦言,自意识形态一词创制以来,新含义层出不穷,有必要对此术语的含义作一番分析。而“这样一种分析将表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总的说来有两个不同的和可区分的含义—特殊含义和总体含义”。那么,什么是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呢?曼海姆分别作了回答。“当表示我们怀疑我们的论敌所提出的观点和陈述时,这一概念的特殊含义便包含在其中,”并且,在怀疑的基础上,对论敌的观点和陈述加以歪曲。“这些歪曲包括:从有意识的谎言到半意识和无意识的伪装,从处心积虑愚弄他人到自我欺骗。当然,曼海姆也指出,这一特殊概念并不能简单等同于谎言、欺骗或伪装,它的内容和含义是多方面的。如果把其范围扩大,指“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的意识形态”,则是这一术语的总体概念。也就是说,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意谓一个时代或一个团体的总的意识结构与特征。

分析了意识形态的两种概念后,曼海姆考察了这两种概念之间的关系。在曼海姆看来,这两个概念的共同因素在于:它们都不会为了了解论敌真正的含义和意图,而只依据论敌实际的言论。也就是说,为了了解论敌真正的含义和意图,不仅仅依据论敌的实际言论,还依据主体的具体特点和生活状况。它们都是从个体或集体的存在状况出发,因而具有功能化的特点。它们的区别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范围上存在不同,包括主体范围、时间范围,也包括内容范围。特殊概念只表示论敌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总体概念则对论敌的总体世界观表示怀疑。第二,“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在纯粹心理学的水平上对观点进行分析。而总体概念是在精神层次上对观念起作用。第三,“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主要与利益心理学一起起作用,但其总体概念则使用更形式化的功能分析,不考虑动机。”在特殊概念那里,由于利益的动机,便产生谎言、欺骗,而在总体概念那里,利益动机与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功能分析和结构解构。最后,曼海姆在考察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关系的基础上,指出特殊概念实际上从未脱离心理学范畴,因此,与总体概念比较起来,便没有多大意义。

从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到总体概念。曼海姆对两种概念的区分,只为了得出一个结论:发生于心理层次的“揭底”不应混同于更激进的怀疑主义和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次上进行的更彻底更具摧毁力的批判性分析。缘于这样一种结论,特殊概念有必要上升到总体概念。但是,这种上升的进程并不是无所依赖与自发的,而是得益于多种因素共同培育的结果。曼海姆总结出三个步骤:“第一个重要的步骤是意识哲学的发展。起初,主体意识到的是一个无限多样化和混乱无序的世界,其后,在这种世界图式中确定了“有领悟力的主体统一性”,用曼海姆的话说,“实际上构成了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雏形。第二个阶段的到来,是在人们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待意识形态总体的,然而是超现世的观念之时。“曼海姆承认,这主要是黑格尔和历史学派的功绩。在这一阶段,在黑格尔那里,“民族精神”这种代表历史上被区分的意识的成分被结合进了“世界精神”之中。很显然,总体的意识概念的历史化“产生于思想的历史—政治潮流与哲学领域的结合”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创造现代意识形态总体概念最重要的一环同样产生于历史—社会进程。在前几个阶段,意识的载体是个体或民族,而现在,阶级取代了种族或民族成为历史上演变的意识的载体。在这一阶段,“民族精神”的概念被“阶级意识”所取代,曼海姆认为,这种阶级意识就是阶级意识形态。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经过了这三个步骤即从意识本身到民族意识再到阶级意识后,特殊的意识形态概念便消融在总体概念之中。起初,主体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主要从心理学上出发,而现在则深入到理论层面,开始分析意识形态的总体结构,正因为如此,“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在理解我们的社会生活方面具有特别的意义和关联。

从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到知识社会学。曼海姆作为马克思·舍勒开创的知识社会学思潮的继承者,他探讨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本身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建立他的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在曼海姆看来,从总体概念的特殊领悟到普遍领悟的过程是精神发展史上出现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二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对本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以‘意识形态终结’为口号的社会学思潮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同时,他的这一理论也招致了许多学者的批判,在这些批判中,霍克海默走在了前列。马克思·霍克海默是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1930年,他发表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概念?》的论文,从而对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提出了全面的批判。

针对曼海姆关于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的提法,霍克海默在比较了康德哲学后认为,这一提法,特别是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提法是从康德哲学中引申出来的。在康德那里,经验知识是通过知性范畴来构成的,它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而在曼海姆那里,他把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理解成“在社会环境中的地位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一总体概念似乎有一个广阔的社会的和历史时代的背景。而实际上,“这一背景并不是指真实的生活世界,而只是纯粹的精神运动史。因此,霍克海默指责曼海姆,在这个意义上,他没有比康德提供更多的东西。另外,曼海姆在探讨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向知识社会学的过渡时,指出,“曾经是党派的思想武器的东西变成了社会和思想史的一般研究方法。这样,在曼海姆那里,特定的党派立场就消融在了意识形态之中。这种超党派、超阶级的观念自然也导致了霍克海默的批判。霍克海默指出,“按照曼海姆的观点,知识社会学的规定使意识形态学说从‘一个党派的斗争武器’转变为一个超党派的‘社会学的精神历史’。与曼海姆相对应,马克思肯定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马克思告诉我们,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理这样,霍克海默在批判曼海姆意识形态概念的超党派和超阶级性时,也有力地维护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的阶级特性。

第4篇:民族意识形态范文

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由此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是建立一套与之相符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该体系建构的根基是实现在尊重我国各民族、各阶层的价值观念以及信仰追求的基础上,使社会大众坚持奉行以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在讲话中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如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巩固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作为我国建国以来一直奉行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具有充分的历史根源和现实依据的,它所提倡的是一种社会大众普遍认可并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以此规范大众对现实事物的认识,促使大众能够将其内化为精神世界的合法化与秩序化。

一、牢牢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我国的主流媒体在对新闻事件的传播中起着重要的舆论引领作用。在新闻面前,政府需要借助具有特殊权力和影响力的媒体来传播权威消息,引导民众。另外,媒体的重大新闻报道能有效地将大众“召唤”入一场重大的事件当中,呈现媒介仪式的特征,进而强化民族认同,弘扬和传播核心价值观,增强民族凝聚力,最终实现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在讲话中指出:新闻传媒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新时期新闻传媒要始终坚持体现党和政府的意志,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牢牢占据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大力弘扬符合时代特征、体现社会进步要求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宣传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和不良文化的侵蚀,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新闻传媒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者和宣传者,同时也是积极实践者。在现有社会语境与媒介环境下,亟需一种新的新闻报道范式实现和形成科学良性的舆论合力与舆情导向。传统主流媒体生存与发展空间虽然备受新媒体挤压,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传播主体地位和广泛影响力仍未动摇,特别是对通过新闻传播构建社会共识、促进价值共享与维护秩序和谐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舆论意义。

在10月14日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为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所依”。同时强调“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电视新闻中,经过符号化的电视新闻话语本质上已经蕴含了整个社会族群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此可视为是电视传媒对社会族群成员进行文化濡化的方式和手段,社会成员收看电视新闻的行为,可视为是在对自我身份认知与对族群认同的形成过程。

二、媒体宣传核心价值观的路径

媒体可通过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报道对大众进行心理引导,同时表现国家安定、社会和谐、民族凝聚等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观念。

(一)确立社会规范,彰显社会价值

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社会规范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规矩与准则,在人们的行为互动中逐渐形成且具有稳定性和规范性特征,本质是对人类社会关系的具体化反映。社会规范的作用体现在两个维度上:对个体而言,遵循社会规范是其社会性的表现,同时也是身份认定、融入群体的心理前提;就社会而言,则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保证。社会规范作为一个群体共同意见的反映,表现为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要融入群体生活,就必须掌握这种价值标准并内化为行为指导,对自身的社会行为进行约束,同时在进行其他社会活动或社会行为时,会以此作为评判标准来衡量他者行为的合法性。我国电视新闻话语中核心价值观的体现蕴含了媒体对新闻信息的筛选和分类,呈现出暗示性的价值判断,以期最终塑造符合主流意识的规范化角色、规范化行为,达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

(二)塑造社会共识,促进社会认同

社会规范在形成后要发挥其作用需经历一个形成社会共识的阶段。社会共识是社会成员对社会事物及其相互关系大体一致的看法,即社会合意。社会作为统一整体健康有序地发展需要社会成员对社会事物(尤其是社会规范)形成“共识”,惟其如此,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才会有共同的基准,社会生活才能实现协调发展。推动和强化共识是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必行的一步,在传统社会中主要由教育和宗教来完成,而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成为这一任务的主要承担者。传媒领域的共识是“媒体工作者及一般民众对社会现状和运作的共同基本假设,包含对社会的基本利益、价值及问题的看法” 。

近年来我国新闻宣传逐渐改变了以往报道中直白刻板的传播模式,利用电视媒介特殊的声画符号系统,将核心价值观念蕴含在文化和情感认同之中,成功实现传播策略的转变。通过这些电视符号形成受众对民族及国家的认同,从而在宏观层面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强化与完善。

三、结语

第5篇:民族意识形态范文

【关键词】高中语文;经典诵读;价值;途径

一、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的价值

1.时代对民族意识和民族思想的呼唤

在这个物欲横流、利益至上、价值观混乱的时代,人们精神世界的基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人在混乱中迷失了人生的方向。这股思想意识的混乱也波及到学生的意识形态,面对纷繁变幻社会现象和巨变的社会结构,许多学生失去了自己的理想和奋斗方向,仅仅将学习和升学、生存联结起来,造成学生精神家园荒芜、人格存在缺陷、道德底线不断溃退、人生境界仅停留在求生的高度,削弱了学生的民族、社会责任意识,也影响了学生的自身发展。许多有识之士都提出了通过展开中华传统经典的诵读,从青少年开始重新构建人们的精神家园。

2.诵读中华传统经典的意义和价值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化积淀深厚,其中的许多文学作品记录了民族基因的最高智慧,凝结了古人对人生价值、人生态度、社会责任以及人和自然关系的观察和思考,流传至今仍放射出耀眼的光辉。指导高中生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不但能够拯救现阶段的民族文化衰落、弥补中华文化断层,还有助于学生接受优秀古诗文的熏陶,不断充实精神生活,从古人的思想中汲取朴实而永恒的人生元素,实现心灵的回归,重建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意识形态和青少年的精神家园,塑造学生完美的人格,提高人生境界。从语文学习方面而言,诵读经典能不断提高学生的语言领悟能力,提高学生语言的敏锐性,丰富学生的积累,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不断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和语文素养。

二、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的途径

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沐浴文学之光、启迪人生智慧、丰富语文积累、提高语文能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诵读经典活动,力求做到课内课外相结合、校外校内相结合。让诵读经典活动,不但成为语文学习、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而且成为培养学生养成良好阅读习惯的抓手,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伴随学生从校园走向社会,成为学生人生的“伴侣”。

1.每天定时进行文学欣赏

经典诵读和语文教学方向不完全等同,它在语文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又高于语文学习,更注重利用文学元素浸润学生的灵魂。语文教学注重知识的积累、学习方法的指导、解题技巧的培训,相对比较枯燥;而经典诵读则注重对古诗文赏析,学生从文学性、艺术性、情感的表达,或从古诗文描绘的意境、语言的气势或精美等角度进行赏析,提升学生对文字的领会、对人生的感悟、对社会的责任等,是更高层次的语文学习。教师每天利用课前或课后十分钟,或教师、学生讲解,或观看赏析古诗文的视频,以此为学生指明诵读经典的方向、示范诵读经典的方法。这些文学经典可以是来自高中《语文读本》的作品,也可以是电视热播的讲坛对象。比如,以《山鬼》为例分析屈原诗歌中“香草美人”形象,理解作为委婉设喻、曲折表达对明君的呼唤,以及暗喻自己高洁的情操和远大的抱负。也可以选择于丹讲论语的视频播放,引导学生从生活的角度去解读经典,理解古人的行为准则对当下的进步意义,从而带动学生的课下阅读。

2.课外阅读实行“任务”和“个人爱好”兼顾

目前的高中生学习、升学压力极大,很少有人能主动去阅读经典、汲取其中的营养,因此,教师布置“任务”就成为展开诵读经典活动不可避免的手段。但是,不是每个学生对每部经典著作都感兴趣,部分学生制度某部经典中某一份内容感兴趣,如果教师强迫学生阅读不感兴趣的东西,不但不能达到阅读经典的目的,反而增加了学生的畏难心理和敌对性。因此,教师在推进诵读经典活动中要坚持布置任务和个人爱好兼顾的原则,教师为学生划定阅读范围,给学生留下自己选择的余地。比如,教师可以安排某个阶段学生课下阅读《论语》。至于学生是阅读原著还是阅读翻译的文本,还是观看于丹讲论语的视频,就由学生自己选择,只要能达到了解其思想精髓的目的即可。

3.定期展开诵读经典集体活动

诵读经典活动不但需要渗透到每一天,还需要定期举办学校、年级或班级的集体活动。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可以就某一经典著作展开讨论,可以是阅读经典的心得感受,可以是和阅读经典相关的演讲活动,也可以是古诗文朗诵、背诵比赛等活动。这些活动的举办旨在出发学生的兴奋点、掀起诵读经典的浪潮,推动诵读经典活动的深入、持续发展。

4.鼓励诵读经典活动由校内向校外延伸

诵读经典活动不是课外作业,更不是学生必须完成的硬性任务,而是阅读习惯和爱好的培养。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星期天、节假日的大块时间进行经典诵读。为促使诵读经典活动顺利进行,教师可以配合学生的家庭作业和假期作业进行。比如,布置和经典阅读有关的日记和作文题目;鼓励学生观看“百家讲坛”讲解经典的节目,游览历史文化公园、和历史名人有关的名胜古迹等,这些活动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阅读经典的兴趣,促使阅读经典活动成为学生的内心需求,实现由校内向校外的延伸发展。

三、经典诵读活动是语文教学的“回归”

古人提出的“文以载道”已明确了文学作品的育人功能。而经典诵读活动正是从古诗文的“文学”角度入手,注重以文化的浸润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探究欲望,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让学生自由从作品中汲取营养。在文化元素的浸润人文精神的熏陶、感染中,不断丰富学生的积累,逐步提高学生对文字的敏锐感知,丰富学生的情感,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经典诵读活动是超越应试教育的语文教学的回归,是实现语文学科提高语文素养的同时潜移默化实现育人功能的有效尝试。

总之,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活动,既是时代的呼唤和需求,也是语文教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语文学生的延伸和提高,是实现语文育人功能的良好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第6篇:民族意识形态范文

关键词:国家认同感;民族地区;培养;教育意义

国家认同一词最早出现在1953年列文森论梁启超的名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中。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国家的认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构成,如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评价和情感。是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升华,也就是广义上的国家认同。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是中国保持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

一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感培养的必要性

国家认同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基础和培养目标,以少数民族地区学生为对象的国家认同感研究,其功能和价值指向决定着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意义和趋向。国家认同度的高低与强弱,直接关涉到国民人格的健全与完善,从而使现代公民的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保持一致,并借助于国家认同意识和国家-社会平台实现个人价值,并促使个体人格与人生价值的协调统一。

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拥有者强大的族群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相对集中,由于发展的差异化、历史遗留等问题,民族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致使包括教育在内的诸多因素无法与发达地区形成平等,这将对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培养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感培养的教育意义探析

当前,国家正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在这个体系建设当中,针对学生主群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重要板块,而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培养,完美地衔接了国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一主题。

1、有利于能够健全民族学生的国民人格,培养现代公民

加强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积极落实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确引导民族学生适应社会、参与社会、服务社会。从而体现在教育对于民族学生发自内心深处地对国家认同度的提升,以及凸显他们的整体价值和社会地位,从而体现出人本主义思想和人文精神,成为一名合格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公民。

2、有利于激发爱国热情,凝聚国家力量

国家认同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化方向和思想认知根基。爱国主义是实现高度国家认同的途径和措施,是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和民族凝聚力要素。强化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度,促使狭义的民族认同拓展到广义的中华民族认同,实现中华民族与中国的民族国家同一体,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有利于构建和谐中国。爱国主义是一国之民对祖国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归属,是真挚的深厚的热爱和忠诚,是内化于国民言行的思想体系,是国民自发自觉维护国家利益的精神动力。

国家认同观的内聚有利于形成价值认同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从而凝聚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促使作为个体的少数民族学生把人生价值追求定位于对国家的无私奉献,为国家的强大和繁荣倾注自己的青春年华。

3、强化国家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

从我国中西部民族地区学生成长的宏观环境看,特定的自然地理因素、历史文化条件、国际政治关系等综合因素成为民族学生的生活文化之根本。西方国家从未放弃过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来自于民族地区学生的政治立场和国家认同观念在国家安全中就则显得极为关键,能否在全社会实现和保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培养民族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性倍显重要,提高其国防意识,将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助于强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有利于国防安全和国家,有利于和国家统一。

强化国家认同,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以国家认同理念为基点进行共同文化的塑造,有助于构建少数民族学生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精神气质等要素组成的民族精神,使之成为民族存续的精神血脉和民族兴盛的精神资源。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昭示我们,必须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族人民具有正确而强烈的思想觉悟和明确的国家认同理念,潜意识中具有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从而使中华民族具有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实现维护国家尊严、保障国家安全、增强国防实力、保卫的综合性的系统性的目标。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思想理念的根基是国家认同观,在这共同理念和思想意识的基础上能够把浓厚的民族意识升华为强烈的国家认同,把狭隘的区域意识升华为整体的国家意识,从而不断增强民族团结,增强各民族群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树立起坚持民族团结共御外侮的旗帜,坚定地维护国家尊严和。

三少数民族地区国家认同感培养的思考

教育机会平等是直接影响到国民对政府和国家的好感程度。在认同机制和教育制度上,国家认同度的高低与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国家认同度高的少数民族学生比较容易接受党和国家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在行动方向上也与党和国家保持一致,从而学生的崇高理想和现实比较一致地对接,在观念上也契合于主流思想。在法律上,强烈认同国家的法律体系的学生能够遵守现有的社会秩序和管理模式,使少数民族学生成为依法治国和国家认同的参与力量。

构建起个体与组织的关联并存,体现为作为个体的学生与国家命运的关系,以及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部分与整体的对应关系,从而使少数民族学生肩负着民族发展和国家繁荣的双重责任,并在观念上表现为民族认同度和国家认同度的提高,最终确立起个人国家观融合于集体国家认同。透过爱国主意教育方式,将民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融入到对国家的认同感中,从而形成强烈的爱国主义凝聚力和自信心

为此,必须以国家认同为基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为契合点开展国家认同教育,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从而形成以中华民族魂为精神纽带,以民族团结和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国家认同观。

参考文献:

1.张世欣.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规律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第7篇:民族意识形态范文

民族文化产业化是一项少投入少污染可持续深入开发的产业化经济项目,区域经济在对民族文化产业化过程的主动引导是文化产业化的一大选择。在国家经济富足发展的前提下,对文化产业化的大力挖掘,特别是对民族文化的发扬是促进经济跨越发展的重要手段。铜仁地处武陵山区腹地,在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首先依托自身的独特的地理资源优势来促进经济的发展。铜仁境内以山区丘陵地带居多,近几年在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的陆续通车后,更加大了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坐落在江口县辖区的梵净山是我国第五大佛教山脉。其天然的山脉风光每年吸引相当多的外地游客前来观光,特别梵净山上的金顶与蘑菇石景点的自然风光让人赞叹膜拜。利用自然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是民族文化产业的一方面。铜仁自身的优势还在于其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全地区居住着29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少数民族文化是我国整体文化产业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挖掘潜在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并结合铜仁本地的特色文化资源是区域引导发展的重要方面。除此外,铜仁地处武陵山脉西段,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有自然的野生资源与矿产资源。结合科技的手段与文化的因子,引导开发文化创意产业也是区域经济开发引导的主要方面。特别在利用自身的有用资源开发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艺术产品、文化产品、美食产品等都是区域经济开发的重要方面。

二、区域经济与铜仁民族文化产业融合的双向选择

区域经济的引导作用主要在于结合铜仁本土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力,与外部条件的相互作用引导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创新,特别在经济要素及其分布引导。在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大方向引导下,区域经济如何主动选择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是关键,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特别是工业产业及生产加工产业有很大不同,区域经济在对民族文化产业的引导需要整合本土民族文化的内涵进而进行融合与延生发展。民族文化产业需要结合本土区域经济的二度发展,一方面由于文化产业自身的特点所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与铜仁本土经济发展张力的展现。民族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双向选择以两者分开挖掘经济动力,意识形态的分散发展为普遍现象。铜仁本地区以“梵净山”为名的产业分布在各行各业,包括旅游企业、学校、食品加工、培训机构等;而这些机构在文化意识形态上几乎没有联系,除借助其影响力外毫无文化内涵的延伸。民族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重要不同点在于其生产和消费的不是带有消耗性质的物质产品而是虚拟的又无法估量的精神产品,其精神与外延价值就在于如何开发及引导其与本土区域经济的有效融合,特别在民族文化产品发展到一定阶段,达到一定的品牌产业效应后,其附加的价值便提升到另一个层次。民族文化产业的经济形态首先是无形的,其产业的价值在于历史的沉淀,又在于民族的发展,其价值来源于人类自我追求的沉淀,同时又被人所消费,从来有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兴荣。就铜仁本土的文化产业特别是民族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迅速,以江口县所在的梵净山旅游为窗口带来的区域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为本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可观的创收。铜仁本土区域经济与民族文化产业的双向选择不仅存在于民族文化产业的衍生产品上,同时还在于对民族文化产业品牌的培育上,铜仁梵净山以其自有的天然独特优势为铜仁在全省乃至全国标记了梵净山旅游的标签,进而为区域内经济发展在其他产业的开发上打开了门路。以“梵净山”命名的各行各业的产业蓬勃发展,桃园铜仁,梵净山脚下的民族文化产业进而打开市场。有如在食品加工行业有一定份额的“梵净山跑山牛”牛肉干,一方面其产品品质优良,一方面又依托梵净山的品牌效应,在本土区域经济与民族文化产业的双向融合上做到了典范运用。民族文化产业的内因与外延伸展都有待于对文化内涵的构建,梵净山品牌以其原生态历史悠久以及佛教宗教圣地的内涵因子为品牌定石,外延产品如何利用和发扬这种品牌意识是民族文化产业外延能力的重要方面。

三、本区域引导民族文化产业的路径选择

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我国当下的重要探索领域。利用人类物质文化成果与当代经济发展结合发展一方面是本土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是培育和发展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重要方面。铜仁地处全国的内部,因为其天然的地理原因,相比沿海城市在经济上要落后,但正因为如此其天然的优势也同时抚育出原始的民族文化产业的腹地。区域经济如何引导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尝试。其一,认清本地域民族文化产业的具体存在,产业的方式将民族的文化以最好的姿态展现给世人。铜仁本土在文化产业自身发展上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旅游文化产业在运用,其次在于其少数民族文化的体验旅行以及农家乐等的消耗产业。将梵净山旅游的名片推向全省全国乃至推向世界是一方面,同时培育其他民族旅游产业是区域引导的重要方面,铜仁市区大明边城及周边的大峡谷及其他较小的景点开发不仅要以民族的东西为中心来开发,同时又要结合当代社会的发展融入现代的元素。其二,立足民族文化产业本身,注重衍生产业的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自身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心,但同时又能带动区域内其他经济的繁荣。区域经济在为民族文化产业做好大力准备及服务的同时,为其衍生产业打开通路是关键。譬如铜仁市区的大明边城及民族风情园每年都会举办大型演唱会等节目,在节目举办的同时一方面带来了大量的人气,同时就带来了大量的消耗资源,餐饮、出行、观众装备、以及纪念产品等的经济值。如何配套的将这些消耗产品整合则带动了民族文化产业的次生产业发展。其三,树立民族文化品牌意识,打造本土民族文化品牌。文化品牌是产业发展基石,同时又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培养一个本区域的民族文化品牌需要多方面的要素助力,一方面文化产业有足够的内涵建设基准,一方面有政府的区域的扶植。近阶段,铜仁以梵净山的品牌价值尤为突出,如何为梵净山的品牌做好其内涵建设的产业发展的重要思考环节。梵净山本身的旅游文化产业是以中国第五大佛教名山为基准,佛教论坛的开办的品牌内涵的一部分。除此外以梵净山命名的各大行业的衍生产品特别是食品业等品牌意识还稍显薄弱。树立整合概念的品牌意识和品牌价值累计区域引导对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部分。

四、区域自主搭建民族文化产业经济平台

第8篇:民族意识形态范文

《西伯威书》“绪论”中的语言思想

施事性状态变化事件的词汇化模式

“语言类型学研究”栏目主持人语

指人名词人称分裂的语言共性研究

汉日语数量名结构语序的类型学考察

网络语言中数字指称的不对称性研究

语言态度对聘用决策的影响研究

斗牛文化在西语中的象征、隐喻和熟语

汉语零形指代中的模糊性

当代话语研究语境下的艺术话语问题

论阿拉伯语回指的语用修辞制约因素

古典文献描述汉语方言声调两例

20世纪前30年的汉语近代音研究

“生成语言学研究”栏目主持人语

医患互动的微观考察:医患会话话轮机制(英文)

《镜花缘》:平等却分离的性别意识

大学英语课堂中的话语与文化(英文)

《中美官方话语的比较研究》书评

《Continuum语篇分析指南》评介

再探英语get被动句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特征

“完结短语”假设理论与“着”的语法化过程

转换生成语法框架下的汉语正反问句的生成

汉语副词修饰谓词性成分的韵律问题再探讨

“中国”话语的生成机制与国家话语能力的建构

构建法治中国话语体系,完善国家治理能力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社会功能及学科建设

论政府窗口工作人员话语的重塑

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人形象演变及分析

意识形态: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

《Routledge话语分析手册》评介

《和谐话语论:人际关系的跨文化多学科研究》评介

“中国制造”国际形象传播的文化话语研究

感受象征的力量——福州城市发展的修辞行为探析

三方话语和被湮没的声音——作文个性化研究范式探析

中国—东盟贸易关系的话语建构

“义生文外”概念的中西语境探源、差异与启示

基于语料库的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模糊限制语的语用功能研究

《和谐话语论:人际关系的跨文化多学科研究》述评

公共人物话语解读的语用身份视角——从“我反正信了”说起

河洛文化话语向度研究——以洛阳河洛文化旅游节相关新闻为语料

媒体话语中的宁镇扬“同城化”——宁镇扬“同城化”形象的媒体传播现状与启示

话语与中国社会变迁——以不同历史时期女性服装广告语对比为例

门诊医患会话患者应答语信息过量的语用研究

多模态话语意义建构——以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会徽为基点

新疆少数民族预科学生汉语运用能力现状调查

新媒体、性别意识与文化再现——基于自媒体传播的话语研究与性别批判

女性主义研究的文化话语转向:试论女性主义话语研究的动因、原则与策略

第9篇:民族意识形态范文

关键词:传统文化;高职院校;民族精神;教育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使得当代社会中出现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缺陷,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同时冲击着高职学生的思想观念, 造成对传统道德意识淡漠的现象严重。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使年轻一代拥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才能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从而振兴祖国,使国家强盛不衰。这种民族意识与凝聚力需要中华民族文化的熏陶来培养。因此,在高职学生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

1 高职学生民族精神培养面临严峻挑战

1.1 民族意识淡化、缺乏民族认同感

现如今部分高职学生出现价值观念、道德行为的扭曲和变异,他们悲观的看待周围事物,眼中看到的只是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始终认为外国的东西比中国的好。只关心经济、商业和自身的发展, 而对民族、国家和政治则漠不关心,缺少民族自豪感,民族意识淡化。大多数高职院校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还很不够,受到欧美和日韩文化意识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对祖国、对民族的感情淡薄了,这种传统文化缺乏了解的不足必然影响高职学生对未来中国的建设与创造。

1.2 民族信仰危机、价值观混乱、社会责任心不强

在经济全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代,部分高职学生经不住欧美和日韩文化的冲击,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对我国优秀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信仰。不能正确地对待本民族的传统道德文化,对其表现出异常的冷淡甚至反感和排斥。

受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一些高职学生的理想和追求发生动摇,人生观不明确,表现为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失去信心,造成理想信念的缺失。这种对于主体意识形态的怀疑态度,导致一些学生价值转向,缺乏对集体和社会的公德心,没有对社会甚至对自身的责任心。

1.3 思想偏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过浓

由于传统文化教育的过度颂扬和神化,以及学生自身接受的情况,造成某些高职学生身上表现出文化自闭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表达民族精神的方式不够成熟和理性,这种思想作用于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上将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培养高职学生的民族精神时,注重培育理智、成熟、科学的爱国主义是关键。

2 高职院校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探索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民族精神,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理想信念及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高职道德教育的内容、形式较为单一,难以引起学生的共鸣。僵化的材料、死板的方式会在不同程度上使学生学习时产生厌倦、甚至抵触的情绪。

2.1 纠正思想,重塑中华民族精神

我们的民族精神蕴涵于传统文化之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与升华。将民族魂很好的植根到国民的潜意识中,民族精神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各国人士热衷学习中国国学的背景下,对高职学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首先要重塑我们的民族精神。一是明确中华民族精神的本质。引导学生深刻地认识和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从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中提炼爱国精神,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二是要重视对高职学生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三是要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2.2 以修身文化, 注重高职学生的品格道德完善

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多的重视人的行为和自我规范。这种态度重视人的道德价值观念,对当代高等教育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如崇高境界、修身为本的重德精神,协和各邦的宽容与人道主义精神等。继承和发展这些优秀的道德传统将对高职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模式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加强个人品格道德的完善。

2.3 用优秀传统文化端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

通过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高职学生的思想观念,摆脱唯利是图、拜金主义和享乐至上等自私自利思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鄙视只顾一己利益的行为,倡导谋“天下之大利”,赞扬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培养群体思想和行为,在获取个人利益时, 一定要考虑是否符合“取之有道”的原则。

2.4 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

校园文化是学校的灵魂。作为高职院校,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中,既注重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又关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努力营造有高职院校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一是注重校园文化设施的建设。二是创办各种民俗文化的社团。三是开展的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