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资源状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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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医疗卫生资源状况范文

关键词城镇化；老龄化；农村卫生资源配置；医疗保障

1江苏老龄化与城镇化交织迅猛发展

江苏省自“十一五”以来，开始了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为目标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预计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2%。与此同时，江苏农村老龄化进程也在加速，截至2015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户籍总人口的22%，而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更为严重，老年抚养比已高出城市6．4%。农村老年人受健康状况、劳动能力和文化程度等因素的限制，不能有效通过人口流动实现个人城镇化，只有依靠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原居住地的城镇化才更现实［1］。然而，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际规划中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村老人对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养老服务资源、医疗卫生资源等方面的需求［2］，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着养老支持弱化与养老需求剧增的矛盾。

2江苏农村卫生资源配置面临严峻考验

2014年5月，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中指出:要努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目前，城乡二元经济格局依然存在，江苏城乡间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在政府财政支出比、卫生资源占有率、硬件建设等方面差距较大［3］。江苏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状况长时间处于边缘化地位，城乡割裂的“碎片化”社会保障格局，阻碍了城乡一体化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

2．1城乡卫生资源共享不够，政府经费投入不足

江苏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割裂的状况从未改变，无序化的城乡卫生资源配置一直阻碍着城乡卫生资源的融合和共享，导致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发展滞后，制约了农村卫生资源的优化配置，也限制了农村卫生服务的供给需求［4］。虽然政府不断增加对农村基础医疗卫生的投入，但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投入和完善的长效机制，导致低水平医疗服务与高水平医疗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剧烈。

2．2农村公共医疗卫生资源配置非均衡化

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归根到底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故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水平与当地经济水平直接相关，马太效应十分明显。同时，城市迅速发展产生的虹吸效应也导致医疗资源高度集中在城市，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遭受重创［5］。这种农村公共医疗卫生资源配置非均衡化的现状导致城乡公共医疗资源配置的二元化局面持续恶化。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家庭直接到县市级医疗机构就诊，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家庭选择在乡镇级医疗机构就诊，却难以得到有效治疗。

2．3健全的科学诊疗卫生服务体系严重缺失

城市综合性医院的优势在于具备完善科学的诊疗制度，而目前江苏农村大多缺乏健全的科学诊疗卫生服务体系，没有有效开展与更高级医院及医生的有序对接，无法有效完成病患的合理疏导和安置。这必将导致农村小病确诊与治疗的不彻底、大病预诊与诊断的不到位、大病转移与治疗的不顺利、与更高级医院二次确诊的不对接、异地就诊无法进行等一系列严重后果［6］。

2．4农村优质卫生人才匮乏

同样受马太效应的影响，大医院凭借其资金、科研、技术等优势不断吸收优质的卫生人才，而农村医疗机构却由于居住条件、个人收入及职业发展前景等因素不断流失现有的卫生人才。据统计调查，江苏农村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普遍年龄偏大、学历不高、医疗卫生知识有限、专业技术缺乏，严重制约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同时，数据表明苏南农村对卫生技术人才的吸引力高于苏中和苏北(表1、表2)。

3江苏农村养老保障体系面临的挑战

传统农村社会中，老年人处于家庭管理的主导地位，拥有家庭资源配置的处置权，故能获得较充足的养老资源和较满意的生活照料。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庭规模日渐缩小，窄化了农村老人获取养老资源的途径，加上家庭伦理观念和尊老养老社会道德约束力的减弱，农村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7］。与此同时，老年人寿命在不断延长，“421、422、8421、8422”家庭大量涌现，“空巢家庭”和“亲子分居家庭”已是常态，进一步削弱了子女可供养老资源。相比于城镇居民，农村老人深受多子多福与养儿防老的陈旧观念影响，多将毕生积蓄用于子女上学、嫁娶及购房，对自身养老问题却没有长远规划。此外，当前江苏农村实施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诸多不足:一是，仅仅满足了农村老人最基本的养老需求;二是，资金筹集以个人为主，政府和村集体补助只是补充，且补助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三是，养老保险制度缺乏法律强制效力，仅仅只是一项惠民政策，居民是否参保还要依赖宣传教育和个人思想认识［8］。

4江苏农村老年人医疗保障对策

4．1健全农村老年人医疗保障制度

目前，作为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新农合”，覆盖面虽广，但保障水平并不高，表现出筹资总量偏低，抗风险能力弱的特点，与城镇居民的医保差距较大。浙江省近年来建立了“捆绑式”老年合作医疗保险，即个人和家庭缴费与政府补贴相结合，在现有的新农合医疗制度体系内，专门建立老年医疗保险基金账户。当“新农合”不能报销医疗费用时，可在老年医疗保险基金账户中按规定比例报销。同时，可借鉴德国的法定医疗保险制度，将江苏所有城乡老年人都纳入“城乡一体化”的老年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中。政府可通过立法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强制实施老年医疗保险，强制征收保险基金［9］。

4．2促进城乡医疗纵向合作

目前，城市中大量优质的卫生资源并未被有效利用，而农村地区严重不足的卫生资源却出现利用不充分的奇怪现象。若能通过建立县、乡、村区域医疗卫生联合体促进城乡医疗的纵向合作，可有效地整合闲置的卫生资源，实现城乡卫生资源的互补［10］。联合体内实行“基层首诊、分级诊疗、急慢分治、双向转诊”的医疗秩序，这将有利于缓解“小医院看病治愈难”、“大医院看病经济难”的矛盾，也有利于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吸引更多的病患就诊，减轻综合性医院的负担。

4．3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第2篇：医疗卫生资源状况范文

摘 要：本文主要研究贵阳市的医疗改革历程，并在医疗改革的背景下，针对目前存在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存在的问题，针对性的提出提升贵阳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能力的对策和方法。

关键词：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垄断

1. 贵阳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

1.1供需不均衡，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贵阳目前的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合理，人们称其为倒三角配置，与居民需求的正三角相矛盾。三级大医院资源过剩，基层医疗资源短缺。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一国两策”和“城乡分治”的政策，造成现在占我市人口数量80%的农村人口却占有20%的卫生资源，而占20%的城镇人口占有的卫生资源高达80%，从而造成我国城市的卫生资源供给的不平衡。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经济发达的地区卫生医疗资源投入多，但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则呈现出医疗资源短缺的状况。有关的研究资料表明，卫生资源一些农村地区的分布甚至呈现出现独特性，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医疗资源的分布甚至超过内地不发达地区城市的医疗卫生水平。说明我市在一些医疗资源上存浪费和闲置的同时，某些医疗方面的资源又被过渡的使用，半数多的医疗方面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

1.2公立医疗对供给资源的垄断

在传统体制下贵阳市的医疗卫生体制基本上是政府一手包办，按市一县一乡（镇）—村等行政区域设置医疗卫生机构，公立医院在医疗系统中处于垄断和主导地位，其它机构无法与其形成有效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相互之间的比较，从而难以形成有效率的生产供应结构。虽然普遍存在公立医院对供给的医疗产品和服务垄断的现象，但是做为医疗服务和产品的消费者却别无选择，只能被动接受。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在该地区参加医保的人群一直都被少数医院垄断着，也集中了一批优势资源，这样很多参与医保的居民开始朝这些医院就医，使得其他医院被忽视了。

1.3乡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受重创

乡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受到重创，一是由于对公共卫生产品供给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加上国家又重点发展的是城市，对城市医疗卫生的投入较大，更加剧了乡村财政投入的匮乏。同时，随着行政体制和财政体制的改革，很多以前中央政府或省政府负责的农村公共的卫生产品供给责任会转给县、乡两级政府来承担。二是关系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公共的卫生产品方面的供给出现短缺。这些方面的公共卫生产品包含妇幼保健、农村的疾病预防和健康方面的教育等等。不过，很多地方政府还把自身看做经济方面建设的主体，不重视作为公共服务和产品提供者的重要角色，还把发展经济建设作为政府执政的第一职责，只把公共服务看做第二方面的职责，造成政府职能上的“严重缺位”。

1.4医疗费用虚高、结构不合理与费用失控共存，看病贵问题依旧

从贵阳市医疗卫生的建设发展来看，疗费用支出仍然居高不下。从目前状况来看，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也是影响医患关系和谐的焦点问题之一。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既影响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又损害了病人享受医疗服务和保障的权利。概括目前贵阳市医疗费用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超标准的看病收费。医院处于自身经济方面的利益考虑，往往通过服务项目的增加或者直接向病人获取超过规定标准的医疗费用来实现。另一方面是过度的提供盈利方面的服务项目。高技术服务项目、新仪器和新价格的收费标准是可以高于成本的，这种不合理的收费标准能够为医院提供获利机会，造成此类不合理项目的增多，来补贴因为政府严格控制价格的项目。

2. 对策和建议

2.1合理配置卫生资源，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效率

贵阳市在一些政策制度保障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增加对社区卫生产品和服务的经费投入，完善补偿机制，通过对资源的不断整合改善分布不合理的局面，让之前没有享受地区充分得到保障，打破区域内分散的状况，减少因重复建设等造成的浪费。在实际工作中，地方各级政府要充分集中优势力量做强做大医疗机构，建立起一个有影响起标杆作用的单位，这样在地方的预防、保健、医疗等服务上有丰富的经验和实力，从而推广开来，培养一批思想过硬、业务熟练的医务人员，这样辐射周边地区，为农村地区的疾病预防控制、农民的保健和农村基础医疗服务创造良好的条件，实现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全面建设；另外就是针对偏远农村地区要解决好人们就医困难的情况，着实为农村处理好常见病、易发病的医治，并为农村地区的残疾人做好康复工作，考虑到这些地方条件困难，医疗设备跟不上等情况，可以建议在村级人口聚集地建立医疗卫生站，完善卫生站的配套设施，同时合理布局，完善整个农村医疗卫生站的服务网络，从而建立一个完整的服务体系。

2.2进一步完善基金筹集机制和费用补偿机制

改进政府卫生财政投入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主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1是财政对于医疗方面的服务补助要从主要的补助供给方转向需方补助的转变。补助不仅要确保社会各个的成员都享有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避免穷困人口由于没有支付能力被剥夺最基本生活权利；2对公共医疗服务的投入要采取新的补助方式。根据卫生医疗方面机构提供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以及相关的成本，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核定财政方面的补助，引入新的竞争机制，不断降低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方面的成本，提高卫生投入的效率。

2.3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城镇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贵阳市政府要明确政府对卫生保健的支出责任，逐步提高政府对医疗卫生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和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确保实现基本卫生医疗的公平普及。同时，坚持以大病住院保障为主、兼顾门诊医疗保障，扩大新农合受益面的医疗政策方针。贵阳市政府为了增加大病统筹力度，应该要逐步向取消家庭账户、实行大病统筹，实现门诊就医的统筹过渡。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障在一定的期限内，实现各地区尤其是农村和城镇的广大地各个门诊网点的均匀分布。

3. 结论

本文分析了贵阳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以及贵阳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问题产生的原因，并针对性的提出了提高地方政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有效供给的对策与建议。针对贵阳市存在医疗服务供给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有前瞻性的政策，尤其加强制度方面的建设，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参考文献：

[1] 梁鸿，赵德余.中国贫困医疗救助模式的制度缺陷及其改进思路[J].健康保障，2008.

第3篇：医疗卫生资源状况范文

【关键词】 中美医疗卫生 费用上涨 费用控制

一、中美医疗卫生制度概述

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典型特征，主要体现在其医疗保险制度的混合性、层级化、企业化、渐进性等方面，是一种政府有限介入的、注重市场竞争和激励作用，强调企业和个人责任的社会保险制度。除了老人、儿童、穷人、残疾人等缺乏劳动能力的人被包含在公共保险计划之中外，大多数美国人都只能通过私人保险计划来获得医疗保障。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由于其可及性、公平性和费用方面的问题受到了广泛诟病，如果控制居高不下的医疗卫生费用也成为了美国医疗卫生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关键议题。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经过了长时间的变迁，整体而言，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二元医疗保障体制。在条块分割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下，医疗保险体系同样存在着残缺不全、待遇不公、层级化严重等问题，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我国城市地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口占44.8%，农村地区79%的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经历了从公费医疗到劳保医疗和社会医疗保险的转变，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牺牲了公平，同时，由于政府在转型中的角色缺位，导致在医疗卫生体制中引入市场产生了一系列效率损失，集中表现既是医疗服务的缺失和医疗费用的过快上涨，也就是群众常说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二、中美医疗卫生费用上涨的原因

1、费用上涨的相同原因

影响医疗费用上涨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慢性病护理、急诊治疗和长期照顾的费用增加；以保险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带来的供需诱导，即参保人员只需承担小部分或者不承担医疗费用，因此对医疗费用变化缺乏敏感甚至追求浪费，同时，医疗服务专业人士在第三方支付条件下更容易倾向于经济利益，向患者提供不必要的医疗服务。这样，医疗服务的边际社会收益低于边际社会成本，导致医疗费用上涨；另外，经济的发展带来的要素生产率和收入的增加，也使得专业人士能够在病人财政收入允许的范围内收取更高的医疗费用；同时，由于技术的变革带来的新医疗材料、新诊疗设备、新治疗方法在更大范围和更多领域的普及和应用，尖端技术对医疗费用的消耗持续凸显；由于医生基于其信息优势的个人行为对医疗费用有着极大影响，因此，以医生为代表的专业人士在医疗卫生服务中的道德风险也成为导致医疗卫生费用增加的重要原因。

2、费用上涨的不同原因

（1）美国：管理成本和风险控制。由于美国混合多元的医疗卫生体系，导致其管理成本大大高于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和单一支付制度的其它发达国家，推动了医疗卫生费用的进一步增长。为了通过竞争实现医疗卫生市场的激励和约束，美国形成了以医疗照顾（Medicare）、医疗援助（Medicaid）和儿童健康保险（SCHIP）为代表的公共保险计划以及以健康维持组织（HMO）为代表的私人医疗保险计划，然而，由于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尽管美国通过各种市场竞争手段试图降低医疗卫生成本，但效果仍然差强人意，即医疗卫生市场领域的竞争已经变成了一种“零和竞争”，采取成本转移的方式，而不是从根本上降低成本；包含对更高议价能力的追求，而不是追求更好的医疗服务。因此，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的开放竞争在效率提升方面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零和竞争”导致的管理成本所抵消。另外，为了防范医疗事故所带来的风险，美国每年用于医疗事故保险和“防御性医学”等方面的开高达上千亿美元，占到了美国卫生总费用的10%以上。这也成为美国医疗费用增加的重要方面。

（2）中国：药价虚高和市场化行为。我国一直以来实行的是医疗服务低收费政策，为支持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允许医疗机构销售药品时加成15%。随着药品品种的增多和价格差距的扩大，缺乏有效监控的药品加成政策弊端凸现出来，患者用药费用的增加已经成为医疗支出的重要部分。出于对医生和医疗服务机构天然的道德要求，医院的收益主要应来源于基于专业知识的服务费用，而不是大量的药品加成。据统计，我国药品销售的85%是通过医院销售，5%通过一些医疗所、厂矿医院销售，只有10%通过药品零售店进行销售。药品生产企业为了获取更多销售渠道实现盈利目标，通过“回扣”等不正当的推销手段使其药品成为医生的处方药和药剂师的推荐药。为扩大回扣和盈利空间，药品厂商纷纷大幅度提高出厂价格，将寻租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因此，在我国医药市场不分，以药养医的制度下，消费者不得不为大幅度增长的医疗卫生费用买单。由于在外部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患者冒用医疗证、虚报医疗费用等投机行为屡见不鲜，医生的寻租行为也缺乏强有力的监控，在医院内部更是普遍缺少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和将效率纳入工作评价指标的考核体系，导致医护人员医疗费用节约意识匮乏，进一步放任了医疗卫生费用上涨。

三、美国医疗卫生费用控制措施

1、管理式医疗控制医疗保险费用

为了防止由于第三方支付而造成的医疗市场供需双方低效浪费，美国采取了管理式医疗模式。以HMO（健康维护组织）为代表，并不以偿付金的形式提供医疗保障，而是凭借自己拥有的医院和医生直接向病人提供医疗服务，改变了原有的第三方支付医疗费用的状况。这样，医疗保险筹资者和提供者合二为一，将医疗保险系统中医疗保险机构、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患者的三方关系变为医疗保险机构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患者的双边关系。管理式医疗组织通过创造激励因素鼓励医疗机构更好地控制医疗资源的利用，用费用自担的形式避免了医疗服务中的道德风险，并且对医疗服务进行直接监管，有效挤出了医疗服务市场的水分。

2、供需双方费用控制措施

对供方的费用控制措施主要体现在支付方式的创新上。为了实现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对医疗服务价格的有效控制，美国根据不同疾病确定不同住院和治疗费用。每一种支付方式都需要进行繁琐的分类和科学精算，在落实上具有较高难度，但它们针对不同的医疗保障模式，能够满足多样化医疗保障机构的需要。

美国的需方费用控制措施主要有一下两个方面：首先，采用起保点和分担费用的方式，使医患双方有节约费用的刺激；其次，规定投保者投保的最高保险额，实行超出保额部分投保人自理。

3、完善医疗卫生领域的政策法规

首先，实行医疗价格透明化，美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保证医疗服务领域价格信息在第一时间内及时公布，相同的治疗环境和服务项目享受相同的价格；其次，反垄断管制机构对医疗体系中所有参与者进行严格监督保证医疗服务市场的高效竞争；再次，美国集中力量处理由于医疗失误引起的法律诉讼费用以及相关防御性支出。

四、美国医疗卫生费用控制对中国的启示

1、改革支付制度

首先，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单一的按服务项目收费的支付方式，极易鼓励医疗人员和患者过度消耗医疗资源。科学的复合式付费方式是以“就诊人头”为核心，以“总额预算”为基础，融合“项目付费”、“定额付费”、“病种付费”和“人头付费”等方式，使得医保基金的支付始终跟着病人走，引导医院加强内部管理，降低成本，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态度，实现多方共赢。因此，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病情轻重缓急、治疗方法的不同确定不同的支付方式，保证提高治疗效率，节省治疗成本。其次，将“预付制”与“后付制”相结合。根据我国目前医院功能错位，布局不合理的现实状况，适于采用总额预付制的支付方式。总额预付制式计划性较强的支付方式，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相适应，也与医疗机构的国有性质和医疗卫生工作集中管理的现实状况相匹配。这种支付方式相较于其它方式而言对医疗服务的效果影响较小，有利于从宏观上控制医疗卫生费用规模，而且具有弹性，从微观上对医疗服务的质量影响较小，能够和后付制的一些支付方式结合取得良好的效果。

2、审慎引入市场机制

美国实行的医疗服务市场化在本质上是与其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思想以及渐进性的政治风格相适应的。而我国作为一个政府强势的、以公共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市场和竞争机制不甚成熟的情况下，并不适用于在医疗卫生领域进行大幅度私有化改革，但是，在医疗服务市场中审慎地引入竞争机制，确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效率的提升。但是，非营利性医院仍将是而且长期是中国医疗服务市场的主体，政府也仍然是非营利医院的产权所有者，因此，在引入市场机制时必须循序渐进，同时完善配套措施，切实防范转制过程中带来的风险。

3、改善政府缺位状况，切实强化政府作用

（1）加大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政府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投入能够有效控制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增长。加大医疗机构的补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医院乱收费、盲目增加设备和收取药品回扣等违规行为；加大对医生的工资补偿则能够抑制其诱导消费、乱搞创收的行为。同时，在医疗卫生投入过程中重视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将人、财、物向社区和农村转移，能够增加贫困人口的医疗服务可及性，改善公立医院“看病难”状况，促使公立医院降低收费标准。

（2）施行医药分离。政府应当出台措施，改变当下医疗机构、医生、药品生产企业和化验检查人员利益粘连的现状，集中进行医药分业改革，将医院的医疗服务经营权和药品销售经营权分开，提高医务人员的服务收费，将药品加成从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收入中剔除，逐步使医药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引导双方在各自领域竞争，减少药价虚高对医疗卫生费用的影响。

（3）完善医疗卫生领域法律法规。医疗服务市场由于其复杂性和利益主体多元性，尤其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进行监管。随着医疗机构产权改革的深入和医疗服务市场引入竞争，完善公正的法律法规已被提上日程。首先要医药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能，强化市场监管，加强医院内部长远规划、高效管理和人员考核，切实约束医生行为。其次，完善医药卫生法律体系，使医疗卫生事业各个领域有法可依，严格执法。最后，广泛扎实开展医药卫生法制宣传教育，使得广大公众知法、守法、用法，减少医疗纠纷和医患矛盾。

【参考文献】

[1]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2004.

[2] 《中国卫生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卫生年鉴（2004）[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

[3] 葛锦晶：医疗费用控制：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D].浙江工商大学，2010.

[4] 张奇林、杨红燕：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研究――以美国为借鉴[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5] 宋元、贲慧：国外医疗服务补偿方式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卫生资源，2011（4）.

第4篇：医疗卫生资源状况范文

关键词：医疗保障水平／卫生费用／国际比较

一、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发展的两个阶段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1953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的公费医疗阶段，主要包括公费医疗制度、劳保医疗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三大组成部分。彼时形成的医疗保障水平较高，人们对医疗服务需求也很大。医疗服务价格弹性则较低，即人们收入对医疗服务价格敏感性差，社会总医疗费用增幅巨大。如图1显示，在公费医疗条件下，人们对医疗服务价格弹性越低，需求曲线d1越陡峭，医疗服务价格为p10。其中政府支付价格为p1-p10，个人支付价格仅p10。e1点是公费医疗时的医疗保健市场均衡点，e0点是政府不参与时的医疗保健市场均衡点。

从图形可以看出，公费条件下人们支付的价格降低，得到的医疗服务量却大大提高了。需要说明，尽管当时农村医疗保障水平比城镇要低，但农民在自愿基础上建立了相应的互助合作医疗体系，基本满足需求。

上世纪90年代至今，是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属于医疗保障体制改革阶段。我国城镇企业职工由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过渡到现在的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80年代末逐渐消失。我国医疗市场又在寻找新的适度的均衡点e2。由于医疗保障制度改变，国家对个人医疗费用补贴相对减少，“免费医疗”逐渐变为个人承担大部分医疗费用形式。由于个人支出增加，人们对医疗服务价格弹性增强，即消费者对医疗服务价格敏感性增加，需求曲线d1逐渐平缓趋近于d0。当这个新型医疗保障市场再次平衡时，形成新的供求平衡价格p2。均衡点e2在e0与e1之间移动，当达到平衡点时，从宏观反映，医疗费用总支出减少，避免医疗资源浪费；从消费者个人角度而言，个人承担费用p2比公费医疗时期的医疗价格p1增长，而得到的医疗服务量却减少。现在这个新的均衡点e2还没有完全形成，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政策，控制医疗保障水平，影响均衡点e2的位置。

二、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中国医疗保障与卫生费用支出结构变化

医疗保障水平即医疗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应与一国经济水平相适宜。本文运用中国1990年至2002年统计数据，计算广义医疗保障水平结果如表1。

资料显示：我国1990年至2002年卫生费用真实值增长5倍左右，广义医疗保障水平增长1.4个百分点。这与我国近15年来gdp总量增长相适应。表1反映我国医疗保障水平变化呈“u”型。1990年至1992年基本徘徊在4%左右，1993年至1994年呈下降趋势，1995年后开始回升，2002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5.42%。尽管相对于改革初期，卫生费用投入和医疗保障水平都有一定提高，但与国际相比，我国广义医疗保障水平仍处于国际社会最低标准5.00%。从弹性方面考察，我国卫生总费用年增长率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卫生总费用增速与gdp增速呈现交替增长过程。根据世界各国卫生发展实际情况看，卫生服务弹性系数在1.20左右比较适宜。而我国由于相对较低的医疗保障水平，至少应当保持在经验值1.20以上，达到1.50应适当控制。当广义医疗保障水平摆脱5%的低点位后，卫生费用增长应与gdp增速相当。随着经济发展，卫生费用支出还应不断增大。广义医疗保障水平的发展速度略快于经济发展速度时，应随着经济发展而及时调整。我国人口基数大，将使医疗保障水平达到适度范围和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尚有很大距离，必须要增加卫生投入；另一方面，卫生支出增速也应有所控制，避免其挤占投资等其他经济建设费用，影响经济增长。

调查显示：从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开始至今，人们普遍感觉医疗保障水平在下降，享受医疗服务成本增加，对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满意度普遍不高。我们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卫生总费用支出结构变化。

卫生总费用由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居民个人卫生支出三部分构成。我国近13年来卫生总费用筹资结构变化趋势，整体呈现“两降一升”局面。政府和社会卫生支出占比呈明显下降趋势，个人卫生支出显著上升。政府支出从1990年的 25%下降到2002年的15.21%。社会卫生支出即行政事业单位、企业、乡村集体经济、卫生部门预算外基本建设支付的卫生费用，占比从1990年的38%下降到2002年的26.45%。相反，个人卫生支出占比却从1990年的38%上升到2000年的60.60%，增幅已超过20个百分点，远远大于前两者下降幅度。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支出水平很低，很大程度上，老百姓看病费用是由个人来承担的。所以尽管卫生总费用增加了，增加的是个人支出部分，人们感到享受医疗服务的经济负担比原来加重。三者的运动变化如图2显示。

三、医疗保障水平国际比较

一般来说，健康水平随着医疗卫生费用投入增加而提高。但是医疗保障水平不仅取决于医疗卫生投入量，同时还取决于卫生资源有效利用程度，并最终表现为健康水平提高。所以，各国健康水平，并非确切与医疗卫生投入量呈同步提升关系。人们享受医疗卫生资源总是受一定制度安排约束。相同的医疗卫生投入，不同制度安排，医疗卫生资源使用效果也不同。健康水平提高与其具体政策导向的卫生资源使用效率相关。为此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采用系统聚类方法，对世界40个国家健康状况和广义医疗保障水平进行比较。

健康水平即健康存量。本文采用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作为判断健康水平指标。这三个健康指标不存在明显共线性，且不存在极端数值，分类测量距离采用欧氏平方距离即可。对数据较完整的40个国家进行针对健康状况的分层聚类，结果如表2所示。

实证表明，医疗卫生资源投入和该国人民健康状况并非成正相关的规律。医疗保障水平较高的国家由于资源配置及其他的原因，未能达到相应的健康水平。而医疗保障水平较低的国家，通过制度安排科学高效，也可以使本国居民健康水平大幅提高，达到甚至超过医疗费用投入较高国家的人民健康水平。为证明这一点，本文采取4组数据作为评判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的指标。它们分别是：每万人卫生工作人数；医疗支出占cdp比重即广义医疗保障水平；政府卫生支出占政府总支出比重；以美元计值的人均卫生支出。同样采取以上健康水平统计分析方法，标准化四组数据后，以欧氏平方距离计算各个国家特征数据的相似程度，系统聚类结果如表3所示。

通过表2和表3中各个国家卫生支出和取得的健康水平状况比较，充分证明了在医疗卫生领域，并非投入越多健康效果越好。大部分国家健康水平与总体医疗投入相协调。但几个代表性国家的聚类结果值得注意。从代表国家的分析中，可以得到有益的经验。

搜集到的数据和聚类结果显示，中国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医疗卫生投入，取得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健康成果，就平均预期寿命、婴幼儿和孕产妇死亡率这三大健康指标而言，相对于卫生资源投入总量，中国整体健康水平成效卓著。通过对中国和其他21个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障水平与预期寿命比较(如图3)充分说明这一点。

虽然可以认为我国广义医疗保障水平是与我国整体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但是也应看到，首先，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卫生支出还远远不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其次，政府对于卫生事业投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经费比例很高，这使得在基本医疗费用承担方面，居民自行承担医疗费用比例过高，政府、社会、企业承担比例相对较少。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本文利用实际数据和社会保障水平分析方法得出我国广义医疗保障水平为5.7%，卫生总量投入相对较低，广义医疗保障水平适度空间为5%-7%。

第二，近年来卫生费用增长过快，卫生费用增速应与gdp增速协调，适宜弹性系数为1.5%。根据历年统计数据计算，1993年和1994年卫生服务弹性系数分别为0.72和0.61。自1996年起到2002年，弹性系数明显增大，一直高达1.50至2.00之间。弹性系数并非越大越好，相对于我国较低保障水平来说，至少应当保持在经验值1.20以上，达到1.50时应适当控制。当广义医疗保障水平摆脱5%的低点后，卫生费用增长应与gdp增速相一致。

第三，卫生费用支出结构有待调整。2002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只占卫生总费用的15.21%，个人卫生支出比例近60%。我们认为应增大政府卫生预算投入，减轻人民医疗费用负担。

第四，建国以来，中国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医疗卫生投入，取得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健康成果。显示我国医疗制度安排具有内在效率。与此同时，由于二元城乡医疗制度公平性较差，消除城乡差距将是下一步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方向。

四、提升医疗保障水平的几点见解

1.明确基本医疗保障范围

明确基本医疗保障范围并且统一标准，扩大医疗保障覆盖面，符合大数法则原理，能够缩小医疗保障不同对象群体间的差距。明确诊治范围、用药范围与医疗相关的服务和费用额度。政府针对绝大部分的常见病、多发病，为全民提供药品和诊治手段的基本医疗服务包，应编制基本健康需要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目录，统一组织、统一采购，以满足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需要。

2006年新的改革框架将医疗卫生服务分为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和非基本医疗服务三个层次。在基本医疗方面，政府按照基本健康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目录，统一组织、采购，并以尽可能低的统一价格提供给所有疾病患者。基本医疗服务以外的医疗卫生需求，政府不提供统一的保障，由居民自己承担经济责任。为了降低个人和家庭的风险，政府可采取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发展自愿的商业医疗保险。

2.逐步实现覆盖全民一体化医疗保障体制

未来改革中，必须考虑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保障体制，确保所有公民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得到制度化保障。我们认为，我国建立的一体化医疗保障体制，可以采用政府向供方付费，直接向公民提供医疗服务的方式。在一体化制度的进程中，缩小我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差的现象，逐步增强制度的公平效益。

需要指出，一体化不等于制度单一化和保障结果均等化。在一体化体制下，仍可以采取多种政策组合方式，不同政策追求不同保障目标。具体政策设计依据服务性质，而不是依据城乡户籍、身份等因素。2005年，嘉兴市已经确立医疗保障城乡一体化发展纲要。嘉兴市的目标是，将合作医疗作为过渡手段，到2010年农村与城市医疗保险制度正式并轨，让农村人享受到与城里人一样的医疗保障，实现医疗保障城乡一体化。2005年11月，天津滨海新区也开始进行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试点。

3.政府加强医疗保障投入

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支出水平很低。另外，在社会保障分项支出中，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支出挤占了社会医疗保险支出，使得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很低。因此，政府应明确自身角色定位。在政策制定上，应结合医疗保障对稳定社会、保证劳动力效率、减少疾病灾害损失、提高公众生活质量预期而拉动消费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通盘考量，在资金投入上加大力度，政府承担对公民的医疗保障责任，相对减少个人医疗支出比例。

世界卫生组织对亚洲各国医疗保障监测、评价后认为：到2007年，中国政府在卫生方面投入应占 gdp的3%，个人比例应控制在50%以下，到2010年全民健康保险覆盖率应达到50%以上。

4.增加政府投入，建立平价医院

平价医院的特殊性在于政府对其财政责任，其实质是以政府全额拨款来换取医院降低服务费用和药品价格，通过政府加大投入力度，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理顺医疗服务价格，实行预算式全额管理，收入上缴，支出由政府核拨。改变目前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机制和通过提供医疗服务“自我创收”的利益驱动，达到降低患者医药费用负担、而不降低医疗服务水平的目的。通过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供方的直接付费，避免恶性竞争、信息不对称和过度医疗服务等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带来的弊端。

建立平价医院是一个契机，一方面有利于稳定医疗秩序，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借此重新理清医疗改革的思路。但是，平价医院并不是灵丹妙药，实行平价医院计划也面临风险。比如，全部财政拨款有“大锅饭”之嫌，再现计划经济时出现的问题，使政府财力不堪重负；有限的卫生资源面临再分配等。面对这些问题，在平价医院试点推进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平价医院不是舍大就小，而是要在公立医院的基础上改制。这样可以避免牵扯更多的人力流动和财力损失。第二，政府以平价医院为渠道，增加对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第三，积极探索新的基本医疗保障模式，选择适合国情或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付费方式，摒弃单一的“按服务项目收费”模式，积极试点“预付费”制度，逐步降低个人负担比例，甚至向特殊人群或特定疾病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包。

参考文献：

[1]樊明.健康经济学——健康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政策与管理[m].北京：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1999.

[3]张琪.中国医疗保障理论制度与运行[m].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

第5篇：医疗卫生资源状况范文

【关键词】社区卫生服务；医疗卫生服务；补偿制度

一、我国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现状

（1）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数量设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截止到2011年7月底，全国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大约有3.2万个，同期增加3784个；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达94.3万个，其中：医院2.1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90.8万个，其他机构1.4万个。同期相比，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增加11708个，其中，医院增加834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加10623个。（2）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状况。第一，医疗卫生服务数量。从2009年开始至今，虽然医院的就诊人数仍然很多，但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人数增长更加迅速。从入院人数来看，2010年，医院的入院人数为9524万人，同比增长12.21％，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入院人数为218.1万人，同比增长32.83％。第二，医疗人员的配备。卫生技术人员包括执业医师、注册护士、药师、技师、卫生监督员、其他卫生技术人员。2010年，执业医师241.3万人，注册护士204.8万人。从总量上来看，我国的专业医护人员还不算缺乏，但是，对像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这样的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来言，专业医护人员远远没有达到标准。

二、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1）医护人员医疗水平有待提高。综合性医院的专家坐诊是患者纷纷到综合性医院就医的主要原因，患者认为综合性医院的医疗经验和医疗设备的先进与齐全是值得他们信赖的。同时由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待遇不如综合性医院，往往使一些新加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科毕业生没有多久就离开，也就导致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无法真正留住人才。（2）居民健康档案实用率不高。为了使社区内患病居民的的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社区居民的健康档案的建立将有助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护人员对社区内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与预防。这也就体现出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立的真正目的。但就当前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中有关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与使用效果并不是很好。（3）以政府主导的补偿机制不健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资金来源可以有两方面：一方面来自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身的医疗收入；另一方面，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保障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正常运行，包括医护人员的再培训、先进医疗设备的引进等。资金不足严重阻碍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

三、促进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发展的对策建议

（1）提高医护人员的医疗水平。在我国，由于人们对于全科医生的不了解，存在着许多的误解，往往望文生义。他们认为全科医生是哪一科都了解一些但并不精通。其实不然，所谓的全科医生，就是经过全科医学专业培训，是临床技能全面、医德高尚的高素质的基层保健人才。全科医生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任职有助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方便社区居民就医，节约就医成本，真正实现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利用。由于我国在全科医生的培养方面还有待提高，因此，应当如何培养全科医生是我国在当前培养高校医护人员的主要任务之一。（2）建立社区患者信息库。信息库的建立将使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在治疗上能够更加快速的做出诊断，并根据信息库的数据显示做出疾病的预防工作。通过对社区居民身体健康状况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及时有效的进行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与此同时，通过网络资源共享与上级医院及时的交流患者信息，切实保证了双向转诊的有效性，不仅有利于医疗救治工作的开展，同时也可以节省医疗资源。（3）健全以政府主导的补偿制度和监督激励机制。补偿制度是保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得以正常运行的可靠保障。在政府的帮助与监督指导下建立监督激励机制，目的在于除了监督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运作情况外，还要保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运作的合理性及合法性。在政府给予资金支持的前提下，建立监督机制可以有效的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合理性、合法性的运作以及药品的引进与使用实施及时有效的监督，保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护人员合理性看诊，杜绝“以药养医”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孙永娟．公共卫生服务——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J]．中国医疗前沿．2008（16）

[2]张奎力．公共卫生服务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J]．学习论坛．2009（12）

[3]曲熙波，王永梅．大社区网络卫生服务建设的探索[J]．国初级卫生保健．2009（6）

第6篇：医疗卫生资源状况范文

一、分析补偿问题的框架

所谓“补偿”（Reimbursement），是指在购买或利用医疗卫生服务/产品时，对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消耗和发展所需的资源给予偿付或弥补，以保证提供者能够可持续地提供医疗卫生产品/服务，并为其提高质量和正常发展给予必要的资源。补偿问题自然是一个资源流向（或货币流向）问题，不同的补偿机制会影响卫生领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状况。如果从医疗卫生服务/产品提供者的角度看，“补偿”就是一个“筹资”（Financing）问题。因此，补偿与筹资是相互联系的，或可认为是一个议题的两面。补偿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补偿渠道和结构，即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补偿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一般来说，可分为两大渠道，就是由政府或计划直接补偿和通过市场实现补偿。这当然会涉及一直都争论不休的“补供方还是补需方”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补？例如，采用什么支付方式，是按项目、基于成本的补偿，还是打包、基于结果（如一个出院病人，某类疾病的出院病人等）的补偿？又如，政府对乡村医生的补助，是以基于绩效考核的购买服务方式实现补偿，还是以工资的形式直接实现补偿，或是两者一定比例的结合？回答这些问题的依据主要是“效率”。当然，这里的效率是指整个医疗卫生服务系统的效率，包括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成本-效果效率），而不是单个机构的技术效率。在补偿机制和效率之间还有一个中间要素———医疗卫生服务/产品提供者的行为，即不同补偿机制提供了不同的激励，使医疗卫生服务/产品提供者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进而产生不同的效率，对病人的利益或福利产生不同的影响。我们正是在这一框架下来认识补偿问题的（见附图）。这里，我们主要关注补偿机制涉及的效率问题，而公平问题则另文阐述。

二、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补偿现状及挑战

本文只是初步考察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补偿问题，特别是乡村两级的补偿问题。对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补偿，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基本有个共识：政府“投入不足”即“补偿不足”。这是一直强调要“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基本依据之一。新“医改”（从2009年起）以前，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补偿主要来自三方面，即财政补助、药品加成收入和医疗收入。例如2008年全国乡镇卫生院的收入结构为：医疗收入328亿元，占34.0%；药品收入410亿元，占42.5%，财政补助171亿元，占17.7%。这种结构的明显特征就是“以药补医”。在许多地方，政府对村医基本没有任何补助，村医几乎完全是以“卖药”得以维系，收入的80%～90%来自于药品加成。因此，村医的“以药补医”更典型、更突出。新“医改”试图从两个方面来扭转对农村投入不足的问题。一方面，加大了对乡村医生的直接财政补助，保证乡村医生有稳定的基本收入，例如安徽省最早决定政府对每个村卫生室一年补助8000元；另一方面，加大了对农村服务体系的建设，从而提高了农村医疗卫生机构从市场获得补偿的能力。例如，2011年中央财政投入70多亿元建设县、乡、村三级卫生机构，并投入11亿元多培训县、乡、村三级卫生人员。同时，政府加大对居民（需方）的医疗卫生保障投入，在源头上为农村医疗卫生机构从市场获得补偿注入了活水。例如，2010年政府对新农合的参合农民补助达1053.5亿元，农村医疗救助金额为106.3亿元；此外，还有各种重大项目的专项补助，例如财政专项补助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达20.33亿元。政府对供需双方投入的增加是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收入较快增长的基本原因；同时，政府补助占总收入比例也在增大，尤其是乡镇卫生院特别明显（见表1）。表1的“总收入”其实是医疗卫生机构的毛收入，要分析医疗卫生机构补偿的实际状况，需要考察“净收入”，即医疗卫生的服务业务收入减去除劳动力相关成本支出后的“剩余”，主要包括药品加成收入和“净”医疗收入。我们按此界定，初步估算的结果是：2010年财政补助在县医院的净收入中占29%，乡镇卫生院占56%；同时，药品加成收入金额下降，其所占比例也下降到17.5%（2008年这一数字为25.2%）。但是，围绕补偿这一议题，仍然面临不少挑战。

第一，补偿渠道扩大了，特别是政府的财政投入较快增加，是否就意味着可以解决或至少缓解“看病贵”问题？这里有一组数据（见表2），让我们看出这个问题的难度。2009年新“医改”启动后，为彻底改变“以药补医”，许多地方的乡村两级开始逐步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包括严格的用药目录和“零差率”销售政策，但是2010年乡镇卫生院的门诊次均费用和住院人次费用仍然不断增加，当然涨幅与2009年相比有些回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个基本理念：只要政府加大对医疗机构（包括医务人员）的财政补助，同时截断医生与药物处方的利益联系（药品零差率），就可以减少或消除医生“大处方”行为，从而降低医疗费用。其中的逻辑推理很简单：医院只有销售大约600元的药品，才能得到100元的净收入；若政府补助了这100元，则预期医生/医院不会以“大处方”的形式求得这100元。这种推理其实隐含了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医院/医生的行为遵从“目标收益”模式。可是，我们在实际观察中发现，我国医疗服务供给者的行为模式是“收益极大化”。比如，药占比的下降并不是药物消费减少带来的，而是其他消费增加促成的；次均药品消费可能会减少，但是总药品消费并未减少。由此我们看出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如何补偿的问题。扩大了补偿渠道、增加了政府投入并不意味着可以自动缓解或解决“看病贵”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实现补偿。这恰恰是一个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议题。例如，用于乡村医生补助的财政基本支出，是农村医疗卫生机构重要的补偿来源，但是如何补给乡村医生，是以30%作为基本工资还是以70%作为基本工资，其余通过绩效考核发放？我们发现，不同的方式对医务人员的行为有非常不同的影响，从而使医疗卫生机构的效率完全不同。

第二，补偿政策的调整是否可能产生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负面影响？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后，许多地方的次均药费有所降低，这是积极的、人们预期的结果。但是，一些地方也出现了负面影响，农村居民就诊有明显从乡村向县级医疗机构转移的现象。从表2可以看出，卫生院的门诊和住院人次在2010年明显减少，而此前一直都是增加的。虽然乡村两级的次均费用降低，但是包括县级医院在内的人均费用不降反升。这种趋势必然会促使医疗卫生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影响到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效率。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是复杂的，但是有两个原因似乎难以排除：严格的基本药物限制可能影响到卫生院的服务能力，对医生的不当激励（不当的补助方式）影响了其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这里，也涉及如何补偿的问题。第三，对医生如何补偿？对医务人员的补偿水平如何界定？社会上并没有形成基本共识。并且，我们在调查中听到反映：一些地方乡村医务人员的收入下降，特别是部分“能人”的收入下降明显。这自然也是一个如何实现补偿的问题，绝不能形成新的“大锅饭”，而应是奖勤罚懒。为此，有必要实行基于购买的补偿和基于绩效的补偿。但是，绩效的考核应简明、容易操作，降低管理成本。此外，对医院的补偿和对医生的补偿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例如，在实行支付方式改革的地方，把单一的按服务项目付费改为各种“打包付费”的形式。这里，对医院的补偿与医生的收入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如何调整医院的内部运行机制以协调两者的利益，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

第7篇：医疗卫生资源状况范文

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构建直接关系到我国全民医疗卫生状况质量的整体提高。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当下，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应该纳入到财政整体规划当中去。早在十六大中，我国政府就将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作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农村医疗卫生体系作为全面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环节，政府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财政方面应该给予足够的支持。

二、医疗卫生市场的特点

1.信息的不对称

在当前时代，信息是一种极为有利用价值的资源。尤其是针对医疗卫生市场的患者而言，他们对信息极度缺乏，这主要包括：何时需求医疗服务、需求的多少以及治疗的效果等相关信息。这些信息的缺乏导致医疗服务开展过程中患者需要承受额外的风险与不确定性。通常而言，患者想要了解这些信息时只能够向医生咨询，而医生却刚好是该服务的出售者，这就导致了医患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等而导致的问题；就算患者获得了一定的信息，也不能对之做出正确的分析和理解，其错误的判断可能导致错误的选择，而这种错误成本是很高的。和其他类型的商品对比，医疗服务具有不可更改性、不可逆转性的特点。根据信息经济学的原理，当存在新的不对称时，必将导致道德风险的存在，进而形成道德危机。当医疗卫生市场出现这种特殊形式的信息不对等时，极容易形成医疗服务双方出现道德风险，进而对医疗服务市场的价格和供求关系产生影响，导致服务费用的变化。

2.竞争的不完全性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导致服务过程中很多程度上是医生决定了患者的消费，这包括：住院时间的长短、住院费用的多少以及药物的用量等，这些都是由医生来决定的。由于这种决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在整个医疗服务市场自然形成了卖方垄断的情况，出现了一种不完全竞争的问题。而消费者自身也难以对医疗服务质量的好坏做出判断，他会寻求他人或者是机构对服务提供者的资格做出指导。这时，相关部门就会对整个医疗卫生服务市场设置各种准入制度，诸如职业考试以及职业规范等，这种政府力量的干预导致该行业缺乏必要的竞争。

3.外部性

外部性是由于第三方受到生产某种物品或者是另一方消费等的影响而产生的，诸如清洁的空气、洁净的水源以安全的食品等医疗产品就具有这种特质。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可以从这其中获得益处。以疫苗接种为例，虽然是个人获得了终身益处，但是其也有效的减少了疾病的传播概率，有效的避免了更多的人被感染的机会。而外部性的影响主要是在价格机制的控制范围之外来进行传递的，市场价格不能够反映外部成本。这时，边际成本和边际社会受益与边际个人成本和边际个人受益之间出现了偏离的问题，导致出现私人供给不足的问题，或者是出现消费不足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出现都将导致人群的整体健康状况受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需要政府介入医疗市场的原因。

三、完善农村医疗财政制度的相关策略

1.加大财政农村医疗卫生投入力度

以公共财政投入的基本原则为依据，国家的基本公共卫生支出应该由本级财政以及上级财政共同承担。但是，如果中央财政决策支出将使得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上涨。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政策的过程中的针对对象是全国范围，而不是某个单一的地区。这就将所有的外部性内部化了，加之地方财政税收以及财政收入等方面的制约，难以进行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与建设。这时，政府应该及时的提供最优化的公共卫生财政支出。同时，地方政府也应该将农村卫生投入纳入到政府的整体预算当中去，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由于随意变动农村医疗卫生投入而导致医疗卫生建设工作受阻的问题，确保经费的正常支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农村医疗卫生财政投入总量应该进一步的加强。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长期强调发展就是硬道理，但是对于“发展”的理解仅仅限于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没有重视其中包含有社会进步的一面。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忽略了许多包括公共卫生建设在内的东西。这种畸形的盲目追求导致了政府职能在农村卫生事业中的缺位，尤其是在农村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方面，出现了资金投入逐年下降的问题。

2.对财政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结构进行优化

在对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结构进行优化的过程中，主要从这样两个方面着手。

第8篇：医疗卫生资源状况范文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本研究先通过对7名专家(包括3名农村基层卫生的行政管理人员、3名农村卫生管理研究人员与1名农村新农合管理人员)的访谈,结合统计方法确定权重比例,再以随机方法在四川省川东北地区选择了60名知情人(包括县、乡、村各级从事农村卫生工作的行政人员和医务工作者)以世界卫生组织开发的“关键知情人”问卷进行问卷调查。

1.2方法

1.2.1以多输入优序图法确定反应性各部分内容的权重。优序图法由Moody于1983年提出,在多个领域得到较好的应用效果[3]。本研究请每位专家对反应性内容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并通过对选项的赋值(表1)将自己的选择数量化,在此基础之上综合各专家的选择意见确定各部分内容的权重。

1.2.2以Likert量化法将“关键知情人”问卷的选择项分为5个等级(很好、好、一般、差、很差),并依次赋以5~1分,分别对反应性各组成部分进行评价以获得评分,然后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反应性水平与分布计算公式结合前面确定的权重测算四川省东北地区农村基层卫生系统的水平与分布状况。

2结果

2.1多输入优序图法确定的权重按照多输入优序图法将7名专家对反应性的“对人的尊重”与“以患者为中心”各4个部分的两两比较评分,然后对汇总结果进行总和检验和互补检验确认结果无误后,再将每个部分的赋分除以该部分的总分值可得到各方面所在部分的权重[4],最后以世界卫生组织对两大部分的系数分配(两大部分各为50%)为依据计算可知最终的各方面权重,其结果见表2。

2.2反应性的水平与分布状况。

2.2.1反应性的水平状况研究结合“关键知情人”调查所得的呈正态分布的各领域粗分均值与世卫组织开发的计算公式计算出四川省东北地区农村基层卫生系统的反应性。将世界卫生组织开发的计算公式根据本研究所得的权重数进行调整如下:Y=0.175V1+0.095V2+0.09V3+0.14V4+0.155V5+0.125V6+0.115V7+0.105V8(V1~V8分别为反应性的各个部分得分且呈正态分布的平均值)。对60个“关键知情人”调查所得粗分均值见表3。经过计算并将结果换算成0~1的水平值,可知县、乡、村级医疗卫生系统的反应性水平分别为:反应性水平状况显示,县级医疗机构在保密性、基础设施的质量与选择性方面优于乡、村两级医疗机构,乡级医疗机构在医患交流方面优于县、村级医疗机构,村级医疗机构在尊严、自主性、及时关注与社会支持网络方面优于县、乡两级医疗机构。

2.2.2反应性的分布状况。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脆弱人群的界定,知情人调查将贫困人群、老人、妇女与少数民族视为脆弱人群,研究利用知情人强度分数与脆弱人群在人群中所占比例计算出不公平分数以表达反应性的不公平程度[5]。本次研究的不公平分数为0.83。反应性分布显示所有脆弱人群的反应性均低于人群平均值。贫困人群的不公平分数在所有方面均为脆弱人群中的最低,妇女的反应性在尊严、自主性、保密性、医患交流、及时关注与选择性方面优于其他脆弱人群,老人的反应性在基础设施质量与社会支持网络方面优于其他脆弱人群,少数民族的反应性在多个部分落后于妇女与老人,仅优于贫困人群。

3讨论

卫生系统反应性是指卫生系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卫生系统中改善非健康方面的普遍合理的期望[6]。它是医疗卫生机构对个体普遍合理期望的认知和适当的反应[7],与医疗服务过程中“顾客”对卫生服务的医疗技术部分的满意程度存在着相关性[8-9],在医疗卫生服务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0-11]。反应性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开发的衡量卫生系统绩效的重要工具。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对其35个国家的1791次访谈对构成反应性的两大方面8个部分的权重进行了赋值。本研究通过多输入优序图法对四川省东北地区的卫生系统反应性组成部分进行了排序,其重要性由高到低分别为:尊严、及时关注、医患交流、基础设施的质量、社会支持网络、选择性、自主性、保密性。在对人的尊重方面,四川省东北地区农村卫生系统的重要性排序与世界卫生组织存在着差异,而以患者为中心方面其重要性排序与世界卫生组织排序一致。

四川省东北地区农村医疗卫生三级网络的反应性存在着差异性。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其反应性从总体而言是三级网络中最优的,在保密性、基础设施的质量与选择性方面县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优势尤为明显。这一结果反映了作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的业务指导中心县级医疗机构的资源的配置是最优的。乡级医疗卫生机构在自主性与保密性方面差于县级与村级医疗服务机构,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县级机构的医疗资源优于乡级机构,其服务过程中服务的态度与服务意识也强于乡级机构,另外一方面村级医疗机构的地理位置为服务购买者提供了较好的可及性医疗产品,且大量的村级医疗机构处于较强的人际网络覆盖之下,村级机构在服务态度方面也会优于乡级机构。村级医疗机构在医患交流、基础设施的质量与选择性部分差于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四川省东北地区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仍然呈现“倒金字塔”状。尽管村级机构服务半径辐射面广,但其资源并不能有效供应农村居民的需求,另外服务过程中因购买者的文化所限导致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中针对服务内容的互动偏少。

第9篇：医疗卫生资源状况范文

关键词：政府；公共教育；公共医疗；资源配置；行为失当

Abstract:Sincethereformandopenpolicy,ourcountryeconomyhasmadetheverybigprogress,butthegovernmentcausedinthepubliceducationandinthe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sbehaviororiginallyshouldimproperlyalongwiththeeconomicdevelopment,butimprovedgraduallytheeducationandthemedicalcondition''''sworsening,thiswasmainlythegovernmenttoopaysgreatattentiontheeconomicdevelopment,toeducateandinthemedicalreformmarketabilityleadership,accordingtothetradition“thecityandcountrysidedualstructure”reasonsandsoondispositionresources.

keyword:Government;Publiceducation;Public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Thebehaviorisimproper

前言

教育和医疗是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两大民生问题，是人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现代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有学者形象地把它们比作社会这辆高速奔跑的大车的两个轮子，一个管公众的生命安全，一个管公众精神与灵魂的健康发育。如果基本医疗和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领域，人们少有微词。单就公共医疗而言，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个背景下，公共教育和医疗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和完善，但结果却令人失望。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评估，中国是世界上公共资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状况却恶化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政府在公共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状况与经济发展的脱节，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

一、政府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对教育和医疗有所忽视，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这里的“发展”本应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它一切都要让步，包括生态环境、职工权益、教育和公共医疗。对于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是希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改善，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各阶层共享时，它们才会得到改善。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说过公共教育、医疗不重要，但从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看，它们不是政府关心的重点。

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和国外相比，我国教育经费及其占GNP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有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4%这个比例。

由于片面追求对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不足，教育和基本医疗经费增长跟不上规模快速增长和质量提高要求的问题日益严重。以九年义务教育为例，我国并没有真正做到“免费教育”，因为投入不足，许多农村地区依然存在严重的“上学难”问题；而高等教育也同样面临经费困难，学校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导致高校“高收费”、“乱收费”现象相当普遍。医疗方面，同样因政府投入不足，催生了医疗高收费乱收费，医疗成本更多地百姓担负，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医药费用让不少人无力求医、覆盖率极低的医保制度使大部分群众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而使社会公平性失衡……

在公共医疗投入方面，从医疗卫生总费用这一国际指标来看,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26%，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比例为2.25%，而我国1996年的比例为2.36%，2000年下降到1.71%。这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支出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比例是极不协调的，至少没有保证趋势上的一致性。这和国际上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在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个人医疗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换句话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居民个人负担的。

二、政府对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缺乏清醒认识，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上的市场化导向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公共产品领域是市场失灵的一大表现。

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必须由政府提供。按照萨缪尔逊的公共产品理论，教育、医疗都属于公共产品。义务教育是纯粹公共产品，就是高等教育，虽然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同时，它又有着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应，比如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公共医疗同样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实现社会公平、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也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教育和医疗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在教育医疗的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同时，还必须看到，医疗和教育不单是公共产品，而且涉及到公民的教育权和健康权，维系着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而，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功能就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遗憾的是，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特殊性，这些年并未得到我们的政府的重视，这导致我们这些年来教育改革、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基本走的是市场化道路。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商业化、市场化取向已经显现出严重后果，带来诸多社会矛盾。以医疗改革为例，20年来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策略，导致医疗卫生事业丧失了其公共品的本质，甚至沦为赢利的工具，一再暴涨的医药费用让普通百姓承担了过于高昂的医疗成本。和医疗市场化方式改革失败一样广受诟病的，还有市场化征兆明显、追逐经济利益的冲动十分强烈的教育事业。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是过高的教育成本几乎完全由民众自掏腰包，收费节节攀升，上学难的问题日益困扰着整个社会。把公共产品和准公共品的运作完全托付给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败。

教育和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化方式配置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行不通。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真正并有效发挥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医疗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度性的措施，强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对教育和医疗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配置，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政府摆脱不了“城乡二元结构”思维定势的局限，按城乡分割的“双轨”制配置资源，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合理

在义务教育方面，本来，义务教育作为纯粹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不应因地域或个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只负担城市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农村、农民自己负担。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后，把原来由乡镇负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责任收归为“县统筹”，但由于我国县级财政不平衡，60%左右的县级财政无力保证义务教育支出，农村义务教育进本还是农民自己负担。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形成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分治格局。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格局虽然发生了明显变化，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已经有较大改善，但在现实社会决策中，“城乡二元结构”划分的思维定势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其关键性体制因素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定势，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上存在极大的差距。

在医疗资源配置上，据调查，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5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8亿农村人口的6倍，显示出政府在公共医疗方面的投入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从医疗卫生投入来看，1998年政府投入的医疗卫生费用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医疗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基本解体，绝大多数农民成为自费医疗群体，在没有医保、医药费用迅猛增长、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为1：6的状况下，看病就医大大超过了农民承受能力。据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农村36%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去住院，有不少农民一旦有病只能听天由命、自生自灭。

当然，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的种种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府也正在着手进行一些政策的调整。虽然这样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政府走出指导思想的误区，充分认识到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其进行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加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在教育和医疗事业上再造辉煌，使人民群众的教育权和健康权切实得到充分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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