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文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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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学文化范文

关键词：中国文明起源;辽西地区古文化;新石器时代

首先要明确两个概念。一是本文所谈及的国家文明起源，时间上中国早期国家文明萌芽于2500BC左右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时代，空间上不仅限于中原一带，其他地区也存在文明起源中心，如北方辽河流域。二是本文所界定的辽西地区，是指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中心，西起燕山西段，沿七老图山、努鲁虎尔山、巫医闾山向东至辽河平原;从大兴安岭南麓起涵盖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教来河、大小凌河、滦河，自北向南基本上包括了辽宁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和京津冀三省市北部地区。辽西地区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形成了有异于东北其他地区且相对稳定的文化格局，目前这一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有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等，年代从距今8000多年前至距今4000年左右。故本文从影响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要素这一角度出发，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农业的发生

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中，由于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长期定居的村落，从而为步入文明社会的正轨奠定了所需的物质基础。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早期国家是根植于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农业文明[1]。从地理位置上看，辽西地区地处中原农业和东北渔猎经济类型的中间地带，河湖与丘陵密布，气候温暖湿润，是典型的混合经济、人群杂居地带。形成于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经济类型以狩猎―采集―渔猎为主，早期不见农业，在中后期发现有已碳化的人工栽培谷物1500余粒，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的粟类谷物颗粒实物遗存[2]。由此可见农业在该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并成为一种补充性经济活动，与狩猎―采集―渔猎经济类型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复合型经济形态;其次，该文化出土的有肩石锄和长方形或亚腰形石铲，也都具有翻整土地的农业用途;此外，在房址居住面上还普遍发现有用于谷物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3]。

按现在的流行的观点认为，农业的发生和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有能力供养更多的人口，实现聚群而居，促使国家文明的到来。由此可见，这种较早发生在辽西地区的北方旱地粟作农业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二、聚落形态和防御性设施

伴随农业的发生，人类的居住形态过渡到定居的村落;由于国家文明的出现，具有防御功能的城也随之兴起。学术界一般将辽西考古发现的兴隆洼文化聚落[4]分为三期：一期以兴隆洼一期聚落、北城子聚落遗存为代表;二期以兴隆洼二期聚落、查海聚落、南台子及兴隆沟聚落遗存为代表;三期以白音长汗聚落遗存为代表。聚落由居住区、烧窑区、墓葬区和祭祀区组成，各区分工明确，联系紧密，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和精神文化体。居住区为凝聚式格局，房屋多为成排分布的方形半地穴式建筑，房址面积存在大、中、小之别;有环壕聚落和非环壕聚落两种，其前者数量居多;还可以分为单体聚落和多体聚落两种，每处聚落都有中心房址。带壕聚落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以兴隆洼一期聚落为代表，环壕平面近圆形，西北侧留有出口，宽2米 ，深1米左右;一种是北城子聚落遗存为代表三面环壕，一面向水;还有一种为双壕各环绕一个居住区，以白音长汗遗址兴隆洼文化乙类聚落为代表，环壕平面近圆形，横剖呈倒梯形，现存的沟深和宽度均1米左右不到2米。由此可见，兴隆洼文化聚落的环壕可能兼具一定的防御性能和分区功能，尤其是北城子聚落遗存的设计更凸显了围壕的防御性能。

在兴隆洼文化接近尾声之际，西拉木伦河以南取而代之的是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两种文化基本上交错并存，但从出土的陶器面貌上看，赵宝沟文化与兴隆洼文化之间可能存在更密切的先后继承关系。已发掘的赵宝沟文化遗存规模较小共6处，且多为居住址，从已发表的白音长汗遗址、水泉遗址、小山遗址和赵宝沟遗址材料上看，房屋均为成排分布的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依据房屋的数量可分为大、中、小三个类型：赵宝沟遗址面积9万平米以上，房屋数量100余座，且划分有居住区和祭祀区，是一处规模较大的中心性聚落;水泉遗址房屋有30多座，属中型聚落;小山遗址和白音长汗遗址房屋总和不足10座，为小型聚落[5]。赵宝沟文化的三种聚落形态均经统一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已存在具有一定凝聚力的社会组织。并对后来红山文化的聚落形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使其在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兴隆洼文化的前身――小河西文化被认为是辽西地区目前已确认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6]，经发掘的聚落有白音长汗遗址一期、查海遗址一期和杨家洼遗址，其中有13处为单纯的小河西文化遗存，包括1座中型聚落、5处小型聚落和7个最小聚落;聚落为氏族聚居，一般有两个等级的社会组织――小型房址为家庭，成排分布的中型房址为大家庭，如白音长汗遗址一期的3座房址中，F42面积最大，依次为F64，面积最小的是F65，可能为一个由家庭和大家庭组成的二级社会组织;查海遗址一期聚落的两排房址则可能是一个由家庭、大家庭和氏族组成的三级社会组织[7]。

大量考古学材料表明辽西地区古文化遗存中从房屋因素的出现到聚落形态的形成，尤其是自兴隆洼文化起环壕聚落的出现对后来“城”的概念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

三、宗教祭祀

尹弘兵先生曾提到，文明起源有四个层次，其中第四个层次便是宗教的力量[8]。他指出某些学者所强调的“视礼制为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认为礼制对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观点，其实是没有理清礼制与宗教关系。他认为礼制本身也是宗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在西周以前并无明确划分，其后礼制才从宗教中独立出来。那么，在政教合一的史前社会和夏商时期，宗教祭祀活动的实质更倾向于一种极为重要的政治活动，而在这一过程中所用到的礼器，就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

辽西地区古文化中的祖先崇拜最早源于小河西文化，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发展成一种习俗，白音长汗F19出土的石雕人像是该文化时期崇祖观念形成的重要实证，F19的性质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兼具居住和祭祀功能。这种对于祖先的崇拜行为到了赵宝沟文化时期在内涵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由以小山遗址出土的人首石越为代表，钺是祭祀活动中的重器，而钺首刻画的人首形象则应是“祖”的形象，不难推测这应是为祭祀专门刻画制作的。红山先民为承蒙祖先庇佑而进行的祭祀活动，在这一时期更加繁荣，西水泉遗址、东嘴山遗址和牛河梁女神庙等遗址出土的女性雕像[9]更具浓厚的崇祖思想。另外，对于动物和天地的崇拜也都不难在这一地区的古代人类文化遗存中发现――对于龙的崇拜，早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已处于孕育期，到赵宝沟文化时期开始形成为习俗，到了红山文化时期，龙崇拜迈入成熟阶段并对后世逐渐形成的龙文化产生深远影响。而对天地的崇拜则是红山文化时期原始和祭祀体系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另一重要体现，修建在牛河梁遗址、东嘴山遗址和草帽山遗址的祭坛和积石冢体现了天圆地方观念的成熟，更有大家指出这种大型礼制建筑性质的坛、庙、冢表明早在3000BC前我国就已出现了根植于公社又凌驾其上的更高级别的社会组织形式[10]。

这样看来，古代的祭祀本质上就是人神之间的对话，而最初的等级差别也产生于人神之间，后来那些主持祭祀活动、沟通神灵的巫祝们的等级地位也随之逐渐高于众人，由此出现了高低贵贱的社会等级差别，不同等级之间的人进行交往时要遵循特定的仪式，既礼。“国家”就是这种等级差别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实际上，若溯其根源，这种成形于三代的古礼，应与辽西地区以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史前礼制有着某些渊源关系。

四、结语

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途径，从居住形态上讲，是从自然村落发展到都城;从社会组织结构上讲，是由部落发展到国家;从意识形态的发展上讲，是由对神灵的单纯崇拜发展到独具规模和形制化的祭祀活动。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各文化遗存正是从上述三个方面对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到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与其他古文化区共同使中国史前文明发展成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11]，成为中国文明起源多中心论的一例有理证据。

参考文献：

[1]田广林，刘特特.中国文明起源的辽西个案观察[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2（3）.

[2]王小青.中国粟作农业起源研究综述[J].黑龙江史志，2013（21）.

[3]席永杰，滕海键.兴隆洼文化研究综论[J].赤峰学院学报，2011（2）.

[4]席永杰，滕海键.兴隆洼文化研究综论[J].赤峰学院学报，2011（2）.

[5]赵宾福.关于赵宝沟文化的聚落形态问题[J].华夏考古，2008（3）.

[6]索秀芬.小河西文化初论[J]考古文物，2005（1）.

[7]索秀芬，李少兵.小河西文化聚落形态[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8（1）.

[8]尹弘兵.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若干问题[J].社会科学，2007（4）.

[9]徐子峰.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辨析[J].松州学刊，2010（5）.

第2篇：考古学文化范文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 边缘化 教学思考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地位的日益边缘化

（一）古代文学教学地位的边缘化现状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包括文学史和作品选）是自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伊始的专业主干课之一，其时间跨度跨越中华三千年历史，学科涉及哲学、史学、美学、文献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囊括作家作品浩如烟海，体系恢宏。其于汉语言文学专业而言，地位不言而喻。然时移世易，该门课程目前的教学地位令人担忧，呈现日益边缘化趋势。究其边缘化表现，突出表现为教学课时不断缩减，甚至取消了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

该门课程的课程设置，最初由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文学作品选两部分组成，二者课时分开设置，课程安排贯穿三学年或两年四学期，课时充足。其具体课时数，仅古代文学史，最初部分院校达500多课时，或400学时。现在绝大部分院校将作品选课程取消，文学史课程课时压缩至200到300课时之间，而我校则直接压缩至192课时，且仅有的192学时还包含每学期6学时即四学期共24学时的实践教学学时，则理论教学课时实际只有168学时。

目前中国古代文学史通用教材是袁行需先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相对于有限的课时，显得内容庞大，任务繁重。即将出版的教育部“马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史》（三卷本）教材又增加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内容和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更是体系庞，内容多，任务重，难度大。一方面是古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内容的日趋充实与庞杂，另一方面是古代文学教学课时的日趋缩减，如何在不断缩减的课时里完成庞杂的教学任务，成了横亘在教师面前的一道难题，故有学者坦言：“当代的古代文学教材编写者将中国古代所有优秀的文化都编进教材中，希望学生能够及时掌握，但是这么烦冗的教材内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恰当地对教材的内容进行取舍，而且大学教学课时有限，教师只能对一些知识点到为止，学生也是浅尝辄止，学到的正是皮毛，并没有真正学习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华。”①古代文学教学日显力不从心，且受制于有限学时的教学，更易变成浮光掠影与浅尝辄止，从而加速边缘化进程。

（二）古代文学教学地位边缘化的原因分析

1.实用主义与急功近利的思想泛滥

近些年来，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某些人急功近利，追求立竿见影的实用效果，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象牙塔中的高等教育未能幸免，高等教育日趋工具化、功利化，教师忙于能名利双收的科研课题，学生则在快餐文化中失去了阅读的耐心。有学者直言：“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日益工具化、功利化的大趋势下，古代文学正在被加速边缘化。在视功名利禄的最大获得为成功的商品社会价值判断的众声喧哗中，人们已失去了阅读的耐心并少能从中获得，更不用说从中找寻心灵的安放和精神家园的归依。”②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与即学即用的短视眼光中，人们以追逐钱财和实用技能告慰心灵，对专业的选择和课程的学习，看重是否带来经济效益，重视能立竿见影地求得生存的实用技能，古代文学学习既带不来钱财又带不来立竿见影的实用生存技能，故古代文学“理所当然”遭遇边缘化。

2.教材内容的与现实脱节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之一，在大学课程中本占重要位置，但由于教材内容所载均为古代文学事件，其固有的内容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时空的原因，难免给人以时隔久远之感。尤其是先秦和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内容，学生学习时觉得与自己的实际生活不沾边，或者认为这些古代文学知识于今后就业没有帮助，故兴趣不浓。再者，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文本系文言文，加大了学生的阅读难度，亦降低了学生的阅读兴趣。

古代文学的教材内容脱离现实，即教学内容与社会需要脱节，学生不能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或者不能达到立竿见影的学习效果，故学生更愿意将时间花在其他专业技能学习上，学习有实际意义的对自己今后就业有帮助的课程，这的确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尴尬处境。

3.课程设置的重“史”轻“文”

目前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文学课程设置，大多砍掉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仅以文学史为必修，学生忙着背文学史，文学作品只是阐述文学史进程的附带参考资料。学生只记住了文学史上的甲乙丙丁知识点，很少诵读甚至根本不细致翻阅古代文学作品。“以文学史而不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偏重于文学史线索的梳理，相对忽视了对文学作品的讲习；偏重于对文学史常识的教学，相对忽视了对作品的精微体悟；偏重于治学方法的传授，相对忽视了学生基本功的训练。”③这种重文学史梳理、轻文学作品讲习的重“史”轻“文”的做法，使古代文学教育事实上成了“史学教育”，本末倒置。

4.教学手段的陈旧单一

目前，随着现代高科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教学技术引入课堂，丰富了课堂教学，激发了学生兴趣。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也不例外，现代化多媒体手段亦引入古代文学教学，增强了讲授的直观性、形象性，引发了学生兴趣，提高了古代文学的教学效率与质量。然总体而言，当下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仍多沿袭传统的以教师为主进行讲授、学生复习考试的传统模式，仍多以口述和粉笔占据课堂，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段单一。

二、关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几点思考

（一）更新教学理念，培育人文素质。

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持，但更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活的是精神。物质的东西会随风而逝，唯有精神永存。古代文学的学习不能带给学生立竿见影的实用技能，但它的确是一剂精神食粮。因此，古代文学教学应该正视现实，更新教学理念，教学目的不能再局限于传授文学知识，传播中华文化，更应该在于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人文素质，提高学生人格修养。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是关键。学生通过学习古代文学作品，与历史对话，与文本对话，与诗文家对话，“面对一个诗人，实如经历一次人生；面对一部作品，实如亲历一场相逢”，如此方能正确解读文本，感悟世界，鞭策自身，思索人生，寄托心灵。

关于此点，其实学者们不约而同有此共识。如高晓玲先生曾言：“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教育坚持以德育为先，以培养高尚的人格为终极目标。”④孙小力先生亦说：目前片面强调文学史论的教学，阻碍了学生的独立思考，甚至令人无所适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⑤。

（二）重返文学本位，注重作品解读。

当前中国各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虽然强调文学史的讲授应该与作家作品分析结合起来，以文学史为主线，以作品贯穿，将宏观的审视与微观的例子结合，但在日益缩减的课时里，梳理文学史发展脉络即占去大部分时间，作家作品只能附带提及。这种重文学史而轻作品选的倾向十分明显，并带有普遍性。这种重“史”轻“文”的做法本末倒置。故古代文学教学的当务之急是从“以文学史为经”回归到“以文学作品为本”，注重作品解读，把课堂重新让位于作品，教学回归文学本位。亦如戴建业先生所云：从当今大学生的实际水平出发，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应该倒转现行的课程设计，不再把古代文学作品作为“文学史参考资料”，而应让“中国文学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辅助教材”；在选择古代文学作品时，同时兼顾古人和今人的审美标准，尽可能选各个朝代、各种文体的代表作，选讲那些至今仍有旺盛艺术生命力的作品⑥。实际操作过程中，是可以通过实际课程设置做到这一点的，即先作品后文史。如广西师范大学国家文科基地班的古代文学教学即在文学史课程讲授之前先安排为期两个学期的古代文学作品精读课程，在学生有一定作品积累之后再来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教学效果比较显著⑦。

（三）优化施教手段，确立学生导向

施教手段上，以往古代文学教学以口述和粉笔为载体，教师“一言堂”或者“满堂灌”，课堂呆板枯燥。孔子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⑧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不断发展，古代文学迎来了教学手段革新的春风。教师们与时俱进，把新的现代教学技术引入课堂，课堂讲授以PPT课件呈现，辅以图像、声音、视频等多媒体形式，直观形象的感受，增加了课堂生机，激发了学习兴趣。但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改革仍须普及和进一步提高，教师仍需不断探索出新的教学手段强化教学效果。如开辟第二课堂，将教学大纲、必读书目、思考与练习、答疑解难、教学视频等放到网上，供学生参阅；开辟QQ讨论组、微信群、微博、论坛、微课、慕课（“MOOC”的英译，是新近涌现出的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大规模网络在线教学模式）等，供师生互动等。总之，构建网状教学体系，丰富教学手段，以达到强化教学效果之目的。

教学模式上，以往的古代文学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学生在课堂上被动地边听边记，思考与实践机会极少。目前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这种以教师为话语霸权的传统教学模式有利于教师发挥主导作用，系统传授知识，但完全由教师主宰的课堂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故必须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实行“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让教师由“讲授者”变为“引导者”，以学生为本的参与式教学，穿插学生试教环节等，把课堂让位于学生，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主动性与积极性。

（四）注重古今结合，教学接点地气。

古代文学由于固有的原因，教学内容只能是古生的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古代与现当代本身就存在遥远的时空距离。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还原那个时代的创作风貌，回归诗文创作的“原生态”，与历史对话，与诗文家对话，与文本对话，最终达到正确解读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目的。我们学习古代文学，吸取古之养料，但不能拘泥于古，教学中还必须将古代文学与现实结合，探究古代文学作品的当代意义，探究诗文家遭际不同人生际遇和苦难的态度及其于自身的影响与当代价值，如此方接地气，融通古今，激发学生兴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有学者曾言：“在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实践中，不应该只是为了单纯地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内容，而是要从宏观层面上审视经典作品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挖掘经典作品中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现代意义。”⑨挖掘作品的现代意义，是古今结合，古为今用。故有老师在讲李白《与韩荆州书》时，不仅注重其文学性，而且关注其现实性。⑩笔者在讲授苏轼诗文词时，关注苏轼人生遭际，将具有相似际遇的秦观和苏轼相比较，见出苏轼的乐观旷达，学生体味出面临逆境时该葆有的态度、精神和格调。这样古今结合，古为今用，贴近当下，接点地气，学生学习不会只停留在古人的世界，更和自己的人生有了关联，兴趣大增。

（五）变革考核方式，重视过程督查。

古代文学的传统考核方式为闭卷笔试，题型往往是填空、选择、名词解释、简答、论述、材料分析等。这种考核方式重视期终考试结果，轻视平时学习过程，学生考前临时大突击。显然，传统的考核方式一张试卷定成绩不科学，随着教学手段的变化、课堂教学的拓展延伸，考核方式急需进行改革。目前我校的考核方式是将学生的平时学习与期末考试并重，将过程与结果并重。考核方式的变革贯穿了学生学习全过程。

首先，我们重视学生的平时考核。学生平时迟到早退、课堂发言、诗文背诵、作品阅读、作业完成等情况一并考查在册，占学期总成绩的30%。第二，我们重视学生的能力考核。在能力考核中，学生除了完成贯穿整个学期的2-3篇的课程论文外，口试也是一个必试环节。口试话题既可以从教师准备的若干话题中随机抽取，又可以是学生参与的课堂讲演。该能力考核占学期总成绩的30%。第三，我们重视期末的知识考核。知识考核设试题库，实行机考，题型为选择、判断、填空等客观题。学生期末考试在计算机上完成，试卷随机生成。该知识考核占学期总成绩的40%。从学期总成绩的占分比例，由此可见平时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管理与督查。

综上，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面临边缘化的处境，边缘化既有社会经济的、思想的因素，更有教材内容的、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因素等。古代文学教学面对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必须转变培育理念，注重人文素养，重返文学本位，注重作品解读，优化施教手段，确立学生导向，注重古为今用，教学接点地气，变革考核方式，重视过程督查等多方面着手，方能使古代文学教学与学习焕发生机。

注释：

①唐珊.论古代文学教学创新与大学生人文素质能力建设[J].语文建设，2014（12）：15.

②刘砚群.培育人文品格：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再思考[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4（07）：82.

③戴建业.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04）：84.

④高晓玲.试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01）：67.

⑤孙小力.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设想[J].中国大学教学，2007（06）：43.

⑥戴建业.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04）：90.

⑦王娟.关于课改背景下高师院校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考[J].大学教育，2014（04）：119.

⑧李捷主编.程昌明译注，论语[M].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170.

第3篇：考古学文化范文

进入考古学的初步发展期(1867—1919年,自此进入现代考古学的开端),美国人庞皮利(Pempelly,R)等在中亚土耳其斯坦的考察和安努遗址的发掘研究中应用动物考古学方法研究动物骨骼,证明牛、羊、猪尚处于从野生向家养的过渡状态,丰富了早期农业的珍贵考古学资料。[6]近乎同时期,在美洲的分类描述阶段(19世纪40年代—1919年),戴尔(Dall,WH)利用在阿拉斯加贝丘遗址发掘过程中获得的脊椎动物遗存,结合狩猎工具和容器等考古遗存,按经济形态和生态环境的差异进行了科学的地层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年代序列,从而开创了美洲动物考古研究的先河。[7]在考古学的成熟阶段(1919年—20世纪4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前一阶段),文化生态学思想对考古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部分考古学家摆脱了以遗址为中心的文化—历史方法的束缚,与生物学家和环境学家合作,借助生态学方法,通过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研究来重建史前环境和分析史前人类的食谱,进而了解古代人类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过程。[8]20世纪20年代英国科学家约翰?马歇尔负责对印度河流域青铜时代哈拉帕文明的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利用动物考古研究成果阐述摩亨佐达罗城市文明的经济类型。[9]20世纪30年代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和我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对安阳殷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鉴定和统计,分析了夏商时期的气候环境。[10]杨钟健对章丘城子崖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骨骼进行了属种鉴定[11]。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 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第4篇：考古学文化范文

在当今生活快速变化的时代,在世俗化和市俗化日益浸入社会的时代,各种事物的流行与传播正以加速度的节奏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在中国的乐坛上,高雅音乐与流行音乐平分秋色,甚至流行音乐更为火爆,成为不争的事实。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存在与状况,我们必须正视她、分析她,让她不断良性地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从传播学角度,对于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回顾,并对几个热门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一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文化有雅俗之分,音乐也有同样的区分标准。但是,如果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流行音乐”的称谓显然是“舶来品”。

所谓流行音乐,英文为Pop Music,是指那些音乐曲式结构短小、内容通俗易懂,主要以爱情、友情、亲情为主题,并被广大群众所喜爱,广泛传唱或欣赏,流行一时(也有的会流传后世)的器乐曲和歌曲。流行音乐本质为商品音乐,即以赢利为主要目的而创作的音乐。它的市场性是主要的,艺术性是次要的,“商品音乐”这一概念比任何一个概念都科学、合理、准确地表现出流行音乐的特性。如果单从字面上看,“通俗”指易解易懂,“流行”指广为流传,那么,像《东方红》、《南泥湾》、《歌唱祖国》等歌曲,内容通俗易懂,流传范围广泛,一定意义上也可称为通俗歌曲或流行歌曲。但是,这些歌曲绝不能称为商品歌曲,因为它们绝不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创作的。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商品音乐”这一概念,是如何科学、合理、准确地界定流行音乐、流行歌曲异质的。

流行音乐文化植根于大众生活的丰厚土壤之中,由最初的大众音乐演变而来,并成为大众音乐重要的分支之一。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种由多民族文化汇集而成的爵士音乐,这是现今流行音乐最早的起源。这种新兴音乐,以它独特的演奏(演唱)方式,博得大多数人的好感,迅速风靡全美国,又很快传遍西欧各国直到世界各地。爵士乐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源于美国南部新奥尔良的一种流行音乐,是美国黑人从非洲带来的传统音乐与欧洲音乐长期融合的产物。二战后的流行音乐中有摇滚乐、蓝调和新的爵士乐“比博普”。70年代以后,流行音乐风格更加多样,表现在具有即兴性、强调借助和运用电子手段、注重话筒的操纵技术、商业化倾向日趋明显。流行音乐的发展日益走向繁荣,形成了以爵士乐,廷潘胡同歌曲,乡村音乐,摇滚乐,Hip-Hop,R&B,RAP为代表的流行音乐风格。这种世界性的流行音乐风潮,给中国流行音乐文化以重要影响。

今天,流行音乐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在器乐作品中,它包括丰富多彩的轻音乐、爵士乐、摇摆舞曲、迪斯科舞曲、探戈舞曲、圆舞曲,以及其他不同风格的舞曲和各类小型歌剧的配乐等。流行音乐器乐作品的特点是:节奏鲜明,轻松活泼或抒情优美;演奏方法多种多样,即兴性很强,并且音响色彩多变、丰富;乐队规模不大,织体层次简明。而现代,为了寻求更多的印象效果,作曲者又加入了电声乐器及更多的电子音色。

流行音乐声乐作品的特点是:生活气息浓郁,手法通俗,曲调顺口,易于传唱;歌词多用生活语言,容易被听者接受和传唱;演唱者多是具有一定风格的被大众熟知的歌星,发声方法各有千秋,演唱时感情重于声音技巧及对音色的处理,自然亲切,加之小型乐队的伴奏与歌者的歌声融为一体,比较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

流行音乐文化作为一种以消遣娱乐为主的大众文化现象,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脉络息息相关,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具备的三种特性也与其他大众媒介区分开来:一是流行音乐文化的主题内涵不断重复,具有穿透阅听人之意识的能力。二是流行音乐多属非叙述性形式,强调对接收者的身体、生理与感官能力的刺激。三是流行音乐文化是一种经验上的形式,音乐是属于艺术而非科学的领域,是对某一经验的体验。

二

第5篇：考古学文化范文

[关键词] 民族考古法；学科独立性；逻辑体系；专业语汇；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K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02-1

民族考古学是20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利用现代民族志与考古学材料进行类比，再现古代人类社会文化面貌，从而进行考古学或民族学研究的方法。它“被视为新考古学的战斗呐喊”，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而成为新的一门学科”。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是从“新考古学”发展来的一门分支学科。但笔者认为，把它定义为一门学科还是为时尚早，因其学科独立性尚缺，使其难以突破依附性，而带有明显的学科研究方法性。

一、民族考古学的学科独立性

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前主席马丁・施尔在对于博物馆学的学科性时言“博物馆学要成为一门学科，必须有专业的语汇体系，有自己的逻辑系统，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对于任何科学的学科性考察明显也是有借鉴意义，对于民族考古学的学科性考察也可以此标准衡量。

从研究对象来看，有学者阐释“民族考古学的学术领域是中国古代民族的考古学文化，它的研究资料，可分为氏族遗址、民族古遗物及与民族遗址、民族古遗物相关的古气候、古生物、古代自然地理环境等的遗迹或遗留”。但稍稍对比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即“遗迹和遗物”，可发现两者是有重叠的，民族考古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独立性很明显的依附于考古学之上，也可以说只是考古学的小范围研究对象，而不存在独立研究对象。

二、逻辑体系

至于逻辑体系，侧重是指用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来解决属于自身领域的问题，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还是处于混沌状态的。《民族考古学概论》提出的几点研究方法，包括：考古地层学、器物形制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民族志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其中，前三者完全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层位学”、“类型学”及“文化区系”的套用；而民族志方法则主要是用民族志类比法，而这恰是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至于后者，《民族考古学概论》则认为主要应用的是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这些包括有：进化论、文化的传播、文化圈理论、文化辐合论等。

可见，民族考古学并未具有独立的逻辑体系，而只是借鉴考古学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民族学的类比法，加以利用人类学的文化人类学理论。陈淳先生认为“民族考古学的分析一般有两种模式，其一是直接历史法，其二是一般比较法。前者指的是民族学研究对象与考古学遗存有历史渊源关系的分析；而后者则是用民族学研究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现象来分析并无渊源关系的考古发现”。

显然，“民族考古学”缺乏自身的逻辑体系，却带有很强的研究方法性意味，若将其定义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层位学”和“类型学”也同样可以成为一门学科，这很明显混淆了学科研究方法与独立学科的范围，二者是存在清晰界限。

三、专业语汇体系

专业语汇体系的构建，前提是需要有专业研究队伍的存在。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研究队伍是存在，因为对民族文物或是遗存进行研究的学者是大有人在的，但往往也只是把“民族考古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如“南汪北宋”两位先生的研究，但专业语汇体系却还未形成，而只是借鉴了考古学的语汇体系对考古学文化进行阐述，如“城址”、“居址”、“窑藏”、“墓葬”之类术语。

专业语汇体系的建立，还需在大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而实际却是标榜为独立学科的“民族考古学”，往往是依附于考古学或民族学门类之下，而只作为一个研究方向而存在于高校专业之中，这同“沙漠考古学”、“水文考古学”类似，如中山大学也只是将其列为考古学的一个研究方向，而其民族考古学的博士生导师许永杰先生也提出：“民族考古学并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是考古学的一种阐释方法论。这种方法对于阐释考古遗存，尤其是史前考古遗存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不可偏废，实有完善、充实和光大的必要”。

至于一些将其作为独立学科为立场而进行著作的撰写，如《民族考古学概论》之类的出版，笔者认为，是带有明显的投机性，因其根本观点即对民族考古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一系列的阐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悬浮性，未能提出属于学科的语汇体系，而完全依赖于考古学与民族学两学科的支架之上。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一个学科的建立就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有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显然，民族考古学还是缺乏学科所需要的独立性和排它性，而恰恰相反，其与“类型学”、“层位学”的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类似性，因此，将其称为“民族考古学”法而从属于考古学研究方法之列显得较为合适，而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带有牵强性。同时，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在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结合紧密性程度上夸大了学科互渗的结果，但我们不能阻止两者互渗，我们要做的在认同考古学须和民族学结合下，让两者可以得到有进一步的发展，才会有更宽的拓展空间存在。

参考文献：

[1]汪宁生.再谈民族考古学[A].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1998，4.

[2]海.博物馆理论研究的再出发[J].中国博物馆，2001，（01）.

[3]陈淳.谈谈民族考古学[N].中国文物报，1990-5-10.

第6篇：考古学文化范文

由浙江省文物局、龙游县人民政府主办的龙游荷花山遗址暨钱塘江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9月13至15日在龙游县召开。研讨会期间，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江西师范大学以及江苏、湖南、广西、湖北、山西、上海、浙江等地考古研究机构的专家30余人，实地考察了荷花山遗址考古现场，观摩了遗址出土文物，结合钱塘江流域早期新石器时代的相关新发现，围绕荷花山遗址的价值与保护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专家们充分肯定位于龙游县湖镇镇马报桥村大路邵自然村的荷花山遗址，认为这一遗址的新发现是长江下游早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重要突破，是目前上山文化中保存完好、内涵丰富的重要遗址，为研究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的关系以及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专家们达成共识：以龙游荷花山遗址为代表的浙江16处上山文化遗址的发现，组成了以金衢盆地为中心的钱塘江地区至今见到的浙江省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群。这一遗址群的面貌与以往见到的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不同，是另一种文化谱系的考古学文化，这是区域考古课题的新收获和新突破。该遗址群的碳14年代检测数据为距今10000年至9000年左右。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曾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张忠培肯定地说，以荷花山遗址为代表的上山文化是目前浙江最早、长江下游发现的与马家浜、河姆渡不同的另一种考古学文化。

南京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表示，以荷花山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上山文化是浙江的“根”，甚至是长江下游的“根”，浙江的古代文化找到了源头。

夹炭红衣陶

早在2004年10月，浙江省考古队队长郑嘉励与龙游县博物馆副馆长朱土生等人，对龙游县湖镇镇寺底袁村附近的六朝汉墓进行过抢救性考古发掘，当时就发现零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迹象。后来，在陆续发掘中，考古部门发现了著名的龙游三酒坛新石器时代遗址。荷花山遗址就在三酒坛遗址的附近。这一带的下库遗址可能也属于上山文化或跨湖桥文化，具体内容还待进一步取样调查。

大约2009年，龙游县龙洲街道寺后村和尚碓村民吴正章找到了当时龙游县文化旅游局副局长黄国平，把珍藏了40年的石镞捐献给了龙游县博物馆。当时适逢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向明为龙游片区的业务指导员，他带领工作人员现场勘测，证实了龙游的又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青碓遗址。

黄国平表示，文物工作离不开宣传、普及，当专家在青碓遗址讲述如何辨别夹炭红衣陶时，热爱文博事业的业余文保员袁成兵仔细听讲着。2011年4月，原种满茶树的荷花山一带正计划种植中草药，当推土机翻出新土时，袁成兵发现了夹炭红衣陶。他就在工地上打电话给黄国平，黄国平立即致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是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比三酒坛、青碓更具代表性、文化保存更加完好的金衢盆地中部的荷花山遗址发现了。这是浙江省内保存最为完整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钱塘江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的代表性遗址。9000年前的古人场景得以保存，成为展示人类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历史的最佳场地。

世界稻作农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2011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荷花山遗址。无数的粗泥陶、夹炭陶以及大口盆、平底盘、磨盘、石锤等器物出土了。考古工作者比较着荷花山遗址与上山遗址、跨湖桥遗址的区别与联系。

主持这次考古的研究员蒋乐平欣喜地表示，两年多时间的考古，在荷花山遗址的夹炭陶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稻谷遗存。同时，他们在山脚的低洼区域，针对性地钻了60多个孔取样，然后将样品带到实验室分析，结果发现了大量的早期水稻植硅体遗存。今年1月，中国科技大学博物馆馆长张居中取了5件石器、3件陶器进行了残留物分析，实验的结果发现了多种淀粉粒沉积。张居中表示，这至少表明9000年前，衢州就开始加工水稻了。

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表示，稻作农业起源是世界性课题。日本学者梅原猛以为，西方文化以小麦大麦农业为基础，美洲文化以玉米农业为基础，东方文化应该以小米大米农业为基础；荷花山遗址发现的稻作遗存表明，稻作农业从这里开始！

专家们一致认为：龙游荷花山遗址以及钱塘江早期遗址群发现的稻作遗存，充分反映了水稻栽培在早期阶段的驯化变异，证明龙游所在的钱塘江上游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衢州九千年”的依据

蒋乐平说，2004年、2006年跨湖桥文化、上山文化的命名，对浙江乃至中国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解读，产生了潜在的重要影响。在龙游荷花山遗址中，跨湖桥文化、上山文化总是出现在遗址的不同区域，两者又有局部叠压现象。跨湖桥文化其年代距今约8000至7000年间；上山文化其年代距今在8000年以上。

至2013年，上山文化遗址总共数量为16处，龙游荷花山遗址是其中的代表。经器物比较研究、碳14年代测定数据（为力求测年精确，选用植物种子作为测年标本）分析：荷花山遗址、青碓遗址均处在上山文化中期，这一年代距今约900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说，从学术角度看，以荷花山遗址为代表的浙江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改写了中国考古史和史前史。

当然，专家对这一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还是有不同的看法，也存在许多悬疑。比如：

荷花山遗址已发现有装饰性很强的陶片，这是不是中国最早的彩陶？而从分布密集的柱洞看，早期的衢州人会不会住在半穴式房屋内呢？在荷花山遗址的西区，发现有大量的石器、块石混合遗迹，这是不是“石器制造场”？而从已发现有“田”字纹饰、太阳纹饰的陶片来看，这会不会是祖先的记事符号甚至原始文字？是否反映原始宗教的意识？从打制石器向磨制石器转变始于何时，荷花山遗址可能会作出贡献么？

第7篇：考古学文化范文

关键词：考古学；意义；发展历程；计算机应用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遗存来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都是自然科学中借鉴而来的。考古学不仅对研究过去的历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对现代社会也有指导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国的近代古代学起始于20世纪初。在大量古籍和历史证据的存在下，中国考古学对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但考古学在研究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学可重建和复原中国的古代史。历史研究者可以从考古学中获得大量资料，比如出土文献和大量考古实物，它们包含着很多历史信息。通过考古学家对文献和实物的解释，更有利还原当时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把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

考古学可以证明文献的真伪。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主要通过遗留下的文献，考古学与遗留文献的结合，可以解决很多难辨真伪的历史问题。有的考古发现可与文献相对照，弥补了文献的不足或者从根本上弥补了文献的缺失。

考古学的出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考古学还没有盛行以前，历史学家只是从文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代考古学出现后，一些史学家将目光转向考古学，希望从考古中找出历史问题的答案。

（二）考古学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步。

现代考古技术的发展和大量应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样化，这样从考提取的信息也会大量增加，就不断的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课题。今天来，计算机技术被引入到考古学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电子化保存考古数据。

考古学家经过多年的努力，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和谱系在多数地区基本完成。考古学家还应该应积极引入外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未来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综合理解和解释。

二、考古学的发展。

（一）萌芽期。文艺复兴至19世纪20年代是考古学的萌芽期，其主要特点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调查古迹。中国的考古萌芽是从宋代开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

（二）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欧学者西蒙森和汤姆森相继提出的“三期说”，即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这一时期，考古学者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如对意大利庞培遗址的发掘。

（三）初步发展期。初步发展期大约处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发掘逐渐科学化。此时，出现了“考古类型学”，就是根据遗物的形状和纹饰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研究，研究和发现这些遗物之间内在的关系。考古学理论则是运用与考古相关学科的传播论和进化论。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学的基本成熟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丰富和创新、考古工作范围的扩展，在这一时期，重大的考古发现的增多。后期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注重研究遗物的形式向将年代学与遗物的功能研究相联系的转变；根据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人的行为；注重研究文化变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等。

（五）转变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学的转变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的兴起。在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由于与外界缺少联系，国外的各种流派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是考古学的全面成熟期。考古界形成了一些新学派和理论，如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中程理论等，它们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统称为“后过程考古学”。

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被用于考古学，如DNA分析、物理探测和化学成分分析等。同时，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增加、交流不断加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国的考古学在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七）继续发展期。进入21世纪，考古界各学派之间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现相互包容、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体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也越来越多，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三、计算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一）对数据的处理。计算机的出现，为考古信息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还可对发掘的信息进行智能化技术处理，在考古过程中，有些工作仅凭人脑是难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机缀合卜甲碎片。计算机还可以对各种仪器分析的数据进行综合处理，以及利用信息进行模拟试验等。

（二）对遗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员不能实地工作的时候，比如对日军731部队遗址考古时，发现了在被日军自毁的地下建筑遗迹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体细菌实验的罪证物还不知道其用途。勘探人员利用现代地球物理勘测技术进行了先期勘测，然后利用计算机绘图技术对遗址群进行绘图，考古人员则根据勘测数据显示的重点区域进行考古钻探工作。

（三）数字建模处理。在考古遗址发掘中，所有关于遗迹、遗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在考古过程中，传统的绘图、照相以及文字记录手段限于某种因素，已无法适应现在考古的发展，也无法准确地记录遗迹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资料。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在考古工作的应用，如GPS、数字相机等一些新技术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遗址信息获取的能力。

四、结语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原有考古经验的基础上，新的科学技术会越来越多的被应用。由于考古学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全世界的考古学家的数量也在迅速地增长，考古讨论会的举行也大量增多。未来的考古学将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为实现这些目标，全世界的考古学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只有这样，考古学才能不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弗雷德・T・普洛格，陈虹.考古学研究中的系统论[J].南方文物，2006（4）.

第8篇：考古学文化范文

[关键词]甘肃;文物考古;文化遗址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4-0016-02

文物的来源基本都是科学考古发掘所得,各类文化遗址复原了历史的风貌,然而考古学是这一切的基础。前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关于古物、古代遗存的研究和记载,有人认为这些研究和记载其实也就是考古学的萌芽。这种看法在今天看来是不准确的,因为现代意义的考古学仍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一整套的学科体系。中国古代传统的对于古物的研究,今天称之为金石学,它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在欧洲也有一种类似的研究,称为古物学,古物学是现代考古学的前身,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考古学。

现代考古学自产生以来,至今尚不到200年。在考古学史上,一般认为在19世纪初期,北欧一些博物馆专家提出三时代法,即把历史分成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时代法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现代考古学的开始。考古学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建立的时间是1926年,中国人开始运用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文物和遗址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当时李济先生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进行考古发掘,这应当算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的正式标志。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确立不过80多年,在中国考古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这80多年的考古发现相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广阔的领土来说,只是冰山一角。我国的考古学起步晚,但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作为考古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现代考古学自建国以来,发展异常迅速。考古学是20世纪中国所有各种学科中发展最迅速,也是最能得到国际认可的学科之一。现代中国考古学从建立始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使中国考古学与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存在差别,即始终和历史学密切结合。外国考古学,特别是欧美的考古学,经常是与美术史、人类学相结合。基于此,夏鼐先生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的考古学可以说是广义的历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考古学与历史学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清晰地阐明了中国考古学的特色――考古学与历史学相互配合。

甘肃有着悠久的历史,县的建制早于省的设置,从春秋时期开始萌芽算起,迄今已达2000余年。甘肃省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开发,特别是农业垦殖和古代文化的发展较早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远在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距今20万年的镇远县姜家湾和寺沟口的原始遗址以及距今3.8万年的武山人遗址的发现,表明陇右地区是远古文化的重要源头。这些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甘肃的考古事业奠定了基础。

甘肃是我国最早开展考古工作的省区之一,也是中西文化交流最早发生的地区,这里古文化遗址众多,类型多样。因此,国内外文博考古界始终极为关注甘肃的考古发现和成果。

以来,甘肃考古事业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大量珍贵文物进入了博物馆。大地湾遗址、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被评为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临潭陈旗磨沟齐家文化墓地的发掘先后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60年来,甘肃几代文博工作者的足迹遍布陇原大地,为全面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已经建立起比较清晰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诸多重大课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史前文化的发掘为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新鲜资料,秦文化起源的千古谜团逐渐被破解,各个历史时期考古成果则展示了甘肃独特的丝路文化风貌。

建国以来,甘肃省的文物考古发掘成果按文化遗址的时间序列共分为7个部分:

一、文明曙光,绚丽彩陶――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甘肃考古成果丰硕。建国以来,先后正式发掘了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兰州下石海鼎一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或墓地,不仅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玉器、骨角牙蚌器等各类珍贵文物和动物骨骼,还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青铜刀。基本理清了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及早晚序列,揭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面貌和成就,表明甘肃是我国古代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二、边陲文明,文化交融――夏、商、周时期

甘肃是我国早期青铜器发现最多的地区。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发掘了广河齐家坪、灵台白草坡、玉门火烧沟、临潭磨沟等一批遗址或墓地。夏商时期的甘肃青铜文化,虽然不像中原那样跨入了国家的门槛,但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陇原大地也是周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三、嬴秦摇篮,西戎故土――春秋战国时期

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墓地是因20世纪90年代初在礼县发生了大规模古墓盗掘事件,而后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早期秦文化遗物。

张家川马家塬墓地也是因2006年发生盗墓事件而被发现的。该墓地出土了大量装饰精美的随葬车马器和金银饰品,对研究战国时期西戎文化的面貌、秦戎关系和当时陇东南地区与西方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秦文化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册页留香,木雕朴拙――秦、汉、魏晋十六国时期

秦至魏晋十六国时期的甘肃考古,有着引人注目的发现以及学术研究上的突破。天水放马滩、居延金关、敦煌悬泉等遗址出土了大批秦汉简帛文书,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保存状况之完好,均居全国之首。武威磨咀子出土的汉代木雕,雕刻技法朴拙,具有奔放粗犷、雄浑刚健的艺术感染力。高台地埂坡仿木构之墓葬形制则为甘肃地区首次发现,也是目前所见惟一的西晋时期的建筑材料。

五、盛世雄风,流光溢彩――隋、唐、五代时期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唐前期国力强盛、政治清明、赋役较轻,经济文化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相继出现了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成为当时居世界前列的文明国家。甘肃在这一时期的考古主要有庆城穆泰墓和秦安叶家堡唐墓的发掘。葬于唐开元年间的庆城穆泰墓,虽经两次被盗,但出土随葬品异常丰富、精美。而1965年发掘的秦安县叶家堡唐代墓葬,出土的三彩天王佣、镇墓兽等,形体硕大,釉色艳丽,是国内出土唐三彩器物中的佼佼者。

六、交融荟萃,熠熠生辉――宋、西夏、金、元时期

元朝建立后,结束了从五代至南宋370余年政权并立的局面,统一了全中国。这一时期,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得到了空前发展,各项手工业规模扩大,尤其是制瓷业,无论质地、釉色、式样,还是生产规模及出口数量,都远胜前代。宋、西夏时期的甘肃考古主要有武威的塔儿湾西夏窑址和天水王家新窑宋墓等的发掘。

七、佛光佑护,众僧普渡――敦煌莫高窟北区考古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分为南、北二区,其中南区石窟最早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现存洞窟492个,窟内有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3000余身,是集石窟建筑、彩塑、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遗存。北区石窟群崖面长700余米,保存了历代洞窟243个及原编号第461～465窟。1988年起,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对北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基本弄清了北区洞窟的数量、形制及其性质。

第9篇：考古学文化范文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研究思路和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从多学科的角度联合攻关研究。主要是考古学、第四纪环境科学、古气候学等多学科结合。最常见的是在一个考古学研究综合项目下，设立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子课题，根据综合研究课题的目的和任务，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绝大多数考古学课题在设计阶段就将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其课题组成员不仅有考古学家，还有古环境、古气候等方面的专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第四纪古环境研究课题，邀请考古学家参加，通过整理分析已有的考古学材料，进行综合研究。

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主要是结合考古发掘和综合研究项目的进行，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对考古遗址本身、遗址周围局域范围内和区域内的古环境信息进行提取和分析，在结合考古学材料进行综合研究。

考古遗址中古环境信息的提取主要是指通过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骸，分析人类活动的特点和环境状况。

对考古遗址中土壤样品进行孢粉和植硅体等古植物遗存分析，通常能够提供遗址周围局域或者区域植被方面的信息。遗址周围的人类活动总是要直接（农业活动等）或者间接地（放牧，践踏活动增加等）影响植被组合。通过为人类提供食物或者为牲畜提供草料、准备建筑材料和燃料以及进行装饰或者仪式性活动等目的，也可以将植物采集或者搬运到遗址中。因此，孢粉和植硅体分析能够为认识古代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提供证据。在英国Orkney曾经有一个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Orkney 古冢项目”[2]，旨在加强对墓葬遗迹的管理，同时深入探讨青铜时代的丧葬礼仪和墓地的地貌特点。对一处青铜时代墓地的孢粉组合研究结果揭示：在这处墓地形成以前，这里曾经是开阔的草地，可能是作为牧场，还有零星的农作物种植在附近，这可能说明在聚落附近有足够的草场，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墓地，同时还反映人们更愿意将死去的人埋葬在聚落附近[3]。

此外，对考古遗址中保存的炭屑进行种属分析，还可以为认识古文化发展的环境背景特别是植被环境提供重要证据。对葡萄牙东部Estremadura 地区的Buraca Grande 洞穴遗址的炭屑分析，提供了重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植被的资料，结果显示，植被变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松属和黄杨属植物的出现，第二阶段这种组合被更喜温的木犀榄属植物代替，考古遗址中木犀榄属植物的减少标志了第三阶段的开始。上述结果证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的气候较现在干冷，而全新世阶段的气候则与现今相似[4]。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炭屑进行树木的种属鉴定，不仅能够为人类文化发展提供环境背景，还为第四纪的古环境重建增加新的资料，这可以说是环境考古研究对第四纪环境科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对法国南部的Abeurador 和 Font-Juveanal 两处洞穴遗址出土炭屑的分析，结果揭示了13000年以来地中海西北地区的植被变迁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植物种类作为建群植物[5]。

考古遗址周围局域古环境重建能够获得人类与环境关系，特别是人类对环境影响的直接证据。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考古遗址附近湖泊类沉积物进行孢粉、植硅体、硅藻等生物指标的分析，重建当时的环境，特别是植被特征，分析其中的人类活动因素。在挪威西南部Jearen 地区，靠近史前时代遗址和中石器时代至中世纪遗迹的地区，有两个小湖泊，对其沉积物进行的孢粉等古环境指标分析结果清楚地显示，在大约距今3000年前后（大约公元前2500－2200年），混交林突然转变为石楠属植被。这个突然的变化，正好与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二段向晚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转变过程中农牧业经济的引入对应[6]。苏格兰东南部地区一些青铜时代以来的考古遗址周围发育了泥炭沼泽，孢粉分析揭示了晚全新世以来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有放射性碳测年结果的孢粉谱与考古和历史记录有比较好的对应关系，对比的结果表明，第一次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发生在铁器时代，这是导致这个地区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的一次重要事件，后来的几次森林变迁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7]。对芬兰东部的Karelia 北部地区一个湖泊（Poettoelampi）沉积物进行的孢粉和炭屑分析，提供了延续1300年的森林火灾的历史记录，在人类影响开始以前，火灾是控制这里的森林变迁的主导因素，但从大约公元1600年开始，由于刀耕火种农业在这个地区的开始，沉积物中的炭屑含量明显增多，而且孢粉和炭屑的分析结果共同证明，在大约公元1720年到20世纪初，是刀耕火种农业迅速发展的阶段，由于农业活动而引起的火灾发生间隔的缩短，引起了这里的森林结构的变化，云杉明显减少，松树成为主要树种[8]。

区域范围内古环境重建，能够为分析人类活动特点、古文化发展与变迁提供环境背景，比如农业起源的环境背景，古代社会复杂化的环境背景等。对第四纪古环境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能够为研究环境变迁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关系提供科学可靠的古环境资料。对全球范围内末次盛冰期以来主要植被演化历史的综合研究，为研究不同地区环境与人类关系提供了古植被方面的信息[9]。对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和古环境研究结果进行的对比分析表明，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衰落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其中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明显[10]。对西北欧洲的全新世考古学文化发展及其古环境背景的分析，结果显示，全新世气候变化是古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环境因素[11]。西北欧洲的人类文化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划分为7个阶段：距今5900，5500，4500，3800，3000－2800，1500 和1100 cal.，将其与根据太阳辐射、冰期活动、湖泊海洋水位、泥炭发育、树轮生长等环境指标重建的气候变化过程进行对比，发现人类影响自然环境/土地利用的过程与气候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尽管由于年代学的结果不尽如人意而使得精确的对比还比较困难，但是，在未来的研究中，随着对湖泊沉积的年层进行分析和高分辨率测年序列的建立，这个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这里大致介绍了欧洲的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的主要方面，如果仔细检索现有的文献，我们还能找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由于众多考古学与古环境科学、古气候学联合项目的实施和一些科学研究结果的公布，在欧洲的学术界和公众中，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其主要表现就是这类研究项目能够得到政府和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不论是考古学项目还是古环境、古气候研究项目，在项目设计论证的过程中就把多学科合作作为一个重点，从而保证了这类项目的顺利实施并不断取得重要成果。转贴于 [1] 靳桂云，刘东生：《华北北部中全新世降温气候事件与古文化变迁》，《科学通报》，2001年46卷第20期：1725－1730；刘东生，吴文祥：《全新世中期气候转变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可能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3期：29－32；夏正楷，王赞红，赵青春：《我国中原地区3500aBP前后的异常洪水事件及其气候背景》，《中国科学（D辑）》，2003年33卷第9期：881－888。

[2] Downes， J. Linga Fiold， Sandwick， Orkney. Glasgow Archaeology Research Division Report 1995.

[3] Buntintg， M. J.， Tipping， R. “Anthropogenic” pollen assemblages from a Bronze Age cemetery at Linga Fiold， West Mainland， Orkney.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1， 28: 487-500.

[4] Figueiral， I. Terral， J.-F. Late Quaternary refugia of Mediterranean taxa in the Portugese Estremadura: charcoal based palaeovegetation and climatic recostruction，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02， 21: 549-558.

[5] Heinz， C.， Thieabault， S. Characterization and palaeo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archaeological charcoal assemblages during Late and Post-Glacial phases in Southern France， Quaternary Research， 1998， 50: 56-68.

[6] Proesch-Danielsen， L.， Sandgren， P. The use of pollen， magnetic and carbon analyses in identifying agricultural activity and soil erosion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Iron Age – a study of two lake sediment cores from Jearen， South-Western Norway，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2003， 8: 33-50.

[7] Dumanyne-Peaty， L. Late Holocene human impact on the vegetation of southeastern Scotland : a pollen diagram from Dogden Moss， Berwickshire， Review of Palaeobotany and Palynology 1999， 105: 121-141.

[8] Pitkaenen， A.， Huttunen， P. A 1300-year forest-fire history at a site in eastern Finland based on charcoal and pollen records in laminated lake sediment， The Holocene， 1999， 9， (3): 311-320.

[9] Adams， J. M.， Faure， H. Preliminary vegetation maps of the World since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an aid to archaeological understanding，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997， 24:623-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