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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是周一,难得的阴霾散去之后的朗朗晴空,我没有准备狂欢的面具,干脆自己用各种颜色在脸上胡乱涂抹,如万圣节般,扎了两个朝天的发髻,穿了一件尼泊尔风味的衣服,又套了一条黑色的公主裙,披挂了长长的鱼网似的围巾,总之,是平日绝对不敢造次的着装风格,然而狂欢节如果不胡乱折腾,岂不是白白辜负了这样动人的一个节日?此刻,看着镜子中那个奇形怪状的女孩子,我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吓死人不是我的错,要怪就怪这个奇怪的狂欢节吧。
一路上,边和朋友七零八落地探讨着狂欢节的盛况,因为他基本不懂中文,只能用法文和英文穿插着交流,边看着路边的风景,一望无际广袤的田野,像极了新疆,有那么一瞬间,仿佛时空错乱――穿插着熟悉的场景,路的尽头就是我可爱的家乡乌鲁木齐,我与我亲爱的爸妈和朋友之间,并没有相隔迢迢万里路的云和月。
很快,车子就驶入了德国境内,朋友虽然生活在比利时,但他的父母亲人全在德国,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对德国赞不绝口,说如果车坏在比利时境内是没人过问的,但如果坏在德国境内,至少会有十个人停下来询问帮助。
由于我们的车好端端的并没有坏,所以我不能具体考证他的说法是否属实,但德国与比利时相隔咫尺,风景和建筑已然有了明显的变化。路上跑着无数的名车,路边看不见一个人――这是我对德国的第一印象。
刚进入科隆,我已经瞅见狂欢节的痕迹了,街边走着形形的男女老少,一个赛一个的奇怪,大有形不惊人死不休之势。我便不能抑制地蠢蠢欲动起来,停车问了路旁两个玩耍的德国小孩,他们说教堂周围正在游行,我们把车停放在一个桥洞下,便欢呼雀跃地加入了游行的队伍。
整个城市都是节奏感很强的音乐,使人一站在地上,便开始忍不住随着音乐摆动,你决不会是异数,因为所有的人都在舞动,不管认识与否,都可以微笑招呼,拉手共舞。更有无数情侣旁若无人地拥舞亲吻,其中不乏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装扮成超人和巫婆的模样相亲相爱地拉着手随鼓点摇摆,一片世界大同的盛况,虽然看起来有些混乱。
大人和孩子们化着充满想象力的妆容站在一起,大声地呼喊,期待着从天而降的巧克力。旁边是身上插满花、脸上涂满颜色的警察在维持秩序,紧接着高头大马“嗒嗒嗒”地奔驰而来,头上插着羽毛的天使、美丽的公主和英俊的骑士开始朝着人群抛洒巧克力……还没等我缓过神来,一群戴着一模一样猫王面具的人吹吹打打地走过来,热情地拉着你的手宛如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紧接着中古世纪的国王坐着高大的马车飞驰而来,投掷向人群的竟然是束束娇艳的鲜花……天哪,这些都是梦中的场景,竟然都一一出现在我的面前!一时间我只顾看热闹,几乎忘记了捡落在我脚边的巧克力和毛绒玩具。从不敢奢望童话变成现实,然而自己却突然站在童话中,看着童话般的风景,扮演着其中一个欢乐的角色,这样的体验,前所未有。
突然心中有许多问号涌出来:德国人是全世界出了名的呆板严肃死气沉沉了无生趣,而我眼前的这群德国人,至情至性天真活泼热情洋溢,是这样一个节日促使他们爆发出生命中最本真的状态,还是他们造就了一个这样让人疯狂欢乐的节日?无论如何,总还是有一个出口,让积蓄的压抑释放出来,在这种释放中体验返朴归真童心未泯,从角色的置换与想象中从身到心彻底放纵自己。
直到游行结束,旖旎的华灯初上,人们还是疯狂地随着音乐起舞,各种稀奇古怪的装扮都看得见,相互拿着啤酒干杯。抬头可以看见科隆大教堂沧桑斑驳的墙壁,沉默无语伫立于夜色之中,到底哪些才是真正的德国人本质?
2月24日,零星飘着雪花,我却不减游兴,搭上了前往班什镇的火车,继续我的狂欢节之旅。班什镇非常非常小,紧挨着法国,在比利时境内。“城市”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班什镇虽然其貌不扬,但名声却是响当当的。全世界狂欢节排名第一的是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排名第二的是意大利的威尼斯,排名第三的就是我此刻到达的比利时的小城班什镇了。
班什镇的建筑不高,街道不宽,巴掌大的地方,但世界各地的人却似潮水般涌来,大概都想亲眼目睹这世界第三的风采吧。全城一条主街道两旁挤满了人,奇怪的是那么多密密麻麻的人头堆在一起,并没给人窒息的感觉,反而是铺天盖地的兴奋不断刺激着大脑中枢,和不认识的操着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人一起跳一起喊一起叫一起等待游行队伍的到来。
齐刷刷八匹高头大马一字顺排拉开了阵势,英武的骑士们竟然都穿着裙子,头戴鸵鸟毛帽子脚登木屐的小丑们吹打着走来,这次抛的不是巧克力,全部是橙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橙子雨,流星雨也不过尔尔吧,橙子漫天飞着落在人群中,有要橙子的呼喊,有接着橙子的惊喜,有失手滚落的尖叫,有被砸中的哀号,一时间,各种声响纷沓而至,无数橙子被镶嵌在路边窗户的铁丝网上,或是跌落在地上,被践踏成泥碾成酱汁,空气中霎时弥漫着橙子又甜又涩的清香。
我眼瞅着好些橙子,就那么乖乖地落在我的怀抱,许多东西该是你的,无须争抢也可拥入怀中。据说德国政府每年为狂欢节抛洒巧克力支付的费用是1000万欧元,班什镇的洒橙子仪式规模虽然比不上德国那么厉害,但至少也有几吨橙子被抛了出去,全图大家一个开心。
解读中性性别时代
人们几千年来一直忽略女性对男性的审美,只有男性才有权力对女性评头论足,而女性也只能是被看的对像,“男子汉”这个词往往是由男人定义的,这种绝对男权的时代随着女性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独立有了一定的缓和。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消费时代里,女性消费意识的高涨,尤其是在消费领域,女性话语权得到了空前的尊重和扩大。
在经济独立的支撑下,唤起了女性的一种集体觉醒,她们终于可以站到自己的对立面来观看男人,广告中充斥女性形象的时代里,女性一直都在被男性消费着,同时也在消费着自己,男人如今也变成一种消费品。不可否认的是,媒介对女性的这种取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媒介所传播的理念对人们审美观念的影响和改变,这在消费时代是无法阻挡的潮流。
从《加油!好男儿》等选秀节目以及荧幕上这些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明星来看,男性成了被看的主体,选手们面对镜头进行各种表演,他们展示的不再是过人的头脑和理性的思维,而是女人眼中的“男性美”;他们所期待的,就是被现场的女性评委以及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认可。《加油!好男儿》的几大城市调查数据显示,67.5%的被访女性认为该节目使得自己的话语权在大众媒介中得到充分体现。比赛现场,女性评委掌控评判权力;电视机前,女性观众同样体验着评判男性的愉悦经历。
媒体重构消费时代的狂欢
2002年,由美国一家女性营销公司进行的调查显示,家庭花销的80%由女性决定,所有购买行为的83%由女性完成,1/2的个人电脑由女性购买,10辆汽车中有9辆的销售受到女性的影响,同时,女性拥有所有股票中的53%。在消费时代里,女性从过去时代和文化的边缘走到了中心。这是由其在消费文化中的作用决定的,缺席于生产文化中的女性在消费文化中成了主角,女性们在这个大好的时代背景下终于可以突破传统的羁绊,演绎一段空前的狂欢盛典。
一直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狂欢现象”也可以作为这一现象形成的一种解释。作为原型的狂欢节具有大众文化的鲜明特征,它是在公众广场上举行的节日聚会,充满了笑骂嘲讽,追求着感官愉悦的满足。巴赫金早已指出,狂欢节是一种全民性的、大众性的生活常态“倒置”:在节日之外,体制化的“严肃”的生活是常态的生活;而在节日之内,非体制化的、快乐的生活,才暂时被允许当作“常态”的生活。
在现代社会,传统的狂欢节已不多见,但大众媒介却能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电视、电影、互联网,来重构狂欢。这一点在一些女性粉丝对中性化娱乐明星的喜爱上得到了极其鲜明的印证。从传统上来说,女性才是审美的对象,女性的观赏价值是男权社会的一种产物。如今,对男色的推崇成了流行文化中的热点,尽管这显然与长期占主宰地位的男性视点格格不入,而要想颠覆这种把女性作为被观看对象的传统,要想反叛由来已久的对女性的道德约束,就需要用狂欢来完成。
有学者早已指出:“在如今这个消费文化盛行的年代,身体愈发要得到最大限度的观赏性和享乐性。”身体在历史上从未如此明显地进入对男性的评判体系,也从未如此明目张胆地成为女性审视的对象,男性身体这种符号借助于狂欢的平台成为打造新价值观的一种工具。女性在这个娱乐消费时代里被允许有一些狂欢的时间和空间,她们通过这些媒介找到了情感宣泄的渠道,在传统时代直视男性被认为是违反礼节的事。如果没有这些违反传统的狂欢,就缺少了突破传统规范的力量,这样,无论从媒体自身来看,或者从人的本性来看,都将延续以往的性别成规,有了这些不安定因素,也许才可以推动社会的车轮向前行使。
[关键词]电视男人秀;仪式;性别;狂欢
自从《流星花园》捧红了四个长相出众的男生,电视圈中便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美色改革,美男开始取代美女得到越来越多的观众的赏识,大众媒介正着力打造一个新的男色舞台。在这股潮流中,星空卫视闪亮登场的电视男人秀节目《美人关》首当其冲,自2002年开播以来,凭借新颖的创意与定位,独特的内容与包装,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其他媒体也纷纷开始了这类节目的制作。对于电视男人秀这一新节目类型人们褒贬不一,或批评电视走向庸俗化,或赞扬它创造了崭新的性别视角。但无论如何,电视男人秀的红火,至少为电视荧屏增添了一道新的亮点,更为电视学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对象。笔者以为,一种新电视节目类型的出现,与其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是分不开的;电视男人秀的出现与火暴同样具有深厚的社会与文化成因,本文选取了三种不同的视角——仪式、性别与狂欢——以《美人关》为例对这类电视节目进行一种文化解读。
仪式:隐藏的意义共享体系
作为一档周播电视娱乐节目,《美人关》每周六晚隆重登场,其男主持人周野芒带领着十位美女助理主持,向台下起首翘盼的三百名女性观众逐一介绍本期的闯关选手。笔者在仔细跟踪考察了《美人关》一段时间后,发现其节目的内容按流程基本可以细分为六个环节,即自我介绍+童年照片、情趣问答、才艺表演、真情表白、展露身体以及最后的冠军加冕;另外环节与环节之间存在着淘汰程序——把落选者推入水池。整档节目对男人的评判标准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衡量。相貌和身材当然首当其冲,即使偶有个别身材走型、其貌不扬的人混入参赛选手中,无论他的童年照片多么可爱,自我介绍多么尊重女性,台下的女观众依然会毫不犹豫地第一个淘汰他。其次,为了增加电视节目的观赏性,才艺表演显然是必要的。选手们纷纷拿出浑身解数一显身手。再次是选手对异性的理解能力。十位女助理主持会设想各种针对两性差别的话题来向选手发问,让选手们回答,比如会问“如果你的女友是女强人,你会有压力吗?”考查的是选手的情商。最后是展示选手的体魄和胆魄。男选手们一个个上身,展现强健的肌肉,甚至还要与危险动物来个亲密接触。总之,相貌好、能体恤女性、有胆魄、才艺俱佳的选手,才能赢得美人的喝彩,从容不迫地通过“美人关”,避免被推下水池的厄运。由于每期节目都是固定的参赛人数,固定的淘汰环节,固定的节目表演,甚至连主持人的串词也高度程式化,这样整档节目完全成了一种仪式,变换的只是参赛选手的面孔和表演罢了。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常用“仪式”这个词来表示“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1]简言之,仪式即是有规律的象征性活动。它出现在媒介上就成了媒介仪式,即重复通过同一个模式输出内容,以达到使众多受众共同参与活动的目的。像《美人关》这样程式化的媒介产品可谓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仪式。《美人关》的录制现场就是仪式举行的场所,仪式的参与者是现场观众与电视观众,仪式的内容则是选美男。不同的是,这种仪式凭借电视这种大众媒介作为传播手段而影响空前。
人类社会中的仪式经历了从宗教仪式到生命仪式再到世俗仪式的过程,就如同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神、英雄到人的过程一样:宗教仪式是对神灵的祭祀,生命仪式强调审美境界,而世俗仪式往往是宣泄某种情感的娱乐活动。[2]媒介仪式则兼具了这三种功能模式。首先,《美人关》作为一档娱乐节目,当然是社会的一种世俗产物,一般受众的观看目的绝非出于对男女平等意识的高度认同,而是出于观赏男性表演的愉悦性。然而,探讨节目类型产生的根源以及受众的观看心理,不难发现节目的主旨是对原始美的回归,是重新发掘美的另一面——即对男性的审美。节目对男性“力”的英雄气概的展示,正是源于对生命的崇拜。而这种审美情趣的上升,可以最后归结为现代人心中的拜物情结,因为男色在当今社会大行其道,俨然成为了某些事物的宰制体。
《美人关》的主创人员看到了女性地位在当今社会的崛起以及性别观念在人们头脑中的转变,意识到今天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追问,在这个社会中真正的好男人、最能得到女性赏识的男人是什么样的人?与以往相比,身份地位的差别在今天看来已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男人的可观赏性似乎被女人推到了前台,至少F4之流的走红就说明了这一点。于是,相貌堂堂、风度翩翩、对女性讨巧卖乖的男性就成了今天对好男人的新定义。这种抽象的价值标准,通过《美人关》主创人员对节目的设置,表现为具象的评比环节。在那里,相貌普通的男人被《美人关》排斥,长相的差别成了对人评价的重要维度;此外,才艺、体魄、胆魄等也构成了男人的评选标准,通过它们来构建一个差别体系;最后,节目中的女评委们把最为认同的“好男人”推上了领奖台。每一个环节事实上节目都在设置一个议题,每一次淘汰都是观众参与议题讨论的结果。媒体通过这种议题设置,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对男性评判的新价值观念,并通过周复一周、期复一期的反复播出,不断加以突出强调,最终让受众共享这种意义。《美人关》的节目现场就是这样一个包含着价值评判体系的信息场,而这个“封闭的场信息通过电波的传送而获得了开阖性”,“使能够接受到这个媒体信息的范围内的受众,无一例外地都处于仪式现场的信息圈内”。[3]人们在媒介仪式的参与过程中不仅体验到一种共同的情感,而且还培养出共享的价值观。
大众媒介是一种意义共享体系,虽然各种立场和观点在这里汇总融合,但是它总是特定利益的代表,或者是特定意义的表达平台。《美人关》不仅体现了当今社会对男性的一种新评判标准,它同时也展示了一种新价值观念,它对男色的强调就如以往我们对男人社会身份的强调一样。媒介仪式正是传播这种价值观念与意义的中介,受众处于媒介所构造的环境中,被媒介所传播的意义所包围,其价值取向自然因为耳濡目染而逐渐被同化。由此可见,大众媒介传播的不仅仅是内容,其本质是在构建意义。
性别:想象中的女性革命
“英雄难过美人关”,该节目的名字明确地提示我们性别是节目定位的起点,而且很明显,女性处于优势地位。一直以来,男女性别的碰撞与冲突就是一对不可回避的矛盾。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处于屈从地位,属于男人讨论评点的对象。在媒介所塑造的形象中,妇女或者缺席,或者被按照性的吸引力或家庭劳动中的性别角色来加以表现。女性主义学者塔奇曼把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为“对妇女象征性的歼灭”。[4]而《美人关》似乎打破了这种传统。节目中仍然存在着对立的两大性别阵营,但阵营的位置却被调换了。以往对女人品头论足的男人成了被注视者,他们的外貌成为女人们被评点的对象,而以往媒介所着力表现的男性的职业化、效率和理性,都被抛诸脑后。女人们坐上了评判席,扮演起具有支配作用的、主动的和权威的角色,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男性,再次强化了男性作为“被看者”的身份。可以说,男人秀节目即是把传统选美节目中的性别角色来个大转换。从形式上看,这类节目的创意走的是反常思路,通过标新立异来吸引观众的眼球,企望破除大众媒介对女性的不公平待遇,塑造一个男女平等的展台。毫无疑问,这是对传统性别陈规的冲破和颠覆。从节目内容来看,设立四个感性的评判标准来选择男人,的确与以往表现男性的节目的角度大不相同。男人在这里展示的不再是过人的头脑、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理性的思维,而是女人眼中所谓的“男性美”,节目也由此成为告别维纳斯之后的男人秀。而男选手们面对美女的刁难,回答的对不对并不重要,但选手们在回答主持人的提问时,表现出来的对女的敏感和理解,将会为其赢得台下的支持。在2003年11月1日播出的《美人关》中,编导似乎有意刁难其中二号选手,为他安排了一位年龄相差很大的中年女性作为他示爱的“梦中情人”,但这位沉着的选手并没有因场面的尴尬而失态,他微笑着表示满意,并落落大方地对这位“梦中情人”唱起了情歌。他的风度赢得台下所有女观众的倾倒,实至名归地成为了这期的冠军。
在考查过这档节目的文本与结构要素之后,我们再从意义层面上对它们进行另一种透视。从表面上看,在父权制社会的大众媒体中,《美人关》对男女地位的颠覆的确具有深远的意义,至少它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引导了娱乐方式的又一次变革。但是冷静地反思这类节目,可能会得出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节目开启的恐怕是又一个潘多拉的魔盒——在其所倡导的性别革命与男女平等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传统性别角色意识中的陈规陋习。
从节目形式上看,女人是在选男人,是主动者。但是,仔细回味节目设置的各个环节,又无处不在散发着男权思想的信息,这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媒介并非简单迂回地用老一套的角色来表现妇女,而是有一种远为基本得多的角色,来帮助确定和塑造女性与男性的基本意义”。[5]比如,节目中设置了在观众席中为选手选择梦中情人的环节,女性在此时仍旧被描绘成接受异性求爱的对象。选手大胆地向未知的对象表白,而灯光所投射的一刹那,女性再次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与被选择的对象。这些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在充当男人的择偶道具。因为从选手们描述梦中情人的话语中,我们很容易听到外貌对于女性的重要。在11月15日播出的节目中,三位选手是如此描述他们各自的“情人”的:“短发”,“小个子”,“眼睛放出钻石的光芒”,“身材好”,“”,诸如此类。而对于女性的性格、爱好、兴趣、志向等等根本没有谈及。在女助理主持与男选手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再次验证类似不平等的性别陈规。在有一期《美人关》中,一位女助理主持向一位男选手提出了“你约会的女朋友为你买单,你会在意吗”的问题。这位选手很坦诚地回答道,他会在意,会觉得没有面子,并说明自己和异性约会时都会主动要求买单。从现场看,这种回答显然赢得了大多数女观众的赞同,最后这位具有“绅士风度”的选手成为了这期节目的冠军。又如,男选手要闯过“美人关”,成为本期节目的冠军之前,有一场决定性的角逐是当众拨开衣裳,展示强健的胸肌或是矫健的身姿。这种力量与胆量的展示无疑是炫耀男人所能带来的安全感,他们有保护女人的能力;而这一点恰巧是对男性强大地位的尊崇和对女性柔弱地位的维护。男性仍然处于绝对优势,而女性依旧要附属于男性。除此之外,美女主持的出现反而吸引了大批男观众的眼球,节目中似乎又隐含着对女性的再次审视,而美女又无可挽回地恢复到了“被看者”的身份,网民在《美人关》的论坛里大呼“都看十大美女助理主持!”这似乎成了对节目最大的反讽。[6]大众媒介在娱乐中不露痕迹地又一次重申且强化了性别角色的差异和性别不平等的传统,让受众在狂欢的过程中被一些由来已久的性别陈规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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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除了性别以外,还有阶级和种族等因素也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女人的社会身份不仅仅是女性,她还隶属于某个阶级与某个民族,并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电视男人秀节目想探索的当然是性别上的变革,但它恰恰又在不自觉中维护了男权社会的传统,这也注定了这种探索是不彻底的与不成功的,它决不可能带来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革命。作为最受欢迎的大众媒介,电视确实对受众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从目前来看,它对提高女性地位的影响远没有人们所期待的那么大,甚至它经常有意无意地扮演着维护男权传统的角色。
女性主义者缪尔曾经论证说:“男性视点的流行,完全是因为男人们控制了那一工业。”同样,男性对媒介工业的控制,必然导致大众文化中男性视点的流行。《美人关》这类节目的意识形态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脱离传统观念中妇女从属地位的窠臼,它们所谓的革命宣言也不过是大众媒体在现实语境中创造乌托邦的一种尝试,是通过媒介仪式实现的一次女性狂欢,是一种想象中的女性革命。
狂欢:无法胜利的乌托邦
俄罗斯学者巴赫金曾经将拉伯雷的小说创作与西欧中世纪的狂欢文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进而对中世纪的民间狂欢节文化作了深入研究。此后,狂欢现象一直受到分析家的重视。作为原型的狂欢节具有大众文化的鲜明特征,它是在公众广场上举行的节日宴会,充满了笑骂嘲讽,追求着感官愉悦的满足。到了现代社会,传统的狂欢节已不多见,但大众媒介却能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来重构狂欢,《美人关》等参与型电视节目就是一种表现。
参与型电视节目最大的特点是庞大的现场观众群。综艺类、益智类等各种娱乐性节目在现场都设置了宽阔的观众席,甚至为了突出热闹的场面,把舞台延伸到了观众席中,或让观众进入舞台两侧的席位,这样可以构建一种强烈的互动。这种技术安排在本质上迎合了构建狂欢的需要,因为在狂欢中,所有人都不是作为观众观看,而是积极的参加者,要参与到狂欢中。[7]拿《美人关》来说,这种互动与参与体现在节目的各个环节中,比如让观众现场对选手提问,从现场观众中抽选选手的梦中情人,有意经常切入女性尖叫欢呼的画面和音效,其狂欢特色也因此借助现代传播手段得到充分的展现。
另一方面,巴赫金也指出,狂欢节作为文化转型期离心与向心力冲突的宣泄口和语言杂多现象的特殊表征,起了一个联结、沟通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鸿沟的枢纽作用。[8]换句话说,狂欢代表着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一种颠覆与反叛。《美人关》毫无疑问体现了这一特质。对于传统精英文化来说,女性才是审美的对象,女性的观赏价值是男权社会的一种产物。如今,对男色的推崇却成了流行文化中的热点,这显然与长期占主宰地位的男性视点格格不入,而要想颠覆这种把女性作为被观看对象的传统,要想反叛由来已久的对女性的道德约束,就需要用狂欢来完成。只有在狂欢的表象下,人们才能够接受对性别秩序的颠覆,对男尊女卑的神圣体系的消解。于是,英雄自古救美人的神话在这里完全破灭,英雄不再是满腔豪情地成就霸业,而是成了在美人面前搔首弄姿的“小丑”,男性的神圣色彩被无情地一笔抹杀。
此外,《美人关》的狂欢显而易见建立在一种身体的展示上,在节目中,男性健美的身体同样具有了观赏性,它可以象美女那样成为“被看”的对象。一般说来,在现代社会中男性美可以分为两派,一为阴柔之美,如日本偶像;另一为阳刚之美,如史泰龙。《美人关》所推崇的男性美更多是二者兼具,选手们既要有俊美的面孔,也要有健美的体形。这种完美的身体除了说明健康的生活态度外,还能博得女性的好感,激发女性的欲望。有学者早已指出:“在如今这个消费文化盛行的年代,身体愈发要得到最大限度的观赏性和享乐性。”[9]当然,作为挑战与反叛传统性别观念的一档电视节目,《美人关》的身体展示也同样具有文化属性,比如在巴赫金看来,这种对肉体感官欲望的大胆追求并不具有鄙俗、低级、下流和的特点,而是积极向上、富有生机的,表现了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离心力的强大而健康的主导力量。[10]事实上,身体在历史上从未如此明显地进入了对男性的评判体系,也从未如此明目张胆地成为女性审视的对象。男性身体这种符号借助于狂欢的平台成为打造新价值观的一种工具。
如果说狂欢节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渠道,一个颠覆传统、放纵自身的机会,那么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一年中民众也只有一个狂欢节。巴赫金早已指出,狂欢节是一种全民性的、大众性的生活常态“倒置”:在节日之外,体制化的“严肃”的生活是常态的生活;而在节日之内,非体制化的、快乐的(这些在平时被视为非常态的)生活,才暂时被允许当作“常态”的生活。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狂欢表现的其实是与真实生活对立的一面,是脱离体制、脱离常规的非常态。它塑造的是一个虚拟的小生态环境,申张的是常态下被视为异端的价值取向。拿《美人关》来说,女性在这里找到了情感宣泄的突破口,她们可以大胆正视男性的身体,直白表露对男性的爱慕,一些平时被认为是出格的行为在这里被当作是正常的、合理的。这是一个女性狂欢的时刻,如果没有狂欢,就缺少了冲破传统规范的力量,就缺少了颠覆与反叛的勇气,那么节目就又会回复到往常死气沉沉的性别陈规中。然而,这类电视节目至多也就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潜意识中的一种需求,她们对男性美的欢呼也无非是一种精神上的无意识释放。正如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狂欢节中,狂欢节后会生活会依然如旧,电视节目所张扬的颠覆性的性别观念也无非是吸引观众眼球的一种手段,节目之外的真实生活中女性想要摆脱从属地位的路依然漫长,我们欢呼的其实是一个无法胜利的乌托邦。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意义传播体系,电视中各种符号的运用都是出于表义的需要。在我们所考察的《美人关》节目中,狂欢是为了颠覆性别陈规而构建,而性别陈规的颠覆又依赖于媒介仪式的运用。仪式、性别、狂欢,说到底只不过是编导手中的三种工具,通过它们来组合各种视觉与听觉符号,并运用这一系列符号来完成向观众灌输价值观念与意义的任务。这样,《美人关》在文化意义上完全可以被解读为通过媒介仪式而实现的一次性别狂欢。
注释:
[1]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9页。
[2]胡志毅,《神话与仪式:戏剧的原型阐释》,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13—31页。
[3]王进、韩青、段晓超,《媒介仪式与奥运延伸》,《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年第12期。
[4]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00页。
[5]同上,第213页。
[6]参见《美人关》论坛。
[7]北冈诚司,《巴赫金——对话与狂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
[8]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93页。
去年杜甫在网络爆红,关于杜甫的涂鸦图片在微博上疯转。在这些对语文课本图片的“再创作”里,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被网友戏称为“杜甫很忙”。与传统文化相比,“杜甫很忙”作为在这种更加开放、互动性强、突出个性、传受一体化的新媒体上产生的大众文化,更加符合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所提出的狂欢化概念,同时由于新媒体技术的介入,导致了狂欢文化样态发生了改变。
新媒体语境下狂欢文化的特征
文本选择。“杜甫很忙”这一新媒体狂欢文化选择的可供创作的文本是高中语文课本上《登高》一诗的杜甫插图,这一文本既是大众在现有教育体制、现有商品资源中可以轻易获得的,又能够产生“对立与俯就”的狂欢世界感受。一方面,诗人杜甫是中国古代人格高尚、忧国忧民的文化名人,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古诗名句都是现行教育制度下学生们必须学习、背诵的,语文课本本身就蕴含着宰制的力量;另一方面,对杜甫这一形象进行涂鸦、恶搞,无疑表现出学生们对教育枯燥的宣泄与反抗,显示出反驳宰制的对抗力量。因此,新媒体背景下的狂欢文化不仅体现了诙谐幽默、娱乐至死的精神,更是展现出从属群体解构传统文化、寻求“符号民主”的快乐。
快速传播。在“杜甫很忙”的网络恶搞中,微博俨然就是一个聚集了数亿参与者、围观者的狂欢广场,分享资讯、寻找娱乐是这个广场的主流话语之一,同时“微博让每一个‘小我’有了展示自己的舞台,引领了大量用户原创内容的爆炸”。微博与论坛贴吧、社交网站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具有关注和转发的功能,这不仅体现了新媒体文化的分享精神,更是强化了微博的开放性特征,有利于信息形成爆炸性的链式传播。微博的这种高互动性与高参与性特点为杜甫涂鸦系列图片的创造与流行提供了可能,人们被微博广场上的表演欲和分享欲所吸引,实际上是制造了一场关于智力、才艺以及幽默感的创意文化竞赛。
全民狂欢。微博传播中匿名制的存在,就如同狂欢节上的面具一样,在消解了等级、身份、地位等等现实世界里的特定因素之外,同时允许受众身份的随意更替与变动,突出了多样性与个性化。在微博的世界里,受众不论身份、地位、职业、教育程度等都可以自由随便、毫无顾忌的与他人转发、互动,从而参与到大众狂欢之中。另外,微博这一新媒体颠覆了传统的传受模式,微博的使用者具有传受一体化的性质,他们不再是被动接受的客体,而成为主动制造、传播文化的主体,这使得人人都能成为狂欢节上的演员和观众,也都是“杜甫很忙”这场狂欢文化的创作者和消费者。一个转发、一个关注,或许就成为了这场新媒体文化的演员和制造者。
话语狂欢。在“杜甫很忙”的网络狂欢中,网友们不仅仿照歌曲《牛仔很忙》创造出了“杜甫很忙”的流行语,伴随着“没有被涂鸦,哪能算大家”的话语鼓动,人们纷纷对李白、辛弃疾、鲁迅等文化名人进行涂鸦恶搞,产生了“李白很忙”、“辛弃疾很忙”直到“雍正打虎”、“包青天很忙”等现象,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涂鸦恶搞热潮,反映出人们在反抗现实压力的过程中需要寻找到情感的认同,而网络恶搞便成为了他们情感宣泄的出口。从这一意义上说,新媒体的话语狂化可以起到一种类似于“安全阀”的作用,通过狂欢人们能够将不同的意见表达出来,而这种不满情绪一旦在嬉笑怒骂的狂欢文化中被释放出来,实际上可能会加强正常的社会秩序。
符号消费。在“杜甫很忙”这场网络狂欢中,无论是对于受众个人,还是对于众多商家而言,他们消费的也只是“杜甫”这一个话语符号。通过对网易房产有关“杜甫很忙”的专题网页进行内容分析,可以认识到为什么“杜甫”能成为这场网络狂欢的符号。网易房产的这期专题以“1300年前杜甫也是房奴,古代名人买房伤不起”为标题,而“房奴”这一名词或许能够引起现代人对杜甫这一形象的共鸣。对于受众而言,杜甫不仅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更是一个家道中落、仕途不顺、买不起房的“公务员”,正如杜甫在诗中写道:“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八月秋风高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这种忙于生计、受尽屈辱的情境与现代人忙碌紧张的生活状态非常相似,正如网易网页上所说的“杜甫很忙,我们也忙”,现代人忙于工作、忙于学习、忙于买车买房、忙于赚钱养孩子……“杜甫很忙”或许能够折射出现代人在当今社会的生存境况。
正确对待新媒体文化
新媒体不仅是一种新兴的信息传播工具,更为人们建构了新的文化传播载体。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言: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被称为“元媒介”,那么21世纪的新媒体正在逐步取代电视,成为新一代受众认识论的中心,新媒体话语环境也正式形成。
在麦克卢汉看来,任何一种新媒介的出现,无论它传播的内容是什么,这种新媒介在技术层面就已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某种信息。进入新媒体时代,由于网络技术、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大众狂欢文化的媒介化特征明显,新媒体技术层面的变化对文化层面的影响也日益加深。
这是一个当地的宗教节日,在每年的7月7日,格里高利历里面的夏至,Bobr市的年轻女性就会头戴花环,并且用跨过火坑与裸泳的方式来礼拜古老的信仰。
在新德里的Holi节日当天,印度女孩都手持彩色的粉末向对方泼洒,以代表一种祝福与希望。Holi同时也是印度的春节。
西班牙“番茄节”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番茄大战。每年的8月下旬,上千Bunyol市民都会涌上街头,相互抛掷番茄,在1个小时内要消耗数以吨计的番茄。
“番茄大战”始于1945年。关于它的来历有这样一个说法:有一天,该城一个小乐队从市中心吹着喇叭招摇过市,领头者更是将喇叭翘到了天上。这时,一伙年轻人突发奇想,抓起西红柿向那喇叭筒里扔,并且互相比试,看看谁能把西红柿扔进去。这就是“番茄大战”的由来。
此后,每年的这天都会有一场这样的“战役”。随着时间的推移,街上的行人也逐渐加入混战。后来,就连世界各地慕名而至的游客也加入了“战斗”。由于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使大家尽情放松压抑的心情,并重新找回童年的感觉,因此这个奇特的节日在西班牙正变得越来越盛行。
Nobsa国际雨衣节是工匠们每年庆祝的节日,每到这天当地就会有盛大的游行与展览,同时也促进了当地传统的羊毛雨衣的销售与发展。
Maslenitsa狂欢节是俄罗斯的民间传统节日,它最早可追溯到异教徒时代。Maslenitsa一词在俄语中表示一种俄式薄煎饼,因为在俄罗斯人眼中,圆圆的金黄的薄煎饼,象征着金色的太阳,也象征着生命本身。在长达一周的节日时间里,人们会走亲访友、点篝火唱歌、砌雪堡、掷雪球、举行骑马比赛。但最奇怪的活动要数其中的自由搏击比赛,人们会互相追打以示庆祝。
这个节日当然不是集体吃猴子大餐,而是请来当地约600只猴子,为他们准备一顿丰盛的水果蔬菜大餐。以此来纪念神话中的猴子盟国给Lopburi的帮助。这个节日,每年要消耗3000公斤水果蔬菜,猴子们可享福了。
关键词:诗歌;民俗;元宵节
元夕之夜,灯火通明,据《史记・封禅书》所述,元宵节起源于汉武帝祭祀“太一”神, 在正月十五日,从黄昏开始即在宫廷中通宵达旦燃放灯火,用盛大的灯火来表示对神灵的虔诚。也有观点认为此节源于东汉时,因印度佛法传入,视这一天为上元天官赐福的良辰,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这一天夜晚在宫廷和寺庙里“燃灯表佛”。也有学者考证,“灯俗”作为正月十五这一节日的重要特征是在隋唐之际才出现,《资治通鉴》记隋炀帝大业六年正月十五夜,“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①。自此正月十五夜张灯结彩燃放灯火的习俗流传到民间,每到元夕时,灯火辉煌,昼夜通明,不论身份阶层,家家户户流光溢彩。“灯”成为元宵节最鲜明的节日物象,正如苏轼诗云:“灯火家家有,笙歌处处楼”。
关于这一节日的名称,唐前直接称“正月十五”或“正月望”,至唐时尊道教为国教,道教将正月十五定为上元节,七月十五定为中元节,十月十五为下元节,到晚唐时,“灯节”“元夕”“元宵”等相应称呼也出现。长久以来人们对元宵习俗的关注多集中在宋词中,其实,对于元宵节这一在宋代已经定型的传统节日,在宋诗中也是屡见不鲜。经检索25万多首全宋诗,与元宵节相关的就有600多首。下面笔者从诗歌反观民俗的角度来探查宋诗中的宋代元宵节俗特征和其中的情感内蕴及其传承流变。
一、 万家灯火,长夜如昼
元宵节至宋已基本定型,并发展至一个新的阶段。晏殊《丁卯上元元夕》其二写到:“百万人家户不扃,管弦灯烛沸重城。游车正满章台陌,为报天鸡莫浪鸣。”②即展现元夕之夜的热闹与沸腾。诗中提到元夕之夜夜不闭户,因大家都在外面狂欢,诗中提到宋时元宵节的一大习俗――观灯。宋朝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繁荣,以及统治者的推崇和赞许,元宵节的节日气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狂欢程度。文天祥《元夕》:“灯火喧三市,衣冠宴九宸。金吾不禁夜,公子早行春”③,元宵时开放禁令,终夜观灯,出入无阻。《宋史・礼志》记载宋沿袭唐代“上元前后各一日,城中张灯”④,即放灯时间原本是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宋代在此基础上又增加十七、十八两日。宋代还形成了专门的“灯市”,何谓“灯市”?《乾淳岁时记》有载:“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在灯市上,管弦齐奏,歌儿献唱卖艺,纨绔豪商买笑追欢,往往从灯火初上直至更深灯偃。南宋姜夔诗曰:“灯已阑珊月气寒,舞儿往往深夜还。只因不尽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⑤
范成大《灯市行》:“吴台今古繁华地,偏爱元宵灯影戏。春前腊后天好晴,已向街头作灯市。”⑥诗中提到宋代灯市上还有与皮影戏相似的五彩羊皮灯、丝灯、走马灯等等,足见宋元宵灯之繁盛。 元宵节狂欢结束之后还有“收灯”习俗,晏殊《正月十九日京邑上元收灯日》:“星逐绮罗沈曙色,月随丝管下楼台。千蹄万毂无寻处,只似华胥一梦回。”⑦写节后“收灯”习俗,人潮终将散去,繁华终将落幕,盛筵过后,冷寂苍凉,恰如华胥一梦,何曾梦觉,正所谓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宋代火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烟火也成元宵节一大亮点,“紫禁烟花一万重,鳌山宫阙隐时空。玉皇高拱云霄上,人物嬉游陆海中”展现了宫中放烟花的绝妙美景,游人被烟花吸引的激昂兴奋情状。
宋代元宵时还有“传柑”活动,苏轼诗《扈从端门观灯》:“老病行穿万马群,九衢人散月纷纷。归来一点残灯在,犹有传柑遗细君。”有注曰:“侍饮楼上,则贵戚争以黄柑遗近臣,谓之传柑,盖尚矣。”⑧《上元夜过赴儋守召独坐有感》:“灯花结尽吾犹梦,香篆消时汝欲归。搔首凄凉十年事,传柑归遗满朝衣。”也写到了元宵传柑。《荆楚岁时记》:“上元夜,贵戚例以黄柑相遗,谓之传柑。”⑨
宋仁宗朝已经开始将谜语书笺贴在元宵彩灯上供人猜射。王文濡《春谜大观》:“旧籍相传,宋仁宗时,上元佳节,金吾放夜,文人学士相与装点风雅,歌颂升平,拈诗成谜,悬灯以招猜者。”⑩另外,丰富多彩的杂技活动也给元宵节增添了别样的奇光异彩。
范成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有句“箕诗落笔惊”,自注:“即古紫姑,今谓之大仙,俗名筲箕姑。”即是宋时元宵节迎紫姑的习俗。苏轼《次韵颖叔观灯》:“永夜出游从马骑,诸羌入看拥千层。”写到了元宵节少数民族的欢游盛况。
二、情丝流转,兴寄遥深
杨万里《上元夜里俗粉米为茧丝,书吉语置其中,以占一岁之祸福,谓之茧卜,因戏作长句》诗中有句:“小儿祝身取官早,小女只求蚕事好”“心知茧卜未必然,醉中得卜喜欲癫”,展现了上元节有吃面茧的习俗,面茧即是肉馅或素馅的馒头,馅中放入写着官品的纸签或木片,以占将来官位高低,占前途以及祸福。
作为元宵节最应景的食物“元宵”即是起源于宋朝,最早称“浮元子”,后改为“元宵”,范成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捻粉团栾意”就是指的这种吃食。即我们今天常吃的“汤圆”,以白糖、芝麻、豆沙、果仁等为馅,用糯米粉包成圆形,可以汤煮、油炸、蒸食,风味各异。圆圆的元宵,凝聚了人们内心里对团圆、团聚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寄托。
“灯”作为元宵节的典型象征,更是在节俗流传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深厚的情感意蕴。首先从元宵节的起源来看,即与祭神有关,“燃灯表佛”,目的是祈求神灵保佑人顺年丰。“润泽翻为田父喜,红灯带雨卜丰年”,元夕恰逢下雨,诗人内心却是无比高兴,因为灯影照耀下的甘雨润泽大地预示着今年将有个丰收的年成。“一瓣预祈今岁稼,两枚不受郡人酣”,表达了诗人对丰年的祈愿,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史卫卿《西湖山居灯夕》中有“鹤闲梅下立,人静月中行。长愿岁时好,吟身见太平。”这样祈愿国运太平,人心和乐的句子,让人心生对美好世道的渴望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之情。承载着人们虔诚祈愿的元宵节在灯影的映照下使得全民狂欢拥有了精神载体,意蕴无穷。
元宵节一向被视作古人的情人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元宵节赏花灯是政府提倡的全民狂欢节,“也知爱惜春游夜,舞落银蟾不肯归”(姜夔《灯词》),无拘无束的玩赏游乐,只恨四更天来的太快。《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每逢灯节,开封御街上,万盏彩灯垒成灯山,花灯焰火,金碧相射,锦绣交辉。京都少女载歌载舞,万众围观。“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繁华熙攘,满街的花灯,满街的游人,在那灯影稀疏之处,邂逅一场绝美的爱情,也是宋人元宵佳节的一大乐趣。
三、千年以后,灯火依旧
元宵节发展至宋达到一个新阶段,形成全民狂欢的节日性质且将“灯”这一代表意象发展壮大,并开创了流传至今的元宵节吃“元宵”的饮食传统。
从元宵节的流传来看,宋以后的元代过此节依然热闹无比。元好问《京都元夕》“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长衫我亦何为者,也在游人笑语中”将大家在元宵节游玩的欢乐展露无遗。元朝时还出现了“走百病”的节俗,周用《走百病》诗曰:“都城灯市由来盛,大家小家共节令。诸姨新妇及小姑,相约梳妆走百病。”一般是登高走桥,赴庙行香,认为这样可以去除疾病。到了明代,朱元璋在金陵即位后,为了使京城显得热闹繁华,于是规定从正月初八日就开始上灯,至十七日落灯,将宋时的张灯五日延长至十日,家家户户都悬挂无色彩灯,灯上描绘各种图案,龙腾鱼跃,鸟鸣花飞,异彩纷呈。花灯焰火照耀通宵,笙歌鼓乐,喧闹整夜,这是我国最长的灯节。明人唐寅《元宵》诗中有句云:“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不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展现了明代元宵节的热闹情景。清代元宵灯节依然盛况空前,曾在乾清宫设鳌山灯。清人符曾《上元竹枝词》写道:“见说马家滴粉好,试灯风里卖元宵”,生意人做元宵当街买卖
元宵时放灯、观灯、猜灯谜等等非常普遍,尤其是猜灯谜,发展到近现代变成了人们尤为喜爱的一项文化活动。其它民俗事项部分流传下来,部分衰亡了,也有一些新产生的活动项目。明清时的上元紫姑卜信仰依然普遍,主要用于卜吉凶、祸福、年成丰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紫姑渐渐被人们遗忘,这一习俗也渐趋衰亡。元宵吃面茧的习俗到了明清时还在安徽、陕西、山东等地流传,大部分地区都已失传。明代时元宵节还增加了舞狮子的活动,到了清代,从元旦到元宵节期间,各种娱乐活动比如舞狮子、舞龙、闹社火、踩高跷、跑旱船、扭秧歌、打腰鼓等等热闹非凡。这些民间活动至今还流传于我国某些地区,只是不像从前那般热火朝天,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渐渐衰落。
然而元宵的“灯”却依然明艳,现在的花灯已经用电灯泡取代了从前的蜡烛,正月十五日作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包含了人们太多的祈望,千年以后的今天,生活在新世纪新社会的中华儿女,依然在用各种方式庆祝这个传统的狂欢节,正可谓:千年以后,元宵的灯火依旧。(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
注解:
①[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八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649页。
②③⑤⑥⑦⑧《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三册,第1952页;第六八册,第43079页;第五一册,第32038页;第四一册,第25876页;第三册,第1953页;第一四册,第9510页;第四一册,第26038页;第一四册,第9381页;第五八册,第36756页;第五八册,第36404页;第六九册,第43273页。
④[元]元脱脱:《宋史・礼志》,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2680页。
⑨谭麟:《荆楚岁时记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3页。
⑩王文濡:《春谜大观》,上海文明书局1917年版。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元宵节的传统习俗1、吃元宵:正月十五吃元宵,“元宵”作为食品,在我国也由来已久。宋代,民间即流行一种元宵节吃 的新奇食品。这种食品,最早叫“ 浮元子”后称“元宵” ,生意人还美其名曰“元宝” 。元宵即“汤圆”以白糖、玫瑰、芝麻、豆沙、黄桂、核桃仁、果仁、枣泥等为馅,用糯米粉包成圆形,可荤可素,风味各异。
2、观灯:元宵放灯的习俗,在唐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当时的京城长安已是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最大都市,社会富庶。在皇帝的亲自倡导下,元宵灯节办得越来越豪华。中唐以后,已发展成为全民性的狂欢节。
3、情人节
元宵节是一个浪漫的节日,元宵灯会在封建的传统社会中,也给未婚男女相识提供了一个机会,传统社会的年轻女孩不允许出外自由活动,但是过节却可以结伴出来游玩,元宵节赏花灯正好是一个交谊的机会,未婚男女借着赏花灯也顺便可以为自己物色对象。元宵灯节期间,又是男女青年与情人相会的时机。
元宵节其他地方的习俗1、永平府元宵节,有病的妇女群聚窑下,称“陶灸”。儿女交错度桥,称“度百厄”。也有人以纸裁剪为九条纸绳,信手打结以卜休咎,称“结羊肠”。又以十二个面盏贮油放入锅中蒸熟,以面盏积水之多寡来预卜该月的晴雨。静海县上元节以大馒头为节食。庆云县元宵节男子请五祖教拳棒,女子请紫姑卜休咎。
2、淄博市淄川区的元宵节临水人家多放河灯。泰安市宁阳县的元宵送灯至祖坟。滨州市博兴县的元宵节有照灯的习俗。男孩子提着灯,绕枣树六圈,口念“嘟佬嘟佬,开花结枣”六遍,就能使枣树丰收。日照市莒(jǔ)县男女老少于正月十六到野外踏青,称之“走老貌”,据说每年走一次可永葆青春年少。
3、襄城县元宵吃馄饨汤,称之“团圆茶”,娘家接已嫁的女儿回家过节, 县元宵庆灯时,老幼有病者,皆以火灸石龟。本地有河桥的,相率过桥。若无桥,则以木板搭数丈高之“天桥”,称为“走百病”。
元宵节的节日传说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凶禽猛兽很多,四处伤害人和牲畜,人们就组织点彩灯织起来打它们,有一只神鸟因为迷路而降落人间,却意外的被不知情的猎人给射死了。
天帝知道后十分震怒,立即传旨,下令让天兵于正月十五日到人间放火,把人间的人畜财产通通烧死。天帝的女儿心地善良,不忍心看百姓无辜受难,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偷偷驾着祥云来到人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人们。
在高中音乐欣赏教学中,如何巧妙地变换教学方式,如何使学生更好更完美地欣赏作品,这是许多教师长期以来不断探索的一个课题。笔者以为,高质量高水平地完成音乐作品的欣赏任务,除了掌握大纲精神,明确教学目的,最为关键的就是在教学准备和实施过程,尽力依据教材的特点及学生的知识能力,精心设计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笔者在实际教学工作中,笔者做了如下尝试。
一、教师讲授法
讲授法是教师通过口头语言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教学方法,是一种简便易行且为多数音乐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其优点是使音乐教师有较充分的主动性,易于把握所传递的音乐知识及音乐常识,使学生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系统连贯的知识。例如: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一部结构复杂,意蕴深刻,有一定份量的作品。欣赏时,可运用讲授法,讲述作品标题的由来,讲解变奏曲式及主题音乐等。这些内容都将对学生理解把握整部作品起到引导、启发和铺垫的作用,同时也为他们欣赏作品做好了心理和基础知识上的准备,许多难点要点在欣赏中也会迎刃而解。其他如欣赏交响乐、管弦乐等,也应该先向学生介绍一些有关欣赏的基本知识。如对交响乐队的乐器、编制及位置编排和曲式结构都要有一个大概了解。
若叙述和描绘教学内容时,语言生动形象或穿插一些与讲授内容有关的趣闻,更能增添教学效果,这须依赖于教师平时就做个有心人,有意识的阅读和积累。
二、形象直观法
直观法是教师展示实物、图片或利用电化教具等手段的一种教学方法。直观法能使学生获得具体、生动、真实的感性认识,对提高学习兴趣,集中注意力,发展观察力和思维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例如欣赏《牧歌》辅之以蒙古大草原的幻灯片;欣赏《动物狂欢节》辅之以被描写动物的录像资料。通过形象、直观的画面,加深了学生对音乐的感知和理解。直观法如同讲授法结合,效果就更佳。如欣赏《伏尔加船夫曲》,在出示列宾的油画《伏尔加纤夫》后,再配以教师声情并茂的讲述:天空晴朗,在辽阔的伏尔加河上,有一群衣衫褴褛、胸前套着纤索的纤夫,用整个身心负着沉重的货船前行,沙滩上留下一串串的脚印,前面的路程仿佛永远没有尽头 …… 但是你看,那领头走在前面的肩膀宽宽、额上包着头巾的卡宁,那和卡宁并肩走在一起的大胡子老汉,还有那脸上流露出反抗情绪的拉尔卡,不正已觉悟到世道的不公而对沙俄的专制统治怀着深深的不满吗?面对油画的学生,经过老师的介绍,感到十分贴近,有了学习兴趣。
三、归类比较法
构成音乐作品的各种因素,都有一定的相对性。音乐作品的丰富多彩和无穷魅力,取决于各种音乐表现手法巧妙、和谐、有序的运用。比较法就是教师有意识地让学生欣赏相同音乐作品,不同表达手段的教学方法。它能使学生准确地把握音乐作品的情感,深刻理解作品的内涵。比较的方法多种多样,可按体裁品种、风格色彩、古今中外、演唱方法、乐器种类等进行比较。如按风格色彩比较:贝多芬的《第五 < 命运 > 交响曲》和莫扎特的《第四十交响曲第一乐章》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具有同样的时代背景,但作品风格大不一样。前者是一部悲壮宏伟的戏剧,而后者则是哀感动人的浪漫主义抒情诗。如按演唱方法比较,可让学生鉴别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声乐唱法的特点。如按器乐种类比较,同样是描摹大自然百鸟的鸣叫,唢呐独奏《百鸟朝凤》和笛子独奏《荫中鸟》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但都把百鸟的鸣叫声摹似得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绝。
四、情感体验法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声音的艺术。先生说过: “ 我们在听了一首动人美妙的乐曲后,常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四周的空气会变得温柔,生活多么甜蜜,似乎觉得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使命。 ” 体验法就是教师培养学生有敏锐的音乐听觉并巧妙地引导学生参与到音乐中去的教学方法。在参与过程中让学生感受、想象、理解、再现音乐形象。如当听到柔和流畅的琴场,能联想到清澈的小溪;听到婉转悠扬的短笛,能联想起清晨的山谷等。体验法教学不仅能使学生动身、动脑,还可以动口(唱)、动手(奏)。在《中国人民进行曲》欣赏中,先让学生反复听辩乐曲中的结构,熟悉乐曲的主题,理解乐曲集中表现人民军队豪迈雄壮的军威,具有一往无前的战斗风格和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的情感特点。接着让学生唱唱乐曲的旋律。最后让铜管乐队的学生为乐曲伴奏,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调动了学生积极性。
五、尝试创作法
尝试创作法是音乐欣赏教学中新举起的一种教学手段。它要求学生把感受到的音乐,理解了的音乐表达出来,发展其智力,发挥其想象力和联想力。例如:在讲授音乐要素时,可选用圣一桑的《动物狂欢节》中 “ 狮王 ” 、 “ 袋鼠 ” 等乐段来让学生根据对节拍、力度、速度、音区音色、旋律特征的分析推测乐段所描绘的动物形象。在此基础上,再让学生利用某些音乐要素来设计其他动物形象。如 “ 一群小鸡 ” 、 “ 温柔的大象 ” 等等。教师可根据学生的设计来演奏。这样,学生对他们自己的创作的形象效果非常感兴趣,同时对这些音乐要素的理解和记忆也更为深刻。其他,也可由教师写出几句歌词,让学生谱写曲子;或由教师写段小曲子,让学生填上歌词等进行创作。当然,这些都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难易要适当。类似这种创作活动不仅能使学生巩固课堂知识,而且还培养了学生学习运用各种音乐语言和表现手段进行创作的能力,满足了学生音乐创作的愿望。
吃元宵
正月十五吃元宵,“元宵”作为食品,在我国也由来已久。宋代,民间即流行一种元宵节吃的新奇食品。这种食品,最早叫“ 浮元子”后称“元宵” ,生意人还美其名曰“元宝” 。元宵即"汤圆"以白糖、玫瑰、芝麻、豆沙、黄桂、核桃仁、果仁、枣泥等为馅,用糯米粉包成圆形,可荤可素,风味各异。可汤煮、油炸、蒸食,有团圆美满之意。陕西的汤圆不是包的,而是在糯米粉中"滚"成的,或煮司或油炸,热热火火,团团圆圆。
观灯
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因明帝提倡佛法,适逢蔡愔从印度求得佛法归来,称印度摩喝陀国每逢正月十五,僧众云集瞻仰佛舍利,是参佛的吉日良辰。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此后,元宵放灯的习俗就由原来只在宫廷中举行而流传到民间。即每到正月十五,无论士族还是庶民都要挂灯,城乡通宵灯火辉煌。
元宵放灯的习俗,在唐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当时的京城长安已是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最大都市,社会富庶。在皇帝的亲自倡导下,元宵灯节办得越来越豪华。中唐以后,已发展成为全民性的狂欢节。唐玄宗(公元685--762)时的开元盛世,长安的灯市规模很大,燃灯五万盏,花灯花样繁多,皇帝命人做巨型的灯楼,广达20间,高150尺,金光璀璨,极为壮观。
宋代,元宵灯会无论在规模和灯饰的奇幻精美都胜过唐代,而且活动更为民间化,民族特色更强。以后历代的元宵灯会不断发展,灯节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唐代的灯会是"上元前后各一日",宋代又在十六之后加了两日,明代则延长到由初八到十八整整十天。
到了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宫廷不再办灯会,民间的灯会却仍然壮观。日期缩短为五天,一直延续到今天。
灯在台湾民间具有光明与添丁的涵义,点燃灯火有照亮前程之意,且台语灯与丁谐音代表生男孩,因此往昔元宵节妇女都会刻意在灯下游走,希望“钻灯脚生卵葩”(就是钻到灯下游走,好生男孩)。
中国的情人节
元宵节也是一个浪漫的节日,元宵灯会在封建的传统社会中,也给未婚男女相识提供了一个机会,传统社会的年轻女孩不允许出外自由活动,但是过节却可以结伴出来游玩,元宵节赏花灯正好是一个交谊的机会,未婚男女借着赏花灯也顺便可以为自己物色对象。元宵灯节期间,又是男女青年与情人相会的时机。
在台湾,还有未婚女性在元宵夜偷摘葱或菜将会嫁到好丈夫的传统习俗,俗称:“偷挽葱,嫁好尪”、“偷挽菜,嫁好婿”,希望婚姻美满的女孩,要在元宵之夜到菜园里偷摘葱或青菜,期待未来家庭幸福,唐代的灯市还出现乐舞百戏表演,成千上万的宫女,民间少女在灯火下载歌载舞,叫做行歌、踏歌。
欧阳修(生查子)云: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书;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辛弃疾(青玉案)写道:众里寻它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是描述元宵夜的情境,而传统戏曲陈三和五娘是在元宵节赏花灯进相遇而一见钟情,乐昌公文与徐德言在元宵夜破镜重圆,《春灯谜》中宇文彦和影娘在元宵订情。所以说元宵节也是中国的“情人节”。
走百病
元宵节除了庆祝活动外,还有信仰性的活动。那就是"走百病"又称"烤百病""散百病"参与者多为妇女,他们结伴而行或走墙边,或过桥过走郊外,目的是驱病除灾。 随着时间的推移,元宵节的活动越来越多,不少地方节庆时增加了耍龙灯、耍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活动。 正月十五元宵节还有一些鲜为人知已经失传的民间活动,这里列举二三。
祭门、祭户古代有“七祭”,这是其中的两种。祭祀的方法很简单,把杨树支插在门户上方,在盛有豆粥的碗里插上一双筷子,或者直接将酒肉放在门前。
逐鼠
这项活动主要是对养蚕人家所说的。因为老鼠常在夜里把蚕大片大片地吃掉,人们听说正月十五用米粥喂老鼠,它就可以不吃蚕了。于是,这些人家在正月十五熬上一大锅粘糊糊的粥,有的还在上面盖上一层肉,将粥用碗盛好,放到老鼠出没的顶棚、墙角、边放嘴里还边念念有词,诅咒老鼠再吃蚕宝宝就不得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