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入门知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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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入门知识范文

与此同时，提起考古学，我们总会觉得考古工作人员会私藏文物。可是从我刚一接触考古学专业课的时候，老师就会对我们进行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客观地说，不排除顺手牵羊这种事情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发生的可能，但是这种事情将会成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极大的污点，并且涉及到刑事犯罪。另外，考古界有行规，考古工作者不搞收藏，道理正符合一句俗语：“瓜田不纳履，梨园不正冠。”电视上鉴宝节目出现的“专家”也只是收藏家而非考古学家。可以说考古学是典型的穷学科，国家的文物系统更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

我也曾被盗墓小说吸引，当我经过考古专业学习之后，再亲身参与考古工作中，我才发现，事实上的考古，与书中的惊险故事大相径庭。

珠宝遍地的地下王国？并不会出现！

盗墓小说或电影中描绘的往往是一群人深入地下王国，遇到各种暗道机关，过程惊险刺激，然而考古的实际情况与小说差距甚远。

首先，墓葬规格截然不同。古代的平民墓葬和今天的普通坟墓没有多少区别，达官显贵的墓室也无非是十余平方米，轰动全国的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墓也仅仅是全长51.7米、最宽处37米（该数字包含墓道长度）。

其次，关于机关暗道。考古工作与盗墓不仅工作性质完全不同，工作方法也是完全不一样。考古工作基本都是采用用大揭顶的方式，从墓葬的顶端开挖，且普遍使用探方法发掘。这种方法一方面宏观地观测墓葬，方便信息提取;另一方面由于古代墓葬年代久远，进入其中会有很大的风险，甚至可能面临塌方。让人心惊胆跳的机关暗器还是鲜有遇到，即便有暗器，在这样的发掘方式下也基本无法起作用的。同时，按照目前的技术水平和国家政策，考古学者是不能主动发掘帝陵的。尽管像秦始皇陵、武则天乾陵、明十三陵等未被盗的帝陵中都可以预见有着数量惊人的珍贵文物，但是因为技术条件不成熟，贸然打开地宫会给文物毁灭性的打击。

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帝陵的主动发掘――打开了明神宗的定陵，墓葬打开后尽管随葬品琳琅满目，然而大部分珍贵文物的璀璨光泽在暴露于空气中几分钟后便毁于一旦。这次惨痛的教训让中央政府毅然叫停了所有帝陵的主动发掘。

发掘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不可修复的破坏，作为考古人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从发掘材料中提取更多信息，努力地去还原古人的社会状况与文化面貌。我还记得一位老师在考古工地的一次晚餐中的酒后的话，他说做学问尽管可以生活无忧，却也并不能带来多少财富，但是这就是他人生所追求的，人生的价值不能完全用金钱来衡量。他愿意带着一群更年轻的学生在安徽偏僻的小村庄中面朝黄土背朝天，在探方中追寻古人的脚步。平常他很严厉甚至暴躁，但他告诫我们，要对得起三千三百年前在这里创造过文明的先人。如果我们的考古工作不认真或是出错误，那些遗迹被挖掉了就再也无法复原。

考古并非只有挖墓：墓葬是考古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

有人竟认为，考古就是官方盗墓，可能是因为很多人觉得考古的人就是每天在和价值连城的宝贝打交道，在土堆里挖掘出精美的文物。然而，实际上考古人与盗墓者关注的点还是很不一样的。

盗墓者只需要关注文物的经济价值，而且重点在那种容易搬走的文物。盗墓者根据个人喜好不一样，和市场价格不同，会偏好不同的文物，一般而言金属器最受欢迎。当然，前提是那种不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就能搬走的金属器，而考古人则更关注文物带来的学术价值，通过出土文物，还原当时的社会面貌。

很多人以为只要是历史久远的东西在考古人眼里都是宝贝，然而实际上，流散文物、传世文物（如传家宝）对考古学研究没有很大价值，因为这些文物已经失去了出土环境。这里说的出土环境，一方面指自然环境，一件器物刚出土的时候可能是色泽明亮且有彩绘的，而在空气中暴露几分钟文物迅速氧化，彩绘脱离，黯淡无光。其中最脆弱的是纸张、纺织品和木制品，大多会迅速变成灰烬，加之经过长期流转，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坏。针对这些流散的文物，考古人并不能看到其真实相貌。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例如一件精美的传世漆器，考古人并不知道这是出现在王侯墓里还是出现在富人家，出现在宫殿里还是出现在殷实平民宅院。因此也不能通过此文物去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

大众意义上的“宝贝”，在实际考古工作中还是比较少见的。但在文物富集区，也会发生很多“巧遇”文物的故事。记得以前曾听说一个研究生学长在陕西周原遗址调查，在小道上走路被树枝刮到了头，但恰巧却发现树枝上挂着一片西周甲骨。另一位学长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工作，走在小路中被绊到了，然而回过头来仔细看竟然发现是一件青铜器……但这样的遗址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发现的大型墓葬早已被盗墓贼光顾，十室九空。

说到考古一词，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挖坟。虽然墓葬是考古重要内容，但并不是全部内容。大众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是因为墓葬出土文物比较丰富，所以人们对墓葬的考古有更直观的感受。古代村庄、城市的珍稀物品会因为各种原因不断流动，而墓葬则是最终的归宿。然而考古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些文物的发掘上，考古学是研究如何寻找和获取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以及如何依据这些遗存来研究人类历史的一门学科。因此，考古人要做的，是通过对古人生活的器物、场所的研究，还原当时的社会面貌。

墓葬虽然是考古的重要内容，而为了研究过去人的生活方式，考古人还会对古代村落、城市遗址等进行发掘，了解当时的生活面貌。发掘古代村落、城市遗址，基本都是在与破碎的陶片打交道，极少出现经济价值很高的文物。但这些貌似不值钱的东西却是重新构建起古代社会面貌的基本元素。

同时，地层分布研究对于考古而言很重要，因此我们需要拿着手铲在探方内一点点地刮面，通过泥土的不同颜色判断不同的地层。有时候刮面的时候看到了文物的一角，仍需要一个层面一个层面地挖，一点点把不同地层清理干净，才可以把文物拿起来。因为直接把文物挖出来，会破坏其附近的地层结构，影响记录。

明清考古？太现代了！

在入门之前，我喜欢这门学科，更多的是靠着感性认知。这主要得益于一些电视上的纪录片。随着专业学习的开始，考古学于我而言不再是那个在面纱后若隐若现的少女。考古专业学分成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秦汉、六朝隋唐、宋元，六个时间段，通过对这六个时间段的学习，系统地学习考古学基础知识。

大多数同学对旧石器时代考古不太感兴趣，毕竟从感性上觉得当时的人类还没有创造出什么文明，倒更像古生物学。随着新石器时代开始，大家的兴致逐渐高涨起来，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很多博物馆里熟悉的器物就会浮现在脑海中，如人面鱼纹盆、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等等。

夏商周则是我最喜欢的时代，从小对于考古学的最初认知就源于充满了庄重威严的青铜重器。后母戊鼎、四羊方尊、曾侯乙编钟……精美的纹饰、庄重的造型、沉甸甸的质感，一件件镇国重器映在脑海中，遐想着古代王侯的生活。上古先民为后人留下的仅有只言片语，等待去发现的还有大片未知的辉煌。备受争议的夏朝激发着考古学者们不懈地探索和考证，父死子继家天下的王朝时代自此滥觞，其影响甚至比秦王扫六合更重大。寻找让西方信服的以文字为载体的夏文化何其艰难，中国考古学者们对夏朝的存在深信不疑，并不仅仅是出于民族自尊心：商代的甲骨文是一种体系成熟的文字，目前为止发现的甲骨文之前的与文字有关的线索，只有一些陶器上零星的刻画符，而处于刻画符与成熟文字之间的过渡性文字还未发现。

同时，商周考古学，曾经拯救了中国人对于自身历史的认知。五四开始了中国人第一次彻底地反思中华文明，然而这场运动在某些方面却有些过激，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提出“层累叠加的中国古史”，因为对于尧舜禹、夏商时代的历史记录，是年代越晚的文献描写得越清晰，可见是越到后代杜撰越多，从而靠想象代代叠加起了中国古史。这一论断几乎否定了整个中国古史，动摇了整个中国对于祖先的认知。然而正是这时，安阳的殷墟出土了大量的有字甲骨。甲骨片上的商王世系与《史记》所载几乎完全吻合，这足以证明我们流传数千年的商汤、纣王的故事确有其人，司马迁等史官们没有用子虚乌有的人物杜撰。

第2篇：考古入门知识范文

？眼中图分类号？演G63 ？眼文献标识码？演B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17-0016-05

我国一般将夏朝以前的历史阶段称为史前时期。由于没有文字记载，证据的使用对这一时期内容的学习就显得特别重要，初中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对此做了一些安排。本文以修订稿①中史前时期的课程内容为例，就历史学科中重证据的要求和教学中证据使用的方法培养问题作一探讨。

证据是指那些能够证明某事物真实性的事实或材料，有实物、文字证据和证人证言几种类型。历史学是有关过去的学问，过去的人和事无法重现，史料就成为了解过去的媒介，真实的史料对历史知识的建构具有证据作用。“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②历史学科的证据意识，指的是对史料证据的重视，并将其自觉运用于确认史实、理解和评价史事之中的心态和能力。

鉴于史前时期课程内容的独特性，修订稿在实验稿③的基础上加强了证据意识培养的要求。

如表1所示，远古居民、粮食生产和祖先崇拜是史前时期课程内容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修订稿与实验稿都以此为学习要点，不同之处在于所选择内容的知识范围、类型和学习视角。

实验稿选择的知识范围比修订稿要大得多。远古居民除“北京人”外还有山顶洞人等“早期人类”，先祖除炎帝和黄帝外还提到了尧、舜、禹，粮食生产则涉及与农耕文化特征有关的诸多问题。修订稿在精选历史事实的同时增加了与史料证据有关的知识，如“考古发现”以及“传说和神话”等。学生借此可以知道史前时期的历史主要是在考古发现和传说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进而认识到证据在历史研究和历史学习中的重要性。

与实验稿相比较，修订稿虽然也以远古居民、原始农业、人文始祖为要点，但学习重点由知识和情感转向了方法，从而与内容的学习价值更为匹配。从知识层面来说，史前时期的历史事实主要由历史遗存和传说推断而成，存在时间常以千年或万年为单位，相关的知识点没必要形成精确的记忆。从情感层面来说，若以我国是人类发祥地而自豪并将其作为主要目标的做法并不合适。因为学术界在我国是否是人类起源地的问题上争议较大，也不主张中华文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谋人和北京人时期，课程标准修订稿就认为“中华文明诞生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但从重证据的学习视角来说，由于史前时期的历史知识源于考古学家对古人遗物等证据的解释，相关内容的学习容易使学生把握知识的形成过程与方法。从考古发现和传说了解我国境内早期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可使学生从一开始就懂得证据在历史学科中的重要性以及历史这门学科的特点。

通过课程内容培养学生证据意识的目的和要求是什么？证据意识与学科知识、能力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修订稿的“课程目标”部分对此作了一些规定。

知识与能力目标方面，证据意识的要求体现在历史理解和历史解释的相关内容之中。“历史理解”着重在设身处地地认识过去，以尽可能地接近无法再现的过去。初中阶段，主要是通过对教科书等文本材料信息的解读，“初步学会从多种渠道获取历史信息”，并在处理相关信息的基础上辨识史料、史实和史论的特点与相互关系。“历史解释”以历史理解为基础，有意识地对过去建构合情合理的、系统性的因果联系。对初中生而言，主要在于“了解以历史材料为依据来解释历史的重要性”，“初步形成重证据的历史意识”。过程与方法目标方面，培养证据意识的要求与探究和表达历史问题的活动有关。修订稿指出，“搜集资料”和“掌握证据”是问题探究的前提，“言而有据”和“推论得当”是问题表达的基本要求。价值观方面，“树立求真求实和创新的科学态度”明确了证据意识培养的原则和方向。证据意识的内核是真实，这是历史学习的基础和历史教学的底线。中学历史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公民教育，凭证据说话是处理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也是现代公民意识的基本内容。

修订稿在课程目标的范畴中对史料证据的运用问题提出了基本的要求，涉及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各个领域，“初步形成重证据的历史意识”是其核心。史事的确认、解释和评价需要具有以史料为证据的观念，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则离不开以史料为证据的方法训练。正如英国史学家柯林武德所言：“历史学是通过对证据的解释而进行的……历史学的程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于解释证据。”①可以说，证据意识是史学知识、能力和价值观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历史学科的基本素养。只有具备一定的证据意识才能获得科学的历史知识和能力，也只有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形成历史学科的证据意识。

从课程目标的要求出发，结合初中生历史学科入门学习的特点，史前时期内容的教学应当将学习证据使用的方法作为重点，教学目标的设计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①通过北京人的发现、半坡与河姆渡原始农业的产生，以及炎帝和黄帝的传说等内容的学习，知道我国史前时期历史发展的大致进程。

②通过北京人以及河姆渡和半坡居民历史遗存内容的学习，知道化石和考古发现是了解史前历史的重要依据；通过炎帝、黄帝的传说故事，了解传说和神话中蕴含着一定的历史信息，认同“我是炎黄子孙”的说法。

③通过对教材、教学中叙述与证据关系的辨析以及史料证据的搜集和处理等活动，了解历史学习中证据使用的常用方法，知道诸如想象、质疑和推断等有利于证据意识培养的思维方式。

历史学科重证据的意识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重视史料的证据作用，知道对任何史事的说明和解释都要有一定的依据；二是指具有使用史料证据的能力，即面对历史问题时能够以史料为证据对相关历史现象做出正确的理解、解释和评价。在史前时期的课程内容中，以下几种方式有利于学生把握证据使用的方法。

1.引导学生了解教材叙述与证据之间的关系

从内部结构看，历史教材内容大体上有相互联系的三个部分所组成。第一部分为历史材料，主要由文献史料和图像方式呈现的实物史料所组成；第二部分是历史叙事，涉及与时间、地点和人物有关的史实；第三部分是历史解释，如历史现象产生的原因、作用和影响等结论。后两个部分的内容可称为历史叙述。教学中，通过教材叙述与证据之间关系的展示，可加深学生对史料证据特点和作用的认识。

例1.北京人复原图及其化石照片的比较

北京人的发现对研究人类起源的价值，一是证明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直立人的存在，二是为远古时期亚洲大陆的人类社会提供了罕见的历史证据。如表1所示，相关的课程内容是从强调证据作用的角度切入和建构的。从逻辑上看，要“了解北京人发现的意义”，就要“知道北京人的特征”（包括体貌特征和文化特征），这就得借助于相关考古发现的证据。

对北京人体貌特征的叙述，多数教材配有复原图及其考古现场的照片，教学中可对此加以充分的运用。如，教师可在展示以下图片和设问的基础上，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和比较等活动理解证据在复原北京人头像中的基础作用。

思考：

①从复原图上看，北京人的长相与我们有何不同？

②三幅图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它们在证明北京人体貌特征的过程中各自起着怎样的作用？

③北京人的长相与复原图是一模一样的吗？为什么？

经过1927―1937年的考古发掘，北京周口店地区共发现6个比较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和200多块骨化石，分属于40多个男女老幼个体。上面左图就是其考古现场发现的骨骼化石碎片，中间的图是由碎片拼接而成的头骨模型，右边的则是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复原图。通过北京人复原图形成过程的展示，有利于理解化石在研究人类起源中的证据作用。

为帮助学生理解古人生产和生活的场景，人们常依据史前时期的历史内容制作相关的示意图。如，北京人头部复原像和用火想象画、半坡人与河姆渡人房屋复原图以及生产和生活的示意图等。复原图、想象画与相关的文字表述一样都是历史叙述，虽有事实依据但也有一定的想象。初一的学生容易将复原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相混淆，教学中还原相关示意图的形成过程，有利于认识历史叙述与证据之间的关系。

2.引导学生证明或质疑相关的史实和结论

教材上所说的历史现象是一种历史叙述，课堂中与讲课、讨论有关的历史话语也是一种历史叙述。教材和教学内容体现了编者、教师和学生的立场，其说法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如有的同学不知道教材和课堂上的历史知识是哪来的，对其完全接受。教学中通过对相关史实的质疑和结论的证明，有利于学生在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的基础上形成言必有据的证据意识。

例2.证实河姆渡人会种水稻的课堂讨论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现，展示了六七千年前我国长江流域原始农耕文明的图景。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稻谷、稻秆遗存，以及许多用水牛等动物的肩胛骨制成的骨耜和石斧，还发现了干栏式房屋的遗迹和刻画有动植物图形的陶器。教材中的这些材料运用得当，可引导学生掌握使用证据的方法。如，有的老师以教材①中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材料，要求学生在阅读课文内容的基础上，通过课堂讨论展开了以下的教学过程。②

师：为什么书上说河姆渡遗址已经出现原始农业？

生：因为河姆渡遗址中有碳化水稻粒。

师：你是怎么知道的？

生：书上有实物照片。

师：这些水稻粒可能是人工栽培，也可能是天然形成，你怎么知道是人工栽培，而不是天然的？

生：图片上的注释明确指出这些碳化稻粒属于人工栽培。

师：很好，所以我们读图时不仅要观察图像本身，还要注意图上的文字说明。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证据吗？

学生沉默。

师：种地需要什么？

生：农具。

生：对了，骨耜是用来种地的。

师：你怎么知道骨耜是农具，而不是其他？

生：外观像铲子，估计是挖土的。

教材上有“河姆渡遗址已经出现原始农业”的结论表述，教师以此为话题，要求学生以相关的史料为证据予以证明。先启发学生寻找直接的证据，即遗址中保存下来的已经炭化的水稻粒。并通过是天然形成还是人工栽培问题的辨识，引导学生对证据进行质疑和证实。后引导学生从种地的工具出发，寻找其间接的证据――骨耜，并从外形和功能上推测其与农业的联系。这样的教学较好地展示了证据使用的方法和要求。一是关注证据的多元性。证据学上有孤证不立的说法，意思是说如果只有一条证据支持，其结论是不可接受的。为证明河姆渡原始农业的产生，老师要求学生从稻谷遗存中寻找其直接证据，又从“骨耜”遗物中寻找间接证据。二是质疑证据的真实性。真实是证据的生命，不真实的证据是伪证，无法起到证据证明的作用。老师通过一系列反问和质询，提醒学生注意证据的真实性问题，如你是怎么知道的？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学生对证据的真实性和适当性的重视。

教材、教学中涉及的史实和结论都是一种历史叙述。以“史料”为证据辨认“史实”和证明“观点”的做法，可使学生知道史实性内容所依托的史料以及结论性内容所凭借的史实，还能促进学生学习使用史料证据的方法，并从中理解“史由证来”“论从史出”的道理。

3.引导学生尝试搜集、处理和运用史料证据

史料提供证据，但史料本身并非证据，史料只有转化为证据才有意义。为此，首先要建立史料与相关问题的联系，知道史料可从哪些方面对相关问题的解释和说明提供证据；其次要对史料进行辨析，使选择的史料真实有效。尝试史料证据的搜集、处理和运用工作，有助于学生逐步把握史料转为证据的方法和能力。以史前时期的内容为例，可通过实地参观来感受文物的证据作用；可以古人的生产和生活用品为对象，在观察、想象或仿制中认识证据的特点和价值；还可以通过故事会等相关活动，在围绕主题搜集和处理史料证据的过程中体验相关的过程与方法。

例3.炎帝和黄帝故事小报编辑活动的设计

炎帝和黄帝时期有许多反映其创业活动的故事。如，炎帝教人农耕、发明医药的传说，黄帝造车船、令仓颉造字和其妻嫘祖发明养蚕缫丝的传说等。这些人物和事件是否真的存在尚需证实，但其中蕴含着我们祖先过定居生活、走向农耕文明的历史信息。

炎帝和黄帝的传说是史前时期教学单元的最后一课内容，可结合单元总结以两节活动课的方式安排教学活动。第一课时帮助学生了解传说故事的基本内容，并布置搜集和整理故事的作业；第二课时展示和交流活动成果。

（一）活动目标：

1.结合史前时期的知识理解神话和传说中蕴含的历史信息，能够解释“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的理由；

2.初步学会从网络、报刊资料和图书中搜集和整理故事材料；

3.知道故事小报的编辑方法和基本要求，认识到小组成员合作的重要性。

（二）活动准备

1.指导学生阅读教科书中与炎帝黄帝故事有关的文字和图片内容；

2.介绍从图书、报刊杂志和网络等途径搜集故事材料的方法；

3.以具体事例呈现故事小报的内容、形式和编辑中要注意的问题。

（三）活动过程与建议

1.小组分工：按照故事的内容或类型将全班同学分成四五个小组，每组负责一个版面的内容；

2.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各组成员按要求分别收集材料，将之整理成有故事色彩和历史信息特点的短文，注明编写者的姓名和资料来源；

3.版面的编辑：各组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将同学整理的故事编辑成一个版面的报纸内容，编排的形式力求图文并茂；

4.活动总结：在课堂展示时，每组推举一人简要介绍本组故事选择的内容、说明的历史现象，以及编辑思路和特色。课后将各版面汇编成整份报纸，并在教室或学校中展示。

传说和神话对认识史前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作用。钱穆先生认为：“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通过编辑故事小报的活动，一方面可在了解传说和神话中历史信息的基础上加深对炎帝和黄帝时期历史的认识，知道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的道理；另一方面可促使学生掌握证据使用的方法，亲身感受资料收集、处理和运用的途径、策略和要求。

第3篇：考古入门知识范文

最需要考研之医学类

在对2013届本科各学科门类读研比例调查中可见，医学生读研比例最高，占16.8%。仅有本科文凭的医学生很难在较好的医院找到对口的工作，这是医学生考研大热的表象，其本质原因在于整个社会对医学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老百姓反映的“看病难”，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看好医生难”。由此可见，对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学生来说，读研深造既是为了应对社会外在压力，也是提高自身的内在需求所在。

专业例：2014年底，针对医学类中最重要的临床医学专业，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明确规定：自2015年起，不再招收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而是实施以“5+3”为主、“3+2”为辅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由此可见，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临床医生，读研几乎已经是必走之路。

选择医学类专业，无论是否打算读研，你都应当记住，从学校毕业并不是学习的完结，工作后还要在临床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更新知识，学习先进的技术或理念，才能最终让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

最适合考研之人文学科类

人文学科类专业即通常所说的文（文学、语言学）、史（历史学、考古学）、哲（哲学、逻辑学、美学、宗教学）等专业。所谓“最适合”，一方面是因为这类专业是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产物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专业方面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选择考研会为自己的未来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与热门专业相比，这类专业在研究生招生培养名额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且竞争也不太激烈。

专业例：基于对历史的浓厚兴趣，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跨专业报考历史学专业研究生。下一个黄仁宇（以39岁的“高龄”从新闻系转至历史系学习，并以一本《万历十五年》一举成名，提出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的著名历史学家），也许就在他们之中。

众多人跨专业报考，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学专业属于门槛较低的专业之一。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三点：一是入门相对容易，中国文化非常注重历史的延续，电影、电视、小说……处处都有历史知识的渗透，对于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来说，即使是跨考，所要面对的专业知识并不生涩；二是专业范围明确，尽管各种历史事件纷繁复杂，相互交织，但历史年代首先限定了它的考试范围；三是英语要求低，从近几年的考研初试分数线来看，历史一直是外语要求较低的专业，这对于许多英语水平不是很高的同学来说，无疑是个福音。

最“左右逢源”之理学类

理学类相关专业主要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及其分支学科。这些传统专业的社会总体需求量虽然有限，但由于其多年积累的、严谨的知识体系，理学类专业对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是其他专业难以比拟的。在对2013届本科各学科门类读研比例调查中，理学类以16.6%的比例紧随医学类之后，另一个重要的数据是理学类学生跨专业报考的比例高达31%。这两个数据的背后，一方面是理学类专业本身在研究生招生培养名额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且竞争也不太激烈的结果；另一方面，理学类学生深厚的基础学科功底，使得他们在跨专业报考中独具优势。当然了，理学类专业虽适合考研深造，但考生若选择这类专业，一定要有长期坐冷板凳和甘于清贫的研究精神，才有可能取得成就。

如若选择跨专业报考，数学专业学生的优势应该说是很大的。首先，很多专业都需要考数学，而且数学可以算得是一门“定生死”的科目；其次，数学知识在众多学科方向上的广泛应用也使得数学专业学生跨考时选择余地较大，经济类、计算机类和管理类，对于数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门槛都不算太高。值得一提的是，数学专业的学生报考经济类的研究生是很受欢迎的，因为经济类的专业课大多都涉及数学，例如高级宏观和高级微观，基本上都是数学模型。很多经济类的研究，也都是建立在数学模型上的。

最“高、精、尖”的专业

第4篇：考古入门知识范文

《看历史》：四川省“4.20”芦山强烈地震，再次令举国心痛。您在《怅望山河》108页曾写道：汶川之后，下一个强震会出现在哪里？需要十分关注、高度重视的，不是龙门山断裂带的东北方向，也可能不是川陕交界处，而恰恰是余震很少发生的映秀——北川断裂的西南方向……

朱幼棣：雅安7级地震的发生，证实了当初的预测，不幸言中，感到无比悲痛。五年后被锁住的活动构造终于打开了……

《看历史》：根据您的专著和建树，您算得上是当今中国顶尖的历史地理学者，也是中国最好的环保和水利专家之一。能否简单描述下您的学术研究重点？

朱幼棣：我只是相关社会领域问题的一个研究者，就真正的专业技术来说，可能有许多方面还未入门。也许正是因为未入门，或者说没有进入到职业和行业层面，我受到业内观点的影响也比较少，才得以保持了独立的思考和比较宏观的视角来观照这一领域。我作过中学的数学老师，当过矿山的技术员，在大学读的是汉语言文学，在新华社做了十多年的工业记者和编辑，后来又分管过科技文教卫生和政治新闻的采访，这些都是命运的眷顾。如果不是因为一串偶然的机遇，我对许多领域也茫然无知。我是由环境和生态保护、大江大河的污染治理开始对一些水利工程进行思考的，在这里又与我曾经从事过的工业经济新闻领域相遇。知识边界可能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扩展并打通了。思想和真实的阐明，实际上比工程技术所涉及的领域更为宽广。现在我关注的仍以这些领域为主，比如资源和能源问题等。在历史地理方面，我又开始触及佛教文化及其传播路径，为此我在前年还去了一趟印度。

《看历史》：您的几本书都涉及了历史文化遗迹和遗产的保护，请问您是如何将关注点聚焦在这一领域的？有过怎样的心路历程？

朱幼棣：我关注历史文化遗产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写过一个关于文物破坏和走私的报告文学《五千年流失的迷径》，并在此期间阅读了考古专业和大遗址保护相关的书籍。我在担任新华社国内教科文采编室主任时，联系的部门就包括文化和文物，也参加过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元上都遗址的调查等。2004年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时，国务院领导在关于文物古迹的破坏的报告上有过多次批示。此后，我参加了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保护的调查，并参与起草国务院有关文件。就我个人而言，关心的领域比较多，文化遗产保护是其中之一，但二十多年来几乎没有中断。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是中国有史以来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时期。但应当看到，重经济轻文化、重开发轻历史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就使我们在房地产开发、旧城改造中，出现了无序和混乱状态。当今，对历史名城、文化街区、古镇、古村落等这类文化遗产造成的严重破坏，也是几千年来所未有的，实在令人痛心。

《看历史》：您曾经采访过许多本应被保护的历史遗迹，却由于各种原因被毁坏。在您过往的采访中，哪一个是让您最感到痛心疾首的？

朱幼棣：这种情况很多，比如古潼关城和陕州古城，在三门峡水库建设中，因规划和设计不当，它们不是被水淹没，而是无端地被拆除，但还有不少遗迹。潼关老县城在80年代还存有几条古街道，我2003年再次去看时，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有些该保护的并没有被保存下来。河北怀来的鸡鸣驿毁坏严重，离北京很近，成了濒危的世界文化遗产。

还有一些城市在建设中，不但拆除原有的文化街区，而且大拆大建，搞假古董，搞仿古街、旅游风景区。这其实已经丧失了原有的文化价值。

《看历史》：在城镇现代化建设中，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古代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普遍存在。什么是文化与自然遗产？它有怎样的核心价值？保护的意义何在？

朱幼棣：自然遗产是指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文化遗产则是人文方面的，这些都具有独特性和不可再生性。在我国也有自然和文化双遗产，比如泰山、峨嵋山、武当山。自然遗产主要是保护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不允许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在泰山修建多条索道、在黄山北海大量建商店、宾馆，都影响了自然遗产的保护。文化遗产则有物质和非物质的双重属性，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是我们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基因谱序”——它回答和决定我们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有共性也有独特性，而文化遗产则属于独特性的部分。

《看历史》：其他国家在保护古代文化遗迹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方法？

朱幼棣：按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保护古代文化遗迹有多种方式。多数做法是原地保护，适度开发利用。因为文化遗产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它不仅是古建筑、古街区，还与居住生活在这里的人群所保有的风俗文化联系在一起。改善当地居民的居住条件，比如水电煤气等设置，要在不影响古建筑外观的情况下实现，不能将危房作为借口，成片大拆大建。如果成了危房，政府是有责任的。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城市，对居住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几百年前的老街区、老城堡中的居民，有相应的补助政策，比如在老城中开商店可以免税。这是许多古城保持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当然，有些大遗址主要以保护为主，如果条件不成熟，最好不要轻易去开发挖掘。

《看历史》：您认为什么样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我们下大力气保护？现在有没有建立一些这方面的标准？

朱幼棣：新与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也将成为明天的历史。对城市和村镇而言，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特色历史文化的建筑或街区，如明清时期、民国时期，江南水乡、西南少数民族的村寨，甚至梯田，都应该有保护的价值。因此，无论民居、公共建筑，还是寺庙驿站、会馆园林，只要是典型的、有代表性的，都应当保护。是连片保护还是单独保护，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总之要使其具有完整性。现在这些保护管理，分属几个政府部门，文物属文物部门，文化街区属文化部门，风景名胜和公园属住建部，还有寺庙等宗教场所属国家宗教局管理，很多情况下职能交叉，许多应管的事又没有管好。与房地产开发和商业相比，历史文化显得相当脆弱和无奈。于是，中国从南到北，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景象。中国几千年城市文化或文明的传承与演变，在当代几乎被彻底打断了。在世界七大古文明中，目前只有中国文明仍然延续不断。因此我特别不希望因为现代化和城镇化，付出中国文明被“全盘西化”的代价。

《看历史》：您认为，对于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护？您有什么建议和忠告？

朱幼棣：我想首先在于人们要认识到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并且意识到延续五千年的文明是今人的义务与责任。如果我们今天未能在理性认识上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流失和湮没——就像历史上几个古文明消亡一样，将会是我们这一代人与这个民族最大的失败。

活在当代的中国人，对自己和国家的历史往往有一种疏隔感。一个人能说出爷爷的名字，但有几个人能说得出自己曾祖父的名字？——三代也不过是五六十年的光景。一些“戏说”之类不是历史，只是娱乐。我们需要与发生过的历史、与日渐被湮没的传统文化重建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

其次，需要纠正一些似乎成了真理和革命口号的老生常谈。比如说“破旧立新”，其实立新不必全要破旧，破字当头，立未必在其中。至于说保护和利用，现在世界上有多种方法和路径值得我们去学习与参考。

此外，我们还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进来。现在社会上的收藏热持久不退，民间各类博物馆亦如雨后春笋。但收藏对于历史文化遗产来说，只是一些“小件”，如果有价值的园林老屋被拆毁了，只抢救出若干家具用品，作用终究有限。

《看历史》：有人评价您好古敏思，谦谦君子，颇有名士风范。您理解名士风范是什么？

朱幼棣：我想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的传统，有一种家国情怀，就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那样，所谓“进亦忧、退亦忧”。我想自己可能是忧思型的，希望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往往思考和研究一些和自己的工作和职业不相干的大事。至于“名士风范”则说不上。我惊异于古代的大师和大家，比如郭守敬，集天文学家、数学家、大地测量工程师、仪器仪表工程师、水利专家/内河航运与港务设计师、城市规划师于一身，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相比毫不逊色，甚至还有多方面的超越。郭守敬为京航大运河、元大都水系的规划与整治作出过巨大贡献，在西北主持了宁夏灌区的水利修复重建。像郭守敬这样的人还有不少。这种人才“造就”的奇迹，今天的大学是培养不出来的。

《看历史》：听说，您目前正在撰写《书法风雨》？能否简单说几句？

第5篇：考古入门知识范文

一、实证精神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历史有其自身的学科规范。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以图否定历史的真实性；一些历史教师和学生也认为历史课就是讲历史故事而已，绝无真实性可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句出自于先生，笔者以为胡先生此言并非是在赞成对历史随便曲解，而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基于自己的生活环境和角度对历史作出不同解读。其实，先生是一个很实事求是的人，他对历史的态度非常认真，他提倡说话要有证据。历史需要证据，历史源于史料，因此，历史是一门实证的严谨学科。

从第一节历史课开始，笔者便入手培养学生的实证精神。先问学生：“我国境内最早的人类生活在哪里呢？” 随后出示《我国远古人类主要遗址的分布》图，并特别将元谋人三个字用红体字标出。继而设问：“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是我国境内已知最早人类，你知道他们生活在哪里吗？为什么要强调是‘已知最早人类’？”第一个问题在书中就能轻松找到，是知识习得与巩固；第二个问题则从强调历史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入手，力图使学生入门之始便养成正确学习历史的严谨态度。

在解答完上述两个问题后，笔者接着设问：“远古人类的历史距今年代久远，我们怎样还原历史呢？”随后向学生展示了元谋人考古挖掘图片、牙齿化石及出土石器的等图片，让学生根据这些图片作答。在讲解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时候，笔者引导学生从实物史料来发现历史，如北京人的“头盖骨”、山顶洞人的“骨针”，让学生根据史料有所发现。笔者最后指出：通过以上过程，我们懂得了历史研究需要史料支撑、通过史料还原历史的道理，“门齿化石”“石器”“炭屑”“头盖骨”“骨针”等考古发现都属于实物史料，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历史信息。从而强调了文字史料的作用，培养了学生的史料意识，使他们明白历史是一门需要实证的学科，论从史出，不能空谈，为后续的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人教版八年级（下）《中国历史》主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内容上自成体系，但从整个初中历史教材来看，八年级（下）的课本内容大多涉及政治史，内容抽象，意识形态化明显，难以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中对中国现代史板块的教学活动建议如下：访问家庭和学校附近的老人，获得对近代社会生活的感性认识；访问长辈，记录他们在“”中的经历和感受，学习整理口述史料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衣、食、住、行、用五个方面变化进行社会调查，撰写调查报告，等等。[1]表明历史史料除了文字史料、实物史料，还应包括口述史料。口述史面向大众，具有把历史“生活化”的功能，引导学生深入社会生活中，接触“沉默的大多数”，倾听普通人的故事， 通过对普通人生活状况的了解，建构起原生态的历史，学会将这些内容放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中进一步去认识，获得对社会生活的历史面貌及其变迁的深刻体验。例如，学生通过访问周围上了年纪的长辈，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服饰变化，就能获得中国人在以往曾有过一段只穿或蓝或灰单色调衣服的历史知识，进而从如今五颜六色、个性十足、日新月异的新潮服饰中感受到改革开放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冲击和影响，更具体地认识到我国三十多年来社会生活发展的历史进程。口述史教学，让学生对历史的了解不再浮光掠影，而是深入其中，在参与对历史的实证过程中真正走进历史。我们应该相信学生的能力，通过一定的训练他们是能培养起历史实证精神的。

二、质疑精神

受篇幅限制，历史教材只能反映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的某个层面，编写往往是“定论”式的，如果我们在实际教学中把历史教材当成了万宝书，唯其马首是瞻，缺失质疑精神，教学中畏首畏尾，不敢超越教材，必然会使学生的历史学习成为对教材内容的机械记忆，阻碍了思维的发展，甚至终身难以跳出教材“定论”的束缚。历史是一成不变的吗？当然不是，历史没有万能的公理，它是一门动态的学科，允许百家争鸣。

例如，在讲解“贞观之治”的时候，笔者发现人教版教材对此的叙述有失偏颇，只写了太宗统治好的一面，但是对他的统治不足一面却完全没有涉及。唐太宗的统治是否真的是完美无缺吗？在其《中国史纲要》中对此略有谈到，“贞观后期，唐太宗不再能很好地纳谏，逐渐抛弃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他甚至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战争和徭役逐渐频繁起来。贞观二十一、二十二年，唐东征高丽，西犯龟兹，西南征服了松外蛮，北边攻灭了薛延陀。同时，太宗又令营缮翠微宫（在今西安终南山）和玉华宫（在今陕西宜君境）为避暑之用；征发江南、剑南民工造船，以备远侵高丽。剑南一带， 州县督迫严急，既役人力，复征船庸，‘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官吏们还扩大征发范围，役及山僚，终于激起了雅、邛、眉三州僚人的反抗。”[2]

在一纲多本的情况下，其他版本的初中历史教材对这部分内容的处理又是怎样的呢？岳麓版教材虽在条理性上优于人教版，但是其内容也仅仅涉及唐太宗贞观前期的政策。北师大版教材是三个教材中唯一一个提到了唐太宗晚期统治的瑕疵的，认为“唐太宗晚年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政局大不如前”[3]。对照课标本课对“列举‘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评价唐太宗”的要求，三个版本教材在处理上都无不妥，但北师大版教材不足百字的补充却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历史情景。基于此，在讲解到唐太宗的时候，笔者为学生补充了两段史料，一段是太宗干预史官修史，一段是太宗晚年统治的不足。然后让学生通过课本和笔者提供的两段史料来对唐太宗作出全面评价。笔者认为，学生要创新，就要先学会质疑，而质疑必须是用史实来说话的，即通过不同角度的史料来全面评价历史人物，分清一个人物历史的主流和支流。历史不是一种简单的定论，而要帮助学生构建自己的理解，教师要尽可能地给学生提供多方面的史料。历史课为学生提供了历史史实，如果学生能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判断，并敢于质疑，形成独立见解，这在本质上与史学家并无不同。

又如，现行人教版历史教材，张衡地动仪的介绍出现在七年级上册中，将地动仪作为东汉时期的主要发明予以重点介绍。原先关于地动仪的工作原理，《后汉书》中的介绍只有语义模糊的196个字，直到1951年，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的王振铎，借鉴日本地震学者原尊礼的直立杆原理，才设计并复原出1∶10比例的木质“张衡地动仪”模型，这个模型也长期被运用到了历史教材中。很长时间内，笔者在向学生解释地动仪工作原理时也采用了直立杆原理的说法。一次，有学生提出这种说法不对，大胆地结合网上查得的资料与笔者争辩，但是笔者仍然坚持己见，因为教参对地动仪工作原理的解释就是直立杆原理。然而，地动仪直立杆原理的说法确实存在着错误，中国地震局和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从2002年开始了新的科学复原研究，新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新发现并纠正了过去的误解，把地动仪的工作原理改为悬垂摆。到了2011年教材修改了地动仪部分内容，对地动仪工作原理的解释也发生了变化。可见，质疑于完善历史教学是多么的重要，必须予以应有的重视。

三、反思精神

历史课不是单纯教给学生历史知识的，这已成为所有历史教师的共识。但是，一节课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该如何具体落实呢？很多教师把中国史教学定位于“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民族自豪感”等固然没错，但培养学生的反思精神也很重要。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即使是自然科学，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人类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例如，代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四大发明，在中世纪末期传入欧洲以后，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历史教材所呈现的就是这样的历史，即中华文明在古代比西方发达，只是最近这几百年落后了。于是在教材中，我们看到的是祖冲之算出的圆周率值要比欧洲早一千多年，赵州桥比西方同类型的桥早七百多年，活字印刷术比欧洲早四百年……在为古人取得的辉煌成就喝彩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反思：中国后来为什么渐渐落伍了？于是，在讲完“四大发明”后，笔者引用了鲁迅在《电的利弊》中“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4]一段文字，启发学生思考。随后，笔者播放了余秋雨评四大发明的一段视频，“四大发明实在是不错，但实在是太早太早了。对祖先的创造发明当然应该尊重……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就像一个人的生命力一样，要通过长期的延续来证明。你如果永远地在说自己幼年时期的聪明和强壮，而后来一蹶不振，听来听去会让人听不下去的。而且在我看来，中国人在古代最重要的创造发明一定不在那四项……一个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天文历法肯定是它的第一发明；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中医中药肯定是它的第二发明。近代以来，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早就落后于西方了。不信，大家看一看我们周围，电灯、投影仪、电脑、手中的圆珠笔、外面的汽车、工厂里的机器、我们家中的电器产品，哪一样是中国人发明的。再看看我们手中的课本，这也都是西方现代印刷术的成果……这是让我们汗颜的问题。”两段文字让学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有的学生联系到了诺贝尔奖，虽然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在诺贝尔奖最重要的科学领域，中国人依然没有实现零的突破。历史借鉴、历史智慧，都不是可以轻松得到的，需要对历史不断感悟、理解和反思。学生学习历史的过程，应是反思历史、寻求借鉴的过程。历史的经验只有与学生的认识产生共鸣，通过主观反思，才能最终内化为学生的智慧。

在最后的结语中，笔者拿出一张白纸，告诉学生：四大发明曾经对世界文明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但是这都已成为过去，无论是在人文还是科技领域，我们与世界最先进水平还有差距。如果我们还沉醉于自己往日的辉煌历史，只能是夜郎自大。纸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伟大发明，但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现在的一切如同这一张白纸，将来究竟会写下什么要依靠每一位当代中国人的努力。今天的一切就是明天的历史，当后人在看我们现在历史的时候，我们为他们写下的应该是中国崛起的新辉煌。

总之，历史学习过程不仅仅是知识学习，更是史学思维与精神培养过程，不是背过了历史就学好了历史，而是看学生是否掌握了一定的史学方法、史学思维，并从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上有所感悟，对自己的人生有所启发。我们的课堂需要一种精神，我们的教师需要一种精神，我们的学生需要一种精神，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教学的魅力。

参考文献：

[1] 冯长运. 历史课程标准教师读本[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61-164.

[2] . 中国史纲要（上）[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85.

第6篇：考古入门知识范文

关键词：金铜佛造像；封底；装藏

1 金铜佛造像的产生

印度北部的犍陀罗地区佛教信徒众多，并且在古希腊雕塑艺术的影响下，这里最早出现了佛造像。但是，这个时期佛造像的材质是石头，一直到犍陀罗晚期，大约在公元4世纪至5世纪，开始出现了铜材质的佛造像，但数量极其稀少。铜造佛像繁荣在笈多王朝，而且题材亦随之变得丰富起来。金铜佛造像的发展变得多样化大约是在公元7世纪密教产生后。

释迦牟尼在公元6世纪时创建了佛教，他带领着他的弟子们用大众化的语言在恒河中游地区推广佛教教义，并且不断扩大佛教的传播范围。最开始，他们采用四处游历的方式，走到哪里就将佛教的理念带到哪里。随着佛教信徒的大量增加，传播者们开始修建寺庙，在寺庙内讲佛。佛教造像艺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受到政治格局的影响，每个时期的佛教造像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再加上佛教艺术与传入地的审美需求相融合，佛教造像表现出各自的地域特色。

2 金铜佛造像的封底

早期的佛教造像都是没有封底的。现在我们见到的高古佛像的封底大多数都是后代为了方便储存、运输以及收藏等加上去的。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佛像封底出土于。所谓封底，就是用来装藏金铜佛造像的底板。金铜佛造像的装藏分为从佛座处装入、从佛像背部装入、从头部开孔装入三种，但绝大多数金铜佛造像的装藏都选择从佛座处装入。

通常佛像铸造完成后，都会在其内膛放置一些有宗教价值的圣物。这些圣物主要就是法身和生身舍利，除此之外还要填充五宝、五甘露、五药、五香等金银珠宝和香料。对于大型的佛教造像，内部还要放置一根塔状的木棍，这根木棍俗称“命根”。对佛像装藏完以后，要用紫铜板来封底。

古代佛像制作按宗教程序为佛像加持、装藏、开光，佛像有法力后才可为修行者供奉，成为佛教徒供奉的神像。

3 封底技艺的分类

在金铜佛造像的底部装填完圣物后，要用一块盖板封住，这块盖板就被称为“底板”。底板的材质是铜，到了后期，人们开始使用木质或泥质的封底。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底板的制作方法也有所增加，主要有以下几种：

3.1 包底法

许多藏传佛造像的封底用到了此种方法，即敲打佛像的底沿，使其向内收以包住底板，是为包底法。历史上这种方法最为常见，大约从8世纪一直被人们沿用到18世纪，即便在当今社会，地区仍能见到这种佛像封底的方法。

包底法又分为宽边包底和窄边包底。使用宽边包底法的金铜佛造像在甘肃、青海等地很常见到，它是在圈足和底板之间有近1厘米的宽边。而窄边包底法被和尼泊尔大部分地区采用，它是把金铜佛像的底沿向内敲打很窄的一小截，用以固定住底板。通过包底的方法，我们可以判断出金铜佛造像的产地。

3.2 剁口法

剁口法是用刻刀把佛像的底沿剁出铜刺，铜刺是用来固定底盖的。一般情况下，底盖都要用阴线刻上十字金刚杵，表示这尊佛像可以不被其他邪魔外道所袭扰。当然，十字金刚杵的图案纹样也会受到时代和地域的影响。在我国历史上，元明清时期的宫廷金铜佛造像多采用这种封底法（图1）。国际上公认的最早使用剁口法的造像是永乐宣德宫廷造像。由于清朝的皇帝大多信奉藏传佛教，北京城内兴起了广建喇嘛寺的风潮。为满足佛像高效生产的需求，使用垛口法封底的佛像大批量涌现。

3.3 嵌板法

这一种把铜板镶嵌在佛座的内膛的方法，不同于包底法中敲击底边来包住封底，而是先铸好固定底板的凹槽，在放置底板后敲击凹槽的下边缘包住底板。可以说，这是对包底法的改良，它更加有利于保护佛像内封藏的圣物，防止圣物受潮。这对于逐水草而居的蒙古游牧民族的信徒来说特别重要。

3.4 粘胶封底法

粘胶封底法不像上文中提到的三种金铜佛造像的封底方法那样很常见到，它常被用作应急之需，多使用沥青和树脂等天然粘合剂粘合。

3.5 双层包底法

使用双层包底法封底的金铜佛造像多见于13世纪左右，它就是在包底的中央另有一个小的封底。

4 佛像封底的意义

在我国的元明清时期，铜铸造像繁荣发展，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并且铸造工艺非常精湛。但清朝的佛像封底还出现了一种在边口刮封铁红腻子的技法。本文中所探究的金铜佛造像的封底技法除了有利于佛像的储存和运输外，还有助于考古学家甄别佛造像的出土朝代，完善历史资料，同时也为收藏家们鉴别金铜佛造像的真假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当今一些古玩市场上出现了许多伪造的金铜佛造像，如赝品的封底上十字金刚杵刻画的线纹刀功不够，且线条不顺畅。还有就是新做的佛像封底包浆不是经过岁月的变迁而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做旧做上去的。

5 结语

金铜佛造像艺术为我国文化艺术宝库添加了非常华美的一章，它为佛学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佛学文化传播的载体，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金铜佛造像的封底为现当代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最有利和最可靠的依据，能够帮助现代人了解历史，学习历史。

参考文献：

[1] 扎雅・诺丹西绕.宗教艺术[M].谢继胜，译.人民出版社，1989.

[2] 陈兵，徐湘灵.佛教与密宗入门[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3] 赵象，先巴东知.佛教造像的鉴定与分类[J].中国（中文版），2000.

[4] 刘宁.金铜佛像知识30讲[M].荣宝斋出版社，2004.

[5] 罗桑开珠.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结构体系及其象征意义[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6] 李雪扬.浅议藏传佛教艺术中的金铜造像艺术[J].丝绸之路，2009.

[7] 王昕.藏传佛像鉴赏与收藏[M].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

第7篇：考古入门知识范文

论文关键词：张舜徽,中国文献学

“文献学”一词始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1930年，郑鹤声、郑鹤春兄弟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首以“文献学”标著书名。时隔半个世纪后，又有三部文献学著作相继问世。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三者成鼎足之势，促使文献学的新发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张舜徽所著的《中国文献学》。

1 简评《中国文献学》的学术价值及影响

张舜徽（1911-1992年），现代史上著名文献学家。他所著的《中国文献学》于1982年由中州书画社出版，此时中国的文化事业正值百废待兴时期，作者“将整理文献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详加阐述于前。俾学者由此入门，以得整理文献之术。”本书把传统的历史文献学从偏狭的领域中解放出来，拆除了“文献学”与“史学”森严的壁垒，恢复了汉唐历史文献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确定了总体的文献研究，划定了文献学的范围，这是文献学学科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且以叙述式阐明内容，注重最新材料指引证，论断富有前沿性、创新性、启发性，是一部重要的研究性著述，标志着当代文献学系统的构建。对文献学教育、研究和文献整理工作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首先，在文献学教育方面，这部书作为教材，在很多大专院校被广泛采用；其次，20世纪80年代，文献整理工作有较快发展，大批的古籍被整理出版；再次，在文献研究上，这部书的出版起到了标志性的作用，标志着中国文献学的最后确立。

2 简评《中国文献学》的体例

全书共十二编、六十章。第一编概述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第二编介绍著作、编述、抄纂三者的区别；第三、四、五编分别论述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版本、校勘和目录；第六编介绍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第七编总结了前人文献整理的丰硕成果；第八编介绍一些杰出的校雠学家整理文献所取得的成就；第九编专门介绍清代考证学家整理文献所取得的业绩；第十编罗列近代学者对整理文献的重大贡献；第十一编提出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第十二编指出文献学的主要任务及最终目的是“在对文献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删繁就简,创立新的体例,运用新的观点,编述成有系统、有剪裁的总结性的,较全面、较完整的中华通史”。

3 简评《中国文献学》的内容

3.1 对古典文献学知识体系的构建

作者围绕“文献整理”构建文献学学科的理论体系，首先介绍文献的载体，接着是文献整理的重要方法，再辅以考证、翻译、抄写等方面的知识和方法，就构成了文献学方法论的完整内容，这是此书的重点内容之一；另一个重点是介绍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丰硕成果，分历代校雠学家、清代考证学家、近代整理文献的著名学者三部分来叙述，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另外，作者始终站在文献学研究的角度，用心收集大量的文献材料，更好的论证观点；最佳版本的应用也是一大亮点，使得著述具有可靠性、真实性、最佳性等功效。

3.2 明确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

首先，作者从“文献”本义出发，严格区分其研究范围与古生物学、考古学的不同，得出结论:“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作者从狭义上来解释文献，把是否有文字记载作为文献的重要标志。

其次，他赞同梁启超“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的论断，阐述：“要很好地继承过去校雠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的和已经发现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是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尤其是将非书籍古代文献排除，一改前人对“文献”论述的偏失，“并且进一步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流源，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做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这是作者第一次阐明了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是对文献学做出的一大贡献。

3.3 批判地总结和继承相关学术成果

作者对中国学术史上整理研究历史文献的积极成果，有所舍取，兼收并容，形成了自己的文献观。用大篇幅将前人整理文献取得的卓著成加以总结，由远至近：历代校雠学家、清代考据学家、近代学者。读者从中可以了解中国古代思想流变、学术特色、师承关系；也可以了解到作者的文献观，即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为整理历史文献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学术境界，把为人民大众服务、写出能为一般人民所接受的《通史》视作历史文献学家的天职，这是作者历史文献观的社会落脚点与最后的归宿。

3.4 对文献学方法的新探索

全书立论以学术史为依托，扎实理清学术史中的基础知识，对文献学方法总结的新探索。以文献学而言，古代即称校雠学，其主要方向为目录、版本、校勘三者，因此该著作的第三、四、五编以此作为整理文献的基础知识，第六编又从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中，抽绎出抄写、注解、翻译、考证、辨伪、辑佚六种，这实际上是基础知识的延伸与补充。

尤其是第六编第三章介绍的“翻译”方法。20世纪30年代二郑兄弟在《概要》把“翻译”列入文献学研究体系——突破了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范围，作者亦对此问题认识深刻，论述详尽。本书有言“我国学者对于域外文献之整理，在两个大时期内，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一是隋唐以前由印度传入的佛典；二是明清以来由西欧输入的科学书籍。”“翻译”既与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密不可分，对现代文献学的研究更是题中应有之义。随着科技的发展，传播信息载体的变化，翻译作为世界文化的桥梁，是现代文献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作者此举不仅总结了古典文献学，更开启了现代文献学的研究。

4 结语

张舜徽不愧为中国现代文献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文献学观不仅为中国学术思想宝库增添了新的遗产和光辉，而且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创新、为广大文献学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与道路。他在《中国文献学》该书中所表达出的扎实的基本功、广博的知识面、顽强的钻研力，更应为广大文献工作者所努力学习。

参考文献:

[1] 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3] 吴 枫.中国古典文献学[M].济南:齐鲁书社,1982.

[4] 胡军，曹慧.简评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J].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1）：

107-108.

[5] 赵海丽，王希平.“郑”“张”中国文献学著述之比较[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08（6）：

76-79.

[6] 何林夏.试评三部历史文献学著作的学术倾向[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1）：32-36.

[7] 田方斌，李惠明.文献学学科体系论略[J].图书情报工作,1997(10)：3-7.

[8] 韦顺莉.试论张舜徽的文献学观[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版),1995(2)：92-94.

[9] 杨溢.中国文献学发展历史轨迹[J].文献学与目录学研究,2005(4)：37-40.

第8篇：考古入门知识范文

瓷器玩家大抵会有同感，古瓷上某些现象，有时心里明白，嘴上却难以表达，故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说。这“意会”，实际上讲的是“悟性”。

悟性在鉴识上无处不在，却又处处在。所以，有人觉得识瓷难，有人觉得不难。比如面对一真一假两件器物，入门三个月的人只凭一两个基本要点便判定了真假，学三年的人，虽然可以讲出三条、五条理由，则不见得真正能抓住要领，这就见出了悟性高下。笔者不是拿“悟性”唬人，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许多人的眼力和心力原本是够用的，只因在许多时候失去了平常心，便迷失了悟性。

因此，在古陶瓷鉴定上，“悟性”未必一定就同智商、同懂得相关历史知识成正比，有时还可能成反比。例如有位高学历的事业有成者，以较高的价位，拥有了一件外底署“永乐年制”篆款的青花龙纹盘，说是国宝级文物。其知识面极广从我国首见的三国时期于腹部处刻纪年款的越窑青釉虎子，到元代署“后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青花款的釉里红楼阁式瓷仓；从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建御窑厂时官窑瓷上不落款，至永乐朝偶尔在圆器的器内署上四字年号款，以及终永乐一朝没有出现一件带底款官窑器的年款情况和历史，无所不详，无所不晓。唯有一点欠思索，倘若外底部带款的此件永乐盘系真的，当时这位写款人会就此犯下对圣上不恭之死罪则他根本没想到。官窑瓷器上冠以帝王年号的做法始自永乐朝，作为第一个吃螃蟹人，明成祖朱棣只是在自己所用的一些碗、杯的内底内壁处，留下了帝王尊号(图1)。这些署款器，尽管烧造数量极为有限，因前无古人，已堪为壮举。朱棣没敢把自己的年号倒扣于外底，是基于传统思维和皇帝的尊严。试想，至高无上的帝号岂能随处张扬!又系张扬于器皿底部，将给文武百官及天下黎民作如何感想!所以，永乐款采用了深奥又不易懂的篆书、且字体显得十分模糊，这系受时展的限制所致。因此，瓷器的早期落款形式，便带有了时代印痕。而此件于外底大大咧咧署上了永乐年号的青花龙纹盘，由于超越了历史进程，无疑为假冒品。

在中国陶瓷史上，把年号书于器物外底部的第一位帝王是明宣宗。宣德的年款，不但字体以堂堂正正的晋唐小楷居多，还多数带上国号“大明”，且书写部位遍器身：从器内底到外底，从内腰部到内口边、外口边，乃至颈部、肩部、外腹部、折沿下、柄或流上(图2)及盖内等，均属落款处。带款的宫器数量之多，以及如此无定规的落款本身，充分显示宣德帝对署年号款有浓烈的兴趣，同时，亦反映出其不知往哪儿落的无奈。然而，凭借朱瞻基不落俗套爱玩蟋蟀及喜欢挥击丸的个性，最终把神圣的帝号一举定格于器物的外底部(图3)，开创了标准年号款的先河。此河一开，使宫廷瓷器的整体艺术趋向完美，亦让官窑瓷器愈添皇家气派。此后，帝王年号款定位于外底部的格式，不仅为明清两代官窑器物在署款上的主要模式，还成了官窑器物的重要标志。

如今，瓷器上司空见惯了的底部年号款，已天经地义得不会让人回头去思考古人在580年前的想法。诸如永乐瓷，为什么要把款识写在花心里，写在狮球内；为何四字篆款的字迹，几乎都显得模糊、若隐若现；为什么器物带款的数量十分稀少，又都局限于一些明显为御用的杯、碗内或祭器上。这些同后世宣德朝有极大反差的写款情景，究竟意味着什么?而能在心底让时空倒转，并透过历史长河中一些有意味的迹象，例如洪武朝宫窑的无款、至宣德时宫窑瓷的款多、遍器身，感悟明皇朝最初几位皇帝在署款上的心态，这一灵感，即为悟性。

与此相反，日常鉴定中，时有发生的所谓犯低级性错误与常识性错误的“吃药”、“走眼”，则为缺乏悟性的表现。换句话说，人们的很多失败，其实都不是发生在未知的世界里，而是跌倒在常识里。因为越是浅显的道理，就越容易被忽视、被忘记。若能将历史常识、书本知识、鉴定技能，运用得灵活，并时时保持一颗平常心，善于总结与比较，悟性也就常在了。因而，古瓷鉴定说难不难，说不难似乎又非常的难。扬州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元代祭蓝釉浅刻白龙纹梅瓶(图4)，在入藏之前，当文物商店专职人员错定成雍正瓷之后，出人意外地让上海一位名叫沈胜利的鉴玉专家从龙纹上认出庐山真面目，堪为难与不难的典型一例。

精品收藏与回报收藏是一项高雅的文化活动，毋庸讳言，它又属艺术品上的一种投资行为。翻翻各家拍卖图录可发现，许多拍品让人眼熟。这些古瓷，不是异地间的拍来拍去，便是数年或数十年投资的索回。由此说明“古董不传三代”，不仅仅因为世事难料、人生苦短，不仅仅因为个人的志向，不时要越迁，不时会有新的定位，还因为收藏者对生活的追求或者是继承人对古瓷认知的程度，都可能出现不可预见的逆转。所以，即便一些珍品今天被收藏者秘藏，却难以确保若干年以后不被用来换成钞票，甚至被其后代当做普通品贱卖出去。于是，在以往的三十年里，许多收藏爱好者至江浙一带的中小城市淘古董或在北京、上海、南京等一些大城市的古玩市场捡漏，每每会有值得炫耀的收获(图5、图6)。近十多年来，国内的货源越来越少，一些行家与藏家经常光顾欧美、日本等地的古玩店，并不时买回以前被流散出去的中国古董(图7)，还有的则通过浏览海外的拍卖网站，从网上或直接冲到当地拍场“拾漏”、颇多成果，他们循着的亦正是这条思路。因而，收藏活动永远会扑朔迷离，永远有演绎不完的故事。

仇炎之于20世纪50年代初，以1000元价格从香港同行手中购得成化斗彩鸡缸杯一事，时至今日仍被收藏界视为“捡漏”的范例。笔者从中看到的却属另一面：收藏不分先后，关键看藏品的品质，以及收藏者的综合实力。1980年，该件鸡缸杯在苏富比拍卖行的易主价为480万港币。1999年时，同样在苏富比，此杯成交价已高达2917万港币。仇炎之慧眼识宝，不隗为赢家。可第三位得主，扣除投资的本金，19年增值2437万港币，当属大赢家。扼腕的是第一位卖主，他的所作所为似乎在印证古董业上一句俗话：“卖者不发财，藏者可发财”，并让人们由此懂得，精品的收藏，比起即时的买进卖出，甚至比起惊心动魄的“捉漏”，更具爆发力。

不怕买贵，就怕至归韵不是最好的

当今，中国艺术品的交易，已跨入亿元时代。去年，成交价过亿的艺术品就达十数件，其中5亿元一件，4亿元一件，2至3亿元的三件。昔日让人觉得惊心动魄的过百万过千万价位，如今比比皆是、已不成新闻。艺术品价格上升之快，验证了美国国家画廊负责人布朗早些年调查市场后所得出的结论：中国古陶瓷精品的回报率为40％，远远高于回报率25％的股票和15％的珠宝钻石。

上述鸡缸杯是一例。上海博物馆于2003年斥巨资450万美金购回的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淳

化阁帖》宋代原版，亦是一例。这套有“中华第一帖”之称的《淳化阁帖》，美国收藏家1995年从嘉士德买入价为28万美元。8年间，从28万元到450万元，飙升16倍，为此，不少人以为上博买贵了。但就这套法帖本身而言，由于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非常显赫非常重要，况且又是存世唯一的原版祖帖，决定了在书画方面，它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稀缺性，简直是无与伦比。倘若要以价格衡量的话，至少可以这么说，流失海外的这部中华遗珍，其总体价值远高于前不久以3.7亿元在嘉德春拍成交的齐白石《松柏高立图及篆书四言联》。还可以肯定的是，倘如上博当初不出手，八年多前的买人价放到今天，充作佣金也不够。于是，对于有魄力有眼光的上博人，国人似乎应该心存感激，感谢他们做了件利国利民的好事。说起有眼光有魄力，值得一提的还有2000年苏富比春拍时被北京市文物公司原总经理秦公先生以1980万港元(约合人民币1800万元)价格拿下、现为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的“乾隆粉彩镂空花果纹(内心绘青花缠枝花卉)六方套瓶”(图8)，无疑，这亦属经典一例。

套瓶，又称转心瓶，流行于乾隆时期。由于作品系乾隆时期巅峰之作，故在工艺上极尽奢华之能，并巧妙运用描金、镂空、转心、浮雕、浅刻等技法，致造型富有变化、内外两瓶互动、妙趣横生，长年来，受到藏家热捧。2010年11月11日，英国伦敦郊区的一家小型拍卖公司上拍的一件“乾隆粉彩镂空开光青花鱼纹套瓶”(图9)，最终以5160万英镑成交，折合约5.5亿元人民币，成为目前最贵的中国瓷器。

第9篇：考古入门知识范文

关键词： 易学，科学，认知结构，独知，共识，境界，视角

On Yi Theory and Science

Abstract: The Yi theory and science all originate from ancient sorcery. They are different structures of cognition. Science is based on common sense， and Yi tends to self-realized state. The scientific Yi of 20 century is a new annotation about the classic Yi theory under the new background.

Key words: Yi theory， science， structure of cognition， self-realized state， common sense， perspective

从中国几千年错综复杂的历史来看，二十世纪无疑是中国的社会格局由内到外发生根本性改变的一个百年。在这个世纪里，相对独立自足的中国思想和社会系统在保持几千年后随着世界各个文化体系的交互运动被动性地被带入了全球性的格局之中，原有的文化和经济基础随之发生动摇和裂变。这些改变迫使原先支撑整个中国社会精神和文化的传统哲学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语境的“甄别”，因此，在新的语境下“更新”话语就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时尚”。易学也不例外，其中最具时代特征的就是被称为“科学易”的新易学的勃兴。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应该说产生于近代欧洲。但是，无可否认，科学的历史起点与人类文化的起点同出一源。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在原始社会时期，科学与巫术并没有明显的界域分野，并且，“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的概念上是相近的，都认定事件的演替是完全有规律的和肯定的，并因而是可准确地预见到和推算出来的。对那些深知事物起因并能接触到宇宙奥秘的人，巫术与科学这二者似乎都为他开辟了有无限可能性的前景。于是，巫术与科学都强有力地刺激着对于知识的追求” 。巫觋是人类知识最早的总结者和掌握者，他们的职业与天象和地形有关，而关于天象和地形的种种知识构成了人们精神世界中时间与空间的基本框架。古代中国关于天圆地方、天道左旋、中央四方、阴阳变化、四季流转的意象，通过巫术操作象征的暗示和仪式的神化，逐渐沉淀在基础结构之中，成为各种具体知识共同的背景。由于在“绝地天通”后巫觋是沟通天地人神的唯一使者，因此，他们的关注对象必然是天地宇宙的结构和运动变化的规律，人类的生老病死以及人神交通的仪式、规则和语言，这样的关注和相关的实践活动促成了早期中国的知识系统的形成。这些知识包括：与“天”有关的天文历算、占星望气、式法选择、龟卜筮占、风角五音；与“地”相关的形法；与“人”相关的占梦、招魂、厌劾、服食、房中、导引等等。显而易见，这些知识也就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地质学、医学、数学等学科的最初源头，而《周易》则是对这些具体知识所体现的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个哲学化的总括。

《周易》，特别是《易经》的性质，古往今来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这与《易经》本身内容的丰富和杂驳有很大关系。就《易经》的卦、爻辞而言，无论选择怎样的诠释角度，都无法否认和忽略其中明显的占卜成份，结合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和古代文献的研究成果，有理由认为：历代围绕《周易》所展开的多层次、多向度的诠释和衍说——易学是作为华夏文明的精神起源和内核的巫史传统的典型体现。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易者又援以入易，易说至繁” 。今天这个被称为“易学”的知识体系如果按照现在的学科分类标准，很难将其归入某个界域分明的专门知识之中，究其原因，乃是由于以“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为方法论基础的“易道”“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包含了先民在人生、社会、自然各方面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经过具有高度智慧的哲人的加工和提炼，最终形成了一套以阴阳五行八卦的流转迁化、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为核心内容的，关于人与其生存所依托的世界关系的“图示”结构系统。这样的一个“图示”结构系统是植根于华夏民族精神深层的“天人合一”观念的具体反映，并且与巫史传统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模式。两汉以后，随着作为中国思想元典的“五经”在话语权力的霸主地位的确立，“五经”之首的《周易》中所蕴含的上述思想和结构模式得以延续和发展，并在更广的范围内影响到其它各个知识门类的形成和发展。

从《周易》的文本来看，《易传》显然较之《易经》更具哲学思辨性，它通过对《易经》的筮法和卦爻象与卦爻辞的解释，揭示出其内在的整体性原则、变易性原则、阴阳互补原则、和谐均衡原则以及象意合一与象数合一原则。这些原则对于人们如何观察和认识世界，如何体认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特别是《易传》中所表述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对于中国古代科学范式中宇宙秩序原理、方法论原则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导向性的影响。明末方以智所谓“格致研极之精微，皆具于《易》”应该说是他对当时的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主要学科的成就“极深研几”后的深切体会。

从易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易学与其它门类知识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互动关系。《易经》中有不少关于天文和气象的记载，《易传》所记述的筮法也明显受到当时历法天文学的影响。在易学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每一次重大的思想转变都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而随着时展而发展的科学技术也就自然地对这些转变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汉代的卦气说就是以当时气象物候方面最新成果为基础而形成的，以易学为主干的宋明理学的形成也与当时的数理科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理学家们将《大学》的“格物致知”嫁接在《易传》的的“穷理尽性”上而提出“格物穷理”的主张后，这种认识方法在宋明以降经过不断的演进，对祖国科学理性精神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宋代易学的数学派、理学派、气学派之间关于数与象、数与理、数与物或气的讨论中所发展出的数理哲学，作为宋元数理科学家创造性思维的一部分，成为把数学和物理学推向中国传统科学最高峰的一大动力源泉。明代中国科学技术的一些重要成就，如李时珍的本草自然分类法、朱载 十二平均律的发明、徐霞客的地形观察与分析学说，以及宋应星在声学、方以智在光学等方面的重大发展都与之密切相关。

明代以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领域的拓展，西方近代科学的一些成果陆续开始被系统地介绍进来，并在知识阶层有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出于不同的动机，在这几百年间有不少人在不同的背景之下尝试中西这两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会通努力。在明清两代，虽然中国文化已经与西方文化正面遭遇，但中国文化的根基尚很稳固，以儒学为代表的主流话语依然能够控制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会通不可避免地只能在“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之类的观念指导下进行。由于易学在传统思想领域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将易学与近代西方科学进行会通一直是人们努力的主要方向。这其中以徐光启、方以智、江永、焦循为代表。以方以智为例，他出身三代易学世家，二十岁就立下以易学为终身之志，试图实践中国传统文化诸领域之间的会通。同时，他对当时传入国内的西学也怀有浓厚的兴趣，并结交了包括汤若望在内的多位西方传教士，广泛研读了由这些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地理、数学等专著。在此基础上，他试图调合中西，以易学改造西学。他的“质测”兼“通几”的方法论见解所反映的正是一种会通意识。其代表作《通雅》和《物理小识》中包括了天文、地理、算学、动植、矿物、医学、声音文字、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志艺”之学，其中充溢着易学“弥纶天地之道”的精神。然而，从结果来看，他的努力并不成功。近人任道斌有着中肯的评价：“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方以智对西学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同时对中国的文化科技作了调查整理。方以智试图改正西学的不足，然而，三代学《易》家庭的影响，虽给他带来了自然的朴素辩证法，但这不能完全解释宇宙，以至使他陷入了形而上学。由于先天的不足，他不可能像牛顿那样，从科学实践中去寻求三大定律式的科学观，只能从《周易》、《河图》、《洛书》中检出神秘主义作为改进西学的武器，所以他的尝试归于失败” 。从现代角度来看，方以智的失败是中西文化内在差异相互冲突的深刻体现，其个人身上所反映出的不足是整个文化某些缺陷的折射，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如果说明清两代方以智等人会通易学和西学的努力还是局部的个人行为甚至被排斥于主流话语之外的话，二十世纪易学研究中易学与西方科学的会通则已经凸显出来，并成为易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即所谓的科学易。大批的研究专著在此期间先后涌现出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沈仲涛的《易卦与科学》、薛学潜的《易与物质波动力学》、刘子华的《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学》、周士一、潘启明的《周易参同契研究》、黄本英的《易经科学》、沈宜甲的《科学无玄的周易》、乌恩溥的《易经——古代中国的世界图示》、杨力的《周易与中医学》、江国梁的《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徐道一的《周易科学观》和《周易与当代自然科学》、郑军的《太极太玄体系》、董光璧的《易学与科技》、《易图的数学结构》和《易学科学史纲》等。严格说来，科学易是从传统的象数易学中演化而来，象数易学中的一些图式和规则与自然科学的某些知识结构相类似，很容易使人将二者联系起来。从目前科学易的研究状况来看，大致有三种倾向：一是研究易学与古代科学技术的相互关系；二是用现当代科学的某些成果重新解释传统易学；三是用现代科学比附传统易学。

所谓的科学，其本质特征在于运用诸如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属性和规律，是人类的一种知识体系。科学的发展，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那样：“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逻辑思维是科学的基本思维模式，它以抽象出事物的特征、本质而形成概念，并在认识过程中借助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来反映现实过程为其特征。因此，如果撩去人为笼罩在科学上的种种神圣光环和面纱，“科学只不过是知觉的显现、意图的说明、常识的完善和精确的语言表述” 。换言之，科学是人类的认知结构模式之一。十七世纪以后，科学思想由于挣脱了中世纪神学的束缚，在欧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而极大的扩展了人类的视域，并带动各门类的专门技术，从根本上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生，从而创造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物质财富，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中坚力量。这些辉煌的成就以及科学思想所依托的概念的精确性和逻辑演绎的条理性使得科学的观念得以在最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并取得大众的共识，这种共识随着科学技术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神话般的惊人成就而不断得到强化，最终在现代社会中成为无可匹敌的霸权话语。

正如本文开篇所指出的，二十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百年，科学观念在强大的物质力量的裹挟下迅速登陆中土，并且随着中国社会原有经济基础的瓦解而在新诞生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在这样一种态势下，原有的一些思想和话语为了求得生存，或主动或被动地进行话语的“更新”以求在新的语境下得到新的“共识”也就很自然了。从这个角度说，二十世纪易学所取得的许多发展，包括文字和历史的考据在内，与科学易试图以科学重新诠释易学（这与方以智等以易学诠释西学的努力方向已有了根本的改变）的尝试一样，自觉不自觉地都是在科学求真务实的观念指导下为易学在新的话语体系中重新定位的一种努力。

虽然科学易的研究方法得到很多人的积极响应，虽然科学和易学一样有着共同的古代巫术的源头并且两者之间确有不少可以相互契合互释的领域，但是必须正视这样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异：易学和科学严格说来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下两种不同的认知结构，它们是人类看待世界所选取的不同的视角。科学思维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对观察结果的逻辑分析，这种分析是在一系列严格的规则引导下进行的，这些规则经过了最大限度的共识检验因而保证了分析推理结果在共识中的可验证性。与之有着本质不同的，代表易思维最典型特征的易象思维是意象性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解析，其演化的结果具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是思想者个体在某种目前尚不能解释的特殊心理状态下所获得的认识。《易传》中所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说的正是易象思维这种与众不同的“感通”特征。这种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观念最根本的体现，而“天人合一”本身与其说是一种观念，不如说是一种“境界”，所以《易传》的作者才接着说：“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传统易学中有许多今天看来是神秘主义的东西，一定程度上就在于易象思维所达到的境界是独知性的，某种现象、状态或感受之所以“神秘”，就是因为它们超出了受现实局限的“共识”可以理解的范围。

有了“独知”和“共识”这样的一个视角，我们对科学易也就有了一个相对客观的认识。应该说，科学易是在新的语境下重新诠释传统易学，以期为易学建立一个新的“共识”基础。这其中虽然有生拉硬扯甚至生吞活剥的成分，也有被学者批评的“丑科学”、“伪科学”现象出现，但它毕竟使得易学在新的形势下获得一个新的立足点，并且为越来越多在科学话语中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了解和认识易学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入门之道，并为中西文化的交融提供了新的途径。

注释:

弗雷译：《金枝》，转引自蒋广学等编《二十世纪文史哲名著精义》，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695页。

永容、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任道斌：《方以智简论》，转引自董光璧：《关于科学与易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国际易学研究》第四辑，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