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解决方案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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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老龄化解决方案范文

这种病简单的说就是由于打呼噜严重，鼾声响亮且时而间断，睡觉时可能会引起呼吸暂停，容易引起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中风等，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夜间猝死。

陈先生面临两种解决办法，一是住院开刀治疗，一是佩戴呼吸机在家中完成治疗。陈先生选择了后者。

在某著名三甲医院呼吸科主任肖毅看来，后者的确是目前有效的一种疗法。通过呼吸机在家进行治疗，能大大减低这种病带来的各种风险，而且也能节省患者的时间和成本。

陈先生搬回了飞利浦伟康的呼吸机。呼吸机的设计很人性化，他戴上后不觉得有不适感，而且作用十分明显，早上起来都感到睡眠质量很高。

陈先生的案例正好代表了目前整个医疗领域的一个新趋势—往家庭医疗方向发展。一些疾病尤其是慢性病，不可能都让医生随时在床边完成护理，这时候家庭初级医疗保健就成了关键。

实际上，家庭医疗的兴起，带来的重大意义还不止于此。在目前看病难、看病贵，医疗资源不均衡和紧张的情况下，家庭医疗保健和社区医疗的推广，一方面可以解决患者就医难题，另一方面还可以缓解大医院的压力，让医疗资源投入到更加急需的地方。

“在欧美市场，家庭医疗的理念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在中国，虽然国情不一样，但家庭医疗的发展和整个医改一定是交织在一起。推动家庭医疗的发展，能对医改有非常大的正向作用。而且能让最需要的人，即患者得到很多的利处。当然，最终也会使整个市场发生深刻的变化。”一位长期从事医疗方面投资的资深人士说。

解决之道

在中国医疗健康领域，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人口老龄化，一是慢性病快速增长。针对这些问题，社会各界都积极应对。大力发展家庭医疗和保健系统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原因不言自明。通过观念的改变，把家庭健康和家庭医疗变成常态，这样能良好的预防老龄化和慢性病带来的各种问题；而且通过有效的治疗和护理手段，让疾病在第一时间就能在家中得到治疗，节省了时间和成本，缓解医疗系统的资源压力。

不妨想象一下家庭医疗带来的便利和好处。传统的医疗模式是，病人与医院是直线联系。但往往因为医疗资源紧张，病人会在医院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看病难”不可避免。

而通过家庭医疗，当病人出现紧急的情况时，能事先在家中做一些初级护理和治疗，节省了门诊、场地、医师、交通等各项费用，减轻患者痛苦。如果需要送往医院，也能让就诊更为顺畅，大大节省时间。而相应地，医院也能把医疗资源投入到更加急切需要的地方去。

创新与挑战

医疗开始向家庭化发展，意味着一场医疗行业的流程再造，各个环节的新目标都是更加效率，更加人性化。

首先是技术的创新，要做到的就是医疗器械的更加人文化和智能化。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苏颖看来，这体现在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收集病人数据，并进行自动诊断，提醒相关人员注意。

飞利浦伟康呼吸机就是这样的创新。通过完善的产品线和服务，飞利浦提供了睡眠监测中心一体化解决方案。从睡眠诊断到睡眠治疗，再到家用呼吸治疗。飞利浦不光提供了仪器器械产品，还有针对患者的教育视频、疾病知识手册、教育类的App。而在人文关怀方面，又有人性化的造访系统、体验中心科学造访流程和OSA俱乐部。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患者带来一个全新的关怀系统。“我们不仅是专注创新，提品、方案，我们更会倾听顾客的声音，然后去满足他们的需求。”飞利浦医疗大中华区家庭医疗业务高级总监陈小穗说。

第2篇：老龄化解决方案范文

关键词：养老保险制度完全积累个人帐户公营管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进行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90年代以后各转轨国家也各自推出了新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些改革措施或思路都借鉴了现代经济学的新的发展成果，大多数在本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它们的经验无疑对于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国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要点

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的一大社会进步。然而，经过几十年的运行，这一制度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和社保机构自身的财务危机上。20世纪70年代，各国已经开始酝酿要改革这一制度。

（一）智利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智利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具体的行动可以认为始于1981年的智利改革。当时智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以现收现付制为基础，广泛地覆盖了养老金、抚恤金、疾病补助和津贴。随着人口老龄化阶段的到来，加上原有体制存在的不公平所导致的效率低下，社保机构的财务状况呈不断恶化之势，到20世纪70年代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政府决心对原有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经过政府的努力，1980年智利通过改革法案，1981年新体制正式实施。其具体内容包括：政府强制性规定公私单位的所有雇员都必须参加养老保险，每人每月将不少于工资10%的资金存入自己的个人帐户，形成养老基金；政府的养老基金监管局只负责规范与监督基金的管理，而不具体参与实际管理事务。私营性质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AFP）是法定的经营管理者。基金所有者有权选择和更换养老基金管理公司，这迫使各个养老基金管理公司在价格和服务方面展开竞争。政府对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标准、财务状况、资产结构进行监管，并要求其交纳风险准备金；养老基金管理公司严格按照分散化、透明化和独立化的原则来进行管理，基金可以用于购买政府债券、企业证券和民营化的公共设施；基金所有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可以从自己选择缴费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领取养老金，或者将积累的养老金连本带利转向人寿保险公司以支取年金。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二）转轨国家养老金改革方案实施

许多转轨国家认为，智利的完全基金化的强制性定额缴款体制对于它们并不合适，因为这一体制存在两个缺陷：该体制没有真正分散风险，比如，一旦出现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或者资本市场出现大的波动，完全积累的基金制将可能破产。更何况转轨国家的资本市场还不完善；由于存在转轨成本，智利模式难以在具有庞大的现收现付体制的国家内实施。

1994年，世界银行关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个“三支柱”方案。这一方案对于转轨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的重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养老金的来源应该多元化，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现收现付支柱、强制性基金化支柱和自愿的辅支柱（即个人的商业保险部分）这三个支柱来保障个人未来得到稳定的养老金。赞成该方案的人士认为，由于该体系的每一个支柱分别是通过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来组织和运行，因此是暴露在不同类型的风险之下，这样，体系内总的风险得到了有效的分散。

从1998年开始，转轨国家开始纷纷按照三支柱方案来设计本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尽管各国在具体的操作方案和制度的侧重点上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别。这些转轨国家养老金改革方案的基本特征是引入基金化支柱，该支柱将与经过改革的现收现付支柱并存。它们力求形成一种包含了代际联系的优点和强制性长期个人储蓄的优点的混合制度。

我国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紧迫性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紧迫性来自以下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阶段的迅速来到。由于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特殊的人口政策，2030年我国的退休人员将达到高峰期，根据估算，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将比世界上其他大国来得都要快；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城市人口的增加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会非常迅速，而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覆盖的是城市人口，这意味着加入到这一制度中的人口会越来越多；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目前许多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障还多少依赖于原来所在的国有企业，这加重了国有企业的负担，不利于下一步国有企业的彻底改革；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向

本文以养老资金的财务机制和养老基金的管理方式两个方面讨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取向

（一）养老资金的财务机制

对于我国养老资金的财务机制，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存在三种观点：主张实行完全的现收现付制，认为该制度管理成本低，互济色彩鲜明；主张部分积累制，实际就是统帐结合，该制度与世界银行的“三支柱”方案本质上是相同的；主张完全积累制，即社会统筹的部分也要进入到个人帐户。对于第一种观点，除了前面讲到的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原因使之不可行外，还有一个微观层面的问题，即如果提高缴费率来缓解支付压力的话，无疑要增加企业的成本，最终导致国内企业的亏损面大大提高。

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部分积累制，根据这一观点，社会统筹部分通过现收现付制来提供最低养老保障，而个人帐户方面通过企业和个人缴纳的基金积累则既有利于提高社会储蓄率，又有利于激励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因此，该观点似乎最为合理。但是，国内外学者中对此都有不同看法。费尔德斯坦认为，考虑到我国目前实际上资本的边际产出大于工资总额的增长率，因此，将现收现付制部分改为基金制，将大大降低政府的财政负担。郭树清则是国内强烈主张完全积累制的代表人物，其理由是：完全的个人帐户制使得养老保险的享用与贡献完全挂钩，可以彻底打破“福利大锅饭”；完整的个人帐户打消了人们的其他幻想，有利于缴费的顺利进行；政府难以挤占；制度透明度高，管理成本低；可以取得最好的积累和增值效果；由于城市化进程加速，不搞个人帐户，政府的养老保险负债会越背越大。他认为，为了体现基本养老金的互济性，可以拿出统筹部分缴费的30%-50%平均化后再记入个人帐户。笔者认为，完全积累制应该是兼顾公正与效率的最好制度。特别是，转轨国家所担心的完全积累制不能分散风险的担忧，可以通过现代金融工程来设计收益和风险水平固定的金融产品来化解。

（二）养老基金的管理方式

不管是部分积累制还是完全积累制，都面临个人帐户中积累的资金如何管理的问题。世界上实行个人帐户制的国家在资金管理方面存在两种方式，一是前面讲过的智利的私营管理模式，一是新加坡的公营管理模式。对于智利的私营管理模式的具体运做方式及优点，前文已经提及，但是，斯蒂格利茨对私人管理个人帐户提出了两点疑虑：私人管理基金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要求较高，而许多国家都满足不了这一条件，即使资本市场状况良好，也会存在管理成本过高的问题；不能为个人提供充分的保险以避免通货膨胀这种风险，而定额给付制可能更好。

新加坡的公营管理模式具体为：所有雇员和雇主每月按雇员薪金的一定比例缴纳公积金到中央公积金局设立的个人帐户，基金由中央公积金局统一管理；中央公积金局按政府规定的利率付给利息，基本上相当于其国内主要银行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或略高。长期以来，新加坡的个人公积金管理一直非常成功。但是对于这一公营模式也存在诟病，包括：中央公积金局将该笔巨额资金交给新加坡财政部，由财政部进行投资，政府投资难免会降低投资效率；政府掌握这笔资金的使用权进行公共项目投资，这有悖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

客观地讲，两种模式的优劣很难区别，笔者认为，考虑到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尚不完善，而且私人投资管理水平和私人信用尚有欠缺，因此，至少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选择公营模式可能更符合国内的情形。当然，对于具体负责运营的公共投资管理机构，政府应该通过立法来保证其经营的独立性，同时对于其权限和责任，包括投资领域给予明确化。

除了养老保险制度本身的改革之外，配套政策的实施也是非常重要的。简言之，这些政策应该包括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同步进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的改革、修改公司法和劳动合同方面的法律条款，以及进行养老保险制度的立法。

关于体制转轨而发生的隐性债务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已经明确表示愿意承担其补偿问题的解决。总体上看，减持国有股权和出售其他国有资产，或者直接划拨国有股权应该是进行债务补偿的最有效的、也是最合理的筹资渠道。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期。通过借鉴国外的改革经验和考虑国内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我国应该建立完全积累型的个人帐户制，社会统筹和企业与个人缴纳的资金都应该进入到个人帐户，同时，现阶段应该选择公营管理模式来对积累的资金进行投资管理。当然，在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同时，相关配套政策的实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兼顾公正与效率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于我国在今后20年的战略机遇期内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一定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2.李剑阁.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

3.郭树清.建立完全积累型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最佳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

4.郭树清.养老基金的筹集与隐性债务的补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

5.周小川.社会保障与企业盈利能力.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

6.M·费尔德斯坦.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

7.M·因方特，J·阿里斯蒂亚和J·R·温杜拉加.智利社会保障改革历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

第3篇：老龄化解决方案范文

延退账单

为什么要延迟退休年龄？当前，在我国社保体系中，养老保险面临的难题较多，养老金缺口巨大是最关键的问题。有专家测算，如果延迟退休，本该拿养老金的人不仅不拿钱，还要继续缴纳养老金，这样一来，退休年龄每延长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具体到个人来讲，有关人士估算，按目前我国的人均寿命72岁计算，如果在65岁退休，只能享受7年的养老金，在此情况下，一个月收入4000元左右的普通企业职工，缴纳社保费用和领取养老金的差额能够达到40多万。

这笔账一算出来，正在按时按量缴纳养老金的人们显得有些急躁，原因简单直白，他们担心“有命交钱，没命领钱”。

带着退休后的余寿能不能把一生缴纳的养老金拿回来的问题，记者走访了某业内专家，在听完演算过程后，这位专家首先对计算方式提出质疑，并表示自己曾经计算过这个问题，得到的结论是“应该收得回来”，记者进一步询问计算细节时，他说，“假设某企业员工，20岁上班，50岁退休，等于缴纳了30年养老金，缴纳方式是自己交社会平均工资的8%，企业交20%。退休后还有22年余寿，这期间每月可以拿到28%，按照时间和比例计算，是可以拿回来的。”在陈述计算的过程中，记者意识到，这位专家的假设依然停留在延迟退休年龄之前的状态，而且将计算对象更换为女性。

由此来看前文中那位有关人士的估算，虽然现实差额未必那样严重，但事实大抵如此：个体的差额相对增大，总体的差额相对减小。

实质目的

延迟退休年龄又为了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点到为止地表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说明碎片化和多轨制的退休制度引发的社会不公正已经成为深化制度改革的重要障碍。”

针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具体原因，他认为，是我国国民寿命预期长了。如果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我国的退休年龄比不少发达国家都低。郑秉文说，“一个社会如果要永续，国民进入劳动力市场和提供劳动供给的时间应该随着其寿命预期的变化而改变。如今的现实情况是，国民的寿命延长后，劳动的时间没有改变，那么退休后的时间变长了，社会财富创造量没变但是消费增多了，这样的国情如何和发达国家PK？”

从另一个不容小觑的我国正面对的社会现实的角度考虑，延迟退休年龄，是考虑到应对将来人口老龄化的更大压力，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维持下去首要基本条件是保持收支平衡，即缴费的人和钱，足以支付退休的人领取的养老金。前不久，一位北京大学相关领域教授预测，参考老人抚养比，在2000年平均10个工作的人抚养一位老人，到了2050年我国将达到人口老龄化峰值，届时将是3.5个人抚养一位老人，所以缴费压力会愈来愈突出，如果到那时再去想办法化解压力就来不及了，那么应该从现在开始逐步延长人们缴费时间，并适度缩短领取时间，以确保收支平衡。

于是，延迟退休年龄的目的客观上指向了—解决“缺钱”。

决策考量

除了上一种解决缺钱的决策考量，学理上，至少还有另一种选择：做实空账。

据了解，相关主管部委曾竭力主张做实空账的选择，并要求中央财政掏出真金白银。这的确属民生之举，但难摆脱部门利益之嫌。况且，现实体制下的确拿不出如此巨量财政资金。这一主张至今未被采纳。

郑秉文则解释称，“在目前历史阶段下，空账反而是划得来的。如果要做实个人账户，意味着政府要承担巨额的转型成本；空账填满后，其投资收益率要达到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的14%才有意义。”

所以，即便做实个人账户，如果没有良好的保值增值渠道，这笔资金也将是自然贬值状态。对于目前另一大热议的养老金入市的问题，郑秉文说：“养老金保值增值的好方法就是入市，放在银行里吃活期利息是不负责任。要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但只能是一小部分投放于股市，股票要长期持有，国外两百年的股市经验性数据告诉我们，每二十五年、三十年的平均回报是年均7%，好于银行利息。”显然，未来可能的入市取向和规模都与热议群体有着巨大的差别。

正是在上述两大因素下，决策立场自然决定空账取向，但要缩减空账差额，便讨论延迟退休年龄。

学术药方

横看成岭侧成峰，只是利益主体的站位表像。

破解养老金缺钱的现实难题，理想化的学术解决方案是怎样的呢？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就业与社保中心主任杨燕绥看来，目前，我国的养老金制度严重“碎片化”，这种弊端在居民、用人单位、养老基金、国家财政四个层面均有表现。

缴费不均。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目前公共部门人员不缴费，企业职工缴费，公共部门养老金待遇高于企业职工2倍到3倍。

费率高、费基乱。目前养老保险费率为28%，其中单位占20%。高费率导致逃费基现象，用人单位以薪酬分类、滥福利等手段蚕食费基，加之对困难企业的减免政策，2000年至2010年间的实际征缴率（包括税务代征和社保计征）仅为20%。

公共治理混乱。养老基金社会统筹支付水平缺乏标准，个人账户基金投资无路。

监督缺位。从国家财政角度来看，目前是根据政府部门当期预算决定政府的养老金支付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然而这个过程缺乏立法机关监督，于是出现了社保部门混账支付养老金，中央财政补贴不断增加的问题。

第4篇：老龄化解决方案范文

成立于1975年，力丽集团从纸印花厂跨足合纤、纺织、贸易、建设、环工、休闲及科技等事业，朝多元化发展；2007年更以品牌“力宝龙”整合集团的两大纤维领域，成为集合上中下游的纺织事业体。

力宝龙集团业务部副总经理张春景说：“掌握技术、以人为本，集团从创办人郭木生总裁到郭绍仪董事长，经营事业的理念始终秉持稳健踏实的精神，不乱投资、不好高骛远，稳定中追求成长。”

实现从“摇篮到摇篮”的概念

南进、西进，不如上进！一路走来面对经营的压力，力丽集团从不以外移制造来降低生产成本，而是致力于开发新环保布料，积极在宝特瓶回收纤维上取得商业先机。

综观集团发展，从产品转型切入工业用塑料领域，导入自动化，让尼龙产能成为全球第二大，加工丝名列前茅，张春景指出：“正因为坚持多元化经营，才让集团业绩不断成长。”此外，不断思考创新，积极朝环保布料发展，才能开拓新的商机与无限可能。

集团的产品不断推陈出新，从最早开发的超细纤维，到第二代强调吸湿排汗、抗紫外线、抗菌防霉等多功能性纤维，再到符合环保概念的回收宝特瓶的品牌纱RePET、使用RePET搭配特殊纱种的鞋材，以及可缩减染整生产环节的素材Ecoya等，都是力宝龙致力于保护环境与自然生态的标志性产品，可减少大量能源与化学品消耗、降低二氧化碳与废水排放量，落实可持续经营的理念。近年力宝龙的环保政策为追求产品环境化设计与产品完美的生命周期，更进一步规划EcoFlying Plan，以实现产品“摇篮到摇篮”的概念。

萌芽到成长，以信用为前提

回顾企业最初的发展，创办人、总裁郭木生出生于物资匮乏的台湾日据时代，自幼家境清贫，弟妹众多。身为长子为了承担家计，16岁时即在台湾二林镇的布店担任学徒，从打扫、开店、认布料做起，亲力亲为。婚后，郭木生在二林市场内经营“兴隆布庄”，由于认真实在，生意因此日益兴隆。

1975年郭木生因缘际会在亲友的支持下，于台湾土城设立“力鹏”热转印花厂，直接跨入生产行列，当时适逢印花需求量激增，1978年再成立另一家印花厂“力稳”。来年，由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对印花布需求非常大，让象征力丽集团的“老鹰”商标曾一度占中国大陆进口台湾印花布达七成之多。之后，因为用于印花的加工丝不够使用，造成市场的布料供应不足，且供货商的质量良莠不齐，因此，1979年再次集资成立“力丽”，专营长纤加工丝（假捻）生产，以满足印花坯布原料所需。此后，力丽在台湾中坜工业区设立中坜假捻一、二厂，以及设立彰化化纤总厂，1996年力宝龙成为世界第一个拥有自动化系统的假捻厂。而专攻织造及染整的“力鹏”，则在彰化设立纺织厂、尼龙厂，以及在杨梅设立汽电共生厂，此后也跟着投入自动化生产。

一路走来，郭木生始终兢兢业业地在本业努力，让力丽与力鹏陆续上市，之后更回到故乡彰化芳苑工业区，购买土地、兴建厂房，为更多当地人提供就业机会。当时，这个小而美的企业团队除因高度事业心与凝聚力之外，更因懂得用人，吸引了更多专业纺织人才到力丽集团就职。

谈到创办人的经营理念，张春景表示，集团始终秉持着“勤俭、笃实、积极、创新”的理念多元化发展，他说：“创办人始终坚持以信用为前提，做生意向来说一不二，坚持诚、正、信、实。”而这种诚信精神延续至今，成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精神指标，影响集团发展甚巨，也织就创办人不凡的人生。

成功哲学：深耕本业找蓝海

在郭木生的观念里，最稳健的赚钱方法就是在本业中持续求新求变，企业才能永续发展，他常说：“做久比做大还厉害。”能坚持到最后的人，才是最可能成功的人。

坚持“深耕本业”，郭木生不只卖产品，还为同行供应原料，为客户提供垂直整合式的服务，以及定制化的解决方案。例如，客户不会织布，力丽就辅导织布；客户不会染整，力鹏就辅导染整。拥有别人没有的全方位技术，也正是集团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不只卖产品，更卖技术与服务。

接棒后的郭绍仪董事长传承了父亲的观念和作法，持续汰换机器、扩建工厂、追求环保与可持续性，掌握趋势、持续创新，用心带领员工大步向前迈进。

齐力提升竞争优势

为了提升竞争优势，力宝龙不断精进管理、提升质量与产能、降低耗损与成本。尤其改善节能一直是重要的年度目标，张春景说：“我们要求各部门通过头脑风暴，提出改进设备节能的方案，此措施不但间接降低生产成本，更鼓励员工动脑筋思考，挑战创新。”

除了借由整合研发体系的价值链，依市场需求持续改善产品质量与研发新产品外，力宝龙更积极结合高科技、跨领域发展，全方位满足客户需求。在管理方面，更灵活应用六个标准差持续改善方案，突破质量障碍，落实部门协同合作，提升质量与成本优势，创造核心竞争力。

“虽然现阶段集团拥有完整的纺织生产流程与技术优势，但人才养成依旧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张春景如是说。为培育人才，力宝龙集团积极建构系统化的教育训练，设立从新人引导与培养、任职督导、实习培训管理训练、专业训练到干部的完整管理课程等。力宝龙也通过内部轮调制度，培养员工第二专长，以达到适才适所、人尽其用的企业宗旨。张春景强调，集团用人的准则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认为有好员工才能有好企业。成立以来，集团始终秉承在故乡发展，优先录用当地人的企业文化，并兴办学校以回馈乡里。

每年，集团更制定年度经营方针，例如：1988年的“奋斗年”、1989年的“自强年”、2014年的“启沃年”、2015年的“蓄能年”，到2016年的“齐力年”，精神内涵为“迎接贸易新挑战，齐心应变拓宏图；开启动能新思维，无限创意展先机”。

张春景指出，力宝龙营运方针强调协同研发，共创产业蓝海；未来事业体开发产品将朝民用、工业用、建筑用，以及专攻日本市场的家饰用发展，2016年纺织事业将增加先染针织，并全面进化质量，深耕营运动能；优化品牌渠道，广纳社群商机；致力节能减碳，维系绿色家园。

持续提升迎接新挑战

在全球化竞争趋势下，台湾纺织业不光是要维持技术优势，更要积极通过管理及人才持续提升，以创造更有价值的竞争力，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

第5篇：老龄化解决方案范文

【关键词】西安；移动医疗；架构

一、移动医疗

互联网正向各行各业渗透，改变着传统行业的形式，医药卫生健康行业也无法避免互联网的冲击，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医疗也开始进入大众的生活，很多国内外的公司开始了实践，对移动医疗的商业模式进了一定的探索和尝试，移动医疗前景广阔，但还没有得到全面推广，本文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结合西安市的实际情况，对构建西安移动医疗体系提出一些对策。

二、移动医疗对西安市医疗的影响

通过移动医疗体系的构建，对西安市医疗领域将起到下列作用：（1）通过移动医疗体系，患者可以随时随地与医生进行交流，患者就不必去医院排队挂号，为的患者的病情及时得到救治提供便利。（2）西安市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对于比较偏远地区的人们，有了移动医疗，使他们能够方便地享受到大医疗的医疗，所以说移动医疗是实现公平就医、资源共享的一个很好的途径。（3）移动医疗可以网络整合医院和医生的信息，让患者在家能过网络可以了解每个领域的专家资料和相关信息，继而比较方便而且快速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医生。（4）患者可以通过移动医疗建立起个人电子病历，方便记录和管理自己就医方面的信息，可以很好地成为“个人医疗小助手”。

三、借鉴国内外成功的案例，西安市移动医疗体系架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

（一）通信公司。通信公司和急救中心、各大医院签署医疗信息化项目合作协议，共同打造覆盖急救指挥中心、急救车辆、医护人员以及接诊医院的全方位立体化医疗信息协同平台。这个平台的建设，可以借鉴美国圣地亚哥911急救中心的信息化体系。更好地解决院前急救和院内衔接的信息化问题。

加强与卫生系统、医师协会、医院协会等单位的合作，进一步推进西安医疗服务信息化水平，让医疗服务信息化的先进成果惠及更多百姓。

（二）医院。移动医疗系统不是桌面系统的简单搬家，而是要发挥无线的技术优势，多方面拓宽现有医院的功能，或者弥补原有系统的不足。比如，通过“移动医生应用”，医生可以随时随地了解患者病情，并同步做出诊断结果和治疗方案。即使医生不在医院，也可以根据系统信息申请诊断报告、下医嘱。而通过“移动护士应用”，也可以提高护理质量和工作效率。以最基本的测量体温为例，原先需要三名护士才能完成的工作，在使用“移动护士应用”后只要一名护士就能完成。

为社区卫生服务量身打造了信息化解决方案——“健康互动”项目，该项目一期功能涵盖妇幼保健、疫苗提醒、慢病管理、病患关怀和内部办公等，可以通过短信、彩信等方式健康提示，促进医患交流。

在美国，医护人员随身携带EDA在病区中查房，通过EDA医护人员可以随时调阅病人的历史资料和病患数据，方便了解病情和实施检查报告；医生可以通过条码技术识别病人、药品和标本，在澳大利亚，所有医院都已经建立了移动临床信息系统，所有药品都进行了RFID认证，通过移动终端可以快速的进行病人识别和药物分发。

（三）政府。政府出面建立“医疗信息协同平台”，实现急救信息多方共享。北京市999急救中心办公室主任蒙芹介绍：当有患者拨打999急救电话时，指挥中心会通过现场大屏幕调动就近的车辆，并在抢救和转运途中选择综合条件最优的医院。与此同时，急救车上的医护人员可将患者的信息远程发回指挥中心，并可接受从指挥中心发来的远程指导。而即将接收患者的医院此时也已接到相关信息，在患者到达前即可完成血库、手术台等相关准备工作，最大限度地赢取抢救时间。西安市可以借鉴北京市的这种做法。

和美国、日本扥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移动医疗领域相对落后。在发达国家移动医疗应用主要分为面向医院医生的B2B模式和直接面向用户B2C模式。主要分为远程医疗、疾病管理和药物管理。我国有相关法律规定，医生只能在医院内行医，外出行医必须经过医院批准。医生通过移动医疗APP对病人进行诊断，是否涉嫌院外行医呢？这些都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法律条款进行规范，譬如：只要持有行医资格证，并挂靠在医院或者个人诊所，就可以进行行医；持有行医资格证的医生可以通过移动医疗APP进行健康咨询等等。还有过医疗APP诊断，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和纠纷，怎么解决？目前医疗监管机构还没有介入到移动医疗APP的监管之中，但是只要看病的次数增多，纠纷增多，风险上升，医疗监管部门必须会监管深入到移动医疗领域。

（四）患者。我国的医疗发展水平和国际相比相对滞后，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环境污染带来的慢性病人群增长等情况，以及看病难、看病贵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这些都为国内移动医疗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各个年龄层人群对健康的不同需求也促进了移动医疗发展。我国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为我国移动医疗的发展提供了软硬件支持。比如，春雨掌上医生包括自诊和问诊两部分。在问诊环节，用户可以通过语音、图文等方式，向五千多名来自全国的三甲医院医生提问。患者也可以先通过社区医院的初步诊断向全国的大医院进行医疗求助，这样也可以充分利用基层的医疗设施和大医院丰富的医疗资源。

参考文献

[1] 杨广中.Body Sensor Network[M].MA：Spring Science+ Business Media，2006.

[2] Herzog R K， Konstantas D.Continuous monitoring of vital constants for mobile users： the MobiHealth approach[C].proceedings of 25th.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2003.

第6篇：老龄化解决方案范文

通讯作者：严妍

【摘要】 目的 探讨内科住院患者全天在院率下降原因及对策，为开展针对性护理、医院管理及相关人员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自行制定量表，按便利抽样原则对笔者所在科室2010年10月～2011年10月755例住院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总结分析有效问卷706份，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本科患者全天在院率仅为58%。原因主要为病情病种的因素、反感住院环境（包括环境选择权、健康权、安宁权、审美权不能得到满足）、工作压力、家庭照护的需要和调整、医保自付费用比例及其他因素。结论 加强人文护理，修正适应新形势下的护理管理思路，改善住院环境，尊重患者及家属环境权及选择权，引起医保决策领导者重视，对于提升住院患者在院率，提高医疗环节质量意义重大。

【关键词】 全天在院率； 住院环境； 人文护理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2.06.052

近几年来，医院内科住院患者全天在院率下降，这在二级医院尤为明显。它既不利于医护人员对于患者病情的观察、诊疗和护理，扰乱了病区的工作安排，又不利于临床管理而成为新形势下潜在医疗隐患，甚至成为纠纷和冲突的诱因。本文调查分析了笔者所在科室2010年10月～2011年10月706例有效问卷，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0年10月～2011年10月入住本科755例患者，病种为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入选条件：意识清楚，可独立完成问卷（或由直系家属）填写；研究人员说明研究目的后，愿意配合本调查的住院患者。见表1。

1.2 研究工具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住院患者的一般情况，是否能全天在院，不能全天在院的原因分为4个条目，每个条目又有4个选项，可以单选，也可多选。

1.3 调查方法 对住院患者入住3 d后发放问卷调查，调查前说明研究目的，取得知情同意，现场回收问卷。发放问卷755份，收回750份，有效706份，有效率为94%。

1.4 统计学处理 将有效调研数据录入Excel，应用SPSS 13.0软件包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

2 结果

42%患者不选择全天在院，相关影响因素及排序见表2。

3 原因分析

3.1 疾病因素 为排序首要因素，习惯中医诊治以中老年人居多。笔者所在科室收治病种为消化和呼吸系统疾病。表1示，地理因素决定笔者所在医院内科住院患者多为附近居民。疾病谱的改变、慢性病人数逐年递增、医保住院医疗政策相比在门诊慢性病看病诸多限制中明显具有的优势，再加上市场经济冲击对医生收治住院患者导向作用，从而使因慢性病反复发病，病情又相对稳定的这部分患者不选择全天在院。

3.2 反感住院环境因素 表2条目中排序的2均可列入。公民的环境权是公民在自己的生存空间，有对自己生命健康不受环境污染而引起直接或间接损害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以满足生活的需要的权利［1］。医院环境中，患者同样拥有环境权。临床实践中，住院患者往往无权选择病房。如笔者所在科室设定床位40张，长期住院患者约50人，病区过道加床，大部分患者要经历从加床到正规床位转换。但输液结束，一部分患者不再留住病房，从而使得上下午病房住院在院率形成鲜明对比。住院期间，因患者聚集而带来交叉感染；吸烟患者、家属甚至个别医师使呼吸系统患者被动接受二手烟；内科住院患者的痛苦声，各种仪器设备报警声，对于其他患者无疑是恶性刺激。还有医务人员工作行为欠规范，如诊疗时接私人电话、高声喊叫、矛盾纠纷处理、办公区呼叫铃声、电话铃声等，患者安宁权无法保障。长期卧床患者，个人生活习惯及作息时间相互干扰，隐私散失也成为许多患者反感住院的一个重要因素。公立医院主要强调治病救人功能，无法提供更多更舒适人文环境给患者，患者审美权不能满足。时代进步使患者重视住院生活质量提升，渴望与人沟通，展现自我价值。同一病室病友之间交流因个人性格、疾病干扰、交流习惯、在院率下降等因素影响，笔者观察鲜有畅通。现行医疗体制下，医生的沟通有限，护士对于具体治疗、病情沟通无法做到医生权威性、护理质控对于心理施护成效无法纳入有效考核指标，诸多因素使患者在院期望值下降。因此，融入更多人文因素对于疾病康复、在院率提升至关重要。有人提出创建患者俱乐部这种浓厚人文色彩的环境，秉持以人为本服务理念，能使住院患者充分感受温暖，也使医院品牌形象得到很好塑造与传播［2］，笔者认为值得尝试。

3.3 工作压力 现代生活快节奏、高压力容易致病，内科住院患者中表1分析示，50岁以下工作人群占住院患者比例为18%。减少经济损失，在健康和工作之间获得平衡，是摆在内科住院患者和医师面前一项选择。患者因为工作而选择调整治疗时间，全天在院将失去工作使得他们不得如此选择。此条目占24%。

3.4 家庭照护的需要和调整 内科患者年龄结构多集中在老年人，她（他）们多在家庭中承担主体角色，或身为照护者抚育隔代为子女减轻负担，或照顾自己上面父母公婆，或长期疾病需要家人时刻照护，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传统家庭照护仍是人们首要选择，为了兼顾家庭照护，而不能选择全天在院。此条目占20%。

3.5 其他因素 个人因素如减压、身心调护的需求、从众心理，同一病房内行为相互影响等而选择不全天在院，此项比例为2%。

4 对策

提升内科住院患者全天在院率，提高医疗环节质量，是内科护理管理面临的新课题。

4.1 针对满足患者医疗环境权，要加强心理护理能力培训。人的需求90%表现为隐形，善于观察和沟通，才能了解到患者的隐形需求，更好地提高护理服务质量［3］。实践中护士正确评估患者的需求、尊重满足有特殊需求的患者，及时信息交流，确保医、护、患有效沟通。设立入院出院调查表反馈评价机制，激励护士加强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对于稳定的慢性病患者，同时尊重他们的选择以适应内科护理单元新的人文管理模式。

4.2 争取领导支持，完善医院及科室的硬件设施，减少临时加床，尊重并给予患者及家属更多病床选择权。严格执行医院消毒隔离制度。设定吸烟区，严禁病区内吸烟。减少患者之间噪音干扰，及时调解患者之间的不和谐因素。规范医护人员工作行为，尊重患者隐私权。物品摆放遵循姑息护理理念［4］，以患者为中心。护理人员有义务为患者创造温馨、舒适、自然、宽敞的病房环境。加强医、护、患及患者之间交流，给予患者展示平台，运用多种形式丰富其住院文化生活。条件成熟时报请领导，划出空间成立内科病区俱乐部。

4.3 充分理解患者工作压力，告知其压力与疾病关系，指导其调整并正确化解压力，为其调整最佳治疗时间，最大程度兼顾治疗与工作。此部分护理重点是做好治疗交接、病情观察。

4.4 对于因家庭照护的需要而不能全天在院患者，护士在与其和家属充分沟通后，寻求最佳解决方案，有预见性给予相关应急指导以取得安全合作。对于个别因素采取针对性护理，尽量说服其在院，以求最佳疗效和管理。

5 讨论

5.1 病员请假制度 此制度在临床实践中实施有难度，现行护士对于请假外出患者一般会让患者取得床位医生同意，未有视为自主行为。但万一风险发生责任如何担当无法确定。

5.2 病区正常工作程序受干扰 医生查房时间不见患者，护士单独值班期间不时出现常规治疗。如患者对治疗护理有质疑，在挑战传统住院制度，方便患者的同时将面临如何有效处理矛盾纠纷。

5.3 不利于护理管理及医保管理 非治疗时间寻呼铃声对于其他患者安宁权是种侵犯，同时易造成特权疑惑，医保部门住院在院的要求执行力打折。新一轮医改后，医保慢性病患者就诊制度设计能否更合理，这些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商榷。

参 考 文 献

［1］ 向佐群,范花香.刍议住院患者环境权［D］.生态文明与环境资源法――2009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年会）论文集,2009,8:13-16.

［2］ 王君华.病员俱乐部在医院营销中的作用［J］.白求恩医学院学报,2009,2(7):418.

［3］ 石瑞君.强化心理护理在推进优质护理服务活动中的实践和效果［J］.护理学报,2011,18(11):52.

第7篇：老龄化解决方案范文

〔关键词〕 全民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医保碎片化；社会医疗保险；再福利化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1-0102-08

在当今中国，一个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但这一体系与运转良好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三大社会医疗保险组成。近一两年来，在中央政府的部署下，很多地方开始强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后两个保险已经合并为城乡居民医保。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运转不良的根源在于三个（或两个）医疗保险的诸多制度细节，如统筹层次、筹资模式、缴费年限、给付结构和行政管理等，呈现高度地方化，而地方差异的复杂性导致了整个医保体系的碎片化。医保碎片化不仅有损于医保体系的公平，而且也有损于效率。

直面碎片化，既有文献提出的以及各级政府普遍实施的各种就事论事、零零碎碎的制度微调已经无济于事。中国医疗保障体系亟待从碎片化到一体化的系统性改革。建立一个个人缴费水平统一、政府补贴水平统一、给付结构统一的准全民公费医疗制度，以取代现行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是一个合意且可行的社会政策选择。

一、准全民公费医疗的制度框架：从碎片化到一体化

以全民公费医疗为制度基础重建中国医保，并非将既有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推倒重来，实际上是另一种新的渐进主义改革思路。新思路的要领，是将城镇职工医保并入城乡居民医保，以推进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一体化，而零碎性、微调式的旧思路，则是立足于维持城镇职工医保的制度框架不变。

基本医疗保障体系需要巩固与发展，这是医保界的共识，但对于如何巩固、如何发展，却没有共识。比较主流的意见，是在维持既定制度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对三大社会医疗保险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小幅渐进式调整，以克服制度不调的现象。具体而言，在很多研究者以及主管医保的政府官员看来，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社会医疗保险的“泛福利化”，即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无论是否经历着城乡一体化的过程，都出现了民众缴费水平涨幅远低于政府补贴水平涨幅的趋势，从而导致城乡居民医保演变成了准全民公费医疗。〔1〕对这一主流人群来说，医保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是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去福利化”，具体措施不仅要提高城乡居民医保中百姓的缴费水平，降低政府财政补贴的相对水平〔2〕，而且也要在城镇职工医保中废止退休者免于缴费的政策。然而，在福利国家水平依然不高的大环境中，推动基本医疗保障“去福利化”，无论是其政策原则，还是其具体措施（如大幅提高参保者缴费水平和让退休者重新缴费），都会因遭遇强烈民意反弹而步履维艰，甚至不具有操作性。〔3〕城乡居民医保多年来民众缴费水平涨幅远低于政府补贴水平涨幅的趋势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

医疗保障的改革与发展应该另辟蹊径了。笔者曾经在2012年提出过建立全民健康保险的构想，但没有任何回响。〔4〕从国际经验来看，全民健康保险就是“准全民公费医疗”。延续并拓展笔者既有的思路，本文进一步提出，主管医保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去福利化”转向“再福利化”，将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改造为一个以普惠型福利模式为主轴的社会保障制度。新转型路径既清晰也简单，即中止城镇职工医保的运作，以既有的城乡居民医保为制度基础，建立一体化的准全民公费医疗。简言之，中国医保的改革与发展之道，可以概括为五个字，即“职工变居民”。

具体而言，准全民公费医疗的新制度架构如下：

1.目标定位：面向所有国民，无论老幼、性别和工作，均以居民身份参加医保。

2.参保登记：所有国民（无民事行为能力者由其监护人）在每年年初的法定期限内到居住地所在社区的社会保障事务所（或其他行使类似职能的机构如村委会）办理参保登记手续，而搬迁之后也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在新居住地社区重新登记。对逾期缴费者设立“待遇等待期”。

3.筹资机制：所有参保者缴纳定额年参保费，而政府为所有参保者提供定额年医保补贴。在新制度实施的初始阶段，个人参保费可确定为200元，政府补贴费可确定为1000元。个人参保费和政府补贴费均随人均GDP指数化。现行医疗救助制度的受益者免缴个人参保费，其个人参保费由政府财政支付。城乡医疗救助受益人以及既有享受免缴费待遇的城镇职工医保退休参保者，只登记免缴费。

4.给付结构：现行城镇职工医保的给付结构适用于所有参保者（国民），而给付结构调整（如医保目录的更新等）常规化、制度化。

5.行政管理：国家设立全民健康保险总局或全民公费医疗总局，并在各省设立公立独立法人“健保中心”，负责筹资和支付的组织，中短期内的工作重心是大力推进医保支付制度改革。

对于上述制度架构，一个最容易产生的疑问是，既然采用全民公费医疗制度，为何要设立百姓参保登记缴费的行政环节？为何不干脆在筹资环节实行全免费，使医保筹资全部来源于一般税收？为何一定要在全民公费医疗前面加一个“准”字？

准全民公费医疗（或全民健康保险）与全民公费医疗模式的主要差别在于筹资机制，前者的部分筹资来源于参保者缴费，而后者的筹资来源于一般税收，因此民众无需再为医保缴费。在实施全民公费医疗的发达国家，民众无需缴费，但必须在初级卫生保健提供者那里登记，方能享受公M医疗。初级卫生保健提供者一般是全科医生，他们面向社区，要么单独执业，要么联合执业，又称“家庭医生”。

笔者针对中国情况所建议的准全民公费医疗，其筹资来源既包括个人缴费也包括一般税收。新医保体系设定了民众年定额参保缴费的游戏规则，并非出于筹资本身的需要（因为民众缴费水平远低于政府补贴水平，其在筹资上发挥的作用有限），而是旨在建立参保者登记制度，而这一点对于新医保体系的行政运作，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参加全民公费医疗或全民健康保险，既是国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也是国民必须履行的义务，设立民众缴费的制度有助于强化民众的健康和医保意识，而等待期制度的设立是为了防范民众的逆向选择（即自我感觉身体好的民众平时选择不缴费，而在生病之后再缴费）；其次，缴费实施地点的明晰化可为医保支付管理者统筹医保基金的地区配置，即所谓“钱随着人走”，带来扎实的数据基础；最后，如下文将会详述，参保者缴费登记制度，也能为医保关系的跨地区转移接续带来便利。

二、医保再福利化：合乎民意的制度选择

医保再福利化意味着原本在中国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公费医疗转型为一项普惠型福利项目，这一改革之所以具有合意性和可操作性，首先在于其民意高欢迎度。多年来，就中国的医改而言，对广大民众和大众媒体最具有撩拨效应的辞藻，非“全民免费医疗”所属。2009-2010年间，陕西省神木县曾因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而名动天下，一时间，“神木模式”蜚声神州，引发各路媒体一阵喧嚣。〔5〕2013年10月，民众曾为一则俄罗斯坚持全民免费医疗原则不动摇的新闻所撩拨。当月8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中国广播网刊出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称“俄罗斯卫生部长近日在一个医疗媒体论坛上宣布，保证俄罗斯公民将永远在俄罗斯联邦内能够免费享受医疗服务，而且保证医疗服务项目每年都会增加。这意味着，俄罗斯公民在公费医疗上享受同等待遇，任何人都不会因没有钱而被医院拒之门外，急需动手术的病人也不必以缴费为手术的前提条件”。〔6〕其实，在相关报道中，“全民免费医疗”这个表述具有误导性，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全民公费医疗”。

众所周知，新医改发轫于2005年以来兴起的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方向的争论。尽管争议点较多，但争论者毕竟达成了一项共识，即新医改的突破口在于医疗保障体制的健全，也就是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即“全民医疗保障”，简称“全民医保”。然而，这一共识缺乏实质性内容。关键在于，无论从理论上探讨，还是从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中观察，建立医疗保障体系有多种制度选择。那么，中国新医改所确定的“全民医保”，究竟应该选择何种制度，或者说哪些制度的组合呢？具体而言，中国全民医保的主干性制度安排，究竟是全民公费医疗，还是社会医疗保险？在有关新医改的大争论中，对这一关键性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国家“新医改方案”最终选择了以社会医疗保险为主轴推进全民医保的战略方向，但这一选择似乎并未让争论尘埃落定。

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凡是实现全民医保的国家，除了一两个孤例（如瑞士和新加坡）之外，其医保制度主干要么是全民公费医疗，要么是社会医疗保险。相当一部分国家，从社会医疗保险起步，逐步走向了全民公费医疗或全民健康保险。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一半实行全民公费医疗或准全民公费医疗，而另一半实行社会医疗保险。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全民医保体系并非由单一的制度来支撑，而是以某一种制度作为主干，以其他制度作为补充。〔7〕

对于中国人来说，公费医疗体制并不陌生，也令很多人向往，但却有些声名不佳。众所周知，中国公费医疗只覆盖了少数人，显然有欠公平性；同时，由于制度缺陷所导致的浪费，以及特权人士的滥用，现行公费医疗体制在受益面非常狭窄的情形下却占用了相当大比例的公共卫生经费。于是，公费医疗成为舆论批评的对象，也成为改革的对象，并入城镇职工医保，成为公费医疗制度改革的大方向。这样一来，在中国，很多人有意回避“公费医疗”这个字眼，而全民公费医疗通常被称为“全民免费医疗”。神木的经验也体现了这一点。无论是神木模式的创建者还是其赞扬者，都竭力回避“公费医疗”这个令人厌烦的字眼，也不愿使用“全民医疗保险”这种中性字眼，却都刻意使用“免费医疗”这个容易引起轰动效应的字眼。〔8〕

简言之，无论是从国际比较所获得的启示，还是中国民意观察所传递的讯息，全民公费医疗其实未尝不能成为中国建立全民医保的一项制度选择。但是，究竟是否应该选择全民公费医疗，不应该仅仅基于国际经验，也不应该仅仅基于中国民意，而应该基于对制度选择收益与成本权衡的理性分析。收益主要体现在职工现金收入增加、企业社保负担减轻、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诸多老大难问题可望迎刃而解，成本主要体现在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以及制度转型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性难题。

三、医保再福利化的社会经济收益

就收益而言，本文所提议的医保制度转型，对于当今中国经济领域正在开展的供给侧改革，有短期推动效应。由于新制度中止了城镇职工医保，那么所有企业将免除基本工资6%-8%的医保缴费，这对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的企业社保减负来说，是一项实质性的推进措施。①同时，新医保制度可以有效增加职工的收入。截止到2014年底，城镇职工医保共有2.1亿职工参保者，7255万退休参保者，职工参保者的人均缴费水平大约在850元，退休参保者免予缴费。〔9〕在新体制下，原城镇职工医保的职工参保者的医保缴费将降为200元，2亿多职工的现金收入必然有所增加，而这部分新增现金收入有可能转化为消费。

①正在实施中的企业社保减负措施，集中在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单位缴费率的降低，但减负空间最多不过3%，其效果显然是杯水车薪。

当然，医保制度选择的依据不应仅仅基于其短期效应，而应该考察其中长期影响。实际上，医保再福利化之利恰在于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中长期难以克服的诸多老大难问题，从而为医保奠定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制度基础。诸多医保碎片化问题，将随着准全民公费医疗制度的建立一一自动化解。而与之相对，基于F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所试图推进的医保去福利化，既不可能解决医保碎片化问题，也不可能实现医保的可持续性发展。

首先，新制度的建立意味着三险合一的达成，城乡分割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而在既有体制下，即便政府自上而下推进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二险合一，都困难重重，进展缓慢，直到2106年底才大功告成。但是，从二险合一到三险合一，还是遥遥无期。

第二，新制度并不会百分之百地消除逆向选择问题，但会减轻政府推动医保全民覆盖的行政压力，这其中社区服务机构以及寄宿学生所在的学校（包括高等院校）可以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第三，流动人口、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在新体制中不再成为特殊的问题；而在既有体制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都不得不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单设医保制度而殚精竭虑，而各种方案的实施效果无论从公平还是效率的角度来看都不理想。

第四，在新制度下，医保统筹层次过低的问题得到解决。省级统筹可以实现，这样在每一个省级行政区，都可建立单一付费者医保体系。而在既有体制下，政府自2009年以来努力多年，至今也尚未实现地级市统筹的目标。

第五，新医保体系消除了人均医保筹资的地方差异性，也自然消除了医保给付结构的地方差异性。缴费水平划一、给付结构划一，这符合医保公平性的一般原则。如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所说，医保“筹资的一般原则是：国民依照其财富多寡（或支付能力高低）来缴费，而病人则根据其需要接受医疗服务”。〔10〕在新体系中民众缴费水平划一是否公平，乍看起来或许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议题。一般认为，公平的缴费水平应具有累进性，可是这种做法就中国医保改革的现状而言是不经济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一来，由于新制度拟议的缴费水平并不高，再设定累进性费率，将极大地增加行政成本；二来，新制度的主要筹资来源是一般税收，其累进性与否取决于税收体制的累进性。在医保缴费水平上推进累进性，远不如在一般税收的税制中推进累进性重要，而推进税收体系的累进性本来就是税制改革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一般税收具有累进性，那么新医保体系的筹资也就具有了累进性。参保缴费水平即便划一不会对新医保体系筹资的累进性有实质性的负面影响，但却能极大地减少行政成本，有利于体系的良好运转。个人缴费和财政补贴均随经济发展水平而指数化，也能确保医保体系财务的可持续性，而旧体系中时常因个人缴费水平提高而引发的争议自然也就消弭殆尽了。

第六，退休者免缴费规则，为城镇职工医保埋下了老龄化危机的引信，是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不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制度性根源之一。2016年初，“研究实行职工退休人员医保缴费参保政策”这一政策导向甫一露头，不仅社会反对之声绵延不绝，而且也在体制内引致不同意见，尤其是在当年的两会上激起争议，致使这一政策宣示未能载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11〕事实上，在既有体制下，即便退休者缴费政策推出，由于缴费水平不可能较高，因此对于城镇职工医保老龄化危机的缓解，到头来还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还是需要政府财政增加投入。既然如此，研究并制定退休者缴费政策，即便达成最佳境况也只能是事倍功半，正常情况下极有可能是劳而无功。与其如此，不如推进“职工变居民”，便可轻易摆脱退休者缴费这一棘手的政策议题。

至于既有享受免予缴费的退休职工医保参保者（俗称“老人”），可以在新的准全民公费医疗中继续享受免缴费政策。对于既有未退休职工医保参保者（俗称“中人”）来说，可以设定参加新制度的两个选项，即要么依照老办法继续缴费至医保缴费年限后在新制度下享受免缴费政策，要么直接进入新制度。对于所有尚未入职或从未参加过城镇职工医保的国民来说，自然是“新人新办法”。对于城镇职工医保的退休参保者以及临近退休的参保者顺利过渡到新体系之中，政府需要支付一定的转型成本。

第七，医保再福利化转型可以让令人困扰多年的医保个人账户问题和基金累计结余问题彻底终结，而在既有体制下这两个问题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哪怕是较为理想的解决方案。在新制度下，准全民公费医疗是一个现收现付制度，当年筹资基本上全部用于当年支付，而筹资标准的指数化确保了医疗保障给付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截止到2014年，城镇职工医保共有2.8亿参保者，共累计结余9449.8亿元，其中统筹基金5537.2亿元，个人账户3912.6亿元。〔12〕这样，城镇职工医保统筹基金人均累计结余达1977.6元，个人账户人均累计结余达1397.4亿元。对于这些沉淀资金在新体系中的使用，可以有多种方式，对于这一技术性问题，本文限于篇幅，暂不详述。

第八，在既有体制下，城镇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在给付结构上极为复杂的地方差异性，不仅本身有损于社会公平，而且还对医保体系的运作，尤其是对医保异地结算和医保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即医保可携带性），造成了极大的障碍。随着医保再福利化转型，这些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给付结构地方差异性的消失以及省级统筹的实现，为医保异地结算提供了极大的行政便利。由于实行省级统筹，全民医保制度下的省内异地就医根本没有问题。如果参保者跨省就医，而且患者通过本省医疗机构进行跨省转诊转院，那么本省医疗机构实际上可扮演跨省就医的“守门人”职能。即便不设立转诊转院制度，任何一个省的健保局可以同跨省医疗机构直接建立契约化支付关系，例如，天津、河北、内蒙古、山西、山东、辽宁等地的全民健保局都可以同协和医院建立医保支付关系。而且，跨省医保支付服务也可以外包给第三方管理公司，让后者与医疗机构打交道，@就是国际上通行的医疗保险第三方管理（third-party administration， TPA）模式。〔13〕第三方管理模式的开拓，不仅将极大地促进健康保险的专业化，而且还能催生一个全新的服务行业。

在既有体制中，医保可携带性是一个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除了参保者“累计缴费年限”接续的问题之外，所谓“转移接续问题”中还涉及到不同地方城镇职工医保经费如何转移接续的问题。目前，当参保者工作地点发生跨统筹地区变动之后，只有个人账户可以移转，而统筹基金的移转则比登天还难。在新体系中，这个问题解决起来要轻松许多。任何国民如果在省内迁居，什么事情都没有；如果跨省迁居，那么参保者原所在的省健保局可将其个人缴费和中央财政补贴的资金化为12份，根据参保者在本省实际居住的月份，将剩余金额转给迁移后所属的省健保局。因此，准全民公费医疗或全民健康保险是一个具有高度“可携带性”特征的制度，即医保待遇可以随着参保者的迁徙而全国漫游。这就要求，所有参保者在跨省迁居之后，在一个月内及时在新常住地的社区服务中心重新注册医保关系。毫无疑问，医保关系注册与居住证签发这两项公共服务通过社区服务中心的平台整合在一起，有利于公共服务整体性的改善。

此外，医保再福利化转型也能为医保经办的公共管理改革带来新的契机。新全民健保经办机构完全可以从行政化向法人化转型。为了推进这一转型，全民健保总局从设立之初，就可模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建立理事会制度。全民健保总局在各省设立的分局，可以经由现城镇医保和新农合经办机构整合而成。设置在北京的总局负责所有与医保支付相关的政策性事务，并对各地健保局进行业务指导，而各省的全民健保局则扮演支付者的角色。这意味着，一个以省为单位的单一付费者体系建立起来了。实际上，从全民医保的全球经验来看，只要是在地域辽阔的大国（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省（州）为单位的单一付费者体系是最为常见的制度安排。〔14〕

四、医保再福利化的转型成本

任何选择都既有益处也有成本，医保再福利化这一制度选择也不例外。从既有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转型为准全民公费医疗，必将面临一些挑战，政府与民众也必须共同面对这些挑战，而直面这些挑战并不是无成本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三点：其一是新制度的财务可负担性；其二，各地医疗服务费用和品质差别较大，因此均等化的筹资水平必然带来不均等的医疗服务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其三，目前有些地区的医疗保障筹资水平和保障水平超越了我们拟议中的全民医保水平，那么如何将这些地区的医疗保障制度与未来的全民医保制度衔接。

第一项挑战可以简称为“财务问题”，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现城乡居民医保参保者在既有体系中的缴费水平，从每人年50元到1000元不等，而新体系中初始参保缴费水平定为每人年200元。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医保缴费水平将有所提高。但考虑到每人年200元的参保登记费对绝大多数国民来说是完全可负担的，且新医保体系的给付水平将比既有城乡居民医保的待遇提高很多，加之全民公费医疗的民众欢迎度，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水平的提高并不是不可行的。

①三类医疗救助对象的人口数据，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2015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59、62、70页。

二是政府财政支出的可负担性。依照前文给出的制度框架，新医保体系需要的财政支出基本上由三部分组成：（1）全体国民的医保补贴，简便起见，国民总人口按14亿计算，共计14000亿元（1000元×14亿）；（2）医疗救助受益者的参保费，依照2014年底的统计数据计算，城镇低保对象1877.0万人，农村5207.2万人，优抚对象917.3万人，因此医疗救助对象共计0.8亿①，需要财政支付其豁免的参保费160亿元（200元×0.8亿）；（3）既有城镇职工医保退休参保者的参保费，依照2014年底的统计数据计算，城镇职工医保退休参保者共计7254.8万人，考虑到新增退休者、老龄化以及计算简便化的因素，我们可按0.8亿来计算，这样供需财政支付160亿元。因此，新体系所需政府财政支出共计14320亿元。同样以2014年的数据来测算，这笔开支占当年中国政府财政预算总支出（计151785.6亿元）的比重为9.4%。鉴于随人均GDP的增长而指数化，加之第三项支出会随着转型进程的延续而逐步减少，再考虑到其他一些未加细算的支出，准全民公费医疗所需政府补贴在未来大体会稳定在政府财政总支出的9.5%上下。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支出并非全部是新增支出。2014年，政府财政预算内卫生支出中用于医疗保障的支出总额为4958.5亿元，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3.3%。〔15〕这意味着，建立准全民公费医疗，需要政府财政新增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6.1%（9.4%-3.3%）。

用大约6%的新增财政总支出建立一个稳固的医疗保障体系，是否构成财政可负担性问题，完全取决于政府施政的理念。在中国推进供给侧改革以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大背景下，政府财政支出的流向是否应该从产业政策的实施转为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一项重大的经济政策选择，也是社会政策选择。事实上，只要有一个小角度的转向，中国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大转型就可以实现。笔者曾经也基于财务可负担性对全民公费医疗在中国的可行性提出过质疑〔16〕，这一质疑的基础建立在既有公共财政体制以及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出现重大转型的前提之上，现在看起来，这一基础非常脆弱，早已不合时宜。实际上，中国的公共财政极有必要也有可能从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模式转型为以促进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模式，而随着公共财政大转型的推进，以全民公费医疗为主干建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选择，也就变得现实可行了。

第二项挑战可以简称为“均等化问题”。从技术上乍看，这一挑战似乎是比较严重的。譬如说，如果北京健保局和河北健保局所管辖居民的医保筹资水平都一样，那么北京居民所能享受的医疗保障水平可能不会高，因为北京医疗机构的平均费用水平与河北相比显然要高出很多。

但是，这一挑战是否严重，其实是一个认识的问题。其一，新体系初始阶段的非均等性际上有助于医疗资源的重新配置，即优质医疗资源向人口集中的大省流动，在一段时间之后医疗资源配置的均等化有望实现，因此表面看起来近期的“麻烦事”也许能在未来变成“大好事”。例如，随着河北健保局支付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北京的知名医疗机构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到河北诸城市开设分院，形成连锁式的医联体。如此，长期困扰医疗供给侧的资源配置失衡的老大难问题，也有了新的契机得到缓解。

第8篇：老龄化解决方案范文

[关键词]农村信息化 基层政府 服务

当前，我国城市信息化建设迅速发展，城市居民能够方便、快捷、低成本获取政府提供的信息和服务，而农村信息化建设是相对滞后的。乡镇和村是新农村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对象，这个层次数量多、地域广，组织管理和服务的难度确实是比较大的。许多乡镇干部深感农村信息化的滞后，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迟滞了农村的经济社会建设步伐。因此，认清农村乡镇信息化建设的现状，把握农村乡镇信息化建设进程，提升基层干部信息处理能力，对于推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目前农村信息化建设仍存在“四低”问题

在各级政府对农村信息化建设的重视和大力投入下，我国农村已构建了较完善的信息化组织体系，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农村信息服务网络平台，已基本实现100%行政村通电话、100%乡镇能上网的“双百”目标，极大促进了农村互联网的发展。随着农村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农村信息服务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信息技术在农民生活消费、农业生产管理、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经营管理、农业市场流通和农业资源环境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让农民享受到了信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便捷。但从整体上看，农村乡镇信息化建设仍存在”四低”问题。

1、信息网络覆盖仍较低。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互联网发展重心从“广泛”转向“深入”，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村非网民人口仍有4.5亿，在农村新增学生网民中10岁以下人群占比仅为16.1%，远低于城市新增学生网民中54.2%的占比。特别是互联网在农村村组的普及率更低。如我们了解到湖南的一个乡镇现有桌面互联网用户仅95户，集镇一块含机关事业单位用户为24户，村组农民用户61户，按住户统计，在村组的普及率不足3%，光纤仅接至乡集镇。传统媒介电视在该乡全面普及，但信号接收则是五花八门，有自装天线、村村通设备和村民自建的小范围闭路电视，信息获取量有限，管理不便。一村一个的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终端站点，因无操作人员或维护跟不上等原因，基本上成摆设。保证信息网络的全面覆盖，是农村信息化建设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

2、信息服务效益低。当前，广播电视虽然入村入户，但指导农业生产和生活、针对性较强的有效信息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主流网站如网易、搜狐、新浪等专门针对三农的版块较少。农信通等平台在提供市场信息、农业技术指导等方面的作用不强、互动性也不够。总之，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下，社会提供的信息服务还是侧重于主流受众城市，而政府对于农村提供公共信息服务仍较缺失，使农业和农村信息化步伐是滞后的，使得农民获取全面、可靠、针对性强、实用信息的方式较少，在迈向信息社会的过程中，农村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差距仍然较大。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即便是有些使用互联网的农户，也以搜索新闻和玩游戏为主，只有较少的农民和农业专业户以及农村合作组织的管理者使用互联网了解农村农业信息及运用电子商务销售农产品、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和日用品。农村信息化对于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新的支撑作用体现不够。因此，搭建全面、可靠、适应农业生产发展及农民生活需求的信息服务平台，是发挥农村信息化作用的根木保障。

3、信息处理效率低。乡镇干部在对群众工作处理过程中有大量数据、信息需要采集、处理、传输、保存、利用。这些重复性、事务性的工作对于做好农村群众工作非常重要。同时，在基层群众工作中，由于对基层民情信息的掌握难完整、难集中（各种信息分散在不同工作职责人员的头脑中、登记在不同的业务台账中、零散记录在工作笔记中），难更新， 使得乡镇干部在做基层群众工作时，无法有效掌握真实民情，上下级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沟通不畅、难以达成统一共识，从而导致群众工作不易做深做细做实，以至于花了时间费了力气却取不到良好实效。传统的工作方式对这些基层民情信息、重复的事务工作处理效率低，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即达不到党和政府对乡镇干部工作的要求，而且也容易出现纰漏，极大的影响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这一现状与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要求极其不协调。

4.信息受众水平低。现在有些偏远地区或年龄大一点的乡镇干部自己不会用计算机，也很少上网，不会借助电脑处理日常事务信息，更谈不上通过网络学习农业技术知识以及网上销售农产品和购买生活用品，像这样的基层干部又怎么能在农村工作中承担推进农业信息化、为农民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呢？同时，农村信息化系统网络管理、网站开发、信息采编、信息化项目的实施缺乏既懂信息技术又懂农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部分村对农业信息化工作重视不够，兼职农村信息员的积极性不高，制约了农村信息化工作的推进。此外，由于农村中大多数有文化、高素质的年轻人大量外出打工，人口老龄化现象十分严重。留在家的老人、妇女普遍文化水平低，见识少，对电脑的需求较低，这样的家庭一般没有购买电脑并安装宽带。信息的接受还只停留在通过观看电视被动接收农业科教知识上，且吸纳新知识和学习新技能的能力差，加上长期传统农业下形成的思维定势，使农民对农村信息化的作用普遍认识不够，这些都会对在农民中推广使用计算机，推进农村信息化工作增加了难度。

二、提升基层政府服务水平的有效途径

做好农村群众工作，为农民提供无处不在的服务，是乡镇基层政府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农村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农村基层工作基础性、政策性、实践性强，这就决定了农村工作体系必须全局化、层级化、自动化。从领导研究政策到基层落实执行，基层工作网络离不开全局化、层级化、自动化、上下联动的信息支撑。我们的乡镇干部在做群众工作、为群众服务时，如果没有高效的信息处理能力，没有一套行之有效落实到位的管理办法，就不能形成齐抓共管的格局，不能快速高效地抓住工作问题处理的关键点，致使基层工作处理效率低、效果差，也容易使工作流于形式、浮于表面，导致问题潜伏或恶化，影响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在农村信息化的进程中基层政府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1.要打造乡镇高效服务的网络平台。这就要求我们乡镇政府即要重视促进基层工作的信息化建设的投入、网络平台的建设，同时提升信息服务与提高共享水平。首先要做好农村信息网络覆盖。要在农村实现宽带、数字电视、移动网络等信息、网络的全面覆盖。农村信息网络建设的制约主要在农村用户少，建设成本大，运行维护成本高，收益率低，导致企业主体在农村网络建设投入积极性不太高。我们乡镇政府应重视农村信息化建设所需设置的基本投入，整合资源，努力实现农村信息网络覆盖与城市的逐步同步。其二，做好农村信息和信息化工具的推广应用。在加大投入完善农村信息、服务站点建设的基础上，更应重视规范站点正常运行、提高利用效益。要解决现在一些乡镇各涉农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够，受部门职能的限制。现在的管理体制乡镇一级为农服务部门就有农业站、林业站、畜牧站、民政办等多个，信息容易出现分散管理、多头管理、各自为政、效率低下的现象。如民政办采集的低保、五保户信息不能被农办采集贫困户（包含低保、五保户）信息所用，在信息化推广中，要避免造成信息采集、利用的重复浪费。同时，应加强对农户购买信息工具的补贴力度，降低农村互联网用户收费标准，减轻农民使用信息工具、获取信息资源的经济成本，提高农民应用信息网络技术的积极性。此外，要多方联动，提升信息平台建设水平。各涉农部门应联合建立一个更贴近农村生产、销售、生活的高质量的“三农”综合信息网站。政府引导并鼓励企业先期投入，主导建设关于农村气候、土壤性质、农作物与畜禽水产品特性、农业技术、政策法律等涵盖“三农”各方面的基础数据库，并由各级政府组织专业人员提供市场分析、政策法律咨询、农业生产技术等“三农”问题解答，将乡镇网络平台打造为服务功能完善、服务内容丰富，基层干部管理方便、农民时时受益的好平台。

第9篇：老龄化解决方案范文

关键词：养老服务；行为人模型；智慧养老；合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5-0013-07

引言

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老龄人口快速增长，至201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多达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1%，[1]明显超出老龄化国际通行标准，由此，养老服务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随着养老服务需求量激增，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质量、供给效率和个性化需求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家庭养老、社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模式显得力不从心，养老模式亟待创新。在“互联网+公共服务”的背景下，智慧城市的建设使多主体参与的智慧养老新模式成为可能。智慧养老是利用互网、物联感知技术、移动通讯、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将老年人与家庭、社区、养老机构、医疗康复机构与政府管理部门联系起来，而构成的有机的多元养老服务网络。在新模式下，老年人和养老服务供给主体间形成广泛的信息集成、互动与共享，各类供给主体通过数据分析对老年人进行需求预测，从而精确调度社会资源，完成优化匹配的养老供需对接，为老年人提供快速、便捷、精准的养老服务。

目前，学界对智慧养老模式进行了诸多研究：首先，在概念界定方面，强调信息技术介入养老服务过程和多元主体合作供给，认为智慧养老围绕老年人的各项生活服务，通过现代技术实现与老年人及多元主体的智能交互，从而调动各种养老资源，协调各类养老相关方的行动，全面提升养老服务的效率和老年人的生活质量。[2]其次，在养老服务供给主体方面，从老年人有效照护、居家养老服务链等角度阐释了由政府、社区、老年人、社会组织和行业企业等构成的养老服务网络。[3]再次，在养老服务供给机制方面，认为养老服务供给机制包括行政计划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或志愿机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技术成为解决养老服务困境的重要手段。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探讨智慧养老实现的技术路径，对智慧养老服务的多元供给主体及合作机制缺乏深度研究。事实上，技术只是为多元主体合作网络的实现提供了有效手段，然而技术与管理模式互动的核心在于管理的主体，即多元主体间高效持续的合作行动才是能真正实现智慧养老服务的解决方案。因此，本文基于行为人模式，着重关注智慧养老多主体间的合作行动模式。通过剖析各主体的利益追求，阐释各主体间的博弈与互惠关系，以期探寻智慧养老模式下促成多元主体高效合作的机制条件，从而提升多元主体的合作水平，提高科技介入养老服务过程的成效，促进智慧养老新模式的推广和发展。

一、智慧养老服务集体合作的行为人模型及其构建环境

1.智慧养老集体合作的行为人模型。行为人模型是基于行为人对周边环境的感知能力及其相互影响拓扑结构（网络）的假设的信息处理算法，通过分析说明集体合作中行为人的类型及其相互影响，演化出宏观层次模式的微观层次机制。[4]157根据智慧养老服务中各主体的决策和互动过程，本文构建出智慧养老多元合作的行为人模型（如图1所示）。

智慧养老多元合作行为人模型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委会和老年人是主要的行为主体，他们在互动博弈中演化出集体合作供给养老服务的局面。这种集体合作的演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合作的解释，要考虑行为人所在的宏观社会环境和个体环境。[4]157-200政策法律环境、市场行业环境、文化意识环境和信息技术环境构成养老服务的社会环境，智慧养老服务主体的存在及互动过程依赖于社会环境，社会环境的优化反过来促进各主体增进互动，个人互动环境的具体特征也对集体合作的结果有重要影响，[5]因而各个主体的策略选择既是对宏观环境的把握，也是对自身偏好、动机和资源禀赋等个体行为环境的遵从。在与其他主体和环境的互动中，各个主体从彼此身上、环境反馈、经验知识的累积中逐步形成完整的行动策略，在实践中演变出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博弈格局。人是社会性动物，特定环境下的基本规范影响人们对互惠的态度，[6]69在自利或其他复杂目的驱动下逐渐形成的社会规范是合作网络的剂，通过对集体环境中各主体的特定类型行为给予内部评价或矫正，[7]促使各主体持续调整行动策略，弱化分歧，增进共识，在增加合作收益的同时，将合作约束在法律和普适的社会情理范围内，促成各主体间持续高效的合作行动。

2.智慧养老服务集体合作的社会环境。一是政策法律环境。政等法律环境对行为主体的选择有深远影响。目前，我国已相继颁布《关于开展国家智能养老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的通知》（民办函〔2014〕222号）《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等政策，明确提出“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并将智慧养老服务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国家层面的政策出台和对相关法律的完善体现了政府对智慧养老模式的认可和支持，也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投资、社区服务的发展及老年人的选择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政策保障。二是市场行业环境。市场行业环境通过影响智慧养老服务与智能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进而影响参与主体的积极性。目前，养老服务市场虽然提供有智能终端产品和智能化养老服务，但有效供给不足，表现为在产品价格定位与老年人收入层次错位，高比例的高价位产品市场使老年人不得不服从预算约束减少购买。智慧养老作为新兴产业，其市场秩序是否成熟，也影响其他投资主体的进入时间和投入水平。三是文化意识环境。文化意识环境对老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和其他主体的参与过程有深刻的影响。智慧养老是以开放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多主体供给模式，需要老年人转变以子女照护为主要形式的传统家庭养老观念。同时智慧养老模式的突出特点是老年人社会支持关系的突然扩展和感触式智能设备的嵌入，这一定程度上给老年人造成隐私的公开和“强外界依赖”的心理暗示，进而影响老年人的行为选择。四是信息技术环境。与智慧养老密切相关的各种硬件环境和应用平台环境直接影响该模式的推广进程。目前，老年人风险识别、感应技术、信息平台建设已有相当的积累，智能家居技术应用也日渐成熟，新兴智能科技与电视、电话等现有终端设备的交互程度、与专业养老服务的深度对接程度，与社区、老年人、专业服务机构的参与度密切相关，进而影响合作模型中的行为选择。

二、智慧养老模式中自主行为人的合作条件

广义人类行为理论将人类视为在已知环境的约束和条件下尽力做好的适应性生物，[6]99-188但人类行为不仅是对环境的顺应，还与人类自身及相互关系有关。近年来的行为学实验表明，人类事实上是条件合作者，人们根据对其他合作方在不同条件下合作水平的预期来确定自己的合作和投入水平，并且这种条件合作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稳定性。[8]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在研究中发现，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还取决于个体微观环境的具体特征，例如偏好、动机等，并且人们不可能拥有决策问题的完整信息，也无法评估所有可能的选择，通常是根据已知的部分信息进行决策。[4]200总之，人们总是在个体特性和有限理性的约束下努力发现与自身、其他合作者以及社会环境相平衡的行动策略，并试图以合作的方式实现较优收益。在智慧养老模式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委会是智慧养老服务的供给者，老年人是养老服务的需求者和享有者，尽管主体角色不同，但都是通过互动寻求更优的合作伙伴和条件，以最大限度实现组织或群体目标。因此，本文认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所有行为人都是基于有限理性的条件合作者，并且，行为人的偏好、动机、资源禀赋不同，期望的合作条件也不同（如表1所示），这些差异影响着各自的决策。

1.政府。政府是社会公共权力的象征和载体，代表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是其最显著的组织特征。但是由多个理性个体和集体构成的政府，内部存在复杂的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自利的价值取向常常与公共价值追求并存，复杂的组织偏好致使政府决策并不总是有利于公益，公共服务的过度供给和供给不足常常并存。当然，这种复杂偏好的存在并不阻碍政府参与智慧养老服务，政府期望通过推动养老服务在供给结构、技术路径上的深刻变革，更好地履行政府职能，满足老年人需求，维护社会安定。让渡养老服务的生产过程和部分管理职能，变政府主导的单一供给为多元主体合作供给，变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养老模式为技术密集型的智慧养老模式，不仅为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责任政府提供现实可行的途径，还为整合社会资源，智能化回应老年人的需求奠定了基础，因此，政府不仅是智慧养老服务的供给者，往往还是这一新模式的发起者。政府掌握核心养老资源，能够迅速发起智慧养老服务项目，获得普遍的社会信任；能够有效宣传智慧养老模式，对新模式的推广实施发挥引导和支持作用。但是，政府在准确把握老年人需求、智能技术应用、灵活供给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政府资源的投入需要其他社会主体的承接与配合。目前，智能科技产品和服务市场初步形成，社会组织迅速发展，老年人消费能力明显提升，这些使政府能够利用社会力量，取长补短，成为智慧养老模式的积极推动者。

2.企业。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理性经济人，企业要获得长远发展，社会价值是其不可忽视的战略选择。因此，很多企业追求多样性策略，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关注社会价值的提升。目前，市场上涌现出的很多科技和服务企业专注于智慧养老产品研发和服务供给，这些企业在新兴领域追求经济利润的同时也为化解养老难题贡献了社会力量。当然，这种多样性策略仍然改变不了企业参与的基本动机，即占领老年消费市场，开拓新的赢利点。目前老年人逐渐成为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社会群体，智慧养老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成为企业投资的热点方向。软件开发商、制造类企业凭借技术优势，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建设、智能终端产品的研发提供技术支持，房地产、保险等金融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服务类企业则利用服务优势，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并且，企业能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策略，确保养老服务供需有效对接。然而，智慧养老服务的初始研发和资金投入量大，回报周期长，具有投资风险，且地区性政策尚不明朗，老年人接受力也存在较大差异，企业投资智慧养老服务要承担相当的市场风险。因此，企业能否持续投入，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政策、老年人的接受能力、行业秩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3.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之一，在柔性配置资源，促进政社互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社会组织大都筹资能力有限，多通过低价有偿服务或与政府合作的方式维持日常运作。在智慧养老模式中，社会组织通常作为政府项目的承接方供给养老服务，这种参与方式不仅顺应其服务社会的组织偏好，更是其获得政府资源和社会发展空间的关键途径，因而成为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动机。社会组织在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中具有政府和企业没有的优势。智慧养老服务要求压缩服务供需间的时空距离，为老年人提供高效、便捷的养老服务，而社会组织普遍植根于社区，贴近老年群体，能第一时间开展服务，满足老年人需求。同时，社会组织在社区和老年人生活中嵌入较深，在提供日常照料、精神娱乐服务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能够弥补政府和企业的缺陷。此外，志愿组织的加入，有助于弘扬公益和互助的社会精神，为依托“硬技术”的智慧养老模式增添了几分温暖。当然解决公共事务问题不能仅局限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做单项或双项选择题。[9]在完善的扶持政策、良好的社会环境、积极的宣传引导下，社会组织应努力与其他主体实现互惠合作，平等参与智慧养老。

4.社区居委会。社区是大多数居家老人除家庭外接触最多、最熟悉的社环境，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组织，在居委会的领导下，社区提供的公共服务已深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随着智慧养老模式的推广，居委会渴望在新模式中尝试承担更多的服务职能，进一步发挥资源优势以提高自我管理和服务的水平。社区居委会成员大都源于社区，拥有较高的社区声望，能够从老年人的角度宣传智慧养老模式和国家政策，提高老年人对新模式的接受度。同时，智慧养老服务云平台的基层管理落在社区层面，通常由居委会负责，这使居委会成为智慧养老合作网络中的“联络者”，成为各主体间互通的桥梁。此外，居委会是基层自治组织，能够代表老年人反映服务中的问题，协调服务中的冲突。但是，目前我国社区居委会普遍正式成员数量少，且年龄偏大，很多社区工作者不熟悉互联网操作，对智慧养老服务知之甚少，再加上社区工作经费不足，使社区居委会难以完全发挥其在智慧养老服务中的优势。增加对社区居委会的人、财、物投入，才能有效激发社区活力，发挥社区在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价值。

5.老年人。在智慧养老模式中，老年人不仅是服务的接受者，还是重要的参与者，但是，老年人无法完全掌握智慧养老服务过程的全部信息，只能根据可获得的部分信息来选择养老服务的方式和服务主体，因而也是有限理性人。老年人希望通过这种新型养老模式为自己提供更及时有效的养老服务，使老年生活更有保障。智慧养老服务过程的特点是“一元需求+云平台+多元供给”，这种模式将老年人作为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委会平等的主体纳入合作网络而不是仅作为服务过程的终结点，是对老年人的尊重。同时，老年人服务质量评价可以为供给主体改进服务流程提供方向与思路。当然，老年人由于生理和心理特点，在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中仍处于弱势，一是能力弱势，老年人在使用智能终端、服务监督评价及支付方面往往能力不足；二是信息弱势，老年人对养老服务各供给主体的信息、服务标准、价格水平的了解度不够，在整个体系中处于信息劣势；三是信任惯性，老年人大都经历计划经济时代，对政府和家庭有更多的信任，对企业和社会组织往往持怀疑态度，这种信任惯性不利于多元供给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因此，增加老年人对智慧养老服务的接受度，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政府和社会应扩大宣传，增加支付补贴，企业应提高老年产品的适老性，逐步降低价格，各主体提高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才能使老年人真正接受智慧养老并成为多元合作治理中的一元。

三、智慧养老模式中行为人的博弈与互惠

在智慧养老合作网络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委会和老年人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既有利益共同点，又有矛盾与冲突，各主体间形成复杂的博弈与互惠关系（如图2所示）。

1.政府与企业的博弈与互惠。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企业是私人利益的代表，二者具有明显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在合作博弈中体现为各种利益冲突。实施智慧养老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供给职能，回应公共诉求的体现，企业投资智慧养老服务，是在精确的成本―收益分析之后做出的决策。价值目标的差异导致政府和企业考虑问题的层次和视野不同，政府关注智慧养老服务的供给公平和社会效益，企业希望投资开创新的消费市场，获得更多利润，因此政府颁布的政策通常着眼长远，希望通过较少的成本投入，依靠市场活力发展智慧养老服务，而企业则关注眼前的税收政策和利好信息以降低初始投资成本。此外，个别地方政府在与企业合作中自我意识过强，忽视市场规律，忽略企业利益，阻碍了政府与企业的长期合作。当然，政府和企业之间既有利益博弈，也有互惠合作。近年来，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企业进入智慧养老领域，推动养老服务多元合作格局的形成，企业的加入带来丰富的智能终端产品和先进的平台服务技术，同时资金和人力资源也会快速流入，加速传统养老模式的转型升级。而企业则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进入养老市场，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空间，同时，参与养老服务的供给，有利于树立负责任的企业形象，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2.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博弈与互惠。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是将社会组织纳入智慧养老合作网络的重要方式，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对社会组织存在认知偏差，从根本上并不信任社会组织，甚至为完成上级政府购买的任务，只选择那些与政府有行政隶属关系的社会组织，以致对平等的合作机会的争取成为民间组织和政府博弈的一个方面。在让渡养老服务的生产过程后，政府多通过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结果报告判断服务效果，部分社会组织利用政府监管空隙，在承接养老服务项目后不按照合同要求提供服务，谎报服务效果来赚取政府补贴和经费支持，致使老年人需求得不到满足。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博弈中，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加上很多社会组织依赖政府补贴和资助，博弈的一个结果可能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合谋，基层政府把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视为政治任务，社会组织把与政府的合作当作维持生存和赢利的主要手段，最终以牺牲老年人利益为代价获得各自利益。当然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也有互惠关系，政府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在老年人需求中的信息劣势，更好地完成公共服务供给目标，而社会组织价值的发挥，为政府激励第三部门发展、培育公民精神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社会组织则通过与政府合作，能够利用政府声誉扩大社会基础，增进与老年人之间的互信，能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实现社会价值。

3.老年人与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博弈与互惠。企业和社会组织都是智慧养老服务的供给方，除社会组织提供的部分志愿服务外，企业和社会组织通过有偿服务维持生存，老年人不仅要为服务付费，还需要购买智能终端设备，老年人对于低价位的期望与服务和产品的高成本是老年人与服务供给方的一个利益矛盾。智慧养老服务的实现需要老年人能熟练使用智能设备需求信息、自主选择服务主体并合理评价服务质量，尽管企业在智能产品设计中注重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生理特征，但是老年人普遍生理机能下降，学习能力降低，导致产品使用困难，老年人的接受能力和养老服务智慧化在实践中也存在矛盾。并且，智慧养老服务过程中的信息安全也是老年人普遍关注的问题。此外，老年人往往对社会组织持不信任态度，这种不信任阻碍社会组织发挥其提供灵活性、个性化服务的组织优势。老年人与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可以看作是需求与供给的互动，老年人通过智能终端传递服务满意度，表达意见和建议，这些信息通过服务平台直接传达至企业和社会组织，他们根据老年人的评价和意见及时改进服务，提高市场竞争力。对老年人来说，智能化、灵活性的养老服务供给无疑更高效便捷，使老年人的生活更有保障。同时，这种信息化的养老模式更加尊重老年人的感受和意见，赋予老年人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使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有尊严。

4.老年人与社区居委会的博弈与互惠。在智慧养老合作网络中，老年人与社区居委会的联系最为密切。老年人希望在社^不仅能得到起居照料和医护保健服务，还能参与丰富的社区娱乐活动、享受社区带来的精神慰藉。但是，社区居委会受资源和能力限制，往往只能提供基本生活帮助和医护服务，无法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服务需求，而且服务质量也时常低于老年人预期，使老年人对社区居委会产生不满。随着智慧养老模式的开展，养老服务的提供主体增多，但很多老年人仍习惯依赖社区服务，在可以自主选择服务主体的项目时仍倾向于选择社区来提供。然而，社区居委会和工作人员除了提供基本养老服务外，还要负责收集、录入、更新和维护老年电子档案中的基本信息，在老年人需求后参与服务主体的初级筛选，协助医疗、安保部门开展应急服务等事项，社区职责的增加和老年人对社区服务的依赖之间的矛盾在实践中有所体现。当然，智慧养老赋予社区居委会更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机会，社区居委会能够充分利用其信息优势和老年人的信任，在提供服务的同时参与平台管理和信息维护，而老年人则可以通过社区了解智慧养老的服务流程和具体标准，也可以通过社区与其他主体取得联系，为智慧养老的推广奠定了社会基础。

5.智慧养老主体合作中的g接互惠。智慧养老模式不仅将政府作为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之一，还为政府实施宏观管理提供了决策依据。政府管理人员通过云平台获取智慧养老模式实施的基本情况，根据的服务需求数量、类型，掌握老年人的真实需求，根据服务评价了解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从而及时发现问题，调整政策。在智慧养老实践中，地方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或消费补贴的方式促进智能终端设备的推广和使用，不仅降低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的成本，而且赋予老年人极大的自主性，在促进智慧养老模式推广的同时，提高了老年群体对政府的信任和拥护。企业与社会组织在提供智慧养老服务的同时能增进互动，增加资源流通，有助于形成新的伙伴关系，企业借助社会组织深入消费群体，挖掘市场需求的同时树立社会形象，社会组织通过与企业的合作获得资金、技术指导等发展资源。此外，智慧养老服务的开展直接推动企业、社会组织与社区建立联系，社区在未来可以依托这种联系获得企业和社会组织更多的投入与支持，有助于促进社区的发展。

四、优化智慧养老模式合作机制的建议

基于对智慧养老模式中自主行为人的合作环境、主体类型及博弈互动过程的分析，本文认为，可以从优化集体合作的决策环境、优化合作互动的空间结构、优化集体合作的社会规范三个方面优化改进智慧养老模式的合作机制。

1.优化集体合作的决策环境。第一，营造系统完善的政策法律环境。地方政府应领会国家战略部署，加强与上级政府的沟通，通过实地调研掌握本地区智慧养老服务的开展情况，制定符合地区实际的政策法规，同时，加紧出台与智慧养老实践密切相关的配套政策，形成统一衔接的制度体系。例如建立公开平等的行业准入制度、客观公正的等级评价等制度，提高养老服务的规范性和统一性。此外，还应颁布专门性法律法规，划定各主体的权利与职责，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使智慧养老服务有法可依。第二，营造供求平衡、健康有序的市场行业环境。建立智能终端设备价格调节机制，培育有层次的终端产品品牌体系，通过服务等级评价机制形成星级服务企业体系，同时，加强新型养老模式的宣传，通过开展新模式试点，增加新闻媒体的聚焦报道，逐步培育老年人的消费信心。此外，建立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调控机制，在市场经济较发达、智慧养老模式发展较好的地区，政府应有步骤地减少直接干预，释放市场活力，在市场经济较薄弱、智慧养老模式试点推广地区，政府在主导发展的同时要培育市场协调力量，如协助成立智慧养老行业协会开展自主管理。第三，形成开放包容、助老敬老的社会氛围。增加宣传社会关系扩展带来的养老服务效益，减少老年人对脱离家庭成员陪护的担忧。同时，智能科技的功能设计中增加老年人与家庭成员的互动渠道，尊重老年人的私人生活，弱化被“监视”的感觉。此外，社会要增加对老年人生财富和智慧的认可，鼓励老年人为智慧养老服务的改进做出贡献。第四，营造平衡发展、互动开放的信息技术环境。鼓励企业开展科技创新互动，中西部地区要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平台，降低智慧养老服务的实施成本。同时，智能产品和服务平台要实现与专业养老服务供给方的有效衔接，借助专业养老服务机构准确判断老年人的潜在需求。此外，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老年家庭联网入户，使老年人享受高度智能化的养老服务。

2.改进合作互动的空间结构。智慧养老模式中的自主行为人要在博弈互动中不断调试行动策略，优化合作互动的空间结构，使智慧养老合作网络既能适应宏观环境，又能满足各主体的利益诉求。

政府首先要尊重主体和利益多元的合作格局，把自身当作和企业、社会组织等服务主体平等的参与者，尊重其他主体的合理利益，信任服务外包中的合作伙伴。其次，完善听证、联席会议等民主制度，政策制定中要充分听取其他供给主体和老年人的利益诉求，使政策更得民心，更有实效。再次，提高合同管理能力，选拔专业人才参与合同制定，在合同落实中要加强政府监管，既要关注陈述性报告，也要切实听取老年人的反馈。

企业作为智慧养老技术创新的前沿阵地，首先，在市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速实现规模化生产，通过行业内部合作、技术创新等方式降低成本，使智能产品的价位更符合市场需求。其次，增加市场调研，深入研究老年人的消费习惯和反馈意见，不断更新智能终端设备，使其更符合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征。再次，企业从业人员要自觉遵守职业道德，不窃取、不传播老年人的个人信息。

社会组织要改变现有的博弈局面，首先要拓宽筹资渠道，努力吸收社会资本，减少对政府扶持的依赖。其次，注重引进专业养老服务人才、工具和管理制度，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和水平，成为政府可信任的合作伙伴。再次，社会组织要努力融入社区，增加与老年人的沟通互动，树立“邻家助手”的组织形象，增加老年人对社会组织的信任。

社区居委会首先要积极申请政府和社会的经费支持，引进专业人员从事养老服务与平台的操作与管理，增加社区服务的活动经费，为老年人提供娱乐和文化服务。其次，积极组织社区内部老年人开展互助养老，培育老年人自我服务的社区氛围。再次，充分利用自身在合作网络中的地位优势，增加与其他主体的互动，提高社区服务能力同时为社区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

老年人要转变转变思想观念，坚持活到老学到老，努力学习智能终端设备的佩戴、充电和简单维护，以及获取和评价智慧养老服务。同时，老年人对现有服务主体要持有包容心态，积极提供改进意见，帮助服务供给主体优化服务过程，提高服务水平。

3.加强集体合作的社会规范。互动中逐渐形成的社会规范能够有效约束各主体的行为，督促各主体遵守自己制定或外部权力机构施加的规则，使合作网络更加稳固。第一，建立成本补偿机制。为弥补智慧养老服务初期市场风险对社会投资的影响，应建立合理的成本补偿机制以有效减少风险损失，增加投资安全感。首先，实施企业投资成本补偿，对投资智慧养老领域的科技、金融、服务和制造企业给予成本补偿，例如，规定投资后未达成规模效应时，给予企业信贷贴息或政府购买作为补偿。其次，实施社区养老资源补偿，根据社区老年人口数量增加社区经费，允许社区聘用专业人才从事信息平台管理，缓解社区居委会资源不足与职能增加的矛盾。再次，实施老年人支付补偿，通过发放消费券让老年人以较低成本自主选择购买智能终端产品，或由政府出资免费培训智能产品使用技能，提高老年人对智慧养老服务的接受度。第二，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平等互惠的利益共享机制有助于维持智慧养老合作局面的长期稳定。首先，树立平等共赢的合作理念，智慧养老模式的所有参与主体都有平等的收益权，制定利益分享规则时要兼顾各个主体，尤其是社会组织和老年人等谈判能力较弱的群体。其次，协商制定合理的利益分享规则，这种利益分享规则可以包括基本利益分享和额外激励，以保证收益所得能够合理地用于支付服务主体的成本和再投资。再次，设计有效的激励政策，激发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例如，政府设置专门奖项用于奖励对智慧养老服务有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对企业研发的创新智能产品，在申请专利、商标注册等方面给予政策便利等。第三，建立惩罚机制。智慧养老模式的运行，不仅需要防范性规范来激励合作，而且需要惩罚性规范来矫正背叛。首先，建立“市场竞争+政府监管+委员会监督”的监管体系，市场竞争是指养老服务供给主体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政府监管是指政府作为最终责任人，应加强对合作方的监管，对服务不达标的合作方要及时终止合同；委员会监督是指建立智慧养老服务合作委员会监督日常活动，当某一主体背叛合作规范时，委员会内其他权益受损的主体可以实施联合惩罚。其次，建立惩罚公示制度和退出机制，例如，设置智慧养老服务黑名单，将服务质量差或侵权违规的组织纳入黑名单予以公示，这些企业或组织将自动退出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再次，加大司法规范约束，对政府行为的监管往往是合作网络的薄弱环节，而政府通常对自身的违规行为又难以主动实施惩罚，因此，要通过司法规范政府行为，防止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第四，建立技术约束机制。首先，增加智能技术应用的道德约束，加强对企业技术研发人员和智慧养老云平台操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培训，树立信息安全与智慧服务同等重要的理念。同时，将信息安全纳入智慧养老服务云平台系统管理体系，定期备份数据，确保系统安全性。其次，增添技术约束的行业法规，在智慧养老行业法规中明确智能技术使用的程序、范围和用途，依法处置违法窃取、恶意公开、倒卖信息、扰乱平台工作秩序的人员。再次，开放智能技术应用市场，智能产品的应用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和老年人的自主选择，通过市场竞争净化服务环境。总之，智慧养老模式的实施既要依靠技术创新，也要依靠制度机制的约束，确保智能技术用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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