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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 博物馆文本 翻译
一、引言
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了狭义文化的早期经典学说,即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作为文化的载体,博物馆文本是文化的沉淀,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为了研究中国历史和山西文化,山西博物馆文本英译似乎成了必不可少的历史需求。
二、博物馆文本英译的原则及策略
博物馆文本作为科技文体的一种特殊形式始终遵循科技英语翻译的原则和标准:忠实、通顺。忠实是指译文应忠实于原文,准确、完整、科学地表达原文的内容,包括思想、精神与风格。译者不得任意对原文内容加以歪曲、增删、遗漏和篡改。通顺是指译文语言必须通顺,符合规范,用词造句应符合本民族语言的习惯,要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语言,以求通顺易懂。不应有文理不通、逐词死译和生硬晦涩等现象。
美国翻译理论家Venuti在《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一书中提出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归化(domestication)是指遵守目标语言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需求;或指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的翻译策略。主张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派”提出译文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还要克服文化的障碍,而译者的责任之一就是避免文化冲突。同时,译者也是“传播者”,他不应对读者的智力和想象力提出过高的要求,而应尽可能的是源语文本所反映的世界接近目的语文化读者的世界,从而达到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文化对等”。异化(foreignization)是指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或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主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的“异化派”提出翻译的主要目的是文化间的交流,源语文化将会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的语言表达方式。
三、山西博物馆馆藏物品名称英译经典赏析
山西博物院的基本陈列以“晋魂”为主题,由《文明摇篮》、《夏商踪迹》、《晋国霸业》、《民族熔炉》、《佛风遗韵》、《戏曲故乡》、《明清晋商》等7个历史文化专题和《土木华章》、《山川精英》、《翰墨丹青》、《方圆世界》、《瓷苑艺葩》等5个艺术专题构成。其中对于7个历史文化专题的翻译堪称经典。如图表:
原文中的四字词在英译时被“The +名词+of+名词或名词词组”的简单结构所替代,充分体现出了博物馆文本翻译重视实用性的特点。博物馆文本是描写性文本,其功能是传递展品信息,与重视传达情感意义与美学意义的文学翻译相比,简洁与不夸张、不浮华的语言正是博物馆文本翻译所需要的。
另外,在展板“邦国遗珍”中的介绍“从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早期晋文化既承继了宗周文化,又受戎狄文化影响,呈现出独特的风韵。”被译为了“The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showed that the early Jin culture inherited that of Zhou and was influenced by western and northern tribes, thus forming its special flavor.”4其中的“戎狄文化”中的“戎狄”按照当时版图上戎狄所处的地理位置,巧妙翻译成了western and northern tribes。这样的翻译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戎狄”的形式――晋国周边的方国,为不了解中国历史的外国游客提供了明确的信息。
四、山西博物馆馆藏物品名称英译错误探析
1.由于对文化了解不够,导致用词不够准确
晋侯风采展板上将标题中的晋侯译为“Princes of Jin”,而内容中的晋侯译作“Jin Marquis”。Marquis指侯爵,prince相当于周朝的天子,显然,这里用marquis表示诸侯更为妥帖。
2.译法的不足与缺憾,失去了博物馆文本传递文化信息的作用
“晋姜簋”被音译为了“Gui of Jin Jiang”。这样的翻译对不了解中国历史的游客而言没有太大意义。
3.对于文化缺失部分的省译,使得特色文化无法传达
“失蜡法”是我国的传统铸造技术,可是在应用此技术铸造的展品“蟠蛇纹镂空鼎”的标牌上只有对“失蜡法”的汉语简介。笔者认为,对于传统工艺的介绍有必要做出英语解释,以加深外国游客的印象。
五、结语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活动,它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沟通,更是深层文化方面的交流。山西博物院是山西最大的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中心,是目前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型现代化、综合性博物馆之一。同时也是将山西这一富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省份推向世界的一个很好的平台。因此,在博物馆文本翻译过程中需要将文化与翻译融为一体,这样才能更准确更优美地去翻译博物馆文本。
参考文献:
[1]http:///history/id=17499006.
周豫才先生曾写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魏晋名士喝酒时喜欢拉啥呱,周先生没说。我总觉得,名士们在酒酣耳热之际,最喜欢说的两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应该是:“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和“哥喝的不是酒,是寂寞”。
魏晋的确出名士。皇甫谧博览群书,时号书。杜预好释《左传》,谓之书癖。但这些所谓的名士在见专制之辱时,既未“拔剑而起”,亦未“挺身而斗”,更表现不出“临之不惧”与“加之不怒”。总之,在东坡的《留侯论》中是找不大到魏晋名士的影子的。名士们喜欢的是清谈,钻研的是《周易参同契》,追慕的是“曲有误,周郎顾”,信仰的是“年年无量寿,月月琉璃光。日日观自在,时时妙吉祥”。
魏晋名士们有查拉图斯特拉的豪情,却无戴奥真尼斯的傲骨。也难为他们了,身处网得住飞蝇却管不住飞鹰的蛛网之下,又何敢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念头呢?还是怀揣着“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神符去竹林饮酒吧。
元代张可久有一曲《中吕卖花声·怀古》:“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也许“竹林七贤”们更伤心吧。他们的伤是真正伤于心里而藏于心底的。
不要迷恋潇洒,潇洒是寂寞。
关键词:《〈史记〉选读》 立体教学法四个教读层面
“高中语文选修课程是在必修课程基础上的拓展与提高”,这种拓展与提高体现在多个方面,学习的主要任务变成实际应用、鉴赏陶冶、探索研究,学习方式上的选择、自主、探究的特征更为明显。就《〈史记〉选读》而言,一是单个文本阅读量大幅增加,二是一个阶段内将面对同一类的文本,三是言与文关系的准确定位与把握。怎样进行有效的教学和学习是师生最关心的问题。我们尝试了四个层面的指导阅读方法,即分别从文言文的角度,史传文的角度,文学作品的角度和研究性阅读角度来分析教材中文章,多角度立体地吸收文本的营养。这种方法由实践逐渐上升到理论,再回来指导教学实践,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下面我就以《淮阴侯列传》为例,谈谈立体教读《史记》的实际操作过程。
一、作为文言文层面的教读
《〈史记〉选读》作为苏教版高中语文实验教材文化论著系列的选修课本,其文言文本的性质,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能指导学生借助工具书和互联网查找有关资料,排除阅读中遇到的障碍,整体把握论著内容,提高母语素养,这是课程“基础性”这一层面的任务。《淮阴侯列传》首先是文言的学习,因此我们学习文言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法都应应用。诵读是必不可少的,即使不能吟诵精熟,也要熟读重要段落,形成语感,比如末段太史公的论赞部分是应该背诵的。所以预习中要求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语段(或局部)表现性诵读,圈画重点词句准备课堂讲解,同时就内容进行评点。其次,与学习必修教材文言文稍不同的是,此时我们更要注意文言知识、文言现象的积累,每个专题中的“积累与应用”都有相关的文言知识点的梳理,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此为基础,参考学习资料,系统梳理各类知识。另一重点是文言语句翻译,可在此篇中找出含各种文言语法现象较多的句子不少于5句,重点翻译,学生另自找不少于5句,可自己翻译,也可互相翻译,注意关键词的翻译。
在课堂导入阶段,教师揭示本专题学习任务,回顾必修所学内容,进而要求学生对文本的大致内容就自己的认识与同学进行交流讨论,通过争议,形成基本的认识:第一部分:早年屈辱。第二部分:井陉之战。第三部分:谋反被诛。第四部分:史官论赞。
设置选析阶段,鉴于选修文本的阅读量大幅增加,精读每一个语段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精读一至两个语段却是可能的,在自读阶段,整体了解文本并读懂读透一个语段,是一种从实际出发的学习方式,这尊重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与个性化理解,体现了新课程强调的自主选择性。在我们布置的自主学习任务中,语段选择没有重点,没有规定,完全是自由的。基础与理解力差一点的同学往往选择短的语段,老师也不会指责,只要学到位就可以了。事实上,从已有的教学实践看,学生选择的往往是那些精彩的关键的语段。因为这一学习方式建立在合作学习的基础上。自主学习是个体行为,课堂交流就是一种分享了。
二、作为史传文的教读
老师应该知道:《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另外《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对其作为史传文的几个特点要了然于胸:严谨实录,客观公正,评价分明。
当作人物传记来看时,首先必须理清写了人物的几件事,深层次的需探讨人物的精神价值取向,可写出鉴赏性或评论性文字,班内交流,师生点评。
在节选部分的一开始,学生通过阅读“怒绝亭长”“漂母饭信”“胯下受辱”三个小故事,就可以看出这三个故事都反应了韩信早年穷困屈辱的生活,第一个故事侧重表现他屈辱之中的自尊,第二个故事侧重表现他的自信和抱负,第三个故事侧重表现他的坚忍,忍辱负重。而这些性格特点是他一生的成败先机。司马迁一向重视人物的早年生活的环境、早年性格对人物此后事业成败的影响,这篇也有反映。
《淮阴侯列传》的主题有两方面,一面是写韩信浴血奋战,为刘邦平定诸国的过程;这在节选部分通过井陉之战也有表现;另一方面则是写刘邦对韩信的种种控制与防范,最终“鸟尽弓藏”身死于吕后、刘邦之手。揭示了专制君主和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淮阴侯列传》还通过蒯通事件暗示了韩信的冤枉。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英雄。“千秋独为韩侯哀”的情绪在《淮阴侯列传》里面隐约可见,虽然通过节选只能窥豹一斑。
历史是世界的昨天,而今天是过去的延续,我们不能不知道这个世界曾经发生的事,如同我们不能不向往人类的未来。识多才能智广、足智方能多谋,读史、正史使人聪慧,更使人睿智,从真正的历史中摄取智慧,关注那些叱咤风云的豪杰、聪颖灵秀的文士,还是善使权谋,“尖”佞邪恶之徒,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深对历史的了解,体会蕴藏其中的智慧。
三、作为文学作品的教读
学习《〈史记〉选读》更重要的还是对文化典籍的阅读,这大大有别于我们先前在必修教材中学习单篇文言的目的,我们要始终有一个整体的阅读概念和清晰的阅读目标。整体的阅读概念就是我们在学习《〈史记〉选读》课程专题的过程中,心里始终要清楚这一专题重点,要我们领会《史记》哪一方面的问题,是它的叙事艺术还是它的人物刻画艺术,是它的春秋笔法还是它的人格理想,是它的体例还是它的影响等等。教师要引导学生用文学的眼光来阅读文学作品。
寻找作品不同于其他的特色。弄清时代背景,作者经历、思想后,作品特色就凸现出来了,尤其那些貌似相同神却各异的文章。在本书中写了什么,怎么写的,为什么这样安排?了解到作者的良苦用心。
对韩信的形象塑造,司马迁不仅选取典型战例来表现韩信的军事才能,而且,还通过心理描写来刻画韩信的形象。陈辽先生指出:“传记不是小说,写的是真人真事,因此不可能像小说那样大段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但《史记》却恰到好处地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此塑造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形象。”事实确实如此,在面对“胯下之辱”时,《史记》仅用“孰视之”三个字,就写出了韩信当时的心理活动。
四、作为研究性阅读的教读
“研究性阅读”就是把“研究”引入阅读教学,让学生围绕阅读材料展开研究,加以提炼并进行评价。在学习过程中,我们要用研读的目光和手段来学习《〈史记〉选读》,要始终坚持以研究和探究的态度来学习选文。我们要逐渐地学会去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疑问,谈出自己的思考,最后形成自己的观点,还要不断尝试着写些反思、探究、总结性的小论文等等。这对我们全面理解把握司马迁和《史记》,最大限度地拓宽自身的文化视野和思维空间,接受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精神滋养,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和文化品位,最后形成健康健全的文化品格和道德理想无疑是大有帮助的。
选修课程并不是从属于必修课程的简单补充,其课程基础性的一面只是课程价值的一部分,只是实现课程核心价值的前提。《〈史记〉选读》的课程核心价值能否实现关键就在能否通过拓展性学习,引导学生从历史的角度感悟《史记》的价值取向,从中汲取民族智慧,同时也能以现代观念审视作品,客观评价《史记》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开拓学生的文化视野,发展其多向思维,提高其探究能力。
“研究性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启发、点拨学生去对材料进行研究,鼓励学生主动“尝试质疑”,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发挥学生获求知识的主动性。
如《淮阴侯列传》中,关于韩信“谋反”被诛一段,就可多角度引导学生深入探究:
探究一:关于韩信“谋反”被诛,你能从文字中看出司马迁的态度和观点吗?你如何评价作者的态度?
为了保证探究的质量,教师可以为学生搭建思维的平台,让每一位同学都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或深或浅地谈一点看法。针对“探究一”,可以为学生搭建下面四个“台阶”:
1.补充:项王手下武涉和齐人蒯通对韩信的游说以及韩信的回答。
2.思考:为什么作者要详写蒯通当初对韩信的谋划?前文类似的表述还有哪些?
3.补充:韩信墓前有对联曰:“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联中“一知己”和“两妇人”分别指代什么人?为什么?
4.“太史公曰”包含了哪些内容,其中“天下已集,乃谋叛逆”有什么言外之意?结合文章旁李笠的批注,补充清末文学家李慈铭的观点“谓淮阴之愚,必不至此也”进行研讨。
从文本的详略安排和最后的议论,可判断出作者认为韩信是被谋杀的观点,而对他一再上当,最后被罗织罪名、惨遭杀害的结局,表示了无限的惋惜和同情;对刘邦、吕后等人的猜忌残忍,隐约表示出愤慨和厌恶。还要引导学生认识到这种“不虚美,不隐恶”评判历史的笔法,不仅需要眼光,而且需要胆量和气魄,敢把矛头直指开国皇帝刘邦,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
实践教学中,对文中的疑点虽有发现可还不到位的地方,需要教师启发或补充,这种探究问题似乎是难了些,但很能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今后的教学中还要注重探究方法的指导。
当然了,也要注意不能将把选修课上成专题内容的学术课。在表面上好像还是在进行研究性学习,但对中学生来说无形中却加深了难度,使学生丧失原有的兴趣。因为内容的专门化、系统化和学术化本身就背离了高中生语文学习的基本任务和特点,根本不能实现全面培养学生语文素养的根本目的,学生得到只是一大堆僵死的知识和概念。所以我们要防止这种不契合中学课堂教学实际的授课方式。
在探究过程中,教师不必过多关注结果,不应强求学生对所有问题都有所突破,而应重视学生的思辨、归纳能力的培养,关注学生对问题理性思考的探究兴趣和探究过程本身。
参考文献: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3.
[2]聂石樵.司马迁论稿[M].北京:北京师大出版社,1987.
[3]吕华明.论《史记》的小说艺术[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0.10.
[4]陈兰村.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命运哲理[J].浙江师大学报,1996.3.
(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摘 要:诗歌翻译意象为首,译者一方面要与原诗对话,力求实现个人期待视野与原诗历史视野的融合;另一方面要与译文读者对话,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水平以期译文取得最好的接受度。翻译过程究其实质就是两次对话的完整实现。
关键词 :接受美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意象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174-03
李白诗歌英译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此后诸多传教士、外交官、汉学家、诗人、学者都翻译过李白诗歌,如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弗莱彻(William J.B. Fletcher)、小畑薰良(Shigeyoshi Obata)、许渊冲等等。意象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艺术特点,甚至被认为“诗歌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另一个是声律)”[1]。“意象是诗词性质的集中体现,离开意象,诗歌的特性就丧失殆尽”[2]。由于意象具有形象性、非独立性、多义性、文化性、象征性等特点,意象翻译在文学翻译中尤为困难。本文拟选取李白著名的送别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5个英译本为个案,从接受美学视角,对翻译过程中的意象再现进行评析。
一、接受美学理论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联邦德国,主要创始人为康士坦茨学派的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接受美学最主要的理论渊源是哲学阐释学和现象学美学,同时也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美学和文学社会学、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美学、萨特的存在主义等理论中汲取了营养。
与以往文艺文学理论只认同读者对作品的被动接受不同,接受美学认为读者在作者-作品-读者关系中,并“不是单纯做出反应的环节,他本身便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3]。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4]。在接受美学看来,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不只是作者所赋予或作品所包含的,而是也包括读者所理解的。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在读者的阅读中才逐步得到实现。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并不是既定的客观存在,也并非对所有时代所有读者都完全一样。
姚斯在哲学阐释学“前结构”“前理解”“偏见”“效果历史”等概念范畴的基础上,提出了“期待视野”这个概念。期待视野指读者在接受一部作品前由其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一种审美期待。姚斯认为,每个读者都带着已有的期待视野开始阅读,在阅读过程中改变或实现这些期待,与文学本文的历史视野达到某种程度的视域融合。文学接受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建立、改变、再建立期待视野的过程。伊瑟尔借鉴现象学“图式结构”“具体化”“重建”等理论,提出了文学作品的召唤性。伊瑟尔认为,文学本文只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图式化框架,这个框架在各个层次都留有空白和未定性,留待读者去确定、填充,也即具体化。这种留有空白和未定性的图式框架构成了文学作品的召唤结构。它们使读者得以“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5]。
接受美学因其在文学作品的概念、读者的作用、读者的地位等方面的新见解开拓文学研究的新时代,同时也为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新的审视视角。首先,在哲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之后,译界对翻译活动的本质有了重新认识。“翻译活动不再被看做是一种孤立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一种主体间的对话。”[6]吕俊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实质上是一种对话的参与”[7],译者经历的两次视域融合,实际是两次对话,即译者与原文的对话、译者与译文读者的对话。其次,与读者地位的提升相应,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地位开始得到重视。再次,接受理论为译文的多样性提供了依据。需要指出的是,译者主体性和译文多样性并不意味着译者居于翻译活动主宰地位,可以随心所欲。译者一方面受制于原语文本及其背后的作者,“原文文本对译者有一定的制约性,有被决定了的性质,它不是可以被随意解释的”[8],另一方面还受制于目的语读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期待视野。“译本的多样性始终被限制于一定范围之内。超过这一范围,翻译便不再称之为翻译。”[9]
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意象翻译评析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作于玄宗开元十六年,即公元728年(一说作于开元十三年)。该诗是李白颇具代表性的一首七绝,古往今来,备受推崇,明人陈继儒曾誉之为“送别诗之祖”。诗中意象丰富,黄鹤楼、烟花、扬州、孤帆、远影、碧空、长江等意象共同构成了一幅藏情于景的动态画面。表面看来该诗句句写景,实际却句句抒情,情景交融,引发读者无尽想象,生成诗歌隽永意境。
原诗及5首译诗①如下:
(一) “黄鹤楼”意象
黄鹤楼故址位于今湖北武汉蛇山黄鹤矶头,为古代名胜之一。相传仙人子安曾乘鹤到此。诗人首句用之,给了孟浩然此番出游一个很高的起点。孟此去扬州,仿佛也像仙人般自由洒脱。Paul Kroll的译文(下称克译)把“黄鹤楼”译为“Yellow Crane Terrace”, John Turner的译文(下称特译)译为“Brown Crane Tower”,其余3位译者的译文(下分别称许译、孙译、杨译)则译作“Yellow Crane Tower”。经查,“terrace”有台地、台阶、梯田、排房等意,却并无塔、楼之意。也许是因为译者并未见过黄鹤楼,对该楼的形状不甚了解,才有此误译。而“Brown”是棕色或褐色,并非黄色。诚然,从外立面颜色来看,黄鹤楼确实有点棕褐色。但此黄非彼黄也,黄鹤楼的“黄”并非指塔楼颜色,而是与“鹤”组成“黄鹤”这一有特殊含义的名词,所以译者的理解有失偏颇了。此二误译可视作译者期待视野的消极影响。
(二)“扬州”意象
唐玄宗时广陵郡又称扬州,因此标题中的广陵和第二句诗中的扬州,指的是同一地点。作为历代文人墨客憧憬之江南名都的扬州,在本诗中不仅仅是个简单的地名,更是一个带有浓厚文化意味的意象。标题中的“广陵”,许译和杨译选择了省译;克译和特译选择了音译:Kuangling;孙译亦是音译:Guangling,但加注解释了广陵这个地名所指地域范围的历史沿革。第二句诗中的“扬州”,克译、杨译皆为音译:Yang-chou/Yangzhou;特译省译;许译River Town,孙译thickly-peopled Yangzhou。笔者认为,杨译和孙译各有千秋,其他译文则略显不足。原语读者都知道广陵和扬州实是同一城市的不同叫法,但对于不知情的目的语读者来说,看到题中的Guangling和文中的Yangzhou,他们可能会困惑孟浩然到底是去哪里。所以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前理解,且避免标题冗长,可以像杨译那样,省略标题中的广陵,只翻译第二句诗中的扬州。又或像孙译那样,两种称呼都译,但对其中之一文后加注,表明两者为同一地点。扬州在唐代是两京之外最繁华的都市,时称“扬一益二”,意即扬州第一,成都第二。提到扬州,可能大家脑子里都会浮现出一副繁华景象,但到底如何繁华,建筑、交通、生活等等场景是什么样子,又会因人而异。因此扬州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是该诗的一个空白和未定性。克译、特译、杨译都保留了这一空白,只是音译,未加任何注释;孙译做了具体化,“thickly peopled”就是译者的填充,是译者期待视野和诗歌空白对话后的结果。这样做有利有弊,益处是一定程度上传递了扬州的特点;弊端是将扬州的特点局限了,使译文读者只知其人口稠密,不解其风景秀丽风情旖旎。这样一来,空白过于确定,译文读者的想象空间受限。如果说孙译留给读者的空白过小,许译的空白则过大,大到有点脱离原诗。也许是践行“浅化”策略,许译的扬州叫River Town,尽管是大写,读者也很难把它和扬州联系起来,恐怕只能根据扬州曾称“江都”而略猜一二了。
(三)“烟花三月”意象
三月本只是表示月份的专有名词,无关情感,但因“烟花”二字,这个时间一下生动起来,“烟花三月下扬州”也因此被赞为“千古丽句”。也因为“烟花”二字,三月不宜再理解为确切月份,更宜理解为春天这个季节。此二字可算该诗最大的意义未定点,自诞生以来,已有多种阐释。尽管各种阐释都认为它是形容春景,但“烟”字作何解并无定论。且举三解为证:“指春天笼罩在蒙蒙雾气中的绮丽景色”[10];“形容柳如烟、花似景的春色”[11];“形容阳春的妍丽景色”[12]。5位译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是见仁见智。克译:Among misty blossoms of the third month;特译:’Mid April mists and blossoms;许译:while willow-down and flowers reign;孙译:In this flowery April clime;杨译:In the mist and flowers of spring。“烟”在该诗中是一种比喻,是虚笔,只是交代当时的季节及其美景——柳如烟、花似锦的春天。如果译为“in/among/mid the mist”,就坐实了。假设黄鹤楼和江面真的雾气朦胧,诗人如何能目送孤帆直至影远,又何来碧空。就融合原诗视域、再现原诗意境而言,许译甚好,但前提是读者了解中国文化。一来中国诗词历来有柳如烟的比喻,willow-down巧妙暗含了原诗的“烟”字;二来垂柳和繁花是中国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春天的象征,译文既交代时间,又避开“三月”“四月”之争,保留了原诗的朦胧含蓄美。此外reign一词与上句尾词Crane押韵,为译文的音美增色不少。可惜,对于不谙中国文化的目的语读者来说,willow down带来的效果就要打折扣了。中国人见垂柳而知春天,但在英语文化中垂柳并没有这种约定俗成的象征意义,因此很难达到相似反应。
(四)意象群:“孤帆”“远影”“碧空”“长江”“天际”
这几个意象是本诗中最重要的意象群。所谓意象群,就是指“在诗词创作过程中,当主体将若干意象表示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画面或动作并传达出内心的情义层次时,就构成了意象群。意象群的组合,构成了诗词的意象系统,形成意境”[13]。钱钟书先生说:“夫言情写景,贵有余不尽。然所谓有余不尽,如万绿丛中之着点红,作者举一隅而读者以三隅反,见点红而知嫣红姹紫无限在。”[14]这与接受美学的观点不谋而合。伊瑟尔认为,正是在一部作品的意义空白中,隐藏着作品效果的潜能。“一部作品的未定性与空白太少或根本没有,就不能称为好的艺术作品,甚至不能称之为艺术作品。”[15]文学本文的召唤结构就好比那着点红的万绿丛,有余而不尽,给予读者能动反思和审美想象的余地,让读者得以举一反三去寻找那无限姹紫嫣红,也即深入参与作品潜在意义的实现。以本诗为例,古今中外的读者从本诗的景中就阐释出了不同的情:与所敬爱的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对扬州的歆羡之情、对不能同行的惋惜之情等等。
这两句诗的5译文中,许译一减二增,可谓独树一帜。一减是指“孤”字省译,二增是指在天空前增译“无边无际”,在河水前增译“无穷无尽”。去lonely或solitary而添boundless和endless,再加上独一无二的rolling,译文离愁别绪减弱,豪迈气概增强,倒也符合李白诗歌激情饱满、境界开阔的特点。只是两处增译略有过度具体化之嫌,限制了读者对“碧空”和流向天际的“长江”的想象。去掉这两个词,译文并不会影响读者的理解。在不影响读者理解的情况下,译者填补空白或具体化未定性,会破坏原诗的含蓄和模糊美。
这一组意象群中,5译文差异最大的要数“长江”。克译、孙译:Long River;特译、许译:River;杨译:great river。细品原诗,“长江”确实既可以像克译和孙译那样作专有名词来译,特指长江,因为诗人告别的地点真真实实的就在长江边,也可浅化为像杨译那样的普通名词或许译那样某一条江的名字,因为诗人寄情于景的是江水,长江换成其它江河,比如湘江,比如珠江,诗人寄托的情感是一样的,情景交融的境界依然存在。
虽然5种译文在再现意象群时采用的词汇、句式、诗行、韵律不尽相同,但都传递出与原诗相近的景和情。究其原因,是因为译者力求接近原诗和诗人的历史视野,充分理解原诗,正确传达了原诗的图式框架。
接受美学因其对读者作用的肯定、对读者地位的重视、对文学作品意义的开放性态度,对文学翻译具有很大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翻译究其实质是一种对话和交流,翻译过程就是两次对话—原文与译者、译文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意象是构建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空间的重要手段。《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意象丰富,情景交融,意境隽永。通过对该诗5个英译本中意象翻译的探讨,本文得出一些启示:其一,翻译诗歌意象时,译者受个人审美趣味、审美经验、审美能力、所处历史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难免对意象意义、价值做出不完全一致的理解和阐释。其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尊重原文和原语文化,以原文为据,又要考虑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水平,采取适当翻译策略,使译文得到更好接受,唤起目的语读者与原语读者类似反应。
注 释:
①许渊冲.中诗英韵探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70;孙大雨.英译唐诗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101;徐静.唐诗英译的意象图式概念识解运作.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5):4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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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注评[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258.
[关键词]文学文体学 古诗英译 韵脚翻译策略 节奏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6-0037-01
文学文体学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它对文学话语的研究与语言学文体学不同,语言学文体学的研究以发展语言学理论为目的,在分析时只是注重阐述相关语言的精确性和系统性,而对作品文本自身的内容及美学效果却忽略不计。文学文体学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文本的语言风格和文体特点。
中国古代的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不论在文字上还是在音节上,都给人以音乐美、视觉美、意象美和寓意美的感受。如何将古诗词的美传达给读者?如何将这种美体现在译文中?运用文学文体学的方法分析文学作品不仅能够提高对诗歌的欣赏能力,更能提高译文的水平。而其中音律的翻译更是在诗歌乐感传达中起到重要作用。
一、古诗英译的韵脚翻译策略
韵脚广泛地运用于诗歌中,使诗歌变得有节奏和乐感。音节的重复是体现诗歌音乐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分为六种模式:头韵(alliteration)、谐元音(assonance)、谐辅音(consonance)、倒末韵(reversed rhyme)、排韵(pararhyme)和末韵(rhyme)。头韵和末韵在诗歌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谐元音也经常在诗歌中出现。韵脚是区分诗歌和散文的一种方式,它使诗歌更接近于音乐。诗歌中一般均已结尾押韵,我们根据押韵的排列不同分为以下几种押韵格式:AABB、ABAB、ABBA等。如许渊冲先生在翻译刘禹锡的《竹枝词》时:
原文: 译文:
竹枝词 Tune: “Bamboo Branch Song”
山桃红花满上头,The mountain’s red with peach blossoms
above;
蜀江春水拍山流。The shore is watched by spring water
below.
花红易衰似郎意,Red blossoms will fades as my gallant’s
love;
水流无限似侬愁。The river as my sorrow will ever flow.
我们观察刘禹锡源语诗歌后不难发现,其诗中第一句与第四句的“头”与“愁”押韵,首尾呼应,具有很强的诗歌乐感。而译者许渊冲先生的译文根据文学文体学的特点把其韵脚相对应译成诗中第一句“above”与第三句“love”,第二句中的“below”与第四句“flow”分别构成押韵,使整首诗呈现出ABAB的结构,使译文朗读时朗朗上口,保持了源语的韵脚,更体现了诗中愁思如江水一般,源源不断。
二、古诗英译的节奏翻译策略
节奏是指语音在一段时间内,有规律的变化,其中包括语音的长短、高低和轻重等。不同于汉语,英语是以重音计时的一种语言,也就是说英语话语中每一个音节与其他音节间隔的时间来决定话语的节奏。诗歌中的节奏不仅仅可以增加诗歌的乐感,更能通过对语速的影响表达和传递作者的情绪和情感。在英语中,长元音和双元音通常给人带来舒缓的感觉,由于间隔时间较长使句子的速度减慢。反之使用短音则使句子的节奏紧凑。使用重音音节的词语的密度大小也可以影响到句子的节奏和节拍,重音音节的词语通常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及副词等。也就是说使用双音节实义词的频率越高,则重音的密度越大,诗歌的节奏也就越快。而连续地使用重音词语可以起到强调的效果。例如韦庄《菩萨蛮》的下阕中:
垆边人似月,译文:The wine-shop waitress looks like the
moon bright,
皓腕凝霜雪。Like snow or frost congealed her arms are
white.
未老莫还乡,Till he grows old, from South lands he won’t
part,
还乡须断肠。To leave this land for home would break his
heart.
在英语中以音步(foot)作为节奏的基本单位,一个音步是由一个或多个音节组成,句子中的重音数目决定了音步的数目。而音步中不同数量的非重读音节及重音与非重音交替的不同方式构成了每个音步的不同形式。源语是三步抑扬格(iambic trimeter),而徐先生的译文是五步诗抑扬格(iambic pentamater)。因为汉诗语言精简凝练,且富于意境,用英语则需要把其节奏翻译出来,根据文学文体学特点则应译成五步抑扬格。
综上所述,虽然英汉语系在本质上有巨大差异,在翻译上音节数不能完全对等。但韵脚却可以保留原诗的韵味,让读者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节奏作为诗歌音乐性的中心,其变化使语速快慢交替,节奏的急缓变化、错落有致更能唤起读者不同的审美体验。诗歌文体不同于其他文体的一大特点即音韵美。运用英语文学文体学理论分析古诗译本中音律翻译策略,可以更深层次地再现原作的神韵与风貌,使译者增强对诗歌的理解,同时提高古诗译文的水平。
【参考文献】
[1]侯维瑞.文学文体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关键词] 改写 翻译 社会演进 塑造力
引言
美国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与英国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在其翻译研究系列丛书(主要包括《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翻译、诗学和舞台:六个法国哈姆雷特》)总前言中写道:“翻译就是对原文文本的改写。”[1]认为“所有形式的改写,无论意图如何,都是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反映,并且在既定的社会中以特定的方式对文学进行制控。改写就是辅以权力的制控,其积极的一面能够对文学和社会演进起着促进作用。改写能引进新的概念、新的文体和新的表现手法。”[1]这一系列丛书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改写和操纵等概念,解决意识形态、变革和权力在文学范畴和社会领域间的矛盾与冲突,从而证明翻译作为一种塑造力的重要作用”。[1]
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作者勒菲弗尔引进了“改写”这个核心概念,用来指译者对原文文本所进行的改写、编选、批评和编辑等各种操纵手段。他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受其所在社会文学内部因素即诗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学外部因素即资助方(主要包括资助人和资助机构)的制控。他在本书中列举了东西方众多文学作品的翻译实例,指出了它们在各个时期被改写的事实,并对撰史、编选专集、批评和编辑等四种改写形式进行了深刻阐述,详尽论证其撰写本书的目的,即“改写对文学演进的塑造力作用”。[1]
所谓“塑造力”,勒菲弗尔等翻译理论家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定义,但综其观点而言,是指一种能够有助于塑造事物的促进力量或者影响力。他们的初衷应该是既论证改写对文学演进的塑造力作用,也会论证改写对社会演进的塑造力作用。然而纵观该系列丛书,他们并未针对“改写翻译对社会演进的塑造力作用”进行过系统地研究。鉴于此,本文拟以勒菲弗尔的“改写”为视角,以严复译著《天演论》为例,就此观点展开详细论证。
严复译著《天演论》中的改写及其对社会的塑造力作用
1.严复与《天演论》的翻译背景
严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1867年进入洋务派举办的福州船政学堂读书。于1877年被清政府派往英国留学,受到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进化论的影响,并广泛接触了西方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等思想。1895年,清政府在中的失败以及《》的签订,将中华民族推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使原先中国人自强求富的努力化为泡影,也使得包括严复在内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更为有效的救国之策。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忘决论》等政论文,疾呼变法,阐述其“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启蒙主义的救国纲领,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天演论》等译著就是严复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唤醒民众的目的翻译而成的。
2.《天演论》中的改写与重要概念的引进及其对社会的塑造力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写道:“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2]为了实现达旨的需要,他在翻译时采用了许多“非正法”的翻译策略,如添加“案语”、“换例”、“删减”、“改编”等,这些实际上就是勒菲弗尔所称作的“改写”。据俞政教授研究,“为了实现‘达旨’,严复综合运用了多种具体的翻译方法,如基本相符的意译、大体相符的意译、大略相符的意译、根据原意自撰文字、添加词句、展开发挥、换例、精译、简译、不译、漏译、曲译、篡改等。” [3]对原文多处进行了改写。“在《天演论》总共35篇的译文中,严复共写了28篇案语。其中有4篇的案语与原文相当,有5篇的案语超过原文。例如,卷上导言三《趋异》篇,案语超过中译原文的二分之一;导言十五《最旨》篇,案语则是中译原文的两倍多。”[4]有些地方注明“复案”字样,我们可以认为是严复自己的思想,有的则未加注解,夹译夹议于译述之中,反映出严复的观点及其倾向性。由此可见,他采用“非正法”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是带有其深刻意图的。
(1)“进化论”等概念的引进及其对社会的塑造力
摘要:中医证候研究是中医基础研究的重大课题。当今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为中医证候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运用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这一现代最新技术探讨中医证的内涵将可望获得实质性突破,为中医证候现代研究开辟崭新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证候;辨证论治;中医基础研究
中图分类号:R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7)05-1003-03
证候是中医学的重要理论,指导着中医对疾病发生、发展及其表现的认识,是认识疾病和辨证论治的主要依据。近年来,中医证候研究一直是中医基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自然基金委中医药学科重点资助的方向之一。本文就目前有关中医证候研究成果和现状作一阐述。
1中医证候概念的探讨
在我们祖国医学的伟大宝库《黄帝内经》中,即有关于“证”的论述。
2中医证候现代研究进展与展望
中医辨证的关键在于从不同的疾病或同一疾病的不同病理阶段找出共同的病理环节,寻找证候的物质基础和发生机理。近40多年来,许多学者从四诊、八纲、生理病理学等多方面对中医证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针对证本质的研究主要是从异病同证、同病异证人手,探讨了五脏之证、气血之证、阴阳寒热虚实等证的本质,为证候诊断指标的确立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实验依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针对肾脏本质的研究,上海医科大学主要从异病(哮喘、功能性子宫出血症等)同证(肾阳虚证)人手,寻找肾阳虚证的物质基础或机理,结果为下丘脑―垂体一靶腺轴功能的异常,将肾阳虚证发病环节定位在下丘脑;进一步从健脾、补肾、化瘀药对免疫的调节异同进行研究,旨在从证效这一侧面研究脾虚证、肾虚证、血瘀证在免疫学变化上的异同。湖南医科大学主要从肝病五证即肝郁脾虚、肝阳上亢、肝风内动、肝火上炎、肝血虚证方面进行了肝本质的研究,确立了该五证的诊断标准、在疾病中的分配规律、相关的实验指标等。此外,实验研究表明,证与机体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激素分泌功能失调、免疫功能紊乱及环磷酸腺苷(cAMP)、环磷酸鸟苷(cGMP)等实验室指标有关。
然而,现有的实验指标及单系统、单层次的研究已经难以全面揭示证的科学内涵。实践证明,证侯的微观指标特异性较弱,很难找到针对某种证侯的特异性指标。如有关热证寒证的研究,仍然还只停留在原有的一些有关反映机体植物神经功能、内分泌水平及能量代谢水平等研究上,指标的特异性差、客观性不强及各观察者之间研究结果不一致等问题的出现,导致有关寒热证的现代研究至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此外,以脾虚证为例,研究大多数仍停留在单系统、单层次地寻找脾虚证患者的特异性指标上,在所采用的上百个指标中,特异性相对较高的仅有酸刺激后唾液淀粉酶活性下降和木糖吸收率下降两个,此两指标被列入1986年全国中西医结合虚证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修订的脾虚证诊断参考标准。但这两项指标仍然具有特异性不强的特点。随着研究的广泛深入开展,某些指标的特异性逐渐被否定,许多观察指标实验重复性差。于慎中认为很多与对照组具有显著性差异的指标,实际上存在较多的假阴性和假阳性的个例,缺乏实用价值。另外,他还认为,之所以对单一特异性指标寻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一方面是因为证本身作为一个综合征,是个体对内外动因所做的整合后的反应状态,具有复杂性、模糊性、多样性和变化性,希望用某一微观指标揭示其复杂的变化,还原为一种因素或病理变化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医每一脏腑的生理功能,常常涵盖了现代解剖生理学中的许多脏器,每一个脏腑的证候必然会涉及到多个脏腑的生理功能或病理改变,某一证不会只有某一项指标的异常,某一项指标也不可能只反映某一证的特点。因此有必要在研究思路上有所更新,突破现有的模式,从多系统、多层次、多角度、多指标,结合现代科学与医学从整体、细胞、分子水平探讨中医证的本质。
当今,分子生物学作为现代生命科学的前沿学科为证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后基因组时代的到来为中医证本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技术平台。张昱提出了后基因组时代中医药研究的几点思路,其中与证候相关的有:①证候与基因组的相关性研究;②证候与蛋白质组的研究;③中医辨证论治的个体化治疗模式与疾病基因多态性关系的研究。如何借鉴和引入这些新观点和新技术成为当前中医证候现代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基因组学研究表明,人体健康状况或疾病状态作为表型,直接或间接地与基因有关,通过体外观察到的症状和体征变化是基因及其在转录和翻译水平作用的综合过程。证侯不一,其基因表达谱也不一样。另外,从基因水平探讨证的本质,可以忽略具体器官、组织的解剖定位,更符合中医学整体观的基本特点。因此,从基因表达的功能特性、尤其是带有广泛生物学属性的基因表达和调控研究作为突破口来研究证的本质,可能会找到证侯发生机理研究的切入点。
近年来,利用基因芯片等新技术,从mRNA(cDNA)水平上阐明基因的功能及活动规律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基因与证本质的相关性研究过程中,很多学者选择某一种疾病或某―类疾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中医证候诊断标准进行证候分型,探讨各种证型的基因表达情况。王洪琦教授进行了不同恶性肿瘤HSP70基因表达与中医热证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HSP70基因在多种恶性肿瘤如肺癌、大肠癌、胃癌等组织中呈高表达,其表达水平与机体处于不同的证候状态有关,以热证组表达为明显,具有证的特异性。
继基因、基因组学之后,人们又认识到mRNA水平并不能完全代表蛋白质的水平状况,某些基因相同的mRNA丰度翻译成蛋白质的量有高达几十倍的变化差异;再者在基因转录翻译成蛋白质的过程中存在着剪切、加工修饰,构象变化和转运定位等蛋白质特有的活动规律,因此仅从基因组mRNA表达水平研究尚不能完全揭示人类疾病的本质及生命活动规律。已知生物功能的主要体现者或执行者是蛋白质,任何基因、基因组都只有在表达蛋白质的前提下才能表现出生命现象,也就是说蛋白质的表达水平、存在方式及相互作用等直接与生物功能有关。蛋白质组是由基因组表达的全部蛋白质,它是对应于基因组的所有蛋白质构成的整体。通过对蛋白质组的研究,可获得无法单独从基因水平上获得的信息,如基因预测产物是否与实际表达产物一致,基因产物的浓度以及翻译后修饰情况如何等。因此,可以说,蛋白质组研究能独立于基因组的研究而进行。并且是对基因组研究的一种完善和补充。另外,中医证候具有明显的整体性和动态观,而蛋白质组又是对不同时间和空间发挥功能的特定蛋白质群体进行研究,能够从整体水应疾病过程中蛋白质表达的动态演变过程,与中医辨证论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关键词:《波普先生的企鹅》;幽默;翻译策略
一、引言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强,外国影视节目受到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喜爱。作为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影视作品早已冲出国界,成为他国了解本国文化的一种极其重要且易于为广大受众所接受的方式。2011年上映的由马克・沃特斯导演的《波普先生的企鹅》受到了中国观众的普遍好评,其字幕翻译对其在中国更加大范围的传播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波普先生的企鹅》是一部典型的美国喜剧作品,其根植于美国文化,深受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蕴含着大量的美国文化信息。由于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从中国文化的视角对美国幽默的理解则较为困难,但此电影字幕翻译很好的传达了原字幕的喜剧效果,给中国光大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则旨在结合实例,研究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些翻译策略的运用。
二、影视字幕的翻译与幽默
众所周知,影视字幕就是屏幕上的文字显示,其目的是帮助观众更好的理解故事情节和片段,特别是对有听力障碍的人来说,字幕则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字幕翻译则是将字幕由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使影视作品能够为其他国家的观众所理解的一种重要方式。幽默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是以轻松、戏谑但又含有深意的笑为其主要审美特征,表现为意识对审美对象所采取的内庄外谐的态度(徐凤,2011)。对于不懂外语的中国读者来说,字幕也是观众群体体会外国喜剧作品极其重要的一个途径,因此其翻译对于观众群体来说具有深刻的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部外来影视作品在中国的市场和地位。
三、《波普先生的企鹅》中幽默语言的翻译策略
(一)直译
英语和汉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各自有着独立的系统且在句法、形态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某些方面来说,两者又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那么在很多时候,汉语则和英语在表达上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如在影视字幕的翻译中,原英文的字幕本来就极其具有喜剧效果,那么则在翻译时保持其喜剧的特色则更能传其神,达其意。如:
例:Bald Eagle calling Tippytoe. Over. 秃头鹰呼叫歪脚趾,over
Tippytoe, come in. Are you there? 歪脚趾,快接,你在否?
This is Tippytoe. Over. 俺是歪脚趾,over
“Bald Eagle”和“Tippytoe”是电影中父子俩互相起的外号,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保持其原有的幽默和特色则采用了直译的策略,很好地传达出幽默的效果且容易为中国观众所理解和接受。
(二)网络流行语的运用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信息化时代,随着网络在现实生活中的普及,网络词汇铺天盖地而来。网络词汇不仅传播迅速,而且更新换代速度快,更能够为广大年轻人所接受。网络语言的使用某种程度上来说虽有局限性,如更新换代速度快,生命周期短暂,很大程度上不能为主流文化所接受,但是它却具有很大的实效性。网络语言简单明了,生动形象,诙谐幽默,能够成功地达到一定的交际目的。随着网络的普遍化和网民数量的增加,网络语言不仅不会因为优胜略汰而消失,反而会与时俱进,时刻保持新鲜活力,更加顺应人们生活的变化。因此,影视字幕翻译中网络语言的使用体现了翻译的娱乐性和迎合时代潮流的特点,更能为广大观众所接受和喜欢。其中,汉字谐音的使用是网络流行语频繁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下面以《普波先生的企鹅》中字幕翻译为例。
例1. Have you send me a penguin? 你有木有发给我一只企鹅?
“有木有”是网络流行语,是由地方方言演化而来的(普通话夹杂方言)就是“有没有”的意思,是咆哮体中的一种。此处将“又没有”译为“有木有”颇具喜剧意味。
例2. Yes, lucky man 是啊,幸运的男银
“男银”属于网络流行语,是地方方言的产物。《普波先生的企鹅》的字幕翻译中,译者多次将man翻译为“男银” 而非“男人”。语气非常之诙谐可爱,配合电影幽默的故事情节和演员诙谐的演出,喜剧效果不言而喻。
例3.Wait, how do you……等等,你肿么……
“肿么”就是“怎么”的意思,例如“肿么了意思等同于怎么了?” 是山东枣庄一带方言(我国其他地区也有),属于网络用语。
例4. What do you talk?你说虾米捏?
“虾米”原是一种海味品,因其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但在网络语言中,虾米则为“什么”的时尚称呼,虾米是闽南语的谐音,多用于网络聊天和论坛中,在八零后和九零后中较为普遍。“捏”同“呢”,多用于句尾,使说话更加调皮可爱。
例5. I’m a penguin expert. 我是一个企鹅砖家。
“砖家”是一种讽刺的说法,意指那些所谓的权威人士,但实质上却并非名之所归。电影中动物园管理人员企图从普波先生一家手中夺走企鹅,宣称他自己为企鹅专家却干的是不道德的事情,故称之为“砖家”,颇具讽刺意味,足见译者言辞之犀利,翻译功底之深厚。
(三)翻译中古典诗词的运用
古典诗词是中国的特色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它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标签。由于古典诗词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外来电影体现的是他国特色,两者看似不搭边但一旦联系到一起便会产生奇妙的效果。
例:How are you?近来无恙乎?
“How are you?”是英语中常见的打招呼的用法,意为“你好吗”,此处译者将其纵向的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联系起来,译为“近来无恙乎?”看似跳脱但令人回味无穷。
(四)地方方言的使用
汉语方言俗称地方话,指通行于一定的地域的语言,它不是独立于民族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而只是局部地区使用的语言。方言颇具地方特色。在字幕翻译中,译者将异国文化转化为颇具本国特色的语言方式更容易使观众所理解所接受,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和产生喜剧效果。以下面的例子为例:
例:Package received. Over. Is it snowing there now, Dad?
包裹收到了,over. 那边下雪了没,老爹?
“Dad”原指“父亲或爸爸”此处译为更具有方言味道的“老爹”。此种译法颇具调侃意味且更为符合中国文化和国情,文化上的跳转产生的幽默效果不言而喻。
四、结论
幽默翻译是跨越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社会背景的一种活动,它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更是一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转换活动。幽默虽然对译者来说存在较大困难,但译者只要不断的增加生活阅历、涉猎不同领域的文化知识,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结合电影情节和人物活动,对原文本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那么普通译者也会在不断的联系与努力中不断取得进步。(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徐凤,影视幽默的类型与翻译,电影文学[J],2011
[2]侯晓莹,论《老友记》中的幽默语言的字幕翻译策略,科技信息[J],2009
【关键词】“三美”理论 许渊冲 埃兹拉・庞德 《关雎》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古代文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关雎》作为其开篇之作,有“国风之始,三百篇之冠”之称。所以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诗经・关雎》的两个英译文进行对比研究,两个译本分别出自许渊冲和庞德之手。
1“三美”理论框架
许渊冲在《诗词四十二首》序言中首次提出了诗词翻译“三美”论,即意美,形美,音美。“三美论”是许渊冲翻译理论的本体论,也是许渊冲的理论核心之一。“意美”,所强调的是译诗要和原诗保持同样的意义,以意动人;“音美”,所侧重的是译诗要和原诗保持同样悦耳的韵律;“形美”,把译诗的重点放在二者保持同样的形式(长短,对仗)上。许渊冲首先强调的是传达原文的意美,然后是音美,当诗歌翻译兼顾到原文的意美和音美时,应尽量以诗歌固有的形式翻译诗歌,做到三美兼备。
2“三美”理论下《关雎》英译本的对比分析
2.1意美
“意美”是“三美”的基础。追求“意美”,不仅要准确理解并传达原诗的内容(不能错译、漏译、多译),还要再现原诗的内蕴和诗意。中西文化差异巨大,所承载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因此要准确传递原诗的意美,就要传达出文化意象所承载的内容,使读者明了词句中所蕴含的深刻含义。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许渊冲将其译为“By riverside are cooing/A pair of turtledoves;/A good young man is wooing/A fair maiden he loves.”“雎鸠”一词被译为“turtledoves”,不仅有“斑鸠”的意思,还有“情人、恋人”的意思,与本诗的主旨相互呼应。然而,许渊冲将“君子”译为“A good young man”,将“窈窕淑女”译为“A fair maiden”。古代“淑女”本指品德美好之女子,而英语中“fair”主要指的是漂亮。另外,译文以“a young man”与原诗的君子相对应。但从古义讲,君子主要指王侯贵族或统治阶级,春秋末期以后主要指有德行的人。可见在内容上,许渊冲也发挥了译者的创造性,并不是完完全全地忠实原文。
与此同时,庞德将“关关雎鸠”译为“Hid! Hid! the fish-hawk saith”。许多学者认为“hid”是译者模仿鸟叫声出现的失误,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有意选定的词,一则模仿雎鸠鸟的叫声;二则蕴含藏匿(hide)的意思,与下文结合在一起,暗含关雎鸟寻求某物之意。其次,译文中的“dark and clear”乍看令人感到迷惑。《辞海》中“窈”者“隐晦;不显著”,“窕”者“多余地;不充满”。《诗经主题辨析》中“淑”者,品德。英文“dark”意为“隐藏、隐晦、不知、沉默寡言”,“clear”为“无瑕疵、宁静”。“Dark”、“clear”,以及译文第二、三节的“modesty”和“secrecy”一起呈示了中国传统女性之美。但在“by isle in Ho the fish-hawk saith”中将“河”音译为“Ho”则有些牵强,这类问题也是庞德在译文准确性上一直被人诟病的原因之一。庞译意象传神生动,英文表达地道,符合英美人的口味。但在忠实原文形式与意义上尚有欠缺,更像是新的创作。
2.2音美
诗歌是语言的音乐性艺术,某种程度上欣赏诗歌其实是欣赏其音韵之美。《诗经》主要为四言诗,隔句用韵,但亦有句式变化,形式灵活多样,节奏跌宕起伏。章法上大量使用了叠字、双声、叠韵词语,加强了语言的生动性和艺术性。
例如第一节中,许渊冲译文四个句尾词 “cooing”“pair” “wooing” “fair”,采取了“隔行交互押韵”(abab)的韵式。关关是雎鸠的叫声,译者用“coo”这一拟声词表达其求爱时的欢叫,“woo”本意为求爱,在这里不仅意思上贴切,而且音律上构成尾韵,使人感受到音韵之美。标题译为“Cooing and Wooing”既押韵,又点出了全文主题,可谓点睛之笔。
而庞德则译为"Hid", "Hid" the fish-hawk saith,/by isle in Ho the fish-hawk saith:/ “Dark and clear,/Dark and clear,/So shall be the prince's fere.”使用古英语形式的“saith”与“clear”,“fere”一起形成aabbb的韵脚。庞德译诗的诗行长度相差较大,格律参差不齐,只有大致的韵脚韵。每个音步的格律十分不固定,表现出鲜明的意象派格律自由的风格。
2.3形美
文学艺术作品最重要的因素是其内容和形式,对于诗歌来说,其形式更是其之所以为诗的决定性因素。所以诗歌翻译在做到忠实于原文,传达诗歌意境的同时,也要尽量符合诗歌的形式,做到形美。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梦寐求之。”译为“Water flows left and right/Of cress long here, short there;/The youth yearns day and night/For the good maiden fair.”其译文不但与原诗意境相符,且造句工整,形式优美。其中“water flows”与“youth yearns”相互对应,“left and right”与“day and night”相互对应,极富有对称美感。
庞德则创造性地改造了《关雎》原诗的总体形式结构。原文的四行诗对仗工整,形式整齐,节奏感十足,都是四字句,而他的译文则长短不一,未能准确保留原文的形式美、整齐美。原诗共五节,而译诗则被压缩。原诗中的两行“参差荇菜”被合并成一行“High reed caught in ts 'ai grass”,而第四节的“左右采之”和第五节的“左右d之”被压缩成“touching, passing, left and right”。单从形式上很难让人联想到翻译的是《诗经》。
3结论
经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诗歌翻译上许渊冲的译本要更胜一筹,无论是在意象,还是音律、形式方面都较好的切合了原文,生动传神。在诗歌的翻译之中,意代表着它内在的灵魂,是诗歌的核心所在。但是对于诗歌而言,音与形也是它必不可少组成部分,因此在对于诗歌的翻译时,不仅要顾及到诗歌意的翻译到位,而且还要使音与形两个方面的美感在翻译之后最大化程度地接近原著。所以在翻译中不应愚忠死译,而应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做到灵活变通,更好地带领读者领略中国古典诗词的魅力。
参考文献:
[1]许渊冲.“诗词”译文研究[J].外国语,1979 (11):9.
[2]王启伟,王翔.“三美”译论观照下许渊冲《诗经》翻译的艺术之美[J].长江大学学报,2015,(38):76-78.
[3]胡小棠.金风玉露一相逢―许渊冲《诗经・关雎》英译诗之“意美”赏析[J].时代教育, 2015(12):191-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