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社会的知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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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和社会的知识范文
关键词：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经济内生增长；行为主体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2-0015-05
一、引言
在过去的二、三百年当中，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西方世界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成就。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再生产程度空前扩大，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步伐不断加快，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与此同时，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一些前殖民地国家以及其他后进的欠发达国家也先后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围绕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则是经济建设，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远远走在政治、文化一体化的前面。但是，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世界各国也不断遭遇各种挫折，一些新的问题和形势困扰并将持续困扰各个国家，比如生态和环境危机、日益扩大的贫富分化格局、局部动乱和冲突的压力、社会矛盾积聚和蔓延、人口老龄化趋势、医疗和社会保障问题，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甚至面临食物短缺、流行病蔓延和战争内乱的生存威胁。这都提示我们注意经济发展的负面结果，重新认识经济发展，将经济建设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考察，以避免狭隘的经济发展观。
回溯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围绕着财富生产和分配，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在各自的范式下构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对于我们理解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多种视角。然而在丰富和深化认识的同时，各个学科也常常将其他因素分离出去或者假定为外生变量，某种程度上使得我们的认识过于片面，不能客观地认识经济增长的实质，将经济过程“脱嵌”于社会和政治过程也使人们忽略了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和互动过程，在实践中表现为对经济增长的狭隘理解和追求，造成经济发展的代价过高，甚至不可持续，结果导致社会和政治的反复动荡。因此有必要在更高的高度上重新看待经济增长，在真实的时间和空间下理解经济内生增长的过程和实质，避免对经济增长的简单形式化分析。
基于此，本文在回顾已有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在政治和社会过程中理解经济问题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行为主体、发展过程和发展实质三个方面对经济内生增长作出解释，在此前提下，扩展了政治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社会与经济的互动过程和内在关联，以在真实的时间和空间下理解经济增长以及政治和社会的变迁，并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建议。
二、 对经济增长的解读
（一） 经济增长理论的回顾
1.古典经济学。为了便于理解和清晰的认识各个阶段关于经济增长的不同观点，本文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古典经济学，包括马歇尔之前的重农学派、重商主义学派以及更早的一些经济学家或思想家；新古典经济学，包括马歇尔以来，经过凯恩斯、萨缪尔森等人为主发展的经济学理论，也即我们通常所指的主流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指的是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将制度因素引进到经济增长的认识中来，从一个更接近实际生活的范式构建经济增长理论。
以最为典型的、最具代表性的亚当·斯密为例，古典经济学家强调劳动分工在财富创造和生产当中的核心作用，分工程度的加深促进了专业化和交换范围的扩大，从而扩大并繁荣了市场，提高了民众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在此基础上，他还阐述了市场发挥作用的机制和条件，即著名的价格机制或“看不见的手”原理。马克思据此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1]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尽管没有像斯密一样明确提出分工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但也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例如重商主义以扩大本国商品出口规模为目的的政策反映了市场规模对某种商品和某个国家贸易及财富积累的重要性。
2.新古典经济学。自马歇尔以来，或者是出于使经济学科学化的目的，许多经济学家梦想建立一门像物理学一样严谨的学科，经济学逐渐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方向，转而将资源配置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通过引进供给和需求曲线，运用边际分析方法，使用一系列的数学工具和方法将经济学问题形式化、规范化。
20世纪30年代，哈罗德和多马几乎在同一时间提出了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型，一般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其公式表达为：G=s/v，G为经济增长率，s为储蓄率，v为资本—产出比，当v为常量时，储蓄率即资本的多少就决定了经济体系的增长率；[2]随后，索洛放弃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产出比不变这一假设，改而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3]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索洛余值”；但是什么引致了技术进步在索洛模型中不得而知，技术是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的，从而是不可处理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罗默和卢卡斯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他们的模型中，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积累，琼斯在探讨该模型不足的基础上着重指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技术带来的新发明和新创造，而技术进步是由理性的、追求利润最大化行为内生出来的。[4]在建立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努力中，Hayami（1985）等人提出的诱致性技术变迁非常具有代表性。具体的，他们在对美国和日本农业发展和农业技术进步的比较分析中认为，要素禀赋和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为技术变迁提供了诱导机制及变迁方向。此外，他们还从过程和时间变化的角度考察了技术变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5]
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理论不断完善，其解释力度也逐渐提高，一些模型也因此声称为内生增长理论，但其逻辑的彻底性和可信性却仍然值得怀疑。首先，该类模型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和短期表现没有区分，没有从时间进程的角度考虑经济增长，因此对经济增长核心要素从强调劳动、资本、技术到知识不断产生变化和摇摆；其次，以代表性厂商和代表性消费者作简化处理忽略了行为人的异质性和能动性，从而大大缩小甚至偏离了经济增长的内涵。实际上，尽管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也发展出各种内生增长理论，将资本和技术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但在根本上，物质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投资及技术创新都是由行为人这一主体所主导，其动力机制在此类模型中并未被指出，致使模型的逻辑不够彻底。换句话说，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在本质上只是增长本身或是增长的现象，并不能作为增长的原因（North，Thomas，1973）。
3.新制度经济学。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的种种缺陷，许多富有远见的经济学家致力于解决该问题，他们将制度要素纳入经济增长理论，在外延上通过放宽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条件，引进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交易费用，努力修正经济增长理论。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内部存在诸多分歧，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得到极大强调，制度是重要的这一点基本已达成共识。围绕着制度决定技术，制度在根本上决定经济发展绩效，经过一批学者如科斯（R.H.Coase）、诺斯（D.C.North）、威廉姆森（O.E.Williamson）等人的努力，发展出了不同方向的理论分支，如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委托-理论、团队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等。
总体而言，新制度经济学可视为对古典经济学的重新回归，并且在形式化和分析工具、方法上都进一步加深和拓展了古典经济学的认识。在推动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对话交流上，新制度经济学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加深对经济增长的认识提供了桥梁。
（二）经济如何嵌入政治与社会
经济生活作为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根本上决定和制约着人们其他社会和政治活动。事实上，纷繁复杂的政治与社会活动所围绕的核心正是经济利益的生产和分配，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制度文明和生态环境下，政治和社会活动呈现多样化形态。无论如何，经济活动都无法脱离社会和政治环境而独立存在。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解决人类经济问题时显示了巨大的能量，经济似乎已主导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其方方面面，经济学也以一种“帝国主义”姿态不断向周围学科扩张。人们逐渐沉浸在市场经济这一体系之内，好像经济问题，金钱和物质文明就是生活的全部，甚至主导一切，傲慢的经济学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主题和分析方法不屑一顾。但经济学正为这种傲慢付出代价，经济发展逐渐遭遇可持续性问题，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严重不足，伴随经济增长出现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日益尖锐，经济体制改革的有效性逐渐衰减。
正如前文所言，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学流派积极与社会学、政治学展开对话，试图修正狭隘的经济增长理论。布坎南（Buchanan，1962）在构建公共经济学框架时考察了和规则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着重从个体行为、决策及其互动中分析政治活动和经济过程；[6]阿塞莫格鲁（Acemoglu）分析了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真实影响机制，认为产权和政治权力等因素决定市场均衡，进而决定经济的增长。[7]与此同时，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如涂尔干（Durkheim）、普特曼（Louis Putterman），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都积极和经济学开展对话，相邻学科和交叉领域的互相融合极大推动了对经济增长的认识。综合他们的分析，一种观点认为文化、等社会资本因素影响经济发展，最有名的例如韦伯对新教伦理和加尔文教义改革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兴起发挥了重大作用；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传统国家较天主教文化传统国家也具有更高的绩效，Knack和Keefer（1995）、Durlauf和Fafchamps（2005）同样得出社会资本与经济绩效正相关的结论，一个鼓励合作与协调的文化价值观和信念体系会增进经济绩效，但单纯强调文化决定经济发展的观点受到Acemoglu的挑战，认为一旦将经济制度因素考虑进来，文化的解释力度便没有那么显著。[8]
总结归纳各个学科之间的对话，关于经济增长和社会、政治因素的关系，大多时候人们的关注点在于社会与政治环境对经济活动产生的结构性影响，尽管这一努力拓展了人们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但其具体过程和内在的机制却并不十分清。有关经济如何内生地、自发地增长，社会与政治体制的规律性变迁，推动变迁的主体和逻辑等问题的研究仍然有待深化。
三、经济的内生增长
（一）经济增长的主体
经济的增长总是要由一定的主体来推动，经济过程是一个不同类型角色参与和互动的过程，每个参与者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以及长期利益的索取和保障，结合自身禀赋和掌握的资源，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寻求对这种权力的控制。首先，所处角色的差异决定不同行为主体信息来源和信息丰裕程度的差异，每个主体都具有特定和无法消除的自身利益，由于行为主体异质性的存在，每个主体对于环境和信息的解读和计算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不同行为主体面临不同的效用函数；其次，每个行为主体都不仅作为经济人而存在，还是社会人、政治人，也即每个人都生活在真实的社会和政治过程中。这就决定了行为主体通常不只面临一个效用函数，一个人不仅要在一件事情上作出选择，更要同时面临多件事情，每件事情都带来一定的效用，而时间、精力、资源和能力却是有限的，因此行为主体必须首先在事情间作出取舍，之后才是特定事情上的行为选择。我们将此过程概括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效用函数的选择，第二个阶段是对具体行为的选择；第三，在时间进程中，不同时点上行为主体连续的面对多个效用函数，每个效用函数往往持续性存在，即事情是一个历时过程，而非转瞬即逝。那么不同的效用函数通常就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例如通过发挥互补作用达到独立效用函数所不能达到的效用，此时，过去就会影响现在和未来，路径依赖性因而得以存在；第四，每个效用得以实现不只取决于行为主体本身的行为，结果取决于行为的互动和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利益的获得是社会交往的结果，因此必须考虑个人行为对其他人行为的影响；最后，效用函数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改变，行为主体的认知相应的发生变化，对环境和行为的认识也会得到修正，相应的，效用函数也得以重塑。
以上过程说明了行为主体在一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的行为逻辑，该逻辑是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被动的行为过程，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还没有得到完全的释放。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之外，行为主体还必须考虑对利益的占有、享受和处置权。如果将追求利益视作财富的生产，那么对利益的占有、享受和处置就可以看作对财富的分配。在后一过程中，行为主体在更高程度上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他们努力争取改变既有的政治和社会规则和结构，改变自身的角色和定位，以获得更高报酬或奖励。
（二）经济增长的过程
经济增长作为行为主体互动的结果而发生或者不发生，经济增长并不是任何行为主体的直接目的所在，只是作为行为主体追求和长期占有自身利益的诉求而发生。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行为主体的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但也可能存在与国家利益相悖的行为主体，这些主体就没有动力促进甚至极力阻挠经济的增长。这一方面是由于追求经济增长需要付出成本，不同行为主体付出的代价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不同行为主体从经济增长获得的利益也是不一样的，结果经济增长通常并不是普惠式的，有获利者也有受损者。此外，一部分人可能通过搭便车的方式不劳而获，不费成本的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这表明经济增长并不能先验的发生，将经济增长作为国家目标，动员所有行为人共同努力达成这一目标也并不总是为行为主体提供可信的预期和激励。
在稳定的政治与社会规则和结构下，各个行为主体为了获得和占有更大的利益而寻求一定的社会交往和互动，并非每个主体都发生互动，互动的程度也因利益大小而在主体间有所不同。如果大部分互动发生在经济行为主体之间，每个行为人要想获得更大的利益就必须尽可能多的满足别人的需求，当一个国家大多数人都在从事服务于别人的活动，同时自己也被他人所服务时，大部分主体的效用函数得到实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大部分互动发生在经济行为主体和政治行为主体之间，从而为寻租提供条件，经济增长就变得不确定起来。当大多数行为都是非生产性活动时，经济的长期前景必然暗淡；如果大部分互动发生在经济行为主体和社会团体之间，经济活动的范围就无法得到扩张，社会化大生产就无法实现，这种情形对应着小农经济的自然形态，大多数经济活动包围在一定的近缘文化和种族群体内部。
在不稳定的政治与社会规则和结构下，各个行为主体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其行为就不仅仅表现为竞争形式，而可能演变为斗争形式，通过武力或其他不正当手段攫取利益，占取有力位置以获得未来的利益。一旦这种情形发生，想要打破这种格局就变得极为困难，除非有力量相当的威胁团体存在，才会产生改变现有规则的动力和积极性。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长期持续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因此，经济增长依赖于稳定的政治环境与和谐的社会环境，在这个条件下，行为主体才有可能和积极性从事一定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等活动，通过与其他主体的竞争获得更优的资源配置，占得有利的位置，争取更大的权力，目的是获得更大的利益。随着经济增长和财富的积累，人们的认识和能力也不断的发生变化，对利益分配也会提出新的要求，寻求改变现有的政治与社会制度，这一行为具有斗争倾向，但在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斗争的形式会逐渐趋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斗争的程度也会变得缓和。
（三）经济内生增长的实质
回溯世界各国经济历程，经济增长是伴随着经济活动脱离宗教、种族和政治服从而发生的，经济活动的独立和自由进行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否则交往规模就不能迅速扩大，生产规模也就不能扩大，专业化和规模经济的优势就不能发挥，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成为不可能，现代技术也就无法产生和推广，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文明也不能产生和存在。
与之相反，经济的内生增长是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自发的过程。长期性体现为经济内生增长的生命力，这种增长不是短期性的，而是长时期的、遍历性的满足于广大行为主体的利益诉求而存在的。可持续性在资源和环境方面体现为增长不是竭泽而渔式的，牺牲未来和下一代人福利的发展，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体现为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体系的协调和共同发展。尽管经济的内生增长以经济过程脱离宗教、文化和政治而独立为前提，但这种独立不是对政治和社会的背离，也不是对政治和社会因素的抛弃，三者之间仍然相互作用和影响；自发性体现为经济的自然增长，而不需要借助外力，尤其是政府的推动和干预来达成。
就内生的逻辑来看，这种增长表现为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具体的，一定的政治与社会规则和结构下，行为主体获得更大利益的愿望推动他们努力满足其他主体的需求和愿望，这种愿望的实现程度决定所获得收入的高低。另外，正是满足其他主体需求才产生了自我的需求，因为满足别人的需求必须要生产或销售产品、服务，这就产生了对原材料和其他资本的需求，与此类似，原材料提供商也因为供给才产生了新的需求，这样的链条和网络构成了整个经济过程。该过程又是动态变化着的，随着制度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认知程度和能力的提高，一些旧的需求逐渐萎缩甚至被淘汰，新的需求被不断发现甚至创造出来，也就创造和发现了新的市场，最早发现并成功扩大市场规模的主体就将因此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探索失败也将使迈出第一步的主体为此付出代价。成功创新的主体将反过来推动整个链条和市场的革新，这种进步和竞争的力量自发地推动经济的内生增长。但实际上，创新的成本往往极高，失败的可能性极大，一个鼓励和容忍失败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就有可能走在创新的前列。同样，通过外力干预经济内生增长，即使怀有善意的目的，一旦干扰或将经济调整的路径打破，经济的内生增长就会因此中断或者扭曲。有必要强调，经济的内生增长是一个过程和结果，是一个先后经历了由种族群体、宗教组织主导到政治主导，到企业家主导的过程和结果，而不是作为一个目的而实现的。
四、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内在关联
（一）政治与社会
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全部关系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着重考察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比重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为切入点，康豪瑟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由三层组成：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但是现代化进程打破了人与人之间传统意义上以村落和亲缘为基础的联系，也就打破了社会中层组织。中层组织的多样性导致利益和认同感的多样化，也就降低民众被大量动员进同一个运动中去的可能。缺乏社会中层力量则会使大众更容易受到小部分政治精英的控制，或者导致民粹主义。[9]因此，政治和社会的关系与结构为主体提供了特定的行为预期，社会力量过于弱小，占多数的经济行为主体与少数的政治精英直接对话和讨价还价就会因为刚性过大而过于脆弱，引发暴力、冲突的斗争行为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反之，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局面就更容易达到，经济内生增长的机会便因此而增加。
（二）政治与经济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最重要的体现在政治精英群体和经济行为主体的互动过程中，互动的规则由政治精英群体制定和实施，并由其他社会群体监督。双方行为主体都有追求自身利益的诉求，但政治活动本身不创造任何财富，财富全部由经济行为主体创造。此外，对权力的占有还是未来占有和享受利益的保证。如果双方的互动是一次性的，政治精英必然选择全部攫取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如果双方的互动是重复的、多次的，政治精英通常不会选择全部掠夺行为，而是通过征收一定的税收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可靠的保护，甚至通过实施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权保护等政策，以期望在扩大财富生产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另外，政治精英群体要同多个经济行为主体交往和互动，因此就必须顾及自己的声誉，以使得和另外经济行为主体交往时的行为和策略可信；随着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深入，政治精英还面临其他国家的竞争压力，促使政治精英努力提高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家能力，从而在长期保证自身利益的占有。
政治活动影响经济行为的同时，经济行为主体也会寻求改变政治体制以获得更好的获利机会，不同的收益——成本差异决定主体寻求改变政治架构的程度和方向。例如经济行为主体通过各种手段试图推动和改变政策制度的变迁，当大部分行为主体都有能力影响政治体制及其他政策时，互动的结果可能恰恰是中立和不偏不倚的，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当只有少部分行为主体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时，其他行为主体将会失去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和信心，从而被动的、消极的参与经济过程，整个经济可能就陷入低水平的发展陷阱。
（三）社会与经济
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关联性体现在经济行为主体和社会的互动过程当中。一般而言，经济活动是人们获取利益的主要手段，但人们也具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和诉求，需要诉诸于社会来达成。此外，社会文化、习俗、规范等非正式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行为，甚至改变人们的效用函数。最重要的是由于社会结构改变的难度较大而较为稳定，使得行为主体的预期得以相对的稳定，人们的行为也因此具有更多的黏性和柔韧性，这样才能在经济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的同时不至于产生过大的落差，为经济的内生增长提供了缓冲和的作用。
五、导向我国经济内生增长的合理建议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行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边际效用已开始递减，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和完善现代市场体制仍然必要。但是经济发展的同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当前中国经济模式不可持续性也已达成共识，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提示我们需要新的发展思路。综合前文，经济的内生增长与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由于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会大大增加社会动荡的可能性，鉴于此：
首先要继续扩大和激发更广大主体主动参与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将经济发展的主体由国家、省、市、县、区扩展到企业家和个人，降低创业成本，鼓励创新，使经济发展的链条延长和更新，形成产业升级和转型的内在动力。
其次在经济体制改革边际效用递减的时刻，要重点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强化社会力量，促进各类社会团体的自发形成，以发挥行为主体间的协调和互补作用，通过社会自身解决社会问题和矛盾。积极创建良序的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强大的社会力量能促使民众运动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形成，从而降低大规模、冲突性社会运动，为改革的渐进创造条件。
最后，要不失时机地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大部分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应在社会体制改革边际效用递减以及社会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自发的、内生的进行，通过这种继起的、渐进的改革和变迁，保持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协调和相互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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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经济和社会的知识范文
建设一支专业能力强、师德高尚的高效高素质教育团队，一直是各个高校以及社会运行的目标，高校作为担负人才培养重任的基地，要充分践行管理要求和管理框架，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出发，提升认知和社会认同，并且积极落实师德素质。
一、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校师德建设保持全面性
1.高校师德建设之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
高校思政理论专职教育是高校政治思想的传递者，在队伍建设过程中，要保证其对于党的路线、方针、理论等有充分的了解，为了有效保证思政教育教师的思想意识，要将其工作的主体地位进行细化[1]。高校要在实际管理过程中，从招聘的源头做起，结合高校实际需求，选取政治原则以及立场坚定的高效思政课专职教师，只有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从多层次和多渠道进行责任培养。
2.高校师德建设之高校管理人员
高校管理人员是高校思想教育决策的直观执行者，不仅具有示范带头作用，而且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在高校实际管理过程中，高校管理人员只有从本质上认同师德的重要性，并且充分践行相关要求，才能在无形中实现教育结构和教育氛围的优化。另外，高校管理人员的工作态度以及对师德践行方式的认同感决定了师德建设的实效性，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效力。
3.高校师德建?O之任课教师
在高校教育体系中，任课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最多，也是学生感受师德师风的主要媒介性人物，其师德深度和具体状况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另外，专业任课教师的专业性会对学生产生影响，只有思想意识积极向上，且专业能力强的教师，才能在学生心目中树立更加具有威信的教师形象，且对学生的影响也最深。但是，高校尽管已经将专业课教师职业道德要求进行了规定，却没有结合师德实践进行日常化管理，这需要学校结合实际进一步提高教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水平[2]。
4.高校师德建设之学生工作专职教师
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专职教师是学生思想方向和学习成长的引导者，其自身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可和理解至关重要。只有专职教师充分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且建立高度认同的感受，并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按照标准规划自身行为和教学路径，才能提高学教学素质教学水平。
二、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校师德建设保持创新性
1.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校师德建设要保持导向性
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的导向作用非常重要，教师能借助启发式教学和动员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建构更加有效的教学机制和教学理念，从学生的学习要求和思想教育出发，真正落实教育导向功能。另外，在师德教育开展过程中，首先要确定目标导向，通过规定师德建设目标，确保教师能向着预定的目标努力。其次，要建立政策性导向基准，教师能借助一系列政策，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培养模型之间的互动，从而保证工作的常态化进行以及稳定开展。除此之外，要将自主导向作为重点，教师通过自我内化教育和自我提升，践行服务要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标准[3]。
2.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校师德建设要运用激励机制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景下，要积极落实师德建设中的激励策略和综合管控要求。首先，要确立民主激励策略，学校要积极建构完整的发展环境，鼓励教师成为决策和管理的核心，建立监督平台，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落实师德教育和师德规范。其次，要结合实际积极落实榜样激励要求，建立学校内的师德标杆，鼓励并引导教师形成良性的建设目标[4]。最后，要充分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平等、尊重以及信任的问题处理模式，提高教师办实事的能力。
3.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校师德建设要依靠制度
要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下，建构更加完整的师德教育结构和发展模型，就要结合实际情况，落实制度管理。教师的师德培养是一个养成以及固化的的过程，需要结合各种因素。其中，制度管控体系较为重要，要想保证建设进程长效性，就要结合实际需求和师德要求，提高保证机制的管理效果，落实保障机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在高校教师管理制度中，不仅传递着整个学校管理的基本价值导向，也是师德建设的基本载体和方向性保障。因此，要想师德教育更加贴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形成制度化的建设机制，确保师德建设任务得到有效落实[5]。
4.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校师德建设要实现转化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景下，要想提高师德建设实效性，就要针对教育结构的转变一定程度的关注，结合实际需求和管理目标提高管理要求，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高校师德教育，是教师思想结构逐步转化后形成的。首先，是认知的转化，对于德育，是在教育基础上，从理性思想和意识层面的转变，从而对事物产生一种新的看法和观点。其次，是态度的转化，教师在对德育进行深度分析并贯彻落实时，要秉持着相对稳定的态度，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基本观念。最后，是行为的转化，从思想意识到行为，需要一个过程，从解冻期、消融期再到冰冻期，经过长期的管控和维护，才能在高校师德教育过程中实现自身素质和能力的发展。
5.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校师德建设要结合信息化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背景下，要结合网络结构和新媒体平台，提高师德教育的实际价值，真正从网络中提炼新型德育培养机制，确保教师队伍能在网络平台中实现师德教育的良性发展，结合信息化要求和信息化发展路径，建构更加有效的网络运行平台。
第3篇：经济和社会的知识范文
【摘 要 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关 键 词】经济形态/社会性质/北魏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3-5世纪，由拓跋族南迁卷带和推动了漠北其它民族的南迁，鲜卑拓跋部在南迁过程中以及入主中原前期，其社会性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尤其是在从北魏前期到孝文帝改革后奇迹般地发生了一次社会性质的跳跃和突变。这个跳跃和突变在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上是有意义的，它为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并进行有效地统治提供了一个范例，极具典型性。换句话说，孝文帝的这次改革创造了一种由游牧社会转变为农耕社会，由氏族酋长制转变为封建社会制度的模式。本文主要想就这个模式形成的前期，也就是对形成这个模式的基础，即北魏入主中原的前期社会进行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探讨，以求为这个模式的总体认识提供一个前提。
北魏前期的社会性质问题史学界曾进行过长期的和广泛的讨论。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迄今为止，仍难形成共识。我们将20世纪70-90年代这个问题的讨论概括一下，大致有四类。一、北魏在拓跋guī＠①以前一直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至拓跋guī＠①开始建立国家；二、北魏从力微开始就有了国家，到猗卢时代已步入封建时代；三、力微到什翼犍时期处于奴隶社会，从拓跋硅到拓跋宏期间进入封建社会；四、拓跋部在孝文帝迁都以前还是处在一种先封建社会阶段。
出现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对拓跋族社会发展程度的估价不同；其二对国家组织形态发展的标志理解不同；其三对国家形态发展理论的认识上有差异。作者认为，历史上各民族社会性质的演变固然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发展，但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的变化以及与其它民族的交往之影响，都是制约该民族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不容忽视的因素。探讨北魏社会性质的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在对于这些因素对北魏社会组织的变化所起的特殊作用的认识和估价上仍很不够。拓跋族在南迁中原以来，经历了一个部落离散、聚合的长过程，拓跋部内部的这种离散、合并是由拓跋部与少数各族和汉民族外部战争环境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拓跋部内部社会组织形式变革与否，直接关系着这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同时从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五种社会形态不一定是循序存在于一个国家或民族，而是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在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发展和跳跃的大范围内体现的。下面就北魏迁徙过程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组织形态作一些考察和分析。
二、北魏前期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
20世纪60年代，在呼伦贝尔盟境内发现新巴尔虎右旗扎费诺尔和陈巴尔虎旗两处古墓，两处古墓的分布及时代与《魏书·序记》所记的推寅南迁的“大泽”时代相符。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骨器、石器、陶器和铁器、铜器。（注：《内蒙古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6期。）由此可知，拓跋部当时仍处于新石器时代的中、后期。其后拓跋部在漫长的南迁过程中其经济结构和经济成份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情形。东汉灵帝时，鲜卑首领檀石槐在匈奴部落联盟集团解体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鲜卑为主体的部落联盟集团。《魏略·西戎传》载：“始建武时，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抄盗凉州，部落稍多，有数万，不与东部鲜卑同也。其种归一，有大胡、有丁零，或颇与羌杂处。由本亡奴婢故也。”后来匈奴都归并到了檀石集团。匈奴鲜卑在南迁过程中，主要以掠夺为主，虽然力微初任大首领时，曾约束部下，告诫各部落大人：“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相仇雠，百姓涂炭，非长计也。”（注：《魏书·序记》。）但鲜卑对其它少数民族的掠夺是不可避免的。如猗＠②曾“西略诸国，积五岁，降附者三十余国。”（注：《资治通鉴》卷82晋纪四。）其附属部落掳掠人口更是不乏记载，如“卫辰，务桓之第三子也。既立之后，遣子朝献，昭成以女妻卫辰，……后掠坚边民五十余口为奴婢，以献于坚。”（注：《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
又据《魏书·蠕蠕传》云：“蠕蠕，东胡之苗也，姓郁久闾氏。始神元之末，掠骑有得一奴，发始齐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闾。‘木骨闾’者，首秃也。木骨闾与郁久闾声相近，故后子孙因以为氏。木骨闾既壮，免奴为骑卒。穆帝时，后期当斩，亡匿广漠溪谷间，收合逋逃得百余人，依纥突邻部。木骨闾死，子车鹿会雄健，始有部众，自号柔然，而后属于国。”黄烈先生对这条材料作过十分精细的分析：“一、始神元末、掠骑有得一奴，说明力微时的军事行动，掠取奴隶是其目的之一。二、木骨闾既壮，免奴为骑卒，说明在力微统治下，奴隶，能充当骑卒，奴隶的身份是明确的。三、穆帝时，坐后期当斩，说明部落民处在拓跋统治者的严酷统治之下。”（注：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9页。）到昭成帝什翼键时，征高车“获万口，马牛羊百余万头”又征没歌部，“获牛马羊数千百万头。”征卫辰“俘获牲口及马牛羊十万头。”其后，拓跋guī＠①破高车、柔然、大夏、北凉后又获马牛羊数百万头。（注：见《魏书》卷2《太祖纪》；《魏书》卷102《蠕蠕传》。）
北魏前期，统治者大规模的俘掠包括被俘获的牲畜，究竟作何用呢？从史籍记载看大致有两种用途：一是主要用作奴隶性质的畜牧，二是赐奴。前者可构成拓跋族国家直接管制下的畜牧场，后者的赐奴也成为拓跋族上层的私营牧场上的主要劳动力。昭成太祖时的庾业，“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注：《魏书》卷28《庾业传》。）庾业家族世代为“典畜牧”之官。和辰因管理畜牧不力被杀。又如奚斤“世典马牧”。北魏前期有两大牧场，一是在漠南，是拓跋焘建立的。神jiā＠③二年，拓跋焘出征柔然和高车后“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注：《魏书》卷102《蠕蠕传》；《魏书》卷103《高车传》。在东自濡源，西至五原、阴山，东西3000里之地建起了漠南牧场。（注：参见杜士铎主编：《北魏史》，山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版。）河西牧场也是拓跋焘建立的，《魏书·食货志》云：“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又据记载太武帝时还有野马苑，（注：《魏书》卷4《世祖纪》。）也是国营牧场。关于拓跋部赏赐部属奴婢的记载则更多。拓跋guī＠①“以功赐奴婢数十口，杂畜数千”于王建。（注：《魏书》卷30《王建传》。）太武帝“赐羊千口”于于什门。（注：《魏书》卷87《于什门传》。）以上畜牧场的经营是由拓跋部管辖下的奴隶性质的经营，而赏赐部下的数目亦很庞大，不可能全部屠宰，基本上是用于私营性的畜牧业。由此可见，奴隶性经济占拓跋部很大比例。
另一方面，拓跋氏进入中原以后，与魏晋政权的联系和交流比较密切，不能不受汉朝封建生产方式的影响。首先是拓跋族的大规模徙民，如《魏书·序纪》云：“晋怀帝进帝（猗卢）大单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五县之民于径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千百里，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这10万家不可能是奴隶。其后在拓跋guī＠①、拓跋嗣、拓跋焘时，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移民，其中拓跋guī＠①时有15次。移民有山东吏民、高车部、山胡等。拓跋嗣时有22次，移民部属有昌黎、辽东、河东、河南等吏民。拓跋焘时有27次，主要是来自东北、陇西的吏民和百工技巧。（注：见《中华文化通志·晋文化志》，拙著第三章《民族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27页。）典型的材料是，拓跋guī＠①“既定中原，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百工技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注：《魏书》卷113《食货志》。）天兴元年（398年）正月，太祖克邺后“诏大军所经州郡，guī＠①赀租一年，除山东民租赋之半。”（注：《魏书》卷2《太祖纪》。）同时，中原地区已经发展的豪强地主经济，也仍然存在，并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发展。
以上说明北魏前期社会经济呈现出奴隶制性质的畜牧经济和以“计口授田”为标志的封建性经济并存的两种经济形态，并且奴隶制经济成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复杂的经济形态导致了北魏前期复杂的阶级结构。除了将在战争中掠夺的大量人口赏赐给大臣做奴婢以外，相当一部分充作隶户、杂户，这些隶户、杂户服务于不同的行业机构，有不同的称呼，他们统由杂营户帅管理。其地位一般世袭，不准迁徙改业，身份低于佃客。此外就是大量的具有封建依附关系的自由农民和牧民，包括屯田制下的屯田户。北魏建国初，拓跋guī＠①下令“离散诸部、分土定居”。（注：《北史》卷80《贺讷传》。）他们成了定居的自由农民，为政府纳贡服役。对于魏晋以来的佃户、部曲的管理承认其既成事实，实行宗主督护制。但相当一部分仍保持着由酋长统治下的部落组织，如拓跋焘时下令：“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这里明确规定了对于不同的部落民族进行不同方式的管理。
由上可知，拓跋部在由大兴安岭向中原南迁的过程中，伴随了由氏族社会向封建制的转变，而在这个转变中具有浓厚的民族成分的掠夺性的奴隶制经济和分土定居的封建经济同时并存，显然是前者即掠夺性的奴隶制经济占主导地位。
三、拓跋族前期国家组织形式的社会性质再认识
拓跋族的国家组织十分复杂，《魏书》卷113《官氏志》载：构成北魏国家组织的主要基础有拓跋氏帝室10姓，内入75姓，东、西、南、北四方35姓三层关系圈。（注：参见杜士铎主编：《北魏史》山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8页。）这是拓跋氏国家组织的核心和主要基础。在这三层以外，于南徙入晋后又吸收了大量汉族土族进入其统治圈。这样就造成了统治机构的复杂化。
《官氏志》云：“魏氏世君玄朔，远统（原书缺）臣，掌事立司，各有号秩。”又云：拓跋guī＠①“初，帝欲法古纯质，每于制定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义。”大致说来，北魏前期上层统治机构基本上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源于本族传统的职司，此部分为氏族残余制度部分。如《南齐书》卷57《魏虏传》载：“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第二部分是带有奴隶制性质的管理机构，如拓跋禄官在位期间，分国人为三部，左部居上谷、濡源一带，中部居代郡、参合陂一带，右部居定襄之盛乐一带。又“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分为南北部，复置二部大人以统摄，……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注：《魏书》卷113《官氏志》。）天兴元年(398)十二月，又置八部大夫“其八部大人于皇城四方四维面置一人，以拟八座，谓之八国，常侍待诏侍直左右，出入王命”。（注：《魏书》卷113《官氏志》。）这些是属于奴隶制形态的管理机构。天赐元年(404)十二月，“诏始赐王、公、侯、子国臣吏，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皆立典师，职比家丞，总统群隶”。（注：《魏书》卷113《官氏志》。）这里的典师，就是奴隶总管，主要是用来管理奴隶的，另外还有仿匈奴制度的大单于，显然也是奴隶制残余的管理机构。第三部分，封建性质的管理制。天兴二年，“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大夫各有属官，共有文簿，当曹敷奏，欲以省弹驳之烦。初令五经诸书各置博士，国子学生员三十人”。（注：《魏书》卷113《官氏志》。）这是仿秦汉故制。天赐元年以后又仿照魏晋的爵位制和九品中正制置官，设王、公、侯，子四等爵，并以次与九品中正制的品位相配合。
就国家组织的顺序发展而言，拓跋氏在进入中原以来在不断地脱蜕其氏族部落的残余向封建国家制度过渡。从力微开始拓跋部被卷入了匈奴、西晋的兼并战争中。从这时开始他们的活动有了具体的年代记载，拓跋部部落结合体有了重大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部落的部属成员发生了变化，如《魏书·官氏志》载：帝室内入75姓、四方35姓，基本上组成了部落群，各个部落的结合已不只是血缘的结合。其次，对于这个部落的统属已不再是部落内部的血缘统治，而变为拓跋氏对诸部落的统治关系。其余部落与拓跋部的关系也已不再是联盟关系而变成从属关系，拓跋部的首领已成为高居于各部首领之上支配各部大人的王权统治者了。
国家是“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他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来取代他们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25页。）由上可知，自力微以来，拓跋氏正在改造旧组织，建立具有国家性质的统治机构。从力微、什翼犍开始，拓跋部开始有了旨在保护私有者的法律制度，如用金马赎罪、犯大逆处以极刑。（注：《魏书》卷111《刑罚制》。）另外，拓跋氏在征服掠夺战争中，军队规模迅速强大起来，力微时已有控弦上马20万，到猗卢时，已有控弦骑士40余万，郁律时，控弦上马将近百万。这样强大的军队，绝大部分不是出自拓跋氏原有的部落，而是来自从属的各部，没有王权的力量是难以驾驭的。但是，拓跋族由于自身的经济结构和部落组织构成以及进入中原后同汉族政权的战争交往的特殊经历，使它在国家组织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跳跃特点。它是一个由部落组织、奴隶制性质的管理、封建国家组织杂混在一起的复杂的机体。
北魏前期拓跋部的构成究竟属于哪一种社会形态呢？从力微到拓跋焘，拓跋氏国家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是伴随其继续南迁和对相邻民族的征服以及同魏晋汉民族的交往和战争中进行的。唯其如此，拓跋氏在自身由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过程中，已经在向封建制跨跃，因而它的社会性质不是单纯的奴隶制，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封建制，当然更不能说它仍处于原始民族部落阶段。准确地说，它是由带着浓重的家族残余和不成熟的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这种特殊的社会演变方式是由拓跋族特殊的社会经历和它与汉民族及其它部族共存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是由北魏政权是一个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社会结合体这一实际构成所决定的。从拓跋族国家组织、社会形态发展的总趋势看，已经萌动、成长的封建社会因素正在其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先进的封建统治方式正在取代部落组织和奴隶制统治方式。但这仅是从发展的趋势而论，这个趋势取决于拓跋部能否立足中原，能否在同各民族的征服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从而使其游牧经济真正转变为农耕，否则它的逆转是极有可能的。
四、余论：关于北魏模式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游牧民族发展阶段演进，提出一些新的认识，分为游团、部落、酋邦、国家四个阶段。可以说拓跋族在南迁过程中处在后三个阶段的过渡中，而到孝文帝改革时，在完成最后一个过渡中，同时也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形态的过渡并最后切入了汉族封建社会形态的机体中。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孝文帝开创了一个模式。经济上的均田制，是这个模式的核心，均田制既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而它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汉族已有的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对全部土地用国家的权力进行了一次再分配，从而使游牧民族贵族得到了同汉族土地所有者同样的特权。其次改姓族，使氏族部落制最后解体、分化，使游牧部落社会阶层最后嵌入到汉族已经成熟的封建社会阶层中。使社会各阶层封建等级化。另外是社会文化习俗和生活习俗向汉族民族趋同。孝文帝的这个改革是成功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国古代社会改革中，富有典型性。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改革有三次，第一次是春秋战国之际的改革，这次改革的结果使中国社会封建化。第二次改革就是孝文帝改革，它使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走上封建化和汉化的道路，对其后北方民族入主和立足中原具有特殊的影响。第三次改革是明代张居正改革，它促使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化。
我们说孝文帝的改革创造了一个模式，而由孝文帝改革后北魏政权在政体上也独具特色，它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高度集权制，也不同于东晋南朝的门阀制，北魏政权是由氏族民主制同封建官僚制结合而成的特殊的封建官僚政体，这种新型的政体对隋唐封建社会的繁荣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或者说连接汉、唐两个封建社会发展高峰的主脉是北魏孝文帝的社会改革。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王加圭
第4篇：经济和社会的知识范文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
中图分类号：F235.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3-0099-02
为了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会计工作，财政部于2007年12月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决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该制度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财政部颁布并于2005年1月1日执行）共同构成了我国农村会计制度体系。本文就两个会计制度的主要差异进行比较研究。
一、资产的比较研究
1.资产组成内容的比较。《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将合作社的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对外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则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资产分类具有以下特点：（1）将农民专业合作的所有投资统一为对外投资，不区分为短期和长期投资；（2）增加了无形资产的相关内容。
2.存货的比较。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存货的核算有以下两点不同：（1）存货核算范围扩大了，增加诸如受托代销商品、受托代购商品、委托代销商品和委托加工物资等内容的核算；（2）仅对存货盘亏、毁损和报废的会计处理做出规定，即将盘亏、毁损和报废的存货价值计入其他支出，而对存货盘盈未规定其处理方法。
3.对外投资的比较。关于对外投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分为短期投资、长期投资，并分别规定其会计核算方法。《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未将对外投资进行短期和长期之分。
4.固定资产的比较。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固定资产的核算主要有两项变化：（1）增加了接受捐赠旧固定资产的计价内容，即接受捐赠的旧固定资产，按照经过批准的评估价值或双方确认的价值计价。（2）未对盘盈固定资产确认、计量和记录做出规定。
5.无形资产的比较。《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无形资产的内容，并对无形资产计价、摊销方法、转让无形资产的处理等均做出明确的规定，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未有相应的规定。
二、所有者权益的比较研究
《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资本、公积公益金、未分配收益等。《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股金、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盈余等。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所有者权益有以下不同：（1）部分项目的称谓不同，如收到投入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资本”，《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股金”；（2）《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增加了“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的核算；（3）部分核算内容更为细化，如接受捐赠资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计入公积公益金，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单独计入专项基金。
三、收入和收益（盈余）的比较研究
（一）收入的比较
收入内容的比较。根据《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主要包括：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农业税附加返还收入、补助收入、其他收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的收入主要包括经营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两个制度关于各项收入确认、计量、记录及报告方法差异不大。
（二）收益（盈余）的比较
1.称谓不同。作为反映和考核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成果的综合性财务指标，《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收益”；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盈余”。
2.构成不同。虽然两个制度均将收益（盈余）区分了经营活动和非经营活动产生的收益（盈余），但其构成确不同。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确定：
收益总额=经营收益+农业税附加返还收入+补助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支出
其中: 经营收益=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
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的本年盈余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本年盈余＝经营收益+其他收入-其他支出
其中：经营收益=经营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
3.收益分配核算内容不同。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的分配方案，对其当年可供分配的收益按下列顺序进行分配：（1）提取公积公益金；（2）提取应付福利费；（3）外来投资分利；（4）农户分配；（5）其他分配等，其核算内容包括村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提取公积公益金、提取应付福利费、外来投资分利和进行农户分配等内容。
四、会计报表的比较研究
（一）会计报表组成的比较
根据《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中间(即月份或季度)和年度终了应当提供的会计报表种类有所不同：
1.年度中间：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中间(即月份或季度)，应当提供两张会计报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其中。科目余额表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按月或按季度编制，用以反映月末或季度末会计科目余额的会计报表；收支明细表是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各月或各季发生的各项收入和各项支出情况的会计报表。
2.年度终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终了，应当提供两张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和收益及收益分配表。其中：资产负债表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年末全部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状况。收益分配表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年度内收益实现及其分配的实际情况。
《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应编制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财务状况说明书等。其中资产负债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性质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中的资产负债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性质、结构等内容基本相同。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不同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增加了成员权益变动表和财务状况说明书。
（二）会计报表结构和内容的比较
1.资产负债表的比较。由于两个制度关于资产、所有者权益组成内容的差异，进而影响了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部分的结构以及所有者权益项目的内容。《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将资产负债表资产部分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四部分、所有者权益分为资本、公积公益金、未分配收益三项内容；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社会计制度（试行）》则将资产负债表资产部分分为流动资产、长期资产和其他资产三部分，所有者权益分为股金、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盈余五个项目。
2.收益（盈余）及收益（盈余）分配表的比较。反映合作社一定期间内实现盈余及其分配实际情况的会计报表，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收益及收益分配表”。而《农民专业合作财务社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盈余及盈余分配表”。不仅称谓不同，其结构也不同：
“收益及收益分配表”采用的是报告式结构，其上端为收益的形成，分为经营收入、经营收益和本年收益三个层次，下端则为收益分配，包括本年收益、年初未分配收益、可分配收益和年末未分配收益部分。
而“盈余及盈余分配表”则采用账户式结构，左边为“本年盈余”，右边则为“盈余分配”。每一方分为若干具体项目，左边项目是依据“本年盈余＝经营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其他收入-其他支出”的依存关系排列，而右边“盈余分配”则是根据“本年盈余+年初未分配盈余+其他转入-提取盈余公积-盈余返还-剩余盈余分配=年末未分配盈余”的依存关系排列。
第5篇：经济和社会的知识范文
关键词：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3-0000-02
引言
混合所有制是一种新型的所有制改革的探索形式，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允许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革，经济改革的实践证明，混合所有制能够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民企融合成为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重头戏。
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我国出现和发展，主要源于国有企业改革，源于寻找国有制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形式和途径。其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助于“走出去”，是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支撑。经过多年股份制改造，虽然很多国企早已变成混合所有制，国资占比已较低，但政府干预仍无处不在，公司治理上不达标。 行政化垄断体制未真正打破，开了玻璃门，还有旋转门，准入限制未真正放开。
今天，我们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混合所有制是有发展的前途，但是更有发展的困难，究竟怎么发展，遵循怎样的原则，均有继续深入探讨的余地，有好多问题需要进行研究与探索。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改革探索，我国目前的所有制已经由单一的公有制实现了多元化的所有制的结构，而且非公有制所占的比重在逐渐加大，当然这种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仍然是占了主体的地位的，而且是占着绝对性的主体的统治地位的，我们改革的目的是逐渐地转向混合型的所有制结构。我们既要是公有制占统治的地位，又要是所有制向多元的方向发展，激发出活力，那么我们的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在国有独资或控股的大型或特大型企业上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一、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是破解经济改革难题的关键
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别是在国有企业里边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生产力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可能实行单一的清一色的公有制，这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是行不通的！其直接的原因是由于我国目前正在坚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要求与目标，我们知道市场是要进行交换的，而交换是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进行的，若不同的商品同属于一个所有者是没必要进行交换与买卖的。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如何让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地合理地统一在一起，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一项历史的难题。
我们国家采取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制度，在此前体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我国改革的一个基本特点，按照理论与实践的规律看，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具有天然的统一与合理性，而市场经济是与私有制具有天生的与生俱来的统一性与合理性，不论是理论的阐释还是操作方法的实践均已经证明了这点。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实质上是指所有权的过度与转换，而交换必须实现所有权的交换，如果你是在一个公有制范围内的交换与转换，那是没有意义的，市场交换实际上是所有权之间的交换，只有不同的所有制存在，市场交换才会有实质上的意义，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是有无数个不同的所有者经济，他们之间是可以自由地实现市场交换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能否满足市场经济的要求而实现自由的市场交换，这是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巨大难题。如果要使市场发挥充分的作用就得对公有制实行改革，而我们是不能改变公有制的基本属性的，如果改变了，那样就成了私有制了，就不具有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了，是行不通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只有通过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而使得既能让市场机制发挥它的作用，又能够保持公有制的基本性质，不会实行全面的私有化，那么这样一来就可以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了。那么在混合所有制这种情况下就会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统一在一块。因此，从我国的实践来看，发展混合所有制显得十分重要与及时，因为所有制改革对于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是十分关键的事情，也是十分难做的事情。只有从混合所有制开始试点，一步一步看，如何应用一种所有制的方式，使其既具有灵活性，又不失公有制的性质与主体的地位，我们就首先应该想到的就是混合型的所有制。同时还有更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发挥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如前所说，市场经济要发挥调节作用就必须对公有制实行改革。而这种改革由于不能改变公有制的性质，可行的路径便是在企业的微观制度上进行。这是必然的逻辑的要求。
纵观我国30多年来的企业改革无非是为了激发企业的活力，让市场来调节经济的运行，因此我国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上可谓是下足了功夫。从一开始的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到放权放利、承包制、分配体制改革。后来到了14大以后，由于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事就触及到了所有制改革的问题，于是就在所有制的改革上下功夫。这种改革也有中小型的企业逐渐发展到了大型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的企业逐渐地放开了，这样一来就激发了市场的活力与潜力，这就更加快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局的形成，我们所实施的所谓的抓大就是特大型的企业永远掌握在国家手中，这些企业掌握着国家国民经济的命脉，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性质、亦即公有制的属性，这是毫无疑问的，国家对这类型的企业的改革是不能在所有制上考虑的，而只能通过内部管理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来调动其的积极性。然而这种改革其实不能很好地凑效，于是我们还必须通过混合所有制的这种改革去激活企业的活力与适应市场经济的活力。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范围与程度
根据多年的改革的总结看，目前改革的主要任务确定在国有企业上推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改革的范围有多大？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么哪些企业是追求盈利最大化的企业就要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那些不是以企业盈利最大化的企业则不是不属于改革的范围。这样讲起来大家应该是好理解了，就是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的，不能总是说国家的国有企业都是效率低下的，这要看怎么样地去衡量。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国有企业的存在，因此国有企业的存在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代表了一个国家的长久的利益并不是阶段的利益、眼前的利益。由于这些项目往往见效慢，所以一般的私人企业又不去干。因此上讲国有企业效益衡量的标准应该在看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兼顾社会效益。因为有些领域的投资回报率是很低的，但作为一个国家或者是社会与民生又是必须要的，这时往往那些私营企业主或者是中小企业是根本不愿涉足的，而这些领域有又是国家长远发展所必需的战略领域，国有的企业必须承担起这种国家责任与社会发展的责任。而在另外一些的大多数的一般性的竞争领域，则需要的就是有活力中小型的企业去从事活动。
那么，究竟如何选择这些个改革的范围呢？具体地可以这样讲，不管是央企还是地方性的国有企业，选择的标准就是唯一的一个：看是否以经济效益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如果某些企业就是以经济效益为衡量的标准的话，那么就应该纳入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范围。当然，如果这些企业本身也效益很好，那也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了。当然，地方的企业相对于央企而言，是更看重经济效益的，其推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的步子可以放的大一些、宽一些，这是与地方企业本身的性质有关系的。
在竞争与垄断的领域应该如何做出选择呢？原则上可以这样讲，只要是在竞争的领域均可以让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可以不管你是企业规模的大小，只要你是身处在竞争的领域，就可以选择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范围。有些看似垄断的企业实则不一定是“天然”垄断的行业，是制度历史造成的，这时则更应该打破这种垄断，混合所有制改造正是打破这种垄断最佳的一种选择。这里必须要分清楚，一些关乎国民经济领域的重点行业，比如：石油、电力、铁路、银行、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在这些领域从事的企业还要不要进行所有制的改革呢？这个问题笔者觉得是应该从这些方面来考虑。其根本的一条就是哪些是属于自然垄断的行业？哪些是属于竞争性的行业？要不要进行所有制的改革？在这七大领域要进行认真地思考，切不可盲目行事，要根据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况进行，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逐步地看实际运行情况再分步实施，有些领域可以让民间资本进入以激发活力的地方就应该推进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而若不适宜民间资金进军的领域则不宜推进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点
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的目的主要是要和该企业要实现的目标联系在一起，若该企业追求的是利润额的最大化，则就应该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以期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一般地讲市场经济体制对进入的企业在产权制度方面有三方面的要求。
首先的一个要求是企业的所有制在产权上具有纯粹的经济性质，而不能具有超经济的性质。而往往我们的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控股的企业都具有超经济的性质，他们就难以适应市场，难以接受市场经济规则的约束，就不可能进行公平的市场交换。要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的改革，使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接受市场规则的约束，就必须让其在产权制度上不再存在超经济的性质，而要改变这一性质就必须是不能独资或者不能占有绝对控股的股份，否则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就走了形式，没有真正起到改革的作用，因为改革是为了让市场在起作用。在我国的国有企业里进行混合所有制的这种改革，使其真正实现政企分离，从而激发出活力，但还不能改变公有制的性质，这是个难题，因为我们国家还是，还存在处理企业与党的关系，因为我国目前的政体是党政合一的体制。
其次，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求企业之间的产权界别是十分明确的，即是你是我都十分清楚明了，只有这样交换才有可能，只有产权清晰了，才不会在交易的过程中产生这样和那样的摩擦，交换的成本也就很低了，而如何使国有企业的产权十分明晰，而又不改变公有制的性质，这也是十分难度大的事情。如果形式上是混合所有制，但其实质变成了私有制的了，那这就不叫制度创新了，这就是走了老路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的做的。
第三，在混合所有制的内部，不同产权和要素之间结合为同一企业的过程，本质上这也就是一个交换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十分关键。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不同股东（所有者）之间的权利怎么样得到保护？如果采取的是现代的股份制的企业，大小股东之间的权益如何来协调？既要使企业有明确的决策权的主体，又要使企业有保障小散股东权益的机制。总之，混合所有制条件下所有者的终极所有权、企业法人的产权、公司的经营权以及员工的权益等方面如何均衡，这是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必须解决的大问题。
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突破口
在整个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在相应的法律制度上应该至少明确以下原则：第一，不同的要素之间是要自愿平等的，绝不能强求违背各个要素的主观意愿；第二，不同的要素之间的权利一定要平等，绝不能你大我小；第三，不同的所有者均可自愿退出；第四，不同的所有者之间的信息要对等地分享；第五，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利益分配要公正。
在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中我们要找到一种正确的途径，既要避免国有企业一股独大，又要企业在改革的过程中公有的性质。这就要求必须明确发展性的目标和体制性的目标，目标的明确是决定其范围的选择、步骤的安排等一系列问题的前提。要妥善处理好一系列的操作性问题。比如，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应法律制度的关系如何处理等等问题，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涉及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包括契约关系的改变、债权债务关系的重组、劳动就业关系的再安排等，还有如何处理存量与增量的关系等。
第6篇：经济和社会的知识范文
现将《北京市地方企业1999年工资指导线执行情况及处理意见》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工资指导线是政府调控工资增长的有效手段，是政府加强工资宏观管理的重要措施，政府运用工资指导线，对国有企业及其他各类企业的工资分配进行指导与调控，使企业工资增长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各级主管部门一定要重视此项工作，加强对企业工资分配的指导，要定期对企业工资增长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发现问题及时预警、纠正，确保企业职工平均工资适度增长，使工资指导线发挥其对企业工资增长的宏观调控作用。
北京市地方企业1999年工资指导线执行情况及处理意见
我市从1997年建立了企业工资指导线制度，每年向全市企业工资指导线。工资指导线后，我们定期对年度和上半年职工平均工资增长超过预警线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预警通知，提醒企业合理调整工资增长速度，保证全年实发平均工资不超过预警线。
通过对企业工资指导线的实施，进一步完善了工资宏观指导体系，结合对企业人工成本状况的监控等其它措施，使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适度，初步实现了政府通过工资指导线制度正确引导企业工资合理增长的目的，为逐步实现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立与现代企业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积极创造条件。
一、1999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制度实施情况
（一）根据统计资料：1999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13778元，同比增长12．2％，略高于当年指导线的基准线（1999年工资指导线基准线为9％），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工资增长11．5％；地方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11907元，同比增长8．3％，低于基准线水平（9％），实际工资增长7．7％，略高于我市“九五”计划中企业职工实际平均工资每年增长3～5％的水平；地方企业中，地方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10967元，同比增长6．1％，地方国有企业职工实际平均工资摆脱了上年负增长的状况（－1．5％），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为5．5％，基本符合我市“九五”计划的要求。反映出政府进一步实施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和国民经济稳步增长，国有工业企业改革、改制的工作以及实行行业扭亏的措施取得进展，使大部分企业具备了一定增资条件。
（二）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1999年第3季度对上半年实发平均工资增长已经超过上线（预警线）14％的393户地方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了预警通知，引起了大部分主管部门的重视，加强了对所属企业工资增长的动态监测。大部分被预警企业也能够认真对待，结合本企业实现利税、劳动生产率、工资利税率、资本收益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和人工成本状况等主要经济指标情况，及时调整工资分配方案，控制工资发放水平，保持年度工资增长在工资指导线上线规定的幅度。
（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京劳社资发〔1999〕11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对上年停产、半停产并且工资水平较低或近几年经济效益持续增长，工资水平增速较低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今年经济效益增幅较大，拟适当提高工资水平而造成工资增幅较大时，要经过报批。多数单位对实施工资指导线工作非常重视，根据企业实际情况，1999年第四季度及时提出了申请，我们认真审核上报企业的综合情况，对17个单位的79户企业给予了批复。但是，也有个别单位的少数企业，未提出申请，从全年情况看，全市仍有54户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超过上线（预警线），其中你单位有企业××户，（名单附后）。
（四）根据1998年企业工资总额与效益年报数据，结合1999年企业人工成本报表，发现部分企业报表数据存在严重的错漏报问题。
二、处理意见
（一）对于未经审批，实发平均工资增长率突破上线（预警线）的54户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根据京劳社资发〔1999〕11号文件精神，进行通报。对其中工资水平偏高、增速较快、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效果较差的企业，将列为企业工资内外收入大检点抽查单位，抽查工作另行部署。
第7篇：经济和社会的知识范文
现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职业指导人员国家职业标准（试行）〉的通知》等5个文件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司关于印发《职业指导人员国家职业标准（试行）》的通知（1999年6月14日 劳社培就司发〔1999〕38号）
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我部按照国家职业标准新模式，组织制定了《职业指导人员国家职业标准（试行）》，业经审定，现予印发，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附件2：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司关于印发贵金属首饰钻石宝玉石检验员《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规范》的通知（1999年6月24日 劳社培就司发〔1999〕42号）
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机构：
根据原劳动部《关于制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规范〉的通知》（劳部发〔1994〕185号）精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有关专家，依据贵金属首饰、钻石、宝玉石检验员职业技能标准，制定了贵金属首饰、钻石、宝玉石检验员《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规范》，业经审定，现印发施行。
附件3：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司关于颁发《旧机动车鉴定估价师国家职业标准》和《汽车配件销售员国家职业标准》的通知（1999年4月30日 劳社培就司发〔1999〕24号）
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我部委托有关部门按照国家职业标准新模式，制定了《旧机动车鉴定估价师国家职业标准》和《汽车配件销售员国家职业标准》，业经审定，现颁发试行。
附件4：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司关于颁发铁路行业货运员等69个工种《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规范》的通知（1999年4月30日 劳社培就司发〔1999〕25号）
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机构：
根据原劳动部《关于制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规范〉的通知》（劳部发〔1994〕185号）精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铁道部组织有关专家，依据铁路行业职业技能标准，制定了货运员等69个工种《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规范》，业经审定，现颁发施行。
附件：铁路行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规范》目录
1.货运员 2.货运值班员 3.货运调度员
4.货运计划员 5.货运核算员 6.货运安全员
7.货运检查员 8.车站值班员 9.助理值班员
10.扳道员 11.信号员 12.车号长
13.指导车长 14.运转车长 15.车站调度员
16.调车区长（站调助理） 17.驼峰调车长
18.铁路客运员 19.铁路售票员 20.售票值班员
21.客运值班员 22.客运计划员 23.铁路行李员
24.行李计划 25.行李值班员 26.列车员
27.列车值班员 28.餐车长 29.交接员
30.蓬布工 31.装卸值班员 32.装卸工
33.铁路货运起重工 34.叉车司机
35.装载机司机 36.装（卸）车机司机
37.机车调度员 38.机车检查保养员
39.洗炉工 40.机车整备工 41.给油指导
42.蒸汽机车锅炉工 43.车电员
44.发电车乘务员 45.轴温检测员 46.轮轴装修工
47.筑路工 48.桥梁装吊工 49.铺架机司机
50.电力线路工 51.铁路报务员 52.铁路话务员
53.通信工 54.信号工 55.电源工
56.通信组调工 57.信号组调工 58.电控组调工
59.救援起复工 60.救援机械司机
61.救援机械副司机 62.道岔钳工
63.舟桥起重工 64.舟桥组装工 65.轮渡组装工
66.栈桥组装工 67.机动舟驾驶员 68.浸注处理工
69.木材防腐整备工
附件5：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司关于颁发石油天然气行业采油工等44个工种《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规范》的通知（1999年5月11日 劳社培就司发〔1999〕27号）
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机构：
根据原劳动部《关于制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规范〉的通知》（劳部发〔1994〕185号）精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组织有关专家，依据石油天然气行业职业技能标准，制定了采油工等44个工种《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规范》，业经审定，现颁发施行。
附件：石油天然气行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规范》目录
1 采油工 2 采油化验工
3 轻烃装置操作工 4 原油分析工
5 采油地质工 6 采油测试工
7 集输工 8 注水泵工
9 地层测试工 10 特车泵工
11 油气管线安装工 12 作业机司机
13 井下作业工具工 14 作业井架安装工
15 石油金属结构制作工 16 井下作业工
17 气测工 18 输油工
19 管道保护工 20 防腐绝缘工
21 综合计量工 22 采气工
23 采气测试工 24 输气工
25 输气管线维护工 26 石油地震勘探工
27 石油物勘测量工 28 可控震源工
29 石油钻井工 30 钻井架安装工
31 钻井地质工 32 测井工
33 钻井泥浆工 34 钻井柴油机工
35 射孔取芯工 36 固井工
37 井下钻井工具装修工 38 地面钻井工具装修工
39 管子修理工 40 石油钻机修理工
第8篇：经济和社会的知识范文
各区县、局总公司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为了贯彻市政府《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养老保险规定》（市政府1996年第1号令），加强养老保险基金及个人帐户管理，实行全额核算的财务会计制度，现把《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管理试行办法》、《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额记帐、差额缴拨”财务与会计管理工作规定》以及与之配套的《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及个人帐户工作表册》、《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及个人帐户工作流程图》汇编成《北京市企业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及个人帐户管理工作手册》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意见，请及时报告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附件：《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及个人帐户管理工作手册》（略）
第9篇：经济和社会的知识范文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社会复合治理;路径分析;思路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B
一、问题的提出
在旧生代农民工落叶归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背景下，在代际更替中成为农民工群体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导力量。相比父辈，生长在城市、远离农村和农业、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处于迥异时代背景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取向、社会心态、个人诉求、行为逻辑、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体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因此对农村和土地的眷恋有所消减，而对进入城市社会有着较强的期盼和憧憬。
然而根源于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体制使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经济上、甚至在身份上融入城市，但是却面临着就业歧视、社会网络狭窄、人力资本匮乏、心理认同度低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存在经济上融入，社会和心理上嵌入的非实质性融入现象，传统的由户籍制度导致的二元结构正在城市内部演变成为新的二元结构，即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处于城市与农村的双重边缘，是一群没有认同或认同内卷化了的、悬空的一代，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真正市民、与城市融入的梦想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诸多尴尬与无奈。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的城镇化已经取代物的城镇化成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注入人文关怀、需要融入人性理念，让新型城镇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彰显人性的光辉。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不解决，不仅会使新型城镇化进程和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受到影响，而且也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不仅要跨越城乡二元制的藩篱即取得城市户籍，还要能够形成城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拥有一定的融入城市所必需的心理资本，获得本地市民的情感接纳和社会资本，并且拥有在城市安居兴业所必需的人力资本。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出“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居住证制度、健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机制，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无论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还是十三五规划纲要，都从政策、制度或机制上给予外来人口更多的、更公平的享受市民待遇的机会。因此，在这一趋势下如何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彰显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人文关怀和人性理念，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鉴于新型城镇化所提倡的人性关怀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独特性，基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机制保障，研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成因并寻找解决半城市化问题的合理路径，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持续改进我国城镇化质量、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意义重大。因此，本研究在对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利用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以对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成因进行的问卷调查得到的抽样数据为基础，选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为自变量，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为因变量，通过单因素卡方检验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验证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状态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三种资本协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模型，并以城市融入模型为基础，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社会复合治理解决思路与对策。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基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模式以及户籍制度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影响，在城镇化、半城市化、城市融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中外分化格局。
第一，西方学者在早期人口迁移理论的基础上，以流动人口和移民为研究对象，关注城镇化以及流动人口和移民的城市融入状况。
西方早期的人口迁移理论，利用归纳方法对人口迁移状况进行解释，力图发现人口迁移内在的规律和特征。其中建立在一定假设基础上的推拉理论、预期收入理论、劳动力转移理论等都从工业化、城市化视角研究农业转移人口问题，成为现代人口迁移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深入探讨了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后果，提出了由城镇化所导致的“城乡发展失衡”、“过度城市化”等今天依然困扰世界城市发展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人口迁移与城镇化问题研究逐渐从宏观视角转向对于转移人口个体及家庭迁移动因或迁移行为等微观层面的研究。
西方学者的半城市化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对于半城市化现象的论述，后来演变成为从特征、过程的角度定义半城市化，并对半城市化问题发展机制、发展现状以及产生的后果进行深入探讨。由于不存在城乡二元体制，西方学者对于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解决机制研究主要聚焦于心理层面，如社会熔炉理论、社会同化理论提出的流动人口通过接受当地主流文化、建立社会网络并实现心理认同的同化过程。
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在与中国迥然不同的国情和制度背景之下展开，但为中国错综复杂的城镇化问题提供了深入研究的良好平台，为中国农村人口市民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第二，国内学者以普通意义上的农民工群体流动为研究起点，进而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独特性以及其在农业转移人口中的主体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及半城市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20世纪80年代开始，来自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诸多学者，基于各自学科视角对农民工群体的流动问题展开研究。研究内容从早期关注的流向、规模、人口学特征等人口流动的静态特征，逐步演变为流动过程、工作和生活状态、行为方式、社会融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征，以及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经济社会影响等。
以王春光（2001）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问题为标志，学界开启对农民工代际特征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热烈讨论。在王春光城市融入与半城市化研究的基础上，学界在三个方面就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及城市融入问题进行广泛探讨。第一，对农民工半城市化状态进行验证和分析。通过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社会认同、群体特征、权益保障、心理状态、就业状况、城市融入等方面，指出虽然在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基本市民化，但非正规就业和发展能力的弱化、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以及社会认同的“内卷化”都使其处于城乡两栖的半城市化状态，影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第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现象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居于主流的观点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制度决定论”。还有学者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匮乏也是导致其半城市化的原因。第三，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状态已经呈现出结构化、长期甚至是永久化的特征，因此学界展开了对农民工半城市化的演进趋势及成本测算的相关研究。
经过修正的西方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相关理论等被广泛运用于我国城镇化研究。然而，由于我国与西方城镇化在宏观场景、推动力量、历史历程、政策安排与现实后果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在借鉴和运用西方相关理论时，应该结合我国实践并结合时代特征。与此同时，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国的城镇化研究水平也日益提高。在研究技术上，早期以规范研究为主，发展到目前占主流的各类实证研究，学者们大量使用的实证方法如Logit模型、OLS回归分析、Profit模型等分析方法，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怎样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从半城市化到完全市民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又如何避免半城市化所导致的城市贫民窟现象？以上问题的解决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意义重大。然而，纵观国内外对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相关研究，居于主流地位的“制度决定论”已经无法很好解决当前新型城镇化提出的“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的户籍制度改革趋势下新生代农民工仍旧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以及无法融入城市等问题，因此，亟需从新生代农民工软实力――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视角打破以往研究中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各种因素各自为政的桎梏，通过三种资本的协同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问题提出解决思路。
三、基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协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实证研究
通过对国外劳动力迁移、城市化进程和半城市化现象进行简单的梳理和分析，以及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和城市融入问题进行回顾，本研究归纳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表现特征、成因及演变趋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及面临的问题。经过文献梳理和归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为：人口学因素、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制度因素。
以1980年后出生、16周岁以上农村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大型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132份，问卷Cronbach'salpha系数=0.8647，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实证分两部分。首先，在问卷调查获得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利用SPSS22.0统计软件，采用单因素卡方检验对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论框架，即各个影响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关系进行单因素验证。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因素的显著性值都小于5%，可以认为这些因素单独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相关。其次，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倾向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对于单因素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显著相关的因素，可以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在其它因素影响下每一因素对于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以及各因素的相对影响程度。由于因变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有市民化倾向=1，没有市民化倾向=0）为虚拟变量，且为只有两种结果的定性变量，故可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模型设计中，可以假设P为有市民化倾向的概率，而1-P为没有市民化倾向的概率，对P进行logit转换，记为logitP，以logitP为因变量建立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Log itP = a+b1x1+b2x2+…+bnxn （1）
由（1）可以导出：P= （2）
（2）式为logistic回归模型。在式中，a为常数项或称为回归截距，bi为第i个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系数，xm为作为第i个影响因素的自变量。
本研究在选入变量α=0.05的水平上，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被调查的1132个样本的截面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在对数据进行处理的过程中，采用自变量组分步强制纳入法，分别就人口学因素、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制度因素五组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影响作用进行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虽然制度因素的影响更加显著，但国家一系列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政策措施出台后，制度因素的影响将产生变化;人口学因素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不确定。
四、基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协同的社会复合治理的解决思路与对策
张红芳，吴威（2009）认为，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具有协同关系，三者的协同是开发个人潜能、形成组织竞争优势的关键。林竹（2011）认为，通过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协同可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张洪霞（2013）也认为，通过三者的协同可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本研究认为在国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机制保障的情况下，通过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三者的协同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解决其半城市化问题。
所谓社会复合治理主要指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作为单一主体排斥其他主体参与，向多种社会主体协同以促进治理绩效优化和提升社会整体治理能力转变过程中的一种新型治理形态。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复合治理的治理主体强调多元参与主体的“复合型”协同参与，更加注重社会组织参与主体在治理机制中的平等地位;治理过程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双向互动”，即通过政府部门的主动作为和其他各主体的全面参与，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建立良好的互动伙伴关系;治理结构强调多元参与主体间的横向互动，与传统科层组织形成网格状治理结构，各个参与主体成为连接多渠道治理路径的结点，其网络触角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需求反应更为及时灵敏。因而，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解决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应该引入复合治理的理念，引导第三方组织和企业与政府进行“复合型”协同型参与，构建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三维结构下的多元主体复合治理模式，有利于打破单一主体的政府治理模式，提高问题的解决效率。所谓社会复合主体是指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创新行动过程中，多个不同社会主体共同参与、主动关联所构成的多层架构、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主体网络。据此加以引申和延展，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解决的复合主体则是指以政府为主导，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复合主体，旨在打破不同主体间的“部门分体制”，塑造一种互相嵌入、功能互补的互通互联协同治理模式。其核心思想体现在：一是注重“政府―企业―社会”三维合作的组织模式，也注重不同主体的主动性和专业性，促进各主体的优势复合发挥。二是复合治理主体构建了主体间相互融通，共同分享，优势互补的互动平台，打破了治理全过程不同环节、领域的部门割裂、主体分立。三是实现主体间互联互通的内部化，对于有效整合多主体间的社会资源，加强融通协同，提高治理效率具有实然性。因此，如何在实践中构建政府与企业主体、政府与第三方组织及企业主体与第三方组织之间“双向互动”的良关系，形成优势互补和犄角支撑的耦合型治理格局，是深化和创新半城市化问题解决路径的一种新探索。在这一社会复合治理结构的支撑下，运用政策、法律、社会、经济等多种手段，通过全方位培训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从而增强对城市居民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增加其心理资本，增加其职业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以业缘为基础的社会资本;通过各主体努力增加其与城市居民的沟通、交流渠道以增加其社会资本，从而使其拥有心理归属感，并拥有更多信息渠道从而增加其人力资本;通过网络组织进行的包括心理援助和心理咨询在内的心理培训，加强对其挫折心理的疏导，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促进其主动融入城市以提高社会资本，激发其自身强烈的成就动机以提高人力资本。
[参 考 文 献]
[1]张兆曙.城市议题与社会复合主体的联合治理――对杭州3种城市治理实践的组织分析[J].管理世界，2010（2）
[2]曹堂哲.公共行政执行协同机制――概念、模型和理论视角[J].中国行政管理，2010（1）
[3]何继新，陈真真.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复合型”协同机制研究――基于“价值链”理论视角[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4]汪锦军.构建公共服务的协同机制：一个界定性框架[J].中国行政管理，2012（1）
[5]张洪霞.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内生机制创新研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的协同作用[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7）
[6]陈藻.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研究――基于成都市的调查分析[D].西南财经大学，2013（4）
[7]林竹.农民工就业：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的协同[J].农村经济，20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