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损失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社会经济损失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社会经济损失范文

关键词：数理统计；规律；经济决策；应用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05-279-01

一 数理统计学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以及意义

数理统计学是以随机现象中的统计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数学学科，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经济的全球化影响致使数理统计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运用也日益变得广泛和重要。在现今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通过对抽样数据进行分析推断的有效方法来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已经成为人们的使用习惯。数理统计学的知识在社会与经济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其本身独特的研究课题存在独到的思想方法，具有异常丰富的深刻内容，与经济研究中的多种学科有紧密联系，是近代的数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数理统计学的理论方法在工农业发展、军事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其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我们的社会是由个体单位的个人组成的，同时也是单个家庭组成的大单位，然而从宏观角度看，我们的组成也可以是地区区域的，这种存在较大差异性的事物不像自然界中一些普通现象存在一定的规律，而社会的现象中很少是有确定规律的，因此，我们在研究社会经济生活时，从数理统计学的角度去观察研究，以大部分人的利益和价值为落脚点，运用数理统计学的知识分析相关的数据和调查结果，得出相应的结论。尤其在经济领域中，从一些商品在未来的销售状况中预测一个城市中此种商品行业的销售情况，甚至是对于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预测和制定未来的经济发展计划，无一离得开数理统计学的知识。当然，类似的数理统计的知识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还有很多，在经济领域，利用数理统计学知识解决经济问题已经成为一种通用的方式。随机过程的统计、人口发展中的动态模拟以及抽样调查等多种数理统计学方法在社会经济中都存在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数理统计学的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分析具有实用性便捷性的特征，为经济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

二 数理统计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典型应用

近些年以来，数理统计学在我国经济领域有着重大的进展，对于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中各项数据的资料搜集以及资料的整理结论的分析和多方面的运用，成为现代社会经济建设所必须的一项关键性的工作。这就要求我们熟练使用数理统计学知识解决经济中的各种问题。首先，数理统计在经济管理的决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运用。在经济管理中，任何重大决策都需要基础的依据，而依据的根本就是经济中的不同数据，然而经济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的各种随机因素使得所有的决策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只有科学合理的决策才能做到以最小的风险成本获得安全保障的最大化目标。

不仅如此，利用数理统计的方法还可以节省成本，减少投资风险，获得合理正确的决策，从而使经济能够更好的发展。其次，数理统计对于经济领域中的损失评估也有着关键性的作用。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事故类的以外灾害所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有着明显的上升趋势。保险的买卖成为单位以及个人解决经济损失的方法之一。利用数理统计的知识可以对各种以外的事故作出有效的可能性评估，也可以对事故发生后产生的经济损失的大小做出统计分析，得出各种有效结果，便于引起社会对于事故性灾难的重视，减少事故的发生。

此外，数理统计的知识也可以帮助企业针对经济中的销售状况分析得到最大的经济利润的方法。如何得到最大的利润，一直是商界中人人追求的目标，数理统计中的随机变量的函数期望值为此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当然数理统计在经济的预测方面的运用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企业经济的经营中，依据统计原理，根据市场的信息资料，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推测，从而得出经济中未来的出入数据状况。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把握经济的发展命脉，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的损耗，有效的长久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结语：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各种影响经济决策评估等问题的变量因素，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于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因此，利用数理统计学的知识解决社会经济中的问题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利于人们对于经济发展中对商品的供求以及最大利润的把握，同时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减少损耗起着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梁相龙.论数理统计在客观现实中的意义与作用[J].2005（09）.

[2] 高燕.试论数理统计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趋势[J].甘肃农业，2010（06）.

第2篇：社会经济损失范文

【关键词】洪涝灾害 经济影响 防灾减灾能力 评估 研究

【中图分类号】S282 【文献标识码】A

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季风区，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大，且大量的围湖造田，导致湖面缩减，泄洪能力差，河流中上游地区植被破坏严重，再加上我国东部地区地势平坦，水流缓慢，种种因素导致我国洪涝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威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

因此，我们应当明确洪涝灾害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建立健全洪涝灾害防灾减灾能力评估体系，提高我国防灾减灾能力，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么，洪涝灾害究竟有哪些经济影响，我们应当如何构建科学的洪涝灾害防灾减灾能力评估体系？笔者主要针对以上这两个问题展开了探索和研究。

洪涝灾害的经济影响

洪涝灾害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国历史上每一次大型洪涝灾害都会产生大量伤亡人口和受灾人口。①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统计，经由相关部门核实，2013年全国洪涝灾害受灾人口多达1.2亿人，因灾死亡774人、失踪374人，全国共投入抢险人数966万人次，紧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112万人，解救洪水围困群众195万人，减少受灾人口3787万人。即使如此，2013年全国洪涝灾情相对来说还是总体偏轻，2013年洪涝灾害主要指标与1990年以来的均值相比，偏少3成的受灾人口，偏少7成的死亡人口，偏少7成的倒塌房屋，偏少1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其中，直接经济损失占上年GDP比值小0.98%。由此可见，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洪涝灾害的影响。而洪涝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威胁，导致人们生命财产得不到完全的保障，进而限制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②

洪涝灾害恶化了人们的生存条件。洪涝灾害的发生往往伴随着住房的破坏、基本生活设施的损坏等状况产生，这些状况无疑恶化了人们的生存条件。洪涝灾害不仅会导致房屋倒塌，还会污染饮用水、破坏供水系统和排水系统，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③以2013年全国洪涝灾情为例，据统计与核实，2013年我国洪涝灾害倒塌房屋53万间，农作物受灾11901千公顷，成灾6623公顷，受损水库1241座、堤防3.7万处、护岸5.3万处、水闸7187座，其中，县级以上城市受淹234个。

同时，由于洪涝灾害破坏了原本的安全水源，造成水质污染，严重影响了食品安全，又由于洪涝灾害破坏了供水系统和排水系统，各种垃圾随着洪涝流向漂流满溢，大大增加了血吸虫病、疟疾和肠道传染病等疫病和传染病的爆发概率，极大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存条件，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④洪涝灾害对人们生存条件破坏所产生的直接经济影响，以及国家后期对修复再建的经济投入，很大地阻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⑤

洪涝灾害的直接经济影响。据统计，2013年我国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146亿元，全国投入抢险舟船10万舟次，运输设备68万班次，机械设备35万班次，消耗编织袋9963万条，最终防洪减淹耕地3978千公顷，避免粮食损失2029万吨，减灾效益约2362亿元。从以上实例中可以看出，洪涝灾害造成了我国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其中，各大产业中，受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主要有农牧渔业、工业与交通运输业以及水利事业。

从农牧渔业的角度来看，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的第一产业。由于洪涝灾害的特点，洪涝灾害往往会造成大面积的耕田被淹、农作物被毁，在农牧渔业当中，农业的直接经济损失最大。首先，阻碍我国农产品产量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洪涝灾害，灾情较轻的年度农产品产量大大多于灾情较重的年度农产品产量。其次，洪涝灾害具有较大的地域差异性。例如，2013年洪涝灾害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农作物受灾3927千公顷，成灾2619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591亿元。⑥其中，松辽流域地区最为严重，这一地区的洪涝灾害损失是我国将近12年以来年均损失值的三倍之多。再次，不同地区的农田受灾率具有很大的差异。农田受灾率是指农作物受灾面积与耕地面积的平均比例。根据我国历年农田受灾情况可以看出，农田受灾率在全国显现出由西向东、从北向南逐步升高的趋势。⑦

最后，洪涝灾害对牧渔产业的影响也较为严重，尤其是今年来，在我国林牧渔业不断发展的同时，洪涝灾害对牧渔产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也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

从工业与交通运输业的角度来看，从工业与交通运输业的角度来看，洪涝灾害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是洪涝灾害造成工矿企业停产；二是洪涝灾害破坏输电线路和通讯线路，导致电力中断以及通讯中断；三是洪涝灾害毁坏路基和路面，导致铁路中断以及公路中断。⑧ 首先，洪涝灾害对工矿企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洪涝灾害会迫使工矿企业停产、停工和停业，导致企业生产量下降，生产值减少。其次，洪涝灾害对交通运输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洪涝灾害会导致铁路与公路的路基、路面、轨道、隧道、车站等基础设施被损坏，威胁交通安全，迫使铁路中断以及公路中断。最后，洪涝灾害对电力业与通信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洪涝灾害会导致电力与通信基础设施设备被破坏，从而损坏输电线路和通讯线路，迫使供电中断以及通讯中断。

从水利事业的角度来看，我国要防洪减灾，就应当加强水利工程建设，水利事业是对抗洪涝灾害的重要手段。因此，洪涝灾害，尤其是大型洪涝灾害，会严重破坏水利设施。洪涝灾害会损害水库、堤防，导致垮坝以及堤防决口，同时，洪涝灾害还会破坏机电泵站、机电井、塘坝、护岸、水文测站。灌溉设施以及水电站等水利基础设施，不利于区域防护、农业灌溉的进行，妨碍了区域内的正常发电与供电。据调查，21世纪以来，洪涝灾害对我国水利设施造成的年均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9.12亿元，其中，江西、广东、四川、浙江和湖南水利设施受损情况最为严重，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大的负面作用。

洪涝灾害的间接经济影响。洪涝灾害不仅会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直接经济影响，还会产生间接经济影响。间接经济影响是指由于洪涝灾害直接造成了某行业的经济损失，从而影响到与某行业具有关联性的其他行业，甚至影响到整个经济系统，对其他行业产生间接经济影响。目前，洪涝灾害的间接经济影响主要表现在实际GDP、消费、投资、就业、贸易等方面。洪涝灾害通过对我国农牧渔业、工业与交通运输业、水利事业的影响，导致我国实际GDP在一定程度上下降、实际工资水平与就业水平下降、资本要素的四个指标整体下降以及行业产出受到负面影响等等。

防灾减灾能力的评估

优化防灾减灾能力评价系统设计。要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就应当优化防灾减灾能力评价系统设计，提升防灾减灾质量，提高防灾减灾效率。首先，我们应当深化对洪涝灾害防灾减灾能力的认识和理解，设计出综合评价防灾减灾能力的总体架构，有针对性地进行防灾减灾能力评估。洪涝灾害防灾减灾能力是指政府相关部门把持洪涝灾害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行为能力，洪涝灾害防灾减灾能力的总体行为目标为避免或减轻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失，为社会连续性运行和人民人身财产安全提供有力的保障。

其次，应当依据美国危机管理专家和大师罗伯特・希斯率先提出的4R危机理论和危机管理领域公认的PPRR理论，应对洪涝灾害危机，设计防灾减灾能力评价体系。其中，4R危机理论将危机管理分为四个阶段：Reduction（缩减力）、Readiness（预备力）、Response（反应力）、Recovery（恢复力），PPRR理论则将危机管理分为Prevention（危机前预防阶段）、Preparation（危机前准备阶段）、Response（危机爆发期反应阶段）和Recovery（危机结束期恢复阶段）四个阶段。另外，我国于2007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根据突发事件发生以及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预防与应急措施、监测与预示警报、应急行动与救援、事后重建与恢复等方面进行了规范性规定。我们应当深入理解危机管理科学理论和相关法律法规，科学制定洪涝灾害防灾减灾能力评价体系。

最后，应当在危机管理理论的指导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为依据，充分结合我国实际国情，优化洪涝灾害防灾减灾能力评价体系。我们应当建立健全预防与应急措施能力评估分系统、监测与预示警报能力评估分系统、应急行动与救援能力评估分系统与灾后重建与恢复能力评估分系统。其中，在预防与应急措施能力评估分系统中，我们应当主要针对洪涝工程防灾能力、生态保护能力以及民众防灾意识进行评估；在检测与预示警报评估分系统中，我们应当主要针对洪涝灾害监测能力、洪涝灾情分析能力、洪涝灾害预警能力以及相关信息能力进行评估；在应急行动与救援能力评估分系统中，我们应当主要针对防洪除涝能力、安置灾民能力、交通运输能力、医疗救治能力以及灾区通信能力进行评估；在灾后重建与恢复能力评估分系统中，我们应当主要针对政府救济能力、资源供应能力、灾区建设能力以及居民恢复能力进行评估。

构建科学合理的防灾减灾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首先，应当充分发挥洪涝灾害防灾减灾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各种功能。我们应当收集与洪涝灾情以及防灾减灾情况相关的多种数据，将数据加以归纳整理，充分发挥洪涝灾害防灾减灾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描述与反映功能。同时，我们应当综合分析灾情区域内各方面的防灾减灾能力，总结和反思不足之处，对比不同灾区的情况，分析相同点与不同点，更好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充分发挥洪涝防灾减灾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监测与评价功能。另外，我们应当明确各地防灾减灾工作的绩效与缺点，优化工作设计，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充分发挥洪涝防灾减灾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指导和决策功能。

其次，应当科学合理地构建洪涝灾害防灾减灾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实现评价效果最优化。我们应当贯彻实施科学的理论指导方针，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到当地灾情和我国国情，将科学理论与客观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构建洪涝灾害防灾减灾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同时，我们应当将洪涝灾害防灾减灾能力评价分为目标层、系统层、状态层和指标差四个层次，坚持系统性原则和层次性原则，协调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等各方面的关系，突出评价重点，抓住评价对象的主要特征和情况，科学构建防灾减灾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另外，我们应当运用简洁明了的文字或表格阐述洪涝灾害防灾减灾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实现指标体系的规范化发展，使其具有正确的引导意义，促进我国洪涝灾害防灾减灾综合能力的提高。

构建科学合理的防灾减灾能力评估模型。应当对洪涝灾害防灾减灾能力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防灾减灾能力包含多种方面的能力，因此，针对不同的能力，我们应当根据科学理论和实际情况，提出不同的评价指标。例如，在评价防灾工程的排水管道密度时，我们应当计算该工程的排水管道长度与建成区面积的比率，将实际比率与规范的排水管道密度相对比，科学评价该地区的工程防灾能力。在评价地区人均防护林造林面积时，我们应当计算当地实际防护林造林面积与当地常住人口的比率，将其余规范的人均防护林造林面积相对比，根据对比结果，对该地区的生态保护能力做出科学评价。在评价区域气象观测站点覆盖率时，我们应当计算区域气象观测站点数量与其土地面积的比率，将其与规范的区域气象观测站点覆盖率相对比，科学评价该区域的灾害监测能力。⑨在评价洪涝灾区除涝面积比例时，我们应当将除涝面积除以耕地面积，再乘以100%，将实际比例数据与规范数据相对比，从而评价该地防洪除涝能力。在评价洪涝灾区的人均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支出时，我们应当计算该地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支出与常住人口的比例，将其与规范数据相对比，科学评价政府救济能力。在评价地区人均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时，我们应当计算该地水利、环境与公共设施管理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常住人口的比例，与规范数据对比之后，科学评价资源供应能力。

结语

综上所述，洪涝灾害破坏着人们的生存环境，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对我国的农牧渔业、工业与交通运输业以及水利事业等方面造成了负面的直接经济影响，对我国的实际GDP、消费、投资、就业、贸易等方面造成了负面的间接经济影响。因此，我们应当加大对防灾减灾事业的投资力度，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建立健全灾后重建制度和灾民保障制度，对防灾减灾事业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提高我国防灾减灾能力。同时，应当注重洪涝灾害防灾减灾能力评估体系的构建，全方位、多方面地评价防灾减灾能力，促使评价指标科学化、规范化，构建科学合理的防灾减灾能力评估体系，对提高我国防灾减灾能力起到更好的督促作用。

（作者单位：山东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办公室；本文系山东行政学院课题“山东省危机管理信息化研究”成果，项目编号：YKT201110）

【注释】

①姜蓝齐，马艳敏，张丽娟，马玉妍，徐虹：“基于GIS的黑龙江省洪涝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自然灾害学报》，2013年第5期。

②张晓等：《中国水旱灾害的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35页。

③庄天慧，刘人瑜：“贫困地区村级组织防灾减灾能力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西南地区28个村的调查”，《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5期。

④周峰，许有鹏，石怡：“基于AHP-OWA方法的洪涝灾害风险区划研究―以秦淮河中下游地区为例”，《自然灾害学报》，2012年第6期。

⑤ 王小鲁，樊纲主编：《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13页。

⑥崔巍，陈文学，白音包力皋，陈兴茹：“中小河流洪涝风险评估及研究―以哈尔滨地区为例”，《中国水利》，2013年第4期。

⑦薛晓萍，马俊，李鸿怡：“基于GIS的乡镇洪涝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技术―以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为例”，《灾害学》，2012年第4期。

⑧何爱平：《灾害经济学》，北京：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6页。

第3篇：社会经济损失范文

关键词 沿海区域;自然灾害;脆弱性;灾害风险;DRI;HOTSPOTS

中图分类号 X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9)05-0148-06

我国海岸线北起辽宁鸭绿江口,南至广西北仑河口,沿海涉及11省(直辖市),包括100多个中心城市和630多个港口,年GDP总量约占全国的2/3,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龙头。同时,沿海也是我国自然灾害种类最多、活动最强的地区,主要灾害包括洪涝、台风、风暴潮、旱灾、地震,其次还有低温冷害、农作物病虫害、干热风、地面沉降、海水入侵、赤潮等。城市化水平高,经济、人口高度密集,使得沿海灾情的“放大”作用更为显著[1],该地区战略地位的不可替代性和面临自然灾害的高风险性使得其灾害研究备受关注

。

自然灾害是社会和自然综合作用的产物,灾害作用于人类社会产生灾难,灾难的灾情大小取决于孕灾环境的稳定性、致灾因子的危险性及承灾体的脆弱性[2]。以往的灾害研究侧重于自然灾害的自然属性,以认识灾变的形成机制、变化规律和时空危险性为主,20世纪80年代之后,其社会属性研究才逐渐引起减灾界的普遍关注[3],承灾体的脆弱性一时成为研究热点,“脆弱性分析”成为灾害和风险研究紧密联系的重要桥梁[4]。

1 自然灾害脆弱性及其评估

1.1 自然灾害脆弱性

灾害学中,脆弱性主要强调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在受到灾害影响时抗御、应对和恢复的能力,侧重灾害产生的人为因素,是指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某孕灾环境内特定承灾体面对自然灾害表现出的易于受到伤害和损失的性质,这种性质是区域自然孕灾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综合产物,反映的是社会受自然灾害影响、威胁的程度。脆弱性可看作是安全的另一面,脆弱性增加,安全性降低,脆弱性越强,抗御和从灾害影响中恢复的能力就越差[5]。

1.2 灾情、风险与脆弱性

灾情即灾害损失,分为有形损失和无形损失,有形损失又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灾害与承灾体物理接触造成的损失,既与承灾区域的组成及各成分的敏感性有关,又与灾害的特性有关,是目前灾害评估的主要对象。灾害学中,风险是不同概率灾害事件导致的损失,由致灾因子危险性和承灾体的脆弱性决定,风险评估即计算不同概率出现的灾害情景下的损失。国际风险评估现多基于情景模拟,根据不同概率灾害事件的强度参数模拟灾害情景,确定受灾区域并罗列出该区域范围内的主要承灾体,由脆弱性衡量这些承灾体在一定强度自然灾害中的损失程度[6],最终,受灾区域内所有承灾体的损失价值之和即为该区域在当前灾害强度下的灾损,不同概率事件下的灾损即为区域面临灾害的风险[7～9]。

1.3 自然灾害脆弱性及其评估

灾害来临时,承灾体不一定完全损失,脆弱性即衡量承灾体损害的程度,是灾损和风险评估的重要环节。目前,脆弱性定量化的方法包括:①基于历史灾情:根据历史数据进行死亡率、相对或绝对经济损失率的运算,综合体现宏观区域的脆弱性,以全球尺度灾害风险评估的灾害风险指标计划(DRI)和多发区指标计划(HOTSPOTS)为代表。这两种方法数据获取方便,计算简易,其中DRI能反映全球灾害数据库中有记录的大、中尺度灾害人口损失的风险。②基于指标体系:在脆弱性机制和原理不完全明了的情况下,指标合成是目前脆弱性评估的常用方法。继美洲计划后,针对不同空间尺度的承灾系统,衡量不同灾种的脆弱性指标体系大量涌现。③基于灾损曲线:并非所有历史数据都有记录,指标方法目前不够规范化且评估结果缺乏可信度,脆弱性曲线为脆弱性评估提供了新的思路,该方法通过承灾个体的脆弱性反映中、小尺度区域的总体脆弱性特征[10,11]。

2 基于历史灾情数据的宏观脆弱性评价

本文运用上述脆弱性评估的第一种方法,基于历史灾情数据,对沿海11个省(直辖市)进行宏观脆弱性的分析,并试图通过数学分析找出影响各种灾害脆弱性的因素,填补目前脆弱性形成机制研究的空白,为基于指标体系的脆弱性评估过程中的指标选择提供依据。

2.1 数据来源

进行脆弱性评价的数据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中国民政统计年鉴》(1990-2004年),其中统计有水灾、旱灾、风雹、冻灾与台风灾害的受灾、成灾面积,及每年整体的受灾人口、成灾人口。二是沿海区域的各种统计年鉴,将1990-2004年的一些基本统计数据(人口、土地面积、GDP、第一产业值、第二产业值、第三产业值、河流总长、易涝面积、海岸线长度、年平均降水量、水库数、水库容量、除涝面积、森林覆盖率、耕地面积)和由基本数据运算得到的数据(人口密度、人均GDP、一产产值比例、二产比例、三产比例、水网密度、耕地面积比例)做为可能影响区域自然灾害脆弱性的因素进行筛选。

2.2 方式方法

与基于指标体系的脆弱性评价不同,本文采用演绎法,参照DRI和HOTSPOTS的基本思路[12]据不同灾种和相应灾情做灾后脆弱性的评估。DRI运用EM-DAT等灾难数据库,开发了两个全球尺度的脆弱性指标:相对脆弱性和社会―经济脆弱性指标。前者描述每百万暴露人口定灾种的死亡人数,把自然灾害死亡人数和暴露人数的比值表征相对脆弱性,后者选取24个可能影响脆弱性的变量,针对四种灾害,通过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找出影响该灾种脆弱性的主要社会经济要素[13]。HOTSPOTS也是利用历史灾情进行死亡率、相对或绝对经济损失率的运算,综合体现区域的脆弱性,且统计得出七个地区四种财富等级的死亡及经济损失脆弱性系数,体现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灾害脆弱性差异。按照以上思路,本文用《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每年所有灾种造成的成灾面积与受灾面积(暴露状况)的比值衡量区域面对全部自然灾害的(相对)脆弱性,用每年各灾种的成灾面积与受灾面积的比值衡量区域面对不同自然灾害的(相对)脆弱性,将成灾人口与受灾人口的比值做为衡量人口(相对)脆弱性的标准,分别称为综合脆弱性、水灾(或旱灾等)脆弱性和人口脆弱性。本文暂且把相对脆弱性简称为脆弱性,该类脆弱性既与自然灾害的强度有关,也和社会经济因素有关,涵盖面比通常仅仅侧重社会经济方面的脆弱性更广。最终,从各种统计年鉴中选择指标,与各脆弱性值做相关或偏相关分析,找出联系紧密的相互关系。

2.3 评价结果

最终,由于数据完整性的限制,(1993年旱灾脆弱数据缺失)对全国及沿海1990-2004年的综合及水旱脆弱性进行评价(见表1)。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①无论是综合脆弱性还是水灾或旱灾脆弱性,沿海区域和全国整体水平都呈增长趋势,说明我国防灾减灾面临严峻形势。②全国范围内,旱灾脆弱性较水灾脆弱性小,但旱灾脆弱性增长较快,有超越水灾脆弱性的趋势。沿海区域,旱灾脆弱性的增长趋势也大于水灾脆弱性,进入21世纪以来,旱灾脆弱性明显强于水灾脆弱性。这可能因全国特别是沿海区域水灾频繁,得到高度重视,排洪防洪的措施逐渐健全,而对旱灾的关注还远远不够。③沿海区域的综合脆弱性与水灾脆弱性基本小于全国水平,但旱灾脆弱性没有明显的差异性规律,近几年,沿海旱灾脆弱性基本上高于全国水平。

3 宏观脆弱性的区域分异规律与因素分析

沿海省份,除具备沿海自然灾害脆弱性的共同特点之外,内部也有很大差别,如果能寻找到存在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就可为目前研究尚且薄弱的脆弱性形成机制提供理论基础,克服传统评价中指标选择的主观性,为脆弱性评估方法的发展提供依据。

本研究将沿海11个省(直辖市)的综合脆弱性、单灾种脆弱性和人口脆弱性分2个时段(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5年、)进行平均值运算,然后综合15年进行平均值运算(见表2)。

3.1 各灾种的综合

由分析可知,除广东、广西外,所有区域21世纪5年的综合脆弱性平均值比20世纪10年的平均值高,综合脆弱性在沿海区域呈现整体增长的趋势。从宏观分布来看(见图1),两个时段脆弱性特征较吻合,存在一定的区域分异规律,各区域之间的脆弱性差别相对稳定,江苏和上海的综合脆弱性值最低。利用SPSS做区域综合脆弱性值与社会经济指标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综合脆弱性与人口密度的相关系数为-0.854,与人均产值的相关系数为-0.829,与地均GDP的相关系数为-0.864(均为0.01置信水平)。传统方法选择指标评价脆弱性时,社会经济因素被公认为双刃剑,一方面,财富与人口的集中会加剧灾害的损失,一方面充足财源有利于加大防灾设施投资力度、改善社会的减灾体制从而增强社会抵御灾害的综合能力[14]。本文利用历史数据,充分证明人口密度、人均产值、地均GDP三要素与脆弱性间具备显著的反相关关系,三要素值越大,综合脆弱性越小,即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区域承灾能力相对较强,相对损失率较低,相比于“放大效应”,社会经济要素的减灾效应更强一些。

3.2 水灾

除南北个别区域外,水灾脆弱性在沿海也呈现出整体增长的趋势,有较明显的区域分异规律,由相关分析发现,众多社会经济指标中,洪水脆弱性只与人口密度、地均GDP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855和-0.823(均为0.01置信水平),这与DRI计划中分析出来的洪水脆弱性影响因素不谋而合。另外,综合脆弱性和洪水脆弱性的相关系数达到0.831(0.01置信水平下),洪水脆弱性和台风脆弱性的相关系数达到0.889(0.05置信水平下),这说明综合脆弱性和水灾脆弱性具备相似特征并非偶合,导致区域综合脆弱性和水灾脆弱性的主要因素基本一致。如果利用偏相关分析,排除台风和水灾的相互影响,会发现台风脆弱性与综合脆弱性关系最大(偏相关系数0.9167),洪水脆弱性与综合脆弱性关系并不大,这说明,洪水脆弱性与综合脆弱性的相关关系,更多地是依赖于台风脆弱性,即是台风脆弱性才是综合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3.3 旱灾

分析显示,沿海区域的旱灾脆弱性整体增强,且增加幅度较大,特别是上海、浙江等局部地区,这与沿海防灾减灾工作以洪涝为主,忽视旱灾影响有很大关系。相关分析表明,旱灾脆弱性与人均产值相关系数-0.708(置信度0.001),人均产值越多,旱灾脆弱性越小,另外,旱灾脆弱性与一产产值比例、二产产值比例和三产产值比例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32、-0.674和-0.74(置信度均为0.005),即使排除三种产业相互之间的干扰,偏相关分析仍显示各产业与旱灾脆弱性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三个偏相关系数分别为-0.7507、-0.6989和-0.7195),这说明产业结构对旱灾脆弱性影响很大,这是因为旱灾主要影响农业,农业比例越大,旱灾脆弱性越大,二产和三产比例越大,旱灾脆弱性越小。

3.4 风雹灾和冷冻灾

风雹灾脆弱性有明显的地域分异特征,以上海为界,以北区域风雹灾脆弱性值时高时低,但以南区域,风雹灾脆弱性呈明显增强趋势,这说明,由于自然、社会经济诸多因素影响,南方(主要指农作物)抵御风雹灾害的能力逐渐减弱,北方则呈现巨大的不稳定性,这可能与南方抵御风雹灾的准备远远不如北方有关。沿海区域,上海的风雹灾脆弱性最低,因为本地多为现代化、集约化程度较高的都市农业,防灾抗灾的能力较强。辽宁在最北,风雹灾强度最大,因此风雹灾脆弱性最强,这说明自然灾害强度影响相对脆弱性大小。另外,相关分析显示,风雹灾的脆弱性与海岸线长度(相关系数为0.745)关系最为密切。

冷冻灾脆弱性与风雹灾脆弱性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关系数r=0.55),除辽宁、广东和海南外,沿海区域冷冻灾脆弱性总体呈增强趋势。区域相比而言,中部脆弱性较小,南北脆弱性较大,北方抵御灾害的能力弱,更多是因为北方灾害的强度大,南方主要是因为面对冷冻,整体防灾减灾的基础条件和能力较差。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冷冻灾害脆弱性与水库库容量相关关系为-0.881(0.05置信水平下),说明水库面积越大,冷冻灾脆弱性越弱,这符合常理。

3.5 台风灾害

沿海受台风影响的区域,脆弱性呈总体增强的趋势,但由于台风影响范围小,随机和偶然性较大,脆弱性的区域分布规律性不强,相邻区域脆弱性相差很大。由于数据不完整,相关分析没有显示出台风脆弱性和社会经济指标的紧密联系。为更加详尽地了解台风这种沿海区域特有的灾害,据《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选择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四个受台风影响的典型省(直辖市),统计计算不同区域各年份台风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与当年本地GDP的比值,反映区域受台风影响的程度(见图2)。由图可知,福建、广东受台风影响的程度逐渐降低,这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防灾减灾工作日益加强有很大关系。另外,区域之间也存在差异,上海很少受影响,福建和广东曲线特征相似,浙江是损失占GDP百分率随时间变化最大的地区,因浙江位于台风北上路线的边界,受台风影响的年际变化大。

3.6 人口脆弱性

以上海为界,以北区域的人口脆弱性呈增强或几乎不变的趋势,但以南区域的脆弱性(除海南外)成大幅度下降趋势。区域分异上看,中部地区人口脆弱性较低,南北两方向较高,上海人口脆弱性最低。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口脆弱性是最难评估的环节,本文没能分析出与人口脆弱性特别相关的社会经济因素。国际上评估人口脆弱性,多从社区等局部地区着手,从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卫生条件和因所属阶层决定的交通工具拥有量、入保险率、接受教育的水平等方面着手[15],定性指标的定量化与权重的科学确定并最终实现

规范化评估,是此类研究方法发展的瓶颈。

3.7 几对特殊区域

沿海存在有3对特殊的区域:①河北和山东各项脆弱性及发展趋势非常相似,但山东的水灾、旱灾、冷冻灾、风雹灾、人口及综合脆弱性值都略微小于河北;②江苏和浙江的脆弱性特征极为相似,但江苏所有的脆弱性值均低于浙江;③两广类似一个整体地有别于其它区域,但相比于广西,广东的旱灾、水灾、台风、人口及综合脆弱性都较小。这三对区域存在相似特征,明显与地理位置的相邻等因素有关,但同中有异现象的出现,不但取决于本文分析的社会经济因子,也应与政策导向及观念意识等有关,有待于进一步深层次地挖掘。

4 结论与讨论

(1)全国面临灾害脆弱性呈增长的趋势,我国防灾减灾工作面临严峻形势。上世纪末,全国旱灾脆弱性较水灾脆弱性小,但旱灾脆弱性增长较快,沿海区域的旱灾脆弱性已明显强于水灾脆弱性,应该加强旱灾的防御。沿海区域的综合脆弱性与水灾脆弱性基本小于全国水平,旱灾脆弱性没有明显的差异性规律,但最近几年,沿海旱灾脆弱性基本上高于全国水平。

(2)沿海区域的综合脆弱性、水灾脆弱性、旱灾脆弱性和冷冻脆弱性除个别地区外,都呈现增强趋势,其中旱灾脆弱性增长最快。南、北方的风雹灾与人类脆弱性增长特征不同。

(3)沿海区域各灾种的脆弱性存在一定的地域分异规律,利用相关与偏相关分析,在22个自然社会经济指标中筛选发现:综合脆弱性与人口密度、地均GDP和人均产值都有紧密的相关关系;水灾脆弱性与地均GDP和人口密度存在相关关系;旱灾脆弱性受人均产值与产业结构的影响;风雹灾脆弱性与海岸线长度关系紧密;冷冻灾脆弱性受区域水库库容影响。

(4)按照国际计划灾害风险评估的思路,用各灾种的成灾面积与受灾面积(暴露状况)的比值衡量区域面对自然灾害的相对脆弱性,成灾人口与受灾人口(暴露状况)的比值做为衡量人口相对脆弱性的标准,相对脆弱性既与自然灾害的强度有关,也和社会经济因素有关,本文由于致灾因子信息可得性的限制,仅仅依靠年鉴,多从社会经济方面考虑影响因素。(5)与DRI与HOTSPOTS一样,利用经济损失及人口伤亡的灾情进行脆弱行评价,有利于不同区域、不同灾种之间进行比较,但是较为片面,生态功能、人体健康等“隐性”影响仍然无法体现。十五年的数据序列对于周期长的极端自然灾害远远不够,结果容易产生较大偏差,求平均值做为指标数据也会淡化极端事件。另外,大尺度范围内过于宏观的评价缺乏深层次机制和原理的探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许世远,王军,石纯等.沿海城市自然灾害风险研究[J].地理学报,2006,61(3):127～138.[Xu Shiyuan, Wang Jun,Shi Chun.Research of the Natural Disaster Risk on Coastal Cities[J].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2006,61(3):127～138.]

[2]史培军.再论灾害研究的理论与实践[J].自然灾害学报,1996,5(4):6～14. [Shi Peijun. TheoryAnd Practice of Disaster Study[J].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 1996,5(4):6～14.]

[3]高庆华.中国自然灾害的分布与分区减灾对策[J].地学前缘,2003,10(特刊):258～264.[Gao Qing Hua. The Distributions Of Natural Disasters And The Divisional DisasterCountermeasures For China[J]. Earth Science Frontiers,2003,10(Special Issue):258～264.]

[4]UN/ISDR. Living with risk:A Global Review of Disaster Reduction Initiatives 2004 Version[M].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2004.

[5]Cannon Blaikie, Davis IPT and Wisner B. At Risk: Nature Hazards, People Vulnerability, and Disaster[M]. London: Routledge,1994.141～156.

[6]Berning C.Loss Functions for Structural Flood Mitigation Measures[J]. Water SA, 2001,27,(1):35～38.

[7]Kaplan S, Garrick B J. On the Quantitative Definition of Risk[J]. Risk Aalysis, 1981,1(1):11～27.

[8]Hall J W,Dawson R J, et al. A Methodology for Nationalscale Flood Risk Ass

essment[J]. Water & Maritime Egineering,2003,(156):235～247.

[9]Grunthal G, Thieken A H, Schwarz J, Radtke K, Smolka A, and Merz B. 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 for the City of Cologne,germanystorms, Foods, Earthquakes[J]. Natural Hazards, 2006,38(1-2):21～44.

[10]PenningRowsell E C, Chatterton J B.The Benefits of Flood Alleviation: a Manual of Assessment Techniques[M]. Gower Aldershot,1977.

[11]Smith D I. Flood Damage Estimationa Review of Urban Stagedamage Curves and Loss Functions[J]. Water SA, 1994,20(3):231～238.

[12]Pelling M. Visions of Risk: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Indicators of Disaster Risk and Its Nanagement[R]. ISDR/UNDP: Kings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4, 1～56.

[13]黄蕙,温家洪,司瑞洁等.自然灾害风险评估国际计划述评I―指标体系[J].灾害学,2008,23(2):112～116. [Huang Hui,Wen Jiahong,Si Ruijie,et al. International Natural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 Programmes Overview I―Indicator Systems[J].Journal of Catastrophology.]

[14]石勇,石纯,孙蕾等.沿海城市自然灾害脆弱性评价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 18(4): 24～27. [Shi Yong,Shi Chun, Sun Lei.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of Natural Disasters in pudong District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8,18(4).24～27.]

[15]Azar D,Rain D. Identifying Population Vulnerable to Hydrological Hazards in San Juan, Puerto Rico[J].GeoJournal,2007,69(1-2): 23.

[16]黄蕙.自然灾害风险评估国际计划述评Ⅱ―评估方法[J].灾害学,2008,(3):96～101.[Huang Hui.International Natural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 Program:Overview Ⅱ―Assessment Methods[J]. Journal of Catastrophology, 2008,(3):96～101.]

[17]商彦蕊.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的新进展―脆弱性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0,(2):73～77. [Shang Yanrui. Vulnerability Sudy―The New Development of Synthetized Study on Natural Disasters[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2000,(2):73～77.]

第4篇：社会经济损失范文

关键词：自然灾害 间接经济损失 损失评估

一、引言

2013年4月27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由于雅安地理位置靠近汶川，有人开始猜想雅安地震是汶川地震的延续，即雅安地震是汶川地震的间接影响，这就反映出灾害的间接影响具有后向延时效应。

与直接经济损失相比，自然灾害对经济系统间接影响的深度和时间更加深远。由于灾害间接经济损失的时、空差异特性的存在，对灾害间接经济损失评估尤为重要，对间接经济损失的科学度量可以为灾后恢复重建决策和防灾减灾规划提供有效地决策工具，意义重大，本文将对间接经济损失评估理论与方法进行介绍，希望探索出更加科学的方法。

二、文献综述

目前灾害间接经济损失的评估方法有两大方法系统，即存量-流量方法系统和投入-产出方法体系，除了这两大方法系统，还有调查分析法。这两大方法系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自然灾害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现阶段的间接损失评估方法存在弊端，对间接损失的评估有较大的波动性。

本文在深入介绍的自然灾害间接经济损失评估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做出一定的创新，对现有的间接经济损失评估理论与方法做出完善。

三、现有的自然灾害间接经济损失评估理论与方法

3.1自然灾害间接经济损失内涵

不同的统计学家对自然灾害间接经济损失的划分与定义不同，现在对自然灾害间接经济损失的定义主要是从如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核算角度；二是从灾害损失的时间和空间传播的角度进行界定。

3.1.1基于社会经济核算的角度

（1）存量-流量损失

Parker等基于经济学中“存量”和“流量”的差异对灾害的损失做了清晰定义：存量是指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某一变量的量值（如同图1中水槽中盛的水），属静态概念，对应于灾害中的直接经济损失；流量是指在一个时段上所累积变动的量 （如同图1中通过水槽的水流量变化），流量对应于间接经济损失，其大小有时间维度。间接经济损失又分为初始间接损失和次生间接损失。对产业来说，直接经济损失包括与地产、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家庭资产和库存相关的价值损失；初始间接损失是指经济生产中断引起的流量损失；而次生间接损失是经济系统产业链的关联效应损失。

图1. 存量与流量的关系

（2）产业关联损失

Cochrane认为间接损失是由于灾害引起经济部门前向产出（依赖于区域市场产出） 和后向供给（依赖于区域资源） 错位，引起的生产运转中断导致的损失。若产业部门 B 因灾害遭到破坏，则可能引起部门 A 的后向关联损失、部门 C 的前向关联损失，并影响最终需求和消费，造成市场供需不平衡，引起物价、劳动力就业与失业、国民收入、储蓄和投资水平等的变化，进而影响国民经济总值和经济增长速度。

图2. 产业关联损失示意图

3.1.2基于灾害损失的时间和空间传播的角度

由于存在经济系统产出落后于投入的延迟过程，间接经济损失具有时间维度，即间接经济损失发生时间具有不确定性。灾害发生时的初始损失为直接损失，是静态的。因此，直接经济损失是因灾害发生所造成的可统计的人、财、物的损失，它的度量单位是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减少。间接经济损失是灾害造成的总经济损失中直接经济损失以外的经济损失，是灾害引起的间接的对经济的影响，是一种深层次的经济损失。包括间接停减产损失、中间投入积压增加的经济损失和投资溢价损失。

3.2 现有的间接经济损失评估方法

3.2.1存量-流量方法体系

存量-流量方法体系包括比例系数法、马尔科夫模拟法以及系统动力学模型与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相结合的方法。

首先，由于间接经济损失与直接经济损失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间接经济损失伴随直接经济损失发生，直接经济损失越严重，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越大，影响越持久。由此假定，间接经济损失与直接经济损失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记为：IEL=λ・DEL，考虑到不同产业时，比例系数还可按部门分类计算，然后将各部门分类统计的间接经济损失相加，得出总的间接经济损失，表示为：IEL=Σλi・DELi，式中：IEL表示间接经济损失（单位：元）；λ表示比例系数；DEL表示直接经济损失（单位：元）。存量损失对应于直接经济损失，流量损失对应于间接经济损失，因此，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比例系数就是存量和流量关系的反映；

第二，马尔科夫模拟方法反应出了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之间的非简单线性关系；

第三，系统动力学模型考虑了投入-产出的非线性关系，建立用于自然灾害间接经济损失下限预评估及灾后最优恢复重建策略的最优控制模型。

3.2.2投入-产出方法体系

投入-产出方法体系包括经济增长模型、投入-产出模型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首先，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是基于生产函数理论由参数估计方法得到的，它是从生产要素损失的角度来进行灾害损失评估的方法，其生产要素损失可以看作是经济系统的投入损失，经济增长损失就是产出损失，所以，其实质就是投入产出分析，是将单一生产部门投入与产出分析拓展到宏观经济层面。

其次，可计算一般均衡理论方法（CGE）不仅反映了经济因素和活动的相互依赖关系，而且克服了投入-产出模型线性、缺乏行为响应、市场价格缺失等缺点。它的数据基础是投入产出表，它是投入产出与线性规划相结合的优化模型方法，所以可将其归为投入-产出的衍生方法。

3.2.3调查分析法

调查分析法是在灾情调查的基础上从生活、生产、交通、生命线、农田等五个主要影响方面对间接经济损失进行分析。由于承灾对象复杂，含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并且灾害影响还波及周边许多地区，可用修正系数的方式对损失结果适当放大，修正系数的取值视具体情况或实际经验而定。

3.3现有的自然灾害间接经济损失的不足

首先，比例系数的确定含有经验性，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间接经济损失的评估具有较大的任意性，对其进行准确评估有较大的难度。

其次，现阶段对自然灾害的计量较粗略，没有考虑到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内在差别，特别是没有考虑不同发展程度下经济的脆弱性差别。

四、对现有间接损失评估方法的改进

4.1对比例系数法的改进

在比例系数法中，将间接经济损失看做直接经济损失的线性函数，即有IEL=λ?DEL，这种方法精度较差，而且由于确定λ的主观性，导致通过比例系数法确定的间接经济损失有很大的波动性。往年发生的自然灾害产生间接经济损失的比例系数可以较好的反应出该地区的地理环境特征和经济发展状态，因此我们通过计算最近一次发生的自然灾害的比例系数，来预测这一期自然灾害导致的间接经济损失。

往年自然灾害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用公式表达为：IEL=∫∞t1[f1（t） f2（t）]dt，其中 f1（t）为发生前GDP预计发展曲线； f2（t）为自然灾害发生后实际GDP曲线； t1地震发生时刻。直接经济损失DEL可以直接计算出来，表示为自然灾害发生的t1期的预期GDP的百分比x?GDPt1，IEL与x?GDPt1的比值即为比例系数。

4.2浅析经济系统内部和外部弹性与间接经济损失

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经济系统中产业之间的关联度越高，经济系统的脆弱性越大，自然灾害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也越严重。Kellenberg and Mobarak的研究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和灾害的影响呈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如图3）。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发达程度的提高，间接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

图3. 经济系统脆弱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示意图

因此，在计量自然灾害的间接经济损失时，根据经济发达程度对受灾地区赋值，最发达地区为5，最不发达地区为1。除了这种直接赋值的方法，还可以通过统计的方法计算出经济系统脆弱性和间接经济损失的数量关系，考量产业关联度对间接经济损失的扩大效应。

参考文献：

[1]曲国胜，高庆华，杨华庭. 我国自然灾害评估中亟待解决的问题[J].地学前缘，1996，（3）

[2]赵阿兴，马宗晋.自然灾害损失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J].自然灾害学报，1993，（2）

[3]刘希林，赵源.地貌灾害间接经济损失评估―以泥石流灾害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08，（3）

[4]林均岐，钟江荣.区域地震间接经济损失评估[J].自然灾害学报，2007，（4）

[5]吴吉东，李宁，温玉婷.自然灾害的影响及间接经济损失评估方法[J].地理科学进展，2009，（6）

[6]吴吉东，李宁. 浅析灾害间接经济损失评估的重要性[J].自然灾害学报，2012，（3）

第5篇：社会经济损失范文

关键词：吸烟归因死亡；潜在寿命损失年数；潜在工作损伤年数；SAMMEC

Smoking-attributable Mortality Analysis among a Population over 35 Years Old in a District of Shanghai during 2001-2005 AN Na1，ZHU Mei-ying2，ZHANG Wen-cui2，ZHU Yun2，BI An-hua2，FU Hua1*（1.School of Public Health，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032，China；2.Songjiang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Shanghai 2016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learn about the Smoking-attributable mortality during 2001-2005 in a district of Shanghai. ［Methods］ Smoking prevalence was obtained from residents' health records，and then the smoking-attributable mortality，Years of Potential Life Lost（YPLL）and Working Years of Potential Life Lost（WYPLL）among different sex and age groups were analyzed using SAMMEC（Smoking-Attributable Mortality，Morbidity，and Economic Costs）software from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the USA. ［Results］ During 2001 through 2005，the number of current smokers increased，while the number of ex-smokers was not changed distinctively. The proportion of smoking-attributable deaths out of total deaths was more than 20% annually，with the figure more than 34% in males. Over 2/5 of Years of Potential Life Lost（YPLL）was attributed to smoking，with the figure more than 56% in males. In addition，Smoking-Attributable Working Years of Potential Life Lost was found more than 8% and the data for men was more than 12% per year. ［Conclusion］ Smoking caused deaths of several m alignant neoplasms，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and respiratory diseases. Therefore，it is an important risk factor for health of residents in this district. Reducing tobacco consumption should be one of the priorities for health promotion.

Key Words：smoking-attributable mortality；YPLL；WYPLL；SAMMEC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吸烟造成了人类多种疾病和早亡，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疾病和经济负担。据估计，2000年至少有490万人因吸烟引发的各种疾病而死亡，比1990年多了100万以上［1］。烟草相关疾病负担在发达国家居第一位，在中国居第三位（饮酒、高血压、吸烟）［2］。自1986年美国CDC研制出计算吸烟归因死亡及发病的经济费用的计算机软件SAMMEC（Smoking-Attributable Mortality，Morbidity，and Economic Costs）［3-5］后，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相继研究本国或本地区的吸烟归因死亡及经济损失情况。我国自1988年对全国疾病监测点等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4，6，7］。上海是城市化较早的特大工业型城市，有必要了解吸烟对健康影响程度以及对社会造成的负担，以便为政府决策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本研究采用美国CDC的SAMMEC（Smoking-Attributable Mortality，Morbidity，and Economic Costs）软件，并根据上海市某区2001～2005年的资料对居民的吸烟情况及死亡情况进行了分析，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2001～2005年人口资料和居民死亡资料来自该区公安局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死亡诊断以医院出据的《死亡原因医学证明书》为依据。死因分类按照国际疾病分类（ICD-10）进行编码统计。2001～2005年居民吸烟情况来自该区的居民健康档案。

1.2 方法

1.2.1 分组 根据居民的吸烟情况分为吸烟者、戒烟者和不吸烟者3组。吸烟者：一生中累计吸烟100支以上，并且在调查期间30 d内仍在吸烟；戒烟者：一生中累计吸烟100支以上，但在调查期间30 d内不吸烟；不吸烟者：一生累计吸烟不足100支。

1.2.2 吸烟归因病种的确定 吸烟归因死亡的疾病［6，8-10］主要为①恶性肿瘤，包括：头颈部恶性肿瘤、食管癌、胃癌、胰腺癌、喉癌、肺癌、子宫颈癌、肾癌、膀胱癌和白血病；②心脑血管疾病，包括：缺血性心脏病、其他心脏病、脑血管疾病、动脉粥样硬化、主动脉瘤和其他动脉疾病；③呼吸系统疾病，包括：肺炎、流感、支气管炎、肺气肿、慢性阻塞性肺病。

1.2.3 指标及计算 潜在寿命损失年数（Years of Potential Life Lost，YPLL）=Σ［（L -Xi）×di］［11］（1）；潜在工作损失年数（Working Years of Potential Life Lost，WYPLL）=Σ［（RY -Xi）×di］［12］（2）；吸烟归因死亡比（Smoking-Attributable Fraction，SAF）［4，5，13］=［（P0 + P1（RR1）+ P2（RR2））- 1］/［P0 + P1（RR1）+ P2（RR2）］（3），式中P0：不吸烟人群百分比；P1：戒烟人群百分比；P2：吸烟人群百分比；RR1：戒烟相对危险度；RR2：吸烟相对危险度；di：死亡人数。

吸烟归因死亡人数（Smoking-Attributable Mortality，SAM）［13］=死亡人数×SAF（4）；吸烟归因潜在寿命损失年数（Smoking-Attributable Years of Potential Life Lost，YPLL）［11，13］=Σ［（L - Xi）×SAM］（5）；吸烟归因潜在工作损失年数（Smoking-Attributable Working Years of Potential Life Lost，WYPLL）［12］=Σ［（RY - Xi）×SAM］（6），式中L ：期望寿命；RY：停止工作年龄（按65岁计）；Xi：死亡年龄组组中值。

潜在工作损失年数与潜在寿命损失年数的计算公式相似，因此由公式（5）演变出公式（6），以反映吸烟导致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损失情况。

1.2.4 统计方法 数据输入Excel 2003和SPSS 11.5软件，“上海市居民健康档案信息系统”软件以及美国CDC的SAMMEC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人口学基本情况

该区居民的期望寿命由2001年的77.39岁上升为2005年的79.49岁；2001～2005年，每年居民的全死因死亡人数在3 300～3 800人之间，全死因死亡所致的潜在寿命损失年数在22 000～25 000人年之间，全死因死亡所致的潜在工作损失年数在11 000～14 000人年之间（见表1）。至2005年底，该区对居民健康档案进行更新后，有关吸烟情况的总调查人数为222 453人，其中男性108 477人，女性113 976人。

2.2 现在吸烟和戒烟情况

2001～2005年间，男性吸烟人数和吸烟率明显高于女性，戒烟人数和戒烟率也明显高于女性。男性35岁～组吸烟率均超过60%，65岁～组的吸烟率也在40%以上，而35岁～组戒烟率低于7%，65岁～组戒烟率低于16%。吸烟人数有上升趋势，戒烟人数变化不明显（见表2和表3）。

2.3 吸烟归因死亡人数

2001～2005年，每年的男性吸烟归因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几乎都在35%以上（2005年接近35%），女性吸烟归因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百分比在2.02%到3.37%之间，总的吸烟归因死亡人数均超过700人/年，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均超过20%。在吸烟归因死亡的疾病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以呼吸系统疾病为首。而且男性吸烟归因死亡人数明显高于女性（见表4）。

2.4 吸烟归因潜在寿命损失年数

2001～2005年，每年吸烟归因潜在寿命损失年数（YPLL）占全死因死亡所致的潜在寿命损失年数的40%以上，明显高于吸烟归因疾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构成比20%。在吸烟归因疾病死亡所致的潜在寿命损失年数中，男性以恶性肿瘤为首，女性以呼吸系统疾病为首。而且男性吸烟归因潜在寿命损失年数明显高于女性（见表5）。

2.5 吸烟归因潜在工作损失年数

2001～2005年，每年吸烟归因潜在工作损失年数（WYPLL）占全死因死亡所致的潜在工作损失年数的8%以上，即吸烟导致了近8%以上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损失，男性中更高，占到12%以上。在吸烟归因疾病死亡所致的潜在工作损失年数中，男性以恶性肿瘤为首，其次为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 （见表6）。

3 讨论

综上所述，吸烟对上海市某区居民健康的危害是明显的，尤其表现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方面。男性吸烟率呈下降趋势，但吸烟人数呈上升趋势。这与2002年与1996年全国行为危险因素监测结果比较一致［14］，我国吸烟率略有下降，但是由于人口的增加，略微降低的吸烟率并没能阻止吸烟总人数的增加。因此吸烟对健康造成的危害将会更加严重。

本研究采用的是美国推出的用于预测吸烟危害及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专用软件SAMMEC，它综合了先进的统计方法，根据流行病学和卫生经济学原理估算吸烟归因的各死因死亡、寿命损失及经济损失［3］。通过1988年至1991年中国不同疾病监测点的吸烟归因调查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后表明：用这种方法进行吸烟归因寿命和社会经济损失的评价是客观、切合实际的［4］。因此本研究采用了这一软件对上海市某区的吸烟危害进行分析。

结果可见，吸烟归因病种的死亡中，以呼吸系统疾病占首位，这与1992年“中国吸烟归因死亡与经济损失评价”课题的研究结果一致［7］。吸烟导致的全人群的劳动力损失约为8%，低于1998年我国居民吸烟归因社会经济负担的研究结果［15］，原因可能是由于本研究的对象仅限于35岁以上的居民。但全部死因所致的潜在寿命损失年数中40%以上的为吸烟所致，需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众所周知，吸烟对人体产生的危害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潜伏期才能够充分暴露出来，现在所估计的损失，实际上是反映了20世纪70～80年代乃至更早由于吸烟导致的健康危害。目前高吸烟率及平均吸烟年龄的提前对居民健康产生的后果会在30～40年以后才反映出来。因此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预防未来几十年由于吸烟造成的疾病负担和经济损失。

本研究所探讨的吸烟归因死亡仅限于主动吸烟造成的影响。必须看到，该区妇女和儿童中的环境烟雾暴露非常严重，带来的危害同样不可忽视。因此，今后的研究还应关注被动吸烟所带来的巨大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不仅如此，本研究对于人群中与吸烟伴随的其他相关因素致某些疾病死亡可能存在的影响也未充分考虑，所以亦有待进一步分析阐明。

参考文献：

马文军.减少危险，促进健康――《2002年世界卫生报告》简介［J］.华南预防医学，2003，29（5）：5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2［R］. Geneva：WHO，2002.

金水高.介绍一个用于估计吸烟危害及经济损失的软件――SAMMEC［J］.卫生研究，1988，17（3）：52-56.

宋桂德.吸烟归因死亡及经济损失研究方法［J］.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1996，4（6）：207-272.

MOKDAD A H，MARKS J S，STROUP D F，et al. Actual causes of death in the United States，2000［J］. JAMA，2004，291（10）：1238-1245.

高玉堂，邓杰，顶永兵，等.上海市居民吸烟与癌症及有关疾病十年前瞻性研究［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1999，33（1）：5-8.

翁心植，张洪玉.吸烟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J］.全科医学杂志，2000，5（3）：135-136.

CDC. Annual Smoking-Attributable Mortality，Years of Potential Life Lost，and Economic Costs-United States，1995-1999［R］. MMWR，2002，51（14）：300-303.

THUN M J，APICELLA L F，HENLEY S J. Smoking vs. other risk factors as the cause of smoking-attributable deaths：Confounding in the courtroom［J］. JAMA，2000，284（6）：706-713.

LIU B Q，PETO R，CHEN Z M et al. Emerging tobacco hazards in China：1.Retrospective proportional mortality study of one million deaths［J］. BMJ，1998，317：1411-1422.

李杏莉，李硕颀，谭红专，等.湖南省洞庭湖水域洪灾区人群潜在寿命、工作、价值损失年数分析［J］.中国卫生统计，2003，20 （2）：66-68.

王声.死因分析与评价方法的进展［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1996，17（4）：239-242.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moking-attributable mortality，morbidity，and economic costs［EB/OL］.［2006-08-01］. http: //apps.nccd.cdc.gov/sammec/methodology.asp.

杨功焕.1996年全国吸烟行为的流行病学调查［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17.

姜垣，金水高. 1998年中国居民吸烟归因社会经济负担［J］.中国卫生经济，2000，19（10）：55-57.

第6篇：社会经济损失范文

关键词：耦合度；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态势；边疆山区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059-05

1引言

耦合（coupling）是物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1］。当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配合得当、互惠互利时，为良性耦合；反之，相互摩擦、彼此掣肘时，为恶性耦合［2］。从协同学的角度看，耦合作用和耦合程度决定了系统在达到临界区域时走向何种序与结构，或称决定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3］。目前，国内对“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进行耦合分析的成果已颇为丰富。许多研究人员利用现代系统理论体系，建立非线性动力学模型来研究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状态和规律［4~5］、人口与资源环境的演进态势［2，6］、区域系统耦合状态［7］、城乡耦合地域空间演变规律［8］以及资源开发中的耦合效应［9］等内容，其理论和方法在区域层面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该系统的稳定性、可控性决定着地球生命支持系统与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否实现，因此，对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已成为自然与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10］。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建立于资源环境系统之上，并与之发生耦合关系。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通过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能量与物质循环方式对资源环境产生胁迫作用。社会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环境效应又通过降低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而对其产生约束作用。在这种双重机制作用下，如何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是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土地总面积38.32万km2，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复杂，是一个典型的低纬度高原山区省份，固有的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尚不发达。1949 ~ 2005年，全省总人口由1595.00万人增加到4450.40万人，增加了2.79倍；经济规模（GDP）由8.93亿元增加到3472.89亿元，增加了388.90倍。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 041.79元，相当于1990年的4.20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 265.90元，相当于1990年的6.11倍，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显著，城镇化水平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同时，云南又是一个人地矛盾比较突出的省份［11］，资源减少、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较为突出［12~13］。相关研究结果表明［14~16］：云南省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低，土地资源承载力始终处于超载状态，这对区域社会经济良性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极为不利。因此，研究识别云南省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态势，对协调未来人口、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研究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处理

遵循建立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动态性及系统性原则，结合云南省区域状况，构建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状态评价指标体系（表1）。为统一各指标量纲与缩小指标间数量级差异，采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公式如下：

式（1）、（2）中，xij表示第i年j项指标值，x′ij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max(xj)为第j项指标最大值，min(xj)为第j项指标最小值。当指标值越大对系统发展越有利时，采用正向指标计算式（1）进行处理；而指标值越小对系统发展越好时，则采用负向指标计算式（2）进行处理。

采用专家咨询法（Delphi）和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每个准则层及指标层的指标因子的权重值（表1）。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本文从1991 ~ 2006年《云南统计年鉴》［17］、1991 ~ 2006《中国统计年鉴》［18］、1991 ~ 200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以及1990 ~ 2005年《云南省环境状况公报》获取1990 ~ 2005年原始数据，并进行处理和计算。

2.2 系统耦合状态评价方法和模型

本文采用李崇明等［20］提出的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模型确定整个系统的演化状态以及 与的协调程度（后有研究人员称为耦合度［3，7，21］），模型如下：

公式（3）中，为两系统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为各指标权重。鉴于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二者间的交互胁迫关系，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个复合系统来考虑，显然与是这一复合系统的主导部分，按照一般系统理论，该复合系统的演化方程可表示为：

公式（4）、（5）中，A、B为受自身与外来影响下社会经济子系统和资源环境子系统的演化状态。VA、VB分别为二子系统在受到自身与外界条件影响下的演化速度。在整个复合系统中，A与B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变化都将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化。整个系统的演化速度V可以看做是VA与VB的函数，即V=f(VA,VB),这样就可以VA与VB为控制变量，通过分析的变化来研究两个系统间的协调耦合关系。

由于整个系统的演化满足组合S型发展机制，可以假定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动态协合关系呈现周期性的变化，这样在每个周期内，由于V的变化是VA与VB引起的，可以把VA与VB的演化轨迹投影在一个二维平面(V经济发展初期，不受资源环境限制，资源环境不受经济影响，发展只受自身因素影响。此状态下，只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其发展能力无限提高，资源环境始终不变，是一种理想状态。

良性发展阶段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开始相互影响，共同发展。此状态下区域社会经济提升速度快于资源消耗和环境变化速度，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产生一定的胁迫作用，但处于可接收范围内，两个子系统向着良性状态发展。

分水岭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此种状态下，资源环境刚好满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两者变化速度相等，系统处于由良性状态向不可持续演变的临界点，为系统状态演进的分水岭。

不协调发展阶段

资源储量制约经济发展速度，资源环境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此状态下，高度重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明显增强，资源消耗过度，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不足，系统向着不可持续状况演变。

系统崩溃阶段

经济增长在资源环境的影响下达到极限，在经济增长极限值要求下，资源增长呈现无穷大趋势。此种状态下，过度追求社会经济发展，完全忽视自身支撑能力的提高，系统处于一种无限消耗阶段，面临崩溃的危险。区域系统将有两种演进方向：一是两系统间的矛盾不可协调，走向崩溃，因这种情况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二是人类采取一系列政策、技术、工程等措施，及时调控系统运行状况，引导其进入螺旋式上升阶段，实现系统的高级协调共生。

3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耦合状态分析

3.1 系统耦合度计算

根据表1及公式（1）～（3）可计算出云南省1990～2005年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f（x）和资源环境综合指数g（y），结果如图2所示。然后依据f(x)和g(y)进行非线性模拟，首先计算A与B、VA与VB，其结果为：

3.2 结果分析

（1）从社会经济综合指数f(x)和资源环境综合指数g(y)来看（图2），1990～2005年，云南省f(x)和g(y)均呈上升趋势，除在1996年和2001年之后有所波动外，两者基本同步增长，但在2003年之前g(y)>f(x)，f(x)不断逼近g(y)，表明云南省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逐年增大，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强。在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的内部关系中，相比之下，经济发展大大超前，而环境保护则滞后得多。2004年之后f(x)>g(y)，说明在社会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的投入有所增加，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有所缓解。同时，在1996年、2002～2004年，g(y)下降趋势下，f(x)仍能获得相同速率的增长，这表明，社会经济发展中对资源环境的投入不但不会降低其发展速度，反而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突破资源环境的约束。

图4 1990～2005年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耦合度

（2）从VA与VB变化情况看（图3），两者大致可看作“U”型曲线，两系统处于同步变化状态，1994年之前VA>VB,1994年之后VA

（3）从耦合度α的变化情况（图4）并结合表2分析，近15年以来，1990～1993年α处于39°～42°之间，为协调发展状态，1994年突破45°成为系统发展的分水岭，之后均处于50°～84°之间，2001年更高达83°。α经历了先下降（1990～1992年）后上升（1993～2001年）再下降（2002～2005年）的过程，尽管近4年来呈快速下降趋势，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状态有所提高，但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一直处于不协调发展状态，在高度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以牺牲生态环境和资源高消耗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

4未来发展态势分析

近年来，云南省在环境保护和治理、降低能耗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2005年，环保直接投资占GDP比重达1.4%，相当于2000年的1倍；1990～2005年，“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以年均27%的速度增加；2005年工业废物综合利用率相当于1990年的4倍多；2005年，万元工业产值耗能、万元生产总值耗能、万元GDP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万元GDP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元GDP工业废水产生量均有所下降，吨能创造工业产值和吨能创造生产总值也有极大提升。这些因素的促进下，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耦合度呈下降趋势。

尽管如此，云南省未来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胁迫和约束双重机制加强，二者协调发展仍面临巨大压力。可以预见，云南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胁迫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5年以来，由于过度追求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高耗能、高污染项目上马，加之人口压力不断增大，致使区域资源消耗过快，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严重，区域土地、水、矿产等各种资源供给日趋紧张，区域综合支撑能力受到严重影响。而历史上对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所欠的旧账越积越多，形成累积效应，并以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滞后效应表现出来，至今仍没有得到解决。

（2）长期以资源开发为主的产业结构和粗放的发展模式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劳动力素质不高、技术落后，云南省在国际、国内区域分工中处于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地位，经济增长主要靠过度消耗资源和加重环境成本的方式来实现。以能源消耗指标为例，在1990～2005年，云南省万元工业增加值耗能（规模以上）以年均5%的速度下降，2005年为3.55吨标准煤/万元，仍高于全国2.59吨标准煤/万元的水平，且在“十五”期间呈波动状态，下降极其缓慢。万元生产总值耗能以5.9%的速度下降，2005年降为1.73吨标准煤/万元，高于全国1.22吨标准煤/万元的水平。云南省在通过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形成一个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产业体系方面面临不小压力。

（3）“三废”排放量逐年增加，环境污染加剧，环保投资严重不足。根据2005年《云南省环境公报》，SO2排放量呈上升趋势，大气污染防治面临较大压力，昆明等6个城市空气污染加重，15个开展降水酸度监测的重点城市中，11个城市出现酸雨。云南省77条主要河流的150个监测断面中，水质在Ⅲ类以下的断面达42%。1990～2005年，废水排放总量以年均1.9%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8.05亿t，工业废气排放量以年均8.7%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6646.08亿标立方，工业固体废弃物以年均5.7%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4661.49万t。与此同时，“三废”处理能力却提高不大，例如，2005年，工业废物综合利用率仅为35%，远低于全国57%的水平。环保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年均增长4.7%左右，2005年达1.4%，略高于全国1.3%的水平，但远远低于云南省GDP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水平。生态环境污染加剧，环保投入不足加大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

（4）全省总人口将继续增长，加之云南为边疆山区多民族省份，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各项建设起步晚，对环保设施和技术投入欠账较多，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势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交通、能源、水利等各项建设将大大加快，必然加大对资源环境胁迫强度，这已是难以逆转之势。

（5）环境保护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受自然灾害和自然条件的影响较严重。一方面，云南省自然条件差，全省山地、高原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94%，盆地面积仅占土地总面积的6%，这对社会经济发展极为不利，资源富集但开发利用成本高，各类用地受到限制，环保工程措施投入大，技术要求难度高。另一方面，自然灾害影响也较为严重。以农业生产为例，在1952～2005年间，全省农业自然灾害总受灾面积达4745.99万hm2，年均受灾86.29万hm2，占年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20.28%。1996～2006年，因自然因素（洪水、地震等）和某些人为因素造成的灾毁耕地共计达4.88万hm2（年均因灾毁而减少耕地0.49万hm2）。此外，云南省水土流失较为严重，1999年以来，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36.9%，土壤平均侵蚀模数达1340t/km2・a。以金沙江流域为例，全流域年均水土流失直接经济损失相对量达4427.4元/km2・a，其中坡面侵蚀损失3247.6元/km2・a，重力侵蚀损失1179.8元/km2・a［22］。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云南省未来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

5结论

（1）从系统理论思想出发，对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系统进行耦合态势分析，以识别系统协调发展状态，对今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优化调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评价结果表明，自1994年突破分水岭以来，云南省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一直处于不协调发展状态，近10年，耦合度均在50°～84°之间。尽管2002年后呈下降趋势向协调发展方向演进，但其速度极其缓慢，环境保护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其滞后效应在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将越显明显，系统间的胁迫约束机制加强，目前总体上仍然处于极不协调状态。

（3）分析表明，未来云南省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协调发展仍将面临一系列的重大挑战，系统向协调发展方向演进的难度大，达到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同步协调发展的目标任重而道远。因此，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明确区域科学定位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同时加大环保资金和技术投入，特别是重视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吴勤堂. 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机理分析［J］. 管理世界，2004，（2）：133-136.

［2］吴文恒，牛叔文. 甘肃省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2006，（2）：81-86.

［3］刘耀彬，李仁东，宋学锋. 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析［J］. 自然资源学报，2005，20（5）：105-112.

［4］乔标，方创琳.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模型及其在干旱区的应用［J］. 生态学报，2005，25（11）：3003-3009.

［5］刘耀彬，李仁东. 江苏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规律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1）：47-51.

［6］马彩虹，赵先贵. 陕西省人口-耕地-粮食系统耦合态势研究［J］.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2005，23（5）：217-221.

［7］张富刚，刘彦随，王介勇. 沿海快速发展地区区域系统耦合状态分析――以海南省为例［J］. 资源科学，2007，29（1）：16-20.

［8］张振杰，杨山. 基于系统行为的城乡耦合地域空间演变规律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2007，14（2）：88-92.

［9］朱鹤健，何绍福. 农业资源开发中的耦合效应［J］. 自然资源学报，2003，18（5）：583-588.

［10］ 高长波，陈新庚，韦朝海等. 区域生态安全：概念及评价理论基础［J］. 生态环境，2006，l5（1）：169-174.

［11］ 杨子生. 云南省耕地资源危机及其对策初探［J］. 自然资源（现《资源科学》），1994，16（5）：16-24.

［12］ 杨子生，李云辉，邹忠，等. 中国西部大开发云南省土地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研究［M］. 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3.

［13］ 杨子生，刘彦随. 中国山区生态友好型土地利用研究――以云南省为例［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14］ 李宏. 云南人口变动与土地承载力分析［J］. 农业经济，2004，（7）：7-8.

［15］ 杨林泉. 云南脆弱生态区相对资源承载力研究［J］. 云南环境科学，2005，24（3）：15-17.

［16］ 陆颖，何大明，柳江，等. 云南省15年生态足迹与承载力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3）：93-97.

［17］ 云南省统计局. 云南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2006.

［18］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2006.

［19］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2006.

［20］ 李崇明，丁烈云. 小城镇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及应用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4，（11）134-144.

［21］ 徐学荣，吴祖建，张巨勇，等. 可持续发展通道及预警研究［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3，33（2）：31-37.

［22］ 李云辉，贺一梅，杨子生. 云南金沙江流域水土流失直接经济损失测算方法与区域特征分析［J］. 山地学报， 2002，20（增刊）：36-42.

［作者简介］李智国（1977－），男，云南武定人，汉族，讲师，主要从事生态安全、区域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第7篇：社会经济损失范文

1672-1683（2015）001-0184-04

Assessment of capacity of geologic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of Southwest Region

LI Yan-min，XU Gang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In our country the southwest of the geological disasters becomes more frequent than before.The purpose of assessment of capacity of geologic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of southwest region i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capacity and reduce geological disasters to local people and the economic losses.The article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index system and an evaluation model of regional comprehensive disaster reduction ability that the predecessors put forward.Then it us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o evaluat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capacity in Southwest.The result show that the capacity of geologic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is the highest in Chongqing province followed by Sichuan province and Yunnan province while Guizhou city is lowest.The last it put forward th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Key words：geological disaster；capacity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Southwest of China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不断的加快，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一些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加剧了各种灾害的发生，使得近几年中国自然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增加，其中地质灾害发生的频率也随之有所增加，仅2004年―2012年中国共发生地质灾害数2.5×105起，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达到608.11亿元。有6 341人在地质灾害中死亡，11 917人员伤亡。数次地质灾害发生给国家造成重大的经济和人员损失。由于地质灾害点多面广，成灾迅速，因而面对突如其来的地质灾害，灾害风险评估就显得尤为的重要。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地质灾害风险评价有了广泛的研究，并在地质灾害风险评价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普遍的认为地质灾害由灾害的危险性、承灾体的脆弱性以及防灾减灾能力等方面组成。随着公众防灾减灾意识的不断增强和综合减灾能力的提高，防灾减灾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灾情的大小。在此背景下，区域防灾减灾能力评估逐渐成为地质灾害风险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制定合理的减灾对策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防灾减灾能力评价研究在国内已有诸多的先例，黄大鹏[2]等，采用层次分析法结合专家意见，构建了综合防洪能力、监测预警能力、抢险救灾能力与恢复重建能力以及灾害管理能力的洪涝灾害防灾减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安徽省淮河流域各县市洪涝灾害防灾减灾能力进行了评估。宋超[3]等提出了泥石流防灾减灾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和量化评价方法。谢礼立[4]等对城市防震的减灾能力进行了评估，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用防震减灾能力综合指数来评价城市的防震减灾能力。然而至今对西南地区地质灾害防灾减灾能力系统全面的研究较为缺乏，西南地区地质灾害防灾减灾能力综合评估基本上还是空白。西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貌环境和气候环境，地质灾害致灾因子复杂，常见的地质灾害有泥石流、滑坡、崩塌、地震等。每年由于地质灾害造成的经济和人员损失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资料显示2004年-2012年西南地区共发生地质灾害43 039起，占全国17%，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34.8亿元占全国经济损失的22%。威胁西南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阻碍该地区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因此加强西南地区防灾减灾能力评估的研究，提出合理有效的防灾减灾对策，对于规避和减缓地质灾害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选取西南地区“三省一市”（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为研究区域，采用层次分析法并融合专家意见，从监测防治能力、应急处置与救援救助能力、社会经济基础支撑能力、灾害管理能力四个方面对西南地区地质灾害防灾减灾能力进行综合评估，以期为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进行有益的探索，为西南地区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应急规划提供参考。

1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西南地区是指西南三省一市，包括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和重庆市，即中国综合自然地理区划中西南区所划定的范围。国土面积112.58万km2，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2%；总人口近2亿人，约占全国的14%。该区多位于我国第三级地貌单元，部分处于第三级地貌单元和第二级地貌单元的过渡部位，以高原、山地和丘陵为主。主要的地貌类型有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地形崎岖，降水较多，植被少，岩石破碎，地表承载力差，容易发生地质灾害。西南地区地质灾害种类多，主要有滑坡、崩塌、泥石流、岩溶坍塌、地震等。滑坡、崩塌主要发生在西南中、高山地区；泥石流主要分布在地质构造复杂、断裂发育、岩石易于破碎风化的地区、暴雨中心地区以及深切割的高山、中山地区；岩溶塌陷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云南省、四川省和重庆市；而地震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一些板块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带。因此对该地区进行地质灾害防灾减灾能力评估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西南地区为例，是考虑到西南地区作为全国当之不愧的地质灾害多发区，山地较多，地形复杂，多发生地质灾害。对该地区进行防灾减灾能力评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2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公开资料，文献和相关统计年鉴为主要数据来源，其中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2013）、《重庆市统计年鉴》（2013）《贵州省统计年鉴》（2013）《云南省统计年鉴》（2013）《四川省统计年鉴》（2013）。

1.3研究方法

根据西南地区防灾减灾能力评价指标特点，结合数据可获得性与当地的实际情况，采用层次分析法，这是一种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可以对复杂的问题采取分层多因素的逐步分析。

（1）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将西南地区地质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作为层次分析的总目标，将监测防治能力、应急处置救助救援能力、社会经济基础支撑能力、灾害管理能力等5项指标作为1级子目标，将灾害监测能力、灾害防治能力、灾害预警预测能力、医疗救助能力、交通运输、人力支撑、政府投资、社会经济支撑、科技支撑、公众认知能力等10项指标作为2级子目标，下一层19项指标作为3级子目标。

根据综合防灾减灾能力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可操作性、易获取性、简单实用性等原则来选取相应指标。地质灾害防灾减灾能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对地质灾害的防预、应急、灾后恢复，同时也与人们受教育程度以及受灾人群灾害意识有关。其中灾害监测防治能力是区域安全与发展的重要保证。根据防灾减灾原则本文主要从监测能力和防治能力两个方面来反映。由于地质灾害发生机理相当复杂，其发生具有偶然性，因此，区域的灾害应急能力相当重要，其强弱主要取决于灾害发生过程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应变能力，本文通过应急处置与救援救助能力以及社会经济基础能力两个大方面，其中包括医疗、财力、交通、信息传播等因子来进行评价。同时也不能忽视人们防灾减灾意识以及国家灾害管理能力。综上，本文构建了地质灾害防灾减灾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区域综合防灾减灾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2）构造判断矩阵。

层次结构模型确定了上下层（A、B层）元素之间的隶属关系，这样就可依据同一层的各项指标或因子的相对重要性程度，针对上一层的准则来构造判断矩阵，重要性判断结果的量化通常采用1～9进行标度。根据标度表，采用专家评分法可得到判断矩阵。判断矩阵标度及其含义见表2。

（3） 重要性排序。

求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所对应的特征向量w

w=（w1，w2，w3，w4，w5）T（1）

即为所求的各具体指标的权重。其中：

wi=nΠnj=1aij/∑ni=1nΠnj=1aij（2）

（4）一致性检验：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λmax

λmax=1n∑ni=1（AW）Wi（3）

表2判断矩阵标度及其含义

标度含义

1表示两个因素相比，具有同样重要性

3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稍微重要

5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明显重要

7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强烈重要

9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极端重要

2，4，6，8上述两相邻判断的中值

倒数因素i与j比较后得到判断bij，则j与i比较的判断bij=1/bji

其中：（AW）i为向量AW的第i个元素。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指标如下：

CR=CI/RI（4）

其中：CI=1n-1（λmax-n）（5）

RI为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指标，取值见表3。

表3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指标

阶数n1或23456789

RI00.580.901.121.241.321.411.45

当CR小于或等于0.1时，认为矩阵具有满意一致性，说明确定的各指标权重是合理的，否则需要对矩阵进行调整，直到满意的一致性为止。

根据上述方法最终确定了研究区域防灾减灾能力评估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见表4。

表4区域防灾减灾能力评估指标权重

（5）评价模型构建。

由于区域防灾减灾能力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和复杂性，遵循区域防灾减灾能力评价相应原则，本文构建的区域综合减灾能力评价的理论模型如下：

E=∑ni=1（Wi×Ci）（6）

式中：E为区域综合减灾能力的评价值；Ci为评价指标相应的赋值；Wi为各三级指标的权重值。E值越大，表明区域的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就越强。

对于各指标的评分，既需要充分的考虑到个指标之间相对重要的程度，又需要划分出各项指标在各项指标水平上的等级，同时便于把搜集到的数据转化为评估分数，以便可以得到西南各省市的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的综合值。为此，本文将搜集到的各项评价指标实际的数值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对其进行等级的划分，将评分级别分别划分为小于01，01～02之间，02～03之间，03～04之间，04～05之间，大于05共6个等级，再对每个等级赋值来确定评分值。对小于01以下的等级指标，赋值为1，以此类推。由此，可以将实际的数据转化为可比较的评分数值。

2结果分析

根据防灾减灾模型以及层次分析法，最后得出西南地区三省一市的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的评价值见表5。各方面能力评价值见表6。

表5西南地区防灾减灾综合能力评价值

地区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

防灾减灾综合评价值（E值）0.71280.70140.85281.1302

表6西南地区防灾减灾各方面能力评价值

地区灾害监测防治能力应急处置与救助救援能力社会经济基础支撑能力灾害管理能力

云南0.28930.04870.09160.2832

贵州0.13690.04290.05110.4705

四川0.44860.09080.12550.1879

重庆0.71150.06460.11920.2349

从表5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在西南三省一市防灾减灾能力存在一定的差距，其中重庆市防灾减灾能力最强，其次是四川省，云南省和贵州省防灾减灾能力较弱，其中贵州省最弱。由于各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国家给予的政策倾斜的差异，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防灾减灾能力评价值的差异。在全国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严重的70座城市中，重庆市位列第一。重庆市是我国西南最大的工商业中心，是长江上游水陆交通枢纽。特别是重庆成为直辖市后，在这一地区的地位更显重要，针对重庆市地质灾害多况，各级政府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并实施了有效的防灾减灾措施，专家也为重庆市地质灾害的防治献计献策。例如三峡工程的移民工程，使得三峡库区6万多hm2在山坡上开垦的耕地退耕还林。于此同时重庆市颁布了《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04年-2015年）》，全面的提高了重庆市的防灾减灾能力，因而重庆市防灾减灾综合评价值在西南地区最高。紧跟其后的四川省受“5.12”汶川特大地震、“4.20”芦山强烈地震之后，重点加强了地质灾害防治方面的有关工作，再加上其优越的自然条件，成都平原乃天府之国，农业工业经济发达，是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国家西部大开发重点省份，国家在经济、科技、人才方面给予了较大的倾斜和投入，因此经济较发达的四川省综合评价值仅次于重庆，而云南省、贵州省地区喀斯特地貌广布，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交通不便，工农业发展较慢，再加上山区地质灾害频发，从而造成综合评价值较低。

从表6可以看出在灾害监测防治能力方面，重庆市评价值在西南地区是最高的，这与它在灾害监测防治方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2011年-2013年期间，重庆市区级各有关部门认真执行了《重庆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管理办法》（渝府发〔2011〕31号），积极运用政府预警信息平台，及时有效各类灾害预警信息。不断拓展渠道，提高效率。 灾害预警信号将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站、公共电子显示屏、移动和固定通信等方式及时向社会公众。做到了灾害信息随时报告制，牢牢把握了防灾救灾工作的主动权。 而在应急处置与救援救助能力和社会经济基础支撑方面，四川省综合评价值最高，四川省作为西南地区经济发展中心，西部大开发的重点省份，国家给予的政策倾斜较多，医疗设备完善，技术先进，使得它的医疗救助能力较强。除此之外，四川省是典型的盆地地形，交通运输事业发达，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从医疗，交通等方面为四川省提供了强有力的应急救援保障。在社会经济方面，近年来，仅省级财政就筹措了50多亿元资金，加大了重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实施进度，加快了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工程防治和应急体系建设。除此之外，四川省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保障基本生活水平的基础上，有了更过的余钱来支持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这将成为四川省防灾减灾事业发展的经济基础。最后在灾害管理方面贵州省则占据了领先的位置，这与其在教育科研领域的投入和努力，密不可分，贵州省加强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全省城镇居民应急、避险知识的宣传覆盖率达到70%以上；加强灾害信息员业务培训。根据每个村至少有1名灾害信息员的要求，在多灾易灾市、县、乡、村设立各级灾害信息员19 700人。全省有登记在册灾害信息员18 674人。它从公众的认知能力和科技投入方面，全面的提高了自身的灾害管理能力。从以上评价结果可以看出，西南各省都有其优越和薄弱的环节，各省应该在此基础上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多学习其他省市在防灾减灾方面的有益经验，改善自己的不足，全面提高自身综合防灾减灾能力。

3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策略与手段

西南地区是地质条件复杂多样，又处于我国的内陆西区，经济发展较东部落后许多，频繁的地质灾害再加上落后的经济和科技水平，使得西南地区在面临地质灾害时所受到的人员和经济损失也较大。对此本文将提出一些建议性的防灾减灾策略和手段，为西南地区防灾减灾管理提供科学性的建议。

（1）根据西南地区不同区域防灾减灾能力的高低，进行危害性分区评价，划定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以及重点防治点，因地制宜，根据每个地区地质灾害时空分布特征，制定各个地区的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并提出具有地方特色的防治对策措施。从表6中我们可以看出重庆在灾害监测防治能力方面比其他三省要强，因此这三个地区需要加强完善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在地质灾害多发区，设立监测站点，并加大对地质灾害防治项目的投资。重庆、云南、贵州在应急处置与救助救援能力方面较弱，这三个地区需要增加灾害应急车道和公路，在地质灾害多发地区，广泛增添应急庇护场所，完善通讯网络，使得在灾害发生时保持与外界的联系以寻求救援，在居民密集区建设医疗救助站，以便在救灾抢险过程中给予及时的医疗救助。贵州省、云南省在社会经济基础支撑能力、在西南地区处于弱势地位，需要国家予以高度的重视，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增加倾斜投入。

（2）构建大西南地区防灾减灾系统，形成具有规模的应急网络，利用现代信息网络，在基于3S技术的基础上结合地质灾害预警技术，构建大西南地区地质灾害空间数据库和监测网站，从而实现西南各地区之间的数据和资源的共享与交流，缩小西南各地区之间防灾减灾能力的差异，实现大西南地区防灾减灾共赢的局面。减少了地质灾害对西南地区经济和人员所造成的损失，促进大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3）由于西南地区地处我国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相比东部地区较弱，人们的防灾减灾意识不强，需要当地政府和学校在原有防灾减灾教育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一套针对滑坡、泥石流、崩塌、地震等西南地区常见的地质灾害并面向全体公众的防灾减灾教育体系。涵盖主要地质灾害类型的防灾救灾的知识，针对不同年龄段设置不同的教学内容。

4结语

（1）本文以西南地区“三省一市”为研究区，以省级单元为评价单元，采用层次分析法并融合专家的意见，在数据可获得性、指标量化可行性的基础上，尊重客观规律，针对西南地区构建了地质灾害防灾减灾能力综合评估体系，分别对各各省市进行了防灾减灾能力评估。评估结果表明：重庆市在地质灾害防灾减灾方面能力最强，相比较四川、云南较弱，贵州最弱。

（2）本文研究是对地质灾害防灾减灾能力评估的一种尝试，旨在为我国科学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建设的意见，为减灾事业做出一点贡献。构建的地质灾害防灾减灾能力评估体系为其他区域开展防灾减灾能力评估提供借鉴，评估结果和对策可以为地质灾害防治应急规划提供参考。

（3）以前灾害评估工作主要集中对地质灾害危险性以及承载体易损性评估方面，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对防灾减灾能力方面的评估关注较少，西南地区地质灾害防灾减灾能力评估目前还是空白。

第8篇：社会经济损失范文

关键词：渭河流域；污染经济损失；环境经济损益率

中图分类号： F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流域总面积13.5万km2，涉及陕、甘、宁三省区。其中陕西境内流域面积6.71万km2，占渭河流域总面积的50%，包括宝鸡、杨凌、咸阳、西安、渭南、铜川、延安及榆林等7市1区61个县(市、区)的全部或部分。渭河是陕西人民的母亲河，它的存在是陕西关中地区传统农业灌溉的基础，也是沿岸大中城市如西安、宝鸡、咸阳、渭南等现代文明的保障[1]。近些年来，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的推进以及人口的增加，区域工业、生活用水产生的废污水排放量大大增加，水污染日趋严重，降低了水资源的使用价值，极大地制约了区内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本文根据环境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把工业污染影响造成的经济损失，用各种不同办法转换为货币单位表示，用环境经济损益率等环境经济指标反映全流域工业污染环境经济变化状况，力求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指导污染源的管理与控制[3]。

1.流域工业污染环境经济指标计算

1.1 渭河流域污染概况

渭河流域面积集中了全省三分之二的人口和生产总值、56%的耕地、72%的灌溉面积，其流域的经济发展对推动全省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该流域不仅是陕西省政治、文化的中心区域，而且是陕西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其工业产值占全省90%，农业产值占50%[1]。渭河沿岸工业城市过于集中，中下游区域工业布局过密，致使环境污染可能性增大。2000年渭河流域废污水排放量为11.1亿t，其中渭河干流废污水排放量9.1亿t，CODCr入河量19.3万t，在渭河干流及主要支流重要河段2595.7km的评价河长中，全年Ⅰ、Ⅱ类水质河长占总评价河长的5.4%，Ⅲ类水质河长占16.6 %，Ⅳ类水质河长占24.2%，Ⅴ类及劣Ⅴ类水质河长占53.8%。其中，干流全年Ⅲ类水质河长占37.2 %，Ⅳ类水质河长占12.2 %，Ⅴ类及劣Ⅴ类水质河长占50.6%，咸阳以下河段水质常年处于劣Ⅴ类状态，丧失了基本的水体功能[4]。

1.2环境经济损失估算公式

环境经济损失又称污染代价，是污染损害在经济上的数值表现，它是污染损失的总和，也就是工业污染引起的环境经济费用的总和。一般来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值应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和潜在影响损失三方面的估价[5]。根据环境经济损失计量内容，我们列出流域工业污染经济损失的估算公式:

式中：―流域工业污染环境曾、损失(万元/年)

―各分项损失值(万元/年)

―各地、市环境经济损益率

―换算系数

―各地市工业产值

―参加环境经济损失值计算的各种物质数量

―各种物质的单价费用

1.3 计算方法举例

在以上估算公式中，关键是选择计算模式中的换算系数(K)。换算系数K的确定有四种方法。a.系数法；b.经验估算法；c.回收率法；d.直接叠加法[6]。现举废水抽水损耗计算为例。废水抽水损耗，是指废水可利用或可循环(而未循环)部分的抽水损耗费用计算，应用以上a法选k值。

式中：―渭河流域每年排放的废水可利用部分的比例数（=0.5）

=11.1亿顿/年

=56.49元/千吨

1.4 流域污染经济总损失估算

按以上订出的估算公式，我们对全流域的工业污染环境总损失进行了估算，估算结果见表1―1。

损失项目 分项损失

（万元/年） 流域总损失合计 (亿元/年) 全流域工业总产值

(亿元/年) 总损失占总产值

比例(%)

污染物流失 6537.08 4.78 9480.6 0.05

农业损失 10421.96

治理投资 22565.32

人体健康损失 9209.01

抽水损耗 8274.71

.表1―1 渭河流域工业污染环境经济总损失估算表

1.5 流域各地市污染经济损失计算

流域各地市污染经济损失计算主要选择陕西省境内渭河沿岸6个地市作为环境经济模式区，它们是：西安、咸阳、宝鸡、渭南、杨凌、铜川。同样对五个分项损失进行估算，按全流域污染经济总损失计算方法进行计算。计算结果见表1―2。

咸阳市 西安市 渭南市 宝鸡市 铜川市 杨凌区

环境经济损失

(万元/年) 12796.8 12323.5 12033.5 9203.1 1028.8 414.1

顺序 1 2 3 4 5 6

地市工业产值

(亿元/年) 2234.49 3380.15 1578.20 1934.69 313.77 39.3

表1―2 渭河流域各地市污染经济损失计算表

1.6 流域各地市环境经济损益率计算

按前面给出的环境经济损益率的定义及公式，我们计算了各地市的损益率，计算结果见表1―3。

杨凌区 渭南市 咸阳市 宝鸡市 西安市 铜川市

损益率（） 0.001054 0.000762 0.000573 0.000476 0.000365 0.000328

顺序 1 2 3 4 5 6

表1―3渭河流域各地市环境经济损益率

2. 结果

（1）由表1―2可知，渭河流域关中段各地市中，咸阳市年污染经济损失值最大，西安市、渭南市次之，三城市年污染经济损失值均在亿元以上。杨凌区年污染经济损失值最小。

（2）由表1―3可知，渭河流域关中段各地市中，杨凌区年环境经济损益率最大，铜川市年环境经济损益率最小。

3．结论

（1）本文对渭河流域关中段各地市，以污染经济损失值与工业总产值作分析比较，对环境经济进行损益分析。得出结论为，污染经济损失值最大的，环境经济损益率不一定最大，还与当地工业产值有关。

（2）本文方法可应用于水流域方面的宏观领域的环境经济损益分析，它对调整污染经济损失与国民经济产值间的平衡失调有一定作用。

通过开展环境经济损益分析，对于确保国民经济产值稳步增长，在国民经济产值与污染经济损失值间寻求平衡，合理使用环境费用，科学管理环境都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葛芬莉.关中地区渭河流域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治理研究[J].西北水力发电，2004（20）

[2]王西琴，周孝德，李怀恩.渭河流域工业发展与水环境质量趋势分析[J]. 水资源护，2001（01）：18―20

[3]唐可诗.湘江流域环境经济捐益分析方法探讨[J].重庆环境保护，1985（03）

[4]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渭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2007

第9篇：社会经济损失范文

【关键词】 运动；创伤和损伤；患病代价；身体部位；学生

【中图分类号】 R 873 R 1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8)07-0623-03

无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伤害是34岁以下人群的首位死因，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1-2］。中小学生正在生长发育阶段，喜欢运动，但对危险的认识和估计不足，特别容易造成运动伤害。有研究报道，中小学生30%～55%伤害的原因是运动造成的［3］。广东省连平县位于广东省东北角，与江西省相邻，为山区县，以丘陵地貌为主，交通经济落后，学校运动设施投入、维护相对不足，学生运动卫生水平不高，较为严重的运动伤害时有发生。为了解中小学生运动伤害的现况及其原因，为开展学生运动伤害的预防工作提供流行病学的基本资料，笔者于2006年在广东省连平县对中小学生运动伤害进行了调查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连平县4所中学的初一、初二、高一和高二及16所小学3～6年级的所有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出问卷9 732份，收回有效问卷9 470份，有效回收率为97.31%。其中小学生4 350名，初中生2 245名，高中生2 875名；男生4 804名，女生4 666名。

1.2 方法

1.2.1 诊断标准 依据王声提出的伤害诊断标准［4］：(1)经医院诊断为某一种损伤者；(2)由教师或医生对受伤者作紧急处置和看护者；(3)因伤休学0.5 d以上者。

1.2.2 调查方法 经预调查后制成统一的调查表，调查员由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所、广东省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学员、连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业人员组成，在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培训，按统一要求、标准及方法进行调查。收集2005年7月-2006年6月间中小学生在学校运动时跌伤、碰撞伤发生情况。

1.3 统计分析 调查表经审核合格后，采用EpiInfo 2002版建立数据库，双人2次录入，采用SPSS 1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中小学生运动伤害的报告率为21.45%，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分别为19.98%，18.98%，25.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8.52，P＜0.05)。男生报告率为29.23%，高于女生的13.44%(χ2=350.17，P＜0.01)，不同学习阶段男生运动伤害报告率均高于女生(P＜0.05)。见表1。

2.2 运动伤害的发生原因和时间 运动伤害发生的原因依次是同学不小心、没有做好准备运动、场地不好、未熟练掌握技术、其他、心情不好、情绪低落、恐惧心理等，依次占32.99%，20.43%，17.18%，13.84%，10.54%，6.25%，1.62%。运动伤害以下午(39.93%)最容易发生，其次是上午(27.38%)，中午(17.77%)和晚上(4.19%)相对较少。

2.3 发生运动伤害的活动类型 发生运动伤害时的活动类型主要以球类运动(43.72%)和跑步(20.78%)居多。球类运动造成的运动伤害随着年龄的增长有逐渐增加的趋势(χ2趋=14.82，P＜0.01)，跑步造成的运动伤害有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减少的趋势(χ2趋=73.88，P＜0.01)。男生以球类运动(55.34%)和跑步(14.96%)为主；女生以跑步(33.81%)和球类运动(17.70%)为主。见表2。

2.4 受伤部位 中小学生运动伤害的部位以手指/脚趾(32.05%)、下肢(31.71%)所占比例较大，其他依次是上肢、头颈部、多部位、面部、躯干等，依次占12.80%，7.83%，7.14%，4.63%和3.84%。

2.5 运动伤害类型 绝大部分的运动伤害均是由于自己(49.73%)或者别人(32.64%)无意造成的，别人故意(7.34%)和故意自伤(1.58%)所占比例相对较少，别人故意而造成的运动伤害，有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下降的趋势(χ2趋=71.72，P＜0.01)；相反，无意自伤所占的比例，有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上升趋势(χ2趋=93.43，P＜0.01)。见表3。

2.6 运动伤害造成的社会负担

2.6.1 医疗费用 发生运动伤害的2 031人中，201人(9.90%)需要住院/门诊处理，395人(19.45%)经由校医处理，958人(47.17%)经由自己/他人处理，316人(15.56%)没有任何处理。平均每例运动伤害花费1 318.7元。

2.6.2 缺勤 发生运动伤害的2 031人中，5.47%(111/2 031)需要住院，共累计住院751 d，其中48.65%(54/111)住院1 d以上，最长1例住院110 d。444人运动伤害后共休息2 079 d，334人(75.23%)休息1～3 d，最长1例休息120 d，平均每例运动伤害学生缺课1.39 d。

2.6.3 失能情况 在发生运动伤害的2 031人中暂时性失能(活动受损或有不适感者)149人(7.34%)，永久失能20人(0.98%)。

3 讨论

有研究报道，学龄儿童伤害约有10%～25%发生在校园或学校周围［5］，发生在学校的伤害因运动受伤占半数以上［6］。此次对连平县9 470名中小学生的运动伤害发生情况调查结果表明，运动伤害报告率较高(21.45%)，提示运动伤害已成为严重影响中小学生健康的主要问题，也是影响学校体育运动的障碍。

调查结果表明，中小学生运动伤害具有以下流行病学特点：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发生运动伤害，男生报告率是女生的2.17倍；不同学段男生运动伤害报告率均高于女生，与国内外报道的伤害性别、年龄分布模式相一致［7，8］，这和男生生性好动、活动频率高、活动范围广、运动强度高，更喜欢有刺激性的运动(如篮球)以及家长与教师对男孩和女孩教育和保护方式不尽相同有关。因此，运动伤害的预防重点应该放在男生身上。运动伤害发生率有随年龄增加逐步上升的趋势，主要是高中生参与运动的频率和难度增加，而初中生稍低于小学生，可能与其识别危险以及自我保护意识的能力增强有关。运动伤害的原因主要有不小心、没有做好准备活动、场地不好和未熟练掌握技术，且运动伤害多发生在球类运动和跑步时，提示在进行球类运动或跑步时，要加强安全教育，平时多对运动场地进行检查，及时维修运动场地，不要在非运动场地踢球、跑步，在运动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运动(充分热身)，在未熟练掌握技术的时候，动作幅度不要太大，要参与适合自己年龄、体质特点的运动。

运动伤害严重威胁中小学生的健康，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社会负担。伤害的社会经济损失包括早亡、残疾、缺勤或休息、直接医疗费用等。预防和控制运动伤害的原则是消除一切可能发生运动伤害的隐患，如果认真采取科学的方法，伤害不仅可以预防和控制，而且效果是立竿见影的［9］。

(致谢：感谢参与现场调查的连平县教育部门和连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各位同仁。)

4 参考文献

［1］ RICHARD JB,CAROLYN EF,XATHARYN.Reducing the burden of injury.2nd ed. Washington：Nat Res,1999:41-43.

［2］ PETER B,GORDON SS,SUDAN PB,et al.Injury prevention: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epidemiology,surveillance and policy.New York:Oxford,1998:4-5.

［3］ 王声，郭畅，张贵云，等.广东省四城市中小学生伤害发生现况及其社会经济损失.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00，34(4)：203-205.

［4］ 王声.伤害流行病学研究的内容与方法.预防医学文献信息，1998，4(3)：299-300.

［5］ de SIMONE EJ,GOLDMAN L.Safety makes sense:A program to prevent unintentional injuries in New York City public schools.J Sch Health,2001,71(5):180-183.

［6］ PHELAN KJ,KHOURY J,KALLKWARF HJ,et al.Trends and patterns of playground injuries in United States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J Sch Health,2001,71(5):180-183.

［7］ 李湘生，宣英琴，朱敏，等.中学生伤害流行病学调查分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1997，18(3)：146-149.

［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The World Health Report.Geneva,WHO,199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