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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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张范文

年份考点题型试题分布2014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唐代“三教合一”潮流宋明理学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早期的西学东渐古代中国的文学成就汉字的起源演变选择题山东卷文综第13题，天津卷文综历史第2题，海南卷历史第1题，上海卷历史第12题，北京卷文综第12题材料解析题天津卷文综历史第12题选择题全国新课标Ⅱ卷文综第25题，江苏卷历史第1题，海南卷历史第2题，全国新课标Ⅰ卷文综第24题，上海卷历史第5题材料解析题安徽卷文综第37题选择题全国新课标Ⅰ卷文综第25题选择题全国新课标Ⅰ卷文综第26题，浙江卷文综第12题，广东卷文综第15题，全国大纲卷文综第17题材料解析题山东卷文综第38题选择题浙江卷文综第12题选择题重庆卷文综历史第5题，江苏卷历史第3题，北京卷文综第13、15题材料解析题全国新课标Ⅰ卷文综第40题选择题上海卷历史第11题选择题北京卷文综第12题，广东卷文综第15题，重庆卷文综历史第1题，四川卷文综历史第3题，全国大纲卷文综第13题，广东卷文综第15题，北京卷文综第15题选择题广东卷文综第12题2015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儒家思想宋明理学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选择题山东卷文综第13题，安徽卷文综第12题，四川卷文综历史第1题，海南卷历史第1题选择题全国Ⅱ卷文综第24题材料解析题全国Ⅰ卷文综第40题，全国Ⅱ卷文综第40题，上海卷历史第40题，天津卷文综历史第14题选择题海南卷历史第5题，北京卷文综第15题，浙江卷文综第12题材料解析题山东卷文综第38题，江苏卷历史第21题，广东卷文综第38题选择题福建卷文综第17题材料解析题安徽卷文综第36题，天津卷文综历史第14题2015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早期的西学东渐古代中国的文学成就汉字的起源演变选择题浙江卷文综第17题选择题上海卷历史第10题选择题江苏卷历史第3题，重庆卷文综历史第2题，四川卷文综历史第3题，福建卷文综第16题材料解析题海南卷历史第26题选择题广东卷文综第12题材料解析题北京卷文综第37题从2014年高考以来，全国新课标Ⅰ卷加大了对必修3的考查力度，与必修1、必修2可以说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从上表统计可知，必修3中古代中国思想、科技与文艺是近两年高考的高频考点，尤其是古代中国思想和科技。考查内容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老子与孔子、百家争鸣、汉代儒学、宋明理学、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等）、古代中国科技（四大发明、早期西学东渐、中西科技对比等）、古代中国文学（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汉字的起源、演变等。题型既有选择题，也有材料解析题。

根据考纲及高考命题趋势，对2016年高考预测如下：提供新材料，设置新情景，考查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发展演变、阶段特征、与其他学说的关系、与西方同期思想的对比；古代中国科技的辉煌成就、中西科技对比；古代中国不同时期的文学形式、时代特征、演变特征；中西文化特征的对比等。

【金题点睛】

示例1（2015年海南卷历史第1题）先秦诸子百家既相互辩难，也相互影响。儒家与法家主张的共通之处是

A.重农抑商B.强调制度与秩序

C.厚古薄今D.重视道德与人伦

【答案】B

【解析】重农抑商由法家提出，A项错误；法家倡导法治，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儒家注重贵贱有序的等级秩序，B项正确；厚古薄今主要是儒家的思想主张，C项错误；重视道德与人伦是儒家的主张，D项错误。

变式练习（2015年四川卷文综历史第1题）战国中后期，思想领域出现融合倾向。下列选项最能反映这一倾向的是

A.克己复礼B.礼法兼用

C.民贵君轻D.选贤举能

【答案】B

【解析】“克己复礼”是春秋时期孔子提出的主张，A项错误；“礼法兼用”是战国末期儒家代表人物荀子提出的思想主张，该思想将儒家与法家的观点相融合，B项正确；“民贵君轻”是战国时期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提出的思想主张，C项错误；“选贤举能”是战国时期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提出的思想主张，D项错误。

示例2（2015年上海卷历史第10题）在一张地图上，出现了“欧逻巴”“亚细亚”“地中海”“大西洋”“尼罗河”等汉字地名，“大地是球形的”这一观念被引入了中国。这张地图的绘制者是

A.沈括B.马可・波罗

C.利玛窦D.徐光启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早期的西学东渐。材料中这些地理名词是明清时期由传教士带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参加编绘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传播西方一些地理观念，C项正确。

变式练习（2014年上海卷历史第11题）为了完成图1“中外文化交流”时间轴，在“？”处应填上

图1A.日本派出遣唐使

B.严复所译《天演论》发表

C.火药传入阿拉伯地区

D.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

【答案】D

【解析】从图中时间轴可以看出，“？”处应处于明朝时期。日本派出遣唐使是在唐朝，A项错误；严复所译《天演论》发表于1897年，B项错误；火药传入阿拉伯地区是在13世纪，C项错误；明后期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D项正确。

示例3（2015年江苏卷历史第3题）景帝时，司马相如的赋没有引起天子注意。武帝时，“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成帝时，奏御者千有余篇。由此，对赋的理解不正确的是

A.契合时代的文化需求

B.为统治者“润色鸿业”

C.宣扬道家的无为思想

D.为阅读者“铺陈气势”

【答案】C

【解析】西汉司马相如是汉赋的代表人物，汉赋辞藻华丽，手法夸张，表现出大一统时代恢宏的文化气度，A项正确，不符合题意；武帝时，“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悦”，表明汉赋为统治者服务，B项正确，不符合题意；武帝时，已改变无为为积极有为，C项错误，符合题意；赋多用铺陈叙事的手法，D项正确，不符合题意。

变式练习（2014年四川卷文综历史第3题）太史公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据此可知，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作赋

A.重视吸取西汉败亡的教训

B.旨在批判当时的奢靡世风

C.创作形式与《诗经》一致

D.注意克服文辞铺张的弊病

【答案】B

【解析】司马迁、司马相如均为西汉人，其生前西汉未败亡，A项错误；据材料，司马相如的赋“其要归引之节俭”，且“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联系《诗经》中对社会黑暗腐败的批判，可推知他们都提倡节俭，反对奢靡，B项正确；赋形式铺排华丽，散文韵文并用，而《诗经》以四言为主，较为平实，C项错误；据材料“相如虽多虚辞滥说”，可知司马相如未克服文辞铺张的弊病，D项错误。

【重点破解】

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一）演变历程

1.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创立与发展

（1）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仁”和“礼”的学说，创立儒学。

（2）战国时期，孟子将孔子的政治主张发展为“仁政”，提出“民贵君轻”，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治国应以礼教为主，礼法并施。儒学影响力扩大，成为蔚然大宗。

2.汉代儒学成为正统

（1）以儒家思想为骨干，融合阴阳家、黄老思想及法家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

（2）新增“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大一统”等内容。

（3）汉代对儒学的改造，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维护封建统治；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和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确立了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主的权力。

3.宋明儒学发展为理学

派别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代表程颢、程颐

（发展理学）朱熹（理学

集大成者）陆九渊

（开创心学）王阳明（心学

集大成者）不

同

点哲学

思想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地位明初取得统治地位未取得统治地位对“理”的解释“理”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先有理后有物理之源在于天理，天理就是三纲五常“心即是理”，“心”是万物的本原“心外无物”“心即是理也”方法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去体会、贯通“理”（向外）“理”就在自己心中，求“理”就是进行内心的反省（向内）相

同

点地位都属于宋明理学的突出代表，把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内容都继承了孔孟“仁”“礼”的思想，都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理”，“理”是儒家伦理道德本质都以儒家伦理道德纲常来约束社会，维护专制统治，遏制人的自然欲求影响用三纲五常维系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有利于维护专制统治；重视个人主观意志力量，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到了积极作用4.明清对传统儒学批判继承

（1）李贽及其思想：他自称“异端”，力图冲破传统儒学的束缚，有强烈的追求个性和发展经济的要求。

（2）明末清初三大进步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主张：①政治上，反对封建君主专制。②经济上，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③思想上，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

（二）诸子百家中相反的观点

（1）在治国上，儒家主张实行“仁政”，反对严刑峻法；而法家主张法治，强调严刑峻法。

（2）在人性上，孟子主张“性本善”；而荀子主张“性本恶”。

（3）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荀子主张“制天命”；而庄子主张“顺自然”。

（4）在人生态度上，儒家强调社会责任；而道家主张逍遥的人生态度，强调超脱。

（三）儒家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地位及原因

历程地位原因春秋战国创立和发展时期儒家思想受到统治者的冷落“仁政”“德治”等主张虽然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但在诸侯争霸、战乱不断的年代，其主张不适应当时激烈的社会变革秦朝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压制秦统一后，儒家依旧遵循旧的主张，非议郡县制，站在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对立面，不能为统治者服务汉代儒学改造时期儒学处于独尊的地位董仲舒提出“大一统”“天人感应”等新内容，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适应了当时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宋明儒学转型和成熟时期儒家思想正统地位更加稳固儒学更加理论化、体系化和思辨化，逐渐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儒家思想发生了转型，理学产生并发展到心学，更加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明清之际批判继承时期正统地位受到冲击，但仍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和封建统治腐朽（四）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和欧洲启蒙思想的不同

比较项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欧洲的启蒙思想背景经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与缓慢发展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有较大发展政治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压制封建专制阻碍思想程朱理学、八股取士束缚和限制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性质本质上仍属于封建思想的范畴属于资产阶级反封建思想主张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提倡“人民为主”。经济上：主张“工商皆本”。思想上：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政治上：提出三权分立、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社会蓝图。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思想上：反对君主专制，提倡自由平等地位没有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成为17―18世纪欧洲的主流思想作用是儒学的新发展，没有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转型推动了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二、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

1.古代中国科技的特点

（1）先进性：四大发明、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2）广泛性：在数学、天文、历法、冶炼、造纸、印刷、造船、航海、建筑、医药学、农学、水利工程、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等方面都有重大成就。

（3）实用性：生产的需要推动科技发明，科技发明又服务于农业、手工业生产等。

（4）经验性：古代中国科技著作大多是对生产经验的记载和总结或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记录。

（5）封闭性：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科学技术难以推广，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具有很大的封闭性。

2.古代中国科技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原因

（1）中国确立了封建制度，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封建国家在科技发明中起了相当重要的组织和支持作用。

（2）统一是历史的主流，社会相对稳定，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3）国内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各民族互相学习，共同创造了古代文化，并能不断吸取外来先进文化提高自己。

（4）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为科学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5）统治阶级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从事科技文化事业的人才。

（6）古代中国农业、手工业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推动了科技发展。

（7）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创造等。

3.16―18世纪中国传统科技没能发展为近代科学的原因

（1）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但封建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对科技的发展提出迫切要求。

（2）明清统治者仍然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严格限制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压制手工业发展，不利于科技成果的产生、推广和应用。

（3）明清统治者加强文化专制，禁锢了思想，窒息了学术氛围，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

（4）当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中国封建统治者又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

总之，当时腐朽的封建制度使中国没能产生与欧洲相似的近代科学。

三、古代中国的文学艺术

1.如何分析某个朝代文学艺术繁荣的原因

（1）经济因素：分析当时的经济是否繁荣。

（2）政治因素：分析当时的社会是否安定或者相对安定；分析国家是否统一，政治是否开明；分析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是否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分析各民族间和中外之间是否存在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因素等。

2.宋元文化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1）特征：①科技上，宋元时期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广泛使用的时期，更是外传西方的重要时期。②思想上，理学出现，标志着儒家思想的成熟。③文学上，宋元时期，词、曲相继成为文学的主要形式，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扩大。④书画艺术上，风俗画盛行，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宋代宫廷画盛行；强调以景写意、抒发作者个人内心情感的文人画产生。

（2）影响因素：

政治中央集权的加强宋元时期，理学兴起，并逐步成为官方哲学，适应了中央集权政治发展的需要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不同宋朝知识分子地位较高，促进了宋朝文化的全面繁荣；元朝知识分子地位较低，促进了元曲的形成与繁荣国家的分裂和统一宋朝国家分裂，两宋文学家多忧世之作，影响了两宋诗、词的创作风格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民阶层队伍的扩大科技印刷术的发展印刷术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强化训练】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12个小题，每小题4分，共48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图2形象地反映了

图2A.君主专制的演化B.商品经济的发展

C.儒家思想的发展D.传统科技的兴衰

2.文学艺术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习俗的反映。下列文学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地再现西周时期社会环境、世态人情的是

A图3B图4C图5D图63.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于是从武帝以后，汉代的做官人渐渐变成都是读书出身了。……从汉代起，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士人政府”形成的思想条件主要是

A.法家思想的确立

B.黄老之学被推崇

C.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D.程朱理学的盛行

4.《春秋繁露》载：“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这表明董仲舒

A.强调君主专制的合法性

B.以天命强化儒家的德治理论

C.推动儒家思想的神秘化

D.提出以暴力废除暴君的革命理论

5.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这一变化的出现是由于

A.儒学正统地位不断受佛道冲击

B.为了发展和完善儒家思想的需要

C.唐朝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广泛

D.统治者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

6.“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关于人生追求，我们也许会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上述词句依次运用的文学形式分别是

A.楚辞、汉赋、唐诗

B.楚辞、宋词、唐诗

C.唐诗、宋词、楚辞

D.唐诗、宋词、元曲

7.李约瑟在《中华文明科学史》中说道：“中国之所以未能发展出现代的科技，问题不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缺乏逻辑推论思维），而在于中国传统上以儒士大夫为首，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文化……”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儒家思想重人伦不重实用是导致中国现代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

B.缺乏逻辑推论思维是导致中国未能发展出现代科技的主要原因

C.思想文化专制禁锢中国文人的思想导致中国现代科技未能形成

D.科举、四民观念等使中国人轻视科技进而造成现代科技的落后

8.图7《一团和气》粗看似一笑面弥勒佛盘腿而坐，细看却是三人合一：左为一道冠老者，右为一方巾儒士，二人各执经卷一端，团膝相接，相对微笑；弥勒佛手搭两人肩上，借用道者与儒士的五官，合成一张正面像。它体现了古代中国的一种社会思潮。对这一思潮表述正确的是

图7A.隋唐时期初露端倪

B.推动了宋代儒学新体系的诞生

C.“三教合归佛”为其核心内容

D.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9.图8和图9分别是北宋“理学五子”籍贯分布图和明末清初儒学家籍贯分布图。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图8图9A.西学东渐的影响

B.文化中心的南移

C.经济重心的转移

D.政治中心的东迁

10.宋明理学家倡导的“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齐家”而“平天下”的功能论，均反映出理学家

A.注重研究自然科学

B.以天下为己任

C.注重研究人文科学

D.关心社会进步

11.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评论道：“夫专制之威至明而极，故专制之至明而显。梨洲（黄宗羲）责民之古义，不啻向专制天下之制度作正面之攻击。使黄氏生当清季，其为一热烈之民权主义者，殆属可能。然而吾人细绎《待访录》之立言，觉梨洲虽反对专制而未能冲破君主政体之范围。故其思想实仍蹈袭孟子之故辙，一未足以语于真正之转变。”萧公权在此认为黄宗羲

A.具有近代民权主义思想

B.没有超越传统儒家思想的范畴

C.彻底否定君主专制政体

D.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

12.清史专家黄爱平指出：“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传统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转折阶段……在天地翻覆的磨难中，中国传统学术（儒家思想）完成了由宋明时期的思辨哲学向清代传统经学的转变。”对该材料解读最准确的是

A.政治环境的变化影响学术思想的发展

B.明清儒家力图恢复先秦的儒家学说

C.明清儒学比较全面地指出理学的弊端

D.清代传统经学利于近代民主思想产生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2个小题，其中第13小题28分，第14小题24分，共52分）

13.（28分）历史叙述、历史解释和历史评价是历史学习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材料一

图10材料二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世人习而不察，辄怪乎刑狱之日繁，盗贼之日炽，岂知小说之于人心风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清]钱大昕（1728―1804年）《潜研堂文集》

（1）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参照图10并结合所学知识，叙述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20分）

（2）“将零散而混乱的过去信息整理成有条理的历史知识是历史解释的基本任务；探讨因果是历史解释的重要形式。”根据对历史解释的认识，结合所学知识，解释材料二中作者的观点。（8分）

14.（24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宋代在哲学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伴随通经致用，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出现了以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等诸多流派。……宋儒诸子融汇各家，援佛入儒，建构成新儒学体系，不仅升华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

――杨迪《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

材料二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三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度繁荣。

――詹子庆《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

材料四文章由重形式改为重自由表达；艺术方面……则采用表现自己意志的自由方法。音乐方面……通俗艺术较盛，品味较古的音乐下降，变得单纯以低级的平民趣味为依归。

――[日]汉学家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学兴起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思想特征。（8分）

（2）根据材料二，概括作者关于宋代科技发展的观点，并说明理由。（8分）

（3）根据材料三、四，分别概括宋朝市民社会和文化发展趋势，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原因。（8分）

参考答案与解析

一、选择题

1.C【解析】本题考查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演变的总体特征。由曲线图在战国、汉朝、宋明时期出现的波峰和在秦朝、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出现的波谷，可以判断为儒家思想的发展曲线。C项正确。

2.B【解析】本题考查古代中国文学。《诗经》是古代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内容丰富，反映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B项正确；《离骚》和《庄子》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A、C两项错误；《周易》是周代占筮之书，不能“全方位、多角度地再现西周时期社会环境、世态人情”，D项错误。

3.C【解析】本题考查汉代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由材料中“从武帝以后”和“崇尚文治的政府”，可知“士人政府”形成的思想条件主要是汉武帝时期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C项正确；法家思想的确立是在战国时期，黄老之学被推崇是在西汉初年，程朱理学的盛行是在宋元明清时期，A、B、D三项错误。

4.B【解析】本题考查董仲舒的新儒学。依据材料中的“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可以看出董仲舒将儒家的德治上升到天命的高度，督促统治者实行德治，B项正确。

5.C【解析】从隋朝“三教合归儒”到唐朝三教并行，体现了唐代统治者的开明开放，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得到重视和广泛传播得益于唐朝与中亚、南亚（印度）等地思想文化的广泛交流，C项正确。

6.B【解析】本题考查古代中国文学。“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出自战国时期屈原的《离骚》，属于楚辞；“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出自宋代柳永的《蝶恋花》，属于宋词；“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出自唐代诗人李白《行路难・其一》，属于唐诗。B项正确。

7.D【解析】本题考查古代中国科技。A项中的重人伦不重实用不符合古代中国科技的特点；B项说法和材料意思相反；C项中的思想文化专制材料中没有体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科举制度下的思想，四民观念是“士农工商”，士排第一位，D项正确。

8.B【解析】题中的图画反映了“三教合一”，即儒、释（佛）、道三教合一，这一思想在南北朝时开始出现，在隋唐时期已经有较大发展，A项错误；宋明理学吸收了佛教、道教思想而发展了儒学，C项错误；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开始形成于汉武帝时期，D项错误；B项符合宋明理学的实际情况，正确。

9.C【解析】明清进步思潮与西方学说无关，A项错误；文化中心的南移是现象而不是根源，B项错误；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商品经济发达，在传统经济之外出现了新经济因素，思想方面的新变化反映了经济方面的新变化，C项正确；政治中心东迁与思想方面的变化没有关系，D项错误。

10.B【解析】无论是“存心”或者“存理”，其灭欲的目的都是要将思想认识统一到“理”，是从整个社会层面，也即维护社会秩序而言的；“格物”或“格心”是手段，其落脚点还是着眼于整个社会的“理”；“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齐家”而“平天下”的功能论都以整个社会为个人努力的目标，B项正确。

11.B【解析】根据材料，可知黄宗羲虽然反对封建君主制，但“未能冲破君主政体之范围”“其思想实仍蹈袭孟子之故辙，一未足以语于真正之转变”，说明其思想没有超越传统儒家思想的范畴，B项正确。

12.A【解析】材料中“中国传统学术（儒家思想）完成了由宋明时期的思辨哲学向清代传统经学的转变”是指理学向“经世致用”思想转变，而这种转变与明末清初君主专制空前强化有关，A项正确。

二、非选择题

13.（28分）（1）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各种思想流派提出治国济世的主张，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是重要思想流派之一。（4分）

汉武帝即位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4分）

魏晋隋唐时期，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4分）

两宋时期，程朱理学形成，它在吸收佛道学说的基础上深化儒学，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4分）

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批判继承儒学思想，以个性解放为核心，批判宋明理学，倡导求实精神，开创思想活跃新局面。（4分）

（2）示例：明中后期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市民文化兴起，传统伦理道德出现危机。小说作为一种文学表达形式，影响了社会各阶层，比儒、释、道影响更大。小说宣传一种与儒、释、道不同的价值观，儒、释、道劝人为善，利于社会秩序，小说导人以恶，破坏社会风气，有悖于传统主流。（8分）

14.（24分）（1）原因：通经致用，讲求义理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宋儒诸子融汇各家，援佛入儒。（4分）

特征：把儒家的忠、孝、节、义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形成一套囊括天人关系的严密思想体系――“存天理，灭人欲”。（4分）

（2）观点：宋代是古代中国科技发展的高峰。（2分）

理由：活字印刷术发明；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事业；火药广泛应用于军事上。（6分）

（3）市民社会发展趋势：市民阶层产生，有其独立的价值追求和社会生活方式；市民文化兴起。（2分）

第2篇：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张范文

一、李贽的主情音乐思潮

李贽是明朝中期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中国三大启蒙思想家之一。他和嵇康一样有着坚强的反名教、追求自由的精神，《焚书，读律肤说》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音乐美学思想。他的理论以童心说为基础，他认为一切美与艺术都必须要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要具有独创性和个性的彰显。他的美学思想纲领是：以自然为美强调内容上不被天和礼束缚，形式上不被成规制约而能自由发展。提出发于情性，由乎自然以反抗儒家思想倡导的发乎情，止乎礼的音乐美学思想。李贽还针对琴者，禁也，所以禁止邪，正人心也。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的说法，主张把琴由禁欲主义之工具转变为自由抒发性情之手段。他既肯定和继承儒家思想中关于音乐表情特征的思想，反对道家的无情和禁欲主张，又继承发扬了道家法天贵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批判精神，反对儒家思想禁锢人性，禁锢音乐的礼制。主张解放音乐个性自由地表情达意，他继承先秦时期业已有之的音乐可以沟通天人的说法和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感、性格的合理科学的音乐心理思想。同时，李贽也继承儒家和的音乐思想，提出琴贵和，育性情之说。指出琴和关键在于：音意和 ，指音和，弦指和，并且进一步指出辩之在指，审之在听的原则。肯定听觉与心理之间的关系。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作为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最完美体现，从其主张来说仍然没有跳出我国古代以儒道两家为思想主体的音乐美学思想范畴。但是从其所处的时代来看，他所提出的抒发真性情，形式自由，内容创新的主张，反映了在君主专制强化，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明清音乐美学思想在封建文化总体走向衰落背景下的一次回光返照。

二、徐上瀛的音乐美学思想

第3篇：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张范文

中国古代早已有士、农、工、商所谓四民的划分。宋代以来，商业发展已是中国史上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明清时代尤其突出。商人由四民之末发展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阶层，使人急欲探究在中国这样特殊的环境下商人阶层获取巨大成功的原因。本文试从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大众之熏陶的角度，解释中国古代商人成功所凭借的诚信观的思想渊源。

一、韦伯对宗教的评论给予中国问题的启示本文所谓的中国特殊的环境，是专指相对于马克斯·韦伯所言的西欧发展资本主义时期，宗教改革给人们思想上带来的新的冲击而言的。当然，中国与西方的发展不同，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远不是一两种观点所能解说清楚的，各家学者对此问题都有独到见解。本文只想从支配商人行为的价值观或是入手，探讨中国商人从自身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形成其诚信观的演变过程。鉴于明清之际正是中国商人阶层力量逐步发展壮大，直至打破传统四民秩序的特殊历史阶段，我们特意将眼光放在这一阶段展开探讨。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一个引起世人瞩目的观点，即文化因素如思想，可以推动经济形态的改变。余英时在谈到韦伯《新教伦理》的特殊贡献时说，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之外，还有一层文化的背景，即"新教伦理"或"入世苦行"。西方宗教改革中"加尔文派"的"入世苦行"特别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研究了新英格兰的情况，发现这种"入世苦行"精神的出现先于资本主义秩序的建立。富兰克林把"资本主义精神"概括为勤、俭、诚实和有信用等，韦伯认为此种精神先于资本主义出现，因此，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韦伯提出，思想意识会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产生推动的作用。这种观点启发我们：中国古代商人阶层的发展壮大，除了经济原因外，是不是同样可以在文化思想上找到某种解释呢？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本文只想从中国商人的诚信重诺这一点，研究传统文化对商人的影响作用。

二、中国近世商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点既然要从文化入手，不妨先来考察文化熏陶的对象--人。商人阶层在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明清时代的家世背景是我们首先关注的问题。余英时在其所著《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提到清代沈yáo＠①对宋代以来商人社会功能变迁的观察："宋太祖乃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落帆楼文集》卷二十四）。"这段引文颇能说明宋元以后商人地位的变化，具体说是读书人与商人之间发生了微妙的联系，读书人出身于商人家庭以及商人子弟复又读书博取功名已是常有的事情。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愈加重要，有才智的、习读诗书的人也转而从事商业活动。处于四民排序两端的士与商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这一现象最有利于我们观察商人经营活动的理念和价值观。无疑，知识分子（在古代就是那些熟读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应该是最能体现文化熏陶的人群。虽然文化一词含义广泛，社会学者对此各有定义，但大致说来，可将其视为"成套的行为系统"，而文化的内核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这个定义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与克拉孔检视了160多个关于"文化"的定义之后对文化的概括（杜维明，1987）。中国文化的主流发端于孔孟的儒家学说，虽经千余年来的演进变化，其基本特点依旧根植于孔孟的经典著作。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必然在意识形态上加以引导，他们最终选择了儒家文化。严格来说，儒家思想不能与韦伯所考察的西方世界的宗教思想等量齐观，它没有专门的公共机构（教堂），没有明确的入教仪式。承认自己是儒家的一名信徒，虽不能说毫无意义，但总比不上信奉伊斯兰教或基督教那样要明确承担一定的义务。但是，切不可认为传统中国就没有影响国民意识的一套价值体系。这个任务恰恰是由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来完成的。就此一点来说，其功效之巨，抛却所规定的清规戒律不谈，与韦伯认为的"入世苦行"思想庶几仿佛。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儒家经典中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阐述及其提出的各种主张，因为商人的诚信归根结底是人际关系的反映。儒家文化的指向是积极入世的，所以它把注意力放在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一直被称为"人伦"，包括父子、君臣、夫妻、兄弟以及朋友五种类型。儒家思想具有内倾的性格，强调个人的尊严。内在力量主要表现在儒家的"求诸己"、"尽其在我"等精神上。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儒家强调个人自身的修炼，这种观点影响到对于自身之外事物尤其是对于其他个体人的态度。可以看出，五伦关系的顺次安排恰是强调个体自身的一个反映。对于自身之外的其他人如何分别亲疏远近，这实在是一个内倾性格的文化难以处理的问题，然而又必须面对。也许没有比将血缘关系视作解决这个问题更好和更方便的工具了。因此，"五伦"之首便是"父子"。至于君臣仅次于父子排在第二位，则应视作统治者改造儒家思想为我所用所必有的措施。事实上，曾有过父子与君臣之义发生矛盾时，何者更为重要的有趣讨论，结果仍是父子之义占了上风。顺着这样的思路，就不难理解家庭这个单位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它也是理解信任在人们中间发生作用的一把钥匙。

三、儒家伦理中"家庭观念"与商人"诚信"的内在联系家庭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特点具体是什么呢？我们的着眼点是放在家庭成员中各自的地位上。上文说到父子为五伦中第一伦，父辈对下一代的权威在家庭中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儒家早已把对父辈绝对服从的观念灌输给千万个传统的中国家庭。地位尊崇的"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对于自己的职责也决不含糊。他接受了儒家文化给他的绝对权威，也承担这个文化要求他的职责。也可以说，没有对自己职责的承当，不能完成任务，就不可能树立自身的权威，毕竟获得尊重是要别人心服的。那么，这个职责是什么？前面说过，儒文化是积极入世的文化，它不同于道家哲学的顺其自然或是无为而治，它强调个人应做出一番事业，甚至要"知其不可而为之"。从前的读书人要博取功名，学而优则仕，统治者的科举取仕政策恰好给修习儒家著作的人提供了一条建功立业的道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口数量在明清之际已有极大的增长，而科举取仕的名额较前代并没有明显增长。同时，经商的巨大成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读书人渐渐发现不能对此现象无动于衷。后来，许多读书不成的知识分子便转而经商。商业活动毕竟不同于一般简单的手工劳动或是农业活动，至少需要识文断字。于是，读书人（或可说是知识分子）就不可能不与商贾发生必然的联系了。以上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儒家文化与中国商人（明清之际）之间的关系。本来，儒文化是极具世俗性的，它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不论是儒学宗师抑或是粗识文字的普通百姓，无不从中汲取精神上的养分。在商人这一群体中，颇有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或者与虽不从商但与商贾有特殊联系的知识分子保持密切的交往，史料中不乏这样的记载。商人本人如果是儒家文化的接受者，他在家庭中便是家长，便要做出一番事业。他的做事哲学是来自于儒学的，他的行商原则也是这个文化的反映。当然，不可否认，也有人从事商业活动遵从另一种道德规范，但在明清时代的中国，可以说没有任何哪个文化力量比儒文化的影响更大，能给人们提供另一种精神凭借。儒文化强调勤俭，其次便是诚信了，这些都在儒家伦理中占据中心位置。范仲淹以为"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司马光解释："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则一也。"致"诚"之道必须自"不妄语人"即"不欺"始，经过长久的修养，一个人才能达到"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有余地"的境界。"诚"与"不欺"上通"天之道"，这为此世的道德找到了宗教性的超越根据。儒家思想的长期宣说，把这些观念深深印刻在商人心中，所以商人对诚信二字的重视已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仅有诚信的思想源流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外界的因素同样在起作用，或者使人恪守自己的道德信仰，或者使人背离之。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对商人重视诚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注意到，在封建的官僚机制维持统治的千余年中，政府这个系统早已变得极具腐朽性，中央以及地方的政府从来没有真正地把向商人阶层提供服务看作是应尽的义务。中国那时的工商业者从未有过的而政府理应加以倡导建设的，包括以下几点内容：一是筹集资金的制度（除合伙经营、共有资产的继承、合营海运贸易以外的集资办法，而这几种集资办法都无法律保护，也不能及时得到司法调解和仲裁）；二是能够促进资本由商业转向工业，保护资金合理流动的法律机构、财政机构和贸易机构（如银行、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经济人、法律专家等）；三是一种可以信赖的通货；四是在国家的内地举行的、能促进思想观念交流的大规模的集市。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地位无疑是凌驾于商人阶层之上的，他们对于商人的盘剥与压榨是历史上实有的记载。这种社会背景自然干预和影响了商人阶层的行为。外界因素的这种不利影响，使商人的心理总被不安全的预期干扰着。他们不知道凌驾于自己头上的那个官僚机构会做出什么样不利于自己经营的举动，这导致了他们自身的行为调整。或许这种影响还不会马上使商人对诚信的遵守产生背离，但他们对于自己事业的前景已不乐观。毕竟，人是趋利避害的，超越自身利益的道德操守不会永久地具有生命力。外界环境给行为主体造成的不安全影响，摧毁了对于诚信的巩固和维持。这是文化的力量无法挽救的。【参考文献】[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杜维明.文化：中国与世界[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3]高韦定.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4]弗朗西斯·福山.信任[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5]高兆明.信任危机的现代性解释[J].学术研究，2002，（4）.[6]储小平.儒家伦理与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7，（5）.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上土下左土右土

第4篇：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张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现代企业管理

1.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积极意义

1.1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仁学”管理思想的基本管理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于现代管理文化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仁学”管理思想始于远古尧、舜、禹、汤的先人们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传统。孔子只不过是中国远古以来就已经产生了的道德统治和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换言之，道德管理文化产生于中国有文字记录以来的远古文明时代，经孔子加以弘扬和发展成为系统的“仁学”管理思想，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管理原则而延续到现代。“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修己以安人”这样一些范畴和管理原则，反映了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基本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其发挥作用的根本机制在于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和行为，其管理驱动力就在于管理者以“仁爱”之心去对待他人。从狭义讲，“仁学”管理思想是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的管理原则。

1.2儒家管理思想弥补了科学管理以来的缺陷

“仁学”管理思想对于缓解现代西方个人中心主义价值观念所带来的精神危机，弥补西方管理文化的根本缺陷，促进人类新型管理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仁学”的管理思想，对于长期浸染于理性化、制度化和物欲化的西方管理人群来说，无疑是极为向往的精神需求。因此，以孔子“仁学”管理思想为特质的东方伦理管理文化，对于变革西方文化为背景的现代西方管理理论的基本构造，缓解个人中心主义价值观念带来的精神危机，弥补西方管理制度的根本缺陷，改善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

2.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的作用

2.1儒家“重视人伦和谐”的思想可以创造企业良好氛围

个体总是生活在群体中，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儒家非常重视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并以伦理关系解释群体生活的特征，强调人伦和谐。其主要人伦思想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讲求以和为贵，重视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和为贵的思想，是积极地看待自然和社会中的差异，分歧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各自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与发展。

二是讲求“仁者爱人”。仁是孔子确立的最高道德准则，其核心是爱人，即对人的关心和尊重；为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三是强调“五伦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要维系人际关系的和谐，就要明确每人在不同伦理关系中的位置，及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将其以适当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确立下来；

四是要求“知礼以立”“克己复礼”。“礼”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制度化体现，主张在等级秩序之下协调人们的行为。孔子认为社会要安定团结，个人要发展完善，没有礼的约束熏陶是不行的。

19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崛起，使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在惊叹之余开始探索“东亚经济奇迹”的原因。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赫尔曼·卡思首先明确地以儒家伦理来加以解释，并称日本与东亚“四小龙”为“新儒教国家”。日本筑波大学高桥进教授在分析日本企业经营与儒家思想之间的联系时说，日本企业的组织原则为“集体主义”“终生雇佣”和“年功序列制”；组织伦理强调忠诚，孝顺、智慧，否定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其中“集体主义”体现了“礼”“和”，“终生雇佣”体现了“仁”“孝”，“年功序列制”体现了“礼”“五伦十义”。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兼大英百科全书主编弗兰克·吉布尼则认为，日本将中国古老的儒家文化与战后的美国企业引入的现代经济观念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运用，形成东西合壁的“儒家资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源思想”，“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这才是日本经济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2.2儒家“育人为本”的思想可以提高企业人才素质

重视教育是儒家思想的另一重要特征。儒家思想既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也重视教育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礼记》中《大学》篇“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述说明了儒家进行教育的过程和步骤，也表明了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通过对事物、人心的了解(格物、至知)做到树立正确的伦理观念，不为各种私欲邪念所动摇(诚意、正心)，从而形成完善的人格(修身)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积极促进各自家庭的和谐美满(齐家)为国家的安定繁荣作出贡献(治国平天下)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孔子“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循序渐进”“举一反三”“性相近，习相远”等诸多教育理念从古至今对人类的影响、教育都有着重大意义和作用。“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这是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该企业创造了完善的人力资源教育培训制度，遵循着循序渐进、不断更新岗位的原则让每个担任不同职务从事不同工作的员工都受到相应的阶梯式的教育培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培训教育，重视“资本知识化”，把培养人才比做“缝鞋垫”与“做西装”，首先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一步一个台阶，培养出很多复合型高层管理人才，不仅使企业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观念不断更新，而且对整个社会素质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全过程中，教育培训是基础的、根本的环节，培训如何做事、教育如何做人对企业的影响虽然不是一朝一夕可见到的，但却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打下了深厚坚实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一个企业能够不依靠各领域的人才而跻身与尖端企业中，也没有一个企业能够不通过学习—探索—创新就长久不衰的，并且企业中每个个体素质的提高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教育培训人才应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使命。

2.3儒家“以德为先”的思想可以引导企业文化倾向

第5篇：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张范文

关键词：儒商 精神 嬗变 儒家

引言

儒商积极倡导以儒家理念去经商，大力强调以儒家宣扬的诚信仁义等伦理道德作为商业经营的基本指导理念，由此形成了具有浓厚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儒商精神。儒商精神是市场竞争法则所促成，体现着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保障商业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目前，商业领域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欺诈之风日盛，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的不正当竞争时常发生，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商业经营秩序，市场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在商业道德普遍滑坡的情况下，儒商精神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探讨。积极倡导弘扬儒商精神，大力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儒商精神的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成为时代和社会的迫切要求。然而，怎样界定“儒商精神”？儒商精神起源于何时？其涵义历代有无变化？这些都是必须首先要明确的重要理论问题，值得进行深入探讨。所以，为了对儒商精神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界定，必须从归纳、梳理史料中追根溯源，对儒商精神进行客观的历史考察。大致而言，儒商精神的嬗变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孕育滥觞期、发展形成期、西化转型期、现代重塑期。

孕育滥觞期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文化创新和发展处于一个百家争鸣的鼎盛阶段，儒家学说应时而生，并和商业经营内在地融合起来。初步形成的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活动的逐步结合，催生了一批名垂千古、被后世奉为楷模的儒商，如子贡、范蠡、白圭等。他们进行商业经营的主导理念都在较大程度上溶入了儒家的思想学说，能够取利不忘义、周急济贫，具有智、勇、仁、强、信等基本商业素质和伦理道德规范，强调商德乃“万利之本”，反对巧取豪夺、坑蒙拐骗，从而为后世儒商提出了许多经典的经营之道，初步规定了应当遵循的伦理准则、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由此开创了注重以德经商、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

这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儒家学说的创立和儒商的出现，儒商精神开始在商业经营中被倡导。不过，当时儒家思想和商品经济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二者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及其影响的范围程度还较为有限，所以儒商精神还处于孕育滥觞的萌芽时期。

发展形成期

（一）潜在发展

自秦统一中国，由汉至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正统主流思想，其先义后利观被极端化为重义轻（贱）利论，此时儒者被视为道德高尚、博学多才的君子，而商人则被视为唯利是图、道德卑下的小人，“重农抑商”的理念被奉为金科玉律，统治者大力奉行抑商政策，商人的经营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和打击。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儒”与“商”几乎成为两个截然对立的范畴，难以较为顺利地相互融合，儒商失去了正常存在的客观生态环境，只能在夹缝中缓慢生长，儒商精神也由此进入了一段艰难曲折的潜在发展时期。

（二）逐步形成

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由此人们的轻商思想日趋淡化，重商意识开始兴起，儒士已开始重商，商人也明显地表现出好儒倾向，相互之间的转变和融合逐步变得普遍，同时朝廷的抑商政策也在逐步放松，由此儒商开始逐步崛起。在此情况下，社会上涌现出一批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儒商，他们在商业经营活动过程中力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主张以德为商，不仅讲究诚信无欺、货真价实，而且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追求义利兼得，同时急公好义、热心公益，能够仗义疏财、乐善好施，“人有急难，倾财救之”，此外他们还非常注重以和为贵、团结互助，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互助会和行会的大量出现。唐宋商人在商业经营活动中积极倡导儒家道德规范和伦理准

，为儒商精神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从而儒商精神开始逐步形成。

（三）成熟兴盛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儒商”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壮大鼎盛期。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明清儒商，将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用来指导商业经营活动，把儒家仁义作为立身之本，遵循以义制利、诚信无欺、公平守信、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等一系列商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从而树立了与儒家道德价值观相符合的经商理念，实现了儒与商的沟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商精神。这些基本规定在明清以前的大部分儒商中是难以达到的，而明清儒商则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明清儒商从形式上看是“儒而从商”、“贾而好儒”、“亦儒亦商”，从实质上看则是“用儒意以通积聚之理”，“以儒学饰贾事”，实现了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法则在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方面的高度统一和有机结合。由此可见，随着明清儒商的日益发展壮大，儒商精神亦愈呈现成熟兴盛的态势，不仅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而且得到大力的倡导和宣扬，被广泛地融入到商业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明清儒商的精神气质和风貌，从而提高了其整体素质，使其商业经营活动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西化转型期

以后，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随着儒商的近代转化，儒商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近代儒商精神。

近代儒商传承了儒家文化精神，强调以儒经商，用儒家思想进行企业管理，更为凸显重道德、重和谐的经营理念，构筑了以儒家理念为核心的企业精神。根据时展和经济现实的客观需要，近代儒商又对传统儒商精神想进行了合理扬弃，赋予了一些新的思想内涵。例如，在作为儒商精神核心的义利观方面，由传统儒商精神的“先义后利”或“重义轻利”，转变为了“义利并重”、“义利统一”；在诚信方面，由依靠传统道德维系的伦理信用观，进步到“重合同，守信用”的契约信用观，突出了法制意识，使商品交换行为建立在更规范、更可靠的正式制度基础上；在终极目标方面，强调“经世济民”的价值追求，把商业活动与民族救亡、富国强兵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自己的商业利益和民族利益、国家的整体利益相统一，充分体现了崇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 更为重要的是，近代儒商对西方商业精神也由鄙视、排斥、抵触转向有条件的正视、相容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借鉴和运用了西方科学的商业经营管理理念，从而把传统儒商精神和西方商业精神进行了相互融合，使儒商精神添加了近代化的因素，初步具备了作为科学商业精神的应有特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代儒商精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扎根于中华大地，而且开始冲出国门，从中国走向了世界，在海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尤其对中国港台、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的各国商人和海外华裔商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见，转入近代，儒商精神进入了一个西化转型期。在继承传统儒商精神的前提下，将其与西方商业经营意识相融合，从而构建一种适应近代商品经济要求的儒商精神，成为近代儒商精神发展的基本方向。近代儒商精神虽然是在传统儒商精神的基础上转型而来，二者之间具有自然继承的某些明显痕迹，但它已经突破和超越了仅仅作为经验和习惯的传统儒商精神，实现了传统儒商精神的升华和自我改造，从而把儒商精神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基本上反映了儒商精神在近代商品经济条件下所具有的时代特征。

现代重塑期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儒商群体开始形成并逐步壮大兴盛起来。他们深入挖掘了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吸收了其合理内核，并自觉地将其渗透到自己的商业经营活动之中，积极倡导以仁为本、以和为贵、以义取利、诚实守信、自强图新、勤俭廉洁等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大力宣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勤勉敬业的职业精神、人本主义的管理理念、重群克己的合作意识、热心公益的仁爱精神、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严格遵循节俭寡欲的自律准则、以义驭利的经营原则、诚信为本的行为规范。以上商业经营原则和指导思想，都成为现代儒商精神的重要内容。

此外，现代儒商十分注重吸取西方现代商业经营管理思想的精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儒家思想和西方商业精神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他们所具有的和平竞争、

共谋发展的共赢意识，顾客第一、服务至上的营销观，趋时应变、科学决策的经营观、以和济争的善意竞争意识以及标新立异的创新精神等，充分显示出了一种全新的儒商精神，构成了现代儒商精神所独特内涵。

这一时期，儒商精神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进一步走向世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商人、海外华侨商人，扬弃了旧有儒商精神的缺陷，规避了西方商业精神的弊端，将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活动进行了更加完美的融合，提出了与现代市场经济法则相统一的现代儒商精神。尤其是，近年来，儒商精神在欧美一些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人们普遍认可，从而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儒商精神正逐步实现全球化，形成一种世界性儒商精神。1994年国际儒商学会的成立和首届世界儒商大会的召开，就是这一阶段开始的显著标志。21世纪的儒商精神，应是具有世界性的儒商精神。

由此可见，随着现代儒商群体的壮大兴盛，儒商精神也进入了革新重塑期，开始由传统形态进一步向现代形态转变，在传承、革新、转型等一系列重大过程上进行了自我演进与发展，在扬弃传统儒商精神的基础上，又在一定程度上融汇了西方商业精神的有效成分，更加之以现代科学理性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从而实现了儒商精神的升华，形成了一整套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富有较强包容性、继承性和鲜明创新性、时代性特质的现代儒商精神，即新儒商精神。

结论

儒家思想在商业经营活动之中的成功运用，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商精神。儒商精神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它在儒商长期的商品经营实践过程中从萌芽到逐渐形成，又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交互作用下，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社会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演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和品质特征，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由于儒家思想和商业经营活动的互相沟通、结合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儒商精神跨越历史的隧道，随着儒家思想、商品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演变，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大致说来，儒商精神经历了先秦的孕育滥觞、秦汉的潜在发展、唐宋的逐步形成，清末至民国时期又开始了西化转型，而在“二战”以后，儒商精神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扬弃和优化，实现了现代重塑。儒商精神的变迁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更是由市场竞争法则所促成，体现着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商业经营获得成功的思想保障。在每一次转变过程中，儒商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完善和优化。儒商精神的合理内核，在今天仍充盈着活跃的生命力，对现代商业经营活动具有积极的理论借鉴价值和实践指导作用。当代商人应当大力倡导和弘扬儒商精神，努力塑造良好的人格形象，以提高社会地位和名誉声望。只有这样，商业经营才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在市场交易活动中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实力和明显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张大红.儒商伦理与现代中国企业家精神[d].湖南师范大学，2003

2.尹砥廷.论儒商[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第6篇：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张范文

一、“阿央白”是白族民间普遍存在的子嗣习俗的集中体现

据陆家瑞先生调查，每年到石宝山会期（每年农历八月初一前后），四区八县都有婚后不孕的和有女无儿的、将要结婚的人，来向“阿央白”祈嗣。祈嗣者以香火素斋供奉，并在“阿央白”上涂抹香油，用铜钱刮石粉作“孕药”，通过敬香、供奉、吟词等仪式，把自己（祈求子嗣）的要求和愿望表达出来，传达给信息载体“阿央白”，从而得到一种满足和安慰，增加对生育的信心。在1958年出版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历史文物调查资料》一书中《南诏大理国历史遗址及社会经济调查纪要》一文也同样说道：崇拜“阿央白”的多数是白族妇女，已婚妇女无子嗣，或祈求多育子女的妇女，常来焚香祈祷。从书中记录的调查资料来看，“阿央白”祈嗣活动在剑川一带白族已婚妇女中是很普遍的，但活动并不强调仪式的系统规范，也没有系统的理论，“阿央白”并非像神o一样为人们供奉，并不具有人格化的特征，它在活动形式上表现出白族原始宗教的某些特征，人们向“阿央白”祈嗣，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信息传递、情感交流的过程，目的是通过简单仪式的信息传递实现子嗣的美好愿望。

“阿央白”是白族民间子嗣习俗的集中体现，类似“阿央白”的祈求子嗣习俗在大理白族地区十分普遍。在喜洲一带，每年农历二月初八，都要到灵慧寺举行求子嗣的庙会，洱海周围十数里的村寨，只要夫妇不育的人，都双双而来求子嗣，尊奉之神俗传为大理国段氏之主，自金沙江上获一浮木所雕成的神像，认为是“有求必应”。白族求子嗣习俗在民间较为普遍崇奉的具体神是“子孙娘娘”或“痘神”，由于白族崇信佛教，所以也崇奉“送子观音”。这些神灵往往供奉在山神庙或白族本主庙的一角。有些白族村寨没有供奉“子孙娘娘”、“痘神”的，祈求子嗣的人也就在山神或本主像前行香祈祷。①

从这些活动习俗来看，我们可以归纳出白族民间求子嗣习俗大致有三个特征：第一，祈嗣活动有固定的崇拜祭祀对象和特殊的仪式行为，但不强调仪式行为的规范性。第二，有特殊的活动群体。祈嗣活动群体大多是已婚无子嗣的；祈求多育子女的；有女无儿的白族妇女。第三，祈嗣活动有特殊的目的性。从活动群体来看，祈嗣者不仅祈求获得生育的能力，还祈求生男，反映了当地白族的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继嗣观的一面。

二、“阿央白”祈嗣活动反映出的白族传统继嗣观

在“阿央白”祈嗣活动中，活动的主体祈嗣者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一个对象。陆家瑞先生的调查中明确写道：每年到石宝山会期，四区八县有婚后不孕的和有女无儿的、将要结婚的人，来向“阿央白”祈嗣。另外《南诏大理国历史遗址及社会经济调查纪要》一文也说：崇拜“阿央白”的多数是白族妇女，已婚妇女无子嗣，或祈求多育子女的妇女，常来焚香祈祷。从两篇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到“阿央白”前祈嗣的多是当地白族妇女，这些妇女主要有三类：一是已婚无子嗣；二是祈求多育子女；三是有女无儿。这里第三类祈嗣者应特别引起重视。以往在研究“阿央白”时对第三类活动主体关注不多，通常笼统地把“阿央白”祈嗣活动的主体概括为祈求子嗣的妇女，忽略了“阿央白”活动主体承载的许多信息。第一、二类祈嗣者，她们的目的是希望获得生育或更强生育能力，而第三类祈嗣者，她们祈嗣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生育，而是要祈求生儿子，它与前两类祈嗣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前两类祈嗣者的目的反映的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本能需求，而第三类祈嗣者的目的反映的不仅只是这种需求，同时还反映了当地白族的重男轻女的子嗣观念，它引申出“阿央白”祈嗣活动的一个新的文化涵义。“阿央白”祈嗣目的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概括为三个，即祈求生育、多子和生男，三者共同的目的都是子嗣，但从具体关系上来看则反映了祈嗣者生育价值观发展的过程，即首先是获得生育能力，这是一种本能要求；其次是多育能力，这是社会生产的根本要求；第三是生男儿，是较前两者更高层次的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生育价值观的体现，反映了白族传统社会组织原则和传统道德思想，而这种生育价值观主要缘于白族传统的继嗣观念。

在传统社会中，白族对继嗣这一家庭组织原则十分重视。白族以宗族为家庭单位，构成社会基本组织，形成了以父权为中心的宗族主义的价值观和伦理原则。因此，白族讲求父系继嗣，只有男子才有继承财产的权利。继承者首先是儿子，有女无子的，可以招赘女婿。出嫁妇女无财产继承权，在家庭中不能作主，社会上没有权利，处于及其卑微的地位。②白族把姓氏视为传宗接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子女通常随父姓，赘婿和养子必须改姓才能取得财产继承权，没有生儿子在白族看来就是断了香火，赘婿和养子也只是为了传宗接代采取的一种弥补手段，通常赘婿的社会地位也是很低的。在传统白族家庭中，堂屋内大都供奉有“祖先牌”，象征着家族香火的延续，而祖先牌位上完全是以男子来续系的，延续家族香火的责任是由儿子承担的，在白族传统的继嗣观念影响下，重男轻女的现象是十分突出的。因此，在“阿央白”祈嗣活动中，即便有了生育能力的妇女也还要到“阿央白”前祈祷膜拜，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祈求生男，可见这种影响已渗透到了白族的生活习俗中，甚至左右了白族传统的生育观。

三、儒家孝道思想对白族传统的继嗣观的影响

白族传统的继嗣观为何重男轻女的现象如此突出，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白族是一个较早接受儒家思想的民族。“在公元开始的那几年里，云南已传播儒学了”。③到了南诏大理国时期，统治阶级积极推崇儒学，如《南诏德化碑》中所记“不读非圣人之书，尝学字人之术”一样，甚至达到“本唐风化”。南诏时期，据学者考证是白族作为一个民族群体形成的时期，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儒家思想作为汉文化的精髓因此被白族广泛接受并成为精神文化的主流是必然的选择。

孔子是儒家思想开山鼻祖，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为仁之本”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只有先爱其亲，才能推及于爱人，提出子女要善事父母，孔子把人生最高原理的“仁”与善事父母的一般行为“孝”连到了一起，仁不仅是孝之人性根源，而且是孝要努力实现的终极目标。“仁”（此指个性品质修养）的实践完全是个人自觉的行为，而奉行孝道（即践履社会关系中的伦理）就是“为仁“的起点。孔子紧紧围绕善事父母这一核心内涵，提出了丰富的重要观念和规范，完成了孝从宗教到道德，宗族伦理向家庭伦理的转化，使孝成为儒家仁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与起点。在孔子以后的儒学发展中，“孝”始终成为儒家思想核心内容不断升华和完善。在儒家早期经典《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倡导的“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孟子・离娄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中，“孝”的重要实践行为从善事父母具体到宗族的延续、家庭的继嗣，把传宗接代摆在首位。它要求每个社会成员要把组织家庭，生育子女当作义不容辞的义务，否则就为不孝，会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惩罚。所以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人们“有子万事足”，“断子绝孙”则是人之最大不幸，甚至是家族乃至社会最大的忧虑。

白族传统文化在形成时期就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因此白族的孝道思想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一点在继嗣观念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白族崇拜祖先，重视祖坟祭祀，信崇《孝经・圣治章》“父母生之，续莫大焉”的理论，家族的香火的永恒延续和生命的无限传承就是子孙的再生，子孙的生命就是父母及祖宗生命的延续，有了生命的延续，才能尊祖敬宗，善事父母，孝行天下，这也是白族传统社会组织原则的根本需要。所以，在传统家居中许多家堂屋内都供奉有“祖先牌”，象征着家族香火的延续。在白族传统孝道中，孝行首先是要有后，延续家族香火，而白族讲求父系继嗣，延续香火的责任是由儿子承担的，因此，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突出，无后为大的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甚至直接影响了白族社会价值观及家庭伦理道德精神思想的构建。由此看来，诸如“阿央白”祈嗣活动等普遍存在于白族民间的求子祈嗣习俗，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延续家族香火，活动者企望通过祈嗣活动进而得到社会的认同和价值评价，这种评价标准就是当地白族传统的孝道理论思想长期形成的继嗣观，而这种继嗣观的精神实质就是儒家孝道思想。

四、“阿央白”祈嗣活动的精神核心是对白族传统孝道思想的社会践行

我们可以说，白族传统的继嗣观的核心实质就是传统孝道理论思想的一种体现。因此，要探寻以“阿央白”祈嗣活动为代表的白族继嗣活动的精神实质，必须从白族传统孝道观念入手。“孝”之初始涵义除了尊主敬宗外，还有一种含义就是生育子女，传宗接代。④二十世纪周予同先生发表了《“孝”与生殖器崇拜》一文，第一次揭示了“孝”与生殖崇拜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指出“儒家的思想为其出发于‘生殖器崇拜’与‘生殖崇拜’，所以郊天祀地，祭日配月，迎妻纳妾等一套把戏，都与‘孝’有一贯关系。”“因为崇拜生殖，所以主张仁孝；因为主张仁孝，所以探源于生殖崇拜，二者有密切的关系”。⑤儒家思想把“孝”不仅视为保障人口绵延的一套规则，同时把交媾生育从人的自然本能上升为一种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就是所谓的“孝”。从“阿央白”等祈嗣活动的内容看，它确实与生殖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可以说是探源“孝”原始初意的一种行为方式，是一种“孝”文化行为的具体事象。在这具体事象中，活动主体即祈嗣者目的是祈求子嗣，这种目的的动因主要来源于完成传宗接代的世俗义务。当地白族妇女受传统孝道的约束和评价，把承续烟火当作实现社会价值的途径，通过祈嗣活动来体现孝行的行为，使祈嗣活动上升为行孝的一种社会行为，而这种孝行思想则构成了传统继嗣观的思想核心，在这种思想下产生的行为则形成了传统继嗣观的社会活动形式。因此可以这样说，白族传统的继嗣观是维系社会家庭的一种组织原则，“阿央白”祈嗣活动作为继嗣观表现出的行为方式，是以白族传统的孝道为精神核心的，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践行孝道。所以，“阿央白”等祈嗣活动在传统继嗣观的精神支撑下，无论环境如何改变，却始终为当地白族妇女作为孝行的社会规范所继承。虽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祈嗣活动在仪式、规模等表现形式上呈现出社会特征的差异，但在这种传统精神纽带的维系下，祈嗣活动一直为当地白族所传承，也正是到了在现代文明的社会的今天，白族民间求子祈嗣活动仍然得以传承的根本原因所在。

总之，以“阿央白”祈嗣活动为代表的白族民间求子祈嗣习俗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涵义，是白族民俗文化传承的载体。学术界目前对“阿央白”的起源仍持不同的观点，因此本文在论及“阿央白”时，故不论及起源问题，而仅从祈嗣活动行为的本身进行分析，以“阿央白”祈嗣活动为个案，对白族传统继嗣观与儒家孝道思想之间关系试作探讨。

注释：

①赵橹《石钟山第八号窟“锥状物”辨微》，《大理方志通讯》1987年3期，第72页。

②《白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240页。

③方国瑜《汉晋至唐宋时期在云南传播的汉文学》，《方国瑜文集》第一辑第35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④肖群忠著《孝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21页。

第7篇：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张范文

西方的哲学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东方哲学是孔孟的“仁道”，注重亲和力，通过仁者的德行去征服别人。我个人觉得，东西方的哲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本主义，以人为本。

西方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东方企业追求“见利思义”。

东方传统是尚俭、制欲，知足常乐，将欲望降低到最小程度，以俭养身，在企业管理上不主张用奖金去刺激员工，而是培养人的忠诚。西方则比较倾向于张扬个人的欲望。庄子有一句名言“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意思是说，一个人对欲望如果过分执着，他的智慧就没有了。

东方企业讲究“以和为贵”，这里的“和”不仅是管理境界，更是管理艺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管理者要有包容力，要体现“和”的境界和德行，进行人性化管理，实现真正的“和谐”，而不是以“和谐”为名，打击异己，独断专行，甚至将“和谐”一次转变为完全相反的意义，这才是最大的不和谐。

东方的哲学要求个人需要懂得为整体的共同利益而放弃个人的利益，所谓的共同利益，必须是真实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

做企业管理要有心量，要学会虚心容人，有包容力，能有心量包容各种人，比如欣赏自己的人、挑自己刺的人、对自己冷嘲热讽的人，如此等等。这种心量，不仅是德行，有时候还是一种成就事业的智慧。

第8篇：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张范文

1.1注重“礼”和“乐”以及“仁”的教育思想

1.1.1“礼”和“仁”对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礼”包含了自远古以来对人的行为的各种社会性的规范。就其本质而言，“礼”不是别的东西，它就是人的存在和活动的社会性形式。因此，“礼”成为主体内部所固有的质，没有“礼”就不成其为人。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周代礼的制度“，礼”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在礼制的教育中，也有丰富的体育内涵，这充分显示了孔子的体育道德观。孔子不但讲“礼”，他还极为重视“仁”。在他看来“，礼”是人的社会性的外部形式，“仁”则是人的社会性的内在根基。他在《论语》中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失去了仁的“礼”是没有意义、价值的，它会成为一种空洞的甚至是虚伪的形式。那么，如何来提高人的内在本质的修养，孔子认为应加强对人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这其中也谈到对体育道德的重视。只有将两者紧密结合，加强对学生道德礼仪的教育，才能更好地发展和培养更高素质、更全面的人才。

1.1.2“乐”和“仁”对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乐”在孔子的思想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孔子以行“仁”为个体所能有的最大的快乐，因行“仁”而体验到这种快乐，获得这种快乐，这也就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同时也就是个体存在的终极的意义与价值的实现。在《里仁》篇中，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是孔子对“仁”与个体存在意义与价值的实现的关系最为明确的说明。孔子认为，把这种“乐”和“仁”的思想应用于教育活动当中最能体现其价值所在。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学累了，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体育活动项目，不仅可以锻炼身心、增强体质、陶冶情操，还可以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促进学习共同进步，培养团结互助、高尚的道德品质，使其充分享受体育活动的乐趣。这种“寓乐于教“”劳逸结合”的思想对我国几千年来甚至是当今社会学校体育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1.3“礼”和“乐”对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孔子“六艺”教育中的礼和乐，既包含了道德礼仪的教育，也有体育和美育的成分。而礼中的礼射，乐中的乐舞，则是更接近于体育。孔子教育实践中的礼、乐、射、御诸教，往往是相互渗透、一起进行的。《礼记•学记》中说“大学之教也……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此处的艺，是指“六艺”；所谓“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是说如果不提倡含有文体娱乐活动的“六艺”，就不能让学生感受到学习中的乐趣，以致不能胜任学习而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在学习中，除“藏”、“修”之外，还得“息”、“游”，即学习生活要有张有弛。《论语•述而》亦说：“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也就是说，学习的目标在道，根据在德，依靠在仁，而游息于六艺之中。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礼乐教化”，就是凭借礼乐对人们从思想品德到身体技能进行全面的培养和训练。它既能让人健身习武，陶冶心情，愉悦身心，又重在练习，使人在练习中掌握技能而达到休养身心的目的。这就是孔子以“六艺”为教的意义所在。总之，孔子的“礼”“乐”“仁”思想对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乃至当今社会的学校体育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培养全面人才方面，影响非常之显著。

1.2重视“成人”之教育“成人”是孔子教育实践中的一个新概念。当他的学生问起怎样才算“成人”时，孔子说：“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子概况性地列举了藏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高尚品德，卞庄子的勇猛果敢和冉求之艺，认为兼备了这四个人的长处，就算得上是“成人”了。“知”“不欲”“勇”“艺”即“成人”必备的条件和素质，其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而“成人”教育中的勇和艺，就与体育密切相关了。“文之以礼乐”是这四种素质要受礼乐的规范。孔子说的“仁”“知”“勇”，大抵相当于萌芽时期的德育、智育、体育这一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准备去从政或做官的知识分子应该“君子不器”，也就是说，做人不能像有专门用途的器物，只具备某种单一的品格或技能，而应是多才多艺，全面发展。

1.3注重“以人为本”、“有教无类”的体育教育思想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在西周民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人的价值和人的作用。孔子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的观点，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能够客观认识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去“修身治国平天下”，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儒家思想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价值，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理念。儒家思想中的“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也就是教育的全面普及性，是指无论学生的贫富贵贱，聪明或者愚笨，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来源于“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教育应当尊重每一个人的受教育的权利，给予每个人成才的机会。“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增加了受教育的群体和知识的传播，有利于更多人素质的提高。这两大思想同样在现代体育教育当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体育教学过程当中，主要以学生为主，结合他们的运动兴趣爱好进行教学。他们当中无论是富二代还是家里比较贫困，聪明或愚钝，都应当一视同仁，同等对待。这样对于很好的培养学生的素质、锻炼他们的意志品质具有积极的意义。

1.4儒家思想能够为学生创设和谐、良好的体育教学环境（1）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培养，为学生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营造和谐的教学环境，是彰显人性化管理的重要手段。人文化管理的核心在于尊重学生的发展要求，解放其个性，促进其人格的完善。学生在和谐的教学环境当中，能够有效地摆脱传统教学思想对其学习行为的禁锢，能够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进行有选择性的自主学习，使学生的自主思维与自我意识得到有效的发展。而这种有指定性的自主选择的学习行为，能够有效地修正与填充学生自身素质体系的建构，为实现其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2）净化教学环境，推进和谐校园建设的进程。在传统教学思想影响下的课堂教学氛围，凸显出强制与无奈，对于学生的身心造成极大的损害，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下降，不仅引发了学生对于体育学习的抵触情绪，更容易导致学生不良学习行为的产生。因此，营造和谐良好的体育教学环境，能够有效净化教学环境，使得传统的教学思想消极因素得以消除，为学生创设和提供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而这种净化的教学环境不仅能够提高教学的实际效果，同时，更有利于和谐校园的建设与发展。（3）增进师生间的相互尊重、信任与理解，构建师生友好关系。和谐是建立在双方之间彼此相互尊重、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之上。和谐教学的环境，能够消除学生的心理压力，使之体验与感悟来自于教师真挚的情感付出，进而对教师产生尊重与信任，促进师生之间关系的改善。和谐教学环境的营造，一方面能够彰显师生地位的平等，另一方面，能够消除师生间的芥蒂，达成彼此间的心灵交融与情感互动。全新的师生间关系的建立，能够有效烘托和谐的教学氛围，为教学整体目标的实现提高保障。

2儒家思想对学校体育教育的消极影响

2.1重文轻武的思想制约着体育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体格注重文教的国家。儒家主张礼仪修身，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制于人。”文人的地位很高，加上科举选士，强调文章、品德和门第出身，重权术轻武备，视武学为下品。这种固定的价值观念作为文化的深层意识积淀下来，具有很大的稳定性，支配着人们的言行和思潮。体育教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是通过身体活动和其他一些辅手段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过程。其最突出的特征是教育性和教学性，体育教育是以体育教学为主要途径。而体育教学则是体育教师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有组织、有计划地指导学生主动积极地学习体育知识，掌握技术和锻炼身体的双边活动。它强调的是一种“双边活动”的过程。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学生处于主体地位，其思想和行动决定着教师教学质量的好坏。由于受到“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学校领导者对体育课不重视，体育教师也得不到重用，极大地削弱了体育教师的积极性，使学校的体育教学质量大大降低。

2.2男尊女卑思想制约着女学生参与体育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儒家思想对女性是比较轻视的。《礼仪》中有“妇女有三仪”“三从四德”的枷锁完全束缚着女性的言行举止，女性和男性一样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被剥夺，稍有越轨，就会遭到谴责。宋明理学片面提倡“存天理，灭人欲”，鼓吹“三纲五常”大肆宣扬妇女的“三从、四德、七出”的条律，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实际的体育教学活动当中，女生这一弱势群体往往不备受教师的关注，常常被忽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女生没必要运动这是符合常规的，更不要说要采取什么教学方法去教授学生，这就极大的削减了女生对体育课的兴趣，甚至对体育课产生抵制的情绪，逃课的现象时有发生。

2.3“礼”作为行为规范约束学生的个性发展“道之道，齐之以礼”，“寓德于体，以礼行体”把道德教化置于首位，把德、礼的观念植于体育伦理之中，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的体育思想历来注重人伦道德的培养，其发展无疑会相对的集中于道德的方向。如果我们从整个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来看，重德轻体的观念是基本准则，重视身体方面的修行往往是一种思想的潜能，只能流行于形式上的提倡。学校体育教学就是要让每个参与其中的学生充分展示自己，养成自己独立的人格，培养和促进个性的发展，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2.4“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儒家思想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这样的思想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于冒险、改革创新以及对于理论的创新。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改革都不是很成功，每当提出一个新的教学改革方案，总是尝试在几个点，而且实施不了一段时间就停止，这与儒家思想中庸之道思想紧密联系，它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用它来解决一切当前面临的所有困难与挫折，应是最佳的方法了，所以说我们现代的教育存在很大的问题。学校是学生学习和受教育的良好场所，学生是学校的主体，我们应尽量为学生提供优质教学服务，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提高综合素质。

3结语

第9篇：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张范文

论文关键词 法治 人本主义 恤刑 慎罚 道德

“法治”这一词汇在中国传世文献中早已出现，管子曾说：“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子·明法》）但是现代意义的“法治”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是一个新的词汇，它是随着晚清西学的东渐而传入中国的舶来品。从其进入中国至今，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铭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当代中国文化一直存在着冲突，以至于今日“建设法治国家”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仍然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完全地与法治相冲突，其中也有某些穿越时空的合理因素，在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可资借鉴。

一、以人为本，恤刑慎罚

如果说，人本主义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把握与探索的话，那么法治就是对人的存在、价值、命运的思考和探索过程中的产物。综观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逐渐确立法律至上，并以法制约政党、政府权力而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法治过程，就不难发现这一传统的形成与西方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具有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西方文明，无论是精神还是制度，都是伴随着人的价值的不断发现逐步向前演进的，也即在人的价值发现过程中形成了西方的人本主义精神和法治。

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人本主义的因素，它是中国古代法制与法文化的哲学基础，它也有其自身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夏人尊奉天命、尊事鬼神，以天命为政权的来源，以祭祀鬼神求得天命的眷顾，而对于人的价值和尊严较少关注，不注重民心向背，最终导致了灭亡。继之而起的周汲取历史的教训，认识到“天命靡常”、“皇天无亲”，天命是难以控制的，而民心的向背却是可以把握的，因此“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得以产生。周人认为天命与民心是一致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要想获得天命的支持，就必须要从民之所欲，人的作用和地位得到了提升。春秋战国的乱世更是彰显了民心向背与国运兴衰之间的关联。随后通过儒家“仁学”思想的总结和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由“神本位”向“人本位”转化。这一过程虽然没有如西方人本主义产生过程中那样附带产生了“法治”传统，相反产生了“人治”的传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因为文化对“人”的认同和重视，产生了一些可以为今天法治建设借鉴的爱惜生命、宽仁慎刑的思想。

（一）衿恤老幼妇残

基于“惟人万物之灵”的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弱势人群的关注和衿恤很早就已出现并成熟。《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是中国知识分子耳熟能详的经典。反映先秦时期理想政治的《周礼》中也主张以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以及安富六大举措来养民豍。《管子·入国》篇更是强调要“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这些思想也很大程度上反映到了立法中。就刑罚方面来讲，对于老、幼、妇女以及残疾人犯罪法律予以优待。《唐律疏议·名例律·老小及疾有犯》：“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妇女在刑罚上一般都会比照男子减轻用刑，如历代对女性犯罪都适用赎刑。所谓赎刑是用金钱代替劳役的一种替代处罚，由于可以免除犯人本身的劳役而使其获得自由，被看作是法律赋予特殊主体的一种特权。妇人赎刑比较早的在汉代就有所使用。“汉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顾山遣归。师古注曰：谓女徒论罪已定，并放归家，不亲役之；但令一月出钱三百，以雇人也。”豎俗称“女徒顾山”。自此以后，女性犯罪常用赎刑。《晋律》还规定女刑之赎减男赎之半。“诸应收赎者皆月入中绢一匹，老小女人半之。”豏唐宋律五刑普遍适用赎刑，但对女性的优待只体现在特殊的流刑和牵连犯罪的情况下。但是到了明代对妇女犯罪又开始广泛适用赎刑了。

（二）死刑复奏

儒家认为“人者万物之灵”、“天地之性人为贵”，因此理政司法务在减少死刑，统治者以死刑实际执行人数之少来判定社会的安定与皇帝的仁德。至少在汉代，法律上要求死刑案犯在执行前必须经复核程序，且要由皇帝亲自勾决才能执行死刑，违者治罪。《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诸死罪囚，不待覆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即奏报应决者，听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满而行刑者，徒一年；即过限，违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后又改三复奏为五复奏。唐以后，宋元明清各朝基本沿袭唐制，清朝死刑执行前实行秋审会审制，对于保护人命纠正错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明德修身，注重教化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法治的一个基本内涵是“法律至上”。但是法律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如果该社会仅以法律作为控制和调节的唯一手段，就会丧失自我组织和自我完善的能力。社会生活本身也就会失去活力和情趣。这正是西方的法治在后现代社会中显露出来的重要缺陷之一。这一缺陷的弥补，有赖于道德等社会规范在社会生活中的重新定位。只有道德与法律的结合，才能创造出一个既合理合情又合法的有机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了达到理想的社会治理效果，特别强调统治者的道德修养，有德无德是判断一个君主贤与不贤的主要标准，也是国家法令能否得到贯彻实施的关键，甚至是国家治乱兴衰之所系。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甚至认为“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论语·子路》）强调统治者的德行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法令的执行也是同样，执行者的品行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即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些思想无疑对道德败坏、腐败滋生的当今社会的法治建设具有借鉴作用。

在德治思想的指导之下，传统法律文化特别注重对民众的道德教化，认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主张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的言行，培养人们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使之以犯罪为耻并能够自觉为善从而实现对犯罪的预防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

当前的社会，民众的是非之心、廉耻之心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任何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行为只要有利益的驱使都会出现，食品领域的毒奶粉、毒胶囊、毒豆芽等等都是社会道德沦丧的表现。面对这些问题，传统文化中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在今天的社会尤其值得提倡。通过政府推动的方式加强道德建设，转而致力于社会文化底蕴的塑造，以及更深层的社会心理、观念的变革，是一条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中国实现法治的过程，在本质上也是一个以法治文化精神重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过程”。

三、追求和谐，调处息讼

《礼记·中庸》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者。”这个“和”就是和谐，圣人之所以制礼作乐，其目的就在于实现社会的和谐。“和”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表达了儒者对和的认同和追求。儒家认为和谐包括天道自然和谐、天人和谐以及人人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对于国家的安定和个人的幸福尤为重要。要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必须互谅互让，“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尽量避免纠纷的发生，也即孔子所说的：“听讼，吾尤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即使发生了纠纷也力图避开司法程序，通过调解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早在西周的青铜铭文中就已经有了记载。秦汉时期，县以下设乡，乡设有秩、啬夫和三老，掌管道德教化和调解事务。唐代，基层分设乡正、里正和村正，有权处理地方上的轻微刑事案件，并对民事纠纷进行调解，不能解决，方交府县处理。两宋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事纠纷增多，调解呈现出制度化的发展趋势。至明清时期，中国的调解制度已经极为成熟和完善了，包括调解适用的范围、调解的分类、调解的程序和效力等等国家制定法已作了专门的规定。相对于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民事纠纷，源于和谐思想的传统调解制度可以使当事人从繁重的讼费中解脱出来，是对当事人最为有利的一种解决纠纷的途径。此外，在中国这样一个以血缘、地缘等不同关系网络维系的社会，人们相互之间的和平共处是至关重要的，而适用调解解决纠纷对修复这种和谐关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助于特定领域内人们关系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