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对儒家思想的态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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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庄子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范文

关键词：殷商文化；玄鸟生商；儒家

一、庄子寓言中关于阴性哲学的表现

鲁迅先生曾评价庄书云：“著书十万余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寓言在庄书中所占的比重。寓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就是神话的哲理化，例如《至乐》中的昆仑及皇帝，《大宗师》里面的得道神人，《天地》中的象罔以及《逍遥游》中的鲲鹏等等，这些寓言故事大多来自于昆仑神话系统。因此从神话思维方式出发来探究庄书未尝不可。

在《庄子》一书中我们会发现不少的涉及到空间方位的篇章，例如在《逍遥游》中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是鸟也，海运则迁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天下》中的“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天道》中的“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向，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天地》中的“皇帝游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贼也。”《天运》中的“夫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见冥山，是何也？则去之远也。”《知北游》中的“知北游于玄水之上……反于白水之南。”我们可以看到在涉及空间方位时，庄子总是南北对举，那么庄子的这种空间意识是怎么形成的，或者说空间方位对于庄子又暗含着怎样的价值，在叶舒宪先生的《中国神话哲学》一书中，他通过一组记载在《史记・乐书》里的仪式古歌：《青阳》《朱明》《西颢》《玄冥》从而推演出一套中国神话宇宙观的原型模式：

“昆”模式：

上=阳=南=神=界=男=天=光=明=正=夏=白=昼

“昔”模式：

下=阴=北=鬼=界=女=水=黑=暗=负=冬=夜=晚

从这个南北对立中可以看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体系，这就是：

南：北

阳：阴

火：水

动：静

实：虚

有：无

有为：无为

雄：雌

王：圣

庄子对这些神话的自觉运用，或者说庄子对这些空间方位的自觉运用应是对以仁义礼乐为核心的儒家正统文化的反拨。儒家所标榜的传统价值标准总是以南，阳，雄，生的一方为正价值，例如孟子在解释“气”时候说道“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在《尽心下》中孟子说道“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而以北，阴，雌，死的一方为负价值，庄子以“无”为本，主静不主动，“以生为丧”，“以死为反”（《庚桑楚》），倡导的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政治，顺应自然的人生态度，他的这种哲学可以称之为“玄冥哲学”：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在这里“阴”是天的属性，而“阳”是地的属性，但是在儒家的文化理念中“阳”是从属于天的，从而使“阴上阳下”的原始文化转化为“阳上阴下”的儒家文化，父权得到了明显的强调和提升。

庄子《在宥》篇里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广成子住在空同之山，在《淮南子・诠言训》的开篇云 “洞同天地，混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英国学者艾利亚德从精神分析的立场来解析“洞”的原始之义，他认为那是石器时代的初民视洞为子宫的神话类比思维方式在文明时代所留下的印记，因此“洞”字便有了神秘，丰收，生育等意义。[1]在庄书中作为创生万物本源的“太一”或者“一”，在《说文》中解释为“壹，专一也，从壶，吉声。”“壹”作为“一”的另一种写法，似乎更加完整的保留着神话表象。“壹”字取象于“壶”而“壶”恰好被释为“壶，瓠也”，也就是葫芦的意思。日本比较神话学家伊藤清司指出在初民观念里葫芦被认为是女性的象征，有些民族干脆视葫芦为能生育的子宫。庄书中的这类神话寓言故事还有很多，例如“未始出吾宗”的“胎息”之术，“复归于婴孩”的主张等，都无不体现出庄子思想中的崇阴尚柔意识。

二、宋国的文化传统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墨子为宋国人，曾是宋的大夫，宋曾经是周朝战胜殷商后建立起来的诸侯国，也就是说，宋虽然在政治上是属于周，但是文化是却是承袭殷，“自天下言之，则侯服于周也，自其国人言之，则以商之臣事商之君，无变于其初也”[2]。殷商文化有其特殊之处，《礼记・表记》里说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王治心先生也曾说：“夏与周皆远鬼神而近人，惟殷人则先鬼而后礼，什么叫先鬼而后礼呢？郑玄解释这句话就是‘内宗庙，外朝廷’什么叫内宗庙？重在鬼治；外朝廷言重在人治。夏与周都是内朝廷而外宗庙的，惟殷人则内宗庙外朝廷。可见殷人的政治，是依据鬼神做标准的。”[3]郭沫若也曾经说过“殷人的气质和周人颇不相同，殷人是比较爱好艺术的氏族。殷墟所发现的古物，无论是铜器，石器，骨器，白陶，乃至甲骨上刻的文字，都富有艺术的风味；又因为时代的关系，殷人最崇信鬼神，故其文化色彩带有超现实的韵味。”[4]所以，生于宋的庄子自然而然会受到殷商文化的影响。那么如果按照叶舒宪先生所建立的神话宇宙观，殷商这种信奉鬼神的文化是可以划分到北方模式体系之中，即我们前文所列出来的“昔”的模式之中，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庄子哲学的确是在承袭殷商文化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阴性哲学。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对殷商文化中所蕴含的阴性文化意识加以证明。在我国许多的古典文献中都有关于“玄鸟生商”的记载，例如在《诗经・商颂・玄鸟》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关于殷商的鸟图腾崇拜，郭沫若先生认为无论是玄鸟或者燕子，其实都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但是今年来已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的观点是认为这种“鸟”图腾恰恰是代表着“女性的本体或者化身，鸟图腾崇拜的原始意象不是源于男性生殖崇拜，而是与女性的生命孕育息息相关。”[5] “在母系氏族制的繁荣期，正是图腾崇拜盛行的时候。”[6]我们可以看到图腾和女性之间的紧密关系。据《中华古今注》记载，燕子（玄鸟）还有一个雅号叫做神女，玄鸟的女性意味已经不言而喻了。在远古先民那里，鸟与女性相互暗示，鸟成为女性的化身和象征，鸟图腾崇拜正是生殖崇拜，即对女性生殖繁衍能力的崇拜。当然，女性文化并不等同于庄子的阴性哲学，但是我们无可否认包括庄子，老子在内的整个道家推崇女性特点的立场，实际上是对生命意识的崇拜。

三、对儒家思想的反拨

庄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百家各争，各学派之间的论争是不可避免的，在众多的思想流派中，儒家成为庄子屡遭批判的对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庄子要树立自己的学派就不得不对包括儒家在内的其他学派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从我们上文提到的南北二元对立观点中所体现的价值体系来看，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与儒家哲学的确存在着价值观上的对立，儒家重仁义、教化、功名而道家重自然、自化、无为，当然儒家的这种观点主要是因为其创始人孔子继承了周礼，而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而所谓仁义就是要以“孝悌”观念为基础，以“孝”为核心从而形成一个以关系亲疏为基准的差序社会格局。《论语》说“孝悌者也，其为仁之本与”，仁是血缘关系同时也是宗法基础。颜回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是“克己复礼为仁。”说的就是要克制本性，恢复周代礼仪。“仁者爱人”提倡的是博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表明仁的实现途径是由己及人。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所强调的“仁”具有伦理意义，体现的是人的社会存在的性质。孔子把仁看作是社会以及个人的内在需要，它是对人的行为以及人的本性的规约，因而孔子提倡“诗教”。“子曰：诵《诗》三百，受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所以儒家认为人生应该是积极参与的姿态，要立言、立功、立德，要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庄子在《齐物论》中说道“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庄子认为儒家的仁义不具备真理性，庄子在批评儒家的君子时说“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人间世》中说道“强以仁义绳墨之道术暴人之前”，那就是“灾人”即祸害于人。庄子认为儒家的仁义其实是束缚了生命的真性情，戕害了人的自然本性，庄子说“不仁则害人，仁则反愁我身；不义则伤彼，义则反愁我己。”（《徐无鬼》）庄子认为仁义是虚假的。他说“仁义之行，伪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 （《徐无鬼》而且认为仁义是迷人心窍的东西“播糠迷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肤，则通昔不寐矣。”（《骈拇》）庄子同时也认为仁义使天下祸乱“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天下背脊大乱。”[7]（《在宥》）我们都知道孔子其实是失败于现实而成功于历史的，他的理想蓝图在面对现实时遇到诸多困难而难以实现，因此，庄子从反面立论，提出自然无为的主张，强调人本性的舒张自由状态。我们再回头看叶舒宪先生总结的以宇宙模式垂直系统为基础的南北对立二元模式，我们就可以发现南与北的对立，其实就是以主“动”主“有”的儒家思想与主“静”主“无”道家思想的对立。

我们通过叶舒宪先生的中国神话宇宙观的原型模式把庄子哲学中的阴性文化展现了出来，进而通过地域文化，图腾文化来试着分析殷商传统文化中的女性文化对庄子哲学思想形成的潜在影响，最后从儒道这一横向的比较中解释了庄子阴性哲学形成的又一推动剂。（作者单位：民族学院）

参考文献：

[1]艾利亚德：《生与再生》，哈泼兄弟出版公司，1985年，第58页。

[2]阎若璩撰.载皇清经解.卷二十六，阮元王先谦编[M].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 转引自邓红《论庄子的活动区域及庄子哲学的文化背景》[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3]王心治《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M]. 香港：香港崇正出版社版，第35页。

[4]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第2篇：庄子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范文

作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意识形态——儒家，是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推崇伦理化的自然，通过自然的人化，把宇宙纳入人心，使自然物象得以人格化、情感化、伦理化，并强调个体内在伦理道德的充实性，从而达到精神的无限扩张和升华，由此确立美。而儒家的美学思想则是由“道”来实现的，此处的道体现为人道。孔子强调遵从“天命”，从而引申出儒家的“人道”。中国古代哲人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道、人道以及天道人道的相应、相和、相融、相统一的天人合一之“道”。“天人合一”的思想决定了中国古典美学和中国传统艺术的基本精神就是在宇宙中、自然界、社会中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天道”在儒家思想中通过人际关系的转化，就体现为“人道”，而“人道”在儒家学说中则表现为礼、表现为仁。“仁”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是要求把遵循等级制度的“礼”作为世人的内心自觉要求，即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仁”突出表现了个体内心的精神力量，突出了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里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仁”在上述中表现为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而仁学衍生到美学中则表现为个人崇尚的内在美和精神美。仁或不仁，由个人的主观愿望和主观修养决定。孟子在孔子哲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他的仁学思想体系，孟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之意，即仁者爱人。孟子认为仁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仁，即是人心也”。

人要想提高自身修养应从内心“诚信”做起，自觉扩展爱心，达到“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的境界。因此儒家美学提倡美与善的统一，提倡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儒家学说强调艺术作品要体现礼义之道，这一点在孔子对艺术的社会功用的论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论语•阳货》中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认为审美和艺术在社会生活中可以起积极的作用，人们为了达到“仁”的精神境界，可以通过审美和艺术进行自我主观修养的提升，审美和艺术在此过程中起着一种特定的作用。因此，孔子认为艺术在教育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在确定审美和艺术的社会功能后，又对审美和艺术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论语•八佾》中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儒家的美学思想最终讲究的是“中和”之美。这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中国古代的宫殿建筑就是最好的例证。例如北京的故宫，其采用围绕中轴线进行两边展开的方式，这种中式对称的表现手法是对儒家思想中的“中和”之美的完美展现。儒家比较着重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这就把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朝着“涵养性情”方向引导。同时，儒家思想对社会的伦理观有着深刻的影响，它的美学价值是依靠社会政治和父权体制体现的，这需要一种与父权体制相呼应的美学价值观，这就是“充实”“、雄健”之美。儒家的美学思想塑造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关怀和一种追求人的存在的宇宙心灵。

二、道家美学思想

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产物，两者构成一种互补关系，儒家讲求“中和”之美，而道家则提倡的是对自然的追求和观道的理想之美。老子哲学体系的基本命题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道”统一“天、地、人”；或者说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儒家美学思想追求“人道”，老庄道家学者论道则更注重于“天道”。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是世界的本质，是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道产生的，他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四章》）。他把“道”看作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源和派生万物的本源。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在解释道的存在时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道”是老子哲学和美学的核心范畴和最高范畴。老子认为，道生万物“，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宇宙万物是“无”和“有”，“虚”和“实”的统一，所谓“有无相生”。有了这种统一，天地万物才能流动、运化，才能生生不息。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其中“虚实结合”成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一条重要观念，为艺术创作提供了理论支持，为艺术批评和艺术审美指明了方向：即艺术创作中，要想真实地反应世界，创造有生命的形象，那么这种艺术形象必须是虚实结合，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同时，在为艺术创作提出技术理论的同时，老子还提出了创作时应具备的心态即心性，就是“涤除玄鉴”的命题。进行艺术创作时要对万物进行观照，一种对万物本源的观照，这种观照其实就是对“道”的观照。

要想实现对“道”的观照，那就必须排除杂念，排除主观欲念，排除主观成见，保持创作者内心的虚静。这就是“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意思是说，人心只有保持虚静状态，才能观照宇宙万物的变化及本原。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把老子“涤除玄鉴”的命题，发展成为“心斋”、“坐忘”的命题，建立了关于审美心胸的理论。庄子所谓“心斋”和“坐忘”，就是以虚静来把握人生的本质。与此同时，也就把握了宇宙万物的本质，从而“独与宇宙精神往来”，以这种精神的绝对自由为人生目的，进而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该命题被艺术家们引用到了艺术领域：宗炳提出“澄怀味象”、“澄怀观照”的命题，认为审美观照的实质是对于宇宙的本体和生命（“道”）的观照；为了实现审美观照，观照者必须有一个审美的心胸；陆机认为，文学创造首先要以虚静空明的心境观照万物本体、生命；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强调虚静的心胸对于实现审美观照以及进行文学构思都非常必要。道家美学还为中国传统艺术提供了一种审美境界。它以“空灵”和“虚静”为基本特征。换而言之，它与儒家思想的仁学截然不同，本来带有避世思想的“虚静”和“空无”观念，在道家思想中却被赋予极具影响力的形而上的意义。中国画的变迁，从唐代青绿山水到后来文人水墨的肇兴，道家美学思想对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佛教美学思想

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性推向顶峰的是佛教禅学。佛教作为一种从印度引进的宗教体系，至唐中国化为禅宗。禅学中与儒、道两家相似的“道”的概念是“佛性”。六祖慧能说：“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如是一切法，尽在自性。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覆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遇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象森罗，一时皆现。世人性净，犹如清天，惠如日，智如月，知惠常明。于外着境，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能明。故遇善知识开真法吹却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见（《坛经》）”。这体现了六祖慧能对清净心性和烦恼尘境关系的看法。所谓成佛，即是众生对自我先天所具有的清净本性的体悟，又是呈现本性的包容万物，成就“清净法身”，即对宇宙万物的最高精神实体契认。这其中就是把人的本性与宇宙的本体相统一，把人的本性提升到精神修炼层次，然后通过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两者相互结合，达到和谐。心性是成佛的根本，是众生的本性，是宇宙的实体和本源。禅宗追求的是人的心性与佛性在精神层面上的升华和统一，追求与大自然的融合，追求真正体验生命冲动和生命情调的审美意境。

第3篇：庄子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范文

关键词：道家；社会和谐；儒道互补；刚柔相济模式；现代转化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道家的社会和谐理念别具一格，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不过，要正确理解道家的社会和谐理念及其现代化空间，离不开儒、道比较的视角。

一、道家与儒家社会和谐理念的互补性

与儒家、墨家、法家一样，“天下大乱”之时，道家也追求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社会有变动，也有稳定。变动而乱，必然求治；稳定至极，就会寻求变法甚至革命。一个社会的动、静，体现为政治哲学上的秩序与自由、权威与自治的变奏。不过，与儒、墨、法相比，道家明确主张自发性秩序，追求社会自治，与法家、墨家主张的命令式秩序以及对服从的强调明显不同。儒家式秩序虽然将政、刑这些强制性制度置于礼乐教化之后，但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教化性权威特点，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命令式秩序，未摆脱权威性质。

道、墨、法都缺乏儒家思想的家族色彩。儒家思想是基于血缘、家族的，孔子的“仁爱”、孟子的“五常”、荀子的“礼法”，都未远离“家”这一根基。儒家思想以“家”为单位设计其社会政治思想，主张爱有等差，以孝悌为本，形成由内到外的修、齐、治、平理想，主张内圣开出外王，构建了德治思想体系。而道家的社会态度、墨家的团体立场、法家的国家意识，都与儒家的家、国同构思路有着质的区别。但是，道家思想也没有墨家的外在权威信仰以及法家对法制体系的迷信，而主张“道法自然”的无为而治，将“我无为而民自化”式的自治作为基本原则，追求自然主义式的社会和谐。换句话说，道家思想中既没有儒家的血缘伦理，也没有墨、法家的外在伦理形式。道家主张的社会和谐，是相对松散的、自发性的，与墨、法家的权威型和谐观不同，与儒家的伦理型也有区别。

大一统体制的迅速形成和儒术的被独尊，使墨家消逝，法家隐身，儒、道两家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主体，儒道互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结构和主线。道家的社会和谐理念虽未能与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并驾齐驱，但在历史上时隐时现并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家社会和谐理念与儒家形成了错综的互补关系。准确地说，道家从未离开过儒道互补这一基本结构，而且是在这一结构中不断发展深化的。

道家思想特别重视社会政治的天道依据。老子反复申明“天之道”“人之道”，尤其高度肯定“天之道”，明确以“天之道”作为最高的价值判断标准。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在老子看来，“天之道”在均平，而“人之道”是不公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公平之道，才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在老子看来，“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取法于地、天、道之自然，以宇宙的和合为依据，追求社会政治和谐。庄子也认为阴阳“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而人与天的合一是社会的最高境界。在道家的进一步发展中，无论是稷下黄老道家还是《淮南子》等，无不把和、合作为万物运行生长的基本特征，并进而寻求人类社会的和谐秩序。在这一点上，主张仁民爱物的儒家，与道家是非常相近的。孔子对天道自然运行的描述，与道家极为相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生地长，不言而行，和穆静肃，一派祥和气象。孔子也充分肯定大舜的“无为而治”。孟子相信，天人以德相通，社会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荀子也强调：“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中庸》将这些思想进而概括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中、和为天下之大本、达道。儒、道两家都将社会和谐理念与天地之道联系在一起，有其共同背景。早在西周末年，周太史伯阳父以“阴阳失序”解释地震并预言“周将亡”，史伯认为“和实生物”，晏子也认为“和如羹焉”，以天地之道论社会政治，成为道家与儒家社会和谐理念的共同思想来源。天地有和合之道，社会有和谐追求，这为道、儒社会和谐观念的互补性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尽管道家的社会和谐理念是自然型的，儒家是伦理型的，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天道观的接近，为道家与儒家社会和谐理念的互补性留下了更大的空间。

道家的社会和谐理念，在许多方面与儒家是相通的：第一，道家肯定忠信、“诚”的社会规范。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是道家也认可的社会规范。老子认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在老子看来，丧失了道德仁义而后有礼，礼的施行得不到社会的响应，在上者“则攘臂而扔之”，即挽起袖子伸出胳膊去强拽别人，这种缺乏忠信之“礼”，只会导致表里不一、言行相背，成为“乱之首”。庄子严厉批判礼乐文明的虚伪与勉强，向往“至德之世”，期望“信矣而不期”，推崇“建德之国”，认为“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构建了一个典型的忠信社会。儒家也特别强调忠信，孔子甚至认为“民无信不立”。儒家更注重“惟义所在”的大忠、大信，即“诚”――“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天地为大，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忠信”“诚”是道与儒家直接认同的准则。第二，道家明确主张“守中”。老子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道家文献郭店楚简本《老子》亦言：“至虚，恒也；守中，笃也。”有学者指出：“‘守中’即‘守和’之意。”老子的“守中”，被庄子提升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并与“天籁”“天乐”联系起来。孔子的“和为贵”，孟子的“人和”，显然也是对“中”“和”的追求。第三，道家主张“公”的秩序。老子认为“公乃王”，庄子甚至主张至德之世“恶乎知君子小人哉”。这些观念都接近于儒家《礼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论。第四，道家有民本思想。老子反对以死恐吓人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庄子认为“民有常性”，都与孟子的“民为贵”的民本思想相通。第五，道家强调公序良俗。道家与儒家一样，都寻求风俗的淳美、人际的和谐。第六、自律、自治是道家社会和谐的重要观特点。老子主张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揭示了无为而治的关键。而孔子主张“为仁由己”，也寄希望于道德自治。另外，道家的慈爱说与儒家的仁爱说，也有相近之处。这些都是道家与儒家社会和谐理念互补性的重要标志。

道家的社会和谐理念是自然型的，它强调自然主义价值的重要性。不过，这种自然主义，正如刘笑敢所指出的，本质上仍是一种“人文自然”主张，它与儒家的社会和谐特征有许多相通之处。

二、道家的柔性“治道”与儒家教化模式的互补并济

社会与自然不同，尽管它不取决于人的意志，却是通过有目的的人的行动形成和体现的。因此，人类社会的形成，人类历史的发展，有自然发生的方面，也有人为构成的方面。政治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秩序理论。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人不过“辅万物之自然”。因此，道家推崇自生自发的秩序或来自社会内部动力而形成的内部秩序，反对“攘臂而扔之”式的强制和控制，主张放任和不干涉。在老子看来，何以在上者无为而治，反而能取得“无不为”的效果？关键就在于民的自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民众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天下自相治理，便会达到“无为而无不为”之境界；道家的无为而治，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追求。在老子看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社会与万物一样，是自生自长的，人为的干涉与控制，只会扰乱社会的发展，为天下添乱。庄子甚至将“蒿目而忧世”者视为“不祥之人”。在道家看来，民众自会过好自己的生活，统治者只是辅助者，这样的社会秩序，是一种来自内部力量形成的自发秩序，与来自外部权威力量主宰形成的秩序，有着质的区别。用哈耶克的话说，这种自发性秩序是不同于“外部秩序”的“内部秩序”。

不过，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浓厚的宗法特点，家国同构即其一端。儒家思想的形成与迅速发展，与这一社会基础有着直接的关系。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道德的示范、榜样的影响这些教化力量能使民众逐渐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史学家司马谈描述这种教化性秩序时说，儒家让人主成为天下的仪表，其一言一行成为社会的指南，发挥引导社会风尚的风向标作用。儒家虽然批评法家崇尚刑、政的治道，但其重引导、教化的作为，在某种意义上远远超过法家、墨家的强制力量；礼乐秩序的同化作用超过暴力，政、刑往往仅成为礼乐秩序的补充。不过，儒家将外在的强制内化成自觉的行动，与道家的思路倒有相通之处。

认识不同，对策各异。道家以社会为一种自然的、自发的秩序，故而主张无为而治，其“治道”不是通过政、刑，也不是通过教化的引导，而是施行放任政策。自发的秩序不需要刻意的强制，只须顺任自然，任民众自治自富。老子通过几种“治道”的比较突出了道家放任之治的重要：“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侮之、畏之、亲而誉之，这些方式不是强制就是劝诱，忽视了民众的自发力量，故皆非理想的“治道”。而道家的“治道”是柔性的、宽松的。汉代初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及其成功实践，有力地证明了盖公所说的“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合理性。汉初任用的忠厚长者大多无为无事，却推动了天下走向大治大富，成为道家柔性“治道”的实践典范。

儒家的教化性秩序，严格说来是刚性的，但这种刚性秩序中也有柔性的一面，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社会秩序结构。如果严格按照哈耶克的理论，这两种秩序是很难合而为一的。但在现实社会中，政治秩序却很少是单一的。

理想的社会秩序，有柔性的也有刚性的，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明理想。儒家式秩序观是礼乐文明型的，主张以礼乐政教引导民众，君子通过道德垂范化民成俗，达成社会的和谐。要言之，儒家的社会和谐是人文式的。

道家的理想社会秩序则是自然型的。老子注重自然价值，但其“自然”不是实体性的自然界，而是事物自然而然的存在方式，即万物自然而然，一切顺任自然。在道家看来，儒家的礼乐仁义是虚伪的、褊狭的、外在的，是对个体生命的扭曲和伤残，而道家的“治道”有着天道和人性的自然依据。不过，在进一步发展中，黄老道家更多地吸收了儒家甚至法家的一些观念，稀释了道家的自然观念，使道家的“治道”也走向了某种综合，带有了人文主义的一些特点。

总的说来，道家主张自发式秩序，其“治道”是柔性的，与儒家的教化性权威秩序形成了对比。但是，道家的进一步发展又逐渐吸收了儒家、法家的一些理念，形成了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和谐理念，并在汉初的政治实践中有所发展。这为道家社会和谐理念的现代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三、道家自然主义社会和谐理念的现代转化

为什么要在儒、道比较中探讨道家的社会和谐理念？盖因道家是在与儒家的比较甚至冲突中不断发展的，而后人也只有在与儒家的对比中才能对道家有更加全面的理解，并通过梳理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走向互补的趋势，以深入把握道家“治道”的内在结构。

探讨道家的社会和谐理念传统，意在回答传统思想究竟是以要素还是以结构影响当代的。一方面，人创造传统；另一方面，传统创造人。长时段看，传统是非对象性的，我们不过是传统的更新者。某种思想要素偶尔会对后世发挥某种作用，但总体上看，传统思想的后世影响无疑是结构性的。道家的社会和谐理念与儒家一起形成了相反而又相成的动态互补性结构和刚柔并济模式，为我们面临复杂而特殊的现代情境时，提供了多种可能性经验，也为传统的现代化提供了一定的适应空间。

道家社会和谐理念代表着中国古代社会的长远利益，与民众的利益根本上是相近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统治集团有从事实际事务的政治家，他们关注目前利益，而思想家则考虑长远利益；处于上升阶段的统治阶级，其利益往往与其他阶级阶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被看成普遍的利益，并以普遍性的思想形式表现出来。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典型的思想家或“议者”，他们具有战略眼光，着眼于长远利益，以普遍性的思想形式，提出社会和谐蓝图，其民本性和超越时代限制的特点非常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不断打破各种束缚、简政放权，中国社会更加多样化。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对社会和谐有着迫切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表明，我们需要一种开放的宽容精神、和谐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更需要和谐社会文化。道家社会和谐理念，其影响超出了它所产生的时代，其柔性社会管理模式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和弹性，对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那么，道家社会和谐理念传统如何走向当代而复兴呢？

笔者以为，道家社会和谐理念传统需要不断实现自我更新。一方面，社会和谐理念已成为一种“遗产”，只能供当代人选择。另一方面，从长时段看，不是我们塑造传统，而是传统在塑造当代。历史的发展，不过是传统本身的不断更新而已。道家社会和谐传统要在应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中不断进行自我扬弃，形成新的文化传统，从而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在传统与现实的互释中，促进儒、道社会和谐理念传统的自我更新。道家社会和谐理念的现代化，要从传统这一“现有材料”出发，立足现实社会，不断揭示其内在意义，实现其互释功能。

第4篇：庄子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范文

关键词： 先秦道家自然自由逍遥之境

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都是一种综合性的思想体系，道家和儒家的美学思想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奠定了整个中国古代美学的根基。儒家的核心概念是“仁”，先秦儒家谈仁，主要讲仁乃人之本；道家的核心概念则是“道”，先秦道家谈道，明确指出道乃宇宙之本，同时也是人之本。老子乃先秦道家的创始人，其后有庄子，其基本观点是以“自然”作为宇宙之本原，以“道法自然”作为人生之要义。老子的“道”论隐藏着中国古典美学的本体论，“道”成为“美”的本体论依据；庄子认为“美”根源于“道”的自然性，庄子之“美”集中地表现为其对自由逍遥之境的追求。

一、至善至美的自然之道

《老子・一章》中有这样的论述：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缴。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从中可以看出，“道”是非语言可以表述的自然之“道”，“道”是“无”和“有”的统一。老子关于“道”的两种属性的表述，提出了一种“美”的观念，即美在自然，自然而然。同时老子进一步指出，道具有自然无为和对立转换的特征。

在老子看来，“道”和“无”是至善至美和无比伟大的，而具体的“物”、“有”只是道的显现和末叶，所谓“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为万物之母”。这种认识不仅为去知、去欲、绝圣弃智提供了依据，而且为否定音乐、文饰，抛弃五声五色和追求自然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就其出发点和哲学体系本身来讲，老子否定审美艺术、否定人为创造，无益于审美艺术的发展。但由于这种认识具有一定的辩证思想，由于儒家审美观所带有的缺陷，以及艺术本身发展规律的实际要求等各方面的原因，它的运用在审美艺术的创作欣赏中常常起到某些积极的作用：促使音乐、绘画从一味追求形式上的雕琢转向质朴自然，从单纯、孤立地追求可感的声色，转向对整体全面的把握；促使人们不拘于耳目的直接感觉的局限，进一步将直接感触与内心的想象、联想结合起来，从音、色有无之间的复杂交化过程中，从感觉与想象活动的总体中去把握艺术形象，品尝那形声之外无穷的意味。这势必促使人们在创造欣赏中去追求更高的境界，不断提高审美和创作的能力。

在《老子》第一章中，老子把宇宙最本初叫做“无”，把万物的生发之源叫做“有”。老子的“万物自生”成为庄子自由思想的重要起点，因为他为庄子个体化原则基础上的自由达到更为深刻的整体性本质提供了一条有利的思路。但老子道的创生性不仅指其为“万物之宗”，更是指一种遍及万物的能和其作用下的整个宇宙生命的动。“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①“出”与“入”是两个很形象的词，由道生为“出”，这是“万物并作”，灭于道为“入”，这是“复归其根”。“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②“常”即道，生生死死，反复运行，这就是道之生生不息的“大生”。“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③由神到器，由器到神，道生万物，各归其根，“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都是大道之行，人力“不可为也”。在一个极宏大的场域内，道规约着万物，成为宇宙生命的潜隐结构，物的自生任性也皆是道运行的体现，因为任物自生，才可以万物为宾而不遗一物。道的规约始终存在。“天下有道，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④“有道”“无道”不是指道是否存在，而是指是否遵循了道的规约。正因为规约始终存在，才会有“不知足”，“欲得”的“祸”与“咎”。道创生万物，生也是一种具有控制性的力量，万物自生只是方式，逃不出道的规约。就这样，老子用“无”与“有”阐释着他的道，完成了他对宇宙生命本质的思考。“有”“无”一体，“无”中生“有”，在万物蓬勃的大“有”中，“无”发挥着绝对的控制力。

老子的“万物自生”止步于此，老子的道也因此成为物之外的异己力量。然而，庄子则将“万物自生”推向了一个更纯粹，也更本体的境域。庄子以“齐物”的思想为每一个个体奠定了存在的合理根基，以“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为人找到了合适的生存姿态。“……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齐同万物，让生命回归本初，这种境域本身就是道。可见，原先道作为一种强大的客观必然性所展示出来的相对于个体生命的异己性在庄子那里获得了本质性的消解，完全转化成了个体本身的存在性。当老子之道的纯粹绝对，自本自根，无为而无不为内化为个体的存在之质时，个体便具有了存在―形上之维的自由本质。老子的自然化为了庄子的自由，老子的自然宇宙观化为庄子的个体生命自由观。

二、从自然走向自由逍遥之境

庄子哲学的核心是“自然”之“道”，他认为“美”根源于“道”的自然性。“天在内，人在外”，但他不同意儒家的“以天合人”，而要求“以天合天”，强调自然的原则和和美的自在性。天地的无限之美、美和丑的相对、天籁之音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反对对美的统一性的破坏，注重美的合规律的特点。可以说，庄子在中国传统的天人之际的视域中以审美的自然维度体现了更高的天人合一。

庄子崇尚自然，有学者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庄子‘篇篇皆以自然为宗’，论逍遥，则主张适性，言齐物，则强调‘天籁’，谈养生，则‘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处人间，则‘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论德充，则‘安之若命’，求宗师，则‘安时而处顺’，应帝王，则‘顺物自然而无容私正’，这都表现出其‘宛转附物’的自然态度。”庄子崇尚自然也体现在他的美学中。庄子曾多次谈到天地之美: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天道》)

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天下》)

在这些论述中，庄子非常明确地肯定了美存在于“天地”―大自然之中，为“天地”所具有。人要使自己“备于天地之美”，就要“观于天地”，“原天地之美”。庄子的这个基本看法，是要人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去了解美，寻求美，而不是沉浸到某种超自然的神秘的精神世界或天国中。

同时庄子认为，生出万物的“道”虽然有义、有仁、有寿、有巧，但又丝毫不是有意识劳苦努力的结果，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对“道”的这种自然无为的特性，《骄拇》中作了更为具体的说明: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g索。

庄子虽关注天地自然，但他更注意的是天地自然背后的那个“道”，因而庄子的“自然”更多指涉的是自身和本然：

庄子所推崇的天籁之美来自于天地万物的自行显现，而天地万物的自行显现也就是天地之道。庄子在美学的原初意义上自觉而深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揭示是无比重要的，因为人对自然的审美经验“处于根源部位上，处于人类在与万物混杂中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亲密关系的这一点上，自然向人类现出真身，人类可以阅读自然献给他的这些伟大图像。……创造的自然产生人并启发人达到意识”。⑤

然而庄子哲学中的美，并不是讲纯粹的自然美或艺术美，而是讲人与自然合一的精神愉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表现人的自由人格的，是表现人的心灵境界的。庄子认为人的生活要达到自然无为的境界，亦即自由的、美的境界，就要超出于人世的一切利害得失之上，处处顺应自然，不因为得而欢喜，也不因为失而哀伤。即令是生死这样的大问题，也要把它看成是人力所不能左右的一种自然变化，不为所动。这样，人就可以摆脱外物对于人的束缚和支配，达到像“天地”那样一种自然无为的绝对自由的境界，“备于天地之美”了。

这是一种达到了自由与无限的境界，也就是所谓“备于天地之美”的境界。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庄子以自然无为为美，也就是以个体人格的自由的实现为美。

庄子在《逍遥游》一文中通过“鲲鹏之变”、“大小之辩”、“无用之用”告诉人们目前目光的狭隘和他们本应获得的自由的美妙。庄子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在庄子看来，“以游无穷”的境界是无待的,而“无待”之境就是自由之境。从鲲到鹏的这种从潜鱼到飞鸟的质变，由困顿之游到展翼之飞的自由的实现，庄子没有提及它需要任何外界之因、外界之助，它并不依赖于外物，需要的只是自身的“化”，也就是一种自我的觉醒、奋起和蜕变。

总之，庄子把审美当作物我一体境界，对后来中国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美学不仅是单纯从物的属性上去寻找美，而且从我与物的精神联系上寻找美，把美看作是一种生活的境界，一种令人忘怀一切的特定情境。

注释：

①王弼.诸子集成・老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4.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同上.

⑤［法］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8页.

参考文献：

［1］张海明.经与玮的交结――中国古代美学范畴论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2］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21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

［3］于民，孙通海.中国古典美学举要.合肥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4］李欣复.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史.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3.

［5］任芳莹.论先秦时期道家思想的美学追求.时代教育，2009，（4）.

［6］王振复.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第5篇：庄子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范文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的民族，本文主要以儒家“和而不同”与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理论基础，来分析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论基础与启示。

关键词：中国文化精神；理论基础；启示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的民族，博大精深、五彩纷呈是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特点。这其中，就以儒家“和而不同”与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探讨中国文化精神，加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论基础

中国文化精神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哲学是“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智慧。“这种文化心理结构，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诗性智慧的源头，并突出表现在：以天人异质同构为基础并由此确立二者间和谐化诗意类联，这种“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思想深刻浸润了古代思想境界。中国人由此而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使得中国诗性智慧特别注意以对应性、相融性、和谐性来理解和处理一切事务和关系，充分表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的相互交融的和谐之美。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儒家主张通过仁爱之心的推广，把人的精神提升到超越寻常的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在当今世界，我们可以把他的理论推而广之，那就是不仅爱自己的家人，还要爱全人类，爱宇宙万物。《庄子・齐物论》强调平等，肯定物我之间的融合。“逍遥游”是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庄子学说的最高理想。对于人生哲学的问题，庄子采取一种逍遥自然的生活态度。而逍遥之游只有在天地齐物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儒家在社会的范围内漫游，而道家则超越了社会。庄子将完美的人、精神的人描写成获得绝对快乐的人，因为他超越了自己与世界的区别、“我”与“非我”的区别。用的哲学观点来讲，就是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办事。“‘道’的精神，大道哲学和大道本体论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哲学的根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

二、中国文化精神的启示

第一，儒家文化作为绵延数千年的主导文化，不仅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儒家文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仁、义、礼、智、信几个方面。其中忠孝和仁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部分。“百善孝为先”，孝悌是做人的最根本品德。孝悌之德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受到普遍的奉行，由此形成一种浓烈的家族亲情，这对家庭关系，进而对维持社会群体间的协调统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民族团结的基石。“中华民族之所以形成坚韧的伦理实体并经久不衰，与这种孝悌之情的弘扬及其形成的稳定的家庭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人这种强化群体利益的精神和“义以为上”的原则，使中国人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凝聚力”。这对维持社会群体间的协调统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孔子倡导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要忠实于自己的家人，忠实于自己的朋友，忠实于自己的国家，特别是要孝敬自己的父母。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国家和家庭尽到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是起码的为人之道。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家庭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牺牲个人利益而维护群体的利益。这种重血亲人伦、重道德修养的儒家学说，“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

第二，儒家文化对于塑造中国人的性格和民族精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华民族诚信知报、仁爱孝悌、精忠爱国、谦和好礼等传统美德，是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凝聚力”的源泉。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礼仪之邦，注重礼仪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儒家以“和谐”为核心建构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将会以其独特的价值观启导人们反思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和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中国文化精神作为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可以帮助人们自如地入世和出世。人要真获得幸福，就应该活出自我来，活出一个真实、独立、完整，成功与失败、所得与所失、理想与现实的圆融，以超然的心态对待万事万物，一切顺其自然，就会感到轻松愉快。而这种健康的心态会让人们更好地去做他们做的事。

第三，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我们不应该失去自我。西方文化中的弱点，比如“西方的残暴性、骚动不安、倾向于压迫弱者、专注于物质目的”，是我们应该坚决摒弃的，而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对和平友爱的崇尚、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意识是我们应该彰显和弘扬的。“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仁爱思想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博大的同情心和宽容精神。

三、总结

人们在享受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精神家园却日益丧失，以致找不到“一个安顿自己的精神家园”。不少知识分子再次把目光转向东方，期待在中国优秀的文化精神中找到克服欧洲精神危机的方法。在当年的巴黎和会上，诺贝尔奖得主就声称，“21世纪的人类要从孔夫子那里去寻找真正的幸福。”中国璀璨的传统文化和玄妙微通的哲学，有助于解决当代人“精神的困惑”，洞悟人生的真谛和意义，寻觅来自内心深处的平和和幸福。这对建立一个稳定的和谐的社会必将发挥无与伦比的力量。中国文化精神作为一种崇高的文化思想，必将成为一盏醒世明灯，照彻茫茫夜空。它强大的辐射力，必将影响整个世界文明的进程。所以，我们应积极将中国文化精神的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司马云杰. 文化饽论――关于文化价值饽谬及其超越的理论研究 [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

第6篇：庄子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范文

一、崇尚自然

庄子云：“任其性命之常情而已矣”。能够看到庄子对自然性的推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在道家的角度来看，自然便是一种最崇高的美学和哲学。此处的自然并不仅仅是所谓的大自然，而是一种俗称的自然而然的态度和方式。这种思想产生的主要社会背景通常是物质文明欲望越来越旺盛，那么便会形成一种与自己精神文明相互约束的部分，人们就会追求一种本性的回归。现代文学中有很多作家都引用这种思想文化，他们都自觉地传承这一个命题，对现代文明发展抱着一种本能上的反感，带着一种感伤的愤懑去看待这个社会人性的退化和分裂，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身的自然性和生命的质朴。此时沈从文便是一个非常具有时代代表的作家。他尊重自然本身的自然性，在其小说中不断使用自然去渲染风味，烘托突出本性，另外一方面他又超越了自然，表达出一种自然即人的境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写景的高手，就在于他善于去体验，他能够把握住自然的生命本性，来作为自己的写作材料，他的文章中，即便是把人物抽离，都能够从中感受到这些景物本身具备的生命力和内在力量。还有就是沈从文文中的人物和景色形成一个和谐的环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人正是为了融汇到自然中所存在的，那么这个人在这个自然当中形成一种最崇高的精神自由高度。如同《边城》中的这么一句：“祖父是一个在自然中生活了七十年的人。”在其笔下的世界中，儒家伦理已经失去了约束力，一切都顺其自然，一切都跟随者本性所去做，不需要刻意去营造什么。林语堂同样是自然的崇尚者，他的大荒中孤游中同样与沈从文一样，他用道家文化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让自己得到一种文艺思想的转变，实现一种政治上的逃避。为超越政治，他把在幽默的文字风格基础上，传达出了一种超越的境界氛围。

二、清高淡远

道家对追求自由的执着，让它带着一种清高淡远的态度，这种态度确立了道家在一种悲剧意识上的形态。道家的悲观主义从四处扩散开，带着一种忧郁和愁伤感，告诫出人生到处都是痛苦之事，所以没有必要去过分追求外化，也就是社会性的东西，只有追求当下的自由就已经足够了。他们看得非常清楚，人到了尽头就是一种死亡，所以本身有了一种无可救药的悲情感，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这种自然的规律，既然如此，人生只能够做到清高淡远的境界，也就是追求内心的自由。在这种绝对的内心自由状态里面，人们可以感觉到这种人生悲剧命运的认识。清高淡远是一种人生态度，但是他同样是一种自救，把人从复杂的现实当中过度到灵魂的层面，形成一种自娱自乐的满足感。相对于儒家的积极入世有着一种反抗。梁实秋在其作品《雅舍》中说道：“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进窗来，助我凄凉。”体现出一种清雅脱俗，幽默之处。文中最后他还写道：“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即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苦辣酸甜，我实躬受亲尝。刘克庄词：“客里似家家似寄。”我此时此刻卜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似家似寄，我亦分辨不清。字里行间体现出一种游心于物外，不为世俗所累的情趣。总而言之，道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能够在当现代的文化史中找到痕迹，同样它的发展依赖着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从无以发声到对文以载道，文人不断对宏大叙事的反思和疏离。他们淡化了文学的社会性色彩和功利色彩，欢呼文学的个性和自由。

三、儒家文化

上面主要说的是道家文化在现当代中的体现，但是传统文化在文化中的体现并非单面的。他同样有着各种方面，下面笔者就简述另外传统文化的几方面传承。在传统文化当中最为之影响深远的当然就是儒家文化，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此文化影响着朝朝代代，一开始只是孔子提出的一种仁的哲学思想，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思想已经成为了一个思想文化和民族历史长河中的水分，它被统治阶级上升成为观念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如果要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那么便是仁。儒家文化并没有退缩，在现代文学中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和作用，它不仅仅是一种现代语言的体现，更加是一种艺术形式和民主思想的表达。作者使用自己擅长的艺术形式去表达仁者无敌的哲学思想，用多个角度诠释这个传统的哲学思想，构建出一个全新的创造性的形式，让此文化在现当代文学中具备了现代化的特点。在现代文学中，作家不断去把文学拔高到一定层面，把文学变成人学，此举的确是没有错，因为他们运用了儒家文化中的人道主义，把人道主义贯穿在整个现代文学作品之中，形成一种让人敬佩、佩服的文化修养和人为素质。儒家文化不仅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思想灵魂的归宿，它同样带给了现代文学创作一份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思想资源。可以说没有儒家文化的传承，就没有现代文学中对于永恒价值和超越意义的人学思想的探究和不断探索，它进入传统文化骨髓里面的东西，现代文学就给了它更好的皮肉让它展现下去。

四、少数民族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多民族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如果把我们眼中的传统文化只是狭窄地缩成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等等呢？这是不科学的，所以在研究传统文化对于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传承作用的时候，必须提及这个少数民族的大背景。传统文化传承形式是丰富的，也就是少数民族能够通过他们的自己独有的方式传承，有的是生活方式，有的是譬如山歌等的艺术形式，但是在现代文学作品中能够看到这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呢？答案当然是有，并且不少。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是用另外的一个纬度去构建艺术的境界的，也就是带着他们自身所具备的文化特色，这些传统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能够缺少的，因为他们同样是我国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一个分支系统，所以必须能够通过一个独特的纬度形成一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育，减少对其文化的干涉。不得不说，很大程度上现代文学有忽略了少数文学，在早期的部分，因为很多文学的奖项倾向于汉族的传统文化，所以作家不断探究以上的两种文学传承，而忽略少数民族的文化。阿来获得矛盾奖之后，少数民族在此进入现代文学的眼球，并且以其自身的文化特色推动了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那么此处必须一提的，当然就是阿来的《尘埃落定》。此作品是带着一种民族文化的作用，其中结合了土司制度的文化，大量地去描写少数民族的特色，用一种崭新的角度和文字视角去阐述了一个传统文化浓厚的地方。民族文化把这部作品的艺术底蕴提高，作用也做出了非常独特的文字融合，让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比较不同的民族文化做出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第7篇：庄子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范文

关键词： 孟子； 新儒学； 生态美学

Abstract: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Moncius's conception of cultivating moral character， Du Weiming intended to continue Xu Fuguan's investigation in his “Chinese Spirit of Art” to exploit the concern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hence introducing a new subject and means of aesthetic study， that is， ecological aesthetics. Du's new understanding deserves a close concern from scholars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Key Words: Moncius; cultivating moral character; coincidence; art of hearing; ecological aesthetics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学日渐成为“显学”。它作为中国较早地进行中西、古今文化融会思考的学派，不仅其价值得到肯定，更成为如今学者探索如何建构中国本土的现代文论、美学、哲学等的典型个案。新儒家学者以儒统庄，以儒统佛，以儒家精神会通西方思想，完成传统文论、美学、哲学某种程度的转型，形成不同于其他学者、学派的阐释。就在这种阐释的重建过程中，有一个值得当下美学界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三代新儒家学者已经自然而且必然地完成的“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这种转向最早体现在熊十力先生提出的发人深省的自然活力论，还有梁漱溟强调以调和折中的态度对待自然。再就是后来，台湾、香港、大陆的三位领衔的新儒学思想家钱穆、唐君毅和冯友兰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说，儒家传统为全人类做出的最有意义的贡献是“天人合一”的观念。[注: 参见杜维明《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对中国和世界的启发》，载《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这一结论似乎并不是什么全新的发现，但从他们对于此观念所作的阐释来看，这种发现也不是在复述传统的智慧。事实上，他们不仅是在回归那个他们钟爱的传统，也是为了当下的需要来重新理解这个传统。如果说新儒学的生态转向在一开始还不是有意识的，那么到了杜维明这里，则已完全成为一面明确的旗帜。他接着第一、二代新儒学往下讲，不仅完成了所谓“生态转向”，并且还将这一转向带进对中国美学的全新思考。

一、 中国艺术精神里的人格修养

在现代新儒家三代学者中，第二代台港新儒家的徐复观对艺术和美学探讨较多，并且有着自己较为系统的美学思想，这集中体现在其《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他认为，在中国哲学和历史上，《庄子》集中体现了审美主体性在中国的诞生，而儒家思想中所确立起来的道德主体性，同样充满着深刻的美学内容。徐氏主要探讨了庄子与孔子的美学思想，但却很少提及孟子。杜维明先生正是看到了孟子在中国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因而特撰文接着徐复观往下讲，为《中国艺术精神》补充了一个“续篇”。

杜维明先生在《孟子思想中的人的观念：中国美学探讨》一文中集中考察孟子的修身观念是如何同中国艺术理论相关联的。他开篇即说道：“徐复观先生在他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指出，儒家和道家都确信自我修养是艺术创造活动的基础，这与艺术的根本目的是帮助人们去完善道德和精神的品格的陈旧观点恰恰相反。它提出了一条解答艺术本身是什么，而不是解答艺术的功能应当是什么的思路。在这个意义上，艺术不仅成了需要把握的技巧，而且成了深化的主体性的展现。”［1］280他正是顺着徐先生的这一思路去进一步阐发孟子的修身观念的。

欲了解杜维明的美学思考，先应明确徐复观是如何阐释“修养”与中国美学的关系的。徐复观所说的“修养”，乃是一种“人格修养”，是指“意识地，以某种思想转化、提升一个人的生命，使抽象的思想，形成具体的人格”［2］362。中国只有儒道两家思想，由现实生活的体悟和反省，迫近于主宰具体生命的心或性，由心性潜德的显发转化生命中的夹杂，而将其提升、纯化，转而又落实于现实生活之上，以端正它的方向，奠定人生价值的基础。所以，徐氏认为，只有儒道两家思想，才有人格修养的意义。

徐复观强调，人格修养常落实于生活之上，并不一定发而为文章，甚至也不能直接发而为文章。因为就创作动机来说，人格修养并不能直接形成创作的动机；就创作的能力来讲，在人格修养外还另有工夫。同时文学与艺术创作，并非一定有待于人格修养。但人格修养所及于创作时的影响，不像一般所谓思想影响，常是片断的、缘机而发的，它是全面的、由根而发的影响。而当文学艺术修养深厚而趋于成熟时，也便进而为人格修养。另外，作品的价值与人格修养有密切关系。徐复观指出：“决定作品价值的最基本准绳是作者发现的能力。作者要具备卓异的发现能力，便必须有卓越的精神；要有卓越的精神，便必须有卓越的人格修养。中国较西方，早一千六百年左右，把握到作品与人的不可分的关系，则由提高作品的要求进而提高人自身的要求，因之提出人格修养在文学艺术创造中的重大意义，乃系自然的发展。”［2］363一言以蔽之，人格修养与艺术在最高境界上有其自然的结合，具有共生性。儒道两家所成就的人格修养，不止于文学艺术的根基，但也可以成为文学艺术的根基，一旦发而为艺术精神的主体因素，便对中国艺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进而主导着中国艺术发展的总体方向。在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必以人格的修养、精神的解放为技巧的根本，为境界的根本，正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3］卷10。因此，徐复观在对传统艺术活动的考察中所发现的人格修养与艺术的这种微妙的关联，乃是中国艺术精神的特质所在。

综观中国古典美学，自孔子始，审美一直与修养有着根本的联系。中国美学讲境界，艺术以境界为最上。正如王国维所说：“（词）有境界则自成高格。”［4］（不惟词如此，中国其他艺术皆如此）而修养的归宿即是境界。由修养而达境界，此一境界，既是人生境界，亦是审美境界。在中国古人那里，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何以相通？在现代人的生存境域中，世俗的人生何以成为审美的人生？杜维明先生有进一步的挖掘。

二、 孟子修身观念的生态美学精神

徐复观告诉我们，要想真正了解中国艺术精神，必须从修养的工夫透进，方能得其三昧。杜维明显然认同这一结论，因而才顺着这种美学研究的方向，去挖掘孟子修身观念中所蕴涵的现代美学精神。那么，杜维明进一步阐发“修身”的出发点是什么，他是如何理解“修身”的，他对“修身”作了怎样的引申，引申的意图何在呢？

首先，他澄清，自己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探究与道家美学所不同的，或是作为道家美学之补充的儒家美学存在的可能性，而是想尽量开发这两种传统学说所共有的象征符号资源。他明确指出：“把徐先生的分析推进一步，我认为，把修身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比起人们试图系统地将传统分梳为道家和儒家来说，也许出现得更早些”，［1］296“儒家强调的人文主义，也许初看起来与道家的自然主义相冲突。但是，按照他们对自我修养的共同关注，我们不能说儒家坚持社会参与和文化传承与道家追求个人自由不相容。道家批评儒家的礼仪，儒家批评道家的避世，都体现一种对话式的交互作用，它反映出两家之间存在着更深沉的一致”［1］198。可见，杜维明并不是要论证孟子同中国美学有着什么特殊的关系，而是要借孟子思想生发出中国美学整体的特性。再者，他的直接目的是想通过诠释的重建去发现隐含在孟子思想里的艺术理论，进而指出某种衔接传统与现代的美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

杜维明所用的“修身”这个概念，并不是仅仅对于人的形体而言。修身的内容实则比形体的转化要丰富得多。“身”只是一个含意有限的形象说法，非英文“body"可以代替，它其实象征了整个自我，乃儒家文化中极其丰富和庄严的符号。所谓修身，即修己，包含了自我转化、自我提升、自我超越的全过程。比之徐复观所说的“人格修养”，“修身”有着更为广阔的涵义。“人格修养”容易被人们作为纯粹的道德操练来理解。自孔孟以降，后世的一些儒者确有此一倾向。事实是，人们一直用一种不太恰当的“手段”与“目的”的用语来描述艺术与人格（修养）之间的关系，而这种表述却模糊了二者的共生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将人格修养扩展为杜维明所说的“修身”来理解，那么它与中国艺术的特殊关联就会变得更加明朗，甚至可以说，“修身”就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根本。艺术也由此可以理解为“深化的主体性的展现”，这是传统中国所特有的一种“大艺术观”。

孟子的修身观念包含两个方面的深意：一方面，“大体”与“小体”的和谐发展。在孟子看来，心为“大体”，身体只是“小体”。修身就是要使“大体”而不只是“小体”得到发展。一个向学生传授六艺的儒学大师，必定要认识到六艺既是需要操习的动作，又是应从精神上去掌握的科目。因此他主要关心的是一个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在转化过程中的身心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在人的身、心结构中，存在着将自我发展为与天地合一的真正潜能。修身更重要的是为了体验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共鸣。“大体”可以“上下与天地同流”［5］《孟子·尽心上》，但它归根结底只不过是本真的人性。修身就是要将本真的人性显发出来，而美的实现则需要这种修身的工夫。所以，儒家的修身方法不仅具有社会学的意义，也具有美学的意义。古人通过修身所实现的人生境界，自然就有审美境界的生成。

进一步引申，修身所体现出的实质上是一种生态美学精神。生态美学本是一个现代范畴。在21世纪初的中国美学界，引起最多关注和争论的就是这个范畴。它作为美学的一种新理论或者方法，更多地凸显出传统与现代衔接和转化的可能性。因此，强调修身体现生态美学精神，其实就是对修身作一种新的现代的理解和转换。生态美学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处于生态平衡的审美状态，提倡绿色的人生，审美的人生。而孟子的修身观念则明确表示，人首先要实现自身的和谐，才能与天地合流。生态美学强调整体性，而孟子在关注整体性的同时，还看到了“整体”中的“根本”，那就是人自身的生态和谐。事实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生态平衡确实依赖于人本身对待外物的态度和方式，此一态度和方式则根源于人的认识和精神境界。人必须从自身做起，修身是一种重要途径，它不仅导向生态平衡，也直指审美的和谐人生。它作为自我转化、自我提升、自我超越的全过程，不仅是孟子所倡导的，也是道家所追求的。《大学》有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如果我们用现代话语来解读中国传统之“修身”理念，其实它就是“精神生态”。由此，它将给予中国当代的生态美学研究以重要的启示。

三、 杜维明给予生态美学研究的启示

在孟子那里，与修身一样，美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将修身作为理解美的观念的参照点，因而“美”很难成为一个完全客观化的静态范畴，它与善、与真一样，都是人不断成长中出现的品质，它们作为一种激励人心的鹄的而存在。“充实之谓美”。“当美塑造着我们的充实感时，不是作为一种固定的原则，而是作为正在体验生命的自我，和所感知的实体对象之间的一种动态的相互影响而起作用的。我们在事物当中看到了美。在描述美的过程中，我们的注意力从外在的物质形体转向内在的生命力，最后达到无所不包的精神境界”。［1］297修身包含着主体的自我转化，而这种自我转化无论在美的创造或欣赏中，都是美的真正基础。在主体的自我转化这一环节上，杜维明拈出两个重要概念：“相遇”和“听的艺术”。这更加表明他在有意识地以生态美学的眼光来解读和发现古典。

相遇。杜维明说：“我们欣赏的对象可能是一棵树、一条河流、一座大山或一块石头，但是，我们感受到它们的美，使我们觉得它们并不是毫无生气的对象，而是一种和我们活生生的相遇。确切地说，是一种‘神会’”。［1］297杜维明用“相遇”来指称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来形象地表征古典美学里物我的神会，正是为了说明，中国传统美学里并没有主客二分，古人不会把自己的人格强加于外在世界，《孟子》关于人的思想并不是一种人类中心论，就其终极意义而言，它旨在表明人的自我转化首先体现为一种态度的转变，而人的自我实现则取决于人与自然的互动。正像徐复观先生所说的：欲“成己”必需“成物”，而不是“宰物”、“役物”。

20世纪著名的犹太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认为，人生与世界具有二重性:一是“为我们所用的世界”，一是“我们与之相遇的世界”，可以用“我—它”公式称谓前者，用“我—你”公式称谓后者。布伯所谓“我—它”的范畴，实指一种把世界万物(包括人在内)当作使用对象，当作与我相对立的客体的态度；所谓“我—你”，实指一种把他人他物看做具有与自己同样独立自由的主体性的态度，此时，在者于我不复为与我相分离的对象。[注: 参见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7－21页。]人置身于二重世界中，即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筑居于“它”之世界，但人也栖身于“你”之世界。人对“你”的炽热渴念又使人意欲反抗“它”、超越“它”，正是这种反抗造就了人的精神、道德与艺术。布伯说：“人无‘它’不可生存，但仅靠‘它’则生存者不复为人。”［6］布伯的学说直接针对西方思想史上两种居于支配地位的价值观。虽然他的目的在于阐释宗教哲学的核心概念“超越”的本真涵义，以及澄清基督教文化的根本精神——爱心，但他对人生态度的两种概括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具有普遍性的。

生态美学批评现代人类的实用主义和功利性，痛斥他们将“我—它”关系加以绝对化和极端化，着眼于“我—你”关系的和谐建构和扩展，因为只有后者才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亲和无间，人与社会的和谐融洽。如果我们把人与世界的关系概括为主要的三种形态：认知的、实践的和审美的，那么大家就会发现，前两者所体现的其实就是布伯所称的“我—它”关系，而审美所呈现的则应该是“我—你”关系。我与你相遇，“你”便是世界，便是生命，无须有待于他物，我当以我的整个存在，全部生命和本真人性来接近“你”。最终“我”与“你”都升华了自己，超越了自己。这便是杜维明先生所说的“神会”，亦是孟子修身观念的真谛所在。因此，“我”与“你”的相遇，是审美的相遇，亦是生态精神的呈现。正如杜维明先生在《存有的连续性：中国人的自然观》一文中所指出的：人心“对自然的审美欣赏，既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占有，也不是主体强加于客体，而是通过转化与参与，把自我融入扩展着的实有”。［1］235“我”在展开审美体验时，渐渐忘记了“我”的存在，完全“化”入“你”的体内，以“你”的存在为自己的存在，逍遥游于“我—你”共同的精神世界，这即是审美化境，是生态美学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所发现的生态特征。物我合一的境界真正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体现。杜维明还指出，对于人与自然的这种互通性和亲切性的审美体验，往往是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修养的结果，“返回自然的过程不仅包含着记忆，而且也包括‘绝学’和遗忘。我们能参与自然界生命力内部共鸣的前提，是我们自己的内在转化"。［1］236这种观点与徐复观先生对“心斋”的修养工夫的解释是一致的。可以这样说，中国古典美学是一种以修养为基础和工夫的“相遇”美学，此一“相遇”，则真正体现了深刻的生态美学精神。

听的艺术。艺术感动并影响着我们，古人们相信，它来自人与天地万物共有的灵感之源。讲到听的艺术，很多人马上会想到音乐。这当然是没错的。但除此之外，它在这里更蕴涵深一层的隐喻。“听”具有生态层面的重要意义。

听觉的感知作用在先秦儒学中占重要地位。杜维明相信：“如果我们将眼光盯着外部世界，那么，儒家之道是不可得见的；如果仅仅依靠视觉形象化这种对象化活动，是不能把握宇宙大化的微妙表现的。诚然，像舜这样的圣王，能够通过对自然之微妙征兆的探索来洞察宇宙活动的初几。但是，我们却是通过听的艺术，才学会参与天地万物之节律的。‘耳德’或‘听德’，使我们能够以不是咄咄逼人的，而是欣赏的、相互赞许的方式去领悟自然的过程。”［1］298生态美学一直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抛弃西方的二分法思维模式，在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中发掘这种主体对待自然的审美的态度。因为此一审美的态度真正消融了主客二分，体现了物我的平等、和谐、共融。杜维明先生认为先秦儒家是经过身心的修养将自己开放给所置身于其中的世界，通过拓展和深化自己的非判断性的接受能力，而不是将自己有限的视野投射到事物秩序上，才得以成为宇宙的共同创造者。

听的艺术除了可以表明态度以外，还联系着特殊的感受和表达方式。“听的艺术”里所说的“听觉”，并不是指人的生理听力，而是指人的感受能力。正如马克思曾经说的，要理解音乐，必须具有“音乐的耳朵”。那么，要听懂自然，就必须具有亲和自然、体悟自然的能力。聆听与倾诉相对，自然之中自有天籁，天籁即是自然生命的倾诉。面对自然的私语，我们只能闭目倾听，用听来交流，用耳来感受。正如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众皆默然，惟迦叶破颜微笑一样，听的艺术正是这种无需言语的心灵默会。所以，庄子也用“听”来描述他的“心斋”：“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7］《庄子·人间世》。此乃庄子的修身之法。在听的过程中，我们不再是外在于自然的主体，而成为各种生命力内部共鸣的息息相关的一部分。在听的过程中，我们成为各种生命力内部共鸣的息息相关的一部分。不仅庄子重视“听”，孔子更是以音乐这种听觉艺术来实现他的人生境界。所以孟子才会选择音乐作为隐喻讨论孔子之圣性：“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5］《孟子·万章下》而代表人格发展至高峰的“圣”字之古体“圣”，即以耳为根。可以这样说，听，体现了生态学的关系原则，“听德”其实是中国艺术共有的特点，因而中国艺术是体现着生态精神的伟大艺术。

更进一步讲，“听”在古人那里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听者无言，无言与有言相对，因此也是表达方式之一种。无言甚至更胜于有言，只有无言才不会咄咄逼人，才会以欣赏的姿态和审美的眼睛“倾听”自然。有言则容易陷入主观，破坏物我的相融、天人的合一。所以才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说。所以才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说。因为无言就是没有明确的语意，于是也就具有感受的无限可能性。有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艺术的限制，言是表达的媒介和形式，有媒介和形式便是有隔，便是有限，否则便是不隔，便是无限。

无言和听的艺术都是一致的，它们象征着精神的自由和无限，表达了“我”对“你”的尊重，体现了平等和共存。因此，“听”开启了生态学意义上的关系原则，听的艺术则呈现了生态美学的精神。

综上，我们通过对杜维明先生关于孟子思想的诠释的分析，可以较显明地看到杜先生通过诠释所要指出的美学研究方法。首先，正如徐复观对人格修养的关注一样，杜先生进一步整理、阐发了先秦儒学、特别是孟子的修身观念，并进而得出结论：从修身、修养来理解中国古典美学，更容易触到中国艺术的本质，此处儒、道艺术精神之分则不显；再者，正如道家学说里存在着丰富的生态思想一样，先秦儒学、尤其是孟子关于人的思想同样开启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生态精神。修身这一观念本身所包含的人自身、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正是生态美学所追求的理想的生存状态。这足以表明，生态学的视野和方法必定为中国美学带来更大的言说空间。

在中国大陆学界，生态美学自2000年以来逐渐成为美学研究领域的新热点，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美学研究的视野。然而众多生态美学的提倡者们却未曾注意到，杜维明这个海外学者早在90年代就已经提出将生态的方法运用到美学研究中来并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本文将杜氏观点进行整理和生发，一方面是想引起生态美学研究者们的注意，另一方面也是自己对生态美学研究的一种探索。

［ 参 考 文 献 ］

［1］ 杜维明.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M］∥郭齐勇，郑文龙.杜维明文集：第3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

［2］ 徐复观.儒道两家思想在文学中的人格修养问题［M］∥李维武.徐复观文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3］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4］ 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8.

［5］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6］ 马丁·布伯.我与你［M］.陈维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51.

第8篇：庄子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范文

《天下》篇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首先在于它涵盖的思想内容之博大。可以说，它的内涵容量几乎就是一部春秋战国的学术思想史，或者说是庄子及其学派对于这一历史时期学术思想史所作的批评史。据说，马叙伦先生当年在北大讲三个学期，还未讲完《天下》篇，以至马先生被戏称为“马天下”。马先生三学期讲不完，亦可证明《庄子》此篇内涵确实博大深邃，不胜其讲。此篇涉及的学派代表人物，就有墨翟、禽滑?、宋?、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等十一人之多。其中，虽然没有专列孔颜儒家学派，但在开篇总纲中，则在展现“数度”和评说诸经典时表明，《天下》篇实质上也没有忽略儒家的存在。从历史的角度，确乎可以把《天下》篇扩展和深化为一部专著。但是，我们这里，主要是就《天下》篇所作的评述来领悟庄子及其学派的思想。虽然《天下》篇描述和评析了众多不同的学派和人物，各有特点，但仍然有一条内在有机关联的线索。这就是，所有学派和人物虽然有些从大道分裂出去，但仍然在大道的视野之中，构成走向大道的思考环节。

（一）“原于一”的大视野

《天下》篇的大视野表现为，庄子及其学派并不是争道家一家的独尊，而是力图打破各家的局限。所谓“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其所说的，就是这种局限的表现，从而需要打破。只有打破局限，回归“道通为一” 的淳朴与和谐，才能出真正的大智慧，成一切人间事。就是说，若成天下之大事，都不能各自孤立分割，相反都有赖于“道通为一”。这就是《天下》篇所说的，“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曰：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太过注重庄子思想与当时阶级、社会的联系，而忽略了庄子及其学派思想本身超越时代的内涵，忽略了这些超越内涵的价值和意义。那种局限于划阶级成分而从现实政治需要加给古人种种帽子的批判方法，现在看来，实在是对于古贤思想的一种亵渎。何况那种阶级划分，对于两千多年前的庄子，也并不合乎实际。庄子“道通为一”或“原于一”的大视野，无论在当时，还是对于后世，其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当时正处于战国时期，庄子及其学派所针对的，乃是“天下大乱，贤德不明，道德不一”。对于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囿于一曲之见，是无助于大局好转的。而当时的百家之说，恰恰都是这种一曲之见。所谓“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或者说，都属于裂“道术”的种种“方术”。应当说，这种裂“道术”而出现的种种“方术”，即当时百家之说的出现和争鸣，正象周朝一统天下分裂为互相争霸的诸侯国一样，乃是历史发展和与之相应的思想发展之必然。但是，“天下大乱”应当是走向新的统一的过渡阶段。那么，如何走向新的统一？这正是在“天下大乱”之时，庄子及其学派所超前思考的问题。“原于一”的大视野，就这样提出来了。这种“原于一”或“道通为一”的世界，在这里也是从古代寻找理想的镜子。如《天下》篇在叙说完圣人、君子、百官和民众在古代由于“道法自然”而有序和谐生存之后，接着写道：“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过去一直认为，这是庄子向后看的复古表现。其实，任何社会批判必须设定一种前提，一种作为理想的镜子，用以照映现实的黑暗与丑恶。同时，借此也给人一种可以争取光明的希望。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这个著名的论断，它的合理意义，是说任何历史的语境都不可恢复，而任何具体时代的人所写的历史，都不能不打上不同于原来语境历史的现代烙印。就是说，人们讲的历史都具有联想和创造的成分在内，或者说都具有理想和希冀在内，也就是含有借历史来影射现实和预示未来的意味。所以，不能见到古贤赞美古代，就认为是复古。可以说，在本质上，中国道家、儒家、禅宗对于古代的称赞，都不是复古，而是都具有借此批判现实的丑恶和对美好未来希冀之意味。

《天下》篇“原于一”或“道通为一”的大视野，其内涵是非常丰富和深邃的。关于“道术”与“方术”的划分，以及“道术”裂而出现百家之学的问题，庄子及其学派借以所批判的，仍然是文明发展的负面效应。不能不承认百家学的出现，乃是思想文化的进步。但是，对于治天下而言，这种百家学由于囿于一己之见，所谓“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却无助于解决分裂中的“天下大乱”问题。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及其学派还对儒家思想作出有条件的肯定。有些学者对此迷惑不解，甚至误解，认为这是庄子思想源于儒家的一种显示，或者说庄子后学调和儒家的表现等等。?1?（参见钟泰：《庄子发微》，“天下第三十三”注释。）其实，这些看法都不对，都是被现象所蔽。首先，虽然这里在讲君子、百官、民众时，提出相当于儒家的仁义、礼乐、名法等范畴，但是这里讲的是原始古代，还处于“道法自然”状态意义下的社会。所以那时这些范畴的意义与后来孔孟以降的儒家所讲的意义，是大不相同的。所谓古代的这些范畴属于“道发自然”，正如文中所说的“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或者处于古圣之时，“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就是说，还处于道惠于人惠于世的时代，也即没有失道与损道的时代。无庸讳言，这些看法，当然包含有庄子及其学派对古代社会加以理想化的成分在内。但这里讲的“礼乐”思想与孔孟以降的儒家“礼乐”思想，即道家抨击为“大道废”的等级制“礼乐”思想，无论如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至于下面一段通常视为对儒家经典评述的话，就更值得玩味。在讲过古代社会的和谐有序之后，《天下》篇这样写道：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这里所述的关键问题在于“数度”，此段引文前面指出，“数度”分为“本数”与“末度”。对于庄子及其学派而言，“本数”只能是“道”或“道通为一”，＊参见钟泰：《庄子发微》，“天下第三十三”注释。此外的百家之学，包括邹鲁之士的儒学，都属于“末度”。因此，即使这里提到儒学经典作为“百家之学”一种来源，但也不能与道家之“道”作为“本数”相比。所谓“本数”的“道”，就是“天人”“不离于宗”的“宗”，“神人”“不离于精”的“精”，“至人”“不离于真”的“真”。这是儒家经典都还没有达到的思想高度。

不过，在“原于一”这个大视野下，《天下》篇在评述儒家思想及其经典时，似乎对于之前只批判文明的负面效应而对其正面缺乏应有的肯定，而有所补充。这就是对文明发展中出现的多样性分化，如这里所说的百家之学，虽然批评其偏于一曲，“得一察焉以自好”，“不能相通”，但是，并不是完全否定。相反，还同时指出，“皆有所明”，“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应当说，这也是“道术”之为“道术”之思的一种必然。就是说，在“道通为一”大视野下，一切分化的百种千类，都能看到其正反两面，并且在道的大化流行中，都能化于道或通于道。也就是说，不能因为道家侧重批判文明负面效应，就认为其看不到正面效应和完全否定文明的正面效应。

有的学者以《天下》篇开头的总论最后提出“内圣外王之道”，认为这是庄子及其学派最终归于儒家的表现。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也是皮相之见。因为，“内圣外王”的观念并非儒家独有。实质上，“内圣外王”是儒道两家都有的追求。但是，何为圣？何为王？儒道两家的看法却有本质的不同。儒家尚仁的修、齐、治、平，还囿于现实的层面，缺乏超越精神，而道家崇道“无为”的“南面之术”，则具有超越的人文精神，这在老子对侯王守道的教训中，特别是在庄子《应帝王》篇的寓旨中，均清楚可见。

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庄子及其学派早在两千多年前，就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之学这种“道术为天下裂”，即文明多样性分化发展，预见到这种分化难以回头的必然性。如其所说：“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这里所作出的预见，实际上为后世提出两个重大问题。其一是，“往而不反”的多样性分化，能否驾驭？其二是，如何驾驭？对此，庄子及其学派在其“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的慨叹中，表现出一种无奈之情。事实上，庄子及其学派这种无奈，仍然是当今有识之士的无奈。就是说，对于文明发展这种多样性分化，能否驾驭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这种文明多样性分化，就象一匹烈马，人们总在驯服它，却总是驯服不了。那么，是否驯服不得法呢？可见，对于文明这种多样性分化，能否驾驭以及如何驾驭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两个问题。也许，我们至今还未找到如何驾驭的正确方法。

当然，庄子及其学派的慨叹主要不是我们这里讲的当今现实，而是他们那时的现实，即战国时期“天下大乱”。而这种“天下大乱”，就源于“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在这里，明确指出“天下大乱”的病根，在于“内圣外王之道”不明不发。而此道不明不发，又在于天下之人都坚持自己的欲望。就是说，都脱离大道，而各行其是。或者说，百家之学这种文明的多样性分化，正是适应“天下大乱”而生的思想文化。从这种批判中，不难看出，庄子及其学派的“内圣外王之道”，不过是归结为“原于一”的大道。其理想的镜子，乃是“古人之大体”，即“无为而治”的“天地之纯”。由此可见，虽然都谈“内圣外王”，但道家借以所说的，乃是崇尚自然无为之超越精神，以“道通为一”化解一切的精神。显然，这与儒家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二）“生勤”“死薄”以效法大禹的墨家精神

墨家与儒家曾以“儒墨”并称于春秋战国之时，并且是在现实层面上与儒家针锋相对的学派。这和儒道两家的对垒，一个在囿于现实层面，一个超越于现实，是不同的。墨家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非常具体的。所以，《天下》篇对于墨家的评述，也比其他诸家具体。虽然《天下》篇对墨家思想境界的总体评价不高，但是，也不能不佩服墨家为济世而表现的世人难为的苦行精神。正是在这一点上揭示出，墨家的理论和实践，实际上都是以大禹治水的精神为依归的。如果说墨家学派带有某种宗教神秘性，那么他们所信奉的最高精神教主，就是大禹。如《天下》篇所述：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大禹治水的精神，儒家和道家也都是称赞有加的。但是，真正在学派行为上具体实践这种精神的，却只有墨家。此外，《天下》篇还提到《墨经》和借此展开的逻辑辩论问题。从而指出，陷入这种辩论的墨家，属于不同于墨翟、禽滑厘正统墨家的“别墨”。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个“别墨”，以墨翟、禽滑厘之意为是，以其行为非。所谓“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

《天下》篇对墨家思想的概括是：“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这一概括，就是对于墨翟、禽滑厘《非乐》和《节用》内涵的诠释。其实，非乐与节用是统一的。墨家这种非乐与节用的批判，不仅指向当时的儒家，也指向整个礼乐文化传统。所谓“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就是不彰显礼乐常规，就是非乐与节用。特别是这种批判，既表现在墨家的著作中，也表现在墨家的实践行动中。所谓“以绳墨自矫”，就是墨家以非乐与节“自矫”。具体说，就是以大禹治水的精神“绳墨自矫”。

《天下》篇对于墨家的批评，并不是否定这种精神本身，而是指出这种非乐节用精神，不合于天下人之常情，因此不为天下人接受。因此，墨家的道术不能列入圣人的大道。三代到禹、汤、文、武、周公，都有制礼作乐，对于死者的棺椁分等级而不同，而墨家却要斩断这种传统，主张“生不歌，死无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墨家对儒家这种批判，是以现实的另一极，对抗儒家“礼乐”制度的现实及其传统。这与道家对儒家“礼乐”制度取超越态度的批判，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天下》篇对于墨家这种批判，又作出批判的批判，指出墨家这种极端的效应是：“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J谷擞牵?谷吮??湫心盐?病？制洳豢梢晕?ト酥?溃?刺煜轮?摹L煜虏豢啊D?铀涠滥苋危?翁煜潞危±胗谔煜拢?淙ネ跻苍兑樱　闭馐欠浅V档猛兜囊欢位埃?渲校?紫忍岬侥?艺庵帧胺抢帧薄ⅰ敖谟谩保?炔弧鞍?恕保?膊弧鞍?骸薄U饩捅砻鳎??蛹捌溲?啥杂凇袄窭帧辈皇窍竽?艺庋?滞耆?穸ǖ奶?龋??强隙ㄆ涠杂谌司哂小鞍?钡暮?濉＞褪撬担?松?枰?幸欢ǖ摹袄窭帧崩春腔ぁ；蛘咚担?袄窭帧痹谄湮幢灰旎?男翁?拢??侨死嗲?鹩谝奥?奈拿鞅硐郑?墙?胛拿鹘锥稳死嘤焉坪拖嗷プ鹁吹谋硐帧＠?纾?魑?喟?娜嗣牵?窭帧钡墓嬖颍?彩瞧鹇胍?袷氐墓嬖颉K?健跋嗑慈绫觥保?创酥?揭病＝幼胖赋觥拔窗苣?拥馈保?侵匾?摹T谧?蛹捌溲?煽蠢矗??犹岢龅摹暗朗酢保?谀?印⑶莼?寮捌涞茏右慌扇四抢铮?唤鲂欧疃?疑硖辶π小K?源恕暗朗酢薄拔窗堋薄F湮侍庠谟冢?岩晕?煜氯私邮芏?玫酵菩小＞褪撬担?憧梢圆话?憾??写恕暗朗酢保??床荒芪?怂?邮堋R蛭??恕暗朗酢辈话?恕＞咛逅担?侄?柚????拗??的巳酥?G橐病N?裁匆?侵?兀空庵帧吧?睬凇薄ⅰ八酪脖　敝?溃?翘??量塘恕U?蛭?说捞?量蹋??裕?笆谷擞牵?谷吮??湫心盐?病？制洳豢梢晕?ト酥?溃?刺煜轮?摹L煜虏豢啊！薄短煜隆菲?赋稣庖坏悖?欠浅I羁痰摹H绻?怠爸泄???樱?骱趵褚澹???谥?诵摹保ā短镒臃健罚??幢弧袄窭帧币旎?娜迨俊奥?谥?诵摹保?敲丛谡饫铮??业牧硪恢直硐中问揭彩恰奥?谥?诵摹薄R桓鲋患?袄褚濉保?桓鐾耆?灰?袄褚濉薄A礁黾?耍?浣峁?匆谎??础胺刺煜轮?摹L煜虏豢啊薄W?蛹捌溲?赡苤赋瞿?艺饫辔侍饩捅砻鳎??窃谂?腥寮业摹袄窭帧惫凼保?皇欠穸ㄒ磺小袄窭帧保??皇欠穸ㄆ湮?袄窭帧敝?锼?嗡?鄣囊旎?O匀唬?馄浼渌?允镜乃枷牒途辰绲母叨龋?际悄?宜?豢善蠹暗摹?/p> 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天下》篇在此节最后对墨家的总评价，即所谓“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在前述《天下》篇前言或总纲中所提出的“天下大乱”问题，实际上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关注的核心问题，只是思想理论和采取的方法不同而已。在这里，《天下》篇指出“墨子真天下之好也”，说明墨子思想理论和采取的方法，也是为了解决“天下大乱”的问题。但是，在庄子及其学派看来，墨子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不对头，而且是本末倒置，即“乱之上也，治之下也”。指出这一点，确实在思想理论上打中了墨家的要害。“天下大乱”问题，出自诸侯国的统治者不顾民众死活的争霸战争。因此，《天下》篇把墨子贬称为“才士”，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墨子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和根本，没有战略眼光。以至于本末倒置，用现今时髦的话说，就是所谓“上面患病，下面吃药”。同墨家相比，儒道两家虽然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但是把解决问题的大方向都确定为作“帝王师”，则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两家都衷情于“内圣外王”，只是观点不同而已。也正因为如此，自汉代以降，墨家思想失传，就连《墨经》逻辑也烟灭了。而儒道两家，则能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即现实与超越现实的层面上，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导。如果在这种意义下，陈鼓应先生前些年提出的“道家主干说”，似乎就可以成立了。

（三）宋?、尹文“别宥”“?、调”的救世幻想

宋?即《逍遥游》中所说的宋荣子，在《天下》篇将宋?与其弟子尹文一起来讲，是把其作为一个学派来看。这个学派，也是着眼于解决“天下大乱”问题。所谓“以禁攻寝兵为外，以寡浅为内”。但是，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从《天下》篇对这派思想的概括，可以见之。其概括是：“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从这一概括中可以看到，就“不累于俗，不饰于物”而言，是与墨家的观点类似的。但是，以下所说的，则显示出与墨家不同的特点。墨家更重视自己作为榜样的践行，而宋、尹则重视把自己的思想作对上和对下的说教，以求与人平和沟通，这就是“不苛于人，不忮于众”的意思。而“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则见出与老子清心寡欲和小国寡民的安宁思想相通。其中的特色，“人我之养，毕足而止”，正是这派“以寡浅为内”的诠释。

宋、尹派的核心思想乃是主张“别宥”进而“?、调”。如《天下》篇所述：

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所谓“别宥”，不过是指对荣辱等界限既有超越，又有保留的境域中。在庄子看来，不过是走在试图超越的路上，却最终没有真正进入“无待”的自由境界。正如《逍遥游》篇所描述的那样：“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运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而已矣。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欢，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竟，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就是说，虽然对于荣辱不“欢”不“沮”，于世无争，但由于仍然对之有“定”有“辩”，就仍然未进入“无待”境界，即“犹有未树也”。可知，在思想境界上，宋、尹与庄子具有本质的区别。对于“宥”，庄子是以“道通为一”，也即“齐物”的态度，而宋、尹则还停留在辨别而有所不动心的境域，还没有真正使“宥”化于大道。

再说宋、尹的“?、调”思想。无疑，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所谓“心之行。以?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这种使海内“合欢”的“心之行”，确实是美好的。但是，要想把这种美好的愿望变成现实，都“置之以为主”，就不那么容易了。为此，宋、尹采取的办法，就是上说下教，即使受到侮辱、饿饭，也不计较。甚至遭到厌弃和反对，也要坚持这种上说下教。对此《天下》篇描述得很具体：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

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对于这种不畏劳苦饥寒，力图平海内战乱以求合欢的精神，庄子及其学派还是称道的。如其说：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图傲乎救世之士哉！这里，宋、尹“我必得活哉”的感叹，当然不是苟活，而是为了平息战乱以求海内合欢，宁肯在饥寒中活着。因此，庄子及其学派才称赞他们“救世之士”。

但是，宋、尹如此救世，其结果如何呢？在庄子及其学派看来，并不能解决问题。这在上述他们上说下教的反应：“上下见厌”，就已经说明了。那么，在思想理论上又如何呢？首先，“别宥”这种“心之行”，不仅在思想解放上不彻底，还停留在辨别“宥”而未超越的境界上，而且这种思想理论在实践上，也是非常软弱的。教育从古至今，任何时候都不是万能的。所以，企图完全通过上说下教实现“?、调”，消除战乱，使海内人都过上安宁平和的生活，根本是一种幼稚的幻想。宋、尹所谓“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这种“别宥”的思想，不作苛刻的计较，不为物役物累，对于他们个人的修养，也许是可行的，但是如果通过上说下教，让天下争霸的诸侯和争利的大众接受，则根本不可能。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说过：利益决定一切。若想改变人们这种利益决定一切的观念，就如同使江河倒流一样不可能。可以说爱尔维修这种论断，完全适合于宋、尹的时代，而且其合理性至今没有过时。毫无疑问，庄子及其学派清楚地看到了宋、尹思想理论的软弱，所以对他们批评的结论是：“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就是说，这种思想理论，既然无益于解决“天下大乱”问题，还不如干脆停止上说下教。

（四）彭蒙一派道外的“齐物”之思

《天下》篇虽然认为彭蒙、田?、慎到一派还没有真正进入大道的境界，但是认为比起前两派则有所进展。从品评中可以看到，此派在几个方面都有力图超然于物外而趋向于道的表现。首先，在品评中提到该派具有“齐万物以为首”的特点。从《齐物论》中，我们已经知道“齐物”是庄子解构“物累”、“物役”等世间异化和走向“道通为一”的根本手段。所以，该派能“齐万物以为首”确实是走向道的一种进展。正是具有这个“为首”的特点，所以对于趋向于道的“天覆”“不能载”、“地载”“不能覆”、“道包”“不能辩”有所认识。特别是，关于“道包”“不能辩”的感悟，接近于道之体会。此外，关于“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笑天下之尚贤”，“非天下之大圣”；“舍是与非”等思想，看似都很接近于庄子《齐物论》的思想。但实际上，两者又有质的区别。主要的本质区别在于，庄子是从“道通为一”的境界高度，体悟“齐物”，是以“无”这个根本处出发，所以由《逍遥游》篇“无名”、“无功”、“无己”这个体道思想总纲的提出。而在彭蒙等人一派这种“齐物”之说里，还没有从“知”的层面进入“悟”的层面。“可不可”的问题，在庄子那里，不是知其区别，而是在“道通为一”中消解这种人为的区别。而在彭蒙这里，即使“弃知”，也是“不得已”。同样，对于圣贤、是非，也是观之有别，而“舍”之。这种“泠汰于物”的超然，还是在道外的超然，而非“道通为一”的超越。

在庄子那里，体道而“道通为一”的超越，或破待而进入“无待”的自由境界，不是消极被动的，不是随波逐流，而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精神，所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逍遥游》）。但是，彭蒙一派又是怎样呢？他们的态度是：“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这其中，如果说“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还有某种任自然的精神，但是“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等表现，则完全是一种随波逐流的态度。这种态度，与能动地体道或与禅宗的参禅，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实际上，无论体道还是参禅，除了天才的条件之外，都需要有能动性，都需要下“心行”的磨练工夫。《齐物论》中的子綦的“吾丧我”的入道之境，《大宗师》描写的“朝彻”、“见独”之境，禅宗“无念、无相、无住”的开悟之境，都不是被动消极随遇而得的。相反，那是需要艰苦磨练方可进入的境界。在世俗中，对于道家和禅宗有一种误解，在对庄子寓言故事和禅宗传灯录的故事不作深刻领会，以为得道与开悟，都是随遇碰巧而得。就如常言所说：“随遇而安”。这种态度，虽然在逃避艰苦磨练和入俗的随波逐流中，可得一时之“安”，但与体道而得道、参禅而开悟则完全是两码事。彭蒙一派这种态度，引出“豪桀”的批评，认为“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不是偶然的。就是说，“生之人”，不可能没有能动性，不可能象无生命之物那样被曳来曳去。而彭蒙一派的处世态度，所谓确实具有这种消极被动一面。即使就彭蒙一派的“无誉”之说而言，所谓“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也与道家存在本质区别。从老子到庄子，道家都不是完全反对功名，而是能有功名而不居功名，“功成身退”。例如，老庄所说的得道之侯王或君王，就是如此。特别是《逍遥游》对于尧帝的描述：“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然丧其天下焉”。这则寓言，就是指尧帝在建立功名之后，由于得道而能功成身退。这与彭蒙一派单纯诉诸使人成为“无知之物”以求“无誉”，是完全不同的。

从上述可知，彭蒙一派虽然较之墨翟、禽滑厘派、宋?、尹文派更趋近于道，但仍然没有真正体道而得道。由于没有站到“道通为一”的高度，所谓“齐万物以为首”，并没有达到真正超越的“齐物”之境界，而还停留在“于物无择，”和“与物宛转”的道外之境界。就是说，彭蒙一派的“齐物”，由于在道外，所以，还不能“吾丧我”或“朝彻”、“见独”，不能“外物”以至“外生死”和“无古今”。同时，他们也不知道，体道和入道需要积极能动的磨练，而取随波逐流的态度。这就难怪《天下》篇在品评的结语中，认为他们“常反人，不见观，而不免于?断。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概乎皆尝有闻者也”。就是说，由于他们毕竟趋向于道而行，所以与常人的思想行为还是有所反常的。这种反常有趋于道的方面，也有把人变成“无知之物”而思的反常之怪。同时，又“不见观”（古本为“不取观”），即不能入“观其妙”之观，所以也就难免于“?断”即难免做作而不能“道法自然”。就此而言，《天下》篇认为，彭蒙一派没有入道，所谓“不知道”而只是“尝有闻者”，是很恰当的评价。

（五）“博大真人”关尹、老聃之道思

进入道家学派，《天下》篇的笔调就变得充满赞叹而富于诗情。关尹、老聃开道家之先河，是庄子及其学派的思想源头。所以，对关、老思想的阐述，虽然篇幅不长，但非常精辟和凝练。这也说明，道同神通的学派之间最能沟通。在起首概述关、老思想的文字，就言简意赅，诗意盎然。如说：“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这些带有诗韵的文字，可以说都是在描绘道家的道术，作为整体之道。所谓“以本为精”的“本”，就是《天下》篇开头所说“原于一”的“一”或“道”。与物之粗相比，道则为精。因之，“不离于精，谓之神人”。而这种万物之“物”，其“粗”和“不足”（任何物与道相比都是“不足”），恰恰描述出“物”的时空有限性。显然，这种“物”不是道家所追求的栖居之所，道家如关、老则是“谵然独于神明居”。所谓“神明”是对“一”或“道”的另一种写照，也就是“不离于宗”、“不离于精”、“不离于真”。

接下来所说的：“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则是对老子核心思想的概述。所谓“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就是指老子“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老子》第一章），以及“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老子》第二十二章），还有“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子》第三十九章）。而所谓“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则是指“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第八章），以及“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老子》第二十八章）。由此可见，只有对《老子》之说真正心领神会，才能概述得如此准确。

值得注意的是，关尹之所述。所谓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此段话，都系对“道”的深刻表述。首先，看“在己无居”。似乎可以把四个字分两组“在己”、“无居”并作一颠倒，即变成“己在”、“居无”。这样，对于现代人似乎容易理解一些。这个“己”就是道之“己”，这个道之“己”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但是，这个道之“”己，似有若无即“居无”。再看“形物自著”。这里的“形物”不是指“粗”而“不足”的派生之“形物”，而是对“道”之“己”借用“形物”加以描述的“形物”，也即借形物来寓指“道”。这种自显自著的“道”之“己”，乃是动态的整体。对于这个动态整体，关尹用水之动、镜之光和响之声作出生动的立体描绘。从中可以感悟的是，这个“道”之“己”不仅是“生生不已”，而且其内涵也是丰富多彩的。不过，这个道之“己”“生生不已”的动态，具有难以把握的“惚恍”之特性，如这里所说的“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其中“芴乎若亡”、“得焉者失”，说的就是这个“道”之“己”，窈然得几乎不存在，似乎得到又失去，难以把握。而所谓“寂乎若清”、“ 同焉者和”，则说出这个“道”之“己”具有内在的沉积和凝聚力。这种力可以使浊世变清，如前引老子的话：“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同时也能和天下，如前引老子的话：“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未尝先人而常随人”这一描述的含义。在老子关于道、天、地、人“四大”中，已经指出人与“道法自然”之道，具有一体通透性。所以这里关尹所说的“未尝先人而常随人”，正是人与道这种一体通透性。对于这种通透性，常人都在“物蔽”、“物役”中被遮蔽而茫茫然，以至还要在体道中祛蔽来恢复与道这种一体通透性，也即恢复真正的人性。

还需要讨论的是，关尹与老聃是怎样的关系。《天下》篇把关尹排在老聃之前，有些学者据此认为，关尹年长于老聃，可能就是老聃的老师。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性。在关于道思的阐发过程中，似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道可道，非常道”，即未提出用道字名之的阶段。二是老子用道字名之，但老子认为是不得已，属于“强字之曰”。就这两个阶段看，关尹确乎在老聃之前。在《天下》篇引述关尹的话中，道都是借形物来寓指的，而未点出道字，如说“在己无居”等等。虽然关尹在老聃之前，但真正留下系统道家思想的著作，还是《老子》一书。在《天下》篇这一节中，也大部分是阐述老聃的思想。关尹的思想阐述，只是中间一小部分。这可能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是，关尹虽说是开风气之先，但真正作为体系而成熟的思想，还是老聃作成的。其二可能是，关尹的著述大部分遗失，以至《天下》篇也只能把握其少许残篇。

关于老聃的思想阐发，可以看到，几乎都与《老子》一书契合或对之概述，如我们在前面所论述的那样。当然，需要指出，还有少量不见《老子》书的话。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天下》篇，或庄子及其学派在阐发老聃思想时，他们所强调和突出的是哪些思想？以及为什么要作如此强调？从上述“未尝先人而常随人”，已经看到，《天下》篇所强调的是人与道关系中的人，强调人如何体道，象关尹、老聃那样成为“博大真人”。在这种强调中，《天下》篇突出了三个方面：首先是：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在这方面，说的就是《老子》书中知雄守雌、知白守辱而“为天下谷”的思想，也即是“有容乃大”的思想。其次是：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这些话，除了“无为”一词语，都不见于《老子》书。但其思想，与《老子》书的思想有的合，如，“徐而不费”俭约思想；有的不合，如《老子》中有“虚其心，实其腹”，讲的是两方面，而这里却“己独取虚”，即突出“虚其心”。第三是：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对于福祸，《老子》也讲两方面，所谓“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第五十八章），而这里则“己独曲全”，也是突出主体人的体道功夫与境界。这种但求“免于咎”的“曲全”，作为体道的修养，就被描述为“以深为根，以约为纪”，表现为对于己，不可“坚”即僵化，也不可“锐”即不可“走钢丝”，否则都会遭到毁灭和挫折的命运。而对于人和物，则要“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就是说，只有这样，才能不为物累，不为人缚，而入超越的精神自由境界。由此可见，《天下》篇从这三方面在道与人的关系上突出人的体道功夫和境界，正是庄子及其学派进一步发挥关、老思想的表现，也完全符合《庄子》一书追求精神自由的主旨。

（六）庄周追求精神自由的道思

在谈及庄子学派时，无论对于道的描绘，对于庄子文风、文体的描述，还是关于庄子对精神自由的独特追求，都写得鞭辟入里、活灵活现。这确实可以证明，《天下》篇或者是庄子本人所写，或者是最能领会庄子思想本意的庄子门人所写。庄子作为道家集大成者，不仅继承了道家开创者关尹、老聃的思想，而且加以发扬光大。特别是，庄子把体道的目的主要在于克服为“物蔽”、“物累”的异化，而追求人能进入“道通为一”这种精神自由的大视野和高境界，从而使体道变成升华人性的事情，使道性成为根本的人性。这一点，对于华夏民族从古至今都是极为可贵的巨大贡献。首先，我们看庄子是如何描绘道的。其说为：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其中，头两句“寂漠无形，变化无常”，就把道作为“大象无形”的整体特征，以及动态的“非实体性”特征，用通俗的语言描述得非常清楚。“寂寞”就是老子所说的“寂兮寥兮”，言其广大无边际，也即“无形”。而“变化无常”，在这里必须在大道的层面领会，意指“生生不已”的原发创生，是创生的“无常”，与世俗所说的“变化无常”，不可同日而语。正因为道之动态表现为“无形”和“无常”，所以从道的高度看死生、天地、神明，才会有如《齐物论》所描述的“方死方生，方生方死”以及“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之说。如果说以天地描述道，是着眼于实，那么以神明描述道，则是着眼于虚。此外，从时空坐标看，以天地写道，是着眼于空间，而以神明写道，则是着眼于时间。所谓“神明往与”，即在时间这个维度上“往来”，如后面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接下来的发问：“芒乎何之？忽乎何适？”则是描述道性的“惚兮恍兮”，或者说“道可道，非常道”，以至“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就是说，道不能归结为有生灭的任何事物。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前述各学派，《天下》篇均未涉及其学说表达的文风、文体，惟独在概述庄子学派时，特别强调了庄子的文风、文体。那么，应当如何理解这里的强调呢？首先看其强调之所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对此的领会，也必须站在道的高度。既然“道性”超常，那么在庄子及其学派看来，其文字表达，即在文风、文体上，也不能不超常。因此，所谓“谬悠”、“荒唐”、“无端崖”，正是适应表达“道性”之超常。那么，应当如何领会这类说法和言辞呢？接下来的四句“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就是对之解答。也就是说，对于这类说法和言辞，虽其“恣纵”，但并非飘忽无所指引，不应当以单一片面的观点去看。同时，世道太浑浊了，不配用端庄的言辞对之描述。就是说，庄子的文风还具有对于浑浊世道的讥讽意味。再就文体说，“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也是适应“道性”阐发的需要。所谓“以卮言为曼衍”和“以寓言为广”，都是因为“道可道，非常道”，而又不能不言说，才求助这种意在言说之外的表达文体。至于所谓“以重言为真”，我们在《绪论》中已经指出，重言之真也不是对于历史上真人真事就事论事，而是服从其文整体寓旨的需要。

我们在讨论关尹、老聃时，指出《天下》篇在这里所强调的方面，就包含在道与人的关系上强调人，特别强调人的精神追求。就是说，在那里已经显示出庄子及其学派推进道家思想的特征。在接下来对于庄子思想本身的概述中，《天下》篇在阐发道与人的关系时，这个追求人的精神自由的特征更加突出了。如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可以看到，庄子这里的表现，与“独与神明居”的关尹、老聃不同，除了突出精神自由的追求外，有一点特别重要，那就是“不敖倪于万物”和“与世俗处”。我们曾经指出，庄禅相通。此处就是一个重要相通之点。就是说，庄禅都在体道和参禅中求悟而超越，但是又都不与世道世俗隔绝，都是追求“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境界。或者说，道无处不在，禅亦无处不有。因此，问题就在于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能祛蔽破染，都能体道和开悟而实现人的精神超越。

毫无疑问，庄子这种精神自由的追求，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道通为一”。这一方面，在《天下》篇对庄子思想总体评价上可以清楚见之。如说：“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可知，庄子的精神自由追求，其“本”其“宗”，都是“弘大而辟，深闳而肆” 之道。正是这个道，能使这种精神自由的追求“稠适而上遂”，即使这种追求适宜地达到最高境界。也正是这个道，虽然在解脱于物而适应“无常”变化上，可以理会不竭，未可脱离，但是，在惚恍的体味中，仍然不能穷尽。而庄子之书，就是这样以道为本为宗的，所以，其书内涵深邃，意蕴无穷。《天下》篇联系庄子本于道的自由精神之追求，对于庄子书就是这样评价的。如说：“其书虽瑰玮，而连?砦奚艘病F浯撬洳尾睿??m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就是说，庄子书的文字外观无论多么怪异，但其内涵却无比充实，内中无穷的意蕴，是领会不尽的。从“象思维”的角度看这一评价，确乎并不过分。如前所述，庄子的“象以筑境”和“境以畜意”，乃是一种“能指”的指引，并不是如概念思维那样的一种有限的规定。所以，对这种指引的领会，就不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

（七）大才惠施与庄子及其学派对他的批判

《天下》篇最后，以较大的篇幅陈述和品评惠子的思想。惠施不仅在私交上是庄子的好友，如在庄子妻病故时前往吊唁，而且在道术上也是庄子可以深入讨论问题的朋友，这在《庄子》一书中多有提及。在庄子眼里，惠施不仅有才，而且是大才。《天下》篇谈到庄子对于惠施的深惜和大悲，只是因为惠施没有把大才归于大道，相反却流于逐物而不知返。显然，庄子对于惠施的大才是怀有崇敬之情的。且看《天下》篇的述评：“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在这四句话的概评中可以看到，前两句就是对惠施才学的肯定和称赞。所谓“多方”，就是指惠施博学多才，其学不是只表现在一个方面。就《天下》篇所说的“方术”而言，惠施也属于“多方”。而“其书五车”，更显示出惠施创造的丰富。对于惠施的批评则表现在后面两句。所谓“其道舛驳”之“道”，在这里并不是老庄所说的道，而是指驳杂的方术之学。由于总致力于这种驳杂的方术之学，所以，“其言也不中”即不中于道，处于道外的“与物相刃相靡”的情境。

但是，即使惠施总致力于驳杂的方术之学，这种致力所提出的问题，却是不可轻视的。庄子在列举惠施提出的十一个问题时，用“历物之意”来作导引，是值得注意的。其中，“历物”就是逐物而不知返。然而，这种逐物所提出的问题之意义，却应当重视。对此，我们可用下面的推论加以证明：如果惠施所提出的问题没有意义和不值得重视，《天下》篇何以会那么具体那么不厌其详的一、一列举呢？《天下》篇列举惠施提出的十一个问题并予以评论的是：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有意思的是，在一些不求甚解的读者和作者那里，以为凡是在庄子书中的话，都归属于庄子。所以，本来是惠施提出的命题，如这里的“至大无外”和“至小无内”，还有下面与惠施辩论的辩者所提出的“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往往都被算在庄子名下，为庄子显名。不过，《天下》篇收进文中这些命题，不仅说明庄子及其学派认为这些命题具有“历物之意”，而且名家提出和争辩的这些命题，在当时已经在各学派那里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儒家《荀子》、道家的《淮南子》以及《吕氏春秋》等书中，都受到重视和引发评论。实际上，惠施及其名家提出的这些命题，虽然当时主要是从消除矛盾的逻辑意义上而争辩的。但是，这些命题本身不仅具有逻辑意义，而且还超出逻辑意义而具有近代以来西方所说的“认识论”、“宇宙论”、“本体论”、“进化论”等意义。所以，这些命题具有常青的意义，至今还能引发思考，可以继续讨论。例如，“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两个命题，从逻辑意义上说，是为“大一”和“小一”定义或命名。但是，从宇宙论或现代物理学意义上说，这个命题又同时提出了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的问题，以及数学意义上的无限大和无限小的问题。从这两个命题以下的诸命题，也都具有与现代联系而由概念思维可分析的意义。所谓“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其中，“无厚，不可积也”，说的是薄是小，但却“其大千里”。这是一种矛盾，需要辨析。但是，这里只是列举命题，而未列出惠施的辨析。现代逻辑学家汪奠基先生提出：“惠施是从‘小一’的概念存在，来肯定宇宙有‘无厚’的存在。由于‘小一’的定义的认识，所以推论‘无厚’的性质就是‘不能堆积起来的’的特征。但是‘小一’无限，它在宇宙里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无厚’的东西，对于这种绝对无限的小一而言，当然是‘其大几千里’了” 。 实际上，汪先生的解释已经超出了逻辑意义，而深入到宇宙构成的有限与无限的问题了。不过即使是这样一个命题，从不同角度分析或领会，其意义也会不同。如果从道家的眼光看“无厚”，除了上述“小一”那种无限小的意义，也可以看作“大一”的“大厚无厚”之“无厚”，显然这种“无厚”，也是“不可积也”，也更是其大不止几千里了。而且从道的动态整体观出发，无论“大一”、“小一”，最终对归结为“道通为一”。庄子及其学派批评惠施的，就在于他没有继续往前走到这一步。

在惠施接下来提出的命题中，许多都具有对事物的差别、矛盾能消解其僵化的辨证思想。例如：“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这些命题所提出的问题，基本可归结为三类。其一是，人对空间的感知和认识。如天地、山泽之无高低问题，太阳运行之无正偏问题，天之中央点可燕北可越南取点任意之问题。在两千多年前，能提出这样超常认识的问题，是非常了不起的。虽然，这里没有列举出惠施的辩析，但后人却可在试图辩析的思考中受益于惠施的指引。首先，惠施提出这些命题，打破了人们看问题的僵化视角。的确，只要视野一扩大，从“大一”的视野出发，如站在另外的星球看地球，那么天地、山泽高低就抹平了。同样，如果从地球自转饶日而行的视野看太阳，在动态中，太阳之与地球确实也偏正不定，而是偏正互含互转。而就天的“大一”即无限而言，对于有限的地球来说，哪一点的指向都可谓天中央，又何论燕北越南。其二是，人对时间的感知和认识。如生死的界限不确定的问题；今昔界限不确定的问题。这里，都包含有不仅从整体而且从动态发展观透视问题的视域。所以，能看到生与死的相对性或不确定性。就是说，生包含死，死也包含生。今昔也不是绝对的，昔曾经是今，而今也要转化为昔。不仅如此，从不同的视角看，同一时间可以既是今又是昔。从昔之昔看昔，昔亦是今。同样，从今之今看今，今亦是昔。其三是，所谓“小同异”与“大同异”的问题。这里，不仅包含逻辑的种属问题，即“大同与小同异”。如命题：“人是政治动物”。其中动物是“大同”为种，人是“小同”为属，“大同与小同异”即属加种差，使这个命题成为人的一种定义。意味深长的是“大同异”，所谓“毕同毕异”问题。这个问题超出逻辑领域，而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所谓“毕同”，就是道家的“道通为一”。在海德格尔那里，就是不可定义而具有最高普遍性的“存在”之“毕同”，或“天地神人四位一体”之“毕同”。正是这个动态整体“毕同”之“道”或“存在”，成为一切事物的根源和灵魂而又与一切事物“毕异”。一切事物都可以说，或为之定义命名，而“道可道，非常道”。同样，在海德格而那里，一切“存在者”都“存在”，但都不是“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在列举上述命题的最后，还列举出惠施一个总命题：“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从字面上看，这“天地一体”颇有一些道家整体观的意味。但实质上，这一命题的主要意味在于“泛爱万物”，也就是从名家的立场和视角作逐物之辩而不知返。“天地一体”，如上述分析，具有打破对于矛盾、差别僵化的辨证意味，即具有打破天地万物绝对化界限的意义。但是，这与庄子“天地与我并声，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道通为一”，仍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从这些命题都可以通向于“道通为一”，问题是惠施没有朝这个方向走。如《天下》篇所说：“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以此为大”的“此”，所指就是“泛爱万物”。而“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就是在辩论中，以“天地一体”的相对性来消解矛盾、差别的绝对性。正是惠施这种通晓名辩的态度，使天下辩者都乐与之辩。

以下的辩题，就是天下辩者在辩中向惠施提出来的。这些辩题是：“卵有毛。鸡有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轮不?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同样，这里也只是列举辩题，而未列出惠施的辨析。也因此，这些辩题更具有引人深思和启发的意义。从逻辑学和具体科学的观点，特别是从哲学的高度，对这些问题领悟和分析，似乎也可将其大体分为三类做具体领会。其一是，揭示名或概念与事物之实的差异、矛盾。如说，“鸡有三足”，可以看作鸡的实际两足与其足的概念成为三者。“郢有天下”，“郢”为楚国之都城，虽然“郢”不等于楚之天下，但作为都城可代表楚之天下。“犬可为羊”，因为犬、羊都是两种动物之名，而非其实，所以，就其非实的名而言，两者是一样的。“黄马骊牛三”，也是马、牛与颜色“黄、骊”为三，如果将马、牛之名与其实再分，则可以说“黄马骊牛五”。“白狗黑”，有的学者认为，没有纯白的狗，至少其眼睛有黑。其实，颜色的显示需要光这种条件，如果完全在无光的黑暗中，“白狗黑”则是必然的。“目不见”也是如此，在没有光的情况下，或者思想走神等，都会“目不见”或熟视无睹。“孤驹未尝有母”，更是利用名即概念“孤”与“有母”的矛盾形成之辩题，实际上，“孤驹”之“孤”是失母，而非未尝有母。

其二是，利用事物发展过程阶段显示区别形成辩题。如说，“卵有毛”，不过是说卵为有毛的鸡所生和卵又可孵化为有毛的鸡，在其潜在意义上确实可以说这样说。“马有卵”，“丁子有尾”，也是从发展过程出现中断的区别而设的辩题。其中，可以看到古人对于生物进化已经有所认识，马虽然非卵生而是胎生，但是胎也是经过“受精卵”的过程；“丁子”是当时楚人对青蛙的称呼，就是说在青蛙成长处于蝌蚪阶段时是有尾巴的。“狗非犬”，也是利用那时对这种动物幼崽和成熟两种阶段不同称呼所设的辩题，实际上，是把幼崽的犬与成熟的狗的区别绝对化。事实上，任何生物在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历不同的阶段，这种区别都是发展的标志，是生物整体联系的环节，而不是隔离或对立的标志。之所以会产生隔离甚至矛盾对立，主要是拘泥于概念思维的名词概念，名家设立这类辩题和辩论，已经带有语言游戏的性质。

其三是，从主体与客体、整体与局部、相对与绝对、有限与无限等矛盾方面设辩题。如说，“火不热”，从今天的科学观点看“火”，乃是物的燃烧状态，是分子运动的一种形式，其本身无所谓热不热。热是人对这种物燃烧状态的感觉。至于，古人是否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不可猜度，但这个命题在可启发意义上，确实可以使人作如此思考。“山出口”，较古的版本为“山有口”，是一个有意思的辩题。这是把山拟人化的一种说法，但山不是人即不可能有口。那么，怎么说通呢？这里似乎包含有从更普遍意义上看“口”的意味。口对于人也是其七窍之一，所以从口之为窍的意义上，说“山有口”可以说通。实际上，在今日“山口”已经成为公认的说法。口之为窍，而窍为人和自然所同俱。例如在庄子《齐物论》中，其所说的天籁、地籁、人籁就都源于不同的窍。“轮不?地”这一辩题，可从两方面看，一是说在轮转动时只是轮的圆周点着地，而轮的整体并不着地，其次是说，轮不可能真正着地，总有空隙，否则轮就转不动了。与这个辩题相似的命题还有“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矩与规所画出的方圆，在与数学上理想的方圆相比，则还不方不圆。同样，围凿的枘与凿之间，也不是绝对吻合的，而不能不有空隙，所以，“凿不围枘”。类似的命题，还有“指不至，至不绝”。这个辩题的前半句，与“指非指”相当，说的是名之所指与事物本身不是一回事，即“指不至”，后半句则是说即使是对于事物有所认识，也是无穷尽的，即“至无穷”。同样“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题，涉及的也是无穷分割的问题。在数学和哲学上，都有研究的价值。但是在惠施等名家那里，这些命题的提出，却陷入割裂事物和认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而不知道相对与绝对的统一。“龟长于蛇”这个辩题，似乎可以测试人们视角变换的智力。例如，换个视角，从龟蛇的横断面测量，就可以说“龟长于蛇”。而“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与“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两个辩题，则提出了如何理会运动性质的深刻问题。在两物以同样速度运动时，其间的距离不变，从而在两物之间显示不出运动，此之谓“鸟之景未尝动也”。关于“镞矢之疾”这种运动，提出“有不行、不止之时”，更是一项非常杰出的认识。它似乎接触到运动的本质：运动乃是在同一时间既在此点又不在此点。其“镞矢之疾”，正是在时间中“不行、不止”的统一。

惠施对于辩者提出如上述的一切辩题，都积极参与辩论，标新立异，并以之为“最贤”。如《天下》篇所述：惠施日以其知与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曰：“天地其壮乎，施存，雄而无术”。对于惠施这种标新立异和以为“最贤”之辩，《天下》篇作出尖锐的批判。首先指出惠施与之辩的名家，如桓团、公孙龙等，乃是“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即所谓“辩者之囿也”。这一批判的实质，在于指出这种囿于名词概念差异的辩论具有诡辩的性质，虽然“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如果说《田子方》篇曾经批判齐鲁的儒士“陋于知人心”，那么这里则批判名家“饰人之心”，即通过囿于言辞的争辩或诡辩，把本来的人心掩盖起来。对于这种“饰人之心”的争辩或诡辩，惠施以为“最贤”且为之骄傲，这正是《天下》篇认为惠施的可悲之处。在对桓团、公孙龙批判之后，接着就是直接批判惠施。这个批判是借一典型的个案即黄缭对惠施的发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以及惠施之辩答展开的。其辩答表现是，“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这里，头三句几乎是以赞赏的口吻，写出惠施应答的机敏，不用思虑，不用顾及言辞，就能“遍为万物说”即从各个方面应答。这三句之后的话，则属于贬斥和批判。指出惠施是以说得怪异以及“反人”和“胜人”为目的，口若悬河，说得没完没了。他这样的表现，其“与众不适”是必然的。《天下》篇对惠施批判的深刻性在于，能从此进一步把惠施的问题提高到“道通为一”的高度考察。如其所指出的，“弱于德，强于物，其涂?矣。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其中，“弱于德，强于物”，有的学者“德”诠释为“得”，不能说错。但是，总观道家对于“德”的使用，特别是这里的使用，应当说，这个“德”就是道。由于“强于物”即“囿于物”，所以就离道而“弱于道”。所谓“涂?”也是指进达道之途太辽远了。接下来的话：“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则是一针见血，打中惠施问题的要害。对于天道而言，惠施囿于物的言辞之辩，挖苦地说，就如“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实在是太渺小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天下》篇并没有完全否定惠施，而能指出其“夫充一尚可”。就是说，惠施辩说的一技之长，一得之功，还是应当肯定的。当然，如能由此进于道，就更好了。但是，惠施不能“自宁”于道，却自甘“散于万物而不厌”，也就只能“以善辩为名”了。不难看出，在庄子及其学派对于惠施大才的肯定中，已经包含希望其“几于道”而不成的深惜和大悲。这种深惜与大悲，在《天下》篇结尾处，以声情并貌的文辞，不可抑制地爆发出来。“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

《庄子》天下

天下之治方?者多矣，皆以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 “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曰：“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顺。作为《非乐》，

＊参见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889-890页，中华书局 1983。

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C》，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J谷擞牵?谷吮??湫心盐?病？制洳豢梢晕?ト酥?溃?刺煜轮?摹L煜虏豢啊D?铀涠滥苋危?翁煜潞危±胗谔煜拢?淙ネ跻苍兑樱∧?映频涝唬骸拔粲碇?魏樗??鼋?佣?ㄋ囊木胖菀病C?饺?伲?Тㄈ?В?≌呶奘?S砬鬃圆匍荫甓?旁犹煜轮?āk栉蕖C_，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奇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以自苦腓无?、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图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寡浅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

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桀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风?然，恶可而言。”常反人，不见观，而不免于?断。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概乎皆尝有闻者也。

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虽未至于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第9篇：庄子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范文

论文关键词：孔颜之乐；文化传承；理想境界  

 

孔子弟子三千，而其中通晓六艺者七十二人。其中有一名弟子，颇受孔子赏识，这名弟子就是颜回。 

在《论语》中，孔子曾对颜回大加赞赏。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第六》)。而孔子在《述而》篇也曾自我表白：“饭疏食，饮水，曲胧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论是对弟子行为的称赏还是对自我内心的剖白，这些都直接表达了孔子安贫乐道，超脱于世俗功利的人生理想道德境界。这就是后来备受宋明理学家称道的“孔颜之乐”。周敦颐曾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道德受儒家影响甚深，其中以道德来约束欲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理念始终在历朝历代的儒家学者中占主导地位。通过周敦颐和二程所倡导的“孔颜之乐”我们也能体会出，儒家精神的内核并不如道家所讽刺的“汲汲于功名”，而是“天下清平”之后心有所归，不为外物所累的超脱（如“曾点之乐”）。那么“孔颜之乐”是否与宋学的内核相一致呢，为什么到了明代，这一理论甚至其所宣扬的儒家内涵都受到了王阳明的质疑呢？“孔颜之乐”在后世的文学发展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对当代文学又有什么值得借鉴和传承的地方呢？这些都值得我们仔细思索。 

一、从“孔颜之乐”看先秦儒家的理想境界 

不论是授业还是为学为官，孔子的言行里始终保持着温柔敦厚、和悦相乐的态度。为学，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为友，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闻《韶》，沉醉其中乐而不知肉味，读《诗》，亦因其“乐而不”而赞叹称赏。在我看来，孔子这种和乐的态度是源自于内心的安详与神圣，是内心道德修养深厚而伟大的流露。孔子曾经与其弟子子贡有过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充分阐述了与行为上的规矩法度相比，孔子更注重内心的表达与修为。 

（一）“以道为乐”的价值感悟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第一》）。 

可见，孔子虽然提倡“君子固穷”，但是并不仅限于注重外在的表现形式，他更希望人是从内在，发自本性的举动，真正达到那种安贫乐道的道德境界，而不是仅仅受礼仪法度的约束来匡正自己的行为，内心却与之背道而驰。不仅在贫富问题上孔子的态度是如此，就是在他最重视的孝悌纲伦中，孔子亦是看中内心而不拘泥于外在形式。 

（二）从“孝悌”视角看儒家心灵境界 

孔子曾在分别回答弟子子游、子夏、宰我三个人问孝的时候表露出他对内心重视的程度，这种程度直接区分了孝与不孝这种原则上和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不妨将这几段体现孔子对孝道看法的对话摘录如下：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扶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第二》）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即没，新谷即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第十七》） 

以上三段对话，均表达了孔子对孝道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尤其是第三段，这段文字的核心，表达的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最终的焦点是直指人心，最终的落脚点是人心是否安顿的问题。通过孔子对弟子的教诲和评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所倡导的孝悌礼仪的前提和基础是人内心道德的修为，是发自本性、源于内心而做的，而非反之，用外在的法度去约束人的内心，虽然表面看上去达到了同样的行为效果，但是却与夫子的本意相去甚远。 

（三）儒家理想境界与释老至乐的同异 

在中国古代，儒道释三者的思想互相融合，其中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佛家讲的“要眠则眠，要坐则坐，热则取凉，寒则向火。”讲求的就是顺应本心的修为，与儒家理学的“心学”有相通之处。明朝王襞曾经说：“舜之事亲，孔之曲当，一皆出于自心之妙用耳。与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同一妙用也。” 

他认为“孔颜之乐”是心不执着于任何一物的自由自在的精神，“既无所倚，则乐者如何物乎？道乎？心乎？”曰：“无物故乐，有物则否矣。且乐即道，乐即心也，而曰所乐者道，所乐者心，是床上加床也。”而对于道家“超然物外”的至乐境界，在《庄子·内篇·大宗师》中曾记载过颜回坐忘而令孔子感喟的事，也能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儒家“孔颜之乐”的理想境界，其实与佛家的修心静性、与道家的“超然物外”均有殊途同归之理，儒家理想境界是内心的修为而非对外在礼法的严苛强求。 

二、“孔颜之乐”的理想境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中国士大夫与儒家思想渊源甚深，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著名的大儒和贤者出现，所以，儒家思想在文化传承中体现颇多。汉代的儒生自董仲舒将儒学定为国学以来，儒家思想就深深根植入中国古代文化政治当中，也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孔颜之乐”其“乐之体验的”诗性呈现 

“孔颜之乐”所表达的首先是一种通达坦荡、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孔门儒者看来，一个人排除了物质生活贫困窘迫的干扰，也就排除了最易动摇人、使人忧惧、使人信念变易的干扰源。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笑对人生；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笑对权贵；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坦然笑对世间一切向伦理挑战的愚行。孔颜之乐是一种旷达恣意，是一种融合了真善美、统一了知行意的心灵境界。后世文人每每遇到生活上的窘境的时候，时而会拿出这种精神鼓舞自己，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就有“子曰：‘何陋之有？’”的慨叹，深切地表达了“君子固穷”、“独善其身”的思想内核。这种通和圆融的诗意境界，在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身上得到不断再现和升华。 

（二）“孔颜之乐”对宋词及宋明理学的影响 

北宋周敦颐，著有《通书》，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其一生提倡“孔颜之乐”，为人为德，著文章《爱莲说》以表其志，深受儒学影响。据说二程曾受教于他，这为宋明理学后来思想核心的阐释奠定了基础。 

周敦颐本人气象甚高，人生境界极为洒脱，黄庭坚曾说“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二程十四五岁时其父令二人学于周敦颐，周敦颐教二程“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颢后来又见周敦颐，尝言“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尽管在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各家对此的阐释和强调也不同，但追求心灵的超脱和洒落始终是理学家人生境界中重要的一面。

宋代许多著名词人的作品中，都流露出这种儒家至乐思想，如北宋著名词人范仲淹在《定风波》一词中有“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的诗句，就表现出一种超脱和洒落的人生境界。后来的词人在此基础上演变，表现更加直白和豁达，如王安石在《清平乐》中的“若有一卮芳酒，逍遥自在无妨。”这一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从容安乐的心灵境界。“和乐”境界的大量出现始于苏轼及苏门词人。苏轼一生历经磨难，佛道思想固然是他忧患人生的精神支柱，但不能否认的是儒家思想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7]苏门四学士的作品中也不乏实例，这些都是“孔颜之乐”这一儒家理想境界的演变和深刻体现。 

（三）“孔颜之乐”对“心学”及明清文学的影响 

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山鼻祖，。据陆九渊年谱载，他晚年结庐象山，“从容讲道，歌咏愉愉，有终焉之意”，“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洒落的哲人气象中又流露出诗人的风度。王阳明，字守仁，浙江余姚人。他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正是根据孔子注重内在修为，倡导礼仪匡正道德的基础上进行的演变和升华，相比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心学”的“灵明说”从理论上更贴近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理想境界。 

在明清时期，文章流派众多，许多流派主张都离不开理学。始于陈白沙的的学术之变，为明清文坛带来了新的风气。他提出了以“心源”为本的散文文源论，以自然平易、优柔自得为美的散文风格论，和学古当求“悟入”以得其“无涯”之妙的方法论。在陈的理解中，“孔颜之乐”既不是像道家那样凭借终日静坐，与天理浑然一体，也不是强行从外在来因循社会伦理，而在于心中充满自适自足之乐，故能荣辱不惊。就这样，陈将“孔颜之乐”回归于人生之精神境界，且不受天理束缚，乃是一种从心所欲的自适自得之乐。后来许多散文流派，如桐城派，公安派及唐宋派等，或多或少都受到程朱理学和“心学”的影响，“孔颜之乐”的儒学内核，在这些流派的衍生中得到发展和深化，这也是对文化传承的影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