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局限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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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局限性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语文教学；德育

毫无疑问，学校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学生的健康成长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一座宝库。语文作为一门传统学科，应当主动承担起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努力发掘儒家思想精髓，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让优秀的思想文化重新焕发出它的生机，融入国人的血液。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在人类历史上，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有些东西已经成为历史的糟粕，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了，但传统儒家思想的精华并未过时。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中包含许多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永恒的哲理和有益于人类文明的精华。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那些关于做人、处事和立国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这正是中华名族的民族精神所在，也是对中学生进行德育的重要内容和方法。包括：爱国主义、诚信守正、仁爱思想、孝亲尊师，以人为本、明荣知耻。儒家认为“天地君亲师”是最重要的人伦纲常，“孝亲尊师”是做人的根本。

虽然物换星移，社会演进，但儒家思想，如，和谐持中、克己复礼、义利和合、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等等，在现代社会依然陶冶着青少年的道德情操，启示着人们应如何做人，如何修身养性，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二、在语文教学中融入儒家思想精髓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

1.创设和谐的人文环境，营造儒家文化气息，创设温馨和谐的教育环境是对学生进行儒家思想熏陶的重要一环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语文教师作为德育的实施者和主导者，在教学中要把言传与身教结合起来，注重自己的德性修养，在日常教学和生活实践中对儒家传统思想身体力行。“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待人接物温和自然，举止态度谦恭庄重，教学中能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为人师表。教师要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严于律己，严谨治学，做学生的道德楷模，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

校园文化建设也属于语文教学的范畴。如，在校园路灯宣传牌上、宣传橱窗里定期张贴和更换儒家经典名句和故事。在学生中组织儒家传统文化的各种社团，营造出浓厚的儒家文化校园气息。提示语可以提醒学生向上、向善，名人格言、警句可以帮助学生审视自身。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都会受环境的影响，学生会在老师、同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正确的道德观。

2.优选国学读本，开展课外阅读

孔子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更应具备儒学观念，时刻准备把儒家教育渗透在语文教学中。我们首先针对学生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思想实际，精心选择好儒学读本，列出书目，引导学生去读。

《三字经》包容了极其丰富的内容。讲学习的重要性，讲伦理道德、名物常识、经史诸子、朝代更替，并用古人勤勉好学的故事启迪教育学生。《弟子规》讲的就是如何做人，就是教人们如何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做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对学生学好规矩、树立做人的标准起着积极的作用。

确定书目后就要合理安排时间引导学生阅读，可以以亲子阅读的形式调动家长的积极因素，每天让孩子背诵50字左右。在学校，可在早读中抽出一定时间，让学生诵读。背经典范文会让学生受益匪浅、终身受益。也可开展读书报告会，让学生交流读书心得。

除上述之外，我们还可以设置校本课程传播儒家思想，在阅读教学中渗透儒家思想。

语文教材中古今中外的许多优秀作品无不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显现着儒家思想的印记，字里行间洋溢着高尚的道德情操、朴实无华的生活态度、平凡而伟大的人生哲理。自古以来，语文教育总是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发掘儒家思想的精华对学生进行渗透教育，正顺应了这一要求，也体现了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在操作中只要把握好学生的身心特点，深入探究教育方法，持之以恒，一定能收到“内化”的效果，对促进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推动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第2篇：儒家思想局限性范文

现代新儒学是自五四时期形成的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方向之一，以融会中西学术思想为基本特征，以发展人类精神文明为根本宗旨。它一方面面向世界，吸纳、理解、转化包括在内的西方各种学术思想，一方面基于时代的要求，反省、充实、推进传统的儒家思想，使儒学在现代获得新的表达方式。

转机：对五四时期批孔思潮的反弹

现代新儒学之所以发端于五四时期，同当时已经形成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新式知识分子队伍有密切的关系。自从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抱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心态，有意无意地把西学理想化，将其看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常常把中学与西学对立起来，把中学等同于旧学，把西学等同于新学，对儒家思想缺少应有的同情。之所以如此，同他们尚未形成独立的思考能力有关。

到五四时期，这种情况有了变化。新式知识分子队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改观。从人数上看，一大批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学人回国，从中国自己办的新式学校中也走出数量可观的毕业生。从质量上看，有一批在欧美取得高学历的学人回到祖国。他们对西方文化了解得比较深，发现西方文化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诸多弊端。特别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对这种弊端看得更为清楚，逐步破除了对西方文化的迷信，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重新看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新学与旧学的关系，重新审视固有文化的价值。于是，从新式知识分子的群体中，涌现出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他们就是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人。继他们之后，又出现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港台新儒家。

在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已由传统社会形态的“破坏”转向现代社会形态的“建设”。在以前，先进中国人关注的焦点是传统社会形态的“破坏”，致力于清王朝的斗争。以后，，废除了统治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破坏”的目的应该说基本达到，可是中国的社会状况非但没有改变，反而趋于恶化。打倒了一个清廷小皇帝，冒出了数十个土皇帝，军阀争战，接连不断。“无量黄金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仅有“破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着眼于“建设”。“建设”既包括经济建设、制度建设，也包括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可以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至于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国人则不能从西方找到良方，必须进行独立的探索。现代新儒家可以说是在这方面的探索者。

现代新儒学思潮是对五四时期批孔思潮的反弹。从新式知识分子队伍中走出来的现代新儒家，认同科学与民主的价值，反对封建主义，接纳现代性，有别于守旧派。他们拒斥全盘西化论，能够摆脱激进情绪的困扰，以理性的眼光和同情的态度看待儒学的价值，努力推动儒学的现代转化，有别于激进派。在提升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方面，他们是有贡献的。

外境：西方思想界出现价值迷失感

现代新儒学的出现，同世界性文化批判思潮也有密切的关系。自近代以来，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世界哲学走入中国。我们考察现代新儒学，既要看到它兴起的国内背景，也要看到它的国际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更加表面化、尖锐化，这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弱点，于是形成世界性的文化批判思潮。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用“没落”一词形容当时西方人的思想状态。梁启超考察欧洲之后，在《欧游心影录》中作了这样的报导：“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去了罗盘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样是好。”西方现代文明的一大问题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严重失衡。在现代西方思想界，批评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强，呈现出人本主义思潮抬头的趋势。

中国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大都把西方看成可以学习的“老师”，听到的只有赞扬西方现代文明的声音，而听不到批判的声音。梁启超把批判的声音传递到中国，自然会引起极大的震动，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重新审视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西方思想界中出现的价值迷失感，使以价值理性为中心的儒学获得发展的契机。现代新儒家从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寻找现代转化的资源，创立出儒学的新形态。

内因：儒学有实行现代转换的可能性

形成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儒学确实有实行现代转换的可能性，能够成为中国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既有时代性的一面，也有民族性的一面。因其有时代性，传统儒学作为农业社会的产物，不能不表现出历史的局限性，甚至被帝王用来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五四时期的倡导者们发起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其实并不是对儒学的全盘否定，而是把矛头指向传统儒学的历史局限性。把“孔子之本身”同“孔子之偶像”区分开来，明确表示只抨击后者，而不是前者。五四时期对传统儒学的历史局限性的批判，贡献在于突显出儒学实行现代转换的必要性。

由于儒学有时代性的一面，必须清除历史灰尘，适应新时代要求不断作出新的诠释，从而促使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形成。由于儒学有民族性的一面，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共识，如何发掘儒学体现时代精神的正面价值，将是一个恒久的课题。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出现也是必然的。

从哲学的意义上看，任何社会组织必须有一套全体社会成员达成基本共识的主流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这是每个民族所必不可少的文化共识。这种文化共识可以采用宗教的形式来表达，也可以采用非宗教的形式来表达。儒学有效地组织社会、安顿人生，已形成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具有强盛的生命力。儒学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并不会因的冲击而终结。如何把握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原则，克服传统儒学的局限性，走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误区，摆脱“左”的偏见，重估儒学的价值，开发儒学资源，培育适应时代精神的中华民族精神，将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

走向：多重向度进一步发展的态势

“现代新儒学”是指社会思想动向，其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遇到种种困难，但毕竟延续到今天，并且仍然保持着向多重向度进一步发展的态势。 “现代新儒学”正在参与创造历史，已经进入“后新儒家”阶段，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第3篇：儒家思想局限性范文

关键词：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西医结合

作为“准医务人员”，医学生在完成医学教育之后，即将走上岗位，进入社会，亲身实地面对病患，面对诸多的社会敏感问题。而在医学教育阶段，医学生不仅要具备一定的医学技能，还要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观、职业价值观、义利观，明确应秉承的医德理念，熟悉应遵守的医德规范。而这些观念的形成都离不开医学教育中的职业道德教育。

一、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现状

目前，我国医学生的职业教育主要以课程学习为主，涉及课程为《医学伦理学》、《卫生法学》、《医学心理学》和《医患沟通学》，学时为35学时左右。课程安排多在第二学年第四学期，其中《医学伦理学》为主干课程。

从课程设置上，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课程都属于西方医学伦理学范畴，西方医学伦理学强调社会价值，对个人价值关注不够，强调他律，对自律关注不够，未能将医学与医德进行有机结合。更为关键的是，医学与哲学密不可分。中西方医学，医学伦理学的差异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于中西方哲学的差异，比如元气论与原子论的差异，天人合一与天人对立的差异，而基于哲学的这些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的差异也直接导致了中西医对疾病、自然、社会三者关联上认知的差异。中西医也因此各具特色，也各有自身的局限性。目前，在临床实践中，“中西医结合”已成为独立发展的学科，在慢性病诊疗、亚健康、肿瘤诊治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以西方医学伦理学为主，如果引入中国传统医德理念，发挥各自优势，充实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内容，实施“中西医结合”，对当前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加强必然带来积极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医德的主要内涵

1.医乃仁术为核心的价值观

医乃仁术是中国传统医德的核心命题。最初见于《孟子·梁惠王上》“无伤也，是乃仁术也”。随后，医乃仁术的观点得到了普遍的共识。在许多医学著作中，多有提及。如杨泉的《物理论》中提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1］意为医生，如没有仁爱之心，则就不可托付于他。而在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更首次提出了医乃仁术的提法：“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仁术。”［2］医乃仁术的命题体现了中国传统医学的核心价值观，即一个“仁”字。而在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的基本理念中，仁始终列在首位。医乃仁术的命题，体现了中国传统医德对于医学目的和本质的看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医德主张医德与医术是密不可分的有机结合体。仁是术的前提，而术是中性的。即医德是医术的前提，依靠医术来实现其宗旨和归宿，而医术是中性的，衡量医术的善恶标准是医德。

2.人命至重的生命观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生命是万物的本源，中国传统医德形成了“贵生”的生命观，认为人的生命是最神圣，最宝贵的。《黄帝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3］，意为天地万物，唯有人的生命最可贵。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指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4］中国传统医德对生命价值的关注，在行医理念中，体现出惜生的养生观，在行医的过程中，体现出对生命价值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对维护、提高生命价值的关注，对生命的敬畏构成了中国传统医德“人命至重”的生命观。

3.普同一等的医患观

普同一等的医患观首先是博爱，泛爱众，对待患者不应贵贱有别。如《后汉书方术列传》“仁爱不矜，虽贫贱斯养，必尽其心力。”［5］其次，一视同仁。治疗患者不应贵贱有别。治疗原则应根据具体病情而定，而不应尽遣珍贵药材。如《肘后备急方》“周甘唐阮诸家，各作备急，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岂贫家野居所能立办。”［6］在行医过程中，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学会换位思考。“我之有疾，望医之救我者如何？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利则利自淡矣。利心淡则良心现，斯畏心生”以及“凡有请召，不以昼夜寒暑远近亲疏，富贵贫贱，闻命即赴。视彼之疾，举切吾身，药必用真，财无过望，推诚拯救，勿惮其劳，冥冥之中，自有神佑。”［7］

4.大医精诚的职业观

大医精诚，精即医术精通。孙思邈认为疾病的内在病因和外在症状千差万别，有时病因相同而体现不同的症状，有时相同的症状又有不同的病因。所以在具体的诊疗中，一定要通过诊脉来具体判断，然而病人有个体差异，诊脉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其中道理，只有用心精细的人才能明了。所以，孙思邈提出，学医的人一定要广泛深入的研究医学资料，勤奋刻苦，孜孜不倦，而不能道听途说，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自以为掌握医学，如果那样，就是害了自己。“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4］大医精诚。诚在于诚心救人，重义轻利。孙思邈认为品德医术俱佳的医生行医，必定排除私心杂念，安定神志，对患者怀着同情慈悲之心，决心拯救大众的疾病之苦。“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4］不论患者贵贱，长幼，疏亲，智愚，都应一视同仁，能够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推己及人。“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4］行医不应以谋利为前提，而应秉承解除患者痛苦的思想。“所以医人不得侍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4］。

5.审慎行医的诊疗观

如前文所述，中国传统医学属于经验医学，对疾病的诊断，治疗方案的确定都要凭借行医者的经验。而疾病的表现千差万别，加上病人的个体差异，使得中国传统医学在疾病的诊断方面十分强调谨慎行医。孙思邈在

三、中国传统医德的主要特点和局限性

首先，从“医乃仁术”的核心命题可看出，中国传统医德强调医学与医术的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主张精良的医术来自于高尚的医德，两者密不可分。主张先有德后为医，正己为先，正物为后。

其次，中国传统医德理念从个体医疗实践出发，多见于医家的医学著作中。从医德与医术的关系，到修养医德的重要性，以及具体行医规范。这些具体的医德理念来自于具体的医学实践，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第三，中国传统医德理念重视医生职业道德的自律和修养。强调医生应在不断的医学实践中完善自身的医德理念，强调自爱、自省、慎独。

最后，中国传统医德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具有美德规范性。如同儒家思想中近君子、远小人的思想，中国传统医德以“大医”为行为准则，主张大医精诚。

但不可否认，中国传统医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受到儒家思想“君子不器”的影响，对医疗技术的关注不够；从个体人格完善出发，对外部制度的约束关注不够；在医患模式上，对患者自关注不够；并且还受到历史、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有些方面有宿命、迷信等因素。

四、中国传统医德理念在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首先，在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弘扬中国传统医德理念，丰富了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与现有课程相结合，起到古为今用、优势互补的作用。当前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主干课程为医学伦理学，主要内容为功利论，人权论，公益论。主要以理论学习为主。而中国传统医德理念来自于具体的医学实践，有较强的实践性，具体到医德的自我修养，从医的行为规范，对今后医疗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其次，在文化认同、心理认同上，中国传统医德理念更利于医学生理解、接受。中国传统医德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传承，已经融入到我们医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文化的传承一定是建立在心理认同基础上的。中国传统医德理念也因此更利于医学生理解其内涵，接受其思想，进而将中国传统医德理念融入其职业观，职业道德中去。

第三，在医学人文方面，更有利于医学生加强人道主义精神。现代医学依赖医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医学人文。而中国传统医德理念强调人格追求和人文关怀，强调行医要有恻隐之心，推己及人，感同身受。这些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医德理念将有助于增加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精神。

第四，在职业观方面，更有利于医学生树立仁心仁术、重义轻利的观念。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医疗卫生行业也面临着经营体制的转换，在保持原有公益性的同时也需要增加市场收益，节约运营成本。由此而带来的医疗行业追逐利益，医德意识淡漠，医患矛盾增加等问题。中国传统医德理念倡导重义轻利，主张医学实践的动机和目的不应为追逐名利，而是通过医学实践起到自身道德修养，进而改善生活境界。在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灌输中国传统医德关于义利的理念，可使医学生在进入工作以前，形成正确的义利观，从而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平衡义利的关系。

五、在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实施“中西医结合”的建议

第一，建立以医学人文为基础，职业教育为重点的课程体系。在原有开设课程《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和《卫生法学》的基础上，增设《中外医学史》、《中国传统医德简述》等选修课程；第二，在医学生实习阶段，结合具体医学实践，加强中国传统医德理念的灌输。最后在校园文化方面，开办《中医文化大讲堂》系列讲座，介绍中医医德、中医文化、中医名医。

可以预见，在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引入中国传统医德理念，实施“中西医结合”，可以对当前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起到加强促进作用。进而在医疗行业医德医风建设中起到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物理论.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第12册［M］.北京：人

民卫生出版社，1983：15.

［2］ 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204-213.

［3］ 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5.

［4］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9：1-2.

［5］ 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二十五史［M］.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6：1040-1041.

［6］ 葛洪.肘后备急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3.

［7］ 曾世荣.活幼心书［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2-3.

第4篇：儒家思想局限性范文

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中学生的道德面貌还是以思想活跃、积极进取、健康向上为主流的。但在新旧体制、观念、道德不断撞击、混杂的过程中，尚未成熟的中学生们缺乏社会经验，对良莠不齐的社会现象分辨不明，常常因此表现出一些令人堪忧的道德现状及趋势。面对这一现实问题，虽然近些年对中学德育工作的投入不断加大，但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我国中学德育所面临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看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德育工作在中学教育工作中地位不高。许多学校仍以分数作为衡量学生的标准，忽视淡化了对学生个人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与考核，使中学德育陷入一种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久而久之，势必会导致学生的思想道德、心理素质和人文素质等方面日益变差，缺乏正义感、社会责任感和对国情、民情及法律的权威地位的认同感。二是中学德育内容、教学手段缺乏科学性。目前我国中学德育的目标设置大而空、内容枯燥，缺乏切实性。而过于理想化的目标内容下的德育活动对于生理和心理尚未成熟的中学生来讲，只能肤浅的理解它，并不能从内心认同它，也极易产生逆反心理，再加上单调的、说教式的德育方法，导致教育成效不佳。三是中学教育外部环境纷繁复杂，给德育工作带来重重困难。一方面，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国内外环境比以往更加复杂，各种价值观念冲击着中学生尚未成熟的心灵。另一方面，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大众传媒和网络向学生们传播大量的复杂信息，而中学生的是非辨别能力、自我控制能力和选择能力还不足以抵御网上不良信息的诱惑和侵害，加上他们好奇心旺盛、喜欢追求刺激，极易迷失自我甚至道德沦丧。

二、中学德育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儒家是由孔子于春秋末期创立的学术派别，居先秦至汉初“九流十家”之首（《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对于儒家思想，吴光先生在《21世纪的儒家思想定位》一文中有如下的理解：儒家思想是一种非宗教性的世俗文化。作为这种文化之核心部分的儒学，是由孔子创立并由历代大儒学家丰富和完善的，是以“仁”为本的东方式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而作为儒家思想中重要内容的儒家德育思想，则指的是儒家学者关于思想道德教育的系统理论、主张以及方法、原则等的总称，它形成了具有自身特征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自古就是德育思想体系的主干，它为我们开展中学德育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即使是在当今社会，儒家思想仍旧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将儒家思想应用到中学德育的实践中，符合中华民族的自身特点。当然我们应该认识到，儒家思想毕竟产生于封建等级社会，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历史局限性。这就要求德育工作者坚持正确的教育方向，对儒家思想加以批判地吸收，将经过提炼的正确的有价值的思想融入到中学德育中，使学生们熟悉、了解、掌握并最终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

三、儒家思想对当前中学德育工作的启示

（一）利用优秀的儒家思想为当今中学德育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

第一，心怀国家、兼济天下。儒家思想把个人的成长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儒家精神逐渐成为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真正源泉。将儒家思想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融入到中学德育中，可以培育中学生的爱国情怀，使其明确自身的历史责任，进一步激发学生们刻苦学习、报效祖国的爱国热情。第二，刚毅自强，持之以恒“。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坚忍不拔的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儒家所积极倡导的人生理念。儒家思想的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能激励人们积极向上，是当前中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为此，在中学生中必须大力提倡、继承和发扬儒家思想中的自强不息的人生格调，着力培养他们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人格精神。第三，仁者爱人，注重礼孝“。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入则孝，出则梯”（《论语•学而》），“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指父母兄弟之间的血缘关系，强调仁爱思想由血缘亲情而生；二是“仁者爱人”，指血缘以外的社会的人与人关系，将爱传达给社会上的人，推己及人，把“仁”由血缘亲情之爱转化成人与人的一般关系的准则。在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仁爱”思想对于净化中学生的灵魂，净化社会风气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中学生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个人与集体、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第四，诚实守信、见利思义“。诚”“、信”作为做人做事的最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为历代思想家所重视，也是儒家一贯的主张。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诚”就是表里如一，坚持原则，不掩过失。对于“信”，扬雄把它解释为“不食其言”（《法言•重黎》）。“义利观”更是儒家思想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义者正也”（《墨子•天志下》）“；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管子•心术上》）；所谓的“义”就是道义、信义，是人与人交往应遵循和追求的准则。“利”，即指功利、私利。“见得思义”，指每有所得都要考虑一下是否正当，是否是不“义”之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金钱与道德之间的矛盾问题突现出来，指导中学生把握好义与利的辩证关系是十分必要而且迫切的事情。特别是在人生的价值取向上，应该让学生认识到，除了满足物质利益的需要外，还应该追求高尚的情操和道德境界，保持人格的尊严和价值。我们要汲取儒家思想的精华，教导中学生做一个诚实守信、忠恕宽惠的人，为中学生形成朴素高尚的人生观、价值观奠定基础。

（二）利用儒家思想进行中学德育的方法及途径

首先，身教示范。儒家的德育思想非常重视教师的躬行示范，强调道德榜样的作用，并且提出了一整套身教示范的思想。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教师的言传身教是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重要因素，因此德育教师要首先善于从儒家道德教育传统中吸取养份，加强自身建设，然后再言传身教地去建构学生的品德美、行为美。同时，学校也要不断推进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规范化，对教师师德提出明确要求，通过教师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来促进中学德育工作水平的全面提高。其次，启发教育。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在很长时间里，我们的许多德育教师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学生学习十分被动，这有悖于教学规律。中学生的思想品德还处于发展的阶段，其道德修养的形成离不开教师的引导与启发。因此在今后的德育教学过程中，我们必须注重学生的主动学习，启发诱导、旁征博引，引导学生开动脑筋，积极思维，主动实践，这样才能使学生最终形成一定的观点和思想品德。其三，学思并重。儒家思想强调学与思相结合，提倡受教育者在道德修养上的自学与深思。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孟子提倡的“反省内求”就是“思”的具体运用，荀子在《性恶篇》中，更明确地提出“积学而不息”的口号。因此，当前在对中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应引导学生在学习道德理论基础上，积极思考伦理道德规范的深刻内涵。另外，如何正确地对待错误、缺点也是道德教育中一个重要问题。孔子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十全十美，犯错误是难免的，重要的是要勇于面对和改正错误“，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过而不改是谓过也”（《论语•卫灵公》）。因此要积极引导学生经常做自我反思，并与同学、老师、家长及时交流，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学习方式，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其四，注重实践。儒家传统道德教育特别强调通过身体力行，躬行实践达到知行统一。儒家学者认为道德品质的优劣是通过实践来衡量和反映的，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古今中外的教育经验也证明，只有在实践活动中学生才能充分发挥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当前我国的德育要想取得成效，就必须将德育与实际生活相结合，让中学生在实际的生活中学习道德行为规范。学校要积极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使其从所参与的实践活动中体会个人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在肯定自己的同时也能主动关心他人、家庭和社会，从而真正发挥道德教育的功能作用。其五“，三位一体”。中学生的成长主要受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影响，在开发与利用儒家思想的德育资源过程中，要努力把这三方资源结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互动机制。孝悌、慈爱、和睦、友善、尊老爱幼等儒家伦理观念都通过家庭的感染和父母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育着中学生的。社区是中学生重要的生活场所，也是道德品质形成的实践场所，在社区中形成良好的风气和环境对中学生有深远的影响。新闻广播、文学影视和网络等这些大众传媒具有很强的辐射功能和极大的影响力，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大众媒体的作用，以优秀的儒家文化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帮助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四、结语

第5篇：儒家思想局限性范文

中国古琴音乐文化始于先秦，其中包括了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早在夏商周时期，古琴只作为一种宗教祭祀伴奏乐器出现，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它被赋予了更多人文艺术价值和美学意义，这让它所表现出的音乐特性更加丰富。

一、儒家与道家的古琴乐教文化思想分析

作为古琴发展历史的初期――春秋战国无论在艺术造诣、文学思想还是审美观念方面都是中国历史的巅峰，所以古琴艺术也深受其感染，在文化思想表征方面表现出较高水平。在这一时期，社会思想大家当属儒家与道家，他们在古琴的乐教思想传播方面最为积极，所提出的理论成就也最高。

1.儒家的古琴乐教文化思想

乐教思想是儒家音乐文化思想的核心，它对于古琴早期的音乐文化体系形成产生了极大作用。儒家曾经提出过“心平德合、知行合一”的乐教思想，可见儒家乐教思想是建立在人文道德理论基础之上的，他们强调音乐必须要体现“仁”、“德”本质，认为音乐之于人心是存在教化作用的。

儒家古琴乐教思想以道德为首，这在荀子的《乐论》中就有所体现“君子以钟鼓导志，以琴瑟乐心。”在这里，荀子的《乐论》是继承了孔子儒家的乐教道德思想的，他也为古琴赋予了乐教的重要使命。他认为古琴音乐艺术拥有它必然的优越性，它能仪节人礼、教化人心、导正人情、定人心志，可见在儒家思想中，古琴所承担的乐教文化使命是相当重大的，它所体现的“德”正是统治阶级的主观修养，“礼”则代表了统治阶级配合自我角色而实施的客观行为，古琴音乐艺术则为这二者服务。因此在古琴发展历史的初期，它就是服务于政治文化上层建筑的重要艺术形式。

2.道家的古琴乐教文化思想

道家是我国的本土宗教，其所流传古曲也甚多。道家强调古琴艺术的琴学文化和琴道内凝性，这种“琴道”与儒家的“琴学”是互补的，但道家对于古琴的理解偏向于音乐本身，因此道家就有“大音希声”、“至乐无声”的古琴乐教文化思想。

“大音希声”体现了道家对世俗音乐与传统乐教的反省态度。庄子认为，世俗音乐之于“五音”令人不聪、令人耳聋、乱人心志，它严肃指出人如果陷入对世俗音乐的追求，必然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大音”不同于“五音”，它“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它拥有“道”之特性，强调对人主观修养的培养，能够透过人的“无为”来看到人心境的提升，最终达到“与道合一”的至高境界。老子认为“以道为本体的无声音乐，才是最完美的音乐。”由此可见，与儒家乐教文化思想不同，道家更强调音乐本身，强调音乐之于美学特性发挥的重要作用。就这一点，后世三国魏国王弼在他的《老子指略》中就有“停止不闻名曰希，不可得闻之音也。”这一句就充分体现了“大音希声”的高尚境界，它指代一种人心有为的音乐实践过程，是道心无为的最高精神境界。这种境界也感染了后世文人，陶渊明就在其宦海失意后自然将老子的思想灌输于当时的古琴音乐艺术中，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道歪政邪的不满与愤慨。而且它常常以古琴来聊以慰藉，可见古琴在道家音乐文化思想中更强调音乐本身，它希望传达的乐教思想更加生活化，随意性更强。从美学的角度来讲，“大音无希”更强调了一种无为自然、朴素虚静之美，这种美是永恒的、绝对的音乐艺术美，在美中也体现着老庄思想的“道”，二者结合就是一种“至乐无声”的音乐精神，它强调在不改变事物规律的基础上与“道”相和谐。这种基于道家的乐教文化思想也在在后来被传入魏晋，对传统儒家哲学思想进行了改良，它主张人们利用已有条件或亲自创造条件来改变现有事物规律，这样才能让万物与“道”相和谐，这其中就包括古琴音乐艺术本身[1]。

二、儒家与道家的古琴文化审美观分析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古琴都是我国古代文人教化思想传播、追求审美观念、体现人文价值境界的精神寄托，形成了古代人文独特的文化审美价值观，在每一个朝代改变着古琴的艺术风格表现。

1.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古琴文化审美观分析

儒家乐教文化思想赋予了古琴“中和”的审美观要求，儒家认为它们能够实现自我生命的提升，最终达到渐浸默化的目的，这也是儒家思想之于古琴艺术独特的文化审美观念。

所谓“中和”就是“中正和平”，它是我国古代雅乐的重要审美观标准。在《左传》中，“和”就被视为是建立在事物相辅相成的思维之上的审美标准。古琴艺术以“声”的变化来主导人们心志、心理情绪，进而达到提升人德行生命的目的。在儒家思想看来，“和声”与“和心”是相互统一的，而且它们都归属于“政道平和”，即“和政”[2]。

古琴音乐艺术拥有“大声不振华而流漫，细声不湮灭而不闻”的独特特色，这也迎合了儒家乐教文化思想中的“雅乐审美观”。因此，“中和”就成为人们修身养性的重要凭借。也正是古琴的存在为后世建立了琴乐审美的核心价值观。当然如果从辨析的角度来讲，古人的音乐审美观还相对单调，因为这些说法多建立于当时文人对古琴的直观印象上，其中夹杂更多象征性表意因素。但无论如何，它也是古代文人对于古琴雅乐表现的主观思维，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古琴音乐艺术的理解[3]。

另一方面，“口传心授”所呈现的是我国古代古琴教学方法的基本思路，它根据琴曲节奏、指法进行句句斟酌，以便于学习者默识于心，再加之古代文人对琴曲意境的升华演绎与想象，其?刃亩怨徘僖帐醪呕嵊兴?感悟，外现于古琴的弹奏形式及技巧表现方面。所以说“移情”也是古琴琴乐实践中的重要表现手法，它也是基于乐教教化前提下所形成的人心渐浸默化功能，这种对音乐艺术的审美价值观体现更值得现代人借鉴[4]。

2.道家思想影响下的古琴文化审美观分析

“物我两忘”是道家琴乐境界的最高审美意识体现。道家讲求“物我”思想，他们更沉浸于对古琴音乐艺术的鉴赏，将其融入到自我生活当中、大自然风景当中，形成一种逍遥神游的“物我两忘”状态。在这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文人就深受道家该思想影响，他们对于古琴音乐的审美价值观表现更为开放，他们借琴诗自乐，聊以忘忧，拥有一种与音乐共同融入大自然的“澡雪精神”，这也是道家思想之于古琴音乐艺术难能可贵的地方。它体现了古琴的“游心自然”之美，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古琴艺术审美价值观，为后世各个朝代的古琴艺术风格流派建立奠定了本质基础。相比于儒家相对严肃的“乐教文化思想”，道家的“琴媒抒情”思想就相对更加自由、洒脱，希望人们能够将心灵与自然和谐融合，真正实现“物我两忘”的精神状态，这也被后世许多文人所热衷和推崇[5]。

第6篇：儒家思想局限性范文

关键词；五四时期；新儒学派；文化兼容I传统文化

文章编号：1978-7-80712-402-3(2011)05-101-02

1914-1919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资本主义文明的种种弊病，这时，国人开始惊醒，开始反省，“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与改革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和否定。现代新儒学派是在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重建中国文化的使命感刺激下应运而生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他们“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位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建构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

一、吸收外来文化融人民族文化

五四时期，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中国知识分子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综合起来有三种观点：一是西化论者，二是本位论者，三是调和论者。历史证明，这三种文化价值观都是不切合实际的，是行不通的。而现代新儒学派则另辟蹊径，以文化批判和文化认同的观点，将西方文化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熊十力说：“确信中国文化不可亡。但吾国人努力于文化之发扬，亦必吸收西洋现代文化，以增加新的原素，而有所改造，不可令成一种惰性。”此观点在当时是易被普通民众所接受的，也是比较合理的。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各有其体用。在中国这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国家，要“全盘西化”是完全行不通的，余英时说；“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于是，现代新儒家提出“老根发新芽”的理念将中国传统之精华――真儒学作为现代性的延续。而不致出现中国民族文化体系的断裂，在此基石上又吸收外来文化之所长，补儒学之不足，以求真正做到“返本开新”。这是现代新儒家在对中西文化作出全面反省的基础上确立的共同信念。

“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现代新儒学家把民族危机归结为文化危机，而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于“从我们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发掘出仍然具有生命活力的‘源头活水’，以作为吸收外来文化和实现民族文化之重建的基础和动源。”他们认为，民族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精神遗产，是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结构的所在，真正的复兴之道必须要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基础之上。新儒学派颇为理智的承认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西洋政治思想、社会科学、皆非与吾人脑袋扦格不相入者，当采西人之长，以收明辨笃行之效。”对于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务必学习融会贯通于民族文化之中来。其有着文化兼容并收的思想。

二、借鉴柏格森生命哲学观，诠释儒学人生价值

柏格森生命哲学以生命冲动为基石，以时间为本质，以直觉为方法，把对世界整体和人的存在的认识推向非理性的直觉，蔑视科学理性和物质生活，弘扬生命主体的能创性。这种崇尚变化、生命超越物质的观点与中国儒家反科学、重体悟的传统观念相契合，故而被现代新儒家所接受。在生命哲学的引导下，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贺麟等新儒学家们重新诠释了儒家仁学、道德观及人生理想，“从而生命化了儒学、直觉化了道德，为生活于日益发达的科技文明中的现代人确立安身立命之所，使传统儒学获得新生。”大胆借鉴西方哲学为我所用，努力把传统儒学从死亡的边缘拽回来，以梁漱溟、熊十力生命本体观最具代表性。

梁漱溟以陆王心学为依托，从中国哲学“一天人”、“合天德”的传统思维模式出发，糅合柏格森生命哲学，创立了“新孔学”。重新解读了儒家“万物生化”的变易思想。梁漱溟把它与柏格森哲哲学之“生命”等同起来，使之成为宇宙的本体，一切生物都是由生命本体派生出来的，他说：“他(指孔家)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他认为宇宙不是一个静态物，而是一个大生命，梁漱溟将“生命“衍化为一种人生观，提倡人们“积极作为，奋勉向前”，以体现生命的真正意义。将柏格森生命绵延、创造不息的思想与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结合起来，这种自强不息的人生观可以激励人们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斗。

熊十力援柏格森生命哲学入新唯识论体系，使儒学哲学生命化。新唯识论讲体用不二，这里的“体”指“心体”、“性体”，即生命存在的本体，是宇宙万物的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主体。他说：“本体即是生命，夫生命云者，恒创恒新之谓生，自本自根之谓命。二义互通，生即是命，命亦即是生故，故生命非一空泛的名词。吾得自家生命即是宇宙本体，故不得内吾身而外宇宙。”认为宇宙与个体的关系就如“月映万川”一般。其“人心本体”又与柏格森生命哲学相配合，中西兼容，具有创造性。在他看来，仁心、道德自我、真己等非自然的精神等同于“生命”，照此推理，道德生命也是宇宙本体，是人生价值的根据，是万41：之始，故而“达到宇宙本体的途径，舍个体之生命体验和道德践履莫由。”

三、新儒学派文化兼容思想的现代意义及其局限性

第7篇：儒家思想局限性范文

[关键词]现代法；思想

法律是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象征，从最早期的习俗法到后来发展到成文法，从汉莫拉比法典到民法大全，从古希腊的先哲们到人文主义潮流的思想家，法律在吸取文化精华的过程中也不断促进着文化的进步。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经过文化断代的悠久种族，在五千年的文化沉淀中涌现了无数的思想流派以及人文主义精华，而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则是一场中华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场思想碰撞，而其中最闪耀的则是儒家，道家，法家这三家之言：儒家是中国文化哲学的集大成者，普及度也最高；道家不仅有深厚的宗教色彩，也是涉及形而上学的深邃学问；法家则以严苛的管理方式闻名遐迩，我国现代法自然也是集合了五千年文化的精髓，那么以上三种思想在现代法中有哪些体现呢？让我们一一分析。

首先我们要先分析这几种思想的核心内容，再结合现代法的内容相联系，先说儒家，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以仁义礼智信为基础，以此在各领域进行推广，无论是个人修为还是世界观的角度上讲都有着明显的特征，而儒家思想在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的发展，在战国时期，儒家并不为主流统治者推崇，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国家硬实力更加重要，因此在那个时代兵家之类的思想实用学派更受追捧，不过毕竟中华民族更多是处于一个强盛统一的大帝国，历朝历代均是如此，在汉初之际，中原地区在抵御匈奴的袭扰后，开始了长期的稳定发展，从此儒家渐渐成为了主流学派，曾经有这样一句戏言，很能够体现儒家的地位：“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在整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一个是关羽，另一个就是孔子。”儒学能够长盛不衰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符合统一王朝的统治要求，其中忠君爱国的政治理念和明确的等级观念都具有重大意义，除此以外最为现代法借鉴的思想就是义务与权利的统一，比如天子是一国之君，天之骄子，他虽享有九五之尊的至高地位，但他施行仁政，治理天下则是他的责任，诸侯于天子之间的义务关系也是如此，儒家在千年之后已经绝非单纯的思想工具，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过后已经融入了中华文化的血液中，小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大至治国安邦的国家政策，都深深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学在道德层面上的是中国人的行动指南，并间接影响着法律。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近代时期西方思想的大量引进使很多保守的思想家，政治家产生了抵触情绪，而作为集西方文明之大成的法律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然而到了民国时代，中国也进入了崭新的时代，那一时期很多的先进思想者都致力于西方法律的中国化，法律普及的必要性决定了每个国家的法律都要结合其自身的文化，宗教，政治背景，而近代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阶层和平民阶层都熟知的儒家思想必然是西方法律中国化不可或缺的一剂良方，曾经水火不容的两种思想之结合，才逐步产生了现代法。所以，儒家对现代法最大的影响体现在早期的立法思想的建立与早期法律普及的角度上。

接着是老子开创的道家，道家产生于先秦时代，将世间万物，宇宙洪荒的运行规律统一定义为“道”，“道”是一切的运动法则， 可以说是东方世界的第一原动力，而核心思想就是探索并遵循这种道，在自然环境中寻山访水，集天地精华，从而窥探到终极意义上的天道。道家思想往往追求一种超乎于物外的脱俗境界，不提倡过度极端和激进的行为，倡导贴合自然，无欲无求的境界。从老子到周庄，再到列子，后来又有了极深的宗教基础，一直发展至今。道教对于现代法最大的影响在于其中维护个人利益的部分，道教主张人性的自由与解放，道家从维护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在经济理论、社会实践方面创立了“人本”的思想观点，主张通过维护每个人的个人利益来达到社会的和谐繁荣，道家尖锐批判了以天下为根本的政治观点，认为这是“悉天下奉一身”的罪恶表现，在社会制度上主张以维护私有制的利益促进社会的“大同”， 这跟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私有制度有所不一样，道家的观点是以私有来促公有。道家主张不损害个人利益，也不能侵犯个人利益，只要每一个人的利益得到应有保障，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不受到侵犯，甚至包括自然界的动物植物的利益不受侵犯，把不受侵犯的个人利益加在一起就是社会的利益得到保障，只有每个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整个国家才能是真正的繁荣。道家的这种思想暗中契合了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天赋人权”思想，天赋人权最重要的原则即是：“个人权利不可侵犯”。而众所周知，启蒙运动是欧洲史上极具进步意义的思想政治运动，其影响远至美洲大陆，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惊鸿一笔，尤其在立法精神上直接影响了美国宪法和整个欧洲的法律发展。而在东方，先哲们玄而又玄的杰作已经与中国的现代法产生了共鸣。

法家自然更不必说。顾名思义，法家是诸子百家中最重视法律的学派。法家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赢家学派，在战国时期就有申不害，商鞅，韩非子，李斯如此之多的先驱者在各国将自己的理念普遍推广，尽管随着历史发展法家似乎没有儒家和道家那么耀眼，但是纵观千年，哪一个王朝没有详尽的法律，法家在法律建设上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法家明确了法律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但是法家的法律和现代法仍有本质上的区别，法家强调“法、术、势”三者相结合，法其实只是最高统治者的工具，只因其严苛性与效果异常显著而备受追捧，但是古代的法家之法绝非今日之法，古代的法律完全是统治者实行人治的工具，充其量不过是方便个人专权的条文，充斥着封建迷信及很多封建专制阶级的糟粕成分，从本质上就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基本原则。我们也必须正确看待其局限性，在那个社会背景下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虽然存在着很多尚且幼稚甚至愚昧的思想混在其中，但法家思想在法制的健全与法令的完备上作出的贡献仍然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

第8篇：儒家思想局限性范文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文化的鼻祖。孔子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一贯十分重视体育教育，其体育教育思想是他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仅提出了体育思想和养生观，而且提倡注重学子的全面发展和竞赛道德修养、注重饮食作息的养生思想，对古代体育、近现代体育的发展有着较深远的影响。

一、注重学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

孔子的体育思想，是与教育思想紧密相关的。他是学校体育思想的开拓者，他认为学习的次序，本末兼顾之道，是“志于道、据于德、行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当然他所说的德。仁、艺是为学先后的顺序，是各有其内容含义的。他并不主张学生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而是注重思想道德品质的修养，同时注重游戏娱乐。“游于艺”中就包含着体育的因素，“艺”是指“六艺”，射、御包含有体育的因素，所以说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是蕴涵着体育思想的。孔子的体育思想很大程度是源于夏商以来的学校教育思想。这也成为后来孔子教授“六艺”的主要内容。“六艺”，即：札、乐、书、数、射、御。“御”，也就是驾车。射、御是孔子“六艺”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他全面发展教育的体育内容。当然，孔子教学生射、御，原则上不是主张武力战争，不是让学生学会打仗的本领。射和御有信礼的成分和内容，但就其活动的本质来说，它是以身体活动为主要特征的，目的是提高练习者的身体机能，这时候有关游艺思想已具有了现代体育的雏形。

二、注重竞赛道德修养的思想

先秦时代的运动竞赛，首先推举射箭比赛。孔子对于射箭比赛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论语・八恰》中孔子指出“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他认为体育的功用重在强身健体、修养情志，而不在于竞技格斗。争强好胜，既提倡一种轻松愉快情调的运动形式，主张身与心的共同锻炼。孔子认为体育的裁判标准是技巧、质量为主，力度、速度为次，子日“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意思是射箭的目的看射中靶子的准确程度，而不在于射穿牛皮的深度，因为人的力量是有强弱之分的。他认为搞比赛，一定要明确比赛目的，一定要公平合理。至于怎么样进行比赛(比赛时应持什么态度(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其意是：品德高尚的人对其它事情，是没有必要去争的，对于射箭必须要争出高低，但是参加比赛注意道德修养，相互作揖、谦让，然后上场，射完箭之后走下场来，又互相敬酒。这样的比赛争胜负，是正当之争，上等人之争。而且认为有道德和本事的人，才可能射中，没有道德的人是不可能参加比赛的，即使参加也会射不中。射中射不中完全决定于思想品德，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孔子还认为武勇必须从属于仁和礼。

三、注重饮食作息的养生思想

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倡饮食卫生。他在饮食方面有“七不食”，即“食而馅，不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不时，不食恶臭，不食失饪，不食割不止，不食不得其酱，不食。”孔子不吃腐败变质的食品，不暴饮暴食，讲究营养的合理和卫生，所以他一生很少患病。孔子对服药也很谨慎。有一次他病了，鲁国的执政者给他送药，他连忙称谢说：“丘未达。不敢尝”。意思是我不了解这种药的药性，不敢轻易吃它。

在孔子时代，无论是食品结构、烹调工具和烹调方法。还是饮食习惯和风格，都比较简陋和粗糙。当时人的平均寿命仅30岁左右，孔子却享有73岁高寿，充分证明了孔子饮食思想的正确性。在物质生活上安于简约淡素，不仅是基于他早先的经济条件和长期的生活态度，溯源还在于一种思想境界。

四、求得长寿的“三命”思想

三命就是指的睡眠、饮食、佚劳三个方面，孔子认为关系生命的不是天给的，而是由自己决定的。指出了影响生命的主要方面，不是听天由命，而是靠自己去争取去掌握。智士仁人能够养生合理，动静适宜，喜怒以时，这样就不会伤害性情。能享高寿是合理的。孔子一生的人生实证明了他的这一论断。他一生颠沛流离，其说不行，几次险些丧命，真正做到了乐天知命故不忧。

第9篇：儒家思想局限性范文

儒家思想始终是精神灵魂

西方经历过非理性的商业阶段，在文艺复兴之后才转而进入理性的商业阶段。其间的质的区别是，经商出于原始的、野蛮的、非理性的财富冲动和经商出于受社会伦理约束的、理性的财富冲动。中国社会更早就经历了这种转变。在殷商时代，中国的商业活动就已经相当发达。但这个阶段的商业活动显然也处于非理性的商业阶段。

考古发现断定，郑州商城为“商代第一都”。郑州商城保留有大量的商代前期的文物。东周时在郑国还诞生了第一个保护商家利益的法典《质誓》，郑相子产严格执行《质誓》，体现了政府对商业利益保护的坚决的态度。《尚书》中记载了商王盘庚迁殷时对臣民的三次演讲词，将迁之时，他曾指责贵族中有贪求财富的乱政官吏；既迁之后，他又告诫官吏：不要积聚财物，光为自己孜孜不倦地增值产业，应该施惠于民。但是，奢侈的痼疾不仅迁殷之时存在，迁殷之后照样存在。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商业与农业、手工业同步发展，其社会经济已经是一种早熟的商业经济。宋都开封以人口众多、商业发达而成为著名的国际大都会，《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当时京城的繁华。与殷商时代不同的是，春秋战国之后儒学思想日盛，以致后来儒家伦理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伦理观念。

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必然在意识形态上加以引导，他们最终选择了儒家文化。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儒家经典中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阐述及其提出的各种主张，因为商人的诚信归根结底是人际关系的反映。儒家文化的指向是积极人世的，所以它把注意力放在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一直被称为“人伦”，包括父子、君臣、夫妻、兄弟以及朋友五种类型。儒家思想具有内倾的性格，强调个人的尊严。内在力量主要表现在儒家的“求诸己”、“尽其在我”等精神上。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儒家强调个人自身的修炼，这种观点影响到对于自身之外事物尤其是对于其他个体人的态度。

商人本人如果是儒家文化的接受者，他在家庭中便是家长，便要做出一番事业。他的做事哲学是来自于儒学的，他的行商原则也是这个文化的反映。当然，不可否认，也有人从事商业活动遵从另一种道德规范，但在中国，可以说没有哪个文化力量比儒文化的影响更大，能给人们提供另一种精神凭借。

儒文化强调勤俭，其次便是诚信，这些都在儒家伦理中占据中心位置。司马光解释：“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则一也。”“致诚”之道必须自“不妄语人”即“不欺”始，经过长久的修养，一个人才能达到“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有余地”的境界。“诚”与“不欺”上通“天之道”，这为此世的道德找到了宗教性的超越根据。儒家思想的长期宣说，把这些观念深深印刻在商人心中，所以商人对“诚信”二字的重视已是顺理成章的事。

围绕着勤俭、诚信的文化价值观，经商时奉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制利”、“诚信无欺”、“货真价实”等一系列商道准则早已为古代商界共同遵守。儒家伦理确实提供了理性经商的精神动力，社会已经进入理性的商业阶段。

可见在古代中国，来源于儒家伦理的商业精神已经能够起到后来西方新教伦理的那两种作用，即商人的精神“缓解”和获得社会的尊重的促进作用，以调节社会利益冲突，使之不至于重蹈殷商因冲突失控而毁坏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覆辙，促使商业经济迅速发展，而诚如苟子所言：“儒术诚行，天下大富。”

邻邦亦深受儒家文化影响

儒家文化进入现代社会仍旧对世界经济尤其是以中华文化为轴心的亚洲经济发展贡献斐然。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开始腾飞，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此，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最先明确地以儒家伦理来解释“东亚经济奇迹”。他认为儒家社会“较之其他文化富有更高的经济效率”，又主要是源于“儒家伦理”的奉献精神、道德精神、诚信精神、敬业精神、秩序精神、纪律精神等等。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彼得・伯杰提出的“两型现代化”的理论认为，今天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两种类型的现代化，除西方的现代化之外，亚洲社会也已经发展出新的、具有特殊性格的现代化。儒家伦理是东亚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源头，“从儒家伦理中派生出的自我克制、勤劳、孝敬以及合理化的进取创新精神，共同促进了东亚国家的经济奇迹，儒家思想构成了这一地区晚起步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精神动力。”

韩国的经济学家则从儒家思想所主张的秩序原理去探讨它对东亚经济腾飞的正面意义。他认为：“儒家思想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由于儒家伦理具有与其经济发展的适应性。”韩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伦理观念，如勤奋、诚实、节俭、相助共生等，便发挥了类似古典学派所说的新教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

中国现代商业文明发展

缘何阻碍重重

“轻商、抑商”的价值取向

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商人、市场的概念，并出现了早期商业的社会分工。据《春秋毂梁传》中记载：“古者有四民，有士民(从政)、有商民(经商)，有农民(务农)，有工民(技匠)。”在当时这种社会分工序位的平行排列中，并不代表各行业存在着尊卑高低的区别，他们之间基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处于平等地位，因而被同称为构成“国家基石”的四大分工。

与此相反，战国末期的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首次将商人列为“五蠹”之列，并称之为“邦之蠹也”，认为这“五蠹”不利于农耕征战，而且会像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从而彻底否定了商业存在的价值，自此开始了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文化思潮。除受此影响之外，在这一时期中，以剩余商品交换为条件的简单商业经济的出现，既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又受到了农奴制政治经济关系的制约，因而它在商品种类、流通范围和交易手段上都呈现出明显的简单原始交易色彩。

进入封建社会后，尤其是汉代武帝“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并在中国社会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传统文化思想，出于封建专制政治服务的需要，在客观上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仁、德、礼、义”的儒家思想统治下，由于“商者逐利”的行业本质与“仁义之德”主流文化之间客观存在的思想价值冲突，导致了以“重农轻商”、“重义轻利”、“学而优则仕”等思想为内容的价值观体系，由此形成的“轻商、抑商”的价值取向，长期抑制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封建的社会体制

市场经济带来了西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制度文明，而它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又如何呢？中国的转变，即马克思所说的“商人阶级”的出现，在16世纪就初见端倪了，而以后的演进，却曲折跌宕。

16世纪，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大商帮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开始走上近代化或现代化过程。不过，比起西欧，他们还算不上所谓的“纯商人”。明清商帮的发展，并未实现资本主义生产，也未实现市场经济，更没有现代化。这是因为明清以后，政治和经济上的逆流太多，一直不能出现制度性的变革，比如顺治的禁海迁边；康熙的紧缩政策、市场萧条；乾隆大兴文字狱，明末以来的启蒙运动全被扼杀；道光的市场危机，都是逆流。

而随着清末“”运动的失败，中国更是丧失了最后一次向市场经济制度变革的历史机会，没能形成制度改革，也就没有实现中国的商业文明现代化。

狭隘的“五缘”信用关系

融汇于中华传统社会中的宗族亲戚、邻里乡党、同业同学、物物连媒、等内涵关系，历史地形成 “亲缘、地缘、业缘、物缘和神缘”的五缘关系。明中叶以后，商帮兴起。商帮文化的核心基础就是由地缘、业缘、亲缘、物缘、神缘所构成的，其人格化交易的“路径依赖”，虽然可以减低经营成本，但却也极大程度上阻碍了其开拓新的地域和产业，带来的是封闭和停滞不前。

由于新的产业和地域里没有可以信赖的“五缘”纽带，也就丧失了信用保障，所以他们不敢冒险，进而无法施展拳脚，错过了商机。同时，“五缘”文化一旦脱离本土环境，没有人格化约束后，面对陌生地域、陌生人群也极容易产生不诚信交易。例如，很多旅游景点地区的商贩，对本地人不敢弄虚作假，而对外地游客却坑蒙拐骗。

此外，依重“五缘”和人格化交易方式的思维习惯，会扩大到政治领域，从而把政府官员纳入其中，形成商人私人利益与政府官员的交易，造成腐败。最显著的例证如胡雪岩和左宗棠。因此，狭隘的“五缘”关系中的虚伪成分，对中国的现代商业文明发展是有害的，与西方资本强国现代商业文明中需要的契约精神、商业规则是相悖的。

10～14世纪地中海地区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的交易方式，可以使我们更直观地理解“五缘”信用关系的狭隘性和局限性。

马格里布商人信奉集体主义，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联盟成员只选择内部人作为贸易人。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格化交易机制，一旦有某个贸易人出现欺诈行为，整个联盟就会对其做出集体性的、永久的惩罚。经济学家阿夫纳.格雷夫称之为“多边声誉机制”和“多边惩罚机制”。这就好比中国商帮中的晋商，在票号的网络开立过程中，各分号的掌柜以内部人作为对象。

热那亚商人信奉的则是个人主义。他们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不排斥在非热那亚人中雇佣人，他们通过创立“社区责任制”以及类似法庭组织的仲裁机构，来保证跨时空的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合约有效执行。阿夫纳•格雷夫称之为“双边声誉机制”和“双边惩罚机制”。

与马格里布商人的人格化机制相比，热那亚的非人格化交易机制在贸易扩张中更为有效率，热那亚商人从事海洋贸易的历史也更长久。此后，在地中海地区贸易活动中胜出的是威尼斯商人，因为他们的交易方式更接近现代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

现代商业规则的缺失

事实上，许多国人都不太懂得尊重规则，因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从来就不是一个规则社会，而是一个关系社会。历经百年的国际跨国企业建立起来的世界商业游戏规则，其实是人类现代商业文明的共同规则、共同底线，这些规则是通用的、普适于全世界，而不是只适合于某个利益集团，比如“诚信”。曾经震惊全国的“苏丹红辣酱”、“大头娃娃奶粉”、“齐哈注射液”等事件，不正从一个侧面警醒中国商人应该认真学习一下 “诚信”的意义吗！

除了追求利益，每个商人都需要有一些基本的信念，这就是“商人信条”。不妨举洛克菲勒为例，来看看典型的美国“新教徒商人”的商业信条。

洛克菲勒 1941年7月8日所讲述的商业信条中，首先强调个人的合法权利， “我相信个人的价值至高无上，个人有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他随后马上附加以一个原则性的限定条件：“我相信每一项权利都意味着责任，每一次机遇都意味着义务，每一种占有都意味着职责。”这正是美国新教徒商人对于个人价值以及个人权利的完整理解。

任何一个致力于探求中华商业文明进步且不持偏颇意见的人，都不难认识到中国当前商业生态与洛克菲勒所信奉和倡扬的商业文明之间的差异。譬如，中国商人至今普遍相信的仍然是“实力”与“强权”，而非“真理”与“公义”；中国商人更喜欢寻求的是个人与权力之间的特殊关系（说到底是寻求个人的“强权”），而不是公正而普适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