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中仁的含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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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中仁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 语文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0-0146-02

前言：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每个人要经过对儒家思想的理解，然后自我反思，最终去实践。在当今社会，大多数人对个人的品德水平越来越重视，道德品质成为衡量一个人最重要的标准。因此，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应注重思想道德教育。由此一来不仅能够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同时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引发学生的思考，发挥儒家思想的教育作用。

一、传统儒家思想的含义

传统的儒家思想大体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推行仁政、有教无类、士大夫品格。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王之间征伐混战，百姓无法安居，在一些国家里甚至流离失所，饿殍遍野。面对这样的一种状况，受过完整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开始有了新的感悟和觉醒，知识分子对于世界的敏感往往可以推动着历史进程。士大夫阶层开始意识到诸侯纷争的残暴，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反对诸侯王继续彼此杀伐，因而提出“仁政”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赢得了百姓的拥护，“仁政”思想主要是劝解君主要推行一系列爱民政策，减少杀戮和征伐，从国家内部开始治理，不搞扩张。另一种思想是“有教无类”[1]。是指教育要面向所有人。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孔子提出教育不能分出三六九等，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教育，明白事理。最重要的一种思想是“士大夫品格”。中国古代有一种能够说法，即是“君子[2]”。何为君子？就是具有儒家性格的士大夫形象。这种形象是具有传统社会符合周礼下的，具有高尚人格和优秀品质的士人。

二、儒家思想的意义

如何理解儒家思想的影响首先是要对传统的儒家思想中的精华部分精华进行学习，这样的学习并不是单纯在书本上领悟，重要的是要将这种感悟带到生活和学习中。领悟儒家传统思想，对于每个高中生来说，有两个重要的意义。在高中时期，每个学生正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针对这一时期的教育，要偏重于对学生思想上和人格上的教育。所以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理解儒家思想的重要性是每个学生成长过程中必要的一个步骤。具体的做法就是需要教师和家长、社会多对儒家思想有一些深入的了解，并能够积极引导孩子自主的学习儒家思想，培养自己“君子”一般的品格。老师要做到早联系教材的同时，注重课堂教学中儒家思想灌输 其次，教材是在专家严格筛选下选取的有关儒家思想的篇章，对于儒家思想已经基本过滤完成，教师在教学中顾及较少。同时，联系教材的课堂教学亦可以培养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提升其理解能力与道德情操。教师积极搭建一个课堂平台，这样可以给予学生更多实践和理解儒家思想的机会。教师的课堂灌输可以直接告诉学生儒家思想的内涵和现实意义，但对于学生真正认识和理解儒家思想来说还不够。要让学生真正能够贯彻儒家思想，那么搭建相关平台，让学生用自己的理解来阐释儒家经典[3]。要让学生真正能够贯彻儒家思想，那么搭建相关平台，让学生用自己的理解来阐释儒家经典。此时，教师的作用就是肯定或者纠偏。

另一方面，学习儒家传统思想是每个人追求完美人格的需要。如果说高中生的人格发展还有达到成熟的阶段，那么语文课堂上无数的人文启迪和文学作品的无形感染都可以使孩子能够正确接受优秀价值观的引导，避免误入歧途。那么儒家思想对于年轻人的影响是可以贯彻整个一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深远程度却是持久的。文化对人的影响无时无刻不表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之中，表现在每个人对外界事物的选择判断之中。最后，开展实践教学，注重儒家思想的现实传承。在当代社会，许多道德问题纷纷浮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对于语文学科，尤其是高中语文学科，应该有反思和顿悟，从根源抓起，把不道德的根源找到。这就要求广大教育工作者在进行教学活动时，不仅要注重对学生书本知识的教授，更要注重学生思想境界的影响。为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念做出正确的引导。

三、结语

在语文教学活动中，老师传授知识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知识只是思想的载体，思想才是指导实践的唯一主体。因此，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贯彻和传承儒家思想不失为一件好事。具体来说，可以搞一些主题调研，帮扶活动，社区公益，等等，这些实践活动，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得到锻炼；另一方面，也让儒家传统思想得到现实传承。

参考文献：

[1]陈娟. 高中语文教学中儒家思想对学生道德情操培养的意义[J]. 语文教学通讯・D刊（学术刊），2013，01：23-24.

第2篇：儒家思想中仁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旅游文化;耦合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8-0160-02

中国旅游业从改革开放开始起步，至今已有30多年。但这30多年来，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并不完善，旅游者道德意识薄弱，不文明行为增多;旅游资源的破坏，浪费，不合理开发;旅游管理的缺失，黑导、黑社、零负团费等等一系列问题屡禁不止。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传统文化的缺失所造成的。我国旅游界对旅游发展的研究一直采用西方理论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理论思想应用的研究较少，而西方思维也许并不适合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因此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产生。旅游与文化是相辅相成、无法分割的。儒家思想的发展从某一层面来说就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史，从春秋战国开始，儒家思想经历了几千年的积淀，在中国人民心中根深蒂固，影响巨大。因此，我们可以把儒家思想应用到旅游开发与管理中，以传统文化来提升人们对旅游资源的保护意识，提高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管理者的文化素养，继而保证中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一、儒家思想核心概述

自春秋时期孔子始建立儒学，后有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为其思想继承人，开辟更多儒家学说分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中国几千年的主流思想。虽然不同的儒学者都有不同的思想主张，但究其主要思想核心，唯有“仁”“义”二字。

孔子最为主张“仁”，孟子最为主张“义”，后世大儒的主张也都是对“仁”与“义”的继承与发展。《论语》中“仁”是提到次数最多的字。“仁”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君子修身养性的最终目的。孔子的“仁”是一种思想意识，更是一种行为约束条例。其以“孝”为根本，要求做到“先难而后获”“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人”“恭、宽、信、敏、惠”，最终达到“杀身以成仁”。“仁”的含义广泛，没有确切的词句定义，但“求仁”的做法却有许多条框可遵循。“刚、毅、木、讷近仁”“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成为“仁者”是所有学者学仁、求仁的最终梦想。“仁者”不仅是在行为上遵礼，思想上至善，心胸上更是宽广、坦然。“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仁者乐山，仁者如山，安稳、坦荡、超凡脱俗。这是孔子的“仁”，更趋于礼法，更趋于完美。而子思的“仁”则是更贴近于生活中的处世之道。不冒进，不退缩，以“中庸”为尺，遇事先衡量得失，有番计较之后再去做，稳妥为上方能成事，最终达到“致中和”。这是儒家的“仁”。自孔子之后，无论有多少儒者对“仁”进行引申发展，终究认同的一点是“仁”是至善的最高境界。

孟子最为主张“义”。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开拓者，孟子则是捍卫、发展儒家学说的第一人。孔子说“杀身以成仁”，孟子则说“舍生而取义”。孟子的“义”是在孔子的“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孟子的“义”是“仁义”的“义”。并且孟子的“义”通常是与“利”辩论着出现的。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义”同样是种思想教育，教育人们为何做君子，如何做君子，教育君子如何做至善之人，最终得“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这就是孟子的义，少了一分约束，多了一分劝慰和洒脱。

后世的董仲舒提出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中，“仁”与“义”占据前两位;朱熹编纂的四书中《论语》和《孟子》同样是占据了前两位。以此可见儒学者对“仁”与“义”的态度。诚如南宋文天祥所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仁”与“义”便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在。

二、旅游的文化性

旅游的本质实际上是文化的展示过程。旅游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从其食、住、行、游、娱、购六大环节来看，旅游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旅游有着深厚的文化性。食，也就是旅游饮食文化。中国饮食文化历史源远流长，种类繁多，有最具特色的菜系和酒文化、茶文化等。菜系有鲁菜、川菜、苏菜、粤菜、浙菜、闽菜、湘菜、徽菜，每一道菜都是地方文化的缩影。当游客旅游到一个地方品尝当地特色菜的同时，也是品尝了当地的特色文化。酒文化与茶文化是我国千百年饮食文化的代表。

住，可以是建筑文化，也可以是酒店文化。中国古建筑被誉为“人类历史文化的纪念碑”，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主要类型有宫殿、坛庙、陵寝、城墙、园林、寺观、民居、亭台楼阁等。中国古建筑以木结构为主，渗透着“天人合一”“敬天祀祖”的礼制观念，其选址与筑建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风水学和阴阳五行、八卦等学说。酒店文化更多体现的是现代文化和古今结合的文化，如北京的“中国会”经营者对古建筑群进行修缮，使外观具有明式官邸的气派，内部安放了古色古香的家具和艺术品，并巧妙地配上了现代化设施，如电视、激光唱机等[1]。

行，即是交通文化。旅游的主要交通方式有铁路、公路、水运和航空。在江南水乡，推开一排竹筏，游荡于水面之上，穿梭于深山之间，江南的山水秀色一定会深深缠绕左右。在特定的地方，运用适当的交通工具，体会独特文化，这就是交通文化。

景观文化可视作游文化。旅游景观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不仅体现的是旅游地气候、山水、地貌等自然特色，还有千古名句中的人文特色。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庐山瀑布。在观赏万壑争流、雄伟气概的庐山瀑布时，这首诗的意境一定会涌于心上，更为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古人的诗情画意。人文景观是人类的劳动成果、历史文化的产物，它代表着民族的文化内涵，如南昌的滕王阁，飞檐翘角，丹栋雕梁，“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滕王阁体现的是初唐吞并天下的雄伟气势。

娱，是娱乐文化，是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参与的具有民族特色或地方特色的娱乐活动。例如哈尔滨的冰雪节，游客通过堆雪人、滑雪、滑冰、看冰灯或冰雕等活动欣赏着冰雪文化，了解着哈尔滨的风土人情。除此之外，一些度假村等会专门设置娱乐活动场所，如设置沙滩浴、冲浪、潜水等专项娱乐活动，旅游者可体验各种娱乐文化。

消费文化是旅游六大环节的最后一项――购。旅游者的消费观体现的是旅游主体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同时也体现出国家对民族文化的挖掘程度和旅游者对文化的接受程度。旅游者的消费行为更是某种文化的指向标，很多游客抱着购物的目的去香港旅游，香港被称为“购物天堂”，香港的城市形象定义为现代化大都市。从以上旅游的六大环节来看，旅游具有文化性是毋庸置疑的，旅游与文化紧密相连，密不可分。因而，从思想文化角度分析旅游，可以更好地发展旅游业，弥补现代旅游业的不足。

三、儒家思想与旅游的耦合性

旅游业并不只是旅游产业，不只是经济概念，旅游业还涵盖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当旅游资源上升为旅游资本，在逐利的本性控制下，借助产业化模式，按工业生产流程，把旅游资源批量生产成为“中国驰名商标”的旅游产品时，不仅对旅游资源造成了深层次的破坏，更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和传统信仰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面对旅游资源的破坏、旅游管理的缺失等问题，旅游界采取的态度是走可持续发展旅游道路。对于可持续旅游的发展，我国很多学者都是从经济层面进行研究的，因而忽略了旅游的文化性，更忽略了中国旅游资源的一大特点――无论是人文资源还是自然资源都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思想，“仁”与“义”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以其为基点，形成新的思维模式来分析中国旅游业发展中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达到对这些问题更深层次的剖析。

1.旅游主体与儒家思想的耦合

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主体，是一切旅游活动的中心，也是一切旅游现象产生的根源[2]。旅游者在旅游实践过程中，以自身的文化观念去开展旅游活动，不可避免地对旅游客体、旅游介体产生巨大影响。旅游者的道德意识和行为规范更会影响到客源地区域形象和国际旅游的发展。而现今我国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出现最多的问题便是道德意识薄弱，不文明现象频发。2006年9月10日中央文明办、国家旅游局公布了向社会征集、归纳、整理后得出的“十大旅游不文明行为”，如随处抛丢垃圾、废弃物，随地吐痰、吐口香糖;在车船、飞机、餐厅、宾馆、景点等公共场所高声接打电话、呼朋唤友;大庭广众之下脱去鞋袜、赤膊袒胸，把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卧室以外穿睡衣或衣冠不整等等。旅游者不文明行为的出现是由社会、历史、生长环境等客观因素导致的，当然，主观因素――道德意识不高也有影响。“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以儒家思想核心“仁”的思想中“制礼”的思想作为提高旅游者道德意识的思想基础，从根本上杜绝旅游者不文明现象的出现。对此，旅游局可出台相关政策，来以礼教化旅游者，以礼约束旅游者的行为。如针对出境旅游的游客可进行前期培训，教授中国的礼仪与外国的礼仪;针对境内旅游，则可在各景点处设置“食不语，寝不言”“席不正，不坐”“杖者出，斯出矣”“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等字样的警示牌，以期旅游者可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约束好自身行为，从而形成客源地良好的形象，促进国际旅游的发展。

2.旅游客体与儒家思想的耦合

旅游活动是旅游主体通过旅游介体作用于旅游客体的过程，对旅游客体的参观、游览、玩赏是旅游主体活动的主要目的。旅游资源作为旅游客体，通过对旅游者的吸引力而产生相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而旅游资源的开发在旅游活动中是极为重要的一环，而在开发过程中却又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破坏。因此必须坚持边开发边保护、尽量降低生态环境破坏的原则，而这一原则理念与子思的“仁”――“中庸”思想不谋而合。“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们喜怒哀乐的感情没有表露出来叫作中，表露出来合乎法度叫作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普遍准则，达到了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万物就发育生长了[3]。旅游资源的开发，既要挖掘其各方面的价值潜力又要不伤其根本。减少没有历史文化内涵和审美的人造景观，尽可能保持自然和历史形成的旅游资源的原始风貌[4]。这种开发原则既符合了“中庸”的思想又满足了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使儒家思想和旅游产业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旅游规划者可利用二者的结合，坚守中庸，不偏不倚，合理、适度开发旅游资源，保护旅游资源，挖掘其文化性，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最终可保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3.旅游介体与儒家思想的耦合

旅游介体是旅游主体和旅游客体之间的连接体，从广义上讲，旅游介体就是以旅行社为代表的旅游企业和旅游管理机构、旅游协会等旅游经营者和管理者。对于旅游经营者和管理者来说，最主要的是要做到四点：“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四点出自《论语・子罕》，是“仁”的内涵。毋意，不主观臆测，不要过多地从投资者角度出发，要从游客角度出发，满足旅游者需求，关心游客所感兴趣的体验项目和旅游吸引物，保证旅游者的主体地位。毋必，不绝对肯定，要充分看到旅游经营和管理中出现的错误，针对四黑、零负团费等问题加大监管力度，出台保护政策和法规，保护相关人员的切身利益。“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看到自身错误，继而改之，才能保障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毋固，不拘泥固执，守成不知变通，要在借鉴别人好的经营、管理理念基础上，进行创新。我国游客服务设施建设并不完善，应在借鉴外国游客服务设施建设理念基础上，结合我国旅游特点和游客需要，创建独具特色的旅游服务中心。毋我，不唯我私利，发展旅游的最终目的是全面的社会效益，通过景点规划，在旅游者的旅游过程中，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宣传每一座城市的独特文化，以文化为卖点，调节旅游业的均衡发展，使自然、人文相和谐，从而带动整个社会产业链的发展。

四、结语

旅游业具有扩大开放、拉动内需、调整经济结构的能力，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才可以保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儒家思想为理念支撑，以施仁、取义为目标，重视儒家思想与旅游业发展的耦合性，去糟粕，集精华，以文化作为旅游业发展的核心，提高旅游产业各环节的质量。以中国传统文化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这必将成为旅游业高效、健康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参考文献：

[1]喻学才.旅游文化[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2]夏赞才.旅游者道德建设[N].中国旅游报，2003-08-29（4）.

第3篇：儒家思想中仁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孔子；孟子

一、由孔子学说到儒家学派的建立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1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孔子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出身低下。孔子说：“吾少贱也。”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并且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冲破了上周以来学在官府的格局。孔子把自己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献给了教育活动。他还在教育方面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在面对春秋时期社会的动荡，孔子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孔子的思想学说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与礼，仁与礼是孔子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春秋前期人们把尊老爱幼，众庶，等行为都看做是仁的表现。孔子对于仁的理解基本上继承了春秋前期思想家的认识，孔子在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发展了较系统的“仁学”。

孔子所说的“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仁”的含义就是“爱人为仁”。孔子认为爱人是仁的基本内容，社会的各个等级之间都应该相互仁爱。统治阶级更应该爱人。孔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

孔子认为通过仁爱在社会建立起各等级之间充满人情味儿的伦理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仁”的第二个含义就是“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认为人们应该克制自己的私欲，恢复西周的礼仪制度方可为仁，这里“仁”是指一个人的品德修养；孔子在提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要符合道德规范。他曾说过：“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良好的道德品质主要来源于个人的道德自觉。每个人都会从生活中的小事中表现出自己的道德水平。然而遵守礼的规范则是优良道德品质在人们行为方面的表现。

二、孔子学说的著作

孔子的主要思想内容都记录在《春秋》《论语》《易经》《仪孔》等书中。《春秋》一本中主要记载了古代中国一贯奉行的宗法等级思想，以及奴隶制宗法等级思想与封建制宗法等级思想。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基本上以《春秋》为最高标准。《春秋》一书中要求人们尊重有序，各守本分，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都应明确自己的位置。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良好社会秩序。

《论语》普遍被认为是孔子的弟子记录孔子言行的一本书，不是孔子本人编纂的一本书，也有人提出《论语》不足以概括孔子学说的全貌。但是《论语》中许多孔子的思想就在其与弟子的交流中体现出来，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易经》主要记录孔子的哲学思想。《仪礼》主要记录一些礼仪制度。以上几本书不仅记录了孔子的思想，也是孔子学说的集中表现。

三、由孟子学说到儒家学说的发展

孟子，名轲，出生于山东邹城。生卒年代不详，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被人们尊称为“亚圣”。受业于子思的门人，继承孔子思想的同时又发展了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进一步完善。

孟子的思想可以简单概括为性善伦和仁政学说。孟子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有许多相近之处但也有很多区别，不仅是因为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而且他们本人对人性的观点和对“仁”的侧重点也不同。孟子认为“善”是人生来就有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可见孟子与孔子的观点相近。孟子还认为后天环境对一个人的修养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孟母三迁”中看出环境对一个人成长有着重要影响，这一观点在孟子心中的分量。

孟子在政治上主张实施仁政，他提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常。”可以看出孟子以为仁政是治国的基本原则，能不能行仁政是决定一个国家成败得失的关键。他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兴亡根本原因是统治者能不能实行仁政。同时也认为仁对于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至关重要。在《孟子·离娄上》上提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家亩；士庶不仁，不保四体。”在如何实施仁政上孟子有一些个人的具体想法。他认为首先应先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即“制民之产”。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孟子注重经济问题，在古代小农经济是经济基础，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和谐，不仅利于百姓生活也利于帝王统治。孟子在治民之产的基础上提出平均赋税。因为在古代帝王专制下，赋税是民众最为沉重的负担。人们的生产力不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每年赋税使人民生活艰苦。孟子认为应建立固定的税法均齐赋税，减少老百姓的赋税负担同时使政治更得民心，利于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在孟子实行的仁政学说中孟子一再注重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断提出对经济的管理方法。孟子认为国家应该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自古以来工商业都为统治阶级所垄断。即：“工商食官”。春秋战国以后随着社会的变迁，私人工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进步，但是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其中关税就是阻碍工商业发展的最大问题。孟子认为应对工商业实行保护政策，免除关税。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税收也应免除，即：“关讥而不征”使当时工商业自由发展。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孟子的思想大体上是要求统治阶级不与民众争利，多为人民利益考虑。但并不具备民主性的学说。

四、孔子与孟子的异同之处

孟子虽然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但却在此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所以孟子与孔子的思想有很多不同之处。孟子与孔子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主张“仁”，在人性的培养上都一致认为后天的环境对人性的形成与发展会产生很大影响。但在对待人性的问题上，孔子主张“仁”为根本，而孟子主张“义”为首要。在孔子的《春秋》一书中我们不难看出孔子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注重名分，坚守本分，要求我们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以“三纲五常”为标准的去生活，而孟子却主张：“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不受周礼的束缚，站在人民的角度上解决问题。孟子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

读孔子思想能让人看到等级分明的社会制度的宏伟蓝图；读孟子则能让人感受到行侠仗义的浩气。孔子与孟子的思想没有优劣之分，他们的思想对中国政治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人们道德的修养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在学习孔孟之道时也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使孔孟的思想更加适用于当今世界的发展。

注释：

[1]《论语·子罕》.

[2]《论语·阳货》.

[3]《论语·颜渊》.

第4篇：儒家思想中仁的含义范文

高职学生由于入学文化课基础弱，大部分高职院校重视技能操作培养，忽视人文精神熏陶，普遍存在学生动手能力强、人文素养弱的现象。我国传统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人文精神内涵深厚。日常教学过程中增强对高职学生儒家思想教育，提升他们的人文内涵和素养是高职教育中人文精神培养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

人文精神;儒家思想;高职教育

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社会对有一技之长的高职学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为了适应社会的需求，许多高职院校加足马力扩大招生，因此高考分数较低、文化基础较弱的学生大多被高职院校录取。后续高职教育中多数老师、家长和学生认为只要掌握好技术就不怕找不到工作，因此偏重专业技术的学习而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形成高职学生人文精神匮乏的普遍现象。

一、高职院校学生人文精神匮乏的主要表现

(一)自卑心理比较严重高职学生属于大专层次，录取分数比较低，基本上200分左右即可被录取。由于高考分数比较低，与本科同学相比有差距，导致大多数高职学生有自卑的心理。根据目前我国高招程序，高职录取在本科院校录取结束后，有的地方甚至在中专录取后，这使得社会上很多人对高招政策有误解，认为高职学生比本科甚至中专学生低一等，这些误解和偏见进一步加深了高职学生的自卑心理。

(二)自理能力弱，自控能力差高职院校的学生大部分来自独生子女家庭，且家庭条件比较好。据我校不完全统计，约85﹪的学生是独生子女，约44﹪的家庭在当地属于中等以上收入，贫困学生只有不到2﹪。由于是独生子女、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学生在家里备受溺爱，相当一部分学生自主能力弱，缺乏自我生活能力。进入高校以后，得不到家长的照顾和呵护，一部分学生甚至基本生活不能自理，自控能力差，经常迟到、旷课，违反学校纪律，对于遵守学校规范管理意识薄弱。

(三)集体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性差由于高职院校的很多学生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在家备受家长的宠爱，有很大一部分学生从小就养成了任性、占有欲强、自私自利的坏习惯。同时大多数独生子女由于缺乏和兄弟姐妹共同生活的环境，造成部分学生喜欢独来独往，集体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性差，缺乏集体荣誉感、不愿意接受集体的束缚，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强调自我价值，奉献意识薄弱。

(四)重智育，轻德育智育是具体的，有具体的考核标准衡量，而德育是抽象的，难于用一个规范的标准来量化。因此，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中普遍重视智育中技能教育，忽视德育人文素养的培养。社会上许多用人单位，在招收员工时往往只考虑招收对象是否掌握一定的技能技巧，而不考虑是否具有一定的人文素养。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大部分高职学生产生了只注重技能的学习而忽视了人文素养培养的“短、平、快”的思想。从人才培养的长远角度考虑，人文素质教育的匮乏不利于学生今后进一步向“高、精、尖”专业技工方向发展。薄弱的文化底蕴使学生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不足，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科视野受到限制，过重的功利导向使学生的综合素质训练受到影响。［1］因此，真正提高职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应该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加强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构建人文精神，这不仅仅是学生今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由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需要。中国是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从某种意义讲中国传统思想即儒家思想，提倡积极入世，主张个人修养。在高职院校德育教学过程中应加强对高职学生的儒家思想教育，不仅可以培养他们人文思想，提升他们的人文内涵，也能够在专业技能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整体综合素质。

二、儒家思想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

(一)人际关系方面强调人本意识，注重对人的尊重人本意识是指尊重他人，推崇他人，弘扬人存在的价值和独立自觉的意义。孔子提出“仁”，倡导人应该有德性，对统治者要求立足于“富民”、“教民”、取信于民，“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认为人有了德性和理性，人才有灵性，有了灵性以后人才比万物高贵，人才是万物的主宰。因此，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人性善来高扬人的价值，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区别于其他事物而独有的。儒家思想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德性的修养确立起人的尊严和价值，每个人的命运都可以由自己主宰。

(二)社会文化方面强调有责任心和忧民意识儒家思想在充分肯定人的自由意志的同时，又注重激励人的担当精神和培育人的忧患意识。儒家思想的忧患意识是伟大的忧国忧民意识，不是个人的一己之忧。如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集中体现了儒家忧国忧民的思想。这种忧患意识使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向着认同现实的方向发展，并促进入世品格的形成。反过来这种认同和入世的品格又不断提升和巩固这种忧患意识。［2］

(三)自然关系方面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儒家思想认为宇宙是由“天”“地”和“人”三个元素共同组成的和谐美好的宇宙。天人合一是人和自然关系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社会表现，就是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要做到个人服从于群体，即要从自己本心上体悟到个体与群体的统一性，人只是天地之间的一个组成部分。“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儒家认为人在自然界应该尊重自然规律，这样才能达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人的修行方面，儒家也提倡和谐“顺其自然”的理念。由于人会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诱惑，不能坚守做人的道德准则，因此人要排除外界欲望的蒙蔽，自觉履行道德原则，达到“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为政第二》)的目的，即要求做到克己复礼，战胜自己的欲求，使自己的心性及行为符合社会要求。

(四)自我修养方面主张力行意识与道德实践如果说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儒家着重突出“天人合一”，那么在人格境界方面，儒家特别强调个人道德品质的自我修炼。孔子主张君子力行，提升道德素养，要面向社会，服务于人民。儒家强调通过修身或自我改造来达到道德修养或道德实践的目标。“仁”是儒家所强调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独立人格的体现。郭沫若在分析《论语》中关于“仁”的各种表述后总结:仁的含义是克己而为人的一种利他行为。简单一句话就是“仁者爱人”。［3］儒家的这种思想主张人应该推己及人，先人后己，尊重他人;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追求理想人格。

三、儒家思想人文精神的价值分析

高职学生因文化层次、个人素质、人生阶段、社会风气等因素造成了他们人文素质不同程度的缺失，而这种缺失会对其个人发展、社会进步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传统儒家思想人文精神的实质是对人的思考，其内涵是对人自身价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与探索。学习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能够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价值观，有助于正确地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在这种价值观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出优良的行为规范意识。儒家思想的人本意识、生命意识能够有效帮助高职学生正视自身的价值，挖掘自己的潜能，培养自己的能力，克服自卑心理，在实际行动中体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使学生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儒家思想中的“忧患”意识，强调作为人应该肩负起的责任，人应该与人类和社会共忧患。“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能够激起人们改造社会、变革现实的无穷热情，也有利于高职学生明确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培养前进的动力，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明确了个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有助于高职学生认清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明确集体、社会的重要性，摈弃个人主义思想，鼓励学生融入集体，与同学和睦相处，增强集体主义荣誉感。儒家思想中对于自我修养的要求，强调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性，通过“修身”、“内省”完善自我人格，有助于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塑造健全人格，端正态度，具备良好的品格，从而成为合格的人才与和谐的个体。以儒家核心思想为指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仅是学生今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四、高职学生人文精神的构建

人文精神是以人为主体的精神，它是以人为对象的，一种对人的关注，维护人的尊严、价值和命运，对人类文化遗产高度重视，是对理想人格的全面发展的肯定和塑造。［4］构建人文精神，形成良好的人文环境，对于高职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和学生群体素质的提高有重要的作用。然而高职学生人文精神的构建不能操之过急、一蹴而就，应该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为导向，以学生为主体，按照高职院校学生的心理特点，循序渐进地开展。

(一)转变观念，树立人文精神教育理念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转变观念是构建学生人文精神的前提基础。很多学校负责教学工作的领导和教师认为高职教育就是教会学生一技之长，把高职教育误认为是“技术教育”。这种错误的理念导致了很多高职院校重视技能教育，忽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高职教育应该是培养人全面发展的教育，我们不能把高职学校当作培养“工具”性人才的工厂，要树立全面发展，人文见长的教育理念。［5］在强调科学教育的同时，加强人文教育，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学校应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审美情趣和创新实践能力。

(二)完善课程设置体系，加强人文知识教育开设人文课程是增加学生人文知识，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前提。人文课程广义上包括所有容纳人类思想，一切关注人类真、善、美，以人教育为教育主题，注重人类精神道德传授和强调处世原则的课程都可称之为人文课程。［6］狭义上的人文课程就是指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学校教学领导可根据各高职院校教学特点和高职学生的情况，在以实用性、市场性为开课特点的基础上增加人文类、艺术类课程的比例，打破专业课“一统天下”的局面，可以多开设一些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加强儒家思想精髓的教育，如国学课的学习，重读中国儒家的传统经典《老子》、《论语》、《孟子》等，使学生在专业学习的同时，通过对这些儒家典籍的学习陶冶情操、注重道德修养的提升，明确人生目标，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展。

(三)改进人文课程教育方法，给学生人文关怀要充分运用教师的人格力量，在人文课程教学中融入授课者的人文情感，以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感染学生，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人文关怀。这种教育方法不仅是教师内心情感的自然外泄，还应该是有计划、有目的对学生施加影响，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感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精髓。人文情感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教师在讲授人文课程时不仅要给学生传递文化知识，更要以身作则给学生关怀，帮助学生构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的人文精神。

(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人文文化氛围人文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孟母三迁”的典故说明了文化熏陶对一个人成长的作用。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以文化为载体，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作为学生，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校园中度过，因此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人文环境，对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非常重要。营造浓厚的校园人文文化氛围，可以通过三种途径:第一、创造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例如开设第二课堂、举办人文讲座和读书活动，引导学生积极参加，让学生学到在课堂中学不到的知识，扩展知识面，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第二、开展具有特色的校园活动。如各类体育活动、各种社团活动、舞会等，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增进友谊、学会共处、增强自信、完善自我。第三、建设良好的校园环境。一个干净、整洁、有序的校园环境会促进学生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陶冶自己的情操，培养良好的公共道德。优美的环境也可以净化学生的心灵，提高审美情趣。在这种独特的校园文化熏陶下，学生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具有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价值观。然而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开放的工程，它包含了高职院校建设中的多个方面，不仅包括基础硬件设施建设，还包括教师的文化素养、思想素质的培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等等。因此，打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校园文化需要全体教职工共同努力。

综上所述，作为新时代的高职学生，不仅是产品的制造者，更是文化的承接者和传播者。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升级，我们不仅仅需要一般的产业工人，更需要创造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技术工人。新时期的高职院校肩负培养高素质技术工人的任务，因此将人文素质教育作为学校德育的核心，在教学过程和教学环节中给予学生正确的人文素质教育，注重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当前高职教育的目标。以儒家核心思想为指导，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有助于唤醒学生的个人自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推进社会的进步，提高全民素质。

参考文献:

［1］文辅相．我国本科教育应当做战略性调整［J］．高等教育研究，1996(6):13．

［2］龚平．儒家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4):27．

［3］蒋文学．儒家人文素养思想探微［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08(2):25．

［4］谷声然．人文精神的内涵探析［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1:78－82．

［5］卢云峰．论高职学生人文精神培养体系的构建［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6):107．

第5篇：儒家思想中仁的含义范文

中国的宗教存在，大体可分为代表已经融入传统中国文化的宗教和被视为外来文化之载体的宗教：前者包括儒、佛、道三教，后者则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主要代表。诚然，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主要是儒教和道教，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经过在华约两千年的本色化过程已基本上与中国文化共构一体。因此，中国历史上对儒、佛、道以“三教”并称，中国人亦视它们为中国宗教文化传统之代表。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则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分别代表着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其在华之本质存在仍不离这两种文化的嬗变或衍生。尤其对基督教而言，中国人的普遍看法是，它乃一种结合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化、并在更高层次上扬弃这两种文化而产生出来的植根于西方世界的宗教；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并经过欧洲中世纪的漫长发展，基督教已决定性地铸就了西方文化的模式和特征。因此，尽管基督教在此后的发展中足迹已遍及全世界，并几乎已在各洲各国建立起教会，却仍然以代表西方文化为主，其思想、教义和礼仪都反映出西方文化传统的发展及其社会人生观念的凝聚与积淀。数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过程亦步履维艰，一般中国人在其中仍主要是看到西方民族的精神气质、心理状态及文化风俗，故称其为“洋教”。这种理解并不同于基督教会内部从其教义意义上关于“福音无国界”的传统看法。目前，在中国社会之现代化过程中，上述两大类型的宗教都需完成其改革与更新的任务，以适应甚至影响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

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载体的宗教而言，代表华夏文明之本质精神的儒家体系，无论称其为“儒教”或“儒家”，都表现为一种植根于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政治宗教和伦理宗教，在它身上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观与伦理观的统一及互用。按精神实质，儒家乃是一种“有为”的宗教，儒家精神积极倡导“参政”、“有为“，希冀在社会政治中通过“人治”而达其“仁”、“礼”之理想目的。实际上，中国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都是以儒家思想的责任感来追求真理、维系正统或实施改革的。当然，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儒家所追求的这种“人治“是要靠以封建君王为核心来加以展开并得以实现的。因此，与其政治观相协调和一致的，便是儒家“忠君”、“报国”之社会伦理观，即以“忠”、“孝”之举来求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社会伦理观突出强调集体的利益和共存，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为了整体统一而必须放弃或牺牲个人的自由与利益。其体现的伦理精神曾为维系中国封建大一统的“稳态”存在、保证其长治久安的社会局面起过决定性作用。随着中国封建时代的结束，其延续两千余年的儒家正统思想体系曾一度遭到批判和冷遇。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所凝结成的中华民族传统却仍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顽强地存活着，表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今天，中国大陆组织形式的儒教已不复存在，但观念形式的儒家却深入人心，它仍制约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与中国人的命运及前途休戚相关。因此，在方兴未艾的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儒家的更新已成为海内外华人的一个热门话题。

复兴儒家思想的努力最初始于海外华人学者，近十多年来也得到一批大陆学者的积极响应。针对一般人认为“儒家”代表一种旧学说或旧规范、“现代化”代表一种从旧到新的改变或一种对新环境的适应之观点，这些学者则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过程并不相悖，二者在本质上是可以兼容的。这种兼容或统一之根据，乃在于儒家思想本是以“理智的自主”、“智能的发展”、“思考与反省的活动”和“质疑与分析的方式”为原则。而基于这些原则的儒家思想之复兴，可以导致一种能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之基础的新的思想方法，因此它能推动社会现代化而决不是阻挠其实现。这种乐观看法，使他们相信中国现代化将会迎来其新儒家的兴盛时代。

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容易出现偏重科技发展、轻视观念转变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为此，这些新儒家思想代表向社会提出了警告及忠告：“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如果急功近利、只求表面的成功和短期的收效，现代化事业就会事倍功半、曲折反复，甚至遭受功败垂成之结局。而人之内在思想的升华和人之基本素质的提高，则会使现代化过程有了活水源头而经久不衰。

概言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新儒家所展示的儒家精神之复兴与更新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第一，它在现代世界文化氛围中从更广远的视野和更高深的层次上向中国人重提曾作为其精神之源的“忧患意识”。在本世纪初，西方思想文化界风行的“危机意识”曾对其走出历史发展的低谷、加速现代化的进程起过重大作用。因此，这种“忧患意识”要寻求一种与西方“危机意识”异曲同工的效果，以使现代社会中的中国人既客观了解别人、又真正认清自我、通过文化、社会比较和思想、灵性比较而具有一种“紧迫感”、“使命感”，从而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精神动力。

第二，它从人的自我改造对参与社会现代化和实现自身现代化之意义上重立其“仁”之标准。“仁”本为儒家思想领域中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它既是为人之理想，又是善政之标准。孔子儒学的形成，正是针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的社会存在状况，旨在挺立人心之仁，挽救世风危机。如果说，基督教“爱”的标准确立了西方文化理想之路，那幺，儒家“仁”的标准则开创了中国文化理想之路。“仁”本身已具有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也包括人与人相亲相爱之关系。它充分显示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和存在意义。新儒家思想家坚持，只有“仁的自觉和挺立才使内圣外王之道有了超越的根据和内在的源头。”在此，他们对儒家中心理念“仁”及其“内圣外王”的实践既进行了总结反思，也加以了新的诠释。“仁”作为教化人生与社会的绝对“道德命令”在儒家思想中有着强烈的现世取向，其参赞化育包括个人和社会这两个方面的完善。所谓“内圣”，指个人内在精神道德之修养，即达到其人格道德之完美。因此，新儒家首先将“道德生命的完美成就圣贤人格“作为每个人生的目标。然而，这种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并不只是到“独善其身”为止。“仁者”不仅要“独善其身”，也要“兼善天下”。所谓“外王”，就是指个人必须积极参与外在世界，投身社会改造，做出“己立立人，已达达人”的贡献。如果说传统儒家在“内圣”意义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那幺它在“外王”的社会实践上却基本上归于失败。这种失败一方面包括在认识和利用自然世界上未能形成一种科学知识价值传统，从而使中国人缺乏西方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则包括在改造和建构社会人生上未能形成一种民主参政意识及其相关的民主体制之“政道”，从而使中国人也缺乏西方人的“民主精神”。“五四”运动对西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欢迎、以及对儒家的批判，正是基于其“外王”实践上的失误或失败。不过，“五四”运动并没有彻底完成其任务，而在其认识中外灵性精神上又走入了新的误区。这样，新儒家认为儒家思想体系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并没有结束，在实现“科学与民主”之“现代化精神”上仍可大有作为。其思想家正发掘其蕴藏的精神意趣，对许多儒学内涵加以现代解释，试图从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中找出一条通往现代化之路，以使其传统文化获得新生。这种“外王”新探的成功与否将决定儒家更新的成败，检验其参与现代化的实际能力和在当代中国的真正影响。第三，它根据社会旧秩序打破后出现的道德与价值观之紊乱而试图重建以“诚”为基准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以便能为现代社会补偏救弊。儒家传统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将“诚”视为“天”、“人”之“道”，从而形成“诚”的哲学。现代社会的发展体现出多元性、对比性、交感性、变动性、非平衡性、以及共存性，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均趋于复杂。在合作与竞争、成功与失败相交织的世界生活氛围中，人们会形成强烈的社会对比反差感和自我失落感。其人性本质的异化和沦落，人们相互交往上的防范与虚假，往往又会使现代社会陷入因境甚至停止发展。在此，儒家思诚、持诚的精神遗产遂重放光彩、大有所为。新儒家思想家把“诚”视为人们在现代文化多元趋势中求得共存的基石，倡导“以诚通其情，以诚成其和”，在真诚相待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社会中个人之间、团体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会作为儒家传统“宗教道德象征”而存在的“诚”便获得其现代意义与价值。

有些学者会强调应区分“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认为前者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乃表现流向的动态，后者则指已经过去的文化，乃表现凝固的静态。其实，它们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表现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儒家思想既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体现其文化传统。当这种传统文化没有随其诞生的时代之结束而消亡，却继续其生存与发展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既反映其原初之静态，又表现其变化之动态。儒家体系及其它中国传统宗教之更新，只有从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上才能真正理解。这正是《诗经》之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真谛所在。

佛、道二教在中国历史上虽有类似“人间佛数”的入世经历，但从总体而言却主要表现为一体“出世”、“无为”的宗教，体现出任运自然、随遇而安的精神情趣。在此，佛教“超脱”精神和道教“消遥”精神的社会功效往往不谋而合。作为这种传统文化类型的佛、道二教，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更新努力则有着更大的难度。就目前状况而言，中国佛、道界人士一方面昭示其信仰体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及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则以其学者哲学神思的理论活动和群众练功修行的实践活动来参与现代社会生活，重新塑造其宗教形象。但从总体来看，儒家精神在中国社会存在形式和人生价值意向上尚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比较普遍的文化影响，而佛、道精神在国民意识和大众生活中却相对淡化且不居主流。所以说，佛、道教的更新在于从其传统的田园、寺院或山林之遁隐生活中复出，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和“信息”的时代，面对中国文化从农村生活往都市生活、农业经济往工业和商品经济之“转型”过程中的现代社会。在此，“人生佛教”运动已给人启迪与希望。

就作为外来文化之载体的宗教而言，代表西方文明之本质精神的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则更富有戏剧性，其在现代化社会中的更新亦更加引人注目。

由于基督教文化按其传统主要代表着西方文化，因而给恪守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大多数中国人以一种生疏、偏远之感。加之中国本世纪20年代曾出现的非基督教运动和50年代形成过的与西方国家之对峙局面，使基督教会在中国陷入一种比较复杂和敏感的关系之中。因此，中国大陆教会本世纪以来所进行的“本色化”运动，尤其是从50年代起所突出的“三自”、“爱国”之基准，主要反映了其文化关系及文化交流之中的政治层面。但在现代社会之“开放”与“对话”的气氛中，这种曾对中国教会生存起过至关重要之作用的政治层面，其意义主要是作为教会改革的社会背景或前提，而从其它文化层面上来使教会在社会现代化中得以更新则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方面，中国教会的更新在于根据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氛围来对其传统教义加以现代诠释，展开历史与现今的对话。这就提出了中国教会神学建设的任务，而教会人士也正致力于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之神学体系的深思和构设。在其看来，基督教的普世意义已使之扬弃了“西方”与“中国”之别。中国教会即代表着中国人之基督信仰及其灵性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在此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文化交流意义上的“拿来”或“输入”，而是其人格生成意义上与神对话及讲通的“体验”和“经历”。所以，中国神学不再是复述传教带来的形式及内容，而归根结底是表达自我识神识人的心曲和体会。这种神学将基于其信仰传统之真谛，却又不囿于其语言及象征符号之外观。它是中国信徒对其生存及发展中与神相遇之现实感触的流露和对其信仰之共识的倾吐。这里，教会神学家不同意像教会之外的一些中国人那样对其信仰作“内”、“外”之别或“土”、“洋”之分。但要达到其中国“本色”的普遍认同，中国教会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6篇：儒家思想中仁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儒学研究 价值 社会转型

一、儒学源流发展

对于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往往伴随着不同的注解。然而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必定包含着当时的社会环境，来源于现实生活。而高于现实生活的文化，要融入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的认同才让文化得以发展。中国原始社会在考古资料中了解的映象，是一个缓慢而漫长的发展过程。

“中国儒学”自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以来，已经有2500多年的发展历史了。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又是与现实社会生活和政治状态紧密相关联的。“其善民心，其遗风易俗易。”在学术界更多人偏向，将儒家思想划入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的范围。

儒家思想注重宣传，用仁义道德教诲广大群众，使之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帮助、互相体恤。其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当时的中国被大家普遍传送的《三字经》里面，人们耳熟能详的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们可以解释成，每个个体的本性是向善的，是好的。并且，个体的善良性情具有普世价值和广泛存在性。但是，因为随后的社会氛围的变更以及个人情况的变化造成不同个体行径的异同，也就带来了违反人性原本善良的原则。

纵观整个在儒家思想观，其中仁德思想是全部体系里最重要的环节。注重这个准则和理念是所有哦统治者以及致力于成大事者必须拥有的强有力武器。在农业文明的中国，儒学思想很好的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不管是何种机构、部门，不管是任何个体，只要超越了这个准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都是不能成功的。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这个准则一方面被引用到治国方略中，另一方面对所有的统治者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同样，“礼”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换个角度思考，每个个体的本性都是向善的，统治者无比要使百姓控制本人的行为，最大程度的让统治走向和谐、融洽的氛围中。因此，儒家研究如果想让人们知足，对自己自律，严格控制本人的行为，严格依据社会规范来办事，必须要提供和谐、融洽的生活氛围。以往的农业社会时代，因为儒家思想中高度注重礼数，有助于当时的国家一举成为公认的礼仪之邦。

二、当代身份认同的危机

我是谁？从何而来？要到何处去？这样的简单疑问句构成了西方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身份认同。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身份认同的危机普遍发生在“后殖民地人”随社会的发展的一种身份混淆。在一段时期的殖民统治期内，殖民统治者隔断了被殖民者曾有的历史和文化，并带来了殖民者所有的先进文明生活方式。当殖民者退出历史的舞台，面对已经习惯的殖民生活和未殖民的过去，被殖民者面临着该如何选择的问题。

我作为“我”的存在，我首先得认同我的文化。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字，有相似的生活习惯，与其他的文明一比较，当然觉得熟悉的亲切一点，共有的身份认同。而身份的认同是比较出来的，没有文化差异就没有认同，从自己的文化中找到自信，而不是在模仿谁谁谁。

三、儒学继承和创新

儒家思想能够传承数千年而不衰，与当时的农业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亦可以说当时的社会文化与生产关系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儒家思想里面有一系列非常经典的观念、词汇、语句都蕴含着非常精辟的义理，并且被融入到那时的历史社会环境下是很容易被理解的。过去的中国社会受益于儒学，今后的中国社会仍然可以向从中汲取智慧。

人类的文化知识是一种传承积累的运动，也是与人类发展密切相关的反应物，是由人创造的。像儒家思想这种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思想宝库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不要说今天，以后一代代的学子都会继续到儒学宝库中去寻求知识和智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是冷门，明天可能会变成大热门。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是绝对会发生的。当然，儒家文化避免不了传承了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向工业社会前进时，凸显出来的不协调的地方。是很普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当下不管哪种论调都是在一定研究积累基础上诞生的。。年代在向前进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研究自然而然的就要向前发展和演变。不加调试的继承，就是将文化束之高阁，终将被历史摒弃。没有摒弃与创新的文化，就不会发展，也难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儒家思想完全适用”现代社会是不对的，说“儒家思想过时了”也是不正确的。

第7篇：儒家思想中仁的含义范文

儒家思想的精髓对生涯规划的启迪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在各个历史阶段和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内涵影响。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儒家文化对中国当代大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人格魅力、构建人文思想和适应社会发展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仁”即忠恕，以“仁”为本，是和谐发展之根本，下级要尊重上级、服从领导，上级要礼贤下士、善待下级，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宽恕、相互谅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仁”；“义”即道义，以“义”育人，则是指团队精神的培养标准。任何一个发展较好的企业都离不开团队成员的精诚合作，所以企业都希望招聘到有良好团队合作精神的员工；“礼”即伦理，以“礼”待客，可以赢得良好的人际关系，获得企业信誉，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自我，从而带动企业的强大乃至国家的强盛；“智”即明慧，以“智”为贵，说的是发挥才干、勇于创新、不断发展；“信”即信用，以“信”为贵，就是做人要讲诚信，“信”是做人之本、兴业之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曾有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初筛简历时发现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的绝大部分学生都曾经担任过班长，仔细了解后发现，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增加自己简历的“分量”，带着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伪造了“班长”的经历，但当大家同时面对同一个公司的时候便露出了马脚，导致的结果是这家单位没有招收其中任何一个毕业生，此时用人单位已不是对某个学生不信任，而是对整个学校的整个专业都失去了信心。

儒家思想与生涯规划的结合点

在构建中国特色生涯规划体系之前，需要弄清楚两者的结合点。儒家思想讲求的是一种思维方法，一种为人处世的经验，一种可以让个人顺利发展、社会和谐进步、国家强盛壮大的指导思想，是从学习生活、待人接物、处世为人、为官从政等各个方面揭示一些做人的道理。而生涯规划需要的是从职业发展的角度出发，在个人与组织相结合的前提下，对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研究，对个人的兴趣、爱好、能力、特长、经验及不足等各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并结合时代的特点，选择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最佳的职业发展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行之有效的安排。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潜移默化的关系，人们寻求的是适宜的生涯规划，而儒家思想把做人做事两方面都讲得极为透彻，以“仁”为准则，做人做事坦坦荡荡，自然成事。

《为政篇》中有“君子不器”，讲的就是生涯定位，生涯定位是生涯规划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的是关于职场关系的重要原则；“子欲养而亲不待”是讲生涯平衡；《论语・泰山》中，“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则是论述个人修养。我们在做职业生涯规划的时候，首先要做好生涯定位，生涯定位需要从一个人终生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不对考研、出国等具体的重要事件负责，而是着眼于长远来指导人生的发展过程。正如“君子不器”中所说的，我们不能用单一的用途或成果来衡量全局的发展方向，要看得远、想得多、考虑得全面。目前，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究其原因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具体来说就是学生的自身定位不准。有的毕业生盲目追求工作条件或待遇，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职业发展，频繁跳槽，几年后便会慢慢暴露出当初职业选择的局限性。

吸纳儒家文化精髓，完善生涯规划体系

职业生涯规划理论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欧美国家传入中国。作为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职业生涯规划理论已经引起了各大企业的重视，并逐步被引入当今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指导与就业教育中。我国的职业生涯规划体系更多是注重群体利益，强调人性、和谐、仁爱的成分较多，如果不考虑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而将其理论生搬硬套到国人身上，其结果可想而知。因此，我国职业生涯规划体系必须与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儒家文化相联系，从其中探寻职业生涯规划体系建立所需要的支点，进而将其完善。

1.知己重在完善人性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说的是有美德的人不会孤单，肯定会有人与他在一起。这是儒家思想中重要的一条行为准则，对于个人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它认为人立身处世要以德为本、为先，因而推崇那些道德高尚、品行端正者为“圣人”，而称那些无道德、缺修养的人为“小人”。“德不孤，必有邻”的思想还体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孔子特别强调个体，认为只有个体的素质提高了，群体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在构建中国特色的生涯规划体系时，在进行知己探索时，不仅要注重提高个人的专业技能，而且更要重视其道德修炼和心智发展，这样才能使生涯规划的效能最大化。

2.讲究儒术，不忘诚信

社会越发达，对信用的要求也越高。伦理道德不仅是社会规范，更是社会资源。假烟、假酒、假学历、毒大米、毒豆芽、毒奶粉……假到了祸国殃民，毒到了百姓痛心疾首，国家的信用资源被严重糟蹋。同样，我们在一个企业立足、发展，也需要坚守诚信的原则，要对同事诚信、对企业诚信、对客户诚信……即使做不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最起码也要做到不伤害别人，所谓“利己不损人”，这虽是最低的要求，却也不容易做到。播种一个行动，你会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个习惯，你会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个性格，你会收获一种命运；播种一个善行，你会收获一个善果；播种一个恶行，你将得到一个恶果。

3.企业生存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我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封建社会里，它一直是我国儒家学者追求的至高境界，是中国传统哲学揭示和运用客观规律的术语。其中一些观点和理念需要我们辩证地认识和看待，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正确地汲取养分，从而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之道”运用于企业生存之道中有3层含义：第一，做任何事情要有度，不要走极端；第二，把握好矛盾双方，保持矛盾双方的统一协调，从事物对立的两面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不偏不倚；第三，掌握好灵活多变的原则，并在事物的变化中看待问题，将遇到的事情放在当时的政策、形势、状态下来处理。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生涯规划中职业认知的基本，掌握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把握中庸之发展策略，也是培养自我职业情操的主要方面。

第8篇：儒家思想中仁的含义范文

一、儒家经济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这里的“仁”有两层涵义：（1）对人要有爱心，即“爱人”，由“爱人”演绎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因而对老百姓要“富之”、“教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2）对己要做一个完美的人。儒家理论强调重视个人的自觉，重自我约束，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而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见利思义。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是以“仁”为基石的，追求一个和谐完美的社会。它重视个人修养，强调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从而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百姓的富足。

1.“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在经济社会中，个体和整体经常发生利益冲突，在传统文化中表现为义利之辨。对于此，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某道不某食”、“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这是儒家最基本的义利观点。

儒家并不反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也没有为贫穷辩护。儒家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正常要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孔子也承认一个人如果安于贫困而没有怨言是非常难以做到的，“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但是，儒家强调一个人的利益和财富的获取要通过正当的途径，“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要合乎于“义”，“义然后取”，这也意味着通过其他非正当渠道取得的利益是不“义”的。儒家思想告诫人们要“以义统利”、“见利思义”、“先义后利”，还强调以国家、百姓之利为义，“博施于民，而能济取”、“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等，甚至当生与义发生冲突不能两全时，宁愿“舍生而取义者也”，充分反映了儒家经济思想中关注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原则。

看今日之中国，可以发现，在享受改革所带来的收益时，许多“忘义”之人私欲膨胀，他们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通过非法的手段来获取自己的利益。目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政府官员和国有垄断企业，以经济市场化为借口，将部门的权力和利益相结合，扰乱国家的经济秩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之一。

2.“均无贫”的利益分配观。儒家主张社会财富的分配要合理调均。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表明了儒家在国家分配制度方面的观点：强调财富分配的均衡；分配制度的公平合理，社会的贫困现象就会减少，则天下太平，国家无倾覆之忧。对此西汉董仲舒补充：“不患贫而患不均”，“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春秋繁露·度制》），强调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长期以来，对儒家的“均无贫”观点一直都有异议，认为儒家的分配观点就是吃大锅饭，就是平均主义。这是对儒家学说的误解，人人收入都相当、没有差异，是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忽视效率。宋代朱熹对孔子的“均无贫”思想的解释是：“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朱熹：《论语集注》），虽然他的观点有明显的封建意识，这是其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但抛开其局限性，用现展的眼光来看这个观点，可以看到朱熹对儒家经济思想的“均”的进一步解释，即每个人得到他自己所应该得到的那一部分，得到他真正的劳动回报，如果是这样的，那么社会将是“上下相安”的。这里，他明显地强调了效率，而不是人们所说的“平均主义”。针对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国家的宏观分配体系，还是微观分配体系，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忽视了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已经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经济思想中的“均无贫”观点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3.“轻敛薄赋，休养生息”的发展观。儒家经济思想以“仁爱”为基础，认为统治者首先要爱民，爱民就是以富民作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政理》），孔子希望统治者要“养民”、“富民”、“惠民”，要遂民之愿，足民之求，兴民之利，使百姓能够“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养生送死无憾”。孔子认为，民富与君富是统一的，他强调“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对于富民，孔子在提倡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还要求统治者减轻赋税，实行轻敛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

联想中国的改革历程，通过放权让利，降低赋税，释放出被长时间压抑的生产力潜能，国家、企业、家庭的财富存量都有了显著的增长，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根本原因是政府采取了正确的富民政策，这是与儒家的“养民”、“富民”、“惠民”观点不谋而合的。但自80年代末期开始，政府机构的膨胀，促使地方政府利用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通过乱收费，弥补机构的扩张所需要的经费，同时还满足了某些部门的部门利益。

4.“富而教”的教育观。儒家经济思想中对国家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视的。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说苑·政本》）。说明儒家思想已经意识到在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之后，首先应该是注重全民教育的发展，同时主张“有教无类”，要打破教育的界限，“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论语·述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论语·公治长》）等教育思想，有助于对全民实施普及性教育，提高民族的素质，建立全民学习、终生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儒家的“先富后教”的教育观对现代中国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放眼世界，可以看到教育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事例。比如，二战后的日本得以在一片废墟上迅速地崛起，成为世界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家实施全民教育战略的成功，国民素质的提高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因此，国家富裕后应该如何发展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尤其对现代中国有着现实意义。我们认为，应该着重研究教育和教育发展的特性，关注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性，教育的真正内涵等，防止和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损失，提高教育的效率。

二、儒家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发展方略的融合

1.以“富民”和“均无贫”的思想作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构建和谐社会。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征是“二元”结构，即“官”与“民”的利益之争，可以说民富则国安，民穷则国乱。而富民政策的实质就是合理地分配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因此说如何协调两者的利益冲突是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课题。

儒家经济思想中关于利益分配与国家稳定与否有“抑兼并”和“不抑兼并”之说。“兼并”的含义是“两极分化”、“大鱼吃小鱼”之类。主张国家严厉制止这种事态的为“抑兼并”，而主张国家放任自由的为“不抑兼并”。“抑兼并”与“不抑兼并”其实是体现国家的宏观分配与再分配制度，采取什么样的制度显示了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和国家的经济环境。

可见，制定正确的国家分配制度，建立相应的再分配体系，保障人们得到应有的物质利益、自由和个人尊严，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非常之重要的。结合中国目前现实情况，我们认为中国首先是采取“富民”政策，然后建立完善的分配制度、再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在使民富的同时，做到“均无贫”，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来赈济和帮助社会的弱势群体，调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以达到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2.以“见利思义”来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观念。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所有人的行为必须遵守国家法律，维护公共利益和经济秩序，合法地获得收入。而中国现实的市场状况是：（1）目前经济活动中存在大量的欺诈、偷税漏税，更有甚者为一己之利，不惜违法乱纪，损害他人的利益的现象，除了在道义上进行谴责外，还需要运用法律的手段进行制裁；（2）一些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实施地方保护主义，极大地扰乱了市场秩序。

因此，除了在社会上树立儒家的“见利思义，重义轻利”、“义然后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竞争理念，反对“见利忘义”，使之成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所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同时，进一步用市场的方法替代行政权力，并且健全法律法规，用法律来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的经济秩序。

3.以“先富后教”的思想来发展和普及教育。儒家的“先富后教”观点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观。中国现在的教育发展状况可以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状况来比喻，也就是说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的比较快，教育质量比较高；而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不但没有保持以前的发展趋势或跟随全国教育的总体发展趋势，反而呈现逐步下滑的状态。全国的教育发展水平同样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表现为各地教育的发展状况好坏与经济发展有着很高的相关性。

第9篇：儒家思想中仁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 核心思想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10（c）-0214-01

《乐记》一书是中国传统音乐思想的典型著作，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全面和完整概况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书籍，在这部书籍中记载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核心思想，即天人合一思想，这一思想自产生后，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中的核心思想。下面就先从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开始说起。

1 天人合一的含义

关于天人合一这以思想的解释，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天与人本身就是一体的，认为天人应该合一；另一种解释是天人是相通的，显示中国析学在天人关系上的关注，而其中又以“天人合一”最为重要。这里所说的天指的是自然世界中的万物，而人则指的是自然万物中的生命，合的意思是两者之间是相互协调、相互融合的。

天人合一思想来源与气的一元论，不论是儒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都认为万物都是由气组成的，比如：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万物，这里的一就是气。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为道，有为气、宇宙万物都是气所成。由此可知，气是万物之根源，而天人合一就源于此。天人合一思想最早起源于汉代哲学家董仲舒思想中，董仲舒认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就是最早的关于他天人合一的记载。其实在此之前，《周易》及先秦诸子的论述中也有很多天人合一思想的雏影，他们都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协调和统一的，是一种生命的共同体，不论是远古时期还是后来的先秦时期，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引导着人们。

2 天人合一思想在传统儒家音乐美学中的表现

中国音乐艺术中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自然，从乐器的材质上看，琵琶、二胡等都是木制材质，这些材质都源自于大自然，且这些乐器的构成方式都是直接连接而成，没有任何的金属连接的方式。从中国古典音乐的表现手法及内容上来看，每一种表现手法都流露出对大自然的态度和想法。就表现内容来看，中国古典音乐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描述自然与生命的，这部分内容的形象主要是回归大自然，在风格上往往强调山水以及田园的生活。另一种则是以描述花鸟植物为主的音乐，这类音乐更多的是以田园乐曲为主，重点描述田园与人们生活的紧密联系。

天人合一就是回归大自然，那么为什么大自然能够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核心呢，其实这与中国长时期的农民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长时期的农业经济是的人们与自然搭成立紧密的联系。中国音乐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诚如“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一般，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应的，人与自然一直都是相互联系，互相关联，共生共存的，而人身为能欣赏万物的观照者，“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昔与子之所共适”，这种将生命回归于自然之中的审美态度，就是中国音乐艺术的精神所在。

儒家思想对音乐美学的核心是，和孔子在评价《关雎》时说：“乐而不，哀而不伤”，其意思就是关雎这个音乐给人的感觉是平和的，是适中的，没有超出一定的界限，因此，就能体现出和的思想。其实儒家思想中和的音乐核心，更多的是强调音乐的中庸思想。荀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另一位代表人，他认为音乐在动荡时期可以鼓励每一位将士英勇对抗，而在和平年代，更可以让每个人以礼相让，在古典音乐的内容和形式上，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往往将和放在第一位，其内容往往以不超越和这一思想为基础，而音乐的艺术形式则被摆在第二位。中国传统音乐的这一和的美学思想，对中国音乐的影响极为重要，儒家思想将和这一理论甚至当做音乐艺术的唯一真理。

受和这一美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音乐主张将人的思想作为影响世界万物的主要动力，《乐记》作为儒家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认为音乐是由间组成的，间是源自于人内心世界，认为人心想到的是世间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源，因此，儒家思想认为音乐一定要以人的主观思想为主。“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乐记》这句话就恰恰反映出儒家思想中对情感的重视，他们认为一部音乐作品最重要的是情感和品德修养，然后才是技艺，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在当代的音乐教学中，专业的音乐人才固然需要但通过音乐教育培养、扩展音乐素质，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更为重要。

3 天人合一思想在墨家音乐美学中的表现

与儒家思想中极力主张以“和”“善”的方式对待音乐相比，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学派墨家对待音乐恰好相反，他们将“非乐”作为音乐美学的主要观点。所谓“非乐”就是不承认音乐的价值，认为音乐不应作为人们的主要生活方式，人们应该禁止各项音乐活动，他们认为音乐不仅不能很好的治理天下，反而会“其乐越频者，其治愈寡”，就是说长时间的进行音乐活动，会影响帝王治理国家，对国家的管理有百害而无一利。

从表面上看，墨家这一反对音乐的音乐美学思想看似不能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但从本质上看，也是符合的。墨家之所以提出这一美学观点，主要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当时的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很多音乐活动的开展都是一些社会高层阶级人们进行的一项活动，而这些人进行音乐欣赏时，就不能“兴天下之利”，更不能治理天下，因此，墨家大力制止音乐的传播。从这一原因中我们可以看出天人合一的思想，治理天下就是为了让天与人合二为一，治理天下就是让天与人处理好和谐的关系。另外，由于在当时音乐不可能为全部人民服务，因此，也就不能实现天人合一，所以墨家在自己的思想中大力提倡非乐思想。而这种非乐思想也正是天人合一的另一种解释，即为了实现天人合一而进行的非乐思想和活动。

总之，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思想对中国音乐的影响非常大，至今影响中国音乐的核心思想美学是关于中国传统音乐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这种思想是中国几千年来美学思想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动力，作为现代人，只有充分认识和理解传统音乐中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才能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的社会上进一步发扬中国音乐艺术，为全球音乐文化作贡献。

参考文献

[1] 张进.中国不同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J].泰安教育学院学报岱宗学刊，2012（1）：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