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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WTO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3-0006-02
一、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
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学上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生产力要素增长机制、运行原则的特殊类型,包括经济发展的目标、方式、发展重心、步骤等一系列要素。
我们一般所说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主要包括所有制形式、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思路、分配方式等,它是对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经济增长、经济政策、经济体制等方面的一种综合归纳。当今比较有代表性的经济发展模式,一是进口替代型,一是出口导向型;同时,还存在着日本的节能型发展模式、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等。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上述皆不相同,一直以来俄罗斯实行的是资源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依赖出口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支撑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
20世纪90年代之前,当时的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权力高度集中,资源计划性配置。这种苏联模式在经历了50~60年代的高增长之后,70年代增速明显下滑,80年代更为缓慢,经济结构也变得更加不合理和低效率;一直到90年代初期,“俄罗斯的产业结构还依然保持着原苏联经济结构的基本格局和主要特点,其产业中的轻重结构畸型化和原材料化趋势还在延续,其国内经济的基本格局还是以能源工业为主,以军事工业和机械工业为重点,而民用工业的发展却严重滞后。”
普京执政以来,将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目标,主张建立“有秩序的市场经济”,发挥俄罗斯在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实行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依托于本国丰富的资源进行对外贸易,靠资源型产品和初加工产品的出口来换取外汇和促进经济发展,扩大俄罗斯对外经济交往。俄罗斯的经济从1999年到2007年保持了年均近7%的持续高速增长,政府收支也由连年赤字转为盈余。
但是2008年9月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迅速蔓延和全球实体经济的衰退,使俄罗斯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持续了近十年的经济增长一下跌落了7.9%;连续10年的无赤字财政赤字出现了2.3万亿的赤字,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达到了8.8%的水平;外汇储备从将近6000亿美元的规模缩减为3000多亿美元;对外贸易大幅滑落,2009年同比下跌40%以上”。国际危机使俄罗斯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在21世纪的一个高科技的时代,俄罗斯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非常脆弱的模式,甚至在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中会被边缘化。于是,由原本粗放的资源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向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已经势在必行。
二、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普京第二任总统期间就提出了经济发展模式要从资源依赖型转向技术创新型,但在推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俄罗斯面临如下问题。
(一)国际因素的制约
俄罗斯刚刚被批准加入WTO,有些制度还处于过度期,与其他WTO成员国的经贸合作还没有完全展开,俄罗斯没有享受到WTO这一国际制度的好处;俄罗斯虽然已加入IMF,但是IMF提供的贷款并没有达到承诺的数额,在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中没有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同时,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还受西方国家的制约,在市场规则的制定等方面目前还没有发言权。
(二)资金规模有限,产业结构调整缓慢
俄罗斯能源部门超前发展,致使产业结构失衡,这阻碍了俄罗斯的经济模式向技术创新型转变。而俄罗斯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大量资金,这些资金的来源主要是企业的自有资金。由于能源产业的超前发展,致使其产业收益率远远高于其他产业,而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能源产业与国内其他产业的关联度较低,自主扩散到其他产业的可能性不大,对其他产业的带动有限。而外资的进入又是主要投资于诸如食品、能源等高收益的行业,不利于俄罗斯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技术发展依旧缓慢
由于俄罗斯一直以来都是走粗放的资源依赖型经济发展道路,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只有航天、航空及与国防相关的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关系到民生的产业技术落后、设备老旧,国际竞争力较弱。虽然俄罗斯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但在短期内想要解决技术落后这一问题还很难,只有通过长期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才有可能实现。
三、俄罗斯加入WTO对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影响
(一)推动技术创新
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向技术创新型转变,必然会使俄罗斯政府加大对科研经费和教育的资金投入,改善科研条件,提高科研人员的工资待遇,扩大对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这对改善俄罗斯科技发展缓慢、科技人才外流的现象十分有益。
俄罗斯加入WTO之后将开放市场、调整关税,与其他国家进行自由的货物和服务贸易以及技术交流,这不仅是俄罗斯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更加密切,还有利于俄罗斯与欧美等科技强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向科技发达国家进行技术学习,给俄罗斯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提供了良好环境。
此外,俄罗斯加入WTO将会使本国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为了盈利,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会积极进行技术的创新和改造,应用新技术,使用新设备和新材料,进行产品创新和产业技术的升级。
因此,俄罗斯加入WTO,能够推动俄罗斯的技术创新,促进俄罗斯向技术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二)推动企业提高效率
西方国家一直把俄罗斯当做世界上最后一个具有增长潜力的市场,十分重视对俄罗斯市场的开拓。俄罗斯加入WTO,关税下降,开放市场,将导致外国企业和商品大量涌入俄罗斯市场,抢占优势地位,这将对俄罗斯的本土企业造成很大冲击,同时,加入世贸组织还意味着俄罗斯对本国企业的国家补贴将减少,俄罗斯本国的商品在市场竞争中将会处于不利地位。企业为了与国外企业竞争,保持市场份额,获得利润,将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另一方面,俄罗斯加入WTO也会使本国的进出口环境得到改善,有利于俄罗斯的进出口。俄罗斯的进出口企业将会享受到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巨大益处,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也将会提高效率,扩大生产。
同时,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在寻求降低成本的同时,还会寻找新的资本,而资金会向高效率的企业聚集,为了吸引资金,企业也会努力提高自身效率。
(三)推动深加工产业的发展
俄罗斯一直依靠出口资源性产品赚取外汇,同时大量进轻工产品,这抑制了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创新。俄罗斯从资源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向技术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要大力发展本国的深加工企业,用出口深加工产品和机电产品、高科技产品来代替资源型产品和初级产品的出口。
俄罗斯的深加工产业竞争力相对较弱,俄罗斯加入WTO会推动技术的创新和改造,使俄罗斯落后的深加工产业有了技术支撑。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俄罗斯在资源密集型中间投入品的出口上经常遭遇反倾销,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俄罗斯将享受最惠国待遇,可以在世贸组织框架内解决贸易争端,这必将促进这类产品的出口,从而将带动相关深加工产业的发展。
(四)吸引更多外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加入WTO意味着俄罗斯将接受国际规则,提高法律和政策的透明度,加大产权的保护力度,改善俄罗斯的投资环境,从而会降低对俄投资的风险,这给俄罗斯吸引外资提供了有利条件,对俄罗斯的市场建设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俄罗斯进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需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大力度发展产业结构的薄弱环节,使之与发展迅速的能源等类产业保持平衡。由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俄罗斯本国企业的自有资金不足,融资成本较高,从而会产生使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强大动力,有利于推动俄罗斯产业结构的调整。
(五)推动服务业大发展
服务业也是俄罗斯竞争力相对较弱的产业,在入世之前,俄罗斯针对服务业的贸易壁垒十分严重,不论是运输、金融、通信还是建筑等,都对外国资本进入实行不同程度的限制。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俄罗斯按照WTO的相关规定,对涉及服务业领域的政策进行了诸多改变:对外国公司开放服务业,给予外国人同等国民待遇等;允许外资银行在俄设立分支机构,对单个银行业机构中的外资资本不设上限;2015年后将取消电信领域的外资股比限制;等等。这都将促进外国资本流入俄罗斯服务业市场,推动其服务业的发展。
同时,在开放服务业市场的同时,为了保护本国企业的正常发展,俄罗斯还提出了一些限制条件。如土地使用权的限制、部分服务业服务人员只能是俄罗斯公民的限制等。这在繁荣其服务业市场的同时,也充分避免了本国服务企业遭受更大的冲击。
参考文献:
[1] 赵传君.关于创建中俄自由贸易区问题探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 关凌雪. 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的艰难转型[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4).
[3] 邢玉生. 论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J].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2).
[4] 戚文海. 从资源型经济走向创新型经济:俄罗斯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J].2008(3).
关键词:儒家思想;传统;影响
儒家学说是在我国经历了夏、商、周几千年历史之后,由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提出,并创立了儒家学派,其弟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将儒家学说补充扩大的。从古至今,儒家思想对我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甚至占据了不可替代的统治地位。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其与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可以说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直到现代的影响力都是不容小觑的。
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我国已有几千多年的历史,其中还经历了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隋唐儒释道并立等,但儒家思想却一直经久不衰,随着时代的变迁,非但没有失掉往昔颜色,反而成为了一颗更耀眼的明星,可见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根基,之所以能够在我国的历史上独领两千多年,并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是因为儒家思想能够跟随社会的变迁和改革,不断的吸收其他文化的可取之处,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得到丰富与改善,去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潮流。
春秋末年,儒家学说逐渐形成独立学派。在社会的内部矛盾众多且不可调和的时期,孔子提出“仁学”思想体系,以“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为出发点,主张仁政,推崇“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顺应当时的历史形势,并为儒家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框架。汉武帝时期是儒家思想发展的鼎盛时期,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为帝,关于民族发展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抉择,进行了思想和政治上的重大改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上升到管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从此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发展掀开了一个新的篇章。儒家思想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儒家思想也经历了发展中的起起落落,包括极力推崇儒家思想的时期,也包括发展步履维艰,受到阻塞的时期。但儒家思想无论是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还是本民族其他思想的浸润,都没有改变其本身主要的内涵和思想。与此同时,在儒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能够紧随社会变迁、文化的发展,逐渐走向更高的层次。这也是它能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独领的重要原因。
儒家思想能够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领统治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它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系统的治国理念和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孔子所提倡的“仁爱”思想能够顺应当时统治者的治国思想,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孔子的“仁爱”思想不但是封建时期维持国家安定的保障,直至现代社会也依然是人与人能否和谐相处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此外,我们所提倡的“仁义”、“孝”、“诚信”等都是我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精华,这些思想对我国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仁义礼孝都是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精华,这些传承深远、意味深长的思想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人格塑造和情操培养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启示。可以说,儒家思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在政治方面,儒家思想提倡德治,对当代政府官员的为官之道也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在金钱上,儒家思想提倡“以其义而得之”,唯有遵纪守法,按照正规途径赚来的钱才能久远,这种思想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现代社会儒家思想中最基本的内容 “仁”也依然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仁”既是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时所应遵守的基本原则,也引导我们在思想上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孔孟都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从孔子提出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在强调为人处世的过程中要以人为核心,尊重每个人的价值。如果每个人都能保持一颗仁义的心,互帮互助,多为别人着想,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和谐美满的社会,充满友爱而不是彼此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学习儒学仁义思想不仅对当代人自身人格的塑造和培养有帮助,对中国社会风尚的发展也有积极向上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儒家思想在我国的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无比重要的地位,对于当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新时期,儒家思想也将不断的与现代社会文化相结合,使传承中有创新,创新中有发展,以新时代的思想对儒家经典进一步的认识学习,取其精华,将适应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继续传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社会主义道路。(作者单位:陕西中医药大学)
参考文献:
[1] 秦秀莲.儒家思想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逻辑性思考[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2.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赵光贤.先秦儒家思想的几个特点[J].天津社会科学.1982.
关键词:儒家思想;普及经验;大众化
党的十七大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大众化”(《十七大报告》)。所谓“大众化”,是指在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由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生动、通俗易懂的语言,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转化为被普通民众理解掌握的过程,从而使之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成为其言行的指导思想。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要重视和加强大众化的方式方法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当代中国大众化的方式方法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即理论探索、实践创新、工作机制、队伍建设和经验借鉴。而在挖掘当代中国大众化可资借鉴的诸多经验中,学者们主要致力于对我党推进大众化的历史脉络、基本经验等进行梳理和总结;相比之下,对于如何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普及经验来推动大众化问题的研究,则很少有学者论及。换言之,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囿于对我党自身各个历史时期大众化经验的追溯和总结,还未及跳到自身之外去探寻和借鉴我国古代社会是如何进行思想理论普及的。笔者认为,各种思想理论传播的方式方法实质上是相通的,尽管它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明显差异。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及至近代社会则走向衰落。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它在中国现代直至当代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同样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二者在中国社会相遇的近百年中逐步融合共生,延续至今。笔者认为,儒家思想在我国传统社会得以普及的成功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推动当代中国大众化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学界经过一番讨论提出了儒家思想与的三种关系,即对立、并存和融合;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融合说”基本达成了共识。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在思想内容上具有诸多相通之处,从而为我们借鉴儒家思想普及经验、推动大众化提供了基本前提。二者间的相通之处,择其要者,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崇尚和谐是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共同倡导的基本精神。众所周知,中国历来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这不能不说与儒家所提出的和谐思想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儒家主张“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论语·子路》),强调人应当顺应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合一。因此,“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便被奉为治理国家和处理各种事务的基本准则。同样,理论中也包含了和谐思想,认为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1]81,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进而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社会和谐。在当代中国,我党则吸收了上述和谐思想的精髓,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旨在建设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美好社会。由此可见,崇尚和谐是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共同倡导的基本精神。
第二,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共同倡导的治国理念。儒家主张“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第二》),提倡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这种教化方式可以渗透到人们的内心,使人有羞耻之心而变得善良,这不是法律制裁所能达到的效果。孔子所讲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即体现了儒家注重德治与礼治的思想。但与此同时,儒家认为适当的法治也是必要的,并提出“先礼后法”的思想。在当代中国,我党以为指导思想,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确立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儒家“德法兼治”、“礼法并举”(荀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当代中国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和升华。在儒家那里,孔子提出要尊重个人的人格和个性,主张爱民、利民,即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荀子也曾提出:“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荀子·君道》),这些均体现了儒家重民、爱民、为民的民本思想。回顾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亦十分重视人的价值,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特别是的人道主义将人看作是最高价值和目的本身,主张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我党尤其强调“以人为本”,并将其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来看待。******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对儒家民本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升华。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当代中国所倡导的“以人为本”与儒家所主张的民本思想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与其多样化的传播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儒家通过早期的游说诸侯、着书立说,到后来借助统治者的力量颁布教化纲领、广兴学校,以及通过民间的小说戏曲、家训家教等多种途径将其思想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无论妇女和儿童都可以通过上述传播途径知晓儒家思想所涉及的教化内容,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普及在历史上是成功的。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当代大众化,我们应当借鉴儒家思想的普及经验(当然,还须对其进行必要的现代转换),使从多层面、多角度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以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取得大众化的实际效果。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曾子(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5年),名参(shēn),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人(山东嘉祥县)。是中国着名的思想家,孔子的晚期弟子之一,与其父曾点同师孔子,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曾子主张以孝恕忠信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内省、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至今仍具有极其宝贵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曾子参与编制了《论语》、着写了《大学》、《孝经》、《曾子十篇》等作品。
曾子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后世尊奉为“宗圣”,是配享孔庙的四配之一。
孔子去世后,曾参聚徒讲学,有不少弟子,相传他就是儒家子思、孟子一派的创始人。曾参在孔门弟子的地位原本不太高,不入“孔门十哲”之列,直到颜渊配享孔子后才升为“十哲”之一[。唐玄宗时追封为“伯”。中唐以后,随着孟子地位的上升,曾参的地位也随之步步高升。北宋徽宗时加封为“武城侯”,南宋度宗时加封为“国公”,元至顺元年加封为“宗圣公”,到明世宗时改称为“宗圣”,地位仅次于“复圣”颜渊。
曾子师从孔子,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孔子的孙子孔汲(字子思)师从参公,又传授给孟子。因之,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学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曾参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在儒家文化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曾参以他的建树,终于走进大儒殿堂,与孔子、颜子(颜回)、子思、孟子比肩共称为五大圣人。
儒家哲学并不局限于学术研究。相反,它被应用于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企业管理,儒家哲学是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儒家哲学独有的特质,使其在经历了两千余年风雨后,仍然屹立于东方,占据我国哲学体系的核心地位。这是由于儒家哲学思想适应中国国情,已深埋于中国人的思想道德观念之中,更适应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
一、儒家哲学思想特质
“儒家哲学以‘仁’为核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历经两千余年的历史洗礼,仍然对现代中国社会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产生深远的影响。”[1]甚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深深烙下了儒家思想的烙印。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哲学思想具有广博的文化底蕴,其动态演进、层次分明、多维构建等特质,使之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一)动态演进
“以时间维度为标准,那么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不断运动的;以空间维度为标准,则同一个事物上一秒与下秒所处的空间也不尽相同。”[2]儒家哲学思想贯穿历史两千余年,历经战乱、思想变革无数,其完好保存至今,并对当代社会仍然产生深远的影响,足以证明其内在的动态性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演进。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产生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末期,盛行独尊儒术的两汉,成熟于文化恢宏的唐宋,变化于西学涌入的明清。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又重新得到社会关注与重视。从发展脉络来窥探其自身特质,无疑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其兼容并蓄的特质决定了它顺应历史潮流和社会形势的发展轨迹。在封建社会,以“仁政、仁人、齐礼”等伦理道德思想来为政教清明服务,以“修、齐、治平”的思想来管理、约束个人;如今在经济社会,又以“内圣外王”“修己安人”“性善论与性恶论”丰富了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哲学人性化与规范化的内涵。
但纵观儒家思想的演进史,无论其学说如何形成分支,如何变化,始终如一的就是“仁”的核心思想。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其洗练历史沧桑,仍然俘获人心的根源。故儒家管理哲学在保持“仁”的思想核心前提下,不断融合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趋势的动态演进特质,是保障其不断传承下去的关键因素。
(二)层次分明
儒家思想是逻辑性强的哲学体系,“具有跨文化、跨时代、跨层次的特点”[3]。其跨时代性,在动态演进特质中已体现出来。其多层次性则是由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决定的,可从四个层次解读。
最内层为核心层,即指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仁爱。这是对人类本性的深刻解读。“仁爱”思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始状态,并通过“恭敬礼让”“宽以待人”“诚信”“敬忠”等理念展现出来。这些理念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仍然奏效。如上下级或同事间提倡“恭敬礼让”,对待客户提倡“宽以待人”,企业合作提倡“诚信为本”,员工职业素养提倡“敬忠职守”,等等。
第二层为社会伦理价值观,关乎人性立足之本,讲求“天人合一”和“修己安人”的关系。“天人合一”讲求个体与外在环境的统一,对现代企业而言,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才能使企业维持稳定发展的格局。“修己安人”则强调个体修为提升,通过个人能力影响周边人和事,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备“修己安人”能力的人才是企业不可或缺的管理者,是铸就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第三层为教育伦理价值观,关乎“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思想观念。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来讲,人力资源管理是重中之重的环节,有关系到企业发展的命脉,而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育。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融入企业人才培养中,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一方面,日本、香港和台湾已经走在了前列。
最外层为处世价值观,强调中庸、和谐、“人无信而不立”等处世哲学思想。诚信可谓企业生存之本,而中庸思想则是企业适应时展、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理念之源,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三)多维构建
儒家管理哲学具有完善的价值体系,也拥有多维度的建构视野。其涵盖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
在政治方面,儒家学说强调“为政以德”“爱人贵民”“知人善任”和“见利思义”等管理思想,将“人”在管理伦理中的作用视为首要的;在教育方面,强调“安人”“治人”等管理思想,增加了管理者的自我修养意识;在教育方面,强调“仁政”“爱民”“富民”等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重视人才发展战略的观念如出一辙;在教育方面还提到“修身”与“教化”的观念,儒家哲学认为“人具有无限可塑性”,只要重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培养,就能够发挥出无限潜力,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上行下效”“正己正人”等管理理念盛行,也体现了儒家哲学的“?e矩”之道;在管理方面,儒家哲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提倡管理者的个人魅力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行为规范方面,儒家哲学更是细化精化,从个人修为到国家制度执行,都具有详细的论述,使人各行其道,又具有统一的道德标准。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
(一)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异质关系
首当其冲的是“义利观”价值取向异质。儒家管理哲学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伦理道德基础;在经营管理方面,“重义轻利”是其基本思想。但在经济社会时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生存的必要目标,故二者对于“义”“利”的偏重择取存在价值取向差异。其次是“中和”思想与“竞争”意识的冲突。儒家讲求“致中和”,追求人要气质内敛,“知天性”“率性而为”即可;而在企业管理中,人才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是无可避免的,这是经济社会的必然产物,故二者对于人才何以自处、何以生存问题,存在价值观认同的偏差。第三是“重道轻器”与“真才实干”的冲突。儒家管理哲学注重精神世界的锻造,强调人的思想意识;而现代经济社会中,企业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依靠精神食粮,需要“真才实干”才能“兴邦”,才能使企业维持正常的生产运行,二者在追求“形”与“质”的落脚点上存在差异。第四是“德治”与“法治”的冲突。儒家追求道德修养,以“仁”为思想核心,注重“人治”,提倡伦理道德作为管理工具;而现代企业管理是以制度为核心的,强调“法治”,提倡管理的规范与标准,二者在情与法的取舍上存在差异。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同构关系
首先,儒家管理哲学用“礼法”规范人的行为与社会秩序,强调“德法并重”,即“治之经,礼与刑”,儒家哲学不仅用道德来约束人,也用刑罚来惩戒人;而现代企业强调“秩序”,用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和企业经营秩序,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诚信”二字使二者的管理理念合归一处,儒家管理哲学尤为看重人的“诚信”,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君子贵以诚”;那么现代企业管理中也强调“诚信经营”和“信用”,拥有这两样法宝,才能使企业达到“有口皆碑”的程度。再次,儒家管理哲学中“仁爱”“推己及人”等思想是人际关系的高级原则,尽管现代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唯有将客户利益放在首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使产品适应大众需求,使企业获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第四,团队协作精神是二者一致注重的思想。儒家思想的“仁爱”“德政”等理念体现了群体价值的重要性,表现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即为团队合作意识。第五,儒家管理哲学强调“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注重“温、良、恭、谨、让”的五德修为,注重勤俭节约,成为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企业管理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树立企业目标等思想,与之如出一辙。
(三)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互补关系
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可能。儒家管理哲学也不例外,尽管其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诸多异质,但异质因素并非一成不变、不能转化,只要善加运用,补充阻碍企业管理消极因素的不足之处,将其转化为促进企业管理的因素,从而形成二者的互补关系。
一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这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是推进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物化有关系的结果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漠,反而阻碍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儒家思想提倡“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理念,可有效缓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放大人的主体地位,修正人与物的主次关系,维持社会发展的稳定和谐。
二是现代企业进入法制化管理时代,依法办事固然是维护企业制度的有力武器,但也未免使企业失去了“人情味儿”。虽然法制可以约束人的行为,但维持人类关系的却是情感。儒家管理哲学强调“礼法”观念,先“礼”后“法”,先以伦理道德约束人的行为,再以法制规范人的行为,既不逾越法律法规,又使人际关系充满了“人情味”,有助于企业文化的建立,为企业聚拢人才,统一员工思想,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现代企业运行机制也是围绕经济效益建立的,这使得企业在执行既定经营目标时,过于投入,导致重利轻义思想蔓延,不正当竞争手段、歪风邪气滋长,最终走入企业形象毁坏的困局。儒家哲学则恰恰相反,其“重义轻利”的思想可有效遏制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脚步,帮助企业在战略决策、经营管理中平衡“义”与“利”的关系,发挥调节剂的作用。
四是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使其陷入过度关注自身,忽略整个行业乃至社会经济环境的境地,容易导致企业走上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之路,包括屡禁不绝的假冒伪劣现象,都是企业过度关注自身利益的结果。儒家哲学追求“公义胜私欲”的群体利益,漠视个人利益,也存在压抑个性发展的不足,但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可平衡企业对个体和整体的关注度,使企业在考虑自身得失的同时,掌握行业趋势,了解社会经济环境,为企业之间的合作互利奠定基础。
五是社会资源越来越少,而企业对资源的需求却越来越多,导致一些企业铤而走险,运用不正当竞争手段以谋取暴利。儒家哲学追求中庸思想,即“致中和”观念。其追求和谐共赢,追求公平竞争的理念,用之现代企业管理,可通过伦理管理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强化企业的经营秩序理念,引导企业走上公平竞争之路。
六是企业在生存发展压力下,在资本积累阶段,往往疯狂掠夺自然资源,即以资源换生存。这种经营理念不仅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也使得企业过度依赖于自然资源,而弱化的经营战略、营销策略等核心竞争力,使得企业抵抗市场经营风险的能力逐渐减弱。儒家哲学不仅强调“不违农时”思想,更以“天人合一”作为核心生态伦理思想。这一哲学理念可有效遏制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提高企业适应自然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同时培养企业的创新能力,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
三、儒家管理哲学的局限与改造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我国哲学发展史的奠基学说。虽然其历经两千余年的文化洗礼,仍然历久弥新,但要融入当代经济社会,也不能全盘接收,而是以当前国情为基础,有策略、有侧重地继承、融合和发扬。一方面,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汲取儒家思想精华;另一方面,遏制儒家哲学中的消极思想,完善不足,使之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其一,粹取精华,完善不足。正如上述分析所言,儒家哲学思想诞生于自然经济条件下,成长、成熟于封建经济条件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要以科学发展观来继承,而并非照本宣科、机械性地全部运用。用辩证思维来看,儒家哲学思想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固然对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起到推进作用;但其消极、腐化的一面,也对经济发展形成了桎梏,对企业管理也同样起到消极作用。故对待儒家管理哲学,应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关键词:礼乐;儒家思想;中和
中图分类号:J6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2-0084-01
张载是北宋伟大的理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他集儒、道、佛思想为一体,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体系――关学,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载的音乐思想是在儒家礼乐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对其进行了深化与变通。
“乐政相通”是儒家学派关于古代礼乐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它强调了礼乐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把乐提升到了和刑法同一高度,都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礼记・乐记》记载:“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对于统治者来说,所谓的礼仪、音乐、刑罚和政令,它们的作用和目的是相同的,都是用来统一民心,治理国家。后又说,“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音乐能折射出当时社会政治的形态,对于“乐政相通”的观点,张载在对其论述时用了一连串的比喻,还涉及到了五行相生相克、五行与五声和合的道理:
“声音之道与天地同知,与政通,蚕吐丝而商弦绝,正与天地相应。方蚕吐丝,木之气极盛之时,商金之气衰。如言律中大簇、律中林钟,于此盛则彼必衰,方春木当盛却金气不衰,便是不和,不与天地之气相应。”
张载认为音乐与政务是相通的,可以把乐作为治理天下的法则和手段之一,统治者应该通过乐传达于天下,感染万物,达到人与天地的和谐,与自然和谐,生态就平衡了,天地有和气,一副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反之,乐政不通,“便是不和,不与天地之气相应”,国家治理就会出现危机。
儒家思想对于“郑卫之音”的批判是十分严厉的,《礼记・乐记》说“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孔子对其评价是“郑声”,甚至把它比喻为“妾人”。而对于这些相对于正统雅乐而言的地方音乐,张载也是持着批判的态度,但他更多的是从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等客观角度出发,分析为何郑卫之音之所以不被统治者接受的原因:
“郑卫之音自古以为邪之乐,何也?盖郑卫之地滨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间人自然气轻浮,其地土苦,不费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脱怠堕、弛慢颓靡。其人情如此,其声音同之,故闻其乐,使人如此懈慢。其地平下,其间人自然意气柔弱怠堕,其土足以生,古所谓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若四夷则皆踞高山溪谷,故其气刚劲,此四夷常 中国者,此也。”
张载崇尚古乐,批判民间所谓的“俗”乐,在音乐上主张“中和之道”,追求中和之美,要求“音”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强调律吕之学不仅是音乐技术方面的问题,而且还影响到是否求得“中”声:
“古乐不可见,盖为今人求古乐太深,始以古乐为不可知。只此《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求之得乐之意,盖尽于是。诗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转其声,今日可听。今人歌者,亦以转声而不变字为善歌。长言后却要入于律。律则知音者知之,知此声入得何律。古乐所以养人德性中和之气。后之言乐者,止以求哀。故晋平公曰:‘音无哀此于乎?’哀则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上可以太下,太高则入于噍杀,太下则入于缓。盖穷本知变,乐之情也……先王之乐,必须律以考其声,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为难。求中声须得律,律不得则中声无由见。律者自然之至,此等物虽出于自然,亦须人为之。但古人为之得其自然,至如为规矩则极尽天下之方圆矣。”
“中”与“和”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喜怒哀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学者将“中和之美”从哲学的范畴延伸到了美学的审美范畴,成为了中国古代美学的评判准则之一。张载认为古乐正符合了这一规范标准,可以养人德性,培养中和之气,并感叹现今懂古乐的人不多,“古乐不可见”了。
张载在继承传统儒家礼乐思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创新与发展,对乐论进一步系统化与逻辑化,他的音乐思想是其关学体系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载在音乐理论方面的一些见解和观点,对封建社会后期的音乐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参考文献:
[1]张载集[M].中华书局,1978.
[2]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
[3]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M].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自汉武帝实施“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统治政策以后的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尊孔”成为社会的潮流。而“尊孔”一方面的表现是以儒家经典为开科取士的科考内容,另一方面则是修建文庙以祭祀孔子。现在,全国文庙建筑大多依照山东曲阜孔庙的建筑格局而建,太原地区文庙建筑也不例外。 太原文庙大成殿
文庙建筑的起源和发展
我国的文庙建筑首推山东曲阜孔庙。曲阜孔庙是在孔子逝世后的第二年(前478年),由当时孔子的弟子将其故居立庙祭祀。自汉朝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有修葺但仍以宅为庙,形制没有变化。只是到了隋唐时期,孔庙格局才发生改变。自唐高宗时期对孔庙开展了史上第一次的大规模改建以始,至唐末孔庙已初具规模。有宋一朝是以崇儒重道治世的,为此,给孔子以极高的礼遇:宋真宗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宋徽宗时期将正殿更名为“大成殿”,以褒扬孔子集圣人之大成,对孔子的推崇达到了极致。随着尊孔活动的逐步升级,对孔庙的扩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形成前后四进院落,东、中、西三路并行的格局,成为一座国家级的礼制建筑。这时,已完全突破了原来因宅立庙的旧有框线,为孔庙建筑群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到金国统一北方后,认识到崇儒、依靠儒家思想进行统治是立足中原的根本,多次拨款修缮孔庙,并提高孔庙建筑规格,使其规模进一步扩大,形成以大成殿所处的院落为核心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落。元、明两朝,孔庙修建达数十次之多,清代对孔庙的修缮有14次,现存的建筑群中绝大部分建筑是明、清两代完成的。经过历代的修缮与增建,孔庙规模至今达到占地14万平方米,南北长0.7公里,平面呈长方形的九进院落布局,成为全国最大的孔庙。
在文庙建筑中,不论其规格高低,规模大小,均严格按照“中轴线贯穿以统领全局”的建筑理念建造。曲阜孔庙因是国家级文庙,其规模在全国是最大的,庙内共有九进院落,在中轴线上依次设有棂星门、圣时门、壁水桥、大中门、奎文阁、十三碑亭、大成门、杏坛、大成殿、寝殿、圣迹殿。其它级别的文庙虽然规模或有大小,但基本是以中轴线上设棂星门、泮池、大成门、献殿、大成殿、明伦堂等为主要建筑格局。其中轴贯穿、左右对称的布局,充分体现出儒家的“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的中庸思想。而中庸思想在我国其它古建筑布局中也有体现。
除山东曲阜孔庙外,现今全国还有规模较大的文庙三座。即:南京夫子庙、北京孔庙和吉林文庙,它们与曲阜孔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
太原地区文庙建筑的分布
太原市范围现存太原文庙、晋源文庙、清源文庙和徐沟文庙共四座文庙,其分属迎泽区、晋源区和清徐县,其它县(市)区均无发现。
(一)太原文庙
太原文庙位于迎泽区文庙巷西,始建于金天会年间(1123―1137年),明代重修并扩建。据明万历《太原府志》记载,原址位于太原城西水西关,清光绪七年(1881年)毁于汾河决堤造成的大水中,次年迁至现址。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变化,原建筑基址已荡然无存,其规模现已无从考证。现址原为明代崇善寺所在,清同治三年(1864年)遇火焚毁后一直荒废。文庙迁于此后,原崇善寺部分残存建筑便成为文庙建筑的一部分。文庙占地3.1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8000余平方米,坐北向南,以文庙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为核心,沿中轴线形成四进院落式布局。文庙内各院均有东、西厢房。棂星门正南照壁和东、西六角亭(井亭)为崇善寺遗构。其前木牌坊原位于文庙最南端,现迁至西偏院院外。木牌坊为四柱三楼式,琉璃屋面,明楼匾上书“文庙”二字。
第一进院落以棂星门为核心。棂星门峙立北部中央,一对井亭和“义路”“礼门”两座门楼分列左右。照壁嵌入南墙,石质束腰基座,砖砌壁身,硬山顶。檐下为五踩斗恚垂莲柱分为五间四柱,中间镶绿琉璃团龙。井亭为小平顶六角形,俗称“六角亭”,创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系崇善寺遗构。棂星门为六柱三间牌坊式门楼,琉璃团龙照壁。明、次楼均为悬山顶,檐下斗砻骷湮十一踩,两次间斗砦九踩,明间楼匾上书“棂星门”三字,柱前后设夹杆石及戗柱支撑。棂星门是文庙正大门,建于石阶高台上,为四壁夹三门坊式砖木结构。中门较两侧门高大宽阔,三门结构相同,均为冲天双柱式歇山琉璃瓦顶,设栅栏门。冲天柱前后有石鼓夹抱,戗柱斜撑,柱顶有琉璃筒帽。与三门相间有四组琉璃照壁,每壁正中浮雕盘龙,上有琉璃顶,下设须弥座。正中门檐下蓝底金字匾额楷书“棂星门”。 第二进院落以大成门为核心。大成门面宽五间,进深六椽,单檐歇山顶,琉璃瓦覆盖,檐下斗砣踩,耍头制成龙头样式。大成门东西两侧各有一座耳房,面宽三间,前后有廊。
第三进院落是以文庙主体建筑大成殿为核心的中心院区。大成殿石砌台基,殿前青石丹墀出三陛,殿甬道宽大。殿身面宽七间,进深六椽,单檐歇山顶。七檩前廊式构架。屋面蓝琉璃瓦剪边,正中有三个琉璃方心,脊和吻兽为黄琉璃烧制。檐下斗砦宀戎匕海平身科每间二攒。斗怼⒐把郾凇㈤荛荨⒍铊示施彩画。殿内采用移柱、减柱造,顶设天花。院内东西各有二十一开间的厢房(简称东、西二十一间),是祭祀孔子弟子和历代儒家先贤的场所。
第四进院落以崇圣祠为核心。崇圣祠是供祭孔子祖先的场所。祠门为木构三门坊式结构,祠内正殿面宽五间,进深五椽,单檐琉璃硬山顶。六檩前廊式构架。平面呈倒凹形,明、次间前设廊,稍间无廊。
太原文庙是府学级文庙,由于文庙规制已成定式,只是其规格大小有所区别。虽其规模远不及中国四大文庙,但在清末当时国家处于内忧外患、财力不济的状况下,通过集资,没有动用公款而建成现今规模的建筑已实属不易。可见虽然西风东渐已在中华大地上吹开,但儒家思想在太原民众,特别是缙绅学士心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太原文庙木牌坊
(二)晋源文庙
晋源文庙位于晋源区晋源东街村东大街。据明万历三十年《太原府志》载,始建于明洪武六年(1373年),后屡有增建、修葺。该庙坐北朝南,原中轴线上依次排列有琉璃照壁、棂星门、泮池、献殿、大成殿、明伦堂、敬一亭、藏经阁以及各院东西两庑,另有崇圣寺等建筑。现存文庙建筑格局已不完整,仅剩南北长104米,东西宽98米,占地面积10192平方米的二进院落。中轴线依次有棂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两侧为各院东西庑及乡贤祠。
前院中央为泮池,四周筑有石雕栏杆,中架状元桥。一般泮池的形状是半圆形,该处却呈元宝状,形制较为少见。戟门面宽三间,进深六椽,单檐歇山顶,七檩无廊式构架,斗砣踩单昂,明间为菱形隔扇门,次间为菱形隔扇窗。
大成殿建筑面积510平方米,砖石砌台明高0.6米,周设石雕栏杆,面宽五间,进深六椽,单檐歇山顶,绿琉璃瓦剪边。七檩无廊式构架,明次间为菱形隔扇门,稍间为菱形隔扇窗,殿内顶设天花,檐下斗砥卟鹊デ趟昂。明、次间施平身科三朵,稍间施平身科两朵。殿内采用减柱造和移柱造。前设月台,宽23米,深9米,周围设石雕栏杆围护,三面踏跺。
为了给晋源文庙完整布局提供翔实的考古依据,以佐证史书上的记载,2013年,我们对文庙大成殿北部建筑基址开展建筑基址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3600平方米。出露的建筑基址布局为:自南而北为明伦堂、敬一亭、尊经阁基址以及各院东西厢房基础。与史书记载相符。
晋源文庙是太原县的县学文庙,其规格比太原文庙小,但建成年代略早于后者,而其大成殿建于明代早期,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为研究明代建筑艺术提供了实物依据。
(三)清源文庙
清源文庙位于清徐县迎宪村赵家街。据清光绪《清源乡志》载,始建于金泰和三年(1203年),元延v年间重修,明洪武、万历年间曾多次修缮,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扩建、增建,现存建筑除大成殿为金代遗构外,余皆为明清建筑。院坐北朝南,三进院落布局,东西36.79米,南北111.36米,占地面积4097平方米。中轴线上有状元桥、泮池、戟门、大成殿,轴线两侧为厢房、配殿。
戟门面宽三间,进深四椽,单檐歇山顶,五檩无廊式构架,三踩单昂斗怼
大成殿前设月台,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平面呈方形,单檐歇山顶,孔雀蓝琉璃剪边,顶部饰三个孔雀蓝琉璃瓦方心。殿内梁架为六架椽单檐厦两头造,檐下斗碇头施单抄五铺作,补间各二朵,角柱升起明显,硗肪砩捕辔三瓣,梁架之上施驼峰,檐部撩檐枋依宋制。大成殿建筑造型古朴庄重,四角飞翘,斗泶肿称邮担疏密得当,构件制作古朴大方,为金代建筑遗构,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清源文庙为太原市域范围内少有的几处元代以前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四)徐沟文庙
徐沟文庙位于清徐县徐沟镇西北坊村。据明万历《太原府志》记载,徐沟文庙始建于金大定年间(1161―1173年),明洪武三年(1370年)重修,另据清光绪《徐沟县志》载,清康熙十一年重建(1672年)。徐沟文庙现存主体结构为明清建筑,坐北朝南,二进院落布局,南北长105米,东西宽39.7米,占地面积4177.6平方米。中轴线有影壁、棂星门、戟门、大成殿,两侧为官厅、名宦祠、乡贤祠,东、西庑,东、西廊。
影壁长9.1米、宽0.86米、高5.75米,硬山顶绿琉璃瓦剪边,三踩砖制仿木斗恚枋心为琉璃团龙图案。
棂星门面宽三间,进深四椽,五檩无廊式,三踩斗恚单檐悬山顶,黄琉璃瓦剪边。
戟门,台基高0.45米,面宽三间,进深四椽,五檩无廊式构架,三踩斗恚单檐悬山顶,孔蓝琉璃瓦屋面。
大成殿为明代建筑,台明高0.38米,月台长13.4米,宽13.82米,面宽五间,进深六椽,悬山顶素瓦屋面,绿琉璃瓦剪边,七檩前廊式构架。梁架为彻上露明造。檐柱柱头均依开间方向设置平板枋、额枋。额枋与平板枋呈丁字形。前檐平板枋上置五踩斗怼<归菹律枰欢啡升斗怼
徐沟文庙是按照文庙建筑规制建造的,从大成殿屋顶形制来看,其规格较前三者为低。但就其建筑布局和形式上讲,不失为地方文庙发展史的一个见证,也是研究古代建筑史和儒学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
太原地区的这四座文庙,太原文庙为府级文庙,其规模最大,是以其所处地理位置和行政级别决定的。而其它三座文庙同为县级文庙,除徐沟文庙规格较低外,晋源、清源两座文庙不论从规模还是从建筑规格来比较,都是相近的。这可能与当地对文化的重视程度及财力有关。另外,据明万历《太原府志》记载,太原市区还有一座县级文庙,原址位于太原城西水西关,与原府级太原文庙毗邻,但已在清光绪七年(1881年),同原太原文庙一同毁于汾河决堤造成的大水中,后没再重建。
由太原地区文庙建筑反映出的古代建筑规制
太原地区的府、县两级文庙,虽然从功用上没有太大的区分,但就其规模、建筑形制却充分反映出中国古代建筑严格的等级制度。中国古代建筑的等级,是以开间、屋顶形制、覆瓦颜色等进行区分的。从开间来看,最高级别面阔十一间,之下以单数递减;从屋顶形制来看,最高级别为重檐庑殿顶,其下为重檐歇山顶,再下依次为单檐庑殿顶、单檐歇山顶、攒尖顶、悬山顶、硬山顶等;从屋面覆瓦来看,最高级别为黄琉璃瓦,其次为青绿色琉璃瓦,最低等为素陶瓦。通过以上的不同组合,进而形成各级别的建筑。而各级别的建筑在使用中是要严格遵守规定的,否则就会因规制僭越而受到处分。就目前所存古代建筑中,最高等级应为北京故宫太和殿,其面阔十一间,进深五间,重檐庑殿顶,覆黄琉璃瓦。
我们从文庙中主要建筑――大成殿比较各级别的文庙建筑等级。
山东曲阜孔庙为国家级文庙。其大成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重檐歇山顶,覆黄琉璃瓦;太原文庙是府级文庙,大成殿面宽七间,进深五间,单檐歇山顶,屋面蓝琉璃瓦剪边,正中有三个黄琉璃方心,脊和吻兽为黄琉璃;清源文庙是县级文庙,大成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孔雀蓝琉璃剪边。
通过三个不同级别文庙大成殿比较,可以看出国家级、府级、县级建筑等级的区别。这也反映出在各级建筑中完全遵从儒家思想中“礼”的精神,以封建纲常为基本理论的等级秩序是不可逾越的。
太原建置规定了太原地区文庙的等级
太原地区十县(市)、区为什么只有这四座文庙,而且只集中在迎泽区、晋源区和清徐县?而其它七个县(市)、区均不建文庙?这要从太原地区历史上建置沿革方面分析和探究其中的原由。
太原,古称晋阳,又称并州。自春秋周敬王二十三年(前497年),由晋定公时期执政的晋国正卿赵鞅(简子)家臣董安于建造晋阳城,至今已历2500余年。晋阳城以其在军政方面特殊历史地位,曾作为赵国初都、汉晋干城、东魏霸府、北齐别都、盛唐北京而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太原作为我国北方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论是宋以前的晋阳城还是宋以后的太原城,一直是郡、府的治所。在太原设立府级学校和府级文庙是必然的,太原文庙的规格必然要高,成为府级文庙。现今太原市城区范围大多为旧时的阳曲县,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将州治从榆次迁至唐明镇,并迁县治于太原城西郭外。金天会年间,实行路、府(州)、县三级地方行政。太原为府,阳曲县治移入府城内。因此,县学与县级文庙就设在府城。但县级文庙已在清光绪七年(1881年)毁于汾河决堤的洪水中。
晋源文庙所在地晋源区,隋开皇十年(590年)改晋阳县为太原县,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废。政和中年复置平晋县,属太原府,金贞v四年(1216年)废,兴定初年复置,仍曰平晋,明洪武四年(1371年)移治晋阳故城南,即今晋源镇。洪武八年(1375年)复称太原县,属太原府,清沿用不改。因其为县治所在地,故设有县级文庙。
清源文庙所在地清徐县,古称梗阳,隋开皇十六年(596年)置清源县。因其为县治所在地,故设有县级文庙。
徐沟文庙所在地徐沟镇,原为徐沟县,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置徐沟县。因其为县治所在地,故设有县级文庙。
1952年7月,清源、徐沟两县合并,取两县县名首字,称为清徐县。因此,现清徐县有两座县级文庙。 娄烦县在唐代为牧马监地。隋大业四年(608年)复置楼烦郡,郡治在今宁武县宁化乡。因其治所不在现今娄烦县境内,故不设文庙。
从以上可看出,府、县级文庙均设在府、县治所所在地,儒学也应围绕这些地方兴盛着。
以太原地区文庙为载体的功能外延
宋崇宁三年(1104年),宋徽宗下诏天下州县皆立文宣王庙,形成了全国性的修建文庙建筑的活动,进入文庙建筑发展的兴盛期,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尊孔活动的时期,中国儒学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太原作为北方重镇,虽在宋初遭到毁灭性破坏,晋阳城已不复存在,太原建置也被降为州级第四等,但其军事战略地位依然重要。到北宋中期,太原级别又重新升格,成为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中国儒学的兴盛与发展,必然波及到太原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自金代统治者灭掉北宋,统治黄河流域大片土地后,逐渐认识到儒家思想对其统治的重要性。在金开国20多年后,便开展了修缮和修建孔庙的活动。而太原现存的四座文庙有三座为金代创建,据金明昌二年《太原府学文庙碑》所载:“今之太原,遂为内地,府旧有学,离兵革之后,荡毁无余……”可以推断,其早期文庙建筑已毁于兵火,至金代政局稳定后重新修建。从太原三座金代文庙始建年代来看:太原文庙始建于金天会年间(1123―1137年),徐沟文庙始建于金大定年间(1161―1173年),清源文庙始建于金泰和三年(1203年),其历金太宗、熙宗、海陵王、世宗、章宗。从中可以得知,金国统治者取得北方疆域以后,对如何稳定其政权有清醒的认识。金太宗完颜晟就已“留意儒术,建学养士”,到了金章宗完颜Z时,进一步认识到儒学对于统治的重要性。“文明之治,以为兴化致理,必本于尊师重道”,以儒家思想为治国方略。太原的三座金代文庙就是这个时期建造的。
随着宋、金时代尊孔迭起,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儒学教育就成为整个国家机器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府、县设立学校的同时,必然同时也建立文庙使其成为儒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文庙是儒学的载体和象征。中国地方文庙建筑一般是与府、县学相毗邻,布局大至为前庙后学或左庙右学等形制,是依地势环境所定,没有一定之规。
太原的文庙建筑规格虽大小不等,但在文庙建筑群前一般均设有棂星门。“棂星”又名“文曲星”,是将孔子比喻为天庭上主管文化的星宿,可见其地位之高,后人对其的敬仰之盛。
棂星门内外一般设置有形状为外圆内直的半圆形泮池,池上架设石桥,为文庙的特有型制,是地方官学的标志。寓意为不盈不亏,以象征中庸之道。
大成殿为文庙的主殿,整个建筑群落是以它为中心开展布局的。殿内供奉孔子塑像或牌位。其建筑规格在整个建筑群中最高,也是重大祭孔活动的主要场所。其它建筑还有大成门、献殿、明伦堂、敬一亭、藏经阁等,功能各一,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关键词】儒家 法学思想 当代价值
儒家法思想的法理学意义
儒家法思想中的仁、义及其现代法理学意义。有国外学者认为,“在中国所有的道德哲学家中,孔子是最重要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孔子规定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超越人的自私心理,提倡对于他人应有“仁爱”精神的思想,不论在中国的法律思想史上,还有在整个世界法律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意义。
最能表达“仁”的含义是“爱人”,“爱人”是孔子处理人事关系的基本原则,但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性,孔子的“仁者爱人”虽然有“泛爱众”“博施”的因素,“但不是平等地爱一切人,其带有深刻的宗法等级制烙印,从而使孔子的‘仁’表现出明显的宗法性、等级性、强制性”。但其当代意义也是显著的,仅从法理学角度,我们可以将“仁”的思想进一步推及至罪犯,重新思考罪犯的一些权利,对罪犯应当实行人道主义。
儒家的“见利思义”思想,即倡导人们在见到有利可图的事情时,首先要想到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凡符合道义的利益可以考虑,但不符合道义的利益要自觉舍弃。君子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应把履行道德义务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如果“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应以“义”为上。
春秋决狱、德育及其现代法理学意义。一方面,春秋决狱与道德法律化。在立法上,儒家主张把道德法律化,这是儒家法律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荀子即强调礼为“法之枢要”,又讲“非礼无法”,这是说不合儒家道德原则的法律就不是真正的法律,可见荀子认为“礼”在“法”之上,“礼”的道德观念是“法”的灵魂和宗旨。到了汉代,董仲舒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直接主张“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是指在遇到义关伦常而现行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虽有明文规定但却有碍伦常时,便用儒家经典《春秋》所载有关事例和其中体现的道德原则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
另一方面,德育乃和谐社会之本。孔子十分重视道德在整个社会的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把道德生活看成是高于政治、法律、教育、艺术、宗教等其他一切活动的因素,主张用道德统治其他活动。将德育思想直接引入现代立法与司法工作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新修订的《婚姻法》第四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这简直就是直接将中国的传统美德写入法律的。中国自古以来形成了德育传统,把道德的思想暗含入现代法律,有利于法律的普及和公民的接受。毕竟道德已经扎根于群众达数千年之久,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力,借助德育之功,行普法之实,是一个明智之举。
中庸与公平、正义、和谐。自古以来,法律追求公平、正义,这与儒家法思想中提倡的“中庸”、“和”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孔子以“中庸”为“至德”:“中庸之为德矣,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是中国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不过它也具有法学意义,其早已被纳入到古代法律思想中。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中罚”、“刑中”都是讲的公正中直、不枉不纵、无罪无罚的意思。在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之后,“中庸”对古代刑事立法、司法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渐渐地,“中庸”成为是儒家论法和法律的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这极大地提高了“中庸”在儒家法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以至影响到今天。在今天的立法中,在法理学研究上,到处可见“中庸”的指导思想,甚至有必要有意识将“中庸”的思想纳入法理学研究中,在立法司法中进行指导。
“中庸”的另一个基本含义是“和”。《论语》的“和为贵”,“过犹不及”等等论述都阐发了中庸的这一含义。中庸之道包含“权”和“时”两个范畴,“权”是通权达变,讲不违背原则的灵活性;“时”是审时度势,依据原则变通处置。“时”,《中庸》称“时中”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权”、“时”既要求有坚定的原则立场,又要求有预测,把握时势的尖锐洞察力和应变能力。
儒家法思想对部门法的现代意义
慎刑:儒家法思想对刑法的意义。儒家法的思想在经历了中华法系灭亡以后,又奇迹般地在现代法理学界复苏过来。在刑法学界,儒家法的“慎刑”思想得到极大的体现,有不少学者并为此找到理论根据,充分论证刑法的道德化,呼吁在刑法立法中应该贯彻“慎刑”的思想,其表现形式主要由“去刑罚化”和“废除死刑”为代表。
在研究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文献中,有一派是主张法律与道德是交叉融合的。在刑法学界正兴起一种“融合论”的学说,该学说强调刑法与道德之间的融合性,刑法具有道德内涵和基础,刑法也具有道德性,“刑法的目的就在于强调推行伦理观点即唤醒道德主义”,并且其道德性可以证明刑法的正当性,还可以排除乱用刑法。这一理论的根源正是西方的自然法学派思想和中国的儒家法思想。
该潮流中的极端例子是“废除死刑”的呼吁。不过恐怕慎刑如儒家者,也不会赞同废除死刑的,有学者说:“废除死刑是必然,但在今天的中国为时尚早。”笔者也认为儒家的慎刑是刑法道德化、轻刑法化的思想来源,但绝对不是废除死刑的思想来源,废除死刑恐怕还是国外发达国家发明的舶来物。
儒商:儒家法思想对民商经济法的意义。中国自古就有“儒商”的说法,这是古代儒家思想对人们经济活动及立法上的实际影响的一种反映。在今天,也应该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扬儒商的精神。同时,为了保证市场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和谐,应当在民商经济法中贯彻儒家法的思想。
市场经济的“谋利”需要儒家的道义。人所共知,走向市场,其直接的动机就是“谋利”,这也就是说,人们经商都是在利益的驱使下运作,到市场上去谋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无可非议。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谋利益又不能不受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的约束。这就要求市场经营者正确处理道德与金钱的关系,在经营中不能赚黑钱,不图不义之财。儒家思想要求人们见到财时,要用道德作为衡量标尺,符合道义的财利来取,不符合道义的不取。这一道德思想,对于人们正确处理义与利或道德与金钱的关系有指导的意义。
市场经济需要“以人为本”。在市场经营中,自觉地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做到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在工厂生产中,要努力地提高产品质量,使产品真正符合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在经营中,应当本着自己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不销售低劣的商品,不卖冒牌货,更不能推销有毒的食品。只有这样,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宗旨,才能不断推进这一经济制度的顺利发展。
无讼:儒家法思想对诉讼程序法的意义。儒家法思想中的“无讼”思想至今影响深远。它对于现代民间调节的影响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它是当今民间调节的思想来源和形成的历史基础之一。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听诉,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诉乎!”孔子一贯倡导“息讼”、“贱讼”,这一思想影响了几千年的古代法律思想,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现代西方国家提倡庭外和解、辩诉交易等与之有类似性,这种实践操作模式的形成如一位国外学者所分析:“法官的功能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成本来提供最高质量的正义。”我国提倡的调节、和解等也与之相关。总而言之,现代诉讼法中追求的节省诉讼成本的思想与儒家法的“无讼”有着某种关联性和一致性。
我国古代实现了“法律的儒家化”(瞿同祖语),因此也具备了民间调节、和解的基础。影片《真水无香》提倡的宋鱼水精神也在体现这里,还有解放区的马锡武审判方式。《真水无香》后来成为全国公演、全体法官学习的影片,可见调节在我国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因此受到赞扬和鼓励。一些法院甚至对于案件进行量化规定,要求调节的案子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
此外,国外兴起和提倡的恢复性司法与“无讼”也有若干关联。所谓恢复性司法,是指在调解人帮助下,受害人和罪犯及酌情包括受犯罪影响的任何其他个人或社会成员,共同积极参与解决由犯罪造成的问题的程序的总称,恢复性司法程序是排除了审判权主体参与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它不同于传统的司法程序的概念,它是一种民间性和准司法性的程序。恢复性司法程序通常包括调解、调和、会商和共同确定责任等。
小结
在儒家思想复兴的今天,儒家法思想应该受到重视,并且应该让儒家法思想在现代法学界获得一定程度上的重生,如同西方自然法学派在现代的一度复生。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儒家法的思想传统,而且儒家思想在中国法制史上产生深远影响,有学者称为“法律儒家化”,笔者深为赞同。儒家法思想还应该在现代法学界得到新的解释、学习、运用,并继续影响作用于现代法学,为现代人的生活服务,为构建现代法制社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儒家法思想还可以与国外的一些法律思潮相结合,让儒家法思想在世界法学发展历程中发挥作用。希望在今后立法、司法中,应适当输入儒家法思想,为建立和谐法制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传统文化;室内设计;天人合一;融合创新
Abstract: the indoor design only constant embodies traditional culture spirit can have the lasting vitality. Confucian, Taoist thought and feng shui layout concept, garden culture, and the essenc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ior desig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and how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spirit in the modern interior design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full, and find ou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modern design ground, is the focus of this topic.
Key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Interior design;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usion 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 TU23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T2012-02(03)9045
融
00绪论
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极大带动了室内设计的变革,新技术新材料的不断涌现使现代设计更加层次化、多元化,科技进步带来的环境问题也唤起人们意识的觉醒。因此,人们在追求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也更加关注精神层次的追求。不论是工作,亦或者是生活,我们大多数时间都会在室内空间中进行。因此,室内设计的文化精神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室内空间设计是继建筑设计之外对于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它在展示丰富的文化精神的同时展示着人们的美学追求。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外来文化也开始在中国室内设计市
场中崭露头角,国内许多室内设计作品在盲目的追随新鲜的外来文化的同时,传统意识形态也越来越淡薄,因此在多元化多层次的格局下在现代设计思维中将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成为一个重要的设计课题。
1室内设计与传统文化
室内空间设计是现代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能够体现文化精神理念,同时能够表现出人们对于审美的追求。现代的设计思维大部分来源于对文化的理解与追求,因此,室内设计要想得到更大的发展必须加深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与追求。
传统文化不仅博大精深而且内涵丰富多彩,它是中国人们智慧的结晶,它在囊括了文学、艺术、风俗、伦理、制度等内涵的同时,也以极大的包容力把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特点融合到一起。
不可否认的是,在室内设计中传统文化不断的向其提供着新的生命与活力,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之下,中国室内设计不仅在内涵上越来越丰富,也使得风格不断的延续与传承。因此,传统文化在室内设计中运用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一脉相承的情感纽带和不竭的动力源泉。
2室内设计中的传统文化精神
传统文化精神是中国人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发挥和体现,是中国人特有的哲学观和审美观的统一。张岱年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根据历史发展的脉络可概括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文化传承,融汇了道家、佛学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如此磅礴的文化底蕴。同时作为与建筑学息息相关的堪舆风水文化与景观园林文化,也影响到了现代室内设计的发展,因为建筑、室内空间、景观园林是一体化的,都是传统文化精神影响下的设计。
2.1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以孔孟哲学为主的思想主流文化,以仁作为核心的政治伦理精神,仁为善,为道,具有很高的人文主义价值。《系辞》讲“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即为仁者爱人。在仁的教化下,人们接受礼的观念,仁是思想,是儒家伦理精神和世界观人生观的体现,礼是伦理道德,等级尊卑精神。仁是思想,礼是核心,仁礼合一,因此这也是中华民族区别于西方国家文化的根本:重要伦理而淡于宗教。
儒家思想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和。中,为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哲学智慧的结晶;和,为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宇宙万物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大道也”,是人、自然以及社会的相处中要折中调和,以和为贵,至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生焉也就是达到中和的精神境界,也就达到了儒家思想的至高境界即内圣而外王、参天地而赞化育的哲学文化价值理念。在审美观中中和之美,天人合一思想以及仁善相融都是古代艺术文化的不断追求。
2.2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主要是以道法自然,即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另外讲求无为而治,守中致和等哲学理念。以道为核心,囊括了它的整个宇宙观、世界观以及人生观,同时也蕴含了丰富的认识论、辩证法等思想,对现代哲学思想及审美理念具有重要的影响。
道家思想把一切归于道,何谓道?老子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在《道德经》中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宇宙运行的法则,是万物变化的规律。“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和谐统一才是万物之道。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法则,是规律;法,是气,是纽带;自然,是天地万物,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道法自然,天人和谐才是发展的根本。
图1
总之,相对儒家、道家思想,佛学思想讲求的是一种禅意,一种意境,因果报应,等哲学思想成为其人生观价值观的法则。佛学思想极大丰富了传统文化的思想。在传统文化精神中,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相同之处特点最突出的便是天人合一的关系,如在图1中十字交叉线的位置就是人,生于天地之间,为中和之道,中和近乎仁,也就表达了“内圣而外王”的哲学思维。一竖表示天与地,也就是天地之和,人居中间,达到天人合一,也就是“参天地而赞化育”的境界。一横则是表达时间上的流逝和血脉的相承,同时也表达出人居于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之间应该寻求文化与设计的契合点,才能不断的继承创新我们的民族文化与设计。
2.3堪舆风水学思想
风水学,又称堪舆,是古人建筑选址、房屋布局的法则,经过数千年衍变,形成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主体的一种建筑选址、布局、营造、规划的方法,是一种地理选择与布局的艺术。传统堪舆风水学是人们对于地理自然的认知,是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的体现,它是寻求人与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法则,风水学讲求“气”的存在,风是气的根源,是送气之本。空间中要有气的运行,才能藏风纳气,万物才能和谐运行发展。
《道德经》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生一,生万物的过程就是气运作的过程,记录了气态有孕育到发展、完善、终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了阴阳的变化,五行的变化以及天人合一思想的变化。在建筑选址过程中寻求气的运行变化,“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风水学中认为背山面水,阴阳交汇之地为最佳场所,这样才能阴阳协调,藏风纳气,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传统意义上讲背山面水,阴阳交汇之处就是最佳的场所。如图2所示即为传统意义上讲的风水极佳之所。
图2
此外阴阳五行学说、先天(后天)八卦也是重要的风水学理论观念,五行相生相克,相互影响,在建筑及室内空间布局时,根据方位的生克变化来选择建筑布局,来追求最佳的生存环境。在古代建筑布局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兽的运用也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在紫禁城建筑布局中就是充分运用了风水学中诸多理论方面的知识进行选址营建的。如图3所示,五行与五色同时与八卦、方位、四神兽等等都是紧密相连的。
图3
2.4园林文化
园林文化对现代建筑及室内设计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园林文化不仅是天人合一思想最好的体现,也是道法自然、和谐发展理念的体现。造园文化追求的是一种文化意境,是传统文化哲学精神与审美追求的集结,既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形成一种“虽由人作宛如天开”的艺术境界。
园林文化已经逐渐走出来传统的造园方式的束缚,不仅追求其园林空间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同时也开始出现在室内空间之中,借助于传统的借景、框景、漏窗、亭台楼榭等等造园文化为现代设计提供设计思路。
3传统文化精神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3.1室内设计中的传统文化精神
室内设计的文化精神营造并不仅仅局限于在室内空间中运用传统纹样,挂些中国字画或者是使用明清家具等,而是整体空间的文化精神塑造。并且将传统文化中儒道家的中和思想以及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哲学审美思想得到充分的运用到设计中。
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反映了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样室内设计亦是如此,在室内空间设计中体现室内空间与室外环境的和谐关系,并且将自然环境引入到室内空间之中,构建出一幅“忘其美之所在,复又与美同在”的文化意境。在空间设计整体布局上要体现统一和谐的关系,空间陈设布局以及隔断等都需要与主题相融合。
室内设计中要考虑到阴与阳,虚与实,曲与直等变化,设计中考虑到藏风纳气的需要,曲则有情的设计思维,充分的运用传统风水学的选址与布局原则,选择并设计最佳的室内空间环境。
3.2室内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
传统文化元素在室内空间中应用可分为直接应用和间接引用,当室内空间确定了文化主题之后就可以根据文化意境进行直接引用和间接创新引用。一些传统的室内构件(如门、窗、隔扇、罩等)和家具以及装饰(如字画、工艺品、纹样等)可以直接应用在室内空间之中,起到隔断、装饰、连通、引导等效果,同时这些元素也可以通过创意设计的方式进行去繁就简、元素重构、提取重组等方案,从而进行间接引用。但是在引用传统文化元素的同时我们不可忽略整体空间文化精神的主题,也不要过度的引用各种元素及装饰符号。设计与运用要与主题相辅相成,不要打破原有的文化意境。
3.3室内设计中传统园林文化的借鉴与融合
传统园林文化思想具有很高的文化意境,无论是“虽由人作宛如天开”,还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亦或是“天人合一,融于自然却高于自然”的思想。园林文化所展示的是人与环境的和谐,同时它的文化意境也与现代生态化设计,绿色设计理念相融合。在室内空间中与建筑装饰以及陈设布局相互环绕映衬,巧于因借。室内空间布局与室外环境想融为一体,体现出人工美与自然美,设计与文化的有机和谐,形成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总之,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室内设计中取之不尽的设计源泉,例如贝聿铭先后设计的两所建筑及室内设计:香山饭店和苏州博物馆,一个是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设计(包括西方设计)共同结合的产物,它走的是一条民族化设计之路,是中国建筑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另一个是手笔之作,继承发展了香山饭店的设计思路,将传统元素进行演变并结合地域特征,既彰显出时代的文化特征又展示出独特的文化魅力,表1是香山饭店和苏州博物馆在设计中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应用分析。
表1设计中传统文化精神的应用分析
香山饭店 苏州博物馆
文化思维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儒家思想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地域特点
建筑特征 黑白灰水墨意境,诗情画意,建筑空间园林化,色彩统一静态美,四合院建筑特点, 黑白灰水墨意境,几何造型,打破大屋顶结构,色彩统一动态美,徽派马头墙,苏州建筑地域特点
园林文化 融情于景,曲径通幽,步移景异,四季厅设计,月亮门 园林式景观,以墙为纸,以石入画,八角凉亭,创意山水
几何造型 天圆地方,黑白灰搭配,漏窗取景 天圆地方,黑白灰搭配,不规则形体
。
4结语
根深才能叶茂,现代室内设计只有不断的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精神,在设计与文化之间寻找契合点,把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断的应用到现代室内设计当中,这样才能形成具有民族性的现代设计作品,才能不断的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在现代化的今天传统文化要不断的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相结合不断吸收有益的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是文化更加长远的发展,才能设计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参考文献
[1]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1982,(01)
[2]冯天喻,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03
[2]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
[3]常大伟.合借透境及其它―小议香山饭店的室内设计.建筑学报,1994,(03)
[4] 张轶.传统元素对现代室内设计的影响与应用[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08
[5]万书元.贝聿铭苏州博物馆漫评.艺苑,2008-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