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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当代管理;儒家哲学思想;启迪
中图分类号:B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28-03
儒家哲学并不局限于学术研究。相反,它被应用于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企业管理,儒家哲学是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儒家哲学独有的特质,使其在经历了两千余年风雨后,仍然屹立于东方,占据我国哲学体系的核心地位。这是由于儒家哲学思想适应中国国情,已深埋于中国人的思想道德观念之中,更适应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
一、儒家哲学思想特质
“儒家哲学以‘仁’为核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历经两千余年的历史洗礼,仍然对现代中国社会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产生深远的影响。”[1]甚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深深烙下了儒家思想的烙印。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哲学思想具有广博的文化底蕴,其动态演进、层次分明、多维构建等特质,使之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一)动态演进
“以时间维度为标准,那么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不断运动的;以空间维度为标准,则同一个事物上一秒与下秒所处的空间也不尽相同。”[2]儒家哲学思想贯穿历史两千余年,历经战乱、思想变革无数,其完好保存至今,并对当代社会仍然产生深远的影响,足以证明其内在的动态性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演进。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产生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末期,盛行独尊儒术的两汉,成熟于文化恢宏的唐宋,变化于西学涌入的明清。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又重新得到社会关注与重视。从发展脉络来窥探其自身特质,无疑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其兼容并蓄的特质决定了它顺应历史潮流和社会形势的发展轨迹。在封建社会,以“仁政、仁人、齐礼”等伦理道德思想来为政教清明服务,以“修、齐、治平”的思想来管理、约束个人;如今在经济社会,又以“内圣外王”“修己安人”“性善论与性恶论”丰富了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哲学人性化与规范化的内涵。
但纵观儒家思想的演进史,无论其学说如何形成分支,如何变化,始终如一的就是“仁”的核心思想。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其洗练历史沧桑,仍然俘获人心的根源。故儒家管理哲学在保持“仁”的思想核心前提下,不断融合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趋势的动态演进特质,是保障其不断传承下去的关键因素。
(二)层次分明
儒家思想是逻辑性强的哲学体系,“具有跨文化、跨时代、跨层次的特点”[3]。其跨时代性,在动态演进特质中已体现出来。其多层次性则是由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决定的,可从四个层次解读。
最内层为核心层,即指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仁爱。这是对人类本性的深刻解读。“仁爱”思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始状态,并通过“恭敬礼让”“宽以待人”“诚信”“敬忠”等理念展现出来。这些理念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仍然奏效。如上下级或同事间提倡“恭敬礼让”,对待客户提倡“宽以待人”,企业合作提倡“诚信为本”,员工职业素养提倡“敬忠职守”,等等。
第二层为社会伦理价值观,关乎人性立足之本,讲求“天人合一”和“修己安人”的关系。“天人合一”讲求个体与外在环境的统一,对现代企业而言,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才能使企业维持稳定发展的格局。“修己安人”则强调个体修为提升,通过个人能力影响周边人和事,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备“修己安人”能力的人才是企业不可或缺的管理者,是铸就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第三层为教育伦理价值观,关乎“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思想观念。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来讲,人力资源管理是重中之重的环节,有关系到企业发展的命脉,而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育。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融入企业人才培养中,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一方面,日本、香港和台湾已经走在了前列。
最外层为处世价值观,强调中庸、和谐、“人无信而不立”等处世哲学思想。诚信可谓企业生存之本,而中庸思想则是企业适应时展、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理念之源,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三)多维构建
儒家管理哲学具有完善的价值体系,也拥有多维度的建构视野。其涵盖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
在政治方面,儒家学说强调“为政以德”“爱人贵民”“知人善任”和“见利思义”等管理思想,将“人”在管理伦理中的作用视为首要的;在教育方面,强调“安人”“治人”等管理思想,增加了管理者的自我修养意识;在教育方面,强调“仁政”“爱民”“富民”等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重视人才发展战略的观念如出一辙;在教育方面还提到“修身”与“教化”的观念,儒家哲学认为“人具有无限可塑性”,只要重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培养,就能够发挥出无限潜力,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上行下效”“正己正人”等管理理念盛行,也体现了儒家哲学的“e矩”之道;在管理方面,儒家哲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提倡管理者的个人魅力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行为规范方面,儒家哲学更是细化精化,从个人修为到国家制度执行,都具有详细的论述,使人各行其道,又具有统一的道德标准。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
(一)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异质关系
首当其冲的是“义利观”价值取向异质。儒家管理哲学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伦理道德基础;在经营管理方面,“重义轻利”是其基本思想。但在经济社会时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生存的必要目标,故二者对于“义”“利”的偏重择取存在价值取向差异。其次是“中和”思想与“竞争”意识的冲突。儒家讲求“致中和”,追求人要气质内敛,“知天性”“率性而为”即可;而在企业管理中,人才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是无可避免的,这是经济社会的必然产物,故二者对于人才何以自处、何以生存问题,存在价值观认同的偏差。第三是“重道轻器”与“真才实干”的冲突。儒家管理哲学注重精神世界的锻造,强调人的思想意识;而现代经济社会中,企业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依靠精神食粮,需要“真才实干”才能“兴邦”,才能使企业维持正常的生产运行,二者在追求“形”与“质”的落脚点上存在差异。第四是“德治”与“法治”的冲突。儒家追求道德修养,以“仁”为思想核心,注重“人治”,提倡伦理道德作为管理工具;而现代企业管理是以制度为核心的,强调“法治”,提倡管理的规范与标准,二者在情与法的取舍上存在差异。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同构关系
首先,儒家管理哲学用“礼法”规范人的行为与社会秩序,强调“德法并重”,即“治之经,礼与刑”,儒家哲学不仅用道德来约束人,也用刑罚来惩戒人;而现代企业强调“秩序”,用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和企业经营秩序,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诚信”二字使二者的管理理念合归一处,儒家管理哲学尤为看重人的“诚信”,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君子贵以诚”;那么现代企业管理中也强调“诚信经营”和“信用”,拥有这两样法宝,才能使企业达到“有口皆碑”的程度。再次,儒家管理哲学中“仁爱”“推己及人”等思想是人际关系的高级原则,尽管现代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唯有将客户利益放在首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使产品适应大众需求,使企业获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第四,团队协作精神是二者一致注重的思想。儒家思想的“仁爱”“德政”等理念体现了群体价值的重要性,表现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即为团队合作意识。第五,儒家管理哲学强调“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注重“温、良、恭、谨、让”的五德修为,注重勤俭节约,成为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企业管理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树立企业目标等思想,与之如出一辙。
(三)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互补关系
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可能。儒家管理哲学也不例外,尽管其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诸多异质,但异质因素并非一成不变、不能转化,只要善加运用,补充阻碍企业管理消极因素的不足之处,将其转化为促进企业管理的因素,从而形成二者的互补关系。
一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这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是推进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物化有关系的结果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漠,反而阻碍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儒家思想提倡“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理念,可有效缓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放大人的主体地位,修正人与物的主次关系,维持社会发展的稳定和谐。
二是现代企业进入法制化管理时代,依法办事固然是维护企业制度的有力武器,但也未免使企业失去了“人情味儿”。虽然法制可以约束人的行为,但维持人类关系的却是情感。儒家管理哲学强调“礼法”观念,先“礼”后“法”,先以伦理道德约束人的行为,再以法制规范人的行为,既不逾越法律法规,又使人际关系充满了“人情味”,有助于企业文化的建立,为企业聚拢人才,统一员工思想,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现代企业运行机制也是围绕经济效益建立的,这使得企业在执行既定经营目标时,过于投入,导致重利轻义思想蔓延,不正当竞争手段、歪风邪气滋长,最终走入企业形象毁坏的困局。儒家哲学则恰恰相反,其“重义轻利”的思想可有效遏制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脚步,帮助企业在战略决策、经营管理中平衡“义”与“利”的关系,发挥调节剂的作用。
四是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使其陷入过度关注自身,忽略整个行业乃至社会经济环境的境地,容易导致企业走上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之路,包括屡禁不绝的假冒伪劣现象,都是企业过度关注自身利益的结果。儒家哲学追求“公义胜私欲”的群体利益,漠视个人利益,也存在压抑个性发展的不足,但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可平衡企业对个体和整体的关注度,使企业在考虑自身得失的同时,掌握行业趋势,了解社会经济环境,为企业之间的合作互利奠定基础。
五是社会资源越来越少,而企业对资源的需求却越来越多,导致一些企业铤而走险,运用不正当竞争手段以谋取暴利。儒家哲学追求中庸思想,即“致中和”观念。其追求和谐共赢,追求公平竞争的理念,用之现代企业管理,可通过伦理管理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强化企业的经营秩序理念,引导企业走上公平竞争之路。
六是企业在生存发展压力下,在资本积累阶段,往往疯狂掠夺自然资源,即以资源换生存。这种经营理念不仅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也使得企业过度依赖于自然资源,而弱化的经营战略、营销策略等核心竞争力,使得企业抵抗市场经营风险的能力逐渐减弱。儒家哲学不仅强调“不违农时”思想,更以“天人合一”作为核心生态伦理思想。这一哲学理念可有效遏制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提高企业适应自然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同时培养企业的创新能力,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
三、儒家管理哲学的局限与改造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我国哲学发展史的奠基学说。虽然其历经两千余年的文化洗礼,仍然历久弥新,但要融入当代经济社会,也不能全盘接收,而是以当前国情为基础,有策略、有侧重地继承、融合和发扬。一方面,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汲取儒家思想精华;另一方面,遏制儒家哲学中的消极思想,完善不足,使之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其一,粹取精华,完善不足。正如上述分析所言,儒家哲学思想诞生于自然经济条件下,成长、成熟于封建经济条件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要以科学发展观来继承,而并非照本宣科、机械性地全部运用。用辩证思维来看,儒家哲学思想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固然对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起到推进作用;但其消极、腐化的一面,也对经济发展形成了桎梏,对企业管理也同样起到消极作用。故对待儒家管理哲学,应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其二,设定条件,制度保证。任何思想、制度的运用,都需要相应的制度为保障。对于儒家管理哲学来讲,探寻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进路问题,则需要设定相应的条件。一方面强调社会认同,为儒家管理哲学的推行营造氛围;另一方面规范社会制度,尤其作为企业来讲,严格的经营制度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要运用儒家管理哲学理念,首先要通过企业制度、社会制度来克服儒家哲学中的消极因素,减少企业管理与发展的阻碍,其次要通过制度来发扬儒家管理哲学中的积极因素,发扬儒家“仁”“信”等哲学理念,使“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与现有企业管理制度合归一处、充分融合,成为企业长效发展的不竭动力。
总之,儒家管理哲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主干,以其独特的价值和内涵,影响中华民族两千余年。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新常态发展环境下,儒家管理哲学仍然凭借其特质,成为中国企业改革、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思想核心。尽管其在当代企业管理应用中存在一定的思想局限性,其与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存在异质同构、互补互助的多重关系,但只要做到“去糟取精”,并构建完善的社会制度,即可使其在当代企业管理中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高悦敏. 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及其现代意义[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4(16):155-156.
【摘要】大学阶段是学生形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方面的学习。中国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既包括可教学的内容,又涵盖了教学方法。如何对儒家思想正确使用成为学者专家关注的课题。文章分析了如何将儒家思想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关键词】儒家思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方法
【基金项目】郑州地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第七批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ZZJG―C7043)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儒家思想初步形成于春秋时期,从百家争鸣之中脱颖而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基本上奠定了后世两千年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作为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瑰宝,儒家文化中所蕴含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主要思想和“仁”的核心精神不断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奋勇向前,在现在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将儒家思想融入现代教育中,尤其是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人们在钻研的课题。这是因为儒家思想所蕴含的丰富理论和文化资源,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正因如此,我们才要努力将二者有机结合,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让大学生带着严密的思想“武器”进入社会,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贡献。
二、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是几千年以来无数先贤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其中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一)仁爱大道 ,天下大同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以仁爱对人对己,以仁爱待事待物。意思是在对人对物时,要保持一颗仁爱之心,多为他人着想。对己要严格约束,一日三省。我们常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这个道理。可以说,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每个人都能做到以“仁”待事待物,所谓的“天下大同”也就实现了。中国人讲究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并不意味着软弱,而是以仁爱对人,这是中华文化的突出表现。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营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氛围是我们所追求的。这一理念对于大学生非常重要,在解决有关人际关系的问题上往往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被应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让大学生树立仁爱的意识和精神,“克己复礼”,提高个人修养和素质。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很有帮助。
(二)集体思想与爱国主义精神
儒家思想讲究天下为公,推崇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在古代,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词句,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无不彰显出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奉献精神。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昂扬向上,一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在儒家爱国思想的熏陶下,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和平时期献身建设,危难时挺身而出。在当代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重点加强对这方面内容的强调和教育,传承儒家思想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与时代相结合,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坚决抵制所谓的“精致利己主义”思想。
(三)伦理与责任
传统的儒家思想讲究所谓的三纲五常,这其中包含着一些封建的糟粕思想和理论,是我们今天所应该摒弃的。从儒家思想中挖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绝不意味着照搬,而是要经过系统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处于儒家思想的人伦关系中的人们要遵行的准则有很多是值得传承的,例如“子孝孙贤,朋友有信,尊师重道”等,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伦关系做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其实指出了人们在担当相应的角色中要履行的责任,例如孝顺、贤德、信义、尊重等。当去除掉了人伦思想中的糟粕时,我们会发现儒家思想的人伦和责任思想对于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和谐都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追求精神境界
儒家思想讲究精神境界的提高,而要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最重要的就是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和要求,进而追求完美的人格,所谓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描述的就是道德上的标准和要求。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养成了不惧艰险、高风亮节、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而在当代社会,这种思想并没有失去它的价值,我们应该追求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提高,传承先人留下的优良的意志品质。这对我们自身、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三、将儒家思想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一)引入优秀思想
儒家思想中有一些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但是也蕴含着很多优秀理念。今天我们在对待儒家思想时,应该“取精华,去糟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引进精华理念,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提升学生的思想素质。
(二)使用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目前已经充分被应用到教育领域中,利用多媒体设备、网络、视频等方式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儒家思想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认知。同时,可以借鉴学术界的学者专家对儒家思想的解读和观点,兼顾通俗易懂和深度性,让学生能够深入浅出地了解儒家思想,并对其产生自己的理解。
(三)利用时事热点
目前,社会上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讨论越来越多,有关的时事热点已成为社会焦点。教师在教学时,可以引入与儒家思想有关系的时事事件,借以推动学生对儒家思想的学习。
四、儒家思想应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一)以人为本
正如在前文中所论述的,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就是“仁”,以人为本是儒家思想一直推崇的处事法则。所谓以人楸荆是指以人为中心,考虑和处理任何事情要以人为前提,具体应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就是要以学生为本,将学生作为教育的中心。
众所周知,大学生处在时代的前沿,其思想变化非常迅速,思维也比较活跃,追求新潮,因而对于所谓的儒家传统思想难免会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所以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就更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以学生为中心,为学生着想,充分考虑和尊重学生的思想和意见。在具体教学时,切忌强制学生进行学习活动,而是应多采用鼓励、引导的手法,使得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这样就可以增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避免学生产生畏惧和抵触心理,提高教学效果。
(二)“学思行”结合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思之后还要践行之,笃行之。儒家思想一直主张“学思行”的结合,既肯定了学习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学习和思考最终还是要为实践服务。只有实践才能检验学习和思考的成果,进一步促进学和思。
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培养大学生的社会意识,使其养成良好的意志品质,为社会做出贡献。其中,“学”和“思”在第一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教师在这一阶段要注意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和思考,汲取更多的知识,丰富自己的内涵,提高自身的修养和素质。第二阶段重视的便是“行”,教师要鼓励学生利用自己所学知识,指导实践。学生应该积极参加各种课内课外的活动,将“学思行”相结合,使三者共同发展。在“行”这一方面,由于学生还没有进入社会,就需要教师和学校予以大力支持,多举办一些有助于学生增长实践经验的活动,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能力,对所学所想产生更为深刻的理解。
(三)因材施教的理念
儒家思想非常讲究因材施教,通过对学生的观察,了解学生的思想和自身情况,根据学生的实际进行对应性的教育。也就是说,要坚决避免套路化、程序化的死板教学,压制学生的天性。
大学生虽然有其共性,但每个大学生也都有他的个性。教师在制订思想政治教学计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学生群体的共性和个性,对症下药,因材施教。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学生的情况和需求,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当然,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教师要在日常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细致的观察,了解学生的情况,在不触犯学生个人隐私的情况下,掌握学生的思想状况。其次,教师要对学生的信息进行系统分析,归类总结,由于不可能为每一位学生单独设立一套教学方案,因此要对情r类似的学生进行归类,方便教学计划的设计和执行。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儒家思想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儒家思想中有一些封建性的糟粕,需要我们进行剔除,并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对儒家思想进行适当的改造,使其不仅能够更好地运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还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做出贡献。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儒家思想得到新的发展,大学生的思想教育水平也才能随之提高。
【参考文献】
[1] 曾程,韩亚超,丛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精华的传承研究[J].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05):33-34.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选修教材已经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先秦诸子的思想对高中学生了解古代思想,拓宽文化视野,思考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人教版选修教材《先秦诸子选读》在这方面做了积极有效的探索。这些内容包含着深刻的社会人生智慧,具有独到的现实启发意义。
诸子散文语约义丰,在教学时如果不能很好处理教材,可能会出现以下问题:一是逐个讲解,将选修课上成了必修课。二是传授知识过多,自主思考过少。三是过多使用讲授法,教学资源开发力度小,无创新。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提出,选修课要特别注意寻求与课程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先秦诸子选读(教师教学用书)》也指出:“这一课程不是一般的知识性课程,宗旨是通过向学生讲授一些经典选段和引导学生陶冶身心,涵养德性”。因此从课标要求、课程教学目标、教学资源开发等角度分析,《先秦诸子选读》的教学内容必须整合开发。整合开发的原则一是变教教材为用教材教,以讲授各家最主要的思想体系为主,有所为有所不为;二是根据课程资源的特点开发课型,在讲授知识同时加深对现实启发意义的思考;三是主线贯通,前后迁移,进行比较教学,在不同学派的思想碰撞中加深理解。
一、根据教材整合内容,进行专题式教学
1.宏观整合:单元之间整合
对7个单元,26个小节的巨大容量,必须整合教学内容。整合的原则应该考虑学生的语文实际水平、教学内容的均衡化、选修课的开设情况等。已上过《〈论语〉选读》的,就可以不讲授《论语》,可以把《孟子》《荀子》作为重点内容深化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如未学过其他选修教材,可选择四大学派中有代表性的《论语》《老子》《墨子》《韩非子》重点讲解。学情较好的,则可以再加上《荀子》《庄子》重点研读。
2.中观整合:小节之间整合
除了单元间的组合,各单元内部也要将零散的小节进行整合。整合的原则可按教材概说中各学派的思想体系进行。以第一单元《〈论语〉选读》为例,该单元7个小节按照内容和重要程度可整合为四个专题:孔子思想核心“仁”(第四节);义利观(第五节);人生观:为人处世、治国从政(第一、三节)、教育思想:师生关系论,教育哲学和学习论(第二、六、七节)。这样的整合虽打破了原有顺序,但却更清晰地呈现了较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对理解儒家思想的效果比逐章讲解要好得多。
3.微观整合:小节内部整合
诸子散文篇幅短小,每个小节中少则三四则,多则十几则。因此每个小节的内容也必须整合。根据教学设计和方法的不同,整合的方式可灵活选择。
可抓住各小节内容呈现的方式和组合的逻辑依据,按呈现方式和逻辑依据整合。如《〈老子〉选读》中《有无相生》一节,可按照对世界的认识(第1则)——对自己的认识(第3-4则)——对人生的认识(第5-7则)安排教学内容。《〈论语〉选读》中,第七节《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按学习什么(第4、10、11则)——为什么学(第1、2则)——怎样学习(第2、6、7则)进行整合,重点讲授第1、2、6、7、10、11则。
可抓住每小节中的关键词进行整合,贯穿整个《〈论语〉选读》中第七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抓住“义”字展开,分析孔子讨论了哪些“义”。
可设置若干个主问题的方式进行内容的整合。《〈论语〉选读》中《有教无类》一节,可以提三个主问题:①“有教无类”的含义和表现形式是什么?②“有教无类”教育思想有何意义?③在现实中教师怎样做才是“有教无类”?
对篇幅较长的文章,可根据篇幅和文章结构安排,不妨梳理思路后再分析内容。如《〈墨子〉选读》中的《尚贤》,文章一开始亮出核心观点用古代圣王治理国家的例子,证明自己的观点举例如何去贯彻治理国家的根本不可不举用德才兼备之士。在梳理结构过程中就能更好地把握墨子崇尚贤士的思想。
二、根据内容开发资源,创新课型
内容决定形式,整合教学内容并联系实际,开发教学资源,可以丰富教学内容,使古代典籍焕发出时代光彩。除串讲式课型之外,根据丰富的教学内容还能设计出多种课型,改善教学。
1.主问题贯穿讨论式课型。新课标要求选修课进一步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因此主问题贯穿讨论的课型更能落实新课标精神。这里的“讨论”不是没有预设的,是建立在对原文文意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讨论之前要让学生学会借助注释和工具书解读文本。“讨论”也是有方向性的,不是盲目的,因此需要教师精心设计主问题。如教学《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时,可围绕“浩然之气”提出四个问题:①何谓 “浩然之气”,有何特点?②如何培养“浩然之气”?③培养“浩然之气”要注意什么问题?④“浩然之气”对我们人格修养有什么启发?
2.课内外迁移课型。可就某学派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和重点内容,与生活当下所发生的的事件接轨,做到“读古人书,思今日事”。如教学《〈论语〉选读》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先围绕“仁”提出三个问题:①孔子眼中的“仁”是什么?②实现“仁”的行动和态度?安排讨论之后,拓展延伸,再探讨当下“仁”与“生活”的关系,联系近年来发生的热点话题,将课内和课外打通,让学生真正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
[关键词]丧葬思想 节葬 厚葬
[中图分类号]B222;B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10-0032-01
“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离娄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丧葬——作为人生大事,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积淀。作为中国丧葬文化主流思想争斗两千年从未停歇。本文将从儒墨两家核心思想说起,深度剖析导致儒家厚葬观和墨家节葬论巨大差异的理论根源。
一、儒墨核心思想差别
儒墨核心思想的三个主要差别。
对“义利”的不同解读。儒家“罕言利”而墨家“交相利”,儒家“重义轻利”墨家“贵利兴义”,二者对利截然不同的态度,源自于对义利概念界定的不同。儒家的利常指的是私利,义是君父之义,是儒家伦理框架下与血缘亲情、宗法秩序相一致的道义。墨家的利是公利和私利的结合体,期望用私利调动人们行动积极性成就公利,这样就成就了义,墨子认为天下之利就是最大的义。义就是利,利就是义,相互统一,墨家追求的天下之利,恰恰否定了儒家倡导的血缘亲情、宗法秩序。
奢与俭的对立。不能说儒家提倡奢侈浪费,但是儒家重礼重乐的思想确实是导致后世一些奢侈习惯的重要原因。繁复的礼仪、贵族奢靡的生活、厚葬之风,为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这正是墨子坚决反对的。他节约社会财富,把是否促进社会生产作为衡量行为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志。
名实观的对立,“正名”与“取实于名”。儒家主张“正名”,是要按照周礼的等级名分来确立“名”“实”关系,其着重点是“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强调名实相符;墨家则主张“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认为如果只会念诵事物的名称而对于实际事物不能正确选取,那是没有价值的,“取实为名”,其着重点是“实”。
二、儒墨核心思想影响下的丧葬观
儒墨基本观点的对立直接导致了两家丧葬文化的截然不同。
丧葬观的不同。儒家的丧葬文化是厚葬,提倡“厚葬久丧”,其原因有二。首先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以孝为本,父子之孝是撑起整个儒家伦理框架下血缘亲情、宗法秩序的基础。那么孝道是如何体现以及评判的呢?儒家把目光投向了丧葬。“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离娄下》)。很明显,在最能体现孝道的两个方面中,选择了“送死”。其次,儒家重礼重乐的思想,导致丧葬仪式的隆重与繁复,花费不菲,劳民伤财。
墨家反对厚葬,主张节葬。厚葬之风为人民的生活带来沉重的负担。墨子从国家民生的角度出发,提倡节葬,并指出厚葬久丧的危害:“使面目陷陬,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强劲,不可用也。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
隐藏在薄厚葬思想差异的背后,最根本的还是儒墨义利观和名实观的不同。从义利观看,风光的葬礼成全了孝悌的名,在儒家看来孝就是义的核心部分。而墨家的节葬节约了人力物力,成就了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之大义。从名实观看,与儒家通过外在的“厚葬久丧”表达孝义的,而墨子提倡“心丧”,名是形式,实时内核,墨家不在乎形式,更注重发自内心的孝义之情。
鬼神观的不同。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攀迟问什么是聪明,孔子说:“务必使百姓趋向于义,敬奉鬼神而远离他们,这样做就可以说是聪明了。”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并不是鬼神论的倡导者,但也没有明确否定鬼神的存在,而是模糊立场,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然而,虽然模糊,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孔子反对有神论的本质态度。孔子这种对鬼神“敬而远之”的态度,其原因笔者认为,儒家理论统治社会的工具是以孝为核心的一套宗法秩序,与鬼神之说无关,所以没有必要和有神论这者正面交锋,给自己树立一个强大的敌人。
与孔子回避态度相反,墨子是绝对的有神论者,并专门创作大量篇幅来竭力证明鬼神的存在。墨子用三表法论鬼神的存在:“以昔者三代圣王为法”“先王之书为证”“以众之耳目之实”来证明鬼神的存在。墨子之所以坚持有神论,是因为他认为鬼神可以监督着世人,替天赏善罚恶,希望利用人们对鬼神的敬畏之心,来约束自身行为,从而达到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目的。
三、丧葬仪式的具体要求
儒墨两家对丧葬仪式的具体要求是儒墨奢俭思想的直接体现。这种死仪式,儒家典籍中更是有详细的礼仪规定。“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陈其簋而哀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孝经·丧章亲》墨家提倡薄葬短丧,“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则止亦。死则既已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
关键词:韩愈;道统;道统论;儒学复兴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一、韩愈的道统论的基本内涵
韩愈在《原道》中以儒家之道区别于佛老之道,以儒家道统对抗佛家法统,建构了道统论。因而,我们可以从“道”与“统”两方面理解道统。“道”主要是理论与精神因素,具有超越性与普遍性的特征;“统”主要是历史因素,具有时间性与连续性的特征。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蔫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①“道”也称为“先王之道教”。在他看来,“道”首先是作为儒家思想本质和理论硬核的仁义道德,其实质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即以仁义为本的天下公言。因而,“道”超越一切具体知识特别是异端思想,处于优先于一切的根本性地位,提供了一切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根据与本源。“道”不仅是以仁义为核心的精神价值,也包括儒家的典章制度、社会阶层与分工、伦理秩序、社会风俗,“这实际是韩愈所了解的整个儒家文化——社会秩序”。就经验层面而言,道体现于社会各个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就超验层面而言,道存乎古今、贯通天人。自古至今,道的传承有一历史过程,这便是统。即“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蔫。”②圣与道合一,所谓的道统就是儒家思想的历史传承谱系。韩愈的道统说据陈寅恪先生讲,一是由孟子篇章所启发,二是由禅宗祖统说摹袭得来①。其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单纯确立一种人物的外在谱系,而在于借此梳理思想的内在传承,通过道统的构建使儒家思想(道)具有连续性、普遍性、根本性和超越性,从而能够凌驾一切异端思想,成为绝对真理与唯一权威而重现占据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最终实现儒学的复兴。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解读韩愈的道统论。
首先,我们看韩愈的儒家文化立场。韩愈辨名析理着力阐述孔孟之道体现着他理智上对于儒家思想及精神价值的理解,他虚构历史,以圣人史观盛赞先王之教,体现着他情感上对古圣先贤的景仰,合而论之即是对儒家文化认同与坚守。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的长期压力与道教的兴盛,加上儒学的长期衰落,士人阶层与普通民众发生了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以至于出现这种局面:“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亦尝云尔。不惟举之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③对文化思想界的这种混乱状况,韩愈挺身而出拨乱反正,打起儒家的大旗,并重新明确规定其内容,以正人心排佛老尊儒学,坚定了儒学文化立场,明确了士人阶层与普通阶层的文化归属。
其次,我们看韩愈的正统观念。正统观念主要是指在儒家内部存在多个学派时,某些儒者特别是具有道统观念者认为自己得到了先王之道的真传,视自己为儒门正统,而把其他学派视为旁门乃至异端。因而道统首先意味着对儒学本质的理解和对其内在精神的把握,在儒学内部起着划分学派——“判教”的作用,甚至说道统保证了儒学学脉的“纯正”与一以贯之。正统观念是儒家文化立场的内在要求与进一步延伸。荀子与杨雄“择蔫而不精,语蔫而不详” ,既没有正确把握孔孟之道的实质,也没有充分阐释先王之教的本真精神,因而不能列入道统。韩愈自命:“天下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知欲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
再者,我们看韩愈的卫道精神。反击佛老与捍卫、弘扬孔孟之道是一事的两面,但后者更为根本。韩愈在《原道》中历数佛老对政治经济造成的严重危害后指出先王之教面临严重威胁——“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②,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③的激进措施,期望通过这些措施打击并禁绝佛老的异端思想。韩愈一生以积极排佛而著称,为此差点送了性命,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使其道由愈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限”④,是儒家真正的卫道勇士。
最后,我们看韩愈的弘道精神。卫道精神与弘道精神相辅相存,同构成儒者的现实生命。韩愈具有强烈的担当意识,以传承道统弘扬儒学为自己义不容辞的文化使命与历史责任,为此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孔子说:“人能弘道” ④。孟子一生“正人心,息邪说,拒行,放词” ⑤,积极弘扬先王之道极有功于圣门。在佛老盛行,儒学衰微之际,韩愈积极弘扬孔孟之道,是对传统儒家弘道精神的全面继承与努力实践。
道统的四个方面紧密相连,相互融通。韩愈的道统论通过这四个方面完成了对儒家仁义道德的形而上学论证,使道最终具有了超越一切的至上地位和普遍价值,道统传承谱系为儒学的重建与复兴提供了重要内容。
二、道统论的历史依据与理论根据
农耕时代的生存背景使中国古代一直重视历史,同时,中国古典哲学又具有解释学的传统,新思想往往借助诠释传统而开出。想要重新确立思想的地位和权威一般而言必须从历史深处寻求历史渊源的支持和经典文本特别是儒学经典的依据,否则,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将会面临巨大的怀疑与严峻的挑战⑥。道统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根据即来源于对历史的重构与对儒家经典与精神重新诠释。
韩愈说:“转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身;欲先正其身,现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⑦一方面他将儒家之道的修心诠释为有为以驳斥佛老之法追求修心而忘记社会责任的空寂无为思想,在注重实用理性、强调经世观念的古代中国很容易得到认可与支持;重要要的是从中所挖掘出来的历史资源提供了一个沟通内在心灵培养与外在国家秩序治理的思路,以前由外而内的思维路径被整个变成由内而外的理性自觉,一切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据由“宇宙天地”转向“心灵性情” 。这种转向意味着中国哲学开始由宇宙论转向形上学、心性论,正是这种转向,修心与治世沟通了,内圣与外王统一起来。同样,韩愈对孟子的推崇也与此相关。从学理上看孟子主张向内反求诸己,由内在心性培养外在政治推衍④,这与《大学》运思途径一致,可以为道统论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孟子在《尽心下》中的类似的道统观念启发了韩愈的思路,提供了道统论的历史渊源。孟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义”,与韩愈所理解的道的精神实质相同。孟子积极拒斥异端与韩愈性情相同。因而,在韩愈看来,只有孟子真正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与精神,是先王之道的真传、儒门正宗。通过排列古圣先贤谱系,将孟子列入道统,再一句“柯之死,不得其传蔫”便将历史接续到当下,确立了他本人的合法性地位。因为在古代中国,一种新思想必须同时具有古老经典的依据与思想历史的传承谱系 ,超时空的道必须在时空中落空才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获得普遍认同。
三、道统论与儒学复兴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道教一直处于兴盛状态,而长期处于意识形态主流的儒学却一直在衰落,并且隋唐之际的儒学衰落远胜于魏晋之际,儒学危机是不争的事实。儒学复兴运动作为危机的产物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发展总的趋势,而新儒学是其最重要结果。韩愈作为先驱人物以道统论掀开了儒学复兴运动的序幕。
儒学复兴首先要与佛老异端思想划分界限,明确并强化儒家文化认同,道统论发挥了这一功能。
精神文化的发展有其内在与外在的逻辑与时代课题,新儒学作为复兴运动的产物,其形态和特质是思想的内部渊源与外部挑战的相应性②。韩愈在积极应对异端挑战时既努力挖掘历史资源又尽量吸收当下的东西,在道统构建上他沿袭了古代“尊王攘夷”的思路与策略。在大汉族中心主义影响下,尊王攘夷的观念在士人阶层与普通民众心理中根深蒂固,华夷之辩是士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再加上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异族对于中原长期统治与残酷蹂躏,特别是安史之乱距韩愈又不久,那份痛苦的历史记忆在大众心中久久不能散去。“直至安史之乱后,由于安史为西胡杂种,尊王攘夷的思想始于文士之间抬头”③,此时,韩愈将佛老思想斥为狄夷之法,反对“狄夷之法加诸于先王之教之上” ④,很容易在士人与大众心理上获得普遍认同与广泛支持。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道统论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儒学思想,另一方面作为儒家复兴先驱之作,道统论直接开启了宋明理学。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前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⑤总体而言,韩愈以仁义为核心,比较正确地理解并继承了儒学的核心思想与精神实质。他通过《原道》等著作从世界观、人性论、伦理学、历史观等对儒学理论的多方面探究构成他继承并复兴儒学的重要内容,而最显著的便是道统论。他立道统排佛老兴儒学,为儒学复兴树立起了鲜明的标志,并结合孔孟的仁义与《大学》的修齐治平的思想予以论证,尤其是对《大学》的重视,对后来宋明新儒学的意义十分重大。今天,现代新儒学依然在试图重建道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不论是韩愈所处的时代还是宋明之时,乃至今天,一个共同的思想文化背景就是儒学复兴,而道统论是儒学复兴的一面大旗帜⑥。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了韩愈的重大作用:“建立道统证明传统之渊源”、“直指人伦章句之繁琐”、“排斥佛老匡救政俗只弊害”、“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功效”、“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六个方面。陈先生这种儒学本位主义的评价曾受到过严厉批判,但是如果我们认同自身的传统,以理智的心态面对历史,以同情的理解面对韩愈及其道统论,那么我们会承认,韩愈建立儒家道统勇敢地捍卫儒学、积极地弘扬儒学,在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统与发扬上厥功至伟,宋明时期儒学的复兴是其直接的明证。
韩愈已经远去一千多年,那个时代的一切成为一种历史的沉积与记忆。我们发现,韩愈所为也是那一个时代士人共同的行为选择与价值趋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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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结合文本语境品味和理解“温文尔雅”等词语,引导学生归纳描写春景和水的句子。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准人物的个性对话。
3.理解课文内容,引导学生抓住课文重点阅读,体会水的含义以及孔子的教育智慧和浓浓师生情。
重难点是理解孔子关于水的论述以及弟子立志的教育过程。
一、以孔子地位为激发点,引发学习热情
激起学生学习的欲望是实现高效课堂的前提。孔子博大精深,其儒学思想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以及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直接揭示课题后,我先让学生相互交流各自对孔子的认知,然后对孔子的生平以及学术成就作简要的讲述。同时适时介绍我国在美国、韩国等世界范围内开设几千家孔子学院的盛况。当下,全世界都在研究孔子,学习孔子。这一环节的教学明确了孔子的地位和影响,必将激起学生对孔子的崇敬之情和民族的自豪感,从而达到孔子所说的学习的“愤悱”状态。
二、以故事内容为生长点,把握课文重点
课文内容较长,我先是进行一段配乐朗读,把教材上的语言文字化作有声有色的画面,让学生置身于故事所描写的诗意情景中,借助音乐和文字,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听完后,我激发学生对出现在眼前景色的叙述以及个人主观上的感受,说说自己的体悟和想法,并学习用对应文章的词语进行概括,从而梳理出文章的三个层次:赏景、论水、谈志。泗水河畔的景色描写优美,但这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不是上课所要讲解的主体。而故事的主旨,即课文重点论水和谈志才是我们课堂需要细细消化和感悟的主体。对于泗水春景,可通过语言的描绘,引入情境,带领学生读一遍,把握描写春景的技法,然后切入到课文主旨部分的学习。
三、以文与人交流为核心点,实现多重对话
本课重难点教学中,我致力于情境的创设,在情境中引导学生与文本、与教师、与同伴、与自我心灵对话,同内外世界的对话,同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从而,让文本的思想内涵与外延鲜活起来。
重难点之一,孔子论水。
采用步骤:先是通过画面的优美展示,教师精准语言的描绘,再现孔子动情地望着泗水河沉思的情与景,引导学生随着孔子的论述,进入情境。然后出示《荀子》中与课文相应的部分片段,引导学生对比阅读,突出文本的厚重,激起学生阅读的浓厚兴趣,从侧面帮助对文本的理解。第三是让学生通过反复诵读,细细品味,并且结合日常观察、思考,凭借个人的独特生活经验,交流发表自己对孔子心目中关于对水的理解。最后,拓展情境,由泗水之境,延伸到碧波荡漾的洪泽湖,浩瀚无边的长江,奔腾不止的淮河水,波澜壮阔的南海,引发学生对“司空见惯”的水发表自己新鲜的见解。如水浩瀚无边,包容万物,像君子一样有博大的胸怀;水不知疲倦,一路欢歌,像君子一样有乐观的人生态度,等等。这一拓展既立足于文本,又超越文本,既有文本的体验,又有个人生命的感悟,看是解读水,实则是在观照自身,是学生思想、情感的交融点。
重难点之二,孔子谈志。
关键词:安乐哲;罗思文;《论语》;哲学诠释;文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72-02
《论语》是一部承载了厚重文化积淀的传统经典。它对中国社会、文化乃至民族心理结构等方面都产生了非常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而随着近代以来中外交流的日益密切,《论语》更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集中代表了东方儒家文化的思想智慧,对世界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论语》的英文全译本自20世纪中叶就出现了,其后,又有多种译本问世。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哲学家、中西方学者以及翻译家都曾投身于《论语》的英译之中。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致使众多译作风格迥异,褒贬不一。但总地来说,为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选取安乐哲和罗思文在1998年合译的《论语》The Analects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该英译本为20世纪中后期比较权威的《论语》英译本。
一、《论语》英译本及其作者简介
安乐哲,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汉学家,1987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亦是《东西方哲学》和《国际中国书评》的主编。安乐哲教授的学术研究范围主要是中西比较哲学。曾出版了一系列蜚声国际的中国哲学专著。
罗思文,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汉学家,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马里兰大学圣玛丽学院人文科杰出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宗教、伦理和政治理论、宗教哲学、语言哲学。主编或翻译了《莱布尼茨:中国书简》等6本书。现任“亚洲社会与比较哲学论丛”主编。
1998年,安乐哲与罗思文合译了《论语》,英文译本名为The Analects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该译本包括前言、导论、译文和附录。在前言中,作者相信翻译对文化的交流和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方思想家多用一种非历史、非文化的方式进行哲学化的探讨;但是,孔子与之相反,他深切地关注身边的现实问题。两位教授深蕴中国哲学的特点,用自己的理解和英译方法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态度,也越来越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经典;他们的比较研究论著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思想长时间以来的深深误解,清除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没有哲学”的成见,开辟了中西哲学和文化深层对话的新路。(贺翠香,中国儒家的民主与宗教,2002:34)
二、哲学思维下的《论语》英译
安乐哲、罗思文致力于从中国哲学本源的角度来诠释《论语》,反对用西方哲学来剪裁中国思想的“文化化约主义”翻译方式,这是其译本的最大特色。安乐哲和罗思文认为,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极其有限,一直以来中国哲学经受着非常严重的误解。最初传教士们对儒家学作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他们翻译《论语》是为了突出原儒文化的宗教成分,强调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相同之处。其次,西方汉学家在“东方主义”的理念影响下,多从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角度阐释《论语》。因此,安乐哲、罗思文所以致力于《论语》的哲学诠释,是给西方读者以启迪,让他们能够尽可能多地理解儒家哲学思想,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文化教育背景,思维方式,兴趣爱好和是非标准随意夸大、弱化或剪裁中国哲学;“只有当我们注意到积淀与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中的那些非同寻常的观念时,我们才能抵御文化化约主义的强烈引力”。(安乐哲、罗思文,1998:preface)安乐哲、罗思文从哲学和语言学背景来考察翻译,认为古汉语是一种“过程性”、“事件性”的语言。与西方的思想家不同,中国早期的思想家们并不着力探寻事物的本质,他们认为唯一永恒的就是变化本身。这种哲学思维反映在《论语》翻译中就体现为尽量不用实体性的词汇来诠释《论语》,而使用过程性的词汇来翻译。
例如,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十一》)以下是不同译者对这段话后半部分的不同翻译,通过比较,可以很明确地证明上述观点。
理雅各:If for three years he does not altar from the way of his father, he may be called filial.
亚瑟·韦利:If for the whole three years of mourning he manages to carry on the household exactly as in his father's day,then he is a good son indeed.
刘殿爵:If,for three years,he makes no changes to his father's ways,he can be said to be a good son.
安乐哲、罗思文:A person who for three years refrains from reforming the ways of his late father can be called a filial son.
安乐哲、罗思文指出,前三种名家译文都认为,如果儿子能够在父亲去世后三年内仍然遵循父亲的“道”,他会终生不渝,始终坚持这样一种“道”。但是,关键应该是在充分领会并践行其“父之道”后,用自己的方式将其道发展完善。他们的译文暗示,子辈在遵循先辈的礼仪传统的基础上,定要消化吸收,再加以利用,使之与自己的独特环境相协调。(安乐哲和罗思文,1998:280-281)
对中西方思维和语言差异的独特理解促使安乐哲、罗思文在英语中寻找新的儒学关键词译名。看看他们有关“仁”的翻译,一改以往译者benevolence,goodness,humanity等译法,安乐哲、罗思文把“为仁”视为一种行动或者状态,根据过程性和关联性思维,译成authoritativeconduct,强调“成仁”的过程性。同样的思维过程也体现在他们把“为仁由己”中的“由己”译成self-originating。史嘉伯(DavidSchaberg)这样评价,这种翻译显得冗长而且加上一些自造的术语,有人可能不喜欢,但有人会觉得雅致,能够作为东西哲学对话的一种新尝试。(David Schaberg,Recent Translations of Lunyu,2001)
安乐哲和罗思文没有把“道”译成常见的theWay,而只是译成way,前者对绝对真理和权威的形而上学式的崇拜,而后者则强调在得“道”过程中对自身内在修养的不断追求,是儒家思想过程性的考量。两位教授还摈弃了对于“德”这一核心概念的诸如virtue和power这样的传统译法,主要是由于virtue容易使人联想到autonomy,individual,freedom这样典型的西方哲学类概念;此外power一词又太强势,与儒家提倡的“以德治国”理念相左。他们用excellence来译“德”,意在传达儒家道德的实践性与过程性,做到“以善德施之他人,以善念存诸心中”。
“神”和“心”的常见英译是humans pirituality,divinity,heart或mind。这种译法导致了含糊其辞和文化偏见。安乐哲和罗思文翻译“心”这个概念时,通过在英语中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来尽可能多地展示中文原文的几种内涵。例如heart-and-mind和pneuma(精神、灵魂)。正是这些陌生的新词提醒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迥异的哲学世界,给读者以足够的想象空间来解释新词。这种方法对读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却极大地减少了译文和注释评鉴中出现问题的几率。
三、结论
20世纪以来,有些西方汉学家和哲学家出于“东方主义”角色和“西方文化化约主义”倾向,总试图用西方熟悉的哲学词汇来翻译中国哲学作品,在他们的译作中,我们只能看到一种西方形而上学式的哲学范式,他们的解读中,没有任何中国哲学的特色突显,因而他们没能够以端正的态度去接受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安乐哲和罗思文尖锐地批评了这种倾向,并在自己的《论语》英译中从中国哲学本源的角度出发,对《论语》中的中国儒学核心词汇做出了新的哲学阐释。安乐哲和罗思文《论语》译本向西方世界彰显了中国传统和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和有效性,同时也证明了孔子对西方哲学反思重构的价值。
参考文献:
[1]Roger T.Awes & Henry Rosemout,Jr.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M].New York:The Ballantine Publishing Group,1998.
[2]安乐哲,罗思文.论语的哲学诠释[M].余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陈国兴.论安乐哲《论语》翻译的哲学思想[J].中国比较文学,2010,(1).
关键词: 历史选择题准确性教师学生
在高三历史试卷的结构中,选择题占据全卷分数的一半,且情境题多,既考查学生对材料的理解能力,又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从近几年高考反馈的情况来看,选择题选择正确与否是拉开历史等级差距的主要因素,选择题得分率低已经成为制约历史成绩提高的瓶颈。如何提高选择题选择的准确性不仅是学生要考虑的,而且是教师高度关注的问题。那么,怎样才能提高选择题选择的准确性呢?
一、教师方面
1.认真收集反馈信息,进行精准备课。
教师平时要认真收集学生的典型错例并集中记录下来,针对学生的错因进行预备课,并对易错题编写一两道同类题,以便在讲评时做到有针对性,“评”到“点”上,抓住关键性、典型性问题加以点拨剖析,哪些该粗讲,哪些该细讲,心中要有数。
2.培养学生学会审题。
审题是答对题的前提和关键,因此,在平时做题时,教师应非常注重训练学生的审题能力。教师要强化学生在做题时对题干三看:一看时间、空间,界定答题范围;二看否定、肯定,确定答题方向;三看关键词语,明确内涵外延。对被选项要三思,即认真思考每一个被选项,是否符合历史史实;是否符合题干要求;是否与题干有必然的逻辑联系。
3.培养学生掌握答题方法。
在练习评讲时,教师首先要指导学生分析题目的类型,再结合选项及所学知识进行解题,对不同类型的题目用不同的解题方法。
常见的解题方法有:排除法、直选法、背景切入法、猜测法。当然,解答选择题的方法还有很多,如反证法、翻译法等。但方法不能代替内容,学生若不熟悉教材知识,那么无论教师用什么方法,学生都不可能做出来,所以关键还是要落实知识,这样学生的解题能力才会慢慢提升。
二、学生方面
1.反复读熟教材,落实教材。
选择题得分太低,很多情况是因为学生不熟悉教材内容,对教材掌握不熟练。因此,我们一定要脚踏实地地落实教材,熟才能生巧。那么怎样才能吃透教材呢?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结构法,即抓住课文的主题,系统、细化落实教材内容。如人教版必修3第1专题《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主题是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按照结构,我主要讲了两个问题:“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对百家争鸣掌握其出现的背景、代表人物及主张、影响。而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则从汉代、宋明、明清三个时期把握,然后逐步细化知识即可,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一棵知识树,有主干、枝、叶后,知识便一目了然。二是比照法,即同类事物的比较、对照。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明清儒家思想新发展的背景是从政治、经济、阶级阶层、思想四个方面比较,同时联系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背景,就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比照去学、去思考,这样学生就能够既系统又细化到位地掌握知识。
2.把握基本的历史概念。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产物。它包括事物的内涵与外延。教师应要求学生平时多思考,多进行分析和比较。如人文主义的概念,在西文中“人文精神”一词是humanism,通常译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狭义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广义则指欧洲始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还有历史本身的一些概念,如原因。“原因”有很多,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主要原因、次要原因、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和一般原因等,甚至在主要原因中还可分出最主要原因或“决定性因素”。所以学生平时应该有意识地弄清这些概念,这样做题才会有所突破。
3.注意做题后的反思、总结。
有些学生平时做完题,对完答案就自认为没事了,甚至不保留资料,其实更重要的环节应该是反思和总结,选错了,应去分析出错的原因,是思维不对、心态不好,还是掌握基本知识不到位;选对了,也应好好研究,因为经典选择题对知识考查点一般是不变的,变的是考查的角度,学生这次做对了这个题,下次类似的题会确保继续做对吗?因此,在每完成一份练习后学生都应主动把错题写在错题本上,并分析错因,同时尝试编一道同一类型的题目。
4.掌握选择题的基本解法。
首先明确选择题的基本构成。任何一道选择题都包括三个要素,即题干、选项和正确答案。题干就是题目的主干部分、设问部分,限定答题内容,确定答题思路,隐含答题信息,解题必须以此为依据。选项就是选择题的备选项,一般有A、B、C、D四个选项。解题者在分析思考时一般要把握三个层次,即此选项本身是否正确,是否符合题意,是否最符合题意。第三个要素就是题目的正确答案,这需要做题者去完成。明确了这些,解题才会有方向,为准确解答题目打好基础。
其次认真细致审题。题干的规定性,是做好选择题的前提条件。题干一般由限定词和中心词组成,其中中心词是核心,是正确答案的内容;限定词则是对中心词的时间、地点、范围、程度等外延进行限制,从而确定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最符合题意,对中心词的限制不同,答案就大相径庭。同时对材料型的选择题,只有准确解读材料,提取题干中的有效信息,积极调用所学知识,才能提高解答的水平。
最后把握做题的基本方法。
(1)排除法和观察法并用。这是解题较常用的方法,一般可以排除1-3个干扰选项或直接排除明显错误的项,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组合题。
(2)理论法。对思维含量较高的问题,需要运用基本理论来进行科学分析。常用的理论有:原因和结果,必然性与偶然性,本质与现象,重点论和两点论等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斗争,人民与英雄的关系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3)特征法。特征法体现的时代或阶段特征,主要适用于题目中有明确特征要求或虽无明确表述但隐藏有特征要求的试题。学生在解答问题时应站在全局的高度,抓住时代特征或阶段特征,然后在这个大背景下判断出正确答案。
(4)寻根究底法。就是反复问“为什么”。这种方法更适合做“根本原因”、“根本目的”等题型。如果认定A为根本原因,只要在A前面加“为什么”,如果A没有了原因,基本上就可以判定A为根本原因。
总之,要提高选择题的正确性,学生既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又要有一定的解题技巧,还要让会做的题力求完全正确,不会做的题充分利用有效途径争取做好,这样正确选择历史选择题的水平就一定会大大提高。
参考文献:
[1]林三.怎样指导学生提高历史选择题的解题能力.中国教育创新,20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