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包容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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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范文
关键词：环境艺术设计；儒家美学；思想；价值
我国当代环境艺术设计想在世界上占有更高的地位，如我国的经济发展一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必须要有我国的艺术设计特色，而我国特色的核心之一就是儒家美学思想。儒家美学思想对艺术设计产生的影响，体现在人们对造物的价值观念形成，使得造物成为中国伦理哲学的物化表现。诞生于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始终与我国社会共存共兴。时至今日，没有被时代淘汰，主要是其吸优吐劣的自我升级能力。深刻了解儒家美学思想对中国现当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更全面的挖掘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精华及其哲学根源，让儒家美学思想更好的为当代代环境艺术设计服务。
一、设计理论价值
1、“仁”是基础
儒家美学思想的核心是“仁”，实质是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现代社会，“仁”是在思想上积极催人向善的因素。当代环境艺术设计理念是以人为本，儒家思想中的“仁”和“爱人”就是以人为本的有力支撑。环境艺术设计的理念首先是在功能性、艺术性上要以人为基础，要服务于人。反之，设计师也无从谈起合理的设计理念。
2、“礼”是标准
儒家美学思想中的“礼”是维系封建社会秩序、共生和谐的道德规范与保障。“礼”的最终实质就是规矩、秩序和遵循的代名词。在我国古代艺术设计的发展中，“礼”以固有的数字、颜色、纹理、式样、陈设等形式展示在各个角落，维护着封建社会等级、秩序和宗法。“礼”作为当代环境艺术设计理念也有着不可或缺的位置。设计理念由过去服务于封建法统的角度，而演变为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设计中的材质、数理、装饰样式等元素，达到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作用。
3、“天人合一”是设计理念
中国最为古老的哲学命题之一就是“天人合一”，它不是哪一个固有思想流派的专利，但却是每一个思想流派不可回避理念。孔子提出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来论证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最为完善，最为科学、最为合理、最具智慧的中国哲学思想。追求环保理念是环境艺术设计必然遵循的理念，而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理念正是讨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存在着对人本身和看待自然两个方面的要求。
二、设计实践价值
无论是中国古典风格、还是当代的新中式风格，都是利用中国元素中的图腾、花纹、色彩、陈设等外观装饰形式来营造环境艺术设计的外观表现。
1、“和”为贵
“和”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和”为贵是儒家美学思想最重要的核心理论之一，是中国最早形成的哲学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体现了儒家美学思想的平衡观念和内敛性格。儒家思想看待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内容实质关系的基本观点是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这一理念一直伴随民族发展至今，一直全方位影响着社会。当代环境艺术设计应呈现出折中、平衡、内敛的主体趋势，这一趋势也应成为未来环境艺术设计的主流。
2、“天地人相参”
“天地人相参”集中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相处的观念，体现了人类中心论的同时，倡导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尊重和应对态度。儒家美学思想中人化自然的理念在环境艺术设计中长期存在，不仅在过去有其辉煌的历史，也会在未来散发出吸引人的光彩。当代环境艺术设计是建立在人生存活动的自然环境当中，应利用自然的同时顺应自然规律，这以理念不论在当代还是未来，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内圣外王”
儒家思想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内圣外王”，这是儒家思想中提倡强大自身，影响外界的方式，是对“修齐治平”思想的延伸和设想。然而在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主要是指，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三、设计教育价值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源伟人，更是一个影响世界的教育祖师。所以儒家美学思想在中国从古至今的各个时期，对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环境艺术设计教育中影响尤为重要。
1、克制“急功近利”
对环境艺术设计从业人员思想教育，应该符合儒家思想提出的“厚积薄发”的循序渐进理念，环境艺术设计的学习和实践和其他科学一样，不能速成与复制，需要脚踏实地，稳步前进。
2、消除“见利忘义”
儒家思想至高的道德、礼教、政权要求就是两个字：“忠”和“义”。在商品社会中，环境艺术设计是通过创造科学、艺术、合理的环境，来获得劳动报酬。这使得环境艺术设计人员在专业技术上应具备相应的高度，同时在职业操守上更要保持高要求。
3、塑造“职业精神”
儒家美学思想创造出中国的儒雅高尚“士”阶层、日本的忠勇忍义“武士”阶层、韩国的“贤人”阶层。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人员教育中，儒家思想强调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在思想上要有独立的人格、踏实的作风、诚信的态度和团队的合作精神。
四、结论
儒家美学思想是我国历史、民族心理的重要投影和重要潜流。在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对未来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设计理念、设计风格、对外影响和传播以及环境艺术设计教育等体现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作者:颜文明 单位: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杨志刚和谐社会与构建现代礼仪之邦[C].见:朱贻庭主编.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学林出版社，2005.
[2]姜林祥薛君度儒学与社会现代化[C].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3]汤常鸣儒家文化对我国当代环境艺术设计的三个价值[J]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
[4]梁思成建筑文萃[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5]李海清中国建筑现代转型[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
第2篇：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范文
[关键词]新儒学；女性；视角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267-01
一、新儒学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作为数千年传统的礼仪之邦，数百年来，国人以“融会”、“容纳”为满足，停留于发现中西文明在表面上的所谓“相似”，亦步亦趋、以投机取巧地模仿为得意，实则了中华传统的革故鼎新精神。
人们似乎很少意识到，这其实不是中华传统的思维方式，而恰恰是堕入“二元对立”的陷阱思维。因为把谈“融会”、“容纳”与谈差别作为势不两立的对垒，其中只有一种谈“融会”、“容纳”才是绝对地正确。这种思维定式之所以流行，之所以时髦，其原因是由于它是单向的、简单的、不费力的，不用多做更深更复杂思考。学理和逻辑恰恰告诉我们，真正要搞“融合”的、搞“容纳”的，你不去认识“差别”、不去对照、不去讲“不同”，所谓“融合”、“容纳”，不过是白说而已。
不知“差别”为何物，是无从晓得“相似”为何物的。弄懂差别才能真正认识表面上的所谓“相似”；所谓“相似”，不应当是在“我们都是人类、所以都一样”这样简单前提条件下的想当然而出的结论。如果这样的说法成立，就不需要学术了。大象的腿与兔子的腿都叫做腿，都是动物，但只是表面上、抽象意义地“相似”，而在本质上、结构上却是天壤之般差异。所以新儒学要通过中西文明的比照，要发现差别，大讲结构性差别；当然，认识差别、讲结构差别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态度上、方法上去对“融会”和“容纳”的努力。
二、女性创新角度看“新儒学”
儒学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与日俱新，这一切都意味着：新儒学必须将视野有效地延伸至中西两种文明比照的宽阔视野。
由于数百年来中国文明传统的叙述严重受到西方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和叙述话语的影响，使得中国人如果不开始进行中西两种文明的比照视野的拓展，不知己知彼地实现对中西两种文明重大结构性的差异深刻理解，我们就无法意识到在今日世界格局中自己的位置，就不能看清自己的处境和角色；而要看清眼前的局，要明辨眼前的道路，要有文明的自觉、自信和朝向自强的方向，首当其冲的一步，是要弄懂中西两种文明重大结构性的差异。因此从女性的角度看新儒学，创新是具必然性和自然性的，不是刻意性的。不应该是人为的、为创新而创新，而应该是如不创新，就不堪称“儒学”。其中之关键，就是所谓创新是否符合儒学和中华文化传统结构。新儒学犹如女性，有着柔弱的一面，但是懦弱不是儒家，儒者眼里不揉沙；要有斗争精神。儒家倡导的不是一团和气的和谐。
21世纪的今天恰好为我们这样做准备了成熟的条件：第一，有人类世界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触，为文明之间的对话带来了空前的契机；第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曙光在即，中国的物质能力已经成为中国在文化上开步的支撑；第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越来越使得她不能不展开对世界审视的眼光，一改内向自勉的旧性格。儒家思想传统是开放的，不是保守的，张开双臂拥抱世界是儒家思想的内在逻辑。今天，也只有途径中西两大文明比照所达到对二者结构性差异的深刻认识而产生对中华文化的自觉、自信、坚定、图强。
三、现代新儒学的新路径
21世纪的时代不再是处在现代，而是处在后现代。现在的形势才是我们等到的使得儒学传统再次光大、传承和创新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中华的文化英雄老子和孔子，堪称西方后现代思想意识的人物。是这样的西方思想传统发生变化的现实和西方私人资本全球化经济的每况愈下与衰落，让儒学和中华文化面临了空前未有的光大、传承、创新的历史契机。
创新是具必然性和自然性的，不是刻意性的。不应该是人为的、为创新而创新，而应该是如不创新，就不堪称“新儒学”。其中之关键，就是所谓创新是否符合儒学和中华文化传统结构。
第3篇：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范文
关键词：儒商 精神 嬗变 儒家
引言
儒商积极倡导以儒家理念去经商，大力强调以儒家宣扬的诚信仁义等伦理道德作为商业经营的基本指导理念，由此形成了具有浓厚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儒商精神。儒商精神是市场竞争法则所促成，体现着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保障商业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目前，商业领域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欺诈之风日盛，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的不正当竞争时常发生，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商业经营秩序，市场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在商业道德普遍滑坡的情况下，儒商精神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探讨。积极倡导弘扬儒商精神，大力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儒商精神的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成为时代和社会的迫切要求。然而，怎样界定“儒商精神”？儒商精神起源于何时？其涵义历代有无变化？这些都是必须首先要明确的重要理论问题，值得进行深入探讨。所以，为了对儒商精神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界定，必须从归纳、梳理史料中追根溯源，对儒商精神进行客观的历史考察。大致而言，儒商精神的嬗变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孕育滥觞期、发展形成期、西化转型期、现代重塑期。
孕育滥觞期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文化创新和发展处于一个百家争鸣的鼎盛阶段，儒家学说应时而生，并和商业经营内在地融合起来。初步形成的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活动的逐步结合，催生了一批名垂千古、被后世奉为楷模的儒商，如子贡、范蠡、白圭等。他们进行商业经营的主导理念都在较大程度上溶入了儒家的思想学说，能够取利不忘义、周急济贫，具有智、勇、仁、强、信等基本商业素质和伦理道德规范，强调商德乃“万利之本”，反对巧取豪夺、坑蒙拐骗，从而为后世儒商提出了许多经典的经营之道，初步规定了应当遵循的伦理准则、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由此开创了注重以德经商、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
这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儒家学说的创立和儒商的出现，儒商精神开始在商业经营中被倡导。不过，当时儒家思想和商品经济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二者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及其影响的范围程度还较为有限，所以儒商精神还处于孕育滥觞的萌芽时期。
发展形成期
（一）潜在发展
自秦统一中国，由汉至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正统主流思想，其先义后利观被极端化为重义轻（贱）利论，此时儒者被视为道德高尚、博学多才的君子，而商人则被视为唯利是图、道德卑下的小人，“重农抑商”的理念被奉为金科玉律，统治者大力奉行抑商政策，商人的经营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和打击。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儒”与“商”几乎成为两个截然对立的范畴，难以较为顺利地相互融合，儒商失去了正常存在的客观生态环境，只能在夹缝中缓慢生长，儒商精神也由此进入了一段艰难曲折的潜在发展时期。
（二）逐步形成
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由此人们的轻商思想日趋淡化，重商意识开始兴起，儒士已开始重商，商人也明显地表现出好儒倾向，相互之间的转变和融合逐步变得普遍，同时朝廷的抑商政策也在逐步放松，由此儒商开始逐步崛起。在此情况下，社会上涌现出一批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儒商，他们在商业经营活动过程中力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主张以德为商，不仅讲究诚信无欺、货真价实，而且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追求义利兼得，同时急公好义、热心公益，能够仗义疏财、乐善好施，“人有急难，倾财救之”，此外他们还非常注重以和为贵、团结互助，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互助会和行会的大量出现。唐宋商人在商业经营活动中积极倡导儒家道德规范和伦理准
，为儒商精神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从而儒商精神开始逐步形成。
（三）成熟兴盛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儒商”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壮大鼎盛期。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明清儒商，将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用来指导商业经营活动，把儒家仁义作为立身之本，遵循以义制利、诚信无欺、公平守信、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等一系列商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从而树立了与儒家道德价值观相符合的经商理念，实现了儒与商的沟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商精神。这些基本规定在明清以前的大部分儒商中是难以达到的，而明清儒商则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明清儒商从形式上看是“儒而从商”、“贾而好儒”、“亦儒亦商”，从实质上看则是“用儒意以通积聚之理”，“以儒学饰贾事”，实现了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法则在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方面的高度统一和有机结合。由此可见，随着明清儒商的日益发展壮大，儒商精神亦愈呈现成熟兴盛的态势，不仅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而且得到大力的倡导和宣扬，被广泛地融入到商业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明清儒商的精神气质和风貌，从而提高了其整体素质，使其商业经营活动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西化转型期
以后，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随着儒商的近代转化，儒商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近代儒商精神。
近代儒商传承了儒家文化精神，强调以儒经商，用儒家思想进行企业管理，更为凸显重道德、重和谐的经营理念，构筑了以儒家理念为核心的企业精神。根据时展和经济现实的客观需要，近代儒商又对传统儒商精神想进行了合理扬弃，赋予了一些新的思想内涵。例如，在作为儒商精神核心的义利观方面，由传统儒商精神的“先义后利”或“重义轻利”，转变为了“义利并重”、“义利统一”；在诚信方面，由依靠传统道德维系的伦理信用观，进步到“重合同，守信用”的契约信用观，突出了法制意识，使商品交换行为建立在更规范、更可靠的正式制度基础上；在终极目标方面，强调“经世济民”的价值追求，把商业活动与民族救亡、富国强兵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自己的商业利益和民族利益、国家的整体利益相统一，充分体现了崇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 更为重要的是，近代儒商对西方商业精神也由鄙视、排斥、抵触转向有条件的正视、相容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借鉴和运用了西方科学的商业经营管理理念，从而把传统儒商精神和西方商业精神进行了相互融合，使儒商精神添加了近代化的因素，初步具备了作为科学商业精神的应有特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代儒商精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扎根于中华大地，而且开始冲出国门，从中国走向了世界，在海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尤其对中国港台、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的各国商人和海外华裔商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见，转入近代，儒商精神进入了一个西化转型期。在继承传统儒商精神的前提下，将其与西方商业经营意识相融合，从而构建一种适应近代商品经济要求的儒商精神，成为近代儒商精神发展的基本方向。近代儒商精神虽然是在传统儒商精神的基础上转型而来，二者之间具有自然继承的某些明显痕迹，但它已经突破和超越了仅仅作为经验和习惯的传统儒商精神，实现了传统儒商精神的升华和自我改造，从而把儒商精神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基本上反映了儒商精神在近代商品经济条件下所具有的时代特征。
现代重塑期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儒商群体开始形成并逐步壮大兴盛起来。他们深入挖掘了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吸收了其合理内核，并自觉地将其渗透到自己的商业经营活动之中，积极倡导以仁为本、以和为贵、以义取利、诚实守信、自强图新、勤俭廉洁等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大力宣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勤勉敬业的职业精神、人本主义的管理理念、重群克己的合作意识、热心公益的仁爱精神、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严格遵循节俭寡欲的自律准则、以义驭利的经营原则、诚信为本的行为规范。以上商业经营原则和指导思想，都成为现代儒商精神的重要内容。
此外，现代儒商十分注重吸取西方现代商业经营管理思想的精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儒家思想和西方商业精神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他们所具有的和平竞争、
共谋发展的共赢意识，顾客第一、服务至上的营销观，趋时应变、科学决策的经营观、以和济争的善意竞争意识以及标新立异的创新精神等，充分显示出了一种全新的儒商精神，构成了现代儒商精神所独特内涵。
这一时期，儒商精神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进一步走向世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商人、海外华侨商人，扬弃了旧有儒商精神的缺陷，规避了西方商业精神的弊端，将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活动进行了更加完美的融合，提出了与现代市场经济法则相统一的现代儒商精神。尤其是，近年来，儒商精神在欧美一些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人们普遍认可，从而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儒商精神正逐步实现全球化，形成一种世界性儒商精神。1994年国际儒商学会的成立和首届世界儒商大会的召开，就是这一阶段开始的显著标志。21世纪的儒商精神，应是具有世界性的儒商精神。
由此可见，随着现代儒商群体的壮大兴盛，儒商精神也进入了革新重塑期，开始由传统形态进一步向现代形态转变，在传承、革新、转型等一系列重大过程上进行了自我演进与发展，在扬弃传统儒商精神的基础上，又在一定程度上融汇了西方商业精神的有效成分，更加之以现代科学理性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从而实现了儒商精神的升华，形成了一整套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富有较强包容性、继承性和鲜明创新性、时代性特质的现代儒商精神，即新儒商精神。
结论
儒家思想在商业经营活动之中的成功运用，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商精神。儒商精神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它在儒商长期的商品经营实践过程中从萌芽到逐渐形成，又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交互作用下，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社会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演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和品质特征，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由于儒家思想和商业经营活动的互相沟通、结合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儒商精神跨越历史的隧道，随着儒家思想、商品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演变，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大致说来，儒商精神经历了先秦的孕育滥觞、秦汉的潜在发展、唐宋的逐步形成，清末至民国时期又开始了西化转型，而在“二战”以后，儒商精神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扬弃和优化，实现了现代重塑。儒商精神的变迁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更是由市场竞争法则所促成，体现着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商业经营获得成功的思想保障。在每一次转变过程中，儒商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完善和优化。儒商精神的合理内核，在今天仍充盈着活跃的生命力，对现代商业经营活动具有积极的理论借鉴价值和实践指导作用。当代商人应当大力倡导和弘扬儒商精神，努力塑造良好的人格形象，以提高社会地位和名誉声望。只有这样，商业经营才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在市场交易活动中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实力和明显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张大红.儒商伦理与现代中国企业家精神[d].湖南师范大学，2003
2.尹砥廷.论儒商[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第4篇：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范文
关于汉字延续数千年的原因性：“如果我们消除汉字，用拼音取代汉字的拼写，中文和中华民族将不复存在。”。汉字实际上是中国文化遗产和文化发展的载体。自古以来，它就被铸造在中华文明人和华夏后裔的血液和生活中。汉字隐藏着中国人的民族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这种独特的符号体系沉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内涵。汉字伴随着中国文明发展的每一步，中国人提供了思想交流，许多汉字还浓缩了中国人的生活经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汉字有着悠久的历史，芳华是永久的，吸引着我们去探索和解读它，探索它在过去5000年中的持久活力和民族凝聚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魅力，在朝代的变迁中感受它，寻找它的灿烂光芒。
。从甲骨文到青铜器，从铭文到小篆，从草书到楷书，从现在起，我们离不开对中国象形文字的解读和运用。汉字可以分为现代人物和古代人物。这个分水岭的特点是汉代汉字的官方变化。此外“汉字”这个名字也是在汉朝确定的。从那时起，所有华夏的孩子和孙子孙女听到这个词都会情不自禁地涌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六书》中汉字的形成也源于象形文字。对许慎《说文解字》中许多人物的解读不仅是人物的意义，而且为我们理解先秦社会文化提供了一条途径。因此，汉字的表意文字特点使汉字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可读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汉字逐渐发展为表意拼音文字，但汉字的注释往往是暂时借用的，因为汉字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汉字的大多数单词或语素是单音节的。随着现代汉语双音节文字的发展，汉字的单音节意义和双音节意义变化不大。第二，汉字是重字，不怕读音的差异。在汉字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几千年来汉字的物理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方言对同一个汉字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但并不影响词义的统一。即使在
对传统文本的理解中，某些方言的发音也会比现代汉语更接近古代的发音。例如，“濯如芙蕖出绿波”一句中的绿色单词读作“鲁”（曲声）。不同的发音并不影响人们对诗歌的理解和感受。中国幅员辽阔，方言发音千差万别，但它能写出同样的单词。我们可以直接阅读不同方言地区的文献，了解甲骨文、二十四部历史、唐宋诗和明清小说。汉字受西方拼音文字的影响。等人创造了拼音方案，根据国际拼音字母表和拉丁字母拼音拼写汉字，并在将汉字转换为音节字符方面毫不动摇。拼音有很好的辅助帮助作用人们最好拼写汉字的声音。
（2）方形汉字
继
对秦朝的《书同文字》的政治规范，以及汉代对《隶变》的统一和简化之后，汉字走向了蓬勃发展的道路。汉字的结构不是单一的左右式，而是从左到右、上到下、内到外的多种方式。甲骨文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我们仍然可以直接解读日本、山、雨、天和家庭的文字。经过碑文、巴文、隶书、楷书的演变，汉字的图形特征已变为直线，但汉字广场文字的特征逐渐增强，汉字笔画更加严谨，侧面部件更加固定和紧凑。在汉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刻字和碑文，从产生到成熟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但在我们的生活中仍然十分普遍。不用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象征“舞动的北京”借用了中国印章和书法的表达形式，这不仅是一个运动员的形象，也是汉字“文本”的字体。这张图片来自夏洛克·秦朝的小篆书。自现代汉字简化方案实施以来，省略了多余的组件笔划，极大地提高了汉字的普遍性和认受性，改善了汉字难以记忆和书写的缺点，更多的底层人士学会了阅读汉字，为中国的扫盲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汉字广场汉字的平衡、对称和完整性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汉字的发展和定型中。
汉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字体已经成为今天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书法。同时，在汉民族和中国文化中也形成了对中文文字的崇拜。书法家王羲之被誉为书圣、颜真卿、柳公权、赵孟和畹鹊鹊氖樘逡恢北煌的电源？六艺中的“书”是汉字的书写能力。由于广场人物笔直、性格稳定的特点，中华民族追求正直、忠诚、和平稳定的生活与汉字广场人物的特点密不可分。因此，汉字方格的独特魅力不仅是汉字的特点，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人的精神内核。
。无论在哪个时期，在社会动荡和外来民族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人都以不屈不挠的毅力坚守自己的文化初衷，吸收和容纳外来文化，体现文化的包容性。在元朝、蒙古和民族统治中国，满族在清朝统治中国。当时，蒙古语和满族语并没有成为共同语言。统治者积极倡导学习中国文化，儒家思想一脉相承。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百家争鸣，到汉代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到唐宋以后以四书五经为重要内容的科举制度，以及现代汉学的兴起。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中国文化对学者的重要性以及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历代的风风雨雨孕育了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也创造了延续数千年的较为成熟的汉字发展形式。然而，由于音节的攻击，现代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文字的大国和文化的影响，如中日本强行推行日语学习在，汉字吸收了其中的一些文字，形成了一个新的汉字，这使得汉字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汉字和中华民族是血肉相连的。中华文化的延续性为汉字的不断成长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基础和成长环境。汉字为中华文化的延续和民族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汉字已经成为维系全球华人的主要纽带。历史上的帝王们一直没有找到，但他们统治世界的政治思想为中华文化和汉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统一包含两个重要基础：统一的意识形态和统一的领土。今天，“统一民族战线”仍然是中国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秦朝嬴政统一了世界，建立了秦朝。卡尔与书同文同轨的政治制度对后世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秦朝以来统一的政治和思想体系导致了汉字的统一和规范化发展。在强大的官制驱动下，汉字不断演变出适应时展的字体形式。从宫廷贵族的祭坛到平民百姓的生活，在汉字的帮助下，许多贫穷的儒家学者可以从政，展示自己的雄心壮志，报效国家。作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和大一统深深地印在我们国家的生活中。统治世界的国王和普通民众都是希望国家领土统一和稳定生活的政治理想。统一的政治统治也促进了汉语向前发展的趋势回顾过去，开拓未来。夏商周的著作可以通过甲骨文来证实。当王子们争夺霸权时，同一个词在不同的附庸国之间被写得不同。秦始皇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后，书籍和文字的政治手段促进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为了简化汉字，李斯创造了一种新的字体小篆，将汉字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随着秦朝的，汉武帝建立的西汉王朝走上了历史舞台，将文本确立为“汉字”，儒家思想确立为统治思想。离书使汉字从古代汉字发展到现代汉字，奠定了汉字的书写形式和审美意义。北魏政权建立后，围脖楷体更接近成熟的汉字系统。唐朝气度恢宏、政治开放、草书、行书、楷书等书法字体繁盛流传至今。可以看出，汉字的每一次重大演变都是建立在统一的政治制度基础上的。中国领土的封闭和稳定也是建立统一帝国的基本条件。这也反映了汉字随着一个统一国家的发展而逐渐丰富，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和思想中独立成长并趋于成熟。统一的政治思想是历经五千年沧桑的汉字的生命力，也是汉字长期发展的动力源泉。
。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等其他古代文明早已灭绝。汉字和中国一样，经历了风雨的洗礼，变得更加生机勃勃。中华文明与汉语保持着连续的联系，深深扎根于于华夏儿童的血液中。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汉字之一。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等字体在历史文化长河中熠熠生辉。汉字经历了这些字体的演变和朝代的更迭，仍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这背后的原因是离不开汉字的核心，包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汉字不仅是文字符号，而且代表着中华的历史和文化。对铜刻文字和碑林石碑文字的解读，都反映了中国人重视传承的人格特征。我们的祖先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他们用这种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场景再现给后代，将自己的精神文化留给后代。汉字在古代历史上经历了佛教文化的巨大影响。面对如此强大的思想和文字碰撞，中国人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继承汉字的发展，吸收外来文化文字的内容。“一刹那”和“蒂芙尼早餐”等词是汉字从梵语文字吸收并转换成汉字的词。古代中国的权力意识继续延续到，汉字也随着古代中国的繁荣而延续。外来字对汉字的影响不大。汉字不仅存在于文人的书画生活中，也存在于汉字。春节贴对联，清明祭祖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传统的节日祭祀仪式、诗歌和赋都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字崇拜意识。他们已经融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汉字的发展历史悠久。从贾湖遗址到几千年的沧桑，汉字依然以崭新的姿态在世界汉字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芒。从最初的象形文字到今天的抽象符号字符。汉字的发展与中华文明形成了一条连续的直线。汉字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是因为汉字是一个稳定的表意文字。从外部原因来看，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也一直延续到今天没有过错。中国文化与汉字是血肉相连、相辅相成的。《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与地域的统一，为历代汉字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汉字的出现的基础上不断成熟。中国在古代是世界大国。汉字可以继续保持中国的实力直到今天。中国人民非常重视历史传承和传统节日，将汉字融入每个中国人的生活。汉字史与中华文明史有着深刻的关系。分析这些原因，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汉字及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和国力。
引用了
第5篇：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范文
关键词： 文化交往 文化差异 地理环境 社会历史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同国家、民族人们的文化交往日益增加，这种趋势对我们增加对外国文化的理解与认识是件好事。但同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接触的是来自陌生文化和地区，思维习惯、精神信仰和行为方式与我们全然不同的人，在与之交流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文化冲突现象。如果你有一个外国朋友夸奖你说：“You are so beautiful today.”你谦虚一下说：“Where，where.”那你的朋友一定会一头雾水。这种由于不了解双方文化背景造成的跨文化交际误解，简直不胜枚举。作为东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中美两国的文化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中美文化的差异
1.中国文化
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明古国。华夏民族上下五千年，长江、黄河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古老文明，形成了神秘而质朴的东方文化，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体系，深深植根于儒家、道家等诸子百家的精神思想之中。中国古老文化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存在与意识的各个方面，至善至美，带有一种醇厚朴实的文化底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天人浑然的世界观、自强不息的进取观、和谐统一的家庭观、天下大同的价值观和崇礼重德的伦理观，它的特点是内敛沉稳、平静温和。中国传统价值观强调一个人的价值体现为个人对社会的奉献，个人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社会和国家负责。就像顾炎武所说：“位卑未敢忘忧国。”中国人普遍强调集体主义，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仅是集体的一部分，服从服务于整体。中国传统文化大体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克己复礼，后来发展成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简言之，就是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特别当人与人交往时，必然受到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的制约，否则就是失礼，不被社会接受。中国文化代代相传，对现代人们的生活有着深远影响。例如，见面打招呼，晚辈见到长辈、下级见到上级时要主动，以表示尊重。与人交谈时，职位高或年长者常是谈话的主导方，另一方则要举止大方、谦卑有礼。
2.美国文化
与中国文化相比，历史相对较短的美国文化是一个受到英国、法国等众多文化影响的多元文化，其文化特性受到英国殖民文化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很多民族移民文化的影响，具有极强的包容性。美国社会是相对自由开放的社会，其国民有高度热忱，希望通过奋斗实现个人目标与价值，即“美国梦”的文化特征十分显著。此外，美国文化特性中还存在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美国价值观念的核心，它的产生有其思想和现实来源，渗透到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个人主义的推崇和奉行，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也是其精华所在。当然，它对美国社会发展是有利的。美国人认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力。因此，在美国，不同辈分、不同职位的人没有差别。美国人的生活和思想领域都透漏着平等观念，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娱乐、法律、政治等无不体现着平等思想，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关系无不受这种观念的制约。在美国文化中，人与人交往时较少生硬拘礼，熟人相见，不论身份、地位、年龄、资历等，一律以平等的“你好”或者握手表示问候。
二、中美文化存在差异的原因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形成初期都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换句话说，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繁衍、生息的客观条件，是历史文明发展的依托。不同地理环境塑造不同的地域文化，如气候、地理位置等自然环境给文化发展提供最初的可能框架。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受到政治、经济等历史因素的影响，文化具有时代性、继承性和创新性。
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长江流域，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其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和整体性与生产方式的固定性，决定了中国文化注重集体主义，而不提倡个人表现。其历史文化传统强调群体意识，注重互帮互助、相互扶持，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同时，中国是一个注重传统的社会，几千年来，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统治地位，从始皇帝的大一统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宋明理学，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秩序，需要利用伦理之说来教导人们忠于君主、谨守礼数，以巩固其政治根基，维持社会秩序。传统思想观念延续至今，被大家接受，形成了集体意识，规范着人们的道德行为。儒家文化的影响一直占据主导，儒家伦理讲究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这是造成中国文化中等级观念较强的最终原因。
美国文化则为临海的商业文化，古希腊、古罗马是这种文化的发源地。众多的岛屿、土地纵横交错，交通往来不便，整体性很难形成。所以强调充分发挥个人作用，类似于今天的美国文化注重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指个人的价值、个人的自由、个人的自主、个人的独立。美国深受基督教义的影响，有着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充分享受个人的权力与自由。美国文化从一开始就继承了欧洲古典文化，而这恰恰是西方思想的传统产物。最早追溯到英国议会向国王提出的权力请愿书，后来，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出“天赋人权”的理论。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布：“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美国文化强调平等，因而等级观念淡薄。
三、结语
历史告诉我们，一切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往，其中必然存在文化差异，有文化差异就会造成交际障碍。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多种文化相互斗争、融合、发展的过程。随着全球化发展，要了解西方社会，就必须熟悉西方文化，了解差异的根源，加强理解与包容，争取、共同发展。因此，了解中美文化的差异，不单单有助于中美文化交流，还有助于我们和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往来。文化交际帮助我们把本民族文化置于全球环境中，进行多方面对比，不但可以传播与弘扬优秀中华文化传统，而且可以学习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促进世界文化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徐小丹.跨文化交际中的非言语交际[M].黑龙江：黑龙江社会科学，2004.
[2]杨云.美国“个人主义文化”研究[M].重庆：重庆工学院学报，2008.
第6篇：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范文
关键词：儒家文化；创造力；积极影响；消极影响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1-0090-02
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现实的活动，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的。创造力不仅仅体现了人的思维特性，而且在行动中彰显。作为中华文化中主流的儒家文化与创造力之间在功能上的关系是很值得探讨的；儒家文化的“基因”如何一步一步地成就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而后又导致了后期的落后挨打的局面也是令人深思的。
一、创造力的理解
什么是创造力？德国的海纳特在《创造力》一书中认为，“从词源上来看，创造力是在原先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创造出新的东西”[1]14。这个定义基本体现出了创造力的实质，但是却没有展现其具体的内容。《辞海》中对创造力的解释是：“对已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进行科学的加工和创新，产生新概念、新知识、新思想的能力。大体上由感知力、记忆力、思考力、想象力四种能力所构成。”[2]517笔者认为《辞海》给出的定义是比较确切具体的。
二、儒家文化对创造力的积极影响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能够“屹立”千年而不曾中断，这其中的原因想必大多数人并不知晓。国学大师梁漱溟就曾指出：“中国文化在其绵长的寿命中，后一大段（后两千余年）殆不复有何改变与进步，似显示其自身内部具有高度之妥协性、调和性，已臻于文化成熟之大成者。”[3]8的确，正是儒家文化的早熟，成就了其历史的“不衰”。这种早熟，是理性的早熟，使中国人过早地认识到“和”的重要性。即使“人各有志”，也可以“和而不同”。“和”的思想为形成“大一统”的文化倾向奠定了文化基础；因为，统一而不能做到和而不同，必定会再次迅速分裂。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一统的时间要长于分裂的时间，而统一是稳定的前提。此外，儒家文化提倡人伦、尊崇礼乐；这些被后来的儒家逐渐发展成伦理纲常，更进一步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如此，稳定的社会环境就为发展创造力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稳定的社会环境首先有利于物质生产，有了物质生产的顺利进行，在此基础上的生产经验的总结才有可能。总结、改进生产技术，创造、发明生产工具，如此便成就了中国历史上长达千年而遥遥领先的物质文明。“四大发明”最能体现中国古代的创造力了。
物质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基本生活，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样以后人们才有相对更多的闲暇时间去从事艺术创作。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正体现了中国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
儒家文化是极具包容性的文化。古人常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即便开始是敌人，最终也可能被我同化，成为我们的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管其他民族的文化如何入侵，儒家文化始终能够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内核，为我所用，不断充实自己。不同的文化碰撞交融，对于知识的分享与传播，对于智力的开发都是很有益的，当然也是有益于创造力的。比如：儒家就融合了佛家和道家的某些精神，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提升了儒家的文化内涵与境界，难道这里没有创造吗？此外，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有别于印度“大乘佛教”而和儒家一样入世的“小乘佛教”，这也是包容文化创造力的体现。在这样理性、成熟、包容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在天文、地理、文学创作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以说不胜枚举。
常言道：“此一时，彼一时”，到了清朝末年以后儒家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已经无能为力了。这说明潜伏在儒家文化内部的某些消极作用已经显现，并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国落后西方，所以才有百年的屈辱历史。
三、儒家文化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一）“仁”“义”“中庸”的理念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爱人。继续对孔子“仁”的思想进一步发挥，孟子提出了，人之初性本善的认识论。渐渐地，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德性修养，都以正人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对人对事，人们强调“三省吾身”，常常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生矛盾习惯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总是向外苛求他人。这种仁的理念有益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但过于关注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减对自然的关注，对外在的追问。长久以往，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把握能力就会停止不前，也就会限制创造力的发挥。
所谓“义”可以理解为韦伯那里的“价值理性”，那么“利”即是“工具理性”。儒家文化更关注“价值理性”，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因此我们没有那么功利，所以在改造自然的魄力上，没有西方那么彻底，外在的创造力也就受到了制约。工具理性把人当成手段，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总是考虑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也最能激发人的创造力。
“中庸之道”，就是为人处世不偏不倚，明白事情总是过犹不及。这种处世方法某种程度上把握了自然的本质。可是如此的处世方式很容易产生对知识的不求甚解。这种态度不能把对知识的渴望发挥到极致，容易把好奇心给抹杀了。果真，不走极端、不敢追问，如何能有更多新的发现。殊不知正是“极端”才产生了德国哲学的辉煌，尤其是近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大部分都出自德国；因为德国人只要一谈问题就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甚至常常无穷地追问到本体论的层面。由此可见德国人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着与认真。文化基因一旦如此这般，就会在方方面面体现出它的影响。比如：德国人在制造技术上的精益求精终于成就了德国的高端制造的世界性地位。德国的这种在制造上面的创造力想必国人无人不知。与之相反，国人却总是偏爱“差不多”的中庸思想，正是如此我们在制造业上的创造力才很难彰显。
“中庸”的理念直接产物就是“谦虚”。当谦虚成为美德同时也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个性不张。不张的个性很难产生怀疑精神，而怀疑精神是破除迷信的关键。要知道“不破不立”，创造就是“立”，没有怀疑精神去“破”，哪有创造的“立”。而事实上，儒家文化到后期甚至形成了“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提倡“三从四德”，更是限制了人的个性和创造力的发展。
（二）家庭伦理与耕读方式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从西周建立分封制的宗族国家之后，家族在整个封建社会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单位。国法、家规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同等的作用，可以说并行不悖。钱穆先生认为：家族制度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柱石。就连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也曾断言：“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是家庭孝敬。”[4]65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是家国不分的。但是，在家庭中讲求的伦理过于强调远近亲疏。这样的家的概念，就必然预示着某种程度的“闭关锁国”，所谓“家丑不外扬”，便是此理。中国自古以来，很多经验、技巧都是家传的，几乎不外传。这很不利于技术、知识的保存、推广与创造，最终导致很多技术、文化成果失传：神医华佗的重要的医学著作《青囊书》已经失传，诸葛亮的“车水马龙”也难以复原，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我国是典型的以农耕为主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以来占据主导地位。自古以来重农抑商，认为农业是本业，而商业是末业。这样长此以往就限制形成广阔的统一大市场；到后期又闭关锁国，因此海外市场也没有了。没有广泛的市场交换也就阻碍人们信息的充分交流。要知道信息是知识的基础，知识是创造力的源泉之一。更重要的是，即使像四大发明这样的技术产生了，如果没有向外拓展的市场需求的诱导也很难有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创新。比如指南针西方用于航海，而我们用于“风水”；西方用火药研制武器，而我们却只会制作鞭炮。
说到读书，中国人自古读的是圣贤之书，学的是孔孟之道。之所以读这些书主要是为了巩固统治以及维护社会的稳定。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讲的多是如何“做人”的学问，关注人际社会而不太精通自然学问。人际关系是研究透了，所以人们精于世故人情，可是对自然科学的了解却是大大不足。为了在科举中夺得头筹，大部分最优秀的人才，投身于世故的旧思想、旧学问，可以说浪费了大批的最优秀人力资源，极大地减少了最具创造力的主体。在考试的内容上多是“本本主义”，并不太注重实践的知识，甚至鄙视劳动实践。因为儒家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注重实践，创造力谈何容易。
（三）儒家文化的思维模式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是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黑格尔的话似乎是在批评贬低孔子[5]119。但是，他所指出的内容无疑是对的。西方哲学思考喜欢用概念、知性范畴、逻辑来阐述分析问题；中国哲学理解、分析问题凭借的是直观的生命体验而非逻辑。儒家的这种思维方式往往能够直达知识本身。可是，没有理智的分析过程，这种知识就只能靠人的悟性了，中国文化早熟也正体现在此。这种早熟早期有优势，但是到后期便成了劣势。要知道没有逻辑的演进过程，直接一步登天，虽然快，但毕竟不稳。就像盖房子，没有稳固的根基作为基础，自然是不能稳固的。所以，尽管开始我们成就非凡，到后来就一败涂地了。西方人虽然晚熟，可是在坚实的逻辑分析基础之上终于建立了现代科学，人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利用。从此“分析科学”战胜了综合的理性，中国渐渐开始落后西方了。
“风水轮流转”，虽然西方文化在创造力方面，在近现代表现出暂时的优势。但是，西方文化那种内在的“冲突”“异己”的特性终究不能取带崇尚和谐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在不久的将来必定再次显现其在创造力方面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德]海纳特.创造力[M].陈钢林，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
[2]夏征农.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第7篇：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范文
我们所访问的伊利诺大学，几乎可以说是坐落在森林中的一所大学。学校没有围墙，与周围的社区，完全融合起来。我们去的时候，恰好赶上一年一度的社区民众与戏剧系联合举行的盛大Party。美国人骨子里昂扬的激情，从大块的牛肉，溅起的酒水，绚丽的舞台，狂欢的人群，可窥一斑。社区的民众发言时，皆简短而且风度翩翩，艺术在这里，真正地融入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点滴。我们这一群拘谨的中国人混在其中，也不免“放肆”起来，对着陌生人微笑招呼，或者戴上奇怪面具，在相机前留下灿烂影像。
伊利诺大学所坐落的厄本那・香槟双子城，第一眼见到，就让人流连忘返。基本上，少见高层的楼房，大多数都在四五层左右，所以视线可以毫不费力地抵达让人内心宁静的尖顶的教堂。双子城很少会堵车，即便是在上班的高峰期。行人走在路上，车会主动避让，等人穿过马路之后，才缓缓启动。而可爱的小松鼠，从不会惧怕路人，它们与人类一样，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人走过去逗引它，它也会回头好奇地看你一眼。墓地坐落在城市中央的大片草地上，上面开满了鲜花，植满了树木。双子城的人们，生前活在森林之中，去世后，依然停留在这片艺术的土地上。
相对来说，这里的车子、房子和墓地，比较便宜。所以即便是很普通的，年薪在5万美金以内的老师，也能在双子城买得起一栋二层楼的小别墅，而伊利诺大学的学生们，更是幸福，路两边的许多二层小别墅，便是他们的宿舍。小小的阳台上，都有一个秋千和一个摇椅，楼梯旁的大树上，有时还会挂上一两个微笑的布娃娃，它们在秋天的阳光里，犹如这个城市明净的心，闪烁着光芒；就连屋檐上薄雾一样的蛛丝，都在银杏金黄色的叶子映衬之下，变得异常的美丽动人。银发的老人牵手走在落满树叶的安静的路上，狗狗不紧不慢地跟随其后，鸽子飞过古老的建筑，世界是寂静的。
这是一个多种肤色汇聚的国度，也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国度。商店的货架上，倒是少见“美国制造”，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印度制造”或者“泰国制造”。一不小心，给国内朋友买到的礼物，就可能是国产货。除了纺织品、塑料制品、皮具，就连美国旅游景点的纪念品，都是“中国制造”。
第8篇：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范文
[关键词]供应链管理;协同;企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1673―0461(2010)09―0040―04
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强,面对变化无常、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以及顾客需求多样化与个性化、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必须通过供应链管理获取竞争优势。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里斯多夫认为,“市场上只有供应链而没有企业”,“真正的竞争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而供应链协同被认为是最现实的供应链实践,在国外广受重视,但是我国企业的供应链协同管理现状却并不令人满意,除企业发展历史不长及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不足外,还受制于中国传统企业管理文化的深层影响。为此,特针对我国的供应链协同管理现状,结合儒家文化与现代商业,分析我国企业管理文化的局限,并提出今后实施供应链协同管理中应注意的文化方面的问题。
一、供应链协同管理基本思想及其文化内涵
供应链协同(supply chain collaboration,SCC)是供应链相关企业为了提高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而作出的彼此协调和相互努力,是供应链管理的崭新的和最为现实的模式,同时也是供应链业务流程顺畅连续的一种连接方式,更有效地利用和管理资源的一种手段。
(一)供应链协同管理基本思想
与传统的企业管理对比,现代供应链协同管理体现了以下几个基本思想:
1.系统观念:在组织层面,超越了以往的“合作一竞争”状态,不再孤立地看待各个企业及部门,而是考虑所有相关的内外联系体即供应商、制造商、销售商等,把整个供应链视作有机联系的整体;并以共同目标作为各个企业的目标,将产品与服务的最终消费者对成本、质量和服务等方面的要求当作供应链中所有参与者共同的绩效目标。
2.新型的企业合作关系:企业仔细地选择业务伙伴,减少供应商数目,变过去企业间的敌对关系为紧密合作的业务伙伴,这种新型关系主要体现在共同解决问题与信息共享等方面,前者比如供应商和顾客参与产品设计和质量改进,后者意味着有关库存水平、长期计划、进度计划及设计调整等关键数据在供应链中保持透明。
3.信息共享:在信息层面,将伙伴成员间的信息系统紧密地集成在一起,实现了数据的实时流通和信息共享,使伙伴间能更快、更好地彼此开展协作,响应对方的需求和变化。
4.同步决策:在业务层面,整合了企业间的业务流程,使得各个合作环节的业务对接更加紧密,流程更加通畅,资源利用更加有效。
(二)供应链协同管理包含的文化内涵
美国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管理以文化为转移,并且受社会、传统与习俗的支配。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管理理论、群体意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核心是企业的理念与价值观,其次是行为规范、制度、企业形象和品牌等。供应链协同管理有三个支撑体系,组织结构支撑体系(实现组织转型,建立面向流程的供应链管理组织)、人力资源支撑体系(人力资源知识化,群体互补)以及文化支撑体系(文化定位及文化整合),其中文化支撑体系深深地影响了供应链管理的实施,它要求企业之间的信任、诚信和规则。从企业文化的角度来看,成功地实施供应链协同管理,需要具备以下的文化内涵:
1.整体观念:传统的企业都是以自我中心,以单一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供应链协同环境下的企业,强调的是整个供应链上的效率最大化,要求最大限度的减少相互之间的消耗与浪费。从局部最优到整体最优的文化转变过程,导致的最终结果是所有节点企业实现共赢。
2.信任观念:合作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供应链成本和获取竞争优势,因此企业之间必须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以维持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主要的信任关系有合同信任关系,在供应商管理库存及信息的共享机制方面非常重要。
3.文化相容和整合:供应链由多个企业组成,存在文化差异,因此首先要承认、尊重彼此的差异,同时发挥核心企业的企业文化对非核心企业的辐射作用和品牌效应,实施文化重构,即通过不同的企业文化理念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相互促进,逐步实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供应链企业之间、管理人员之间文化的融合,进而形成各节点企业都认同的并且具有该供应链鲜明特色的供应链文化。
二、儒家文化与现代商业
中国企业的管理文化背景,主要以儒家文化为主,近年借鉴了一些西方的管理文化。自从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思想吸收“法”、“墨”、“道”诸家的思想,形成了中华主干传统文化,如我们所熟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遗产,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和行为取向,从而影响人们的市场行为和消费行为,并推动现代商业发展的商业文化的构建。因此,儒家思想的精髓对于现代商业的发展及企业管理文化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仁者爱人:以满足顾客的价值需求为核心。儒家文化是一套以“仁”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哲学,在孔子看来,“仁”是一切道德关系的根源和发端,它涵盖了忠、恕、礼、恭、敬、勇等世俗道德的全部内容。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传统的满足客户需求的理念。
2.义利合一:强调现代商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即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要“义利两全”,就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道德秩序,以保证供应链顺利持续地发展。如果企业或供应链只顾追求私利而谋害消费者、社会的利益,那么市场经济将成为一团乱麻,秩序混乱,供应链运行就没有一个和谐的经营交换环境,也就无法拥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
3.和为贵:现代商业的协调与合作。儒家文化中的“和为贵”体现了现代商业协调与合作的思想,正如《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对现代商业领域的供应链管理来说,“和而不同”意味着商业企业与上下游相关企业进行合作、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不是无目的、无原则的随意联合,而是基于各自不同的核心竞争优势的基础之上的分工与合作,建立伙伴关系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核心优势,通过积极寻求彼此双方在产品开发、制造、销售渠道上的互补性,优势相长,风险共担,共创协同效应,达到供应链整体效益最优的目的。
4.“人治”与法制结合:重视商业规制政策。儒家文化十分重视礼治与法治,在商业领域,发展现代商业必须有完善的商业规制政策作依托,
健全和完善商业法规与商业政策,同时又有人性化管理,符合商业管理中在柔性管理范畴内引入硬性管理理念的趋势,是现代商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三、国内供应链协同管理现状及实施障碍
(一)我国企业的供应链协同管理现状
近年来,我国部分企业已逐渐认识到实施供应链协同管理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并开始应用协同管理思想对其供应链管理模式进行改进,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很多企业比以往更加重视供应链合作关系。但与跨国企业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真正在一些地区已经起步并快速发展的,一是中外合资与外商独资企业,他们在中国建立的企业只不过是全球企业的一部分,他们有完善的供应链管理体系与运作模式,二是一些较早跨入现代物流领域的生产与商贸企业,如家电行业中的海尔、海外运输行业中的中远物流、连锁行业中的百联、IT行业中的联想、汽车生产行业中的上海大众等。
美国埃森哲著名供应链专家罗伯特・伊斯顿曾在2003年发表了“中国供应链的现状与发展”一文,他指出:“同其它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一直受到这样一些问题的困扰:基础设施薄弱、分销体系零散混乱、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缺乏第三方能力、现金流与应收账款方面存在问题、法规落后过时或限制性太大。这些情况意味着,中国现在还缺乏有效的供应链。要改善,需要时日。”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供应链协同的许多方面并没有明显进展。
何明珂教授在《2004年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管理报告》中的调查结果表明,国内制造业总体供应链管理水平较低,主要表现在:订单完成率比较令人满意,但按时交货率尚需提高,只有89.6%;供应链反应能力良莠不齐,整体水平较低,从收到订单到组织生产平均需要14天;产成品存货比例偏高,目前的平均产成品库存占销售量的比例为20%,这一方面造成了较高的供应链管理成本,另一方面,高比例的库存规模意味着低效率的资金周转,从而使得供应链的整体成本较高;供应链衔接不畅,物流停滞时间长,世界级的供应链要求达到无缝化链结,但是我国现在的供应链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
(二)我国实施协同管理的主要障碍
从协同管理实施现状来看,虽然有一定进展,而且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一定的供应链协同观念,但用于现代商业中,还是存在不少困难。主要的障碍体现在:
1.企业的观念问题:国内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脱根于计划经济体制,有深层次的小农经济意识,强调自耕自足,所以现在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运作模式基本没有改变,大都还是热衷于纵向一体化的运作模式,而不愿意将自己的非核心业务外包,不能快速响应外界环境的变化。
2.协作障碍:企业之间的协作问题主要归结于不同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可以概括为不同观念、意识所形成的不同的群体风格,实际上中国的企业文化常常表现为一种领导者文化,因此企业文化往往各不相同,没有行业公认的文化,这增添了许多相互协调的复杂性和管理难度。
3.成员间的信任危机:我国供应链企业间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从而阻碍了合作关系的良性发展。如没有与对方长期合作的打算,迫使多个供应商相互竞争,泄露供应商机密信息,不严格履行合同,对合作企业封锁信息,以及不愿意顾客化以满足制造商的要求,没有生产与服务的柔性等。如中国汽车供应链成员间接受权力距离的程度相当高,相互信任度很低,而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合作关系又会使供应链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和谐。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信息不充分、法律体系不严格、缺乏社会制度环境以及企业文化建设落后等,其后果是造成合作双方的心理损失、经济损失、效率损失,从而降低供应链的竞争能力。
4.国际化视野不够:国内企业成立时间大多较短,比起国外的百年老店来,视野非常局限,很少具有国际化的眼界,因此难以走出国门,或以全球化的眼光来布局自己的供应链,因此大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但面临全球化、市场快速变化的今天,走出国门是必然的趋势。TCL收购阿尔卡特手机、联想收购IBM的电脑业务,以及最近的吉利收购Volvo,虽然其成功的可能性尚存疑虑,但无疑是跨出了一大步。
四、对我国企业文化的综合分析及改进策略
从以上几方面来看,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包含了许多供应链管理的思想,如满足顾客需求、强调商业协调,以及重视商业规制政策等,但实际上,中国的儒家思想在现代商业运作中尚需要修正和补充,特别是结合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文化予以完善。
(一)对我国企业管理文化的综合分析
1.没有完整的企业管理理念:中国古代思想过于博大精深,但总体上并不重视商业发展,所以没有系统的企业管理文化,只有后人进行演绎、归纳,并向西方管理思想靠拢。对一般人来说,这些思想难于消化和吸收,也难以实际操作,很难看到其优势。这无疑与儒家文化发展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如果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商业管理思想已发展成熟,用于现代管理理念无所不能,而且人人都已深受其影响,那就未免太牵强了。
2.注重私人关系: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Gordon Redding教授认为,华人不善于建立非私人的、基于契约的、平等的、正式的合作关系。因此内部管理上不擅于进行职业化管理,外部交易中不擅于与陌生人建立良好的商业关系,这都是妨碍华人建立世界一流卓越企业的精神障碍。
3.龙虫之争与伪集体主义:“一个中国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一条虫”,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合作障碍症”,体现在所谓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实际是伪集体主义,即表面上讲集体主义,骨子里行利己主义,这极大地制约了供应链协同管理中要求的战略协作伙伴精神。
4.依附感与归属感:一般认为,中国人只有依附感,没有普遍性的归属感,这使得企业决策缺乏民主和制度,政策缺乏延续性,也不利于供应链的组建和运行,往往使得供应链核心企业忽视其他参与企业的利益,让参与企业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
5.阴阳文化:中国人认同阴阳调和,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形成了国人的包容性,表现在求大同的同时尊重并包容少数的小异,但其方式上采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心态,包容一切并在包容中同化一切。因此,对于外来的新管理思想,中国文化主观上不会采取积极开放的方式去接纳和深刻地吸收。同时,中国式管理首重“道不同,不相为谋”,力求因道结合,彼此志同道合,理念相同,方能够同心协力。
(二)推动供应链协同管理实施的文化方略
1.通过供应链文化,促进企业文化建设:供应链管理思想体现了一种战略规划和战术运作的最有效模式,而且无论处于供应链上哪一个环节的企业,在发挥自己特定的角色时,都会接触到供应商、中间商的文化,这对企业之间相互学习是很难得的机会。只有对供应链企业间的各种文化进行系统融合,增强彼此之间的亲和度,才能有效消除各种文化的摩擦及由此导致的系统内耗,提高供应链协同管理的效率。
2.通过质量文化,促进供应链管理:质量文化是企业和社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与质量相关的意识、规范、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水平、行为规则等的综合,它有助于在企业中培养人员及组织的质量意识,而且也是各个企业必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制造企业通过有效的质量文化沟通,对于消除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上下游企业的文化差异,融合企业文化,促进合作关系,提高合作效率,具有十分明显的效果。
3.加强科学、合作型的企业文化建设:信任型合作关系的建立不仅需要处于委托地位的企业谨慎地选择可信任的对象,也需要人自觉地树立与宣传可信任形象,建立诚实守信的企业文化就是一种树立和传播可信任形象的重要措施。
五、展望
2009年lO月28日,《在平的世界中竞争》和《供应链管理:香港利丰集团的实践(第二版)》在北京举行了新书会。《在平的世界中竞争》由利丰集团主席冯国经、利丰集团董事总经理冯国纶以及沃顿商学院教授耶尔曼・杰瑞・温德所著,《供应链管理:香港利丰集团的实践(第二版)》由利丰研究中心所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利丰集团主席、香港国际商会主席、冯国经博士介绍了他们通过优化供应链管理如何使一家历史悠久的华资贸易公司发展成为世界顶尖商贸集团的经验。
第9篇：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范文
关键词:黑格尔 汤因比 中国文明观 评价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5-
黑格尔与汤因比作为西欧不同时代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他们对中国悠久的文明都做了考察。由于他们对中国文明基本上抱有截然相反的评价,因此考察他们的观点,对他们的观点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做出思考,对我们认识和反省自身文明,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黑格尔的中国文明观
黑格尔对中国文明的集中论述是在其晚年的演讲集《历史哲学》一书中。《历史哲学》集中地反映了黑格尔的历史观和对世界历史的看法。依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并根据当时他所看到的关于中国的资料,总体上看,他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作出了相当否定性的评价。他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素来以历史意识发达著称。做为世界上仅有的有悠久历史而且没有消亡或被征服的国家,正如黑格尔所说,“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中国自然成为黑格尔历史哲学思辩的一个事例。他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中国社会君主专制和家长制度发达,导致奴性泛滥和个人权力意识缺乏。黑格尔认为,“家庭(家族)的精神”和家长制是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家族精神和家长制从个体家庭一直贯彻到国家。把“家庭精神”推广到国家,导致“家族的基础也是宪法的基础”。这样的话,皇帝“便是大家长,国人首先必须尊敬他。……臣民的精神――他们象孩童一般不敢越出家族的伦理原则,也不能够自行取得独立的和公民的自由――使全体成为一个帝国,它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约法,是道德的,同时又是完全不含诗意的――就是理智的、没有自由的‘理性’和‘想象’”。
看来,黑格尔早在200年前已经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家国同构”。这种同构,实质上表明中国还是个“自然国家”,也就是国家的发展还不充分,中国“是从家长制的自然整体中产生的、内部还没有分裂的、实体性的世界观,尘世政府就是神权政治,统治者也就是高级僧侣或上帝……个别人格在这庄严的整体中毫无权利”。
从现代观点看,国家,社会和家庭是绝然不同的领域,而把国家“家庭化”,导致民众的普遍“未成人化”,导致大大小的统治者阶层或官僚阶层,以家长自居,即所谓的“父母官”,使他们只有权力和独断意志;相反,民众只有服从和义务,而没有权利和自由,因为他们是国家这个“大家庭”中的“孩子”。“中国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
第二,中国民族精神中缺乏深刻的理性和精神,也缺乏精神的本质――自由。在黑格尔看来,中国“显著的特色就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概都离他们很远”。这里以科学为例。“各种科学……它们可缺少主观性的自由园地,和那种把科学当作一种理论研究而的确可以成为科学的兴趣。这儿没有一种自由的、理想的、精神的王国。能够成为科学的,仅仅属于经验的性质,而且是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专门适应国家和个人的需要”。
第三,中国是一个长期停滞的国家。虽然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属于世界历史的“幼年时期”,虽然中国历史长久持续地存在着,但数千年来,并没有任何的进展,是一个长期停滞的国家,“可以称为仅仅属于空间的国家――成为非历史的历史,例如中国”。
二、汤因比的中国文明观
汤因比是西方当代最有争议的“思辨历史哲学”代表人之一,其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体现在他的煌煌巨著《历史研究》中。他吸收了斯宾格勒提出的“文明形态史观”,并加以改造和发展。汤因比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对人类近6000年的历史发展中,先后出现的26个形态的文明(如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以中国文明为主体的远东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等)做了考察。在通过对不同文明的兴衰史的研究中,他提出了颇有影响的文明“挑战-应战说”。在《历史研究》中,他认为中国文明同样也经历着发生兴盛和衰落的过程。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现存的文明,除了西方文明外,其他文明如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的分支如俄罗斯文明等,要么处于垂死挣扎中,要么处于被西方文明同化的过程中。
这种中国文明观在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汤因比晚年发生了转变。在其晚年出版的作品,如《汤因比论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汤因比对其它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希望从中国这个悠久文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从而可以对西方文明进行一定程度的“纠偏”。比如他说,“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世界的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的唯一道路,在现存的各民族中,最具备这种条件的,是有着五千余年历史、形成独特思想方法的中华民族”。他晚年对中国文明总的评价是相当乐观的,具体说来如下。
第一,儒家思想。他认为儒家的关于“仁”的学说值得佩服。尽管汤因比认为墨子的“兼爱”学说更有普遍性,“仁者爱人”的思想导致儒家在政治上提倡“仁政”。儒家学说最大的优点是要求社会群体讲究道德意识,培养道德行为,并且讲究社会秩序,因此汤因比认为儒学是一种人道主义学说。另外,儒家的“中庸”和“和而不同”思想,使中国文明中有一种宽容精神,这种宽容精神也使中国文明能够排除某些文明中的极端和偏执性格,而使中国文明在包容中长久不断绝,也培养了和平共处的“世界精神”或“”天下”意识。汤因比对儒家的“天下一家”的政治哲学观尤为赞赏,认为正是这种政治哲学,可以医治西方那种以地区性民族国家为政治理想的政治哲学所带来的分裂与战争。
第二,道教和佛教思想。道家学说最核心的思想是追求“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不能过分追求物欲而使人的天性和自然得到破坏。汤因比认为,在当代日渐加剧的环境污染和地球生态危机的情况下,道家思想有两点很有现实意义,那就是鼓励人们的行为要与自然和谐统一和防止技术和管理方式的进步直接损害人与自然应建立起的平衡关系。对于佛教而言,汤因比认为,在很多方面,中国化的佛教与老庄思想极为相似,尤其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方面更是如此。另外,佛教对于道德为善的强调也中国化了,因此也与儒家的道德观有相通之处。
第三,多元、现实的合理主义。由于儒家和道家是比较理想化的思想,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中国民族形成了所谓的合理主义特质。这种合理主义讲求实际、宽容和灵活,重视现实而轻来世,不追求无谓的玄想和偏执的争斗。汤因比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比照其它亚洲诸民族而言,是最现实的合理主义。这种合理主义建立在儒释及其他思想之上,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
三、对两人中国文明观的评价
以上对两位欧洲历史哲学家的中国文明观做了概述。颇有意味的是,两位思想家对中国文明的看法几乎是截然相反的,这值得我们深思。笔者以为,两者的观点首先与他们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关系,再次,他们都有偏颇的地方,但也有合理的观点需要我们思考。
笔者认为,黑格尔写《历史哲学》的时代背景,正是欧洲启蒙时期赞美中国的气氛消退而西方文明开始扩张、高涨时期,这时期也是中国开始作为西方文明的反衬而被丑化时期,由于黑格尔具有浓厚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和狂妄的日耳曼大民族主义,再加上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很多是通过别人的陈述(他的很多看法是以明、清两朝为基础的),所以他对中国文明的看法充满武断、偏见和荒谬随。尽管如此,必须承认,黑格尔从自己的哲学体系出发,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很多看法是切中要害、是比较深刻的,他所指出的某些深层次的文化缺陷(值得忧虑的是,某些文化缺陷被当代一些所谓的新儒家或文化相对主义者重新当作精华来提倡)至今还在阻碍中国的进步,他的观点仍值得我们深思。
相比之下,20世纪的汤因比以更广阔的视野、真正站在世界多元文明的角度,打破了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局限,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提供了理论基础。他对中国文明的褒扬,和黑格尔相比有很大转变。笔者认为,汤因比的这种倾向也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西方文明由于过分工业化、追求工具理性和对自然的征服所带来的道德沦丧、宗教的迷失、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使一批思想家开始反思西方文明,并为寻找新的出路而把目光转向以前轻视的其他文明;另一方面,汤因比由于受基督教宗教思想影响很深,所以晚年思想有浓厚的神学和宗教学转向,因此,他对中国的儒道释等重视道德甚至神秘主义的文明尤为重视。我们不否认汤因比对中国文明的赞扬有合理的地方,但是我们也明显感到他的褒扬似乎有点过分,并且偏颇之处无处不在。例如,由于在汤因比的反工业化倾向,他甚至认为中国落后也是件好事,“因为落后,中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运衰微,受尽屈辱。但也因此避免了极端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所以说这是一个廉价的代价”。实际上,与其说汤因比是在褒扬中国文明,不如说是他借美化和拔高中国文明而为西方文明弊端开药方。
从这些西方思想家对中国文明的评论中,我们也看到,西方人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可能对中国的评价也会大相径庭,我们能做的就是要保持头脑清醒,不因为说自己有缺点而自卑自弃,也不因夸赞自己而洋洋得意,而是要真正认识自身文明的优劣之处,大力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明,使中华文明能够复兴并屹立于世界。正如汤因比所说:“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王造时译.历史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3]【英】汤因比,曹未风译.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4]【英】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5年版.
[5]【日】山本新.汤因比论中国传统文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