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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空泛的概念或被一些具象的事物弄得如坠云里雾里,不知其可。定位失准,就无法让企业文化发挥其自身的作用。
那么,酒类企业如何精准定位企业文化呢?为此,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有着多年企业文化研究经验的我国企业策划专家马千里。马千里说:“企业文化不是企业的根,而是企业成长的土壤。”
“我们没有找到酒文化的真正核心”
华夏酒报:企业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组织?
马千里:我常常把企业看作一个有生命的物种,就像养花种草一样管理企业。如果你是一颗草,再努力也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但你有另外的发展方式,你可以把每颗草都做茁壮,让它成为草坪,它带来的生态影响不亚于一棵大树。企业必须寻找适合自己成长的土壤,企业的土壤是什么呢?就是企业文化。一个企业倡导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土壤。
企业其实更像人,企业文化就是人的思想、观念、道德水平,这些根本因素决定了这个人的行为方式,实际上也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和人生价值。
华夏酒报:看来一个企业选择和培育什么样的企业文化确实是个大问题。我们的读者多是酒类企业,酒文化博大精深,酒企业在塑造企业文化上是不是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呢?
马千里:中国最有文化的产品就是白酒,但现在的白酒却被做得最没文化!
中国酒文化到底是什么呢?搞技术的会从白酒工艺的特点和沿革来理解,搞文学的会谈“李白斗酒诗百篇”,搞权术的会说“杯酒释兵权”……但这些只是酒文化的外延甚至是派生,而不是酒文化的核心。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酒的俗文化,比如请客送礼、聚饮酗酒,酒沦落成打通关节的必需品,酒文化成为低层次的“酒桌文化”,李白挥毫的潇洒、文君当垆的浪漫、贵妃醉酒的雅致都哪里去了?当然,这些并不全是酒企业的责任,但在研究和维护中国酒文化方面,酒企业确实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华夏酒报:我可以感觉到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情结,我对您所讲的“酒文化低俗化”的观点也有同感。但企业毕竟不是文化机构,是很实际的,更关注、倡导健康的酒文化对企业效益的影响,您能谈谈这方面的看法吗?
马千里:如果你去一个有情调的酒吧,我相信你会点一杯葡萄酒。因为只有葡萄酒才符合浪漫的情调;世界杯期间,酒吧里的啤酒卖疯,因为只有啤酒才能反应和升华球迷的激情;西方贵族聚会,白兰地是必备的酒品,因为它代表着高贵。当一种产品的文化给消费者规定了消费场景的时候,这种文化就会变成一种力量,那就是我们企业追求的“销售力”。世界杯期间,国内的酒类电视广告只有四特一种白酒,但不用调查也知道,四特不会因为这支广告在当时提升任何销量。
这些有着鲜明文化特征的酒都是外来酒,我们最有文化的白酒恰恰缺乏的就是这种产生销售力的文化。有人说,即便是现在,也有“无白不成席”的说法,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更多的场合,白酒正被其他酒品所替代,可怕的是白酒并不能在这个时候向消费者提供强有力的选择白酒的理由!别的不说,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结婚的时候喝的交杯酒还是白酒,现在的交杯酒就是在农村也必须是红酒了。不是我们的白酒不浪漫,而是我们现在把白酒做得不浪漫了。现在白酒概念的多元化是市场活跃的表现,但同时也是对主流白酒文化的干扰。任何文化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主要的是我们的主流白酒文化多年的不作为,正是酒文化低俗化加速的主要原因。
华夏酒报:如果酒企业认识到文化是销售力的话,就会有维护酒文化的动力。
马千里:确实是这样。现在成功的酒企业恰恰是在发挥酒文化的销售力。比如店小二酒,正是那种诙谐、和气的小平民形象给它赢得了市场;酒鬼酒桀骜不逊、追求个性的文人气质,捕获了一个大的消费群体。这些成功其实都是文化作为销售力的印证。
目前,大品牌白酒也在发挥着酒文化的销售力。茅台、五粮液、剑南春这些大品牌尽管有各自的文化诉求,但根子上还是追求高贵。但这种追求其实是对中国酒文化的无意识延续,而不是有意识地强化,至少不是从中国酒文化角度有意识地强化。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看市场实际表现,如果这些大品牌酒真的代表了高贵,那么为什么还能够在国宴上被红酒轻易替代呢?再进一步讲,为什么不能进入西方国家那些需要体现高贵的场合呢?
中国白酒具有白兰地的高贵品质,也具有葡萄酒的浪漫情怀,还具有啤酒的激情个性,但正是因为它什么都能够代表,反而什么也代表得不那么完整。而我们的酒企业又没有在这方面下足够的功夫,这正是我说“现在的中国酒最没文化”的原因。这不能怪我们的酒企业,因为关于中国酒文化的研究、提炼工作并不深入,一直围绕着酒文化的外延和派生打转,进入不了实质,怎么可能真正利用酒文化产生销售力呢?
华夏酒报:其实这涉及到白酒和洋酒竞争话题,您觉得白酒是不是应该从酒文化角度和洋酒进行竞争呢?
马千里:葡萄酒、白兰地、啤酒已经对白酒产生了很大冲击,这个冲击的实质就是文化上的冲击,也就是说,酒类竞争已经上升到文化竞争的层面了。与外来酒种相比,中国白酒所拥有的文化显得特别深厚,这么深厚的酒文化更应该成为中国白酒无可比拟的市场销售力,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议的。
也正因为中国酒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使得酒文化的研究、提炼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如果我们找不到中国酒文化的核心,中国酒文化的销售力就不可能发挥出来。我们可以看到,白酒也在进军国际市场,但再大的品牌在做这件事的时候都显得反常的低调,为什么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对自己是不是把握住了中国酒文化的核心缺乏信心。
“中国酒文化的实质是儒家文化”
华夏酒报:您说的“白酒被做得最没文化”,其实是说白酒还没有能够真正发挥酒文化的优势。而要发挥中国酒文化的优势就应该先进行酒文化核心的提炼,我现在非常想知道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
马千里:谈不上研究,我愿意谈谈我的一点心得。我觉得在酒文化核心的判别标准上首先要有个明确的认识,否则我们将无法判断到底哪些因素是中国酒文化的核心。企业文化并不是务虚,就是因为企业文化可以对企业行为、员工行为产生无形的引导和约束,使得企业向着企业文化倡导的方向前进,这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管理”。那么酒文化也应该有这个特征,具备这个特征的酒文化因素才可能是酒文化的核心。
那些听起来很精彩的酒故事、酒传说,还有酒工艺、酒具等都是酒文化的内容,但这些并不具备指导人的思维和行为的作用,也不具备多大的销售力,所以不是酒文化的核心。我觉得中国酒文化核心最大的一个要素就是“礼”和“德”。
酒礼突出体现在古代酒宴上,其中一些礼仪、礼节延续至今。如,中国大部分地区还保留“三巡”的习惯,无论待客还是朋友小聚,首先是要通喝三杯,然后再来些别的花样,这是一种不成文但力量强大的礼仪;还有敬酒,晚辈或下级在碰杯的时候,酒杯要低于对方,以示尊敬;与饮酒相关联的,比如酒桌新上的每一道菜都要首先转到主位等等,这些其实都体现了酒文化的礼仪要素。而这些要素的重复、强化最终会对人在生活中的思维和行为产生影响。酒桌的长幼有序、以敬为礼既是中国文化的体现,反过来也是对中国文化的强化。
当然,其他酒种比如红酒也很讲究礼仪,但白酒在中国人心目中“礼”的地位和作用是异常牢固和强大的,比如,我们搞祭孔大典,是绝对不可能替代为啤酒、葡萄酒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招待客人也是要向客人推荐白酒,以表示尊重。但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套话,往往主客双方在稍微交流后就很容易替代为其他的酒种了。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白酒并没有很好地延续和强化“酒礼”这个文化核心要素。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注定了中国“礼”的特殊性,中国的礼其实已经成为不成文的道德规范,是一个具有国家管理功能的体系,并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国古代主管国子监或太学的教育行政长官就叫“祭酒”,可见古人对酒和文化、教育的关系的理解。“祭酒”所传播的不是单纯的礼,而是通过礼来传播“德”———这就是中国酒文化核心中的核心。中国酒文化既是“德”的完整体现,也同时起到对“德”的强大传播作用。这个“德”我们可以暂时简单理解为中华民族所有优秀的品德。有了这层意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中国酒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以及中国酒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酒其实已经成为中国人道德、思想、文化独一无二的综合载体,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这么强大文化功能的产品了。
华夏酒报:中国酒文化是以“德”为核心的,“礼”是酒对“德”的体现,可以这么理解吗?
马千里:可以。“礼”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酒所承载的文化是很丰富的。对中国人而言,白酒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载体,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同时会发现,中国酒文化中的“德”和“礼”正是儒家哲学的核心要素,也就是说,白酒其实一直承担着儒家哲学的载体的作用。中国白酒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传播者,中国酒文化的实质就是儒家文化。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
可能有人会反驳我的观点,说儒家创始人是孔子,而中国酒的产生却远在孔子之前。其实,我们并不能够说因为儒家创始人是孔子,那么儒家思想就起源于孔子。早在孔子之前的周朝就已经有了儒家思想,或者称为朴素的儒家思想,孔子是一个完善者和推行者。自从朴素的儒家思想产生的那一刻起,酒就被选为“形象代言人”了。从此,德和礼等中国政治、文化思想就开始反映在酒文化上,成为酒德和酒礼。自然万物的运行规则为“道”,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为“德”,而孔子把“德”的推行又具体化为“礼”,这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哲学,也是中国酒文化的“基因组”。当代,中国酒文化正在走向多元化,新的白酒品牌更加丰富了中国酒文化的内涵,这是酒文化发展到今天体现出来的新特征。但其实质是不会改变的,除非中国人彻底放弃了儒家思想。而实际上,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要用儒家文化打造中国酒”
华夏酒报:白酒的确是一种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产品,但怎么做才能把中国酒文化转换成销售力呢?
马千里:其实,目前很多酒企在对企业文化的认识上,还处于对企业文化外延部分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企业文娱活动、企业内刊、几条标语和视觉形象设计上,并没有抓住企业文化的精髓。要把中国酒文化转化成销售力,首要前提有两个,一是对中国酒文化的认识;二是企业对企业文化的作用的理解,以及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操作能力。
往往在具体企业中,企业文化和产品文化并不是一个概念。比如麦当劳的产品文化是激情、自由,但他们的企业文化却是精细、严谨。因为企业文化影响的重心是企业内部,重在企业管理,产生的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产品文化影响的重心是市场,重在企业经营,产生的是产品销售力。对象不一样,诉求内容就不一样。在实际操作中,企业文化和产品文化未必能够达成相互的作用。对企业而言,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在实际操作中实现企业文化和产品文化的高度一致,而中国白酒正有这样的先天条件。
中国白酒企业,可以提炼、塑造自己的企业文化,形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理念的企业文化。同时也可以顺应中国酒本身的儒家文化的特点,来塑造产品文化。另外,白酒的风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倡导的人生境界相吻合,都讲究温和敦厚。儒家思想的国际影响日益增加,这个大环境也是中国酒走向世界的契机。
而白酒的文化,必然是中国文化。谁最能代表中国文化,无论大家如何争议,目前最好的选择只有儒家文化。不仅在国内儒家文化是几千年的积淀,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国际角度认同中国的,也是儒家文化最为鲜明。所以,用儒家文化来打造中国酒企业,用儒家文化来打造中国酒,对内对外都是最理想的选择。
华夏酒报:中国酒确实有很多与儒家文化想对应的方面,白酒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具有可操作性,也具有可预见的市场力度。但要把儒家文化作为企业文化该怎样操作,又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马千里:企业文化建设是一个企业管理体系,我不赞成所有中国企业都导入儒家思想的企业文化,但在中国这个大氛围里,企业文化必然不能与儒家文化相违背。实际上,在有所成就的企业中,都能从“仁、义、礼、智、信”五个字中找到对应的成功要素。无论中外企业,违背了这五个字很难说有成功的机会。像国外企业的瑕疵产品召回政策,就显示出极大的企业诚信。可以说,失败的企业各有各的原因,但成功都是相似的。
企业文化不是万能的,甚至单独的企业文化是不具备直接的销售影响的。企业文化只有成为指导行为的准则,形成企业文化指导下的企业管理经营模式,通过员工认同、企业制度、所有企业行为才能发挥其作用。并且,企业文化作用的发挥,最终将使得企业成为一部具有高速独立运转能力的机器,既具有自身的发展能动性,又具有强大的自我复制性。不仅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如此,任何优秀的企业文化都具备这样的功能。
“鲁酒完全可以凭文化代表中国酒”
华夏酒报:中国白酒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儒家思想的发祥地在齐鲁大地,所以,鲁酒就具备了一种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可是,鲁酒近年来的发展为什么一直不景气呢?
马千里:山东有很多名酒,兰陵、孔府家、景芝景阳春、扳倒井等等组成了很有特色的鲁酒群体。我们还会发现鲁酒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善于挖掘历史文化的概念,但鲁酒对历史文化的挖掘仅仅局限在名字上,而没有真正发挥这些文化的真正作用。比如孔府家,本来是很好的品牌题材,但在品牌塑造上恰恰偏离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优势。“孔府家酒,叫人想家”,这样的诉求重点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特色,也没有和齐鲁大地的文化相结合,名为“孔府”,却对这个概念表现出漠视,这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这一现象不是孔府家所独有,“兰陵酒好喝不上头”、“难舍最后一滴,景芝景阳春”、“饮不尽的豪爽———扳倒井”,都是放弃文化优势的做法。
当然,品牌概念可以有无限的选择,但都必须有根有据。如果把这个概念定位成追求目标,那就必须有相应的手段。否则,这些概念就成为空中楼阁,与自己的产品实际上是缺乏足够关联。
我们可以做个测试,把不同品牌的“广告词”互相换位,看是什么效果。比如“难舍最后一滴,孔府家酒”、“饮不尽的豪爽———景芝景阳春”,有什么不同吗?也就是说,强加给自己的所谓“特色”其实并不存在。而我们看川酒的品牌概念,“唐时宫廷酒,盛世剑南春”、“滴滴岁月酒,悠悠沱牌情”,反而在切实地挖掘自己独有的历史文化,这些概念就成为其他品牌不可替代的了。
这一总体现象反映出鲁酒自身的深层次问题,说不客气一点,鲁酒其实还徘徊在低层次的经营上。鲁酒的振兴在于发掘鲁酒的历史文化,而鲁酒在这方面有着比川酒更为实在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华夏酒报:如果鲁酒能够按您的文化战略来管理经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前景呢?
马千里:鲁酒完全可以成为“中国酒”的代表,成为走向世界并被世界所认可的“中国酒”。企业之间的竞争最终是企业文化的竞争,产品的竞争最终也是产品文化的竞争。鲁酒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底蕴却是其他地方的白酒所无法比拟的,也就是说,一旦中国酒的竞争态势上升到文化竞争的阶段,鲁酒的文化优势将产生爆炸式的市场效果,国内市场是这样,国际市场更是这样。
关键词:古代;儒家思想;思想政治教育
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不仅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文明也源远流长,这些都凝聚着劳动人民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演变也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的社会或社会团体通过一定的道德规范、思想准则、行为标准来对人们的日常行为和生活进行控制和约束。在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一直以来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而存在。儒家思想一直以来在封建统治中占居主体地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则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其中对伦理纲常教育、道德教育以及政治思想灌输等方面较为注重,统治者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从而达到维护自身统治的目的。
一、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演变
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以道德教育为主,以儒家文化和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结合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和历史能够发现,中国的古代人性格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较大,当然这也与封建社会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比如“德治”和“法治”,都是封建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的封建统治而提出的,“德治”是让被统治者从思想上接受统治者的统治,还要求在行动上服从于统治者,“法治”则是以通过法律、命令等的手段使得被统治者听从统治者的安排,酷刑就是“法治”的产物,若是被统治者不能从内心真正认可并接受统治者的统治,容易造成两者相对立的情况,将“德治”和“法治”相结合,则能够达到一定的统治效果。
1.起源于原始社会
随着人类的出现,原始社会应运而生,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那时资源十分匮乏,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在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生产活动和生产分配方式,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主,自给自足的经济占主体地位,随着生产条件的发展,集体生产被个体生产所取代,出现了私有制。原始社会时期通过社会规范来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原始社会时期政治性较弱,在物质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采用精神奖励的方式去进行分配。部落首领或氏族首领较多的是以思想道德教育为主,因为没有文字,所依靠的就是绘图、岩画、肢体语言以及口耳相传等。
2.发展于奴隶社会
公元前2027年夏朝建立,部落之间形成统一的社会,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更加完善成熟,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奴隶主为了维护自身内部的统治,通过德政、礼制等手段使得奴隶服从于他们的统治,并制定法律和酷刑来约束奴隶的自身行为,借助来迷惑奴隶。在这一时期,已经基本有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雏形,夏、商时代正式出现伦理、道德教育
。3.繁荣于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的出现,标志着奴隶社会的全面瓦解,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儒家思想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基础,依托儒家思想,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思想理论体系,其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站在个人立场上思索家、国、天下的统一关系,以国家利益为探究主体去思考个人理想的实现问题。孔子所宣扬“君权神授”理论,有利于统治阶级实现自身的统治,体现出了儒家思想和统治阶级利益相契合。
4.完善于封建社会
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天下,建立秦王朝,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封建社会。国家完成了大一统,秦始皇开始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并统一单位、钱币等等,这些在全国推行统一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条件。汉代董仲舒对儒家思想做了新的诠释和解读,形成“新儒学”思想,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儒家思想正式成为全国的统一思想,成为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工具和手段。儒家思想贯穿于封建的专制统治,与封建专制统治相融合,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统治者又为儒家思想的确立和施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现将教育内容简要介绍如下:
1.以人性的角度去论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站在人性的角度,进行道德教育。由于对人性认识的不同,导致道德教育的不同。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认为人性本善,儒家思想中:“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实际上就提出了人们一生下来就是善良的,指出了人的后天差异在于“习”,在于后天的学习和教化。以荀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认为人性本恶,认为人是自私的个体,只有通过道德教育才能够改变这样的本性。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提出了“道法自然”学说,认为人性无本善、本恶之分,只有通过后天的发展教育,才能形成性善和性恶。
2.以礼乐为基础,仁义为核心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
礼乐是指礼仪规范和音乐舞蹈,仁义是指仁爱和正义,董仲舒将仁义作为人发展的最高道德准则,礼乐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仁义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礼乐与仁义相辅相成,其中“礼”讲究差异,“乐”讲究和同,“克己复礼”是孔子的政治理想,“仁者爱人”是他的思想核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他所提倡的人与人交往的行为准则。“礼”反映出了等级差异和社会地位,是外在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仁”既是一种审美理念,又是一种社会理想,是人的内在精神状态,强调自我约束性。
3.以形成高尚的理想人格为思想政治教育目的
其中人格教育主要是以培养君子和圣人的品质为主,“君子不妄动,动必有道;君子不徒语,语必有理;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君子不虚行,行必有正”,以上指出了君子所应该具有的品质。经过不断完善,儒家所塑造的“圣人”具有了以下品质:拥有圣明的智慧,明万物之理,集孝、悌、忠、义、直、礼、信、谦、勇等美德于一身[1]。儒家思想认为君子和圣人都应该是人格高尚,道德品行兼具的人,要重义轻利,做到有理想、有志向,胸中坦荡,待人和善宽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要求做到自强不息。既要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又要能够维护封建统治。
4.加强自身修养,提高道德水平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之一主要是个体的自身修养,不仅要依靠于外部的约束力,而且要提高自我认识,其中孔子“内圣外王”体现了道德与政治的统一。“内圣”从道德层面,强调个人通过一定的教育途径使自己的人格达到圣贤,做到“修身”,并借助一定的教育方法成为一名有道德、有品行、有德行的人。“外王”则要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慎独”以自我反省为基础,强调个人品德的修养,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要求具有一定的自觉性。在教育方面,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要侧重于人的内在认识,要有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意识,做到知行结合,以行为本,不仅如此,还要看教育对象是否对接受教育存在学习的自觉性,循序渐进,提高自身修养,逐步在日常生活中形成有效的道德认识。
三、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由于中国古代的等级划分、社会条件、以及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大体分为以下三种:
1.封建统治者灌输法
灌输历来是统治者为维护政治统治而普遍采用的手段,如汉代的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用这种灌输方式来顺应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宋代确立“三纲五常”纵横结构的政治伦理体系,更是把灌输思想发展到顶峰,故有人在评价此影响时,称其为“关键是很抓思想的灌输和行为的训练环节”[2]。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对伦理道德有着较高的关注度,但是仅仅从道德的教化方面来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还不够,还要依靠法律等强制手段来约束受教育者的个人行为。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与其专制的政治制度相匹配,其教育方法理所当然会带有强制性[3]。学校教育作为统治者灌输教育的主要载体,并将德育放在首位,课堂中以灌输“三纲五常”为主,为教化本性,使之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养,强制驯化,强制灌输,将封建伦理道德、礼仪等行为规范,寓于各项规定中,用以规范民众言行。
2.社会教育法
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占主体地位,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推崇的一种形式,它能增加教育者,比较快速地解决问题[4]。其中,学校教育是社会教育最好的环境,在家庭、学校、社会共同的教育下,有利于受教育者塑造理想的人格,通过已经拥有“君子”品质的人现身说教或感化,来激励受教育者去追求更高的道德水平,接受更多的道德教育。教育者通过以身作则来树立榜样示范作用,从而起到社会教育的功效。
3.自我内化法
中华文化对伦理道德较为重视,但是单从外界环境是不能完全起到教育作用的,所以还要从自身出发,完善人格。“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就强调了自我内化的重要性,通过自我反思、自我反省、自我督促等方式,达到约束自身行为的目的。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可以自觉用社会道德规范约束个人行为,并且用统治阶级制定的标准来约束个人行为,通过自我道德教育,形成统一的道德规范准则。
参考文献:
[1]祖嘉合.儒家道德教育方法对现代道德教育的启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5,(12).
[2]中国教育家评传(第二卷)〔M〕1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12480.
[3]谭凤娥.论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4,17(1):30—34.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儒家文化
在2014年5月4日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的讲话上提出:“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生是青年群体的主要力量,“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事关民族兴衰和国家前途。”由此可见,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义重大。
核心价值观是特定社会群体判断社会事务时依据的是非标准和遵循的行为准则。清华大学学院欧阳军喜教授认为“核心价值观能否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共识,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核心价值观本身是否符合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是否植根于传统文化,是否体现民族特性;二是核心价值观本身是否科学先进,是否顺应了世界潮流,是否反映了本民族的前进方向。”党的十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二十四字”表达形式,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在具体要求的指引之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作重新审视。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倡导血亲人伦、修身立德、理性入世。其中心思想包括礼、义、智、信、忠、孝、廉,思想核心为“仁”。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凝结中华民族文明的精神内核。
一、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看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流与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源流。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西汉以来,儒家经学以强势之姿成为主流的文化意识形态。不论是皇权统治还是民间维系社会都以儒家经学作为价值标准。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发展驱动力。必须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必须根植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土壤,必须是对中国优秀价值理念的概括和提升。
二、以儒家文化丰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内容
儒家文化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源远流长。国家所提倡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表述。“文明”、“和谐”、“公正”、“友善”等既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一)以“入世”、“求实”之道坚定大学生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教育
纵观中国历史,从先秦诸子百家到程朱理学,都在强调一种信仰的追求。特别是儒家强调“入世”,强调个人理想要以政治信仰为背景,而个人理想的实现要和国家社会的诉求一致。儒家文化是一种非宗教而胜于宗教的文化力量,它对于理想信念的无限追求从没有停息过。这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的“信仰”、“信念”的教育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以“乐观”、“鼎新”之义丰富大学生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
“民族精神是指各民族历史地形成的体现民族生存发展规律,反映民族根本性格,具有普遍渗透力的全民族的主体意识和主导精神”。“时代精神是每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中华民族在抗争与发展的过程中早已形成了统一的民族认知。这种以爱国为基础的民族认知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和民族自信的来源。在继承先秦儒家思想的同时,中华民族不断结合时代特征,吸取外来文化的优秀特质形成新的思想体现了时代特征的精髓。
(三)以“修身”、“仁爱”之礼深入大学生道德修养和行为准则教育
道德修养是个人自觉地将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转变为个人道德品质的内在过程,是长期形成的道德情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大学生的道德品质。我国自古以来长期重视道德修养对于个人、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重要意义。儒家文化更以“仁”为核心,提出德政的主张和礼乐的教化方法,建立了一套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深深的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轨迹。
三、以儒家文化增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吸引力
教育效果通常通过“显性教育”和“隐形教育”共同作用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在显性教育方面除加强思想政治课教育之外,也可以整合多种公共课程和选修课程,如大学语文、中外文学名著鉴赏、社交礼仪等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堂教育形势。在隐性教育方面儒家文化在第二课堂层面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打破理论灌输式教育模式,以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学生活动大力提倡社会志愿服务。这种包含“文明”、“和谐”、“友善”内涵的践行活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到实际行动之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三方面的共同努力。儒家文化重视环境对于人影响,建立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是儒家传播文化主要目的之一。大学生最常接触的“环境”就是校园,而先进的校园文化正是提高道德修养的有益环境。家是儒家最主要的归宿,作为载体把文化、思想、礼仪、教育都最实际地落实下去。每一个大学生都出自一个家庭,将来也必将组成属于自己新的家庭。这是儒家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意义。
参考文献
[1] 黄蓉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想信念是核心[J].高校理论战线,2004(12).
[2] 井中雪.论政治信仰[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3] 张岂之.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源流[N].北京日报,2009-6-1.
【关键词】儒家文化思政教育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8)17-0079-01
引言
新时期,学校思政教育课应摒弃假大空的发展模式,善于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吸收养分,以更加丰富的教育体系不断提高其教学实效性。儒家文化蕴涵的深厚人文精神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既为思政教育课的创新发展提供机遇,也为培养新时期全面发展人才奠定了思想基础。
1.儒家文化在新时期学校思政教育中的价值
新时期是我国全民实践“中国梦”的伟大历史时期,学校作为社会建设所需各类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更应该重视和加强对学生的思政教育工作。创新思政教育工作,融入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思政教育的课程体系,是顺应新时期课改要求,加大教改力度的重要举措[1]。“知行合一、内外兼修”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对于丰富思政课程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内容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能为丰富思政教育的方法和模式注入新鲜元素,为德育工作提供新的支撑点,全面提高思政教育课对学生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强化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2.儒家文化在新时期学校思政教育中的融入路径
2.1运用儒家文化奠定学校思政教育背景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居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有效丰富,很多居民开始投身到社会公益事业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他人带去温暖和帮助,这正是“兼济天下”儒家思想的现实体现[2]。只要教师善于留意,就能从社会生活中发现大量的儒家文化教育典例,以此丰富学校思政教育背景。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普及,教师可以将一些典型的事迹加工成思政教育的PPT和视频等教学资源,运用儒家文化丰富思政教育的文化背景。教师应该根据不同的教育阶段科学选取儒家文化经典,使其符合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习深度,引发学生共鸣,培养出言行合一、德才兼备的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建设需求的新型人才。
2.2运用儒家文化丰富学校思政教育内容
儒家文化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其中的“自省”、“仁爱”、“修身”、“知行合一”等思想内容,对于丰富新时期学校思政教育内容体系具有重要作用。教师不应拘泥于教材的限制,可以根据新时期德育教育的新方向融入儒家文化经典,专门增设儒家文化的教育板块,或者将其融入到其他板块的教学内容中,为思政教育注入新鲜活力。此外,围绕新时期社会发展的一些焦点问题和学生成才的主题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思政教育讲座,将学生纳入到思政教育的学习体系中[3]。
2.3运用儒家文化创新学校思政教育模式
儒家文化从其诞生以来经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在全国各地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和人文遗迹,这些都是开展学校思政教育的有效载体。教师可以从儒家文化的传承的各种载体,如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遗迹和历史文物等,让学生在这些真实和立体的儒家文化载体面前去感受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虚怀若谷的民族情怀,利用这种丰富的体验式教学模式增强学生思政教育的获得感,提高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其次,新时期也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期,学校思政教育工作应该紧跟时展趋势,构建思政教育的互联网平台,创造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高效思政教育模式。学校可以建立专门的思政教育网站,遴选业务素质过硬的教师组成专门的网络教育团队,整合和各类优质思政教育资源,以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如“知行合一”、“内外兼修”、“仁义礼智信”等为主题制作思政教育的短片、视频等,并及时解答学生的疑问,有效丰富学校思政教育的模式。
3.結语
儒家文化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在新时期学校思政教育工作中依然能够放射出璀璨光芒。儒家文化的经典思想“知行合一”、“内外兼修”正是新时期学生欠缺的重要思想品质,提炼儒家文化的优秀内涵,完善新时期思政教育体系,既有利于打造具有特色的思政教育网络,也有利于思政教育的纵深开展。
参考文献:
[1]刘国华.儒家文化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价值与运用路径探析[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5(3):113-114.
[2]姜益琳, 何淑娟.儒家德育思想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对接路径及实效性展望[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6,15(1):28-30.
关键词: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doi:10.16083/ki.1671-1580.2017.03.043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3-0144-03
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我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其软实力――文化软实力与物质硬实力并不相称。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而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直接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高文化软实力,一方面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要注重对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主要指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孔孟之道,其基本内核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基,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源泉,儒家文化中包含有丰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和民族的主流价值观,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首先在第一个层面,儒家文化中含有丰富的“和”的思想,例如:《论语・学而》篇中有:“礼之用,和为贵。”《论语・为政第二》篇中有:“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同时,孔子也提倡建设美好的“大同”社会,如“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第二个层面,例如孔子的“有教无类”,就是提倡人人平等,“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体现了正确的利义观,不唯利是图,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在第三个层面,儒家文化中含有丰富的个人修身、正己思想,例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与社会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友善思想也是相融相通的。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民族发展与前进提供精神动力,儒家文化中包含有经久不衰的精神食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e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大家共同奋斗的坚强纽带。儒家思想以仁爱为本,以民本为用,丰富的传统道德观念,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天下为公”体现了传统忠德的责任担当意识,是促进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仁者爱人”弘扬爱人之积极情感,唤醒道德良知,提升奉献意识,使人与人之间相互为善,彼此友爱。孔子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告诉我们做事情要多依靠自己,少依靠别人,做人要有独立担当意识;从民本来说,主张民为国本、本固邦宁,希望统治者爱民、养民、富民、教民、博施于民,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古人重视精神的作用,从而不断推进民族发展与强大。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解决时代难题的重要启示,儒家文化中包含有丰富的为人处世、治国理政的思想
首先,儒家文化中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并经久适用,同时强调实践,强调实事求是,于社会生活中追寻真理。其次,对于如何为人处世也有很多经典语录,例如孔子关于做君子的要求: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闻、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告诫人们看到一种现象时要善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要善于听取不同的声音,要平易近人,言行一致,对工作要有敬业精神,有问题要多向别人请教,心中有不平事,要克制自己的情绪,在有利可图时,要想到是否合乎义,在利益面前坚守道义,不犯错误。要“敏于行而慎于言”。在治国理政方面,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此外,孔子的“中庸”“为政以德”思想及孔子的其他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包含的政治智慧、治国经验等都有益于提高治国理政能力。
二、积极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是指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是指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一)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与时代相结合,发挥借鉴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文化典籍浩如烟海。
以儒家文化为例,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很多思想、理念直至现在还有很大借鉴意义。例如孔子的教育思想、教育方式及教学组织形式等可以为现今教育提供启发,在教育理念方面,提倡“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个性化教育”;在教育方式上:采用研讨式教学,孔子的教学,很大部分是和学生、官员、学者进行对话,经常和学生一起讨论问题,包括老师问学生,学生问老师。采用启发式而不是灌输式教学,例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采用“共享式教学”,孔子在很多场合总是当众引导学生把自己的问题和感悟讲出来,对一些问题重点教授和引导讨论或让学生之间开展讨论,让大家实现知识共享。在教学组织形式方面,形式活泼,“杏坛”教学法就十分典型,师生在树荫下、山水间席地而坐就可以上课,此外,孔子在后半生经常带学生周游列国,这种游学的方式可以让学生开拓眼界,边游边学。孑L子教学注重问题、注重研讨、激发潜能、发展个性的教学特点和今天信息化时代的学习型组织有很多相似之处,对于今天的教育工作仍然有重要意义。
从此例来看,要善于挖掘和阐发传统文化精华,首先应善于总结和提炼,善于从零散的知识碎片或语录、对话、或事件描述中去总结概括;其次,要把传统文化精华与时代相结合,善于比较,找找共通之处,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基本要义是相通的,比如教育思想、教学理念等;再者,要多思考与动脑,多与他人讨论交流,尤其要加强对那些不易显现、隐藏于字面的传统文化精华进行挖掘。
(二)完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创新文化表达形式,借助大众传媒和现代传播技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本土与外来的关系。在提升文化竞争力方面,一方面要保持自身特色,另一方面要根据时代的发展特点,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畅通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渠道,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好声音。
1.根据时代的新要求,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补充、拓展和延伸
比如儒家的“重义轻利”“为政以德”思想,是根源于以皇权至上为核心的宗法等级社会制的存在,其原义是主张德治,强调道德和道德规范对调节人际或等级间利益关系的作用,但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是缺乏权利或权利平等的观念和法制保障的,理解其内涵必须加入现代的权利意识和权利平等的价值观。再比如儒家“和”的思想,是指社会中各等级之和,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和”的价值观和思想,就应对传统的“和”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鉴别和扬弃,丰富“和”的内涵,包括分配公平、司法公正等,坚决反对特权和“官本”文化,将“和”建立在人与人权利平等、人格平等的基础之上。
2.改造传统文化落后、陈旧、不合时宜的表达形式,赋予其现代表达形式
比如儒家文化中的“礼治”思想,“人无礼,无以立”“人无礼则不立,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等,今天仍然在讲“礼”,但是儒家“Y治”思想在表现形式上过于复杂繁缛,在新的时期,对于“礼”的形式一方面要适当规范和简化,恢复一些影响深远的传统礼仪制度,比如“成人礼”、传统婚礼、“祭礼”,等等;另一方面,要积极建立一些新的礼仪制度并积极推广施行,比如升降国旗仪式、烈士公祭仪式、职场礼仪、商务礼仪等等。
3.顺应互联网时代要求,把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相结合
实现传统文化的“两创”,必须把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例如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西医结合、数字书法技术、围棋人工智能等。为顺应互联网时代要求,要将“互联网+”引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努力创建以亲民、时尚,又富含文化魅力的方式更好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
(三)让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根据时代的发展进步,挖掘其当代价值,拓展其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融入生活,让人们能看到、听到、感知到,根据时代的发展进步,进行文艺作品创新、文化载体创新、营造传统文化育人环境,完善传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传承和发展。
1.创造更好的传统文化文艺作品,不断提高创作质量,努力推出优秀作品
以儒家文化为例,可以通过动漫、影视、书画等作品对孔子的教学进行情景再创造,以多样的形式对孔子思想进行深入挖掘,阐释新意,创造优秀作品。
2.积极开发文化创意产品
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旅游纪念馆等文化文物单位不仅要发挥馆藏功能,为社会提供固定的文化产品,还应积极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推出贴近社会生活、“实用”的文化创意产品。
3.丰富优秀传统文化载体
要积极结合社会重大节日,如纪念建党95周年、胜利80周年;积极结合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举办文艺晚会、讲座、开展主题创作展示活动。通过文艺形式、日常礼俗、饮食服饰等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入人们的生活。
一、仁的概述
“仁”是孔子提出的最高道德原则和道德评价标准,是儒家思想道德规范的最高准则,在《论语》中,言“仁”者五十有八章,“仁”字凡百有五见。所谓“仁”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尊重人,爱护人,礼待人,重视人的价值和主观能动性。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是其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出发点。
孔子仁的思想内容包括了十个方面:
(1)礼,礼是实行“仁”的目的。(2)孝悌,孝悌是实行“仁”的基础。(3)义,义是实行“仁”的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见利思义”《宪问》。(4)忠恕,忠恕是实行“仁”的方法。(5)知勇,知勇是实行“仁”的首要条件。孔子把知、仁、勇联系,作为必就行的三要素。(6)恭宽信敏惠,这是实行“仁”的必要条件。(7)俭、好学,这是实行“仁”的要求。(8)中庸(道),这是实行“仁”的标准和境界。(9)温(温和)、良(善良)、恭(敬)、俭(节俭)、让(谦让),这指的是温和、善良、严肃、节俭、谦逊的德行。(10)刚(刚强、果断)、毅(坚毅)、木(质朴)、纳(言语不轻易出口)、直(质直,直道而行),子曰:“刚、毅、木、纳近仁。”
二、仁的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借鉴意义
(一)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多样性
儒家文化的教育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包括六艺、四教、四书五经等。其中,四教指文、行、忠、信,这是有关政治道德的;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这是为全面培养受教育者的技能技巧而设;《诗》、《书》、《礼》、《易》、《春秋》)是为提升受教育者的文化素质而开设,并长期沿用,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称为“四书”,至此“四书五经”一直是儒家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大学生面临的升学、就业压力增大,不利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严重的甚至产生心理疾病。心理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受教育者的心理素质,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乐观点的心态和顽强的意志,以适应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孔子尤为欣赏颜回“身居陋巷,乐在其中”的豁达乐观,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强调“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向上心态;孟子认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是一个人担当重任、成就事业的必经历程。儒家文化中这种重视苦难经历的思想及其倡导的自强不息、刚毅不屈的积极进取精神,有利于增强受教育者直面挫折的自信心,培养他们拼搏进取的积极向上心态;有利于克服大学生中存在的心理问题,实现心理教育的目标。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高校的道德教育也有着丰富的内涵,如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等。儒家道德教育以“孝”为根本,“百善孝为先”是传承几千年的传统美德。“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内容都是家庭美德教育的正面素材。社会公德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应该继承并发展儒家文化推崇的诚实守信、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
“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论语?子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强调有恒心,立长志;“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博学而日参省乎己”(荀子《劝学》),强调省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言必行,行必果”(《论语?学而》),强调学思并重、诚实守信。此外,教学相长、身体力行等思想都是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二)增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和说服力
摘要:古琴在我国古代文化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文化底蕴博大精深。它源远流长不仅有众多的琴家和作品传世,更有丰富的琴论文献留存。纵览这些文献,可发现古琴艺术与儒、道、释的思想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古琴音乐的发展主要受儒家“中正平和”“温柔敦厚”、道家“顺应自然”“淡和恬淡”和佛教“调适融通”“心空寂静、其乐无喻”等思想的影响。无论从古琴的形制、古琴音乐的审美准则等方面都揭示了古琴音乐的文化内涵与哲学思想。
古琴艺术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始终占有位尊价高之地位,古琴音乐所表现出的含蓄、淡和、移情之美,是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琴,琴曲,琴家,琴文化,组成的古琴艺术从琴的产生到发展始终与中国传统文化紧紧相连在一起。在中国音乐史中的乐器领域里,古琴所承载的文化底蕴可谓得天独厚、无与伦比。在历史的进程中它作为一种乐器,也可看作是一种文化礼器,一种文化的精神。
古琴是中国文人的挚爱,历来有“士无故不撤琴瑟”这样的说法。“士”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中国琴文化的主体部分,儒、道、释是中国文人所信仰主要宗教(或哲学),其美学理念也鲜明的体现在古琴的音乐和文人的琴学理论中。
一、古琴与儒家的关系
中国的古代文人,即也是儒人,儒家思想是中国文人思想中的核心。儒家思想观念自然渗透到文人对古琴音乐的理解,可以说古琴音乐不仅是中国文人音乐的代表,也是儒家文化的音乐载体。
儒家在音乐审美方面格外强调“平和”“中和”。“平和”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元年》:“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声,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从文中可以看得出其排斥“声”、以“中声”为美的思想,由此“平和”也是儒家音乐审美中重要的审美准则,凡是能使人保持平和之心的音乐即为“中声”,否则即为“声”。 孔子将其要求的“废郑声、正雅乐” 思想注入音乐传播中,将琴曲、琴歌规范成“正乐”,又通过古琴提高道德修养达到修身以合“复礼”,他的琴艺活动奠定了古琴必习“正音”,有修养的君子必习古琴的修身准则。后人班固继承儒家《乐记》的思想,指出“琴者,禁也,所以禁止邪,正人心也。”(《白虎通》)唐代白居易诗句中的“调慢弹且缓”“调清声直韵疏迟”即是音乐“平和”、“中和”的体现。范仲淹以“清厉而静,和润而远”为“中和之道”,排斥“妙指美声,巧以相尚”等等都是文人琴家对古琴审美思想“平和”“中和”赞成的体现。
二、古琴与道家的关系
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创始人,遵循和推崇的是“道法自然”的原则,“道”即万物的根本,是自然和人类社会之母,先天地而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因而是至善至美的。在声音上的反映,就是“希声”的“大音”。以有声之乐为参照,即充分肯定了无声之乐的永恒之美。这就是道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追求一种音乐的永恒性和超脱性“大音希声”是道家主要的音乐主张。
“淡兮其无味”也是道家另一重要思想,其对琴人的音乐审美有着重要的影响。如魏晋阮籍有“道德平淡,故五声无味”,他提倡的是恬淡之乐;唐代时,“淡”开始被较多地用于形容琴乐风格,“清泠由本性,恬淡随人心”“曲淡节稀声不多”“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等诗句表明恬淡之音已被唐人作为古乐、雅乐的标志因而受到推崇。宋代真德秀在《赠萧长夫序》中也赞扬古琴“希微”“寥寥”的风格。徐上瀛则认为“琴之元音,本自淡也”“琴声淡则益有味”,并说“淡”就是要“使听之者游思缥缈,娱乐之心,不知何去”。老子“淡兮其无味”的主张还与儒家思想结合,形成“淡和”审美观,既是以儒家思想改造道家思想的结果,也是道家思想本身局限所致。
此外,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裹,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表达了诗人对琴乐的一往情深。这是一首具“旷逸”类琴心的典型诗文。竹林中独自弹琴,不为传达心情给他人,并且与豪情之长啸交替,以琴自乐,且有豪气,实甚旷远而俊逸者。在王维的另一首《酬张少府》中,也明显的在琴中寄以旷远之心:“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万事不关心,不但功名利禄已无所感,喜思哀乐也可尽弃了。任吹解衣带的松风与山月为琴心之伴,甚为潇洒而飘逸。从文人隐士的笔触中,无不透露出玄逸幽淡的空灵。某种程度上,旷逸的琴音使人达到了“无音”的境界。
从古琴的命名上来说,古琴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也不少。据清初《五知斋琴谱》中记载的中国古琴造型就有50多种。其中最常见的古琴样式有伏羲式、神农式、仲尼式、子期式、连珠式、蕉叶式、落霞式等。它们具有诗情画意的的名字“玉涧鸣泉”“万壑松风”“石上清泉”“仙人友”“天籁”“秋籁”“招仙”“涧泉”都具清幽自然之态,这也是道家思想中道法自然、淡和恬淡的具体体现。
三、古琴与佛教的关系
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之后备受大众接受,尤其受到文人的所推崇,其佛理与中国文化相互吸收、融合,并得以迅速地发展。禅宗的“顿悟说”,把禅理与琴学联系在一起。认为参禅和学琴有同样的思维方式,都须“瞥然省悟”,即顿悟,才能超越自我、蔼超越尘世,达到至境。明代的李贽则认为“声音之道可与禅通”,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学琴之径与参禅之途相通还因为“此其道盖出于丝桐之表、指授之外者”,即通过在现实生活中修道、悟道,追求无名、无际,超越万物去寻求那冥冥宇宙中永恒存在却又虚无之佛性,达到心灵之解脱,音乐也是通过有声之乐去寻求超越物质、感悟心灵与自然合而为一的奇妙人生之精神境界。
可以说“顿悟说”的出现,使很多传统文人的人生追求、审美取向、文艺创作也因此产生了重大影响和转变,最终佛教和儒、道两家三足鼎立、并驾齐驱。但就儒、道两家来说,佛教的琴学还是比较薄弱的。在众多的琴论文献中极少反映佛教思想的内容,琴曲创作也如此。与佛道有关的只有《释谈章》《普庵咒》《色空诀》《法曲献仙音》《那罗法曲》等。现存琴谱中分别有清末释空尘编撰的《枯木禅琴谱》,以及清初署名“蒋兴俦(畴)”编撰的《和文注琴谱》和《东皋琴谱》。到明清,琴论中还出现了对佛理的强烈排斥,甚至禁止僧人弹琴。那是因为传统音乐美学历来视华夏之音为正乐,反对胡夷之乐的侵入。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佛教音乐在古琴中的发展,同时也是造成佛教的琴学弱于儒、道两家的原因之一。
说到古琴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应该从宋代的琴僧系统开始。这个贯穿北宋一百多年的琴僧系统,他们以师徒相传的方式,对古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琴僧系统的祖师爷是宋太宗时的宫廷琴师的朱文济,另外还有他的后人和尚夷中、知白、义海、则全和照旷等。非僧人中也有很多热心于佛家琴学的。徐上瀛晚年曾寄居僧舍,所以佛教思想对他有较大的影响,佛教倡导教徒超脱尘世,在佛土中寻求精神解脱,徐上瀛就要求演奏者“绝去尘嚣”“遗世独立”“雪其躁气,释其竞心”。佛教主张禁欲,否定音乐享受,徐上瀛就说“使听之者……娱乐之心不知何去”。在“洁”况中,徐上瀛更是以佛理论琴。
尽管儒、道、释三家从各自的教义出发,对音乐的功用、目的等有不同的看法,但在音乐的审美上其总体特征基本一致,即均以“平和”“ 淡和”为其审美准则,视淡、雅、和等音乐为美,排斥艳、媚、俗等音乐。并从古琴的形制、古琴音乐的审美准则等方面揭示了古琴音乐的文化内涵与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1]殷伟.《中国琴史演义》
关键词:孔子;音乐伦理;政治理想;礼教
孔子一生乐于学习,多才多艺。在音乐方面,不仅会击馨、鼓瑟,还会弹琴、唱歌和作曲,对音乐的学习和感悟一生都处在痴迷当中。《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适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在学习音乐技艺的同时,孔子更多地追求音乐的内在“美”与“善”,把对音乐的体悟和尊祟融人儒家思想,融人一生的教育事业,融人对“仁”的修炼、传播,对“礼”与“和”的坚守、弘扬,形成了以“善”修身、辅助礼制规范、协调社会伦理关系乃至帮助治理国家的音乐伦理思想。这种音乐伦理思想之所以能够形成浸润了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有着诸多必然性,是多方面原因共同发力的结果。
一、音乐的“君子之气”使然
对于什么是音乐,儒家经典《礼记》中《乐记》有载,“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旎,谓之乐。”这大概是最早对音乐进行的客观解释,意思是说,音乐是人的情感对客观事物触发后的表现,是人内心活动的体现。把音乐分为声、音、乐三个层次,认为:“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孺家认为只有君子才是能够真正欣赏音乐的人。换言之,正是因为君子具备了与音乐相通的特质,具备了“君子之气”,才能够领悟到“通伦理”的“乐”的内涵。这与孔子的音乐伦理思想是极其吻合的。孔子一生的教育生涯中,要求学生要修身养性,修仁修善,培养君子风度,在这一过程中又常以音乐为教育内容,认为音乐是士君子的必备修养。孔子通过自身对音乐技巧的学习,对音乐内涵的把握,以及对音乐之所以产生的思考发现,音乐之所以具备伦理价值,其首要原因在于音乐自身具备了“通伦理”的君子之气。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文化这一名词已被许多从事企业经济活动的人们所熟知。不少企业家和企业的研究者针对企业文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企业文化是决定着一个企业兴衰的关建性因素”;“一个企业只有具备优秀的企业文化,才可能成为市场的竞胜者”等等。可以说这些观点都是完全正确的,都在说明着同样一个道理,也就是只要从事企业的经济活动,只要想使企业得以生存和健康地发展,就必须有一个优秀的企业文化。那么,什么是企业文化呢?有人这样解释,所谓的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所有的员工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和共同的价值观。只有拥有优秀企业文化的企业,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强者和最终的竞胜者。
现代企业管理用中国传统文化一贯推崇的和谐理念去调控人的经济行为,有利于构建良好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其一和气生财,企业提倡和气生财的经济伦理道德观念,可以提升企业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吸引力,和谐不仅是儒商精神,也是一种管理原则和管理艺术。企业之间倡导开展良性竞争与合作,反对目前社会上流行的“商场如战场”等过激口号。其二和谐稳定,是在企业内部培植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创造充满和睦亲情的家庭式的温暖内环境;其三和蔼可亲,既为顾客提供和蔼可亲、细致周到的微笑式服务,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互惠互利的社会关系,又给企业带来滚滚财源。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代表的重人道、轻天道思想对社会影响很深,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强调万事万物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儒家思想是一个以“仁”为核心的人本思想,重视人的价值,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本”“人本”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心理的一部分,固化为我们的民族性格特征。这些思想都在我们传统的企业文化中有较多的表现。
企业文化的优劣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现代企业文化仍然应该继承发展儒家思想“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企业是由人组成的,企业的最终发展也必定是为了人。这个“人”便包括了消费者、雇员和企业主,也就是讲企业的发展要为这三种人的利益考虑。这三种人的利益在日本的公司依次排序为:雇员第一、顾客第二、股东第三。我国企业现在大多信奉的是“顾客是上帝”、“消费者利益第一”。不管企业坚信的是雇员第一还是消费者第一,都说明要追求企业的利益必须形成“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核心,以消费者为本、以雇员为本。
所以企业管理者,凡事先考虑到“人”,考虑到这件事情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感受,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想法,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企业管理者要深知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即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自尊、自重,中国人这种对人性的理解、尊重、关怀和西方人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在中国企业,管理者要真正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关键是要真正尊重员工,真正“看得起”每一位员工。这是我们中国人“以人为本”的激励之道。
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今天,企业要以人为本,可能已是大多数企业操作者所认同的道理。但是能否更深刻地意识到,今后企业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是人才之间的差距;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一个企业是否拥有优秀的人才,是决定企业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能否取胜的不可缺少的主要因素。这同样是需要每个企业操作者认真思索的问题。深刻地领悟到,企业是否拥有好地招人、育人和用人的机制,是公司在未来市场竞争中能否竞胜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