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危害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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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的危害范文

【摘要】孔孟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珍贵的瑰宝之一。孔孟儒家思想为中国道德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内容，对现代道德教育理念的提出、教育结构的优化以及教育方法的运用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关键词】孔孟儒家思想；中国道德教育；适用度

一、孔孟儒家道德教育思想

孔孟儒家道德教育思想产生于“礼崩乐坏”的社会动荡时期。在这个时期，作为奴隶主贵族意识形态的表现，“礼”和“乐”已经很难发挥其应有的道德教育功能，导致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会现象。面对这样的社会思想变革，先秦儒家思想家开始思考重新构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体系，主要包括如何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统治阶层如何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社会如何才能稳定地发展等问题。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先秦儒家学者认为应当从道德教育出发，并从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一）以人为本，德教为先

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教育思想，为先秦道德教育思想体系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仁”的本义其实就是爱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利他性”。孔子提出的“仁”第一次强调要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关注人的利益和需求，进而突出重视人的能力和价值。

孟子提出“仁”与“义”的结合，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孟子认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就是强调人要学会“爱人”，但要学会爱什么人，在学会爱人的同时也要懂得憎恶应该憎恶的人，否则就是背离“仁”的精神。

（二）塑造人格，内省自求

孔子提出了“君子-仁者-圣人”这样逐步推进的理想人格。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圣人”居于最高哟危“君子”居于较低层次。他强调把“君子”看作品德高尚的人，是塑造理想人格的首要标准。

在塑造理想人格方面，孟子把孔子作为自己的道德榜样，继承了孔子君子人格的理论，深入阐释了“大丈夫”理想人格。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认为，大丈夫要能够“泽加于民”“兼济天下”，要有正直的气节，要能够做到身处逆境不动摇信念，能够在困难中锤炼自己的品德，积蓄自己的能量。

（三）明晰价值，权衡义利

孔子提倡“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义”主要是指社会成员需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而“利”则指的是人的私利。他认为，道德高尚的人，面对私欲时首先想到的是是否符合道德法则，一切行动以道德法则为自己的准则。没有道德的人，在面对道德法则和私人利益时往往为了私利背离道德法则。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对义利关系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强调“重义轻利”。他认为，处理人际关系重要的是讲“义”，如果人们都关注“利”，就会造成私欲膨胀，破坏人伦关系，危害社会的稳定。因此，孟子主张用仁义道德来教育人民，引导人民弱化对物质利益的关注，根据道德准则行事。

二、孔孟儒家思想本身存在封建残余

孔孟儒家思想与现代文化既相互契合又互有冲突，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些先进的精华、鲜明的民族特征文化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在孔孟儒家思想中仍有部分封建的思想糟粕值得我们去甄别和舍弃。

（一）重自律轻制度

孔孟儒家思想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模式上明显地表现为“重自律轻制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现代思想道德教育应该抛弃孔孟思想中重自律轻制度的糟粕思想，建立科学的思想道德教育管理模式。在管理实践中，建立政府、社会、媒体、个人四个层面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科学的思想道德教育管理模式，强调政府对思想道德教育管理的政治引导，注意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媒体舆论监督导向功能的发挥，继续维持对个人修身养性的基本要求。

（二）倡尊卑鄙平等

在孔孟儒家思想中最被现代文化公认的诟病便是封建性的、崇尚尊卑等级的纲常思想。儒家思想自孔子开始，就始终坚持尊卑等级观念，“三纲五常”的思想树立了绝对的父尊子卑、夫尊妻卑、男尊女卑、老尊幼卑、师尊生卑的天理“伦常”。这样的思想观念导致整个封建时期个人权利不平等、人格不平等，因此只能服务于当时的统治阶级。这种尊卑思想甚至在当代中国仍有残留，它导致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依然存在严重的权威主义、家长作风、师道尊严等与现代民主格格不入的特权思想和做法。对于儒家思想中的封建糟粕，我们必须大力清除，坚决抛弃。

（三）有臣民无公民

由于所处的历史背景原因，封建时期的孔孟思想只能培养和塑造“臣民”，而非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公民”。在臣民思想的教育下，个体成为“无需享有政治权利，只要履行守法义务”的观点，缺乏政治参与意识。当朝堂之上奸佞当道时，忠臣谏言的第一反应不是依法处办，而是劝谏君主，这样的表现反映的是臣民思想的局限性。现代中国道德教育要提倡公民教育，抛弃孔孟思想中对于依附性人格、忽视主体意识的臣民思想教育，积极培养受教育者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引导和鼓励受教育者勇于维护自己和他人的自由权利、尊严和价值，勇于向国家和社会提出尊重自己合法权益，满足自身愿望的要求，使受教育个人成为具有独立人格、自由、平等、权利与义务关系对等的现代公民。

三、社会转型中的孔孟儒家思想

（一）市场经济的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上层建筑提出了新要求。诞生于两千年前的孔孟儒家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思想精华，是为中国封建统治集团服务的。如果把这份文化遗产原封不动搬到今天，是绝对行不通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孔孟儒家思想必须结合新时代的新特征，完成自身的改造。在义利观方面，对于重“公义”轻“私利”的“重义轻利”思想，我们要借鉴和吸收；对于个体的正当私利，我们不仅不能“轻”，反而要“重”，要树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科学发展观念。唯有如此，才能让孔孟儒家思想真正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思想政治教育的完善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保证。

（二）民主政治的博弈

民主化、法制化进程的加深，使得我国开始更加注重政治的民主发展。在我国，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成为新时展民主政治的新要求。

在提倡民主政治的今天，孔孟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仁政”法治观念面临严峻挑战。首先，孔孟思想中包含丰富的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观念。“导德齐礼”和“仁政王道”是孔孟思想在政治方面的典型代表，然而这两种政治思想却由于服务于封建统治的本质属性而造成了相当缺乏民主法制思想的客观结果。即便是孟子主张的“民贵君轻”思想，依然不会也不可能达到政治民主化的高度。其次，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孔孟思想所提倡的社会是分等级有尊卑的社会，“三纲五常”和等级尊卑显然不能适应现代政治民主化的r代特征。为了适应现代政治民主化的潮流，孔孟儒家思想应该批判地吸收民主、平等、人权、法制等现代文明价值，再结合自身的民本思想，从而实现孔孟思想的更新升级。

（三）多样文化的碰撞

改革开放后，文化逐渐开始多元共生，文化的多样化成为时代文化的特色。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以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加上西方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工业文化共同交织作用，冲击着现代社会思想。

多样的文化给孔孟儒家思想提出了新的挑战。伴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坚持指导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体共同理想，传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发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来塑造个体品格的观念逐渐被中华民族所认同。孔孟思想结合时代的改造以及为现代思想政治服务迎来了新的契机。而孔孟思想本身便是一种“有容乃大，兼收并蓄”的思想，不论是唐朝的儒、释、道三教合一，还是宋明理学、心学，都能从中看到孔孟儒家思想的包容精神。儒家思想应该继续加强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交融，做好面临多种文化冲击的准备。

四、结束语

孔孟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为中国道德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内容，对现代道德教育理念的提出、教育结构的优化以及教育方法的运用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多种文化的冲击下，孔孟儒家思想面临自我完善、实现转化和创新的时代任务。我们应当站在时代的角度，有选择性地继承和发扬孔孟儒家思想的精华，摒弃糟粕，为现代中国思想道德教育的完善提供价值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2篇：儒家思想的危害范文

摘 要：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儒家虽早已成为历史，但其思想精粹所带来的价值影响一直在不断延续，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天人合一生态观、为政者修生观和义利观着手，对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进行探讨。

关键词： 儒家思想 现代价值 天人和谐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精神文明建设随之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问题。儒家思想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其中提倡的诸如天人和谐等思想依然对当今社会人的价值观、道德观的树立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笔者对相关观点进行了论述，以求了解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儒家思想中“义利观”的现代价值

中华大地历经几千年发展，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人们的价值观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但儒家思想中“义利观”所提倡的先义后利的价值观依然是人们价值观的指向标。经济高速发展，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有所抬头，一些人在商品经济洪流中逐渐迷失，“义利观”中的先义后利思想就能对这类现象的产生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当前，市场利益最大化、经济利益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性中求利欲望的增强，使得一些人们的享受欲、利益欲急剧增长。面对这种情况，比较迅捷便当的方法是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这种方法虽然有效，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解决不了最本质的问题。挖掘利用“先利后义”“见利思义”等价值观，并大力倡导，提升民众精神需求，从心理上遏制堕落思想的蔓延。

儒家思想中以义为上这种道德追求有利于民众道德修养的提高和对个人思想的约束。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集体主义这一传统，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只有通过对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才能体现个人价值，实现生命的意义。随着近些年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参与市场经济的人往往在竭尽全力地追求最大化利益，其中某些人开始出现为了满足个人利益不择手段的情况。“以义为上”这种儒家义利观中，把多数人的利益称之为“义”，如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等。这种高尚的道德追求促使人们循义而行，应用到现代则能对当今个人思想蔓延这一现象起到抑制作用。

二、生态和谐中的“天人合一”道德观

我们把协调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行为准则称之为生态道德，是我们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保障。“天人合一”这种生态和谐思想，从道德方面强调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就现代社会而言，“天人合一”思想立足于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互相协调，重点强调的是“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能对后代构成危害的发展”。

儒家认为：天与人、天性与人性、天道与人道在一定程度上是相类相通的，因此可以达到一种和谐统一的境界。“天人合一”这种思想最早产生于先秦时期，儒家思想认为，天人关系实际上就是神人关系，天作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中的最高主宰，是具有人格和意志的神。《尚书・洪范》中提到：“惟天阴骘下民……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意思是说民众是由天在保佑，因而上天赐给大禹九类大法规范人伦，使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这种观点肯定了天与人之间的相通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春秋时期，子产认为“礼”具有天人相通的性质，民众按照“礼”行事是天经地义的。他提出：“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这种思想是把天道和人道联系起来，反映的是天与人之间的相通性。

战国时期，孟子再次把天性和人性联系起来，他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认为沟通天人关系的桥梁是人的天性，要以道德规范自身行为才能实现天与人的统一。孔子明确主张敬天法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依据自然界变化的本体建立尊卑秩序，协调天人关系的。《易传・文言》提出了“与天地合其德”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类与自然相互适应和协调就是与天地合其德。《易传・系辞》中提到圣人的行事准则是“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从哲学角度表述就是一方面要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最终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与之相似的是荀子提出的“明于天人之分”观点，他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这种观点认为人类和自然所存在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人类需要对自然保持尊重，并顺应自然规律就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一直到张载在两宋时期第一个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个命题，认为天地生人与万物，如同父母。民众是兄弟姐妹，万物则是亲朋好友，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关系，天人协调是最高理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虽然儒家对于“天人合一”有很多种表述，但是核心都是一样的，都是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类只能顺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使其符合人类需求，绝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对其进行改造和破坏。把儒家天人和谐这种思想用作现代工业发展环境保护的价值导向，对于如何解决当今社会因为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天人和谐思想引导人们在享受物质生活和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重新认识大自然对于我们生存所存在的重大意义，启发人类对于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才能为后人留下良好的生存环境，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保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走可持续发展路线。正是因为这些，“天人合一”这一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从政者修身的领导思想

宋朝赵普曾说“半部论语治天下”，由此可见儒家中所包含的丰富治国理政学问，一直到今天，儒家的领导思想与智慧仍然对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理论有借鉴意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系统主张在《礼记・大学》中被明确提出。儒家思想中治国理论主要为人治和德治。对于领导者有着非常高的道德要求，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从政思路，实际上就是把德治建立在人治的基础上，最终通过人治实现其政治理念。所谓的“人治”中的人，就是各级官吏，在人治的时代，选择的官吏必须具备良好的人格素质、道德素质、知识素质和政治素质。虽然当今社会已经进入法制时代，但是对于从政者来说，修身这一要求仍然对现代官员提高自身素质有积极的意义。这种思想仍然⑹鞠执社会的领导者增强执政能力和提高个人修养。各级官员需要明白自身的道德修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国富民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各级官员在道德体系中纳入儒家领导思想中的修身理念，就能有效遏制问题的发生，民众对于政府会更信任和支持，整个社会都会进一步完善，最终推动整个社会大步前进。

四、结语

当今社会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加之外来思想文化的大量涌入，这些因素造成了一些人对儒家思想现代价值的怀疑。对于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儒家思想，我们要摒弃其中那些不适用的思想，结合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改进和运用那些积极有用的思想，体现出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古人留给我们的遗产，是现代人的财富还是负担？这需要我们自己把握。

参考文献：

第3篇：儒家思想的危害范文

【摘要】所谓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时期，一些文人志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表现出对人类社会的强烈忧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写下的大量诗篇中就充满了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仅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贯穿于他的一生。究其根源，是因为他骨子里根深蒂固、终身奉行不愈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他内心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爱和责任所致。

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有识之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状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创新，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对人类社会的忧患表现得更突出，这成为他们创作活动的动力。所谓“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一、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怀，还是写景咏物，都是结合现实，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贯穿他的一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强烈、真挚。年轻的杜甫“归醉每无愁”，是没有多少忧虑的，所关注的就是个人的抱负和功名的追求。自从他为求仕途人长安再次应试落第后，被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开始“十年困守”的艰难生活，使他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国家的现状。自此，他的忧患意识也由个人前途的忧虑逐渐转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诗歌中也由“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转为“君不见汉家LLI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他对唐玄宗盲目发动开边拓土的不义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深为担忧；他对清浊不分、贤愚不辨的黑暗政治忧心如焚：“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他看到大雨成灾，就忧虑劳动人民的苦难：“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他“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成长为一位自觉的忧国忧民的诗人。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使人民坠人了沉重的苦海。诗人杜甫也被卷入战争的乱离漂泊之中，他亲眼看到了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亲身经历了与民同难的艰险流离，亲自感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贴近了劳动人民，忧患意识更加广泛深刻了。诗人最忧虑的是安史叛军还未平定，四方盗贼仍是很多：“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又担忧官吏不顾百姓死活而横征暴敛，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他希望有贤德的官吏实行仁德之治：“诛求多门户，贤者贵为德”。直到临死之前，诗人仍在忧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二、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忧时忧国，还是忧虑民生，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社会根源。杜诗的忧时忧国，是从他“忠君”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起伏密切相关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例如：“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等等。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针对玄宗的黩武战争，他指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讽刺杨氏兄妹的荒生活，并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朝廷欢娱后，乾坤震荡中”。面对“安史之乱”带来的国难，他唱出：“国破I河在”的悲歌，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对那些搞分裂割据的叛将“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缨”的行为他切齿痛恨，真切地表达了盼望国家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杜诗的忧虑民生，是杜甫对社会动乱中生灵涂炭的忧虑，是他内心儒家“仁爱”、“民贵君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长期接近劳动人民的结果。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杜诗中广泛地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在长安时就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正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养活了这些剥削者。面对扩边战争给人们到来的灾难，他呼喊：“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在“三吏”、“三别”中，诗人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中，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真可谓“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黄彻说他：“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碧溪诗话》)卷十)，朱弁也说他：“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了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始终自称“儒生”、“老儒”、“腐儒”。儒家“人世”、“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影响他一生，“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

第4篇：儒家思想的危害范文

在诸子百家中，对饮食的认识不尽相同。身为大家的儒家，认为饮食活动绝不只是为了维系生命，也不只是停留在追求美感、愉悦享受的层面，还是儒学“化民成俗”，实现教化民众，维护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另一载体，于是看似平常的饮食活动被赋予了深邃的儒学思想。在饮食活动中，体现出作为社会伦理的“道”。以孔子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儒家，非常重视饮食，并把有关的饮食主张编入“四书五经”中，对后世饮食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饮食观在社会生活中继续发挥着规范饮食行为、传承饮食文化的作用。

现从用料的角度分析儒家烹饪选料观及其对后世饮食生活的影响。

一、选料注重原料时令性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曾在《论语·乡党》中提出“不时，不食”的饮食观，认为饮食需要随时令变化而变化，不合时令之物则不可食用。儒家经典著作《周礼注疏》曾记载，对君王，“凡用禽献，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居肃，膳膏臊；秋行犊麛，膳膏腥；冬行鲜羽，膳膏膻”，“春献鳖唇，秋献龟鱼”，这些记载均强调了饮食的时令性。“不时，不食”实质是儒家思想“守礼”的要求，客观上促进了烹饪选料注重“时令性”这一特征的形成。及至当今的人们依然有“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处方”、“春鳘秋鲈”、“九月团脐十月尖”、“六月韭，驴不瞅；九月韭，佛开口”等的说法，这些都是对儒家选料讲究时令性的继承和发展。一年四季拣选最适宜当季气候的食材进食，一直是美食家们遵循的不二法门。

二、选料倡导原料多样性

儒家三部经典著作《周礼》、《仪礼》、《礼记》中，蕴含着丰富的儒家饮食文化思想，记载的饮食品种不计其数，《周礼》中记载的王室饮食，既有瓜果蔬菜，又有鸟兽禽鱼，既有酒饮羹酱，又有六谷饭食，饮食品种十分丰富。平日，君王即“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礼记·内则》中记载有酒、醴、麦、稻、黍、粱、秫、枣、栗、桃、李、梅、杏、楂、梨、榛、柿、饴、蜜、榆等数十个品种。诸文中没有刻意偏重描述某一类食物或饮品的作用，而是积极倡导食用各类原料，体现了儒家多样化的选料观，这与儒家“中庸”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儒家积极倡导食用各类饮食，体现了多样化的饮食观。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的中医食疗所提倡的“杂食以养”，用现代语言演绎，就是平衡膳食。平衡膳食是指食用多种食物，利用各种食物的不同营养成分，达到营养成分的平衡与合理，这种膳食不仅要提供给用餐者足够数量的热量和所需的各种营养素，以满足人体正常的生理需要，还要保持各种营养素之间的比例平衡，以提高各种营养素的吸收和利用，达到健康的目的。现今生活中，人们主张荤素结合、杂食互补就是对儒家多样化的饮食观的继承，这种思想经过历代验证，符合人体生理全面营养的需要，有助于人类的健康和种族的繁衍，还能够较大限度地合理利用现有自然资源，提高食物资源效益。

三、选料强调原料卫生性

《论语·乡党》中说：“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 就是说粮食霉烂发了臭、鱼肉腐败变了质的不能吃，食物霉烂后变了颜色的不能吃，食物腐败变了味的不能吃。强调了饮食要卫生，选料要精严，这是烹调出美味佳肴的重要前提，也是食物安全的重要保证。同时，又强调：“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即用于祭祀先祖的肉，不能是过夜的，祭肉只要超过三日，都不得再次食用。可见，儒家对选料的精严，饮食卫生的重视。

四、选料遵循搭配合理性

《周礼·天官·冢宰》中所记载的君王与王室人员“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菰”的主食与肉食搭配法，因其合理性、科学性而成为当时贵族阶层竞相仿效的经典性搭配。谷肉果菜，皆有四气五味，它们是相生或相克，给人体带来健康还是危害，均取决于搭配的合理与否。如“蟹与柿，尝（常）食之而无害也，二物相遇，不旋踵而呕”；“羊肝共生椒食之，破人五脏”；“猪肉和葵食之，少气”。这就如同中药的配伍禁忌一样，搭配合理，便有利于营养物质的生成，有益健康；反之，则会给人体造成可怕的恶果。实践证明，食物搭配合理对人体的滋补功效发挥最佳。现今生活中，鸡蛋和苦瓜同食可使铁质吸收的更好，有健胃的功效，能治疗胃气痛、眼痛、感冒、伤寒和小儿腹泻呕吐等。而鸡蛋和豆浆同食，鸡蛋中的粘液性蛋白和豆浆中的胰蛋白酶结合，使蛋白质不易吸收。又如牛肉补脾胃，滋补健身，营养价值高；芹菜清热利尿，又降压、降胆固醇的作用，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两者相配既能保证正常的营养供给，又不会增加人的体重。反之，芹菜和甲鱼同食会中毒。这些食物相生、相克之理念都得益于对儒家饮食思想的继承与探究。

第5篇：儒家思想的危害范文

【关键词】乐学致用求实诚恳学风建设

欢口中学提倡儒家文化学习氛围的良好风气，特别是把“勤奋好学、学以致用”的学风建设置于校园学习的首条，其内涵渗透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其中闪烁着中国传统儒家重学思想的光辉，对理解并利用儒家思想进行有效教学有着很大的相融和贯通作用。

儒家经典《论语》开篇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在儒家看来，一个有教养和道德高尚的人必定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习者，而且把学习视为人生的第一大快乐。学生的乐学与否已经成为影响学习效率的突出问题。确实有那么一些学生由于素质和家庭环境因素，陶醉于狗苟蝇营的小圈子营造，热衷于哗众取宠的弄巧做秀。他们已丧失了学习的兴趣、学习的能力、学习的方向，更有甚者开始鄙夷学习知识、鄙薄真才实学、鄙视那些好学的学生，以自己的不学无术影响着一方风气。哪里还会做到论语颜渊中所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因此学校提倡“勤奋好学、学以致用”的学习风气真是太及时了！

儒家乐学的思想在信息技术课堂中有很现实的借鉴意义。学习的首要在于自觉，在于习惯的自然，也就是要让学习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勤奋学习的前提就是要“好”，要在学习中体会到高尚生活的乐趣。要让学生乐学，这与教师以境育情，激活思维分不开的。例如，在讲解《图像信息的采集加工》内容时，本人创设的教学情境是在一个论坛上，发送一张图片贴在BBS中，但是论坛限制发送的图片最大容量只能是300K，可图片却有1M，怎么办？学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想到了很多方法，有可取的也有不可取的，这样引导并向学生演示用常用软件(photoshop)去处理图片,于是学生对photoshop以及相关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做这个例子的同时，设疑让学生利用影响图片大小的因素之一——分辨率，不利用外来软件，直接改变屏幕的分辨率，减少图片像素数以此改变图像的大小，也能成功完成任务，并且把图像的类型这一知识点串连起来一起讲，真是一举两得！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也让学生觉得学能为所用，激发了他们学习信息技术的热情，在潜移默化中激活了思维，提升了信息素养。

学以致用是儒家经典的一大要义，在今天就是解决学什么、为什么学的学风问题。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第十九），一个人要在社会中有优秀的表现就要学习，学好了本领就要为社会做贡献。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篇第二）。学习的目的就是思考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只靠自己的小聪明而不学习是长久不了的。而且在学习中“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第七），正如学习做不到举一反三就不用再学了。我们在学习科教版《算法与程序设计》第二章第一节《可视化程序开发工具》的知识点时，本人引入了编写一个袖珍计算器程序实例。初步学习了对象的属性后，进行了实例教学。教师在教师机上演示完成了计算器中差和积的功能制作，让学生自己完成和与商的功能制作。这个实例成功的原因不在于制作界面的多少华丽，而在于学生亲手制作成功时那种喜悦和（我永远忘不了学生当时那种满足感的张表情），因为每个学生都有了一个计算器，这是发生在学生身边的故事。学生觉得学习信息技术是有收获的，学可为用，就连我自己都感觉这样的课堂教学演绎得的确很实在。

求实诚恳的学习态度和良好的公共道德意识是儒家经典所强调的君子风范，也是我们课堂教学中师生所追求的学风目标。针对这门学科特点，在机房内上课，上课纪律往往比较差，这样建立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尤为重要。在课堂上教师大发雷霆，面红耳赤地去呵斥、侮辱往往还不如热情鼓励和引导。学生在本学科学习中需要满往、沟通、探索的欲望，本人尽量体现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在学习每一个主题内容时多采用任务驱动的教学方法，让他们在实践中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讨论和辩论时，让学生据理力争，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促使他们在相互交流中动其情、晓其理、端其行。这样，学生就会“亲其师而信其道”，师生关系不断融洽，学习气氛愈加浓厚，学习效果自然会好!在教学过程中本人坚决制止那些自己不学习，把课堂学习看作是应付差事，不管教师所讲授内容，在电脑上胡乱操作的现象发生。正如论语述而第七中所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从，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种散漫伪装的学习，就其危害来说甚至大于不学，这种危害真是太深了！

儒家经典把学习放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这也许是学校提倡儒家校园文化的又一大原因。孔子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第十七），认为有知识的人高尚和没知识的人卑贱是不可改变的。这个论断虽然有些武断，但还是警醒我们，只有靠勤奋学习和掌握更多的知识来提升自己，才能使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论语》阳货第十七）。没有学习的自觉性和良好的学风，就是有再好的品质、再好的愿望、再高的智商，也会陷入随意、胡为之中不可自拔。所以在教学当中，一定要先端正教师的教学态度与学生的学习态度，这可以说是治学根本。

儒家经典重学崇智、乐学致用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古代思想家在当时的人文环境下，思考和总结人的生活方式，解读生命衍变过程中的意义，已经得出了宝贵的结论—学习是人生之要、之乐、之本。这和学校在着力搞好学风建设中强调“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形成了历史链接。作为一线教师，本人会以儒家文化、儒家思想为指导，作一名称职的教育服务者，让自己的人生尽显光彩！

参考文献：

[1]张晓震.构造学习型校园.教育，2008，（30）.

[2]吴鹏.孔子学习观及其对当代学习的启示.重庆科学科技学院学报，2008，（11）.

第6篇：儒家思想的危害范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中国 北京 100038）

【摘要】《白鹿原》是实先生用六年的时间完成的一部大作。这部小说是由肥沃的白鹿原文化土壤所孕育的。小说演绎了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传奇故事，以有着“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展示出白、鹿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真实的再现出20世纪时期中国国民的生活状态。小说从头至尾都都蕴含了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充分挖掘出诸多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如儒家文化、宗法文化、民俗文化等，都给当代文学史留下了清晰的印迹。

关键词 白鹿原；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宗法文化；民俗文化

0前言

《白鹿原》在创作完成问世之际，引起了当时文坛的一时轰动，评论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至在当今文坛仍然有着无法阻挡的魅力。本篇文章的主旨就是通过《白鹿原》来透视中国传统文化，揭示出《白鹿原》中主要的几种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以及在未来的前进方向上我们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明确的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应该坚持和摒弃的地方。

1儒家文化

《白鹿原》所展示出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全面而丰富的，几乎涉及到了中国各方面的传统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着漫长历史的儒家文化。在作者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古老的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有着独到见解，也不难看出作者对儒家文化在历史的发展到一定的时期有着个人理解。

1.1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

在《白鹿原》中儒家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两个，第一是儒家文化的精神代表人物朱先生，朱先生是《白鹿原》中具有“灵魂”性的人物，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捍卫者，他是儒家理想、精神的象征。他饱读诗书、明达事理，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一直都遵从着儒家思想的教诲从不做超出儒家教诲的事情。朱先生始终践行着儒家的传统规律。但最后他也难逃悲剧的命运。他最终的命运就是儒家文化的命运。代表着儒家文化的衰落。

第二个代表人物是白嘉轩，在他身上既体现了作者对儒家文化的局限性的表达，又体现了作者对传统优秀儒家人格的赞扬。他是儒家传统道德的实践者。他虽然没有系统的接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却把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完全融合于日常生活中，他用自己的行为给白鹿村的村民树起了楷模。他始终坚守着“耕读传家”的古训。他是儒家文化优点和局限的体现者，也是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

1．2儒家文化的表现

在《白鹿原》中儒家文化几乎贯穿于整部作品的始终，主要是通过作品中的人物言行和一些情节安排以及事件的发生来表现。在这里我就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仁义和孝道来看儒家文化。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仁”、“义”。那么在作品中仁义的体现主要是在白嘉轩身上，他始终也以仁义宽厚的态度来对待白鹿村的村民，不论谁找他帮忙，他都不遗余力，他为民请命，带领村民共度难关，尽心尽力的为村民谋利益。以“仁义”对待每一个人，他的这些举动使得他在白鹿原上有着很高的威望。

从孝道这一方面来看儒家文化，这一点也体现在白嘉轩身上。儒家有云“百善孝为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对白嘉轩来说，传宗接代成了他的头等大事。为传宗接代他娶了七房媳妇，又经历了这几个女子先后死去的痛苦，精神上饱受折磨，他也没有因此退缩，从而完成传宗接代。我想一直支撑着他的力量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吧。当然在作品中几乎无处不存在儒家文化，从而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以及对人的影响。

2宗法文化

宗法制度在中国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中国传统的家族中几乎都有宗法制度的写照。有着宗法思想的白鹿原村民希望的是过着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繁衍后代的稳稳当当的生活。在宗法文化的影响下白鹿原上的这个大家族很团结，面对困难他们能在宗法下的大家长白嘉轩的主持下一起面对并且战胜困难。我们可以看到宗法文化下比较有利的一面，但是这种宗法思想阻碍了人民先进思想的发展，阻碍了先进文化的发展，阻碍了时代的进步。作者写这部作品的意图也可能是揭示在白鹿原中的宗法制生活方式的落后、愚昧，指出封建礼教对人的危害，对宗法制度进行了深入地剖析。

2.1宗法文化的代表人物

在作者的笔下，我认为宗法文化最具有的代表人物有两类。一是一直盲目的崇拜着宗法思想的白鹿原族长白嘉轩，二是发出反抗但最终未成功却被宗法文化所迫害的悲剧女性田小娥。《白鹿原》中，白鹿村就是一个大宗族，白嘉轩被立为族长，他始终遵从着宗法文化下的礼仪规范，行使着族长的权力、履行着族长的义务。他会自觉的维护着宗法文化中的各种礼仪规范。所以在作品中，他是典型的宗法文化维护者。

在作品中，生活在宗法文化规定下的女性都难逃脱悲剧命运的结局。田小娥，一个不幸的女性人物，被父亲包办婚姻，她没有尊严过着非人的生活，所以她发出了反抗，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宗法文化对这个追求爱情和尊严的弱女子进行残酷的镇压。这明显的揭示出封建宗法文化的吃人本质，写出封建宗法制度对反抗之人的残害。

2．2宗法文化的表现

在作品中最为突出的宗法文化的第一个体现是祠堂。祠堂是宗法制度下的产物，族人们在祠堂内祭拜祖先、商议族事。作者就是通过对祠堂的详细描写来表现出作品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中的宗法文化，从而更好的表现出《白鹿原》是一部充满了浓厚的传统文化意味的小说。宗法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白鹿原中留给人们印象深刻的乡约。在乡约的管理下白鹿村的村民感到安心，消除了他们的恐慌。可见宗法制度的强大和深入人心。

3民俗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所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民间文化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白鹿原历史悠久，以农耕为生，有着自己数千年的原始信仰，带着浓厚的民俗色彩。民俗文化在作品中的体现有很多方面，如婚俗、丧俗以及其他方面。

从婚俗角度来说。在小说的开头，就仔细的描写了白嘉轩七次娶妻的过程，白嘉轩娶了几房媳妇死了几房，她们的丧礼方式极其简单。而白秉德老汉的丧礼方式繁杂而又正式。从而可以看出其中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在作品中作者表达所运用的语言是通俗的，因此能够受到民众的接受与喜欢。这是一部民族与通俗相结合的小说，带有强烈的民俗意味，充满了丰富的民俗文化。

通过阅读这部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待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看法。既有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又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糟粕与精华并存的，所以它对人的影响和对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所以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时，既不能一味的肯定也不能一味的否定，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

参考文献

［1］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60.

［2］实.实文集[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4．

［3］唐云．觅我所失:论《白鹿原》对儒家文化的阐释和留连[J].小说评论,1995(1).

［4］郑万鹏．白鹿原研究[M].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5］李一蠡．漫说等级制、宗法制和家长制[J].炎黄春秋,2001(6).

［6］周循.《白鹿原》的关中文化特色探析[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12(1).

第7篇：儒家思想的危害范文

关键词：佛老；周敦颐；二程

在中国历史上，唐末五代是一个大混乱时期。这一时期，藩镇割据，常年混战，武人成为政治运转中的主导力量，传统的儒家伦理纲常遭到了极大破坏，与之相伴的便是血雨腥风的政治屠杀与生灵涂炭。宋朝统一后，为了扭转这一局面，自上而下便开始了“重文轻武”的历程，科举制得到了恢复，士大夫阶层崛起，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学开始重新占据主导。

一、佛老之风的盛行

北宋初年，百废待兴。国家稳定后，如何进行治理便成了北宋统治者面对的首要问题。由于唐末五代武人割据作乱、废立皇帝之事频发，以武人为主导的社会动荡不安，而以武人出身的宋太祖更是深知武人的危害。因而，在国家治理上，自宋太祖开始，便秉承了“重文轻武”的方针，文人地位得到了提升。在文人的主导下，宋朝统治者开始重视儒学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儒学的这种复兴道路却并不平坦。魏晋时期，玄学兴盛，传统的儒家思想逐渐被士人们所丢弃。南北朝时期，战乱更甚，王朝更换频繁。这种常年的战乱使人们活在朝不保夕的日子中，人们对于人生失望之氛围加剧，在这种情况下，认为此生世界为虚无的佛教便得到了大部分民众的信奉。唐朝时期，儒道佛三教都皆为统治者所重视，儒家思想并未能完全成为社会主导，因而，唐代以韩愈为开始，进行了“古文运动”，反对佛老，想重新确立儒学的地位，但社会效果其实并不明显。到宋初，社会风气自上而下，仍然是由佛老思想占主导。北宋统治者在建国初期在意欲收复北方领土的过程中也屡遭打击，政治风气由此也逐渐转为保守，上至君臣，下至平民，都开始崇尚佛老风气；宋太祖印《大藏经》，宋太宗崇拜佛老，真宗则尚道教，“进而君臣东封西祀，群臣又上真宗道号，一路广修道观、崇奉道教。”①底下大臣更是如此。在这种环境下，佛老之风在社会上成为流行主流。佛老这种偏于“无为保守”的风气在面临内忧外患的宋朝其实并无多益，不断的“无为”导致的也只能是社会上的弊端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儒学的复兴在当时的士人眼中，便成了扭转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而儒学想要复兴，佛老思想也必然是其无法绕过的。

二、佛老思想下的周敦颐哲学

周敦颐是“理学”的主要开创者。在当时佛老之风的影响下，周敦颐对于传统儒学的改造也必然要受佛老的影响。周敦颐在构建其哲学体系中，首先对于道家思想进行了大量借鉴。周敦颐借用了道教的太极图，在对于道教的太极图的解说中为儒学构建了一个宇宙生成模式。在周敦颐看来，世界产生于无极，而后无极产生太极，“无极而太极”，太极不断动静运动，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产生阴阳之后，阴阳再互相变化产生金木水火土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再产生万物。在此基础上，周敦颐对此进行了进一步解释，“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大小有定。”②《通书》在周敦颐看来，所谓的太极可称之为“一”，它是阴阳二气的源头，阴阳生金木水火土五行，而后五行产生万物。万物根源上来自太极，也即“一”。周敦颐借用道教的太极图进行的宇宙生成解说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③与《道德经》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由此可以看出，周敦颐的宇宙观其实深受道家影响。除此之外，在治国之道上，周敦颐也用道家的“无为”学说来为以“仁政”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进行了补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④《通书》周敦颐在此既强调了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治国理想，同时，在治国方法上，又主张道家的因顺自然，无为而治。除此之外，在个人修养方面，周敦颐也对道家的有关思想予以了吸收；周敦颐认为个人修养成圣的关键在于主静，而主静的前提即是个人要做到无欲，无欲即为一，“一为要，一者，无欲也。”⑤《通书》如此，才能达到通达万物的境界。在老子那里，主静同样也占有着重要地位，“致虚极，守静笃”⑥“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⑦致虚守静是为了达到无欲的状态，在无欲的状态中，进而回归虚静本身。由此来看，周敦颐的思想无疑是对老子的思想的进一步继承与发展。除了道家思想，佛教思想也对周敦颐对于儒学的阐释起到了重要影响。周敦颐平生即好佛，一生之中，曾与众多僧人交往，“宋寿涯禅师，与胡武平、周茂叔交善。茂叔尤依寿涯，读书寺中，每师事之，尽得其传焉。其后二程之学本于茂叔，皆渊源于寿涯也。”⑧《鹤林寺志》僧人寿涯平常便与周敦颐交往密切，周敦颐时常去寺中与寿涯讨论佛学，寿涯的佛教思想在周敦颐的学说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穆修以无极图授敦颐，周又得先天图之偈于寿涯。”⑨《濂溪学案下》，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更是得自于寿涯之偈的启发，佛教对周敦颐的影响由此也可见一斑。

三、佛老思想下的二程哲学

与周敦颐类似，作为周敦颐的弟子，程颢、程颐在构建自身的学说体系中，同样也深受佛老思想影响。佛教的华严宗认为“理事三观”，将“理”作为了最高本体，强调“理”既为本体，又为事用。程颐对此进行了借鉴，认为万理归一,万事万物之理归结起来，只不过是一个理而已。程颐的这种观点无疑受到了佛教的极大影响。在传统心性论的构建上，程颢、程颐也对佛教进行了借鉴；禅宗认为“空寂之心，灵知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汝真性。”⑩认为心与性乃一体，心空之知便为自身真性。程颢、程颐同样对此观点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在二程看来，“心即性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11)心与性不仅是一回事，命、道与心、性更是隶属于一个层面。心在天便为命，在人便为心，归根结底，其最终还是一个“道”字。当然，二程对于佛教的借鉴，本身目的是改造儒学，确立儒学的主体地位，为自汉唐以来以经学为主的儒学注入新生的活力。因而，二程在改造儒学的过程中，对于佛教的借鉴也必然伴随着对于佛教的批判。在二程看来，佛教所说的“道”并不全面，“释氏说道，譬之以管窥天，只务直上去，惟见一偏，不见四旁，故皆不能处事。圣人之道，则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见也。”(12)佛教的道并不能看得全面，就像从管中去看天一样，相比于圣人之道，佛教之道无法展现出全体；而圣人的道则就像在田野之中，可以被全部看见。除此之外，佛教的思想过于重空谈，在事用上具有着重大缺陷；在实际日常生活中，佛教之道也并无太大用处。二程哲学除了受佛教影响外，以老庄为主体的道家哲学也对二程哲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道家以“道”为最高本体，认为“道”先天地而生，是万事无物的根本。万事万物由“道”产生，同时，万事万物也由“道”作为自身的运转法则，是自身之所以为自身的根据。在道家看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13)道被立于宇宙中的最高地位；二程受其影响，也以“道”为最高本体，但区别之处则在于其将“理”与“道”相等同，认为“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理”与“道”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都皆为天地之最高本体。二程哲学由此便借道家哲学来对自身的学说进行了完善，但这种借鉴最终仍然是为了批判，由对其的批判来确立儒学思想的主体地位。因而对于道家思想，二程也同样进行了大量指责，例如对于庄子的齐物论，二程便认为此是不符合常理的论述，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物本身就是不齐的，面对本来就不齐之物，强行去齐物最终必然会失败。

四、结语

第8篇：儒家思想的危害范文

关键词：传统音乐；伦理思想；启示

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在思考社会文化、探讨音乐作用时对音乐伦理问题多有论及，只是论述的角度和程度不同而已。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礼乐思想特别强调音乐的伦理功效，强调音乐在移风易俗、陶情冶性、教化百姓、安邦治国等方面的独特意义。在此后的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时代，也有不少思想家、哲学家阐释他们的某些思想。但是对于传统音乐伦理思想的系统性总结与梳理，却鲜有学者给予专门性研究。

在目前散见的有关音乐伦理思想记载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论语》、《苟子-乐论》、《吕氏春秋》、《乐记》；后来直至宋明理学的有关音乐伦理思想之阐述，如《文心雕龙》中的《乐府》，《通书》中的《礼乐》、《乐上》、《乐中》、《乐下》等，大都是承袭《乐记》而来。系统梳理和剖析我国传统音乐伦理思想，将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音乐伦理在现代意义上的价值。

一、乐通伦理，乐与政通

以伦理政治为轴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传统文化中的“乐”不止是单纯的歌唱钟鼓之类，它的意义也决不仅仅限于音乐本身，而是关系到政治的隆替，国家的兴衰，以至个人的祸福等。先秦诸子尤为强调音乐与政治、伦理的关系，曾就“乐”的社会作用和意义展开过激烈的论争。

1．儒家赋予“乐”丰富的伦理内涵，把“乐”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明确提出“乐通伦理”、“乐与政通”。在集儒家思想之大成的《乐记》中，最早将“伦”、“理”二字合用，指出音乐与政治、伦理相通：“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记·乐本篇》)；“是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乐记·乐施篇》)，是“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乐记·乐论篇》)。因而察乐便可知政，审乐可明人伦之理，合礼用乐就可以使人有德。孟子也主张乐通伦理，日：“闻其乐而知其德。”(《孟子·公孙丑》)《吕氏春秋》中多次论及乐与政治的关系，认为考察音乐便可了解一国之政。所谓：“凡音乐，通乎政而风乎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吕氏春秋·适音篇》)

2．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由于片面地认识到音乐亡国的事实而主张“非乐”。墨子论乐集中反映在《墨子·非乐》中。他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主张非乐：认为“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上》)。而要为乐就必须制造乐器，这既费时又费财，费用无非是剥削老百姓。而担任演奏的乐手必是“耳目聪明，股肱之毕强，声音之和调”的壮年，虽满足了王公大人的享乐，却浪费劳力，妨碍生产，必然亏夺百姓之财。这种非乐主张，一方面表明他是承认音乐的美感以及人们对于音乐的需求和社会作用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反对的是统治者“不节制用乐”的享乐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因此，他的思想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又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9篇：儒家思想的危害范文

然而，在中国社会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耻感意识却在不断地受到腐蚀。热爱祖国与危害祖国之间，服务人民与背离人民之间，崇尚科学与愚昧无知之间，辛勤劳动与好逸恶劳之间，团结互助与损人利己之间，诚实守信与见利忘义之间，遵纪守法与违法乱纪之间，艰苦奋斗与骄奢逸之间，荣辱界限在很多人的思想深处悄悄地变得模糊起来。难怪有学者惊呼，当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价值危机是耻感意识的淡化和底线伦理的崩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八荣八耻”为代表的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迅即引起整个社会深处的强烈共鸣，掀起了一波加快构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新浪潮。如果把依法治国的理念视为现代国家的执政之道，那么，对于有着悠久儒家道德传统的中国而言，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以德治国之举，更将为正在进行的改革攻坚夯实政治道德的基础。

法治还是德治，这似乎一直是专家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其实，无论是在儒家思想还是法家精髓中，都不难找到古代圣贤对于德与法辩证关系的精妙阐释。《孟子•离娄上》便有所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又怎么能够脱离道德建设的轨道？

大到部分公职人员吃拿卡要甚至公然索贿丧失为官根本准则，医生收红包、开大处方导致医德蒙羞，学者学术腐败、为利益集团鼓呼玷污学者清誉，小到社会公德意识淡漠，奢靡逸之风盛行……纵观当下社会百姓关注的热点难点民生问题，无不与道德缺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逾越社会道德底线的行为，政府当然可以出台法律法规加以刚性规范。但是，对于一些法律盲点灰色地带或者纯道德范畴问题，还需要道德的力量来约束公民的自我行为，顶住底线伦理崩溃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