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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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范文

中国的宗教存在，大体可分为代表已经融入传统中国文化的宗教和被视为外来文化之载体的宗教：前者包括儒、佛、道三教，后者则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主要代表。诚然，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主要是儒教和道教，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经过在华约两千年的本色化过程已基本上与中国文化共构一体。因此，中国历史上对儒、佛、道以“三教”并称，中国人亦视它们为中国宗教文化传统之代表。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则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分别代表着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其在华之本质存在仍不离这两种文化的嬗变或衍生。尤其对基督教而言，中国人的普遍看法是，它乃一种结合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化、并在更高层次上扬弃这两种文化而产生出来的植根于西方世界的宗教；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并经过欧洲中世纪的漫长发展，基督教已决定性地铸就了西方文化的模式和特征。因此，尽管基督教在此后的发展中足迹已遍及全世界， 并几乎已在各洲各国建立起教会，却仍然以代表西方文化为主，其思想、教义和礼仪都反映出西方文化传统的发展及其社会人生观念的凝聚与积淀。数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过程亦步履维艰，一般中国人在其中仍主要是看到西方民族的精神气质、心理状态及文化风俗， 故称其为“洋教”。这种理解并不同于基督教会内部从其教义意义上关于“福音无国界”的传统看法。目前， 在中国社会之现代化过程中，上述两大类型的宗教都需完成其改革与更新的任务， 以适应甚至影响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

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载体的宗教而言，代表华夏文明之本质精神的儒家体系，无论称其为“儒教”或“儒家”，都表现为一种植根于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政治宗教和伦理宗教，在它身上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观与伦理观的统一及互用。按精神实质，儒家乃是一种“有为”的宗教，儒家精神积极倡导“参政”、“有为“，希冀在社会政治中通过“人治”而达其“仁”、“礼”之理想目的。实际上，中国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都是以儒家思想的责任感来追求真理、维系正统或实施改革的。当然，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儒家所追求的这种“人治“是要靠以封建君王为核心来加以展开并得以实现的。因此，与其政治观相协调和一致的，便是儒家“忠君”、“报国”之社会伦理观，即以“忠”、“孝”之举来求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社会伦理观突出强调集体的利益和共存，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为了整体统一而必须放弃或牺牲个人的自由与利益。其体现的伦理精神曾为维系中国封建大一统的“稳态”存在、保证其长治久安的社会局面起过决定性作用。随着中国封建时代的结束，其延续两千余年的儒家正统思想体系曾一度遭到批判和冷遇。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所凝结成的中华民族传统却仍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顽强地存活着，表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今天，中国大陆组织形式的儒教已不复存在，但观念形式的儒家却深入人心，它仍制约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与中国人的命运及前途休戚相关。因此，在方兴未艾的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儒家的更新已成为海内外华人的一个热门话题。

复兴儒家思想的努力最初始于海外华人学者，近十多年来也得到一批大陆学者的积极响应。针对一般人认为“儒家”代表一种旧学说或旧规范、“现代化”代表一种从旧到新的改变或一种对新环境的适应之观点，这些学者则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过程并不相悖，二者在本质上是可以兼容的。这种兼容或统一之根据，乃在于儒家思想本是以“理智的自主”、“智能的发展”、“思考与反省的活动”和“质疑与分析的方式”为原则。 而基于这些原则的儒家思想之复兴，可以导致一种能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之基础的新的思想方法，因此它能推动社会现代化而决不是阻挠其实现。这种乐观看法，使他们相信中国现代化将会迎来其新儒家的兴盛时代。

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容易出现偏重科技发展、轻视观念转变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为此，这些新儒家思想代表向社会提出了警告及忠告：“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 如果急功近利、只求表面的成功和短期的收效，现代化事业就会事倍功半、曲折反复，甚至遭受功败垂成之结局。而人之内在思想的升华和人之基本素质的提高，则会使现代化过程有了活水源头而经久不衰。

概言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新儒家所展示的儒家精神之复兴与更新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第一，它在现代世界文化氛围中从更广远的视野和更高深的层次上向中国人重提曾作为其精神之源的“忧患意识”。在本世纪初，西方思想文化界风行的“危机意识”曾对其走出历史发展的低谷、加速现代化的进程起过重大作用。因此，这种“忧患意识”要寻求一种与西方“危机意识”异曲同工的效果，以使现代社会中的中国人既客观了解别人、又真正认清自我、通过文化、社会比较和思想、灵性比较而具有一种“紧迫感”、“使命感”，从而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精神动力。

第二，它从人的自我改造对参与社会现代化和实现自身现代化之意义上重立其“仁”之标准。“仁”本为儒家思想领域中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它既是为人之理想，又是善政之标准。孔子儒学的形成，正是针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的社会存在状况，旨在挺立人心之仁，挽救世风危机。如果说，基督教“爱”的标准确立了西方文化理想之路，那幺，儒家“仁”的标准则开创了中国文化理想之路。“仁”本身已具有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也包括人与人相亲相爱之关系。它充分显示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和存在意义。新儒家思想家坚持，只有“仁的自觉和挺立才使内圣外王之道有了超越的根据和内在的源头。” 在此，他们对儒家中心理念“仁”及其“内圣外王”的实践既进行了总结反思，也加以了新的诠释。“仁”作为教化人生与社会的绝对“道德命令”在儒家思想中有着强烈的现世取向，其参赞化育包括个人和社会这两个方面的完善。所谓“内圣”，指个人内在精神道德之修养，即达到其人格道德之完美。因此，新儒家首先将“道德生命的完美成就圣贤人格“作为每个人生的目标。然而，这种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并不只是到“独善其身”为止。“仁者”不仅要“独善其身”，也要“兼善天下”。所谓“外王”，就是指个人必须积极参与外在世界，投身社会改造，做出“己立立人，已达达人”的贡献。如果说传统儒家在“内圣”意义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那幺它在“外王”的社会实践上却基本上归于失败。这种失败一方面包括在认识和利用自然世界上未能形成一种科学知识价值传统，从而使中国人缺乏西方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则包括在改造和建构社会人生上未能形成一种民主参政意识及其相关的民主体制之“政道”，从而使中国人也缺乏西方人的“民主精神”。“五四”运动对西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欢迎、以及对儒家的批判，正是基于其“外王”实践上的失误或失败。不过，“五四”运动并没有彻底完成其任务，而在其认识中外灵性精神上又走入了新的误区。这样，新儒家认为儒家思想体系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并没有结束，在实现“科学与民主”之“现代化精神”上仍可大有作为。其思想家正发掘其蕴藏的精神意趣，对许多儒学内涵加以现代解释，试图从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中找出一条通往现代化之路，以使其传统文化获得新生。这种“外王”新探的成功与否将决定儒家更新的成败，检验其参与现代化的实际能力和在当代中国的真正影响。 第三，它根据社会旧秩序打破后出现的道德与价值观之紊乱而试图重建以“诚”为基准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以便能为现代社会补偏救弊。 儒家传统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将“诚”视为“天”、“人”之“道”，从而形成“诚”的哲学。现代社会的发展体现出多元性、对比性、交感性、变动性、非平衡性、以及共存性，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均趋于复杂。在合作与竞争、成功与失败相交织的世界生活氛围中，人们会形成强烈的社会对比反差感和自我失落感。其人性本质的异化和沦落，人们相互交往上的防范与虚假，往往又会使现代社会陷入因境甚至停止发展。在此，儒家思诚、持诚的精神遗产遂重放光彩、大有所为。新儒家思想家把“诚”视为人们在现代文化多元趋势中求得共存的基石，倡导“以诚通其情，以诚成其和”，在真诚相待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社会中个人之间、团体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会作为儒家传统“宗教道德象征”而存在的“诚”便获得其现代意义与价值。

有些学者会强调应区分“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认为前者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乃表现流向的动态，后者则指已经过去的文化，乃表现凝固的静态。 其实，它们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表现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儒家思想既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体现其文化传统。当这种传统文化没有随其诞生的时代之结束而消亡，却继续其生存与发展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既反映其原初之静态，又表现其变化之动态。儒家体系及其它中国传统宗教之更新，只有从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上才能真正理解。这正是《诗经》之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的真谛所在。

佛、道二教在中国历史上虽有类似“人间佛数”的入世经历，但从总体而言却主要表现为一体“出世”、“无为”的宗教，体现出任运自然、随遇而安的精神情趣。在此，佛教“超脱”精神和道教“消遥”精神的社会功效往往不谋而合。作为这种传统文化类型的佛、道二教，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更新努力则有着更大的难度。就目前状况而言，中国佛、道界人士一方面昭示其信仰体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及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则以其学者哲学神思的理论活动和群众练功修行的实践活动来参与现代社会生活，重新塑造其宗教形象。但从总体来看，儒家精神在中国社会存在形式和人生价值意向上尚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比较普遍的文化影响，而佛、道精神在国民意识和大众生活中却相对淡化且不居主流。所以说，佛、道教的更新在于从其传统的田园、寺院或山林之遁隐生活中复出，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和“信息”的时代，面对中国文化从农村生活往都市生活、农业经济往工业和商品经济之“转型”过程中的现代社会。在此，“人生佛教”运动已给人启迪与希望。

就作为外来文化之载体的宗教而言，代表西方文明之本质精神的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则更富有戏剧性，其在现代化社会中的更新亦更加引人注目。

由于基督教文化按其传统主要代表着西方文化，因而给恪守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大多数中国人以一种生疏、偏远之感。加之中国本世纪20年代曾出现的非基督教运动和50年代形成过的与西方国家之对峙局面，使基督教会在中国陷入一种比较复杂和敏感的关系之中。因此，中国大陆教会本世纪以来所进行的“本色化”运动，尤其是从50年代起所突出的“三自”、“爱国”之基准，主要反映了其文化关系及文化交流之中的政治层面。但在现代社会之“开放”与“对话”的气氛中，这种曾对中国教会生存起过至关重要之作用的政治层面，其意义主要是作为教会改革的社会背景或前提，而从其它文化层面上来使教会在社会现代化中得以更新则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方面，中国教会的更新在于根据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氛围来对其传统教义加以现代诠释，展开历史与现今的对话。这就提出了中国教会神学建设的任务，而教会人士也正致力于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之神学体系的深思和构设。在其看来，基督教的普世意义已使之扬弃了“西方”与“中国”之别。中国教会即代表着中国人之基督信仰及其灵性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在此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文化交流意义上的“拿来”或“输入”，而是其人格生成意义上与神对话及讲通的“体验”和“经历”。所以，中国神学不再是复述传教带来的形式及内容，而归根结底是表达自我识神识人的心曲和体会。这种神学将基于其信仰传统之真谛，却又不囿于其语言及象征符号之外观。它是中国信徒对其生存及发展中与神相遇之现实感触的流露和对其信仰之共识的倾吐。这里，教会神学家不同意像教会之外的一些中国人那样对其信仰作“内”、“外”之别或“土”、“洋”之分。但要达到其中国“本色”的普遍认同，中国教会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2篇：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范文

【关键词】儒家道德思想 思想政治教育 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道德内容影响了中国每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对不同时代的人都起到了思想引导和行为规范的作用。在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受到经济观念的影响，儒家道德思想有所弱化。为了能够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将儒家道德思想作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不仅可以强化教育的民族性，更可以增强人的主观思想的向善性，增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

一、儒家道德思想的内在含义

儒家道德思想讲究仁德、中庸、守信。

仁德就是以“仁”作为思想核心，将做人的标准提出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德不孤，必有邻”，这些都是对于人的道德规范，需要人在家庭和社会中与人交往都要严格遵守，否则就违背了社会道德。随着“仁”的思想由个体上升到社会乃至国家，其精神实质就扩展为博爱。正如孔子所言：“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此谓之三无私。”即要求人不仅要在社会中平等相处，还要提升人与自然的和谐度。儒教道德思想主张不仅要注重道德和谐，还要充满人文关怀，由此而将儒教道德思想中的人本精神呈现出来。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主要是培养学生的道德思想和行为符合社会要求，不仅要求学生要具有修养，还要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的道德风尚。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中庸”，主张通过适度把握而促进社会和谐。但是，中庸所主张的和谐不是没有原则地避让，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做事，即便存在着分歧，也要做到建立在和谐共处的基础上的“君子和而不同”。正如《礼记・中庸》中所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中庸者要能够做到“不偏不倚”，就要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做事。

“守信”是儒家道德规范中的重要内容。儒家思想中，“仁”是基本要素，“信”则确立了道德地位，由个体的立身之本扩展到立国之本，无论是家庭中、社会中，“信”都是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守信”是维护社会环境稳定有序的关键。

二、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推进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继承和发扬了马列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将与社会实践相关的法制和道德内容纳入其中，以思想传递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儒家思想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将其融入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更为完善且具有时效性。

（一）将儒家思想充实到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

当代学生的各种极端行为在社会上是有存在的，所造成的后果严重地污染了社会环境，甚至一些学生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学生形象。将儒家中庸思想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导学生少计较、多包容，就会促进社会和谐之美。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教育中，就已经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纳入其中，传承至今已经形成了优秀的传统思想。当代的社会背景下，各种新的问题出现， 就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将儒家思想突出来。

儒家道德思想源于儒家对于社会实践的理解，并总结出规律。其内容更为生活化，且语言表达生动。学生通过理解儒家道德思想，逐渐延伸到与现代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得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具有延续性和完整性，更容易使学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产生认同感。

（二）儒家思想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展开塑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社会道德以“信”作为衡量标准，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而忽视了诚信。注重诚信教育是健全学生人格的有效途径，并逐渐扩展到社会，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

中国教育改革深入到校园中，诚信、仁德、宽容的人文环境成为打造校园文化的主题。从客观的角度而言，校园环境如果人文气息不够，缺少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就会对学生的政治教育工作造成影响。要净化校园风气，就要以儒家道德思想为基点塑造校园文化，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环境保障。校园网络的普及，为校园知识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基于互联网上的各种信息对学生的道德素质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学校也可以将网络平台充分地利用起来，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网络平台上，教师和学生之间可以互动，针对传统文化进行讨论，并将话题逐渐转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当中，不仅满足了学生对文化的追求，更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校园文化是社会的缩影，通过传统文化的传播，营造出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同时利用网络实现网络空间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播，将传播内容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在传统道德思想的基础上更具有时代性，更容易被学生所接受。

三、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时期。儒家思想源自于德育实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对现代人的思想道德观念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1]贾钢涛.论以传统文化为载体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构建[J].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高教版），2011（03）：49-50.

第3篇：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教育；孔子；改革；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182-02

教育的文明与发展是现代中国人不懈的追求。标榜着先进、进步与科学的教育现代化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同进入了陈腐的旧中国。曾经，儒家经典是中国精英教育的核心教学内容，它为中国古代社会培养了最核心的人才队伍，这群佼佼者成为了权利的掌控者。但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闯进中国时，也正是这群精英人群开始了对传统教育深切的反思和后来大刀阔斧的改革。自此之后，每场教育变革的重点便是摒弃“腐朽”的儒家思想。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仍在教育改革的大道上埋头努力，大批的教育改革者在教育现代化的路上越走越远。“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育模式”似乎成为空想。此时重拾儒家经典的呼声变得越来越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儒家的教育思想以及儒家在中国古代教育的影响进行新的思索，在传统精髓中寻找前行的指引。

一、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教育

1.儒家思想形成之前的中国古代教育

中国从夏代开始就有了比较正规的学校教育，称为“校”。孟子说：“夏曰校，教也。”到了商朝，称为“庠”，到周成为“序”。商代生产力日益发展，文化日趋进步，科学日渐发达，因之学校又有增加，称为“学”与“瞽宗”。“学”又有“左学”、“右学”之别，前者专为“国老”而创，后者专为“庶老”而设。国庶之界在于贵族与平民。“学”以明人伦为主，“瞽宗”以习乐为宗。

西周是奴隶社会鼎盛时期，学校组织比较完善。当时分为国学与乡学两种。国学专为贵族子弟而设，按学生入学年龄与教育程度分为大学、小学两级。乡学主要按照当时地方行政区域而定。因地方区域大小不同。国学为中央直属学校，乡学是地方学校。完善的学校教育对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社会作用。

春秋战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诸侯国政治经济权势的逐渐膨胀，私学应运而生，并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儒，墨，道，法等诸家竞相兴办私学，为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奠定了基础。

2.儒家的主要教育理念

儒家思想是在私学兴起的大浪潮下应运而生的。而谈到儒家思想的形成，就不得不先谈到孔子的贡献。孔子是我国私学的创办者。据史称，孔子有“弟子三千”，培养出了在当时颇具影响的“七十二贤”。孔子一生“诲人不倦”，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在教学实践上，他认为，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采用“循循善诱”的方法。同时他认为学生应该有好的学习方法，懂得“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等，这些都对后世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宗旨，使人人有了接受教育的可能。而孟子作为儒家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则进一步推动儒家教育思想走向成熟与完善。与孔子的教学理论相比，孟子更注重学生道德理想的培养和道德意志的锻炼。他反复强调“尚志”，认为人生第一大事就是要有自己的志向，并且要有大志向。关于道德意志的锻炼，孟子特别强调要“存其心，养其性”，要节制私欲，培养浩然之气。他认为坚定的意志是养成浩然之气的基础，一个人要通过意志的锻炼才能有坚强的性格，才能担当大任。

二、儒家教育理论与西方教育理论的比较

1.孔子的“有教无类”与西方“教育平等”

孔子是中国古代社会私学最主要的开创者，他认为人“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们天生并没有本质区别，个性差异是由于后天培养所养成的，只要通过良好的后天培养，艰苦的学习努力，每个人都可以养成君子的习性品德。所以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据说，孔子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他们来自齐、鲁、卫、晋、宋、梁、陈等国家，且大都出身贫寒。

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人文主义教育学家倡导以人为本、要求个性解放、重视人的现世生活，崇尚理性知识，这大大促进了教育的普及与平民化。西方工业的发展使得社会对政治、经济、科学、商业方面人才的需求加大。各种各样的新式学校随之出现，受教育的人群也都在扩大。

但是，此时的西方教育并没有普及到孔子“有教无类”的程度。西方的教育改革大多局限于对宗教神学与教会控制教育的反抗，所谓的“教育平等”只是这场战争的武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教育权利仍旧牢牢地掌控在贵族与富人手中。相比之下，孔子时期中国的平民教育的普及程度还是高过于西方的。

2.人本主义教育的共通与分化

孔子认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看来，在孔子眼中，天命才是最主要的，而天命就蕴含在自然运行之中，只要顺乎天命积极努力，自强不息就可以成才成仁。孔子将人置于主动的地位，认为人只要顺乎天命的努力便会成才，而不是在一味地接受鬼神安排。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家们也极力抨击宗教神学对人思想的束缚。他们提出人完全可以通过教育达到全面发展，而不是只将希望寄托于后世。这与孔子的理念是契合的。

而后，中西方人文教育的发展却产生了天壤之别。西方现代教育为了服务于工业的发展，越来越注重培养高技术的可以在工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人才，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也与社会生产发展紧密配合，这些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工业技术的发展。而此时，儒家思想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仍旧坚持着王道政治为中心的道德教化似的教育。他们注重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纲常；重视礼乐教化，轻视生产知识。此时的中国教育已俨然发展成一种“人文教育”，自然科学从不被重视。而孔子的教育目的也只是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这一点被后世的统治者基于不同的目的积极宣扬，为后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所以，当今中国进入全面现代化发展时期，西方应用型教育发展的理念逐步渗透到我们的教育之中。

三、取其精华——儒家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意义

1.德行教育，人才培养的先行者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中国人一直都有重道德教化，礼仪规范的传统。但多年对于现代科学教育的追求，让我们的教育者轻视了对于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我们只注重对于学科知识的教育，严重忽视了学龄青少年道德的培养。人们的道德标准越来越低。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时，人们不禁又回顾起儒家思想在道德培养方面的巨大成就。

我们的教育者总是高喊着要普及素质教育，但素质教育不只是开几节游戏课，少布置几张作业。素质教育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使学生成为富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合格人才。

孔子是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他以“仁”为核心和最高的道德标准，他主张一个人要有理想、有抱负，要努力提高精神境界。为人处世要从道义出发，克制不正当的私欲。这对于现代社会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都是一剂良方。同时，儒家思想以“孝悌”为本的仁爱思想有助于学生从根本上认识到孝敬父母与关爱他人，以及爱国爱民的重要性。“忠恕之道”也成为现代社会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交流与合作的行为标准，成为如何应对矛盾，处理问题的智慧之源。这些儒家思想为我们提供的宝贵资源必须成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点。

2.素质教育的传统渊源——儒家诗书礼乐教育

孔子重视对其学生诗书礼乐方面的教育。“诗”即西周以来的诗歌，儒家教育思想认为诗能够激发道德情感，体会风俗盛衰，观察政治得失，是学生获取丰富知识的源泉。“书”即史书。读史可以提高学生明辨历史是非的能力，同时从其中获取行为指南。“礼”即周礼，是古老的道德标准和礼仪，礼使学生学会了为人处世的基本规范。“乐”指乐曲，与“诗”相连。“乐”的作用是与“诗”相配合用于陶冶学生的情操。论语中提出，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过程应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乐”在人格培养中的关键作用。

儒家这种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可以为我们现今的素质教育改革提供很多资源。“应试教育”忽视了个人性情与社会生存能力的培养，“诗书礼乐”的标准能够为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为主要内容的素质教育改革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与学习材料。

3.因材施教——现代教育发展之精髓

孔子的“因材施教”首先是要注重学生的个性差别。孔子通过观察，问答等方式了解学生性格爱好等的差异，再根据不同的个性特点进行教学。《论语》中保留了大量孔子评价学生个性德行差异的记录。其次孔子特别注意对学生的启发诱导，这也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基本方法。这恐怕就是启发式教学的源头吧。

现代，我们也应因材施教，采用启发式教学。教师在教学之前应充分掌握学生的个性特点，知识级别，保证教学的内容和方式符合学生的接受水平和个性条件，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志向，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专长。

四、结语

综上所述，儒家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原则在很多方面与现代教育理论是相符的。儒家思想及儒家教育理论理应成为我们现代教育的宝贵借鉴。在现代化教育发展的坎坷征途中，我们必须总结经验教训，吸收外来教育的精髓，同时不忘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教育思想中提取精华，实现中国教育的真正现代化和科学化。

参考文献：

[1]周立升，颜炳罡.儒家文化与当代社会[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2]马振铎.儒家之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3]郭齐家.儒家的教育思想传统及其现代价值[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9，（1）.

第4篇：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范文

儒学作为一种文化曾以强势的道德意识及政治理想成为贯穿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观，成为传统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原则和规范，时至今日，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儒学还有存在价值吗？因为一百年来，中国受西方功利主义的影响，功利主义盛行，在某些中国人的心中，功利主义已占了上风。功利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功用至上”，一切问题都从“功用”上思考、评价才认为合理，“功用”成了人们思考评判所有事物的最高标准，现在某些中国人已经不会像古代的中国人那样从道德、良知、天理等角度思考评判事物了。在这样的思想背后下，某些中国人认为儒学已经没有用了，应该像出土文物一样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最多只供专门的研究人员研究。然而，儒学果真在当今中国没有用了吗？儒学果真是文字古化石或出土文物吗？儒学果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儒学在当今中国仍有存在价值，因为儒家传统的价值意识依然主导并决定着中国人群的道德信念与家庭伦理。

一、儒家哲学的基本观点

简单地概括，儒学应包含丰富的人生哲学与道德哲学，其要旨是对人关照，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究，是对人的终极关怀。

儒学的核心概念是“仁”，孔子教导“为仁”的原理；孟子则提出“养浩然之气”、“求放心”、“尽心”的功夫论；荀子提出“化性起伪”；《大学》中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德目；《中庸》中的“诚之者人之道也”、“慎独”的哲学；周敦颐的“主静立人极”功夫；张横渠的“存天理去人欲”；程颢的“识仁”、“体贴天理”；程颐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熹的“格物致知”、“穷理尽性”；陆象山的“立其心之大者”；王阳明的“致良知”；刘蕺山的“慎独”与“诚意”等。不论这些儒家学者试图透过何种相近或相异的概念范畴或思想体系，对于人类自我修养及超越的可能提出各种设计，他们共同承认并以此种共识为基础而发展其本身思想的观点，即透过这些人类自身由内而外的功夫修养，追求并达致儒家的社会政治体制与文化理想。

儒家哲学最重视社会哲学，因为成就一个现世的人类的理想社会是儒家最原始的关怀，为了设计与建立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孔、孟、荀等人可说不断提出各项有关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或伦理的观点的思想家，同时这正说明何以社会哲学才是儒家思想起步的主要重心，即就儒学传统的整体来说，儒家哲学的进路是社会哲学的。儒家的社会哲学内容条理清晰，《大学》八条目是最具体的代表，《礼记》中的《礼运大同篇》是重要的社会哲学著作；周公制礼作乐与孔、孟、荀三人提出的许多政治制度与施政原则，如行仁政、不重敛赋、礼乐化民等，都是儒家思想传统中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另外，表现在汉代经学思想中的儒家思想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据而设计出来的社会体制之学。同时，为建立理想的社会文化，家庭间的伦理关系更是关键要目，因此孝道是《论语》中孔子以之为一切德性的根本德性者。最后，《易经》哲学中借由《易传》注解之作而建立了儒家价值本位的情境伦理学，即针对各种伦理冲突情境的知识解析提出进退智慧，从而作为儒者处世应世的操作知识根据。

二、当今社会儒学作用之所在

1.利用儒学重构现代社会道德

当今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之一，就是呈加速扩大趋势的非道德化倾向。许多传统道德体系被玩忽、蔑弃、破坏甚至解构，政令和法律被迫切入道德领域，以管制和刑罚代替教化。更严重的是，以政法代道德导致更多的人愈淡漠甚至丧失自律意识，一度令政法管制束手无策。其后果是人性的扭曲以致丧失，从而使公共秩序败坏，社会生活失范。可以说某些中国人的社会道德已经开始崩溃，很多中国人已经不知道按照什么样的道德标准实施自己的行为，即出现了孔子所说的“无所措手足”的状况，出现了“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局面。如何解决现代社会道德滑坡现象？“重构道德”成为当今社会十分关切的话题之一。在重建道德、特别是自律而非他律道德方面，儒学拥有无比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典范。儒学的基本特征就是把道德放在治理社会与国家的首位，儒学在本质上就是道德之学，追求一个道德的社会就是儒学的实践目标。

儒学对人性的基本认识是“仁、义、礼、智、信”，这是人类普遍永恒的道德，儒家清醒地了解到人的与物质生活相互作用可能对其道德意识发生的负面影响，因而汲汲于提倡修养工夫，发明道德本心，使之“惺惺不寐”；追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非“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政教方式，内外夹持，养护人的德性。人性规定了儒学做人的原则和为之奋斗的目标。儒学永远不是道德说教者，首先是道德实践者，他们以知行合一的方式实现自己的道德人格，以自己的道德人格证明自己的道德教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历史上的儒学都努力在社会中实现“仁、义、礼、智、信”这人世间永远不变的常理常道。

儒家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规范的论说及实践典范，对于当今人类的道德生活具有非常现实和重要的价值。

2.利用儒学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以儒家文化为思想资源，有现实基础。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吸取和继承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某些精华，从而丰富了学说的内容，并使之取得“中国化”的形态。因此，中国化过程中对儒家思想的吸收，青年群体对儒家文化的认同，足以表明儒家思想作为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是活着的思想。就此而言，儒家思想必将在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在精神气质上把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区别开来。因此，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根本特征，或者说自性特质。民族精神不是今天才有，而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文化演变中逐渐形成并定型的，所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产物，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特质的体现。在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核心内容，是一个民族文化身份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标志。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民族精神，就不会有民族自我认同的内聚力，就没有确定的文化身份与其他民族交往，就会处在“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状态”。从历史上来看，民族精神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具体体现在一个民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中，如美利坚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基督新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东正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则体现在儒家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即体现在儒学中。

但是，百年来，在反传统的浪潮中，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到“破四旧”，与传统进行了最彻底的绝裂，儒学首当其冲，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最后导致儒学式微。儒学式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学到的西方文化及西学又不能转化为自己的民族精神，结果中国人灵魂四处飘荡，无所归依。如何解决呢？通过儒学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因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自古以来就体现在儒学中，儒学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最集中的载体。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儒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今后岁月中，儒学必将再度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是儒学“为生民立命”的历史使命。

3.利用儒学解决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问题

当今人类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无疑具有普遍性和灾难性。伴随现代化运动狂飙突进的是人类精神的失落和传统社会的解体，特别严重的是地球生态圈经亿万年演化而形成的生态系统的高度破坏。臭氧层空洞、温室气体效应、全球气候变暖、极地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诸如此类因工业化和都市化引起的问题，已非水土流失、河流枯竭、土地沙漠化、空气和水源污染、酸雨等局部性问题可比，真正是全人类的问题，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或消解的问题。

第5篇：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范文

【关键词】企业文化 儒家思想 人本管理

一、引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国人纷纷引进美国管理理论时，日本却在向中国学习。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儒家精神在现阶段企业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得到了中西方管理界的肯定。认为其中所蕴含的以人为本、中庸和谐、诚信等观点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能够有效的解决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东西方的管理思想文化的相融，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特色管理思想的凝聚和管理实践的成长，也能够为世界多元化文化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二、应用儒家思想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可能性

儒家思想的立足点---伦理道德诉求。企业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隐性管理方式，是一种软管理。它是由领导层倡导，上下共同认同和遵守并不断革新的一套行为方式，并渗透于企业各个领域。对企业文化构建简单的理解，就是创立一种适合企业发展的理念来管理企业。因而儒家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中庸和谐、诚信”等特质在企业文化的构建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及现实意义。

现阶段企业违反伦理道德事件频频发生，我们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更应该反思，到底企业的问题出现在哪里。面对社会上对企业伦理道德的诸多质疑，我国的传统文化更应当适时的发挥积极作用，直面实际问题，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涩泽荣一先生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白“取之有道”的道理；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并不违背“道德”，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实践表明，儒家思想在建设企业文化过程中的价值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只要创我们更够造性的理解运用，就能够构建出符合国情并具有强大生命力企业文化。

儒家思想是企业和谐发展的原动力。“和谐”是不同事物之间相辅相成、互利互惠、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构成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元素，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关于“和谐”的思想观念，内容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统一共存的处世哲学等等。当今时生了剧烈的变化，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的危机，即文化观念的偏差导致人与自然、社会、自我三种关系失调所造成的危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倡导的“和而不同，统一共存”的处世哲学，弥合了人与自然、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不仅展现了中国人温柔敦厚的情感世界，更能够很好的指导管理实践，帮组企业走出道德困境，

三、应用儒家思想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必要性

发扬儒家“以人为本”的道德观念。儒家为代表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充分强调重视人，主张“以民为本”，这与现代管理理念中的人本管理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任何一种管理方式归结到一点，就是对人的管理。然而面对当今激烈的竞争环境，人往往将利益放在首位，在处理问题时较多的持功利主义态度，缺乏对道德观念的反思，导致企业做出违背伦理道德的事件。“以人为本”的思想精神可以消除企业家的功利心态，净化心灵，这样有助于解决现代企业面临的诸多实际问题，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得到提升和强化，从根本上来解决社会诸多矛盾。

西方管理观念，忽视了对道德观念的引导，片面的强调企业经营中的非道德性（法律）的约束，把目标、战略、结构、制度等要素作为企业日常考核的重要指标，追求利润最大化，忽视了对人的“柔性管理”。与之相比，儒家管理思想则更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及作用，突出对人自身的关注及关怀。这是儒家思想的魅力所在，也是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能够存在的理由。

“诚信立商”、追求“阳光利益”。“诚，信也”，“信，诚也”。“诚”更多地指“内诚于心”，“信”则侧重于“外信于人”。“诚”与“信”组合，就形成了一个内外兼备，具有丰富内涵的词汇，即诚实无欺，讲求信用。千百年来，诚信被中华民族视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我们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信是立人之本、齐家之道、经商之魂、心灵良药。

在企业管理领域，诚信就是指商业信誉或企业信誉，这对于任何企业而言都是立业的根本，生存之道，是企业文化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诚信立商”要求企业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要做到信守承诺，先义后利，童叟无欺。只有这样做企业才会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企业才会得以长久的发展。如果只顾眼前利益弄虚作假，隐瞒欺诈，这样的企业也终究是昙花一现，甚至会受到法律的惩治。诚信更是各种商业活动的最佳竞争手段，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企业真正的名片

四、儒家思想构建企业文化的未来走向

东西方管理观念的融合。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更好的启发管理思想。中国的管理重“道”，“道”虽然微妙，但却简单异行，容易实践操作。再辅助于“仁”的思想，最终形成一种理想的“自动管理境界”，这也是我们五千年封建统治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是一种以“虚”控“实”的管理理念，是对人们思想根源的掌控。西方的思想重“知”重“理”，充分强调要有严谨的组织构架，再辅助以严格的组织制度等实用的管理措施，强调合理性、可操作行，最终达到实现组织目标的目的，是一种“实用”的管理理念。东西方文化各有特点，管理方式也各不相同，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具有东西方特色的“虚实结合”的管理理念，既注重对精神层面的掌控，又要辅助以严谨的管理制度。

推进实现“大同文化”。管理既具有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因为管理本无国界。从普遍的角度看他适用于各个国家、企业。从特殊的角度来说，不同国家，企业也会根据自身特点打造更符合现实规律的管理方式。我们所倡导的大同文化，准确的理解是“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我们常说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儒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处理好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儒家的中庸之道很好的调和了这些关系。名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才是名族的，两者相辅相成，不可能完全一致或绝不相同。任何一个国家、或是民族都应该知道自己的民族文化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更多的应将目光转移到对本土文化的从分考量上，从中挖掘可以贡献于人类社会的文化资源，并与时代相结合，创造性的解决问题。中国文化作为世界诸多文化的一种，我们应该清醒地给它一个适当的定位。必须在充分挖掘其自身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与世界文化接轨，不断的调整与创新，使儒家文化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这也是任何文明存续与发展的必经之路。

五、结论

现在中国企业管理者经常会走入一个误区，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坚信只要引进了目前管理领域先进的管理理念，或请到了国外某些知名的职业经理人，企业就等于是进了保险箱，这种想法显然是不成熟的，是经不起推敲和论证的。流行和适合并不是永远匹配，这对同穿衣服一样，如果搭配不当，就会状况不连连，甚至会丑态百出。我们说一种管理理念的成功，绝不仅仅在于其理念的先进本身，还要看企业所处的具体环境。而这种环境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不稳定的，是动态变化着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管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我们在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理念的同时，必须与本土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的企业管理者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儒学的许多思想已经深深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每一个中国企业的血脉中，也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道德准则、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我们在借鉴国外管理理念时就不能够完全的拿来主义、照搬照抄，应该更注重借鉴其原理。就是说要对管理普遍性准确把握的同时还要结合管理的特殊性，应用在我们的具体管理情景中。立足于儒家所倡导的最基本价值观，进行融合，使其更具有操作性、可接受性。

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结合还要注意找准发力点，不能拿来主义，要掌握好方法并用中国人习惯的方式巧妙的表述出来。注重将儒家思想精髓进行创造性的提炼，并融入到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在各职能部门进行系统规范和指导，在企业内部至上而下的形成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不仅需要企业领导者积极倡导，以身作则，更需要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和遵守，另外还要注意与激励手段相结合，形成长效机制，只有这样儒家思想在企业文化的构建中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第6篇：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范文

一、引言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从需求管理转变为供给管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政策转变， 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者的需求不再重要，也不意味着不再需要出口投资消费三大马车的牵引，相反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张的是利用供给促进需求，所以对于中国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消费心理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儒家思想文化，在伦理道德方面为大家所知晓，经过几千年的沉淀，仍然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即使是现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类的精神、伦理、政治生活依旧在儒家传统的精神感化之下。然而，儒家经典中关于经济伦理中的重大作用却没有被挖掘出来，儒家文化虽看不见，却无处不在，在人们的脑海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国内外关于儒家文化对于中国经济伦理作用有所研究。

二、儒家思想文化在经济消费领域的研究综述

消费者心理学的研究发现，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受到两种不同需要的影响，一是消费者自身可以意识到的机制缺失，另一种是消费者自身没有意识到的、潜意识的作用。而所谓的潜意识来自于儒家传统思想的积淀、消费者已经树立牢固的价值观，从而反映了消费者的世界观、价值观、消费观、生活的方式和地位（席佳蓓、王新新，2009）。

早在上个世纪初，康有为的弟子、精通中西经济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陈焕章先生，就已经出版了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其中文版《孔门理财学》为后人所译。在此书中，陈焕章先生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了儒家经济伦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是“消费”，陈焕章先生认为，儒家学派的礼的存在，既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欲望，也是为了克制人的欲望。孔子的中庸之道，批评了管仲的过分奢侈，晏子的过分节俭，不过如果在节俭和奢侈中做出选择，孔子认为与其奢侈，不如节俭（陈焕章）。这就不难理解，在当今中国，即使政府做出了扩大内需的各种措施，仍然改变不了高储蓄低消费的现象。

在对待储蓄和消费的问题上，儒家思想系统表现的非常内敛，甚至有禁欲的倾向（傅佩荣，1994），具体来说，儒家思想体系中“崇俭黜奢”的消费理念是根深蒂固的。勤俭持家受到推崇受到表扬，奢侈浪费则受到批评，如“挥金如土”“不孝败家子”都是以贬义词的形象出现的。

关于儒家思想与高储蓄低消费之谜，暨南大学叶德珠教授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给出了详细的解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西方世界对西方过度消费的文化产生了质疑，向亚洲消费价值观的回归的呼声越来越高（叶德珠，2011）。

儒家文化在消费者思维模式上有很大的影响，张鸿翼（1989）认为，儒家用来指导和约束人们的消费行为的基本道德规范是用财有制、节之有礼，黜奢崇俭，只有在消费上节奢欲、俭饮食、安分守己，才能过上安静祥和的生活，即“祸生于欲得，福生于自禁” ① 。

对于儒家文化对于现代化的作用，众学者提出各种各样的观点，有对儒家文化的现代化作用表示质疑，认为回归传统文化是历史的后退，现代化的发展需要的是法律的约束，而不能仅仅依靠道德的规范，儒家文化不能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彭卫，2008）。也有支持者认为，儒家文化有其内在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它的内在精神――改革与创新，开放与融合，历经几千年而不衰，使得儒家思想现代化具有内在必然性（戴圣鹏，2011）。

三、儒家思想对消费者消费心理的影响

（一）黜奢崇俭

在先秦的儒家消费思想中，讲述最多的，最强调也是最核心的就是奢俭问题。“奢俭之辩”作为儒家消费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对后世消费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儒家诸子在奢俭问题上的描述虽然都有差异，不过都是支持节俭的。孔子认为，治国必须“节用而爱人” ② ，孔子的弟子子贡也表示，“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①。孔子主张有度的节俭，同时也是反对奢侈浪费的。那么，奢侈的标准是如何界定的呢？孔子认为，“称家之有无”，“有，毋过礼” ②，所以说，奢侈的标准就是“礼”。孟子作为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弟子，也继承了孔子的节俭的思想，富民的措施就是致力于生产，并节约开支成本，也就是现代所说的开源节流。“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则财用不乏！” ③，所以孟子认为：“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④与孔子有所不同的是，孟子反对摆阔气性的消费，认为有涵养的人要随遇而安。他说：“舜之饭棋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诊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子?尽心下》）

（二）等级消费

在政治上，孔子是主张等级政治的。同样，在消费层次上，孔子也主张等级消费。所谓的“克己复礼”，所有阶层都要按照“礼”的标准消费，什么样的阶级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越级消费是不被世俗认可的，是不可取的。这也很好的解释了在当今时代暴发户为什么不受人们待见，即使拥有很多财富，出手阔绰大方，也得不到人们的尊重和认可，只是让人感觉附庸风雅而已。而与此相反的是，贵族阶级似乎拥有与生俱来的高贵品质，就应该享受世间繁华，他们的生活也是被普通民众所向往和崇拜的。在古代封建贵族阶级也有为了展示自己的财富而阔绰的炫耀，对此孟子是不支持的，孟子认为，真正的君子就应该随遇而安，也就是“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⑤。不过，儒家按照等级消费的思想也不是绝对的。比如有人问孔子，管仲就很节俭，那么他懂礼吗？孔子回答道“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站，管氏亦有反站，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⑥。孔子虽然对管仲不满意，但是管子公正的作风和他的“政绩”，让孔子原谅了他的越级消费。从此之后，“政绩”作为消费的依据被后来的朝代继承，一直沿用到现在。

（三）礼仪消费

“克己复礼”不仅体现出等级消费，还体现出了礼仪消费。礼仪性消费是古代消费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认为，只要符合礼的标准，即使浪费也在所不惜。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曾经做过祭祀、司仪、丧葬、喜庆等礼教性消费，所以很重视礼仪性消费。在现代社会，也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即对丧葬、喜庆等形式上的非常重视，尤其是丧葬，即使一个人活得时候受尽艰辛，但是离开人世的时候也要风光，即使那个人已经死去了没有任何意识。孔子这样称赞禹，“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献，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恤，禹，吾无间然矣。”⑦。孔子特别赞赏为了祭祀而牺牲的人们。孔子的这种消费意识实际上是建立在其“礼义”观念基础上的。荀子进一步规范礼仪性消费，“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则食矣，不辟梁肉，在酒醛，则辞。寝不逾庙，宴衣不逾服，礼也。”⑧等等。这种礼教性消费的繁文缚节、神秘且严格，严重束缚了人们的观念及消费行为。而且礼教上的铺张浪费与黝奢祟俭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礼义”成了是否消?M最根本的标准，“礼义”在儒家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

四、结语

第7篇：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范文

关键词：韩剧;中国;热播;文化反思

1993年内地首次播出的韩剧《嫉妒》，到2001年央视配音引进83集的《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再到历史剧《大长今》，20多年里，韩剧以一股“惊人而持久的力量” 霸占着中国各大娱乐版块头条。韩剧来势汹涌，把国产电视剧挤到寻求官方保护的境地。我国广电总局不得不出台国产电视剧的保护政策。主要是因为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电视文化还较为贫瘠，韩剧在弥补这一空白的同时，致使韩流文化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如何展示中国5000年的优秀文化，是当下我国需要探索和反思的重点。

一、韩剧在中国热播的现状

当下韩剧在中国的热播，以及韩流文化在中国的“狂欢”，并没有引起我国国民的反思，尤其韩剧主要是以情感和生活视角占据主导，满足了女性观众对情感的幻想。例如在2013年底《来自星星的你》，编剧以独特视角满足大部分女性观众的情感幻想，尤其剧中女主角的着装、配饰，在中国掀起了一阵购买热潮。侧面反映出了韩剧能够掌握观众的心理需求。韩剧带动的经济效应是最为明显的。例如，《来自星星的你》中的“炸鸡啤酒”成为中国游客到韩旅游的必点食物，并且通过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3月月韩国啤酒对华出口额翻了三倍，总金~达到了 103.6 万美元。2016年后半年，出于各类原因，中国对韩剧进入中国市场加大的把关，韩剧在中国电视市场受到一定程度上影响，但是依然不能阻挡中国观众通过各种网络渠道获取韩剧资源。例如，2016年11月开播的韩剧《蓝色大海的传说》，虽然没有进入中国市场，但是依然成为中国观众追逐的热点，针对这些现象我国应该并以重视的态度并反思。

二、韩剧在中国热播的文化反思

我国有五千年悠久而灿烂的文化，韩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中国的印象，例如，服饰、文字、建筑、习俗等。韩剧让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转型中传统的价值和道德习俗对和谐、道德凝聚所起的作用，我们应该反思韩剧对中国观众精神道德方面的满足，发掘我国优秀文化因素，让“中流”成为中国主流。

（一）认同和发扬儒家文化

儒家思想源于中国，但是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韩国在儒家思想应用和贯彻方面细致精湛，很多时候连中国人自己都自叹不如。尤其在早期的韩剧中多以家庭伦理、亲情等元素抓住中国观众的内心，在侧面体现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我国早期的电视剧一般会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支配，电视作品中包含了浓重的政治因素，虽然政治思想是国家存在的一种重要形式，但是可以在电视剧中以委婉的形态表述出来，例如日常生活就是政治的潜在力量，如，友好、和平、自由等。

韩剧内容很少涉及犯罪、凶杀等题材，主要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和爱情来阐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仁”、“和”、“爱”。中国在早期韩剧中进行反思，并不是韩国文化有多强大，而是韩国的将和谐、友爱的理念渗入电视剧，抓住观众的眼球。我国与其说是借鉴，不如说是创新，本身儒家思想就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用自己的文化壮大自己的文化产业。

（二）对民族性的尊重和宣扬

中国虽然在近代遭受过列强的侵入，但是中国的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被“奴役”过，也没有中断过的文化，所以我们可以在文化艺术中展现更多具有中华民族性的东西。有很多韩剧在思想创新上采用了西方的文化特征，但是其骨子里还是保留着传统文化，这也是韩流文化得以发扬广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应该正视韩国文化对中国年轻人产生的深远影响，以一种谦虚、诚恳的态度从异邦民族中学习，寻找能够促进中国电视剧发扬光大的积极因素，用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去征服本国，以及外国的观众。例如，《琅琊榜》虽然是以小说改编的架空历史故事，但是其中展现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不仅在中国内部掀起收视热潮，并且在日本、韩国等国家也引起强烈反响，所以我国应该加大宣扬对民族性的尊重。

三、结语

综上所述，韩剧热潮在中国的掀起，不仅表现在韩流文化的渗入，并且带动周边商品的的输出，对我国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韩剧让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转型中传统的价值和道德习俗对和谐、道德凝聚所起的作用，我们应该反思韩剧对中国观众精神道德方面的满足，加大宣扬中国对民族性的尊重，让中国电视剧，乃至中国文化的也得到发扬。

参考文献：

[1]王春杰.韩剧在中国热播现象的传播学探讨[J].新闻研究导刊，2016（01）.

第8篇：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范文

【关键词】儒家哲学 本真 达道 【中图分类号】B824 【文献标识码】A

儒家哲学中的“本真”与“达道”突破了传统的意义，以关注人本身为起点，以实现和谐社会为最终旨归。从价值取向来说，回归“本真”就是回归真我，重视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精神追求而言，“达道”就是通过不断探索，寻求普世通行的公理，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传统儒家哲学理论的重大突破，就在于“本真”“达道”的思想改变了以往对于自然现象的单纯研究，转向了对于人类社会问题的评估与解决。 儒家哲学中的“本真”和“达道”以人为根本，并与现实紧密相连

儒家最初的哲学关怀，就是成就一个现世的和谐人类社会。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孔子、孟子、荀子等著名思想家都提出了很多关于社会、经济、伦理以及政治的构想，并以此不断丰富儒家思想的内涵。儒家哲学在历史上的意义，在于超越了传统儒家理论思维中“以道治人”的管理思想，将“本真”“达道”与现实紧密相连，以人为根本，以“道”治天下。由于作为个体的人对于“本真”与“达道”的实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研究“道”应该从历史角度出发，着眼于实践，寻找其中蕴含的内在关系。

“本真”，是指事物的天性及本源，也泛指真实的、不加任何修饰的内心世界及外在表现。《孟子》强调“仁义礼智”的价值追求，明确了“人性本善”的人性论观点，并且希望人能够回归本性、回归本真，“真实”是本真的根本所在。这里所讲的“真实”，主要指人的存在方面所需要实现的真实。在现代社会，“真实”更强调实事求是的方法论，一切应从实际情况出发。

“达道”，即通过不同方法，探求普世通行之公理。由于道理易讲，而难于实践，因此古人对“道”的追求始终孜孜不倦。例如朱熹提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王阳明则与朱熹迥异，他信奉象山先生陆九渊“吾心便是宇宙”的思想，提出“知行合一”的实践方法论。二者的方法论虽有不同，但都是为了探求普世通行之公理。

中国传统的儒学对于“本真”与“达道”的继承，主要在于保留了早期儒家理论的内涵和范畴，借助原有的信仰加强其对于“道”的认知。随着实践的丰富，儒学的相关研究更倾向于从现实角度出发，寻求“道”在实践中的延展意义。 “本真”与“达道”具有传承性、创新性和实践性的内在特质

“本真”“达道”在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在儒家哲学和传统文化的不断更新发展中，“本真”和“达道”也呈现出特有的内在品质。

“本真”与“达道”的传承性。“本真”与“达道”在发展中，以传承历史为根本。为了将历史与实践相互融合，儒家理论由“温故而知新”入手，与“继往开来”相互支撑，赋予“达道”以实践创新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本真”与“达道”仍保留其最初阶段的含义：注重人本身，向往回归真我，并通过不同的方法论来探求真理。这不仅有助于维护儒家思想的稳定性，巩固儒家思想文化在历史变迁中的统治地位，也增加了思想的灵活性、开放性与创新性，从而有利于儒家思想的推陈出新。儒家对于“本真”与“达道”的重视，在延续历史的基础上，保留着其中的有益成分。儒家哲学在发展中，既不完全遵从历史，也不否定历史。同时，他们深知实践的重要性，遵从“知行合一”的精神；并将开拓创新作为根本，表现了对形而上学思想的反思。儒家唯物主义的精神从实践维度强调了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相互调和，在形式与内涵上实现了统一。

“本真”与“达道”的创新性。儒家哲学的发展，一直是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历史的传承和时代的创新。历史是过去的记载，也是现实的烙印，更是未来规划的向导。儒学理论融合了对以往历史的记载与对未来发展的隐喻。儒学理论对于未来社会的展望，也是通过历史来论证的，所以“本真”与“达道”能够立足于历史而见证现实，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正确的引导。

早期儒学比较关注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具体而言，儒学认为“本真”与“达道”的产生源于人对于外部环境的感知。人的实践为儒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内涵，因而实践推动了“本真”与“达道”理念的发展进步。儒学理论的实践属性以个体言行作为基础内容，将个体的实践行为进行分析与综合，致力于协调外部社会环境与个体的内在特性，使得儒学区别于传统意义的“真理”，并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本真”与“达道”的实践性。“本真”与“达道”在发展中，以坚持实践为灵魂。儒家哲学的“本真”与“达道”始终与实践密切相关，作为人类历史的延续，儒学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中得以建构和完善。因此，社会实践一方面是儒学诞生的依据，一切理论知识都从实践中得来；另一方面，儒学理论也终将回归于实践，既可以成为检验实践的可靠标准，也能够通过不断完善的社会实践对其进行补充与完善。儒学理论也是当代社会实践的缩影，在延续固有历史特质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现实的实践属性，保持传统儒家哲学的生命与活力。 儒家哲学中“本真”与“达道”的现代启示

传统的儒家理论概念相对复杂，往往会给人以晦涩难懂的感觉，因而有人也产生了一些有所偏颇的想法：儒家理的关注焦点在于那些事关社会变革的重大事件，相对忽视个体的发展，将儒家理论运用于生活，实为大材小用。

实际上，儒家学说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为对于历史理论的批判性逻辑辩证思考，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事物的发展。批判性逻辑具体可以阐述为，依据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展开辩证地否定，从而对儒家学说进行合理的“扬弃”，即去粗取精地继承与发展传统儒家学说，以达到理论创新的目的。

“本真”与“达道”在当代社会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现有生活的理性批判。歌颂生活与感恩生活，在生活中寻找能够满足个人精神需求的寄托，是当前社会大众对待生活的普遍态度。与此同时，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生活取向。例如一些人尤其以年轻人为主，往往抱着“活在当下”的态度，以“自私利己”为“本真”，以“不择手段”为“道”，沉迷于灯红酒绿，自得其乐，缺乏社会责任感与改变生活的抱负。对此，适时地引入儒家理论，以儒家思想中的“本真”和“达道”对其进行匡正，是十分有必要的。

中国传统儒家理论中的“本真”与“达道”虽有别于西方的形而上学理论，但是两者之间也有一定的相通性。“达道”旨在遵循客观规律，以品德为价值维度。儒学理论不仅要与时俱进、结合现实，还要对未来的发展形成一定的指导。以“本真”与“达道”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为客观存在指明了发展方向，为其提供了多重选择路径。因此，要以细致的眼光洞察社会，整合经验教训，以实践为鉴，用实践指引未来。

（作者为海南医学院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徐克谦：《论作为道路与方法的庄子之“道”》，《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4期。

②徐克谦：《论儒家哲学之“道”的实践属性与历史属性》，《学术论坛》，2011年第15期。

③田军强：《儒家哲学的人文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4期。

第9篇：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范文

关键词：企业文化；儒家思想；市场经济；义利观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4月10日

一、引言

概括地说，企业文化是指用于指导企业经营和管理的一些思想理念和基本原则，也是企业制定各种具体规章制度和实施各种具体经营行为的基本指南。企业能否取得长期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企业文化是否先进与适当。然而，企业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一种企业文化的发展、形成都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背景。每个国家的企业都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那么企业文化自然也会受到这个国家传统文化的影响，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浸润和滋养，企业文化就像没有根的树，不可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儒家文化是我国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瑰宝，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在东亚一些国家也有着广泛的传播。这是因为一方面儒家传统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品格和社会生活活动，而这种影响至今也或多或少地依然存在。如果将儒家文化的这种影响有效地运用于企业文化的建设，能够使我国企业形成既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又具有现代精神风貌的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另一方面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观点和理念，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当代社会，也仍然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对于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因此，吸收儒家传统文化中那些积极、有价值的内容，将其应用到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实践当中去，不仅有助于我国企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正是基于上述的原因，本文在此选择一些儒家文化中具有积极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的理念加以阐释，就是希望其能够从传统文化中为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当然，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这里很难将其进行全面地论述，所以本文只是选择其中的一些与企业文化建设相关的重要理念予以阐释。

二、义利统一、先义后利的理念

儒家的“义利观”在历史上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其重义轻利的理念也曾经被认为是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但是如果加以全面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就会发现在儒家学说里，义与利并不总是全然对立的，也并不总是非此即彼的排他式选择。它提倡的是人们在面对“义”和“利”的选择问题时，应该先“义”后“利”，需要首先考虑公众的利益而不是只顾及自身利益。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尽管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是孔子同时也说，“富而可求也，虽持鞭之士，吾亦为之”。由此可见，即使在非常强调义的重要性的孔子看来，义与利也是可以并行不悖，统一结合的，合理的利也是应当求取的。所以义与利，在儒家学说里并不总是冲突和矛盾的，只是在获取利益的过程中始终要把义放在优先的位置加以考虑，需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大众的天性，没有人想要过贫穷的生活，因此人们才会努力去追求金钱与利益。追求利益在孔子看来是人的正常需求，但是如果用不正当的方法去获取，这种利益就是不应当获取的，不要也罢；贫困卑贱的窘况是每个人都厌恶的，但是如果以不正当的方法去除，不去也罢。所以在儒家思想里，“义”和“利”可以是统一的，只是想得到的东西应该用正当的方法获得，自己讨厌的东西也不应该用不正当的方法去除。也就是说，君子取财，要取之有道。无需否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发展是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但是不能为了获得利益而不择手段，无所顾忌，不能因为受到利益的驱使，对社会道义不闻不问。企业只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社会公民，所以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而有悖社会公德，对社会、消费者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一个有责任心、有道义感的企业，应该是把“义”作为企业行为的基本准则。企业在赚钱实现“利”时首先要考虑“义”这个基本准则，在不违法、不失德的前提下，以为顾客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利润。这才是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取财之道，也是实现儒家思想中义与利的结合与统一的取财之道。不义之财、不当之利，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都是不应当谋取的。因此，儒家文化中义利统一，先义后利的理念，对于建设现代企业文化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成为指导所有企业经营活动的一个基本行为准则。

三、重诚信的理念

诚信的理念在儒家的学说中是经常提到的，它也被称作“修身之本”，因此孔子说“人无信，则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由此可见，诚实守信在孔子看来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失去了诚信，一个人将一事无成。因此，诚信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基本的道德规范，一个人只有讲诚信，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也才能够建立起自己的事业根基。同样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也是不可缺少的，市场经济大规模、高效率地运行是建立在有效的信用制度基础上的。如果完全依靠面对面的钱货两清的交易方式，那么无论是交易的规模数量还是交易的地理空间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这样商品交易可能就只能停留在较小的数量和较小的地理范围内了，也就不可能产生规模化的现代市场交易体系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愈发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交易的规模和范围早已超过地理空间的限制。那么怎样才能让企业和企业之间便捷高效地进行交易和合作？其中的答案就是讲诚信。一个不讲诚信的企业，很难有长期的合作伙伴，当然就更谈不上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因此，“诚实守信”是企业必须遵守的经营信条。企业要取得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就需要在合作伙伴和顾客中建立良好的信誉。这样对方才有可能将企业视为长期可靠的交易对象，企业也才有可能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而如果企业不讲诚信，弄虚作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轻则损害个体顾客和消费者的利益，重则影响到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良性发展，甚至引起系统性的经济风险。据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每年在我国因为合同双方毁约或诈骗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多达五六百亿元，而每年因为企业不讲信用而产生的不良贷款坏账更是高达上千亿元。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交易信息公开透明、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重诚信、守信用，更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立业之本。一个失去了消费者信任的企业，将会失去在市场中的立足之地。因此，儒家文化中重信义、守信用的理念，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应当成为建设现代企业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仁爱的理念

儒家文化强调“仁爱”的理念，一部《论语》共一万多字，“仁”字被提到了一百余次。可以说，整部论语都是以主张和宣扬仁爱为宗旨的。尽管对于“仁”的含义，在不同的论述里，有不完全相同的解释。但是如果加以全面、概括地理解，孔子所说的“仁”，其本质含义就是“仁爱”。在《论语》中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儒家的另一位先贤孟子也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儒家学说中所强调的爱人、敬人的理念，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很早的先秦时期就突出了人的重要性和对人的尊重、关爱，这也是中华文化进入到一个新的文明高度的重要标志。尽管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远去，但是不论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中，关于仁爱的理念，始终是各种伟大的文明中一个居于重要核心地位的主题。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人的地位在进一步地上升，人的重要作用也在进一步地显现。在一个现代企业里，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的人是管理者，有的人是普通员工，但从基本的文明理念来说他们首先都是人，因此只有工作职位的区别，并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许多企业也在强调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但是却少有企业真正地理解以人为本的实质含义。如果要真正地做到以人为本，就需要将儒家文化中的“仁爱”理念真正贯穿到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去，真正地做到仁者爱人，真正地从内心去关心和爱护企业的员工。企业也是一个大家庭，企业的员工就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如果企业把员工当作家庭成员一样对待，企业员工也就会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家一样，愿意为它做出自己的贡献。所以企业应当把“仁爱”的理念融合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对企业的员工施以仁爱，真正地关心和爱护员工，这样企业才能保持长期健康的发展。在后工业化时代，人才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很多公司的竞争其实追本溯源是人才的争夺。企业如果要留住人才，首先就需要怀有“仁爱之心”，从员工的切身利益出发重视对员工的人文关怀和心理需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样才能让员工觉得在企业里工作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从而更加充分地发挥员工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此外，也应该在企业大力提倡互相尊重、团结友爱的互助精神，这样才能让员工有对集体的归属感，因此也更加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共同促M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因此，儒家文化中强调的仁爱观念，对于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五、反求诸己的理念

儒家文化非常重视自省、自强和自律对于提高个人修养的作用，在遇到问题和困难时主要从自身的角度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另外还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儒家所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源自于自身的修养和德行，而不应当依赖于外界。企业的发展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很多企业管理者在分析挫折的原因时，往往把责任归咎到外部环境，而没有意识到自身原因往往是根本症结所在。有些企业负责人认为企业停滞不前、缺乏创新是员工水平低、人才平庸导致的。结果企业管理者就对已有员工不加重视，另外又大量招聘新员工进入公司。然后又由于新员工对企业业务不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进而导致公司业绩发生下滑，由此产生了企业经营的恶性循环。最后原本公司的人才流失了，也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管理者没有发现由于自己的一些原因，导致企业没有一套完善的机制、制度实现物尽其才、人尽其用，这样企业就会遇到一些经常性、反复性出现的问题。企业发展过程中也肯定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问题是经常性、反复性出现的，企业管理者就应该先思考自己身上或企业制度是否存在什么问题，而不是一出问题就去责怪外部环境、怪罪企业员工。这样非但于事无补，而且可能会使问题恶化。如果出现问题时采取儒家文化中“反求诸己”的理念，遇事多从自身寻找原因，从改善自身因素和制度设计的角度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将会更加有助于问题和矛盾的化解。而且由于上行下效的影响，员工在自己平时的工作中也会学习上司“反求诸己”的做法，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由此可见，“反求诸己”不仅是一种引导我们正确地认识问题的方式，也是一种指导我们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儒家文化中反求诸己的理念，对于建设现代企业文化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也具有非常有益的现实借鉴意义。

六、结束语

从对儒家文化中一些重要理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儒家传统文化对于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仍然是具有非常有益的现实借鉴意义的，本文只是选择了其中几个基本的理念进行了阐释和分析。儒家文化源远流长，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和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精神力量。当然其中某些部分的内容与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是不相适宜的，尤其是其中强调封建专制部分的内容。但是同时也应当看到，儒家文化中也存在着一些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普遍实用价值的有益成分。只要我们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扬弃的方式，择其有益成分而用之，择其无益成分而弃之，就能够发挥儒家传统文化对于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经营管理的积极促进作用。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指引，文化的发展也需要现代经济的载体。在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形成过程中，如果能够有意识、自觉地吸收和利用儒家传统文化中对于企业经营有着积极作用的有益成分，不仅可以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可以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并不仅仅是全部依靠其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同时也需要依靠其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儒家传统文化中优秀部分的内容，是我国几千年文明史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文化标志。如果能够很好地运用儒家传统文化这个宝贵文化资源，将儒家思想中符合现代文明的有益成分，比如重道义、重诚信、重仁爱等理念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之中，将会使我国企业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单纯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而且也成为一个造福于社会和广大消费者的贡献者，进而使我国企业成为真正令人尊敬的企业。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国企业的长远发展，也会让我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找到现实的传承载体，进而重新找回其原有的文明价值，让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再次显示出绚丽的光彩。由此在伴随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我国在精神文明领域的软实力，最终实现国家综合影响力的全面提升。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文松.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22.

[2]牟浴.论儒家文化对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启示[J].经济研究导刊，2013.13.